人民陪审员范文10篇

人民陪审员范文篇1

关键词:法治;人民陪审员职能;牧区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要保障人民群众参与司法，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保障公民陪审权利”。2015年4月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四次会议决定，在全国十个省市，每个区域选取五所法院，开展人民陪审员制度的改革试点工作。2018年4月27日通过了我国首部《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陪审员法》，2019年2月18日，最高人民法院出台《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陪审员法》若干问题的解释，设立了新的里程碑。这一系列的探索和进步意味着法治时代的司法民主更需要公众的参与来实现。但实践中，扔能够发现人民陪审员职能的发挥不足问题以及公众所期望的人民陪审制度的价值处于表面的现象。笔者认为，牧区的公众参与度以及人民满意度是衡量我国司法民主化的一项重要标志。司法是否民主要保障司法民主化，关键在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和相关法律法规，并在实践中加以运用和探索，从而开拓出更高层面上的人民陪审员参审职能模式和适合我国国情的司法民主化道路。

一、H县人民法院近三年人民陪审员参案情况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陪审员法》实施后，H县人民法院现有人民陪审员22人，人民陪审员中男性17人，女性5人。2017年人民陪审员参审24件，其中民事20件、刑事4件；2018年人民陪审员参审20件，其中民事34件、刑事5件；2019年人民陪审员参审11件，民事8件、刑事3件。近三年的人民陪审员参审情况来看，随着案件的增多，人陪审员参审数并没有随之上升。民事案件的参审率显得较高，刑事案件则相反。但这并不意味着人民陪审员参审被边缘化了，相反《人民陪审员法》第八条规定人民陪审员的名额数不低于本院法官数的三倍，因此，H县法院的人民陪审员名额上升为22名，有了前所未有的变化，人民陪审员名额的不断扩大化，能够体现我国司法民主的进步。通过研究，男性人民陪审员中，4～5名陪审员经常性地参审，其余男性人民陪审员参审率相对较低或者为零。另外，从性别的角度和参审情况分析，2019年之前女性人民陪审员只占人民陪审员总数的12.5%，而且参审率很低或者为零。《人民陪审员法》实施以后女性的比例上升为22.7%，覆盖面上具有良好趋势，但无论从参审数量还是人数比例都远远不可比拟于男性人民陪审员。同时，上诉率以及发回重审率、当事人信服率，并没有人民陪审员的参审而有了得以解决。透过陪审员的参审率以及其职能的发挥作用，能得出的是，无论从庭审实质化的角度或者司法公信力的角度，公众参审数量的扩大，没有带来案件审理质量的提高，也没有带来这一制度本身的社会公信力提升，与立法精神有一定的差距。

二、司法实践中妨碍人民陪审员职能之因素

（一）诉讼制度结构的不完善。195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将人民陪审员制度作为一项正式的法律制度被确定至《人民陪审员法》及其司法解释的出台历经六十余年的发展与不断完善，但司法民主化所带来的公信力提高问题值得深思。中国语境中的人民陪审员之所以无法发挥其裁决优势，还与中国特定的诉讼制度结构有关，而不仅仅是因为他们缺乏法律专业知识和司法实务经验。《人民陪审员法》规定，三人合议庭中，不区分事实审与法律审，法官与陪审员对事实的认定与法律适用上独立发表意见，共同作出裁判。从某种程度上，这仅仅是给个体陪审员披上一套外部形势的公众参与，作为个体很难做到公众参与司法问题。（二）人民陪审员制度价值的认识不足。人民陪审员制度体现的是人民的意愿，是人民群众参与司法、监督司法的重要渠道和途径，可知人民陪审员职能的发挥对司法公正和公平显得至关重要。但在实践中仍对人民陪审员制度或对人民陪审员职能存在一些认识上的不足。第一，从法官角度看，人民陪审员制度处于一种表面状态，实际的庭审实质化中人民陪审员职能所起作用较小。2名法官+1名陪审员参审模式中，法官对人民陪审员的生活阅历或解决纠纷能力持质疑态度，某些情况下甚至为了凑个人数或方便，通知离单位较近的人民陪审员参审，这种做法反而让好的制度成为司法实践的一种负担。当然，牧区的地理和经济、交通条件等客观因素对人民陪审员参审有一定阻碍，比如：路途遥远；通讯信号质量较差；交通不方便等因素。办案过程中，对陪审员缺乏审判程序、证据规则、事实认定规则等的指示和释明。第二，从陪审员的角度看，人民陪审员对自己作为一名民意的代表者，对自己的职责和义务认识不足。这种现象的存在具有普遍性，他们觉得人民陪审员工作只是自己的一个附属工作或为法院工作，能去则去，而遇到个人的私事时有事为由推脱其工作。在庭审中，一言不发，认为只要参与了庭审算完成了任务，对法官有畏惧心理或过度依赖性，将自己的生活阅历、社会经验、民意等埋在心底，按法官的思路前进，没有独立的思考习惯，造成“陪而不审，审而不议”的现象。（三）缺乏获取案件信息能力。陪审员作为合议庭成员，获取案件信息，是一个良好裁判的前提条件。一般有三种途径：一是庭前阅卷机制；二是通过法庭调查、法庭辩论、当庭发问等来获取；三是“庭前阅卷+庭审活动”模式。笔者所研究的H县法院陪审员获取案件信息的主要途径为庭审活动，但因个体知识结构或者能力的差别，并不能全面或客观反映案件事实，从而导致审议阶段陪审员无法表态的局面，使社会大众朴素的公平正义观念无法渗透到司法审判中去。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与审判长的指引不足、审案上的分工不明等有着密切联系。（四）选任人民陪审员的不科学性《人民陪审员法》第十条对陪审员选任程序上作了规定，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被抽取的陪审员是否真正能够胜任其职位或者达到了全覆盖问题有待商榷。一方面男女比例失衡，导致女性的参与权、监督权被弱化。婚姻家庭纠纷、抚养费纠纷以及女性犯罪等案件中更需要女性人民陪审员的参与。另一方面，虽然任选了各行各业的人员为陪审员，但实践中大部分人员几乎未参加过庭审，原因有二：一是被选任人员由于自身工作繁忙无法抽出时间参加庭审或者所在单位对法院工作的支持力度不够原因；二是法院自身的陪审员随机抽取制度不规范以及财政补助支持力度不够原因。

三、夯实牧区法院人民陪审员职能的方法和途径

人民陪审员范文篇2

大家好！

按照会议要求，我向大家作供职报告。

我叫，出生，汉族，本科文化，中共党员，中学高级教师，现任县第一小学党支部书记。年7月毕业于师范专科学校，同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年8月参加工作。

今天县人民法院提请任命我为人民陪审员，我感到非常荣幸。感谢组织上对我的信任，同时也深感责任重大。但我坚信，有县委、县政府的领导，有人大各位主任、委员的大力支持，我能担当此任。并在工作中自觉服从县人民法院的工作安排，自觉接受县人大的监督，努力发挥一名人民陪审员的作用，正确行使一名人民陪审员的权利，秉公执法，不负人民期望，不辱使命，让党放心，让人民满意。在工作中努力做到：

一、加强学习，努力提高自身素质。人民陪审员对于我来说是一个全新的工作，我深知做好这项工作，光有信心和热情是不够的，还必须要有深厚的理论知识和丰富的工作经验。这就要求我要加强学习，努力提高自身素质，提高为人民服务的本领。一要加强政治理论学习，时刻牢记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二要努力加强业务学习,重点学习法律方面的业务知识,做到读懂、吃透、牢记，在以后人民陪审员这一新岗位上得以熟练运用。加强对法院工作的性质、办案程序的了解，尽快进入工作角色。

二、勤奋工作，扎扎实实办案。坚持调解这一首要原则，发挥人民陪审员的桥梁、纽带作用，解纷息事，减少隔阂。在工作中，研究调解艺术，灵活把握调解时机，重视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双赢，把握好干预当事人的尺度，防止强行调解、违法调解。真正体现人民当家作主，促进司法的公正。在工作中，牢固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意识，发挥一名人民陪审员在处理案件中的作用，减少人民群众对党和政府的误解，减少隔阂，为创造和谐、稳定、繁荣的社会环境发挥自己应有的作用。

三、履行职责，正确行使权利。在工作中，坚持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敢于坚持自己的观点，用事实和法律说话，把握好工作的尺度、角度，努力在认定事实、适用法律等方面扮演好自己的角色，真正做到扛得住诱惑，禁得起考验。妥善处理好人民陪审员工作与本职工作的关系，严格做到不求索取，履职到位，努力实现知法、守法、依法进行案件的处理，想民、帮民、为民，切实维护群众的根本利益。

四、严于律己，树立人民陪审员的良好形象。我要用法官的职业道德规范自己，用党员廉政条例约束自己，清政廉洁，公正执法，树立当代人民陪审员的良好形象。

五、依托优势，做好法制宣传、传播法律意识。结合本职工作有意识地加强青少年的法制教育，积累陪审中的典型案例对青少年学生及教职工进行法律讲座，促进法律知识和法治观念，法治精神向社会的渗透与传播。在提高广大公民的法治意识、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司法需求、推进依法治国方略实施进程方面，发挥自己的作用。积极展现法院的良好形象，提高司法的社会公信力。

人民陪审员范文篇3

【关键词】人民陪审员立法问题缺陷与不足完善措施解决问题

人民陪审员制度是指国家审判机关审判案件时吸收非职业法官作为陪审员,与职业法官或职业审判员一起审判案件的一种司法制度。人民陪审员制度是我国司法民主的要求，是我国始终坚持走群众路线的重要体现，也是司法公正的重要保障。人民陪审员制度是司法民主化、人民当家作主的具体体现，是人民群众监督法院审判工作，确保司法公正的基本途径，也是对人民群众进行法制教育、宣传法律的重要形式。

当前人民陪审员制度在立法中存在的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就人民陪审制度制定了一系列的法律规定。1951年的《人民法院暂行组织条例》、1954年的《宪法》和《法院组织法》，1975年和1978年的《宪法》都对陪审员制度作了明文规定；1979年通过、1983年修正的《人民法院组织法》和1979年通过、1996年修正的《刑事诉讼法》重申了过去宪法和法律关于人民陪审制度的有关规定；1982年试行、1991年通过的《民事诉讼法》和1989年通过的《行政诉讼法》也都对人民陪审制度作了规定。另外，国务院、最高人民法院和司法部等有关部委以及一些地方人大，专门就贯彻实施人民陪审员制度制定出台了一系列的规范性文件和地方性法规。但现行的法律法规中有关人民陪审员制度的规定仍然存在一些问题：

（一）人民陪审员制度在现行宪法中未作规定。作为一国根本大法的宪法，其内容应当是规定国家的基本经济政治制度和公民的基本权利义务等。而作为司法民主的重要内容和标志的人民陪审员制度，无论是作为公民的基本权利，还是作为国家司法制度的一个基本原则，就其地位和重要作用而言，都应当在宪法中加以规定。建国以来，我国先后颁布了四部宪法，前三部宪法都对人民陪审员制度作了规定，只是在不同的时期语言表述有所不同。现行的1982年宪法却未规定人民陪审制度，迄今为止对宪法进行了3次修正，也均未提及人民陪审制度。在当今以依法治国为基本治国方略、以民主政治建设为基本纲领的形势下，这种情况不能不说是一种立法上的缺陷。

（二）现行法律对人民陪审员制度的规定表述混乱。我国现行的涉及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四部法律——人民法院组织法和三大诉讼法，对人民陪审员制度的规定表述相当混乱。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关于人民陪审员制度是否作为一项基本的司法制度表述不清。1979年的法院组织法第九条曾规定“人民法院审判第一审案件实行人民陪审员陪审的制度”，但1983年修正时却删除了这一规定，其对应的关于合议庭的规定“人民法院审判第一审案件，由审判员和人民陪审员组成合议庭进行”修改为“人民法院审判第一审案件，由审判员组成合议庭或者由审判员和人民陪审员组成合议庭进行”，这样在第一审案件中由人民陪审员必须参加合议庭就成了可参加可不参加，从而使人民陪审员制度由“应当”变成了“可以”，进而使该项制度成了“可有可无”。现行的刑事诉讼法第十三条规定“人民法院审判案件，依照本法实行人民陪审员陪审的制度”，仍然把它作为一项基本制度。而在其第一百四十七条审判组织中，又把原来（1979年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审判第一审案件由审判员和人民陪审员组成合议庭”修改为“由审判员组成合议庭或者由审判员和人民陪审员组成合议庭”，与法院组织法的规定保持了一致，使这项制度也成了“可有可无”。在同一部法律内这两条的表述似乎有前后相互矛盾之嫌。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都没有把人民陪审制度作为一项制度来规定，也都只是在审判组织中作了“可有可无”的规定。由此看来，现行法律关于人民陪审员制度地位的规定确实有些尴尬。

第二，关于在哪一审级的审判中可以采取人民陪审员制度的规定不一致。在现行的法院组织法、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都明确规定审判第一审案件可以实行人民陪审员制度，但在行政诉讼法中却没有规定。有学者认为，这是法律赋予行政诉讼以更大的灵活性，即行政诉讼的第一审和第二审案件均可实行人民陪审员制度。笔者不敢苟同，因为法律并未明文规定行政诉讼的第二审可以实行人民陪审员制度，并且如果行政诉讼案件的第二审可以实行人民陪审员制度的话，也是与法院组织法的基本规定不相符，在立法上是相互矛盾的。笔者认为，这是行政诉讼法在立法上的一项差错。

第三，现行各部法律对“人民陪审员”的表述不尽一致。法院组织法第十条、第三十八、第三十九条和刑事诉讼法第十三条、第一百四十七条都表述为“人民陪审员”，而民事诉讼法第四十条和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都表述为“陪审员”。法律语言应当是高度严密和统一的，出现这样的问题有损法律语言表述的严肃性，不能不说是立法上的瑕疵。

第四，现行各部法律对于人民陪审员的权利、义务的规定表述不一。民事诉讼法规定人民陪审员在执行职务期间与审判员有同等的权利义务，而法院组织法和刑事诉讼法都只规定有同等的权利，没有“义务”二字。行政诉讼法对此干脆不作任何规定。这是否意味着在不同的诉讼程序中人民陪审员的权利和义务不相同呢？当然不是。从法理上讲，任何时候权利义务都应当是一致的。这些问题都应当在立法上进一步修正完善。

（三）现行“聘请特邀陪审员”的做法没有法律依据。现行法律中，法院组织法第三十八条规定了人民陪审员的产生：“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年满二十三岁的公民，可以被选举为人民陪审员，但是被剥夺过政治权利的人除外。”同时赋予了其职权：“人民陪审员在人民法院执行职务期间，是他所参加的审判庭的组成人员，同审判员有同等权利。”这说明，人民陪审员是经选举作为人民群众的代表参加审判案件，行使国家审判权力的人。人民陪审员在执行职务期间，作为合议庭的成员与审判员一样对案件的处理行使同等权力。审判权是国家的重要权力，根据立法法的有关规定，该项权力的行使只能根据法律的规定。现行的法院组织法只规定依法选举产生的人民陪审员有权行使审判权，没有规定“聘请特邀陪审员”可以行使审判权，也没有授权人民法院可以自行“聘请特邀陪审员”参加诉讼。因此，目前一些规范性文件和地方性法规规定的“聘请特邀陪审员制度”，虽然在实际审判工作中起到了较好的社会效果，但这种做法却没有法律上的依据，亟待从立法上予以完善。

（四）人民陪审员制度没有专项立法。现行的人民法院组织法关于人民陪审员的规定过于笼统，对于人民陪审员的资格条件和陪审员产生的程序等没有具体规定，陪审员的素质难以保证，有的人民陪审员在庭审中难以真正发挥作用。推行审判方式改革后，这种情形更为明显。由于没有法律依据，各地对于人民陪审员履行职责的经济补助标准各不相同，很多情况下，补助很少甚至没有补助。基于上述原因，人民陪审员制度在很多地方已名存实亡，流于形式，甚至根本就不搞陪审。因此，亟须出台《人民陪审员法》，就人民陪审员的资格条件、选举程序、任职资格、职责范围、权利义务、管理与培训、经济保障等具体问题作出具体规定，以便于在司法实践中操作。

我国现行人民陪审员制度的缺陷与不足

1、陪审员职权不明确,不能与法官形成制约关系.按照我国有关法律的规定,人民陪审员在法院执行职务期间,与法官享有同等的权利。然而,陪审员在审判中究竟应该具有哪些职权和责任,法律没有做出明确的回答。这就使陪审员的具体运作没有具体的法律依据,也使其地位没有了保障。在实际中,法官往往在庭审时安排陪审员宣读一些程序性文字材料,如有关案件当事人权利的规定等,就算陪审员参与审判活动了,在作出判决时,虽然陪审员有着与职业法官平等的表决权,但是普通公民往往信服于职业法官的专业知识,从而自然地产生一种权威屈从心理,在表决时总是遵从职业法官的意志。这样,陪审的作用无从发挥,产生了陪而不审的现象,陪审员在法庭没有了独立的表决权,就是失去了其应有的作用,也就不能与法官形成制约关系。这也是近年审判中陪审制度弱化的原因之一。

2、陪审案件的范围不明确,导致司法实践中的混乱现象。在我国哪些案件陪审员参与审理,法律没有明确,完全由法官来自行决定,导致法官的随意性过大.实践中,有的法官有“怕麻烦、怕监督、怕干扰”的考虑,所以根本不让陪审员参加,而由清一色的审判员组成合议庭来进行审理；有的即使请了陪审员，对其意见也是采取“听而不理”的态度，甚至不允许陪审员参加合议，进行表决。正是由于这种对陪审制度的不正确看法，在实际中，真正吸收陪审员审理的案件非常少，从而导致陪审制度流于形式，成为摆设，最终名存实亡。这主要是陪审案件的范围不明确和法官决定的任意性所导致；这也影响了陪审员的工作积极性。

3、陪审员任期制不利于体现陪审制度的公正与民主。在我国的法律中，陪审员一般都采用任期制，而非“一案一选”制。而实践中有的陪审员甚至连续担任陪审员成了所谓的“陪审专业户”。陪审员这样的任期制不利于调动和保持其参加陪审的积极性，也有悖于设立陪审制度的初衷，不利于发挥陪审员在审判中应起的作用，也失去了人民陪审的意义，实际上成了“凑数”。

4、陪审员的选任方式不当。按照我国法律的规定，人民陪审员应该由基层人民代表大会在广泛征求群众意见的基础上选举产生。但是在目前的实践中，陪审员的选举很不受重视。在基层人民代表大会的选举活动中根本“排不上队”，因此造成了各地人民陪审员选任现状的混乱。例如，有的地方由法院直接邀请人民陪审员，有的地方让有关单位和团体推荐人民陪审员，等等。在实践中，当某个案件的审判需要陪审员的时候，负责该案审判的法官在本案陪审员“候选名单”中挑选。法官乐于挑选那些与自己关系比较好或比较熟悉的陪审员的作法屡见不鲜。这种人民陪审员的选举方式干预过多，与法院的牵连过多,导致选举出的人民陪审员不能真正对法官监督，对法官的制约作用也减弱了.

完善我国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几条措施

1、严格规定人民陪审员条件和选任程序。人民陪审员除了要年满二十三岁，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身体健康，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等条件外，还要对本案无先入为主的偏见。陪审员的产生应当是在案件审理前随机产生，这样选出的陪审员不与法官产生利益冲突，更不与双方当事人有关系牵连，他们能在法庭上根据自己的意志自由判决，自主的认定案件事实，而不受外界干扰。另外建议国家尽快出台人民法院陪审员办法，明确人民陪审员的选任程序。

2、明确适用人民陪审员制度的案件范围。通过诉讼法的修改程序或在陪审员办法中明确陪审制度适用的具体案件范围，防止当前的随意化现象。

3、明确规定人民陪审员的权力范围。人民陪审员到人民法院执行职务期间，履行下列职责：审阅所陪审案件的材料；参加案件调查；参加合议庭开庭审理案件或案件的调解；参加案件评议。人民陪审员遇有下列情形，有权向院长或审判委员会提出意见和建议：审判活动违反法定程序的；认为案件的事实认定或处理确有错误或者显失公正而在合议庭未能解决的；审判人员未能依法履行职责的；审判人员有其他违法违纪行为的。

4、明确规定对人民陪审员的奖惩措施及保障制度。通过一系列的、行之有效的管理制度来促进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发展。

人民陪审员制度中需要解决的几个问题

《关于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决定》已于2005年5月1日起施行。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关于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单行法律，既是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必然要求，也是司法体制改革的一个新起点。《决定》的颁行，对于完善和改革我国审判制度将会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出台后，全国法院反响强烈。但因为肖扬院长在讲话中提到年内最高法院将制定有关实施细则，故大多数法院仍在观望中。笔者认为人民陪审员制度当前需要着重解决的几个问题。一、人大代表不宜担任同级人民陪审员

人大代表由于其代表的广泛性以及社会活动知名度等原因，是许多人民法院选任人民陪审员的首要人选。对此，全国人大的决定并未限定。但我们认为目前人大代表担任同级法院人民陪审员的普遍作法值得商榷。

首先，根据法律，人民陪审员在人民法院决定开庭审判案件和被确定为合议庭组成人员后，便开始参与人民法院的审判活动，可以审阅案卷、询问当事人、询问证人、调查认定事实、适用法律、参加法庭审理活动。因此，可以认为，人民陪审员在履行审判职责时，就是法官，行使国家的司法审判权。而根据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人大代表作为各级权力机关的主体，不仅享有立法权，而且可以行使对包括司法审判在内的“一府两院”工作进行监督的权力。如果大量的人大代表担任人民陪审员，那么就人大代表个人来说，其将立法权、监督权和司法权集于一身，这显然是与我国的政体相违背。

其次，人大代表担任陪审员，其在案件审理中就是一名名副其实的法官，然而他又可以对法官的司法行为进行监督，这在一定程度上就会出现类似于“既是裁判员又是运动员”的情况，这样的监督工作缺乏正当性。从另一个角度考虑，实行陪审员和审判员组成合议庭审理案件，陪审员必定和审判员在客观上具有“捆绑利益”，人大代表担任陪审员，很可能就会在监督者与审判者之间迷失自己的角色，对自己的身份认知发生错位，从而导致懈于履行监督职责。

第三，由于担任陪审员，人大代表也很可能和法院的关系密切起来，这就有可能在述职评议、个案监督等工作中出现先入为主的倾向，难以确保对司法审判工作作出客观的评价。《决定》规定人民陪审员的产生应当比照法官的产生程序，由同级人大常委会任命。按照“谁任命，谁监督”的原则，人大常委会应当对其任命的人民陪审员进行监督。而人大常委会又是同级人大代表选举产生的，理应接受人大代表的监督。显然，这就陷入了循环怪圈，在理论上也是说不通的。

建议最高人民法院在实施细则中将此问题予以明确。

二、人民陪审员的年龄上限是否应规定

对于人民陪审员的任职年龄上限决定未作规定，实践中有许多法院一般是以当地公务员任职上限年龄为参照，即限定在23岁以上，60岁以下，笔者认为这是不适宜的。

一是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决定对此未予规定，根据法无明文规定不得限定公民权利的原则，法院将选任资格进行限定是不合法的。

二是对许多退职人员来讲，由于热心公益事业或有一定的法律职业经历，担任人民陪审员更为得心应手，也是老有所为的体现。

因此，认为担任人民陪审员应设立年龄上限的做法不妥，只要身体健康足以胜任工作就行，而不能搞人为限制。

三、人民陪审员的任期能否连任

《决定》第九条只规定了人民陪审员的任期为五年。没有规定能否连任。因此从法律上讲，只要符合人民陪审员任职条件，经法院院长提名，同级人民大常委会任命的，就在当选之列，就可连选连任。

我们认为，人民陪审员与法官的最大区别就是非职业化。理论认为人民陪审制度有以下优势：1、职业法官由于长期闭门审理案件有可能变得过于追求学术理论方面的探究和适用，而陪审员比职业法官更接近大众生活，更具有基层工作和生活的经验，因此，他们参审会更贴近实践，在理论上更完美，给审判工作注入新的生机和活力。2、陪审员不依赖司法当局的恩惠而求生，也没有必要为职务升迁而屈从于政治干预。他们往往比职业法官少一些偏私和顾忌，会更公平地判案。3、最重要的一点，现代社会法律及其运作体系，已越来越专业化、技术化、职业化，成为律师、检察官和法官把持的过程。允许各行各业的民众参加到审判中，保持民众的声音，既可以监督法官，也可防止政府滥用权力，以此保持法治和民主的相互联系。

陪审员虽然与法官共同审理案件，但与法官却不是同一战壕的“战友”，陪审员肩负着监督法官廉洁公正司法的重要使命，是对审判更为直接和有效的监督方式。陪审员连选连任显然与上述人民陪审员制度的设立初衷相违背。

陪审员连任制不利于体现陪审制度的公正与民主。在我国的法律中，陪审员都采用任期制，而非似国外的“一案一选”制。有的陪审员连续担任陪审员成了所谓的“陪审专业户”。这样不但不利于调动和保持其参加陪审的积极性，也有悖于设立陪审制度的初衷，不利于发挥陪审员在审判中应起的作用，也失去了人民陪审的意义，实际上成了“凑数”。一方面，陪审员连任制的直接结果就是脱离人民群众，陪审员与人民群众的距离和隔阂由此产生；另一个结果则是陪审员的专职化必然导致专业化，这使他们迅速向法律职业者演变，而日益摆脱“民间化”和“非职业化”的特征。这无论从形式上还是实质上都把陪审员与法院和法官利益“捆绑”在一起，导致陪审员对法院产生归属感和认同感。同时，陪审员也无法起到对社会和周围人的法制宣传和教育作用。总之，连任只能造就一批“准法官”，而无法发挥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应有功能。其实，陪审员的连任制除了违背人民陪审员制度的设立初衷外，还会产生其他一些负面效果。由于陪审员在特定时间内的固定性和总体上的临时性（将来的无保障性），再加上对陪审员监督措施的欠缺和制度的缺位，给陪审员腐败提供了可能。相比法官而言，这些陪审员的腐败风险更大，收买成本可能会更低。陪审员连任并不能起到“监督司法公正、教育民众”的作用，相反，却更容易失去人民群众的信任，失去人民陪审员制度的民主内涵。

因此，建议最高法院在实施细则中明确不可以连任；或借鉴宪法的规定，任期不超过两届。

四、人民陪审员的广泛性和代表性问题

其实这个问题，法院一直是重视的。如广东省人民陪审员的来源就有广泛的群众基础。来自各级人大的人民代表160人，占总人数的10.8％；来自政协的委员共96人，占6.5％；来自公务员系列598人，占40.4％；来自企业、事业单位197人，占13.3％；来自其他行业（主要是妇女联合会）428人，占29％。济南市槐荫区法院在选任中初步确定各行业的比例为：公务员15％、教师10％、医务人员10％、科技人员15％、企业职工15％、居民15％、农民10％、社会知名人士10％，其中女性人民陪审员比例不少于40％，少数民族不少于10％，党外人士不少于30％

我们认为，在注意代表面的同时，更应注意在政治层面上，应考虑派、无党派人士等。在社会界别上，应考虑工会、共青团、妇联、教师等。作为多个民族同时聚居地区，少数民族也应有一定的比例。专业人员应占相当的比例。如金融、计算机、知识产权、医疗、建筑、外经外贸等等。也要考虑到名额在地域方面的平衡。我们认为应提倡一人多代表性，如既是妇女，又是知识分子，还有专业上的一技之长，确保在人数相对较少的情况下有较多的代表面。但不应从所谓社会精英中选择固定的人长期去“陪审”，更要限制特定的官员阶层乃至特定职业的人参加陪审。这样才能使陪审员不致成为“法官外的法官”。

人民陪审员的法律素质低一直是陪审制度的诟病所在。因为审判是作为社会精英的法官依据法律作出公正裁判的行为。法官所从事的职业不同于一般的国家公务性管理，不同于一般的公务人员，正所谓“公堂一言断胜负，朱笔一落命攸关”。法院的地位及法官的责任决定了法官必须要有娴熟的法学理论知识、丰富渊博的社会综合知识、敏捷的思维反应能力和言词表达能力。许多法院普遍认为陪审员缺乏法律知识，文化程度也很低，因而在参加合议庭审理和评议案件的活动中，很少发表意见，有的只起到“陪坐”或者“陪衬”的作用，建议多选任学者型陪审员。

文化素质高、有专业特长，反映了法院对于社会精英的要求，但从我国当前受教育程度看，高学历、专业强的人才毕竟是少数，如果对人民陪审员的资格、条件要求过高，就不可能实现“具有广泛的社会代表性”的目标。

其实，那种试图通过选任各领域专家充任陪审员，以更好地解决某些纠纷的做法也是值得商榷的。专家也有其行业利益，例如请医学专家担任医疗纠纷案件的陪审员，他能否保持公正的立场就大可怀疑。这里恐怕也有物伤其类的问题。而且即使是专家可以保持中立，当事人是否相信其中立性又是一个问题。这是选任中的一个难题。

五、人民陪审员的名额确定

《决定》第七条规定：“人民陪审员的名额，由基层人民法院根据审判案件的需要，提请同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确定。”

我们认为名额的确定应从以下几点考虑：一是数量不易过多过滥，防止本末倒置。二是数量太少，使其作用难以发挥。

最高法院的草案中曾提出，人民陪审员选任后参与合议庭审理案件，以每年每人十件为宜。可惜，人大决定中没有采纳此意见。

我们认为一人陪审过多，就会使其成为“编外职业法官”，易于与职业法官的关系过于密切，对于公正审判可能也无益处。过少，则不利于陪审员自身法律素质的提高，也不利于自身作用的充分发挥。具体陪审案件多少，还应结合实践确定。

六、人民陪审员的培训

《决定》第十五条规定：“基层人民法院会同同级人民政府司法行政机关对人民陪审员进行培训，提高人民陪审员的素质。”这一设定有其合理性。

但培训不能试图将陪审员培训成法律专家，这在实践中既不可能也不经济，且完全损害了陪审员的自然的判断能力，并最终损及制度设立的初衷。对于人民陪审员的职责定位，主要有三种意见：一是将人民陪审员在审判活动中的地位、作用定位于参与审判案件，行使与法官同等的职权；二是人民陪审员不是法律专业人员，不可能与法官发挥同等作用，应当将人民陪审员的地位、作用定位于对法官审判案件进行监督；三是人民陪审员参与审判案件，既行使与法官同等的权力，又对审判活动发挥监督作用。《决定》认为，实行人民陪审员制度的主要目的是通过人民陪审员参与审判活动，实现司法民主，确保司法公正。对于人民陪审员在审判活动中的地位、作用，仍应定位于参与审判案件，行使审判权。人民陪审员参与审判，主要是从不同的角度分析案件，使法官听取来自业外人士的意见，丰富思维判断。同时人民陪审员在参与审判活动的过程中，客观上会对法官形成一种监督和约束。这种监督作用是人民陪审员制度所固有的。关于陪审员的定位，沈德咏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决定》答记者问中指出，实行陪审是当今世界大多国家的通常做法，其主要目的在于体现司法民主。以英美为代表的普通法系国家实行陪审团制，以德法为代表的大陆法系国家实行参审制度。我国的陪审就是人民陪审员制度。

基层人民法院会同同级人民政府司法行政机关对人民陪审员进行培训，提高人民陪审员的素质，但这种短期培训却是无法让人民陪审员掌握必要的法律知识，奠定良好的法律功底，并形成合理的法律意识，积累审判实践经验的。在现代法律制度日趋复杂严密、法律更新频繁、法律体系也越来越庞大的情况下，非专业人士是很难掌握其运用技术的。如果要让陪审员走专业化道路，那还不如将审判责任完全托付给专业素质要高得多的职业法官们。

培训应以培养陪审员的基本法律意识为目标，以明确陪审员职责为重点，增强陪审员审判案件的使命感、责任感。培训的内容应包括证据的采信规则、陪审员的职责和权力、廉政制度规定等基本法律规定。审理案件中遇到的具体的法律、事实问题，应由法官通过指引予以解决。要以制度的形式对陪审员的职责予以明确，防止出现陪而不审的局面。

七、陪审案件的范围不明确,法官自由权过大

《决定》对必须实行陪审的案件未作规定，导致司法实践中的混乱现象。在我国哪些案件陪审员参与审理，法律没有明确，完全由法官来自行决定,导致法官的随意性过大。

实践中,有的法官出于“怕麻烦、怕监督、怕干扰”的考虑，所以根本不愿意陪审员参加，而由清一色的审判人员组成合议庭来进行审理。在司法实际中，真正吸收陪审员审理的案件非常少，从而导致陪审制度流于形式，成为摆设，最终会名存实亡。这主要是陪审案件的范围不明确和法官决定的任意性所导致。这也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陪审员的工作积极性。

笔者认为，应确立陪或不陪由当事人定的制度和机制。就某一具体案件而言，是否要陪审法律不宜做硬性规定，应该把选择权交给当事人，若当事人要求陪审，法官有义务为其找陪审员。这时，应至少有需要数量3倍以上的陪审员供当事人挑选，候选者要当庭接受法官和律师的询问，从而使当事人在选择陪审员时有一个了解的机会，当事人对陪审员有申请回避权。这样就真正使陪审制得到当事人的认可。

八、人民陪审员可否放弃陪审

对此，有诸多观点。笔者认为，人民陪审员可以在确定前主动放弃其参与审判的权力。但一旦参加审判，就必须保证按时参加审理案件。

“权力行为的目的不在于权力主体的利益，而在于公共利益，弃权必使公共利益受损，有违设立权力的初衷，所以权力不可放弃”。因此，对人民陪审员的参与审理是强制性的，只要确定其为陪审员后，则不允许无故缺席。在审理过程中，其承担的职责亦是强制性的，不能随意放弃。

九、选任陪审员的程序

以公开透明的方式选任人民陪审员是保证这项工作制度有鲜活的、强大的生命力的重要保证。它既是人民陪审员担任者基本素质的重要保障，也是赢得人民群众信赖的基本条件。法院在选任人民陪审员过程中体现要公开、公平、公正的精神。我们确定的程序是：

一是选任公告公开。利用报纸、电视台、信息网络以及张贴选任公告等方式向社会公开进行人民陪审员选任的公告，将选任条件具体而明确、简明扼要地提出来。

二是报名自愿。自愿报名者来法院填写报名申请表（或通过网络下载），申请表中须填写个人基本情况，在一定的期限内进行报名，凡未填写报名申请表的不具有参加选任的资格。

三是资格审查公开。由法院人民陪审员管理办公室对申请报名人员进行基本情况核实后，按照要求逐个作出确定，制作选任人民陪审员的决定书。

四是社会公示。人民陪审员的产生必须突出民主性和合法性，对拟任命的陪审员在辖区内的新闻媒体上公布于众，公示期满无发生有悖于条件要求的反映的予以正式任命。

五是任命颁证。由市人大举行庄重的颁证仪式，通过颁证任命这一形式，增强人民陪审员活动的社会效果。

六是建立档案，加强对人民陪审员的管理和业绩考核。

参考书目：

·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关于人民陪审员选任、培训、考核工作的实施意见

·贯彻《关于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决定》的几个问题探讨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决定

人民陪审员范文篇4

《决定》虽然只有20个条文，但针对人民陪审员的任职条件、产生程序、参与审判案件的范围以及陪审员的权利和物质保障方面等都作了明确的规定，较之过去在《人民法院组织法》及三大诉讼法中的规定有明显长足的发展，赋予了这项制度以新的生命力。这项制度的实施意味着从不同行业中将会产生数万名的人民陪审员持红色的证书，走进一审民事、刑事、行政案件的审判庭，作为合议庭的一名成员，对当事人之间、被告人的罪与罚以及当事人与政府之间的纠纷进行司法裁判，监督法官执法的公正性。

几度浮沉的人民陪审员制度在《决定》出台后又一次受到了广泛的关注。人民陪审员制度在中国并不是土生土长的，而是舶来品，希图在借鉴国外相关陪审制度的同时，能够巧妙的平衡。但在过去相当长的时期内，中国式的人民陪审员制度一度沦为摆设，使这个散发着浓厚公正与民主气息的司法制度更多的是具有象征意义。郑成良教授在给我们作的一次报告中曾说：“中国的人民陪审员制度有百害而无一利。”笔者认为他的这种说法虽然过于消极，但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一部分学者的观点看法，同时也说明了人民陪审员制度中国的实施中的确存在着种种弊端。朱力宇教授也举了一个实例来描述我国人民陪审员制度的现状。他说在实践中，一些法院的清洁工同时也担任本法院的人民陪审员，当然不是鄙视清洁工没有资格去当人民陪审员，令人遗憾的是在合议庭上，这些“陪审员”除了给法官倒茶送水外，一言不发，真正做了一次名副其实的“陪审”。

在过去散存的规定当中，对于担任人民陪审员的资格条件，仅有《人民法院组织法》第38条规定了“年满23周岁的中国公民”和“被剥夺政治权利的除外”这两个简单条件，无疑为人民陪审员的选任留下了太大的空间。新出台的《决定》针对这一现状在第四条中明确提出了担任人民陪审员应当具备的五个必备条件，这就是：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年满23周岁；品行良好，公道正派；身体健康以及一般应当具有大专以上的文化程度等。俗话说：“公堂一言断胜负，朱笔一落命攸关。”人民陪审员除了不得担任审判长之外，与法官具有同等的权利，因此在陪审员的选任上，法院应该严格按照《决定》的要求，而不能仅仅是为了凑数，敷衍了之，否则不仅会使司法的权威与形象遭到严重破坏，也会使人民陪审员制度最终走上南辕北辙的道路，使该制度“名存实亡”的趋势更加恶化。除此之外在实践中陪审员与法官还难以形成制约关系，虽然陪审员有着与职业法官平等的表决权，但是普通公民往往信服于职业法官的专业知识，从而自然而然的产生一种权威服从心理，在表决时总是服从职业法官的意志，这样，陪审员的作用无从发挥，产生了陪而不审的现象，陪审员在法庭没有了独立的表决权，也就不能与法官形成制约关系。从而导致陪审制度流于形式，成为摆设，名存实亡。这些诸多问题曾引起了废除论与完善论之争。

中国的人民陪审员制度是在困境中摸索，其在我国司法实践中的困窘与陪审团审判在美国人心中的尊贵地位形成了鲜明对比。但我们不能因为该制度没有操作好就因噎废食，止步不前。任何一个国家的法律制度都是以一定的价值定位为基础，做出自己的选择。一项制度是否需要完善，是一个价值取向的问题；能否得到完善，是关系到这项制度是否有完善的条件和环境的问题。从人民陪审员制度本身来讲，它是一个弘扬司法民主的制度，是一个促进司法公正的制度，是一个保证司法廉洁、抑制司法腐败的制度。但即使是一项完美的制度，也是通过人来实施的。正如一辆价值很高的名贵轿车，让驾驶技术熟练的人和没有驾车技术的人同时操作，得到的效果价值是不同的。过去我们实施的不好，现在就应该究根寻源，汲取教训，而不能丧失对人民陪审员制度的信心。

从西方国家的历史来看，陪审制度的产生和发展在一定程度上都源自对司法民主的追求以及对专制和司法擅断的反抗，陪审制度的价值就体现在它是对司法民主的反映和体现。我国的人民陪审员制度是人民群众直接参与国家管理的一项司法制度，旨在保障人民民主参与司法活动的权利。追求民主与公正的价值取向要求我们坚持人民陪审员制度、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这绝不是一种制度“作秀”。曾听过一篇报道，某法院审理一起刑事案件，休庭后2个小时就宣读了长达几万字的刑事判决书。在判决结束后，审判长被几个外国记者团团围住，要他介绍中国判决如此效率的经验。如此尴尬的背后反映出多少问题？从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司法腐败一词进入政治家的话语系统开始，司法正日渐遭遇信任危机，本应该是最崇高与神圣的职业却成为社会转型期遭诟病颇多的领域，如何缔造一个能够最终妥善解决社会争端、实现社会正义的廉洁的司法系统便成为沟通社会各界的共同话题，人民陪审员制度正是缓解民众对司法不公的不满，发动群众监督法官的现实选择。民主化要求遏制司法专横和司法权力滥用，更要求坚持人民陪审员制度。

对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完善，笔者认为，我国已经具备了相关条件。

首先，该制度已经得到了权力机关的大力支持。1999年10月最高人民法院制定了《人民法院五年计划纲要》，对人民陪审员制度的改革和完善提出了具体目标；2000年10月，最高人民法院将《关于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决定（草案）》提请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议，最高院院长肖扬就此向人大常委会作了说明；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于2004年8月28日通过了《草案》，并于今年5月1日正式实施。《决定》的出台为人民陪审员制度又注入了新鲜血液而焕发出勃勃生机。我们已经看到了国家对人民陪审员制度的重视，在法律上为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实施提供了依据和保证。

其次，我国的人民陪审员制度有广泛的群众基础。社会公众普遍呼吁和支持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其目的在于通过完善该制度以制约司法领域中出现的某些腐败现象，从而维护司法公正。

再次，我国经济发展迅速，国家的经济实力得到较大提高，人民的物质生活也有了较大的改善，国家审判工作的费用的到了基本保障，这为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实施和完善提供了物质保障。

人民陪审员范文篇5

【关键词】：人民陪审员；制度价值；司法公正；陪审团

人民陪审员制度是指国家审判机关审判案件时吸收非职业法官作为陪审员，与职业法官或职业审判员一起审判案件的一种司法制度。人民陪审员制度是我国司法民主的要求，是我国始终坚持走群众路线的重要体现，也是司法公正的重要保障。人民陪审员制度是司法民主化、人民当家作主的具体体现，是人民群众监督法院审判工作，确保司法公正的基本途径，也是对人民群众进行法制教育、宣传法律的重要形式。

人民陪审员制度作为我国特有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在我国司法制度建设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关于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决定》对这项制度进行了详细的规定，有关工作人员也对这项制度的价值进行了高度评价，例如我国最法院院长肖扬就曾说过："一次陪审经历，胜过十次法治宣传"他认为，人民陪审员制度有利于消除司法腐败给人们带来的不良影响。另外，还有很多中央领导在各种场合强调了人民陪审员的重要性。

一、人民陪审员的制度价值

1.与法官同台断案，最大限度化解矛盾纠纷

人民陪审员来自群众，贴近群众，代表群众，与精通法律的人民法官比较，具有通民情、知民意的优势。因而人民陪审员和人民法官同台断案，可以兼顾国法、天理、民情，有效促成当事人达成调解协议，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最大限度化解矛盾纠纷。

2.采取随机抽取方式，防止出现人情案、关系案

据悉，最高人民法院正酝酿出台文件明确规定：人民法院确定参加审判案件的人民陪审员，应当依法采取随机抽取的方式。

基层人民法院应当在本院人民陪审员名单中随机抽取确定人民陪审员。中级人民法院、高级人民法院在其所在城市的基层人民法院的人民陪审员名单中随机抽取确定人民陪审员。人民法院应当在开庭3日前随机抽取确定人民陪审员，并通知当事人。

采取随机抽取的方式，可以切断人民陪审员与社会和法官之间的固定联系，保证案件审判的公正性，防止出现人情案、关系案，保证了陪审制度应有的广泛性和群众性。

3.对"社会影响较大"案件，将组成合议庭审判

二、人民陪审员制度的不足

人民陪审员制度既是一项司法制度，又是一项民主制度，但是，这项制度在我国的实施中出现了不少问题，主要包括：

1.人民陪审员陪而不审，或者成为编外法官

这种现象已经引起了广泛关注，人民陪审员要么认为自己专业知识不够，或者对自己权力的认识不够，人民陪审员在实际上成了陪衬，无法发挥相应的作用，要么就是陪审员长期固定，成为编外法官，实际与法官无异，违背了人民陪审员制度设立的初衷。

2.人民陪审员名单相对固定，仍然无法彻底防止人情案的发生

依据我国法律规定，我国的人民陪审员任期为5年，虽然在具体案件中采取随机抽取的方式，但仍然相对固定，这就给司法腐败可趁之机，人情案、关系案仍然可能发生，不利于人民陪审员价值的实现。

3.人民陪审员的产生方式、行使权力的程序不够明确

我国法律对于人民陪审员的产生方式，形势权利的具体程序缺乏具体性的规定，对于如何落实人民陪审员制度，现行法律法律规定比较原则，操作性不强。在一些地方至今没有形成成熟的制度和机制。导致各个地方的做法不一，严重影响了制度建设。

4.立法上的不足

对于这一重要的司法制度，宪法上没有明确的规定，而其他各法律又规定不一，许多实践中的具体问题都要通过最高院司法解释来解决，与其在我国司法制度建设上的重要地位不符。

5.人民陪审工作空间仍需拓展

依据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在2006年全国"两会"的工作报告中披露：2005年人民陪审员年参与审理的只有18万件，仅占2.25%由此可知，人民陪审员忙闲不均的现象很突出，其作用发挥与社会期望值仍存在较大差距。人民陪审工作大有潜力可挖。人民陪审员制度大有可为。

三、陪审团制度的借鉴

陪审团为英美法系法院中，用以判定事实的团体，在采用陪审团制度的国家立由普通民众所组成的陪审团通常用来认定纯然客观之事实。在这些国家中，陪审团制度得到了详细的规定：

1.陪审团的产生程序

陪审团的产生一般先由法院编制一个有可能吃人陪审员的大名单，然后从大名单中随机挑选小名单，最后进行预先审查，由双方律师进行挑选已确定最后的陪审团。通过这样的机制产生的陪审团，不仅具有很大的偶然性，避免人情案的出现，而且经过双方的挑选，有利于保持公正。

2.陪审团的权利义务

实施陪审团制度的国家一般规定每个公民都有义务参加陪审，陪审团在诉讼中负责认定事实，而判决由法官作出。对陪审团的权利及权利行使程序都作了严格的规定，有利于提高判决的公信力。

四、结语

人民陪审员范文篇6

【关键词】：人民陪审员；制度价值；司法公正；陪审团

人民陪审员制度是指国家审判机关审判案件时吸收非职业法官作为陪审员，与职业法官或职业审判员一起审判案件的一种司法制度。人民陪审员制度是我国司法民主的要求，是我国始终坚持走群众路线的重要体现，也是司法公正的重要保障。人民陪审员制度是司法民主化、人民当家作主的具体体现，是人民群众监督法院审判工作，确保司法公正的基本途径，也是对人民群众进行法制教育、宣传法律的重要形式。

人民陪审员制度作为我国特有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在我国司法制度建设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关于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决定》对这项制度进行了详细的规定，有关工作人员也对这项制度的价值进行了高度评价，例如我国最法院院长肖扬就曾说过："一次陪审经历，胜过十次法治宣传"他认为，人民陪审员制度有利于消除司法腐败给人们带来的不良影响。另外，还有很多中央领导在各种场合强调了人民陪审员的重要性。

一、人民陪审员的制度价值

1.与法官同台断案，最大限度化解矛盾纠纷

人民陪审员来自群众，贴近群众，代表群众，与精通法律的人民法官比较，具有通民情、知民意的优势。因而人民陪审员和人民法官同台断案，可以兼顾国法、天理、民情，有效促成当事人达成调解协议，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最大限度化解矛盾纠纷。

2.采取随机抽取方式，防止出现人情案、关系案

据悉，最高人民法院正酝酿出台文件明确规定：人民法院确定参加审判案件的人民陪审员，应当依法采取随机抽取的方式。

基层人民法院应当在本院人民陪审员名单中随机抽取确定人民陪审员。中级人民法院、高级人民法院在其所在城市的基层人民法院的人民陪审员名单中随机抽取确定人民陪审员。人民法院应当在开庭3日前随机抽取确定人民陪审员，并通知当事人。

采取随机抽取的方式，可以切断人民陪审员与社会和法官之间的固定联系，保证案件审判的公正性，防止出现人情案、关系案，保证了陪审制度应有的广泛性和群众性。

3.对"社会影响较大"案件，将组成合议庭审判

二、人民陪审员制度的不足

人民陪审员制度既是一项司法制度，又是一项民主制度，但是，这项制度在我国的实施中出现了不少问题，主要包括：

1.人民陪审员陪而不审，或者成为编外法官

这种现象已经引起了广泛关注，人民陪审员要么认为自己专业知识不够，或者对自己权力的认识不够，人民陪审员在实际上成了陪衬，无法发挥相应的作用，要么就是陪审员长期固定，成为编外法官，实际与法官无异，违背了人民陪审员制度设立的初衷。

2.人民陪审员名单相对固定，仍然无法彻底防止人情案的发生

依据我国法律规定，我国的人民陪审员任期为5年，虽然在具体案件中采取随机抽取的方式，但仍然相对固定，这就给司法腐败可趁之机，人情案、关系案仍然可能发生，不利于人民陪审员价值的实现。

3.人民陪审员的产生方式、行使权力的程序不够明确

我国法律对于人民陪审员的产生方式，形势权利的具体程序缺乏具体性的规定，对于如何落实人民陪审员制度，现行法律法律规定比较原则，操作性不强。在一些地方至今没有形成成熟的制度和机制。导致各个地方的做法不一，严重影响了制度建设。

4.立法上的不足

对于这一重要的司法制度，宪法上没有明确的规定，而其他各法律又规定不一，许多实践中的具体问题都要通过最高院司法解释来解决，与其在我国司法制度建设上的重要地位不符。5.人民陪审工作空间仍需拓展

依据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在2006年全国"两会"的工作报告中披露：2005年人民陪审员年参与审理的只有18万件，仅占2.25%由此可知，人民陪审员忙闲不均的现象很突出，其作用发挥与社会期望值仍存在较大差距。人民陪审工作大有潜力可挖。人民陪审员制度大有可为。

三、陪审团制度的借鉴

陪审团为英美法系法院中，用以判定事实的团体，在采用陪审团制度的国家立由普通民众所组成的陪审团通常用来认定纯然客观之事实。在这些国家中，陪审团制度得到了详细的规定：

1.陪审团的产生程序

陪审团的产生一般先由法院编制一个有可能吃人陪审员的大名单，然后从大名单中随机挑选小名单，最后进行预先审查，由双方律师进行挑选已确定最后的陪审团。通过这样的机制产生的陪审团，不仅具有很大的偶然性，避免人情案的出现，而且经过双方的挑选，有利于保持公正。

2.陪审团的权利义务

实施陪审团制度的国家一般规定每个公民都有义务参加陪审，陪审团在诉讼中负责认定事实，而判决由法官作出。对陪审团的权利及权利行使程序都作了严格的规定，有利于提高判决的公信力。

四、结语

人民陪审员范文篇7

陪审制度是指由非职业法官和普通公民参与审判的诉讼制度，包括为非职业法官和普通公民参与审判而专门设计的审判程序和由此而产生的特殊的审判组织构架。近20年来，陪审在中国审判制度实践中的作用已经淡化到可有可无的地步，随着对西方现代民事诉讼理论的逐步了解，在学术界，则出现了有关陪审制度的存废之争和有关改进对策的讨论。下面就我国陪审制度存在的问题进行如下探讨：

（一）担任陪审员的条件

1．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规定担任人民陪审员应年满23周岁。23岁这个年纪,应该是大学刚毕业的年龄,其思想的成熟程度,社会阅历,知识的掌握程度都恐怕难以承担裁判之重任。法院的审判活动不仅仅是法律的适用这么简单,同时牵扯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指引评价人们的行为,是一个社会基本的行为规范。然而如果操作不当,不仅起不到息诉的目的,反而会激化矛盾,乃至造成公众对法律的不信任,产生许多社会不稳定的因素。在西方以英美法系为代表,法官的年龄一般都在50岁以上,这样做就是因为只有到了这个年纪才会思想成熟,阅历丰富,处理案件才能稳妥。所以规定年满23周岁这个年纪明显太低,还不足以胜任审判案件的重任。

2．人民陪审员被要求具备大专以上的文化程度。本人认为，仅仅对学历的要求仍难以满足陪审员的现实需要。

（二）陪审功能和主审功能的矛盾

就法律功能的层面上讲，司法需要的是陪审人员的情感道德取向和社会价值判断，他们未经法律专业培训，不具备法律知识和司法经验，对于司法审判这一专业性极强的工作来讲是很难独立胜任的，不应享有与受过专业训练的法官同等权力。而我国将人民陪审员赋予与法官同等的审判权，是对当事人权益的极大不负责，实际上是相当于将病人交给从未学过医的人去治疗，使戴上司法民主化美丽光环的人民陪审员制度难于真正起到其应有的作用。

(三)缺乏对陪审员的监督机制，对陪审员错案责任追究缺乏法律依据

这些权利可以使人民陪审员依法决定案件的审判结果，但依据权利和义务相一致的原则，若人民陪审员参与审理的案件出现了错案，应承担相应的错案责任时，由于目前错案追究制度还没有完全规范化，对陪审员造成错案如何具体追究责任尚无明确的法律规定。这样难免出现陪审腐败，从而违背陪审制度设立的初衷，也影响了法院的形象。

（四）陪审员的培训、保障制度不健全

如在身份保障方面，人民陪审员的地位和待遇都比较低。在陪审员培训上，人民陪审员作为一支不固定的职业队伍，应由法院设立专门机构或指定专人进行管理和培训，但是实践中却少有法院对陪审员进行业务培训。

二、我国陪审制的重构

（一）陪审员的条件

1．学历并不能完全反应一个人的道德素质、社会经验、以及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虽然能在其所学的专业领域，对解决专业问题有所帮助，但是就现在的大专教育水平和大学教育水平只是对书本上的理论进行泛泛的介绍，实难解决现实生活中百变的案件情节。其次，单一的学历要求也难以判断一个人的分析问题的逻辑能力，陪审员不能只是光陪不审，现行民事诉讼法赋予陪审员与审判员同样的权利，就应当在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上与真正的审判员水平大致持平，因此，这也是考察陪审员资格的一项重要指标。

同时要提高有专业知识的陪审中的比例，如医疗卫生人员、工程技术人员等，这样可以使审理一些比较专业的案件，如医疗纠纷案件、工程争议案件时，陪审员的专业知识和审判人员的法律知识形成一个优势互补，从而提高案件的审判质量。

2．陪审员人数、选任程序要求。现行陪审制度没有对此作出限制性规定，只要合议庭人数为单数既可，合议庭审判员和陪审员的人数比例。一般采取由一个审判员两名陪审员组成合议庭，对于特别重大、复杂的案件，也可考虑增加陪审员的人数，特别是在一些复杂的专业性较强的案件，增加有专知识的人来参与案件审理。

（二）明确规定人民陪审员的权力范围

现阶段我国可以拥有下列权利：审阅所陪审案件的材料；参加案件调查；参加合议庭开庭审理案件或案件的调解；参加案件评议。人民陪审员遇有下列情形，有权向院长或审判委员会提出意见和建议：审判活动违反法定程序的；认为案件的事实认定或处理确有错误或者显失公正而在合议庭未能解决的；审判人员未能依法履行职责的；审判人员有其他违法违纪行为的。

（三）加大对陪审员的监督和处罚

陪审员隶属于原单位，有必要将陪审员在庭审中的表现作为其原单位考核的依据之一，对于表现出众的，由法院向原单位提出奖励建议；如果其消极表现，情节轻微的，除了撤销其陪审员身份外，还由原单位进行警告、处分等行政性处罚措施；如果陪审员滥用职权、玩忽职守，给国家、集体、他人的合法权益造成重大损失的，构成犯罪的，可以追究其刑事责任，因为陪审员在庭审过程中是有职权的，符合国家工作人员的范围。

参考文献：

[1]王利明．司法改革研究．法制出版社．2000年版．

[2]王敏远．刑事司法理论与实践检讨．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3]江伟．民事诉讼法．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人民陪审员范文篇8

第一，关于人民陪审员的学历要求。《决定》第四条规定：担任人民陪审员，一般应当具有大学专科以上文化程度。有观点认为此一规定可能导致人民陪审员“精英化”的趋向，不能体现人民陪审员的代表性，违背了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初衷。我们认为，从人民陪审员的职责和工作要求来看，只有具备一定的文化水平和较高的素质，才能更好地履行陪审职责，充分发挥其在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中应有的作用，因此，这一规定对于我国目前的现实状况以及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发展来说是合适的。当然，《决定》也考虑到我国各地区之间的差异而只规定“一般应当具有”大学专科以上文化程度，这也就是说，在那些落后地区或者对于那些享有较高威望的公民在学历要求上可以适当地放宽。不过，究竟对于哪些地区、哪些人员可以“适当地放宽”，还不明确。对此，可考虑在少数民族聚居区、西部欠发达地区以及广大农村地区暂时放宽这一学历要求至高中以上文化程度；另外，对于基层人民法院院长提出的不具备大学专科以上文化程度、拟担任人民陪审员的公民的选任，县级以上（含县一级）的人大常委会在审查时可增设公开听证程序，听取有关方面的意见和其本人的答辩，以确保能胜任人民陪审员的工作。

第二，人大代表能否担任人民陪审员？《决定》规定人大常委会的组成人员不得担任人民陪审员，而对于普通的人大代表能否担任人民陪审员却未加禁止，因此可以将其理解为人大代表可以担任人民陪审员。但是人大代表担任人民陪审员将在实践中带来一些问题。从权力的分配看，人民陪审员与法官享有同等的权利，行使的是司法审判权，人大代表则享有立法权以及对司法机关审判工作的监督权。人大代表担任人民陪审员将使其兼具双重身份，与权力制约的理念存在一定程度的矛盾。同时，《决定》规定人民陪审员的名额、任命和免除都必须提请人大常委会来确定，而人大常委会又是由同级的人民代表选举产生的，并要受其监督，这就可能在具体的操作中导致对于人民陪审员的任命、考核和处分难以客观、公正。基于此，建议在遴选人民陪审员时，尽可能少地包括一些人大代表，而更多地吸收一些普通公民参加。

第三，关于人民陪审员的回避。《决定》第十二条规定：“人民陪审员的回避，参照有关法官回避的法律规定执行。”其中“有关法官回避的法律规定”主要是指《法官法》和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以及行政诉讼法中关于法官回避的规定。三大诉讼法均规定法官在一定情形下应对审判活动进行回避，人民陪审员理应遵照执行这一规定。此外，《法官法》第六章还专门规定了“任职回避”，主要有两种情况：其一，同一法院或审判庭的院长、庭长、审判员之间不得具有夫妻或近亲属等关系。其二，法官从法院离任后二年内不能以律师身份担任诉讼人或者辩护人；法官或其配偶、子女不得担任其原任职法院办理案件的诉讼人或者辩护人。照此思路，我们主张，对人民陪审员也应适用以下任职回避：法院院长、庭长以及审判员的配偶或近亲属不得担任其任职法院的人民陪审员；人民陪审员的配偶、子女在其任职期间不得担任其所参与审理案件的诉讼人或辩护人。

人民陪审员范文篇9

未有专门的法律规定

我国是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国家，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根本保证是依法治国，而依法治国的前提是有法可依。随着依法治国理念的推行，我国各领域的专项立法逐渐完善和丰富起来。人民陪审制度在我国运行了几十年，有着丰富的实践经验和大量的成功范例，理应有一部专门的法律法规来规范。然而，到目前为止尚无一部专门的陪审制度法律。陪审制度只是散见于《人民法院组织法》和三大诉讼法中。而四部法律对于陪审制度的规定和表述又是不统一的，甚至出现矛盾对立。法律上的漏洞使陪审制度在实际操作中往往流于形式，陪而不审、甚至不陪审的现象时有发生，法律效力大打折扣。要想这种混乱局面，保障人民陪审制度的真正实施，只有制定专门的法律法规，弥补现有法律的不足，细化人民陪审制度的运作，真正做到依法治国。

现有规定的不完善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通过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决定》(下称《决定》)，这一立法对人民陪审员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规定，为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实施提供了主要依据。但是细细品读，就会发现《决定》尚有不足之处：对陪审员参审案件的界定模糊。《决定》第二条认为在一审案件中对社会影响较大的刑事、民事、行政案件应有陪审员参加，显然“社会影响较大”必然要由人为因素来把握和界定，缺乏可操作性，这就往往导致法官裁量权利过大；合议庭中人民陪审员的数量规定模糊。《决定》认为，人民陪审员和法官组成合议庭审判案件时，人民陪审员的比例应当不少于三分之一。这就会出现若干人组成合议庭时，陪审员的人数可多可少情况的发生。合议审判采取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陪审员人数的多少往往会导致审判结果的不同；人民陪审员与法官享有同等权力。《决定》第一条规定人民陪审员依照本决定产生，依法参加人民法院的审判活动，除不得担任审判长外，同法官有同等权利。但是在实际的案件审理过程中，人民陪审员主要是审阅材料，参加案件的审理和讨论等等，法官则主导着案件的进程。正是立法上的缺陷才造成现实中，人民陪审员制度在案件审理过程中举步维艰。要想人民陪审员制度更具生命力，发挥其应有的功能，只有完善加紧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只有这样，人民陪审员制度才不会流于形式，真正为社会服务。

本文作者：郑冬冬工作单位：郑州电力职业技术学院

人民陪审员范文篇10

人民陪审员制度的改革无疑是近年来法学界和司法实务部门讨论的热点问题之一。看似平常的一项制度设置,却可以在长达数年的时间内引起立法机关、司法机关、法学学者以致舆论界各方面意见的分歧,且时至全国上下大张旗鼓地推行人民陪审员制度的今日尘埃也难以落定,这本身就意味着这个问题具有重新讨论的意义。

早在*年以前,我国陪审制度存在的问题就已经暴露出来了。当时学界对陪审制度的主张就是存废两端。自*年10月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初步审议《关于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决定(草案)》后,历经一波三折,四度寒暑,终于在*年8月28日由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1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最高人民法院为此了《关于人民陪审员选任、培训、考核工作的实施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并专门安排了人民陪审员选任和培训的时间表,确保人民陪审员能在*年5月1日《决定》生效时统一上岗。*年5月8日,全国近3000所地方法院有27000名取得资格证书的人民陪审员走上岗位。至此,人民陪审员制度正式走到了舞台的聚光灯下。

然而,对于中国陪审制度的讨论,并没有因为全国人大常委会的一纸《决定》而结束,相反,它开启了新一轮讨论的序幕。而这一次讨论,由于实践运作的同步进行,反而更具有实质性,也更有针对性。到底中国式陪审制度是浴火重生的“凤凰”,还是新瓶装的“老酒”?或许,让其回归到程序法的视野,将其放在理性的平台上审视,我们会有一些新的发现。

一、人民陪审员:平民性还是非平民性?

虽然通说认为陪审员来自平民,但这也并非不言而喻的原则。因为在陪审制度发展的早期,一些国家(如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的法国、英国)曾经实行过税收选举制,即根据缴纳税收的多少来确定是否具有担任陪审员的资格;也曾实行过所谓的精英陪审制,即担任陪审员有严格的学历、学科及收入限制。但按现行的立法规定,不管是法国、德国,还是英国、美国,陪审员的资格大抵与选民资格相同。以美国为例,不管是大陪审团审判还是小陪审团审判,陪审员都来自平民,他们通常是按照车牌号码或者社会保险证号码随机抽取产生的。除非心智不健全或有重罪前科,无论名门望族还是贩夫走卒,都有可能成为陪审员的候选人。就中国而言,如果单从陪审员命名上看,我国的“人民陪审员”毫无疑问应该是平民性的;但无论从人民陪审员的选任资格、选任方式上看,还是从人民陪审员的培训、任期、工作方式等方面来看,我们都可以说我国的人民陪审员是精英性与专业性的。其理由如下:

1.从人民陪审员的选任资格、选任方式上看,人民陪审员是精英性的。《决定》第4条规定:“担任人民陪审员,一般应当具有大学专科以上文化程度。”这实际上意味着人民陪审员的选任并不是完全向普通公民开放的,因为“一般”的公民并不具备大专以上文化程度。[1]而且,按照最高人民法院选任人民陪审员的工作要求“,各基层法院应优先考虑提名那些文化素质高,特别是有一定法律知识的公民,把好人民陪审员的业务素质关”。[2]《决定》所规定的“一般”在《意见》中被提升到了更高的要求,只有在“执行该规定确有困难的地方,以及年龄较大、群众威望较高的公民”,担任人民陪审员的文化条件才可以适当放宽。事实上,各地法院基本上贯彻了《意见》的精神,甚至把人民陪审员的素质要求提到更高,更甚至以人民陪审员的高学历化为选任人民陪审员的导向。[3]这多少寄托着立法者和司法者对人民陪审员的良好期望,希望这些“精英”能更好地发挥陪审员的作用。但是《,决定》显然违背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法》第37条关于“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年满23岁的公民,可以被选举为人民陪审员,但是被剥夺过政治权利的人除外”的规定。人民陪审员的精英化,无形中剥夺了大多数选民的权利。而且《,决定》第8条还规定了人民陪审员的产生要经过单位“推荐”、本人“申请”、上级“审查”、院长“提出”以及同级人大常委会“任命”五个步骤。这样,人民陪审员与其说是由选举产生,不如说是行政程序运作的结果,其任用权取决于单位、司法行政机关、基层人民法院院长以及人大常委会。如果其中任何一个部门投了反对票,即使其具备担任人民陪审员的条件,本人也提出了申请,其愿望也可能落空。“选民”的概念在这里被“上级”所取代。因此,虽然《决定》并没有硬性地限制人民陪审员的资格,但实际上已经使平民担任人民陪审员变得异常艰难。

2.现行人民陪审员的培训、任期、工作方式体现了人民陪审员的专业性。《决定》第15条规定:“基层人民法院会同同级人民政府司法行政机关对人民陪审员进行培训,提高人民陪审员的素质。”《意见》也强调“,人民陪审员经任命后、依法参加人民法院的审判活动前必须经过培训”。也就是说,在执行面上,培训成了人民陪审员上岗的必经程序。《意见》还规定:“基层人民法院根据本院审判工作的实际情况,制定人民陪审员的培训计划,征求同级人民政府司法行政机关意见后,由人民法院法官培训机构具体承办。”而事实上,由于受培训资源和条件的限制,这些基层法院的人民陪审员,通常都是由上级法院进行培训的。[4]按照《意见》的要求“,上级法院特别是各高级人民法院要抓好本辖区人民陪审员培训规划的制定和相关管理、协调工作,承担本辖区人民陪审员的初任培训工作任务”。为此,最高人民法院政治部和国家法官学院编写了人民陪审员专用培训教材。培训的内容包括法律基础知识、审判工作基本规则、审判职业道德和审判纪律等。这样的培训虽然不能与法官培训相提并论,但与国外平民陪审团相比,却算得上是一种正式的职业培训。[5]通过这样的培训而获得人民陪审员的资格,据说需要“半年的苦读、三天的封闭式训练和两个半小时的艰苦考试”。[6]对于普通公民而言,其难度可想而知。在《决定》出台之前,人民陪审员没有固定任期,而《决定》则规定“人民陪审员的任期为五年”。任期制给了陪审员一个长期的“名分”,使人民陪审员由传统的“一案一审”机制变成了常设的职位。这对于有固定工作的陪审员来说是一种“兼职”,对于没有固定工作的陪审员而言则成为一种“专职”了。[7]陪审员任期制的先例,除了德国以及一些社会主义国家有过类似的规定外,在其他国家还真是难觅。[8]任期制使陪审员身份得以固定,陪审员变成了“非职业法官”,被称作“不穿法袍的法官”。的确《,决定》规定人民陪审员“参加审判活动,应当遵守法官履行职责的规定”,“人民陪审员的回避,参照有关法官回避的法律规定执行”等,使得人民陪审员在形式上已经等同于法官。而《决定》赋予人民陪审员对事实认定、法律适用的独立表决权,也使人民陪审员拥有与专业法官同等的权力。合议庭评议案件时的“少数服从多数原则”、“意见保留原则”以及陪审员要求将案件提请审判委员会讨论的权力,也使人民陪审员在具体案件的审判中能与法官相抗衡。

陪审员的精英化与专业化,真的是为实现陪审制度价值或目标所必需的吗?《决定》开门见山地指出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的目的在于“保障公民依法参加审判活动,促进司法公正”,可见立法者的本意是要保障公民对司法的参与性,并缓解社会对司法公正的压力。然而现行人民陪审员制度并没有保障更广泛的公民参与审判,反而在人民陪审员的精英化与专业化上误入歧途。人民陪审员的“高学历”真的能保证审判的公正性吗?这虽是一个无法证实的问题,但至少经验表明,我国司法实践中错案产生与否,与法官是否具备大专以上文化程度,并无必然联系。那么,经过专业化培训就能提高陪审员的审判能力吗?作为一名审判法官,不但要熟悉审判业务所要求通晓的基本法律,而且要熟悉特定领域的一些特别法律和专业性知识,此非三年五载的功夫难以胜任。人民陪审员经过短期的培训,当然达不到专业法官的知识水平,甚至可能是一知半解的“半瓶水”。[9]事实上,成文法的学习需要一定的法学理论基础,不可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通过“突击”或“恶补”完成,也不太可能因为学习者具备“大专以上文化程度”就能理解通彻。如果我们需要利用的是人民陪审员的专业能力,那我们完全可以选择法律工作者来担任人民陪审员。以我国目前拥有的600多所高等院校的法律院系的专家、学者和近40万的法科学生,似乎足堪重任。可是《决定》却舍近求远,让一些非法律工作者来担任人民陪审员,他们所具备的专业知识显然无法与上述法律专业人士相提并论。

二、人民陪审员:事实认定还是法律适用?

黑格尔认为,审判行为作为法律对个别事件的适用,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是根据事件的直接单一性来认识事件的性状,二是使事件归属于法律之下。[10]黑格尔所说的审判的两个方面,实质上就是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纵观各国的陪审制度,陪审员的职能也主要在于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这两个方面。英美陪审团制度中的陪审员只具有事实认定的职权,法律适用由法官决定;而以法国为代表的大陆法系国家则实行“参审制”,规定陪审员和法官共同拥有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两方面的职权。不同的国家赋予陪审员不同的职权并非偶然,很大程度上乃是受制于陪审员的素质。如果陪审员是在普通公民中不加甄别地加以挑选的,而且没有进行法律专业的培训,那么陪审员只能拥有事实裁断的权力,因为这才被认为是其知识范围所能及的事情;如果陪审员被定位为非职业法官,且具有一定的法律知识,则可能委以法律适用的大权。当然,法律体系的性质对此也有影响。普通法极为繁琐细致,判决往往因循复杂的判例,判决书也极尽论证说理之能事,普通人很难体会其中的微妙差别。虽然对于事实的裁判陪审员可以凭着经验和逻辑完成,但是法律适用方面的裁判却不太适宜由陪审员来决定。而大陆法系的审判则往往归结为三段论式的推论。虽然法律本身比较复杂,但在法律明确和事实清楚的情形下容易获得正确的裁判,因而往往不再对事实裁判和法律适用职能作进一步划分。与大陆法系一脉相承,我国传统的陪审制度顺理成章地赋予了陪审员不限于事实问题的裁判权。《决定》明确规定人民陪审员“对事实认定、法律适用独立行使表决权”。问题在于我国陪审制度的模式,既没有经过长期的酝酿和试验,也没有经过审判实践的长期考察和检验,只是脱胎于一种国家立法的规定,而这种规定的母体,即改革前的陪审制度,似乎已经被证明是失败的。因此,我们要考虑的是我们到底该采取何种模式,是否应该赋予陪审员法律裁判的权力。

陪审员拥有对事实认定的权力是毋庸置疑的。无论是大陆法系的参审制度还是英美法系的陪审团制度,都赋予了陪审员这项权力。这项传统的权力来源于作为现代陪审团雏形的“邻人审判”,即由知情人士(实际上是证人)组成陪审团,协助法官裁决当事人之间的纠纷。后来知情陪审团消失了,但陪审员对事实进行认定的权力保留了下来,因为即使没有亲身经历案件事实,普通人也能凭借智力、理性和良心来判断事实的是与非。当“邻人审判”完全被陌生人组成的陪审团取代,审判职能的划分也渐渐明确化了。在英美法系国家,哪些属于陪审团审判的事项,哪些属于法官审判的事项,被划分得清清楚楚。法官的职权被认为是不可逾越的,在法律专业的领域中法官享有绝对的权力,陪审员无从置喙,他们只是“事实裁判者”。法律事实来源于生活的各个方面,需要贴近社会的生活经历,来自普通公民的生活常识、经验法则、逻辑法则在处理这些案件的事实问题上,足堪重任,甚至胜于法官。陪审员对事实的裁判是否分割了审判权?答案是肯定的,因为事实裁判是审判权最重要的组成部分。问题在于英美法系国家从来不认为审判权可以由法官垄断。《美国宪法》第六修正案就规定被告人有权受到一个公正的陪审团审判的宪法权力,除非是一些不需要陪审团审判的轻罪案件。但同时,陪审员对法律适用的权力也被严格禁止。在他们看来,如果陪审员可以像法官一样拥有适用法律的权力,将会产生如下悖论:当陪审员的意见并非多数时,他们只能附和法官的意见,他们的意见就没有意义了;当陪审员的意见属于多数时,他们就可以左右法官的意见,法官的意见就没有意义了。而无论是采用6人陪审抑或12人陪审,陪审团的影响力都可能是绝对的。

事实上《,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以下简称《宪法》)并没有赋予人民陪审员审判权,特别是法律适用的权力。《宪法》仅赋予法院独立审判的权力《,宪法》第126条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人民陪审员分享审判权的做法,是违背《宪法》规定的。事实上,1954年《宪法》曾经规定过陪审制度,后来在1982年《宪法》中被取消了。虽然立法机关这样做的原因我们不得而知,但至少一个基本的事实是《,决定》将审判权赋予人民陪审员并无《宪法》上的直接依据。我们基本可以认同这样一个命题,即法治社会的要求是私权利的行使以法无明文规定为合法,公权力的行使则以法无明文规定为违法。规避《宪法》规定的法院享有独立审判权的原则,完全不具备正当性。对于我国的人民陪审员而言,其不但拥有事实认定权,而且拥有法律适用权。人民陪审员的这种审判权在刑事诉讼中甚至可以影响量刑。[11]如果佘祥林本罪不至死,但人民陪审员认为“不杀不足以平民愤”,那么等待他的就是死刑立即执行;如果王斌余[12]本罪该死,但人民陪审员认为其情可谅,那么他或许可以逃过一劫。人民陪审员参与法律适用过程,立法的初衷可能在于司法公正,但作为经过法律职业训练、通过司法考试并且有着多年审判经验的法官,要在法律适用这种专业问题上受制于“速成”的人民陪审员,是否反而有影响法官公正裁判之嫌?而且,法律“素质”参差不齐的人民陪审员,法律适用的能力也参差不齐,这是否会造成个案裁判的更大不公正也是值得考虑的问题。就法官与人民陪审员而言,前者长于抽象思维,后者长于社会经验;前者对法律甚为精专,后者对世故颇为练达;前者理智地把持正义,后者感性地明断是非。因此,如何让法官和人民陪审员各司其职,发挥其所长,抑制其所短,是立法需要认真思考的一个问题。

三、人民陪审员:提升民主还是折损效率?

陪审制度之滥觞,无疑体现在司法民主上。陪审制度的起源最早可追溯至古罗马时期,当时的公民500人陪审团就是古代民主制度的最佳范例。把人民陪审员制度归结为提升民主的一项举措,无论在起源理念上还是在现实目标上都是有根据的。陪审制度的出现,对司法民主是一种促进。在有陪审员参与审判的案件中,裁判权不再为专业法官所垄断,与当事人有着同等社会地位的社会成员也成为裁判者的一分子,这无疑使审判更具亲和力和可信度。司法的公开、公正和民众参与性,在陪审制度中体现得淋漓尽致,它让曾经神秘的、黑暗的、武断的司法成为“看得见的正义”。参与陪审的公民,来自社会的各阶层,代表着普世的社会价值观念。他们不一定懂得法律对犯罪构成要件的规定,也不一定懂得民事法律行为的定义,但他们对事实有着最敏锐的感觉,对是非有着最公正的判断,因此可以在盖然性上获得较为正确的裁断。陪审员的见证,使法院的公正经受了一次世俗的检验。

法国政治家托克维尔曾指出:“民主的法制一般趋向于照顾大多数人的利益,因为它来自公民之中的多数。公民之中的多数虽然可能犯错误,但它没有与自己对立的利益。”[13]中国的陪审制度在“照顾大多数人的利益”方面,固然有过较好的体现,但是,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人民陪审员的代表性已徒具虚名。一份在《决定》出台之前的调研报告显示,广东省人民陪审员的主要来源是:来自各级人大代表160人,占人民陪审员总人数的10.8%;来自政协委员96人,占人民陪审员总人数的6.5%;来自公务员系列598人,占人民陪审员总人数的40.4%;来自企业、事业单位197人,占人民陪审员总人数的13.3%;来自其他行业(主要是妇女联合会)428人,占人民陪审员总人数的29%。[14]代表大多数人利益的农民阶层已经消失在人们的视野之中,人口众多的普通工薪阶层也逐渐淡出人民陪审员行列。那么,现行的人民陪审员制度是否对此有所改观呢?一方面《宪法》赋予公民依法参与管理国家事务的权力,而司法事务是国家事务的重要组成部分。实行人民陪审员制度是人民群众参与司法活动最直接、最重要的形式,是健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的重要内容,是我国社会主义司法民主的重要体现。另一方面《,决定》对人民陪审员资格的限定,以及各地在挑选人民陪审员人选时的倾向性做法,仍然使所谓的“大多数人的利益”处于边缘化。《决定》后有报道称,在扬州市两级人民法院现有的203名人民陪审员中,来自政府机关92人,占人民陪审员总人数的44.6%;来自事业单位46人,占人民陪审员总人数的22.3%;来自企业24人,占人民陪审员总人数的11.65%;其他41人,占人民陪审员总人数的21.36%。[15]当政府机关公务员、政协委员、人大代表、企业家以及一些特权阶层人士成为人民陪审员的主力大军时,所谓陪审是为“保障公民参与司法”的口号就变得非常空洞了。因此,如果说陪审制度改革提升了民主,那么这种提升可能体现在陪审的操作程序上。因为《决定》赋予了人民陪审员更加实质性的权力,贯彻了民主制度中的“多数决定原则”和“少数保留原则”。而这,恰恰构成了对诉讼效率的挑战。

陪审制度改革提升了诉讼效率吗?答案在某种程度上是肯定的。在过去几年里,我国的司法机关面临着空前的审判压力。全国各地基层人民法院受理的案件呈现“井喷”式增长,以致一线法官审理案件的压力骤然加大,很多地方的法官已经不堪重负。[16]在有的基层法院,有时甚至都没有办法凑足组成合议庭的人数。[17]这无疑影响了合议庭的审判质量。而在法官之外增设的人民陪审员,拥有与法官一样的审判职权,且又不占法院的编制和经费预算,当然受到法院的欢迎。《决定》虽然规定人民陪审员的任期为五年,但既未规定是否可以连任,也未规定陪审员的数额,因此从理论上说,法院可以长期聘任一定人数的人民陪审员来充当“编外法官”,以缓解审判人员不足的问题。但是,这些选任的人民陪审员真的能提升诉讼效率吗?答案可能是否定的。由于人民陪审员通常都是兼职的,而拥有较高学历和工作能力的人民陪审员本身的工作可能就是比较重要的,因此,陪审与本职工作就产生了一定的冲突。试想,人民陪审员会舍本职工作而参加案件的陪审吗?对此,笔者甚为怀疑。有的法官抱怨,要安排人民陪审员参与审判的案件,反而比一般案件的进度慢很多,且当法官与人民陪审员意见相左时因为要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所以人为地拖延了诉讼时间。由于人民陪审员不是法院的工作人员,当其推诿或者怠于参加审判时,法院也束手无策,[18]给法院的管理工作也带来很多不便。审判活动被这种疲于奔命的工作方式所耽搁,可能效率也所剩无几了。因此最坏的结果可能是,现行的人民陪审员制度不但会丧失原有的民主性,可能连效率也要一同丧失。

四、人民陪审员:公民权利还是政治权力?

正如前述,陪审制度被认为是体现民主的一大设置。很多政治家、法学家和思想家都曾指出陪审与民主具有密切的关系。不过在法国,陪审团虽然曾经被托克维尔视为“民主的学习学校”,但也被克伦威尔认为是“司法公正的一个绊脚石”。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后者对陪审团的指责可能是一种“妖魔化”的手段。因为在法国大革命时期,陪审团拒绝了克伦威尔要求重建特别审判法庭的主张,克伦威尔为此大为恼火,才出言不逊。[19]而这恰恰从另一面证明了陪审团的独立性。在法国政治学家路易斯·博洛尔看来,陪审团具有一种使自己的存在成为不可或缺的品质特征:它是独立而不受制约的,用政治手段也无法收买通过抽签组成的陪审团。[20]由是观之,通过随机方式挑选陪审团成员的传统具有非常重要的制度意义,即它在客观上能保证陪审团免受政治势力的左右。

在程序法上,随机挑选这种机制,保证了被选者具有不确定性。只要供选对象具有广泛的代表性,经过随机选择的对象在理论上说也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在美国,挑选陪审团的候选人时,采取了比较科学的跨区选择制度,即把一个地区分成若干陪审员选区,从每一个选区中选择相同人数组成陪审池(jurypool),以保障其对地区人员的广泛代表性。《美国合众国法典》的“反歧视禁止”条款规定,任何公民不得因为种族、肤色、宗教、性别、籍贯或经济地位的原因而被排除在陪审团候选人之外。[21]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1975年的一个判例中明确指出,如果陪审团较为明显地把一个特殊人群中的某一类人如女性、黑人从陪审池中整体排除,那么这样的陪审团被认为违宪而导致整个审判无效。[22]此外,美国的陪审团制度还被戴上了“正义的蒙眼布”,即陪审员在审判期间相对隔绝于世,不受外界的影响和干扰,以保证程序上的客观和中立。如果某个重要案件在当地已经造成了广泛的影响,辩方可以申请在其他地区进行审判并另选陪审团。新组成的陪审团被绝对禁止接触社会舆论,因此也不存在受特定利益团体操控之虞。陪审员选任的随机性、任期的短暂性和相对的封闭性,使陪审员不太可能成为“权力寻租”的对象,从而使陪审被牢牢地控制在公民权利的疆域内。

我国人民陪审员制度采用的是定期常任制,而且对候选人的消极资格没有过多的限制。《决定》第5条明确规定:“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组成人员,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司法行政机关的工作人员和执业律师等人员,不得担任人民陪审员。”细心的读者可能发现,这一资格规定为一些特殊的主体留下了后门:其一是人大代表,只要不是人大常委会的组成人员,就可以成为人民陪审员。笔者也注意到目前很多地方的人民陪审员队伍中都吸收了一定数量的人大代表。这就可能在实践中产生一些问题。因为从程序上说,人民陪审员的名额、任命和免除都必须提请由同级的人大代表选举产生的人大常委会来确定,并受其监督,这将间接影响人民陪审员任命、考核和处分的客观性、公正性。此外,一方面由人大代表兼任的人民陪审员与法官一样行使司法审判权,另一方面人大代表本身享有对司法机关审判工作的监督权,这种双重身份难免会与权力制约理念发生冲突。其二是行政人员,根据《决定》的规定,只要不是司法行政机关的工作人员,就可以担任人民陪审员。因此,大量的政府机关公务员都可以成为人民陪审员。然而作为国家执法人员,政府公务员如果再拥有司法审判权,其很难保证这种司法审判权与其本身拥有的行政权不产生冲突。其三是政协委员,情形如前所述,虽然政协委员作为人民陪审员是以个人身份参与审判的,但对于热心陪审工作的人来说,要其根据场合认真区分这两种身份,实在是有点勉为其难。此外,地方党委的成员充当人民陪审员也存在同样的问题。殊不知,当人大代表、政府官员和政协委员充斥人民陪审员群体的时候“,人民”二字已变得相当尴尬。虽然《决定》也规定了人民陪审员要“在名单中随机抽取确定”,但既然被抽取的基数已经不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又如何能使人民陪审员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呢?更何况,这种“抽取”在实践中已经沦为了“法官选取”。

褪去笼罩在人民陪审员制度外面的光环,盘桓在笔者心中的疑问渐渐凸现:人民陪审员,到底是人民陪审,还是精英陪审?陪审,到底是公民权利还是政治权力?按照《决定》的规定,人民陪审员拥有与法官同等的审判权,甚至在特殊情况下拥有特殊权力。《决定》第11条规定:“必要时,人民陪审员可以要求合议庭将案件提请院长决定是否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在一个案件的审理过程中,由于人民陪审员人数不得少于合议庭人数的1/3,而评议案件又是实行“少数服从多数原则”,因此从理论上说,当人民陪审员的人数多于法官时他们是可以“左右”审判的。极端一点的例子是,当承办法官认为被告人(如佘祥林)不应当被判死刑而两位人民陪审员认为应当判死刑时,被告人可能最后真的会被判死刑。这令人想起古代雅典的“贝壳放逐法(Ostracism)”。[23]苏格拉底,这位伟大的哲学家,也是死在类似的一种民主投票机制下的。这种标榜民主的制度实际上掩盖了“多数人暴政”的事实。而当这些投票者本身大部分拥有政治权力或者谋求政治权力的时候,陪审制度“防止政府压迫人民”的初衷已经荡然无存。笔者当然不是说我国的人民陪审制度是“多数人的暴政”,而在于提醒善意的立法者们:当陪审成为一种并非普通公民可以享受的奢侈品,当人民陪审员的资格成为一种固定的社会地位,当人民陪审员掌握生杀予夺的审判大权,当人民陪审员可以左右法官裁判的时候,我们就要警惕:陪审是否已经从权利异化为权力?这样说并非笔者危言耸听,而是在我国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实施过程中,确实出现了潜在的权力寻租势头。当事人通过人民陪审员向法官托关系、讲人情的现象虽然目前还属少数,但如果在制度上没有遏制的方法,[24]]这种势头难免不成为一个新的腐败点。

五、中国式陪审:食之无肉、弃之有味

中国式陪审制度走的是大陆法系的模式,却又与大陆法系国家的参审制度存在差别。它试图改变传统陪审制度的弊端,却又不敢引入英美法系陪审团的模式。在定性上,中国式陪审制度把人民陪审员定位为非专职法官,实际角色却是“编外法官”。人民陪审员的选任条件被大大提高,其目的在于保证人民陪审员在适用法律上也能发挥作用,但似乎效果不彰,既没有从根本上提升司法民主,也没能显著地提高诉讼效率。人民陪审员制度虽然对程序正义有一定的推动,但本身却存在程序上的问题,而且,过于关注实质正义也使陪审制度的功利化色彩过于浓重。虽然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出发点在于保证公民参与司法的权利,然而制度设计的疏漏,使之有可能沦为利益交换的筹码。立法者试图让人民陪审员来缓解社会对司法公正的压力,同时解决法官审判工作的压力。虽然目前不能说人民陪审员制度是完全失败的,但至少可以说是不成功的。人民陪审员制度没能成为浴火重生的凤凰,倒像是食之无肉、弃之有味的“鸡肋”。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局面?如果我们回顾一下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出台,或许可以明白其中的端倪。人民陪审员制度的改革,是在整个司法改革的大背景下提出来的,它既要解决司法的公正问题,又要解决司法的效率问题,而对抗制庭审方式的改革在很大程度上已经陷入失败的泥沼。因此,陪审制度的改革多少担负了“解司法改革于倒悬”的任务,而这可能是它无法承担的重任。既然造成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当然就不能指望毕其功于一役。我们既不能对一项已经成为标志、图腾的制度寄予更高的期望,也很难让我国已经僵死的陪审制度复活。虽然《决定》是由最高立法机关颁布的,但最高司法机关却是最有力的“推手”。而司法机关作出的立法,因为视角上的偏差和利益上的纠葛,可能会存在一些体制内难以克服的硬伤。如果非要给人民陪审员制度“向左走”还是“向右走”定一个路线,笔者倒是觉得,可以先站下来看看,我们到底要不要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