缺点范文10篇

缺点范文篇1

小议“光荣的缺点”

在目前开展的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中，无论是在个人分析评议、还是召开专题组织生活会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都少不了为别人查找优缺点和对自己做出评价。说起查找自身缺点，本应该是自己最清楚不过的一个问题，但是为了查找“准”自己的缺点却使我们不少同志颇费心思。前几年曾经流行一时的“理论学习不够”的“光荣缺点”，自开展“三讲”教育活动以后，理论学习引起了各级领导的高度重视，成为考核干部的一条重要标准，这个“光荣缺点”便不敢再讲了。这次在全党开展的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中，又有些同志创造了一些诸如“对部属要求不严，开展批评不够”、“对新情况新问题研究不够”等一些“光荣的缺点”。

所谓“光荣的缺点”，表面上看，是一种大家都可以理解和接受，有没有都可以，放在什么身上都可以的缺点。能够成为“光荣缺点”的缺点，必然就具备以下五个条件：一是自己不认为，多数人也不认为是缺点的缺点。二是不少人都会有的缺点，类似“理论学习不够”、“对新情况新问题研究不够”等。三是不影响进步的缺点，过去敢把“政治学习不够”、“理论学习不够”当作缺点，主要原因就是各级领导本来就重视不够，强调不够。但自开展“三讲”教育活动后，这个缺点可能影响到提拔使用，便再没有人愿意将这个缺点往自己身上放了。四是能反衬优点的缺点。“光荣的缺点”往往带有两句话，理论学习不够的前面经常有一句比较注意实际工作，政治学习不够的前面经常有一句业务学习抓的比较紧。五是自己不想改，也不大好改的缺点。凡属“光荣缺点”都是心里早就有“认真检查，坚决不改”的准备，这次开展自我批评是这个问题，下一次查找可能还是这个缺点，一个缺点跟一生，永远改不了。

缺点范文篇2

其实我也不是真的想要知道他有哪些缺点，我真正的目的是要看他的临场反应能力如何如何。我只是想了解：他如何有技巧地表现自己的缺点，表现他的个人特质。

怎么做才能在说出你的缺点的同时又得到面试官的赏识？

1、说出与工作无关的缺点。因为你的某些缺点并不会影响你未来的工作表现，例如你比较不善于与陌生人交谈，但是如果你应征的是研究性质的工作，这项缺点其实并不会影响你未来的表现。

2、说明自己正努力改进。不要害怕显露自己的缺点，重要的是你有没有改进的诚意。直接告诉对方自己有哪些缺点，而你目前正如何努力地改进、获得哪些进步。举例来说，或许你的英文能力不够好，你可以告诉对方自己如何加强语言能力，例如参加语言课程、阅读英文报章杂志或是收看英语节目，甚至是参加了哪些英语等级试等。

缺点范文篇3

1.不注意自己说话的语气,经常以不悦而且对立的语气说话；

2.应该保持沉没的时候,偏偏喋喋不休；

3.打断别人的话；

4.以傲慢的态度提出问题,给人一种只有我最重要的印象；

5.不请自来；

6.自吹自擂；

7.嘲笑别人；

8.在不适当的时候的打电话；

9.在电话中谈一些别人不想听的无聊话；

10.与人初次见面,态度暖昧；

11.不管自己了不了解,而任意对某些事情发表意见；

12.公然质问他人意见的可靠性；

13.以傲慢的态度拒绝他人的合理要求；

14.在某某的朋友面前,说一些瞧不起某某的话；

15.指责和自己意见不同的人；

16.无端指责别人的能力低下；

17.请求别人帮忙当被拒绝后心生抱怨；

18.利用友谊来向朋友勒索帮助；

19.与他人交流时措辞不当或使用带有攻击性的语言；

20.不顾及他人的感受当众对其进行责骂,或侮辱；

缺点范文篇4

随着公司制企业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各相关利益人基于维护自身利益的需要,不断采用了各种财务评价的方法。研究者们先后提出了沃尔评分法、杜邦分析法、相对值评价法、综合指数评价法、单变量模型评价法、多变量模型评价法、EVA评价法、平衡计分卡评价法,以及现在又提出的因子分析法等多种企业经营业绩评价方法。

一、财务评价理论不断演进的过程

财务评价理论演进过程中的各种方法介绍:

沃尔评分法是由亚历山大•沃尔提出的,这种方法是选择了7个财务比率即流动比率:产权比率、固定资产比率、存货周转率、应收账款周转率、固定资产周转率和自有资金周转率,分别给定各指标的比重,然后确定标准比率(以行业平均数为基础),将实际比率与标准比率相比,得出相对比率,将此相对比率与各指标比重相乘,得出总评分。

杜邦分析法是利用几种主要的财务比率之间的关系来综合地分析企业的财务状况,是一种用来评价公司赢利能力和股东权益回报水平,从财务角度评价企业绩效的一种经典方法。其基本思想是将企业净资产收益率逐级分解为多项财务比率乘积,这样有助于深入分析比较企业经营业绩。相对值评价法:相对值指标绩效评价法是将评价企业绩效的财务指标列入一张表,表中有规定好的判断标准,即将企业的财务状况划分为健全、良好和一般三类,根据各个企业的财务状况将其归类。

EVA是指企业资本收益与资本成本之间的差额,具体地说就是指企业税后营业净利润与全部投入资本(借入资本和自有资本之和)成本之间的差额。EVA是一种业绩评价与激励系统,它的目的在于使公司管理者以股东价值最大化作为其行为准则。他们认为对投资者来说企业经营业绩的最终表现应该是投资者投入资本的价值的增加。

绩效评价的平衡计分卡法,简称为BSC。该方法是站在企业战略规划管理的立场上,从企业的财务、客户、内部经营过程和学习与成长四大方面来综合衡量和评价企业的经营业绩。各方面设立的具体评价指标均来源于组织的战略目标和竞争需要,评价标准为各自为支持战略目标而须达到的业绩要求,并且将组织创新与过程创新的要求体现在各方面的业绩评价指标中,以获取企业持久竞争优势。“平衡”的意义就是希望通过业绩评价实现企业经营目标四个角度平衡的预期:即长期目标和短期目标的平衡:外部(股东、顾客)和内部计量(经营、创新、学习和成长)的平衡;预期业绩和业绩动因的平衡;硬性的客观指标和柔性的主观指标的平衡。

上述介绍的方法是不同时期,财务评价界所采用的不同的评价方法,在长时间的使用过程中发现,这些方法在评价时所选取的指标之间,并不是孤立的,而是相关的,严重影响评价结果,这种情况下,学术界在财务评价中引进了因子分析法。

二、因子分析法的概述

(一)因子分析方法的基本原理

因子分析的概念起源于本世纪初KarlPearson和CharlesSpearmer等人关于智力测验的统计分析。近年来,随着现代高速电子计算机的出现,人们将因子分析的理论成功地应用于心理学、医学、气象、地质、经济学等领域,使得因子分析的理论和方法更加丰富。因子分析法是从研究相关矩阵内部的依赖关系出发,根据相关性大小把变量分组(使得同组内的变量之间相关性不高,而不同组内的变量之间相关性较低),这样,在尽量减少信息丢失的前提下,从众多指标中提取出少量的不相关指标,然后再根据方差贡献率确定权重,进而计算出综合得分的一种方法。

(二)因子分析法的应用步骤

选取若干个财务指标Xj(j=1.2.3……n)有m个样本算出样本的财务指标组成M*N(i=1.2.3…..m)的矩阵;因子分析是通过找到公共因子fp=(f1,f2,f3……fp)(p

X1=A11f1+A12f2+A13f3+A14f4+A15f5……..+A1pfp

X2=A21f1+A22f2+A23f3+A24f4+A25f5……..+A2pfp

X3=A31f1+A32f2+A33f3+A34f4+A35f5……..+A3pfp

……………………………………

Xn=An1f1+An2f2+An3f3+An4f4+An5f5……..+Anpfp

可用矩阵表示为Xn=Af+ε,ε为距阵不能解释部分,A为因子转荷距阵;即而用较少的公共因子代替原有的财务指标,利用SPSS软件对A矩阵进行矩阵分析运算;运算出公共因子的特征值和贡献率,对公共因子的累计贡献率分析它的代表程度,由此得出因子分析的综合评价模型。

F=Σwjfij(fij是i个样本的因子得分wj是第j个因子的贡献率)

利用上述评价模型,算出每个样本的得分,对其财务状况进行分析评价。同时还可以了解到每个样本的每个公共因子的值,可以对评价对象的部分方面进行评价。还可以对整个行业在某一方面的整体情况进行评价,得出整个行业的薄弱环节,为企业找到问题的根源和采取针对性的措施打下基础。

三、因子分析方法的优缺点

(一)因子分析法的优点

因子分析法最大优势在于各综合因子的权重不是主观赋值而是根据各自的方差贡献率大小来确定的,方差越大的变量越重要,从而具有较大的权重;相反,方差越小的变量所对应的权重也就越小。这就避免了人为确定权重的随意性,使得评价结果唯一,而且较为客观合理。此外,因子分析的整个过程都可以运用计算机软件方便快捷地进行,可操作性强。因此,与其他方法相比,因子分析法是一种科学、实用、简便的综合评价方法。

缺点范文篇5

1.不注意自己说话的语气,经常以不悦而且对立的语气说话；

2.应该保持沉没的时候,偏偏喋喋不休；

3.打断别人的话；

4.以傲慢的态度提出问题,给人一种只有我最重要的印象；

5.不请自来；

6.自吹自擂；

7.嘲笑别人；

8.在不适当的时候的打电话；

9.在电话中谈一些别人不想听的无聊话；

10.与人初次见面,态度暖昧；

11.不管自己了不了解,而任意对某些事情发表意见；

12.公然质问他人意见的可靠性；

13.以傲慢的态度拒绝他人的合理要求；

14.在某某的朋友面前,说一些瞧不起某某的话；

15.指责和自己意见不同的人；

16.无端指责别人的能力低下；

17.请求别人帮忙当被拒绝后心生抱怨；

18.利用友谊来向朋友勒索帮助；

19.与他人交流时措辞不当或使用带有攻击性的语言；

20.不顾及他人的感受当众对其进行责骂,或侮辱；

缺点范文篇6

(一)在权力结构的配置上，体现出立法授权的平级性。从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的规定来看，公安机关享有拘传、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拘留、提请批准逮捕及执行逮捕的权力，检察机关享有拘传、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拘留、自行决定逮捕及批准逮捕的权力，审判机关享有拘传、取保候审、监视居住及决定逮捕的权力。这样的立法规定表明，我国刑事诉讼强制措施在权力结构的配置上与西方法治国家有明显的不同，体现出立法授权的平级性：一是在纵向上，立法上没有按照上下层级结构的要求设立一个统一或独立的权力审查机关。刑事强制措施主要是根据刑事诉讼流水作业的不同阶段，由公、检、法三机关根据各自的办案需要予以适用。二是在横向上，公、检、法三机关所拥有的权力基本上处于一种平行状态。除公安机关适用逮捕需经检察机关批准及检察机关自行决定的逮捕需由公安机关执行外，三机关都可以自行决定是否适用强制措施及适用何种强制措施，因此，三机关的权力是并行的，没有严格意义上的高低和大小之分。

(二)在强制措施的体系上，体现出审前羁押的混同性。我国刑事强制措施体系由拘传、拘留、取保候审、监视居住和逮捕五大措施组成。在大多数国家立法中，都将强制到案的措施与审前候审的措施分离，审前羁押需经特定的司法程序方可适用。与西方国家不同，作为审前一种最为严厉的剥夺人生自由的手段，除在为数不多的几个法条里能够找到“羁押”和“侦查羁押”的字眼外，审前羁押的字眼在我国刑事诉讼法中无从找到，立法上并没有将审前羁押设置为一种独立的强制措施，而是将其混同于拘留和逮捕这两大措施之中：一是从拘留措施来看，虽然在立法技术上将拘留设计为临时剥夺犯罪嫌疑人人身自由的强制到案措施，但最长羁押时限为37天的制度设计，导致本应以临时羁押为本质的拘留与长期关押的审前羁押没有实质的区别。二是从逮捕措施来看，立法上将逮捕设计为审前羁押的法律程序。逮捕的性质归根结底是通过国家权力和法律程序剥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身自由，使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处于被羁押的状态。由此可见，拘留与逮捕作为我国刑事诉讼中最为严厉的强制措施，实际上就是以暂时剥夺犯罪嫌疑人之人身自由为手段而将其在法庭审判前予以关押的审前羁押。

(三)在强制措施的适用上。体现出比例原则的缺位性。刑罚有轻重之分，刑事强制措施的适用和期限也应当与所指控的犯罪行为的严重性和可能课处的刑罚相适应，等待审判的人被置于羁押状态应当是一种例外并尽可能短暂，同时不能通过收取过高保释金的方法来限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身自由，这就是国际社会通行的刑事强制措施适用的比例原则。我国刑事强制措施的设置，仅从类型设置上，按照比例原则的基本要求，由轻缓到严厉的顺序将拘传、拘留、取保候审、监视居住、逮捕依次排列，但到具体强制措施的适用上，并未将比例原则予以明确的规定和支持：一是立法上没有体现“非羁押为原则，羁押为例外”的基本精神。现行刑事诉讼法对取保候审和逮捕分别在不同的条文中作出了规定，并且对取保候审用“可以”、对逮捕却用的是“应当”的立法表述，由此确立了以逮捕为核心的强制措施适用准则。二是操作上没有符合罪行与羁押期限相适应的要求。虽然《刑事诉讼法》第69条及第127条分别就“流窜作案、多次作案、结伙作案”的拘留期限延长和“犯罪嫌疑人可能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羁押期限延长有专门规定，但并没有对轻罪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最长羁押期限作出明确规定，也没有在操作上对羁押期限的延长进行严格的审批和控制。三是我国刑事诉讼法对于收取保证金的数额没有限制，对按照何种标准进行收取也没有明确规定。

(四)在强制措施的程序上，体现出救济机制的失衡性。按照“有权利则必有救济”的法律理念，当公民的个人权利和自由遭受国家机构的侵害时，必须给予个人获得司法救济的机会。从现行强制措施适用的程序设计来看，法律没有赋予相对当事人必要的救济程序和救济手段，救济机制处于失衡的状态：一是各类强制措施的适用大多采用内部的、书面的行政性审批程序，或者采取公安机关呈请、检察机关审批的行政性审查程序，当事人与其他诉讼参与人无法参与其中，完全处于一种被动的地位；二是在刑事诉讼法第六章涉及到强制措施的27个条文中，只有《刑事诉讼法》第73条规定“办案机关发现采用强制措施不当时，及时撤销、变更”的自行纠正途径及第75条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认为强制措施超过法定期限的，申请司法机关给予解除”的自我救济途径，法律再也没有赋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其他自身救济及社会救济的途径和手段；三是救济程序的操作性差，法律所赋予相对当事人为数不多的救济途径，主动权也主要掌握在办案机关手中。

二、我国刑事强制措施的制度缺陷

(一)平级的权力配置缺乏权力行使的彼此制衡。现行刑事强制措施的权力配置模式，是以保障诉讼为基点的，对于提高侦查效率，及时有效地控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防止其逃避刑事追诉，保证刑事诉讼的顺利进行是比较有效的，但这种模式的制度缺陷也相当明显：从表面上看强制措施的权力也体现出了一定专属性，即强制措施专属公、检、法三机关所有，但平级的权力结构配置与西方国家仅授权给独立的司法机关相比，这种专属性并不突出，并没有达到制度本身所要求的程度。权力分工是权力制约的基本前提，也是权力制约的实质标准。由于除逮捕外，三机关都有权根据自己的办案需要决定强制措施的适用，而且三者的权力也没有大小和从属之分，这种偏重于赋予国家机关广泛适用权力的制度设计必然会弱化权力与权力之间本身应有的制衡。司法实践中，公、检、法三机关对于各自所采用的强制措施，一般不存在相互监督或制约，彼此都不干涉和过问。虽然理论上法律赋予了检察机关侦查监督权，但由于这种监督属于一种事后监督、间接监督手段，其所能起到的监督制衡作用也相当有限。由于权力没有制衡，出于完成侦查破案任务、查明犯罪事实的需要，侦查机关通常都会最大限度地利用自己的权力，强制措施适用的随意性和频繁性也就不可避免。

(二)混同的体系设置导致审前羁押的普遍存在。从控制犯罪出发，侦查机关势必会经常动用拘留或逮捕等强制手段，为避免因拘留、逮捕的经常适用而导致审前羁押的大量存在，有必要将强制到案的措施与审前候审的措施进行科学的分离。由于我国现行强制措施体系没有单独设立审前羁押这一强制措施，而将其作为拘留和逮捕的附属结果，导致实践中审前羁押普遍化现象非常突出：一是现行法律规定可以拘留的情形相当宽泛，而侦查机关负责人就可决定拘留措施导致审前拘留的大量存在，与此同时，缺乏审批控制机制导致司法实践中随意延长拘留羁押期限大行其道。二是“捕押合一”使得一旦适用逮捕措施就可能导致对犯罪嫌疑人数月甚至数年的羁押。由于羁押后对调查取证和讯问非常方便，因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一旦被羁押后，除非迫不得已，司法机关很少考虑是否还有继续羁押的必要而改变为其他强制措施的情形。由此，决定了我国刑事诉讼强制措施中以拘留、逮捕为核心，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被羁押状态下接受侦查、检察人员讯问以及法庭审判，是绝大多刑事案件的“常规程序”。

(三)缺位的比例原则影响强制措施的合理适用。比例原则以法律的形式要求国家所实施的行为应适合于其法定的职能和目标，要求国家在实现其职能和目标时如果有多种手段可以选择则应尽可能选择对公民权利损害最小的手段，且所侵犯的私益与所保护的公益必须是成比例的。由于我国现行刑事强制措施中比例原则的缺位，直接影响到司法实践中强制措施的合理适用：一是过度依赖羁押性手段，而对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等羁押的替代性手段基本弃之不用。虽然我国刑事诉讼法根据案件情况以及诉讼的需要设置了五种轻重不同的强制方法，但由于没有明确“羁押为例外”的基本原则，致使我国刑事强制措施体系在适用中出现严重的不均衡，羁押的适用率远远高于其他强制措施。二是由于没有明确罪行与羁押期限相适应的要求，再加上审批程序的不严格，侦查机关常以貌似合法的各种理由延长羁押期限，导致实践中常常出现最后被判处1年有期徒刑的嫌疑人与被判处10年有期徒刑的嫌疑人的审前羁押期限相同的现象。三是保证金收取混乱。由于没有相应的限制，侦查机关有很大的自由裁量权，极易导致权力适用中的滥用。

(四)失衡的救济机制弱化保障人权的功能发挥。“强制措施是刑事诉讼中直接关系到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人身自由的措施，人身自由又是人权的核心内容。因此，强制措施的适用与人权保障有密切的关系。”我国刑事强制措施失衡的救济机制，使天生处于弱势地位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根本无法与强大的国家权力抗衡。在办案机关能灵活机动地运用强制措施以有效地控制犯罪的同时，强制措施本应有的保障人权的功能也被弱化了：一是由于未设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对刑事强制措施不服的申告程序，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否采取刑事强制措施，采取何种刑事强制措施，完全由作为控诉一方的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决定，作为被控诉一方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只能被动接受，没有任何反对的权利。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认为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采取的强制措施有错误，对被采取的强制措施不服时，也没有任何司法救济手段。二是即便已有的救济手段，由于最终决定权把握在办案机关手中，也无法有效地保障当事人的权利。如《刑事诉讼法》第75条虽然明文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等有权要求解除已超过法定期限的强制措施，但向哪个机关提出，法律并没有明确规定。如果要求解除没有得到准许，当事人应该如何救济，也没有明文规定，这使实践中他们的合法要求也很难得到保障。

三、完善我国刑事强制措施的构想

(一)优化整合强制措施权力配置，切实加强权力相互制衡。不同的宪政体制、司法体制决定了不同的诉讼权力配置，从目前我国的情况来看，重新分配强制措施的适用权力，通过全面引进西方司法审查制度来实现权力的制衡是不现实的。笔者认为，切实可行的办法是在现有权力配置的基础上，对权力的适用进行优化整合，以实现权力之间的相互制衡。具体措施可以考虑从以下几个方面人手：

1对公安机关适用强制措施权力适当分离。虽然立法上将强制措施适用权分配给公、检、法三机关，但由于调查取证、查获犯罪嫌疑人、查明犯罪事实的主要压力主要在侦查阶段，所以强制措施的适用主要集中在有侦查权特别是普通案件侦查权的公安机关手中。为改变权力过于集中不受约束的现状，有必要对公安机关手中的权力进行适当分离：一是改变拘留完全由公安机关自行决定的做法。规定公安机关必须在拘留嫌疑人48小时之内将有关案件材料报同级检察机关备案，检察机关认为拘留不符合条件的，有权提出纠正意见。二是加强对羁押期限延长的控制。要求公安机关对三种特殊案件延长提请逮捕期限必须经过检察机关的许可，从而有效控制司法实践中随意延长羁押期限的现象。

2对自侦案件强制措施权力上收一级。关于对检察机关自侦案件强制措施适用权力如何进行法律控制，一直是广为争议的话题。争论的分歧点主要集中在是由审判机关进行控制还是由检察机关进行控制。笔者认为，虽然由审判机关来控制更能够实现权力制衡的目的，但先天不足的制度支撑使这种方式与我国现存法律制度产生不可逾越的鸿沟。更为实际的做法是：通过上收一级的方式，加强内部监督，以保证强制措施适用的质量。同时，还可以强化人民监督员制度等方式局部化解检察机关自行决定带来的种种弊端。

3对审判机关强制措施适用完善程序。由于审判机关适用强制措施相对较少，可以通过内部职能分离的手段加强制约。法院决定适用强制措施的，可以考虑建立听证制度，完善决定程序，由不同职能部门分别行使强制措施决定权和案件审判权，及时将强制措施决定书送达上一级检察机关以接受监督。

(二)正确认识强制措施诉讼功能。科学定位强制措施体系。强制措施的诉讼功能是保障刑事诉讼活动的顺利进行，其固有特征在于对合法诉讼活动的保障性和对程序违法的预防性，而不具有惩罚性。受长期以来“重打击、轻保护”思想的影响，我们在强制措施诉讼功能的认识上也存在一定的偏差，习惯于以惩罚犯罪为中心。因此，必须从更高的层次上来正确认识强制措施的诉讼功能。科学定位强制措施体系：

1缩短拘留的期限，还原其强制到案措施的本义。为改变现行拘留时间过长，客观上造成“拘押合一”的现状，使拘留切实成为真正的强制到案的措施，有必要缩短拘留的期限。结合我国侦查手段及侦查能力的实际情况，最长以不超过14天为宜。

2提高逮捕的条件，对逮捕进行程序进行正当化改革，控制逮捕的适用率。当前逮捕的条件过低是导致审前羁押特别是轻刑犯也大量羁押的重要原因。通过立法提高逮捕的条件，将逮捕的条件由现行“可能判处徒刑以上”改为“可能判处三年有期徒刑以上”，可以从源头上有效地降低羁押率。同时，增加逮捕的“告知和听审”程序，要求检察机关在审查批捕过程中听取犯罪嫌疑人及其法定人、被告人、辩护律师的意见，以控制逮捕的适用率。尽可能在不对现行强制措施体系作较大改动的情况下，最大限度地减少“逮押合一”所带来的负面效应。

3扩大取保候审对象的范围，增加适用条件的可操作性。结合我国刑事诉讼的实际情况，改变现行立法条文所采用的“可以”的立法表述，增加取保候审条件的刚性规定。同时，为改变现行取保候审适用条件模糊，实践中对“有社会危险性”的理解完全依办案人员主观认定带来的弊端，增强取保候审适用条件的可操作性，可以通过采取列举的方式，明确取保候审的条件及例外情形，只要犯罪嫌疑人符合条件的，原则上应当允许取保候审。

(三)理性构建强制措施比例原则。合理规制强制措施适用。在强调维护秩序、尊重人权的今天，在刑事诉讼强制措施制度中确立和引进比例原则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当然，以“司法审查、保释为原则，羁押为例外”制度的构建不可能在我国一蹴而就，我们应当在现有的基础上理性构建出我国刑事强制措施的比例原则，以实现司法实践中对强制措施适用的合理规制。

1将比例原则确立为刑事强制措施适用的一项基本原则。除在具体的条文设置上体现比例原则外，为实现强制措施的适用及其严厉程度最小化，使其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审判前的影响降低到最低限度，有必要将比例原则作为刑事强制措施适用的一项基本原则，并用比例原则的基本要求引导和规制司法实践中各类刑事强制措施的适用。

2根据可判刑期的不同，确定相应的最高羁押期限。结合我国刑法的规定，可考虑对三年以下有期徒刑、三至十年有期徒刑、十年以上有期徒刑以上刑罚三个档次，分别设定一个最高羁押期限。一旦达到最高羁押期限，无特别情况的，应立即变更强制措施。

3确定保证金上限和相关比例。我国批准加入的《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中将收取过重保证金作为侵犯人权的表现而予以禁止。因此，有必要根据我国经济发展情况确定一个相对合理的保证金上限。同时，明确要求取保候审决定机关在决定保证金数额时应根据犯罪的性质和情节、人身危险性、现实经济状况以及涉嫌犯罪的数额来综合裁量。

(四)适度完善强制措施救济机制，有效保障公民基本权利。多年来，我国比较注重权力对权力的制约，对以公民权利制约国家公权力则不够重视，忽视了公民自我救济的力量。刑事强制措施制度的完善应当注重强化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救济权利，通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行使权利来制约办案机关的权力滥用，以实现有效保障公民基本权利的目的。当然，在犯罪态势高发及侦查能力不足的矛盾仍旧非常突出的情况下，我国强制措施的救济机制不宜定位过高，而应在原有的机制上适度完善：

1赋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对强制措施不服的申告权。司法审查的实质在于在办案机关之外，由另一个机关对其进行控制。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全面引进强制措施救济的法官司法审查还不太现实，可以考虑将法官审查与检察审查相结合。具体而言，对公安机关直接采取的强制措施寻求救济的，由检察机关受理；检察机关直接采取的刑事强制措施寻求救济的，由法院受理；法院采取强制措施的，由上一级法院受理。

缺点范文篇7

一、当前我国增值税会计核算存在的问题

(一)“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科目的设置不尽合理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科目反映核算的内容不尽明晰，使会计核算难于理解。增值税的进项税额是企业由买方负担、可以进行抵扣的增值税，是企业付出的款项；销项税额是企业作为商品生产者或劳务提供者代税务机关向购买方收取的款项，二者性质不同，现将二者置于“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科目中核算，而导致该科目常出现借方余额，难以理解借方余额的经济实质。同时再设置“应交税费—未交增值税”科目核算应交上期的增值税，将有关增值税的会计信息分别在两个科目中加以反映；再则，“出口退税”退的是企业已经承担的进项税额，理应抵减其进项税额，但企业在办理完出口退税手续后，对其进行的会计处理却贷记“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科目，似乎反映应交增值税的增加①。

(二)增值税会计信息的揭示不符合会计报表的内在规律

现行增值税会计核算信息主要通过编制应交增值税明细表和增值税纳税申报表以及资产负债表的“应交税费”项目予以揭示。这使得增值税会计信息的揭示不符合会计报表的内在规律。1.在资产负债表中，据增值税会计内涵，企业购进货物所含的进项税额事实上就是企业资金的耗费占用，其在未抵扣前应作为企业流动资产在资产负债表上予以揭示，而现行的会计处理是“待抵扣进项税”，作为“未交税金”的抵减项目，直接冲减企业负债，这违背了“报表揭示必须与财务概念结构保持一致”的要求，导致资产负债表的财务信息失真，有悖报表列示明晰性的要求。2.在利润表中，由于增值税不作为费用进入利润表，企业获取利润的过程无法完整再现，导致报表使用者无法确知增值税对本期损益的影响程度及企业的实际增值税税负。当前“价税分离”模式下的利润表将增值税游离在损益表之外，这割裂了增值税与利润的关系，违背了“充分揭示”的原则要求。3.在应交增值税明细表和增值税纳税中报表中，没有详细列示未按规定取得专用发票的进项税额、未按规定保管专用发票的进项税额和销售方开具的专用发票不符合规定而不允许抵扣的进项税额，且应交增值税明细表中未单独反映收取价外费用和视同销售的销项税额，这种报表的结构和内容，不便于税务机关对纳税人的监管，也不便于有关方面对企业财务活动的了解。

(三)各会计主体间信息缺乏可比性

现行价税分离的增值税会计核算造成各个会计主体之间的信息缺乏可比性。1.同一企业不同时期的会计信息缺乏可比性。自增值税在我国实施以来，增值税的税率和征收率相对固定，但是对出口退税率的调整却经常进行，按照现行会计处理方法，出口企业的出口商品退税率与征税率的差异导致的不予退税的进项税额应计入出口货物的销售成本，随着出口退税率的经常调整，即使在出口货物同一售价情况下，这部分按征税率与退税率的差额计算的不予免征和抵扣的税额都会有差异，就会导致企业的各项销售成本缺乏可比性。2.同一企业对同一经济业务会因是否计算增值税而采取不同的会计处理，导致信息不可比。如果企业在购进存货时按规定取得了增值税专用发票，其存货成本则不包括付出的进项税额；如果企业在购进存货时没有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或者该发票未获认证通过，其存货成本中就包括付出的增值税进项税额，使得同一企业的存货成本可能不具备可比性。3.就增值税纳税人和非增值税纳税人而言，征收增值税的工商企业，其会计报表中的主营业务收入、主营业务成本、营业税金及附加以及存货类账户均不含增值税；而征收营业税的非生产性服务企业，其会计报表中的这些账户却都含营业税，口径的不同严重影响了两类企业会计报表的可比性，也使得两类会计报表的合并缺乏合理的基础。

(四)各方税负不尽公平

税款缴纳采用收付实现制是国际惯例，但我们国家为了保证国家税收收入的稳定取得，采用了权责发生制，在赊购赊销情况下就会出现购销双方税收负担不公平的情况②。

1.赊销方负担增大。赊销方可能会承担两方面的额外负担，一方面，赊销方在尚未收回款项时仍需按规定时间实际缴纳销项税额，造成企业资金的提前流出；另一方面，在发生坏账时，赊销方要同时承担货款和已经缴纳的销项税额两部分的损失，加重了赊销方的负担。

2.赊购方可获得额外的利益。赊购方可以获得两方面的额外利益，一方面，赊购方没有实际付出货币的进项税额就可以抵扣销项税额，延迟了缴纳税款的时间；另一方面，赊购方在出现无法支付的应付账款时，可以获得货款和已经抵扣销项税额大进项税额两部分好处，可以美化赊购方的经营成果。

二、现行增值税会计核算问题的原因分析

现行增值税会计核算体系存在的上述问题不但影响了增值税会计本身作用的发挥，也影响了增值税会计信息的质量。

(一)现行增值税税制本身的影响

自征收增值税以来，在保证财政收入、消除投资恶性膨胀、适应税收征管等方面发挥了应有的作用。但增值税的优越性还未充分发挥，尚存在诸多问题和弊端。1.征税范围仍偏窄。现行增值税征税范围虽然涵盖了货物销售和工业性加工、修理修配劳务，但将与货物交易相关的交通运输业、建筑安装业、邮电通讯业以及其他劳务服务业等行业未纳入增值税的征税范围，而是另行征收营业税，从而导致增值税货物销售与营业税应税劳务之间的抵扣链条“中断”，从而削弱了增值税自身的税收制约作用，也无法正确划分“中断”出的征税范围，还会导致已税货物进入营业税征税范围后的重复征税。2.扣税凭证不规范。为保证增值税扣税机制的顺利实施，现行增值税制度使用了专门的扣税凭证——增值税专用发票。但实际操作中的扣税凭证却不局限于专用发票，对无法取得专用发票的农产品收购加工企业、从废旧物资收购企业购进废旧物资进行生产的工业企业等，又可以凭收购发票、普通发票等抵扣进项税额。扣税凭证的不统一、不规范，加大了税收征管的难度。3.减免税优惠方式过多，既有直接减免，又有“先征后退”或“先征后返”。

(二)现行增值税会计模式的影响

我国现行的增值税会计模式从实质上分析，属于财税合一的模式，该模式以税法规定的纳税义务和扣税权利作为会计确认与计量的依据，会计核算过分依照税法的规定，而放弃了自身的要求与原则，致使提供的会计信息不能客观、真实地反映企业的财务状况，影响了增值税会计作用的发挥。采用“财税合一”的增值税会计模式会使会计目标偏重于满足纳税目的，而无法提示一些重要的会计信息，难以保证会计信息的客观性。同时，采用“财税合一”模式进行会计处理，也势必造成与其他各国会计信息之间缺乏可比性。采用“财税合一”的增值税会计模式难以适应我国会计理论建设的需要。在该模式下，会计理论的发展会过多地受制于国家的税收制度，使得会计理论建设难以独立地进行，如增值税会计模式中的一些定义、会计处理方法的选择直接受税法的限制，使增值税会计理论研究不能独立开展，即使形成了一定的会计理论，也难以在实践中应用，因而抑制了会计理论的发展。随着我国市场经济发展和股份公司尤其是上市公司的大量出现，一方面使企业的会计揭示的差异性增大，另一方面各利益主体对会计揭示的内在要求增加，已初步具备了财务会计与税务会计分离的环境和条件，以“财税分流”的增值税会计模式取代“财税合一”的增值税会计模式势在必行。

三、完善我国增值税会计核算的构想

由于现行增值税税制的不完善和现行增值税会计模式的缺陷，导致增值税会计核算存在上述的诸多问题。为了提高会计信息质量，加强增值税的征管，应该在构建“财税分流”的增值税会计模式基础上，制定我国《增值税会计准则》，重新构建我国增值税会计核算体系，细化我国增值税会计处理，从而进一步规范我国增值税会计核算。

(一)建立统一的“价税合一”的增值税会计核算体系

为了增强增值税会计信息的质量和可比性，在“财税分流”的模式下，考虑到增值税在我国的特殊地位，借鉴英国增值税会计核算模式，可建构统一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和小规模纳税人的增值税会计核算体系。增值税纳税企业可以设置“增值税费用”、“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和“递延税款—增值税”三个账户，分别核算会计上的增值税费用、税法上的应纳增值税额和会计与税法差异影响的纳税额。单独设置一个损益类账户——“增值税费用”账户，该账户核算企业发生的增值税费用，由于增值税是企业的成本费用，其核算应遵循会计原则进行，借方发生额为销售收入所对应的销项税，贷方发生额为销售成本所对应的进项税，但这一进项税，是已销产品对应的进项税，余额即为本期增值税费用。期末，该账户的余额转入“本年利润”账户，结转后余额为零。继续保留“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账户核算有关增值税税金的计算和交纳，该账户贷方登记按本期税法确认的销项税，借方登记本期按税法规定准予抵扣的进项税和已交纳的税金，余额为企业应交或多交的增值税。设置“递延税款—增值税”账户核算值税会计暂时性增差异影响的纳税金额，该账户借方登记会计销售额小于税费销售额产生的销售差异影响的纳税金额，贷方登记会计购进额大于税法购进额产生的购进差异影响的纳税金额，期末余额为企业待抵扣的增值税或多交的增值税，从而揭示增值税暂时性差异的形成和转回。

(二)构建“财税分流”的增值税会计模式

财税分流模式的总原则是财务会计与税务会计相分离，财务会计不受税法具体规定的影响，按照其本身的要求与原则进行会计处理，向各信息使用者提供有用的会计信息；如果财务会计提供的资料不符合税法的要求，再按照税法的规定进行调整。依据这一总原则设计增值税会计模式时，需要解决两个问题：一是财务会计如何对有关增值税的经济业务进行处理，即如何根据会计本身的要求与原则对增值税业务进行恰当的核算与报告；二是增值税会计如何通过特殊的方法确定企业的纳税义务与抵扣权利，其实质是解决如何向通用的会计信息使用者及税务部门这一特殊的信息使用者提供有用的会计信息。

(三)适时制定增值税会计准则

从我国会计准则研究建设的过程来看，在创新的同时，还学习和借鉴了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及国际会计准则的经验。然而，美国并未实行增值税，受美国会计团体影响较深的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至今也未把增值税会计准则纳入议程，以致在他们的经验和资料中找不到增值税会计处理的方法，更没有该项准则。受此影响，对增值税的会计处理，我国的企业会计准则体系中也仅仅是在部分准则里简要提及，无法作为进行增值税核算的依据。如果说《所得税会计准则》的制定主要是由于差异及其调整所引起，其理论与方法已经比较成熟，那么，增值税会计处理也存在差异，存在差异调整的问题，其理论与方法经过多年的实践和发展也成熟起来。现实中，增值税业务已经涉及到企业供产销等各个方面，涉及金额之大、确认和计量之复杂丝毫不亚于所得税。基于目前增值税应税收入与会计收入存在差异，又因为增值税作为价外税及其以增值额为课征对象的特点，导致应纳增值税额的计算复杂化，因此，正确认识增值税会计和制定出旨在规范增值税会计核算行为的具体准则便成为无可回避的课题。

(四)进一步完善我国增值税税制

上述现行增值税税制存在的诸多问题除阻碍了增值税优越性的发挥、增大了征管的难度以外，还对增值税会计处理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为了提高会计信息质量、规范增值税会计处理，有必要进一步完善我国增值税税制。

缺点范文篇8

2003年6月国务院颁布《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试点方案》(以下简称《方案》)，明确指出：把农信社逐步办成由农民、农村工商户和各类经济组织入股，以“三农”为经营方向的社区性金融机构，强调“按照市场经济规则，明晰产权关系”，促进农信社法人治理结构的完善和经营机制转换，使信用社真正成为自主经营、自我约束、自我发展、自担风险的市场主体。经过近年的改革，农信社已初步建立起社员代表大会、理事会、监事会相互制衡的内部治理机制。但实践证明，农信社的法人治理结构仍然存在很大的缺陷。本文首先介绍农信社公司治理内涵；其次分析现行体制下我国农信社公司治理可能存在的缺陷；最后就如何完善农信社公司治理结构提出一些改革思路和政策建议。

一、农信社公司治理内涵

农信社最重要的委托关系就是“社员(股东)”与“经营者”(以农信社主任为代表)之间的委托关系。狭义的农信社公司治理指通过社员大会、理事会、监事会等一系列制度安排，合理地配置社员与经营者之间的权利与责任关系，对经营者进行监督与激励，防止经营者与社员利益的悖离，保证社员利益的最大化。广义的农信社公司治理机制一般包括内部及外部治理机制。内部治理机制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通过合理界定社员大会、理事会、监事会、信用社主任(经营者)的权、责、利，形成权利合理分配相互制衡的内部约束机制，以限制经营者对社员利益的背离。二是设计激励相容的薪酬计划。提高社员与经营者之间的利益一致性。外部治理机制主要包括四个方面：一是当地金融市场的竞争。充分竞争的金融市场能够给现有经营者以巨大的压力，促使其努力工作；二是外部人市场。充分竞争的外部人市场，使现有信用社经营者不敢懈怠，以保持其职位，同时也使潜在替代者更加努力，以竞争人之职；三是资本市场。如果股权市场具有充分流动性，那么在信用社经营业绩欠佳的时候，社员可通过转让其股权，行使“用脚投票”的权利；四是政府部门的严厉监管。由于银行经营具有高风险性，并且一家银行的倒闭极易通过“多米诺骨牌”效应传播到其他银行，给社会带来巨大危害。作为中小金融机构，农信社经营同样受到政府严厉的监管。

农信社公司治理效率的高低除了取决于内外部治理机制的完善程度外，还受到以下几种重要因素影响：一是委托人与人之间信息对称程度。如果他们之间的信息完全对称，那么即使不存在任何的治理机制，经营者也不敢偏离社员利益寻求利己行为；二是社员监督成本与收益关系。社员只有在监督带来的利益超过成本时，才有积极性行使监督权；三是信托文化。如果当地信托文化发达，人充分认识到自己对委托人的受托责任，做到勤勉尽责，那么公司治理效率就会很高。

二、我国农信社公司治理现状

自《方案》颁布以来，经过近三年的发展，我国农信社已初步建立起社员代表大会、理事会、监事会、经营者相互制衡的内部约束机制。但农信社公司治理仍存在一些问题。

1．信用社经营目标冲突，削弱了对经营者的激励与约束作用。为实现《方案》提出的农信社改革目标，促进农信社法人治理结构的完善，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2004年颁布的《关于规范向农村合作金融机构入股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意见》)规定：农村合作金融机构应按股金来源和归属设置自然人股和法人股两种股权。农村合作银行、县联社应对自然人股和法人股份分别设定资格股和投资股。资格股、投资股分别体现了合作制和股份制。这种独特的产权制度，在扩大信用社融资渠道的同时，也造成农信社经营目标及两类股东入股目标的冲突。从宏观上来讲，这种产权制度的设计是为满足农信社政策性支农与盈利性需求双重目标。但这种制度设计削弱了对信用社经营者的激励与约束。如果将信用社经营者的薪酬与业绩挂钩，则无法保证支农任务的完成。而当信用社经营业绩不能达到理想状态时，经营者可能会拿“支农”作为借口，推托责任。从微观来讲，人股社员目标也存在偏差，资格股股东入股的目的是为获得农信社金融服务的优先权和优惠权，投资股股东入股目的除了获得信用社金融服务的优先权和优惠权外，还想获得投资红利。资格股与投资股不仅入股目的不同，且存在同股不同权、同股不同利、同股不同风险的特征。两种不同价值取向、具有不同风险、权利与利益的股东很难休戚与共，双方在社员选举、股利分配等重大决策方面必将存在冲突。

2．各级政府的行政干预影响了农信社法人治理结构的完善。2003年的农信社改革决定将农信社交由省级人民政府管理，并成立省级信用联社作为省级政府管理农信社的机构。2004年由银监会牵头制订的《关于明确农信社监督管理职责分工的通知》规定(以下简称《通知》)，由省级人民政府全面承担对当地信用社的管理和风险处置责任。省政府要帮助农信社防范与化解风险，并作为“负责人”对农信社不良资产负责。在仅靠动用存款准备金无法遏止农信社支付风险时，应由省级联社在省级人民政府承诺还款的前提下，按有关规定向人民银行分行申请紧急再贷款。在目前农信社资产质量较差，经营状况恶劣的情况下，农信社风险承受能力极其有限，省政府成为事实上农信社风险的最终承担者，必然要对农信社进行全面管制。由于缺少中央政府所具备的财政货币手段及法律手段，省政府主要还是依赖行政手段来管理农信社。虽然银监会的《通知》要求省政府坚持政企分开的原则，对信用社依法实施管理，不干预信用社的具体业务和经营活动，但在现有体制下，可预见省政府对农信社的行政干

预不可避免。事实上，农信社主任的提名权、经营方向的主导权等重要权限已不同程度逐步集中到省联社，随着更多权限的向上集中，农信社法人治理结构就会遭到破坏，其结果无异是与改革的初衷相违背的。

3．所有者缺位，社员(股东)缺乏对经营者监督的积极性。(1)由于农信社股权过分分散，股东监督成本与收益严重不对称，限制了社员对经营者监督的积极性。公司治理的主流观点认为，公司股权集中度与公司治理绩效正相关。在公司股权分散、股东数量众多的情况下，股东搜集信息并对经营者进行有效监督的动机与能力降低，这样经理就会为了自身利益来损害小股东利益，无法使公司价值达到最大。在《意见》规定信用社股金中，单个自然人持股不得超过股本总额的2％，单个法人持股不得超过股本总额的5％。县联社股金、农村合作银行股金中，单个自然人社员(含职工)持股(包括资格股和投资股)最高不得超过股本总额的5‰，单个法人持股(包括资格股和投资股)最多不得超过股本总额的5％——10％。这些规定导致农信社股权过分分散，股东监督成本与收益严重不对称，限制了社员对经营者监督的积极性。(2)农村合作文化欠发达，社员参与农信社管理意识淡薄。王占北、朱加凤(2006)等认为，我国农信社制度变迁实际是政府主导下信用社产权所有者话语权灭失的过程。无论农信社归、农业银行、中央银行还是省政府管理，都是在政府指导下的强制性制度变迁，是国家不同阶段发展目标及各方利益集团博弈的结果。在历次农信社改革中，信用社所有者(社员)从来没有真正参加过农信社的管理。这导致农村地区合作文化的缺失，农民从来没有把自己当作农信社的主人，其入股目的仅仅是为了获得信用社金融服务的优先权与优惠权，参与监督管理的意识不强。(3)农信社信息披露内容少，范围狭窄。社员必须获得足够的信息才能有效监督经营管理者、设计激励相容的薪酬契约。长期以来，农信社很少向外披露其经营信息，经监管部门推动，农信社自2005年起效仿商业银行开始信息披露工作，但披露内容少、范围窄。即使农信社向外充分披露其经营信息，由于信用社金融资产定价的复杂程度，普通社员也很难理解。社员与内部经营者之间的严重信息不对称，使设计一份令社员与经营者二者利益一致的薪酬契约变得很难，也使内部经营者利用关联交易等损害外部社员的利益变得更容易。

4．缺乏健全的外部治理机制。农信社外部治理机制的缺乏主要表现在外部市场竞争不足、股权缺乏流动性、经营者任命带有很强的行政色彩等方面。(1)市场竞争不足，对经营者的外部约束较低。根据超产权理论(刘芍佳、李骥，2000)，企业激励机制只有在竞争条件下才能发挥作用。由于农信社大都处在农村、城郊边远地区，发放的贷款也主要是农村、个体工商户小额信贷贷款，盈利性比较差，其他商业性金融机构一般不愿介入。事实上农信社成为这些地区唯一的金融机构，处于高度垄断状态。(2)农信社股权缺乏流动性，无法利用外部控制权市场对经营者进行约束。虽然《意见》规定农村合作金融机构社员持有的股金，经理事会同意，并按规定办理登记手续后，可依法转让、继承和赠予。资格股在条件具备的情况下可以退股，但由于没有一个充分交易的市场，农信社股票转让及定价非常困难，投资者无法通过股权转让来行使“用脚投票”的权利，也无法利用外部控制权市场对现任经营者进行约束。(3)经营者任命带有很强的行政色彩。根据现有的管理体制，省联社集中了农信社主任等重要管理职位的提名权，农信社经营者市场存在行政垄断性，外部优秀经营者对他们不构成任何压力。

三、完善农信社法人治理结构的政策建议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尽管我国政府有关部门先后出台了多项农信社改革的政策，但农信社的公司治理仍然存在不少缺陷。农信社要继续生存和发展，在我国农村经济建设中发挥更大作用，就必须完善农信社治理结构。结合以上分析与当前的客观环境，本文提出以下完善农信社公司治理的措施与建议。

1．明确农信社改革的最终目标取向。明确改革的最终目标取向是完善农信社公司治理的前提条件。当前，在农业经济效益低下和农贷高成本、高风险的情况下，国家应通过相应的配套措施，如财政补贴、税收减免等政策加大支持“三农”力度，减少农信社服务“三农”的成本，提高其服务“三农”的效益，降低其服务“三农”的风险，在发展中逐步统一农信社服务三农与盈利双重目标。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作为金融企业，农信社改革的最终目标应该是将农信社改革成为一个以盈利为首要目标的金融服务机构，当然在我国它的服务对象主要是农村经济建设。

2．建立中小金融机构存款保险制度，减少各级政府对农信社经营的行政干预。通过建立中小金融机构存款保险制度，可承接省政府对农信社的风险承担责任，使省联社专注于对农信社的管理与服务职能：一是指导帮助农信社健全法人治理结构，完善内控制度；二是办理或农信社的资金清算和结算业务；三是为农信社提供信息咨询服务等，减少对农信社的行政干预。

3．进一步完善“三会”制度，充分发挥其在农信社治理中的作用。农信社已初步建立起社员代表大会、理事会、监事会相互制衡的内部约束机制，但尚需继续完善才能充分发挥其应有的作用。社员代表大会作为农信社的最高权力机构，理事会、监事会应由社员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分别行使决策权与监督权。理事会应充分理解他们对社员的受托责任，保护农信社及全体社员(股东)的利益，理事会主要负责选拔、聘任、必要时解聘农信社重要管理者，并为其设计合理薪酬结构，以保证经营者与信用社及全体社员的利益一致，减少成本。监事会作为农信社的监督机构应对社员代表大会负责，主要负责：监督农信社理事会、高级经营管理者履行职费情况，及时纠正其损害农信社及全体社员利益的行为；利用内部稽核及审计工作，督促农信社及时、准确的向全体社员及相关部门披露农信社各种经营信息；为社员及相关部门监督农信社经营提供信息支持。

缺点范文篇9

2006年12月20日，中国银监会下发了《关于调整放宽农村地区银行业金融机构准入政策，更好支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意见》提出，按照商业可持续原则，在农村地区建立村镇银行、农村资金互助社和贷款公司等新型农村金融机构;要求各地积极引导包括境内外银行资本、产业资本和民间资本在内的各类资本投入到农村金融体系的建设中，并决定在吉林、四川、青海、甘肃、内蒙古、湖北6省(自治区)的农村地区进行试点。2007年1月22日，中国银监会又出台了“三项规定”：即《村镇银行管理暂行规定》、《农村资金互助社管理暂行规定》和《贷款公司管理暂行规定》。2007年10月12日，经国务院批准，中国银监会决定将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的试点由原来的6省(自治区)扩大到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截至2008年底，全国已有105家新型农村金融机构获准开业，其中，村镇银行89家，农村资金互助社10家，贷款公司6家;105家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共吸纳股金40.4亿元，吸收存款42.8亿元，贷款余额27.9亿元，累计贷款39.7亿元，96.8%的贷款投向农村小企业和农户。数据表明，新型农村金融机构拓宽了农民、农业和农村的融资渠道，有利于“三农”问题的解决。

二、我国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制度安排的特点

(一)服务于当地农民、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

村镇银行定位于经中国银监会有关机构批准，由境内外金融机构、境内非金融机构企业法人、境内自然人出资，在农村地区设立的主要为当地农民、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提供金融服务的银行业金融机构。农村资金互助社定位于经中国银监会有关机构批准，由乡(镇)、行政村农民和农村小企业自愿入股组成的，为社员提供存款、贷款、结算等业务的社区互助性银行业金融机构。贷款公司定位于经中国银监会有关机构批准，由境内商业银行或农村合作银行在农村地区设立的专门为县域农民、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提供贷款服务的非银行业金融机构。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的资金不能用于“三农”以外的其他领域，服务对象限制在县级行政区，或乡(镇)和行政村一级的社区，不准许跨区经营，村镇银行不能发放异地贷款。

(二)注册资本金较低

在县(市)设立的村镇银行，注册资本不低于300万元人民币;在乡(镇)设立的村镇银行，注册资本不低于100万元人民币。农村资金互助社的注册资本：在乡(镇)设立的农村资金互助社，注册资本不低于30万元人民币，在行政村设立的农村资金互助社，注册资本不低于10万元人民币。贷款公司的注册资本不低于50万元人民币。

(三)股东持股比例一定

村镇银行应由境内外金融机构、境内非金融机构企业法人、境内自然人出资，其最大股东或唯一股东必须是银行业金融机构。最大银行业金融机构股东持股比例不得低于村镇银行股本总额的20%，单个自然人股东及关联方持股比例不得超过股本总额的10%，单一非银行金融机构或单一非金融机构企业法人及关联方持股比例也不得超过股本总额的10%。对于贷款公司，制度规定应由境内商业银行或农村合作银行全额出资。贷款公司不得吸收公众存款，其营运资金为实收资本和向投资人的借款。

(四)治理机构设置灵活

“三项规定”提出，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的治理机构应具有灵活性和有效性。不同形式的金融机构可以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建立不同的治理架构，不必拘泥于固定的“三会”形式，应注重组织制度的有效性和股东的真正到位。

(五)监管指标明确

对村镇银行的监管指标：资本充足率大于8%、不良资产率低于5%时，适当减少现场检查的频率和范围;资本充足率高于4%、低于8%时，督促其制订切实可行的资本补充计划，限期提高资本充足率，加大非现场监管及现场检查力度，适时采取限制其资产增长速度、固定资产购置、分配红利和其他收入、增设分支机构、开办新业务等措施。对农村资金互助社的监管指标：资本充足率大于8%、不良资产率在5%以下时，允许向其他银行业金融机构融入资金，适当降低现场检查频率;资本充足率低于8%、大于2%时，禁止其向其他银行业金融机构融入资金，限制其发放贷款，加大现场检查力度;资本充足率低于2%时，责令限期增扩股金、清收不良贷款、降低资产规模，限期内未达到规定的，要求其自行解散或予以撤销;对单一社员的贷款总额不得超过资本净额的15%;对单一农村小企业社员及其关联企业社员、单一农民社员及其在同一户口簿上的其他社员贷款总额不得超过资本净额的20%;对前十大户贷款总额不得超过资本净额的50%;资产损失准备充足率不得低于100%。对贷款公司的监管指标：资本充足率大于8%，不良贷款率在5%以下时，适当减少检查频率;资本充足率低于8%、大于4%，或不良贷款率在5%以上时，加大非现场监管力度，督促限期补充资本、改善资产质量;资本充足率降至4%以下，或不良贷款率高于15%时，责令其调整高级管理人员、停办所有业务、限期重组。限期内不能实现有效重组、资本充足率降至2%以下时，责令投资人适时接管或由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予以撤销;对同一借款人的贷款余额不得超过资本净额的10%;对单一集团企业客户的授信余额不得超过资本净额的15%。资产损失准备充足率不低于100%。

三、我国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制度安排的缺陷

(一)准入门槛过低

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的制度安排是低注册资本，即低准入门槛。低准入门槛有利于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的设立，但准入门槛过低，将会使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出现“先天不足”——资金不足，进而抵御经营风险的能力较弱。而且，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的贷款方式以信用贷款为主，信贷资产的风险系数较大，同时还要应对自然灾害、动物瘟疫等不可抗力导致的违约风险。因此，应完善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的制度安排，适当提高准入门槛。

(二)限制资本投入

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的制度安排限制了资本的投入，所以在其运行过程中，极易出现资金不足的问题。如，村镇银行各类股东的持股比例制度安排，限制了具有较强资金实力的单个自然人、单一非银行类金融机构和单一非金融机构企业法人向村镇银行投入资本;农村资金互助社各类股东的持股比例制度安排，也限制了具有较强资金实力的单个农民或单个农村小企业向农村资金互助社投入资本;贷款公司的营运资金为实收资本和向投资人的借款。贷款公司“只贷不存”的制度安排，也使其资金实力受到限制。因此，应完善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的制度安排，鼓励资本投入。

(三)忽视债权人权益保护

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的主要任务是为农民、农业和农村提供贷款，而贷款制度的安排，又不要求贷款人提供担保品。所以，如果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发生支付危机或破产倒闭，不仅难以偿还存款人的存款本金和利息，损害存款人的权益，而且投资人也难以收回投入的资本，损害投资人的权益。因此，应完善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的制度安排，加强债权人的权益保护。

(四)监管指标不合适

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的监管指标，主要是资本充足率和不良资产率。不良资产率监管指标是不合适的，它可能会影响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发挥作用。因为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的任务是为“三农”提供金融服务，尤其是贷款服务，而服务对象又是风险较大和不确定的对象，所以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的不良资产率有时可能会较高。如果严格按照制度规定的不良资产率来衡量，则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就可能难以充分发挥应有的作用。因此，应完善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的制度安排，调整监管指标。

四、完善我国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制度安的对策

目前，我国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制度安排的法规，主要是中国银监会的《村镇银行管理暂行规定》、《农村资金互助社管理暂行规定》和《贷款公司管理暂行规定》。因此，完善我国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制度安排，主要是结合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的特点，修改完善这三部法规，维护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的正当权益，促进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的发展，实现为农民、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服务的目的。

(一)适当提高准入门槛

适当提高准入门槛，既不会太影响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的设立，又可较好地解决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的资金不足问题，增强其抵御经营风险的能力。进一步来说，就是适当提高注册资本最低限额。这样，新型农村金融机构才能满足当地农民、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资金需要。

(二)鼓励资本投入

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的制度安排，限制了有关股东的资本投入，可能会出现资金不足的问题，所以，应完善制度安排。第一，完善村镇银行各类股东的持股比例制度安排，提高单个自然人股东及关联方持股比例，提高单一非银行金融机构或单一非金融机构企业法人及关联方持股比例。第二，完善农村资金互助社各类股东的持股比例制度安排，使实力较强的单个农民或单个农村小企业可以自由向资金互助社投入资本。同时，允许吸收非社员存款，并扩大资金互助社的社员范围，使金融机构也可以向其投入资本。第三，完善贷款公司营运资金来源制度安排，使其既可以吸收股东资本和向投资人借款，也可以适当吸纳公众存款和向其他银行业金融机构融入资金，提高资金实力。

(三)保护债权人权益

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的制度安排，必须保护股东和存款人的合法权益。在制度安排上，要保证存款本金和利息的支付;实行审贷分离;对借款人的借款用途、偿还能力、还款方式等进行严格审查，要求借款人提供担保;对保证人的偿还能力、抵押物、质物的权属和价值以及实现抵押权、质权的可行性进行严格审查;借款人到期不归还担保贷款的，要依法要求保证人归还;经审查、评估，确认借款人资信良好，确能偿还贷款的，允许不提供担保。

缺点范文篇10

一、中小企业融资制度的缺陷分析

1．关于国有商业银行

国有商业银行是支持中小企业的主要力量。但是，国有商业银行作为我国银行业的主体，长期以来直以服务国有大企业、追求规模效益为经营宗旨，双方形成了兴衰与共的牢固关系，近年来，我国企业发展强调“抓大放小”、“扶优限劣”，实行主办银行制度，使这种关系又得到了进一步强化。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形成和完善，以及受国际金融危机和国内金融资产质量不高的现实的警示，国有商业银行开始实行市场化的资产负债风险管理，并在信贷管理制度上进行相应的变革，普遍上收和集中了信贷管理权限，实施集约化经营，最大限度地压缩风险资产的比重，中小企业的贷款自然就在被压缩之。国有商业银行主观上的性经营行为在客观上给中小企业的融资带来以下负面影响：

一是基层行资金使用上存多贷少，严格的授权、授信制度义进一步制约了基层行的信贷行为，加上严格贷款条件，清理边散小户，控制新增贷款户，以致相当部分的中小企业因资金薄弱而出现银行信贷上的“真空”。

二是国有商业银行虽然强化了贷款风险的约束机制，但与之相匹配的利益激励机制却没有相应建立，特别是在现有产权制度下，国有商业银行产权所有人缺位，严重影响了基层行支持中小企业的积极性和信贷人员的放贷积极性。

三是呆坏帐的核销以所有制来划分，政府可以对国有大企业承担“无限责任”，“补贴”国企出现的亏损或破产，而中小企业的呆坏帐却不在核销范围之内，由此加大了国有商业银行开拓中小企业信贷业务的后顾之忧和“惧贷”心理。

四是国有商业银行的信贷操作流程长、环节多，不适应中小企业经营灵活、资金周转快的特点，同时增加了银行的管理成本和单项融资交易成本。

2．关于农村信用社

农村信用社虽然具有点多面广和对中小企业比较熟悉的优势，但市场定位在服务“三农”，按现行政策规定，原则上70％以上的贷款用于农户贷款，支持中小企业的能力明显不足。

3．关于地方金融机构

地方金融机构作为扎根于基层的金融组织，无论在体制还是地缘方面，都具有支持中小企业的比较优势，但是在竞争不断激烈的市场环境下，经营定位和目标已经逐渐偏离其根本。一是防范金融风险要求的严格贷款约束和责任人追究机制，制约了基层金融机构支持中小企业的积极性。二是某些经济快速发展，但是曾经产生过风险的地区，各基层金融机构以防风险为工作重点，上级行的信贷控制较严，业务开拓创新受到一定影响。

(二)中小企业融资市场的制度存在缺陷

1．中小企业各种融资方式的比较

当前中小企业投资的资金来源分为自有资金和外部融资。企业的外部融资渠道分为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两种。直接融资又分为企业从股市和债市筹资、外部自然人和企业入股、企业民问借贷。通过股市融资的只能是中小企业中的少数佼佼者，又没有专门的创业板块的支持，因此企业通过股市融资的可操作性较小。而通过债市融资目前还存在制度性的障碍。随着企业改制和股份有限责任公司制度的普遍建立，企业开始尝试通过外部自然人和企业入股的方式，来扩大企业规模，充实企业资金。

2．银行贷款在中小企业的融资过程中具有不可替代性

尽管企业直接融资方式多样，但是规模较小，不能作为企业融资的主渠道。当前，银行贷款是企业最主要的投资资金来源，并具有不可替代性。

首先，银行贷款是融资成本最低的融资手段。

其次，股市和债市融资的制度性障碍是中小企业难以通过自身努力突破的。

第三，外部企业和自然人人股具有分散股权的风险，企业不希望外部股东介入企业的生产和经营。第四，尽管民问借贷交易成本较低，但是资金规模有限，也没有银行特有的多种金融服务，使用范围十分有限。

3．现阶段中小企业融资市场上的制度缺陷不利于中小企业的发展

第一，金融机构的信贷决策机制不利于中小企业融资。

目前各国有银行均按各自总行规定的标准进行信用等级评定，不分企业规模大小，标准一致信用等级评定的条件与定位比较高。中小企业大多是民营股份制企业或家族式企业，管理不规范，财务核算不正规，无法提供合格的财务报表。金融机构的资金定价机制也不利于中小企业的融资。商业银行扩大贷款利率上浮幅度后，为扩大对中小企业的放贷安全性，金融机构普遍对中小企业提高了贷款的利率上浮幅度，抑制了中小企业的信贷需求。

第二，银企间由于信息不对称引发的逆向选择。

较为封闭的运营方式及不规范的财务及管理制度不仅使中小企业的信息透明度低，社会公信度不佳，而且使中小企业在寻求贷款和外源性资本支持时，银行和投资者难以准确判断其信用程度，往往会做出有违融资者意愿的逆向选择。而作为中小企业，为实现融资目的，又会想尽一切办法隐瞒与己不利的各种信息，甚至不惜弄虚作假，从而演绎出另一种与市场规则相悖的逆向选择。这不仅会产生有损银行与投资者利益的道德风险，亦会进一步损毁企业自身的社会公信度，加深中小企业融资难的矛盾，形成一种恶性循环。银企问的信息不对称，反映了商业银行和中小企业信贷市场的割裂性和低效运作。

(三)现行金融制度的配套服务体系不健全

1．中介手续繁、费率高、效率低。

企业能作为抵押物的主要是房地产及主要生产设备，企业办理抵押的主要手续却包括抵押登记、评估及抵押合同公证等，涉及工商、房产、财险、法律公证处多个管理部门，手续繁琐，时间长，短者10多天，长则1个月。需要缴纳的综合收费率最低的也高达0，7％。而且，由于评估登记的有效期限经常与贷款期限不匹配，需要重新评估，加重了企业负担。

2．担保机构的作用没有得到有效发挥

担保公司的作用没有得到有效发挥是中小企业反映最强烈的问题。建立担保机构的目的主要是为了扶持中小企业的发展，解决其贷款担保难问题。但是调查发现，许多担保机构建立以后并未完全按设立的初衷(或章程)运作，担保资金的使用方向偏离了机构的主要职能——担保功能，没有将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作为主要的业务发展目标。

二、中小企业融资制度矫正点选择

上述分析表明，中小企业的融资问题深层原因是制度性障碍。对于政府管理部门来说，当前最重要的是转变观念，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全局出发，加快金融改革，调整和完善融资制度。

(一)完善间接融资体系，大力发展地方性民营中小商业银行

地方中小金融机构熟悉当地情况，容易了解到地方企业的经营状况、项目前景和信用水平，因而可以克服信息不对称而导致的交易成本较高的障碍，降低服务价格，满足资金供求双方的需求。另一方面，鉴于国有银行体制所暴露出来的问题，地方性中小银行不宜继续采用国有或国有控股的所有制模式，而应以民间资本构建的股份制为主。

(二)对制度建设方面的建议

从制度建没的角度来看，发展地方性民营中小银行应本着“明确标准、放松管制、细化监管、鼓励竞争”的原则，尽快建立和完善中小商业银行的市场准入和退出标准、风险管理制度、竞争规则以及监管办法，只要符合标准就准予设立，只要出现违法违规行为就及时依法惩处，保证中小银行在良好市场环境中公平竞争。从我国的现实出发，为了稳妥地发展地方性民营中小银行，可以采取分步走的方法。例如先选择一些符合条件的城市信用社，将之改造为地区性股份制商业银行，在总结经验教训之后再逐步推开。

(三)积极发展企业债券市场和长期票据市场，丰富资本市场的交易品种

从国外情况来看，发达国家企业通过证券市场融通的资金中，债权融资比重一般要高于股权融资比重的数倍有时近10倍。与之成为对照的是，多数发展中国家的资本市场均存在着股票热、企业债券冷的特点。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制约企业债券市场和长期票据发展的主要因素一是利率尚未市场化，二是企业信用水平不高。对于前一个影响因素，由于我国正在逐步推行利率体制改革，利率市场化已有了一个初步的日程表，因此可以说，发展企业债券市场和长期票据市场的外部条件正趋向成熟。对于企业信用问题，则需要通过全社会的共同努力，构筑一个有效的信用征集、评价、系统并建立起严格的违信惩罚制度，藉以解决企业债券和票据在发行上市过程中的信用识别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