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力资本投入范文10篇

人力资本投入范文篇1

摘要：本文从人力资本概念入手，着重介绍以人力资本的投入产出为基础和以技术内生化经济增长模型为基础的人力资本测度体系，并试对人力资本测度方法做一个综述。

关键词：人力资本；测度方法；综述

提高人力资源的质量需要进行投资，而这种投资行为获取的人力资本流量、存量究竟为多大，这就需要对人力资本投入和产出进行测度，本文从人力资本的概念入手，力图对人力资本的测度方法做一个综述。

一、人力资本测度的角度

对劳动力要素的研究的不断深入导致了人力资本的概念的提出，另一方面对人力资本概念不同程度的理解也决定了人力资本测度的角度。

我们可以把人力资本看作是活的资本、投资的结果、能带来收益的资本。作为活的资本，它凝结于劳动者体内，表现为人的知识、技能、经验、健康、体能，其中真正反映人力资本质量的是劳动者的智能，人力资本数量即为拥有智能来创造价值的劳动力的数量。但是对这种无形的劳动力智能本身无法进行精确度量。因此测度人力资本一般从两个角度：一是从人力资本的直接投入角度度量，即认为人力资本由投资费用转化而来，没有费用的投入就不会得到，因此对人力资本的计量,是对人力资本投入费用的归集；二是从人力资本的产出的角度度量，认为劳动力拥有的人力资本价值,可通过生产劳动的转移、交换、并实现价值的增值而体现，对人力资本贡献的度量实际上也是对人力资本存量的测度。

二、人力资本测度方法的雏形

应该说人力资本测度方法是随着人力资本理论的发展而不断的发展的，对人力资本理论的研究同时也伴随着对人力资本计量方法的研究。

在西方古典经济学派和新古典经济学派的理论阐述中可以找到有关人力资本测度的基本思想，其劳动与产出的静态分析模型：L=G÷q，其中L为劳动力数量，G为产出，q为劳动生产率，虽然他们不否认劳动者技能的作用，但以经济增长中劳动投入要素为基准的测度模式,人力资本存量等同于劳动力的数量，这并非真正意义上的人力资本测度方法。

具有人力资本测度方法的雏形的是经济学家沃尔什、丹尼森。沃尔什于1935年出版了《人力资本观》一书,在该书中,他从个人教育费用和个人收益相比较来计算教育的经济效益；丹尼森在他的劳动与经济增长模型中,将投入要素尤其是劳动投入要素分得比较详细:dG/G=α+β·dK/K+y·dL/L+…+φ·dX/X,式中K、L、…、X为丹尼森对投入的分类,β、γ、…、φ分别为各投入要素的份额,且β+γ+…+φ=1。其中,对劳动投入的细分和测量是丹尼森模式在前人方法基础上的一大进步。他把劳动力构成的各种因素,如就业、工作时间、教育程度、性别和年龄等都考虑在内,并利用各种不同特征的劳动小时收益作为权数对劳动投入进行加权,得出劳动投入指数。丹尼森运用该模式不仅测定了经济增长中的劳动投入贡献,而且还进一步度量了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作用。这无疑确立了经济增长关系中具有人力资本要素内涵的理论框架,也是西方学者有关教育与经济增长关系测度的首次尝试。

之所以称他们的研究是人力资本测度方法的雏形，是因为他们没有将完整的人力资本要素引入测度模型，更重要的是他们还没有对人力资本的形成过程和投入产出比率进行深入的研究与测度。然而,这些不太成熟的理论思想和定量分析方法,却是人力资本测度体系形成和日益完善进程中所必不可少的。

三、以人力资本投入产出过程为基础的人力资本测度

1．舒尔茨的研究。

舒尔茨是从探索经济增长和社会财富的积累而逐步踏上研究人力资本的道路的。1960年，舒尔茨发表了题为《人力资本的投资》的演说，明确提出了人力资本的概念，认为迅速扩大的人力资本存量，对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经济的增长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对人力的投资主要包括教育投资、保健投资和劳动力迁徙投资，人力资本投资标准是：人力资本投资的未来收益，包括个人预期收益和社会的预期收益，要大于它的成本，即：收益率＝预期收益/成本,其收益率原则上同物质资本收益率测算相同。

尽管舒尔茨的计算方法的边界条件还存在一些值得人们探讨的不足之处，如不应仅把工资差别的原因看作为受教育程度不同，人力资本存量也不应完全由工资收入来代表等等，舒尔茨还是第一个提出了人力资本测度模型，从而在方法论上奠定了人力资本测度体系的基本框架。

2．贝克尔的研究。

贝克尔同样认为人力资本可以通过后天投资获得，并影响以后时期的生产率和收益，因此，用于物质资本的投资收益分析方法，也同样适用于人力资本研究。贝克尔的研究以微观为主从人类家庭入手，他的贡献之一是首次用传统的微观均衡分析方法建立了人力资本投资均衡模型。即人力资本投资的边际成本的当前值等于未来收益的贴现值。同时,他在人力资本形成方面，教育、培训和其他人力资本投资过程的研究也具有开创意义。

四、以技术内生化经济增长模型为基础的人力资本测度

技术内生性增长理论的思想源头是阿罗《边干边学》中指出的，阿罗把经济增长完全归功于学习过程和技术的外部效应，试图将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中的外生技术进一步内生化,根据这一理论思想，罗默、卢卡斯分别提出了各自的经济增长模型，虽然他们对经济增长中的最终动力源泉的理解有所不同，但他们却都充分肯定了人力资本在这个过程中重要性,卢卡斯则更是强调了人力资本在这个过程中的核心作用。

而从人力资本测度角度来看，论述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同时也是从产出价值的角度对人力资本做的一个测度。

罗默在1986年发表了《收益递增与经济增长》，书中他建立了两个增长模型：简单的两时期模型和简单的两部门模型。罗默的增长率方程显示，人力资本尤其是R&D部门的人力资本投入对经济增长起着积极的作用。两部门模型的思路是：R&D部门的人力资本HA创造知识和技术的积累，知识和技术进步用新资本品种类和数量A体现，进而A和生产部门的L和Hy产出Y，但在此过程中罗默忽略了教育部门及其他形式的人力资本投资对知识积累和技术进步的决定性作用和由此引起的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也就是说他只将知识和技术内生于资本的积累，而忽略了知识和技术在人力资本自身增长中的巨大作用，因此严格地讲罗默模型并未解决人力资本度量的任何问题，只是阐述了技术进步与人力资本的相互关系，提高了该模型对现实经济现象的解释力度。

卢卡斯将人力资本作为一个独立要素纳入经济增长模型，运用更加微观的方法把舒尔茨和贝克尔的人力资本概念、索罗的技术进步和罗默的知识积累具体化为“每个人的”、“专业化的”人力资本，以期解释持续经济增长问题。两资本模型和两商品模型区分了人力资本所产生的两种效应:即舒尔茨型的通过正规或非正规教育形成的人力资本所产生的“内部效应”与阿罗的“边干边学”形成的人力资本所产生的“外部效应”。

技术内生化经济增长模型评述：在研究经济增长时技术内生化经济增长模型不仅把人力资本纳入增长模型使之内生化，而且揭示了人力资本的“外部效应”和“外溢效应”，把对一般的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源的强调变成了对特殊的知识即生产某一产品所需要的“无形的专业化的人力资本”的强调，此理论原意是在经济增长中强调人力资本的作用，并以此为根据来调整经济增长速度,预测经济增长趋势，提供方法和工具。然而，从人力资本理论的发展来看，这种测度角度同时也是对人力资本自身积累不同方式的量化描述，这种计量体系使人们对人力资本的研究更深入、更细致、更具体化、数量化了，是人力资本测度体系不可缺少的一种类型。

五、人力资本测度方法评述

无论是舒尔茨、贝克尔,还是卢卡斯、罗默的测度体系，其方法上的缺陷随着时间的推移都可以被不断出现的新的方法所完善。统计计量工作不会永远停留在原有的高度上,它只会向前发展。然而,从人力资源开发和人力资本理论的研究现状来看，尚有一些难点有待突破。

首先，从方法上看，由于人力资本投入的产出效益往往不直接表现为实物产值的增加，而总是表现为人的健康、知识和技能的增加。只有把人力资本投入到具体的生产实践中去时,人力资本的价值才间接地由经济活动的结果中体现出来。投入的教育、卫生保健、培育子女等生产性支出有多少形成了人力资本的增量，经济活动的结果增量中有多少可以归结为人力资本的作用，这些不确定性使人力资本价值必然存在难以精确估量的问题。因而从宏观层次上衡量人力资本投资对实现经济社会目标的作用程度，则显得更为力不从心。

其次，单纯的人力资本投资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单独形成生产能力，人类活动是人力资本与非人力资本综合产生的，是两者结合的过程。人们很难把人力资本与非人力资本的作用从这“集体产品”中分离出来。同时，在现代社会生产中,不同的人力资本也必须结合在一起,才能对生产活动产生影响。这就存在不同质人力资本和不同产权人力资本的如何综合计量的问题，应该说评价单个人力资本对集体生产的贡献必然涉及到更多的研究领域，所以,即使舒尔茨、贝克尔、卢卡斯、罗默等人的研究业绩是这方面的杰出的成果，也未免带有某种片面性,或夸大某些因素的作用，或缩小了另一些因素的作用。

再次，人力资本与其他任何资本的区别正在于，其承担者是人，而不是实物，人有思想，有意识，有个性，有情感，有社会交往和个体经验等。难以想象其个人的思想、经历和感情不会影响其工作的态度和积极性。现代激励理论早已证明：人力资本的激励水平将极大地影响其存量价值的体现。有时这种影响可能是决定性的。

最后，在一定经济体制条件下，政策、体制运行对人力资本的影响也是不可忽视的。不考虑这些因素,理想化套用人力资本测度体系则很难与经济发展的实际相吻合。

参考文献：

1．亚当·斯密．国富论．北京：中华书局．1949．

人力资本投入范文篇2

所谓人力资本，是指人力保健、教育、培训等方面的花费，就其实体形态而言，是活的人体所拥有的体力、健康、经验、知识和技能及其他精神存量的总称，它可以在未来特定经济活动中给有关经济行为主体带来利润收益。人力资本的核心是提高人口质量，因此教育投资是人力资本投入的主要部分。学前教育作为一种人力资本投入，可能许多人都难以接受。在他们看来，学前阶段儿童学习的无非是一些最基本的生活技能、认知技能、人际交往技能、艺术技能和运动技能。这些基本技能和劳动者创造财富所需要的专业技能无法相提并论，也没有直接联系。然而，美国的教育经济学家在调查学前教育对儿童长期发展的影响后发现：优质的学前教育是最有效的预防性干预手段之一，不仅对幼儿及其家庭有利，更具有社会经济价值，因为它既能为社会创造高质量的劳动力，提高就业率，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还有利于降低犯罪率和改善公民的健康状况和生活质量，从而节约公共行政、司法、医疗和福利开支，是一种高回报的人力资本投入。

(一)证明学前教育经济效益的教育实验研究

美国关于学前教育作用的追踪研究数目很多，例如1981年门罗(Monroe，E.)和麦克唐纳(Mc—Donald，M.)的开端计划研究、1982年格雷(Gray，S.)等人的早期训练研究、1988年伽博(Garber，H.)的密尔沃基项目、2000年拉米(Ramey，C.)等人的初学者方案研究、2001年雷诺兹(Reynolds，A.)等人的芝加哥亲子中心研究和2006年萨尔哈特(schweinhart，L.)等人的高瞻佩里幼儿园研究等，其中芝加哥亲子中心研究和高瞻佩里幼儿园研究最具代表性。芝加哥亲子中心研究使用半实验设计的方式从教育补救服务、儿童福利花费、司法费用和儿童终生的收入水平四方面考察了学前教育对贫困儿童的影响。其成本收益分析表明：学前教育的收益远远超过投入。在考虑通胀因素的情况下，对亲子中心每投入1美元15～18年后所获得的收益是7.14美元，其中幼儿及其家庭获得的收益是3.29美元，社会获得的收益是3.85美元；并且社会收益全部来源于政府行政、司法开支的减少。高瞻佩里幼儿园研究使用真实验设计的方式从学业成就、经济状况、犯罪率、家庭关系和健康状况五个维度考察了学前教育对贫困儿童的长期效果。该研究发现，优质的学前教育对贫困儿童早期的认知和社会发展有重要意义，对他们成年后的学业成就、经济状况、犯罪率减少、家庭关系和健康状况均有积极影响，让幼儿终生受益。其成本收益分析显示：在考虑通胀因素的情况下，对贫困幼儿1美元的学前教育投入在他们40岁时可获得17.07美元的回报，其中幼儿及其家庭获得的收益是4.17美元，社会获得的收益是12.9美元；并且社会收益的88％来源于犯罪率的降低。

(二)关于学前教育的人力资本究

200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詹姆斯·赫克曼(Heckman，J.)通过分析芝加哥亲子中心、高瞻佩里幼儿园等研究，对学前教育作为一种人力资本投入做了专门、深入的论述，提出了以下观点。

1学前教育是最值得投入的教育领域

赫克曼指出，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幼儿时期对一个人投人1美元所产生的回报将比幼儿期之后投入同样金额所产生的回报大得多(见图1)。也就是说，教育投入的回报率与教育者年龄成反比关系。他分析，产生这种结果的主要原因有二：首先，年幼的儿童有更长的时间去产生收益；其次，低水平技能能够促进高水平技能的发展。也就是说，幼儿时期的投入会形成一种长期的“累积效应”，它所带来的早期发展的结果不仅仅使人在起跑的第一步处于优势地位，更会作为一种内在因素影响后续阶段学习的选择性和吸纳性，形成一种持续滚雪球式的发展。另外，赫克曼还发现，在对所有教育阶段的投入当中，只有对学前教育和小学低年级的投人所产生的回报超过了机会成本，这就更说明了学前教育是一个非常值得投入的教育领域，因为对它的投入所产生的收益甚至超过了对其他非教育领域(例如生产领域)投入可能产生的收益。

2最佳的投入模式是对年龄越小的儿童投入越多的资金，家庭无力投入时政府应介入

赫克曼认为一些长期的影响因素，如家长为孩子提供的教育环境和教育资源远比家庭的收入水平更能决定孩子是否能进入高校学习以及更能促进孩子社会依恋的发展，这些长期的影响因素在孩子童年和少年时代沉淀、累积促进着孩子认知、价值观和社会技能的发展，进而解释他们后来社会地位和经济状况的差距。在分析许多关于儿童发展的研究证据后，他进一步指出：学习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我们在儿童不同人生阶段的教育投入对其不同能力的形成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儿童某一阶段技能的获得不仅影响其在该阶段的总体能力，更影响其下一阶段的成长和学习；当儿童错过学习某一特定技能或发展某一特定能力的机会时，要想补救将需要付出昂贵的代价。在上述理念的基础上，赫克曼建议：教育投入必须从幼年便开始，最佳的投入模式应当是“对年龄越小的儿童投入越多的资金，并且不断追加投人”，并且如果家庭无法为幼儿的学习提供必要的条件，政府则应该及早介入，因为只有这样才能避免对下一阶段教育投入回报率的消极影响。从而获得最好的人力资本投入效益。

二、我国学前教育投入不足的经济学分析

美国教育经济学的研究结果表明，与其他教育阶段相比，学前教育投入有着更高的回报率，并且能够放大其他阶段教育投入的收益。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投入的目的在于追求利益的最大化，因此一种理性的投人模式应当是：回报越高的领域，投入就应该越大。按照赫克曼“教育投入的回报率与教育者年龄成反比关系”的研究结论，最佳的投入模式应当是对年龄越小的受教育者投入越多的教育经费。那么我国教育投入的状况如何呢?查阅我国国家统计局2007年的《统计年鉴》(2005年数据)我们发现：首先，我国家庭对子女各教育阶段的投入和子女的年龄基本成正比，对学前教育的投入微乎其微，仅占家庭总教育投入的1％左右；其次，政府教育投入主要集中在义务教育阶段，对非义务教育阶段的投入也与受教育者的年龄成正比，与其他教育阶段相比学前教育获得的投入甚微，仅为总财政教育投入的1.27％。根据经济学规律，我国家庭和政府对教育的投人均存在非理性的地方：学前教育投入的份额相对其回报率严重不足。

行为经济学的研究发现，人类的经济行为有时会遵循一些有悖于理性经济学运算规律的潜在的心理运算规则，这些规则往往以非预期的方式影响着个人和组织的经济决策，使之违背最简单的经济法则。我们认为，学前教育投入的不足可以运用以下行为经济学理论来解释。

(一)不确定排斥(AmbiguityAversion或Uncer-taintyAversion)

根据芝加哥亲子中心研究和高瞻佩里幼儿园研究的结果，学前教育投入所产生的经济效益大部分来自于犯罪率的降低，而犯罪率的降低又主要由受教育者非认知领域的发展所决定，而这种非认知领域的发展是最不易观测的。因此，从这一角度看，学前教育的投入收益容易让人产生模糊感，不确定感。根据美国著名行为经济学家特沃斯基(Tver-sky，A.)关于“不确定排斥”理论，人们对主观或含糊的不确定性的排斥程度要超过对客观不确定性的排斥。例如：希斯(Heath，C.)和特沃斯基发现，人们排斥模糊的程度与他们对不确定性的主观概率的估计能力呈负相关，也就是说，如果人们对某事件的估计能力越缺乏，对这件事情的排斥程度就越大。运用这一理论分析学前教育投入，我们可以推断：因为学前教育投入收益的不确定性较大，所以家庭和政府容易对它产生排斥，从而缺乏对它投入的兴趣，最后导致学前教育投入不足。

(二)收益延迟性导致的“决策延迟”(Procrasti-nationinDecision)

此外，从关于学前教育作用的一系列实验研究中我们可以看出，学前教育的投资收益需要通过长期的追踪研究才能发现，这种收益的延迟性限制了教育投入者的投入热情。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乔治·阿克劳夫(AkeHof，G.)2001年指出，较近期的利益和成本相对于较远期的利益和成本具有鲜明性，因此人们对鲜明而具体的事件往往更加重视，因此产生“决策延迟”的经济行为。这种认知的局限性出现在对教育投入收益的分析上时体现为：人们会把某人找到一份高薪的工作归功于其最近毕业的名牌大学，而不会想到孩子学前所受的良好教育对其今天成就的影响。这种近期发生的教育事件显得比远期的教育事件更加鲜明和具体，因此家庭和政府会更加重视近期发生的大学教育的作用，而忽视远期发生的学前教育的作用，从而导致对学前教育投入的决策延迟，最终造成学前教育投入的不足。

此外，我们还可以运用经济学中的重要概念“正外部效益”来解释家庭对学前教育投入的不足。正外部效益是指某一经济主体的活动给别的主体带来了可以无偿得到的收益。高瞻佩里幼儿园和芝加哥亲子中心两项研究的结果表明，学前教育给公众和政府带来的收益远远超过给幼儿及其家庭带来的收益，因此对于幼儿家庭而言，学前教育便是一种具有正外部效益的投入领域。经济学规律告诉我们，在存在正外部效益的领域，必然会投入不足，投入水平一定小于社会最优的投入水平，因为通常当事人只会根据自身的收益来确定投人水平。所以，即便是家庭已经认识到学前教育所能带来的全部收益，也只会根据自己的那部分收益决定投入的水平。也就是说，如果按照高瞻佩里幼儿园的成本收益分析结果——1美元投入所产生的17.07美元收益中只有4.17美元(也就是四分之一左右)是私人收益来计算，在每一美元的学前教育投入当中，家庭只会愿意承担大约24美分。

三、学前教育作为人力资本投入的启示

作为经济意义上回报率最高的教育阶段，我国的学前教育无论从民间还是从政府方面获得的投入都是最少的，并且在有限的投入当中还存在着分配不公和使用效益不高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要持续、稳定地发展学前教育，我国必须对现有的学前教育投入体制进行改革。

(一)政府应建立完善的研究体制，调查学前教育的长期效果和投入收益，鼓励各方对学前教育的投入

人们对学前教育投入的忽视很大程度上是由学前教育投入收益的不确定性和延迟性造成的，所以呼吁人们重视学前教育投入的同时，调查学前教育投入所能带来的收益是非常必要的。20世纪90年代中，美、英、法、德等十多个国家就已或多或少地追踪过学前教育对本国儿童长期发展的影响，而我国关于学前教育的长效研究尚属空白，也就是说学前教育对于中国样本的影响尚不清楚。长效研究通常费时、费力，不仅需要大量的经费，还需要众多人员的参与，凭借个人力量难以实现。因此政府应当建立起完善的研究体制，提供充足经费，通过行政力量的介入支持科研人员对我国学前教育的长期效果进行追踪和成本收益分析，让家庭、社会和政策制订者们都清楚认识学前教育对儿童终生发展的影响，摒弃只顾眼前、忽视未来的非理性教育投入模式。

(二)政府应当加大对学前教育的财政投入

行为经济学研究以人类的情绪心理学和认知心理学为基础，主张人的情绪和认知会影响他们的经济行为。与组织相比，个人更易出现情绪化的特点，并且由于所掌握信息有限，认知方式也更易受到局限，从而更可能出现违背理性经济学运算规律的非理性经济行为，并且非理性的经济行为一旦出现，较难发生转变。所以完全期望幼儿家长提高对学前教育的投人是一种不现实的想法。政府对学前教育投入的不足固然也可以使用行为经济学理论来解释，但是对于作为国家组织的政府而言，教育投入更应当是一种理性的经济行为，尤其是认识到学前教育是一种可以带来高回报的人力资本投入的时候。另外，抛开这种情绪和认知的局限，即便家长认识到了学前教育投入的全部收益，基于学前教育的正外部效益，幼儿家庭对学前教育的投入也必然存在不足。因此，为了实现社会利益的最大化，掌握着最先进教育信息的政府在认识到学前教育是一种可以带来高回报的人力资本投入后，应当加大对学前教育的投入。

(三)学前教育的财政投入重在缩小地域、城乡差距

我国家庭对学前教育的投入受收入因素的影响，地域、城乡差异很大。由于目前我国中央财政对教育的投入非常微薄，公办幼儿园的经费主要来源于地方财政，因此学前教育财政投入也具有显著的地域和城乡差异。这种投入的不均衡造成了我国不同地区幼儿接受学前教育机会的不均等。目前我国大约有60％的0-6岁儿童生活在农村，由于家庭教育环境不佳，幼儿园教育对这些儿童来说是一种补偿性的干预手段，相对拥有良好家庭教育环境的城市幼儿，幼儿园教育更能改变农村儿童的命运。教育经济学的研究结果表明：一个社会如果要消除经济收入引起的教育和技能水平的差距，就必须从幼儿做起，不能指望日后的学费政策或职业培训来弥补幼年的不足。所以，我国的学前教育财政投入应该首先考虑缩小地域、城乡之间学前教育机会和学前教育质量的差距，适当向农村地区、落后地区倾斜。

(四)学前教育需要中央为主、地方为辅的财政投入模式

赫克曼的另一项研究特别探讨了中国人力资本投入的情况。他提出：中国要持续发展经济，就必须向贫困地区配置更多的教育资源，而一个中央的教育经费政策将有利于政府资金在各地区及城镇、农村的平均配置。与义务教育相比，学前教育发达地区和落后地区之间、农村和城市之间资源配置不均的情况更为严重。因此，我国学前教育的均衡、稳定发展尤其需要一种以中央财政投入为主、地方财政投入为辅的投入模式，以缩小学前教育城乡、地域差距。实际上。这种以中央财政为主的学前教育财政投入模式在美国早已出现，2001年美国各级政府对0-5岁幼儿的保育和教育投入共为200-275亿美元，其中联邦政府大约承担了60％，州和地方政府共同承担了40％。这一模式与美国各级政府对中小学的投入模式形成极大的反差，因为在各级政府对中小学的投人当中，州和地方政府的投入约占93％，而联邦政府的投入只占7％。

人力资本投入范文篇3

[关键词]教育改革；学前教育；人力资本

正在制订中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是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第一个教育规划纲要，它的制订对我国的教育发展、民族兴旺、人民福祉和国家未来具有不可估量的意义。在《纲要》制订的过程中，学前教育的发展被列为重要问题之一征求社会各界意见，由此可见，学前教育已逐渐引起政府的重视。过去，在谈论学前教育的重要性时，人们总是习惯于讨论它对人的大脑发育以及人学准备的促进作用，而今天已经有许多人开始以一种新的视角去看待学前教育。2002年美国经济发展委员会在分析美国现有的学前教育政策后发表研究报告《全体儿童的学前教育》，呼吁联邦政府和州政府改革现有的学前教育政策，建立起强有力的合作关系，共同承担学前教育的义务。其理由是：学前教育关系到儿童健康、社会性、情感和认知等领域的长期发展，对于政府来说是一种高回报的人力资本投入，而不是消费。基于对这一观点的认同，美国新任总统奥巴马明确表示要“大力投资幼儿教育”。他提出的两项教育主张之一就是实施“0岁至5岁教育计划”。按照这一计划，联邦政府将每年拨款100亿美元资助各州普及学前教育，以使每个儿童在幼年期都能获得平等的教育，都能做好入学前的充分准备。回顾除美国以外其他OECD成员国近年来学前教育的发展历程，学前教育财政投入的增加和学前教育普及率的上升都与政策制订者逐渐认识到学前教育作为一种高回报的人力资本投入相关。

一、学前教育作为人力资本投入

所谓人力资本，是指人力保健、教育、培训等方面的花费，就其实体形态而言，是活的人体所拥有的体力、健康、经验、知识和技能及其他精神存量的总称，它可以在未来特定经济活动中给有关经济行为主体带来利润收益。人力资本的核心是提高人口质量，因此教育投资是人力资本投入的主要部分。学前教育作为一种人力资本投入，可能许多人都难以接受。在他们看来，学前阶段儿童学习的无非是一些最基本的生活技能、认知技能、人际交往技能、艺术技能和运动技能。这些基本技能和劳动者创造财富所需要的专业技能无法相提并论，也没有直接联系。然而，美国的教育经济学家在调查学前教育对儿童长期发展的影响后发现：优质的学前教育是最有效的预防性干预手段之一，不仅对幼儿及其家庭有利，更具有社会经济价值，因为它既能为社会创造高质量的劳动力，提高就业率，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还有利于降低犯罪率和改善公民的健康状况和生活质量，从而节约公共行政、司法、医疗和福利开支，是一种高回报的人力资本投入。

(一)证明学前教育经济效益的教育实验研究

美国关于学前教育作用的追踪研究数目很多，例如1981年门罗(Monroe，E.)和麦克唐纳(Mc—Donald，M.)的开端计划研究、1982年格雷(Gray，S.)等人的早期训练研究、1988年伽博(Garber，H.)的密尔沃基项目、2000年拉米(Ramey，C.)等人的初学者方案研究、2001年雷诺兹(Reynolds，A.)等人的芝加哥亲子中心研究和2006年萨尔哈特(schweinhart，L.)等人的高瞻佩里幼儿园研究等，其中芝加哥亲子中心研究和高瞻佩里幼儿园研究最具代表性。芝加哥亲子中心研究使用半实验设计的方式从教育补救服务、儿童福利花费、司法费用和儿童终生的收入水平四方面考察了学前教育对贫困儿童的影响。其成本收益分析表明：学前教育的收益远远超过投入。在考虑通胀因素的情况下，对亲子中心每投入1美元15～18年后所获得的收益是7.14美元，其中幼儿及其家庭获得的收益是3.29美元，社会获得的收益是3.85美元；并且社会收益全部来源于政府行政、司法开支的减少。高瞻佩里幼儿园研究使用真实验设计的方式从学业成就、经济状况、犯罪率、家庭关系和健康状况五个维度考察了学前教育对贫困儿童的长期效果。该研究发现，优质的学前教育对贫困儿童早期的认知和社会发展有重要意义，对他们成年后的学业成就、经济状况、犯罪率减少、家庭关系和健康状况均有积极影响，让幼儿终生受益。其成本收益分析显示：在考虑通胀因素的情况下，对贫困幼儿1美元的学前教育投入在他们40岁时可获得17.07美元的回报，其中幼儿及其家庭获得的收益是4.17美元，社会获得的收益是12.9美元；并且社会收益的88％来源于犯罪率的降低。

(二)关于学前教育的人力资本究

200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詹姆斯·赫克曼(Heckman，J.)通过分析芝加哥亲子中心、高瞻佩里幼儿园等研究，对学前教育作为一种人力资本投入做了专门、深入的论述，提出了以下观点。

1学前教育是最值得投入的教育领域

赫克曼指出，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幼儿时期对一个人投人1美元所产生的回报将比幼儿期之后投入同样金额所产生的回报大得多(见图1)。也就是说，教育投入的回报率与教育者年龄成反比关系。他分析，产生这种结果的主要原因有二：首先，年幼的儿童有更长的时间去产生收益；其次，低水平技能能够促进高水平技能的发展。也就是说，幼儿时期的投入会形成一种长期的“累积效应”，它所带来的早期发展的结果不仅仅使人在起跑的第一步处于优势地位，更会作为一种内在因素影响后续阶段学习的选择性和吸纳性，形成一种持续滚雪球式的发展。另外，赫克曼还发现，在对所有教育阶段的投入当中，只有对学前教育和小学低年级的投人所产生的回报超过了机会成本，这就更说明了学前教育是一个非常值得投入的教育领域，因为对它的投入所产生的收益甚至超过了对其他非教育领域(例如生产领域)投入可能产生的收益。

2最佳的投入模式是对年龄越小的儿童投入越多的资金，家庭无力投入时政府应介入

赫克曼认为一些长期的影响因素，如家长为孩子提供的教育环境和教育资源远比家庭的收入水平更能决定孩子是否能进入高校学习以及更能促进孩子社会依恋的发展，这些长期的影响因素在孩子童年和少年时代沉淀、累积促进着孩子认知、价值观和社会技能的发展，进而解释他们后来社会地位和经济状况的差距。在分析许多关于儿童发展的研究证据后，他进一步指出：学习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我们在儿童不同人生阶段的教育投入对其不同能力的形成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儿童某一阶段技能的获得不仅影响其在该阶段的总体能力，更影响其下一阶段的成长和学习；当儿童错过学习某一特定技能或发展某一特定能力的机会时，要想补救将需要付出昂贵的代价。在上述理念的基础上，赫克曼建议：教育投入必须从幼年便开始，最佳的投入模式应当是“对年龄越小的儿童投入越多的资金，并且不断追加投人”，并且如果家庭无法为幼儿的学习提供必要的条件，政府则应该及早介入，因为只有这样才能避免对下一阶段教育投入回报率的消极影响。从而获得最好的人力资本投入效益。

二、我国学前教育投入不足的经济学分析

美国教育经济学的研究结果表明，与其他教育阶段相比，学前教育投入有着更高的回报率，并且能够放大其他阶段教育投入的收益。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投入的目的在于追求利益的最大化，因此一种理性的投人模式应当是：回报越高的领域，投入就应该越大。按照赫克曼“教育投入的回报率与教育者年龄成反比关系”的研究结论，最佳的投入模式应当是对年龄越小的受教育者投入越多的教育经费。那么我国教育投入的状况如何呢?查阅我国国家统计局2007年的《统计年鉴》(2005年数据)我们发现：首先，我国家庭对子女各教育阶段的投入和子女的年龄基本成正比，对学前教育的投入微乎其微，仅占家庭总教育投入的1％左右；其次，政府教育投入主要集中在义务教育阶段，对非义务教育阶段的投入也与受教育者的年龄成正比，与其他教育阶段相比学前教育获得的投入甚微，仅为总财政教育投入的1.27％。根据经济学规律，我国家庭和政府对教育的投人均存在非理性的地方：学前教育投入的份额相对其回报率严重不足。

行为经济学的研究发现，人类的经济行为有时会遵循一些有悖于理性经济学运算规律的潜在的心理运算规则，这些规则往往以非预期的方式影响着个人和组织的经济决策，使之违背最简单的经济法则。我们认为，学前教育投入的不足可以运用以下行为经济学理论来解释。

(一)不确定排斥(AmbiguityAversion或Uncer-taintyAversion)

根据芝加哥亲子中心研究和高瞻佩里幼儿园研究的结果，学前教育投入所产生的经济效益大部分来自于犯罪率的降低，而犯罪率的降低又主要由受教育者非认知领域的发展所决定，而这种非认知领域的发展是最不易观测的。因此，从这一角度看，学前教育的投入收益容易让人产生模糊感，不确定感。根据美国著名行为经济学家特沃斯基(Tver-sky，A.)关于“不确定排斥”理论，人们对主观或含糊的不确定性的排斥程度要超过对客观不确定性的排斥。例如：希斯(Heath，C.)和特沃斯基发现，人们排斥模糊的程度与他们对不确定性的主观概率的估计能力呈负相关，也就是说，如果人们对某事件的估计能力越缺乏，对这件事情的排斥程度就越大。运用这一理论分析学前教育投入，我们可以推断：因为学前教育投入收益的不确定性较大，所以家庭和政府容易对它产生排斥，从而缺乏对它投入的兴趣，最后导致学前教育投入不足。

(二)收益延迟性导致的“决策延迟”(Procrasti-nationinDecision)

此外，从关于学前教育作用的一系列实验研究中我们可以看出，学前教育的投资收益需要通过长期的追踪研究才能发现，这种收益的延迟性限制了教育投入者的投入热情。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乔治·阿克劳夫(AkeHof，G.)2001年指出，较近期的利益和成本相对于较远期的利益和成本具有鲜明性，因此人们对鲜明而具体的事件往往更加重视，因此产生“决策延迟”的经济行为。这种认知的局限性出现在对教育投入收益的分析上时体现为：人们会把某人找到一份高薪的工作归功于其最近毕业的名牌大学，而不会想到孩子学前所受的良好教育对其今天成就的影响。这种近期发生的教育事件显得比远期的教育事件更加鲜明和具体，因此家庭和政府会更加重视近期发生的大学教育的作用，而忽视远期发生的学前教育的作用，从而导致对学前教育投入的决策延迟，最终造成学前教育投入的不足。

此外，我们还可以运用经济学中的重要概念“正外部效益”来解释家庭对学前教育投入的不足。正外部效益是指某一经济主体的活动给别的主体带来了可以无偿得到的收益。高瞻佩里幼儿园和芝加哥亲子中心两项研究的结果表明，学前教育给公众和政府带来的收益远远超过给幼儿及其家庭带来的收益，因此对于幼儿家庭而言，学前教育便是一种具有正外部效益的投入领域。经济学规律告诉我们，在存在正外部效益的领域，必然会投入不足，投入水平一定小于社会最优的投入水平，因为通常当事人只会根据自身的收益来确定投人水平。所以，即便是家庭已经认识到学前教育所能带来的全部收益，也只会根据自己的那部分收益决定投入的水平。也就是说，如果按照高瞻佩里幼儿园的成本收益分析结果——1美元投入所产生的17.07美元收益中只有4.17美元(也就是四分之一左右)是私人收益来计算，在每一美元的学前教育投入当中，家庭只会愿意承担大约24美分。

三、学前教育作为人力资本投入的启示

作为经济意义上回报率最高的教育阶段，我国的学前教育无论从民间还是从政府方面获得的投入都是最少的，并且在有限的投入当中还存在着分配不公和使用效益不高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要持续、稳定地发展学前教育，我国必须对现有的学前教育投入体制进行改革。

(一)政府应建立完善的研究体制，调查学前教育的长期效果和投入收益，鼓励各方对学前教育的投入

人们对学前教育投入的忽视很大程度上是由学前教育投入收益的不确定性和延迟性造成的，所以呼吁人们重视学前教育投入的同时，调查学前教育投入所能带来的收益是非常必要的。20世纪90年代中，美、英、法、德等十多个国家就已或多或少地追踪过学前教育对本国儿童长期发展的影响，而我国关于学前教育的长效研究尚属空白，也就是说学前教育对于中国样本的影响尚不清楚。长效研究通常费时、费力，不仅需要大量的经费，还需要众多人员的参与，凭借个人力量难以实现。因此政府应当建立起完善的研究体制，提供充足经费，通过行政力量的介入支持科研人员对我国学前教育的长期效果进行追踪和成本收益分析，让家庭、社会和政策制订者们都清楚认识学前教育对儿童终生发展的影响，摒弃只顾眼前、忽视未来的非理性教育投入模式。

(二)政府应当加大对学前教育的财政投入

行为经济学研究以人类的情绪心理学和认知心理学为基础，主张人的情绪和认知会影响他们的经济行为。与组织相比，个人更易出现情绪化的特点，并且由于所掌握信息有限，认知方式也更易受到局限，从而更可能出现违背理性经济学运算规律的非理性经济行为，并且非理性的经济行为一旦出现，较难发生转变。所以完全期望幼儿家长提高对学前教育的投人是一种不现实的想法。政府对学前教育投入的不足固然也可以使用行为经济学理论来解释，但是对于作为国家组织的政府而言，教育投入更应当是一种理性的经济行为，尤其是认识到学前教育是一种可以带来高回报的人力资本投入的时候。另外，抛开这种情绪和认知的局限，即便家长认识到了学前教育投入的全部收益，基于学前教育的正外部效益，幼儿家庭对学前教育的投入也必然存在不足。因此，为了实现社会利益的最大化，掌握着最先进教育信息的政府在认识到学前教育是一种可以带来高回报的人力资本投入后，应当加大对学前教育的投入。

(三)学前教育的财政投入重在缩小地域、城乡差距

我国家庭对学前教育的投入受收入因素的影响，地域、城乡差异很大。由于目前我国中央财政对教育的投入非常微薄，公办幼儿园的经费主要来源于地方财政，因此学前教育财政投入也具有显著的地域和城乡差异。这种投入的不均衡造成了我国不同地区幼儿接受学前教育机会的不均等。目前我国大约有60％的0-6岁儿童生活在农村，由于家庭教育环境不佳，幼儿园教育对这些儿童来说是一种补偿性的干预手段，相对拥有良好家庭教育环境的城市幼儿，幼儿园教育更能改变农村儿童的命运。教育经济学的研究结果表明：一个社会如果要消除经济收入引起的教育和技能水平的差距，就必须从幼儿做起，不能指望日后的学费政策或职业培训来弥补幼年的不足。所以，我国的学前教育财政投入应该首先考虑缩小地域、城乡之间学前教育机会和学前教育质量的差距，适当向农村地区、落后地区倾斜。

人力资本投入范文篇4

所谓人力资本，是指人力保健、教育、培训等方面的花费，就其实体形态而言，是活的人体所拥有的体力、健康、经验、知识和技能及其他精神存量的总称，它可以在未来特定经济活动中给有关经济行为主体带来利润收益。人力资本的核心是提高人口质量，因此教育投资是人力资本投入的主要部分。学前教育作为一种人力资本投入，可能许多人都难以接受。在他们看来，学前阶段儿童学习的无非是一些最基本的生活技能、认知技能、人际交往技能、艺术技能和运动技能。这些基本技能和劳动者创造财富所需要的专业技能无法相提并论，也没有直接联系。然而，美国的教育经济学家在调查学前教育对儿童长期发展的影响后发现：优质的学前教育是最有效的预防性干预手段之一，不仅对幼儿及其家庭有利，更具有社会经济价值，因为它既能为社会创造高质量的劳动力，提高就业率，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还有利于降低犯罪率和改善公民的健康状况和生活质量，从而节约公共行政、司法、医疗和福利开支，是一种高回报的人力资本投入。

(一)证明学前教育经济效益的教育实验研究

美国关于学前教育作用的追踪研究数目很多，例如1981年门罗(Monroe，E.)和麦克唐纳(Mc—Donald，M.)的开端计划研究、1982年格雷(Gray，S.)等人的早期训练研究、1988年伽博(Garber，H.)的密尔沃基项目、2000年拉米(Ramey，C.)等人的初学者方案研究、2001年雷诺兹(Reynolds，A.)等人的芝加哥亲子中心研究和2006年萨尔哈特(schweinhart，L.)等人的高瞻佩里幼儿园研究等，其中芝加哥亲子中心研究和高瞻佩里幼儿园研究最具代表性。芝加哥亲子中心研究使用半实验设计的方式从教育补救服务、儿童福利花费、司法费用和儿童终生的收入水平四方面考察了学前教育对贫困儿童的影响。其成本收益分析表明：学前教育的收益远远超过投入。在考虑通胀因素的情况下，对亲子中心每投入1美元15～18年后所获得的收益是7.14美元，其中幼儿及其家庭获得的收益是3.29美元，社会获得的收益是3.85美元；并且社会收益全部来源于政府行政、司法开支的减少。高瞻佩里幼儿园研究使用真实验设计的方式从学业成就、经济状况、犯罪率、家庭关系和健康状况五个维度考察了学前教育对贫困儿童的长期效果。该研究发现，优质的学前教育对贫困儿童早期的认知和社会发展有重要意义，对他们成年后的学业成就、经济状况、犯罪率减少、家庭关系和健康状况均有积极影响，让幼儿终生受益。其成本收益分析显示：在考虑通胀因素的情况下，对贫困幼儿1美元的学前教育投入在他们40岁时可获得17.07美元的回报，其中幼儿及其家庭获得的收益是4.17美元，社会获得的收益是12.9美元；并且社会收益的88％来源于犯罪率的降低。

(二)关于学前教育的人力资本究

200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詹姆斯·赫克曼(Heckman，J.)通过分析芝加哥亲子中心、高瞻佩里幼儿园等研究，对学前教育作为一种人力资本投入做了专门、深入的论述，提出了以下观点。

1学前教育是最值得投入的教育领域

赫克曼指出，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幼儿时期对一个人投人1美元所产生的回报将比幼儿期之后投入同样金额所产生的回报大得多(见图1)。也就是说，教育投入的回报率与教育者年龄成反比关系。他分析，产生这种结果的主要原因有二：首先，年幼的儿童有更长的时间去产生收益；其次，低水平技能能够促进高水平技能的发展。也就是说，幼儿时期的投入会形成一种长期的“累积效应”，它所带来的早期发展的结果不仅仅使人在起跑的第一步处于优势地位，更会作为一种内在因素影响后续阶段学习的选择性和吸纳性，形成一种持续滚雪球式的发展。另外，赫克曼还发现，在对所有教育阶段的投入当中，只有对学前教育和小学低年级的投人所产生的回报超过了机会成本，这就更说明了学前教育是一个非常值得投入的教育领域，因为对它的投入所产生的收益甚至超过了对其他非教育领域(例如生产领域)投入可能产生的收益。

2最佳的投入模式是对年龄越小的儿童投入越多的资金，家庭无力投入时政府应介入

赫克曼认为一些长期的影响因素，如家长为孩子提供的教育环境和教育资源远比家庭的收入水平更能决定孩子是否能进入高校学习以及更能促进孩子社会依恋的发展，这些长期的影响因素在孩子童年和少年时代沉淀、累积促进着孩子认知、价值观和社会技能的发展，进而解释他们后来社会地位和经济状况的差距。在分析许多关于儿童发展的研究证据后，他进一步指出：学习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我们在儿童不同人生阶段的教育投入对其不同能力的形成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儿童某一阶段技能的获得不仅影响其在该阶段的总体能力，更影响其下一阶段的成长和学习；当儿童错过学习某一特定技能或发展某一特定能力的机会时，要想补救将需要付出昂贵的代价。在上述理念的基础上，赫克曼建议：教育投入必须从幼年便开始，最佳的投入模式应当是“对年龄越小的儿童投入越多的资金，并且不断追加投人”，并且如果家庭无法为幼儿的学习提供必要的条件，政府则应该及早介入，因为只有这样才能避免对下一阶段教育投入回报率的消极影响。从而获得最好的人力资本投入效益。

二、我国学前教育投入不足的经济学分析

美国教育经济学的研究结果表明，与其他教育阶段相比，学前教育投入有着更高的回报率，并且能够放大其他阶段教育投入的收益。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投入的目的在于追求利益的最大化，因此一种理性的投人模式应当是：回报越高的领域，投入就应该越大。按照赫克曼“教育投入的回报率与教育者年龄成反比关系”的研究结论，最佳的投入模式应当是对年龄越小的受教育者投入越多的教育经费。那么我国教育投入的状况如何呢?查阅我国国家统计局2007年的《统计年鉴》(2005年数据)我们发现：首先，我国家庭对子女各教育阶段的投入和子女的年龄基本成正比，对学前教育的投入微乎其微，仅占家庭总教育投入的1％左右；其次，政府教育投入主要集中在义务教育阶段，对非义务教育阶段的投入也与受教育者的年龄成正比，与其他教育阶段相比学前教育获得的投入甚微，仅为总财政教育投入的1.27％。根据经济学规律，我国家庭和政府对教育的投人均存在非理性的地方：学前教育投入的份额相对其回报率严重不足。

行为经济学的研究发现，人类的经济行为有时会遵循一些有悖于理性经济学运算规律的潜在的心理运算规则，这些规则往往以非预期的方式影响着个人和组织的经济决策，使之违背最简单的经济法则。我们认为，学前教育投入的不足可以运用以下行为经济学理论来解释。

(一)不确定排斥(AmbiguityAversion或Uncer-taintyAversion)

根据芝加哥亲子中心研究和高瞻佩里幼儿园研究的结果，学前教育投入所产生的经济效益大部分来自于犯罪率的降低，而犯罪率的降低又主要由受教育者非认知领域的发展所决定，而这种非认知领域的发展是最不易观测的。因此，从这一角度看，学前教育的投入收益容易让人产生模糊感，不确定感。根据美国著名行为经济学家特沃斯基(Tver-sky，A.)关于“不确定排斥”理论，人们对主观或含糊的不确定性的排斥程度要超过对客观不确定性的排斥。例如：希斯(Heath，C.)和特沃斯基发现，人们排斥模糊的程度与他们对不确定性的主观概率的估计能力呈负相关，也就是说，如果人们对某事件的估计能力越缺乏，对这件事情的排斥程度就越大。运用这一理论分析学前教育投入，我们可以推断：因为学前教育投入收益的不确定性较大，所以家庭和政府容易对它产生排斥，从而缺乏对它投入的兴趣，最后导致学前教育投入不足。

(二)收益延迟性导致的“决策延迟”(Procrasti-nationinDecision)

此外，从关于学前教育作用的一系列实验研究中我们可以看出，学前教育的投资收益需要通过长期的追踪研究才能发现，这种收益的延迟性限制了教育投入者的投入热情。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乔治·阿克劳夫(AkeHof，G.)2001年指出，较近期的利益和成本相对于较远期的利益和成本具有鲜明性，因此人们对鲜明而具体的事件往往更加重视，因此产生“决策延迟”的经济行为。这种认知的局限性出现在对教育投入收益的分析上时体现为：人们会把某人找到一份高薪的工作归功于其最近毕业的名牌大学，而不会想到孩子学前所受的良好教育对其今天成就的影响。这种近期发生的教育事件显得比远期的教育事件更加鲜明和具体，因此家庭和政府会更加重视近期发生的大学教育的作用，而忽视远期发生的学前教育的作用，从而导致对学前教育投入的决策延迟，最终造成学前教育投入的不足。

此外，我们还可以运用经济学中的重要概念“正外部效益”来解释家庭对学前教育投入的不足。正外部效益是指某一经济主体的活动给别的主体带来了可以无偿得到的收益。高瞻佩里幼儿园和芝加哥亲子中心两项研究的结果表明，学前教育给公众和政府带来的收益远远超过给幼儿及其家庭带来的收益，因此对于幼儿家庭而言，学前教育便是一种具有正外部效益的投入领域。经济学规律告诉我们，在存在正外部效益的领域，必然会投入不足，投入水平一定小于社会最优的投入水平，因为通常当事人只会根据自身的收益来确定投人水平。所以，即便是家庭已经认识到学前教育所能带来的全部收益，也只会根据自己的那部分收益决定投入的水平。也就是说，如果按照高瞻佩里幼儿园的成本收益分析结果——1美元投入所产生的17.07美元收益中只有4.17美元(也就是四分之一左右)是私人收益来计算，在每一美元的学前教育投入当中，家庭只会愿意承担大约24美分。

三、学前教育作为人力资本投入的启示

作为经济意义上回报率最高的教育阶段，我国的学前教育无论从民间还是从政府方面获得的投入都是最少的，并且在有限的投入当中还存在着分配不公和使用效益不高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要持续、稳定地发展学前教育，我国必须对现有的学前教育投入体制进行改革。

(一)政府应建立完善的研究体制，调查学前教育的长期效果和投入收益，鼓励各方对学前教育的投入

人们对学前教育投入的忽视很大程度上是由学前教育投入收益的不确定性和延迟性造成的，所以呼吁人们重视学前教育投入的同时，调查学前教育投入所能带来的收益是非常必要的。20世纪90年代中，美、英、法、德等十多个国家就已或多或少地追踪过学前教育对本国儿童长期发展的影响，而我国关于学前教育的长效研究尚属空白，也就是说学前教育对于中国样本的影响尚不清楚。长效研究通常费时、费力，不仅需要大量的经费，还需要众多人员的参与，凭借个人力量难以实现。因此政府应当建立起完善的研究体制，提供充足经费，通过行政力量的介入支持科研人员对我国学前教育的长期效果进行追踪和成本收益分析，让家庭、社会和政策制订者们都清楚认识学前教育对儿童终生发展的影响，摒弃只顾眼前、忽视未来的非理性教育投入模式。

(二)政府应当加大对学前教育的财政投入

行为经济学研究以人类的情绪心理学和认知心理学为基础，主张人的情绪和认知会影响他们的经济行为。与组织相比，个人更易出现情绪化的特点，并且由于所掌握信息有限，认知方式也更易受到局限，从而更可能出现违背理性经济学运算规律的非理性经济行为，并且非理性的经济行为一旦出现，较难发生转变。所以完全期望幼儿家长提高对学前教育的投人是一种不现实的想法。政府对学前教育投入的不足固然也可以使用行为经济学理论来解释，但是对于作为国家组织的政府而言，教育投入更应当是一种理性的经济行为，尤其是认识到学前教育是一种可以带来高回报的人力资本投入的时候。另外，抛开这种情绪和认知的局限，即便家长认识到了学前教育投入的全部收益，基于学前教育的正外部效益，幼儿家庭对学前教育的投入也必然存在不足。因此，为了实现社会利益的最大化，掌握着最先进教育信息的政府在认识到学前教育是一种可以带来高回报的人力资本投入后，应当加大对学前教育的投入。

(三)学前教育的财政投入重在缩小地域、城乡差距

我国家庭对学前教育的投入受收入因素的影响，地域、城乡差异很大。由于目前我国中央财政对教育的投入非常微薄，公办幼儿园的经费主要来源于地方财政，因此学前教育财政投入也具有显著的地域和城乡差异。这种投入的不均衡造成了我国不同地区幼儿接受学前教育机会的不均等。目前我国大约有60％的0-6岁儿童生活在农村，由于家庭教育环境不佳，幼儿园教育对这些儿童来说是一种补偿性的干预手段，相对拥有良好家庭教育环境的城市幼儿，幼儿园教育更能改变农村儿童的命运。教育经济学的研究结果表明：一个社会如果要消除经济收入引起的教育和技能水平的差距，就必须从幼儿做起，不能指望日后的学费政策或职业培训来弥补幼年的不足。所以，我国的学前教育财政投入应该首先考虑缩小地域、城乡之间学前教育机会和学前教育质量的差距，适当向农村地区、落后地区倾斜。

(四)学前教育需要中央为主、地方为辅的财政投入模式

赫克曼的另一项研究特别探讨了中国人力资本投入的情况。他提出：中国要持续发展经济，就必须向贫困地区配置更多的教育资源，而一个中央的教育经费政策将有利于政府资金在各地区及城镇、农村的平均配置。与义务教育相比，学前教育发达地区和落后地区之间、农村和城市之间资源配置不均的情况更为严重。因此，我国学前教育的均衡、稳定发展尤其需要一种以中央财政投入为主、地方财政投入为辅的投入模式，以缩小学前教育城乡、地域差距。实际上。这种以中央财政为主的学前教育财政投入模式在美国早已出现，2001年美国各级政府对0-5岁幼儿的保育和教育投入共为200-275亿美元，其中联邦政府大约承担了60％，州和地方政府共同承担了40％。这一模式与美国各级政府对中小学的投入模式形成极大的反差，因为在各级政府对中小学的投人当中，州和地方政府的投入约占93％，而联邦政府的投入只占7％。

人力资本投入范文篇5

[关键词]教育改革；学前教育；人力资本

正在制订中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是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第一个教育规划纲要，它的制订对我国的教育发展、民族兴旺、人民福祉和国家未来具有不可估量的意义。在《纲要》制订的过程中，学前教育的发展被列为重要问题之一征求社会各界意见，由此可见，学前教育已逐渐引起政府的重视。过去，在谈论学前教育的重要性时，人们总是习惯于讨论它对人的大脑发育以及人学准备的促进作用，而今天已经有许多人开始以一种新的视角去看待学前教育。2002年美国经济发展委员会在分析美国现有的学前教育政策后发表研究报告《全体儿童的学前教育》，呼吁联邦政府和州政府改革现有的学前教育政策，建立起强有力的合作关系，共同承担学前教育的义务。其理由是：学前教育关系到儿童健康、社会性、情感和认知等领域的长期发展，对于政府来说是一种高回报的人力资本投入，而不是消费。基于对这一观点的认同，美国新任总统奥巴马明确表示要“大力投资幼儿教育”。他提出的两项教育主张之一就是实施“0岁至5岁教育计划”。按照这一计划，联邦政府将每年拨款100亿美元资助各州普及学前教育，以使每个儿童在幼年期都能获得平等的教育，都能做好入学前的充分准备。回顾除美国以外其他OECD成员国近年来学前教育的发展历程，学前教育财政投入的增加和学前教育普及率的上升都与政策制订者逐渐认识到学前教育作为一种高回报的人力资本投入相关。

一、学前教育作为人力资本投入

所谓人力资本，是指人力保健、教育、培训等方面的花费，就其实体形态而言，是活的人体所拥有的体力、健康、经验、知识和技能及其他精神存量的总称，它可以在未来特定经济活动中给有关经济行为主体带来利润收益。人力资本的核心是提高人口质量，因此教育投资是人力资本投入的主要部分。学前教育作为一种人力资本投入，可能许多人都难以接受。在他们看来，学前阶段儿童学习的无非是一些最基本的生活技能、认知技能、人际交往技能、艺术技能和运动技能。这些基本技能和劳动者创造财富所需要的专业技能无法相提并论，也没有直接联系。然而，美国的教育经济学家在调查学前教育对儿童长期发展的影响后发现：优质的学前教育是最有效的预防性干预手段之一，不仅对幼儿及其家庭有利，更具有社会经济价值，因为它既能为社会创造高质量的劳动力，提高就业率，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还有利于降低犯罪率和改善公民的健康状况和生活质量，从而节约公共行政、司法、医疗和福利开支，是一种高回报的人力资本投入。

(一)证明学前教育经济效益的教育实验研究

美国关于学前教育作用的追踪研究数目很多，例如1981年门罗(Monroe，E.)和麦克唐纳(Mc—Donald，M.)的开端计划研究、1982年格雷(Gray，S.)等人的早期训练研究、1988年伽博(Garber，H.)的密尔沃基项目、2000年拉米(Ramey，C.)等人的初学者方案研究、2001年雷诺兹(Reynolds，A.)等人的芝加哥亲子中心研究和2006年萨尔哈特(schweinhart，L.)等人的高瞻佩里幼儿园研究等，其中芝加哥亲子中心研究和高瞻佩里幼儿园研究最具代表性。芝加哥亲子中心研究使用半实验设计的方式从教育补救服务、儿童福利花费、司法费用和儿童终生的收入水平四方面考察了学前教育对贫困儿童的影响。其成本收益分析表明：学前教育的收益远远超过投入。在考虑通胀因素的情况下，对亲子中心每投入1美元15～18年后所获得的收益是7.14美元，其中幼儿及其家庭获得的收益是3.29美元，社会获得的收益是3.85美元；并且社会收益全部来源于政府行政、司法开支的减少。高瞻佩里幼儿园研究使用真实验设计的方式从学业成就、经济状况、犯罪率、家庭关系和健康状况五个维度考察了学前教育对贫困儿童的长期效果。该研究发现，优质的学前教育对贫困儿童早期的认知和社会发展有重要意义，对他们成年后的学业成就、经济状况、犯罪率减少、家庭关系和健康状况均有积极影响，让幼儿终生受益。其成本收益分析显示：在考虑通胀因素的情况下，对贫困幼儿1美元的学前教育投入在他们40岁时可获得17.07美元的回报，其中幼儿及其家庭获得的收益是4.17美元，社会获得的收益是12.9美元；并且社会收益的88％来源于犯罪率的降低。

(二)关于学前教育的人力资本究

200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詹姆斯·赫克曼(Heckman，J.)通过分析芝加哥亲子中心、高瞻佩里幼儿园等研究，对学前教育作为一种人力资本投入做了专门、深入的论述，提出了以下观点。

1学前教育是最值得投入的教育领域

赫克曼指出，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幼儿时期对一个人投人1美元所产生的回报将比幼儿期之后投入同样金额所产生的回报大得多(见图1)。也就是说，教育投入的回报率与教育者年龄成反比关系。他分析，产生这种结果的主要原因有二：首先，年幼的儿童有更长的时间去产生收益；其次，低水平技能能够促进高水平技能的发展。也就是说，幼儿时期的投入会形成一种长期的“累积效应”，它所带来的早期发展的结果不仅仅使人在起跑的第一步处于优势地位，更会作为一种内在因素影响后续阶段学习的选择性和吸纳性，形成一种持续滚雪球式的发展。另外，赫克曼还发现，在对所有教育阶段的投入当中，只有对学前教育和小学低年级的投人所产生的回报超过了机会成本，这就更说明了学前教育是一个非常值得投入的教育领域，因为对它的投入所产生的收益甚至超过了对其他非教育领域(例如生产领域)投入可能产生的收益。

2最佳的投入模式是对年龄越小的儿童投入越多的资金，家庭无力投入时政府应介入

赫克曼认为一些长期的影响因素，如家长为孩子提供的教育环境和教育资源远比家庭的收入水平更能决定孩子是否能进入高校学习以及更能促进孩子社会依恋的发展，这些长期的影响因素在孩子童年和少年时代沉淀、累积促进着孩子认知、价值观和社会技能的发展，进而解释他们后来社会地位和经济状况的差距。在分析许多关于儿童发展的研究证据后，他进一步指出：学习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我们在儿童不同人生阶段的教育投入对其不同能力的形成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儿童某一阶段技能的获得不仅影响其在该阶段的总体能力，更影响其下一阶段的成长和学习；当儿童错过学习某一特定技能或发展某一特定能力的机会时，要想补救将需要付出昂贵的代价。在上述理念的基础上，赫克曼建议：教育投入必须从幼年便开始，最佳的投入模式应当是“对年龄越小的儿童投入越多的资金，并且不断追加投人”，并且如果家庭无法为幼儿的学习提供必要的条件，政府则应该及早介入，因为只有这样才能避免对下一阶段教育投入回报率的消极影响。从而获得最好的人力资本投入效益。

二、我国学前教育投入不足的经济学分析

美国教育经济学的研究结果表明，与其他教育阶段相比，学前教育投入有着更高的回报率，并且能够放大其他阶段教育投入的收益。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投入的目的在于追求利益的最大化，因此一种理性的投人模式应当是：回报越高的领域，投入就应该越大。按照赫克曼“教育投入的回报率与教育者年龄成反比关系”的研究结论，最佳的投入模式应当是对年龄越小的受教育者投入越多的教育经费。那么我国教育投入的状况如何呢?查阅我国国家统计局2007年的《统计年鉴》(2005年数据)我们发现：首先，我国家庭对子女各教育阶段的投入和子女的年龄基本成正比，对学前教育的投入微乎其微，仅占家庭总教育投入的1％左右；其次，政府教育投入主要集中在义务教育阶段，对非义务教育阶段的投入也与受教育者的年龄成正比，与其他教育阶段相比学前教育获得的投入甚微，仅为总财政教育投入的1.27％。根据经济学规律，我国家庭和政府对教育的投人均存在非理性的地方：学前教育投入的份额相对其回报率严重不足。

行为经济学的研究发现，人类的经济行为有时会遵循一些有悖于理性经济学运算规律的潜在的心理运算规则，这些规则往往以非预期的方式影响着个人和组织的经济决策，使之违背最简单的经济法则。我们认为，学前教育投入的不足可以运用以下行为经济学理论来解释。(一)不确定排斥(AmbiguityAversion或Uncer-taintyAversion)

根据芝加哥亲子中心研究和高瞻佩里幼儿园研究的结果，学前教育投入所产生的经济效益大部分来自于犯罪率的降低，而犯罪率的降低又主要由受教育者非认知领域的发展所决定，而这种非认知领域的发展是最不易观测的。因此，从这一角度看，学前教育的投入收益容易让人产生模糊感，不确定感。根据美国著名行为经济学家特沃斯基(Tver-sky，A.)关于“不确定排斥”理论，人们对主观或含糊的不确定性的排斥程度要超过对客观不确定性的排斥。例如：希斯(Heath，C.)和特沃斯基发现，人们排斥模糊的程度与他们对不确定性的主观概率的估计能力呈负相关，也就是说，如果人们对某事件的估计能力越缺乏，对这件事情的排斥程度就越大。运用这一理论分析学前教育投入，我们可以推断：因为学前教育投入收益的不确定性较大，所以家庭和政府容易对它产生排斥，从而缺乏对它投入的兴趣，最后导致学前教育投入不足。

(二)收益延迟性导致的“决策延迟”(Procrasti-nationinDecision)

此外，从关于学前教育作用的一系列实验研究中我们可以看出，学前教育的投资收益需要通过长期的追踪研究才能发现，这种收益的延迟性限制了教育投入者的投入热情。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乔治·阿克劳夫(AkeHof，G.)2001年指出，较近期的利益和成本相对于较远期的利益和成本具有鲜明性，因此人们对鲜明而具体的事件往往更加重视，因此产生“决策延迟”的经济行为。这种认知的局限性出现在对教育投入收益的分析上时体现为：人们会把某人找到一份高薪的工作归功于其最近毕业的名牌大学，而不会想到孩子学前所受的良好教育对其今天成就的影响。这种近期发生的教育事件显得比远期的教育事件更加鲜明和具体，因此家庭和政府会更加重视近期发生的大学教育的作用，而忽视远期发生的学前教育的作用，从而导致对学前教育投入的决策延迟，最终造成学前教育投入的不足。

此外，我们还可以运用经济学中的重要概念“正外部效益”来解释家庭对学前教育投入的不足。正外部效益是指某一经济主体的活动给别的主体带来了可以无偿得到的收益。高瞻佩里幼儿园和芝加哥亲子中心两项研究的结果表明，学前教育给公众和政府带来的收益远远超过给幼儿及其家庭带来的收益，因此对于幼儿家庭而言，学前教育便是一种具有正外部效益的投入领域。经济学规律告诉我们，在存在正外部效益的领域，必然会投入不足，投入水平一定小于社会最优的投入水平，因为通常当事人只会根据自身的收益来确定投人水平。所以，即便是家庭已经认识到学前教育所能带来的全部收益，也只会根据自己的那部分收益决定投入的水平。也就是说，如果按照高瞻佩里幼儿园的成本收益分析结果——1美元投入所产生的17.07美元收益中只有4.17美元(也就是四分之一左右)是私人收益来计算，在每一美元的学前教育投入当中，家庭只会愿意承担大约24美分。

三、学前教育作为人力资本投入的启示

作为经济意义上回报率最高的教育阶段，我国的学前教育无论从民间还是从政府方面获得的投入都是最少的，并且在有限的投入当中还存在着分配不公和使用效益不高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要持续、稳定地发展学前教育，我国必须对现有的学前教育投入体制进行改革。

(一)政府应建立完善的研究体制，调查学前教育的长期效果和投入收益，鼓励各方对学前教育的投入

人们对学前教育投入的忽视很大程度上是由学前教育投入收益的不确定性和延迟性造成的，所以呼吁人们重视学前教育投入的同时，调查学前教育投入所能带来的收益是非常必要的。20世纪90年代中，美、英、法、德等十多个国家就已或多或少地追踪过学前教育对本国儿童长期发展的影响，而我国关于学前教育的长效研究尚属空白，也就是说学前教育对于中国样本的影响尚不清楚。长效研究通常费时、费力，不仅需要大量的经费，还需要众多人员的参与，凭借个人力量难以实现。因此政府应当建立起完善的研究体制，提供充足经费，通过行政力量的介入支持科研人员对我国学前教育的长期效果进行追踪和成本收益分析，让家庭、社会和政策制订者们都清楚认识学前教育对儿童终生发展的影响，摒弃只顾眼前、忽视未来的非理性教育投入模式。

(二)政府应当加大对学前教育的财政投入

行为经济学研究以人类的情绪心理学和认知心理学为基础，主张人的情绪和认知会影响他们的经济行为。与组织相比，个人更易出现情绪化的特点，并且由于所掌握信息有限，认知方式也更易受到局限，从而更可能出现违背理性经济学运算规律的非理性经济行为，并且非理性的经济行为一旦出现，较难发生转变。所以完全期望幼儿家长提高对学前教育的投人是一种不现实的想法。政府对学前教育投入的不足固然也可以使用行为经济学理论来解释，但是对于作为国家组织的政府而言，教育投入更应当是一种理性的经济行为，尤其是认识到学前教育是一种可以带来高回报的人力资本投入的时候。另外，抛开这种情绪和认知的局限，即便家长认识到了学前教育投入的全部收益，基于学前教育的正外部效益，幼儿家庭对学前教育的投入也必然存在不足。因此，为了实现社会利益的最大化，掌握着最先进教育信息的政府在认识到学前教育是一种可以带来高回报的人力资本投入后，应当加大对学前教育的投入。

(三)学前教育的财政投入重在缩小地域、城乡差距

我国家庭对学前教育的投入受收入因素的影响，地域、城乡差异很大。由于目前我国中央财政对教育的投入非常微薄，公办幼儿园的经费主要来源于地方财政，因此学前教育财政投入也具有显著的地域和城乡差异。这种投入的不均衡造成了我国不同地区幼儿接受学前教育机会的不均等。目前我国大约有60％的0-6岁儿童生活在农村，由于家庭教育环境不佳，幼儿园教育对这些儿童来说是一种补偿性的干预手段，相对拥有良好家庭教育环境的城市幼儿，幼儿园教育更能改变农村儿童的命运。教育经济学的研究结果表明：一个社会如果要消除经济收入引起的教育和技能水平的差距，就必须从幼儿做起，不能指望日后的学费政策或职业培训来弥补幼年的不足。所以，我国的学前教育财政投入应该首先考虑缩小地域、城乡之间学前教育机会和学前教育质量的差距，适当向农村地区、落后地区倾斜。

人力资本投入范文篇6

关键词：民族地区；人力资本投资；经济增长

人力资本投资能够促进经济增长，很多国内外学者分别从理论和实践上对这一论断进行了论证。在国外学者的研究中，卢卡斯（Lucas）通过构建数学模型，证实了人力资本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正向促进作用[1]。哈米德（Hamid）、巴罗（Barro）、埃里克（Eric）等人分别构建模型对美国和亚洲部分地区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计量分析，均得出人力资本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具有正向溢出效应的结论[2-4]。国内的学者张庆华等、陈迅等、于东平和段万春、胡宏兵、梁军也通过构建增长模型来研究我国人力资本的形成以及教育人力资本投资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并得出“我国的人力资本投资没有得到充分发挥”这一结论[5-9]。郭宏艳通过对新经济增长理论、内生增长理论、人力资本理论以及三重螺旋理论的分析，探究得出“高等教育的发展对经济增长有很大的促进作用”这一结论[10]。薛新龙、李立国用一系列实证分析方法得出人们所接受的高等教育与经济增长有一定的关系，接受过更多高等教育的人将会在科研方面做出更多的成绩，从而为企业提供更有价值的技术，促进劳动生产率提高，从而促进经济增长[11]。赵斌从投资流量效应来分析人力资本积累与经济发展的关系，研究得出积极的经济刺激政策能增加投资、促进经济增长，私人人力资本的投资对经济增长有正向的作用，而公共的人力资本投资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不明显[12]。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迅速发展，由于历史条件、地理位置等原因的影响，民族8省（区）的经济增长状况及人力资本投资整体经济基础比较薄弱，相较于其他地区经济比较落后，经济增长动力不足。从人力资本投资上看，这8个地区的共性也比较明显，人力资本投资状况较为相似，因此可以将这8个地区联合起来进行面板分析，得出民族地区人力资本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本文将固定资产投入、劳动力投入、人力资本投入和人均生产总值的数据作为分析对象，通过构建经济模型，对面板数据进行一系列单位根检验及协整检验，选取回归模型并进行回归分析，研究得出民族地区人力资本投资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如何。本研究使用的统计软件是Stata14.0。

一、模型构建

本文借鉴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模型，以少数民族8省（区）1995—2017年的各项经济数据为依据，建立如下经济增长分析模型：YF(K,L,H,A)AKLHαβγ==（1）式1中：Y代表经济产出；K代表物资资本投入；L代表劳动力投入；H代表人力资本投入；A代表系数；α、β、γ分别表示物质资本投入、劳动力投入、人力资本投入的产出弹性。需要对模型两边取对数，一方面可以消除数据异方差的影响，使数据更适合深入分析，并且使数据更具有实际意义；另一方面可以研究变量之间的弹性关系。在没有进行对数变换之前，变量之间的相互关系表现为自变量的变动引起因变量变动的程度；将变量进行对数变换后，变量的相互关系则为自变量变动一定的百分比，因变量因此变动百分比的多少。取对数之后的表达式整理如下：lnYln=A+αlnK+βlnL+γlnH+ε（2）同样地，式2中：Y代表经济产出；K代表物资资本投入；L代表劳动力投入；H代表人力资本投入；A代表系数；α、β、γ分别表示物质资本投入、劳动力投入、人力资本投入的产出弹性；ε是随机误差项。

二、变量选取

综合考虑数据的可得性与完整性，本文采用的样本区间为1995—2017年，数据来源于《中国人口统计年鉴》和《各民族地区统计年鉴》。各项指标选取如下。使用各地区人均生产总值（gdp）来指示经济产出指标（Y）。以1995年为基期，运用地区生产总值指数对各地区生产总值进行换算，得出1995—2017年民族8省（区）的实际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使用人均固定资产投资（invest）度量物质资本投入（K）。以1995年的价格水平为基础，利用固定资产投资指数换算成各地区当年实际固定资产投资，再除以当年总人口，得到人均固定资产投资额。使用就业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labor）度量劳动力投入（L）。对于劳动投入量的度量，国外的文献大多数使用的是工作小时数，但我国国家统计局的统计数据中没有这一指标，因此本文选取的是各地区的就业人口数。使用人均受教育年限（education）度量人力资本投入（H）。度量教育人力资本投资的指标可以选取人均教育经费、人均受教育年限以及在校学生数。本文选取的度量指标是受教育年限，原因如下。一方面，教育经费不仅来源于政府支出，还来源于社会捐赠、民办学校建设者的投入等；另一方面，在校学生数是一个流量概念，很难统计出准确的在校生人数，而且初中在校生人数只有2011年以后的数据，数据统计不完整，而常用的受教育年限法能更为有效地反映人力资本投资的水平，能剔除一些计算过程中主观因素的影响。具体计算方法是用各类受教育水平的受教育年限与相应各类受教育水平的毕业生人数相乘，然后将乘得之数相加，之后除以各个地区的总人口，得到各地区人均受教育年限。本文将受教育水平分为8类：未上过学、小学、初中、普通高中、中职、大学专科、大学本科、研究生。根据我国受教育年限的实际情况，将未上过学的受教育年限限定为0年，小学定为6年，初中定为9年，普通高中定为12年，中职定为12年，大学专科定为15年，大学本科定为16年，研究生定为19年。

三、变量描述性统计

根据变量描述性统计结果，模型中涉及各变量的均值、中位数、标准差、最小值以及最大值。样本中8省（区）整体人均生产总值的均值是4314.902元，标准差是1407.557元，最大值是8274元，说明8省（区）的人均GDP差异较大，分析数据可看出贵州省的人均GDP总体较小，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人均GDP总体数值较大，说明新疆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在人均固定资产投资上，最小值是494元，最大值是2557元，说明从1995年到2017年固定资产投资越来越多，比较这8省（区）的总体人均固定资产投资，新疆人均固定资产投资整体较高。8省（区）整体人均受教育年限的均值是7.062年，最小值是2.559年，最大值是9.594年，说明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对教育的重视程度越来越高，进一步说明教育人力资本的投入比重越来越大。相较而言，西藏自治区的人均受教育年限最小，2017年仅为5.577年，而宁夏回族自治区和新疆2017年的人均受教育年限都达了9年，说明西藏教育人力资本的投资较其他地方投资小。

四、面板单位根检验

相较于时间序列数据，面板数据虽然减轻了数据的非平稳性和变量之间的相关性程度，但各个变量还是可能存在截距及趋势问题，可能数据还不是很平稳，这样进行回归分析可能会出现伪回归的结果。为保证回归分析是有效的，面板单位根检验是一个必不可少的步骤。本文中面板数据的时间维度T是23，空间维度N是8，T＞N，属于长面板，因此笔者选择的单位根检验方法是LLC检验、Breitung检验、IPS检验三种检验方法，对各变量进行三种单位根检验后得出结果。三种单位根检验的原假设都是数据有单位根，变量人均GDP和变量人均受教育年限的P值均小于0.05，因此拒绝有单位根的原假设，即“lngdp”和“lneducation”这两个变量数据是不存在单位根的；变量人均固定资产投资和变量就业人口占总人口比例的P值均大于0.05，显著地接受了有单位根的原假设，因此“lninvest”和“lnlabor”这两个变量数据是存在单位根的。为了消除这两个变量数据的趋势问题，需要对这两个变量数据进行一阶差分，然后对一阶差分后的变量数据进行单位根检验。进行一阶差分后，人均固定资产投资和就业人口占总人口比例的P值都小于0.05，因此拒绝有单位根的原假设，即“dlninvest”和“dlnlabor”这两个变量数据不存在单位根。可以认为人均固定资产投资的对数值和就业人口占总人口比例的对数值这两个变量是一阶单整的。

五、面板协整检验

数据通常具有不平稳性，为了构建出符合实际的模型，需要进行协整检验，即将存在一阶单整的变量放在一起进行分析，分析变量之间是否具有长期均衡关系。本文中人均固定资产投资的对数值和就业人口占总人口比例的对数值是一阶单整的，因此只需要研究这两个变量与人均GDP的对数值之间的长期均衡关系是否存在。此协整检验的原假设是变量之间不存在协整关系，从检验结果来看，将因变量与自变量进行协整分析后，每个变量都至少有一个P值小于0.1，表明长期协整关系存在，即人均GDP的对数值与人均固定资产投资的对数值、就业人口占总人口比例的对数值存在协整关系。

六、回归模型的选择及结果分析

（一）回归模型的选择

面板数据的分析中，常用的两种模型是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固定效应模型是指仅仅分析文中的数据，就结果而论结果；随机效应模型不单单比较文中的数据，而是以这几组数据为基础，以点概面。本文使用Hausman检验和Breusch-Pagan检验来判断应使用哪种模型。首先进行Hausman检验，检验结果是Prob＞chi2=0.0011。Hausman检验的原假设是应优先选择随机效应模型，从以上结果可以看出P值大于0.0011；而0.0011＜0.05，则拒绝原假设，即应采用固定效应模型。接下来进一步进行Breusch-Pagan检验，检验结果是Prob＞chibar2=1.0000，该检验的原假设是个体之间不存在明显的不同，从以上结果可以得出P值＞1.0000，而1显著大于0.05，所以接受原假设，那么可以认为采用固定效应是正确的。综上所述，本文中应采用固定效应模型。

（二）回归分析

选用固定效应模型后，设定模型如下：lnlnlnKlnlnHtY=A+α+βL+γ+ε+µ（3）式3中：Y代表经济产出；K代表物资资本投入；L代表劳动力投入；H代表人力资本投入；A代表系数；α、β、γ分别表示物质资本投入、劳动力投入、人力资本投入的产出弹性；ε是随机误差项；μt表示时间固定效应。接下来进行回归分析，考虑到人均受教育年限与人均固定资产投资以及就业人口占总人口相比较，其变化很小，为使所得结果更切合实际，这里将人均受教育年限不作对数处理，即模型成为一个半对数模型，分析结果如表1所示。

（三）结果分析

从表1的回归分析中可以看出模型的F值是408.460，P值（Prob＞F）=0.0000，说明模型从整体上看是可以接受的；模型的可决系数（R-squared）是0.8719，模型修正的可决系数（AdjR-squared）是0.8698，模型的残差平方和是0.1203，说明模型的拟合效果很好，即模型的解释能力比较强。模型的回归方程如式（4）所示。lngdp=0.5776lninvest+0.2833lnlabor+0.1223education+3.4932（4）变量lninvest的系数是0.5776，标准差是0.0241，T值是23.93，P值是0.0000，系数是非常显著的，且人均固定资产投资的系数为正，这说明民族地区的固定资产投资对地区生产总值的变化具有很显著的正向作用；变量lnlabor的系数是0.2833，系数标准差是0.0693，T值是4.0900，P值是0.0000，系数也是非常显著的，且系数为正，说明劳动力投入对民族地区生产总值的变化也有正向的促进作用；变量education的系数是0.1223，系数标准差是0.0061，T值是21.2，P值是0.0000，系数同样显著为正，说明教育资本投入能促进地区生产总值增长。观察表1中数据也可以看出，变量lninvest的系数为0.5776，大于变量lnlabor的系数0.2833，也大于变量education的系数0.1223，这说明固定资产投资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较大，而劳动力投入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较小，教育资本投入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更小，这一现象从侧面反映出固定资产投资是民族地区重要的经济增长动力，固定资产投资越多，经济增长越快；而教育资本投入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不够显著，这说明民族地区对教育人力资本投入的效果不明显，或者说民族地区对教育人力资本的投入不够，使得经济增长的表现不强劲。

七、结论

人力资本投入范文篇7

[关键词]人力资本投资实物投资跨越式发展

一、研究背景

在我国，地区之间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存在已久。论文百事通经济发达地区的集聚效应明显，落后地区尽管不断加大投入，却鲜有显著的成效，除了极少数地区实现了较快增长以外，绝大部分落后地区与发达地区的差距仍在不断扩大。根据后发优势的观点，落后地区依托科学技术的后发优势，可以低成本的引进新技术、充分吸收外部的最新科技成果，加快技术创新的速度，进而顺理成章的实现“跨越式发展”——全面的快速增长，以迅速摆脱落后经济面貌。因为生产力的发展总是建立在科技创新的基础上，科技进步可以在原有生产要素供给量不变的情况下,改变生产的可能性边界，从而提高潜在的经济增长水平。但实际情况远没有如此乐观。

从传统的经济模型看，均衡状态下的人均产出的增速仅取决于技术进步，因此高速增长往往是不可持续的。在我国当前经济条件下，跨越式发展的基本特征为高速的经济增长速度，迅速扩大的经济规模，可能还会伴随着大量引进资金、不断扩大土地、能源和资金投入。但无疑这种粗放式的增长是不可持续的。Solow（1960）等人发现，在要素投入保持稳定速度的情况下，经济体由当前状态达到经济均衡状态的收敛速度主要取却于要素报酬份额，即科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的指数。而发达国家的统计数据表明，长期来看要素报酬是相对稳定的。经济体之间的发展差异主要在于均衡状态之间的差别，而这些差异主要是由一些经济变量所决定的。

从短期来看，粗放式经济可以取得较快的发展速度，但相对落后的地区，由于资源投入主要来自于外界，在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以后，随着人力、土地成本的增加，资源的边际收益会逐渐趋于零，原先的优势相对减弱，资源流入速度逐渐减慢并停止，增长速度将趋于停滞，甚至会出现负增长。因此，即使粗放式增长方式实现了某种程度的“跨越式”发展，也只是短期的、局部的，从长期来看，落后的局面无法彻底改变。

基于此，我们认为，经济增长的关键在于改变某些经济内部变量，进而改变经济的均衡路径，使之最终达到一个较高的均衡状态。我们认为，这些变量至少包括如下两部分：摆脱“后发劣势”的制度变量，以及充分利用外部技术的经济变量，主要包括资本投入和人力资本投入。而国内很多地区的经验也表明了前者的重要性，好的制度安排可以有效促进经济增长，通过提供制度公共品和基础设施公共品上的突破，部分领域的跨越式发展成为可能。

二、模型设定及分析

对一个基准经济体而言，跨越式发展并非短期内的发展高速度，而是通过改变基本经济变量使经济体达到一个较高的均衡路径，在这一路径下，人均产出处于较高水平，且与技术进步保持同样的增长速度。毫无疑问，制度变量也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原因，但将制度变量纳入到经济增长模型的方法还有很多值得改进的地方（吴洁等，2003），且分析中无法通过简单的参数来反映真实制度变量（吴海民，2006），尤其在研究国内情形时，制度差异无法解释相邻省份、甚至地市之间的经济鸿沟。因此，我们设定的经济模型未纳入制度因素，而通过解释其他的基本变量对均衡路径的影响，分析实现跨越式发展所需的基本条件。

从时间截面数据看，无论是初始投入存量还是净投资，落后地区与发达地区都存在较大差距。假定各地区均有相同的生产函数，即在参数完全相同的情况下，不同地区可以实现同样的产出，函数的主要参数包括实物资本、人力资本、劳动力、技术进步等。通常情况下，人力资本被视为沉淀于教育、职业培训、健康等方面的投资方式所形成的资本，不仅作为外生变量被投入到经济增长中，本身还是经济体所内生的，对经济技术进步、人力资本的再生产、制度演化等过程产生了决定性作用。人力资本不仅需要制度的投入、支持、激励与诱导,而且其本身就注入了制度变量的直接贡献，是反映制度变量的一个重要参数。按照传统增长模型，人力资本的作用被淡化了，而只是作为“索洛剩余”的一部分，与其他不可测变量一起构成增长的制度因素。而实际上，人力资本对经济体均衡路径的形成有至关重要的作用，落后地区要实现经济的跨越式发展，必须要加大人力资本投资。

我们首先假设经济增长模型涵盖了人力资本因素，Y=F(K,H,AL)。其中K为实物资本存量，H为人力资本存量，A为技术进步，L为劳动力存量。模型函数的具体形式为科布-道格拉斯(C-D函数），设将社会所有实物资本、人力资本投入和原劳动力数量中有相同的比例sH用于教育培训，作为新的人力资本生产的初始投入。剩余-1sH部分作为产品的初始投入，社会产品生产函数为:

Y(t)=(1-sH)K(t)αH(t)β(A(t)L(t))1-αβ

st.α＞0，β＞0，α+β＜1

出于简化计算的考虑，设人力资本与实物资本的折旧率相同，即δ＝δk＝δH

此外，技术进步和劳动力作为经济体的外生变量，均保持固定增长速度，分别为g和n。

通过计算，可分别得到人均实物资本k和人均人力资本h的动态方程，由于当经济达到均衡时，人均实物资本和人力资本将达到最佳值，则有k&=0&h&=0，进而可以对k和h进行求解，得到人均产量的对数表达式：

设参照经济体的产量为y*，相关参数分别为sH*，sK*，n*，g*，δ*。两者之间的人均产出将只取决于相关参数。

若将y*和y分别视为发达地区和落后地区的人均产出，通过对不同经济体的参数作设定，可以得出均衡产出差距。假定发达地区在实物资本投入和人力资本投入方面高于落后地区，sK*=2sK，sH*=2sH=0.06。这应该是一个比较符合实际的假设，国内很多地区的差距远大于此，投资普遍集中于长三角、珠三角以及环渤海地区，而很多西部省区投资严重匮乏；而在教育投入方面，无论是基础教育、高等教育还是在职培训，发达地区的投入都远高于落后地区。假设折旧率和技术进步率都相同，δ＊＝δ＝0.05，g=g0.05，人口增长率分别为n*＝0.003，n=0.012(分别为2005年江苏与宁夏的出生率）。

此外，从统计角度看，资本收入大约占总产出的1/3左右。根据美国学者肯德里克（1976）的研究，人力资本存量的价值要高于实物资本存量的价值，通过对非熟练工人和熟练工人劳动力收入的比较（前者为后者的1/3到1/2之间），可知劳动报酬中的1/2到2/3属于人力资本报酬，取值大致1/3<β<4/9。因此，我们可以合理假定α＝0.35，β＝0.4。

将假定的数值代入，可以得到平衡增长路径下的产出差距：

1ny＊-1ny=1.6×ln2＋1.4ln2＋2.4ln(0.94/0.97）-3×ln(0.103/0.112)

=2.255352320

所以y*/y＝e2.255352320＝9.53865，即两者的平均产出差距达9倍之多。两地区虽然在基本经济参数方面相差不大，但由于在实物资本和人力资本投资比例上存在差距，而使得双方的均衡状态产出差异明显。若我们仅仅考察人力资本投入导致产出的不同，可以不考虑人均实物资本投入的差距，假定sk*=sK，两者的均衡产出仍然存在较大的差距，y*/y＝3.6145。即发达经济体仅仅因为其在人力资本上的投入就可以使自身的平均产出为落后经济体的3倍多。

由此我们可以发现，人力资本投资对区域经济增长的作用可能远远超出传统方法的分析。而一个落后经济体要实现经济的跨越式发展，达到较高的经济均衡状态，最重要的是保持较高比例的实物资本投入和人力资本投入，这样才可能在最终达到较高的经济增长均衡值，缩小与发达经济体的差距。在本模型中，人力资本比实物资本贡献了更大的份额，这种假定是符合现实的。在落后地区，这种差距表现得更为突出，人力资本投资的边际产出更高，经过技能培训的劳动力比普通劳动力有更高的生产效率，可以从事普通劳动力根本无法从事的复杂劳动，此时高技能劳动力的收入要远高于普通劳动力，β值甚至会高于我们的假定。

三、结论及建议

从各地经济发展的历程看，我国当前的政策是倾向于实物资本投资的。由于人力资本上的投资不足，进而导致人力资本供给短缺。按照发达国家的标准，中国受过高等教育以上的劳动力所占的比例很低，2002年为4.71%，远远低于发达国家30％的水平，而文盲率则高达10.23%。

实物资本和人力资本投资必须有适当的比例，唯有如此才能最大限度地优化经济生产。没有相应的人员运作，先进设备的投资效率会大打折扣。在我国经济落后地区尤其如此，由于人力资本积累不足，远远不足以满足技术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企业的投资需求，外来投资者也因此不愿意在此投资。有研究表明，人力资本短缺的现实使得外来投资在中西部和农村地区的投资减少了一半。因此，重实物投资轻人力资本投资的投资策略不但最终在总体上制约了经济的发展，更进一步导致经济发展失衡，地区发展不平衡加剧。

即使实物资本投资过程本身，也需要很高的技术含量，需要高素质的劳动力去操作，由于落后地区人力资本存量整体处于一个较低水平，增加人力资本投资所产生的“溢出效应”更为显著，人力资本投资的社会总回报很高。目前我国西部省份的公共教育体系投入水平很低，这对经济的长期增长是不利的。即使因为实物资本投入造就了当前炫目的增长率，过低的教育投入仍会使得其经济均衡态最终远远落后于发达地区，政府需要考虑并调整投资以及一系列其他政策。其一，用更为平衡的投资组合政策来提高经济增长率，并减低不平等；其二，开放和改革劳动力市场、发展人力资本和教育的借贷市场、减少阻碍劳动力流动的限制，政府可以在很低的成本上培育人力资本；其三，政府绝不是教育资源的惟一途径。只要政府取消对私人部门投资教育的种种限制，多种形式的教育投资将会涌入这个高回报的领域。依靠私人部门的融资将很大程度提高人力资本形成的未来收益，而又不需要增加税收负担。政府应改革教育市场，对所有形式的资本开放竞争，创造融资的条件。中国已经有一些资金投资于教育领域，也有一批私营学校，并且在某些欠发达地区已经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但这些都需要大大加速。教育的各个领域，包括大学都可以引入各种形式的资金进入竞争，从而促进教育基础设施和教育水平的提高。与此同时，发展教育融资市场，使得人们不至于由于流动性约束而失去受教育的机会，为民众接受教育提供资金便利条件。

参考文献:

[1]曹元坤:从制度结构看创设式制度变迁与移植式制度变迁.江海学刊,1997（1）

[2]樊纲:两种改革成本与两种改革方式.经济研究,1993(1)

[3]郭旭新:经济转型中制度变迁的动态分析.南开经济研究,2006（2）

[4]何东霞何一鸣:制度变迁与经济增长——用制度变迁解释中国经济增长的各种理论模型综述.上海经济研究,2006（4）

[5]黄健柏李增欣何文成:对欠发达地区经济增长的反思——基于现代经济理论视点.经济问题,2006（7）

[6]李冬胡适耕:人力资本投资的随机内生增长模型.应用数学,2004（17）（增）

[7]刘世锦:经济体制创新的条件、过程和成本.经济研究,1993(3)

人力资本投入范文篇8

关键词：人力资本；测度方法；综述

提高人力资源的质量需要进行投资，而这种投资行为获取的人力资本流量、存量究竟为多大，这就需要对人力资本投入和产出进行测度，本文从人力资本的概念入手，力图对人力资本的测度方法做一个综述。

一、人力资本测度的角度

对劳动力要素的研究的不断深入导致了人力资本的概念的提出，另一方面对人力资本概念不同程度的理解也决定了人力资本测度的角度。

我们可以把人力资本看作是活的资本、投资的结果、能带来收益的资本。作为活的资本，它凝结于劳动者体内，表现为人的知识、技能、经验、健康、体能，其中真正反映人力资本质量的是劳动者的智能，人力资本数量即为拥有智能来创造价值的劳动力的数量。但是对这种无形的劳动力智能本身无法进行精确度量。因此测度人力资本一般从两个角度：一是从人力资本的直接投入角度度量，即认为人力资本由投资费用转化而来，没有费用的投入就不会得到，因此对人力资本的计量,是对人力资本投入费用的归集；二是从人力资本的产出的角度度量，认为劳动力拥有的人力资本价值,可通过生产劳动的转移、交换、并实现价值的增值而体现，对人力资本贡献的度量实际上也是对人力资本存量的测度。

二、人力资本测度方法的雏形

应该说人力资本测度方法是随着人力资本理论的发展而不断的发展的，对人力资本理论的研究同时也伴随着对人力资本计量方法的研究。

在西方古典经济学派和新古典经济学派的理论阐述中可以找到有关人力资本测度的基本思想，其劳动与产出的静态分析模型：L=G÷q，其中L为劳动力数量，G为产出，q为劳动生产率，虽然他们不否认劳动者技能的作用，但以经济增长中劳动投入要素为基准的测度模式,人力资本存量等同于劳动力的数量，这并非真正意义上的人力资本测度方法。

具有人力资本测度方法的雏形的是经济学家沃尔什、丹尼森。沃尔什于1935年出版了《人力资本观》一书,在该书中,他从个人教育费用和个人收益相比较来计算教育的经济效益；丹尼森在他的劳动与经济增长模型中,将投入要素尤其是劳动投入要素分得比较详细:dG/G=α+β·dK/K+y·dL/L+…+φ·dX/X,式中K、L、…、X为丹尼森对投入的分类,β、γ、…、φ分别为各投入要素的份额,且β+γ+…+φ=1。其中,对劳动投入的细分和测量是丹尼森模式在前人方法基础上的一大进步。他把劳动力构成的各种因素,如就业、工作时间、教育程度、性别和年龄等都考虑在内,并利用各种不同特征的劳动小时收益作为权数对劳动投入进行加权,得出劳动投入指数。丹尼森运用该模式不仅测定了经济增长中的劳动投入贡献,而且还进一步度量了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作用。这无疑确立了经济增长关系中具有人力资本要素内涵的理论框架,也是西方学者有关教育与经济增长关系测度的首次尝试。

之所以称他们的研究是人力资本测度方法的雏形，是因为他们没有将完整的人力资本要素引入测度模型，更重要的是他们还没有对人力资本的形成过程和投入产出比率进行深入的研究与测度。然而,这些不太成熟的理论思想和定量分析方法,却是人力资本测度体系形成和日益完善进程中所必不可少的。

三、以人力资本投入产出过程为基础的人力资本测度

1．舒尔茨的研究。

舒尔茨是从探索经济增长和社会财富的积累而逐步踏上研究人力资本的道路的。1960年，舒尔茨发表了题为《人力资本的投资》的演说，明确提出了人力资本的概念，认为迅速扩大的人力资本存量，对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经济的增长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对人力的投资主要包括教育投资、保健投资和劳动力迁徙投资，人力资本投资标准是：人力资本投资的未来收益，包括个人预期收益和社会的预期收益，要大于它的成本，即：收益率＝预期收益/成本,其收益率原则上同物质资本收益率测算相同。

尽管舒尔茨的计算方法的边界条件还存在一些值得人们探讨的不足之处，如不应仅把工资差别的原因看作为受教育程度不同，人力资本存量也不应完全由工资收入来代表等等，舒尔茨还是第一个提出了人力资本测度模型，从而在方法论上奠定了人力资本测度体系的基本框架。

2．贝克尔的研究。

贝克尔同样认为人力资本可以通过后天投资获得，并影响以后时期的生产率和收益，因此，用于物质资本的投资收益分析方法，也同样适用于人力资本研究。贝克尔的研究以微观为主从人类家庭入手，他的贡献之一是首次用传统的微观均衡分析方法建立了人力资本投资均衡模型。即人力资本投资的边际成本的当前值等于未来收益的贴现值。同时,他在人力资本形成方面，教育、培训和其他人力资本投资过程的研究也具有开创意义。

四、以技术内生化经济增长模型为基础的人力资本测度

技术内生性增长理论的思想源头是阿罗《边干边学》中指出的，阿罗把经济增长完全归功于学习过程和技术的外部效应，试图将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中的外生技术进一步内生化,根据这一理论思想，罗默、卢卡斯分别提出了各自的经济增长模型，虽然他们对经济增长中的最终动力源泉的理解有所不同，但他们却都充分肯定了人力资本在这个过程中重要性,卢卡斯则更是强调了人力资本在这个过程中的核心作用。

而从人力资本测度角度来看，论述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同时也是从产出价值的角度对人力资本做的一个测度。

罗默在1986年发表了《收益递增与经济增长》，书中他建立了两个增长模型：简单的两时期模型和简单的两部门模型。罗默的增长率方程显示，人力资本尤其是R&D部门的人力资本投入对经济增长起着积极的作用。两部门模型的思路是：R&D部门的人力资本HA创造知识和技术的积累，知识和技术进步用新资本品种类和数量A体现，进而A和生产部门的L和Hy产出Y，但在此过程中罗默忽略了教育部门及其他形式的人力资本投资对知识积累和技术进步的决定性作用和由此引起的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也就是说他只将知识和技术内生于资本的积累，而忽略了知识和技术在人力资本自身增长中的巨大作用，因此严格地讲罗默模型并未解决人力资本度量的任何问题，只是阐述了技术进步与人力资本的相互关系，提高了该模型对现实经济现象的解释力度。

卢卡斯将人力资本作为一个独立要素纳入经济增长模型，运用更加微观的方法把舒尔茨和贝克尔的人力资本概念、索罗的技术进步和罗默的知识积累具体化为“每个人的”、“专业化的”人力资本，以期解释持续经济增长问题。两资本模型和两商品模型区分了人力资本所产生的两种效应:即舒尔茨型的通过正规或非正规教育形成的人力资本所产生的“内部效应”与阿罗的“边干边学”形成的人力资本所产生的“外部效应”。

技术内生化经济增长模型评述：在研究经济增长时技术内生化经济增长模型不仅把人力资本纳入增长模型使之内生化，而且揭示了人力资本的“外部效应”和“外溢效应”，把对一般的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源的强调变成了对特殊的知识即生产某一产品所需要的“无形的专业化的人力资本”的强调，此理论原意是在经济增长中强调人力资本的作用，并以此为根据来调整经济增长速度,预测经济增长趋势，提供方法和工具。然而，从人力资本理论的发展来看，这种测度角度同时也是对人力资本自身积累不同方式的量化描述，这种计量体系使人们对人力资本的研究更深入、更细致、更具体化、数量化了，是人力资本测度体系不可缺少的一种类型。

五、人力资本测度方法评述

无论是舒尔茨、贝克尔,还是卢卡斯、罗默的测度体系，其方法上的缺陷随着时间的推移都可以被不断出现的新的方法所完善。统计计量工作不会永远停留在原有的高度上,它只会向前发展。然而,从人力资源开发和人力资本理论的研究现状来看，尚有一些难点有待突破。

首先，从方法上看，由于人力资本投入的产出效益往往不直接表现为实物产值的增加，而总是表现为人的健康、知识和技能的增加。只有把人力资本投入到具体的生产实践中去时,人力资本的价值才间接地由经济活动的结果中体现出来。投入的教育、卫生保健、培育子女等生产性支出有多少形成了人力资本的增量，经济活动的结果增量中有多少可以归结为人力资本的作用，这些不确定性使人力资本价值必然存在难以精确估量的问题。因而从宏观层次上衡量人力资本投资对实现经济社会目标的作用程度，则显得更为力不从心。

其次，单纯的人力资本投资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单独形成生产能力，人类活动是人力资本与非人力资本综合产生的，是两者结合的过程。人们很难把人力资本与非人力资本的作用从这“集体产品”中分离出来。同时，在现代社会生产中,不同的人力资本也必须结合在一起,才能对生产活动产生影响。这就存在不同质人力资本和不同产权人力资本的如何综合计量的问题，应该说评价单个人力资本对集体生产的贡献必然涉及到更多的研究领域，所以,即使舒尔茨、贝克尔、卢卡斯、罗默等人的研究业绩是这方面的杰出的成果，也未免带有某种片面性,或夸大某些因素的作用，或缩小了另一些因素的作用。

再次，人力资本与其他任何资本的区别正在于，其承担者是人，而不是实物，人有思想，有意识，有个性，有情感，有社会交往和个体经验等。难以想象其个人的思想、经历和感情不会影响其工作的态度和积极性。现代激励理论早已证明：人力资本的激励水平将极大地影响其存量价值的体现。有时这种影响可能是决定性的。

最后，在一定经济体制条件下，政策、体制运行对人力资本的影响也是不可忽视的。不考虑这些因素,理想化套用人力资本测度体系则很难与经济发展的实际相吻合。

参考文献：

1．亚当·斯密．国富论．北京：中华书局．1949．

人力资本投入范文篇9

关键词：人力资本；农村地区；经济增长；分析运用

虽然农村地区属于我国经济比较落后的地区，但是其对于经济增长的渴求度也远远超过了城市，物质资本虽然可以作为判定标准，人均收入不足，同时物质资本积累周期较长也是目前存在的实际状况。而相对而言，相关研究曾指出，农村具有较为丰富的人力资本，可作为推动地区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而笔者将通过本文，就人力资本对农村经济增长的作用方面，展开详细的分析和探讨。

一、人力资本与农村经济增长的关系表现

截止到目前而言，无论国内外的专家或者学者，对于人力资本与农村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研究都具有一定的依据[1]。即如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著名经济学者卢卡斯(RobertLueas,1988)和罗默(PaulRomer，1990)曾经就把人力资本作为经济增长模型的一个变量，这也是证实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关系存在的简单关系。而我国国内对于两者关系的研究主要是在改革开放以后，即21世纪初期，即如2004年，侯风云、徐慧等就提出了内生增长理论，然后剖析人力资本的外部特征，而且也将城市与农村两个不同地区的人力资本进行对比，即指出前者人力资本溢出表现为内溢；而后者则恰恰相反。由此得出农村人力资本能够有效推动城市发展；而到了2005年，李勋来等学者则提出了国内农村人力资本与农村经济增长的联系的研究成果，同时得出结论物质资本投资造成的作用最多，而劳动力和人力资本造成的作用更小，而产生这一差异结论的原因还是由于当时农村劳动力投资与力资本投资增长远远低于物质资本增长；而2009年，朱长存、马敬芝也在《农村人力资本的广义外溢性与城乡收入差距》中大概估出了农村如果出现人力资本转移，则会产生外溢性价值的具体数值，进而还分析出了城乡收入的差别，同时得出缩小差别的主要解决方案是采用降低人力资本外溢性的手段；而周群与王大勇也提出了《人力资本的外溢性与经济增长一基于1990-2004年中国数据的实证检验》，并且以卢卡斯人力资本溢出模型对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联系进行分析，同时也区分了加入人力资本外溢的条件与不加入外溢条件。而目前来说，针对两种情况进行区分考虑的研究相对较少。

二、人力资本投资对农村经济增长的作用分析

1.提升农村农民的生产力

对于农村生产力的理念，简单来说就是在固定资源条件下，对资源进行加工利用，最后获得生产的能力。而对于人力资本投资来说，则可以明显提升农民整体的素质水平，而且还能够强化运作于农业生产的劳动质量，另外，农民不管选择何种技能学习渠道，都可以让他们有效吸取技术理念，进而获取对于成本利润的管控能力。这也是根据世界有银行的调查资料所得的，即世界银行曾经运用粮食作为衡量农业生产力的指标，同时将低收入农业国家的农民知识水平进行横向对比研究，最终得出受过四年初等教育的农民的粮食生产产量并不会高过未收到教育的农民。

2.强化农民配置资源能力

首先，因为人力资本投资的主要作用是提升农民对于自身目前有限资源的合理配置水平，同时大大提升资源利用率，并且将其与农民个人收入进行联系分析，最后得出资源配置科学性会让农民社会、产业以及区域等多方面实现流动，最后保证配置能力的需求。而且能够体现资源配置的优先性要高于农业正常的生产活动。

3.提供农民信息收集能力

对农民来说，一般进行农业生产活动之前，都需要进行相关信息的获取，即如生产活动的类型以及机遇信息。而强化农村的人力资本投资则可以在侧面上提升农民的信息认知能力，即从信息中获得更多有用的资料；而且生产力水平的提升以及科技的创新也让农村经济对于人力资本的结构需求得到相应的改变，同时能够让农民通过信息收集及时获取机会，并且调整他们错误的就业思想，进而对于经济的管理也是一种改变。所以综上所述，人力资本投入可以强化农民信息收集能力，推动农村经济发展，同时也能强化他们的人口素质水平提升。

三、发挥人力资本投资对农村经济增长的作用策略

1.调整人才培养，普及人力资本投入计划

要发挥人力资本投资对农村经济增长的作用最先需要注意的是人力资本的思想需要调整，特别是对于人力资本投入的科学认识，同时对于传统评估人才的方式，即以单一学历进行评估，而是应当对于人才的价值观念具有一定认识，即如一些具有一技之长的人才等等，同时强化教育宣传工作，普及农村地区人力资本投入计划，调整整体农村思想观念，重视人力资本投资，同时鼓励农民不断加入高等教育，以提升自身的素质和能力，为带动农村经济发展带来重要的贡献。

2.普及初等教育，降低低素质人口比例

基础教育问题也是目前农村地区较大的问题，特别是对于目前来说，人口素质的低下往往也是由于初等教育未能普及造成的，甚至会影响到下一代的基本教育。所以对于强化人力资本投资来说，政府的兽药任务是对农村地区进行基础教育普及。即如九年义务教育落实免费与普及政策，同时加大基础教育的政府经费投入，同时加大农村地区的教师队伍建设，除了对于队伍的人数进行拓展，还需要完善教师整体的素质以及能力以满足农村教育需求。

四、结语

从研究以及目前的诸多现象表明，人力资本的投入对我国农村经济增长的作用是显著的，但是不可忽视的是资本外溢对于人力资本产生的影响明显，因而需要进行更加详尽深入的研究。

作者:张亚娥 单位:中共渭南市委党校

参考文献：

[1]王旭辉.区域人力资本配置、科技创新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机理研究[J],改革与战略.2014,30(11):19-20.

人力资本投入范文篇10

根据国内外学者的相关理论研究及对前人经济增长模型的归纳，对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关系进行分析的典型模型主要有两类，一类是我国学者王金营的有效劳动模型，其在巴罗[9]两种生产要素不变报酬的柯布-道格拉斯函数模型基础上进行了改进和完善，将人力资本存量取代了巴罗经济增长模型中的劳动投入量，并创造出包含有效劳动投入的新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模型，即有效劳动模型[10]，其函数表示形式为：（1）公式（1）中，Yt为t期的经济总产出，A为技术水平，Kt为t期的物质资本投入，Ht为劳动力生产当中的有效劳动投入，由劳动力投入数量乘以人力资本水平得到，α、β为物质资本与人力资本产出的弹性系数，ε为随机扰动项。另一类是卢卡斯的人力资本溢出模型，卢卡斯将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类似于物质资本投入的人力资本，这部分人力资本像其他物质资本投入一样，随着投入数量的增加会出现边际报酬递减，即人力资本个体本身对经济增长产生的效应，称为人力资本的内部效应；另一部分是人力资本对社会其他要素的外部效应，即脱离个体自身而存在的人力资本的社会遗传，人力资本能够促进经济增长中的各种生产要素相互作用从而产生综合效应，这种综合效应反过来又会对整个社会人力资本水平产生正向影响，这部分人力资本的溢出效应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其他要素投入的规模报酬递减，而使得区域经济保持稳定增长，成为区域经济持续增长的内在源泉[11]-[12]，根据卢卡斯的“人力资本外溢模型”（1998）[13]，其经济增长模型为：水平，Kt为t期的资本投入，Ht为人力资本存量，ht为t期的人力资本水平，人力资本存量等于劳动力数量与人力资本平均水平的乘积，β、1-β、γ分别为资本、人力资本存量及人力资本水平的产出弹性系数（均在0到1之间）[14]。文章认为改进后的卢卡斯人力资本溢出模型更能够准确地衡量人力资本对地区经济增长的贡献，因此文章采用该模型对内蒙古地区经济增长进行分析。

二、数据的获取与整理

（一）经济总量

地区生产总值通常用来衡量一个地区的经济产出，按照时间序列的地区生产总值也可反映地区的经济增长速度，大多数学者采用此指标来衡量一个地区的经济增长总量，文章亦即采用这种衡量方法，用内蒙古地区相应年度的地区生产总值来衡量地区经济增长总量，用Yt表示。数据来源于2020年的《内蒙古统计年鉴》，由于统计年鉴公布的数据为内蒙古地区的名义地区生产总值，考虑到物价指数产生的影响，名义地区生产总值并不能够准确地反映出当年的实际经济产出情况，为了扣除价格因素的影响，文章将其缩减为以2000年为基期的不变价地区生产总值。

（二）物质资本存量

物质资本是指长期存在的生产物质形式，如社会生产中的机器、设备、厂房等。物质资本存量是固定资本投资与流动资本投资累积，理论上应采用永续盘存法计算求得，但是由于数据的不可获得性及固定资本折旧率的估计问题，文章借鉴史小菲（2019）的衡量方法，采用地区当年的固定资产投资总额指标来衡量[12]，用Kt来表示。数据来源于2001年至2020年的《内蒙古统计年鉴》及《中国社会统计年鉴》，同样为了真实反映内蒙古地区的固定资产投资水平，文章将每年的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以2000年为基年对其进行缩减，得到以2000年为不变价格的实际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以此来衡量当年的实际投资总额。

（三）人力资本存量与人力资本水平

根据改进后的卢卡斯“人力资本外溢模型”，人力资本存量Ht等于就业人员数量与人力资本水平的乘积，文章采用就业人员的人均受教育年限ht来度量人力资本的水平。通过2001—2020年《中国劳动统计年鉴》获得内蒙古地区就业人员受教育程度所占比重，再将就业人员受教育程度所占比重乘以相对应的受教育时间来测算人均受教育年限。由相应年份的《内蒙古统计年鉴》获得就业人口的数量，将其与人均受教育年限相乘，计算出内蒙古地区相应年份的人力资本存量。

三、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贡献的实证分析

（一）经济增长函数模型的变形处理

根据第二部分叙述，文章选取王金营对卢卡斯改进后的经济增长模型来对内蒙古地区经济增长进行分析，地区经济增长函数如下：（5）在不影响各变量之间关系的基础上，对公式（5）进行取对数处理，这样能避免原始数据产生的激烈波动和异方差对数据造成的影响，同时也便于进行模型分析，取对数后新的函数模型为：（6）公式（6）中，μ为随机误差项，为了方便估计出参数β、γ的值，在进行回归分析之前将此公式做进一步变形处理，得到如下公式（7）：（7）

（二）经济增长模型中变量间的相关性分析

利用SPSS19.0统计分析软件对各因素进行相关性分析，以检验经济增长是否与物质资本存量、人力资本存量及人力资本水平相关及关系紧密程度，若因素相关程度低，需要在回归分析模型中将其剔除，结果如表4所示。由表4可知，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及人力资本水平与经济增长的相关系数都比较高，并且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较为显著，所以各因素均需要进入经济增长的回归模型中进行分析。

（三）回归分析结果

通过Eviews软件中的最小二乘法对样本数据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将回归模型输出结果整理，如表5所示。根据输出结果可知，该回归模型调整后的判定系数约为0.9333，说明回归方程整体的拟合优度很好，并且各个回归系数均以较高的水平通过了t检验，说明各自变量对因变量总产值的解释力度非常强，由此可得内蒙古地区经济增长的回归方程为：根据要素贡献率=（要素产出弹性系数×要素增长率）/经济增长率×100%计算得出，内蒙古地区2001—2019年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15.98%，物质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74.41%。

四、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