确定性范文10篇

确定性范文篇1

内容摘要：本文从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发展需要理论，揭示制度变迁的起源及其动力，导出制度变迁方向的确定性，以期为我国现有制度改革的发展方向提供借鉴。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制度变迁路径在短期内是不确定的，而在长期是确定的、难以逆转的。

关于制度变迁路径的论述，新制度经济学代表诺斯（1990）认为，“制度矩阵（InstitutionalMatrix）的报酬递增特征以及参与者的辅助性主观模型提示我们，虽然特定的短期路径是不可预测的，但长期的、总的方向则不仅是可预见的，还是难以逆转的”。“但行为人的观念在制度中所发挥的作用，要比其在技术变迁中所发挥的作用更为重要，因为意识形态信念影响着决定选择的主观构念模型。”而现有制度安排的意识形态怎样影响行为人的主观构念模型，关键在于行为人掌握默会知识（tacitknowledge）的存量。由于行为人掌握默会知识往往是随机的、不可预测的，因而行为人的主观构念模型是不可确定的，导致制度变迁的路径在短期内是不可预测、不可确定的。诺斯在此表达了制度变迁路径在短期内是不可确定的同时，阐述了制度变迁路径在长期是可确定的、难以逆转的，但制度变迁路径在短期内的不确定性怎样过渡到长期的确定性，他却没有正面回答。

另外，如果根据质量互变运动规律来理解诺斯所说的制度变迁路径在短期内的不确定性转变为长期的确定性，的确让人费解或面临困惑。关于人类个体行为、集体行为与历史发展趋势的辩证关系的论述，恩格斯明确指出：“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的那样。这样就有无数相互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而由此就产生出一个总的结果，……融合为一个总的平均数，一个总的合力”。总的合力的方向是社会历史发展的方向，决定着社会历史变迁路径以及制度变迁路径。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发展与需要的理论考察制度变迁路径的确定性，具有理论与现实意义。

制度的起源

关于制度起源，马克思主义“则从生产这一人类最基本的实践活动出发，将一定制度的形成，归结为一定生产关系，以及与这种生产关系相适应，并维护这种生产关系的社会机构和规则确立的过程，认为制度的本质就是在社会分工协作体系中不同集团、阶层和阶级之间的利益关系”。马克思主义认为制度起源于生产力的发展需要，而制度的形成最初源于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发展需要的必然结果，在这第一层次的制度的基础上导出第二层次以后的制度的产生。所以现实中的制度、规则都是适应生产力发展需要的生产关系的根本制度的衍生物。

马克思主义从生产力的发展需要揭示制度的起源，认为所有制度、规则的起源最终源于建立满足生产力发展需要的生产关系的产物。当然，制度、规则形成的目的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如果制度、规则的形成偏离这一主旋律，制度、规则就变得无效率，或者不可能发生。由此，制度、规则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中得到不断的创新和更替，则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在新制度经济学范畴里，诺斯（1990）认为，“制度是一个社会的博弈规则，或者更规范的说，它们是一些人为设计的、型塑人们互动关系的约束。”所以制度、规则是经济行为人追求潜在利益相互博弈的结果，也是人为设计的结果，其特征和功能是为了降低信息不对称的经济行为人的交易成本，提高社会经济绩效。由此可见，在制度起源的分析上，马克思主义与新制度经济学存在着一定的区别，前者认为制度的形成起源于生产力的发展需要，后者认为制度的形成起源于个体对潜在利益的追求。

制度变迁的含义及其动力

对制度变迁的分析，马克思主义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来论述。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必然要求建立新的生产关系与之相适应，从而推动生产力的发展，否则阻碍生产力的发展。同时，在生产关系基本性质不变的前提下，生产力的发展也必然要求变革与生产力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中的某个环节，进一步推动生产力的发展。由此，旧的生产关系被新的生产关系所替代的制度变迁，属于社会革命性质的制度变迁，而变革生产关系中的某个环节所引致的制度变迁，属于社会改革性质的制度变迁。马克思主义所理解的制度变迁，包含社会革命和社会变革的意义。然而，新制度经济学则把制度变迁的意义等同于制度创新或制度发展的理解。V.W.拉坦（1978）认为，制度创新或制度发展是“一种特定组织的行为的变化；这一组织与其环境之间是相互关系的变化；在一种组织的环境中支配行为与相互关系的规则的变化”。但这一系列变化须以成本—收益的法则加以权衡而决定其发生的可能，当这些变化所带来的收益小于其成本，这些变化就会被终止。诺斯在诠释制度变迁的主要方式时更加表达这一含义，认为制度变迁是一个制度不均衡时追求潜在获利机会的自发交替行为，这一获利行为可以通过政府引入法律、政策和命令的强制性方式进行，也可以由个人或团体为追求获利机会自发性或自愿合作方式倡导和组织。一言以蔽之，制度变迁的动力来自于行为人的预期净收益超过预期成本的追求。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从生产力的发展需要寻找制度变迁的动力，而诺斯从个体追求潜在利益寻找制度变迁的动力。

制度变迁路径的不确定性

诺斯论述制度变迁路径在短期内是不可预测的逻辑为：现有制度的意识形态对行为人的影响→决定行为人主观构念的模型→行为人发现潜在获利机会的存在→驱使行为人追求潜在利益的现实→行为人通过成本小于收益原则的权衡之后→引致制度变迁。在这一逻辑过程中，如果现有制度的意识形态对行为人获取默会知识是不确定性的，因而导致其后一系列过程的不确定性，由此引致制度变迁路径在短期内是不可预测的结论。从历史的长河中看，制度变迁总是按着一定的轨迹在前行。历史规律的客观存在，使得诺斯解释制度变迁路径的不确定性缺乏有力的佐证，由此他便借助技术变迁的概念辅助他的制度变迁理论，终究得出制度变迁路径在长期总的方向是可确定的、难以逆转的。然而，在他的理论中技术变迁是从属于制度变迁，归根结底从属于行为人的主观构念模型。这就使得诺斯论述制度变迁路径的不确定性与确定性陷入两难境地。其实，只要稍微引入生产力的发展需要的内涵，诺斯的制度变迁理论就会摆脱困境，并且得以科学的系统的诠释。

制度变迁路径的确定性与差异性

现实中行为人获取的信息和知识，一方面确实来自于现有制度环境的影响，另一方面来自于历史传承科学知识的影响，并且后者对行为人的影响有着决定性的作用。当行为人站在前人的生产能力的基础之上，并受到现有制度因素的影响，驱使他改变现有生产方式满足其生产力发展的需要，使得他发现这一改变能够创造获利的机会，进而通过其成本小于收益的度量之后引致制度变迁，推动行为人的生产能力的发展。行为人诱于生产力的发展需要引致制度的变迁，而制度的变迁又实现了行为人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目的。因此，行为人以生产力发展需要为引致制度变迁的起点，又以生产力得到解放和发展作为引致制度变迁的终点。这样，行为人的生产力的需要和发展贯穿整个历史过程中某一个环节的始终，使得制度变迁路径在短期内是确定的，在长期也是确定的。

诚然，生产力的发展与需要决定着制度变迁路径的确定性，同样决定着制度变迁路径的差异性，其表现为：

首先，各地区或国家的生产力发展程度不同，决定它们引致制度变迁的速率不尽相同，因而各国家或地区现有制度安排的路径在呈现中就有所不同。生产力的不断发展，迫使各国家与地区为了满足这一需要纷纷打破现有生产方式的束缚，进而有强烈的制度需求，但各国家与地区的生产力发展程度存在着差异，因而给它们制度供给的量也带来差异。有些国家或地区能够承担制度供给的成本，满足了制度需求的需要而引致制度变迁的现实；有些国家或地区的制度需求的成本远远超于制度供给所承受的成本，制度变迁的行进与速度就会受到阻碍。所以，生产力的发展程度对制度变迁的速率有着决定性的作用，由此各个国家或地区的现有制度安排在现实生活中的表现多样化。

其次，一个国家或地区中的各阶级之间力量的对比或强弱，对制度变迁路径有着重要的影响。一个国家或地区中各阶级，由于各自的经济与政治发展不平衡，决定它们的综合力量存在着差异，进而决定它们的制度需求—为了使自己更加发展，也存在一定的区别。这样，在该国家或地区的利益既定的条件下，各个阶级之间凭借自己的综合力量，企图通过谈判、契约甚至战争的形式满足各自的制度需求，实现自己的预期的潜在利益，引致该国家或地区的制度变迁，进而左右制度变迁的方向。所以具有优势力量以及支配地位的阶级，依据强大的谈判力量或战争实力，主导着制度变迁的主要方向，使得他们的潜在收益在制度变迁之后大体上甚至全部实现。与此同时，具有弱势力量的阶级由于缺少谈判力量或战争实力，代表着制度变迁的次要方向，并从属于制度变迁的主要方向，他们的潜在利益在制度变迁之后或多或少的或者根本没有实现。因此，一个国家或地区各阶级之间的综合力量的强弱，一方面决定着自己潜在利益的实现程度，另一方面决定制度变迁的主要方向和次要方向。这就更好的说明了一个制度安排的国家或地区出现两党轮流执政或多党轮流执政的客观事实。

再次，一个阶级中的各个阶层之间的发展不协调，对制度变迁路径的影响有着重要的作用。在一个阶级的社会里，各个阶层的利益本质上是一致的，因而它们往往通过相互依赖、相互协调实现他们的根本利益。但各个阶层由于所处的地理位置、资源储存以及开化程度的差异，使得他们诉求潜在收益的方向不尽相同，导致他们需求制度改革的方向也不尽相同。在这样的背景下，这个阶级政府只有从实际出发，统筹各阶层的需要与诉求，兼顾各阶层的根本利益，协调各阶层的生产发展，最终以一股合力的形态决定着制度改革的发展方向，从而实现各阶层的共同利益，达到共同富裕的和谐社会。由此，一个阶级中各阶层的协调发展，对制度变迁的发展方向有着重要的影响。

制度变迁方向终究以生产力需要和发展的客观规律的必然趋势确定，并且以各国家或地区诸多要素的需要、意志与力量的相互交错、相互制约，而融合为一个总的合力的形态存在。当各国家或地区之间、该国家或地区各阶级之间以及该阶级的各阶层之间的生产力发展程度呈现不平衡，如果它们共同作用于制度变迁的发展方向，使得制度变迁的路径变得错综复杂，难以辨别。但制度变迁路径的确定性和差异性，由生产力发展程度的差异性所决定，而并非由行为人的默会知识的掌握程度以及主观构念模型所决定。当然，行为人的默会知识以及主观构念模型对制度变迁方向有着一定的影响，但其偶然性因素不能改变生产力需要和发展的必然趋势。

参考文献：

1.（美）诺斯著，杭行译.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M].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确定性范文篇2

关键词：制度变迁路径不确定性确定性

关于制度变迁路径的论述，新制度经济学代表诺斯（1990）认为，“制度矩阵（InstitutionalMatrix）的报酬递增特征以及参与者的辅助性主观模型提示我们，虽然特定的短期路径是不可预测的，但长期的、总的方向则不仅是可预见的，还是难以逆转的”。“但行为人的观念在制度中所发挥的作用，要比其在技术变迁中所发挥的作用更为重要，因为意识形态信念影响着决定选择的主观构念模型。”而现有制度安排的意识形态怎样影响行为人的主观构念模型，关键在于行为人掌握默会知识（tacitknowledge）的存量。由于行为人掌握默会知识往往是随机的、不可预测的，因而行为人的主观构念模型是不可确定的，导致制度变迁的路径在短期内是不可预测、不可确定的。诺斯在此表达了制度变迁路径在短期内是不可确定的同时，阐述了制度变迁路径在长期是可确定的、难以逆转的，但制度变迁路径在短期内的不确定性怎样过渡到长期的确定性，他却没有正面回答。

另外，如果根据质量互变运动规律来理解诺斯所说的制度变迁路径在短期内的不确定性转变为长期的确定性，的确让人费解或面临困惑。关于人类个体行为、集体行为与历史发展趋势的辩证关系的论述，恩格斯明确指出：“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的那样。这样就有无数相互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而由此就产生出一个总的结果，……融合为一个总的平均数，一个总的合力”。总的合力的方向是社会历史发展的方向，决定着社会历史变迁路径以及制度变迁路径。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发展与需要的理论考察制度变迁路径的确定性，具有理论与现实意义。

制度的起源

关于制度起源，马克思主义“则从生产这一人类最基本的实践活动出发，将一定制度的形成，归结为一定生产关系，以及与这种生产关系相适应，并维护这种生产关系的社会机构和规则确立的过程，认为制度的本质就是在社会分工协作体系中不同集团、阶层和阶级之间的利益关系”。马克思主义认为制度起源于生产力的发展需要，而制度的形成最初源于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发展需要的必然结果，在这第一层次的制度的基础上导出第二层次以后的制度的产生。所以现实中的制度、规则都是适应生产力发展需要的生产关系的根本制度的衍生物。

马克思主义从生产力的发展需要揭示制度的起源，认为所有制度、规则的起源最终源于建立满足生产力发展需要的生产关系的产物。当然，制度、规则形成的目的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如果制度、规则的形成偏离这一主旋律，制度、规则就变得无效率，或者不可能发生。由此，制度、规则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中得到不断的创新和更替，则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在新制度经济学范畴里，诺斯（1990）认为，“制度是一个社会的博弈规则，或者更规范的说，它们是一些人为设计的、型塑人们互动关系的约束。”所以制度、规则是经济行为人追求潜在利益相互博弈的结果，也是人为设计的结果，其特征和功能是为了降低信息不对称的经济行为人的交易成本，提高社会经济绩效。由此可见，在制度起源的分析上，马克思主义与新制度经济学存在着一定的区别，前者认为制度的形成起源于生产力的发展需要，后者认为制度的形成起源于个体对潜在利益的追求。

制度变迁的含义及其动力

对制度变迁的分析，马克思主义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来论述。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必然要求建立新的生产关系与之相适应，从而推动生产力的发展，否则阻碍生产力的发展。同时，在生产关系基本性质不变的前提下，生产力的发展也必然要求变革与生产力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中的某个环节，进一步推动生产力的发展。由此，旧的生产关系被新的生产关系所替代的制度变迁，属于社会革命性质的制度变迁，而变革生产关系中的某个环节所引致的制度变迁，属于社会改革性质的制度变迁。马克思主义所理解的制度变迁，包含社会革命和社会变革的意义。然而，新制度经济学则把制度变迁的意义等同于制度创新或制度发展的理解。V.W.拉坦（1978）认为，制度创新或制度发展是“一种特定组织的行为的变化；这一组织与其环境之间是相互关系的变化；在一种组织的环境中支配行为与相互关系的规则的变化”。但这一系列变化须以成本—收益的法则加以权衡而决定其发生的可能，当这些变化所带来的收益小于其成本，这些变化就会被终止。诺斯在诠释制度变迁的主要方式时更加表达这一含义，认为制度变迁是一个制度不均衡时追求潜在获利机会的自发交替行为，这一获利行为可以通过政府引入法律、政策和命令的强制性方式进行，也可以由个人或团体为追求获利机会自发性或自愿合作方式倡导和组织。一言以蔽之，制度变迁的动力来自于行为人的预期净收益超过预期成本的追求。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从生产力的发展需要寻找制度变迁的动力，而诺斯从个体追求潜在利益寻找制度变迁的动力。

制度变迁路径的不确定性

诺斯论述制度变迁路径在短期内是不可预测的逻辑为：现有制度的意识形态对行为人的影响→决定行为人主观构念的模型→行为人发现潜在获利机会的存在→驱使行为人追求潜在利益的现实→行为人通过成本小于收益原则的权衡之后→引致制度变迁。在这一逻辑过程中，如果现有制度的意识形态对行为人获取默会知识是不确定性的，因而导致其后一系列过程的不确定性，由此引致制度变迁路径在短期内是不可预测的结论。从历史的长河中看，制度变迁总是按着一定的轨迹在前行。历史规律的客观存在，使得诺斯解释制度变迁路径的不确定性缺乏有力的佐证，由此他便借助技术变迁的概念辅助他的制度变迁理论，终究得出制度变迁路径在长期总的方向是可确定的、难以逆转的。然而，在他的理论中技术变迁是从属于制度变迁，归根结底从属于行为人的主观构念模型。这就使得诺斯论述制度变迁路径的不确定性与确定性陷入两难境地。其实，只要稍微引入生产力的发展需要的内涵，诺斯的制度变迁理论就会摆脱困境，并且得以科学的系统的诠释。

制度变迁路径的确定性与差异性

现实中行为人获取的信息和知识，一方面确实来自于现有制度环境的影响，另一方面来自于历史传承科学知识的影响，并且后者对行为人的影响有着决定性的作用。当行为人站在前人的生产能力的基础之上，并受到现有制度因素的影响，驱使他改变现有生产方式满足其生产力发展的需要，使得他发现这一改变能够创造获利的机会，进而通过其成本小于收益的度量之后引致制度变迁，推动行为人的生产能力的发展。行为人诱于生产力的发展需要引致制度的变迁，而制度的变迁又实现了行为人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目的。因此，行为人以生产力发展需要为引致制度变迁的起点，又以生产力得到解放和发展作为引致制度变迁的终点。这样，行为人的生产力的需要和发展贯穿整个历史过程中某一个环节的始终，使得制度变迁路径在短期内是确定的，在长期也是确定的。

诚然，生产力的发展与需要决定着制度变迁路径的确定性，同样决定着制度变迁路径的差异性，其表现为：

首先，各地区或国家的生产力发展程度不同，决定它们引致制度变迁的速率不尽相同，因而各国家或地区现有制度安排的路径在呈现中就有所不同。生产力的不断发展，迫使各国家与地区为了满足这一需要纷纷打破现有生产方式的束缚，进而有强烈的制度需求，但各国家与地区的生产力发展程度存在着差异，因而给它们制度供给的量也带来差异。有些国家或地区能够承担制度供给的成本，满足了制度需求的需要而引致制度变迁的现实；有些国家或地区的制度需求的成本远远超于制度供给所承受的成本，制度变迁的行进与速度就会受到阻碍。所以，生产力的发展程度对制度变迁的速率有着决定性的作用，由此各个国家或地区的现有制度安排在现实生活中的表现多样化。

其次，一个国家或地区中的各阶级之间力量的对比或强弱，对制度变迁路径有着重要的影响。一个国家或地区中各阶级，由于各自的经济与政治发展不平衡，决定它们的综合力量存在着差异，进而决定它们的制度需求—为了使自己更加发展，也存在一定的区别。这样，在该国家或地区的利益既定的条件下，各个阶级之间凭借自己的综合力量，企图通过谈判、契约甚至战争的形式满足各自的制度需求，实现自己的预期的潜在利益，引致该国家或地区的制度变迁，进而左右制度变迁的方向。所以具有优势力量以及支配地位的阶级，依据强大的谈判力量或战争实力，主导着制度变迁的主要方向，使得他们的潜在收益在制度变迁之后大体上甚至全部实现。与此同时，具有弱势力量的阶级由于缺少谈判力量或战争实力，代表着制度变迁的次要方向，并从属于制度变迁的主要方向，他们的潜在利益在制度变迁之后或多或少的或者根本没有实现。因此，一个国家或地区各阶级之间的综合力量的强弱，一方面决定着自己潜在利益的实现程度，另一方面决定制度变迁的主要方向和次要方向。这就更好的说明了一个制度安排的国家或地区出现两党轮流执政或多党轮流执政的客观事实。

再次，一个阶级中的各个阶层之间的发展不协调，对制度变迁路径的影响有着重要的作用。在一个阶级的社会里，各个阶层的利益本质上是一致的，因而它们往往通过相互依赖、相互协调实现他们的根本利益。但各个阶层由于所处的地理位置、资源储存以及开化程度的差异，使得他们诉求潜在收益的方向不尽相同，导致他们需求制度改革的方向也不尽相同。在这样的背景下，这个阶级政府只有从实际出发，统筹各阶层的需要与诉求，兼顾各阶层的根本利益，协调各阶层的生产发展，最终以一股合力的形态决定着制度改革的发展方向，从而实现各阶层的共同利益，达到共同富裕的和谐社会。由此，一个阶级中各阶层的协调发展，对制度变迁的发展方向有着重要的影响。

制度变迁方向终究以生产力需要和发展的客观规律的必然趋势确定，并且以各国家或地区诸多要素的需要、意志与力量的相互交错、相互制约，而融合为一个总的合力的形态存在。当各国家或地区之间、该国家或地区各阶级之间以及该阶级的各阶层之间的生产力发展程度呈现不平衡，如果它们共同作用于制度变迁的发展方向，使得制度变迁的路径变得错综复杂，难以辨别。但制度变迁路径的确定性和差异性，由生产力发展程度的差异性所决定，而并非由行为人的默会知识的掌握程度以及主观构念模型所决定。当然，行为人的默会知识以及主观构念模型对制度变迁方向有着一定的影响，但其偶然性因素不能改变生产力需要和发展的必然趋势。

参考文献：

1.（美）诺斯著，杭行译.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M].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确定性范文篇3

1.1财务会计中不确定性问题的分类

企业财务会计中不确定性问题主要分为低度、中度以及高度三类，具体而言，低度不确定性问题，指的是一些已经发生或者结果基本确定的问题，但是其对于财务报表还是存在着一定的影响，需要在评估之后才能确定交易事项。中度不确定性问题是指经济业务处于第二种状态下，其主要影响是时间上的因素以及未来事件的发生与否。至于高度不确定性问题是指在时间上尚未发生，一切都是未知，其对于财务报表基本上不会产生影响，其导致的结果也将会高度的不确定。

1.2财务会计中不确定性问题的影响

财务会计中的不确定性对于企业的经营发展可以说是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对于企业财务会计信息的可靠性产生影响，企业的财务会计直接反映了企业在经营发展的过程中其交易或者经营事项的各类情况，反映了企业业务开展的一系列原则性结果，但是一旦出现不确定性问题，例如:企业财产的贬值、企业经营出现的坏账以及企业经营外收入等情况，这些经营事项往往需要等到将来交易或者发生后才能最终确认，致使很难准确的预测以及推断，多数情况下只能凭借工作人员的工作经验进行主观的判断，这必将大大地降低企业财务会计信息的可靠性。其次，影响了企业的会计信息的可对比性，一般来说，企业的会计信息若想发挥作用，必须要有着与同类信息一定的可比性，但是在实际工作中，因为企业会计人员的偏好以及专业知识水平的不同，其对于会计信息的处理方法和技术也是不同的，这就给财务会计信息本身带来很大的不确定性，导致很难与企业信息进行匹配。并且，因为经营主体的不同也使得在经营的过程中其侧重点有着很大差异，这就必然影响了企业财务会计信息的披露重点以及结果，影响了企业财务会计信息的重要性。另外，不确定性问题还影响了企业的会计信息之间的相关性，企业的财务报表一个很重要的作用就是反映企业在经营活动中各类风险，但是由于不确定性问题的存在，其对于风险的反馈也存在着很大的误差，使得企业的经营管理人员很难对其未来的经营活动做出合理的预测以及规划，导致企业的会计信息的相关性大大下降。

2产生财务会计不确定性问题的原因

产生财务会计中不确定性问题的原因可以说是多方面的，本文主要从客观原因、主观原因、根本原因以及会计自身原因四个方面来分析阐述，具体有:首先，就客观原因来说，财务会计主要是为企业经营提供必要的信息支持，以帮助企业管理者做出正确的决策，但是我们必须要知道，企业的财务会计所涉及的因素可以说是多方面的，也是变幻莫测的，很多客观因素的变化也是不可控的，这就导致不确定性问题随之而来。其次，在主观因素方面，多数时候财务工作人员出于维护企业自身利益考虑或者是自身存在缺乏一定的专业操作技术、经验不足或者职业道德素质不高等情况，没有根据实际情况，这也会导致不确定性问题的发生。另外，财务会计不确定性问题产生的最根本性原因还是因为企业财务会计所涉及的经济活动以及外部的大环境都是在时刻变化着的，加之信息的不准确、不对称也极大地影响了财务会计不确定性问题的产生。从财务会计自身而言，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以及网络信息技术的推广应用，加上电子商务的日益兴盛，这就导致在经济活动中各经济交易主体之间存在着非常大的不确定性，这也直接导致了会计要素定义的不确定性的产生，而且不同的企业财务会计对于会计方法的选用的差异，也会导致最终的结果不同。

3应对企业财务会计不确定性问题的具体举措

企业财务会计中不确定性问题的存在对于企业的经营发展有着极大的影响，这就需要我们对其加以重视，并着力解决。下面是笔者结合自身的工作实践提出的一些应对措施。

3.1加强对企业财务会计工作的监督力度

加强对企业财务会计工作的监督力度，完善企业的内部管理制度，以改善企业会计信息的质量，在企业财务会计工作时要进一步明确企业的相关经济责任，针对财务会计工作中存在的不良现象和不规范的操作一定加大监督和整改举措，并对具体的责任人进行严厉的惩处。另外，对于各部门之间需要不断提高其之间的合作力度和配合度，提升企业间信息共享水平。

3.2提高企业财务会计人员的综合素质

人才是企业竞争的核心因素，当前作为知识经济时代，企业对于人才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加上随着信息化水平的提高以及我国国际化程度的不断推进，企业的财务会计人员作为关系到企业财务会计质量的直接影响因素，需要企业不断加强对于高素质会计人员的吸收和培养，通过各类培养以及进修，不断提升相关人员的专业技术水平和实际工作经验，并且，着重提高工作人员的职业素养的培养，以促进财务会计信息质量的提高。

3.3不断建立健全各类法律法规

法律法规是保障企业财务会计质量的一个重要保证，也是一个不可缺少的有效措施，从这一方面来说，针对我国当前财务会计中存在的不确定性问题，需要政府不断建立健全与之相关的各类经济性法律法规，完善其法律体系，一旦出现违法乱纪的行为，一定要果断地采取相应的处罚措施，在执法的过程中，需要严格按照有关规定加强执法的力度，杜绝造假行为的发生。

4结论

确定性范文篇4

【关键词】绿色投资；不确定性；分析方法

绿色投资是投资活动的延伸，是当代经济中一种新型投资模式。这种投资模式是顺应可持续发展的要求，以实现生态系统良性循环、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人与自然和谐为目的，通过贯彻生态理念和环境保护思想，达到人类与自然共赢的投资理财活动。绿色投资是以保护环境，促进循环经济发展，建立人与自然和谐社会为主要目的而建立起来的投资体系，是建立资源节约型和循环友好型社会的必要手段。

一、开展绿色投资的必要性

生态环境是人类生存、经济发展的母体。防止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是当今世界的主流，各国政府与各种社会组织都在加大扶持力度，引导投资走向“绿色”。在证券市场上，环境问题和上市公司的绿色投资倾向及其“绿色效益”也开始受到关注。中国在加入WTO后，为减少国外绿色壁垒对我国产品进口的限制，也应引导投资于绿色产业。

绿色投资要求投资者在选择投资项目时，按照有利于实现经济利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三重原则的标准进行投资决策，因而在投资项目的立项上就保障了对资源环境的保护。绿色投资将资源合理利用、防治污染的有关措施与生产投资结合起来，在生产的过程中实现对资源、环境的保护。绿色投资在污染治理方面遵循的是生产与治理同时进行，是从始到终的防治，并且重视始端治理。与绿色投资相比较，传统意义上的投资活动可以称作灰色投资，因为这种投资生产活动的结果，造成了大量环境污染，使得资源耗费严重，不利于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

绿色投资可以引导资金发展循环经济。从企业的决策看，由于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具有外部经济性，而且企业在实行循环经济措施时，经济效益不明显，甚至在现有技术条件下经济效益有时还会降低，因而企业对循环经济的积极性还不是很高，一些节能环保措施还是在有关法律法规的强制下实施的。大力发展绿色投资将吸引社会资金投向绿色产业，引导企业发展循环经济。绿色投资适应绿色经济发展而产生，并随绿色经济发展而壮大。

二、开展绿色投资的不确定性

由于绿色投资比传统的投资活动增加了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两个新的效益评价标准，给绿色投资增加了更多影响其收益的不确定因素；由于绿色投资与传统意义上的投资活动相比具有更大的不确定性，由于不确定性的预期作用和影响，在不确定性条件下的绿色预期收益模型与在确定性条件下的收益模型存在着一定的偏差。因此只有减少人们对绿色投资不确定性的预期，才能使绿色投资需求旺盛。

企业在投资决策时，首先面临的是外部不确定性。因此，不确定性就成了许多学者研究的方向。弗兰克·奈特在《风险、不确定性和利润》中谈到，在解决不确定性的结构和方法时企业面临的两种风险是：首先，一般无法保险的企业风险（因为无法测度，而无法测度又源于无法分类）与企业家决策中所做出的判断有关；其次，这类判断，其波动一般会相互抵消掉，因此，一般可能趋于稳定和可以测度。但是，这种情况只是在事后发生，并且由于人生短暂，这种情况只能在有限程度上成为预测的基础。而且，由于道德风险与这类风险存在着极难控制的联系，这一分类或组合只能由决策者以外的某个机构在有限程度上进行。在这一情况中，由于决定性因素基本掌握在决策者手中，以至于情况不易被客观描述和由外部控制。随后，无数的学者从市场结构、经济规模以及对高科技产品的投资等方面进行了研究。由于投资具有不可逆转性，他们逐渐将信息博弈以及金融理论中的期权引进投资决策的分析中来。企业在进行投资决策时一般首先面临的是大环境中的不确定性因素。而在网络经济时代，企业面临的最大的不确定性是技术更新的速度加快、市场变化莫测。因此，在网络经济初现端倪时，很多企业往往不惜一切代价进行跟风，最后陷入严重的财务危机而倒闭。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当企业面对外界出现的发展机会时，又不能坐失良机。因此，好的企业应该有自己的一套应对外界环境，尤其是技术和市场发生变化时的衡量标准，在自己能够承受的范围内做出与自己战略发展相适应的决策。

在考察绿色投资的不确定性时，除了要考虑上述存在于普遍投资中的不确定因素之外，还会发现绿色投资的机会成本是影响其不确定性的一个更为主要的因素。绿色投资的机会成本主要指：对于参与绿色投资项目的双方，任何一方的资源都是有限的，这些资源不仅包括金钱、物质、人力等有形资源，还包括技术、时间、精力等很多无形资源。对一个绿色投资项目的投入就意味着放弃了对其它机会的追求，这种机会的损失就是该投资项目的机会成本。绿色投资项目的机会成本无论对于哪一方，如果呈现增大的趋势，会诱使其采取不合作的行为策略。例如，对企业家来说，如果他发现一项绿色投资可能有更大的风险机会，他可能会采取退出或只投入少量精力的行为方式来对待已存在的投资项目。同样对于风险投资家来说，这种情况发生的可能性更大，因为风险投资在不断地评估新的投资项目，一旦找到回报率更高的项目，他就有可能减少对原来项目的资源投入。虽然双方采取的不合作策略将降低特定投资项目成功的可能性，但这种损失他们将有可能从其它的替代项目中获得的收益来进行弥补。

三、绿色投资决策的不确定性分析方法

绿色投资项目的不确定性分析是以计算和分析各种不确定因素(如价格、投资费用、项目寿命期、产品生产规模等)的变化对绿色投资项目经济效益的影响程度为目标的一种经济分析方法。由于绿色投资项目和绿色项目评估工作本身都存在着不确定性，而不确定因素的存在，会给绿色项目的实施带来风险，因此在对绿色项目进行经济评价时，不仅要在已有数据的基础上按正常情况(即确定条件下)计算项目经济评价指标，还应该估计到出现不确定性因素将会给绿色项目投资效益带来的不利后果，据以评价项目抵抗风险的能力。只有在考虑了各种易发生的不确定因素的不良影响后，项目有关的经济评价指标仍然不低于基准值，经济上才是可行的。

在市场经济环境下，企业自主性强，不确定性高，面临各种投资机会的选择，这就使得将投资决策置于不确定环境中进行考虑是必要的。不确定性投资是指来自投资的未来回报是不确定的，投资者所能做的只是评估代表其投资中较高或较低收益（损失）的不同结果的概率。不确定性投资的决策，对于所要决策的问题只能预测到可能出现的几种自然状态，但是，每种自然状态可能发生的概率由于缺乏经验和相关的资料，全部为未知。因此，在这种情况下的决策主要取决于决策者的经验、对未来状况分析判断的能力、审时度势的胆略和决策风格。因此，对不确定投资的决策，至多只能计算出各个方案在可能出现的几种自然状态下的收益值或损失值，并根据计算结果按照决策者个人的特点相应采取不同方法进行最终决策。解决此类问题的决策准则具有很大程度的主观随意性，决策方法也容易带有主观因素。

四、减轻绿色投资的不确定性，促进绿色投资的发展

促进绿色投资的发展，要做到疏堵结合，疏就是出台有利于促进绿色投资发展的优惠政策，从政策环境上减小绿色投资收益的不确定性；堵就是增加高污染排放企业的污染物排放成本，迫使其进行循环经济方向投资。把环境保护、资源节约、循环利用和绿色消费变成人们经济行为的习惯。政府应加强绿色投资的法律法规建设，用制度保证企业和有关部门用于环境保护的投入；同时，加大环境保护宣传力度，使绿色投资成为社会的普遍习惯和社会共识。公务员之家

（一）支持绿色投资的财政、金融政策

绿色投资活动需要国家的财政、金融政策支持。国家拿出一部分财政资金用于帮助企业从事资源节约、清洁生产和循环利用物资的投资活动，以解决企业发展循环经济的资金不足问题。在国家财政支持绿色投资方面，西方国家为我们提供了可以借鉴的经验。其做法一是政府奖励政策。例如美国1995年设立了“总统绿色化学挑战奖”，奖励那些具有基础性和创造性、可以防治污染的化学工艺新方法。二是税收优惠政策。例如美国亚利桑那州1999年颁布的法规中，对购买回用再生资源及污染控制型设备的企业可减税10％。日本对废塑料制品在再处理设备在使用年度内，除了普通退税外，还按价格的14％特别退税。三是政府优先采购政策。政府采购是政府财政支出的重要途径，许多西方国家在进行政府采购时，强调优先购买具有环保意义的绿色产品。在金融政策方面，鼓励金融业对绿色企业优先贷款和实行优惠利率，对符合上市条件的绿色企业，提供上市的便利通道。

（二）引导绿色消费

绿色消费有两个内涵：一是消费无污染，有利于健康的产品；二是有利于节约资源、保护生态环境的消费行为。目前，我国多数人的消费状态与绿色标准相差甚远，一方面人们消费的食品和日常生活用品因农药、化肥的使用和富含化学物资而对人体产生大量的危害；另一方面，人们环保观念淡薄，缺乏可持续发展意识，大量使用对环境构成污染和危害的产品及高耗资源产品，对他人和子孙后代的健康和持续发展重视不够。这种情况表明，提倡绿色消费方式，已经成为关系人们健康和可持续发展的大问题。现在，人们已开始注意到绿色消费的重要性。为更好地促进绿色消费，达到促进绿色投资的目的，应倡导人们购买食品时首选绿色食品，选购生活用品时要首选绿色产品，同时，提倡人们从环保的角度，抵制污染环境的产品，包括过度包装，用后变成污染物，生产时造成污染或使用时造成污染和浪费的产品。公务员之家

（三）提高环保标准

完善基于市场的交易体系和政策，为企业进行绿色技术创新创造条件。首先是建立市场，逐步完善市场机制。在总量控制的基础上，建立基于市场的可交易的排污许可证和可交易的资源配额制度，约束企业进行基于环境的技术创新。其次，是利用市场，完善经济政策法规，激励基于资源节约、环境友善的技术创新和产品贸易。通过资本市场的发展，积极引导企业调整股本结构，实现现代化、轻型化与污染减排。推进本国或地区的贸易产品由资源密集、劳动密集型转向资本密集、技术密集型和绿色化，保持并逐步提升产业、产品的比较优势和国际竞争力；通过财税和金融等政策的实施及优惠，鼓励企业积极投资于节能技术和环境友善的R&D或合作开发，不断进行技术创新，引进和采用绿色技术，既注重基于环境的产品创新，也加强基于环境的产品生产过程和方法创新，大力支持绿色产品和资本密集、技术密集产品的出口。在税收方面，可以考虑扩大资源税的征收范围，使资源税制更加规范、完善，将土地使用税、耕地占用税、土地资源税并入资源税中，扩大对土地征税的范围，并适当提高税率，严格减免措施，统一内外税制，促进我国有限的土地资源得到优化配置；建立限制型税收制度，将排污费等实行费改税，借鉴国外经验，开征环境税，设立废气、废水排放、固体废物排放、噪音污染、有毒有害物泄漏等税目；完善鼓励性税收制度，对从事利用“三废”生产的产品和企业，环保技术开发和引进、生产开发环保设备、环保与绿化对环保项目的捐赠等，实行轻税或减免税优惠政策，或者通过快速折旧、提高税前列支标准、转移支付等方式予以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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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性范文篇5

[关键词]词汇；选限结构；确定性联系；缠绕

Abstract：Thispaperstudiesthecertaintyoftheconventionalsemanticselectionalrestrictionfromtheinternalrelationshipofasingularstructureofselectionalrestrictionandtherelationshipsamongnumbersofselectionalrestrictionstructure.Itchangestheanalysisanddescriptionofselectionalrestrictfromspecific，randomanduncertainstringingandmarkingintocertain，regular，comprehensive，dynamicandsystemicones；itrisesfromlexicaldeposittoknowledgedeposit，frompurememorytorationalreasoningandrhetoricexpression.Onthebasisofthisstudy，itcanbefoundthatselectionalrestrictionisatangledstructure，whichfeatureisoneofthefoundationsofexistenceoflexicalselectionalrestriction.Thetheoriesoflexicalselectionalrestrictionaretheimportantguaranteeforthescientificobservationofselectionalrestriction.

Keywords：lexicon；selectionalrestriction；certaintyrelationship；tangledstructure

句法学和词汇学均关注词际联系，但注意点不同。句法学关注组合结构中词与词之间的抽象句法关系，词汇学则关注预存的词际联系。本文拟从这两个领域都十分关注的词汇选限联系入手，揭示常规选限联系(纯聚合联系和超常选限关系撇开不论)的确定性问题，把分析和描写从个例、随意、不确定的珠串与标示上升到确定、规则、周遍、动态、系统性的高度，从词汇预存上升到知识预存的高度，由记忆状态上升到理性推导和修辞表现的高度。在此基础上的进一步研究发现，选限联系是个缠绕结构，此特征是词汇选限联系得以存在的基础之一，有关它的理论是科学观察选限结构的重要保证。

一、选限结构的内部确定性

对词汇联系进行科学研究的前提，是要能客观、确定、简单易行地取得词际联想关系的所有样本。以往从事这项工作时，无论内省法还是调查法，都是选择一个词作为刺激语，以获得它的反应语，在估测其心理联系有足够的普遍性后，才断定它们之间存在有语言学价值的联想关系。我们知道，最基本的选限结构是由给定词和选限词以及这两个单元之间的关系构成的。学界惯用的那种不加限制的刺激-反应模式只考虑单元，没有把单元之间的关系预先考虑进来，因而所获结果的随机性较大，描写科学性不足。这在以名词(如“针”)为刺激语的刺激反应模式里表现得很明显，若无意义关系约束，其反应语的范围之大几乎是不着边际的。若在刺激语之外附上跟未知反应语之间的意义关系，则循此推断，反应语就可成为相对确定的靶词，这种有限刺激模式与前者相比，所获结果的随机性大为降低，朝客观、科学的方向迈出了一步。

(一)确定性选限概念

当然，有限刺激模式对联想确定性程度的提升是相对的，即使采用该模式，不同词在不同关系下的联想确定性程度仍有不同。选限概念在规模上有如下类型：a.一个确定的概念，形式上是一个词或一组同义变体的词群[1]70(如例1的“嘴/口”)；b.多元封闭类或准封闭类(如例2)；c.半封闭类(如例3)；d.开放类(如例14a)。选限联系的确定性是靠选限集合中单个成分的确定性来衡量的，集合中可能的选限概念越多，其中单个成分的可预测性也就越小。显然，a类选限概念的确定性最高，其他类别的选限概念确定性降低，不确定性升高，b类选限集合中的成员虽不像a类选限概念那么能确定地得到激活，但集合里每个概念仍有较高的可及性或可预期程度。从b类，到c类，再到d类，选限概念的不确定性逐次升高。

(1)【吃】凭据→嘴/口

(2)【针】受损状态→{弯，断}

(3)【人】受损状态→{病，伤，残废，死}

在有限刺激模式和集体语言知识的背景下，能根据给定词和选限关系确定推断出的选限概念叫确定性选限概念。确定性选限概念有语境孤立型和语境依赖型两种，语境孤立型只出现在基本选限结构(它所含单元只有给定词和选限概念两种)里(如例1-3)，语境依赖型出现在复杂选限结构(它所含单元包括一个给定词和多个选限概念)和数个选限结构形成的链里(如例4，5)。在复杂选限结构里，由于常识等因素的作用，有时一个非确定性选限概念(用‘’表示)的出现(如例4a中的“落”)，可使继而出现的原本不太确定的选限概念获得较高确定性(如例4a中的“地”)。在日常程序知识和选限联想关系并用而形成的绵延不断的选限结构链(如例4的a→b→c→d，例5的a→b)里，后续结构内的选限概念即使原本是不太确定的，也能因身为常识链中的一环而提高确定性和可预测性(如例4b中的“脏”、例4d中的“干净”、例5b中的“衣服”)。

(4)a.((【叶子】动作→‘落’)方向→地)结果→b.(【地】卫生状态→脏)处理活动→c.(【扫】受事→地)结果→d.(【地】卫生状态→干净)

(5)a.(【衣服】受损状态→破)结果→b.(【缝补】受事→衣服)

(二)饱和选限概念

把可与给定词构成周延组合的选限概念叫做饱和选限概念。大凡基本选限结构里的确定性选限概念，都是饱和选限概念(如例1的“嘴/口”)；只能在复杂选限结构或选限结构链里获得确定性的选限概念，一般都是非饱和选限概念(例4a中的“地”和例5b中的“衣服”)。饱和选限概念只有在跟给定词构成周延组合时才获得确定性。如果滤除这项条件，其确定性程度有时可能反而低于某些非饱和选限概念，如例8a的选限概念在一般人看来，恐怕更易想到的是“人”。

饱和选限概念就好像是为接受该给定词的选限而预先准备着似的，这是因为选限联系是词义的异性联系或观念交错2[2]，给定词提出选限概念的特征要求，设槽，为空，反映该要求的义素为阴义素(表示为[♀/])，如“吃”的阴义素[♀/+口]；选限概念据此特征要求填项，为满，反映符合该要求的义素为阳义素(表示为[♂/])，给定词的阴义素跟饱和概念的该项阳义素内容一致，互相咬定，饱和选限概念正好是这项阳义素的复写，如“嘴”的阳义素[♂/+口]。

饱和选限概念大致有三级，一种是专义饱和选限概念，它没有上位概念(如例6a)；另一种是泛义饱和选限概念，它是高层抽象概念(如例8a)；还有一种介于两者之间的中义饱和选限概念(如例7a)。饱和选限概念的形成不外乎语义和结构两种动因。在语义上，专义饱和选限概念可获得生动具体的语义表现力(如例6b)，中义饱和选限概念的出现可起强化(如例7b)或化解反常事态(例7c)的作用，泛义饱和选限概念可形成概括的表达(如例8b)。

(6)a.【狗】拟声→汪汪

b.狗汪汪地叫着

(7)a.【搓】凭据→手

b.他在<用手>搓绳

c.他<手>断了，怎么搓绳

(8)a.【吃】主体→动物

b.所有动物都吃食物

在结构上，饱和选限概念可以把几个表述连成常识链，比如，动结式的饱和结构(如例9a)往往是由若干饱和谓格结构连成的倒叙式日常程序知识(如例9b)的浓缩；也能使谓词便于勾连多元、成簇的格成分。谓格关系内的饱和选限通常都是格成分对谓词的单向依存(少量双向依存也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参下)，表明这种不对称可能是为了方便让谓词把多个格成分“钩住”。

(9)a.【潦草】前提动词→写

b.(【潦草】主体→字)前提→(【字】造物动作→写)

给定词跟其饱和选限概念结成的结构是饱和结构，结构内通常存在着饱和概念跟给定词的依存关系，分单向依存和双向依存两种。

1.单向依存的饱和结构

在有限刺激模式下，如果给定了甲就能获得饱和选限概念乙，但给定了乙却不能获得饱和选限概念甲，那么甲乙之间这种依存不对称关系就构成单向依存关系(比较例10a和例10b)[1]219。

(10)a.【朵】计量对象→花

b.【花】计量单位→{朵，束，盆，……}

在单向依存的饱和结构中，饱和选限概念有的居句法语义的核心位置，有的居句法语义的非核心位置。居句法语义的核心位置的如动结搭配中的饱和选限动词(如下第一组)、名量搭配中的饱和选限名词(如下第二组)等，它们跟同类非饱和选限结构比，规模都极其微小。王砚农、焦群、庞颙考察列举了动词跟322个经常做结果补语的形容词、动词的搭配情况，据此排查统计发现，真正构成饱和结构的只有2例(见下第一组)[3]，核心动词为选限概念的饱和结构跟同类非饱和结构的比例为1∶161。刘学敏、邓崇谟考察列举了8000多个名词和388个可搭配的量词[4]，我们对之排查发现，可成为饱和选限概念的名词有59个，另外的329个名词只能成为非饱和选限概念，名词饱和与非饱和的比例为1∶5.6。在这两种结构中，补语谓词和量词做饱和选限概念的情况都等于零。

第一组【潦草】前提动词→写【走嘴】前提动词→说

第二组【服】计量对象→药【堵】计量对象→墙

居句法非核心位置的如单向依存性谓格关系中的格成分(如例11a)。比较例11的a、b两式，可见例11a是单向依存关系。

(11)a.【切】工具→刀

b.【刀】工具施用行为→{切，刺，砍，剁，削，……}

动词的饱和选限概念可以是人物主体或动物的主体(如第一组)，也可以是与之多元共处的工具格(器具等)、凭据格(身体部位等)、客体格等(如第二组)。

第一组【催】主体→人【吠】主体→狗

第二组写(人主体，笔工具)|端(人主体，手凭据)|看(动物主体，眼凭据)|吃(动物主体，嘴凭据，食物客体)

2.双向依存的饱和结构

在有限刺激模式下，如果给定了甲就能获得饱和选限概念乙，反过来，给定了乙也能获得饱和选限概念甲，那么这种双方对对方都有所依赖的关系就构成双向依存关系，它实际是由两种不同向和不同型的单向依存关系构成的回环。拟名配合和少数谓格关系的饱和结构就是这样的关系，比较例12、13的a、b两式。其单元互为饱和选限概念，但选限关系的语义类型却互相有所不同。例13的b式充其量只是准饱和结构，因为工具的功能有一般目的功能和临时功能两种，如“乐器”的一般目的功能是“演奏”，但临时功能也可以是作为攻击行为的“抽打”等。

(12)a.【咩】主体→羊b.【羊】拟声→咩

(13)a.【演奏】工具→乐器b.【乐器】工具施用行为→演奏

从种类数量与种类内部规模的总和看，语言中双向依存的饱和结构要比单向依存的少得多。语言中饱和结构又要比非饱和结构少得多。语言信息论原理决定了组合在一起进行表达的随机两个词隶属非饱和结构的几率肯定大于隶属饱和结构的几率，因为饱和结构是种冗余结构，如果不是为了强调，冗余结构常常是一种“不好”的结构。事实也是如此，饱和选限概念本就来自对更大数量非饱和选限概念的归纳，比较非饱和结构的组合“小明吃|妈妈吃|狗狗吃|小鸡吃|……”与饱和结构的组合“动物吃”。

(三)饱和选限义丛

当非饱和选限概念的不确定性升高到一定程度，以致于它所在的集合成为开放类后，集合内所有概念就不得不为一个义丛(即按合取方式构成的几个义素)所统摄和贯穿，否则这个集合就无法受到控制。这样，心理记忆层次上的不确定选限联系在描写层次上获得了确定性，只不过确定性的对象和方式发生了变化罢了。这一义丛不妨叫做“饱和选限义丛”。比较例14a的开放性选限概念集合和例14b的选限义丛：

(14)a.【敲】工具→{榔头，拐杖，……}

b.【敲】受事→[+物体+有硬质外表]

饱和选限义丛所指词项在词汇系统中通常为空(lexicalgaps)。词项缺空的义丛来自对一定数量非饱和选限概念或词(如例14a)的归纳，其内容与短语相当(如例14b的义丛跟短语“有硬质外表的物体”同义)。它在心理层次上来自语言的下意识渠道，比如，一个心智正常的母语使用者针对不同语境里所说的“敲桌子|敲黑板|敲他的头|敲敲墙|……”等，都能根据求同运作，抽象出以“敲”为常量的语句模式“敲+[X]客体”，并下意识拟测出X的概念值为“有硬质外表的物体”。但X的词项为空，因此只有阳义丛[♂/+物体+有硬质外表]能直接统摄X所有可能的变项(这些变项如非饱和选限客体“桌子、黑板、他的头、墙”等)，而这个阳义丛所统摄的所有可能的变项只能靠“敲”的一个阴义丛[♀/+物体+有硬质外表]客体从旁进行捕获。这个阴义丛是反映受事要求、等待榫接并作为一种复杂观念存在于思想上的。

义丛不是形之于词的固定概念，不宜作为有限刺激模式下的刺激成分或结构描述的起点，因此含有饱和选限义丛的结构只能算作单向依存关系，这也支持了单向依存关系比双向依存关系更占优势的结论。

(四)多元封闭类或半封闭类中的候选概念

若给定词在有限刺激模式下的选限对象是多元封闭类或半封闭类集合，则对其中每个概念的选择和调用具有某种程度的不确定性，但由于集合的封闭性质，所以也不是绝对不可预测。在此种情况下，给定词若是具体词(如例2、例3)，其选限联系往往可通过选限结构推导(包括语言推导和常识·语言推导等，参下)等方法来获得，但若是抽象词，情况就可能不太一样。给定词越是抽象且相关近义词(即选限范围近似而不同)越多，其外延意义的边界就越可能不像逻辑概念那样规则，越难实施推导，因而也成为外国留学生偏误的高发区。有人对杨庆蕙教授主编的《现代汉语正误词典》中外国留学生的双音词偏误作了统计，发现近义词偏误共占76%，其中最主要的问题出在同语素近义双音词的辨析上，占了所有双音词偏误的47%[5]。这类词多为抽象近义词(如例15、16)，没有规则的外延或边界，讲解时实际列出其选限集合中的各候选概念不失为最好的办法，如张志毅[6]和《现代汉语词典》[7]说，“优良”一般只形容品质、作风、技术、品种、质量、传统、条件、环境等，“优秀”一般是从水平或品质方面形容人和人创造的成果(特别是精神成果)，如人员、分子或其学问、作品、成果、遗产等；“宣布”宾语除了是名词(如“法令、纪律、罪行、名单、结果”等)，还常是某些动词或小句，如弃权、退场、成立、接受意见、国家诞生等，“”用于命令、指示、新闻等。

(15)*他是一个<优良>的学生

(16)*那个戴眼镜的老师<>了各班学生的名单

二、选限结构之间的确定性联系

数个选限结构之间不是杂乱无序的关系，而是以语言、常识、修辞等各种各样的途径有机地、甚至是以确定性方式联系起来的。正因如此，人在获得有关它的某些语义经验后，便能循着一定路径，自发地进行拓展运用，其间的确定性联系无疑是保障自发拓展运用的基石。邢公畹说：“要把每个实词跟别的实词允许在一个语段中同时出现、互相搭配的情况搞清楚，这是相当困难的事。”[8]但要是说“词汇限制只能经过词语句的组合训练，不能像形态变化那样大面积类推”[9]，倒也值得商榷。饱和结构和常识实际犹如存进银行的一笔足额巨款，对其各种可能蕴涵式的选择如同是对它部分款项的自由支取。以下分别来看构成确定性联系的3种途径或手段。

(一)语言手段

数个选限结构之间可在预存的词汇聚合联想关系(主要是逻辑关系，如上下位关系等)的桥接下实现语言推导。所谓选限结构的语言推导，是指如果选限结构甲成立，则根据语言关系推知，选限结构乙也成立。词汇聚合联想中的逻辑关系有上下位(“鸟-麻雀”)、反义(“赞成-反对”)、反对(“教-学”)、同义(“细小-微小”)、全体局部(“鸟-翅膀”)、协同(“梨子-苹果”)等类型[1]204，只有上下位、反义、反对、同义关系可在推导中起桥接作用。先以上下位词义关系的桥接作用为例做些说明。

(17)现有饱和结构：【演奏】工具→乐器，又有：【乐器】下位→{钢琴，吉他，二胡，笛子，……}，则有非饱和结构：【演奏】工具→{钢琴，吉他，二胡，笛子，……}。

在推导过程中，选限概念被它的下位词集所替换，但被下位词集替换的多为名词，这是因为名词总量占优势，它多于谓词总量，更多于其他封闭类词的总量，这在任何人类语言里都是如此，其次，任一名词在各组合关系下选限规模的总和都极为庞大，最后，名词对常识的运用更为直接，更具规模，其所用常识可直接取自对现实对象的抽象和描述，而不必来自对语言预存词际联系的归纳(参下)。所以名词更有条件拥有上下位关系词语，组合替换时更便用。如例17以名词为替换对象，是成功的推导，例18以动词为替换对象，是不成功的推导。

(18)现有：【乐器】工具施用行为→演奏，且有：【演奏】下位→{吹、拉、弹、唱……}，但普通话没有非饱和结构：【乐器】施用行为→吹。

选限结构的推导关系还可通过其实际表达式的语义蕴涵和句法蕴涵表现出来。语义蕴涵是指A真则B必真，句法蕴涵是指A合法则B必合法。一般说来，凭借上位选限名词对下位选限名词的替换，饱和结构的实际表达式可成为非饱和结构实际表达式的语义蕴涵(例19)，非饱和结构也可成为另一个相应的非饱和结构的语义蕴涵(例21)。凭借下位选限名词对上位选限名词的替换，非饱和结构的实际表达式可成为饱和结构实际表达式的句法蕴涵(例20)，非饱和结构也可成为另一个相应的非饱和结构的句法蕴涵(例22)。有意思的是，语义蕴涵和句法蕴涵的顺序正好相反。

第一组饱和结构-非饱和结构

(19)【语义蕴涵】老虎主体吃→动物主体吃

(20)【句法蕴涵】动物主体吃→老虎主体吃

第二组非饱和结构-非饱和结构

(21)【语义蕴涵】松树主体断→树主体断

(22)【句法蕴涵】树主体断→松树主体断

语义蕴涵关系在语句中常可为否定词等情态因素所破坏，但句法蕴涵关系却不易这样简单地被破坏。

(23)【语义蕴涵】a.看主任→看人

b.不看主任不看人

(24)【句法蕴涵】a.看人→看主任

b.不看人→不看主任

反义关系词在局部范围内的均衡分布，也为语言推导提供了条件。尽管反义词用法存在不均衡性[10]，但均衡性仍是它的一个重要方面，这是反义关系的本质决定的。均衡分布的反义关系词可在选限结构的语言推导中起桥接作用。如果甲乙构成基本选限结构，则乙的反义概念丙在很多情况下也能跟甲构成选限结构，两个选限结构的总体意义通常相反(如：<脑力>劳动→<体力>劳动|受到<信任>→受到<怀疑>)。反义关系不均衡性的存在，表明这种推导关系只是建筑在高度可能性基础之上的，其必然性程度可通过增加限定条件来提升。

(二)常识手段

词汇组合的分析只要牵涉到意义，就离不开常识问题(连句法也离不开常识作用而表现出系统的不自足性[2]414-416)。常识在知识系统里专指日常语义知识，选限结构间的联系存在着对常识的单向依存，至少有两种关系模式。

1.程序知识约束下的自然链接

日常程序知识是常识中的一类，是对几个陈述性关系的串联[1]250。数个有谓词参与的饱和选限结构或非饱和选限结构能在程序知识的基础上自然链接起来，这些选限结构均各对应于一个事件(如例9b，又如例4-5)。

2.常识起小前提作用的推导

有时，新的选限结构可借重某一常识内容的依托推导而来，这种处于言外世界跟语言系统之间的推导属“常识·语言推导”。

义丛可使数个选限结构间确定性联系的范围进一步扩大。义丛不是形之于词的固定概念，不宜作为有限刺激模式下的刺激成分或结构描述的起点。但是，义丛可以在数个选限结构间的推导关系中起过渡或小前提作用，超脱语言而仅仅启用相关名词的常识。在所有词类中，名词对常识的运用最直接、最具规模，其所用常识可直接取自对其现实特征的抽象和描述，而不必来自对语言预存词际联系的归纳。名词的选限概念，种类极为宽泛。名词的释义包含着若干常识元(常识元在语义上通常对应于一个表述[1]255，而这些常识元凝聚着词语搭配的一切基本原初信息，蕴涵着初始的选限结构，可作为语义推导的出发点。《现代汉语词典》对名词“针”的释义大致如例25a，即使不依赖对其所有语言用法的归纳，也可从对现实感知中直接捕获到，因而这也是有关“针”的常识，它可分解为若干常识元，即描述为例25b，这些常识元蕴涵着若干初始的选限结构(如例25c)：

(25)a.针是细长(1)直(2)条形(3)的硬质(4)小(5)物体(6)，一头尖(7)，是缝补衣物的工具(8)，另一头有孔(9)，用来引线(10)。

b.“针”{(针细长)；(针直)；(针条形)；(针是硬质的)；(针小)；(针是物体)；(针一头尖)；(针是缝补衣物的工具)；(针的另一头有孔)；(针用来引线)}

c.【针】外形特征→{尖，细长，直，小}；【针】质地特征→硬；【针】施用行为→{缝，补，缝纫}；……

某些初始的选限结构可借重语言推导，获得新的选限结构，如例26的反义推导：

(26)(【针】外形特征→直)→(【针】外形特征→弯)；(【针】外形特征→小)→(【针】外形特征→大)

一些谓格关系的选限结构可借助名词的有关常识内容，推导出一个新的选限结构。如例27“断”的阴义丛是为了选择合适的主体而准备着的，属语言范畴，“绳子”的阳义丛来自人们对“绳子”的现实体验，又是名词“绳子”的意义内容，因而属常识·语言范畴，但是更多的还是属于常识范畴，因为一个东西X只要具备了长条形物体的现实特征，即使说不出专门名称，理论上也能临时代入非饱和结构“【断】主体→X”。

(27)现有饱和结构：【断】主体→[♀/+物体+长条形]，且有：【绳子】上位/外形特征→[♂/+物体+长条形]，则有非饱和结构：【断】主体→绳子。

(三)修辞手段

常规选限搭配中的修辞手段限为常规的，不能是变则的，即不含超常搭配。提喻法、换喻法都是词汇使用中的常规修辞法，它们可大大拓展词际选限联系的范围，因而可在修辞手段使用前后的两个选限结构之间建立起一座意义等值关系的桥梁。

用部分喻指整体，用整体喻指部分，或以属喻种，以种喻属，都是提喻(synecdoche)。选限结构之间的提喻式语义推导联系一般只限于两种方式：1)用整体喻指局部(如例28、29)；2)朝原概念的上位概念推进一步，即以属喻种(如例30、31)，若原概念为饱和选限概念，则提喻使新的选限结构成为语义笼统的过饱和结构。起点倒置可使语义的确定性联系丧失，如例31不能由b必然地导出a。

(28)a.(【打动】受事→人心)提喻→b.(【打动】受事→人)

(29)a.(【拉】受事→小提琴的弓子)提喻→b.(【拉】受事→小提琴)

(30)a.(【耳朵】受损状态→聋)提喻→b.(【耳朵】受损状态→残废)

(31)a.(【吃】受事→食物)提喻→b.(【吃】受事→东西)

换喻法(metonymy)基于相关性，它是在邻近、共存、因果关系基础上形成的，以手段指主体、以原因指结果、以材料指制品、以产品指过程等都是换喻的一些常见类型。换喻式选限结构例32b对例32a的浓缩是通过以产品喻过程的方式实现的。

(32)a.((【写】受事→字)受处行为→‘练’)换喻→b.(【字】受处行为→练)

(33)a.((【写】受事→字)受处行为→‘看’)换喻b.(【字】受处行为→看)

对由修辞手段建立起来的选限结构联系，充其量只能概括出其一般的形成规则，但本质上属于语言约定范畴，可推导的程度较低。举例来说，例31b再通过提喻法得到的“吃受事→物质”通常是不可接受的，后者充其量只能在戏谑场合以诙谐等特有口气述说，不是常规选限关系。例33a不能通过提喻用法推出例33b。

三、选限结构的缠绕特征

如果对前面的分析作更深层次的思考，可以发现，选限结构以及关于它的理论实际是而且只能是一种缠绕的层次结构。缠绕特征不仅是选限联系得以存在的基础之一，而且有关它的理论是科学观察选限结构的重要保证。缠绕的层次结构是一个出现怪圈(strangeloops)的系统，当我们向上或向下穿过某种层次系统中的一些层次时，会意外发现正好回到了开始的地方，不同层次间缠结和渗透，隐含着无穷概念[11]15，20。周国光和钱冠连直接或间接地把哥德尔的多层缠绕或怪圈理论引入对词汇问题的观察[12-13]，但都局限于对如下语言学常识性理论的解释上：任何一个单词的意义不能自己解释自己，只能由别的一些词解释；别的一些词也不能自解，得由另外一些词来解释，这样一级一级地推下去。实际上，在词汇选限联系及其理论中潜藏着许多不易觉察的缠绕组织，而这些正是保证其合理存在和正常运作的基础。

(一)选限结构内部要素间的缠绕

选限结构的内部要素包括给定词、选限成分和选限关系。给定词和选限成分的意义缠绕和渗透表现在给定词的阴义素跟其选限概念的阳义素互相咬定，给定词的阴义丛跟其开放类选限集合所贯穿的阳义丛互相咬定(参前)。选限关系与选限单元的意义缠绕表现在给定词和被选限概念/词若一直循着抽象的阶梯同步往上爬，便可最终成为对选限关系的复写(比较例34、例35的a、b两式)(参下)。

(二)组合与聚合的缠绕

若脱离聚合层面的词汇关系，组合层面的选限联系便得不到全面描写，因为首先，数个选限结构的确定性联系需要借助聚合层面上某些联系的传递才能建立。其次，聚合层面的概念分类等级和组合层面上选限要求的抽象等级不一致而却相关。聚合层面的概念分类体系通常有五至六个等级，用命名学方法来分析，从抽象到具体依次有：抽象名2(如“自然”)、抽象名1(如“地貌”)、一次名(如“山”)、二次名(如“火山”)、三次名(如“活火山”)、四次名(如“阿苏山”)[1]26。组合层面上的选限要求虽没有与之严格对应的等级体制，但也可分为抽象程度不同的等级，饱和选限概念大致有专义饱和选限概念、中义饱和选限概念、泛义饱和选限概念三级(参前)，在抽象层次上分处于低、中、高三档。李如龙、杨吉春将词汇选限联系分为语义限制和语义搭配两种，说：“词汇限制主要来自语义限制，也来自词与词的搭配限制。搭配限制指用语法和语义限制不能说明的，一种似乎超越理据的、受语言规约所支配的限制。”[8]它实际是把词汇选限联系分成了两级，跟专义词的选限联系是语义搭配关系，跟介于专、泛之间的中义词的选限联系是语义限制关系，跟泛义词的选限联系有的是语义搭配关系，有的是语义限制关系。显然，如果没有聚合层面的概念分类等级，将组合层面上的选限要求分解出抽象等级既没有意义，也是不可想象的。

(三)选限层次的缠绕大层次间的缠绕

选限结构有心理、表达、描写三种不同的层次。有限刺激模式处于心理层次(如例34a)，自然语流中的搭配使用处于表达层次(如例35a)，语义成分分析法处理处于描写层次(或元语言层次)(如例36a)。选限结构的三种层次区分，便于我们认清它的多层缠绕特征(tangledhierarchies)。心理、表达、描写层次上的三套选限结构等值相应、互相映射，它们的设立看似有些叠床架屋。选限成分穿越这三个层次时不断变换面目，对应关系看似整齐清楚：在心理层次上，有的是来自记忆渠道的概念，有的是来自语言意识渠道的关于选限对象的范围等用法情况；在表达层次上可以是词或概念，也有的是词项缺空(如“敲”的饱和选限概念)；在描写层次上可以是义素，也有的是义丛。它们的对应关系如下表：

但这个看似整齐清楚的层次结构被下述方面扰乱了，变成一个怪圈。

首先，最便于把握饱和选限成分的范畴只能是心理及表现层次上的概念/词和描写层次上的义丛，因为首先，在有现成概念的情况下再列一个等值义素显然多此一举，概念优于词的地方是词不能涵盖相同概念下的其他同义变体(如“高兴”不能涵盖“喜悦、愉快、欢乐”等)，词优于概念的地方是词有语言现实性，其次在记忆中无现成概念而表达上只有临时替补短语的情况下，义丛更能将要表达的意义内容固定住，它具有把不经意间浮现的内容捕捉、固定住，以供观照的功能。所以从心理及表现层次上的概念/词和描写层次上的义丛入手才是优选的，但它们却不能同时出现于三套选限结构中的任意一套，致使这三套选限结构层次交错(level-crossing)，却能互相补充。

其次，对处于心理、表达和描写这三种不同层次上的同一选限结构来说，其给定词和选限成分间存在或暗含的结构关系(即选限关系)是不变的常量(如例34~36这3种层次都是“行为-工具”关系)。但是，心理层次、描写层次和表达层次之间由抽象阶梯连成的怪圈把这个不变的选限关系也牵扯了进来。在心理层次和表达层次，给定词和被选限概念/词如果一直循着抽象的阶梯同步往上爬，它们最终可成为对选限关系内容的复写(比较例34、例35的a、b两式)，而同时，这些又是对原给定词和原选限概念/词在描写层次上所含某项核心义素(跟理性义总和有直接上下义关系的义素叫“核心义素”，如“猴子”的核心义素[+动物][1]182)的复写(比较例34b、例35b的选限单元、选限关系和例36的核心义素)。

(34)[心理层次]a.【剁】行为工具→刀

b.【行为】行为工具→工具

(35)[表达层次]a.用刀工具剁行为

b.用工具工具行动行为

(36)[描写层次]a.“剁”：[+动作，……]

b.“刀”：[+工具，……]

描写层次是为表达层次寻求解释的，如果没有高层抽象性，就不能保证描写的顺利进行，所以描写层次尽量朝着抽象阶梯的上端爬，正因如此，大凡一个词的上位词，就一定也是其描写层次的一个义素，所以描写层次往往主要以饱和结构为对象。表达层次更多是在抽象阶梯的下端运作，因为饱和结构(通常被认为是信息冗余的、不好的结构)和过饱和结构(为含混表达的需要而设的)在表达层次都不如非饱和结构常见。给定词能以同样身份出现于其饱和选限结构的表达层次(如例37a)，却不能出现在其饱和选限结构的描写层次，除非它被上位词所替换(如例37b)。

(37)a.人用货币从他人那儿<买>物品

b.“买”：人用货币从他人那儿<换取>物品

(四)选限层次的缠绕小层次间的意义缠绕

同一大层次下又有若干种小层次。这些小层次之间也表现出交相缠绕的关系，如描写层次上元语言和对象语言的缠绕，表达层次上句法和词法的缠绕等。

1.元语言和对象语言的缠绕

语言跟其释义的关系中广泛存在着元语言和对象语言的多层缠绕现象，这已成为语言学的一般常识[1]26。例38a最为直接地在元语言中包含对象语言的内容，构成一个缠绕的废话结构[14]，一般认为是不可取的。但是稍微绕个弯子、费点周折，借助动词“打动”和“感动”的同义兑换，以鸵鸟策略把选限责任转托给另一个动词“感动”，即转成与例38a同义同构的例38b，尽管近义词不断转托可造成偏差的不断增大，人们却可以接受例38b的描写方式，原因就是语句在等值替换时表现出了它自身的价值和意义，“同构产生意义”[10]66-67。也就是说，绕圈子的结果产生若干具有可同义兑换的表达式，这一兑换便产生了意义行为。

(38)a.“打动”：[♀/+可被打动的]

b.“打动”：[♀/+可受感动的]

2.句法层次和词法层次的缠绕

同层次内部缠绕所引起的废话嫌疑，有时可通过向句法和词法两层缠绕的转化来消除。如元语言和对象语言的缠绕结构可在表达层次上表现为不同句法层次上的词汇缠绕(如例38a的实际表达式例39)。

(39)?打动可被打动的

其废话之嫌有时能通过局部短语转成与其字面义同构的词而得到消除。如：

?吃可吃的东西→吃食物|?喝可以喝的材料→喝饮料|?读可读的东西→读读物

这个概念化过程符合以下现实程序：现实中一些新事物可能先被证明可以吃，然后才编入“食物”范畴的。但有意思的是，原先选限饱和的冗余结构在此番处理后，选限词的外延有的大于概念化以前的相应短语(如不能由“吃食物”导出它的句法蕴涵式“*吃牛奶”)，有的小于概念化以前的相应短语(如“喝饮料”不能成为“喝酒”的语义蕴涵式)。

分析表明，缠绕特征是词汇选限联系存在和运作的一种重要基础，也是词汇选限理论的重要构成部分。正如有的学者所说，层次缠绕的怪圈不再仅仅是消极的意义，有时反而是一种更高层次上的积极意义，或者说是一种更高层次上的和谐[15]。

本文描写分析了选限结构的内部确定性、选限结构之间的确定性联系和选限结构的缠绕特征。词汇选限结构的内部确定性及数个选限结构之间的确定性联系，无疑应引起第二语言词汇教学者的重视。由于缠绕特征是选限联系得以存在的基础，所以系统缠绕学说也是实现对选限结构乃至整个词汇体系的科学分析从而服务于应用的理论保证。对选限结构的缠绕特征的论证，也可使人们认清整个语言系统的缠绕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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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钱冠连.何为语言全息论[J].外语研究，2002(2)：20-26.

确定性范文篇6

【关键词】司法裁判；法律确定性

【正文】

法治作为人类的社会理想，是试图建立一种人类的行为受法律规范的状态，从而使社会减少暴政，维护人民的自由与安全。而法治思想的产生主要基于这样一种信念：法律具有极大的确定性，以此可以限制国家权力的任意性。[1]因此，法律的确定性被称为是西方自由主义法学的三大理论基石之一。[2]这一命题主要包括两个层面的内容：第一是法律规则的确定性；第二是法律推理的确定性。而从法律推理的确定性出发，我们就可以得到这样一个结果，那就是司法裁判的确定性。可见，司法裁判的确定性是法律确定性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最终体现。但是在现代社会，法律的确定性已经成为一个令人怀疑的命题。当代法理学一般认为，法律在具有确定性的同时，又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在这一理念下，应当如何认识法律规则的确定性？司法裁判又是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实现确定性？本文将从这些问题入手，在当代中国的语境下对这些问题作一检讨，并试图以刑事法为主要视角，在司法的层面上对裁判确定性的实现途径提出一些方案。希望对当下的司法改革有所启发。

一、司法裁判确定性的概念及价值属性

概念的厘定是科学研究的前提。在现代法哲学中，法律确定性（或称法的安定性）是一个含义丰富的概念，它在不同的意义上使用。它首先是指法律规则的明确性，即法律规定了一定行为与一定后果之间稳定的因果关系，将人类行为模式固定化。它应当尽可能包括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的行为规则，而且还应当是明确的，尽可能地排除不确定的、模糊的规定；它还指法律规则的稳定性，即法律是一种不可朝令夕改的规则体系，应当尽可能避免对法律进行不断修改和破坏；[3]它还指司法推理的确定性，即在司法过程中，将具体的个案事实适用于确定的法律规则，通过逻辑推演的方法，将会得出确定的结果，而不会出现相同事实不同处理的情况；它有时还指司法判决的终局性和稳定性等等。[4]而本文所指的“法律确定性”主要是在“法律规则的明确性”和“司法推理的确定性”的意义上使用的；“司法裁判的确定性”则主要是指法律推理和裁判结果的确定性。

在任何法律制度中，“确定”都是追求的目标，但“确定”在大陆法系具有更高的价值，它是不可怀疑的基本信条，是最基本的目标。[5]从18世纪开始，欧洲大陆开始出现法典化的热潮，19世纪大陆法系国家开始迈向法治。法治的基础和成文法的编纂的最大目标就是追求法的确定。裁判的确定和统一，也是我国当今司法改革的重要目标。那么，司法裁判的确定性究竟具有怎样的意义呢？

首先，裁判的确定性是司法公正的基本价值和目标。司法的使命在于厘分正义与非正义，而正义要求相同情况相同处理，是故司法必须对基本相同的案件事实，作出基本相同的判决。如果对相同的事实，不同法院、不同法官在基本相同的时期内，作出差异悬殊的判决，就没有司法公正可言，司法更无从确立必要的公信力。就笔者的体会而言，当下中国普遍存在的“司法信任危机”的最大问题莫过于裁判的不确定、不统一，已经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其次，司法裁判的确定性是作为法律服从者的人类理性反映。人类总是追求一种稳定的、确定的、可以预见的生活方式。[6]所以，法律应当是明确的、具体的、持久的，人们可以以此来预见自己和他人的行为，并据此在这个范围内安排自己的事务，建设自己的生活。这就要求司法判决应当是确定的，如果某一生活中的事件或争端的法律后果是不确定的，那么其结果就将是导致而不是抑制混乱。法院判决的确定性在当今我国正在建设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更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市场经济主体必须以精密计算和长远打算为基础来安排和设计其经济活动，这必然离不开确定的、可预测的法律制度。马克思·韦伯在总结近代西方资本主义崛起的原因时，就曾正确地指出，形式理性的法律制度的建立是近代资本主义兴起的一个必不可少的条件，“法律的一般理性化和系统化以及在法律程序中具体的可预见性是经济活动存在，尤其是资本主义活动的最重要的条件。没有法律的保障，这一切是不可想象的。……司法形式主义使法律制度可以像技术性的理性机器那样运行，因而，它能保证个人或团体在相对宽泛的自由制度里活动，并使之可预料自己行为的法律后果。”[7]这些理由并不是资本主义的特殊之处，而是市场经济的共同要求。

正如前文所述，裁判的确定是通过两个层次来实现的：一是法律规则的确定；二是法律推理的确定，而两者的结合则达到裁判的确定性。因此，理想的裁判确定性的实现有两个基本要求：

一是法律规则应当尽可能明确、具体。要实现裁判的确定，首先就要求法律条文应当尽可能明确、具体、详备，避免模糊的、不明确的规定。否则，法律尽管有规定，但是不同的法院和法官自然会对法律意旨的把握产生不一致，甚至沦为少数法官徇私舞弊、恣意裁判的工具。比如我国旧刑法中规定的投机倒把罪、流氓罪，由于规定太过模糊和笼统，因而较大地影响了司法的确定和统一，终于在1997年修订刑法时被废除。[8]这一理念的极端形式表现为19世纪欧洲立法的“严格规则主义”，当时的立法“试图对各种特殊而细微的事实情况开列出各种具体的、实际的解决办法。它的最终目的，是想有效地为法官提供一个完整的办案依据……同时又禁止法官对法律作任何解释”，[9]并幻想据此实现司法判决的绝对确定。

二是司法过程应当严格依成文法作演绎推理。与法律规则的详备相对应的是，司法中应当尽可能排斥自由裁量的因素，因此在大陆法系演绎推理被认为是法律适用的基本原则。在适用法律的过程中，大前提是可以适用的法律规则和原则；小前提是经过认定的案件事实；法官通过“涵摄”将案件事实与法律规范之间建立一种联系，即产生确定的司法判决。由于演绎推理是从一般到特殊的推理，因此是必然推理，其结论是无懈可击的。19世纪欧洲的“概念法学”可谓是这一思想的典型代表，他们认为“法典完美无缺，自满自足，无待外求。法官对法律的适用，仅能依逻辑推演，不能为目的考量或利益衡量，更无所谓法官造法的司法活动”。[10]马克思·韦伯甚至还幻想法官“像一个自动售货机，投入法条和事实，而产出司法判决”，[11]由此可见，当时对法律确定性的迷信已经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二、司法裁判确定性的相对性

时至今日，大多数人还是认为，法律是明确的、自成一体的独立体系。只要有确定的事实，就一定能确定应适用的法律，得出一个正确的判决。这一对司法判决确定性的要求，可以见诸各种媒体、群众呼声以及法院内部的管理制度（比如法院考核制中的案件改判率指标、“错案追究制”）等等。然而，裁判的绝对确定可能吗？这一问题应当结合法律的基本理念才能回答。

法律作为人类共同生活秩序的一种普遍的文化现象，从来不是作为目的，而是作为手段而存在的。一般认为，法律有以下一些价值目标：[12]一、平等（形式正义），要求相同情况相同处理。二、合目的性（实质正义），要求法律内容必须服务于社会的共同福祉，对具体案件的处理要公平合理。三、法律确定性（或称安定性），法律以此实现社会的秩序和安宁。由此可见，确定性只是法律的价值目标之一，而不是全部。但是，“法律理念（目标）却不是永远定居在一个全然和谐的价值的天堂，而是处于人的世界，也因此是有限和暂时的。”[13]平等要求法律具有普遍性，因而法律往往只注意其适用对象的一般性而忽视其特殊性。但是具体个案的完全相同在现实中是不存在的，它从来都只是从一定的观察角度对事物的抽象概括。[14]因此，法律常常在获得一般正义的同时丧失了个别正义。这一冲突在司法裁判的过程中表现得尤为明显，法律规范侧重于回答“什么是正义的”，而司法则更侧重于回答“在这个案件中什么是正义的”，这给追求裁判的绝对确定带来了疑问。因而，进入20世纪以来，法律确定的相对性已经得到了普遍的承认。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法律规则不可能绝对确定

这首先是因为，人类社会生活关系过于复杂，立法不可能预测将来可能出现的每一种情况。早在古希腊，柏拉图就在其名著《政治家篇》中说：“人之个性的差异、人之活动的多样性、人类事务无休止的变化，使得人们无论拥有什么技术都无法制定出在任何时候都可以绝对适用于各种问题的规则”。[15]现代西方哲学进一步认识到，绝对的理性主义有着深刻的局限性。人文系统与自然系统有着本质的区别，人的判断和行为不仅受理性（理智）的支配，而且往往是依情感意志、本能冲动等非理性因素进行的。人不是千篇一律的机器，每个人均有其独特的个性、生命和本能。[16]因而，人类社会的有序性、规律性是相对的，很难抽象出可以适用于一切可能发生事件的法律规范。

其次，从哲学认识论上说，人类的认识能力是有限的，自然也就无法制定出完美无缺的法律。这种对“科学理性主义”的反动最早可以追溯到康德，他提出，事物划分为“表现”和“事物自身”（物自体）两个方面。人所能认识的只是事物的“表现”，而不能深入到“自在物”和“物自体”，这就体现了人类认识能力的有限性。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也认为，任何真理性认识均具有相对性，只是对客观事物一定程度、层次的近似正确的反映，只能达到一定的深度。那种从自然中可以建构出一个适于所有人所有时代的、具有明确内容的法的主张，因此也被驳倒。那种数学式精确意义上的“唯理性”在法学和法哲学中不存在。[17]

因此，虽然从总体上说法律规范应当是明确、具体和逻辑严密的，但为了使法律具有一定的包容性，法律规则中不得不使用一些弹性的、模糊的规定，以便使司法者可以根据具体的情况进行裁量。[18]另外，立法者也是凡人而非神灵，法律规则中还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矛盾。比如我国《刑法》第239条规定：“以勒索财物为目的绑架他人的，或者绑架他人作为人质的……致使被绑架人死亡或者杀害被绑架人的，处死刑，并处没收财产。”但第49条又规定：“犯罪的时候不满十八周岁的人和审判的时候怀孕的妇女，不适用死刑。”这两个条文中就明显存在矛盾，如果怀孕的妇女犯绑架罪并杀害被绑架人的，该如何处刑，法律规定相互冲突。

（二）法律规则不应当过分确定

从某种意义上说，不确定性当然是作为法律规则不可避免的局限而存在的。但是，法律规则合理的不确定性也是为了实现司法公平和正义不可或缺的因素。过分确定、细密的法律规则，必然不可能包涵实际生活中可能发生的所有的案件，反而会对一些立法者没有设想到的特殊情况，带来极端的不公正。正如古罗马西塞罗所说：“法律之极，恶害之极”。[19]下面可为此一法谚的适例：日本刑法原第200条规定：“杀害自己或配偶之直系尊亲属者，处死刑或者无期徒刑。”该规定的立法目的在于在高度的社会道义上谴责晚辈或其配偶杀害尊亲属，因此对此类行为处以比普通杀人罪更为严厉的处罚。这个理由在一般的情况下未必没有道理。但是，在1973年发生了一个特殊的案件：一名女性被告人14岁时被其亲生父亲强奸，此后其父强迫她与自己像夫妻一样生活了10年。当被告人打算和他人结婚时，其父在恼怒之下又对她进行胁迫、虐待。最后，被告人下决心将其父杀死。对这一案件，日本最高裁判所的8名法官认为，根据刑法200条的规定，无论如何减轻，还是不符合缓刑的条件，因而强烈违背了自然正义的要求。这一案件成为日本于1995年将刑法第200条删除的导火索。[20]

而且，越细密的法律反而漏洞越多。比如，我国刑法第163条规定“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罪”的主体为“公司、企业的工作人员”（而不象刑法第271条“职务侵占罪”的主体规定为“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人员”）。据此，对村民委员会人员在管理村委会事务过程中，利用职务便利，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由于不属于2000年4月29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的解释》中的“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行为，不能构成受贿罪。又不属于公司、企业的工作人员，因此不能作为犯罪处理。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司法实践界，但其社会危害性是显著的，在立法上不能说不是一个漏洞。

因此，为了达到普遍正义和个别正义的统一，法律规则不应当过分确定，必须给司法留下自由裁量的空间。

（三）司法推理也存在不确定性

首先，组成法律的语言本身就具有不确定性。“法律经常利用的日常语言与数理逻辑及科学性语言不同，它并不是一个外延明确的概念，毋宁是多少具有弹性的表达方式，后者的可能意义在一定的波段宽度之间摇摆不定”。[21]这一类规定，其中心意义是明确的，但其边界又总是难以确定。另外，语言随着时展还会产生新的含义。而且如前文所述，法律规范中还不可避免地存在漏洞和矛盾。这决定了在法律适用的过程中，只依“涵摄”进行演绎推理的方法并不能保证获得正当的判决，而需要对法律进行解释，并运用归纳推理和辩证推理等方法。这就使法律适用的过程包含价值判断和利益衡量，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

另外，现代法律制度为了实现实质合理的目的，必然赋予法官在个案中进行自由裁量的权力。比如现代刑法中法定刑的设置多采取相对确定主义，法律只规定一个相对确定的刑罚幅度，对案件的量刑必须由法官根据个案的具体情况分别进行，这就需要法官根据法律的价值和原则进行衡量。但一个法律体系中存在着不同的价值观和法律原则，这些价值之间常常是互相矛盾的，如刑法中的法益保护和对犯罪人权益的保护、民法中的契约自由与国家权力干预等。当注重其中的一个法律价值时，往往会与其他法律价值发生冲突，这些冲突需要法官从中协调。然而，不同的法官必然有其自己独特的个性和政治、道德价值，这使得其对法律的适用必然因人而有所差异。

既然法律的确定性是相对的，那么，我们还要不要追求裁判的确定性呢？在当今理论界和司法实务界，都存在一种夸大法律不确定性的思潮。他们认为，裁判的确定性永远是相对的，因为每个案件的情况不可能是完全相同的，所以判决的不同是正常的现象。[22]在对司法确定和统一的失望情绪支配下，一些学者和实务人士甚至提出了程序正义高于实体正义的观点。他们提出，程序正义与实体正义相比更容易把握和看得见，如果做到了程序正义就达到了司法公正的目标。笔者对这一似乎已成为时尚的观点不敢苟同，我认为：

司法的确定性仍然是司法公正的基本价值和目标。过分夸大司法裁判不确定性的倾向忽视了这样的事实，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法律条文的含义尤其是中心含义是清晰明确的。一般通过三段论的演绎推理，能够形成大致确定的结论。司法经验告诉我们，绝大部分案件中的法律问题（如案件的性质）具有是非分明的答案。正如哈特指出的：“这些活动（自由裁量）虽然是重要的和研究不够的，它们决不能掩盖这样的事实：这些活动发生于其中的结构和它们的主要最终结果是一般规则的出现。它们是这样的规则：个人能够一个接一个案件地看到它们在适用，而无需借助于官员的指引或自由裁量。”[23]卡多佐也说：“在无数的诉讼中，法律都是非常清楚的，法官也没有什么裁量。他们的确有权在空白之处立法，但那里常常没有空白。如果我们只是盯着那些荒芜地带，而不愿看一看那些早已播种且硕果累累的土地，那么我们就会有一个错误的全景图。”[24]

即使在一些弹性规则下，法律也不允许法官自由地、依照其个人的价值标准来进行裁量。法律并不仅仅由条文和规则组成，它和正义是结合在一起的，就象古老的时代将法与神结合起来一样。“法官掌握着法和实现着法，法官的伦理道德历来也总是与正义结合在一起的。”[25]虽然正义和良知有着一张“普洛透斯似的脸”，[26]它总是那么变幻莫测。但不可否认的是，在特定时期的社会条件下，人类社会总是有一些公认的基本的价值观和正义理念。所以，法官只要不是依其个人的随心所欲的情绪或者故意违背公认的正义和良知来裁量，形式上含糊的标准也大致是确定的。

因此，只要我们将“法律是公平和善良的艺术”作为信念，司法就有伦理上的义务追求判决确定性。尤其我国目前正处于法治社会建设的初级阶段，人治思想还远未消退，法官的总体素质不够理想，司法腐败的现象也未绝迹。司法结果的确定性、统一性的提倡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然而，我们也必须认识到，法律的确定性是相对的，对它的追求不能过于迷信。尤其是法律规则的确定性更应当适度；并且每个案件又不可能是完全相同的，正义既要求“相同情况相同处理”，也要求“不同情况不同处理”，不能要求各个案件判决之间的绝对统一；另外，在法律中也“并不是常常有单一且惟一正确的认识”。[27]因此，法律的确定性并不是绝对的，它也许不象一个点，而更类似于一个圆。如果在这个圆的范围内，就是公正的；如果超出了这个圆的范围，就是不公正的。但司法没有理由因为法律的不确定性而放弃对公正统一的追求。

三、提高司法裁判确定性的途径

正如前文所述，裁判的确定性是司法公正的重要体现。然而近年来，我国的司法裁判不确定的现象却较为严重，相同的情况在不同法院、不同法官、甚至不同时期有时会产生相差悬殊甚至完全相反的裁判结果，已经成为影响司法公信力的重要原因。面对这一问题，司法实践界占主流地位的思想仍然认为，只有通过法律规则的明确和完善，才能有效地限制法官的自由裁量权，以此实现司法判决的确定和统一。这简直和十九世纪欧洲的“概念法学”的思想极为类似。在这种思想指导下追求司法的确定性，必然是南辕北辙的。法律远不仅仅是规则，司法与规则一起实现法律下的正义。因此，司法裁判的不确定性，通过法律规则这一层次不能完全解决，而需要通过健全司法制度，提高法官的司法能力来进行。

（一）建立优良的法律规范体系

只有优良的法律规范体系，才能兼顾到法律的确定性和个案的实体公正。在我国，法律体系包括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还包括最高司法机关根据法律赋予的职权就具体应用法律问题所作的具有普遍效力的司法解释等。在司法实践中，事实上具有一定法律规范作用的还有各级法院制定的规范性文件和意见等。因此，法院同样承担着建构优良的法律体系的任务和职责。

1、制定司法解释等规范性文件应当疏密适当

我国目前正处于法治建设的初级阶段，“有法可依”的理念被片面强调，这一观念在司法实践界的表现尤为突出。各种司法解释等规范性文件正延伸到法律的各个领域，内容也越来越具体、越来越细密。这一现象满足了来自两个方面的需求：一方面，最高法院和省法院欲通过这种方法来规范全国和本地区的执法不统一、不确定的现象（如刑事审判中的量刑不均衡问题）；另一方面，广大的基层法官亦希望有更具有可操作性的法律规则，以避免受到上级法院改判或公安、检察机关的争议。当然笔者承认，在当前我国法官的整体素质尚不理想，司法腐败现象还难以绝迹的国情下，司法解释的细密有利于执法的统一。但是，这一做法的缺陷也渐趋明显，已经在司法实践中出现负面的影响。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规范性文件过于具体、明确，反而产生了不能涵盖（依法律的目的）应包含的情况，或者相反将不应包含的情况涵括进来的问题。这类情况主要出现在一些规范性意见中。比如，2000年10月江苏省法院、检察院、公安厅《关于办理聚众斗殴等几类犯罪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讨论纪要》第1条（1）项将聚众斗殴罪界定为：“聚众就是拉帮结伙，人数达三人以上。对斗殴双方均有聚众斗殴故意的，只要一方达到三人以上的，对双方均应认定聚众斗殴。但对没有聚众斗殴故意的一方，不应认定聚众斗殴。”[28]这一规定，由于通过形式的具体的规定，反而未能抓住聚众斗殴罪的精神实质，所以在执行中出现了偏差。各法院在执行中极不统一，有的法院将三人以上进行的共同伤害行为（本应认定为故意伤害罪）一概认定为聚众斗殴罪，影响了刑法的准确适用。正所谓“极度的确定性反而有损确定性”。[29]转二是规范性文件泛化现象。为追求司法判决的统一和确定，不少地区的法院出现了一股制定“规则”“标准”热的现象，对诸如量刑、改判、错案的标准作出一些明确的界定和实施规则。但是，“法律中的定义都是危险的”。[30]对这些领域作出刚性规定的后果，要么是将各种法律中的有关规定进行罗列汇总，并无实际的规范作用。要么是勉为其难作出规定，反而因为不能适应千变万化的个案而产生不公正现象。比如，2004年5月9日江苏省高级法院《量刑指导规则（试行）》，这个规定的出发点和运行效果总体上是好的，但也出现了一些问题。[31]如该规则第9条（1）：“非数额型的一般典型犯罪，以法定刑中段为量刑基准”。笔者认为这条规定是有问题的。无疑，这个规则对于一些犯罪是妥当的，比如强奸罪，故意伤害罪的基本犯形态。但是，对于有些犯罪的有些刑档就不一定合适。比如在情节加重犯中就不合适，[32]如抢劫罪中的“入户抢劫”的情形，依此规则基准刑是无期徒刑。但不管是根据刑法理论，或者是司法实践中的一般做法，这种情形的一般基准刑掌握在12～13年左右。将基准刑确定为无期徒刑显然是不合适的。另外，该规则第18条规定：“减轻的量刑要素所影响的刑罚量，一般情况下是下一个法定刑幅度上限的一格。特殊情况不在此限”。这个规定对于自首、立功这类法定减轻情节一般是妥当的。但对于另一些法定从宽情节，如共同犯罪中的从犯、胁从犯，中止犯，未遂犯等，该规定就显然不合适。因为，刑法分则条文是以单独犯的既遂状态为标本来规定各个具体犯罪的构成要件，[33]其法定刑也是依照既遂犯来设置的。中止犯、未遂犯或从犯，因为刑事责任较既遂犯和主犯为轻，故法律规定从宽处理。但这些情节的情况比较复杂，几乎可以包括从免刑至从轻的所有刑罚，所以减轻的幅度应当根据具体案件中行为所造成的客观危害和行为人的主观恶性进行综合分析，该减一格的减一格，该减两格的减两格。一概规定为“减轻一个法定刑幅度上限的一格”是不合适的。当然，该条中也说，“特殊情况不在此限”，但这句话是对优秀的法官说的，一般司法人员往往不知道何谓特殊情况。就笔者观察到的执行效果来讲，一般就被理解为减轻一个幅度。更为极端的是江苏省姜堰市人民法院2003年3月7日《规范量刑指导意见》，对量刑作出了更为具体的、如数学公式般精确的规则。如该意见第23条：“一般共同犯罪中的从犯，所起作用较小的，轻处50%；作用较大的，轻处25%”；第35条：“宣告刑为并处罚金，而法条未作数额幅度规定的，基准刑为三年以上有期徒刑的，以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5500元为基数，每增加一年，罚金增加2000元；……”规则极度的确定性，当然会带来极度的均衡性，正如该院在总结意见的成效时所说：规则试行后，“刑事案件同罪异罚、量刑不当的现象再也没有发生……没有一起因量刑不当问题被中院发回重审、改判”。[34]但就笔者看来，极度的均衡必然是以牺牲个案公正为代价的。再如，针对一些二审法院改判、发回重审案件标准不统一的现象，有意见提出要制定“改判、发回重审案件的标准”，并已经付诸实施。[35]但在笔者看来，改判发回重审的情形，法律已经作了规定，如果刻意作出更具体的规定，可能产生执法机械僵化的现象，或者无实际意义。二审裁判不统一确定的问题，应当通过制度来规制。当然可以提出一些指导性的意见，但用标准来界定则是南辕北辙了。

结合前文的分析，笔者认为，为提高裁判的确定性，制定司法解释等规范性文件是必要的，但制定的司法文件应当疏密适当。对于一些可以做出明确规定的问题，应当制定规定。但应尽可能使用开放型的类型而非封闭型的概念，留给司法者以解释的余地。对于一些不宜作出规则的问题（比如改判发回重审案件的标准），不如暂时不作规定。“对于不可说的东西我们必须保持沉默”。[36]就目前的实际状况而言，可以通过指导性意见和判例等形式，指导司法实践。

2、加强中国特色判例制度的构建。众所周知，英美法系国家主要的法律渊源是判例法，而大陆法系则有条古老的法谚，“审判不依照判例，而依照法律”。[37]但是本世纪以来，这种传统有很大的改变。大陆法系也越来越重视判例的作用，通过判例的形式对既有的制定法进行补充和改进，在不断引进新的法律原则和精神的同时也保障了法律的确定性。在我国的司法语境下，判例的补充在提高法律的确定性方面具有哪些优势呢？（1）与法律和司法解释相比，判例的抽象性程度较低，因此更能有效限制法官的自由裁量权。成文法和司法解释都是从纷繁复杂的社会关系中高度抽象出来的，往往过于原则和一般。与此相反，判例则是根据具体的个案所创立的，这一特性使其概括性和抽象性较低，也因此具有更强的指导意义和约束力。（2）对一些具有较大裁量幅度，但又不宜作出司法解释进行统一规范的地带（如刑法中的量刑问题，成文法本身是由于无能为力才将这一地带留给司法裁量），判例却由于其抽象性较低而适合起参照作用。尤其对于一些法律存在漏洞的地带，判例的优势就更加明显，如果一个先前的判例已经确立了利益衡量的模式，虽然还有其他一些合理的方案，但为了维护裁判确定的需要，则应根据先例确立的规则作出裁判。对相同情况给予相同处理，有利于裁判的确定性。（3）与成文的司法解释相比，判例更具有灵活性。在大陆法国家，判例确立的“法律规范”没有立法者确立的法律规范那样的威力。“判例的规范只是因为法官们——每个法官——认为它好才继续存在与被应用。”[38]正因为判例具有这样的特点，对由于社会急剧发展而产生的一些新情况、新问题，如果马上制订司法解释条件不成熟，但判例的相对灵活性却使其可以担当此任。它只需对已经出现的一些较为成熟的问题作出规范，然后经历不断出现的新案件的考验。当对先前的判例作出一定的修正时，不致影响法律的稳定性。当然，当你推翻一个具有较高说服力的判例时，你必须说明理由。

鉴于一些众所周知的原因，各级法院的判决都存在一些不正确和不统一的现象，所以目前不宜确立上级法院的判决对下级法院有约束力，或者先前的判决对以后的判决有约束力的机制。根据我国的国情，由最高法院选择优良的判决进行公布的做法具有现实的合理性。目前的最高法院公报和各业务庭编写的“审判参考”具有非常积极的意义，但遗憾的是，有些案例却存在着质量不高和矛盾的现象，[39]建议今后对判例制度的构建予以更加重视和完善。

（二）强化司法的集体决策，建立“审判长联席会议制”

在目前的司法实践中，与越来越多的实体规则（如量刑标准等）相比，规范法官自由裁量权的有效程序性机制却捉襟见肘。司法决策机制方面的问题主要有：（1）司法行政化现象还广泛存在。法官独立是司法公正的内在要求，但多年来我国法院管理和审判工作的运行一直采取行政化的方式。实践中还有相当一部分案件，虽然形式上是由合议庭或者独任庭审理，但实际上均由庭、院长拍板决定。行政化的管理机制由于缺乏制约和监督，个人的执法随意性就难免产生。（2）合议庭之间执法的冲突。近年来在全国法院系统推行的“审判长选任制”和“还权于合议庭”的改革举措，虽然遴选了一批德才兼备的法官，提高了审判效率和司法公正。但却也产生了一些副作用，其中之一就是合议庭执法的不统一，影响了裁判的确定性。合议庭运作的模式一般是，对于法官之间没有争议的案件，审判长有权作出决定并签发文书，甚至有的二审法院合议庭有权决定对一审判决进行改判和发回重审。由于我国中级以上法院同一业务庭的合议庭数量较多，合议庭独立行使审判权后，各自为政，缺乏沟通，反而引起执法的不统一。[40]

强化司法集体决策机制，将是提高执法确定和统一的重要途径。其意义一方面是制约法官的行政化权力，预防法官个人恣意裁判；更主要的是加强合议庭之间的沟通和协调，在决定法律问题时可以综合不同意见，以准确解释和适用法律，并通过集体主义决策机制避免或减少判决之间的冲突。从国外的先进司法经验来看，终审法院保持很小规模和实行集体主义决策机制，是保证司法的确定和统一的重要技术规范。如在美国，司法界的共同信念为，独一无二的合议制法庭是保证终审判决一致的最佳方式，终审法院法官一旦超过9名，就会出现分庭或分组从而产生终审判决之间的冲突，所以美国联邦和各州司法系统的终审法官均不超过9名。在德国，设置了“扩大合议庭”和“联合审判庭”的机制，当最高法院出现合议庭之间意见冲突时，通过这一机制确保终审法院判决之间的一致性。[41]

但就我国目前的情况而言，并没有建立繁简分流等减少进入开庭审理案件数量的机制。因此，合议庭承担着大量的审判工作量，采取英美式的小规模的法官数量缺乏可行性。

目前的审判组织中，审判委员会也不宜作为这一经常性的协调机制。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目前大部分法院的审判委员会还缺乏专业性，也无法承担过多的工作量，故不宜承担这一任务。

笔者认为，“审判长联席会议”应当是较为可行的形式。主要理由是：（1）目前的审判长均是通过“审判长选任办法”产生，一般具有效高的法律业务水准和素养，可以提出较有水准的意见，也能有效地引导各合议庭达到执法的统一。（2）审判长的行政级别相对比较接近，可以最大可能地避免由于行政级别相差过大而产生的行政化现象，形成相对“理想的对话情境”。[42]可在法院的各个业务庭建立“审判长联席会议”制度，联席会议由正副庭长和审判长组成，[43]实行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对重大疑难或有争议的法律适用问题提出参考意见。但应当注意的是，审判长联席会议不是一个审判组织，只能提出参考意见，如果合议庭有异议的，可以建议院长提交审判委员会作出决定。

（三）强化审级制维护司法统一的功能

审级制是约束法官自由裁量权，保证司法确定统一的另一项重要司法制度。其功能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纠正错误的裁判，保护个案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另一方面则是通过个别裁判表明上级法院的司法立场，对下级法院解释和适用法律进行指导，从而起到统一法律适用的作用。关于上诉制度的这一目的，日本学者三月章教授有专门论述，他说：允许上诉的各种事件，顺次接受呈金字塔状的各级法院的审判（这称为审级制度），而最终则以接受唯一的最高法院的审判为原则。以此来避免不同的法院对法令做出不同的解释或适用的问题。因此，上诉制度还具有统一法令的解释，谋求安定的法律生活的使命。[44]在我国，三大诉讼法均采四级两审终审制，因此二审应当重视统一法律适用的功能。

但遗憾的是，目前司法实践中似乎已经遗忘了审级制的这一重要功能。据笔者的观察，实践中二审的功能已严重弱化，很多法律适用不统一的问题在二审中并没有得到改判，严重影响了裁判的确定性。[45]产生这一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错案追究制”[46]至少是一个重要因素。这一制度本是对司法腐败现象的一种应对性措施，也确实起到了一定的督促和威慑作用。但就笔者的体会来看，其运行的效果却令人担忧。目前司法实践中一般的做法是，将被上级法院改判和发回重审的案件一概视为“错案”。产生的后果主要有：对承办法官的业绩考核进行扣分；取消评比先进工作者（或优秀公务员）的资格；扣发一定数量的奖金。有的法院甚至取消部门评选先进的资格。而这所有的后果对于法官的晋升和经济利益的意义是重大的。因此，由于中国的熟人文化等综合因素，上级法院改判下级法院案件的阻力非常大，以至形成了“可改可不改的不改”、“属于一审法院自由裁量权范围内的不改”等潜规则。在这种理念的指导下，实践中一般的做法是只要一审判决没有违反法律明确规定，均不予改判。就笔者从事的刑事审判工作而言，在二审中仅因为量刑问题而改判的情况极少，[47]但实际上各基层法院的量刑不均衡的现象还是较为突出的。司法运行中的异化，使审级制度的功能大为贬损。

为了重新强化审级制保证司法统一性的功能。首先，应当改革不合理的“错案追究制”，以利于二审法院更关注案件的公正性和适用法律的统一性。其次，亟须更新执法理念，二审法院应注重本地区执法的统一和平衡，对虽然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但有损法律统一和确定的一审判决（如量刑的均衡，弹性条款的理解与适用等），应当通过改判，引导一审法院纠正偏差。但须强调的是，如果上诉法官自身的权力处于无所制约的状态，其制造错误的机率并不低于其纠正错误的率，前文的分析已充分说明了这一论断。因此，二审程序中尤其应当强调集体决策机制，对于因适用法律而改判的案件，必须经过审判长联席会议通过。

（四）培养法律共同体

所谓法律共同体，是指在法律发展的某一历史时期和某一法域中受过相同法律教育和法律训练，并运用共同的基本理论、观念、方法来解决法律问题的法律人士群体。[48]司法的确定性必须通过法官的法律解释和法律推理得以实现，而司法的过程必然包含法官的主观评价性因素。因此，“裁判官的人格，是正义的最终保障”。[49]提高法官的道德素养和现代司法理念就尤为重要。建立法律共同体，使法官对现代法律理念形成共同的文化背景，有利于实现法律解释和适用的确定和统一。

【注释】

[1]当代法治问题研究中，美国学者富勒教授的观点很有代表性，他提出了法治的八项原则：第一、法律的一般性；第二、法律的公布；第三、适用于将来的而非溯及既往的法律；第四、法律的明确性。法律不应当模糊不清、而应当具有明确性；第五、避免法律中的矛盾；第六、法律不应要求不可能实现的事情；第七、法律的稳定性；第八、官方行动和法律的一致性。其中，法律的明确性和稳定性均为本文所指的确定性。参见沈宗灵著：《现代西方法理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58页。

[2]傅蔚冈著：《存在确定的法律吗？——一个西方法律思想的梳理》最后访问日期2005-7-30。

[3]徐国栋著：《民法基本原则解释——成文法局限性之克服》，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36页。

[4]［德］考夫曼著刘幸义等译：《法律哲学》，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274、279页。

[5]［美］约翰·亨利·梅利曼著顾培东禄正平译：《大陆法系》，西南政法学院1983年影印，第52页。

[6]［美］E·博登海默著邓正来译：《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19以下。

[7]转引自黄金荣著：《法的形式理性论——以法之确定性问题为中心》，发表于《比较法研究》2000年第3期，第290页。

[8]周道鸾等主编：《刑法的修改与适用》，人民法院出版社1997年版，第28、29页。

[9]同注5，第42页。19世纪欧洲法典化运动的哲学基础是“科学理性主义”，狂热的理性主义认为，“全宇宙，包括人类在内，作为一个奇妙的统一体，都被永恒不变的定律所支配”。而人们可以认识一切事物，根据已经掌握的为数不多的基本自然律，推出人们未来所有可能的活动在逻辑上便是可以成立的。法典应当完整、清晰、逻辑严密、巨细无移。1794年《普鲁士普通邦法》可以算是这一思想的代表，例如，它为了解决“从物”的识别，竟用了60个段落来完成这一任务。如规定“在一个农场里的牲口为这个农场的属物”，“公鸡、火鸡、鸭、鸽是农场的属物”，“门锁和钥匙是建筑物的属物，而挂锁则不是”，“保护动物的必需品属于动物，使用动物的必需品则不属于”等。参见张谷著：《质疑‘新人文主义’》最后访问日期2005-7-13。

[10]［台］杨仁寿著：《法学方法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5页。

[11]转引自苏力著：《解释的难题：对几种法律文本解释方法的追问》，载梁治平编：《法律解释问题》，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58页。

[12]当代法哲学对法律的目标（理念）有着不同的论述，但总的精神并没有大的分歧，一般均包括平等（形式正义）、自由、安全、社会福祉等等。笔者无意（也无力）从众说纷纭的学说中给出终极性的答案，但认为德国法哲学家阿图尔·考夫曼的体系较为明晰，本文即以该体系展开论述。参见［德］阿图尔·考夫曼著刘幸义等译：《法律哲学》，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225页以下。

[13]同注4，第280页。

[14]［德］G·拉德布鲁赫著王朴译：《法哲学》，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75页。

[15]同注6，第9页。

[16]刘放桐等编著：《新编现代西方哲学》，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7页以下。

[17]参见张志伟著：《西方哲学十五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86页以下；［德］阿图尔·考夫曼温弗里德·哈斯默尔主编郑永流译：《当代法哲学和法律理论导论》，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90页以下。

[18]刑法中的这类规定比比皆是，比如，我国《刑法》第136条规定的：“非法携带枪支、弹药、管制刀具或者爆炸性、易燃性、放射性、毒害性、腐蚀性物品，进入公共场所或者公共交通工具，危及公共安全，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其中的“爆炸性、易燃性、放射性、毒害性、腐蚀性物品”和“危及公共安全，情节严重的”就属于弹性规定，因为任何立法者也不能将所有的易燃性、毒害性物品罗列无遗，也不可能将所有“情节严重”的情形均作列举。

[19]同注4，第277页。

[20]张明楷著：《外国刑法纲要》，清华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69、470页。

[21]［德］卡尔·拉伦茨著［台］陈爱娥译：《法学方法论》，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193页。

[22]如王晨光教授认为：“法律运行过程中存在来自三个方面的不确定性，即法律条文的不确定性、事实认定的不确定性和法律以外的其他社会和个人因素（甚至非理性的因素）的不确定性。所以，相明确地界定‘错案’是一件十分棘手的工作。”“对具体案件的判决很难达到德沃金所说的那种‘唯一正确的答案’。”参见王晨光著：《法律运行中的不确定性与“错案追究制”的误区》，发表于《法学》1997年第3期。

[23]［英］哈特著张文显郑成良等译：《法律的概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第135页。

[24]［美］本杰明·卡多佐著苏力译：《司法过程的性质》，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80页。

[25]［德］H·科殷著林荣远译：《法哲学》，华夏出版社2002年版，第124页。

[26]同注6，第251页。普洛透斯（Proteus）是希腊神话中的一位小海神，他是海神波塞冬（Poseidon）的仆人，能随心所欲地改变自己的容貌，Proteus现在常喻指“反复无常的人或物”。——笔者注

[27]同注4，第417页。

[28]该《纪要》因为执行中出现的问题，已被新的司法文件所修正。

[29]张明楷著：《刑法格言的展开》，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4页。

[30]同上注，第4页。

[31]笔者无意否认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量刑指导规则（试行）》的积极作用，这个指导意见对如何实现量刑的均衡作出了非常有意义的探索。笔者仅是提出完善的建议。

[32]我国刑法中的情节加重犯，是指刑法分则规定的在基本犯的基础上具有加重情节并加重刑罚的犯罪。参见马克昌主编：《犯罪通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38页。

[33]马克昌主编：《犯罪通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88页。

[34]汤建国主编：《量刑均衡方法》，人民法院出版社2005年版，第7页。

[35]如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01年11月《关于二审案件改判、发回重审标准的意见》。

[36]哲学家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语，转引自刘放桐等主编：《新编现代西方哲学》，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68页。

[37]［法］勒内·达维德著漆竹生译：《当代主要法律体系》，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版，第128页。

[38]同上注，第127页。

[39]如对于刑法第239条中的“杀害被绑架人”的含义，《刑事审判参考》2002年第3辑与2004年第3集中有两个绝然相反的案例，前者认为“杀害被绑架人”不仅要有故意杀人的行为，还要有死亡的后果；后者则认为只须有故意杀人的行为即可。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刑一庭、刑二庭编：《刑事审判参考》2002年第3辑第53页，2004年第3集第113页。

[40]以笔者所在的江苏省某市中级法院为例，刑一庭和刑二庭各2个合议庭，民一庭4个，民二庭5个，民三庭2个；江苏省高级法院设置合议庭的情况是，刑一庭6个，刑二庭5个，民一庭4个，民二庭6个，民三庭4个，行政庭4个。

[41]傅郁林著：《审级制度的建构原理——从民事程序视角的比较分析》，发表于《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4期。

[42]依哈贝马斯的商谈理论，商谈的形式特征即为“理想对话情势”：所有对话的参加者机会平等，言谈自由，没有特权，诚实，免于强制。这一模式可谓是法官进行集体决策时最理想的形式，因为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地约束法官个体的权力，综合不同的意见。参见［德］阿图尔·考夫曼温弗里德·哈斯默尔主编郑永流译：《当代法哲学和法律理论导论》，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191页以下。

[43]根据最高人民法院《人民法院审判长选任办法（试行）》的规定，院长、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庭长及副庭长是当然的审判长。

[44]转引自章武生著：《我国民事审级制度之重塑》，发表于《中国法学》2002年第6期。

[45]这一问题很难通过数据说明。但学术界已有学者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如傅郁林博士指出：“自试行民事诉讼法颁布施行至今，中国二审判决被立案再审的比率逐年上升，至1999年已达25%。这一令人震惊的数字揭示了一个无法否认的现实：两审终审制已名存实亡。”参见傅郁林著：《审级制度的建构原理——从民事程序视角的比较分析》，发表于《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4期，第84页。

[46]本文所指的“错案追究制”并不是一个严格的定义，最高人民法院的规定为《人民法院审判人员违法审判责任追究办法（试行）》。为讨论的方便，本文以“错案追究制”为名，但泛指各种对因法官办错案件而进行业绩考核或追究责任的做法。

[47]在笔者从事的某市中级法院刑二庭的审判工作中，2002年共审理二审案件143件，仅因量刑不当而改判的为1件；2003年共审理二审案件162件，仅因量刑不当而改判的为0件；2004年共审理二审案件148件，仅因量刑不当而改判的为1件。

确定性范文篇7

关键词：管理会计；数据库；信息可信度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初步建立及逐步完善，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企业面临着更为复杂的外部环境。因此，在制定未来发展战略以及推行科学的经济管理模式下，企业都需要注重发展能力的提高，需要梳理和掌握企业发展中面临的的不确定性因素，并做好整体优化和升级企业管理会计，进而达到提高企业发展能力的目的，为促进企业现代化发展打好基础。

一、基于环境不确定性概述管理会计内涵与作用

（一）内涵。1.管理会计目标是为了提高企业内部管理水平，稳步提高企业经济效益，提升企业市场竞争力，保证企业能够在经济活动中获取更多的经济利润，实现稳步发展。2.管理会计理念是指在市场经济环境体系中，企业的发展需要结合具体情况，满足顾客的多样化需求，引导管理会计的理念与企业可持续发展相融合，使企业能够从文化建设、战略发展层面入手，扩大客户数量，并为客户提供高质量的服务与产品。3.管理会计追求的是需要企业积极、主动地提高自身管理能力，对现代信息技术灵活合理地运用，构建起信息管理系统，使其能够与企业管理工作理念和方式相融合，从而提升工作管理能力。（二）作用。现代管理会计要注重职能作用。在核算与处理会计数据与信息中，需要从企业发展能力入手，首先要收集和处理以前的信息内容；其次，要结合实际，主动、积极地谋划未来企业发展模式。在这个过程中，财务会计需要分析和处理目前的数据信息，完善信息体系，强化指标体系效用。一旦出现偏差后，需要及时纠正偏差，保证企业内部经济活动的正常运行，充分发挥信息内容作用，实现优化分类资料信息。在当前的企业管理活动体系中，企业内部组织活动需要预测权变性影响，从而有针对性、有目的地优化设计经营决策，保证企业管理会计工作中能够全面显现信息内容价值。

二、概述环境不确定性产生的原因与特征

（一）原因。通过深入调查发现，企业环境的不确定性并不是企业可以决定的，而是由于环境因素的变动而决定的。首先，在社会经济环境下，企业发展速度与质量有着很大的提升，再加上企业为了能够在竞争激烈的环境中站稳脚跟，需要积极、主动地创新，而这就间接地强化了企业复杂性，所以企业内部需要设立形式多样的职位。因为很多企业缺乏健全、合理的运营管理机制，造成各大部门工作出现漏洞。同时，因为管理方案不健全，企业难以有效地计算成本，所以也就难以制定长久、科学的发展决策。这不但影响了企业日后的发展，而且也会造成很大程度上的资源浪费。（二）特征。当前，我国经济社会越发稳定化，立足产品服务质量的企业在经济市场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同时，在网络技术、信息技术的发展下，环境也出现了诸多方面的不确定性，而大数据时代下，为企业带来了诸多发展机遇，但同时也带来了很多方面的挑战。在大数据应用中，企业既能够通过产品的差异性来提升自身的价值，也能够使生产出来的产品更加满足人们的需求。所以，企业要想在环境不确定下得以进一步发展，就需要突破传统产品设计理念的不足，真正实现产品创新以及具体环境相互融合。

三、基于环境不确定性的管理会计对策

在不确定环境中，主动、积极地发挥管理会计中一系列职能，如信息控制、信息预测等，这对于提高企业经济效益以及整合发展战略有着积极作用。如下为基于环境不确定性的管理会计对策。（一）优化企业结构，变革组织类型。在环境不确定下，整合企业组织结构体系可以缓解不确定环境中一系列因素对企业带来的冲击，具体对策包括两方面：1.实现变革组织结构类型。通过调查发现，当前我国各大企业组织都以机械组织体系为主，其构造十分复杂，可以说机械结构影响了各大部门之间的合作，在不同程度上减弱了在应对环境变化中的能力。因此应结合企业管理会计实际情况，转变以前的企业结构，以现代化权变组织结构为主。2.企业结合自身发展条件，成立专门的缓冲部门，由缓冲部门协调各大组织结构之间的关系，帮助企业分担外部不确定因素带来的发展压力，引导企业各大部门可以不受外部环境影响而正常、稳定地运作，实现有效隔离核心部门与外部环境，实现企业高效、稳定地向前发展。（二）加强会计信息支持系统功能，扩大企业信息量。在不确定环境下，管理会计收集和分析信息的工作对于企业决策工作提供了有效的参考作用。同时，因为环境多变，具体的信息数量以及信息类型处于变化中，并且一系列影响因素越发复杂化，在这样的情况下，管理会计需要收集更多的信息数据。在不确定环境中，管理会计信息支持系统需要健全体系，便于为促进企业发展奠定坚实基础。（三）注重会计分析的合理性，制定可行的会计信息处理方案。为了保证管理会计能够为企业决策提供可靠的、科学的依据，管理会计需要保证会计信息的有效性、合理性。而在会计实务过程中，多种因素都会影响着管理会计，若是多种要素共同推行管理模式，要素的变化很大程度上会影响会计信息的作用。所以，在明确发展形势下，明确各大要素之间的关系，从而加强管理会计信息的合理性。如：在核算经济设备中，通过调查发现，我国很多企业都以回收期限为主，这一方法的操作和计算过程都过于简单化，不足之处在于方法理论缺乏科学性，特别是很多管理会计都会随意处理信息数据，会以自身工作经验为主来主观判断外部信息，这样就很难保证预测的科学性。（四）优化管理控制系统，构建完整的数据库。在环境不确定状况下，我国各大企业组织机构在应对外界环境都有其自身的做法，但无论采用何种做法，都需要在发挥自我功能基础上，大大发挥管理会计控制作用，这样才能够解决好成员与组织之间的冲突，进而整合企业管理控制系统，实现企业价值的增加。所以，在日后发展中，企业应结合自我理论原则，在组织成员自我决定能力发挥中，引导组织成员正确认识自身的不足，并积极地发挥组织成员的功能。另外，在信息技术快速发展下，企业需要紧紧结合信息技术高速、快捷的特征，运用各大搜索引擎扩大企业内部数据库资源，为创新管理会计提供多种理论支持。（五）改进管理会计工作方法，提高会计信息可信度。对于企业而言，管理会计所涉及的信息有可能决定着一个项目的收益，甚至还有可能决定着企业未来的发展趋势，所以要保证管理会计高度的可信度尤为关键。1.企业需要结合现状，做好宣传企业文化工作，营造良好、和谐的工作气氛，帮助管理会计工作者积极、主动地完成各项工作。2.企业需要对管理会计工作理念与方法积极转变，特别是需要运用管理会计控制系统来进行一系列工作，从而提升管理会计信息的透明性、可信度，保证可以发挥好管理会计作用。3.环境因素会影响着企业会计工作，企业需要经常对管理会计工作人员开展思想教育，确保其能够真正了解到对于企业发展而言，管理会计的重要性，以便在实际工作中主动践行新时代管理会计理念。4.企业需要秉持外部与内部导向充分融合，不但要加强企业内部信息的共享，也需要及时向相关企业借鉴和学习相应经验。5.要想提高会计信息可信度，还需要企业各大会计人员提高自身专业素养，主动改进工作方式，将更多的时间与精力投入到企业会计工作中，将一些不安全隐患扼杀于摇篮中，进而为促进企业和谐稳定发展做出更多的贡献。

四、结语

综上所述，面对越发激烈的市场竞争环境，企业已经难以避免环境不确定性给管理会计带来的诸多方面的影响。所以企业唯有尽可能降低环境影响，才能够更好地发挥管理会计工作效果，才能够制定具体、可行的发展规划，实现管理会计工作质的飞跃。

参考文献：

[1]周韾.基于环境不确定性的管理会计对策研究[J].中国管理信息化,2018(02).

确定性范文篇8

关键词:民事诉讼举证责任确定性

一、引言

在我国举证责任理论体系中,“举证责任转移理论”作为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是广泛存在的客观现实。一部当今很有影响的教科书这样写道:“在民事诉讼程序进行中,举证责任并非自始至终地由一方当事人来承担。相反,举证责任是可以转换的。举证责任既可能从原告方转移到被告方,也可能从被告方转移到原告方。在一般情况下,当事人如果已对自己主张的事实提出证据加以证明,就可以不再举证。另一方当事人如果否认这种主张,就应提出证据加以证明。至此,举证责任已经发生了转移。如果他也有足够的证据加以证明,也可不再举证。如果对方当事人再以事实反驳,他就应当对其主张再提出证据加以证明。这时,举证责任又一次发生转换。……通过当事人之间这种举证责任的转移,可以帮助人民法院查明事实,分清是非。”〔1〕有的著作虽然没有明确使用“举证责任转换”的语词,但在内容上却体现了同样的思想。〔2〕

从上面可以看到,“举证责任可以转移”的观点,在我国民事诉讼法学界实际上占有支配地位,并在高等学校法学专业广泛传播。

诚然,有人曾经对“举证责任转移理论”表示怀疑,提出了“举证责任的不可转移性”的主张,指出“举证责任实属不可转移。……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针对的是其应当提出的事实主张,无事实主张便无举证责任。而在具体的诉讼中,当事人双方分别为何种事实主张,由实体法和程序法决定,诉讼过程中不发生转移问题,不可能出现原告主张并证明被告应当主张的事实,或被告主张并证明原告主张的事实的情形。”但是,由于这种主张所持的论据有的不尽完善,甚至存在一些矛盾之处,妨碍了它自身的传播,因此没有被民事诉讼学界所接受。〔3〕

关于举证责任是否可以转移的问题,国外学者也有不同的看法。多数学者认为,举证责任是不可转换的。但也有少数人认为举证责任可以转移。例如,日本学者田口守一教授写道:“即使是对被告人有利的事实,检察官认为这种事实不存在时负有客观的举证责任(这是大陆法国家的称谓,相当于英美法上的举证负担或举证责任———笔者注)。但是,在例外的情况下,客观的举证责任可以转换给被告人。例如,(1)证明不属于刑法第207条同时伤害事实;(2)证明刑法第230条中有关损害名誉的揭发事实的真实;(3)证明不知道儿童福利法第60条第3款中儿童年龄方面无过错;(4)证明不存在爆炸物品取缔法罚则中的犯罪目的;(5)证明各种法人和企业的两罚规定中违反必要的注意义务,等等。被告人的证明事项从其他方面也可以合理地推认,而且由被告人举证更为方便时,可以转嫁举证责任。在被告人承担客观举证责任的情况下,被告人不必证明到无合理怀疑的程度,达到证据优势的程度即可”。〔4〕英国一些学者认为,当一方提出法律推定时,就把举证负担转移到对方身上。例如,如果一个当事人主张他作为婚生子女对父母的财产应有的权益,他就必须证明自己是婚生子女。如果他能证明自己是在合法的婚姻关系中出生的,婚生子女的推定就告成立,除非对方能以确实的证据反驳此项推定。在这种情况下,一般认为推定起着转移举证负担的作用。〔5〕

那么,举证责任到底能不能转移呢?准确地澄清这种认识,不仅对于完善我国的举证责任理论体系,传播科学的民事证据理论,而且对于正确地指导民事审判实践,避免司法人员陷入无法作出判决的泥潭,都具有不可低估的意义。

二、“举证责任转换理论”的矛盾及产生根源

现在,让我们假定存在两个当事人:原告A和被告B。按照举证责任转移理论,当诉讼开•09•法学研究始后,就会出现如下情形:首先,A作为原告必须向法庭提供证据对被告B进行攻击,证明被告存在法律规定的过错行为,使法庭相信其诉讼请求成立。针对原告的攻击,被告通常要提出证据进行反驳。倘若本案情形比较复杂,需要提供大量的多方面的证据,那么围绕这些证据而展开的证明活动就会显著增加。在这种情况下,A与B之间交替提供证据的行为就会随之增加。按照“举证责任转换理论”,在本案中“举证责任转移”的情形也会随之增加。我们从诉讼过程“举证责任转移”的情形可以看到,原告负有举证责任,被告也负有举证责任。如此下去,将会产生两个后果:

其一,举证责任将不具有确定性。假如原告负有举证责任,被告也负有举证责任,那么“原告的举证责任”与“被告的举证责任”之间的界限将会变得模糊,不容易把握。就是说,法官将无法从总体上确定该案件的举证责任到底在何方。

其二,在举证责任不断地在双方当事人之间轮流“转移”的情况下,举证责任游移不定,因此,当诉讼中发生某事实处于真伪不明的状态时,法官将不能依照举证责任进行判决。可见,举证责任转换理论具有使案件无法了结的潜在危险。这与举证责任的基本功能是相悖的。因为,民事诉讼法设定举证责任制度的目的,就是为了在诉讼发生某事实处于真伪不明的状态时,法官依照举证责任法则,判负担举证责任的一方当事人败诉,从而结束纷争,了断案件。

那么,举证责任转移理论是怎样产生的呢?它是否基于一种纯粹的“错觉”呢?不完全是。根据现有的资料,这种理论产生于德国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工业革命时期。在这一时期,出现了大规模的环境污染问题、医疗事故引起的伤害赔偿问题等案件,对此,如果沿用旧的举证责任分配原则,对受害者显失公平。但又缺乏新的原则。因此,法官们束手无策。然而,一种神圣的使命感,使一些法官进行了大胆的创造活动。他们在法律没有规定的情况下,根据司法实践中的新情况,借助法律赋予自己的司法自由裁量权,将举证责任转移给加害人承担。“德国法院对于执行专门职业者违反一定的执业义务时,经常利用举证责任转换的方法,使加害人对其行为无故意、过失的事实及其行为与损害之间无因果关系的事实负举证责任。例如在医疗行为中,如果医师发生失误,导致病人的身体受到损害。在这种情况下,根据一般侵权行为原则,受害者请求医师给予损害赔偿时,应就加害人有故意、过失及该行为与损害的发生之间有因果关系进行举证。但德国最高法院60年代以来对于医师在执业中加害病人的损害有许多判例,均认为如果医师的行为有重大失误,造成病人身体遭受重大损害,应由加害人就其失误行为为无故意、过失及该行为与损害之间无因果关系进行举证。之所以采取这种做法,主要是因为,医师因其治疗失误行为,致使故意过失及因果关系的状态不明,故医师就此种事实存否不明的状态,负担举证的危险。”〔6〕从上面可以看到,“举证责任转换”的产生是在法律出现空缺的情况下,法官基于法律赋予的自由裁量权而进行的“发明”。由于开始时人们对这种现象没有使用恰当的称谓,而暂且叫做“举证责任转换”,时间一长,人们也就习以为常了。

到了后来,由于环境污染案件、产品质量致人伤害案件、医疗事故案件等大量发生,引起了社会公众的强烈不满,从而引起了立法机关的重视,于是立法者将这类案件的举证责任明确规定由加害人承担,成为明文规定的“举证责任倒置”。但是,“举证责任转移”的称谓已经成为习惯,也就没有再特意强调它们之间的区别之必要。或许正是这种想法,反而使得一些人将两者混同,造成了后来的一些误解。事实上,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弄清两者的差别是很有必要的。在我国,“举证责任转移”理论之所以为许多人接受,除了与有些学者的观察失误有关外,还与我国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存在一定的关系。

民事诉讼法第64条第1款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依有关学者的解释,该条文设定了举证责任分担的一般原则,即:1当事人双方都应负担举证责任;2谁主张事实,谁举证。就是说无论是原告、被告,还是第三人,谁主张一定的事实(包括肯定事实和否定事实),谁就有责任提供证据证明该事实。〔7〕民事诉讼法第64条第1款规定及其有关学理解释,没有就何人应就何种事实负责举证,以及在事实存在与否不明的场合,法院应对何人作出败诉判决的问题,为法官提供判决的标准。因此,它们对于解决举证责任分配问题到底有什么帮助,是有疑问的。例如,在一起遗嘱继承案件中,当事人双方就遗嘱是否存在的事实负担举证的责任。但主张遗嘱不存在的另一方当事人,因其主张的事实于己有利,就该遗嘱不存在的事实也负担举证的责任。其结果是,就同一件事实,一方当事人就其事实存在负举证责任,另一方当事人就其不存在事实负举证责任,因而出现了双方当事人必须同时就该事实进行举证的情况。

由于双方都负担举证责任和举证责任的这种不确定性,在诉讼中就很可能发生举证责任“转移”的问题,使得本应由原告负担的举证责任,法官误以为由被告承担,或者本应由被告负担的举证责任,法官误以为由原告承担。同时,由于举证责任的这种非确定性,在事实存在与否不明的场合,法官将无法依据该条文作出其中一方当事人败诉的判决。如果一定要求法官对该诉讼作出判决(这是法官的职责),那么法官只得任意指定其中一方当事人先进行举证,在其无法举证,而人民法院又不能调查到有关证据的情况下,则作出该当事人败诉的判决。尽管这是不公正的。在司法实践中,原告因其固有的诉讼地位,往往受法官的命令,先负担举证的责任。在其无法举证时,法官即作出其败诉的判决。这种判案方法带有很大的盲目性,并非基于明确的理论指导。之所以发生这种情况,主要是因为民事诉讼法上的举证责任的分配问题,尚没有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假如认识到了举证责任的确定性和不可转移性,自然就会避免盲目性,合理地利用举证责任分配法则解决案件。〔8〕

或许有人认为,在司法实践中举证责任转移的可能性还会存在。这是因为,当案件开始时,法官没有准确地把握案件的性质,而将举证责任错误地分配给一方,待后来发现了自己的错误,采取措施纠正时,便将举证责任转移给另一方。其实,严格说来,这不是举证责任的转移,而是举证责任的适当归位或正确分配。

三、举证责任与提供证据责任之间的区别

(一)如何识别“原告提出主张并加以证明,或者被告提出抗辩并加以证明”的行为之性质

或许有人要问,如果认为“举证责任转移理论”不成立,那么如何解释如下现象:在法律规定原告承担举证责任的情况下,为什么被告要积极地寻求证据,驳倒原告的主张?因为按照一般的逻辑,既然被告不承担举证责任,他本来就可以高枕无忧,不会积极地寻求证据的。还有,在法律规定被告承担举证责任的情况下,为什么原告要积极地寻求证据,驳倒被告的主张?

我认为,要合理地解释上述问题,关键是要准确地把握“被告要积极地寻求证据,驳倒原告的主张”,或者“原告要积极地寻求证据,驳倒被告的主张”这种责任的性质。

我们知道,按照举证责任分担的一般原则,在通常情况下法律规定原告承担举证责任,同时允许被告否认原告所主张的事实,或者提供证据对原告的事实主张予以反驳。但是这种否认或反驳,并不意味着原告的举证责任转移给了被告。在法律规定的举证责任倒置的情况下,被告承担举证责任,同时允许原告否认被告所主张的事实,或者提供证据对被告的事实主张予以反驳。但是这种否认或反驳,并不意味着被告的举证责任转移给了原告。

在通常由原告承担举证责任的情况下,如果认为被告承担举证责任,就会模糊“本案的举证责任应当由原告承担”这一重要的法定前提。同样,在举证责任倒置的情形下,被告承担举证责任,这是法律所规定的。这时,如果认为原告承担举证责任,就会模糊“本案的举证责任应当由被告承担”这一重要的法定前提。如果我们对此缺乏清醒的认识,就把握不住举证责任的性质,就会迷失解决问题的大方向。

在法律规定了举证责任或举证责任倒置的情况下,如果仍然认为举证责任会发生转移,就会与法律规定发生冲突。特别是在法律规定举证责任倒置的情况下,如果仍然认为举证责任会发生转移,那就会对这种规定造成很大误解。因为正是由于原告缺乏收集证据的方法和手段,法律为了公平起见,才作出其免于承担举证责任,而由被告承担举证责任的规定的。而现在,如果举证责任由被告转移给原告,则又使原告陷于无法收集证据的困惑境地,是显失公平的,有悖立法的宗旨。那么,这种责任的性质是什么呢?我认为,这是一种“提供证据的责任”(德日学者称之为“举证必要”)。这是一种来自原告或被告自身的责任,是一种在诉讼中求胜的本能使然,并非法律的强加,不具有强制性。

在通常的情况下,民事诉讼的原告承担举证责任;在举证责任倒置的情况下,由被告承担举证责任。在这两种情况下,举证责任是一定的、确定不变的。但是,“提供证据的责任”则可以在准许提供证据的诉讼阶段,在原告和被告之间进行转移。正是由于“提供证据的责任”的这种特殊性质,所以迷惑了一些人的视野,使他们错把“提供证据的责任”当作“举证责任”,把“提供证据的责任”在原告与被告之间的游移识别为“举证责任”的转移。〔9〕

(二)美国民事诉讼中的“提供证据责任”

关于举证责任是否可以转移的问题,美国学者曾经做过研究。在美国民事诉讼中,举证责任和提出证据的责任被区别为两个不同的概念。举证责任是指当事人所主张的争点未被证明时负担败诉的责任,亦称说服责任。其含义是负有举证责任的人证明的结果,能够说服审判者作出有利于他的决定。在诉讼中,原告负担证明其主张的诉讼原因的证明责任(即举证责任),而被告负担证明其反对原告主张的抗辩事实的责任。因此,这里所说的举证责任不论对原告还是对被告来说,都是从证明的最终结果能否说服法官作出有利于举证责任人的判决而言的,所以在诉讼过程中这种责任是不可能在当事人之间转移的。

提出证据的责任是指不管是哪一方对争执的事实负担举证责任,即在法庭审理过程中当事人均有提出证据的义务。就是说,不管审判官最后判断负担举证责任的证明的结果如何,原告提出证据之后,被告必须提出证据加以反驳,或证明自己所提出的抗辩事实。如果其中任何一方不提出证据同对方争辩,那就表明他对所争辩的争点事实无异议。在这种情况下,法官把这种无争执的事实作为法律问题,可以对不提出证据一方当事人作出败诉决定。所以,这种提出证据责任在当事人之间是转移的,即原告提出证据证明之后就转移到被告;被告也要提出证据表态。〔10〕

然而,有的学者认为,“提供证据责任”是一种与陪审团同法官之间职权分工密切相关的、特殊的证明责任制度。这种看法是有待商榷的。虽然从美国民事诉讼的对抗制的实际运作来看确实有其特殊性,但是这并不能完全否认“提供证据责任”在英美诉讼对抗制之外的其他诉讼制度中存在的可能性。因为这种责任的产生并非仅仅基于独特的美国式对抗制,而是基于诉讼当事人双方的一种“求胜的心理或本能”。只要有诉讼存在,这种“求胜的心理或本能”就存在。因此,无论一国的司法实践是否存在着陪审团和法官之间的职权分工,原告和被告都负担着“提供证据责任”。诚如兼子一、竹下守夫所说:在诉讼中,“对当事人一方有利的事实是对对方当事人不利的事实,因此,诉讼上就有争执。双方当事人就都想证明自己陈述的事实是真实的。但对负担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来说,所主张的事实未被完全证明时就达不到其目的。与此相反,对方当事人所主张的事实即使未达到确信真实的程度,只要能阻碍当事人的证明,使之陷于真假不明的举证责任的范围内,也同样能达到目的,这点与负担举证责任的当事人的证明是不区别的”。〔11〕他们还指出:“在具体的诉讼过程中则不可能出现本来是原告的举证责任转移到被告的情形。不过,原告对负有举证责任的事实一旦提出有力的证据,被告就应提出反证,也有人把此种情形说成是举证责任转换。但是,举证责任与谁提出什么样的证据毫无关系,并且只有在审理到最终阶段法官仍达不到心证的情况下,举证责任才起作用。在此情况下,根据原告的举证,法官只要对其所主张的事实得到心证,就不会发生举证责任的问题,就此辩论终结,就等于原告所主张的事实得到认定。因此,被告为了动摇法官对其事实的确信程度,则有必要提出反对其事实的反证,并不是因为举证责任转移到被告。”〔12〕

(三)英国法上的总的举证负担、特定负担和证据负担

英国学者曾反复讨论举证负担的各种涵义。认为“举证负担”是指证明一项或几项事实的义务。它包含三层意义:一是诉讼当事人证明其事实之法律依据的总的义务,即所谓“总的负担”;二是指证明与争讼有关的某项个别争执点或事实的特定义务,即所谓“特定负担”;三是指当事人为支持有争论的事实提出证据的义务,即所谓“证据负担”。它与美国的“提出证据责任”是同一个意思。

我们以汽车肇事造成的伤害案为例来说明三者之间的差异。第一,在该案件中,原告须对被告的过失负担总的举证责任。第二,原告还须证明被告一方构成过失的具体行为。这是所谓特定负担。比如,关于被告存在驾驶汽车超速、不遵令交通信号行驶、汽车没有适当维修等等行为,是原告必须证明的。〔13〕第三,原告还须提供证据以支持这些事实中的每一件事实。这是所谓证据负担。假如被告在同一案件中主张原告有其自身的过失,被告有证明原告有过失的负担,以及为支持主张提供证据的负担。

可见,总的举证负担是由一定数量的特定负担组成的,至于应由哪些特定负担构成总的负担,应参照实体法的规定加以确定。因此总的负担和各项特定负担总称为“法定举证负担”。〔14〕既然“法定举证负担”由法律所规定,当然是不可转移的。

英国学者认为,证据负担一般落在承担法定负担者的身上,但并不总是这样。一般认为证据负担在诉讼程序进行中可能转移。〔15〕按照正统的意见,当一方提出法律推定时,就把举证负担转移到对方身上。但英国人诺克斯不同意这种看法:“尽管否认当事人为婚生子女的一方有特定的举证负担,但这项特定的举证负担是与原告的特定举证负担不相同的。原告有证明一系列事实的义务,被告则有提出不同事实的证据的义务。例如,已付款的证据。转移负担是指甲放下他的担子,乙则捡起了另一个担子,甲从未把他的担子交给乙,乙也没有把担子退还给甲。所转移的义务实际上是指证明不同事实的义务。”〔16〕总之,举证负担是不能从一方转移到另一方的。只有证据负担可以转移。这里的“证据负担”,与美国法的“提供证据责任”具有完全相同的性质。

(四)我国个别学者的观点

我国个别学者曾经注意到了“举证责任”在原告与被告之间的程度上的差别,只可惜没有准确地把握这种差别的性质。一位作者写道:“在民事诉讼实践中,举证责任通常由处于‘攻击’地位的原告承担。但这并不意味着对方当事人不承担举证责任。如果原告已尽举证责任或者被告提出相反的事实进行‘防御’,被告应当承担举证责任。不过在这种情况下,对原告和被告举证证明其主张的事实所达到的证明程度并不相同。原告应当举证证明自己主张的事实是客观存在的,而被告如果要达到防止原告胜诉的目的,只需举出反证使原告主张的事实处于真伪不明的状态即可。……此时举证责任由原告方转移到了被告方。因此,当事人对自己主张的事实和抗辩的事实,都应举证证明。”〔17〕

在这里,该作者准确地观察到原告和被告对各自主张的事实,在“证明程度”上并不相同;但是作者仍然认为被告所负担的“反证”责任是一种“举证责任”,从而得出了错误的结论———在被告承担这种“反证”责任时,举证责任由原告方“转移”到了被告方。这样就失去了把握真理的机会。实际上,在如上条件下,被告施行反驳的方式主要有两种,要么使用新证据,要么运用推理的方法。无论采用哪一种方式进行反驳,它们都不能动摇一个案件开始时所确立的举证责任,即只能由一方承担举证责任,要么是原告,要么是被告。决不可能双方都承担举证责任。否则,就会导致“举证责任”分担的混乱和矛盾。

(五)举证责任与提供证据的责任的区别

在一般民事案件中,被告反驳原告的主张,是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避免败诉而进行的本能的行为,这是对他自己所负的责任。这种责任不是法律强加的,也不是原告强加的。即便他不反驳,也未必败诉。如果因为他不反驳而当然败诉,显然与举证责任的性质不合。因此,不能认为他“提供证据进行反驳的责任”是一种举证责任。

具体来说,在民事诉讼中,“提供证据的责任”与举证责任存在如下区别:

一是责任的主体不同。在一般民事案件中,承担举证责任的主体是原告;在举证责任倒置的情形下,承担举证责任的主体是被告。无论一般民事案件,还是特殊民事案件,提供证据责任的主体既可以是原告,也可以是被告。

二是责任的来源或依据不同。提供证据的责任来源于原告或被告的内在的取胜欲望;而举证责任来源于法律的强制性规定。提供证据的责任属于任意性的规定,取决于主张者或反驳方的自由意志,他可以行使主张权或反驳权,也可以放弃主张权或反驳的权利。

三是后果不同。原告或被告“提供证据展开攻击或予以反驳”这种责任如果履行不能,并不必然导致败诉的后果,而负担举证责任的一方如果没有尽到自己的举证责任,则必然会导致败诉的风险。可见,两者在承担责任的主体、责任的依据和后果方面,都是不同的,不可混淆。

我国有的学者也曾经指出了举证责任与大陆法上的“举证必要”的区别,指出举证责任与举证必要概念上的区别为德国和日本的通说。〔18〕举证必要是指在具体的诉讼状态下,一方当事人如不提出证据将招致不利后果。没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也有举证必要,这种举证必要的作用在于妨碍法院对对方当事人所证明的事实形成确信。而行为责任则不同,它必须依附于结果责任。可见,被告的举证行为属于举证必要,而非行为责任的表现。举证必要当然存在转移的问题。这里“举证必要”与提出证据责任”基本上是同一个意思。

(六)本证、反证与提供证据的责任的区别与联系

一位学者在质疑“举证责任转移”观点时曾经写道:“主张行为责任可以转移的学者认为,在一个案件中,原告提出某权利的存在,被告予以否认,此时证明权利存在的事实由原告负担举证责任,原告提出证据初步证明了权利存在的事实后,就可以不再举证,行为意义上的举证责任暂时转移给被告,被告负担证明此权利不存在的责任,否则被告可能败诉。在被告提出反证后,原告本证的证明力已经削弱,须进一步补充证据证明,因而,又重新负担其行为意义上的举证责任。从而导出‘行为意义上的举证责任不断往复地加在双方当事人身上’的结论。”〔19〕作者认为,上述观点“没有搞清本证与反证的根本区别”。他认为“本证是负担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提出,反证是无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提出。无举证责任的当事人的举证行为并非是履行行为意义上的举证责任的表现,仅是一般诉讼行为而已。”

这里首先应当肯定,上述观点基本上是正确的。它基本上区分了本证、反证与举证责任的不同点。但是,我还必须进一步指出,实际上无论是本证还是反证,都属于“提供证据的责任”的范畴。它们与举证责任有着根本的区别。只有在确定举证责任的前提下,才发生本证与反证的问题。例如,在一般情况下,举证责任在原告一方。此时,本证由原告提出,反证则由被告提出。在举证责任倒置的情况下,举证责任在被告一方,这时本证由被告提出,反证则由原告提出。虽然本证是履行其举证责任的一种表现,反证却不是“一般诉讼行为”,而是履行“提供证据的责任”的一种表现,是“举证必要”。

四、举证责任倒置与“举证责任转移”的区别

(一)举证责任倒置与“举证责任转移”的界限

在有些论著中,作者错误地将举证责任倒置的情形识别为“举证责任的转移”。这是需要澄清的。例如,拙著《民事证据研究》曾经写道:

“在普通侵权案件中,受害人应就加害人有故意过失的要件事实、及侵权行为与损害事实之间存在因果关系的事实进行举证,这是根据一般举证责任原则所作的分配。然而在特殊的侵权案件中,这种方法存在局限性。例如我国民法通则规定了动物所有人或占有人的侵权行为责任。为加强动物所有人或占有人特别注意义务,民法规定,动物加害于他人者,由其所有人或占有人负损害赔偿责任,但依动物的种类及性质,已为相当注意的管束或即使为相当注意的管束而仍不免生损害者,不在此限。从该条文规定的形式来看,加害人必须就其对动物管束已为相当注意进行举证。即就其对动物管束无故意或过失的事实负担举证责任,受害人对于加害人的故意过失及因果关系不必进行举证,只就加害人占有动物的事实及动物加害的事实进行举证。从我国民法关于举证责任分配的规定可以看出,故意过失及因果关系的要件事实,在一般侵权行为的情形,归受害人举证;在动物占有人的侵权行为之情形,改由加害人举证。这种现象,就是举证责任的转换。”〔20〕

现在看来,假如存在“举证责任转移”的情形,那么,上述看法也混淆了举证责任倒置与“举证责任转移”的界限。

首先是涵义不同。所谓举证责任的转移,是指把原来由当事人一方所负担的举证责任转移给对方当事人承担。这种“转移”,既可能是原告的举证责任向被告方转移,也可能是被告的举证责任向原告方转移。在这里,“转移”是双向的。所谓举证责任的倒置,是指在法律规定的特殊案件中,法官依法把通常由原告所负担的举证责任分配给被告承担。在这里,“倒置”是单向的,不是双向的。在一个案件中,当举证责任从原告倒置给被告负担之后,就不能采用“暗渡陈仓”的办法,再从被告“转移”给原告。在我国,自从1991年4月颁布新的民事诉讼法以来,最高人民法院通过司法解释,明确规定在普通的侵权案件中适用举证责任分担的一般原则,即由受害人(原告)承担举证责任。同时规定,在特殊情况下,例如在民法无明文规定的医疗损害、交通事故损害、商品瑕疵损害以及环境公害等事件中,被告(即加害人)就自己的过错要件事实及因果关系事实,负举证责任。〔21〕这是举证责任倒置的运用。

其次是频率不同。如果存在举证责任转移的话,那么这种转移在民事诉讼过程中是经常发生的。而举证责任倒置在诉讼开始时就已经确立,在诉讼过程中不会发生任何变化。即便举证责任倒置是在诉讼过程中依法官职权采取的,那么针对同一种性质的案件来说,只能是一次性的,不会再来第二次。

在日本,有的学者也是将举证责任倒置与“举证责任转移”加以混用的。如兼子一、竹下守夫先生在对“举证责任转移”一词下定义时写道:“把这一词作为抽象的法规之间的关系来使用时,一般是指规定有过失的举证责任在于原告一方,在特别规定的情况下无过错的举证责任在于被告一方。”〔22〕他们还指出:“就理论上的一般原则来说,对于当事人一方负举证责任的事实,考虑到当事人之间负担证明的公平性,在特殊情况下,可以理解为允许另一方当事人负担举证责任(妨碍对方证明的情况)”。〔23〕实际上,这里的“举证责任转换”就是举证责任倒置的全部涵义。

(二)在出现“妨害证明”的情况下是否会发生举证责任转移

在民事诉讼中,有时会发生对查明案件真相有重要意义的证据遭毁灭或伪造的情况。例如,有的诉讼当事人故意制造虚假证据,歪曲案件事实真相,使法官在认识案情上发生偏差或错误;有的诉讼当事人运用非法手段使证据不复存在,阻碍法官使用该证据;还有人以暴力、胁迫或贿赂方法阻止证人作证或者指使、贿赂胁迫他人作伪证。假如当事人一方因过错将该诉讼唯一的证据灭失或伪造证据或作伪证,致使双方当事人就有争执的待征事实,无证据或无真实的证据可用,形成待证事实存否不明的状况。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就该待证事实,就由哪一方当事人负担举证责任,从而负不能举证的败诉危险?这是一种棘手的问题。由于这种问题是因证据遭受当事人妨害而发生的,故学者称其妨害证明。如果证据的灭失或作伪是由于负举证责任的当事人自己的行为所致,其举证责任不会变动。如果证据的灭失或作伪是由于应负举证责任的相对人所致,则发生相对人是否因而就其证据灭失行为所致的待证事实不明、负举证责任的问题。

对此,德国判例采取了两种解决方法。一是直接利用德国民事诉讼法关于自由心证的规定,由法官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进行判断。采取表见证明的方法,令妨害证明的当事人负证据提出的责任;二是采取举证责任转换方法,令妨害证明的当事人负担客观举证责任,而应举证的当事人不负举证责任。〔24〕

对上述法院的判例,德国学术界持有不同的看法,大致分为三种:(1)德国多数学者认为,法院应当就证明妨害的行为以自由心证作出评价,从而就个别具体情形进行适当的判断,属于被告的证据提出责任问题,并非举证责任分配问题。在被告遗失证据时,法院应当令被告提出证据以证明其无过失。如果被告无法证明,法院得以心证判断被告过失的有无。换言之,法院可以作出被告过失的认定,也可作出无过失的认定,法院并不一定作出被告过失的认定。(2)有的学者认为,该判例属于举证责任转换的问题。主张该说者认为,被告既因证据妨害行为形成待证事实不明的状态,原应就待证事实负客观举证责任的原告(被害人),即因被告的证据妨害行为而免于举证,其举证责任转归被告负责。所以,在被告就待证事实不能为举证,而法院就待证事实亦因状态不明无法进行判断时,应依举证责任分配原理,当然作出被告败诉的判决,不产生法院依自由心证进行判断的问题。(3)还有的学者认为,除上述利用举证责任分配原理及自由心证进行评价的方法之外,应就个别情形选择举证责任转换或者表见证明为之,不必一律将证据妨害的问题归为举证责任转移问题或表见证明问题进行解决。

在我看来,第一种主张是正确的,比较令人信服。因为,举证责任随着案件性质的确定而确定。案件的性质是从诉讼开始时就被确定的,因为举证责任由哪一方负担也是这时确定的,中途不会发生转换的问题。同样的道理,举证责任倒置也是开始被确定的。在原告负担举证责任的情况下,如果在诉讼过程中出现了因被告妨害证明而形成待证事实不明的状态,法院应当令被告提出证据以证明其无过失,如果被告无法证明,则是没有尽到“提供证据的责任”,并负担由此带来的不利后果。但这种后果与原告“举证不能”的后果是不同的,有着层次上的差别。

至于第二种看法,是值得商榷的。这种观点的要害在于把“提供证据的责任”与举证责任等同。其实,正如我在前面所论述的那样,这两种责任是完全不同的。“如果在被告就待证事实不能为举证,而法院就待证事实亦因状态不明无法进行判断时,应依举证责任分配原理,当然作出被告败诉的判决”,显然是将举证责任作为一种对被告施行惩罚的手段。如果被告无法对自己的过失进行合理的证明,课以其举证负担可能是公平的。但是,如果被告能够对自己的过失进行合理的证明,课予其举证负担就是不公平的。因此,如果采用这种方法,在适用上会很不方便,而且法官掌握着很大的负有弹性的自由裁量权,其结果不一定就是公平的。另外,退一步说,即便举证责任由原告转归被告负担,这也不是“举证责任转移”,而是举证责任倒置。

五、结论

最后,让我们对以上讨论作一个总结。

第一,举证责任具有不可转换性。就是说,在诉讼过程中,举证责任是不可能转换的。正如兼子一、竹下守夫所说,“而在具体的诉讼过程中则不可能出现本来是原告的举证责任转移到被告的情形。”〔25〕

第二,举证责任倒置不等于“举证责任转换”。举证责任倒置是由法律规定或法官依职权确定的举证责任分担的一种特殊情形。

第三,在诉讼过程中原告的主张责任或者被告的反驳责任,可叫做提供证据的责任。这种责任可以在原告和被告之间进行转移。这种转移与“举证责任的转移”是不同的。无论原告的主张责任或者被告的反驳责任,它们与举证责任之间不能划等号。那么“举证责任与谁提出什么样的证据之间毫无关系”〔26〕的论断是否成立呢?这里须具体分析。在民事诉讼开始时,案件的性质已经被确定,此时,举证责任的分担情况已经十分明显。就是说,在一般民事案件中,举证责任通常是由原告来承担的。在特殊的民事案件中,举证责任要由被告承担。无论在哪一种状态中,举证责任都必须与案件的性质相一致。举证责任是不转换的。当案件的性质确定之后,举证责任由哪一方承担就被法律所确定了。当举证责任被确定之后,负担举证责任者应提出本证,不负担举证责任者可提出反证。因此,当举证责任确定之后,就决定了谁可以提出本证,谁可以提出反证。但这也不是绝对的。因为人们所处的角度不同,赋予本证与反证的涵义可能不一样。例如,在一般民事案件中,原告承担举证责任,但被告可提出反证。这种反证可以用被告的“一个正面的主张”来表达。这种主张对被告来说就是一个本证。原告可以反驳这个主张,从而构成“反证”。在举证责任倒置的情况下,也会发生这种情形。因此,“举证责任与谁提出什么样的证据之间毫无关系”这种论断是成立的。

第四,举证责任是随着案件的性质确定之后,才被确定的。它在诉讼过程中不会发生变化。它象一盏明亮的航标一样,指导着诉讼的前进方向。不过,只有在案件审理到最终阶段,案件事实仍处于真伪不明状态的情况下,举证责任才起决定性作用。正如美国学者哈泽教授所说:“证据可能或多或少势均力敌,在这种情况下,需要有一种规则来指引作出决定。各个法律体系均有在此情况下引导法院的辅助性规则———有关举证责任的规则。举证责任规则的效力为,如果法院查明有关特定事实问题的证据旗鼓相当,负有举证责任的一方当事人将在该问题上失利。换个稍微不同的说法,如果法院不能根据证据查明事实,则该问题在解决时就不利于负有举证责任的一方当事人。原告通常对被告过错的主要方面负有举证责任。”〔27〕

注释：

〔1〕柴发邦主编:《中国民事诉讼法学》,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337页。

〔2〕参见柴发邦主编:《民事诉讼法学新编》,法律出版社1992年版,第224页以下。另参见谭兵主编:《民事诉讼法学》,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302页。

〔3〕单云涛:《举证责任的免除、举证命题的变更与举证责任的不可转移性》,《法学研究》1991年第5期。在该文中,单云涛先生曾经对“举证责任转移理论”明确地表示怀疑,有力地澄清了举证责任转移理论的错误观点。例如他指出,举证责任转移理论“忽视了举证责任的分担法则。哪些事实该由哪方当事人主张和证明,由举证责任的分担法则确定。按举证责任的分担法则,被告对‘权利不存在’这一事实不负举证责任。既无举证责任,行为责任又从何而来?”这是对举证责任转移理论的有力否定,基本上确立了“举证责任的不可转移性”,为我国举证责任理论作出了重要贡献。这是值得肯定的。但是,有必要指出的是,单先生的观点仍然存在瑕疵。例如,他认为在原告承担举证责任的同时,被告负有举证责任。“而被告所主张的事实于最后真伪不明时,被告承担败诉后果。”只是“被告所承担的举证责任并非由原告转移而来,而是由于他有了新的主张。”他还认为,“不同的事实主张所伴随的不同的举证责任,是分别独立存在的”。这里有两个错误。第一,没有弄清“举证责任”与“提供证据责任”或举证必要的界限。在我看来,当案件的性质确定之后,如果依照法律的规定,举证责任由原告承担,那么就不存在被告负担举证责任的问题。即便被告有了新的主张也不承担举证责任。他所承担的责任叫做“提供证据的责任”(英美)或者“举证必要”(德日)。第二,在原告承担举证责任的前提下,认为被告“承担举证责任”与被告承担败诉后果之间具有必然的联系。事实上,由于我所阐明的前一个理由,即被告并不承担“举证责任”,所以“被告所主张的事实于最后真伪不明时”,被告并不必然承担败诉后果,而且不存在“承担败诉后果”的高度盖然性,即两者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的联系,而是一种或然的联系,即在这种情况下对被告可能产生不利的影响。

〔4〕[日]田口守一:《刑事诉讼法》,刘迪、张凌译,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226页以下。这里“举证责任的转换”很可能是误译。因为这里所叙述的转移内容与“倒置”的内容完全一样。

〔5〕参见沈达明编著:《比较民事诉讼法初论》上册,中信出版社1991年版,第274页。

〔6〕拙著:《民事证据研究》,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169页以下。

〔7〕前引〔1〕柴发邦主编书,第335页。

〔8〕参见前引〔6〕,拙著,第170页。

〔9〕例如,有人认为,原告对其主张的法律关系存在的事实已尽行为意义上的举证责任,如被告不主张其他抗辩事实,原告即可胜诉;但如果被告提出该法律关系已经消灭,则被告应对此负举证责任。这是就出现了“举证责任转移”的现象。参见前引〔3〕,单云涛文。

〔10〕参见白绿铉:《美国民事诉讼法》,经济日报出版社1998年修订本,第139页以下。

〔11〕[日]兼子一、竹下守夫:《民事诉讼法》,白绿铉译,法律出版社1995年版,第110页。

〔12〕同上书,第112页以下。

〔13〕实际上,原告还必须证明其他要件,如原告受汽车伤害的事实;受害事实与被告行为之间的因果关系等(汽车交通事故致人损害多适用无过错责任或严格责任,原告一般无须对肇事者的过错进行证明———编者注)。

〔14〕前引〔5〕,沈达明编著书,第273页。

〔15〕有人认为,特定负担在诉讼程序进行中可能转移。这种看法值得商榷。如果特定负担转移,则肯定会影响到总的负担的确定性,即总的负担可能发生转移,因为总的举证负担是由一定数量的特定负担组成的。因此我认为特定负担是不可转移的。参见前引〔5〕,沈达明编著书,第274页。

〔16〕前引〔5〕,沈达明编著书,第274页。

〔17〕谭兵主编:《民事诉讼法学》,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303页。

〔18〕有的日本学者将举证责任分为客观的举证责任和主观的举证责任。客观的举证责任(实质的举证责任)是指,事实真相真假不明时,在法律判断上处于不利地位的当事人承担的责任,也叫劝说责任。主观的举证责任(形式的举证责任)是指当事人负责证实事实的责任,是当事人希望审理某种事实时提出一定的责任。这也叫当事人设定争点责任。这是与英美法所说的证据提出责任相对应的。这种主观的举证责任随着诉讼的进展,随时可以从一方当事人转移到另一方当事人身上。但客观的举证责任是不可转换的。对证据的证明力不能作出肯定或否定的判断时,应当说是事实不清。在这种情况下,检察官不举证时,根据“疑罪从无”的原则认定无罪。因此,在刑事诉讼过程中,原则上检察官负有客观的举证责任,但这种客观的举证责任不能转嫁给被告人。在不存在违法阻却事由和责任阻却事由的情况下,检察官也有举证责任(通说)。但是,被告人有责任形成上述事由存在的争点(这是主观的举证责任。当然要等待被告人的主张,但认为这些事由存在时,即使被告人不提出主张也可以形成争点)。例如,检察官主张杀人的事实,而被告人主张正当防卫的事实,检察官的客观举证责任就是论证不存在正当防卫事由。另外,检察官对诉讼条件的事实也有客观的举证责任(通说)。

〔19〕前引〔3〕,单云涛文。

（20〕参见前引〔6〕,拙著,第169页(我国民法学界一般认为动物致人损害之责任为无过错责任,被告不得以证明自己在管束方面没有过错而主张免责,原告也无须对被告的过错进行证明———编者注)。

〔21〕参见前引〔6〕,拙著,第169页。

〔22〕前引〔11〕,兼子一、竹下守夫书,第112页。

〔23〕前引〔11〕,兼子一、竹下守夫书,第113页。

〔24〕我认为,在采用上述两种方法的情况下,也不会发生举证责任转移的问题,只是举证责任倒置的问题。在采用表见证明方法时,是法官依职权将举证责任倒置;在采取所谓“举证责任转换”方法时,也与举证责任倒置的涵义完全相同。因此,如果说这是举证责任的转移,那么也与通说所主张的“举证责任转移”在意义上是完全不同的,正象竹下守夫先生所说的举证责任转换的定义就是举证责任倒置的定义一样。对于在出现证明妨害的情形,不管该证据是诉讼中唯一的证据,不管出现证明妨害的情形多少,都可以通过法律的强行性规定或者法官依职权,实行举证责任倒置,由妨害的一方承担。

〔25〕前引〔11〕,兼子一、竹下守夫书,第112页。

〔27〕[美]杰弗里.哈泽德等著:《美国民事诉讼法导论》,张茂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80页。

确定性范文篇9

关键词:经济不确定性金融市场微观主体经济金融化

一、引言

经济不确定性是指经济运行中存在市场参与主体无法预知的因素并导致其难以对未来经济状况进行准确预期的特性。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各国当局加强经济干预，使经济不确定性上升(Baker等，2016)。危机后政府的宏观调控更多表现为相机决策形式，企业和家庭部门等微观主体的投资和融资决策也需要随政策变化加以调整。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结构转型时期，政府部门相继推出各类经济改革政策和措施，经济不确定性也随之上升。有研究指出，经济不确定性使企业和家庭进行预防性储蓄，降低投资和消费(Bloom，2014);也有研究认为，不确定性是经济金融化的重要驱动因素(彭俞超等，2018;李沛然等，2019)。研究经济不确定性及其影响有助于从宏观和微观等层面厘清经济增长和金融市场波动的金融化成因，进而有助于制定相应的政策措施以防范经济过度金融化产生的负面影响，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二、经济不确定性的界定及测度

经济不确定性涵盖的范畴较广。Knight(1921)将“对未来收益和损失的分布状态和范围无法预测或无法确定风险分布类型本身”定义为不确定性。Le和Zak(2006)将政府部门未明确经济政策预期、政策执行和政策立场变更的指向和强度引发的结果定义为经济政策的不确定性。本文根据研究对象和计算方法的不同将经济不确定性的测度方法归纳为变量法、主观推断法和模型估计法等三类。(一)变量法。变量法采用一系列反映经济不确定程度的变量对经济不确定性加以测度。Bloom(2009)分别采用企业利润增长率的标准差和股票月度收益率的标准差衡量经济不确定性。Bali和Zhou(2016)采用风险中性测度和物理测度下的波动率期望之差作为不确定性指数的度量。VIX波动率指数是美国芝加哥期权交易所构建的指数期权隐含波动率加权指数，计算看涨和看跌期权的隐含波动率并对结果取加权平均，是目前较为常用的衡量经济不确定性的变量。变量法使用范围广、计算简便且数据可得性高。(二)主观推断法。主观推断法收集并比较各经济主体对经济指标的主观判断和预期数据的差别衡量经济不确定性，各经济主体对经济发展的现状和未来预期的分歧越大表明经济不确定性越高。Bloom(2009)基于分析师预测GDP的分散程度测度经济不确定性，使用美国费城联储分析师对未来一年名义GDP预测的标准差计算。Baker等(2015)基于文本分析法统计了美国主流媒体对经济报道中“不确定性”关键词出现的频率并构建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该方法得到的不确定性可以较好解释美国的重大政治和经济事件。主观推断法从不确定性的来源出发，经济含义较为明确。(三)模型估计法。模型估计法将不确定性作为经济活动的内生变量，通过寻找经济观测量和不确定性的对应关系，使用估计方法得到经济不确定性。Schwert(1989)采用时间固定效应自回归模型对宏观经济变量建模，将残差项的平方和作为不确定性的度量。Aruoba等(2009)提取了不同预测周期下的宏观经济指标和股票市场数据构建模型，采用卡尔曼滤波方法估计经济不确定性。Jurado等(2015)采用主成分分析法提取变量的共同因子，使用自回归模型得到变量的预测方差并加总得到经济不确定性。模型估计法的关键在于状态空间方程和观测量的选取，该方法的优点是计算过程更加接近不确定性的定义。

三、经济不确定性的影响分析

经济不确定性会对经济发展和生产经营的各方面产生影响，可以从宏观经济、金融市场、企业部门和居民部门等四方面加以归纳。(一)经济不确定性对宏观经济的影响。西方国家的实证研究表明，经济不确定性会在短期内造成消费、投资和就业等一系列指标的下降并在长期造成经济增速放缓。Bloom(2009)研究表明，经济不确定性增加会使就业和总产出受到影响，因此消费和投资增长率下降，通货膨胀压力上升，最终使经济增长速度放缓。Novy和Taylor(2014)指出，贸易额相较于国内总产出受外部不确定性冲击的影响程度更大。近年来，我国学者也研究了经济不确定性对宏观经济的影响。鲁晓东和刘京军(2017)研究发现，不确定性和外部冲击对我国出口产生负面影响。王博等(2019)研究表明，货币政策不确定性增加会使违约风险上升、产出下降。(二)经济不确定性对金融市场的影响。经济不确定性会影响金融市场的价格，主要体现在收益率和波动率两个方面。收益率方面，Bali等(2017)基于因子模型研究发现，经济不确定性会导致股票价格发生变化。Aramonte(2014)指出，不确定性是期权收益中的重要因子，并会产生负的风险溢价。波动率方面，Liu和Zhang(2015)发现，不确定性对股票市场波动率具有良好的预测效果。经济不确定性还通过溢出效应使金融市场间的联动性增强。Dakhlaoui和Aloui(2016)研究表明，美国经济政策的不确定性会对金砖国家股票指数产生负向收益率溢出效应。李沛然等(2019)研究发现，不确定性通过影响商品市场交易者的投资决策促进大宗商品间的价格联动。(三)经济不确定性对企业部门的影响。经济不确定性对企业部门的影响体现在投资决策层面。Jeong(2002)发现，政策不确定性使企业倾向于进行期限较短的投资。Bloom等(2010)研究表明，不确定性使可逆性较大的投资项目比例下降，而使可逆性较小的投资项目比例上升。谭小芬和张文婧(2017)指出，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上升会抑制企业固定资产投资、研发投资等实体经济投资活动。顾夏铭等(2018)研究表明，经济政策调整会使企业的创新投资增加，从而增加获得未来收益的机会。彭俞超等(2018)发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上升显著抑制企业的金融化趋势，且导致企业减持投机性金融资产、增持保值性金融资产，我国企业金融化的主要动机是追求利润而不是预防性储蓄。(四)经济不确定性对居民部门的影响。经济不确定性会影响居民部门的消费和储蓄。Campbell(1993)研究表明，经济不确定性增加会降低投资者的消费需求，由于经济存在衰退的可能，居民持有更多与经济活动正相关的资产以抵抗风险。在我国市场化改革过程中，城镇居民面临的不确定性明显增加，出现“预防性储蓄”现象。宋峥(1999)研究发现，收入的不确定性对居民储蓄的提升有显著的正向推动作用。齐天翔(2000)认为，经济转轨过程中的不确定性使居民边际储蓄倾向增加。沈坤荣和谢勇(2012)研究表明，不确定性上升使居民储蓄率增加，而社会保险会降低城镇居民储蓄率。

四、经济不确定性与我国经济金融化成因

(一)经济金融化成因的政治经济学分析。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资本积累会受到价值形式的限制，传统的商品货币体系阻碍资本持续积累，通过借助信用货币，资本积累受到的限制被打破。现代银行的信用货币制度突破贵金属货币的数量约束，加快资本周转，提高社会生产效率，信用过度扩张会导致生产过剩和投机过度，可能引发金融危机。危机爆发时信用大幅收缩且融资成本提升，实体企业的利润率降低，信用和资本就会出现螺旋式下降。由于实体经济中的微观主体受限于信息不对称，无法准确识别市场中客观存在的商品过剩，仍然不断扩大生产并导致产品过剩，为实体经济运行带来不确定性。经济运行不确定性的增加伴随着资本脱离产业进行自我循环和增值，使得经济“脱实向虚”，而微观主体的局限性将其进一步放大为宏观现象，最终造成经济金融化。(二)经济不确定性与经济金融化驱动机制。经济不确定性会增加金融市场间的价格联动。股票和大宗商品作为两种投资品，具有一定的互补性和替代性。当经济不确定性增加时，一方面市场风险上升会引发交易者的避险行为，促使其配置更多风险较低的资产。根据风险规避理论，投资者的避险情绪上升后会要求更高的风险补偿，而投资者情绪存在传染性，当经济不确定性对商品市场造成广泛的冲击后，本不相关的资产之间便出现了同向运动的趋势。企业经营过程中面临较多不确定性，不确定性增加意味着企业面临更高的内外部风险。由于固定资产投资具有不可逆性，相对于流动性更强的金融投资，生产性投资面临的风险更大。实物期权理论认为，不确定性上升会增加企业推迟投资的期权价值，企业在应对不确定性时，可选择流动性较强的金融资产而非固定资产。在市场机会不佳时，企业可以通过行权的方式延迟投资，这给予企业根据市场实际决定投资时机和投资水平的选择，企业的最优决策变为等待有利投资机会，最终表现为延迟生产性投资并增加金融投资，企业出现金融化趋势。

五、研究展望与政策建议

现有研究大多立足于经济不确定性及其影响，其中大部分针对金融市场和企业层面的金融化现象。结合已有研究，本文认为未来可结合我国实际建立内生的经济不确定性指标，以丰富我国经济不确定性指标体系。还可以从股票市场、债券市场和大宗商品市场等入手，深入探讨经济不确定性对我国资产价格波动的影响。经济不确定性也与政治周期有紧密联系，可将经济不确定性的政治周期现象作为切入点加以研究。结合经济不确定性引发我国经济金融化现象的机理，本文给出以下防范经济过度金融化负面影响的政策建议。1.强化货币政策调节作用。传统的货币政策采用总量管理的方法，对结构性问题缺乏针对性。可采用结构性货币政策进行精准调节，解决我国经济发展的结构性矛盾。同时，可着力提升货币政策透明度，适当引入前瞻性指引等工具，加强与市场参与主体的沟通，做好预期管理。2.完善金融市场风险管理制度。密切关注国内外经济金融形势的变化，对宏观基本面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金融市场的冲击进行监测和预警并对可能发生的负向冲击加以科学合理的判断，防止出现系统性金融风险。3.建立要素市场化定价机制。我国正在完善市场化定价机制，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会引发资源的不合理配置，因此应继续深化要素市场化改革，合理确定政府和市场的边界，建立有利于发现和分散风险的市场化价格形成机制，强化市场参与主体的风险意识。4.加强企业信贷资金合规管理。防止信贷过度扩张，引导企业明确投资目的，减少募集资金投向的随意变更，对信贷资金支付的合规性和内容的完整性加以审查，降低货币从实体经济转入金融、房地产等行业的可能性，提高金融资源使用效率。5.健全金融监管体系。完善宏观审慎监管框架并将其与微观审慎监管相结合。采用指标监管和窗口指导等方式加强对价格波动和资本流动的管理，以提升实体经济和金融系统对外部冲击的承受能力。加强对金融创新的监管，促进金融市场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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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鲁晓东，刘京军.不确定性与中国出口增长［J］．经济研究，2017(9):39－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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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谭小芬，张文婧.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影响企业投资的渠道分析［J］．世界经济，2017(12):3－26．

确定性范文篇10

1．凯恩斯基于不确定性及其预期的思想对货币及货币经济的理解。凯恩斯认为，不确定性经济中货币的功能和目的是解释持续的需求不足或经济萧条的基础，以萨伊定律和货币数量论为代表的古典货币经济理论对此不能提供解释是源于将货币本质功能理解为交易媒介，因为在理论上商品总量上的需求不足不可能存在于古典的瓦尔拉斯实物交换经济中，但在货币经济中是可能的，因这意味着可能存在对作为特殊商品的货币的超额需求和对其他商品的超额供给，但货币若仅为交易媒介则不会产生对货币的超额需求。凯恩斯指出，货币的本质功能并非交易媒介，而是应对未来不确定性的一种制度安排。“货币之重要性主要是从货币乃现在与未来之联系这一点产生的”⑦，这种联系是不确定的，因而对货币的需求是人们对未来不确定性的态度和预期状态的反映，货币经济也不只是拥有货币、信用和金融机构的经济，而是体现不确定性及其预期的影响的经济———“货币有其自己的作用并影响着人们的动机和决策。如果不了解货币从最初到最后的表现，就无法对事件的过程进行长期的或短期的预测。这便是当我们提及一个货币经济时应该表达的意思。”⑧而“货币经济之特征，乃是在此经济体系之中，人们对于未来看法之改变，不仅可以影响就业之方向，还可以改变就业之数量”①。可见，凯恩斯主要是通过不确定性及其预期将货币与人们的决策及实际经济，将现在与未来联系起来，如琼•罗宾逊所指出的，凯恩斯理论的“革命在于从均衡观转向历史观，在于从理性选择原理转向以推测或惯例为基础的决策问题”②。不同于货币数量论，凯恩斯主要从不确定性经济中货币需求，而非货币供给出发分析储蓄和消费倾向、利率和资本边际效率对有效需求不足和非充分就业均衡的影响。③2．不确定性预期下的货币需求具有与古典意义上的价值储藏不同的性质，使储蓄决定投资，供给自动引致需求的萨伊定律不再有效。在古典的确定性经济中对现在部分收入的储蓄是要完成可准确预期的未来购买计划，实质是货币交易媒介功能的跨期转移，因此长期来看，家庭的全部收入都会用于产品的消费，而企业家也能准确预期与当前储蓄相应的未来市场需求的变化，从而在任何产出水平上投资支出都等于计划储蓄，全部供给都有相应的需求。但凯恩斯指出，在不确定性的货币经济中，储蓄是为应对未来不确定的需求变化而“在不事先规定之时日，消费不事先规定的一种商品”，因此“不是用未来消费需求来替代现在消费需求，而只是把后者减低”，④从而会减少总需求，而非需求被延迟到未来确定的日期，这使得投资小于储蓄，或总需求小于总供给成为可能。同时，需求小于供给的差额并不能被因货币需求增加、货币价格上升引起的对其他商品需求增加的替代效应所抵消，这是源于货币作为应对不确定性的流动性资产所具有的近乎为零的生产弹性和替代弹性，从而使这种货币需求成为真正的“非就业的需求”，非充分就业由此产生。因此，凯恩斯认为，储蓄不能决定或自动转化为投资，而是被投资所决定，即投资变动引起收入及其中储蓄相应的变动，以满足投资需求的变动，均衡即实现于计划投资与计划储蓄相等之时。均衡实现的机制在于因货币需求的上述影响导致行为人的边际储蓄倾向大于零，或边际消费倾向小于1，以及由此产生的乘数作用。其能够使总供给过剩，收入下降时，供给的减少大于需求的减少，使投资与储蓄趋于相等，产生低于充分就业水平的均衡，或为实现充分就业均衡，在投资及收入增加时，需求的增长超过供给的增长，使过量的储蓄被吸收。3．储蓄、投资与货币利率的决定。凯恩斯认为，上述货币需求或对货币的流动性偏好与外生的货币供给决定了利率，而古典理论认为利率决定于投资与储蓄的“错误之处，乃由于把利息看作是等待本身之报酬，而不看作是不贮钱之报酬”，⑤即将利率看作是确定消费与储蓄的比例这一时间偏好中等待或放弃消费的报酬，但忽视在储蓄中以货币形式持有财富的比例这一流动性偏好的影响。分歧的根源在于古典理论中的储蓄或等待只是延迟货币交易媒介功能的实现，而作为交易媒介的货币量的变化会导致商品价格的同比例变化，实际货币供给和需求不变，从而利率也不变，因此认为货币量不能决定利率，但凯恩斯认为，既然货币形式的储蓄反映的是不确定性及其预期，因而利率应是放弃流动性偏好，即“不贮钱”的报酬，而古典理论从投资与储蓄的平衡来理解利率的决定时，在看到储蓄是收入的函数的同时，忽视收入是投资的函数。投资（I）曲线的变化（I1→I2）会引起收入及储蓄的变化（S（Y1）→S（Y2））（图1），新的投资与储蓄均衡状态则决定于由货币储蓄变化恰好等于投资的变化。储蓄和投资虽受利率的影响，但不能决定利率，而是决定收入和就业量。4．货币利率与资本边际效率对非充分就业均衡的作用。凯恩斯认为，包括货币在内的每种资产都有自己的利息率，当资产的供给量增加时，因人们为应对不确定性而对货币资产的需求较为稳定或减少较慢，从而“即使货币数量比之其他形式的财富大量增加，利率也不起敏感反应”①，即货币利息率比其他资产的利息率或边际效率是相对难以下降的。当货币利息率等于其他资产的边际效率中最大者时，其他资产的投资增加将变成无利可图，此时即充分就业均衡状态，而非充分就业均衡是源于预期资本收益和需求下降时，其他资产原相对较大的边际效率的下降快于货币利息率的下降，导致货币利率和资本效率在较低水平相等，均衡形成于较低的投资和储蓄，或较低的需求和就业水平。因此，凯恩斯指出，“失业问题之所以发生，就是因为……如果人民所要的东西（例如货币）不能生产，而对此东西之需求又不容易压制，劳力便无法就业”②，即因不确定性的影响，货币利息率相对于资本效率总是较高。瑟科（MarcelloDeCecco）和凯格尔（JanA．Kregel）认为，“一个货币经济的定义是，平衡状态下可能存在失业”③，这才是凯恩斯理论的核心。鉴于货币利率的作用特点，凯恩斯认为通过货币供给影响利率，进而影响经济活动的间接机制的效果是较弱的，且货币供给变动易导致人们不确定性预期的增强也会增大灵活偏好，弱化货币供给对利率的影响，因此凯恩斯更为强调产出和就业均衡的消费与投资的数量，而非古典的利率或价格调节机制，其在《货币论》的“香蕉寓言”中已有体现。④综上所述，在凯恩斯看来，货币是失业问题的中心，但根源在于经济内在的不确定性及其预期，包括预期收益、利率等的变动对货币需求、投资和储蓄的影响，而研究失业问题的理论被称为通论，是因为不确定性造成的消费和投资倾向的弱势是一个永久性的问题。充分就业与就业量为零均为极端情形，实际上“就业量与物价之变动并不趋于两极端，而只是绕着一条中线上下动荡”，经济体系“既无显著倾向趋于复兴，亦无显著倾向趋于完全崩溃”，⑤这是充满不确定性的自由资本主义经济中正常但并非不可改变的状态，包括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因此，凯恩斯的货币经济理论也并非如希克斯所称，只是“萧条经济学”。

“凯恩斯主义”货币经济理论的发展

对凯恩斯不确定性思想的背离《通论》出版后，新古典综合、新凯恩斯主义和非瓦尔拉斯均衡学派等所谓的凯恩斯主义理论相继产生，有的甚至已成为主流经济学理论的一部分，因此，比较分析这些冠以“凯恩斯”名义的理论与凯恩斯不确定性思想和分析方法的关系，对于理解凯恩斯思想的实质是必要的。实际上，在方法论和理论思想上，它们与凯恩斯只有松散的联系，主要是因为它们基本都运用IS—LM分析框架，并支持积极的相机抉择政策而被称为凯恩斯主义。它们主要不是在不确定性分析的方向上修正古典货币经济理论的理性预期假定，而是依靠修正古典的市场出清假定来分析经济不能自动实现充分就业均衡的原因。1．在微观基础上，以货币价格变量的刚性和市场摩擦假设代替不确定性及预期分析。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发展与所谓宏观经济理论的微观基础问题密切相关。凯恩斯指出，古典理论将货币工资的自由伸缩作为充分就业市场出清的必要条件，因此“货币工资一有刚性”，古典学派就可“把经济体系失调之过推在这刚性身上”。⑥新古典综合等凯恩斯主义理论正是沿着凯恩斯所反对的古典学派的分析进路来分析货币的非中性效果。如假设货币工资刚性，则名义需求下降（LM左移）时实际工资（W．／P）不能下降以增加劳动力的需求，产生非充分就业均衡（图2）。同时，名义工资相对于产品价格变动的刚（黏）性可使由IS—LM模型推出的总供给曲线向右上方倾斜，为通过需求管理提高产出和就业水平提供了前提。这种理论分析的结果是认为相信价格自由伸缩和市场出清的新古典理论成为了“通论”，而凯恩斯的非充分就业均衡变成了其中的一个特例———存在经济体系刚性，如货币工资刚性的情形，莫迪利安尼就断言，“凯恩斯经济学的本质是工资的刚性。工资刚性就是凯恩斯”①。图2工资刚性与非充分就业均衡凯恩斯的理论并不缺乏微观基础，其微观基础即在于前述个体面临的不确定性及预期的作用。凯恩斯为阐明其理论，在1933年“货币的生产理论”讲座中提出了类似IS—LM模型的联立方程组，包括货币供求函数（M＝A（W，r）），消费函数（C＝φ（W，Y）），投资函数（I＝φ（W，r））和总需求函数（Y＝C＋I＝φ（W，Y）＋φ（W，r）），②这些方程均包含了后来的IS—LM模型所忽视的代表预期或“信息状态”的参数W。凯恩斯在1937年写给希克斯的信中，对IS—LM分析框架过于强调当期收入的作用提出异议，指出“在投资诱导的情况下，整个投资期间的预期收入是相关变量”。③因此，IS—LM模型未能充分体现凯恩斯通过不确定性及预期将货币与商品市场联系起来的思想，也不能真正理解凯恩斯在不确定性分析方法下货币工资刚性在其理论中的地位和作用。在《通论》中有关工资刚性的分析主要体现在第18章“就业通论提要”和第21章“物价论”等章节中，涉及工资刚性对经济波动的界限及“半通货膨胀”的影响等问题。但关于货币工资下降能否增加就业，凯恩斯强调这取决于不确定性及其预期作用下边际消费倾向、资本边际效率和利率变化的影响，因此指出，“减低货币工资，可以减低生产成本，故可以增加就业人数———这是一个很粗陋的结论”。④这个“粗陋的结论”实质上是基于凯恩斯所反对的传统货币数量论的假设，即货币需求，从而货币流通速度不变，给定货币供给，则“总需求乃定于货币数量与货币之所得流通速度———二者之乘积”，因而“货币工资减低时，需求不受影响”，从而对劳动力的需求，或就业会增加，⑤但这既忽视了货币工资下降对工人购买力和需求水平下降的影响，也忽视了预期对货币需求和货币流通速度变化，从而对货币供给转变为商品需求能力的影响。正是由于对预期和信心的强调，关于1929年爆发的危机，凯恩斯指出，“无论是减少产量还是削减工资……都不会达到恢复均衡的目的”⑥。因此，凯恩斯指出，“一个理论，假使当得起称为通论，则必须不论货币工资是否固定，都可以适用”⑦。这种“都可以适用”的基础即不确定性及其预期影响下的行为特点，而不是工资等价格变量的刚性。2．在货币作用上，以长期内的市场效率和货币中性代替非充分就业均衡。上述诸种凯恩斯主义理论通过经济体系的刚性、信息的不完全等探究货币非中性的原因，实质上是将非充分就业均衡的微观基础归结为供给，而非需求方面的不完善，是通过对古典无摩擦经济的修正来说明经济失调，如莱斯利称新凯恩斯主义即是通过“向平滑的新古典范本中撒满了满桶的粗砂”来说明非均衡的产生。⑧但非均衡的出现被认为是短期的，长期内价格的缓慢调整、经济主体信息的逐步完备会导致充分就业均衡的实现，亦即在长期内实际产出和就业的均衡水平独立于货币、价格及需求因素，而决定于劳动力、资本设备投资和技术进步等供给因素。这实质是向强调供给的基础性地位的古典经济理论的回归，相应的宏观经济理论中的所谓“需求管理”并非用来影响供给的长期水平，而是校正短期内产出对（与货币因素无关的）长期水平或稳定趋势的偏离①，凯恩斯主义（甚至包括凯恩斯）的标签就是这样被贴在了宏观经济管理政策上，而菲利普斯曲线及乘数模型则为此提供了通货膨胀———失业的多种需求管理政策组合的菜单。从理论上看，其实质表现在两方面，一是经济活动在长期内是确定性的，从而未来充分就业均衡水平（图3中的Yf）可准确预期，任何人和政府的行为都不能改变，只能在短期减少对该均衡水平的偏离，即预期的不完善只存在于短期内，在此期间信息的更新、契约的调整不能迅速实现，产生价格黏性或非瓦尔拉斯均衡交易，形成倾斜的总供给曲线，但长期内预期的调整会使总供给曲线成为垂直。②二是如帕廷金所指出的，需求和供给函数对一切货币价格的零次齐性，货币与实际经济的联系仍处于割裂状态，以致罗纳德•斯基德尔斯基感叹：“直至今日，主流经济学模型中都没有货币的一席之地。”③凯恩斯基于不确定性的货币经济思想被忽视了。

凯恩斯方法论的当代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