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际传播范文10篇

人际传播范文篇1

[摘要]：本文检视儒家思想中「仁」的核心概念及其对华人社会人际沟通的影响。「“人”与“个性”只可透过群体来实现」这观念对华人的日常生活与人际关系影响甚大。「仁」的观念突显华人的沟通模式跟西方强调透过个人努力得到解放与成长的模式，有很大差异。本文重点讨论「仁」的观念对华人传播的影响及其意义，并提出「家庭本位」的沟通模型，用以解释华人传播的现象。

Abstract:Thispaperexaminestheideaof"Ren"(Benevolence)anditseffectsoninterpersonalcommunicationofChineseSociety.Sincetheideaof"Ren"(Benevolence)exertshugeinfluencesonChinesedailylife,theChinesecommunicationmodelemphasizedoncollectiveinterests,havegreatdifferencesfromthemodelofwesternsocietywhichisemphasizedonindividualefforts.Themeaningof"Ren"(Benevolence)andthe“Family-based”communicationmodelarealsodiscussedinthispaper,sinceitcanexplainlotsofphenomenaofChinesecommunication.

Keywords:

Chinesecommunication;Interpersonalcommunication;“Family-based”communicationmodel;"Ren"(Benevolence);Putoneselfinanother''''sposition

〔导言〕此文目的在探讨华人文化中，「仁」的观念对人际交往及传播行为的影响。文章首先介绍中国传统文化中「仁」的观念，然后探讨它对人际关系及社会规范的影响。最后，文章提出「家庭本位」的沟通模型，用以解释华人在互相交往时出现的一些现象。

一﹑「仁」的观念

「仁」是儒家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基础观念。自孔子以后，中国社会对「仁」的讨论的观念，从未停止过。即使在最近一百年里，讨论「仁」的文章或学术专著，多不胜数（白奚，2004；朱风军，2008；朱环，2003；成中英，1990；杜崙，2009；吴森，1989；金明华，2006；唐君毅，1989；梁漱溟，1977；陈荣捷，1990；张再林，1997；梅贻宝，1990；Chan,1975；Hang,1989）。在一般的讨论里，大家对「仁」的阐述，都会或多或少引用以下的解释：

「仁，亲也。从人从二」。《说文解字》

「仁者，人也。亲亲为大」。《中庸．在第十九章》

「克己后礼为仁……为人由己……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渊》

「樊迟问仁，子曰：爱人」。《论语．颜渊》

「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

「恻隐之心，仁也……非由外铄我也」。《孟子．告子上》

「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论语．学而》

「孟子曰：君子之于物也，爱之而弗仁，于民也，仁之而弗亲。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孟子．尽心上》

「子张问仁于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恭宽信敏惠」。《论语．阳货》

首先从字形上解，「仁」是「人」字旁再加「二」字，意即个人与其他人共存，属于人与人之间相处的领域。当人与其他人相处时，自然会产生一些守则、规范及指引。儒家对于「仁」的内涵，以「爱人」释之，当樊迟问「仁」时，孔子的答案是：「爱人」。

自汉代以来，儒学对中国文化有深厚影响。由于「仁」是儒家学说的核心思想，因此「仁」的观念潜移默化在一般人的思想及行为中。透过剖析「仁」的观念，我们更能瞭解华人处理自己本身与他人关系的一些现象。

中国文化中的「仁」是强调「爱群体」多于「爱本人」。一个人之所以成为人，是从「爱人」中体现出来的。只顾自己，不管他人福祉，便是「不仁」，也就不是「人」。要形成完善的人格，必须「行仁」，「行仁」就是「爱人」，须要做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人而达人」。要成就自己的话，也就要成就他人，要做到人我一体，才算是「仁」。

「达己达人」、「人我一体」的概念让传统的中国人把群体利益跟个人利益捆绑在一起。当二者有衝突时，个人对群体或他人的义务，是大于个人或相对于他人自己所拥有的权利。在中国传统思想中，个人与社会之关系中的个人义务，经常被强调，个人的权利则甚少被提及（梅贻宝，1990；吴森，1989）。孔子强调「克己复礼为仁」以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正是强调「求诸己」而非「求诸人」的态度。此外，他还指出「为仁由己」，岂「由人乎哉」？个人的修为是「行仁」之本，而非靠外人的帮助或指导。儒家认为「仁」的特质是与生俱来的，透过自身的修养，人人都可达至「仁」的境界。「修身」是儒家学说之中心思想，在修身之后，才可齐家、治国、平天下，达至人类社会长治久安的境界（见《大学》）。

「仁」之定义具有人与人之间相互关连的性质，它在不同的人伦关系上，有不同的呈现（manifestations），对个人行为的要求，也有所不同。

在儒家思想中，君臣、父子、夫妻、兄弟及朋友，是最基本的五种关系。在这五伦关系中，各自蕴藏著个人对别人的义务和守则。在君臣关系中，君仁臣忠；父子间要父慈子孝；夫妇间要夫义妇听；兄弟间要兄良弟悌；朋友间要长惠幼顺。此谓之「十义」（《礼记．礼运篇》），是调节五伦的十个原则。这十个原则都是要求自己向对方作出的行为标准或义务，而非向对方提出之本身权利。这些行为标准是透过自我的修身而达至，而非由外力加诸本身而达成。吴森（1989）认为人权思想是西方的产物，「义务感」才是华人道德生活的原动力。中国传统文化中「义务」多于「权利」的思想，促成「牺牲小我，完成大我」或甚至「杀身成仁」（《论语．卫灵公》）的理想呼吁。

除了「达己达人」、「克己复礼」及强调义务的人伦关系之外，「仁爱」的另一特点是强调有等级之爱，而非西方基督教的「博爱」或中国墨子的「兼爱」。孔子认为仁爱是出于本性的爱，而本性之爱自然是首先爱血缘有关系的父母子女、兄弟姊妹、然后随血缘之近远，一层层推演开去。在众多的人情关系中，父母兄弟姊妹的关系是最密切及与生俱来的，因此孔子认为「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中国传统之等级爱是推己及人，由家庭、宗族、逐步扩展到社会，达到「泛爱众，而亲仁」（《论语．学而》）、「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梁惠王上》）之境地。

在爱家庭、爱社会之后，亦应爱大自然一草一物，但是它们是三种不同的爱，爱家庭成员是「亲爱」，爱社会其他人是「仁爱」，爱万物是「爱惜」。孟子说：「君子之于物也，爱之而弗仁，于民也，仁之而弗亲。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尽心上》）。在儒家学说里，爱是亲疏有别的，首爱的是父母及家庭成员，然后是其他人及天下万物。

二﹑「仁爱」文化的特色

纵观上面对「仁」的阐释，中国传统文化在「仁」的观念下，有如下几个特点。第一，个人并非可以独立自我完善的个体。他有能力修行，也可以达至「仁」的道德水准，但须要透过完成种种的社会责任，才能实现个人完善之人格。梅贻宝（1990）指出，中国传统思想的一个重要基本观念，就是个人与社会是相互依赖的，并非像西方思想里，社会与个人为同时独立自存的实体，互相角力，此消彼长。梁潄溟（1997）曾指出，中国人似乎并不是为自己而存在，中国传统思想强调个人对社会的责任及义务。「个人为其他人而存在及努力完善自我」，是在「仁」的观念下所产生的中国传统思想之一大特色。

其次，在「仁」的观念下，中国传统文化另一个重大特色是差等之爱。由于「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在不同的关系中，爱有不同对应之呈现。在不同的情境中，人有不同的行事及交往原则。许浪光（Hsu,1953）曾以「情境中心」的取向来解释中国人的行为和生活。「亲疏有别、长幼有序」是「仁」爱文化之一大特色。

中国传统文化的第三个重大特色是在等级爱及孝悌为先的伦理观念下，「家族关系」成为了人际交往的指导模式。由于推己及人的「己」是从家庭出发的，所以血缘关系变成最亲密也是最可信赖及依傍的关系。非血缘的关系能否变成像自己与父母或兄弟那样亲切的关系，成为了量度社会亲疏关系的指标。梅贻宝（1990）认为，中国之社会组织与社会关系都以家庭为模式，中国人称皇帝为「天子」，百姓称地方官为「父母官」，而好友则结拜为兄弟。这种「家」如「天下」的比喻，早在孔子时出现。孔子提出「四海之内，皆兄弟也」（《论语．颜渊》）。梁潄溟（1977）认为，中国人特别倚重家庭家族，以家庭关系往外推广发挥，却同时缺乏家族以外的团体生活，因而亦缺乏公共观念、团体、纪律、组织能力及法治精神等「公德」。但对这个人或那个人的道德，即「私德」，则十分重视。「家庭本位主义」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另一重大特色。

三﹑华人社会的传播模式

从以上中国传统文化的三大特色，作者提出华人社会的传播模式为「家庭本位」的沟通模式。「家庭本位」的沟通模式有三大要素构成，它们是「家天下」、「推己及人」及「亲疏有别」的观念及行事原则。

（一）「家天下」

先说「家天下」。华人社会经常把世间事物以家庭作类比。与其他人亲密的关系可以是「兄弟」或「再生父母」；有了成就便「光宗耀祖」、「衣锦还乡」；做了不光采的事便「有辱门楣」、「愧见江东父老」；皇帝是「天子」，父传子，家天下；乱臣是「贼子」，好官是「父母官」；「国家」是国之下还有家，没家不成国；国仇便有家恨；国破便家亡，家破便人亡；四海如一家，四海之内皆兄弟也。说人贫穷是「家徒四壁」，说人富贵是「家肥屋润」；只要「家和」，万事自然兴旺。

以家族比喻事物的文化观，渗入华人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大学迎接新生或公司迎新时，会说「欢迎加入这个大家庭」。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家庭是参照各类人与事的基础坐标。若然成为家庭的一份子，便是自己人，否则便是外人，「非我族类，其心也异」。一旦成为自己人，一切事都好办，有商量。假若是外人的话，便会保持戒心。华人社会中人际关系是否密切，基本上可从双方是否以家庭成员之身份对待而知。假若上司待某下属如子姪，他们的关系必然密切。如果生意对手只被视为朋友而非兄弟，他们的关系又自然相隔一层。

（二）「推己及人」

再说「推己及人」，华人社会有一个普遍现象，就是在日常生活中，亲近的人，经常寒暄问暖。午饭时，问「吃过了吗？」；天气冷时，说「多穿衣服，小心著凉」；吃饭时，为你添菜；喝茶时，替你倒茶。这除了是一般的礼仪外，也体现了对人的关怀。但在西方人看来，这些关怀有时过了头便到了滋扰的地步。在饭桌上，不断为客人添菜，儘管客人已多次说够了，主人仍要客人多吃，这种表现是向对方释出善意，表示亲近之情。

在华人社会里，二人交往，很多时会互相揣摩对方意思而不出于口，并以自己揣摩之意为正确，且按此臆测而行事。自己设身处地以为对方是这样想，便凭此推断并为对方作准备。儘管对方说「够了，够了」，主人仍认为是客套话，继续为客人添菜。客人若想主人不再添菜，只有用行动表示，停止动筷，主人才会知道客人真的不用添菜。这个事例说明华人交往时，经常为对方设想，并将心比己，考量对方的思想及意愿。愈是亲密的关系，如父母子女，为对方著想的因素便愈重。从好的方便看，是「为他人设想」、「将心比己」、「关爱别人」。但从坏的方面看，过份关爱变成了「多管閒事」、「强加于人」及「控制别人」。

另一方面，「推己及人」的「己」负有沉重的义务责任感，男的要养妻活儿，女的要持家有道，子女要孝敬父母，假若做得不足，便是未尽责任。华人往往把照顾家庭的责任，放在自己身上，而非所有成员的身上。对个人来说，成就的最大认可及光荣感并非来自社会及国家，而是来自家庭及宗族。光宗耀祖是华人最感骄傲的事。当个人在外有成之后，都会希望能够「衣锦还乡」；倘事业失败，又会感到愧对「江东父老」。不少华人在父母去世时，除了感到伤痛外，还会有一份自责和内疚感，认为自己做得不足，没有尽责任令他们长寿一点或生前过得好一点。出现这种情意结是因为华人社会里的个体负有沉重的义务感。可是，这种义务感只是对至亲的人而言，愈疏远的关系，义务感便愈薄弱。这正是梁潄溟（1977）说中国人缺乏「公德」的因由。

中国传统思想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若能做到这样，便能达至「在邦无怨，在家无怨」（《论语．颜渊》）的和谐社会。因此，「仁」的观念是修身求诸己，然后推己及人。自己不想要的，不要加诸他人身上，自己想要的或想做的，都先考虑让其他人先要或先做。这样大家便无争无怨，社会岂不和谐，生活岂不美满？在「推己及人」的思想指导下，华人传播的一些特点是「为他人著想」、「揣度对方的意思」、「为对方的福祉而行事」，在过度关爱对方时，甚至会「为对方作决定」或「为了他好而强加己见于其身上」。在人际沟通上，假若二人都正确地估量到对方的意思，并接受对方的好意，这种沟通将如鱼得水，建立亲密互爱的关系。但是假若二人并不能准确测准对方的意思，并且不完全接受对方的好意，这种沟通便可能变成「控制反控制」的争持，造成紧张及敌对的关系。

（三）「亲疏有别」

「家庭本位」的沟通模式另一重要元素是「亲疏有别」。上面提到个人对其他人的义务感是按亲疏关系而分彼此厚薄。在华人社会里，父母子女的关系是最亲密的，在这种关系里的个人义务感亦最强烈的。华人在交往之初，一般是比较冷淡的，但日子久了，若双方关系发展到称兄道弟的地步，他们便可以无所不谈，与初相识时的情况，有天壤之别。假若某人被认定是「自己人」，他所受到的待遇当胜于外人。可是假若有一天他被发现是「叛徒」或违反了「自己人」应有之义，他所受的冷遇或惩罚，将倍于外人。这种里外有别的情形，亦是由亲疏有别的原则引发而成的。

此外，当某人被认为是「自己人」之后，他有时并不比外人得到更好的待遇，这种情况的出现，通常是在他所居处的群体对外人或外界团体施行仁义之时。这时所有「自己人」都被视为一体，须对「外人」履行应有的「义务」。因此，里外有别及亲疏有别并不一定就对「自己人」有利，要看情况而定。若「自己人」被认为叛变了或须要对外人履行某些义务时，亲密的人反而有可能被加倍惩罚或对某些事情作出牺牲。

另一方面，假若二人关系深厚到像有血缘关系的父母兄弟，则在叛逆或犯过之时，此人仍将得到原谅或包庇，原因是「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这种因关系远近而出现的不同待遇，在不明中国传统文化的人看来，甚难理解。事实上，只要了解「亲疏有别」及「孝悌为仁之本」的仁爱观，华人的沟通及行事方式，并不是那麽难领会的。

「亲疏有别」的观念在华人传播的行为上有十分明显的影响。照常理说，愈亲密的人，会愈多交谈，愈多心底话的交流。但是华人并不一定是这样，特别是有血缘关系的父母子女，往往交流不多，话也甚少。反而兄弟朋友之间还会多一些交流，原因是有「上尊下卑」的文化。这种文化基本上是要求子女服从恭顺父母，从下而上的交流大可不必，也没有需要。「上尊下卑」的概念广泛地应用在华人的交往及社群组织之中，公司的老板一般不用聆听下属的意见，下属也不宜向上司进言。中国传统「上尊下卑」的规矩，并不鼓励由下而上的传播。因此，在华人交往时，最理想的状态往往是能达到「称兄道弟」的境地，而却又未到「再生父母」的关系。「兄弟情」既能赋与「自己人」的优惠，但又无须走到对「再生父母」卑躬屈膝的地步。在商业活动中，跟华人做生意常说的一句话是「有关系，就没关系。没关系，就有关系」，但这种关系应该是止于「称兄道弟」或「呼朋唤友」的阶段，若是到了「再生父母」的境地，却可能让自己失去了自主并处于十分被动的位置。

四﹑「家庭本位」模型与传播研究

「家庭本位」的传播模型可以解释到很多华人传播的现象。例如有研究发现，华人经理在进行集体任务时，相对美国人经理，较少从中佔便宜躲懒，把自己的一份留给别人做，原因是华人经理知道其他人都为集体任务而贡献自己，自己亦应尽自己的一份责任。强调个人主义的美国经理，则觉得集体任务并不能展现个人所长，工作做得不好，也非个人责任，因而会在集体任务中少干，把精力放在争取个人利益的其他事务上（Earley,1989）。这个研究是比较美国及中国两批正在大学接受管理训练课程的年青见习行政人员。也许在其他样本中，结果会有所不同。

此外，有一个研究把华人学生及美国人学生配对在一个买卖汽车配件的实验中。研究发现，强调和谐价值的华人在谈判过程中，由于不想与对方一开始便有衝突，往往在开价时不会过高，结果是自己吃亏（Liu,Friedman&Chi,2005）。

了解到在「仁」的影响下华人传播之特点，将能改善华人在现代化进程中出现之传播误区，例如「上尊下卑」的规矩令父子有所隔阂，「夫义妇听」的要求令夫妇间的期望有所落差。在西方价值的冲击下，华人开始接受西方「人权」的观念，强调个人的权利及个体的自主。但另一方面，由于上一代的教化及大传统的潜移默化，华人并未能完全摆脱传统沟通模式的影响。上一代与新一代的相互期望，往往有很大差异。例如「上尊下卑」的伦理并不完全被青年人接受，传统大家庭的解体，亦对「家庭本位」的沟通模式有重大影响，例如强调个人利益的华人经理，并不一定就会尽心尽力完成集体的任务。当个人权利被强调时，个人对集体应有的义务便会被冲淡。

结语

二十一世纪的华人社会仍在继续它们的现代化进程。它们的传播模式既有传统的「家就是天下」的观念，也有现代化「个人为先」的价值观。本文从「仁」的观念探讨华人社会的传播模式，但必须指出，作者无意说所有华人都是这样。这种「家庭本位」的传播模式，并非是「有与无」的问题，而是「多与少」的问题。儘管华人社会日渐接受西方的价值观及制度，但是「家庭为本」的传播模式及价值观，并不会在短时间内被西方「个人为先」之价值所取代，也许永远不会被取代。将来华人社会的组织型态，最大可能是个人与家庭并重的一种新模式。至今为止，华人仍然十分重视家庭的社会角色。虽然个人权利日渐受到尊重，但是华人对家庭的重视仍根深蒂固。本文提出「家庭本位」的传播模型，一方面是指出华人传播的一些特色，并从传统文化的角度，解释华人传播的一些现象。另一方面，「家庭本位」传播模型的提出，是希望能够引出更多在个人、家庭、国家及跨文化层面上的「中国传播学」研究。

[参考文献]

〔1〕白奚（2004）.〈儒家的人类中心论及其生态学意义〉。《中国哲学史》，2期，页2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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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成中英（1990）.〈中国哲学的特性〉。见刘小枫编：《中国文化的特质》。北京：新华书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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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梁漱溟（1977）.《中国文化要义》。台北：向学书局。

〔10〕陈荣捷（1990）.〈中国哲学之理论与实际〉。见刘小枫编：《中国文化的特质》。北京：新华书店。

〔11〕张再林（1997）.《中西哲学比较论》，第一版。西北大学出版社。

〔12〕梅贻宝（1990）.〈中国社会思想与行为上的个人地位〉。见刘小枫编：《中国文化的特质》。北京：新华书店。

〔13〕Chan,W.T.(1975).‘ChineseandWesternInterpretationsofJen(Humanity)’.JournalofChinesePhilosophy,2,300-313.

〔14〕Earley,P.C.(1989).‘SocialLoafingandCollectivism:AComparisonoftheUnitedStatesandthePeople’sRepublicofChina’.AdministrativeScienceQuarterly,34,565-581.

〔15〕Hang,T.T.C.(1974).‘JenExperienceandJenPhilosophy’.JournaloftheAmericanAcademyofReligion,42,1,53-65.

人际传播范文篇2

关键词人际传播人际关系文化契约约哈瑞窗口

人生命之始本能的传播是人际传播。当人际传播从本能转向自身控制的有意识的传播时，这种传播越发变得莫测了，人与人之间，目光相对，言谈话语，丰富而复杂的各种心理因素油然而生，而人的内心是最难探测的。

研究人际关系对于人际传播的影响，是理解人际传播的钥匙。当代犹太哲学家马丁·布伯（MartinBuber，1878－1965）就这个问题写道：“人生存的基本事实是彼此关联着的人。人无法逃避与他人发生关系。我与你相遇，我和你彼此关联，即使我们的交往是一场相互斗争。即使在彼此的关联中，我已不完全是我，你也不完全是你。但只有在生动的关联中，才能直接认识人所特有的本性。”[1]我国学者王怡红2003年出版的专著《人与人的相遇》，以布伯的这个思路作为基本线索，论证了人际传播的各个方面。我在她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其中的一个问题，即人际关系对人际传播的影响。

“关系的讯息”与人际传播的内容和方向

人的社会关系，相当程度上是属于人际关系的一类。电视剧《DA师》中有一个场景：一位电视剧女制片人与一位前来制止军队参加拍摄的林姓中校女军官谈话。女军官递给制片人一杯用一次性纸杯盛的矿泉水，制片人推开，从包里拿出一个高级的杯子说，这是军区肖部长送的，接着又从包里拿出一本书说，这是军区田政委送的，然后拿出香烟说，这是香港大腕明星华仔送的，然后打开照相薄，指给人家看她与中央某领导人的合影，最后转入正式的话题，强调军区田政委指示部队参加拍摄。这位女军官以其人之道还其人之身，马上说：那好吧，我打个手机解决这个问题。于是，她当着制片人的面拨了一个电话（其实打给她的部下），对着手机说：“阿姨，首长在家吗？啊，不在？到中南海开会去了？那么请麻烦您等他回来后给田政委打个招呼……”女制片人一听慌了，连忙问：这位首长是谁啊？女军官回答：他是我父亲的老部下，田政委是他的老部下。制片人的口气顿时改变了：林小姐，林大队长，您怎么看都有做明星的前途，我给你在剧中安排一个角色……

电视剧的情节显然来自生活，这种社会关系在实际生活中太常见了。社会关系具体表现为现实而具体的人际关系，在这种关系下发生传播，传播中双方或各方显示或暗示的身份和地位（人际关系），相当程度决定了人际传播的内容和方向。一位人际传播学者写道：人际传播的“第一个特征是，人际传播发生于有关系存在的环境里。事实上，通常给关系和人际传播所下的定义是一致的。……我们知道某人所以与他人发生关系，是因为他们极有可能彼此交流。而他们进行交流的方式是由关系的约束所决定的。……关系还受到彼此怎样看待对方的约束。有些关系被人们认为着重于彼此扮演的角色。关系双方的相互行为既基于本人扮演的角色，也基于对方扮演的角色。”[2]

我们的生活经验也是这样。在你开始人际传播的时候，心里已经有了一种“传播理论”在指导行动，它来自你的文化背景、社会认知、传播实践和对经验的亲证。只要交往发生，交往者都在有意无意地发送两种讯息，一种是实在的、可以感知的内容讯息，一种是“关系的讯息”。关系的讯息通常没有显在的形态，是一种暗示或环顾左右而言他，需要由接受者来揣摩。例如上面谈到的那位制片人，她强调手中的杯子、书、烟、照片与其他人的关系，实际上想要表达的，是她与强势人物有特殊关系，以无形的“势”首先把人际传播中的对方压倒。这种情形下，传播的内容通常会受到“关系”的支配。

在实际的人际传播中，关系的讯息不仅通过话语，也通过声调、陈述的节奏、眼神等非语言符号显示出来，还会通过接受者的心理感受更间接的来体会，诸如对方总体上给接受方留下的期待、追究、爱慕、怀疑、忧愁、绝望、躲闪、奚落、犹豫等等的心理感受。甚至传播的时间、空间也是一种无声的关系的讯息，例如你在宴会前一天从主人那里接到宴会邀请，如果事先知道别人一星期前接到邀请，这种时间上的差异可能无形中传递出了一种“关系的讯息”，据此你可能产生各种联想：被忽视、主人较为勉强、缺少诚意、本人无关紧要等等。由这类关系的讯息带来诸多的猜测，也很容易生出对关系的误解，成为传播的障碍。

人总是生活在具体的文化氛围中的，因而人际传播中会有一种无形的“文化契约”，决定着人际关系，并影响传播的内容、情感的表露，尽管传播双方或多方并没有实际签订什么契约，规则却是潜在的。2500多年前的孔子就深谙这套，根据《论语》乡党篇记载，孔子在朝廷上，当国君不在场时，同下大夫说话，理直气壮；同上大夫说话，和颜悦色。君主来了，恭敬而又不安，非常小心谨慎。鲁君让孔子接待宾客，他的脸色立刻庄重起来，脚步也快起来。他出使别国，在赠送礼物的仪式中，显得和颜悦色，私下会见时，满脸堆笑。他为什么会看人说话和表现出不同的非语言体态符号？因为他惯于用周礼的等级和尊卑观念看人，同时也强烈地意识到自己所处的等级，因而在不同的空间习惯性地采用对应的交流方式，人的本相被严密的遮盖起来。现在，我们的生活仍然不能完全摆脱这种多少有些虚伪的人际传播的套路，而且一定时候这套还很管用，因为谁也不可能完全摆脱无形的“文化契约”而生活在真空里。

如果总结一下“关系的讯息”的种类，那么可以归纳出以下几种：

1，社会角色的讯息。这种讯息在官本位和社会等级较为森严的社会中显得最为强大，而在强调人权意识的法治化国家则较弱。有一年春节晚会上，一个小品节目的内容是几个乘火车的人在车上用名片打牌，比谁手里的名片显示的级别或地位高。于是党政级别、不同的社会身份和职务、受教育的不同等级和学位等等，成为竞争游戏的依据。哪个出手的名片级别高，说话口气马上就变得不可一世，而被压倒的名片持有人，顿时说话低三下四了。关系的讯息决定传播的讯息，这里可见一斑。

2，伦理的讯息。这种讯息有意无意地传播着姓氏的差异、辈分的高低、血缘或亲缘关系的远近、长幼次序等等，这类关系的讯息甚至在通报姓名之时能够马上产生，因为一些姓氏从名字上一目了然地排出了辈分，诸如孔子之后的孔姓、孟子之后的孟姓、朱元璋之后的朱姓等等。在传统较为厚重的地区，这种关系的讯息背后，还会拥有一定的权力。

3，礼节的讯息。这种讯息显示的是一种无形的施与报的要求。为了保持和发展某种既定的关系，一旦一方施予（从好话到实际的好处），不用再说什么，它本身就传达了一种礼节性的讯息：另一方至少要对等地给予回报。

从人际关系的密切程度看人际传播

人际传播中“关系的讯息”不止以上的一种分类的理解。换一个角度，还可以从人际传播的三大矛盾来考察另一种分类的“关系的讯息”：

1，“亲密－距离”。人际传播中，“亲密－距离”也是一种关系，即空间关系。我们常遇到这种情形：既要与他人保持密切关系，又想与他人有所区别。即使在夫妻、血亲之间，也存在这种要求。我们若不想让一种亲密的关系吞噬自我，就需要多少保持一定的距离，而这样又可能会伤害已有的关系，很难协调。例如老年人，来人多了会烦恼，没有人来又会感到孤独，甚至产生一种被伤害感。“亲密－距离”是人际传播中的一个悖论。

2，“确定－不确定”。这也是一种关系，交往认知范围的关系。传播双方确定的关系会给人一种安全感，因为参与交往者可以预见到交往的发展方向。可是长此以往，过多的确定性也会因为习以为常而使交往变得平淡和枯燥。人总是希望关系中带有一定的神秘、未知、猜测、意外等等。但“不确定”真的来了，也可能潜藏着危险。显然，这也是人际传播中的一种悖论。

3，“开放－封闭”。这是一种交往者心理空间的关系。每个人在传播中都有对他人“倾诉”和“保持私密”两种分寸的把握，即使在夫妻和密友之间。但对交往的另一方来说，很难出现完全的对应，于是这在传播中又构成一对悖论。

由于存在这样的人际传播矛盾，人际关系通过其张力构成了交往的多样性和多变的特点。关系的亲密不是对距离的否定，人需要交往亲密感，也需要不同的距离感，有时距离感反而产生亲密感；交往中的“不确定”虽然产生了某种约束感，但在找寻确定性的过程中，人也尝到了交往的悲喜。开放的交流使人能够从外部获得能量，而在“满足自我”的需要占上风时，封闭交流也可能带来宁静。

以亲密与否衡量人际关系时，有一种关系常被关注，并且有时十分敏感，这就是性别之间的关系。性别关系也是一种人际关系，自然会伴随人际传播。现在关于男性同性间的传播，研究较多。一般认为，男性间的传播主要表现为“共事”关系，其次是“共同情趣”关系。“朋友有信”是男性间友谊关系的一个重要标准。关于女性同性间的传播，研究不多。一般认为，女性交友的突出特点是：通过谈话建立友谊。在女性看来，与之说得最多的人，总是与之关系最密切的人。女性更喜欢在同性间自我披露。

男女间的关系，除了爱情关系外，是最难说清楚的。在这方面，有的研究显示，异性朋友难于保持长久的关系。异性间缺少爱的吸引，关系就会疏松，变得可有可无。研究者朱丽娅·伍德（JuliaT.Wood）在调查中说：“女性总是把男性的友谊动机看作是性行为的企图，或者有性的吸引。可是如果她们不这样做，她们也就不会交结异性朋友了。”[3]朋友的标准中不能有性，一旦有了性的关系，就转换为爱情关系。我国研究者王怡红认为：“如果不排除存在，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对异性间是否存在真正的友谊持不信任的态度。不仅社会不情愿接受婚后异性的友谊关系，如果我们扪心自问，就连我们自己也大有怀疑。一旦有了这种心理障碍，社会规范反倒不如我们自己来得约束大了。看来，对异性朋友关系的认识，大有人一思想，上帝就发笑的尴尬。”[4]

异性关系还会随着年龄的变化而变化，通常在青年时期，每个人都会有3－4个或更多的异性朋友。婚后，一对夫妇可能共享另几对朋友关系，夫妻共享的男朋友或女朋友通常分别来自丈夫、妻子的朋友。过去的研究，常说老年男女的异性朋友数量最少，但是从现在社会的变迁看，可能这个观点需要修正了。

但就比较亲密的朋友关系而言，由于各地的人们具有较多的共同点，现在确实形成了一些可操作的原则。研究者阿吉勒（M.Argyle）和亨德森（M.Henderson）1987年对美国、英国、意大利、日本和中国香港进行的调查，得出了六方面的交友原则：1，相互尊重隐私。除非朋友向你寻求帮助，主动说出隐私，否则不要探问朋友的私事。2，谈话时相互注视，保持目光的交流，不要显得心不在焉。3，为朋友保密，不对第三者谈论朋友对你说过的心里话。4，朋友之间不发生性行为，保持纯粹的友谊关系。5，顾全朋友的面子，不公开批评朋友。6，对朋友的帮助要予以回报，包括对赞扬和恭维你的人致谢。[5]

朱丽娅·伍德则于1994年通过调查而提出八条朋友的交往原则：1，分享成功的喜悦。2，给予感情上的支持。3，相互信任。4，当朋友需要帮助的时候，伸出援助之手。5，尊重朋友的隐私。6，让朋友感觉愉快。7，能接纳朋友的朋友。8，看到朋友的长处。[6]

如果把以上关于的原则再整理一下，可以得出更为全面的公认一些交友原则。

朋友关系和家人的关系是不同的，这方面如果仔细观察，会发现很多细微的区别。朋友的关系多少还是“有私”的（上面阿吉勒、亨德森谈到的第6点），不像母爱那样无私，尽管我们喜欢把朋友比喻为像自家人一样，那是为了说明我们看重朋友的关系。我们每个人在朋友面前会自觉的有所克制或自我退让，与朋友说话一定会比对家人说话更小心、温和，对朋友会比对家人宽容，朋友也会更委婉的接受你的为人处世，倾听你的心声。而家人的关系，特别是夫妻之间，传播中就不会像对朋友那样有所顾忌，而是既要求苛刻，又不在意礼节，吵吵闹闹过日子是常事。相比而言，家人关系较为牢固，朋友关系较为脆弱。正因为脆弱，才会在交往中有意呵护。朋友关系比家人关系安宁，家人关系比朋友关系亲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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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际传播中的“装相”与“本相”

有人际传播，首先要有人际关系，可是生活中每个人多少都有过对建立某种人际关系感到“憷”的时候，这便是“交往焦虑”。仔细想想，我们的内心深处确实常有对某种交往莫名的、不可思议的恐惧，因为社会关系的复杂和多变，人的情感也很难把握，使人感到关系的深不可测，担心难堪或失败的交往结果。孔子有一句话经常受到批判，即“惟女子与小人难养也”，因为他显然看不起妇女。但若从人际关系的角度看，恐怕这是孔子的一种交往焦虑的表现，男女交往、高雅的人与刁蛮的人交往，对孔子来说也许是令他感到为难的事情。当代法国学者萨特也有过这样的表述，他甚至说：“他人就是地狱。”[7]

这个问题涉及交往中目光相对的双方。例如在公共汽车上，一个男子的眼睛一直盯着一位漂亮的年轻女性，当目光相对之时，女子感到一种焦虑，忍耐了一会儿，终于鼓起勇气冲着男子大声斥责：“流氓！你干吗老看着我？！”这个男子没有心理准备，当众人把目光集中到他身上时，显得有些慌张。但他灵机一动，开口反击：“奇怪，你不看着我，怎么得出我看着你的结论！”这下变得尴尬的是那位年轻的女性了，她红着脸什么话也说不出来。人际传播中，谁主动说话，就可能存在类似的难堪。因为当我在看他时，他若感知我的目光，我看到的就不仅仅是他，还有一个他眼中“正在看他的我”。事情就是这样的微妙，感知者无法避开被感知者的感知。

从上面谈到的各种人际关系看，由于很多实际利益的考虑，或难以理清的微妙的心理动因，使得人在交往中虽然一般情况下谈的内容是真实的，但也不同程度地存在假相，真相和假相混合于人际传播中。马丁·布伯就此提出了一对范畴，即交往中的“本相”（being）与“装相”（seeming）。装相是人们在交往中自我披露的部分，含有程度不同的本相，但也含有假相。[8]

人有一种相互纠缠的恐惧感难以克服：一方面，渴望别人按照自己做出的样子留下印象，怕他人用某种固定眼光看自己，另一方面，又喜欢戴着有色眼镜看别人。越是这样，就越会可能使“装相”不真实。布伯用保罗和彼得两个最普通人的名字为例，说明本相、装相之间矛盾关系的发展。第一对关系是：有一个向保罗“装相”的彼得，还有一个向彼得“装相”的保罗。第二对关系是：当彼得真的把自己呈现给保罗时，保罗对彼得的认识还停留在彼得“装相”的阶段；可是，这并非是彼得自己此刻希望保罗看到的样子，反之保罗对彼得，情况亦然。长此以往只见“装相”不见“本相”的结果是：即使后来披露的是本相，也不会被相信是本相。发展到极端，可能双方谁也进入不了对方，谁也认不出对方的本相。

任何人际传播中都潜藏本相与装相的矛盾，这是一个痛苦的事实。所以，现在匿名的网络交流发达起来，因为这种对话是虚拟的，披露自己的一切而不用承担社会交往的责任。街面上还出现一种提供“陪聊”服务的茶室，服务生以不相关的陌生人的身份，陪心情郁闷的人喝茶聊天。电视剧《DA师》中景晓舒的一段话道出了人们对实际交流的恐惧：“陌生是一种美，因为在陌生面前不需要设防，想说什么就说什么。”真诚的交流，可能是人际传播永恒追求的目标。

“约哈瑞窗口”及几个无奈的改善人际传播的建议

人际传播，涉及传播的双方、多方之间心理、智力之间的微妙关系。交往总要向对方披露些什么，否则无法形成传播关系；而一旦披露，就可能降低安全感。这对悖论中人们处于何种状态？1955年，美国心理学者约瑟夫·卢夫特（JosephLuft）和哈瑞·英汉姆（HarryIngham）提出了分析人际关系和传播的“约哈瑞窗口”（johariwindow，两个人的名字各取一部分而成）理论，他们用四个方格，说明人际传播中信息流动的地带和状况（图1）。

（图1）

第一个方格称为“开放区”，在这里，传播各方的“我”均认为可以公开的信息都集中在这个方格内。第二个方格称为“盲区”，传播各方的“我”不知道的他人评价“我”的信息置于这个方格内。这些信息“我”不知道，但是别人都知道，看得很清楚。（图2）第三个方格称为“封闭区”，传播各方的“我”均认为不能公开的纯私人信息，除了隐私，还包括不愿意暴露的“我”的弱点。有些甚至对至爱亲朋也不能说。第四个方格称为“无知区”，传播各方都不知晓的信息置于这个方格中。这是指每个人身上尚未开发出来的信息或潜能，遇到新情况或新问题时，这类信息会生成和表现出来，为传播各方的“我”和他人察觉。[9]

（图2）

在人际传播的互动中，每个人都可能会获知部分盲区的信息，也会暴露部分封闭区的信息，同时从无知区生成新的信息。人际传播就是这样处于永恒的流动中，人们总是希望探求到更多的对方信息，但总是无法完全达到目的。

鉴于这种情形，学者们提出了不少改善交往心态的建议。例如美国学者特伦霍姆（S.Trenholm）和延森（A.Jenson）提出的四个确立人际关系的步骤：第一，确定处境，即明确自己所处的情境和位置；第二，品评他人，即事先了解准备交往的人的特点；第三，判断关系，即明确自己与对方存在何种关系；第四，解释行为，即找出双方需要建立关系的起因，他为什么要做或我为什么要做。[10]

另一位美国学者杜克（StevenDuck）提出四种“印象的形成”，涉及的是交往初期、尚未建立明确人际关系之时，如何进行细致的观察，目的是树立交往的信心。第一，由身体结构造成的印象。多数人比较迷信自己的眼睛，仅通过观察人的外形，就得出各种印象。尽管很不可靠，但毕竟有了一种实在的看到的东西，心里踏实些。第二，由角色结构造成的印象。这种印象与人的身份关联，不同的角色携带着不同的讯息。在对他人身份认识中，可能获得关于自己身份的再定位。第三，由互动结构造成的印象。人际间最初的接触往往只暴露出自身的少许想法，这时的一个动作、一个眼神或用词造句，都会很快形成友善－敌对、文雅－粗鲁、听话－捣乱、观点相近－观点远去等等的印象。第四，由心理结构造成的印象。这种印象不是通过显现的言辞和体态语言，而是在接触中的内心感应，得出亲近－疏远、喜好－厌恶、接受－排斥、热烈－冷淡等等的结论。[11]

以上的“理论”都带有明显的个人体验、经验的性质，也许能够给人提供一些启示，但很难提升到科学层面。人与人之间不会有完全相同的感受，也不会有上面谈到的按部就班的交往或交往前的规定动作，因为人的心灵和行动无限多样化，难以规定机械的行动要领。不过，每一种模式、理论都在某一个层面揭示了人际传播的特点。从早期关注人际传播的个人功效、工具性价值，到现在从人性、人格角度切入进行研究，这是人际传播研究的发展趋势。

注释：

[1]马丁·布伯《对人的问题的展望》，《存在主义哲学资料选辑》上卷第185页，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

[2]罗洛夫《人际传播社会交换论》第22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年中文版。

[3]JuliaT.Wood:GenderedRelationships,Mayfield1996,P119

[4]王怡红《人与人的相遇》第246－247页，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5]D.PerlmanandS.Ducked.IntimateRelationships,Sage1987,PP69-73

[6]JuliaT.Wood:CommunicationMosaics,Wadsworth2001,P192

[7]华尔《存在哲学》第123页，三联书店1987年中文版。

[8]MartinBuber:theKnowledgeofMan,SelectedEsasays,HumanitiesPressInternational1965,P65

[9]MallanGroupTrainingandManagewentInc.1999

人际传播范文篇3

关键词：3G技术；人际传播；影响

3G（3rdGeneration），指第三代移动通信技术。2009年1月7日，国家工业和信息化部颁发3G牌照，标志着移动通信市场的3G移动互联网时代正式在中国拉开帷幕。它是将无线通信、互联网等和多媒体通信结合的新一代移动通信技术。这是2009年至今一个炙手可热的话题。一项新的科学技术往往改变一个时代。新技术的出现和应用往往也是媒体产生变革原始的、也是最重要的推动力，几百年来人类传播领域的变化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印刷术的推广使报纸由少数人的消遣成为大众传媒；电报的出现让通讯社得以产生并发展到今天；无线广播技术的广泛应用让受众由读者变成了听众，广播也因此成为了它那个时代影响力最大的大众传媒；近十多年来，互联网技术的广泛应用，已经而且正在深刻影响和改变着人们的传播方式。而现在3G业务的风靡全球，也迫使我们不得不重新定位人际传播，进一步分析人际传播媒介变化对人际传播造成的影响。

这里将沿着马克·波斯特思考媒介与文化论题的思路，讨论3G技术应用在人际传播方面所带来的信息存储方式、信息传播方式和信息交换构型的改变。对此，一个可行的方式是从过程的角度考察人际传播，并将其拆分为两个部分：认知过程和行动过程。对认知过程的考察有助于理解交流双方如何用3G手机来传输信息，传输了什么样的信息，又对彼此的关系造成了怎样的影响；对认知过程和行动过程的综合考察则有助于理解依靠3G手机所建立的交流构型。第三代移动通信系统是一种能提供多种类型！高质量的多媒体业务，能实现全球无缝覆盖，具有全球漫游能力，与固定网络相容，并以小型便携式终端而闻名于世。在任何时候、任何地点进行任何种类通信的通信系统“由于其诸多优点，第三代移动通信系统对全世界电信行业工作者及信息社会越来越具吸引力”作为第三代移动通信的主导技术，近来发展迅速，在第三代移动通信系统个技术标准中，最具竞争力而迅速的发展。相比于2G、2.5G等通信技术，3G通信的优势主要表现在：

（1）智能化、多媒体化趋势明显

由于3G网络能够提供内容丰富的多媒体业务和下载业务等，因此，对3G终端而言，需要对其配备更大、更清晰和3D显示效果更逼真的显示屏，以便用户更好地欣赏移动多媒体业务要配备像素更高的摄像头以拍摄更清晰的图像，以增强图片的感观效果；要提供更大的存储空间，来储蓄下载而来的更多图片和音视频文件等。总之，以数据业务功能强大为特征的3G业务对其终端的要求将日益苛刻，3G要真正实现所预期的业务发展效果，加强3G终端的研发将一直成为3G发展阶段的重要主题之一。

（2）单模、双模和多模终端共存

多种3G技术体制并存以及第三代移动通信发展初期，第二代移动通信不会在短期内退出市场的现实情况，决定了未来的移动终端必将是单模、双模和多模终端共存的局面。目前市场上已有GSM/WCDMA、GSM/cdma2000、cdma20001X/1XEV-D0双模终端；随着TD——SCDMA标准的正式商用，未来支持TD-SCDMA网络和其他网络的双模手机或多模手机也可能会出现。对3G终端的功能要求不断提高3G的技术特性，决定了3G网络能够提供更为智能化、多样化、个性化的移动业务，这就要求3G移动终端的功能日益增强。不仅要支持现有话音业务、短信业务、窄带数据业务等，同时应支持以多媒体业务和高速数据业务为代表的宽带通信业务等。

大致可以分为四类：（1）互式业务，包括网络电话、移动银行、可视电话和可视会议等；（2）点对点业务，包括多媒体短信、电子邮件、WEB、远程医院等；（3）单向信息业务，包括数字报纸、出版、远程教育、视频购物、移动音频播放器、移动视频播放器、视频点播和卡拉OK等；（4）多点广播业务，包括信息递送、GPS汽车导航、移动收音机和手机电视等。从中可以看出，3G不仅给手机带来新的人际传播方式如可视电话、多媒体短信和电子邮件等，还同时使手机拥有了手机电视、数字报纸、出版和信息递送等大众传播媒介的功能。

3G技术应用和人际传播的变化3G技术应用所带来的改变已经在人类传播媒介的使用上有了直观的体现，但是，在社会层面，它的影响却不是很明显。目前，从人际传播出发，是研究3G这种影响力的一个捷径，而首要的问题是认识理解3G如何影响了人际传播。理解人际传播认识理解一个纷繁复杂的概念是一件困难的事，但却不失为一种有益的尝试。一个概念在表象上纷繁复杂，正是来源于其多面性的本质。在对既有研究成果详细梳理之后，根据所研究论题的需要，从概念的一个侧面入手，提出一个具有连接性的问题。移动通信是当今通信领域内最为活跃，发展最为迅速的领域之一，也是21世纪对人类的生活和社会发展将有重大影响的科学领域之一。

人际传播范文篇4

关键词：3G技术；人际传播；影响

3G（3rdGeneration），指第三代移动通信技术。2009年1月7日，国家工业和信息化部颁发3G牌照，标志着移动通信市场的3G移动互联网时代正式在中国拉开帷幕。它是将无线通信、互联网等和多媒体通信结合的新一代移动通信技术。这是2009年至今一个炙手可热的话题。一项新的科学技术往往改变一个时代。新技术的出现和应用往往也是媒体产生变革原始的、也是最重要的推动力，几百年来人类传播领域的变化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印刷术的推广使报纸由少数人的消遣成为大众传媒；电报的出现让通讯社得以产生并发展到今天；无线广播技术的广泛应用让受众由读者变成了听众，广播也因此成为了它那个时代影响力最大的大众传媒；近十多年来，互联网技术的广泛应用，已经而且正在深刻影响和改变着人们的传播方式。而现在3G业务的风靡全球，也迫使我们不得不重新定位人际传播，进一步分析人际传播媒介变化对人际传播造成的影响。

这里将沿着马克·波斯特思考媒介与文化论题的思路，讨论3G技术应用在人际传播方面所带来的信息存储方式、信息传播方式和信息交换构型的改变。对此，一个可行的方式是从过程的角度考察人际传播，并将其拆分为两个部分:认知过程和行动过程。对认知过程的考察有助于理解交流双方如何用3G手机来传输信息，传输了什么样的信息，又对彼此的关系造成了怎样的影响;对认知过程和行动过程的综合考察则有助于理解依靠3G手机所建立的交流构型。第三代移动通信系统是一种能提供多种类型!高质量的多媒体业务，能实现全球无缝覆盖，具有全球漫游能力，与固定网络相容，并以小型便携式终端而闻名于世。在任何时候、任何地点进行任何种类通信的通信系统“由于其诸多优点，第三代移动通信系统对全世界电信行业工作者及信息社会越来越具吸引力”作为第三代移动通信的主导技术，近来发展迅速，在第三代移动通信系统个技术标准中，最具竞争力而迅速的发展。相比于2G、2.5G等通信技术，3G通信的优势主要表现在：

（1）智能化、多媒体化趋势明显

由于3G网络能够提供内容丰富的多媒体业务和下载业务等，因此，对3G终端而言，需要对其配备更大、更清晰和3D显示效果更逼真的显示屏，以便用户更好地欣赏移动多媒体业务要配备像素更高的摄像头以拍摄更清晰的图像，以增强图片的感观效果;要提供更大的存储空间，来储蓄下载而来的更多图片和音视频文件等。总之，以数据业务功能强大为特征的3G业务对其终端的要求将日益苛刻，3G要真正实现所预期的业务发展效果，加强3G终端的研发将一直成为3G发展阶段的重要主题之一。

（2）单模、双模和多模终端共存

多种3G技术体制并存以及第三代移动通信发展初期，第二代移动通信不会在短期内退出市场的现实情况，决定了未来的移动终端必将是单模、双模和多模终端共存的局面。目前市场上已有GSM/WCDMA、GSM/cdma2000、cdma20001X/1XEV-D0双模终端；随着TD——SCDMA标准的正式商用，未来支持TD-SCDMA网络和其他网络的双模手机或多模手机也可能会出现。对3G终端的功能要求不断提高3G的技术特性，决定了3G网络能够提供更为智能化、多样化、个性化的移动业务，这就要求3G移动终端的功能日益增强。不仅要支持现有话音业务、短信业务、窄带数据业务等，同时应支持以多媒体业务和高速数据业务为代表的宽带通信业务等。大致可以分为四类：（1）互式业务，包括网络电话、移动银行、可视电话和可视会议等；（2）点对点业务，包括多媒体短信、电子邮件、WEB、远程医院等；（3）单向信息业务，包括数字报纸、出版、远程教育、视频购物、移动音频播放器、移动视频播放器、视频点播和卡拉OK等；（4）多点广播业务，包括信息递送、GPS汽车导航、移动收音机和手机电视等。从中可以看出，3G不仅给手机带来新的人际传播方式如可视电话、多媒体短信和电子邮件等，还同时使手机拥有了手机电视、数字报纸、出版和信息递送等大众传播媒介的功能。

3G技术应用和人际传播的变化3G技术应用所带来的改变已经在人类传播媒介的使用上有了直观的体现，但是，在社会层面，它的影响却不是很明显。目前，从人际传播出发，是研究3G这种影响力的一个捷径，而首要的问题是认识理解3G如何影响了人际传播。理解人际传播认识理解一个纷繁复杂的概念是一件困难的事，但却不失为一种有益的尝试。一个概念在表象上纷繁复杂，正是来源于其多面性的本质。在对既有研究成果详细梳理之后，根据所研究论题的需要，从概念的一个侧面入手，提出一个具有连接性的问题。移动通信是当今通信领域内最为活跃，发展最为迅速的领域之一，也是21世纪对人类的生活和社会发展将有重大影响的科学领域之一。公务员之家

人际传播范文篇5

摘要：随着信息社会的到来，移动用户数迅速增长，人们对移动通信的各种需求和要求也与日俱具增。而3G移动业务，也随着市场的需求不断地发展完善和成熟，一天天的对我们的日常生活带来巨大的影响。

关键词：3G技术；人际传播；影响

3G（3rdGeneration），指第三代移动通信技术。2009年1月7日，国家工业和信息化部颁发3G牌照，标志着移动通信市场的3G移动互联网时代正式在中国拉开帷幕。它是将无线通信、互联网等和多媒体通信结合的新一代移动通信技术。这是2009年至今一个炙手可热的话题。一项新的科学技术往往改变一个时代。新技术的出现和应用往往也是媒体产生变革原始的、也是最重要的推动力，几百年来人类传播领域的变化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印刷术的推广使报纸由少数人的消遣成为大众传媒；电报的出现让通讯社得以产生并发展到今天；无线广播技术的广泛应用让受众由读者变成了听众，广播也因此成为了它那个时代影响力最大的大众传媒；近十多年来，互联网技术的广泛应用，已经而且正在深刻影响和改变着人们的传播方式。而现在3G业务的风靡全球，也迫使我们不得不重新定位人际传播，进一步分析人际传播媒介变化对人际传播造成的影响。

这里将沿着马克·波斯特思考媒介与文化论题的思路，讨论3G技术应用在人际传播方面所带来的信息存储方式、信息传播方式和信息交换构型的改变。对此，一个可行的方式是从过程的角度考察人际传播，并将其拆分为两个部分:认知过程和行动过程。对认知过程的考察有助于理解交流双方如何用3G手机来传输信息，传输了什么样的信息，又对彼此的关系造成了怎样的影响;对认知过程和行动过程的综合考察则有助于理解依靠3G手机所建立的交流构型。第三代移动通信系统是一种能提供多种类型!高质量的多媒体业务，能实现全球无缝覆盖，具有全球漫游能力，与固定网络相容，并以小型便携式终端而闻名于世。在任何时候、任何地点进行任何种类通信的通信系统“由于其诸多优点，第三代移动通信系统对全世界电信行业工作者及信息社会越来越具吸引力”作为第三代移动通信的主导技术，近来发展迅速，在第三代移动通信系统个技术标准中，最具竞争力而迅速的发展。相比于2G、2.5G等通信技术，3G通信的优势主要表现在：

（1）智能化、多媒体化趋势明显

由于3G网络能够提供内容丰富的多媒体业务和下载业务等，因此，对3G终端而言，需要对其配备更大、更清晰和3D显示效果更逼真的显示屏，以便用户更好地欣赏移动多媒体业务要配备像素更高的摄像头以拍摄更清晰的图像，以增强图片的感观效果;要提供更大的存储空间，来储蓄下载而来的更多图片和音视频文件等。总之，以数据业务功能强大为特征的3G业务对其终端的要求将日益苛刻，3G要真正实现所预期的业务发展效果，加强3G终端的研发将一直成为3G发展阶段的重要主题之一。

（2）单模、双模和多模终端共存

多种3G技术体制并存以及第三代移动通信发展初期，第二代移动通信不会在短期内退出市场的现实情况，决定了未来的移动终端必将是单模、双模和多模终端共存的局面。目前市场上已有GSM/WCDMA、GSM/cdma2000、cdma20001X/1XEV-D0双模终端；随着TD——SCDMA标准的正式商用，未来支持TD-SCDMA网络和其他网络的双模手机或多模手机也可能会出现。对3G终端的功能要求不断提高3G的技术特性，决定了3G网络能够提供更为智能化、多样化、个性化的移动业务，这就要求3G移动终端的功能日益增强。不仅要支持现有话音业务、短信业务、窄带数据业务等，同时应支持以多媒体业务和高速数据业务为代表的宽带通信业务等。

大致可以分为四类：（1）互式业务，包括网络电话、移动银行、可视电话和可视会议等；（2）点对点业务，包括多媒体短信、电子邮件、WEB、远程医院等；（3）单向信息业务，包括数字报纸、出版、远程教育、视频购物、移动音频播放器、移动视频播放器、视频点播和卡拉OK等；（4）多点广播业务，包括信息递送、GPS汽车导航、移动收音机和手机电视等。从中可以看出，3G不仅给手机带来新的人际传播方式如可视电话、多媒体短信和电子邮件等，还同时使手机拥有了手机电视、数字报纸、出版和信息递送等大众传播媒介的功能。

3G技术应用和人际传播的变化3G技术应用所带来的改变已经在人类传播媒介的使用上有了直观的体现，但是，在社会层面，它的影响却不是很明显。目前，从人际传播出发，是研究3G这种影响力的一个捷径，而首要的问题是认识理解3G如何影响了人际传播。理解人际传播认识理解一个纷繁复杂的概念是一件困难的事，但却不失为一种有益的尝试。一个概念在表象上纷繁复杂，正是来源于其多面性的本质。在对既有研究成果详细梳理之后，根据所研究论题的需要，从概念的一个侧面入手，提出一个具有连接性的问题。移动通信是当今通信领域内最为活跃，发展最为迅速的领域之一，也是21世纪对人类的生活和社会发展将有重大影响的科学领域之一。

人际传播范文篇6

【关键词】电视谈话节目；客厅氛围；人际传播；角色传播；大众传播

在电视谈话节目中，人们希望能有一种融洽的谈话氛围，彼此间坦诚地交流观点，倾诉感情，就像在自家客厅中与朋友聊天一样，撇去别的社交场合过多的修饰，呈现一种真实的状态。在此，就把这种体现真实的氛围，称为电视谈话节目的客厅氛围。一个成功的电视谈话节目的制作过程，在一定程度上可看作是对客厅氛围的还原过程。

还原电视谈话节目客厅氛围，重点是使谈话者彼此间从基于角色关系的角色传播，进入到基于人际关系的人际传播。

电视谈话节目中，谈话个体面对面的交流并非使谈话者理所当然地处在人际传播之中，因为真正意义上的人际传播，其本质是独特个体间“我与你”的交流。电视谈话节目平民化的走向，对于“人”的关注，恰恰是对人际传播本质的追求，这也是还原电视谈话节目客厅氛围的真意所在。

一、电视谈话节目的传播特性：追求以人际传播形式完成大众传播活动

电视谈话节目属于大众传播范畴，这一点毋庸置疑，但值得讨论的是，它属性中的另一个因子是角色传播还是人际传播。

作为由职业传播者制作，专门传播机构通过大众传播媒介——电视——传播的节目样式，电视谈话节目当然具备了大众传播的一般属性，其表现有：传播对象面广量大，构成复杂等。

同时，电视谈话节目的另一个表征是节目现场人与人的谈话。但据此就可以说在谈话现场形成了人际传播吗?当然在人际传播的多种表现中，有“面对面交谈”这种形式，但这种表现并非是人际传播的本质体现，甚至可以说这种个体间面对面的交谈是构成人际传播的既非充分也非必要条件。如此，透过纷繁的表象，是何种品质使人际传播成为其自身呢?

现有的人际传播学论述，虽表述各有不同，但大多强调人际传播中个性的体现(或曰个体间彼此的了解度；或曰对关系对象心理学信息的了解等)，“对何为人际传播最适当的理解应该是：‘当人们最大限度地以表现个性的方式，在一起谈话和倾听时，这种传播的样式就发生了。’”①

“个体间”的交流是人际传播的重要观念，当然这里的“个体间”是心理而非仅物理所指。以此为区别，犹太哲学家马丁·布伯(MartinBuber)提出了“我与你”的人际世界和“我与它”的事际世界。“我与你”皆为个性的人，非角色，非面具，而“它”则更多地表现为角色和欲求的工具。②

人际传播体现个性，是“这一个”；角色传播基于彼此扮演的角色以及角色承担的义务，是“类”的化身，在其间个体掩饰个性。对于电视谈话节目来说，除大众传播这个属性外，它的另一属性既可能为人际传播，也可能为非真正人际意义的角色传播。

本文所论述的还原电视谈话节目客厅氛围，正是源自对真正人际传播的追求，努力形成一种真诚、朴实的谈话氛围，尽可能化解指向角色关系的作用力，达成人际间心与心的交流，是“我与你”的体现，而非“我与它”。

二、作用于还原电视谈话节目客厅氛围的两大因素：谈话关系范围的划定，谈话者彼此的了解度

电视谈话节目与真正客厅中朋友聊天的区别，就体现在“客厅”与“朋友”二词中：与“客厅”相对应的是，电视的大众传播属性，使谈话无限扩散，即电视谈话节目谈话关系范围难以划定；与“朋友”相对应的是：电视谈话节目谈话者彼此往往缺乏了解。还原电视谈话节目客厅氛围，就是要化解这两股指向角色传播的作用力，实现真正人际传播。应被还原的电视谈话节目是可被还原的。

下面结合人际传播特性③、大众传播特性和电视谈话节目的实际操作，对此予以论述。

1.日益包容的社会语境，突破了大众传播与人际传播中关于“关系范围划定”的悖论，使得还原电视谈话节目客厅氛围，实现真正人际传播成为可能。

“关系范围的划定”是指传播的双方或多方会将彼此归属到某一个以特定方式交流的群体中。这种范围界限是相对于他人而言的。这种他人存在，不单指物理上的，更是心理上的存在，是对交往扩散的一种预期。例如在某一群体范围内可以交流的内容，考虑到他人在场，传播内容相应会发生改变。

理想状态下的电视谈话节目，即还原了客厅氛围的电视谈话节目，同时具备了大众传播与人际传播的属性，但这两种传播对于“关系范围划定”而言，似乎存在一个悖论，这也是产生背离人际传播，指向角色传播作用力的原因之一。

从人际传播角度分析，客厅中朋友间的倾心交流，其关系范围划定是明确的，据此对交谈内容扩散可作较为准确的预见。由于排除了关系的输出，对深层“你和我”交流而作的自我披露，具有较小的危险性。

但是，在电视谈话节目中，要还原客厅氛围，首先就要面对谈话节目大众传播特性对于谈话者心理的重大影响。大众传播传播对象面广量大，构成复杂的特点，使得“他人在场”具有最广泛的意义。谈话者不仅要面对现场这个“小传播场”，更要考虑到经大众传媒传播后的社会“大传播场”。所以关系范围划定的界线几近消失，因此在对传播扩散进行预期后，顾及“自我披露”可能的后果，谈话者在交谈时更倾向于呈现一种正式关系。人际关系划分的排他性与大众传播关系的广泛性，兼容在电视谈话节目中，往往导致角色关系的呈现。

但“他人在场”导致的还原电视谈话节目客厅氛围的离心力，并非具有决定性。正如过往的社会生活形成了“讷于言”的传统性格，随着现今社会的发展，“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提出与深入人心，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大潮中，人们更加真实和务实。从另一种思路来考虑“他人在场”，人们自我表达，传递“我是谁”的要求，通过大众传媒恰恰可得以更广延伸。事实也说明了这一点，最近20年，电视谈话元素得以极大拓展。“更多的人有更大的空间开始自信地说着更真实的话。”④

2.还原“我”，找寻“你”，突破个体间因彼此不甚了解而带来的束缚，还原电视谈话节目客厅氛围，实现真正人际传播。

罗洛夫介绍了几位学者关于在彼此了解过程中发生作用的三类信息：有关文化、社会学以及心理学的信息。

文化、社会学的信息来源于对一个人文化背景和社会归属群体的了解。这两项相对于心理学信息，较为外显与易于获得，但同时又都是对于“类”的信息，可得出的往往是关系对象的社会角色。使个性人得以突出的是在文化和社会学信息基础上，对于人心理学信息的掌握。正是此种心理学信息，使角色关系过渡到人际关系。

相对于客厅聊天中彼此的熟识，电视谈话节目参与者往往素不相识，或了解肤浅，大多数时候连文化、社会学信息这个层面都达不到，更谈不上心理学信息。在此种情况下，与关系范围划定一样，谈话者作深层次的“我与你”的交流，进行自我披露是有风险的、困难的。所以此种作用力的指向是彼此间的角色关系。只是角色关系与人际关系的划分是一种心理划分。正如心理活动的隐蔽性一样，心理划分没有明确的外在界限。这有时会使角色关系的表达类似于人际关系。

要摆脱这种作用力，使电视谈话节目谈话者从角色关系回归到人际关系，卸去彼此间角色的面具，形成真诚、朴实的交流，还原客厅氛围，在于对“我”的还原和对“你”的找寻。

谈话节目主持人，一定要做到“诚”，即布伯所说的“我”，而非“它”。研究表明，对方对于自己的态度，往往是自己对对方态度的反馈。所在，若节目主诗人让人感觉是在“做秀”，即节目主持人强烈暗示这是一种角色关系而非人际关系，那么谈话参与者也必然将彼此的关系定位在角色的层次上跟着主持人“做秀”，从而无法实现真正的人际交流。在还原电视谈话节目客厅氛围的过程中，谈话节目主持人自身就应处在一个真诚的状态，从而感染其他谈话参与者，得到亦为真诚的回应。恰如白岩松所说：“把‘主持’缩得更小，把‘人’放得更大。”

谈话节目主持人还应是一个良好的倾听者，这与真正人际传播的指向是一致的。“人际传播的基本特性，是说者与听者传播关系的完整性……保持心与心对话的听，这样，倾听之后，我们才能向人与人相互理解的目标迈步。”⑤所以这里的听，非单指耳之听，更指心之听。对于谈话节目主持人说，首先重要的不是自己说了什么，展示了自己多少口才，而是在于能使嘉宾、观众摆脱偏离客厅氛围的离心力，促进其意见表达与感情交流。做一个良好的倾听者，是对谈话参与者的尊重，也是对其陈述的鼓励。“传统上把好的倾听界定为，有效的思考，有效的解释，有效的评价他人的意义。”⑥

同时谈话节目要找寻那些真诚的谈话者，即“你”。对此，《实话实说》的一些经验值得借鉴。《实话实说》的执行策划在寻访嘉宾候选人时，不仅要考虑他们的观点和语言表达能力，甚至要掌握他们的全部资料、个性特征、谈话方式。这样，一方面可将那些修饰过多，尽说官话、套话的人，尽可能控制在谈话现场之外，先期排除可能的“它”；同时从对谈话对象信息获取这一角度讲，有利于在文化和社会学信息基础上，获得谈话者心理学的信息，进而使其从“类”中分离，成为独特的个体，推进关系进入人际交流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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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电视谈话节目客厅氛围的语言符号标志：谈话者“复杂代码”的使用

我们可根据电视谈话节目谈话者使用的语言符号，验证是否还原了电视谈话节目客厅氛围。

巴塞尔·伯恩斯(BasilBernstein)(1975)认为人们在谈话时使用的符号可分为三类：有限词汇代码、复杂代码、有限句法代码。⑦

“有限词汇代码”(lexicalrestrictedcode)是一种仪式性(ritualistic)代码，其交谈内容人人都能预料到。例如见面寒喧时，中国人乐于谈论饮食，英国人热衷于谈论天气。这种谈话往往四平八稳，并不透露谈话者意图，只是遵循某种文化习俗，如果交往双方刚刚结识，那交谈内容更是肤浅。这种代码往往与角色关系结合在一起。

宣明栋在《〈实话实说〉的实话》中一段幽默的表述，可引来注解“有限词汇代码”；“大多数人只能在带锁的日记本写思想。许多人又会觉得麻烦……于是就不写了，后来就不想了，见了面只会问：你吃了吗?”⑧

电视谈话节目的交流若只停留在“有限词汇代码”层面上，无疑没有进入客厅氛围。

与角色传播使用“有限词汇代码”相对应的是，真正人际传播使用的是“复杂代码”(elaboratedcode)。复杂代码既表达意图也揭示使用者的个性特征。双方或多方在谋求进一步了解、更深层交换意见时就会使用复杂代码。还原电视谈话节目客厅氛围就是要实现“复杂代码”，而彼此“复杂代码”的使用，是主持人、嘉宾、观众真诚交流的表现与结果。

“有限句法代码”(restrictedsyntactical)是在一个关系内部使用的仪式性语言代码。它与有限词汇代码一样，极少表达意图或揭示个性，但原因不同。相对于前者的无意表露，有限句法代码是由于双方相知甚深，已无需再予以说明。它往往表现为一种熟人圈里的“典故”，一个群体中的习惯语。这种语言对于群体外的他人来说，很难了解其真正含义。

电视谈话节目不能只停留在“有限词汇代码”层面上，当然节目没有必要，也不太可能进入“有限句法代码”层面，这样会使小场中其他谈话者，或是大场中的受众不知所云。不过谈话者也可能讲一些小范围、小群体内的“典故”或习惯语，为使交流顺畅进行，应及时予以解释。

综上所述，还原电视谈话节目客厅氛围就是要实现从角色传播到人际传播的转变，实现“我与你”的真诚交流。契合了人际传播真“我”、真“你”精神的电视谈话节目客厅氛围，体现出一个开放时代的胸怀，表达着现代传播的理念。

注释：

①②⑤⑥王怡红：《人人之际：我与你的传播——读〈是桥不是墙一本关于人际传播的书〉》，《新闻与传播研究》，2000年第2期。此文介绍了美国华盛顿大学语言传播系教授约翰·斯图尔特(JohnStewart)编辑的《是桥不是墙一本关于人际传播的书》(BridgesNtotWallsABookaboutInterpersonalCommunication)。

③［美］迈克尔·E·罗洛夫著，王江龙译：《人际传播社会交换论》，上海译文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21-25页MichaelERoloff,INIERPERSONALCOMMUNICATIONTheSocialExchangeApproachSagePublications,Inc1985(27-30)。美国学者迈克尔·E·罗洛夫(MichaelERoloff)总结人际传播特性有四：a.人际传播总是发生在一定的关系中b.人际传播受制于彼此的了解度c.不同的交流关系导致交流符号类型各不相同d.人际传播具有功能性，即它总是为一某一目的服务。

④钟倩：《论电视节目中“谈话”元素的复归》，《金话筒月报》，总第27期。

人际传播范文篇7

作者主要介绍了米德的“符号互动理论”，米德和库利关于“自我”的理论和库利的“初级群体”理论。作者认为，米德在认得互动之间插入了一个符号解释的因素，这是后来传播研究视角的理论依据；米德和库利关于“自我”的理论则对于人际传播研究有重要的指导意义；而“初级群体”理论在“二级传播”理论提出后，被重新发现，并在传播学界获得广泛的重视。

乔治·赫伯特·米德(GeorgeHerbertMead,1863-1931)和查尔斯·霍顿·库利(CharlesHortoncooley,1864-1929)在哲学，社会学和心理学等领域的卓越贡献，早已受到国内外学者的广泛重视，但他们对于后来被称之为传播学的研究领域所作的深刻理论思考以及这些思考对日后传播研究的影响，却没有得到国内学术界应有的重视。自从1982年5月，美国著名传播学者韦尔伯·施拉姆来我国介绍了他认为的四位奠基者以来，国内绝大多数学者都沿袭了施拉姆的观点。其实，无论是拉斯韦尔，卢因，还是拉扎斯菲尔德或者霍夫兰，他们对传播问题的研究都侧重于某些对他们本学科有用的方面，“他们的终极目标，仍是在解答他们本学科的问题，而不是在建立传播理论。”[1]与上述四位学者不同，传播问题占据了米德和库利思想的中心，他们的全部理论都与人类社会的信息传播密切相关，或者可以这样说，他们的哲学，社会学理论就建立在他们对人类社会消息传播思考的基础之上，由他们最初阐发，后经米德的学生赫伯特·布鲁诺总结的“符号互动论”（SymbolicInteractionism）至今仍是传播学研究中最重要的理论之一。他们的许多思想对后世的传播研究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影响。

“姿势对话”和“符号互动”

米德和库利是社会心理学的早期研究者，尽管库利并不曾将自己的研究与社会心理学联系起来。他们的研究把注意力集中在人际互动上，库利的社会互动理论和米德的社会动作理论，为“符号互动论”提供了一些关键性思想。

在早期的心理学研究中人与人的互动与动物的互动一样，被认为是出自本能的，米德和他所参与的芝加哥学派的重要的理论贡献在于，超出了本能心理学的“刺激－反应”模式，提出，许多社会行为不仅包含了生物有机体间的互动，而且还包含了有意识的自我间的互动。在人的“刺激－反应”过程中，人对自己的姿势可能引起的反应有明确的意识。当一种姿势对其发出者和针对者有共同意义时，它就成了“有意义的姿势”，即符号。人类互动与动物的重要区别在于：动物只能通过无意义的姿势，即记号进行互动，而人类既能通过记号又能通过符号进行互动，正是符号互动把人与动物区别开来，而语言则是人类独有的一套十分精致的符号系统。米德的学生布鲁默用“符号互动”一词来总结老师的观点时指出：“‘符号互动’一词当然是指人们之间的相互作用的独特特征。这种特征寓于这一事实之中，即人们不仅对彼此的行动做出反应，还理解或‘确定’彼此的行动，他们不是对别人的行动直接做出反应，而是根据他们赋予这些行动的意义做出反应。因此，人的互动是以使用符号，通过理解确定彼此行动的意义来作为媒介的。这种媒介等于在人类行动的刺激与反应之间插进了一个解释过程。”[2]

米德认为，记号只能诱导出某种确定的反应。换句话说，在一定条件下，记号刺激引出的反应是固定的，即某种刺激一旦出现，必有某种反应出现。而符号则不然。对符号的反应必须由参与这种符号互动的人的解释来确定。对那些把从老鼠或其它动物身上获得的某些发现，作为建立论点的唯一论据，并用这些论据去说明人类世界的行为主义者，米德持批评态度。他认为，如果行为主义想对进一步理解人类社会做出贡献的话，它就必须去考察符号行为的性质。

米德关于符号行为性质的一些考察对后来的传播研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首先，符号与它所表达的事物之间并没有直接的必然对应关系。紧握双拳并不总是表示敌意或愤怒，也许是在鼓励加油。“cat”与“猫”之间也无必然的联系。他们之间的联系纯然是一种“约定俗成”。符号行为的这一性质决定了人的传播能力要大大高于其它动物，使得人类传播不只局限于此时此地得直接的感觉经验，而且可以传播时空距离很远的目标和行动。不仅如此，人类还可以创造出代表抽象的普遍概念的符号，从而把特定的经验客体看成仅仅是它们被划归其中的抽象概念的实例。因此，从“符号互动论”的观点看，人类生存的世界不仅仅是一个自然的物质世界，而且是一个人造的符号世界。这个世界的创造和维系依赖于人类通过符号进行传播的能力。来的传播研究者吸收了上述思想，对符号研究投入了巨大的热情，他们甚至认为：“对传播中所使用的符号的研究，对运作于这些符号的规则的研究，以及对符号,规则使用者的研究，构成了传播研究的核心。”在这派学者看来，根本“不存在没有符号系统的传播”[3]今天的传播研究中，由于广泛吸收语言学，符号学等领域的研究成果，对人类符号行为的研究也取得了许多新进展。相比较而言，当年米德关于符号行为性质的某些观点可能显得浅显，但不管怎样，是米德提请世人注意这方面问题的，而他的研究为后世传播研究奠定了基础。

米德在研究中还指出，在符号互动中，刺激所引出的反应具有不确定性。因为人们并不是对符号本身直接做出反应，而是对符号背后所表示的意义做出反应，所以，这种反应必定要视参加符号互动的人对符号意义的共同理解而定。如果符号意义能够被参加互动的人共同理解，那么互动就会变得有规则或比较容易；反之，互动只能在低水平上继续下去，但在较高水平上将受到限制，甚至出现混乱或完全中断。如果我们把每个人都视为特殊的个体，他们都根据自己特有的生活经验和文化背景来参与传播关系，来使用和解释符号的话“百分之百的传通是绝对不可能的”。

在跨文化传播中这个问题尤其突出。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对符号的使用和解释往往不同，传播自然就变得困难。

提出符号行为的这一特点，其更为重要的意义是在方法论上，它意味着：人类传播行为在很大程度上是不能加以精确分析的。正是基于这一认识，在传播研究中，与科学学派侧重于借助自然科学和行为科学理论对传播行为作精确分析不同，人文学派更多的运用哲学、文化学、语言学、逻辑学等理论对传播行为作定型研究。50年代中后期，无论是人际传播还是大众传播的研究，都开始关注人类传播行为的主观性、选择性、多变性和不可预测性。从“格伯纳的传播总模式”到纽科姆的“ABX模式”，我们或多或少都能够看出“符号互动论”思想的影响。[4]“符号互动论”在符号互动过程中插入了一个解释的因素这是后来传播研究视角转移的理论依据。在行为主义，尤其是本能心理学的影响下，早期传播研究注重对传播者的研究，因为当时的学者们大都认为，人是以普遍相同的方式感受刺激，所以传播者如何巧妙的设计刺激内容成了传播研究的关键。关于传播效果的“魔弹理论”便是在这样的思想背景下提出的。“魔弹论”受到质疑后，传播研究开始对接受者给予较多的关注。因此产生了传播效果的各种“影响不一致理论”，如个人差异论、社会分化论等。以至于有学者认为：传播并不是传播者传递意义，而是接受者“引出意义的过程。引出的意义越接近传递意义，传播的效果越好。

关于“自我”的理论

“自我”是占据米德和库利思想的又一个关键性概念。当人们在自我决定社会还是社会决定自我问题上争论不休时，米德和库利坚持认为自我和社会是一个共同过程的两个部分，是同一事物的集合与分散的不同方面，两者关系密不可分。因此，社会研究不能不研究自我。反之，研究自我也不能不研究社会。米德和库利是在人际关系层面上来阐明关于“自我”的理论的，其中许多理论经过一些学者的发展，被传播研究，尤其是人际传播研究直接吸收和采用。

库利认为：“社会是各个精神自我的交织物。我想象你的思想，特别是你对我的思想的想象，和你所想象的我对你的思想的想象。我在你的思想面前表现我的想法，期望你会在我的思想面前表现你的想法，谁若不能或不愿做到这一点，那他就不懂得如何交往。”[5]正是人际间的交往，使所有个性成为有机的社会整体；反过来，在这种交往中，社会也内化为个性精神。

在库利的思想中，一个人的自我多少还带有某些先天成份，米德则认为，自我是人们在与他人的互动过程中逐渐获得的，其中并无先天成份。人的思维过程很大程度上是主体的我（I）与客体的我（Me）之间的互动过程。

如同思维过程以一种内部对话方式构成一样，自我的基础是个人对其自身的自我定义或身份的潜在指定，这种潜在指定是通过他人对自身的行为所做出的反应。米德把自我概念的发展划分为三个阶段。首先是“模仿阶段”。在这个阶段中，个人“扮演”其他一些人的角色，把自己放在别人的位置上来看别人所期待他的是什么。儿童在这个阶段，逐渐使自己具有一种把自己置身于那些对他有意义的人的地位的能力，从而为符号运作能力和传播能力的进一步获得做必要准备。随着年龄的增长，他开始能够借助想象来扮演他人的角色，进而过渡到第二个阶段－“游戏阶段”。游戏的参与者不仅能扮演某一特定的他人角色，而且能够同时承担好几个其它角色，并把这些不同的角色组织成为一个更大的整体。同时，参加游戏的人必须学会游戏的各种规则。儿童通过这一阶段，把自己与周围的人联系起来，从而开始步入最初的社会单位，并感到自己的个性和价值。这时的儿童，其符号运用能力进一步提高，他们开始了解到一些起码的互动或传播规则，并努力遵守这些规则。由此他们开始跨入人类传播的门坎。第三阶段显然是“游戏”的高级阶段，米德称之为“概念化的他人”（thegeneralizedother）阶段。它的特点是，“概念化的他人”不是和特定的人的期待相联系，而是由一般的期待和标准构成，即人们按照一般非人格的群体角色标准来控制他们的互相行为来计划和执行他们的互动行为计划。至此，自我溶入社会，社会体现自我，两者互为前提或条件，密不可分。

尽管米德和库利在自我与社会的关系问题上有些分歧，但在下述观点上他们是一致的：人们通过与他人的交往获得有关自我的概念，自我概念又直接影响和制约着人际交往，两者相辅相成。这一思想在后来的传播研究，尤其是人际传播研究中，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西方不少传播学著作中都辟专章论述“自我概念”或“自我观”，认为它“在很大程度上对人们选择做什么，选择怎样的行为，选择与谁传播，乃至传播到什么样的程度，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6]不得不承认这些观点和论述得益于米德和库利早年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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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级群体”理论

“初级群体”与“镜中之我”是库利学说中密切相关的两个概念。在库利的理论中，人们通过与他人的交往，并从他人的反应中来获得自我概念，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人们的自我概念也不断的延伸到作为其组成部分的各种群体中去。他人对我是面镜子，我对他人也是面镜子。正是在这样的彼此映照过程中，我们与他人之间产生了一些共同的东西。这一过程，在库利看来，是在“初级群体”中开始的。他说：“初级群体在我看来是那种以亲密的面对面的交往和联合为特点的群体。说它是初级的，有好几方面的意义，但最主要的是它们构成了人的社会性和理想的基础，亲密交往的结果，从心理上说，是个性融合到一个共同整体之中，这样，至少从许多方面来说人们的自我本身就是群体的共同生活和目的。也许最简单的描述这种整体性的方式，就是说‘我们’（we）。‘我们’包含着某种同感和彼此认同，因此‘我们’就是一种很自然的表达方式了。一个人生活在整体的情感之中，并在这种情感中找到他的意志的重要目标。”[7]从“镜中之我”的观点看，自我不过是由许多个他人组成的群体；从“初级群体”观点看，群众则不过是包含他人在内的自我，了解了这一思想，便很容易了解为什么传播在库利的理论中是一个如此关键的范畴了。他是这样为传播下定义的：“人类关系赖以存在和发展的手段－－即头脑中的所有信号，以及穿越空间传递它们和在时间中保存它们的手段。”[8]施拉姆对于库利从宏观社会着眼人类传播的思想给予了充分重视，他在《传播学概念》一书中引用了库利对传播的定义，并在此基础上作了相应发挥。

库利把初级群体视为“人性的托儿所”，“在初级群体中，人性逐渐产生，人性不是人生出来就有的，人只有通过交往才能得到人性，而人性又可以在孤立中失去。”[9]几十年后，经验主义学者通过对“在被隔离的情况下长大的孩子”的研究，才开始不断重复库利的上述观点。[10]库利认为，最基本的初级群体包括家庭、儿童游戏群体、邻里或社区群体，正是在这类群体中，人们通过面对面的、直接而真诚的交往开始了解整体的最大利益，产生人类的合作和友谊，培养同情心和情感纽带。库利相信，初级群体中的人际关系是友谊关系而不是利用关系。这当中，人们优先考虑的是整体利益。尽管这种群体中也存在竞争、冲突和对立，但这些个人主义的冲动最终会被人们之间的同情和理解，会被保证群体团结的共同感情所缓和或控制。从这一思想出发，库利认为，更大的社会单位（如科层组织或大规模的社会机构），将依赖于初级群体中人际传播过程所形成的共同感情和观念。在他看来，“一种社会制度不过是公众精神的一种规定的和确立的状态在基本性质上与公众舆论没有什么不同。”[11]但构成社会制度基础的公众舆论和情感并不是每个人的意见和情感的简单相加。公众舆论是社会现实产生的新的层次，是大于部分之和的整体。公众舆论是通过人际传播产生的，尽管人们将他们的个别部分贡献给整体的公众精神，但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每一个人的观念又是由对他人的意见和情绪的知觉而塑造的。库利对现代民主社会的设想是，整个社会的公众精神应当和一个初级群体中的群体精神一样具有热情和同情心。当库利利用这一思想来观察现代传播媒介时，得出了一种理想主义的乐观结论：由于现代传播媒介的巨大进步，那种过去只在初级群体中具有的面对面的、直接而真诚的传播能扩展到整个社会，所以一个真正民主的美国社会的可能性成了现实。新的传播媒介通过对现代社会的心理上的改造，增长了人类在社会整体中表现自我的人性力量，从而为人类进入更人道的社会和开创道德进步的时代铺开一条道路，“他们有可能使得社会的组织越来越依靠人们的才能、信息和同情，而不是去依靠权威、等级和惯例。它们意味着自由、远见和无限的可能性。”可当他亲眼看到自己的理想与现实的巨大冲突时，库利陷入了深深的痛苦和疑虑之中。[12]但不管怎样，库利对于现代传播媒介作用的研究与思考是具有开拓和启发意义的

库利的“初级群体”理论一开始并没有受到重视，如果说反应的话，起初对这一理论的反应大多是批评性的。直到40年代末，人们才突然“重新发现”。这一重新发现可以追溯到两组与传播效果研究密切相关的调查上。一组是1949年出版的《美国士兵》的作者塞缪尔·斯托弗等人的调查研究。另一组是被施拉姆视为“传播学的奠基人”之一的保罗·拉扎斯菲尔德等人的调查。他们在调查的基础上对选举行为与消费行为进行研究，并写出来《人民的选择》、《选举》和《个人影响》等论著。这些研究的共同之处在于发现了初级群体的忠诚性的重大意义。他们都指出了大众传播的影响力是通过初级群体中的关系的影响尔得以发生的。这样，以“魔弹论”为代表的传播效果的直接影响理论受到了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研究者在大量调查基础上发现，大众传播的信息是通过两个基本阶段传递的：第一，从媒介传到经常收看收听大众传播媒介、消息比较灵通的所谓“意见领袖”;第二，从这些“意见领袖”通过人际传播渠道传给那些不那么直接接触媒介、依靠他人得到信息的人。社会上许多人都是这样获取信息的。这一传播过程理论后来被称为“二级传播”理论。“二级传播”理论并不是在库利思想指导下提出的，但却促成了库利思想的重新发现。从此，库利的许多思想逐渐受到传播研究的重视。美国学者切特罗姆这样评价道：“库利是第一个为解释传播媒介如何改变行为和文化作出成功尝试的人。多年以后，经验主义学者们回到了库利关于基本团体（即初级群体，引者注）的主张上，他们发现，家庭、朋友、游戏伙伴及相同地位者的团体的社会内容，与一度广泛流行的现代媒介模式不相符，这种模式会直接而粗暴的干涉被动的个人。今天这种复杂的相互关系尚未被很好的了解，而库利是第一个为探索它而付出辛勤努力的人。[13]

结语

一、米德和库利的主要理论都与人类传播问题密切相关，因为在他们看来，人类社会与人际传播实际上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正因为如此，他们对于人类传播问题的研究和思考，其深度和广度要超过同时代的其他一些学者。

二、从传播研究的发展情况看，米德和库利的许多理论贡献越来越引起西方传播作者的关注。一方面，米德和库利一些关键思想总结而来的“符号互动论”已经成为传播研究中一个十分重要的流派；另一方面，米德和库利关于传播问题的论述已经被包括科学学派在内的许多传播学者所广泛引用；另外，后来的社会学家也在米德和库利思想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了“符号互动论”，其中许多分支理论，如“情境理论”、“标签理论”、“本土方法论”、“拟剧理论”等，又被传播研究广泛吸收，从而大大丰富了传播研究。

三、从研究方法看，米德和库利可以划入人文学派，尤其是库利，他们曾被后世经验主义学者嘲笑为“安乐椅上的社会学家”。然而正是他们的一些思想，被那些热衷于实地调查和实验研究学者们“重新发现”并津津乐道。这一事实本是对长期偏重于科学方法的传播研究无疑是个提醒，科学方法与人文方法不过是人类在追求真理道路上向前迈步的左右腿，彼此不可偏废。

四、综上所述，施拉姆将米德和库利之后的四位学者视为“传播学的奠基者”多少有些欠公允。究其原因可能有三：（一）传播研究作为一门学科兴起时，其研究重点在大众传播，尤其是大众传播的效果问题上，施拉姆提到的四位学者还是较早研究这一问题的社会学、社会心理学或政治学学者，所以他们的研究成果对当时传播学的影响似乎要来的更直接、更具体些。（二）传播学从诞生之日起就比较注重实地的调查、内容分析和实验研究等科学方法到了施拉姆着手做“集大成”的工作时，传播学中的科学学派、行为主义仍占据上风，起码拉斯韦尔等四位学者在传播效果研究中采用的时实验、调查等科学方法。（三）从施拉姆本人看，他对自然科学相对要陌生的多，面对传播研究中自然科学方法普遍流行的学术氛围，他不得不对这一学派的学者及其研究情况给予特别的关注。

[1]①李金铨《大众传播理论》，〔台〕三民书局，15页

[2]①见〔美〕伊恩·罗伯逊《社会学》（上），商务印书馆1990年译本，178页、138～147页

[3]②齐瑞《关于人类传播》，载《传播研究文选》1985年英文版，3～9页，转引自周晓明《人类交流与传播》

[4]①参阅《大众传播模式论》，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译本，26～34页

[5]②库利《生活和学者》，纽约1927年英文版，201页，转引自《社会学思想名家》

[6]①T·k·Camble、CommunicationWorks，NewYork，RandomHouse，1984，32～33

[7]②库利《社会组织》，纽约1929年英文版，23页、313页，转引自《社会学理论》

[8]①见〔美〕丹尼尔·杰·切特罗姆《传播媒介与美国人的思想》，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译本，106页、106～109页、110页

[9]②库利《社会组织》，纽约1962年英文版，30页，转引自《社会学思想名家》

[10]③同61页①

[11]④同63页②

人际传播范文篇8

关键词：3G技术；人际传播；影响

3G（3rdGeneration），指第三代移动通信技术。2009年1月7日，国家工业和信息化部颁发3G牌照，标志着移动通信市场的3G移动互联网时代正式在中国拉开帷幕。它是将无线通信、互联网等和多媒体通信结合的新一代移动通信技术。这是2009年至今一个炙手可热的话题。一项新的科学技术往往改变一个时代。新技术的出现和应用往往也是媒体产生变革原始的、也是最重要的推动力，几百年来人类传播领域的变化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印刷术的推广使报纸由少数人的消遣成为大众传媒；电报的出现让通讯社得以产生并发展到今天；无线广播技术的广泛应用让受众由读者变成了听众，广播也因此成为了它那个时代影响力最大的大众传媒；近十多年来，互联网技术的广泛应用，已经而且正在深刻影响和改变着人们的传播方式。而现在3G业务的风靡全球，也迫使我们不得不重新定位人际传播，进一步分析人际传播媒介变化对人际传播造成的影响。

这里将沿着马克·波斯特思考媒介与文化论题的思路，讨论3G技术应用在人际传播方面所带来的信息存储方式、信息传播方式和信息交换构型的改变。对此，一个可行的方式是从过程的角度考察人际传播，并将其拆分为两个部分:认知过程和行动过程。对认知过程的考察有助于理解交流双方如何用3G手机来传输信息，传输了什么样的信息，又对彼此的关系造成了怎样的影响;对认知过程和行动过程的综合考察则有助于理解依靠3G手机所建立的交流构型。第三代移动通信系统是一种能提供多种类型!高质量的多媒体业务，能实现全球无缝覆盖，具有全球漫游能力，与固定网络相容，并以小型便携式终端而闻名于世。在任何时候、任何地点进行任何种类通信的通信系统“由于其诸多优点，第三代移动通信系统对全世界电信行业工作者及信息社会越来越具吸引力”作为第三代移动通信的主导技术，近来发展迅速，在第三代移动通信系统个技术标准中，最具竞争力而迅速的发展。相比于2G、2.5G等通信技术，3G通信的优势主要表现在：

（1）智能化、多媒体化趋势明显

由于3G网络能够提供内容丰富的多媒体业务和下载业务等，因此，对3G终端而言，需要对其配备更大、更清晰和3D显示效果更逼真的显示屏，以便用户更好地欣赏移动多媒体业务要配备像素更高的摄像头以拍摄更清晰的图像，以增强图片的感观效果;要提供更大的存储空间，来储蓄下载而来的更多图片和音视频文件等。总之，以数据业务功能强大为特征的3G业务对其终端的要求将日益苛刻，3G要真正实现所预期的业务发展效果，加强3G终端的研发将一直成为3G发展阶段的重要主题之一。

（2）单模、双模和多模终端共存

多种3G技术体制并存以及第三代移动通信发展初期，第二代移动通信不会在短期内退出市场的现实情况，决定了未来的移动终端必将是单模、双模和多模终端共存的局面。目前市场上已有GSM/WCDMA、GSM/cdma2000、cdma20001X/1XEV-D0双模终端；随着TD——SCDMA标准的正式商用，未来支持TD-SCDMA网络和其他网络的双模手机或多模手机也可能会出现。对3G终端的功能要求不断提高3G的技术特性，决定了3G网络能够提供更为智能化、多样化、个性化的移动业务，这就要求3G移动终端的功能日益增强。不仅要支持现有话音业务、短信业务、窄带数据业务等，同时应支持以多媒体业务和高速数据业务为代表的宽带通信业务等。

大致可以分为四类：（1）互式业务，包括网络电话、移动银行、可视电话和可视会议等；（2）点对点业务，包括多媒体短信、电子邮件、WEB、远程医院等；（3）单向信息业务，包括数字报纸、出版、远程教育、视频购物、移动音频播放器、移动视频播放器、视频点播和卡拉OK等；（4）多点广播业务，包括信息递送、GPS汽车导航、移动收音机和手机电视等。从中可以看出，3G不仅给手机带来新的人际传播方式如可视电话、多媒体短信和电子邮件等，还同时使手机拥有了手机电视、数字报纸、出版和信息递送等大众传播媒介的功能。

3G技术应用和人际传播的变化3G技术应用所带来的改变已经在人类传播媒介的使用上有了直观的体现，但是，在社会层面，它的影响却不是很明显。目前，从人际传播出发，是研究3G这种影响力的一个捷径，而首要的问题是认识理解3G如何影响了人际传播。理解人际传播认识理解一个纷繁复杂的概念是一件困难的事，但却不失为一种有益的尝试。一个概念在表象上纷繁复杂，正是来源于其多面性的本质。在对既有研究成果详细梳理之后，根据所研究论题的需要，从概念的一个侧面入手，提出一个具有连接性的问题。移动通信是当今通信领域内最为活跃，发展最为迅速的领域之一，也是21世纪对人类的生活和社会发展将有重大影响的科学领域之一。公务员之家

人际传播范文篇9

当代社会科学各学科趋向于成为知识隔离区，人们彼此相互隔绝，不知其他地方发生的事情，不幸的还有，当代研究人员似乎常常意识不到，几个世纪来的社会思维所积累的对人类状况的重要见解与他们当前的研究课题直接相关。

梅尔文·德勒弗

经历坎坷的威廉·伊萨克·托马斯（WillamIsaacThomas，1863－1947）是早期符号互动论的重要代表人物。当代美国著名社会学家刘易斯·A·科瑟指出：赫伯特·布鲁默发展总结的符号互动论，虽然“主要受惠于米勒，但是其中仍有很多成份是取自于托马斯的著作。”[1]托马斯对符号互动论的主要贡献突出表现在两方面；一是他与兹纳涅茨基的不朽巨著《欧洲和美国的波兰农民》，二是他所提出的著名的“情境定义”。前者的主要内容虽然是由移居芝加哥的波兰人的生活史所构成，但其核心却是对社会行为（自然包括传播行为）的主客观文化两方面进行的综合调查。书中强调的一个基本观点是：只有把个人的主观态度和社会客观文化的价值综合起来考察，才能充分解释人的行为。托马斯的这一思想随着他对“情境定义”及其基本原理的阐述逐步得到丰富和完善，并成为符号互动论的基本思想。

本文拟在阐发托马斯关于“情境定义”基本思想的基础上，对人际传播，尤其是人们何以能够相互交流，并最终取得某种程度的理解，作些粗浅的探讨。

也许是当初研究人种史的缘故，托马斯从涉及社会心理学的那一天起，就对人的主观因素在决定其社会行为方面的重要性给予了足够的重视。尽管在《欧洲和美国的波兰农民》一书中，托马斯和他的合作者都力图公正地对待人的主观因素和外部的客观因素在决定人类行为方面的综合作用，为此他们还特别对“态度”和“价值标准”这两个概念作出区分（前者主要指人的主观因素，或人的意识过程；后者指的是一套既成的文化模式）但在不经意中，主观因素还是被他们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上，正如研究者业已指出的那样：“在托马斯和兹纳涅茨基看来，外界的或客观的因素对人类行为的重要影响，只限于那些曾在主观上被体验过的外部或客观的因素。”[2]这就是说，一切独立于人的主观意识之外的客观因素，只有进入人的意识之后，或者说只有被“主观化”之后，才可能对人类行为产生重要影响和作用。

有人认为，“托马斯社会心理学生涯的鼎盛时期是随着他对著名的情境定义及其基本原理的阐述而出现的。”[3]而“情境定义”所强调的正是人类意识“内化”外部刺激的独特过程和功能。托马斯指出：（人）在动物生命进化过程中获得的最重要的能力是自我作出决定的能力，而不是由外界把决定强加在自己头上……高等动物，首先是人，具有拒绝遵从先曾遵从过的刺激的能力……我们把这种能力叫做抑制力，他取决于这一事实，即神经系统带有对过去经验的回忆或记录。这时，决定行动不再完全来自外界，而是来自有机体自身的内部。

在任何自决行为之前，总有一个审视和考虑的阶段，我们可以称之为情境定义（thedefinitionofthesituation，原译“对情境的界定”，为求统一，改译作“情境定义”，下同。引者注）事实上，不仅具体行为依赖情境定义，而且渐渐地一生的策略和个性都会遵循一系列这样的定义。[4]

需要指出，“情境”（situation）不同于“语境”（context），后者通常指的是“上下文”或某一事件的前后状况。而“情境”则不同。托夫勒在《未来的冲击》一书中这样指出：“对于情境，现在还没有简洁的定义……而且，情境和情境之间的界限虽然可能不清楚，但每一个情境本身又有某种“完整性”，某种“同一性。”托夫勒认为：任何一种情境都可以用五个组成部分来加以分析，它们包括“物品”－－由天然或人造物体构成的物质背景；“场合”――行动发生的舞台或地点；一批角色，这就是人；社会组织系统的场所；概念和信息的来龙去脉[5]。“情境”它几乎涉及到与人发生关系的整个外部环境或外部世界。

根据托马斯的观点，人不仅对来自外部世界的信息作直接的反射性反应，更重要的，人在多数情况下会首先审视和考虑这些信息，或定义这些信息，进而根据自己的定义来理解和对待它们。举例说，我肩头挨了重重一掌，这时，我并不直接对这一掌本身作出反应，而是先有一个“审视和考虑的阶段”：它是老友见面时的亲热？还是对方某种心愿实现的满足和兴奋？抑或是一种不满甚至愤怒的发泄？这种审视和考虑阶段就是主观定义的过程，我将根据自己的主观定义来理解并“应答”这一刺激。托马斯的这一观点，很容易使我们联想到米德对动物之间“姿势对话”和人际间符号互动所作的严格区分。[6]

现代知觉心理学研究表明，人的感知映象决不等同于感觉材料。“人对周围世界的反映仅必须以对从外面进入的信息的知觉过程为前提，而且要以能动的把它变换成可理解的感知映象和概念论结构的过程为前提”，因此，“感知结构一方面是外部刺激物作用的结果，另一方面有主体作出的贡献。”[7]如果用马斯“情境定义”结合现代知觉心理的研究成果，我们便不难看出，“符号互动论”者对人类接近外部信息过程中的独特性的强调，似乎确实要比本能主义、生物主义以及传统的唯行为主义更接近真理，因为只有对人类意识功能在接受过程中的这种介入给予足够的重视，才有助于解释人际传播中不断遇到的一个事实：相同的信息内容对不同的接受者往往会产生不同的理解。

“情境定义”属主观活动，但这种主观活动所产生的结果却是客观的根据托马斯的观点，人们的情境定义一经确定，相应的客观行为也就随之产生，尤其是一种定义得到社会成员某种程度的认可，或成为社会共同定义后，情况更是如此。不妨再举个例子，“”，一些人被带上“反革命”或“牛鬼蛇神”的帽子，当周围的人都把你看成“反革命”或“牛鬼蛇神”时，你事实上是不是“反革命”或“牛鬼蛇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面对这种“定义”，你客观上别无选择，而只能按照“定义”为你规定的生活方式生活：低头认罪、老实交待、接受改造等等。这一思想后经罗伯特·默顿总结，得出著名的“托马斯原理”：如果人们把情境定义为真实的，那么。它在其结果方面也就是真实的。[8]此后，在对社会越轨行为的研究方面，“托马斯原理”受到了广泛重视，它实际上开勒默特“社会标签论”的先河。

“情境定义”的过程事实上是人类“给予意义”的过程，也即“符号过程”，在托马斯看来，它不仅关涉人的具体行为，而且影响人的一生的策略和个体的个性。当代有些思想家则把它视为“人类生命特殊标志的新特征”，他们认为，人之所以区别于其它动物，在于他们在单纯物理世界的基础上创造出一个符号世界。人通过“给予意义”的活动或“符号活动”，把各种与自己相关的事物和现象编入自己的符号世界。随着符号世界的不断丰富，物理实在世界逐步隐退，以致到了今天，人仿佛不可能面对面的直观物理实在世界，而必须通过由自己创造的符号世界来经验和认识周围的一切。[9]由此可见，人际传播本质上并非是一个由“讯息”、“通道”、“噪音”、“反馈”等因素组成的外在与于人机械过程，而是人与人之间的直接相遇，是主体与主体的之间的“符号互动”。台湾学者李茂政指出：“事实上，人们如何获得对客观现实世界的主观内心解释，是几千年来哲学上最中心的问题，因为它涉及人类传播的最根本问题，它一直到现在仍然具有极大的重要性。”[10]李茂政先生还批评传媒研究在相当长的时期里，“轻视人类互动的天赋主观性，故而扭曲其现实的本质。”[11]

[page_break]施拉姆在《传播学概论》中引述伯拉图《理想国》中那个精彩的“洞穴”比喻后，对人的传播关系作出了这样的论述：“所有参与者都带了一个装得满满的生活空间——固定的和储存起来的经验——进入这种传播关系，他们根据这些经验来解释他们得到的信号和决定怎样来回答这些信号。”[12]显然，每个人的“生活空间”都不可能完全一样。人的唯一性和不可重复性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据此，这样的诘难似乎不能说是毫无道理的：一个人不可能知晓或理解另外一个人，因为他不可能以完全相同的方式观察或“定义”外部世界的信息，因此人与人之间是不可理解、不可沟通的。

这里涉及到“个人定义”和“社会定义”之间的关系问题。而“个人定义”和“社会定义”之间的关系则根源于个体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托马斯在强调人的“自我作出决定的能力”之后进一步指出：

但是孩子总是诞生在一群人当中，他们当中可能发生的所有类型的情境都已经界定过了，相应的行为规则也已制订，孩子极少有可能自己界定情境，遵从自己的愿望而不受外来干扰……因此，在一个有组织的社会中的成员对情境作的本能的界定和社会提供给他们的界定之间始终存在对立。[13]

上述关于人际传播的不可理解性和不可沟通性之所以貌似有理，在于它把人“关在他的唯一性之中”，认为“这种唯一性自在的构成人的本质"。但是，“人的唯一性和不可重复性只有在其对象化的世界才能实现”[14]自我和社会之间的密切关系是符号互动论者十分关注的问题。根据符号互动论的基本观点，正是社会互动的结果使人类成为独特的种类，并赋予个体显著的特征；反过来，也正是由于人类在社会中生长、成熟，获得了各种能力，才使社会得以构成。所以说，自我和社会事实上是一个不同过程的两个部分，是同一事物的分散与集合的不同方面。社会是各种精神自我的交织物，但作为特定的个体，每个人都生长于特定的社会当中，他必须从这个环境中学习关于生活的基本规范。同时他也将自己对生活的体验呈现于社会。用托马斯本人的话来:“社会是个体所必须的，因为在特定时间内，社会拥有价值的积累、计划的积累和材料的积累，这些是孩子永远不能独自积累的……但个体也是社会所必须的，因为通过他的活动和独到性，他可以创造所有的物质价值和整个文明。”[15]这与米德和库利的思想是基本一致的。[16]人的独特性和社会性是同一过程的不同方面,两者相反相成。正如阿格妮丝·赫勒所言：“只有可以一般化的人才能有自我意识，即对自己特征的意识……没有一般化，没有人的类本质的传播，也就没有人的特性。”[17]因此，如果不是把人封闭在个体自我的本质之中看问题，而是将他看作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合，那么，个体的独特性和不可重复性不仅不能成为对人与人之间理解和沟通诘难的理由，而且相反，它们恰恰成了人们必须传播而且能够相互传播、彼此理解和沟通的前提条件。

个体和社会的这种对立关系进一步说明，在人际传播活动中，参与传播关系的个体对外界信息的定义，一方面要遵从所在社会的共同定义，另一方面又包含主体对信息的创造性译解。对个体来说，社会共同定义是一套既定的符号系统，每个人都必须去学习、掌握并努力适应它；对社会来说，个体的创造性译解是对既成符号世界的进一步丰富。事实上，人们生活其中的符号世界正是通过无数个体的创造性译解而建立并得以不断丰富的。因此，个体的创造性译解与既定符号世界或社会共同定义之间，本质上存在着同构性。这种同构性是人与人之间交流信息、分享意义、取得理解的基本前提。同时，我们应该看到，人际传播是一个生生不息的过程，是人类社会存在和维系的基础，所谓“沟通”或“理解”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而是一个无限逼近的过程。

[1]〔美〕刘易斯·A·科瑟：《社会学思想名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616页。

[2]周晓虹：《现代社会心理学史》，中国人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143页。

[3]同1。574页。

[4]〔美〕W·I·托马斯：《不适应的少女》，山东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37页。

[5]阿尔温·托夫勒：《未来的冲击》，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5年版，30－31页。

[6]参阅拙作《人类社会与人际传播》，《新闻与传播研究》1995年第2期。

[7]〔苏〕拉扎列夫等：《认识结构和科学革命》，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24页。

[8]〔美〕W·D·柏杜等：《西方社会学》，河北人们出版社，1992年版，298页。

[9]参阅〔德〕恩斯特·卡西尔：《人论》第2章，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

[10]李茂政：《传播学－再见！宣伟伯》，美国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26页。

[11]同10，5页。

[12]〔美〕威尔伯·施拉姆等：《传播学概论》，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47页。

[13]同4，38页。

[14]同4。

[15]同4，219－220页。

人际传播范文篇10

关键词：人内传播，人际传播，高校学生，人际关系

一、积极的人内传播机制对高校学生人际关系的影响

高校学生阅历尚浅，初入一个陌生的环境，有的人会很难融入，郁郁寡欢；而有的人却可以迅速适应，游刃有余。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在于后者善于给自己积极的心理暗示，对外界的社会实践活动能够乐观对待，即开启了积极的人内传播机制——人内传播也称自我传播，指的是个人接受了一定的外部信息，并按照自我的主观意识对客观信息进行分析处理。而善于开启积极人内传播机制的同学，绝大多数都拥有一个较为清晰的自我认知，正如著名学者米德所认为：“人的‘主我’指的是真实的那个自己，‘客我’指的是满足社会期待的自我，作为感受者的‘主我’和作为社会者的‘客我’，二者之间不断地互动形成新的自我。”而善于开启积极人内传播机制的同学往往自我中的“主我”与“客我”重合部分较大，大部分都拥有相对自信的自我。之所以产生积极的人内传播机制其主要原因分为以下几个方面。（一）基因因素。人的气质类型不同，有的人生性乐观豁达，而有的人却天生比较敏感忧郁。个体性格的发展过程中，遗传因素占据了相当大的比重，虽然后天的成长环境会使个体的性格在一定程度上发生改变，但刻在人骨子里的性格还是会在不经意间显现出来[1]。（二）家庭因素。家庭对于孩子性格的影响是最为深刻的，尤其是父母对孩子的言传身教和潜移默化。一个孩子如果长期生活在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中，多数会形成积极向上的性格[2]。反之，若生活在一个充满矛盾的家庭里，势必会对孩子产生深远持久的消极影响。（三）社会因素。古人云：“近朱者赤，近墨者黑”，社会环境往往也会对人产生一定的限制。每当我们想起中国人，会想到勤劳勇敢；想起德国人，会想到认真严谨；想起美国人，会想到奔放自由，这说明一个人所处的社会环境对微观的个体会产生一定的影响。生活在相对友爱温暖环境下的人也会有更加平和的心理机制，会更加客观地看待自我。

二、消极的人内传播机制对高校学生人际关系的影响

高校相对于社会，是一个氛围更加温馨和谐的存在，是不少人心目中的“伊甸园”。然而，即便置身于这样的“理想国”之中，依然存在着诸多令人费解的人际关系矛盾，更有甚者，甚至酿成人间悲剧。在此类事件中我们不难发现，事件的主角往往都是高自尊高敏感人群，多带有忧郁的气质，往往自我评价不高或自我评价甚高，性格多内向寡言，多沉浸在自己的精神世界中，比较喜欢与自我进行互动，但这种自我互动却很少给他们带来积极正面的影响。在诸多高校学生人际关系的失败案例中我们不难发现，拥有人际关系困扰的个体大多数都是只会专心读书的孤单少年，与同学们的沟通互动不多。尽管此类学生很想和同学们打成一片，但长期的自我封闭所形成的个性使得他们很难融入大学生活的氛围中，和同学间的相处常常显得很微妙，因此容易产生糟糕的人际关系。为什么部分同学会造成如此被动的局面？可以说，现实中的一切，与这类同学本人的自我认知是完全对立的，真实的“主我”与理想中的能够被他人所接纳的“客我”之间产生严重地撕裂，使他们对自己的无能为力感越来越深，渐渐采取越来越消极的人内传播机制。诚然，大学生活与初高中生活截然不同，同学来自五湖四海，有着不同的成长环境和生活习惯；师长都是各个领域的专家，在与师长交流时难免会产生紧张、尊重和欣赏等复杂的情绪。同时，高校学生已经是成年人，也会面临着人生中不可避免的压力。例如：环境的转变、学业的成就期待、对家人的思念以及新时代下的就业压力等各种各样的挑战。在诸多压力之下，不善于开启积极人内传播机制的个体，会对自身的身心健康和人际关系产生巨大的消极影响。因此，那些习惯性开启悲观的人内传播机制的高校学生，应该做的并不是自怨自艾，而是尝试着转变个体消极的自我传播模式。

三、高校学生开启积极人内传播机制的途径

根据《中国国民心理健康发展报告（2019~2020）》数据显示，有18.5%的大学生存在抑郁倾向，4.2%有抑郁高风险倾向；存在焦虑倾向的大学生占比达到8.4%[3]。因此，如何能够让高校学生在一个轻松愉悦的环境中学习和成长，并通过积极的人内传播机制重塑一个健康的自我，是当前研究的重点。而构建积极的人内传播机制可以通过以下几种途径。（一）和睦的家庭氛围。原生家庭对个体的影响尤为重要，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决定一个孩子性格的主要基调。家庭和睦的孩子多数拥有一个较为自洽的自我，很少会自我矛盾乃至自我攻击。因此，家长首先要做到豁达乐观，给孩子起到榜样的作用。其次，父母之间也要相敬如宾，互相尊重。最后，要经常去鼓励孩子，切记不要过分苛责孩子。（二）友善上进的社会环境。“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侧面地告诉了我们，人是社会性产物，没有人可以完全不受环境的影响。当一个人身边所接触的人都是积极者，这个人很容易也变为乐观的人；反之，友人皆为悲观主义者，这个人也容易陷入负面情绪，对自己有不正确的认识，对事物做出不理智的判断。（三）学校的有效干预。随着社会的进步，大学生的压力与日俱增，有相当一部分学生不懂得怎么处理自己的压力，甚至有极端者会采取伤害自己乃至伤害他人的行为，此时，学校的干预作用显得尤为重要。辅导员应该发挥重要作用，持续关注每个学生的动态，并对出现心理问题的学生进行及时的心理疏导。同时，各个高校的心理诊所也不应该流于表面，要真切地为产生困惑的同学提供相应的心理疏导，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发展。（四）保持良好的心态。无论是家庭环境还是社会环境，亦或学校的管理机制，在某种程度上都具有被动性，是不以个体的意志为转移的。因此无论是与自己进行积极的互动，还是与他人建立良性的互动，最重要的还是学生本人做出相应的改变。保持良好的心态，时常去包容和鼓励自己，并通过良好的意念做出积极的行动改变。

四、结束语

当今社会，高校学生的人际关系已经成为一个很广泛的议题，各种由人际关系所引发的惨案层出不穷，进入新时期，高校学生面临着更多机遇和挑战，这也是对其自我调节能力的重大考验。而开启积极的人内传播机制，善于接纳自我也将成为高校学生一种稀缺的美好品质，做好适当的人内传播，才能更好地与他人进行交流和合作，为更深层次的传播活动奠定良好的基础。只有这样，全体高校才能营造出良好的校园氛围，培养出更具有竞争力的优秀人才。

参考文献：

[1]李辽.影响性格的基因因素[J].燕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S1):278-279.

[2]蒋霞.浅析家庭环境对孩子性格特点的影响[J].知识文库,2018(23):2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