确定范文10篇

确定范文篇1

重音的确定，对于演讲来说十分重要。确定重音必须联系演讲的中心思想，压滤机滤布考察一定词句在演讲段中的地位和作用来确定。准确地识别重音，正确地读出重音，是提高演讲效果的重要一环。一般说来，重音的确定有以下几种情况：

1．凡属具有对应关系的，表示比较的词语，要读作重音。

如以下二段演讲稿中有色的词语就应重读。

①用闪光的团徽盖住讨厌的师范二字，这一举两得之发明，

恐怕连发明大王爱迪生也不得不叹为观止吧！

②粮油总公司和粮苑宾馆具有雄厚的实力和基础，得天时地利人和之精髓，吸春花秋穗夏露之灵气，按照自愿、平等、互利的原则，大力发展生产、购销、储运、加工一条龙服务体系。

2．凡句子中列举的同类词语，或排比句中表示排比标志的词语，该重读。如下面三例中有色的词语。

①我爱我们的蓝色，它是大海的韵律，它是天空的广阔，它是和平的徽号，它是我们理想的寄托。

②这是清高、是奉献，还是书呆子气，任其议论好了。我们自我意识很好，我们没有辜负党的培养，对得起人民的哺育，对得起社会，做出了力所能及的贡献，心地坦然，光明磊落。

③让我们以真诚的心，不屈的意志，筛网滤布聪明的智慧，在父老前辈面前，在弟弟妹妹面前，在子孙后代面前，塑造起一座崭新的、巍峨的丰碑吧！

3．文章中起照应、重复作用的词语，要重读。如《演讲与口才》1988年第9期《为了悲剧不再重演》一文中的"分数"一词要重读："分数，你牵动着多少家长的心；分数，你困扰着多少教师的日夜；分数，你操纵着多少教师的悲欢；分数，你制造着多少人间的悲剧……"

4．演讲重音的确定还要根据作者说话的着眼点和表达感情的重点而定。某些词语很普通，但由于是演讲的着眼点，又切合表达感情的需要，就需要重读。

如，1988年第9期《演讲与口才》所载《我为什么"财迷心窍"？》中的一段：

现在，我可以向领导、向父老乡亲，向那些不曾受到我的分文优惠的顾客们公开我敛财的秘密：四年来，我已有七万九千元的存款，这是当了二十一年民办教师、九年正式教师和村小负责人的我三十年总收入的四倍还要多的财富。

确定范文篇2

内容摘要：本文从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发展需要理论，揭示制度变迁的起源及其动力，导出制度变迁方向的确定性，以期为我国现有制度改革的发展方向提供借鉴。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制度变迁路径在短期内是不确定的，而在长期是确定的、难以逆转的。

关于制度变迁路径的论述，新制度经济学代表诺斯（1990）认为，“制度矩阵（InstitutionalMatrix）的报酬递增特征以及参与者的辅助性主观模型提示我们，虽然特定的短期路径是不可预测的，但长期的、总的方向则不仅是可预见的，还是难以逆转的”。“但行为人的观念在制度中所发挥的作用，要比其在技术变迁中所发挥的作用更为重要，因为意识形态信念影响着决定选择的主观构念模型。”而现有制度安排的意识形态怎样影响行为人的主观构念模型，关键在于行为人掌握默会知识（tacitknowledge）的存量。由于行为人掌握默会知识往往是随机的、不可预测的，因而行为人的主观构念模型是不可确定的，导致制度变迁的路径在短期内是不可预测、不可确定的。诺斯在此表达了制度变迁路径在短期内是不可确定的同时，阐述了制度变迁路径在长期是可确定的、难以逆转的，但制度变迁路径在短期内的不确定性怎样过渡到长期的确定性，他却没有正面回答。

另外，如果根据质量互变运动规律来理解诺斯所说的制度变迁路径在短期内的不确定性转变为长期的确定性，的确让人费解或面临困惑。关于人类个体行为、集体行为与历史发展趋势的辩证关系的论述，恩格斯明确指出：“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的那样。这样就有无数相互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而由此就产生出一个总的结果，……融合为一个总的平均数，一个总的合力”。总的合力的方向是社会历史发展的方向，决定着社会历史变迁路径以及制度变迁路径。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发展与需要的理论考察制度变迁路径的确定性，具有理论与现实意义。

制度的起源

关于制度起源，马克思主义“则从生产这一人类最基本的实践活动出发，将一定制度的形成，归结为一定生产关系，以及与这种生产关系相适应，并维护这种生产关系的社会机构和规则确立的过程，认为制度的本质就是在社会分工协作体系中不同集团、阶层和阶级之间的利益关系”。马克思主义认为制度起源于生产力的发展需要，而制度的形成最初源于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发展需要的必然结果，在这第一层次的制度的基础上导出第二层次以后的制度的产生。所以现实中的制度、规则都是适应生产力发展需要的生产关系的根本制度的衍生物。

马克思主义从生产力的发展需要揭示制度的起源，认为所有制度、规则的起源最终源于建立满足生产力发展需要的生产关系的产物。当然，制度、规则形成的目的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如果制度、规则的形成偏离这一主旋律，制度、规则就变得无效率，或者不可能发生。由此，制度、规则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中得到不断的创新和更替，则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在新制度经济学范畴里，诺斯（1990）认为，“制度是一个社会的博弈规则，或者更规范的说，它们是一些人为设计的、型塑人们互动关系的约束。”所以制度、规则是经济行为人追求潜在利益相互博弈的结果，也是人为设计的结果，其特征和功能是为了降低信息不对称的经济行为人的交易成本，提高社会经济绩效。由此可见，在制度起源的分析上，马克思主义与新制度经济学存在着一定的区别，前者认为制度的形成起源于生产力的发展需要，后者认为制度的形成起源于个体对潜在利益的追求。

制度变迁的含义及其动力

对制度变迁的分析，马克思主义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来论述。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必然要求建立新的生产关系与之相适应，从而推动生产力的发展，否则阻碍生产力的发展。同时，在生产关系基本性质不变的前提下，生产力的发展也必然要求变革与生产力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中的某个环节，进一步推动生产力的发展。由此，旧的生产关系被新的生产关系所替代的制度变迁，属于社会革命性质的制度变迁，而变革生产关系中的某个环节所引致的制度变迁，属于社会改革性质的制度变迁。马克思主义所理解的制度变迁，包含社会革命和社会变革的意义。然而，新制度经济学则把制度变迁的意义等同于制度创新或制度发展的理解。V.W.拉坦（1978）认为，制度创新或制度发展是“一种特定组织的行为的变化；这一组织与其环境之间是相互关系的变化；在一种组织的环境中支配行为与相互关系的规则的变化”。但这一系列变化须以成本—收益的法则加以权衡而决定其发生的可能，当这些变化所带来的收益小于其成本，这些变化就会被终止。诺斯在诠释制度变迁的主要方式时更加表达这一含义，认为制度变迁是一个制度不均衡时追求潜在获利机会的自发交替行为，这一获利行为可以通过政府引入法律、政策和命令的强制性方式进行，也可以由个人或团体为追求获利机会自发性或自愿合作方式倡导和组织。一言以蔽之，制度变迁的动力来自于行为人的预期净收益超过预期成本的追求。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从生产力的发展需要寻找制度变迁的动力，而诺斯从个体追求潜在利益寻找制度变迁的动力。

制度变迁路径的不确定性

诺斯论述制度变迁路径在短期内是不可预测的逻辑为：现有制度的意识形态对行为人的影响→决定行为人主观构念的模型→行为人发现潜在获利机会的存在→驱使行为人追求潜在利益的现实→行为人通过成本小于收益原则的权衡之后→引致制度变迁。在这一逻辑过程中，如果现有制度的意识形态对行为人获取默会知识是不确定性的，因而导致其后一系列过程的不确定性，由此引致制度变迁路径在短期内是不可预测的结论。从历史的长河中看，制度变迁总是按着一定的轨迹在前行。历史规律的客观存在，使得诺斯解释制度变迁路径的不确定性缺乏有力的佐证，由此他便借助技术变迁的概念辅助他的制度变迁理论，终究得出制度变迁路径在长期总的方向是可确定的、难以逆转的。然而，在他的理论中技术变迁是从属于制度变迁，归根结底从属于行为人的主观构念模型。这就使得诺斯论述制度变迁路径的不确定性与确定性陷入两难境地。其实，只要稍微引入生产力的发展需要的内涵，诺斯的制度变迁理论就会摆脱困境，并且得以科学的系统的诠释。

制度变迁路径的确定性与差异性

现实中行为人获取的信息和知识，一方面确实来自于现有制度环境的影响，另一方面来自于历史传承科学知识的影响，并且后者对行为人的影响有着决定性的作用。当行为人站在前人的生产能力的基础之上，并受到现有制度因素的影响，驱使他改变现有生产方式满足其生产力发展的需要，使得他发现这一改变能够创造获利的机会，进而通过其成本小于收益的度量之后引致制度变迁，推动行为人的生产能力的发展。行为人诱于生产力的发展需要引致制度的变迁，而制度的变迁又实现了行为人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目的。因此，行为人以生产力发展需要为引致制度变迁的起点，又以生产力得到解放和发展作为引致制度变迁的终点。这样，行为人的生产力的需要和发展贯穿整个历史过程中某一个环节的始终，使得制度变迁路径在短期内是确定的，在长期也是确定的。

诚然，生产力的发展与需要决定着制度变迁路径的确定性，同样决定着制度变迁路径的差异性，其表现为：

首先，各地区或国家的生产力发展程度不同，决定它们引致制度变迁的速率不尽相同，因而各国家或地区现有制度安排的路径在呈现中就有所不同。生产力的不断发展，迫使各国家与地区为了满足这一需要纷纷打破现有生产方式的束缚，进而有强烈的制度需求，但各国家与地区的生产力发展程度存在着差异，因而给它们制度供给的量也带来差异。有些国家或地区能够承担制度供给的成本，满足了制度需求的需要而引致制度变迁的现实；有些国家或地区的制度需求的成本远远超于制度供给所承受的成本，制度变迁的行进与速度就会受到阻碍。所以，生产力的发展程度对制度变迁的速率有着决定性的作用，由此各个国家或地区的现有制度安排在现实生活中的表现多样化。

其次，一个国家或地区中的各阶级之间力量的对比或强弱，对制度变迁路径有着重要的影响。一个国家或地区中各阶级，由于各自的经济与政治发展不平衡，决定它们的综合力量存在着差异，进而决定它们的制度需求—为了使自己更加发展，也存在一定的区别。这样，在该国家或地区的利益既定的条件下，各个阶级之间凭借自己的综合力量，企图通过谈判、契约甚至战争的形式满足各自的制度需求，实现自己的预期的潜在利益，引致该国家或地区的制度变迁，进而左右制度变迁的方向。所以具有优势力量以及支配地位的阶级，依据强大的谈判力量或战争实力，主导着制度变迁的主要方向，使得他们的潜在收益在制度变迁之后大体上甚至全部实现。与此同时，具有弱势力量的阶级由于缺少谈判力量或战争实力，代表着制度变迁的次要方向，并从属于制度变迁的主要方向，他们的潜在利益在制度变迁之后或多或少的或者根本没有实现。因此，一个国家或地区各阶级之间的综合力量的强弱，一方面决定着自己潜在利益的实现程度，另一方面决定制度变迁的主要方向和次要方向。这就更好的说明了一个制度安排的国家或地区出现两党轮流执政或多党轮流执政的客观事实。

再次，一个阶级中的各个阶层之间的发展不协调，对制度变迁路径的影响有着重要的作用。在一个阶级的社会里，各个阶层的利益本质上是一致的，因而它们往往通过相互依赖、相互协调实现他们的根本利益。但各个阶层由于所处的地理位置、资源储存以及开化程度的差异，使得他们诉求潜在收益的方向不尽相同，导致他们需求制度改革的方向也不尽相同。在这样的背景下，这个阶级政府只有从实际出发，统筹各阶层的需要与诉求，兼顾各阶层的根本利益，协调各阶层的生产发展，最终以一股合力的形态决定着制度改革的发展方向，从而实现各阶层的共同利益，达到共同富裕的和谐社会。由此，一个阶级中各阶层的协调发展，对制度变迁的发展方向有着重要的影响。

制度变迁方向终究以生产力需要和发展的客观规律的必然趋势确定，并且以各国家或地区诸多要素的需要、意志与力量的相互交错、相互制约，而融合为一个总的合力的形态存在。当各国家或地区之间、该国家或地区各阶级之间以及该阶级的各阶层之间的生产力发展程度呈现不平衡，如果它们共同作用于制度变迁的发展方向，使得制度变迁的路径变得错综复杂，难以辨别。但制度变迁路径的确定性和差异性，由生产力发展程度的差异性所决定，而并非由行为人的默会知识的掌握程度以及主观构念模型所决定。当然，行为人的默会知识以及主观构念模型对制度变迁方向有着一定的影响，但其偶然性因素不能改变生产力需要和发展的必然趋势。

参考文献：

1.（美）诺斯著，杭行译.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M].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确定范文篇3

关键词：制度变迁路径不确定性确定性

关于制度变迁路径的论述，新制度经济学代表诺斯（1990）认为，“制度矩阵（InstitutionalMatrix）的报酬递增特征以及参与者的辅助性主观模型提示我们，虽然特定的短期路径是不可预测的，但长期的、总的方向则不仅是可预见的，还是难以逆转的”。“但行为人的观念在制度中所发挥的作用，要比其在技术变迁中所发挥的作用更为重要，因为意识形态信念影响着决定选择的主观构念模型。”而现有制度安排的意识形态怎样影响行为人的主观构念模型，关键在于行为人掌握默会知识（tacitknowledge）的存量。由于行为人掌握默会知识往往是随机的、不可预测的，因而行为人的主观构念模型是不可确定的，导致制度变迁的路径在短期内是不可预测、不可确定的。诺斯在此表达了制度变迁路径在短期内是不可确定的同时，阐述了制度变迁路径在长期是可确定的、难以逆转的，但制度变迁路径在短期内的不确定性怎样过渡到长期的确定性，他却没有正面回答。

另外，如果根据质量互变运动规律来理解诺斯所说的制度变迁路径在短期内的不确定性转变为长期的确定性，的确让人费解或面临困惑。关于人类个体行为、集体行为与历史发展趋势的辩证关系的论述，恩格斯明确指出：“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的那样。这样就有无数相互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而由此就产生出一个总的结果，……融合为一个总的平均数，一个总的合力”。总的合力的方向是社会历史发展的方向，决定着社会历史变迁路径以及制度变迁路径。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发展与需要的理论考察制度变迁路径的确定性，具有理论与现实意义。

制度的起源

关于制度起源，马克思主义“则从生产这一人类最基本的实践活动出发，将一定制度的形成，归结为一定生产关系，以及与这种生产关系相适应，并维护这种生产关系的社会机构和规则确立的过程，认为制度的本质就是在社会分工协作体系中不同集团、阶层和阶级之间的利益关系”。马克思主义认为制度起源于生产力的发展需要，而制度的形成最初源于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发展需要的必然结果，在这第一层次的制度的基础上导出第二层次以后的制度的产生。所以现实中的制度、规则都是适应生产力发展需要的生产关系的根本制度的衍生物。

马克思主义从生产力的发展需要揭示制度的起源，认为所有制度、规则的起源最终源于建立满足生产力发展需要的生产关系的产物。当然，制度、规则形成的目的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如果制度、规则的形成偏离这一主旋律，制度、规则就变得无效率，或者不可能发生。由此，制度、规则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中得到不断的创新和更替，则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在新制度经济学范畴里，诺斯（1990）认为，“制度是一个社会的博弈规则，或者更规范的说，它们是一些人为设计的、型塑人们互动关系的约束。”所以制度、规则是经济行为人追求潜在利益相互博弈的结果，也是人为设计的结果，其特征和功能是为了降低信息不对称的经济行为人的交易成本，提高社会经济绩效。由此可见，在制度起源的分析上，马克思主义与新制度经济学存在着一定的区别，前者认为制度的形成起源于生产力的发展需要，后者认为制度的形成起源于个体对潜在利益的追求。

制度变迁的含义及其动力

对制度变迁的分析，马克思主义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来论述。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必然要求建立新的生产关系与之相适应，从而推动生产力的发展，否则阻碍生产力的发展。同时，在生产关系基本性质不变的前提下，生产力的发展也必然要求变革与生产力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中的某个环节，进一步推动生产力的发展。由此，旧的生产关系被新的生产关系所替代的制度变迁，属于社会革命性质的制度变迁，而变革生产关系中的某个环节所引致的制度变迁，属于社会改革性质的制度变迁。马克思主义所理解的制度变迁，包含社会革命和社会变革的意义。然而，新制度经济学则把制度变迁的意义等同于制度创新或制度发展的理解。V.W.拉坦（1978）认为，制度创新或制度发展是“一种特定组织的行为的变化；这一组织与其环境之间是相互关系的变化；在一种组织的环境中支配行为与相互关系的规则的变化”。但这一系列变化须以成本—收益的法则加以权衡而决定其发生的可能，当这些变化所带来的收益小于其成本，这些变化就会被终止。诺斯在诠释制度变迁的主要方式时更加表达这一含义，认为制度变迁是一个制度不均衡时追求潜在获利机会的自发交替行为，这一获利行为可以通过政府引入法律、政策和命令的强制性方式进行，也可以由个人或团体为追求获利机会自发性或自愿合作方式倡导和组织。一言以蔽之，制度变迁的动力来自于行为人的预期净收益超过预期成本的追求。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从生产力的发展需要寻找制度变迁的动力，而诺斯从个体追求潜在利益寻找制度变迁的动力。

制度变迁路径的不确定性

诺斯论述制度变迁路径在短期内是不可预测的逻辑为：现有制度的意识形态对行为人的影响→决定行为人主观构念的模型→行为人发现潜在获利机会的存在→驱使行为人追求潜在利益的现实→行为人通过成本小于收益原则的权衡之后→引致制度变迁。在这一逻辑过程中，如果现有制度的意识形态对行为人获取默会知识是不确定性的，因而导致其后一系列过程的不确定性，由此引致制度变迁路径在短期内是不可预测的结论。从历史的长河中看，制度变迁总是按着一定的轨迹在前行。历史规律的客观存在，使得诺斯解释制度变迁路径的不确定性缺乏有力的佐证，由此他便借助技术变迁的概念辅助他的制度变迁理论，终究得出制度变迁路径在长期总的方向是可确定的、难以逆转的。然而，在他的理论中技术变迁是从属于制度变迁，归根结底从属于行为人的主观构念模型。这就使得诺斯论述制度变迁路径的不确定性与确定性陷入两难境地。其实，只要稍微引入生产力的发展需要的内涵，诺斯的制度变迁理论就会摆脱困境，并且得以科学的系统的诠释。

制度变迁路径的确定性与差异性

现实中行为人获取的信息和知识，一方面确实来自于现有制度环境的影响，另一方面来自于历史传承科学知识的影响，并且后者对行为人的影响有着决定性的作用。当行为人站在前人的生产能力的基础之上，并受到现有制度因素的影响，驱使他改变现有生产方式满足其生产力发展的需要，使得他发现这一改变能够创造获利的机会，进而通过其成本小于收益的度量之后引致制度变迁，推动行为人的生产能力的发展。行为人诱于生产力的发展需要引致制度的变迁，而制度的变迁又实现了行为人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目的。因此，行为人以生产力发展需要为引致制度变迁的起点，又以生产力得到解放和发展作为引致制度变迁的终点。这样，行为人的生产力的需要和发展贯穿整个历史过程中某一个环节的始终，使得制度变迁路径在短期内是确定的，在长期也是确定的。

诚然，生产力的发展与需要决定着制度变迁路径的确定性，同样决定着制度变迁路径的差异性，其表现为：

首先，各地区或国家的生产力发展程度不同，决定它们引致制度变迁的速率不尽相同，因而各国家或地区现有制度安排的路径在呈现中就有所不同。生产力的不断发展，迫使各国家与地区为了满足这一需要纷纷打破现有生产方式的束缚，进而有强烈的制度需求，但各国家与地区的生产力发展程度存在着差异，因而给它们制度供给的量也带来差异。有些国家或地区能够承担制度供给的成本，满足了制度需求的需要而引致制度变迁的现实；有些国家或地区的制度需求的成本远远超于制度供给所承受的成本，制度变迁的行进与速度就会受到阻碍。所以，生产力的发展程度对制度变迁的速率有着决定性的作用，由此各个国家或地区的现有制度安排在现实生活中的表现多样化。

其次，一个国家或地区中的各阶级之间力量的对比或强弱，对制度变迁路径有着重要的影响。一个国家或地区中各阶级，由于各自的经济与政治发展不平衡，决定它们的综合力量存在着差异，进而决定它们的制度需求—为了使自己更加发展，也存在一定的区别。这样，在该国家或地区的利益既定的条件下，各个阶级之间凭借自己的综合力量，企图通过谈判、契约甚至战争的形式满足各自的制度需求，实现自己的预期的潜在利益，引致该国家或地区的制度变迁，进而左右制度变迁的方向。所以具有优势力量以及支配地位的阶级，依据强大的谈判力量或战争实力，主导着制度变迁的主要方向，使得他们的潜在收益在制度变迁之后大体上甚至全部实现。与此同时，具有弱势力量的阶级由于缺少谈判力量或战争实力，代表着制度变迁的次要方向，并从属于制度变迁的主要方向，他们的潜在利益在制度变迁之后或多或少的或者根本没有实现。因此，一个国家或地区各阶级之间的综合力量的强弱，一方面决定着自己潜在利益的实现程度，另一方面决定制度变迁的主要方向和次要方向。这就更好的说明了一个制度安排的国家或地区出现两党轮流执政或多党轮流执政的客观事实。

再次，一个阶级中的各个阶层之间的发展不协调，对制度变迁路径的影响有着重要的作用。在一个阶级的社会里，各个阶层的利益本质上是一致的，因而它们往往通过相互依赖、相互协调实现他们的根本利益。但各个阶层由于所处的地理位置、资源储存以及开化程度的差异，使得他们诉求潜在收益的方向不尽相同，导致他们需求制度改革的方向也不尽相同。在这样的背景下，这个阶级政府只有从实际出发，统筹各阶层的需要与诉求，兼顾各阶层的根本利益，协调各阶层的生产发展，最终以一股合力的形态决定着制度改革的发展方向，从而实现各阶层的共同利益，达到共同富裕的和谐社会。由此，一个阶级中各阶层的协调发展，对制度变迁的发展方向有着重要的影响。

制度变迁方向终究以生产力需要和发展的客观规律的必然趋势确定，并且以各国家或地区诸多要素的需要、意志与力量的相互交错、相互制约，而融合为一个总的合力的形态存在。当各国家或地区之间、该国家或地区各阶级之间以及该阶级的各阶层之间的生产力发展程度呈现不平衡，如果它们共同作用于制度变迁的发展方向，使得制度变迁的路径变得错综复杂，难以辨别。但制度变迁路径的确定性和差异性，由生产力发展程度的差异性所决定，而并非由行为人的默会知识的掌握程度以及主观构念模型所决定。当然，行为人的默会知识以及主观构念模型对制度变迁方向有着一定的影响，但其偶然性因素不能改变生产力需要和发展的必然趋势。

参考文献：

1.（美）诺斯著，杭行译.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M].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确定范文篇4

一、扶持方式确定的基本原则

——公开透明，充分尊重移民意愿。

——扶持资金尽量发放到移民个人。

——项目扶持必须在移民村（组）实施，重点解决生产生活中存在的突出问题。

——同一库区不同移民安置区后期扶持方式应大体一致。

二、移民后期扶持方式

（一）对可核定到人的库区，按照审定的后期扶持人口将扶持资金直补到户到人。

（二）采取项目扶持与直补到人相结合的方式，以村民小组为单位，扶持资金部分直补到人，部分用于项目扶持。

（三）对于因水库搬迁年代久远、移民原始档案资料不全、移民分散安置等原因导致移民身份难以核定的地方，采取以项目扶持为主的方式。

对因病因残、鳏寡孤独丧失劳动能力及无父母亲人抚养的未成年移民，在当地政府纳入社会救助的基础上给予补助，具体标准由县级人民政府根据实际情况制定。

三、后期扶持方式确定的程序

无论采取何种方式进行扶持，都要充分尊重历史，面对现实，因地制宜，分类指导，根据不同时期水库移民的特点，以不影响社会稳定、促进库区经济发展，改善移民的生产生活条件为前提，科学合理地选择移民后期扶持的具体方式。

在核定移民人数的基础上，按照以下程序确定扶持方式：

（一）在听取移民和移民村群众意见的基础上，以村（社）为单位，由移民村村民委员会以书面形式向所在乡（镇）人民政府提出后期扶持方式。能够确定移民身份的，尽量采取直补到人的方式；在移民自愿的前提下，可采取项目扶持或者直补到人与项目扶持相结合的方式。只能确定移民人数不能确定移民身份的，以项目扶持为主。采取项目扶持的，提出项目扶持的合理方案。项目扶持所需资金不超过水库移民3年的后期扶持资金，也可与移民安置区基础设施项目资金整合使用。

确定范文篇5

【关键词】俄罗斯刑法；不确定故意；观点；比较；启示

在俄罗斯刑法包括苏联刑法中，对于不确定故意的探讨始终都属于罪过理论研究的边缘性问题。然而，鉴于不确定故意犯罪在司法实践中存在的事实，有些俄罗斯刑法学者还是对不确定故意的概念与故意法定类型（直接故意和间接故意）的关系以及司法中的认定规则等进行了初步的探索。通过对这些研究进行分析、比较与借鉴，可以加深我们对不确定故意的认识，并在批判借鉴的基础上，完善我国现行的罪过形态。

一、不确定故意的界定与分类

俄罗斯刑法学者认为，根据主体关于自己行为及其后果最重要事实和社会特征的概念的确定性程度，故意分为具体故意与不具体故意。刑法文献将这一种故意也称为确定故意与不确定故意。当犯罪人准确地确定所希望的结果，预见到具体的危害社会的结果发生时，故意就是具体的。这种情况下故意的特点一般是对某个个别确定的结果具有明确的概念。不具体故意是指主体对于行为的性质和包括在犯罪人预见的一般形式中的后果，具有专门的概念，但损失的大小是不具体的。关于确定故意与不确定故意分类的依据，俄罗斯学者的观点主要有：第一，两者分类的根据是故意的指向；第二，两者分类的根据是故意内容的性质；第三，两者分类的根据是认识的明确程度；第四，两者的分类取决于对社会危害结果的明确性预见；第五，两者的分类依赖于对定罪和责任个别化有意义的全部客观要件或大或小的明确性认识（如盗窃的方法、财产的性质、财产的价值等）。俄罗斯刑法学者拉罗格对前两种主张持否定态度。他指出，故意的指向由启动意志实现某种目的来决定，即说明意志要素的性质。意志要素本身也依赖于认识的性质与范围。如果具体规定的犯罪的一些重要特征被行为人所认识，那么，意志指向就不可能是不确定的。如果只是大概地认识到这些特征，就可以说是不确定故意。由此可以看出，故意的指向不能用作区分确定故意与不确定故意的根据。说“故意内容”是区分确定故意与不确定故意的根据，也未必合适。对于行为基本特征的不同程度的认识，这是认识的问题，与意志要素无涉。基于此，拉罗格认为，主体认识的明确程度是区分确定故意与不确定故意的标准（根据），他与确定故意、不确定故意的称谓也名副其实。依照俄罗斯刑法学者达格利的看法，不确定故意多半针对表明犯罪的量的指标（如损失数额、伤害程度等）而言，而确定故意则依赖于表明犯罪的质的指标（在杀人罪中被害人是孕妇等）。从以上苏俄刑法学者对不确定故意的探讨可知，确定故意与不确定故意的分类，其主流观点是依据行为人认识内容的明确性程度来区分的，故意是确定的还是不确定的，应当视在主体意识中对“决定”行为“定罪”的“最重要”的“客观”要件（如客体、行为性质、犯罪实施方法、危害结果等）具体反映的程度而定，而不是行为人在犯罪时可能认识到的所有要件。而且大部分观点都认为，不确定故意既可以表现为直接故意，也可以表现为间接故意。俄罗斯刑法学者指出，根据犯罪人在实施故意犯罪时心理态度的特点，再将故意分为亚种(如确定故意与不确定故意)就能更准确地区分犯罪人的心理态度，确定其罪过的程度，使刑罚个别化。

二、故意概念中“预见”的不确定性

将“预见到”作为犯罪故意的构成要素，是俄罗斯刑法立法的一个传统。《俄罗斯联邦刑法典》第二十五条第二、三款分别规定了直接故意和间接故意的概念。可以看出，俄罗斯刑法中的故意概念包含两个认识（意识）因素，即“认识”和“预见”。俄罗斯刑法学者认为，“认识到”是指行为人对“眼下”发生的真实的事实和情况在心理上的反应，而“预见到”则是人的智力超前活动的产物，即对“未来”必然会发生或者可能发生的事件的反应。依据俄罗斯刑法典的相关规定，直接故意的“预见到”分为两种情况：预见到可能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和预见到必然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С.Β.维克连科对其中的“预见到必然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提出了质疑。他指出，“预见”超前反映就其性质而言始终是盖然性的。立法上规定行为人预见到必然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的同时也就排除了任何其他偶然（或可能）倾向，因而是不妥当的。为此，他主张把预见到的两种情况合二为一，即只要行为人预见到可能发生犯罪的结果，就可以认定构成故意罪过。同时，他认为，必须从立法定义中排除社会危害性这样的评价要件，行为人预见到的不应是结果的社会危害性，而是可能给什么样的利益造成损害。这种解决思路可以使意识内容的法律要素最大限度地具体化。还有观点认为，间接故意不可能预见发生危害社会后果的必然性，因为这种预见只能是直接故意的要件。此外，直接故意和间接故意预见发生危害结果的概率是不一样的，前者的概率极大，后者预见的概率虽小，却具有发生的现实可能性。但Π.С.达格利认为，有案例令人信服地表明，预见到结果的必然发生，主体并不希望但却有意识地放任该结果发生的情况客观存在。Π.С.达格利关于间接故意的一个重要观点是在间接故意的情况下，行为人也能预见到结果发生的必然性。俄罗斯刑法将“预见”作为犯罪故意的认识因素，表明了其对行为人对于危害结果的发生及其实现样态的重视。诚然，在行为人的意识（认识、预见）对象中危害结果确实是行为人之意识指向重点关注的对象，即使在间接故意犯罪中也不例外。这种对于“预见”之不确定认识的强调，与不确定故意概念的核心——不确定认识，具有内在的逻辑关联与理论上的对应性。本文认为，从理论上说，不确定认识的对象可以是一切犯罪构成事实，行为人对有些要件的不明确认识是影响定罪的，而有些却会影响量刑。而“如果预见到的不是犯罪构成要件的结果，那么，他对罪过形式一般不发生影响，但对责任个别化有意义”，而“预见到结果发生的现实可能性涉及对结果发生的概率程度的认识”，实际上就是本文指出的认识程度问题。С.Β.维克连科主张将“预见到可能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和预见到必然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合二为一，即只要行为人预见到可能发生犯罪的结果，就可以认定构成故意罪过的观点，与不确定故意的概念将直接故意与间接故意中的“可能性认识”单独剥离出来并转换为“不确定认识”，具有异曲同工之妙。更重要的是，俄罗斯刑法将行为人的认识因素——“预见”着重标示出来，体现了在故意犯罪认定中，行为人的不确定认识影响、制约定罪量刑之学术机能的深刻认识，发挥了对于具体案件判定之“注意规范”的作用。

三、“罪过程度”的量化属性

及其对我国罪过形态完善的启示在俄罗斯刑法中，无论是刑法文献还是司法实践都在使用“罪过程度”的表述。俄罗斯刑法文献曾指出将罪过的程度这样的指标法律化的合理性。俄罗斯《理论模拟刑法典》第二十七条对罪过程度的定义为：一个人的罪过程度，即他对所实施危害社会行为心理的强度，表现为罪过的形式及其种类以及动机、目的和情绪感受，在确定犯罪的严重程度、处刑或判处其他刑法感化措施时应予以考虑。Α.Ν.拉罗格指出，罪过的程度包含从量的方面对罪过的心理和“社会—政治”的评定，并表现出行为人在犯罪中对社会的基本价值所持的否定或者轻率或者漠不关心态度的程度。罪过的程度决定于犯罪人的心理态度的特点——行为人的罪过形式、故意或者过失的性质。苏联刑法学者Π.С.达格利把罪过的程度看作是主观范畴，并与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加以区别，说明行为和犯罪人的情况只有反映在故意或者过失中，即成为罪过的具体内容时，才能够对罪过的程度产生影响。这也是俄罗斯刑法学界多数学者表示赞同或者有条件地赞同的观点。动机、目的对罪过程度的影响，取决于他们与行为人心理的意识方面和意志方面相互联系的性质。动机和目的决定着现实活动的具体任务的提出、方法和手段的选择及任务的解决。И.Γ.费拉洛夫斯基指出，确定罪过的程度，必须揭示出行为人对行为的社会危害性的认识程度和对行为的社会危害结果的预见程度。意思是故意和过失之外的心理属性之外的其他情节不影响罪过的程度。在不确定故意视角下讨论罪过程度，是因为不仅罪过的形式和种类，发生在行为人心理的意识、意志构成的内容及特点，也影响罪过的程度。罪过程度是从宏观上说明行为人实施犯罪时的主观恶性以及由此对定罪量刑的影响，而构成罪过构造的两个要素——认识因素的程度与意志因素的强度，以及两者之间的关联与互动对定罪量刑的影响，就是本文之不确定故意需要研究的内容。也就是说，认识程度与意志强度的相互影响与作用，共同决定着罪过的程度大小，而且这种由内而外的具有规范性的心理活动，在司法实践中，很可能会影响司法机关对行为人的罪过形式的认定，进而也会对罪名的选择产生制约。因此，俄罗斯学界有观点认为，考察不同因素对罪过程度的作用机制的研究，不仅具有理论价值，而且也有助于刑事责任的个别化。其对于我国刑法建构以“程度不同的不确定预见+强度不同的意志态度”为基础的类型学不确定故意概念体系，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还需注意的是，在我国司法实践中，曾经出现“行为人在追求非犯罪结果而实施某个行为时，预见到危害结果发生的可能性或盖然性，行为人不希望其发生，但是对其发生却没有采取积极的措施予以防止的情况（不是典型的‘放任’）”，对此，可以将其概括为“不确定认识+不希望+不作为”的行为模式。然而，这种主观心态并不符合中国刑法现行的任何一种罪过形式。对这种情况的处理，可以借鉴俄罗斯刑法以及大陆法系国家刑法的相关理论研究成果和规范规定，将符合“确定性（无限接近于100%）认识+不希望+不作为”行为模式的行为人的罪过形式认定为直接故意，将“盖然性（大于50%小于100%的可能性）认识+不希望+不作为”认定为间接故意，将“可能性（小于50%的可能性）认识+不希望+不作为”认定为过失。然而，司法实践中诸多“不确定认识（小于50%的可能性）+不希望+不作为”案件的发生，与我国刑法中具有不确定认识但是存在“自信态度”的“过于自信的过失”之间无法做到规范对接。这种行为人主观心态、犯罪事实与罪过规范之间出现的理论错位和认定困境，要求我国刑法以“有认识过失”替代“过于自信的过失”，以此消弭三者之间的“该当性”对接鸿沟。

四、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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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名是法律规定的某种具体犯罪的名称，是对某种犯罪的本质特征或主要特征的高度概括。罪名不规范、不统一的没有采纳这个建议。鉴于此，最高人民法问题，一直是以往刑事司法工作中比较院于1996年9月在广西南宁召开修改刑突出的问题之一，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法座谈会时，就商定修订的刑法如果在人民检察院历来都十分重视对罪名规范人代会上通过，将对罪名进行系统的专化、统一化的研究。.从历史发展上看，用门研究。1997年3月14日，八届全国人大司法解释和刑法修正案的形式，实现罪五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名规范化、统一化的问题，主要经历了三(修订草案)》后，刑法修改小组即根据刑个发展阶段:法分则条文的规定，结合司法实践。

提出第一阶段，1956年、1981年，最高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罪名》，共计如5民法院曾两次试图对罪名作出系统的总个，在此基础上，最高人民法院经过深人结或解释。第一次是1956年，最高人民法调研，广泛征求意见，形成了《关于中华院针对建国以来，全国各级法院审判了人民共和国刑法罪名的解释(稿)》，又多大量刑事案件，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但当次讨论修改，于1997年12月9日最高人民时国家还没有制定和颁布刑法，导致在法院第951次审判委员会再次讨论，通过确定罪名、适用刑罚方面存在不一致的了《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确混乱现象，调集和审阅了192侧)余件刑事定罪名的规定》，确定了413个罪名，并于案件，起草了《关于罪名、刑种和量刑幅12月16日在(人民法院报》上公开。度的初步总结》(初稿)，拟定了当时刑事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高人民法院第一审判中通用的9类罪、92个罪名和10个刑次对刑法分则罪名作出全面、系统的解种。

如，妨害公共安全罪(6项)、侵犯公共释。财产罪(8项)等。但由于当时国家政治形第三阶段，1999年至20()9年，这段期势发生重大变化，刑事政策也做了相应间，随着七个《刑法修正案》的颁布，最高调整，因此，没有对《总结》进行修改定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也先后稿。第二次是1981年，最高人民法院针对了三个《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我国第一部刑法典生效实施后，各级人法)确定罪名的补充规定》，解决了全国民法院在执行过程中，对有些罪名的适人大常委会通过的系列刑法修正案对刑用不一致的问题，为了准确地适用刑法法分则的补充和修改而带来的罪名认定分则的罪名，又起草了《关于适用刑法分问题，使刑法罪名确定得到了逐步完善。则罪名的初步意见》，根据刑法分则规定关于刑法分则目前罪名的总体数量，修的8类罪，提出了128个罪名。

不仅明确规订刑法施行后，1997年12月25日最高人定了刑法分则每一条的罪名，而且提出民检察院《关于适用刑法分则规定了每一种罪的概念，有些还指出了认定的犯罪的罪名的意见》，共确定了414个某种罪应当注意的问题，但因各种原因罪名。20()2年3月26日，“两高”《关于执行也没有出台。(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确定罪名的补充第二阶段，19%年、1997年，结合新规定》新增6个罪名，同时减少2个旧罪刑法典的颁布，最高人民法院对刑法分名。2003年8月21日“两高”《关于执行(中则罪名作出了全面、系统的解释。在刑法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确定罪名的补充规修订过程中，许多学者建议以立法的形定(三)》新增14个罪名。20(]9年10月14日式对刑法中的罪名作出明文规定，最高“两高”《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人民法院也为此提出了建议，但立法机法)确定罪名的补充规定(四)》新增9个关认为，罪名立法化是一个系统工程，这罪名。截至目前，刑法分则共有罪名料5次修订刑法来不及研究这个问题。

二、刑法罪名确定的主要根据

1简洁概括原则。罪名应当严格过失犯罪罪名表述应当主客观相一致的刑法分则规定的具体犯罪，都应当根据罪状来确定。但如上所述，罪状不等原则。

构成过失犯罪必须造成严重后有具体的罪状和具体的法定刑。对于这于罪名，除简单外，不能将罪状直接作为果。因此，过失犯罪的罪名应当体现犯罪样的具体犯罪，都应当有具体的罪名。这罪名。罪名应当在罪状的基础上，选择最结果。例如，因过失造成事故的犯罪，罪是确定罪名的最一般原则。正确确定罪能反映某一犯罪本质的名称，对罪状进名中一般要体现“事故”;同样，因过失造名主要根据有五项:行高度概括。因此罪名应当简洁、概括、成水灾、爆炸等结果的。

确定范文篇7

只有基调确定下来了，我们才能组织语言．

演讲的风格基调从内容上讲，可以分为三种：

一是以颂扬为主的演讲．这类演讲多为好人好事的事迹演讲、歌颂、赞美一个好人或者一件好事，或以赞美祖国、党、人民为题的演讲．

二是以批评、揭露、指责为主的演讲．这类演讲多指对丑恶现象、事物、人物的挞伐．

三是反思型演讲．这类演讲多是颂扬与揭露并存，通过对一个社会现象、社会事实、人物的反思，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这类演讲是演讲中最多的一种类型．

我们根据演讲的节奏特点也可以将演讲分成三种不同的风格基调：

A慷慨激昂式

这类演讲如大河奔流，气势磅礴，演讲者慷慨陈词，滔滔不绝．这类演讲多用于感情比较激烈，或喜悦，或愤怒时，这类演讲鼓动性强，号召性强，像战斗的号角，又如刺向敌人的匕首，极具战斗力．

这种类型的演讲多用于政治演讲、军事演讲等．

B深沉凝重式

这种基调的演讲多用于反思型的演讲内容．这里既有理性的分析，又有情感的抒发．

这种类型的演讲是现实生活中最常见的一种演讲风格．

C潺潺流水式

这类演讲似潺潺的小河流水，慢慢地流进人们的心田，有着“润物细无声”的功效，多用于在平和的生活环境中与听众交流某种情感或思想，给人清新、自然的感觉．

这类演讲的特点是平等和谐．

知道了演讲的基调大体上分哪些种后，我们就要充分考虑：确定基调到底要考虑哪些因素呢？

A内容需要

我们无论采用什么样的基调进行演讲，归根结蒂都是为了更好地为表达内容服务，为主题服务，离开了这一条，那么无论哪种基调都无优劣之分，只有在具体的内容中，明确的立意下，我们才知道哪种基调更适合一些，因此，我们在确定演讲的基调时，首先要考虑的一个因素就是内容的需要．

B个性特点

演讲选用何种风格基调，其实与演讲者个人所具备的特点也是息息相关的，在考虑了内容需要之后，也可以参考一下自己的特点，发挥优势、扬长避短，这样会使你的演讲效果更佳．公务员之家:

确定范文篇8

关键词：财务会计；目标的内涵；确定因素

财务会计的一个重要理论基础，就是财务会计目标。所谓财务会计目标，就是指对财务会计能力层次的目标。财务会计目标不仅只是理论，更是实践问题。财务会计目标虽然是人们的主观意愿，但是其也不单单只是主观问题，财务会计目标的内容会随着历史经济、政治、法律和社会现状等因素的改变而发生改变，是基于主观但是也受客观影响的性质。在实践工作中，财务会计目标有着重要的指引意义和实现价值。

一、财务会计目标的基本内涵

财务会计目标的含义在会计理论界没有得到一个公认的解释，所以对于财务会计目标的研究，相关人员至今是各抒己见。在整个会计理论界中，财务会计目标主要分两个研究派别，分别是受托责任派和决策有用派。受托责任派的观点是，财务会计目标的意义就是用合理的方式表现出委托人委托的责任和受托人对责任的履行情况。而决策有用派的观点则是，财务会计目标的意义就是给使用会计信息的人带去对相关决策有用的信息。事实上就是，会计应该给目前使用会计信息的人提供对他们决策有实际作用的信息。这种理论的依据是，在资本市场介入我国市场、资源所有权与经销权不再是一体的情况下，拥有资源的人会更关注自己投资的企业在资本市场上的经济效益，而忽略了合理管理资源。决策有用派比起受托责任派，更关注会计和信息的联系，要求信息可以进行及时预判和反馈，更注重和企业未来现金流量相关的信息。受托责任派和决策有用派在相互之间存在一定的联系，受托责任是实际目标，而决策有用是形式目标。会计的诞生和发展，就是受托责任在推动，财务会计的最终目标，就是提供有用的信息。结合我国的国情来看，决策有用类型的财务会计目标更加适合现状。

二、确定财务会计目标的方式

(一)财务会计目标要根据财务会计的实际情况来明确

会计在特定的环境下生存，而环境也会受到会计的影响发生变化，在不同的历史背景下，会计生存的会计环境不同，因而财务会计目标也会不同。会计的进步与发展，其重要因素就是会计环境的改变。所以在明确财务会计目标的时候，必须结合当前的会计环境来讨论。现代产权理论、公司制的发展极大程度上影响到受托责任观的发展。从受托责任观的财务会计目标来说，会计应该将会计在经管中受到委托责任的实际情况以及近一段时间来财务的状况和公司业绩提供给使用会计信息的人，从而准确的判断出当前的管理经营模式是否符合市场环境，所以对会计信息需要足够的客观。会计只需要记录企业目前为止历史的经济事项，使用历史成本计量方式进行会计计量。在资本市场介入我国市场、资源所有权与经销权不再是一体的情况下，股东和债权人更多关注的是投资在资本市场的经济效益和风险性，对受托责任履行的质量关注度下降。若是潜在投资人也被列入使用财务信息的人当中，那么财务信息可以就关于是否应该投资为他们提供有效的建议。决策有用观以这个作为目标，会计在确认信息的时候，不仅仅要对历史存在的经济事项做记录，还要对尽管还未发生但是对公司已经存在一定影响的经济事项做记录，从而更好的满足使用财务信息者的需求。决策有用观认为会计计量过程中，应当将企业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动态发展展现在会计报表上，不仅使用历史计量的方式，同时也要使用其他的计量方式。而会计报表也应该全方位的提供对使用信息者有效的信息。受托责任观也好，决策有用观也罢，其都是顺应国家当前经济环境的。目前，由于美国强盛的资本市场和企业运行体系影响，美国的主流观念是决策有用观。而我国的经济环境并不同于欧美国家，所以在经济市场中，政府存在着一定的主导作用。

(二)财务会计的智能高低决定了财务会计目标能有多大范围的实现

在信息论和系统论的基础上，会计其实是一个主要提供财务信息的信息系统。财务会计目标其实就是财务会计这个大系统运行成效的最大期望值，所以主观上的期望会影响到财务会计目标的具体定义。目前看来，财务会计的职能范围由“反映、监督、评判、预估和决策”这五大块组成。反映和监督是会计的基本职责，“反映”指的是会计通过记录、计算和报告货币情况，记录所有企业历史发生过的经济事项并总结成会计信息。这些会计信息包含的是企业历史存在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效，资产、负债和资产所有者权益的变化都记录在其中，同时还囊括了费用的产生、经济效益和利润分配等信息。至于“监督”，是指会计在核算信息的时候，要注意查看企业的经济事项是否都符合相关的法律法规，并且客观合理。在这个过程中会计一般是以国家的相关政策、法律法规作为基础，审查企业经济事项的相关数额，并将审查过后的数据进行整合，形成可以反映预算计划执行成果的报表。除了上述两个基本职能，会计信息使用者在了解会计信息，并做出分析之后，再结合会计信息的具体内容，才可以实现评判、预估和决策这三个职能。财务会计这个信息系统，可以将历史发生经济事项的相关数据整合成会计信息，进而提供给使用会计信息的人。明确财务会计目标不仅要满足使用信息者的需求，也要结合会计的自身职能。

三、结语

现代会计理论的出发点，就是财务会计目标。财务会计目标同会计环境的关系是：财务会计目标的决定因素就是会计环境；财务会计目标同会计职能的关系是：财务会计的职能高低决定了财务会计目标的实现范围；财务会计目标同会计信息质量特征的关系是：财务会计目标能否很好的实现，由财务会计信息的质量高低决定。

作者:朱亚静 单位:秦皇岛市创业就业训练中心

参考文献：

[1]贾予芳.企业财务会计中的不确定性因素解析及其应对方法[J].经营管理者,2015,34:28.

[2]于永杰.浅析财务会计目标的实现范围与程度[J].中小企业管理与科技(下旬刊),2011,06:88

确定范文篇9

所得税费用是一个会计概念，所得税是指企业所得税。根据会计基本准则规定，费用是指企业在日常活动中发生的、会导致所有者权益减少的、与向所有者分配利润无关的经济利益的总流出。费用在经济利益很可能流出从而导致企业资产减少或者负债增加、且经济利益的流出额能够可靠计量时予以确认。符合费用定义和费用确认条件的项目，应当列入利润表。所得税费用是根据会计准则确定的。

从会计的角度来看，企业缴纳的所得税和其他费用一样，符合费用的定义和确认的条件，所以也属于一项费用，称为所得税费用。企业核算所得税，主要是为确定当期应缴所得税以及利润表中应确认的所得税费用。按照资产负债表债务法核算所得税的情况下，利润表中的所得税费用由两个部分组成：当期所得税和递延所得税。

从税法的角度来看，所得税是一种纳税义务，而不是一项费用，企业应该不把所得税作为费用的前提下，计算应纳税所得额，缴纳所得税后，再对税后利润进行分配。《企业所得税法》第八条规定，企业实际发生的与取得收入有关的、合理的支出，包括成本、费用、税金、损失和其他支出，可以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实施条例》第二十九条规定，企业所得税法第八条所称成本，是指企业在生产经营活动中发生的销售成本、销货成本、业务支出以及其他耗费。第三十条规定，企业所得税法第八条所称费用，是指企业在生产经营活动中发生的销售费用、管理费用和财务费用，已经计入成本的有关费用除外。第三十一条规定，企业所得税法第八条所称税金，是指企业发生的除企业所得税和允许抵扣的增值税以外的各项税金及其附加。《企业所得税法》第十条规定，企业所得税税款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不得扣除。所以，税法上没有所得税费用之说。

二、当期所得税

当期所得税是指企业按照企业所得税法规定针对当期发生的交易和事项，确定应纳税所得额计算的应纳税额，即应缴所得税。当期所得税，应以适用的企业所得税法规定为基础计算确定。

企业在确定当期所得税时，对于当期发生的交易或事项，会计处理与税收处理不同的，应在会计利润的基础上，按照适用税收法规的规定进行纳税调整，计算出当期应纳税所得额，按照应纳税所得额与适用所得税税率计算确定当期应缴所得税。一般情况下，应纳税所得额可在会计利润的基础上，考虑会计与税收之间的差异，按照以下公式计算确定：

应纳税所得额＝会计利润+按照会计准则规定计入利润表但计税时不允许税前扣除的费用+(－)计入利润表的费用与按照税法规定可予税前抵扣的费用金额之间的差额+(－)计入利润表的收入与按照税法规定应计入应纳税所得额的收入之间的差额－税法规定的不征税收入+(－)其他需要调整的因素

当期所得税＝当期应交所得税＝应纳税所得额×适用税率－减免税额－抵免税额

三、递延所得税

递延所得税，是指按照所得税准则规定，应予确认的递延所得税资产和递延所得税负债，在期末应有的金额相对于原已确认金额之间的差额，即递延所得税资产及递延所得税负债当期发生额的综合结果。用公式表示即为：

递延所得税＝(期末递延所得税负债－期初递延所得税负债)－(期末递延所得税资产－期初递延所得税资产)

应予说明的是，企业因确认递延所得税资产和递延所得税负债产生的递延所得税，一般应当记入所得税费用，但以下两种情况除外：

一是某项交易或事项按照会计准则规定应计入所有者权益的，由该交易或事项产生的递延所得税资产或递延所得税负债及其变化亦应计入所有者权益，不构成利润表中的递延所得税费用(或收益)。

例如，某企业持有一项交易性金融资产，成本为1000万元，会计期末，其公允价值为1500万元，如计税基础仍维持1000万元不变，该计税基础与其账面价值之间的差额500万元即为应纳税暂时性差异。该企业适用的所得税税率为25％。假设除该事项外，该企业不存在其他会计与税收之间的差异，且递延所得税资产和递延所得税负债不存在期初余额。

会计期末在确认500万元的公允价值变动时：

借：可供出售金融资产500万

贷：资本公积——其他资本公积500万

确认应纳税暂时性差异的所得税影响时：

借：资本公积——其他资本公积125万

贷：递延所得税负债125万。

二是企业合并中取得的资产、负债，其账面价值与计税基础不同，应确认相关递延所得税的，该递延所得税的确认影响合并中产生的商誉或是记入合并当期损益的金额，不影响所得税费用。

四、所得税费用的计量

企业在计算确定当期所得税（即当期应缴所得税）以及递延所得税费用（或收益）的基础上，应将两者之和确认为利润表中的所得税费用（或收益），但不包括直接计入所有者权益的交易或事项的所得税影响。即：所得税费用（或收益）＝当期所得税＋递延所得税费用（－递延所得税收益）

仍沿用上述举例，另外，上述企业因某事项在当期确认了100万元负债，计入当期损益。假定按照税法规定，与确认该负债相关的费用，在实际发生时准予税前扣除，该负债的计税基础为零，其账面价值与计税基础之间形成可抵扣暂时性差异。

该企业12月31日资产负债表中有关项目账面价值及其计税基础见下表。

假定除上述项目外，该企业其他资产、负债的账面价值与其计税基础不存在差异，也不存在可抵扣亏损和税款抵减；该企业当期按照税法规定计算确定的应交所得税为600万元；该企业预计在未来期间能够产生足够的应纳税所得额用以抵扣可抵扣暂时性差异。

该企业计算确认的递延所得税负债、递延所得税资产、递延所得税费用以及所得税费用如下：

递延所得税负债＝500×25％＝125（万元）

递延所得税资产＝100×25％＝25（万元）

确定范文篇10

1.高格接待

即主要陪同人员比来宾的职位要高的接待。如上级领导派工作人员来了解情况，传达意见，兄弟企业派人来商量要事等，需高格接待。

2.低格接待

即主要陪同人员比客人的职位要低的接待。如上级领导或主管部门领导到基层视察，只能低格接待。

3.对等接待

即主要陪同人员与客人的职位同等的接待。这是最常用的接待规格。

4.次序礼仪

接待过程中，遵从次序礼仪的要求，能准确地突出来访者的身份，是对来访者的尊重。接待过程中的次序礼仪一般有以下要求。

(1)就坐时，右为上座。即将客人安排在企业领导或其他陪同人员的右边。

(2)上楼时，客人走在前，主人走在后；下楼时，主人走在前，客人走在后。

(3)迎客时，主人走在前；送客时，主人走在后。

(4)进梯时，有专人看守电梯的，客人先进，先出；无人看守电梯的，主人先进、后出并按住电钮，以防电梯门夹住客人。

(5)奉茶、递名片、握手。介绍时，应按职务从高至低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