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监督员制度范文10篇

人民监督员制度范文篇1

【关键词】人民监督员制度外部化再思考

作为检察机关主动接受外部监督和深化检察体制改革的一项重要举措，人民监督员制度试点工作已经在全国检察系统全面展开。试点工作开展三年来的实践证明，人民监督员制度对于加强检察机关职务犯罪侦查工作的监督，提高办案质量和规范化水平等方面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推行人民监督员制度是符合当前检察工作需要的，代表了检察改革的正确方向，得到了中央领导的充分肯定，人民监督员制度的法制化已经被列入司法改革的日程。人民监督员试点工作对检察工作，特别是职务犯罪查办工作健康发展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是毋庸置疑的。本文结合人民监督员试点工作的实践，试就人民监督员的产生方式、职责权限、组织形式和监督程序的完善与规范等方面的具体问题进行一些初步的探讨。

一、关于人民监督员的产生方式

人民监督员制度试点工作，是检察体制改革中的一项全新的工作，包括人民监督员产生方式在内的许多问题，在试点工作中正在得到规范和完善。试点工作初期，人民监督员都是各地检察院根据高检院的人选要求，自行选择和任命的。这种人民监督员的检察院内部主导产生方式，容易给人一种人民监督员受制于任职的检察机关的印象，不利于人民监督员监督职责的发挥。针对这些问题，围绕人民监督员的产生方式的外部化，近年来各地检察机关进行了很多有益的探索。综合各地人民监督员外部化的理论探讨和实践情况，总体来说，社会效果较好。可以说，随着人民监督员制度的法制化进程加快，逐步实现人民监督员产生方式的外部化是大势所趋。

人民监督员制度是检察机关主动接受外部监督的一项改革创举，设立人民监督员的根本目的是通过设立人民监督员监督程序，有效解决检察机关职务犯罪侦查工作部分环节外部监督机制不够健全的问题，促进职务犯罪侦查工作的健康发展。笔者认为，为了确保人民监督员制度监督目的的真正实现，提高监督工作的质量和社会公信度，实现人民监督员产生方式的外部化，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关于人民监督员产生方式的外部化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已在各地的试点实践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印证，本文不再赘述。仅就具体操作中的两个具体问题，谈两点意见。

一是建立以各级人大常委会为责任主体的人民监督员选任和提名程序。目前，不论是内部化，还是外部化产生的人民监督员，其产生基础来源于检察机关的任命或报请权力机关任命。也就是说，人民监督员的选择权，基本上还是由检察机关行使的。这就不免给人以“人民监督员是检察机关自己人”，由检察机关控制的感觉，一定程度上影响到社会各界对人民监督员制度的客观评价和监督效果。

笔者认为，人民监督员制度既然是定位于对检察机关自侦案件的外部监督，应当逐步改革现有的人民监督员产生方式，逐步弱化检察机关在人民监督员产生环节上的控制力，实现人民监督员产生的外部化。从各地探索人民监督员外部化的实践看，由本地人大常委会负责人民监督员的产生应当成为改革方向。下一步，在试点的基础上，在人民监督员的产生环节上，各级人大常委会应当更加明确责任，不应当仅限于试点中的批准和颁发任命状。可以考虑由人大常委会专门委员会等牵头选任、提名和公示，在征求检察机关意见的基础上，报经人大常委会批准任命。这样做，可以从程序上消除人民监督员受制于所监督的检察机关的产生方式，更有利于人民监督员制度试点工作的开展。总之，作为一项外部监督制度，人民监督员的选定权应交给权力机关。作为被监督者的检察机关应尽可能减少影响力，特别是不应保留人选产生的决定权。但考虑到职务犯罪侦查工作的特殊性和当前反腐败工作的紧迫性，为了在加强外部监督的同时，促进办案案工作的健康发展，各级人大常委会在选择和确定人民监督员时，应当征求人民监督员拟任职检察机关的意见，在人民监督员的出口上也应赋予检察机关一定的权力。

二是完善和丰富人民监督员的来源组成，使之更具代表性和专业性。目前，在人民监督员的构成中，已离职离岗的原地方党政领导干部占有相当大的比重。不可否认，离职的党政领导领导干部工作经验丰富，决策能力强，有助于提高人民监督员队伍的决策能力和决策效率。但考虑到人民监督员的职责主要是监督职务犯罪侦查活动的合法性，是一项专业性较强的专门监督活动，在人民监督员的人员组成上，应当根据检察工作的特点，尽可能选择那些有监督能力、年富力强、能胜任这一工作的人士来担任人民监督员，以求最大限度地体现监督工作的客观、公正。具体来说，在人民监督员的选任原则上要力求专业性与代表性兼顾，既要考虑履行监督工作必需的知识和工作阅历，又要有确保一定的代表性。可以考虑由以下人员组成人民监督员的主体：一是具有丰富法律和其他专门知识的法律、政治、经济等学科的专家教授等专门人才；二是有较高社会威望的社会中介组织从业人员，如律师、注册会计师、公证员、仲裁员等；三是退离职的党政机关领导干部、普通国家公务员及国有企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四是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比重应逐步提升；五是工会、妇联、共青团等群团组织和企事业单位等基层组织工作人员等。各类人员应当在人民监督员队伍中占有一定的比例。由上述几类人员为主体组成的人民监督员队伍，具备了相当的专业性和代表性，对于提高人民监督员监督工作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会起到较好的促进作用。

二、关于人民监督员的职责权限

人民监督员的监督范围和职责权限是人民监督员试点工作中十分重要而又比较敏感的问题，在人民监督员制度外部化改革中必须高度重视，合理界定。

关于人民监督员的监督范围。人民监督员监督案件的范围主要是针对外部监督机制相对缺乏的职务犯罪侦查工作的侦查和审查起诉阶段。高检院在试点初期，确定了检察机关职务犯罪侦查中应当纳入人民监督员的“三类案件”，随着试点工作的全面推开，又将“五种情形”纳入到监督犯罪之中。应该说，对三类案件、五种情形是高检院在总结试点工作开展以来的经验的基础上，慎重提出的，基本上涵盖了职务犯罪侦查工作的全过程。为了确保监督重点和监督效果，各地检察机关在开展试点工作时，应当严格遵循高检院的规定，不能随意扩大案件监督范围。但人民监督员制度毕竟尚处在试点和探索阶段，在不违背法律禁止性规定的前提下，应当采取审慎的原则，鼓励各地在试点中适度扩大人民监督员监督范围。鉴于目前各地检察机关自侦案件办案的规范化程度和办案质量不断提高，真正能够启动人民监督员监督程序的案件相对较少，不利于人民监督监督作用的发挥，特别是多数人民监督员具有较高的职业道德水准，也不满足于常年无案件度的现状。因此，可以考虑让人民监督员适度参与其他与职务犯罪查办工作有关的检察业务的监督以及对检察机关规范化建设、执法执纪等方面的监督。

关于人民监督员的权限。从笔者了解的试点情况看，绝大多数人民监督员对试点工作有着高度的责任心和参与意识，但也存在着监督手段和途径不多、监督质量不高的问题。为保障人民监督员正确履行监督职责，保护人民监督员履行监督职责的积极性，必须赋予人民监督员履职所必需的职权。笔者认为，应当保证人民监督员享有以下权利：

1）对职务犯罪查办情况的知情权。各级检察机关应当定期向本院人民监督员通报职务犯罪查办情况，对重大有影响的职务犯罪案件，应当邀请人民监督员旁听庭审过程。人民监督员应当有权向检察机关进行问询和了解案件办理情况，必要时，可以查阅案卷或者同步录音录像资料。检察机关有关职务犯罪侦查工作方面的执法检查和工作会议，也应当尽可能邀请人民监督员参加。

2）接受相关培训教育的权利。不同于以往的行风监督等监督措施，人民监督员工作是一项专业性、政策性很强的专门监督工作，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检察机关对职务犯罪嫌疑人的最终定性处理。要胜任这项监督工作，人民监督员需要掌握一定的法律业务知识和道德水准。产生人民监督员的人大常委会和检察机关有义务为人民监督员的学习培训提供必要的条件（最好以人大常委会为主进行，检察机关根据需要提供法律专业方面的咨询和支持），帮助人民监督员不断提高法律素质和决策判断能力，逐步提高监督水平。

3）获得一定物质保障的权利。人民监督员参与监督工作，需要占用一定的时间精力，需要必备的物质设施，对人民监督员提供一定的物质补偿是有必要的。这一点，高检院已经做出了明确规定，必须落实到位。物质补偿最重要的意义体现在对人民监督员工作价值的尊重和肯定。必须考虑到监督的独立性和公正性是人民监督员制度的最大价值所在，因此在确定补助标准时，应当适当，不能让人民监督员产生对履职补助的过度依赖性，以充分保证监督工作的独立性和公正性。

三、关于人民监督员的组织形式

关于人民监督员的人员规模问题。就一个具体的检察院来说，人民监督员的人数应保持一定的规模，不宜太少。如果人数太少，又会影响人民监督员组成的广泛性、代表性和监督工作的公正性、独立性。当然如果人数太多，既浪费社会人力资源，又不利于提高监督的效率。笔者认为，从目前人民监督员工作的开展情况看，基层检察院应保持15-20人规模的人民监督员人选库。人数的多少主要是考虑本院查办职务犯罪的数量规模。在对具体案件进行监督时，人民监督员不一定全部参与个案监督，可以根据案件情况和人民监督员自身的实际情况，从中选择三人以上单数的部分人民监督员参与监督和评议。

关于人民监督员的组织管理。目前对人民监督员的组织管理主要以所任职的检察机关管理为主，这种组织管理模式与人民监督员的外部监督的制度定位并不完全适应。人民监督员制度既然定位于外部监督，检察机关除接受监督外，不应过多参与对人民监督员的组织管理工作。只有这样，才能在广大人民群众中对这一制度产生公正印象，也才能真正发挥人民监督员的独立监督作用。笔者认为，人民监督员监督的外部化，组织管理体制的外部化是重要一环，仅仅达到产生方式的外部化是难以达到外部监督的初衷。

人民监督员制度范文篇2

我国《宪法》第二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第二十七条规定：“一切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必须依靠人民的支持，经常保持同人民的密切联系，倾听人民的意见和建议，接受人民的监督，努力为人民服务。”第四十一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有向有关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但是不得捏造或者歪曲事实进行诬告陷害。”该条进一步从公民的权利、国家机关的职责以及要求的角度，重申了公民的监督权。宪法中的上述三条规定，从一般到具体，既规定了公民对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监督权，又规定了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接受监督的义务，同时，又原则地规定了公民进行监督的方式方法。应该说，宪法对公民监督权的规定是明确的、完备的，为人民行使各项权利提供了可靠的保障，也为检察机关人民监督员制度的建立提供了宪法依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第六条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进行刑事诉讼，必须依靠群众，必须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这一条规定明确了司法机关进行刑事诉讼“必须依靠群众”，依靠群众的含义就包括依靠公民对检察机关进行监督。同时，我国《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第七条也规定：“人民检察院在工作中必须坚持实事求是，贯彻执行群众路线，倾听群众意见，接受群众监督。”这是检察院组织法对检察机关接受公民监督更为清楚、明确、具体的规定。由上可见，在我国政治体制中，人民享有广泛的参政权和监督权。人民有权参与各项社会管理活动，有权对国家机关和及其工作人员的活动进行监督，这是宪法赋予人民群众的一项法定权利，有关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必须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这是宪法规定的法定义务。就检察机关来说，检察工作必须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倾听群众意见，而人民监督员制度正是检察机关就职务犯罪案件工作接受人民群众监督、倾听群众意见的一种具体方式。这既有宪法这一具有最高法律效力的法律依据，又有规制整个检察机关活动原则的组织法的法律依据。高检院决定试行人民监督员制度是严格依照宪法和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的有关规定，在检察职权范围内，通过有关规章制度，把人民群众依法应该享有的、对检察工作进行监督的权利予以程序化和制度化。

作为监督机关的人民检察院享有了对职务犯罪的侦查权、决定逮捕权、公诉权，可以依法限制和剥夺犯罪嫌疑人的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那么对于这种侦查权如何进行有效的监督和制约，就成为社会公众关注和检察机关自身必须面对和解决的问题。检察机关高层在探索从内部解决这个问题，尝试了加强内部纪检监察、完善侦查制约机制、开展专项治理活动等办法，但一直不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职务犯罪案件查办处理的全过程笼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人民群众对办案缺乏理解和信任，给反腐败工作的深入开展造成诸多不利。因此，“必须研究建立必要的机制，接受外部的监督，唯此，才有利于提高办案质量，并解决‘谁来监督监督者’的问题”。人民监督员制度就是在强化对检察工作监督的背景下孕育的，通过规范程序将办理职务犯罪案件的关键环节有效地置于人民群众监督之下，力求通过民众参与检察从制度上保证检察权特别是职务犯罪侦查权的正确行使，防止检察权的滥用。“科学的监督依据应当从权力的本质中发生。权力除了本质上具有阶级属性外，还具有公共属性。权力如何行使，理应由公众来监督。”二、人民监督员制度的价值

首先，有助于提高司法民主。美国学者罗伯特·达尔在《论民主》一书中认为，司法民主根源于以下司法观念：一是司法权来源于人民；二是司法机关存在的必要性；三是司法机关必须尊重人格尊严和价值；四是司法权的有限性；五是以民为本的司法制度才具有生命力。在司法系统内引入非法律职业人员参与司法过程，将大大增加司法制度的开放度和透明度。人民监督员制度的建立，意味着在检察工作中增设了一条人民群众直接参与和监督检察工作的新途径，有利于检察机关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倾听人民群众的意见，因而符合我国社会主义检察制度的本质要求和发展方向。检察权在本源意义上属于人民所有，在性质上当然可以由人民直接地或部分地行使，在具体制度安排上应当设置人民直接参与的程序。检察机关和检察官只是代表人民行使检察权，不应当异化为检察权的垄断者。中外的司法实践都证明，由非司法职业人员(如人民陪审员)与司法职业人员相结合，共同行使一定范围的司法权，不仅有利于防止司法的专断、司法权的滥用和腐败，而且有利于防范各种外部的不当干涉，保证司法的中立、独立和公正，树立司法权威。西方国家实行的陪审制、参审制、陪审团制等，民众参与检察体制的日本检察审查会制度，都值得我们研究与借鉴。

其次，有助于权力制衡。“一切拥有权力的人都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孟德斯鸠的这句名言，已经成为人们熟知的真理，它提醒人们任何权力均需要监督制约，否则权力就易被滥用。对权力的监督制约，既需要来自权力系统内部的，也需要来自权力系统外部的。检察权也不例外。法律监督首先要求监督主体对实权强大的国家机关发挥控制、约束、督促作用，目的在于防止公共权力的失度行使。当国家机关违法、渎职、腐败、超越权力或滥用公共权力时，监督主体即要通过监督权力的行使，“以权力制约权力”。权力需要内外监督，只有内部的制约不足以防止权力被滥用。检察机关职务犯罪侦查权，是国家侦查权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了防止其被滥用，必须设置内部与外部的监督和制约、诉讼内与诉讼外的制约和监督。实行人民监督员制度，是检察机关主动向人民群众寻求监督，这是完善检察权外部监督机制的大胆改革，其实质是利用社会权利来制约国家权力。

最后，有助于保障人权。人民监督员制度，通过制约公诉权的行使保护被追诉人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通过对一些冤假错案进行分析，我们不难发现，正是由于检察机关行使公诉权发生了偏差，造成人民法院发生误判，产生了一些冤假错案。故此，有必要通过人民监督员制度来制约公诉权的行使。公诉权制约，就是通过对公诉权的行使进行检查和评判，保证公权和撤诉权。《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一条规定：人民检察院认为犯罪嫌疑人的犯罪事实已经查清，证据确实、充分，依法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应当作出起诉决定，按照审判管辖的规定，向人民法院提起公诉。“为保证公诉权正确行使，立法应使公诉权运作的具体程序透明化。”作为公权力的国家公诉权不能单纯为了维护国家利益或保护被害人而启动，或仅仅为了惩罚被追诉人而运作，而必要从有利于国家利益的角度，通过请求给予被追诉人适当的惩罚来保护被害人的利益。这是国家利益、被害人利益和被追诉人利益发生矛盾的一面。对国家和社会而言，国家公诉机关应该代表统治阶级的意志和利益，正确地行使国家对犯罪的追诉权。既要做到惩罚犯罪，保障国家安全和社会公共安全，又要注重保护无辜，不使无罪的人错误地受到刑事追诉；对被追诉人而言，公诉机关既要将真正的犯罪分子诉交法院，又要保障被追诉人的合法权益；对被害人而言，公诉权的运用要达到保护国家社会的整体利益与被害人个人利益的统一，同时要尽量避免被害人因受损害的利益在刑事追诉活动中得不到保护而再次受害。

三、人民监督员制度的功能性

首先，有利于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在当今世界上，保障人权越来越受到各国人民、政府和国际组织的重视。尊重人权和保障人权是世界各国所公认的准则。作为人权领域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通过规定一系列的诉讼原则保护人权，在法律领域反映了人类的文明程度。我国检察机关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负责立案侦查贪污贿赂、渎职侵权等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案件。现有刑事诉讼程序规定，这些案件的立、侦、捕、诉都由检察机关一家决定，只有起诉以后才受到法院的审查和制约，这就难免会使人产生“谁来监督监督者”的法律追问。“任何人不能充当自己案件的法官”，任何公权力主体单一的自我约束、自我监督也都难以完全让人信服，很难实现打击犯罪和保障人权的统一。人民监督员的介入，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平衡此类案件中的诉讼结构。人民监督员的监督范围，就体现了这一指导思想。实践证明这种外部监督与检察机关的内部监督具有互补性，而且外部监督的超然性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自侦案件立、侦、捕、诉程序的封闭性缺陷。

其次，有利于促进司法文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我们党和国家一项重要的战略性任务和目标。我们所要建立的和谐社会是政治文明、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公平正义是和谐社会的根本要求，而政治文明、民主法治是建立和谐社会，实现公平正义的根本保障。现代政治文明的最终表现形式是宪政文明和法治文明，要求在政治权力的规范化和国家机构法治化基础上实现决策机制的民主化。人民监督员制度实质正是通过社会公众的参与，实现检察工作的民主化，从制度上提高检察机关在查办职务犯罪过程中决策机制民主化程度，有效防止查办职务犯罪案件决策的随意性，这是当代法治文明的应有之义。从这个意义上说，实行人民监督员制度形成了一种符合当代法治文明潮流的先进司法文明机制，形成了专门机关和广大人民群众相结合共同推进查办职务犯罪工作的和谐局面，因此，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

人民监督员制度范文篇3

一、监督性质的民主性是人民监督员制度的本质特征

人民监督员制度是人民群众通过人民监督员对检察机关直接行使监督权的新途径，体现了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精神，其制度来源于我国宪法确立的社会主义民主集中制。民主集中制是宪法规定的国家机关组织活动原则，反映了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下人民与国家、国家机关间（包括上下级国家机关间）的关系。民主集中制也是检察机关组织活动的原则，因此，民主集中制也就成为，确立反映人民群众与检察机关关系的人民监督员制度的法律依据之一。人民监督员制度在我国监督体系中，属于民主监督的范畴。这种监督的民主性，首先体现在人民监督员是代表人民群众对检察工作的监督。虽然现行法律上还未明确规定人民监督员制度，但是我们可以从《宪法》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和第二十七条“一切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必须依靠人民的支持，经常保持同人民的密切联系，倾听人民的意见和建议，接受人民的监督，努力为人民服务”的规定，找到实行这项民主监督制度的法律依据。其次，在制度的设计上也体现了民主性的本质特征。一是以会议的形式对监督案件进行评议；二是人民监督员评议案件实行票决制，表决意见以多数票为准；三是每次会议推选一名主持人，轮流主持；四是少数意见也一并记录在案，供检察长和检委会审查。再次，民主性还体现在人民监督员组成的广泛性上。人民监督员经过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推荐，来自不同的岗位，不同的阶层，有着不同的身份，具有广泛的代表性。正因人民监督员制度的民主性，使得这项制度赢得了社会公信力，得到了社会各界的认可。

人民监督员的民主监督与人大的监督不同。人大的监督是权力监督，人大及其常委会对监督对象行使监督权时，所作出的决议、决定具有强制性，被监督对象必须执行。人民监督员的监督意见不具有强制性。人民监督员的民主监督与政协的监督不同。民主监督不是政协监督的专用名词，政协的民主监督是指派的监督，其监督的主体是派。而人民监督员的民主监督是指人民群众的监督，监督的主体是广大人民群众。

二、监督机制的独立性是人民监督员制度的程序特征

人民监督员制度的建立，是现行检察制度基本框架内的一项制度创新，“新”就新在其自身机制的独立性。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一是程序设计上的独立性。它是检察机关办案过程中的一个独立环节，既不影响检察权的独立行使，又不与检察机关内部监督或其它监督机制混同，是一种独立的程序性监督。二是监督运行方式的独立性。（1）人民监督员评议案件时，案件承办检察官只介绍案情和适用法律的情况，不参加评议案件；（2）检察机关的其它人员，除担任记录的工作人员外，也不参加旁听；（3）人民监督员评议案件独立发表意见。三是人民监督员地位的独立性。人民监督员不依附于任何单位或组织，站在客观公正的立场上独立评议案件。既不站在当事人一边，也不站在检察机关一边。四是表决结果的独立性。评议表决意见直接送检察长审查或进入检委会，不需其它环节的审批。五是人民监督员身份的独立性，可以以监督员名义应邀列席检委会或参加有关执法检查。六是监督形式具有独立性，是来自检察机关以外的外部监督。

当然，我们还应看到，人民监督员制度的独立性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其相对性体现在：第一，人民监督员制度不能脱离检察制度框架而单独存在。第二，人民监督员的监督评议意见不是一经作出就生效，它必须接受检察长及检委会的审查采纳后，才产生法律意义上的效力。第三，监督范围是有限的、相对的。主要是对检察机关自侦案件中的三类案件（不服逮捕决定、拟撤销案件、拟不起诉案件）实施监督，而不是对检察机关所有案件的监督。第四，监督权的行使是有限的。对应当监督的案件，也不是介入案件的立案、侦察全过程，而是对案件处理意见作程序性的监督。第五，检委会可以否决人民监督员的表决意见。综上，也可以把独立性表达为相对独立性。三、监督功能的预防性是人民监督员制度的价值特征

人民监督员制度的价值主要体现在其预防功能上。所谓预防功能，是指人民监督员依照人民监督员制度的规定，对一些可能出现的滥用职权的行为和违法后果，提前实施程序监督和事中监督，从而有效地防止权利滥用的情况和违法后果的发生，以促进检察机关公正执法。其它监督往往是事后监督，是对既成事实的违法状态和行为进行的监督。就其监督的对象来讲，已不具有预防功能。人民监督员制度的预防性应是创立这项制度的立法意图和实施这项制度的终极目的。当然，这种预防功能是一种制度上的预防，不能简单地作为评价、衡量检察工作好坏的标准。就具体的个案而言，人民监督员监督评议的意见，仅对案件的处理产生影响，而不是评价检察官能力的依据。因为不同人，不同的法律水平，不同的角度，对同一案件作出不同的看法和结论，是极正常的，也是工作职责所允许的。即使被人民监督员会议否决的拟办意见，也不能得出拟办意见是滥用职权的结论。否则案件承办检察官将不会冒这个风险，大胆提出自己的意见，从而回避这个监督程序，这样的结果显然有违该制度创设本意（如果有证据证明确有滥用职权的事实存在，属另一法律关系，应由其它监督程序监督，比如人事监督程序或检委会监督程序去处理）。

人民监督员制度的预防功能是相对独立性存在的必要条件，相对独立性又是其价值和功能得以发挥的重要保障，二者缺一不可。我们可以从美国的陪审团制度和我国的陪审员制度相比较，来认识相对独立性对其制度功能作用的影响。尽管这两种制度都有各自的优势和特点，但不可否认，陪审团制度比陪审员制度对司法审判结果的影响更大。其根本原因就在于陪审团在司法程序中具有相对独立性。在有陪审团审理的案件中，案件事实和犯罪是否成立，由陪审团决定。法官只解决程序和法律适用（包括量刑）问题。二者相互独立，相互制约，共同完成了对案件的审理，同时又独立显现了各自的作用。有陪审员参加审理的案件，陪审员是合议庭组成人员，陪审员不但可以对案件事实，而且可以对法律适用发表评判意见，对案件具有表决权。但是，其表决意见与合议庭多数意见一致时，才能决定审判结果。其作用已溶合在法官的审判权之中，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陪审员制度的作用不能独立的显现出来，其价值与功能很大程度上起象征性作用。通过比较我们看出，一项制度在实践中能发挥多大程度的功能作用，其相对独立性特征起了决定性因素。新创设的人民监督员制度，显然吸收了其它制度的成功经验，结合我国法制建设的实际，形成了自己的特色。

四、监督手段的直接性是人民监督员制度的权利特征

所谓直接性，就是指监督手段直接对监督对象发生监督作用。其它监督机制大多是“事后监督”，其作用往往要由监督对象自己启动内部的审查、决定程序，才使监督发生作用，具有间接性。人民监督员对案件的监督，直接参与在办案过程之中，是典型的“事中监督”。监督意见直接启动检委会和上级检察机关的审查程序而起作用；人民监督员还可以直接向承办案件的检察官了解案情和法律运用的情况，有权了解案件的证据材料；可以直接对案件进行评议，提出自己的处理意见，甚至否决案件的拟办意见。这种带“刚性”的监督，弥补了民主监督往往是事后监督的不足，使民主监督提前介入到办案过程之中，对案件产生实质性的影响。监督手段的直接性，也使这种外部监督有了“权威性”，有了“权利”的特征。有权利就有压力，人民监督员的监督客观上，也给承办案件的检察官带来了一定的外部压力。一是时间压力，在刑诉法规定的办案期限内，承办检察官要提前将案件送人民监督员进行监督。二是工作压力，承办检察官要将材料准备更充分，用语准确，具有说服“外行”的能力，因为没有人喜欢自己的意见被否决。三是思想压力，促使案件承办检察官提高自己的廉洁意识、证据意识、程序意识、接受监督意识。所以，案件承办检察官会更加注重案件质量，公正执法，从而使人民监督员制度对检察权的行使起到约束和制约的实效。

五、监督方式的多样性是人民监督员制度的职能特征

人民监督员制度范文篇4

关键词:检察机关;人民监督员制度;功能特征

目前,检察机关试行的人民监督员制度,作为促进检察机关公正执法的一项民主监督程序,他与检察机关所接受的任何一项监督相比,都具有其独到的特征,随着试点工作的逐步深入,其自身的价值功能也不断彰显。突出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民主性

人民监督员制度在我国的监督体系中,属于民主监督的范畴,体现了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精神,符合宪法规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反映了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下人民与国家、国家机关间的关系,也是检察机关组织活动的原则。这种监督的民主性主要表现为:

1、人民监督员是代表人民群众对检察工作的监督。虽然人民监督员制度还没有得到法律的认可,但我国《宪法》就已明确“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宪法》第二十七条还规定“一切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必须依靠人民的支持,经常保持同人民的密切联系,倾听人民的意见和建议,接受人民的监督,努力为人民服务”。

2、在制度的设计上体现了民主性的本质特征。一是以会议的形式对案件进行监督评议;二是实行的是票决制;三是监督评议会记录真实,不同意见都记录在案,且随时可供备查。

3、人民监督员的组成具有广泛性。人民监督员是经过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推荐,来自不同的岗位,不同的阶层,有着不同的身份。正因为如此,才使得这项制度赢得了社会的公信力,得到了社会的认可。

4、与人大、政协监督具有差异性。人民监督员的民主监督与人大的监督不同。人大的监督是权力监督,人大及其常委会对检察机关行使监督权时,所作出的决议、决定具有刚性,检察机关必须执行。而人民监督员的监督意见不具有强制性。人民监督员的监督与政协的监督又有所不同。政协的民主监督是指派的监督,其监督的主体是派。而人民监督员的监督是指人民群众的监督,监督的主体是广大人民群众。

二、独立性

人民监督员制度的建立,是现行检察制度基本框架内的一项制度创新,其独立性是该项制度的程序特征。主要表现为:

一是程序设计独立。它是检察机关办案过程中的一个独立环节,既不影响检察权的独立行使,又不与检察机关内部监督或其它监督机制混同,是一种独立的程序性监督。二是监督运行方式独立。人民监督员评议案件时,案件承办人只介绍案情和适用法律的情况,不参加评议案件;在监督评议阶段,检察机关的其它人员,也不参加旁听;人民监督员评议案件独立发表意见,不受他人意志所左右。三是地位独立。人民监督员不依附于任何单位或组织,站在客观公正的立场上独立评议案件。四是表决结果独立。表决意见直接送检察长审查或进入检委会,不需其它环节的审批。五是身份独立,人民监督员可以应邀列席检委会或参加有关执法检查。六是监督形式独立。人民监督员是来自检察机关以外的外部监督。

应当注意的是,我们说人民监督员制度具有独立性,不能以为这种独立性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其相对性体现在:第一,他不能脱离检察制度框架而单独存在。第二,监督意见不是一经作出就生效,必须由检察长及检委会的采纳,才产生法律意义上的效力。第三,监督范围主要是对检察机关自侦案件中出现的不服逮捕决定、拟撤销案件和拟不起诉等“三类案件”,而不是对检察机关所有案件的监督。第四,行使的监督是程序性的监督,而不是实体监督。第五,检委会可以否决人民监督员的表决意见。

三、预防性

按照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侦查案件实行人民监督员制度的规定》(试行)第十一条、第十二条、第十三条规定:“人民监督员发现人民检察院办理直接受理侦查案件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有权提出纠正意见:(一)应当立案而不立案的;(二)超期羁押的;(三)违法搜查、扣押、冻结的;(四)应当给予刑事赔偿而不依法予以确认或者不执行刑事赔偿决定的;(五)办案人员徇私舞弊、贪赃枉法的”。“人民监督员可以应邀参加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侦查案件的其他执法检查活动,发现有违法情况的,可以提出建议和意见;接受人民群众对检察人员的投诉,转交检举、控告”。“最高人民检察院和上级人民检察院在各地的人民监督员,可以对本地检察工作实施监督,必要时可以直接向其担任人民监督员的人民检察院反映情况。”但这种预防功能只是一种制度上的预防,不能简单地作为评价、衡量检察工作好坏的标准。就具体的个案而言,人民监督员监督评议的意见,仅对案件的处理产生影响,而不是评价检察官能力的依据。因为不同人,不同的法律水准,不同的角度,对同一案件作出不同的看法和结论,是正常的,也是工作职责所允许的。

四、直接性

监督手段的直接性是人民监督员制度的权利特征。所谓直接性,就是指监督手段直接对被所监督的检察机关发生监督作用。人民监督员对案件的监督,直接参与在办案过程之中,是典型的“事中监督”。监督意见直接启动检委会和上级检察机关的审查程序而起作用;人民监督员还可以直接向承办案件的检察官了解案情和法律运用的情况,有权了解案件的证据材料;可以直接对案件进行评议,提出自己的处理意见,甚至否决案件的拟办意见。这种带“刚性”的监督,弥补了民主监督往往是事后监督的不足,使民主监督提前介入到办案过程之中,对案件产生实质性的影响。监督手段的直接性,也使这种外部监督有了“权威性”,有了“权利”的特征。有权利就有压力,人民监督员的监督,也给承办案件的检察官带来了一定的外部压力。一是时间压力。在刑诉法规定的办案期限内,承办检察官要提前将案件送人民监督员进行监督。二是工作压力。承办检察官要将材料准备更充分,法言法语要更准确。三是思想压力。促使案件承办检察官提高自己的廉洁意识、证据意识、程序意识、接受监督意识。所以,案件承办检察官会更加注重案件质量,公正执法,从而使人民监督员制度对检察权的行使起到约束和制约的实效。公务员之家:

五、多样性

人民监督员制度范文篇5

一、检察机关与人民监督员的关系

检察机关与人民监督员二者就是一种制约与被制衡的统一体，所谓制约是指人民监督员是监督者，行使的是监督权，检察机关处于被监督的地位，是接受制衡的对象。在这里要克服两种偏见：一是要克服将二者看作对立关系的偏见，否则检察人员会出现逆反心理，对这一制度的实施产生抵触；二是克服将二者认为是配合关系的偏见，否则检察人员将产生利用心态，失去制度应有的监督作用。所谓统一体是二者要共同承担起依法惩治犯罪、保障人权、公正执法的责任，但不应将二者关系变成一家人、说一家话，而应看作为促进法治建设的同路人，是讲法律话的共言人。

二、检察机关与人民监督员的权力

依法独立行使检察权是宪法赋予检察机关的权力，检察机关享有对案件的终结权，最终检察机关要对案件的质量负责，对具体案件的法律效果、社会效果、政治效果负责，所以检察机关一方面要重视、尊重人民监督员的意见，使这一制度不流于形式，另一方面又要严格依法办案。人民监督员的权力体现为对检察机关及所办案件的制约权、建议权、请求复核权、提请人大否决权，只有明确了二者的职权才能摆正各自的位置、行使好各自的权力。

三、检察机关与人民监督员的体系

原则上讲二者从组织形式上应是并列的两套体系，人民监督员的产生，监督权的授予不应来自于接受监督的检察院。检察机关的体系是明确的，有检察院组织法的定位，但人民监督员的组织形式并不规范，无论是现行的如人民监督员被检察机关聘任制、选任制都不妥善，被监督的检察机关自行聘任、发聘书或虽经一定办法产生由检察机关发证书的形式都有缺陷，在这种形式授权下的人民监督员到检察院来履行职责，都是一种客情，按中国人的习俗是客随主便，人民监督员应对派出机关负责而不是对被监督的检察机关负责。根据司法实践我总结较可行的方案是：一是人民监督员应由同级人大选举、同级人大授权、同级人大委派，二是下级的人民监督员应由上级检察机关选聘、委派，只有这样监督员到检察机关行使监督权才名正言顺。

四、检察机关与人民监督员履行职责的程序

实践中有两种情况：

人民监督员制度范文篇6

结合当前检察工作实际，保证检察权特别是职务犯罪侦查权的正确行使，最高人民检察院依据有关法律，制定并颁布了《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侦查案件实行人民监督员制度的规定（试行）》，实行人民监督员制度，接受外部监督，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切实体现宪法关于一切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必须倾听人民的意见和建议的原则精神。

本文从人民监督员制度对于被追诉人、公众和司法三方面的积极意义来理解其价值，指出人民监督员制度的价值在于维护被追诉人的合法权益，提高公众的法律素养和创造一个民主、公平的法治环境。并提出我国人民监督员制度设计上的缺陷，主要表现在人员组成、任职期限，监督案件，是否能够调阅与案件有关的材料和证据，人民监督员表达意见书的效力，监督方式，人民监督员监督工作的保障几个方面，由于人民监督员制度还处于试点过程，缺乏实证资料，本文从学理的角度对人民监督员制度在技术层面上提出完善意见，针对其缺陷提出完善措施。

人民监督员制度的完善和发展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只有在不断深入总结经验和广泛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由国家立法机构出台相关法律，落实相关配套制度，实现人民监督员制度的规范化、法定化，才能在司法实践上发挥更大的作用。

论文摘要：最高人民检察院为了保证检察权特别是职务犯罪侦查权的正确行使，依据相关法律，结合检察工作实际，决定实行人民监督员制度，接受外部的监督。人民监督员制度的精髓在于强化司法的民主性，其价值在于维护被追诉人的合法权益、提高公众的法律素养和创造一个民主、公平的法治环境。本文从人民监督员制度对被追诉的价值，对公众的价值，对司法的的价值，三方面分析了人民监督员制度的价值，并指出人民监督员制度在人员组成，任职期限方面，监督案件范围方面，调阅与案件有关的材料和证据方面，表达意见书的效力方面，监督的方式方面，监督工作保障方面存在设计缺陷，并引发了关于完善我国现行人民监督员制度的思考，认识到人民监督员制度作为我国一种新型制度，它的完善和发展还有一个漫长的过程，只有通过深入总结经验和广泛调查研究，实现人民监督员制度的规范化、法定化，才能更好地发挥它的监督制约作用。

关键词：人民监督员，价值，完善

2003年10月15日，最高人民检察院依据《宪法》、《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等有关法律，结合检察工作实际，制定并颁布了《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侦查案件实行人民监督员制度的规定（试行）》（以下简称《规定》），并决定在全国十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进行试点工作。检察机关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为了保证检察权特别是职务犯罪侦查权的正确行使，实行人民监督员制度，接受外部的监督。“保障检察权的正确行使，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切实体现宪法关于一切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必须倾听人民的意见和建议的原则精神。”①

一、人民监督员制度的价值分析

人民监督员制度的精髓在于强化司法的民主性，其价值在于维护被追诉人的合法权益、提高公众的法律素养和创造一个民主、公平的法治环境。人民监督员制度的价值可以从被追诉人、公众和司法三方面的积极意义来理解。

（一）人民监督员制度对于被追诉人的价值

人民监督员制度，通过制约公诉权的行使保护被追诉人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通过对一些冤假错案进行分析，我们不难发现，正是由于检查机关行使公诉权发生了偏差，造成了人民法院发生误判，产生了一些冤假错案。故此，有必要通过人民监督员制度来制约公诉权的行使。公诉权制约，就是通过对公诉权的行使进行检查和评判，保证公诉权的正确行使。国家垄断对犯罪的追究，由检察院担当控诉职能。公诉权包括提起公诉权、不起诉权和撤诉权。《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141条规定：人民检察院认为犯罪嫌疑人的犯罪事实已经查清，证据确实、充分，依法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应当作出起诉决定，按照审判管辖的规定，向人民法院提起公诉。”为保证公诉权正确行使，立法应使公诉权运作的具体程序透明化。”②

作为公权力的国家公诉权不能单纯为了维护国家利益或被害人而启动，或仅仅为了惩罚被追诉人而运作，而必然要从有利于国家利益的角度，通过请求给予被追诉人适当的惩罚来保护被害人的利益，这是国家利益、被害人利益和被追诉人利益发生矛盾的一面。对国家和社会而言，国家公诉机关应该代表统治阶级的意志和利益，正确地行使国家对犯罪的追诉权。既要做到惩罚犯罪，保障国家安全和社会公共安全，又要注重保护无辜，不使无罪的人错误地受到刑事追诉；对被追诉人而言，公诉机关既要将真正的犯罪分子诉交法院，又要保障被追诉人的合法权益；对被害人而言，公诉权的运用要达到保护国家社会的整体利益与被害人个人利益的统一，同时要尽量避免被害人因受到损害的利益在刑事追诉活动中得不到保护而再次受害。

（二）人民监督员制度对于公众的价值

人民监督员制度，通过公众的广泛参与，进而加强司法的民主性，提高公众的法律素养，促进对司法的信任感。我国宪法以国家根本大法的形式确立了我国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根本政治制度，明确规定国家的一切权利属于人民，必须接受人民的监督，自觉地把检察工作置于人民的监督之下，是我国的国体和政体所决定的。人民监督员制度通过扩大公众的参与程度，体现了《宪法》保障人权的思想。人民监督员制度通过公众的直接参与，实现了司法中的人民当家做主，公众的民主意识得到了培养和实现。另外对公众法律意识方面的教育价值更为明显。公众作为人民监督员亲自参加司法活动，这与抽象、枯燥的法律条文学习相比，无疑对公众法律知识的增加和法律意识的提高更有裨益。人民监督员制度对于公众更大的价值，还在于促进公众对司法的信任感。客观存在的司法腐败和司法不公，对司法权威及公众信任感造成了损害，人民监督员制度通过公众参与司法活动，增强公众对司法权威的信任，更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三）人民监督员制度对于司法的价值

人民监督员制度可以创造一个公平的法治环境。“从事物的性质来说，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力约束权力。”③分工是国家权力发展的必然结果，而制约又是分权的结果。权力分工一旦形成，由于权力主体各方的利益、承担的职责或责任不同，自然而然地在相互间产生了限制和约束关系。公诉权是国家权力经过分解后的产物，无论是作为国家权力这个大系统里的微量元素，还是作为控诉权的一大组成部分，都必然受到其他方面权力的制约。这是权力得以现实存在的基本方式。具体地说，公诉权作为检察权的一部分，要受到立法权的限制，即公诉权的存在和运作必须由法律作出规定。在追诉犯罪的过程中，履行控诉职能的公诉权要受到辩护权的制约，并共同接受审判权的监督。由于“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④所以，给公诉权设置对立面，对公诉权进行有力制约，也是防止产生权力专断，保障公诉权良性运作的要求。根据《规定》的要求：对人民监督员的意见，检察长同意的，有关业务部门应当执行；检察长不同意的，应当提请检察委员会讨论决定。检察委员会的决定与人民监督员的意见不一致时，应当向人民监督员作出说明。参加监督评议的多数人民监督员仍有异议的，可以要求上一级检察院复核。

二、我国人民监督员制度设计的缺陷

通过实行人民监督员制度，在检察机关直接受理侦查的案件上，监督检察机关的逮捕决定和参与检察机关作出不起诉和撤案决定的过程，解决“谁来监督监督者”的问题。高检院《规定》设计的人民监督员制度存在以下方面的缺陷：

（一）人员组成、任职期限方面

根据高检院的《规定》在设置区域上为各级检察机关所在地，在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推荐的基础上，由检察长聘任，人民监督员的任期与本届检察长相同。“虽然人民监督员由其他单位推荐，但需要检察长聘任，检察机关对人民监督员的确定必然产生影响，在一定程度上，检察机关可以选择人民监督员，让被监督者拥有选择监督者的权力难免会影响到监督者的监督力度。人民监督员在履行职责过程中，能否处于超然的位置令人担心。”⑤

人民监督员的任期较长，在长期与检察机关打交道过程中，难免会在监督者和被监督者之间除了监督关系外，有人情和面子问题，这必然会影响到监督的实施。另外，长期担任人民监督员职务，也可能影响到人民监督员自身的工作和生活，削弱其监督的积极性。

（二）监督案件范围方面

根据高检院的《规定》，人民监督员制度是加强对检察机关直接受理侦查案件的监督，但同时带来的一个问题就是不同的犯罪嫌疑人、受害人在刑事诉讼中受到了不同的待遇，这似乎于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相一致，出现程序不公的问题。检察机关直接受理侦查案件决定逮捕的犯罪嫌疑人在不服时，可以有人民监督员出面监督，而其他检察机关批准逮捕的犯罪嫌疑人却没有此救济渠道，这种不一视同仁的做法对犯罪嫌疑人而言，是不公平的。

（三）人民监督员是否能够调阅与案件有关的材料和证据

人民监督员为了准确掌握案情，除了听取被追诉人的陈述和检察人员的书面或口头报告外，能否有权请求调阅与案件有关的材料和证据，《规定》没有明确表述。

（四）人民监督员表决意见书的效力

人民监督员就某一案件进行调查研究后，通过集体协商，形成了表决意见书，并将该表决意见书送达检察机关。那么该表决意见书是具有法律上的效力，还是仅具有“建议”上的效力？

（五）监督的方式方面

人民监督员对批准逮捕案件的监督属于事后监督，但对不起诉和撤销案件为事中参与，同步监督。这带来两个问题：第一，是否与检察机关独立行使检察权发生冲突，人民监督员进入检察机关作出司法决定的过程，必然会侵害检察机关检察权的独立行使，在现行法律体制下，也没有合法的法律依据；第二，犯罪嫌疑人合法权利及时保护的问题。对检察机关拟撤销的案件，人民监督员实施监督，其审查的期限最长可以是一个月，如果确属应该撤销案件，犯罪嫌疑人的权利受到侵害，特别是被羁押的犯罪嫌疑人，受到了不应该的羁押。对拟不起诉的犯罪嫌疑人，同样存在这一问题。在注重打击犯罪的同时，忽略了对犯罪嫌疑人合法权益的及时保护。对检察机关直接受理侦查案件的犯罪嫌疑人，在逮捕上，较其他犯罪嫌疑人多了一个权利保护措施，而在不起诉上，又多了一个权利及时保护的限制措施，这两方面形成鲜明的对比。不能不说，在设置人民监督员制度时过多关注该制度对检察机关自身执法行为的监督和制约，没有更多考虑到受该制度影响的相对人的权益。

（六）人民监督员监督工作的保障方面

人民监督员是否应该有常设的办公室？人民监督员是否可以获得适当的报酬？人民监督员所在单位有什么责任和义务？

三、关于完善我国现行人民监督员制度的思考

由于人民监督员制度还处于试点过程中，高检院制定的人民监督员制度在实践运作中有什么不足之处，还需要时间来检验。在缺乏实证资料的基础上，也难以评说。故只能从学理的角度对人民监督员制度在技术层面上进一步完善，提如下意见：

（一）人员组成、任职期限方面的完善

可以借鉴日本检察审查会在人员组成方面的规定。“检查审查会由11人组成，另有11人候补成员，通过选举，一人担任会长。作组成人员由该审查会辖区内具有众议员选举权的人中抽签产生，任期为6个月。于每年3、6、9、12月的15号召开会议，必要时由会长临时召集。”⑥依据我国实际状况，可以在同级人民代表和政协委员中抽签产生。在人数方面可以规定，县级人民检察院的人民监督员人数为5人，地市级人民检察院的人民监督员人数为7人，省级人民检察院的人民监督员人数为9人。我国人民代表大会是国家权力机关，有权对一府两院的工作实施监督，由人大代表担任人民监督员对检查机关直接受理侦查案件实施监督，正是这种监督权的具体体现。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是我国政治生活中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一种重要形式，依据中国共产党同各派和无党派人士“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方针，对国家的大政方针和群众生活的重要问题进行政治协商，并通过建议和批评发挥民主监督作用。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由选举产生，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可以集中代表人民的要求。新一届的人民监督员由人大主任和政协主席共同颁发任命证书。被任命的人民监督员名单应登报通告，晓谕社会。

在人民监督员的任期上，可以缩短为一年，这既可以避免过长的任期影响到人民监督员的工作和生活，也避免长时间的任期带来的负面因素。单纯从操作的角度看，人民代表大会和政协会议一年召开一次，既可以总结上一年人民监督员工作的情况，也可以产生新一届的人民监督员，在人民代表和政协委员集中开会期间就可以完成组成工作。

（二）监督案件范围方面的完善

在监督案件的范围上应该扩大。随着试点工作的开展，在取得经验和实效的基础上，最高人民检察院应该积极向国家立法机关提出立法建议，制定具有法律地位的《人民监督员法》，将人民监督员监督案件范围扩大到普通案件上，体现程序公正的要求。

（三）人民监督员是否能够调阅与案件有关的材料和证据方面的完善

可以规定，人民监督员为了准确掌握案情的需要，经检察委员会同意，可以调阅与案件有关的材料和证据，但是不得对外泄露与案件有关的材料和证据，否则将免除其人民监督员职务。

（四）人民监督员表决意见书的效力方面的完善

人民监督员只是对检察权实行监督，并不是国家的执法机构，因此人民监督员的表决意见书，经过检察委员会认同的，有法律效力；没有经过检察委员会认同的，没有法律效力，仅具有“建议”上的效力。

（五）监督方式方面的完善

在监督方式上应该采取事后监督。采取统一事后监督的方式，既可以避免人民监督员与检察机关独立行使检察权的法律规定相冲突，也可以及时保护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事后的救济渠道同样能够达到制约、监督检察机关司法决定的效果。在人民监督员实施监督启动程序上，采取申请开启和依职权自行开启。对人民监督员认为检察机关逮捕、不起诉、撤销案件不当的决议，虽然不能必然改变检察机关原决定，但在程序上可以规定，作出原决定的检察机关开启检察委员会讨论程序，检察委员会讨论后维持原决定的，人民监督员可以在五日内向上一级检察机关复核，开启复核程序，上级检察机关应在十五日内给予答复，使外部监督行之有效地转换为内部监督。

（六）人民监督员监督工作保障方面的完善

人民监督员应该有常设的办公室。人民监督员在执行监督职务所需的费用，应列入政府的预算范围，并作为专款拨给检察机关。人民监督员有工作的，由原单位照发工资，检察机关应给予一定津贴；没有工作的，检察机关应按照职业检察官的收入比例按日计发报酬。这样可以有效地调动人民监督员监督工作的积极性，肯定和尊重人民监督员的劳动。2004年2月，湖北省委省政府决定，人民监督员在开展监督工作中所需的经费列入财政预算，由各级财政部门核拨，使该省各级检察院的1457名人民监督员履行监督职责有了经费保障。另外，人民监督员所在单位应该积极配合人民监督员的监督工作，不能以工作任务繁重为由，设置各种障碍，阻挠人民监督员参与监督工作。

人民监督员制度的完善和发展还有一个漫长的过程，相信经过深入总结经验和广泛调查研究，由国家立法机关出台相关法律，落实人民监督员制度的相关配套制度，实现人民监督员制度的规范化、法定化，这项制度必将在司法实践中发挥它应有的作用。

注释：

1.人民监督员制度：是指在检察机关查处贪污、受贿、渎职、侵权等职务犯罪过程中，由通过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推荐产生的人民监督员，依照一定程序对检察工作实行监督的制度。

2.职务犯罪：是指国家工作人员及在非国有单位从事与公共利益相关的职务活动的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进行违法活动，或者滥用职权、玩忽职守、放弃职责或者进行其他渎职活动，破坏国家对职务行为的管理，致使国家、集体或者社会公众利益遭受重大损失，依法应受刑罚处罚的一类犯罪行为的总称。

3.公诉权：是国家主动对犯罪进行追诉的一种刑罚请求权。

4.制约：指出于确保事物的健康存在，发展的目的而建立的检查、评判、取弃及与之相应的整套机制。

5.证据：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一切事实。

参考文献资料：

①樊崇义：“人民监督员适度是一项有生机和活力的适度”《人民检察》2004年第二期

②赵永红：“公诉权制约研究”《中央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1999年第4期

③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1979年巴黎加尔涅•弗拉马里翁出版社

④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1979年巴黎加尔涅•弗拉马里翁出版社

人民监督员制度范文篇7

我国《宪法》第二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第二十七条规定：“一切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必须依靠人民的支持，经常保持同人民的密切联系，倾听人民的意见和建议，接受人民的监督，努力为人民服务。”第四十一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有向有关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但是不得捏造或者歪曲事实进行诬告陷害。”该条进一步从公民的权利、国家机关的职责以及要求的角度，重申了公民的监督权。宪法中的上述三条规定，从一般到具体，既规定了公民对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监督权，又规定了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接受监督的义务，同时，又原则地规定了公民进行监督的方式方法。应该说，宪法对公民监督权的规定是明确的、完备的，为人民行使各项权利提供了可靠的保障，也为检察机关人民监督员制度的建立提供了宪法依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第六条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进行刑事诉讼，必须依靠群众，必须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这一条规定明确了司法机关进行刑事诉讼“必须依靠群众”，依靠群众的含义就包括依靠公民对检察机关进行监督。同时，我国《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第七条也规定：“人民检察院在工作中必须坚持实事求是，贯彻执行群众路线，倾听群众意见，接受群众监督。”这是检察院组织法对检察机关接受公民监督更为清楚、明确、具体的规定。由上可见，在我国政治体制中，人民享有广泛的参政权和监督权。人民有权参与各项社会管理活动，有权对国家机关和及其工作人员的活动进行监督，这是宪法赋予人民群众的一项法定权利，有关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必须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这是宪法规定的法定义务。就检察机关来说，检察工作必须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倾听群众意见，而人民监督员制度正是检察机关就职务犯罪案件工作接受人民群众监督、倾听群众意见的一种具体方式。这既有宪法这一具有最高法律效力的法律依据，又有规制整个检察机关活动原则的组织法的法律依据。高检院决定试行人民监督员制度是严格依照宪法和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的有关规定，在检察职权范围内，通过有关规章制度，把人民群众依法应该享有的、对检察工作进行监督的权利予以程序化和制度化。

作为监督机关的人民检察院享有了对职务犯罪的侦查权、决定逮捕权、公诉权，可以依法限制和剥夺犯罪嫌疑人的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那么对于这种侦查权如何进行有效的监督和制约，就成为社会公众关注和检察机关自身必须面对和解决的问题。检察机关高层在探索从内部解决这个问题，尝试了加强内部纪检监察、完善侦查制约机制、开展专项治理活动等办法，但一直不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职务犯罪案件查办处理的全过程笼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人民群众对办案缺乏理解和信任，给反腐败工作的深入开展造成诸多不利。因此，“必须研究建立必要的机制，接受外部的监督，唯此，才有利于提高办案质量，并解决‘谁来监督监督者’的问题”。人民监督员制度就是在强化对检察工作监督的背景下孕育的，通过规范程序将办理职务犯罪案件的关键环节有效地置于人民群众监督之下，力求通过民众参与检察从制度上保证检察权特别是职务犯罪侦查权的正确行使，防止检察权的滥用。“科学的监督依据应当从权力的本质中发生。权力除了本质上具有阶级属性外，还具有公共属性。权力如何行使，理应由公众来监督。”

二、人民监督员制度的价值

首先，有助于提高司法民主。美国学者罗伯特·达尔在《论民主》一书中认为，司法民主根源于以下司法观念：一是司法权来源于人民；二是司法机关存在的必要性；三是司法机关必须尊重人格尊严和价值；四是司法权的有限性；五是以民为本的司法制度才具有生命力。在司法系统内引入非法律职业人员参与司法过程，将大大增加司法制度的开放度和透明度。人民监督员制度的建立，意味着在检察工作中增设了一条人民群众直接参与和监督检察工作的新途径，有利于检察机关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倾听人民群众的意见，因而符合我国社会主义检察制度的本质要求和发展方向。检察权在本源意义上属于人民所有，在性质上当然可以由人民直接地或部分地行使，在具体制度安排上应当设置人民直接参与的程序。检察机关和检察官只是代表人民行使检察权，不应当异化为检察权的垄断者。中外的司法实践都证明，由非司法职业人员(如人民陪审员)与司法职业人员相结合，共同行使一定范围的司法权，不仅有利于防止司法的专断、司法权的滥用和腐败，而且有利于防范各种外部的不当干涉，保证司法的中立、独立和公正，树立司法权威。西方国家实行的陪审制、参审制、陪审团制等，民众参与检察体制的日本检察审查会制度，都值得我们研究与借鉴。

其次，有助于权力制衡。“一切拥有权力的人都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孟德斯鸠的这句名言，已经成为人们熟知的真理，它提醒人们任何权力均需要监督制约，否则权力就易被滥用。对权力的监督制约，既需要来自权力系统内部的，也需要来自权力系统外部的。检察权也不例外。法律监督首先要求监督主体对实权强大的国家机关发挥控制、约束、督促作用，目的在于防止公共权力的失度行使。当国家机关违法、渎职、腐败、超越权力或滥用公共权力时，监督主体即要通过监督权力的行使，“以权力制约权力”。权力需要内外监督，只有内部的制约不足以防止权力被滥用。检察机关职务犯罪侦查权，是国家侦查权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了防止其被滥用，必须设置内部与外部的监督和制约、诉讼内与诉讼外的制约和监督。实行人民监督员制度，是检察机关主动向人民群众寻求监督，这是完善检察权外部监督机制的大胆改革，其实质是利用社会权利来制约国家权力。

最后，有助于保障人权。人民监督员制度，通过制约公诉权的行使保护被追诉人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通过对一些冤假错案进行分析，我们不难发现，正是由于检察机关行使公诉权发生了偏差，造成人民法院发生误判，产生了一些冤假错案。故此，有必要通过人民监督员制度来制约公诉权的行使。公诉权制约，就是通过对公诉权的行使进行检查和评判，保证公权和撤诉权。《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一条规定：人民检察院认为犯罪嫌疑人的犯罪事实已经查清，证据确实、充分，依法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应当作出起诉决定，按照审判管辖的规定，向人民法院提起公诉。“为保证公诉权正确行使，立法应使公诉权运作的具体程序透明化。”作为公权力的国家公诉权不能单纯为了维护国家利益或保护被害人而启动，或仅仅为了惩罚被追诉人而运作，而必要从有利于国家利益的角度，通过请求给予被追诉人适当的惩罚来保护被害人的利益。这是国家利益、被害人利益和被追诉人利益发生矛盾的一面。对国家和社会而言，国家公诉机关应该代表统治阶级的意志和利益，正确地行使国家对犯罪的追诉权。既要做到惩罚犯罪，保障国家安全和社会公共安全，又要注重保护无辜，不使无罪的人错误地受到刑事追诉；对被追诉人而言，公诉机关既要将真正的犯罪分子诉交法院，又要保障被追诉人的合法权益；对被害人而言，公诉权的运用要达到保护国家社会的整体利益与被害人个人利益的统一，同时要尽量避免被害人因受损害的利益在刑事追诉活动中得不到保护而再次受害。

三、人民监督员制度的功能性

首先，有利于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在当今世界上，保障人权越来越受到各国人民、政府和国际组织的重视。尊重人权和保障人权是世界各国所公认的准则。作为人权领域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通过规定一系列的诉讼原则保护人权，在法律领域反映了人类的文明程度。我国检察机关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负责立案侦查贪污贿赂、渎职侵权等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案件。现有刑事诉讼程序规定，这些案件的立、侦、捕、诉都由检察机关一家决定，只有起诉以后才受到法院的审查和制约，这就难免会使人产生“谁来监督监督者”的法律追问。“任何人不能充当自己案件的法官”，任何公权力主体单一的自我约束、自我监督也都难以完全让人信服，很难实现打击犯罪和保障人权的统一。人民监督员的介入，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平衡此类案件中的诉讼结构。人民监督员的监督范围，就体现了这一指导思想。实践证明这种外部监督与检察机关的内部监督具有互补性，而且外部监督的超然性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自侦案件立、侦、捕、诉程序的封闭性缺陷。

其次，有利于促进司法文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我们党和国家一项重要的战略性任务和目标。我们所要建立的和谐社会是政治文明、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公平正义是和谐社会的根本要求，而政治文明、民主法治是建立和谐社会，实现公平正义的根本保障。现代政治文明的最终表现形式是宪政文明和法治文明，要求在政治权力的规范化和国家机构法治化基础上实现决策机制的民主化。人民监督员制度实质正是通过社会公众的参与，实现检察工作的民主化，从制度上提高检察机关在查办职务犯罪过程中决策机制民主化程度，有效防止查办职务犯罪案件决策的随意性，这是当代法治文明的应有之义。从这个意义上说，实行人民监督员制度形成了一种符合当代法治文明潮流的先进司法文明机制，形成了专门机关和广大人民群众相结合共同推进查办职务犯罪工作的和谐局面，因此，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

人民监督员制度范文篇8

关键词:人民监督员;监督范围;选任制度;监督效力

一、人民监督员制度的困境与新发展

2003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侦查案件实行人民监督员制度的规定(试行)》，并在党中央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领导下开始了人民监督员制度的试点工作，我国人民监督员制度实践就此拉开了序幕。最高人民检察院的文件表明了人民监督员制度的监督范围仅限于人民检察院办理的自侦案件。如此限定人民监督员制度监督的范围可以说是不合理的。人民监督员制度，顾名思义就是由一般社会成员亲自参与司法活动，对人民检察院行使权力进行监督制约，但是这样的制约何以仅仅限于人民检察院办理的自侦案件。然而，结合当时的社会背景可以发现，这样特定监督的范围是由人民监督员制度设立的目的所决定的。当时，我国宪法明确规定人民检察院是法律监督机关，人民检察院对于职务犯罪案件享有自侦、自捕、自诉的“一条龙”式的审前权力，这样一种封闭的权力既缺乏其他权力机关的有效制约，也缺乏必要的外部监督，极易产生滥权的情形。而且当时检察机关反腐效果并不理想，开展的反腐活动也多是“雷声大，雨点小”，社会公众对于人民检察院在如此的权力配置下能否有效地发挥打击职务犯罪的作用以及是否能够公正地实施法律产生了质疑。为了回应这样的质疑，最高人民检察院提出了人民监督员制度的试点改革，可以说，人民监督员制度的产生是最高人民检察院对社会呼声的一种被动回应，如此也不难解释为何人民监督员制度的监督范围仅限于人民检察院办理的自侦案件。人民监督员制度几经发展，但是监督范围却一直限于人民检察院办理的自侦案件，在2015年12月的《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人民监督员监督工作的规定》第一条就明确规定“加强对人民检察院办理直接受理立案侦查案件工作的监督”的目的。但随着司法体制改革的深化，《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以下简称《监察法》)的通过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刑诉法》)的修改，与职务违法犯罪有关的案件已经转由国家监察委员会办理，尽管新《刑诉法》保留了部分职务犯罪案件由人民检察院自行侦查，但是这样的权力显然已经沦为一种“文本权力”，基本没有适用的余地。人民检察院已经基本不再办理自侦案件，因此，人民监督员制度的设立基础已经基本丧失，人民监督员制度是否还有必要存在已成为一种当然的质疑。然而，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检察院组织法》(以下简称《检察院组织法》)无疑否定了这样的质疑，与新《刑诉法》同时的《检察院组织法》第27条明确规定:人民监督员对人民检察院的办案活动实行监督。这是人民监督员制度第一次从人民检察院自我限权上升到法律层次的监督措施，其实施也具备了法律的保障。《检察院组织法》的修改对关于人民监督员制度是否有存在的必要的讨论起到“一锤定音”的效果，人民监督员制度还将继续得以实施。但是《检察院组织法》第27条仅仅原则性地规定了人民监督员依照规定对人民检察院的办案活动实行监督，并没有进一步对人民监督员制度予以细化规定，而所谓的“依照规定”也并不能起到指导性的作用，一方面能够与《监察法》以及新《刑诉法》衔接的新规定并没有出台，而之前的规定在新的司法环境中又基本不具有适用的可能性。在新的具体规定出台之前，有必要重新探讨与检视人民监督员制度，从而完善人民监督员制度，使人民监督员制度在新的司法环境中充分发挥其作用。其中有三个问题亟待探讨:其一，人民监督员的监督范围;其二，人民监督员的选任;其三，强化人民监督员的监督效力。

二、人民监督员制度监督的范围重构

《监察法》的出台以及新修订《刑诉法》的通过，对人民监督员制度最大的冲击就是人民监督员监督的对象已经不复存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的《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人民监督员监督工作的规定》第二条，人民监督员监督的范围为人民检察院办理直接受理立案侦查案件中出现的11种情形①。如今，人民检察院已经基本不再办理直接受理立案侦查案件，如果继续沿用上述规定的监督范围，那么人民监督员制度无疑就会成为一种名存实亡的制度。因此，有必要重新构建人民监督员的监督范围。对于人民监督员的监督范围，学界也有相应的讨论，其中主要存在两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人民监督员的监督范围不再仅限于某种案件类型或是某一办案阶段，检察机关的“监督、审查、追诉”三方面的职权都应纳入人民监督员的监督范围，但应当针对存在较大争议的或社会影响较大的案件。［1］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人民监督员的监督范围为检察机关对职务犯罪的起诉活动，包括提起公诉与不提起公诉，并将由监察委调查终结后移送到检察机关起诉的案件作为监督的重点。［2］笔者认为上诉两种观点皆存在一定的局限性，第一种设想将检察机关的“监督、审查、追诉”三方面的职权都纳入人民监督员的监督范围无疑过于宽泛，缺乏科学性与可操作性。人民监督员的设立是为了解决检察机关的部分权力缺乏必要的外部制约与监督，例如:监察体制改革前，人民检察院对于职务犯罪案件的立案，采取监视居住的强制措施，进行搜查、扣押、冻结等侦查行为的权力都是缺乏必要外部制约与监督的。而监察体制改革后，检察机关行使的部分权力已经变为对其他机关的监督与制约，对于这样的权力实属缺乏由人民监督员进行监督的必要。经验告诉我们“管得越多”就等于“什么都管不了”，将人民监督员的监督范围扩大至“监督、审查、追诉”很可能导致人民监督员什么都监督不了。而且将监督范围如此扩大，人民监督员对许多情形都缺乏必要的发现机制，就如之前的人民监督员制度虽然规定对人民检察院办理直接受理立案侦查案件出现的11种情形进行监督，但是由于缺乏必要的发现机制，其中很多情形都缺乏实际操作性，扩大至上述的监督范围也可能重蹈覆辙。该学界学者也认识到了这样的问题，并提出人民监督员监督的案件限于存在较大争议的或社会影响较大的案件。确实，这可以过滤掉大部分案件，减轻人民监督员不必要的负担，又使人民检察院可以得到更大范围的监督。但是这也带来一个问题，“存在较大争议”与“社会影响较大”究竟应当如何予以判断，以及应当由谁进行判断。首先人民监督员的性质决定人民监督员并不会常驻人民检察院，因此，判断主体不可能是人民监督员，那么这种判断无疑又回到了人民检察院，在判断标准不明确的情况下，其结果就是人民检察院挑拣案件由人民监督员监督。果真如此，人民监督员制度不仅不能够起到监督的作用，反而会成为人民检察院行使职权的背书。因此，将人民监督员的监督范围扩大至“监督、审查、追诉”三方面的职权不仅没有必要，也缺乏实际操作性。第二种将人民监督员的监督范围限于检察机关对职务犯罪的起诉活动的设想虽然很好地承接了之前的人民监督员制度监督的范围，但如此并不能完全发挥人民监督员应有之作用。一方面，将监督范围仅仅限于检察机关对职务犯罪的起诉活动过于狭隘，这无可避免地需要解决一个问题，检察机关对职务犯罪的起诉活动与一般犯罪的起诉活动有何实质性的区别，因此需要对职务犯罪的起诉活动进行专门的监督?在笔者看来，这样的区别并不存在。另一方面，将人民检察院对职务犯罪提起公诉的活动也纳入监督范围缺乏必要性，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的活动并不具有终局性，其仍然需要接受人民法院的制约，实属缺乏由人民监督员监督的必要。笔者认为，在深化司法体制改革的今天，人民监督员的监督范围应当设置为人民检察院针对所有案件的不起诉决定。首先，在重构人民监督员制度成为必然的今天必须破除先前规定的桎梏，其监督范围不应再限于人民检察院办理职务犯罪的相关活动。人民监督员制度的核心应当是解决人民检察院的部分权力缺乏必要的外部监督与制约的问题。在不起诉决定上，人民检察院不仅在处理职务犯罪中缺乏外部的监督与制约，在处理一般犯罪中也是如此。尽管针对不起诉决定我国《刑诉法》第179条规定了公安机关的复议、复核程序，180条规定了被害人的申诉程序，以及181条规定的被不起诉人的申诉程序，但是这些程序都为检察机关所主导，都没有解决人民检察院的不起诉决定缺乏外部监督与制约。其次，新《刑诉法》将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纳入我国刑事诉讼法律体系之中，这一改革必然带来人民检察院在公诉活动享有更大的自由裁量权，因此也更有必要对其公诉活动予以监督。并且新《刑诉法》第182条赋予了人民检察院一种新的不起诉权力。尽管该条为防止滥用，规定了最高人民检察院的核准程序，但是这样的核准程序依然是一种内部的监督制约，并不能抹杀外部监督的必要。最后，对人民检察院的不起诉活动由社会公众组成的组织进行监督也有其先例，并且其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例如:日本为了制约检察官所享有的巨大公诉权，尤其是检察机关享有的巨大的追诉裁量权，实行了检察审查会制度。而检察审查会最主要的功能就是审查确认检察机关所做出的不起诉决定是否正当。［3］日本检察审查会在监督检察机关公诉权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并且为了更好地发挥检察审查会的作用，日本国会在2004年通过了对检察审查会的改革议案，强化了日本检察审查会的监督效果。我国同样面临着检察机关公诉权缺乏外部监督的困境，在改革我国人民监督员制度时，有必要借鉴和吸收日本检察审查会的成果，将人民监督员的监督范围界定为审查检察机关所做出的不起诉决定是否正当，以完善我国人民监督员制度。由此，人民检察院在做出不起诉决定之后，都应当将该决定送至人民监督员办公室，以便人民监督员有必要的途径了解相关情况，以决定是否启动监督。同时，人民监督员也可以接受被害人、告发人等案件相关人的申请以决定是否启动监督程序。

三、人民监督员的选任改革

人民监督员制度具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这就是民主性，该特点对人民监督员的选任与任期提出了要求，可以说，以适当的方式选任出能够代表广大人民群众，并能充分行使监督权的人民监督员，是人民监督员制度得以顺利、有效运行的核心。［4］人民监督员制度具有民主性，这是人民监督员制度相较于其他有组织的监督所具有的优势，同时人民监督员制度所具有的民主性本身就是一个值得追求与拓展的价值。我国《刑诉法》第6条明确规定了“依靠群众”原则，人民监督员制度正是“依靠群众”的一种体现，也是公民参与司法的一种重要形式。公民参与司法对司法民主、司法公正、司法公信力以及司法能力的提高都具有促进作用［5］。可以说，充分发挥人民监督员制度的民主性是人民监督员选任的核心考虑因素。基于此，《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实行人民监督员制度的规定》第九条明确了推荐与自荐相结合的人民监督员产生方式。其中的自荐方式为公民成为人民监督员拓宽了渠道，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人民监督员制度的民主性。但是，这样的规定在实践中却遭到了异化，有学者调研发现，自荐方式成为一种“附庸”，在产生的40位人民监督员中仅仅只有一位是通过自荐的方式产生，其他均为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与基层组织等推荐产生。［6］这不得不让人质疑，几乎所有的人民监督员都是与国家公权力有关的人，如何充分代表广大人民群众?这样的人民监督员的组成是否具有民主性?为此，学者倡导应当以“自荐为主、推荐为辅，鼓励自荐”为人民监督员产生原则，并且对此原则进行了实践。［7］此原则相对于《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实行人民监督员制度的规定》第九条的规定更具有优越性。其明确了推荐与自荐的主从关系，以自荐为主对于保证人民监督员制度的民主性具有重要意义。但是，以推荐与自荐作为人民监督员的产生方式仍然是一种在司法成本面前的一种退而求其次的选择。尽管，自荐相较于推荐在保证民主性上更具有优越性，但是自荐在保证民主性上仍然受到其他因素的制约。一方面，自荐的前提是公民具有充分的信息知悉能力，所有公民都有条件与能力知悉人民监督员制度的相关内容以及人民监督员的选任情况，但是这在当前中国显然是不现实的。中国社会公民的信息知悉能力呈现一种金字塔式的结构，信息知悉能力低下的人反而是社会的大多数，广大公民缺少了解相关信息的渠道。如此，自荐方式在体现民主的优越性受到制约。另一方面，自荐也以公民的积极主动为前提，但是从我国公民参与政治生活实践来看，大多数公民都较为被动，让公民自荐成为人民监督员又能具有广泛的代表性，这本身就是不太现实的。鉴于此，有必要对我国的人民监督员的选任方式进行改革，而改革的核心目标就是保证人民监督员的民主性与广泛代表性，理想的情形就是每一个符合条件的公民都有机会成为人民监督员。日本为了保障检察审查会的民主性以及充分发挥审查职能，其检察审查会由从享有众议员选举权的人中随机抽选的11名检察审查员组成。［3］鉴于此，笔者认为，我国人民监督员可以从候选区域中拥有选举权的公民中随机抽选产生。具体来说，负责人民监督员选任工作的单位从待选区域中随机抽选出符合条件的拥有选举权的公民作为候选人，再直接与该候选人通过电话等方式取得联系并告知其人民监督员制度的相关情况、人民监督员的选任情况以及人民监督员的权利义务，接受候选人的咨询。之后征求候选人是否具有成为人民监督员的意愿，如果候选人具有成为人民监督员的意愿，那么再约谈候选人并对其进行面对面的审核;如果候选人无意于成为人民监督员，那么再随机抽取，直到符合要求的人数。如此，更有益于保证人民监督员的广泛代表性以及更好地履行监督职责，同时这种邀请参与的方式也更为被中国公民所接受。

四、人民监督员制度的监督效力强化

人民监督员制度作为一种监督机制，其能否充分发挥监督效果的关键在于监督强制效力的有无，缺乏监督强制效力的监督机制只可能成为一种为权力实施“正名”的工具。人民监督员的监督缺乏强制效力，监督过程形式化，是人民监督员制度难以发挥实效的根本原因，这也使得人民监督员制度为学者所诟病。［1］在之前的监督实践中，人民监督员根据案件情况对案件进行评议、表决，并形成表决意见，由人民检察院对该意见进行审查，若人民检察院的意见与人民监督员的意见相左，人民检察院应当向人民监督员进行说明，说明之后人民监督员仍有异议的，对此可以复议一次，但是复议的最后结果仍然为人民检察院所控制。可以发现，人民监督员的监督没有任何强制效力，人民监督员的监督更多的是一种发现异议的机制，但是对于案件处理的决定权仍然掌握在检察机关手中，由此可以得出一个结论，人民监督员制度似乎是一个可有可无的存在。虽然在实践中存在着经过人民监督员的监督之后人民检察院改变了之前的决定的情形，但是这也无可改变人民监督员的监督缺乏强制效力的事实。将监督效果寄希望于被监督人的自觉，这样的制度无疑是失败的。日本检察审查会也曾遭遇监督缺乏法律强制力的窘境，为了改变这样的状况，日本于2004年对检察审查会进行了改革，规定了起诉决议制度，检察审查会对于检察官不起诉的案件做出起诉适当的决议后，检察官在收到该决议后仍然坚持不起诉或者在3个月内未提起公诉，检察审查会又一次作出起诉适当的决议时，必须通知地方法院指定辩护律师代为提起公诉。通过起诉决议制度，日本成功地赋予了检察审查会监督的强制力，强化了检察审查会对检察官的监督。同时为了协调检察审查会的监督刚性与检察官的自由心证得到充分地尊重，保证公正以及程序正当，日本设立了指定辩护律师制度，在检察审查会第二次作出起诉适当的决议时，地方法院就必须指定辩护律师代替检察官行使公诉权。［8］改革人民监督员制度的关键就在于赋予人民监督员监督的强制效力，但在赋予人民监督员监督的强制效力的同时，也应当尊重检察官的自由心证，避免检察官做出违背其心证的决定。然而我国又缺乏指定律师作为公诉人支持公诉的基础。因此，有必要在赋予人民监督员监督的强制效力与尊重检察官自由心证的权衡中提出一种具有实践基础的监督机制。因此笔者提出如下构想:检察官经过审查做出不起诉决定，应当将该决议交由人民监督员进行审议，审议不通过，则退回检察官，由检察官进行进一步审查，在此过程中检察官可以将该案退回原办案机关补充侦查与延长审查起诉期限，并在法定期限内再一次做出决定。该决定再交由人民监督员审议，人民监督员审议仍然不通过，则应当终止做出该决定的检察官对于该案的办理，并将该案交由其他检察官在综合人民监督员的意见的基础上重新办理。其间，在检察官做出不起诉决定之后，应当立即释放在案的犯罪嫌疑人，有必要的可以办理取保候审程序。

［参考文献］

［1］陈卫东，胡晴晴，崔永存．新时代人民监督员制度的发展与完善［J］．法学，2019(3):3－16．

［2］高一飞．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背景下人民监督员制度的出路［J］．中州学刊，2018(2):60－64．

［3］肖萍．日本检察审查会制度改革及其启示［J］．上海大学学报，2013(5):121－127．

［4］卞建林．人民监督员制度的运行与完善［J］．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14(1):68－78．

［5］陈卫东．公民参与司法:理论、实践及改革:以刑事司法为中心的考察［J］．法学研究，2015(2):3－25．

［6］陈卫东，孙皓．人民监督员制度运行调研报告［J］．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11(5):80－91．

［7］徐昕．人民监督员制度的广安模式［J］．当代法学，2009(6):140－146．

人民监督员制度范文篇9

为认真贯彻落实党的17大精神，全面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进一步完善监督机制，不断密切与人民群众的联系，推进企业外经贸活动深入健康发展，经研究，决定在我区人大代表、客商代表、服务对象和有关部门乡镇等社会各界聘请名同志作为义务监督员，建立人民义务监督员制度，特作如下通知：

一、义务监督员职责

（一）监督我局政务公开、依法行政、办事效率和服务质量情况；

（二）监督我局党风廉政建设、行风建设等活动的开展情况；

（三）监督各项招商政策的落实；

（四）监督招商工作的热点、难点和群众信访问题的解决；

（五）查纠工作人员的不良行为；

（六）收集反映社会各界和人民群众对我们的意见和建议；

（七）监督外经贸局对意见和建议的整改落实；

（八）参与外经贸局组织的社会评议等活动。

二、监督方式

义务监督员可采取明查暗访、当场查纠、征求收集社会各界和人民群众意见等方式对外经贸局实行监督，并及时将情况进行汇总，以书信、电话、面谈等形式向我局督察办反映，必要时也可以直接约见我局主要领导同志。为进一步密切与义务监督员联系，充分发挥他们的监督作用，我局拟于每年召开两次监督员座谈会，集中征求和听取他们的意见和建议，以及时解决不足和问题，更好的推进各方面工作的改进。

人民监督员制度范文篇10

各位领导、人民监督员：

按照最高人民检察院的统一部署，二○○三年十月，xx区检察院作为全国首批进行人民监督员制度试点的基层检察院，积极开展了对职务犯罪案件中拟作撤案、不起诉、不服逮捕“三类”案件的监督。原创：两年来，在市检察院和区委领导下，在区人大、区政协的监督、支持下，人民监督员制度试点工作有新的拓展，共监督“三类”案件7件8人，已全部监督结案，取得了预期成效，促进了查办职务犯罪工作的开展。现将开展人民监督员制度试点工作两年来的主要情况汇报如下：

一、区委政府重视人大政协支持

我院决定开展人民监督员工作试点后，向区委报送了开展此项工作的实施方案，区委迅速批复同意实施，市委常委、区委书记、区人大主任xxx批示：检察机关要主动接受人民监督员监督，深入细致、扎实有效地推进人民监督员制度试点工作，区政府要尽力为做好此项工作提供必要的经费保障。区委成立了以副书记xxx为组长，区委常委、区政法委书记xxx、区人大副主任xxx、区政协副主席xxx、区检察院检察长为副组长的xx区人民监督员制度试点领导小组，成员由区纪委、宣传部、政法委、人大法工委、政协提案法制委、信访办、监察局、财政局、检察院有关负责人组成。区委并就人民监督员推荐工作发出专门文件，明确人民监督员具备的条件，要求充分考虑人选的专业性、广泛性、权威性，在各系统中民主推荐人民监督员。在区委的重视和人大的坚持下，区级各单位积极配合，从各系统推荐出32名人民监督员候选人，经过区人大常委会认真审核同意聘任五名同志为xx区第一届人民监督员。2003年9月30日，我院召开聘任人民监督员大会，向人民监督员颁发聘书，5名监督员正式上岗履职。

二、创造工作条件诚恳接受监督

为确保人民监督员工作取得实效，我们尽检察机关之所能，努力为人民监督员履行职责创造良好的工作环境。一是在我们办公用房十分紧张的情况下挤出55平方米的办公室作为人民监督员专用办公室，并新购置了电脑、电话机、办公桌椅、文件资料柜、茶几、沙发、开水器等办公设备，为人民监督员提供了良好的工作环境；二是将《自侦案件范围》、《人民监督员工作职责》、《保密守则》制作上墙，使人民监督员了解监督范围和监督职责；三是将常用法规、相关书籍、资料存放人民监督员文件柜，并将检察机关的职责、职权、自侦案件受案范围、监督个案的基本情况以及法律法规等制作成软件，录入计算机，供监督员随时查阅；还为人民监督员办公室订阅了相关报刊杂志，使人民监督员学习有报刊、监督有法律；四是重大活动、重要会议邀请人民监督员参加，重大检察工作部署，上级有关重要会议精神，适时向人民监督员传达、通报；相关工作文件、信息、简报等，随时向人民监督员发送，使人民监督员了解检察工作情况，便于实施监督；五是实行工作补贴，给予每个人民监督员相应的交通、通讯、办案加班费补贴，使人民监督员热心、专心做好监督工作。为使人民监督员全面进入监督状态，担当好监督职责，在对“三类”案件实施监督的同时，不失时机组织人民监督员视察驻看守所检察室和对本院查办职务犯罪活动进行执法检查，认真听取意见和建议。如去年10月28日，人民监督员在视察本院驻看守所检察室和区看守所中，善意地提出加强检察室及看守所规范化建设的建议，我院立即会同看守所认真整改，促进了检察室和看守所工作的深入开展。今年8月，区人大常委会听取我院监所检察工作专题报告后，对驻所检察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

三、突出监督重点确保监督实效

人民监督员的监督是检察机关查办职务犯罪工作自觉接受外部监督的有效偿试。所以，为了实实在在地推进人民监督员制度试点工作，我院在三个方面支持人民监督员监督，自觉接受人民监督员监督。

1、突出监督重点，搞好个案监督。按照高检院文件的规定，我们将拟作撤案、不诉和不服逮捕“三类案件”，无一例外，件件进入监督程序，案案讲究监督效果，经过两年来的实践，已得到社会各界的支持和认同，取得初步成效。两年来所纳入监督的7件案件，均属于高检院明文规定的“三类”案件。从案件性质上看，有私分国有资产1件、行贿1件、贪污2件、玩忽职守3件；从监督内容看，监督撤案3件、不诉4件。从监督结果看，人民监督员与检察机关意见一致6件7人，意见不一致1件1人。如马畅政不服免诉申诉案，马2005年1月30日向xx市检察院书面申诉，不服我院免予起诉决定，市检察院于2月18日交办于我院。我院3月1日立案复查，经复查认为，马在担任xx万泰集团车业公司常务副经理期间，购销汽车中获利4,000元。经复查对4,000元的去向，证人证言矛盾很多，认定据为己有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以贪污罪免予起诉明显不当。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有关规定，移送人民监督员监督。2005年6月3日，经人民监督员集体讨论认为，马畅政不服免诉申诉案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以贪污罪免诉不当，一致同意撤销原免予起诉决定和撤销案件。

2、拓宽监督范围，推进执法监督。在搞好试点、取得成效的基础上，去年以来，我们主动把人民监督员监督延伸到对我院查办职务犯罪执法活动的全过程。2004年8月17日上午，xx区三名人民监督员冒着酷暑到发案单位工商银行xx分行（xx区检察院在该行侦办2件挪用、贪污大案），听取该行党委副书记、副行长胡毓川对区检察院办案活动的情况介绍；接着，又驱车赶到看守所，会见了在押被告人王铁庆（原xx区政府副县级助理调研员、区交通局局长，因涉嫌受贿20余万元被区检察院立案侦查，已判刑6年），调查办案人员在执法活动中是否依法办案、有无违规违法等行为。通过多方面的调查和了解，未发现违法执法，人民监督员对我院查办职务犯罪有了深入的了解。今年8月，我院又在全市检察机关率先推出了人民监督员对查办职务犯罪“五种情形”监督新举措，使监督工作前进了一大步。监督的“五种情形”：一是应当立案而不立案或者不应当立案而立案的；二是超期羁押职务犯罪嫌疑人的；三是违法搜查、扣押、冻结财产的；四是应当给予刑事赔偿而不依法确认或者不执行刑事赔偿决定的；五是办案中出现办案人员徇私舞弊、贪赃枉法、刑讯逼供、暴力取证等违法违纪等情况。对这“五种”情形，职务犯罪嫌疑人可以委托律师或通过其近亲属向人民监督员反映、要求监督、要求纠正；人民监督员通过深入职务犯罪发案单位调查或座谈等方式获得；还可以通过到监狱、看守所会见嫌疑人了解和掌握。对这五种情形，只要发生，我院立即启动监督程序，进行阳光整改，决不含糊。

3、依法依规监督，尊重监督意见。尊重人民监督员监督意见，就是积极支持、自觉接受监督。如2003年11月，我院反贪局对贾汉生涉嫌行贿案侦查终结后拟作撤案处理，案件立即进入监督程序，11月21日正式将撤案意见书送达人民监督员，11月27日五名人民监督员到场听取反贪局承办检察官对贾汉生行贿案案情介绍以及撤案的理由和法律依据，展示了相关证据。5名人民监督员独立评议后认为贾汉生涉嫌行贿情节显著轻微，且证据不足，一致同意撤销此案。11月27日，我院检察长审查了人民监督员的表决意见，决定撤销贾汉生行贿案。人民监督员首次对xx区检察院办案进行监督引起了各方高度关注，12月18日《检察日报》在头版显著位置以《撤销案件，我们同意》为题大篇幅的报道了此案监督的全过程。省人大内司委副主任李锋、蒋明政、省检察院副检察长郭彦、xx市人大副主任罗自省等领导20余人视察了我院人民监督员工作后，对这项工作表示满意，要求认真总结经验，继续推进，希望有新拓展。

四、加强监督宣传透明监督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