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牧区范文10篇

农牧区范文篇1

关键词：西藏农牧区经济文化教育需求

[Abstract]]Thetheoryofeconomic-culturaltypeshowsthefullinfluencewhichthegeographicaleviromentandthesocialproductiveforceonthedevelopmentofthematericalculture.Theeducationalsocouldnotignorethisinfluence.Belimitedbythetraditionaleconomic-cultural,theeducationaldesire,payingandconsumingabilitesarepoor,andtheeducationaldemandsoffamilyintheTibet’sfarmingandpastoralareasareseriouslyinsufficient.Thisessayisbassedonthetheoryofeconomic-culturaltype,analysingtheeducationaldemands,influencialfactorsofthefamilyintheTibet’sfarmingandpastoralareasfromthesignofeconomicalculture.

[Keywords]Tibet;FarmingandPastoralAreas;Economical–Cultural;EducationalDemands

教育需求是教育发展的根本动力，家庭是西藏农牧区的基本社会单位、经济单位，也是教育需求的基本主体，家庭的教育需求不足、农牧民群众不愿意送子女上学是西藏农牧区教育发展面临的重大难题。产生这一问题的原因是复杂的，是西藏农牧区特殊的自然地理环境、社会经济文化共同作用的结果。为此，笔者以经济文化类型理论为依据，从经济文化视角，对西藏农牧区家庭的教育需求状况、影响因素等进行分析。

一、西藏农牧区家庭的教育需求现状调查

家庭的教育需求是指家庭出于对家庭成员未来知识、技能、收入、社会地位等方面的预期在各种需求中进行选择而产生的对教育有支付能力和消费能力的需要。家庭的教育需求一般包括家庭的教育需求意愿、教育需求支付能力和教育需求消费能力等三个方面。

（一）西藏农牧区家庭的教育需求意愿

1、未成年人上学的意愿

对未成年人的调查以问卷的方式开展。2007年3月中下旬，笔者以问卷方式对西藏昌都地区的察雅、芒康、左贡、昌都四县部分中小学进行了调查，调查涉及初级中学6所，完全小学45所，教学点8个，发放学生问卷250份，回收有效问卷229份。调查显示，学生对学校的教学设施、活动场所、住宿条件、伙食、课程内容、教学水平等较为满意，样本总体有57%的学生表示自己喜欢学校生活。在样本总体中，52%的学生表示上学的原因是因为自己想上学，11%的学生表示上学的原因是因为家长要求，37%的学生表示上学的原因是因为政府要求；在被问及如果家长不愿意让你上学，你会怎么样时，47%的学生表示无所谓，41%的学生表示请求家长让其上学，12%的学生表示听从家长的意见不上学；22%的学生表示对在学校学习很有兴趣，45%的学生表示兴趣一般，19%的学生表示兴趣很少，14%的学生表示没有兴趣；对于上学想上到什么程度，37%的学生表示初中毕业，32%的学生表示中专（高中）毕业，27%学生表示大学毕业，4%的学生表示研究生毕业。

2、家长送子女上学的意愿

对家长的调查以访问的方式开展。2007年7月中、下旬及8月上旬，笔者深入西藏昌都地区的边坝、洛隆、丁青、类乌齐、江达、八宿、贡觉、察雅等8县部分农牧区乡村，走访农牧民群众153户。在访问的153户农牧民家庭中，有39户家长表示自愿送孩子上学，占25%；有81户家长表示，根据政府要求，愿意送部分孩子上学，占53%；有33户家长表示，不会送孩子上学，占22%。这种状况与对学生的问卷调查所获得的情况基本一致，在问卷中，43%的学生表示家长愿意送自己上学，57%的学生表示家长不愿意送自己上学。

农牧民群众在送子女上学的问题上是有选择的，一是相当部分家长只愿意让孩子上完小学，占57%，还有部分家长愿意送孩子上完初中，占29%，愿意送子女上完高中、甚至大学的只有极少部分，占14%。二是大部分家长只愿意送部分孩子去上学，必须留一、两个孩子在家帮助干活。三是农忙及虫草采挖季节相当一部分家长不让孩子上学，冬季农闲时愿意送孩子上学。

（二）西藏农牧区家庭的教育需求支付能力

家庭教育需求的支付能力主要涉及教育成本（特别是直接成本）与居民的承受能力两个方面。

对家庭来说，送子女接受教育的直接成本主要是学费、书本费、校服费、文具费、住宿费、因上学的交通费、伙食费等。在小学、初中阶段，西藏对农牧民子女实行“三包”政策，学生上学不缴纳任何费用，免费提供食宿、服装、书本、学习用品等，根据家庭情况，学生自带少量的糌粑、牛肉等就可以满足在校的学习、生活。在高中，普通高中农牧民子女寄宿生每生每学年可享受900元助学金，并且高中每年按在校生人数的10%发放奖学金，甲等300元、乙等200元、丙等100元。中等专业学校每生每学年学费2000元，住宿费200元；自治区重点普通高中每生每学期学费500元，一般高中学费200元，普通高中住宿费都是每生每学期100元，学生在校的伙食费每月在150元左右，交通费、书本费、校服费、文具费视情况不等；大学不同地方、不同学校、不同专业费用相差较大。综合考虑，一名学生就读普通高中的开支大约10000元，就读中专的开支大约15000元，就读大学的开支大约30000～40000元。为鼓励农牧民群众送子女上学，西藏各普通高中、职业技术学校对农牧民子女学生学杂费不同程度地进行减免，考入大学的农牧民子女也可享受一定的补助。

由于自然经济占主体地位，再加上严重的“惜杀”、“惜售”现象，西藏农牧民家庭的现金收入渠道单一，节余更是十分有限，对教育的支付能力总体不强。在学生问卷调查中，对于你的家庭每年能够为你支付10000元左右的读大学费用吗？样本总体23%的学生回答绝对不可能，34%的学生回答很困难，19%的学生回答困难很大、但通过努力可以支付，15%的学生回答有一点困难，9%的学生回答没有困难。如果选择后三个答案视为有支付能力，只有43%的学生对接受大学教育有支付能力。

（三）西藏农牧区家庭的教育需求消费能力

消费能力是家庭的教育需求实现的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小学、初中阶段属于九年义务教育，学生无论成绩好坏都必须上学，但农牧民家庭送子女接受教育的主要目的是要找到稳定的工作，实现这一目标的主要途径有两个：一是初中毕业后考入高中、大学；二是初中毕业后进入中专、职业技术学校，学得一技之长。由于职业教育薄弱，办学水平低，专业、教育内容的选择和技能的培养不对路，学生即使接受职业教育，也很难掌握到一门能够谋生、发家致富的技艺，再加上观念的影响，学生及家长对职业教育需求的意愿都不强，调查显示，只有13%的学生表示愿意接受职业教育。考上大学就是最主要、甚至是唯一的出路，这就要求学生在中考、高考中达到一定的分数线。学生的学业成绩不仅影响到学生上学和家长送子女上学的意愿，而且决定着学生上大学的机会。从高中招生和高考录取情况看，绝大部分农牧民家庭缺少教育需求的消费能力。在昌都地区，近年来，每年大约只有10%左右的初中毕业生能够到高中（中专）就读，2006年昌都全地区报名参加高考的总人数为1172人，其中城镇考生716人，占61%，农牧区考生389人，仅占39%，当年最终考上大学的农牧区学生不到300名，与农牧区每个年龄段12000多的适龄人口数相比，大约在2.5%左右。

总体上看，西藏农牧区家庭的教育需求意愿、支付能力和消费能力均不强，西藏农牧区家庭的教育需求严重不足。

二、西藏农牧区经济文化对家庭的教育需求的影响

经济文化类型是由前苏联民族学家C·H托尔斯托夫,M·T列文,H·H切博克萨罗夫等人在20世纪50年代初提出的民族学科学概念之一。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这一概念已经具有了学说或方法论意义。我国学者将经济文化类型的定义表述为“经济文化类型是指居住在相似的生态环境之下,并操持相同生计方式的各民族在历史上形成的具有共同经济和文化特点的综合体。”经济文化类型作为各民族在历史上形成的具有共同经济和文化特点的综合体，是一个由自然与社会、经济与政治、文化与意识结合而成的复杂系统，它主要包括生态环境、生计方式、社会组织形式、社会思想观念等内容，综合地反映某种社会面貌。人类各民族的经济文化活动一般区分为狩猎-采集、斯威顿耕作、畜牧、农业、工业五大类型，西藏农牧区总体属于高原畜牧和农耕混合的经济文化类型，农耕与畜牧互为配合。经济文化类型理论充分肯定了自然地理环境和社会生产力水平对于物质文化发展所带来的影响。教育更不能忽视这个影响。以下从生态环境、生计方式、社会组织形式和社会思想观念等方面论述西藏农牧区的经济文化特质及其对家庭的教育需求的影响。

（一）西藏农牧区生态环境对家庭的教育需求的影响

生态环境是形成经济文化的物质基础，人类生活的任何地方、任何方面，都不可避免地受到自然环境的影响。西藏农牧区生态环境对家庭的教育需求的影响主要表现在：

1.环境特殊，影响青少年身心发育

西藏农牧区青少年居住在世界屋脊高海拔地区，他们的生长发育受到高原特定环境的深刻影响。国际生物学计划的高山人类适应性研究报告指出：“3000米以上的高山环境，对人类生理的影响主要是低气压减少了空气中的潜氧压，血红蛋白减少了氧的携带量，组织内氧压降低，造成缺氧，还有其它对人有影响的高山因素，如寒冷、空气湿度降低和强的紫外线，但是缺氧最为重要”。[1]高原少年儿童的青春期推迟，躯体的生长发育缓慢而拖长，第二性征、月经初潮延后。[2]

由于西藏农牧区特殊的自然地理环境，农牧区青少年接触的事物相对有限，影响了学生的认知发展水平，农牧区学校学生对事物的形象概括和抽象概括能力发展相对平缓。从记忆特点看，农牧区学校学生更长于形象记忆和机械记忆，理解记忆较弱。在思维发展方面，农牧区学校学生在形象思维方面发展较快，但逻辑思维、抽象思维相对较弱。心理上的这些特点使农牧区学生更偏爱文科，在学习数学、物理、化学、生物等学科时比较困难。

2.人口居住分散，上学路途远

西藏农牧区地处青藏高原，土地单位面积对人口的承载能力极弱，空间的人口密度很低，人口分布分散，家庭分布也相对分散。2005年，西藏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千米2.23人，只有全国人口密度的六十分之一。[3]昌都地区平均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千米5.6人，2006年，昌都地区共有138个乡镇、1307个行政村、1622个自然村，自然形成的村落农业点一般在20户左右，牧业点一般在5～6户左右。而且相当部分家庭因放牧经常迁徙，居无定所。

截至2005年底，西藏683个乡镇、5931个行政村中，有658个乡镇和4472个行政村通汽车，通车率为96%和75%，仍有25个乡镇、1459个建制村不通汽车。[4]2006年，昌都地区138个乡镇中，已通公路的乡镇为127个，占92.03%，1307个行政村中，通公路的有686个，仅占52.49%，全地区还有11个乡镇、621个行政村不通公路，而且相当部分乡村公路具有季节性，路况差，路面狭窄、崎岖不平，泥石流等自然灾害频繁，已通公路的乡镇，也只有极个别开通了客车。西藏农牧区一般在地区设高中，在各县县城设初中，在乡镇设完小，在村设教学点，教学点一般开办一、二年级，最多到三年级。教学点不寄宿，有的偏远村落学生到教学点要走数千米路，从家到学校要花去1个多小时时间。在乡镇完小，大部分学生可以寄宿，但由于路途远，很多学校一个月放一次假，一次假在5～8天，即便如此，很多学生依然无法按时返校。学生上小学、初中主要靠乘拖拉机、摩托车、骑马、步行等，如遇雨雪等天气，学生根本无法正常到学校上课。由于担心小孩在路上不安全，部分家长不愿意送子女上学，部分适龄少年儿童也因上学路途远、艰苦不愿意上学。在与部分乡村教师的座谈中了解到，经常上学的主要是学校附近村子的学生，偏远村子的学生到校上学的时间相对较短，部分学生上午10：00、甚至11：00过后才到学校上课。

3.气候恶劣，学习生活艰苦

西藏全年平均气温只有5.6℃至20℃，西藏地形复杂，海拔高度每上升100米，地面气温平均降低0.6℃，按气温划分季节的标准，海拔4500米以上地区四季皆冬。由于高差悬殊，使得低温持续时间的长短差异甚大，西部和北部地区从10月到翌年4月的月平均气温大都低于0℃，海拔低于4000米的雅鲁藏布江河谷地区月平均气温低于0℃的也有2～3个月。西藏霜冻、旱涝、冰雹、大风等自然灾害较为严重。霜冻期（最低气温小于2℃）在羌塘高原长达280～300天，喜马拉雅山区为240～280天，雅鲁藏布江中游、三江流域北部为180～240天，雅鲁藏布江下游和察隅曲流域也在120天左右。西藏是洪涝灾害十分频繁的地方，洪涝常引起山洪爆发和泥石流，冲毁公路、桥梁和良田。多冰雹是高原一大特色，也是西藏农区灾害性天气之一，西藏的冰雹多发生在6～9月。青藏高原也是中国大风最多的地方之一，大风持续时间长，分布范围广，年平均大风日数达100～150天，最多可达200天。[5]

恶劣的气候使学生在校生活异常艰苦，学生不仅在上学途中饱受风霜雪雨，而且在学校也时常与严寒、大风抗争。西藏各学校基本没有取暖设施，在冬季主要依靠阳光，如果教室不朝阳，学生就只能整天在寒冷的教室中学习，晚上宿舍也异常寒冷。吹大风时，大风卷着尘土、沙粒遮天蔽日，令人站立不稳。恶劣的气候不仅影响到学校教学活动的正常开展，影响到学生的身心健康，也影响到学生上学和家长送子女上学的积极性。

4.生活工作条件差，无法留住教师

西藏农牧区不仅交通不便，而且水电、通讯等基础设施落后。2006年，昌都地区138个乡镇中，通电的乡镇137个，占99.28%；96个乡镇通邮，通邮率为70%。1307个行政村中，通电的401个，占30.68%；通电话的115个，占8.80%；185个村建有村级文化站，占14.15%；153个村建有卫生所，占11.71%。截止2005年底，昌都地区191所完全小学有52所没有电，绝大部分教学点不通电，在已通电的学校还有相当部分不能正常供电，夜间照明困难，无法收看广播、电视，上网更无从谈起。由于交通不便，教师日常生活用品的采购十分困难，正式教师根本不愿意到偏远乡镇学校、特别是教学点任教，即使分下去了，也不能安心工作，总是想法设法调往交通方便、条件较好的学校。偏远乡镇学校及教学点师资得不到较好保障，相当部分教学点“一校一师”或全为代课教师，有的教学点甚至没有教师，陷入名存实亡的境地。由于师资水平低、合格教师缺乏，不仅影响到教学质量，甚至使正常的教学秩序得不到保证。

（二）西藏农牧区生计方式对家庭的教育需求的影响

农业、畜牧业、手工业是西藏农牧区的三大传统产业，近年来，随着内地人们对绿色食品的追求和西藏的日益开放，虫草以及松茸等林下资源价格急剧飙升，采集业成为西藏农牧区的重要产业。农耕、畜牧、手工、采集是西藏农牧民当前主要的生计方式。西藏农牧区生计方式对家庭的教育需求的影响主要表现在：

1.生产方式原始落后，粗放型经济占主导地位

在西藏农牧区，传统农牧业仍居主导地位，广种薄收、粗放管理、靠天吃饭是西藏农牧业的显著特征，受传统的小生产方式影响，加上地理上的封闭、交通的闭塞和观念的保守，农牧民对先进的科技知识和生产、经营方式持排斥态度，习惯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自然经济方式，畜力、牛犁、水磨、锄头、耙等生产工具仍被广泛使用，机耕、机播、机收率和现代农牧技术应用程度都很低。从总体上看，西藏农牧业还处于落后的手工劳动阶段，低素质的劳动者凭借传统的、简单的农耕技术和经营方式同自然界进行着简单的能量交换。

由于传统的农牧业生产方式没有得到根本改变，农牧业生产科技含量很低，对文化科技知识的要求程度不高，从生产角度看，农牧区家庭对教育的需求动力严重不足。

2.劳动力需求量大，生产持续时间长

西藏农牧区自然环境脆弱、气候恶劣、灾害严重，“靠天种地”、“靠天养畜”，由于劳动生产力低下，在大部分地方，无论是单靠农业、还是单靠牧业家庭生活都难以维持，大部分农牧民家庭农业、牧业以及其他副业兼而有之，对劳动力的需求量非常大。西藏农牧区一般在3、4月份进行春播。在虫草产区，4月20日左右开始上山搭帐篷，准备采挖虫草，采挖虫草要持续到6月中旬。7、8月份又是松茸、贝母、獐子菌等林下资源的采挖季节。8、9月份进行秋收。而放牧一年四季都要进行。由于劳动力需求量大，单靠成年人无法满足生产活动需要，相当一部分少年儿童被留在家里从事生产劳动。

3.放牧、采集等劳动强度低，适于少年儿童

在西藏农牧区，放牧是重要的生产活动，放牧的劳动强度不高，适于少年儿童，在农牧区，孩子们一般在8、9岁，有的甚至6、7岁就开始放牧，特别是在春播、秋收季节，大人因忙于农活，放牧就主要靠少年儿童。在农牧区，有的小孩甚至在10来岁就帮助家里干农活。而虫草等的采集更适于少年儿童，采挖虫草比较简单，发现虫草后，用小尖锄挖出来就行了，采挖虫草最关键是发现虫草，由于少年儿童个子不高、视觉好，更容易找到虫草，所以少年儿童采挖虫草往往强于大人。虫草等的采集劳动简单、收益高、见效快，大大增加了上学的机会成本，在虫草采挖季节，少年儿童基本不上学，虽然昌都地区规定农牧区学校5月中旬到6月上旬放一个月的虫草假，但相当部分学生提前离校而延迟返校，学校教育教学秩序受到很大冲击。

4.家庭现金收入少，无力投资教育

西藏农牧区长期处于较为封闭的自然经济状态，商品观念十分淡薄，经营意识差，相当部分群众满足于勉强维持生存条件，“惜杀”、“惜售”现象非常严重，畜牧业、粮食商品率很低。2005年，昌都地区农牧民人均纯收入2060元，其中现金收入仅1150元。在很多家庭，采集出售虫草是主要的现金收入来源，但这部分现金收入主要用于购买牛羊肉、大米、面粉等生活必需品，很少用于生产，更谈不上积蓄。由于现金收入少，很多农牧民家庭无力支付小孩读书，特别是就读高中、大学的学杂费，交通、生活等费用。

5.非农牧产业薄弱，毕业生就业困难

2006年，西藏一、二、三次产业比重为17.5∶27.5∶55.0，产业结构呈现“三、二、一”特征，第一产业比重持续下降，但仍占较大部分，第三产业快速上升，第二产业缓慢发展，最关键的是一、二、三产业从业人员的比重为58.9∶9.6∶31.5，第一产业从业人员仍占绝大部分，二、三产业就业岗位很少，第三产业就业岗位中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占有相当比重，就业渠道狭窄，新增岗位十分有限，大中专毕业生就业十分困难，初、高中毕业生，特别是农牧区初高中毕业生更难以在非农牧产业就业。

（三）西藏农牧区社会组织形式对家庭的教育需求的影响

在西藏农牧区有党组织、行政组织和各种经济组织、社会公益组织，它们是西藏农牧区重要的社会组织形式，但是这些社会组织的行为都必须通过家庭才能发挥作用，家庭是社会组织中最基本和最重要的一个构成单位，是人们社会生活的基础组织形式，家庭经营是西藏农牧区经济的主要形式。西藏农牧区社会组织形式对家庭的教育需求的影响主要表现在：

1.社区发育滞缓，家庭经济传统深厚

由于环境封闭，人口分布分散，社区发育滞缓，家庭作为建立在婚姻和血亲基础上的社会组织需要具备较强的独立生存能力和功能，由家庭成员完成本家庭的一切事务，导致了西藏农牧区的家庭经济传统。“两个长期不变”政策（“土地归户使用，自主经营，长期不变”、“牲畜归户，私有私养，自主经营，长期不变”）的实施，进一步强化了这种传统。家庭经济传统对劳动力提出了较高要求，在农牧区体力劳动是第一生产力，劳动力多寡、强弱是一个家庭经济富贫的先决条件。家庭的两、三个劳动力远远满足不了耕种、放牧等多项劳动的需要，特别是在农忙季节，相当多的家庭由于劳动力缺乏，不少适龄少年儿童被留在家里放牧、务农或做家务。

2.传统势力影响广泛，法治观念淡漠

藏传佛教由于历史上受封建王朝对民族地区长期羁縻政策统治和“土司制”、“政教合一”制历史久远，加之由于生命轮回学说的演绎，从噶玛派创立活佛转世制以来，对教派、高僧寻得未尽事业的后继人，封建王朝大加利用，进行册封授职，从而把藏传佛教神秘化，门派森严，世袭地位，政教合流，神职权威拔高。这种传统势力的残存意识和影响未根除消失，对农牧区意识形态、文化生活、政治精神仍有着深刻影响。活佛至上、部落意识强，法律意识、法治观念淡漠，义务教育法在农牧区无法得到较好落实。

3.基层教育宣传片面，短期行为多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普六”、“普九”在西藏各地先后实施，由于经济社会发育程度低、教育基础薄弱，“普六”、“普九”的难度超乎想象，特别是农牧民群众不愿意送子女上学，中小学巩固率低，流失率居高不下。由于“普六”、“普九”时间紧、任务重，部分基层干部为完成招生任务，采取了很多简单的、临时性措施，忽视义务教育法等法律法规的宣传，不重视教育引导，通过罚款、“牵牛”等措施强制家长送子女上学，不考虑学生的年龄和受教育程度，甚至告诉家长只要工作组到时把孩子送到学校就行了，突击性、“开会式”招生，对学校的正常管理造成很大冲击，产生了许多严重的负面影响。

（四）西藏农牧区社会思想观念对家庭的教育需求的影响

社会思想观念是一定社会的人们对社会领域的具体事物及其关系的认识和观念形态，思想观念是人思维意识活动中最本质的东西，它指挥人的行为的各个方面，社会思想观念是人们行动的指南。西藏农牧区社会思想观念对家庭的教育需求的影响主要表现在：

1.重来世、轻今生，乐天知命

长期以来，高原恶劣的地理生存环境给人心理上的威慑压力，加之佛教“因果”、“宿命”学说的深入传播，造就了西藏农牧民特有的心态和心理框架，突出地表现为对人生、对生命的认识上的独特性。这种认识上的独特性在实践中则反映为重来世，轻现实；重供奉，轻奋争；重理想，轻现实；重经典，轻科技；重祭祀，轻创造；重命运，轻劳动；重精神，轻物质等观念特质。这种观念给社会和个人的影响是：安于现状，不求上进，听天由命，安于贫贱，追求平稳，自得其乐。满足于世世代代以来的生活，无论是家长还是少年儿童，对通过教育改变生活现状的愿望都不强。

2.神佛至上，缺乏个性、主见

藏传佛教各教派形成后，特别是政教合一确立以后，藏族地区走上了一条宗教政治化、宗教教主政治领袖化的道路，从上到下，逐级效之，树立了神佛的无上权威，再加上特殊的地理环境和信息、知识的贫乏，西藏农牧民群众的遵从意识十分强烈，从众心理非常突出，缺乏个性和主见。寺院的活佛在民间具有很高的威信和感召力，群众对他们非常虔诚，他们说什么，群众就听什么，他们的教育态度对群众送子女上学有很大影响。由于未成年人接受能力强、好管理，许多寺庙招收未成年人入寺，受“有子应入寺”的传统观念影响，家长也愿意把孩子送到寺庙为僧。西藏广大农牧区，不管是社会条件较好的地方，还是较为落后的地方，广大群众对宗教活动的开销要远远大于文化教育方面的支出。在农牧区，群众的“攀比”心理很重，区别在于，在家庭消费中，别人买了摩托、电视，自己一定要买一个更好的，而在送子女上学问题上，别人不送，自己也不送。

3.区域意识强，乡土观念浓厚

西藏农牧区独特的地理环境不仅对藏民族传统的生产、生活方式等产生了影响，而且给人们的思想意识打上了深刻的印记，进而形成了强烈的地域观念。再加上传统的部落观念的影响，农牧民群众的区域意识、乡土观念很强。大量的事实表明，地域观念越浓厚，对社会和文化发展的制约作用就越大。在地域观念的影响下，排他性和自我保护性表现得非常突出。由于乡土观念浓厚，“故土难离”，再加上生活习惯和语言的影响，农牧民子女大中专毕业后就业和农牧区劳动力转移范围狭小，大多集中在西藏本区内。

4.自由、散漫，时间观念淡漠

西藏农牧区地广人稀，小生产的农牧经济，生活简朴，自然环境恶劣，却恬谧无华，自然自在，时间在这里显得无限的充足，这种生活本身给人以悠闲之感，也养成了自由、散漫的习惯。由于缺少幼儿教育、学前教育，许多适龄儿童入学后对学校的生活很不适应，特别是那些在校时间比较短的“往来生”（季节性流失，农闲时上学，农忙时回家务农放牧），守时、守纪非常困难，迟到、早退、缺席现象较为普遍。

5.“学差”观念影响深远，教育观念落后

西藏农牧民视读书为“当差”的看法由来已近，清末兴学，某些地方官吏采取高压强迫手段，甚至派兵上门征催学生。学额不足时，唯头人家长是问，轻则罚银，重则拘役。因此，农牧民视读书为“学差”，被迫采取“雇读”的办法，“雇读”逐渐成为一种传统，成为藏族教育史上一种特殊的畸形发展现象。新中国成立后，“雇读”被严令禁止，但视读书为“学差”的观念并没有被根除，农牧民把读书看做与差役相同，把读书看作一种“只出不进”的经济受损行为。再加上“普六”、“普九”过程中部分基层干部宣传片面，采取了许多简单的、临时性、突击性措施，“雇读”、“轮读”等现象又开始出现，有的家长甚至宁愿交罚款也不愿意送子女上学。

在西藏农牧区，家长的受教育程度普遍不高，文盲、半文盲占有绝对比重，由于家长自身的生活经历和生存状况，认识不到教育对生产、生活和人的生存、发展的重要意义。家庭不正确的教育价值观突出表现在功利主义教育动机上，绝大多数农牧民送子女上学读书的目的就是要有工作、端“铁饭碗”，如果子女成绩不好，升学无望，就不让子女上学。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西藏农牧区传统的经济文化是影响家庭的教育需求的根本因素，要从根本上扭转西藏农牧区家庭的教育需求不足、农牧民群众不愿意送子女上学的局面，必须以推动经济文化转型为抓手，持续不懈地努力，这既需要经济文化自身的调整，更离不开政府的政策导向和政策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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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91年西藏自治区青少年身体健康研究（铅印本）.转引自吴德刚.中国西藏教育改革与发展的理论研究[M].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1995．

[2]同前注

[3]中国西藏事实与数字2006./aboutchina/zhuanti/06xzsz/txt/2007-02/07/content_7777947.htm.

农牧区范文篇2

关键词：西藏农牧区经济文化教育需求

[Abstract]]Thetheoryofeconomic-culturaltypeshowsthefullinfluencewhichthegeographicaleviromentandthesocialproductiveforceonthedevelopmentofthematericalculture.Theeducationalsocouldnotignorethisinfluence.Belimitedbythetraditionaleconomic-cultural,theeducationaldesire,payingandconsumingabilitesarepoor,andtheeducationaldemandsoffamilyintheTibet’sfarmingandpastoralareasareseriouslyinsufficient.Thisessayisbassedonthetheoryofeconomic-culturaltype,analysingtheeducationaldemands,influencialfactorsofthefamilyintheTibet’sfarmingandpastoralareasfromthesignofeconomicalculture.

[Keywords]Tibet;FarmingandPastoralAreas;Economical–Cultural;EducationalDemands

教育需求是教育发展的根本动力，家庭是西藏农牧区的基本社会单位、经济单位，也是教育需求的基本主体，家庭的教育需求不足、农牧民群众不愿意送子女上学是西藏农牧区教育发展面临的重大难题。产生这一问题的原因是复杂的，是西藏农牧区特殊的自然地理环境、社会经济文化共同作用的结果。为此，笔者以经济文化类型理论为依据，从经济文化视角，对西藏农牧区家庭的教育需求状况、影响因素等进行分析。

一、西藏农牧区家庭的教育需求现状调查

家庭的教育需求是指家庭出于对家庭成员未来知识、技能、收入、社会地位等方面的预期在各种需求中进行选择而产生的对教育有支付能力和消费能力的需要。家庭的教育需求一般包括家庭的教育需求意愿、教育需求支付能力和教育需求消费能力等三个方面。

（一）西藏农牧区家庭的教育需求意愿

1、未成年人上学的意愿

对未成年人的调查以问卷的方式开展。2007年3月中下旬，笔者以问卷方式对西藏昌都地区的察雅、芒康、左贡、昌都四县部分中小学进行了调查，调查涉及初级中学6所，完全小学45所，教学点8个，发放学生问卷250份，回收有效问卷229份。调查显示，学生对学校的教学设施、活动场所、住宿条件、伙食、课程内容、教学水平等较为满意，样本总体有57%的学生表示自己喜欢学校生活。在样本总体中，52%的学生表示上学的原因是因为自己想上学，11%的学生表示上学的原因是因为家长要求，37%的学生表示上学的原因是因为政府要求；在被问及如果家长不愿意让你上学，你会怎么样时，47%的学生表示无所谓，41%的学生表示请求家长让其上学，12%的学生表示听从家长的意见不上学；22%的学生表示对在学校学习很有兴趣，45%的学生表示兴趣一般，19%的学生表示兴趣很少，14%的学生表示没有兴趣；对于上学想上到什么程度，37%的学生表示初中毕业，32%的学生表示中专（高中）毕业，27%学生表示大学毕业，4%的学生表示研究生毕业。

2、家长送子女上学的意愿

对家长的调查以访问的方式开展。2007年7月中、下旬及8月上旬，笔者深入西藏昌都地区的边坝、洛隆、丁青、类乌齐、江达、八宿、贡觉、察雅等8县部分农牧区乡村，走访农牧民群众153户。在访问的153户农牧民家庭中，有39户家长表示自愿送孩子上学，占25%；有81户家长表示，根据政府要求，愿意送部分孩子上学，占53%；有33户家长表示，不会送孩子上学，占22%。这种状况与对学生的问卷调查所获得的情况基本一致，在问卷中，43%的学生表示家长愿意送自己上学，57%的学生表示家长不愿意送自己上学。

农牧民群众在送子女上学的问题上是有选择的，一是相当部分家长只愿意让孩子上完小学，占57%，还有部分家长愿意送孩子上完初中，占29%，愿意送子女上完高中、甚至大学的只有极少部分，占14%。二是大部分家长只愿意送部分孩子去上学，必须留一、两个孩子在家帮助干活。三是农忙及虫草采挖季节相当一部分家长不让孩子上学，冬季农闲时愿意送孩子上学。

（二）西藏农牧区家庭的教育需求支付能力

家庭教育需求的支付能力主要涉及教育成本（特别是直接成本）与居民的承受能力两个方面。

对家庭来说，送子女接受教育的直接成本主要是学费、书本费、校服费、文具费、住宿费、因上学的交通费、伙食费等。在小学、初中阶段，西藏对农牧民子女实行“三包”政策，学生上学不缴纳任何费用，免费提供食宿、服装、书本、学习用品等，根据家庭情况，学生自带少量的糌粑、牛肉等就可以满足在校的学习、生活。在高中，普通高中农牧民子女寄宿生每生每学年可享受900元助学金，并且高中每年按在校生人数的10%发放奖学金，甲等300元、乙等200元、丙等100元。中等专业学校每生每学年学费2000元，住宿费200元；自治区重点普通高中每生每学期学费500元，一般高中学费200元，普通高中住宿费都是每生每学期100元，学生在校的伙食费每月在150元左右，交通费、书本费、校服费、文具费视情况不等；大学不同地方、不同学校、不同专业费用相差较大。综合考虑，一名学生就读普通高中的开支大约10000元，就读中专的开支大约15000元，就读大学的开支大约30000～40000元。为鼓励农牧民群众送子女上学，西藏各普通高中、职业技术学校对农牧民子女学生学杂费不同程度地进行减免，考入大学的农牧民子女也可享受一定的补助。

由于自然经济占主体地位，再加上严重的“惜杀”、“惜售”现象，西藏农牧民家庭的现金收入渠道单一，节余更是十分有限，对教育的支付能力总体不强。在学生问卷调查中，对于你的家庭每年能够为你支付10000元左右的读大学费用吗？样本总体23%的学生回答绝对不可能，34%的学生回答很困难，19%的学生回答困难很大、但通过努力可以支付，15%的学生回答有一点困难，9%的学生回答没有困难。如果选择后三个答案视为有支付能力，只有43%的学生对接受大学教育有支付能力。

（三）西藏农牧区家庭的教育需求消费能力

消费能力是家庭的教育需求实现的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小学、初中阶段属于九年义务教育，学生无论成绩好坏都必须上学，但农牧民家庭送子女接受教育的主要目的是要找到稳定的工作，实现这一目标的主要途径有两个：一是初中毕业后考入高中、大学；二是初中毕业后进入中专、职业技术学校，学得一技之长。由于职业教育薄弱，办学水平低，专业、教育内容的选择和技能的培养不对路，学生即使接受职业教育，也很难掌握到一门能够谋生、发家致富的技艺，再加上观念的影响，学生及家长对职业教育需求的意愿都不强，调查显示，只有13%的学生表示愿意接受职业教育。考上大学就是最主要、甚至是唯一的出路，这就要求学生在中考、高考中达到一定的分数线。学生的学业成绩不仅影响到学生上学和家长送子女上学的意愿，而且决定着学生上大学的机会。从高中招生和高考录取情况看，绝大部分农牧民家庭缺少教育需求的消费能力。在昌都地区，近年来，每年大约只有10%左右的初中毕业生能够到高中（中专）就读，2006年昌都全地区报名参加高考的总人数为1172人，其中城镇考生716人，占61%，农牧区考生389人，仅占39%，当年最终考上大学的农牧区学生不到300名，与农牧区每个年龄段12000多的适龄人口数相比，大约在2.5%左右。

总体上看，西藏农牧区家庭的教育需求意愿、支付能力和消费能力均不强，西藏农牧区家庭的教育需求严重不足。

二、西藏农牧区经济文化对家庭的教育需求的影响

经济文化类型是由前苏联民族学家C·H托尔斯托夫,M·T列文,H·H切博克萨罗夫等人在20世纪50年代初提出的民族学科学概念之一。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这一概念已经具有了学说或方法论意义。我国学者将经济文化类型的定义表述为“经济文化类型是指居住在相似的生态环境之下,并操持相同生计方式的各民族在历史上形成的具有共同经济和文化特点的综合体。”经济文化类型作为各民族在历史上形成的具有共同经济和文化特点的综合体，是一个由自然与社会、经济与政治、文化与意识结合而成的复杂系统，它主要包括生态环境、生计方式、社会组织形式、社会思想观念等内容，综合地反映某种社会面貌。人类各民族的经济文化活动一般区分为狩猎-采集、斯威顿耕作、畜牧、农业、工业五大类型，西藏农牧区总体属于高原畜牧和农耕混合的经济文化类型，农耕与畜牧互为配合。经济文化类型理论充分肯定了自然地理环境和社会生产力水平对于物质文化发展所带来的影响。教育更不能忽视这个影响。以下从生态环境、生计方式、社会组织形式和社会思想观念等方面论述西藏农牧区的经济文化特质及其对家庭的教育需求的影响。

（一）西藏农牧区生态环境对家庭的教育需求的影响

生态环境是形成经济文化的物质基础，人类生活的任何地方、任何方面，都不可避免地受到自然环境的影响。西藏农牧区生态环境对家庭的教育需求的影响主要表现在：

1.环境特殊，影响青少年身心发育

西藏农牧区青少年居住在世界屋脊高海拔地区，他们的生长发育受到高原特定环境的深刻影响。国际生物学计划的高山人类适应性研究报告指出：“3000米以上的高山环境，对人类生理的影响主要是低气压减少了空气中的潜氧压，血红蛋白减少了氧的携带量，组织内氧压降低，造成缺氧，还有其它对人有影响的高山因素，如寒冷、空气湿度降低和强的紫外线，但是缺氧最为重要”。[1]高原少年儿童的青春期推迟，躯体的生长发育缓慢而拖长，第二性征、月经初潮延后。[2]

由于西藏农牧区特殊的自然地理环境，农牧区青少年接触的事物相对有限，影响了学生的认知发展水平，农牧区学校学生对事物的形象概括和抽象概括能力发展相对平缓。从记忆特点看，农牧区学校学生更长于形象记忆和机械记忆，理解记忆较弱。在思维发展方面，农牧区学校学生在形象思维方面发展较快，但逻辑思维、抽象思维相对较弱。心理上的这些特点使农牧区学生更偏爱文科，在学习数学、物理、化学、生物等学科时比较困难。

2.人口居住分散，上学路途远

西藏农牧区地处青藏高原，土地单位面积对人口的承载能力极弱，空间的人口密度很低，人口分布分散，家庭分布也相对分散。2005年，西藏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千米2.23人，只有全国人口密度的六十分之一。[3]昌都地区平均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千米5.6人，2006年，昌都地区共有138个乡镇、1307个行政村、1622个自然村，自然形成的村落农业点一般在20户左右，牧业点一般在5～6户左右。而且相当部分家庭因放牧经常迁徙，居无定所。

截至2005年底，西藏683个乡镇、5931个行政村中，有658个乡镇和4472个行政村通汽车，通车率为96%和75%，仍有25个乡镇、1459个建制村不通汽车。[4]2006年，昌都地区138个乡镇中，已通公路的乡镇为127个，占92.03%，1307个行政村中，通公路的有686个，仅占52.49%，全地区还有11个乡镇、621个行政村不通公路，而且相当部分乡村公路具有季节性，路况差，路面狭窄、崎岖不平，泥石流等自然灾害频繁，已通公路的乡镇，也只有极个别开通了客车。西藏农牧区一般在地区设高中，在各县县城设初中，在乡镇设完小，在村设教学点，教学点一般开办一、二年级，最多到三年级。教学点不寄宿，有的偏远村落学生到教学点要走数千米路，从家到学校要花去1个多小时时间。在乡镇完小，大部分学生可以寄宿，但由于路途远，很多学校一个月放一次假，一次假在5～8天，即便如此，很多学生依然无法按时返校。学生上小学、初中主要靠乘拖拉机、摩托车、骑马、步行等，如遇雨雪等天气，学生根本无法正常到学校上课。由于担心小孩在路上不安全，部分家长不愿意送子女上学，部分适龄少年儿童也因上学路途远、艰苦不愿意上学。在与部分乡村教师的座谈中了解到，经常上学的主要是学校附近村子的学生，偏远村子的学生到校上学的时间相对较短，部分学生上午10：00、甚至11：00过后才到学校上课。

3.气候恶劣，学习生活艰苦

西藏全年平均气温只有5.6℃至20℃，西藏地形复杂，海拔高度每上升100米，地面气温平均降低0.6℃，按气温划分季节的标准，海拔4500米以上地区四季皆冬。由于高差悬殊，使得低温持续时间的长短差异甚大，西部和北部地区从10月到翌年4月的月平均气温大都低于0℃，海拔低于4000米的雅鲁藏布江河谷地区月平均气温低于0℃的也有2～3个月。西藏霜冻、旱涝、冰雹、大风等自然灾害较为严重。霜冻期（最低气温小于2℃）在羌塘高原长达280～300天，喜马拉雅山区为240～280天，雅鲁藏布江中游、三江流域北部为180～240天，雅鲁藏布江下游和察隅曲流域也在120天左右。西藏是洪涝灾害十分频繁的地方，洪涝常引起山洪爆发和泥石流，冲毁公路、桥梁和良田。多冰雹是高原一大特色，也是西藏农区灾害性天气之一，西藏的冰雹多发生在6～9月。青藏高原也是中国大风最多的地方之一，大风持续时间长，分布范围广，年平均大风日数达100～150天，最多可达200天。[5]

恶劣的气候使学生在校生活异常艰苦，学生不仅在上学途中饱受风霜雪雨，而且在学校也时常与严寒、大风抗争。西藏各学校基本没有取暖设施，在冬季主要依靠阳光，如果教室不朝阳，学生就只能整天在寒冷的教室中学习，晚上宿舍也异常寒冷。吹大风时，大风卷着尘土、沙粒遮天蔽日，令人站立不稳。恶劣的气候不仅影响到学校教学活动的正常开展，影响到学生的身心健康，也影响到学生上学和家长送子女上学的积极性。

4.生活工作条件差，无法留住教师

西藏农牧区不仅交通不便，而且水电、通讯等基础设施落后。2006年，昌都地区138个乡镇中，通电的乡镇137个，占99.28%；96个乡镇通邮，通邮率为70%。1307个行政村中，通电的401个，占30.68%；通电话的115个，占8.80%；185个村建有村级文化站，占14.15%；153个村建有卫生所，占11.71%。截止2005年底，昌都地区191所完全小学有52所没有电，绝大部分教学点不通电，在已通电的学校还有相当部分不能正常供电，夜间照明困难，无法收看广播、电视，上网更无从谈起。由于交通不便，教师日常生活用品的采购十分困难，正式教师根本不愿意到偏远乡镇学校、特别是教学点任教，即使分下去了，也不能安心工作，总是想法设法调往交通方便、条件较好的学校。偏远乡镇学校及教学点师资得不到较好保障，相当部分教学点“一校一师”或全为代课教师，有的教学点甚至没有教师，陷入名存实亡的境地。由于师资水平低、合格教师缺乏，不仅影响到教学质量，甚至使正常的教学秩序得不到保证。

（二）西藏农牧区生计方式对家庭的教育需求的影响

农业、畜牧业、手工业是西藏农牧区的三大传统产业，近年来，随着内地人们对绿色食品的追求和西藏的日益开放，虫草以及松茸等林下资源价格急剧飙升，采集业成为西藏农牧区的重要产业。农耕、畜牧、手工、采集是西藏农牧民当前主要的生计方式。西藏农牧区生计方式对家庭的教育需求的影响主要表现在：

.生产方式原始落后，粗放型经济占主导地位

在西藏农牧区，传统农牧业仍居主导地位，广种薄收、粗放管理、靠天吃饭是西藏农牧业的显著特征，受传统的小生产方式影响，加上地理上的封闭、交通的闭塞和观念的保守，农牧民对先进的科技知识和生产、经营方式持排斥态度，习惯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自然经济方式，畜力、牛犁、水磨、锄头、耙等生产工具仍被广泛使用，机耕、机播、机收率和现代农牧技术应用程度都很低。从总体上看，西藏农牧业还处于落后的手工劳动阶段，低素质的劳动者凭借传统的、简单的农耕技术和经营方式同自然界进行着简单的能量交换。

由于传统的农牧业生产方式没有得到根本改变，农牧业生产科技含量很低，对文化科技知识的要求程度不高，从生产角度看，农牧区家庭对教育的需求动力严重不足。

2.劳动力需求量大，生产持续时间长

西藏农牧区自然环境脆弱、气候恶劣、灾害严重，“靠天种地”、“靠天养畜”，由于劳动生产力低下，在大部分地方，无论是单靠农业、还是单靠牧业家庭生活都难以维持，大部分农牧民家庭农业、牧业以及其他副业兼而有之，对劳动力的需求量非常大。西藏农牧区一般在3、4月份进行春播。在虫草产区，4月20日左右开始上山搭帐篷，准备采挖虫草，采挖虫草要持续到6月中旬。7、8月份又是松茸、贝母、獐子菌等林下资源的采挖季节。8、9月份进行秋收。而放牧一年四季都要进行。由于劳动力需求量大，单靠成年人无法满足生产活动需要，相当一部分少年儿童被留在家里从事生产劳动。

3.放牧、采集等劳动强度低，适于少年儿童

在西藏农牧区，放牧是重要的生产活动，放牧的劳动强度不高，适于少年儿童，在农牧区，孩子们一般在8、9岁，有的甚至6、7岁就开始放牧，特别是在春播、秋收季节，大人因忙于农活，放牧就主要靠少年儿童。在农牧区，有的小孩甚至在10来岁就帮助家里干农活。而虫草等的采集更适于少年儿童，采挖虫草比较简单，发现虫草后，用小尖锄挖出来就行了，采挖虫草最关键是发现虫草，由于少年儿童个子不高、视觉好，更容易找到虫草，所以少年儿童采挖虫草往往强于大人。虫草等的采集劳动简单、收益高、见效快，大大增加了上学的机会成本，在虫草采挖季节，少年儿童基本不上学，虽然昌都地区规定农牧区学校5月中旬到6月上旬放一个月的虫草假，但相当部分学生提前离校而延迟返校，学校教育教学秩序受到很大冲击。

4.家庭现金收入少，无力投资教育

西藏农牧区长期处于较为封闭的自然经济状态，商品观念十分淡薄，经营意识差，相当部分群众满足于勉强维持生存条件，“惜杀”、“惜售”现象非常严重，畜牧业、粮食商品率很低。2005年，昌都地区农牧民人均纯收入2060元，其中现金收入仅1150元。在很多家庭，采集出售虫草是主要的现金收入来源，但这部分现金收入主要用于购买牛羊肉、大米、面粉等生活必需品，很少用于生产，更谈不上积蓄。由于现金收入少，很多农牧民家庭无力支付小孩读书，特别是就读高中、大学的学杂费，交通、生活等费用。

5.非农牧产业薄弱，毕业生就业困难

2006年，西藏一、二、三次产业比重为17.5∶27.5∶55.0，产业结构呈现“三、二、一”特征，第一产业比重持续下降，但仍占较大部分，第三产业快速上升，第二产业缓慢发展，最关键的是一、二、三产业从业人员的比重为58.9∶9.6∶31.5，第一产业从业人员仍占绝大部分，二、三产业就业岗位很少，第三产业就业岗位中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占有相当比重，就业渠道狭窄，新增岗位十分有限，大中专毕业生就业十分困难，初、高中毕业生，特别是农牧区初高中毕业生更难以在非农牧产业就业。

（三）西藏农牧区社会组织形式对家庭的教育需求的影响

在西藏农牧区有党组织、行政组织和各种经济组织、社会公益组织，它们是西藏农牧区重要的社会组织形式，但是这些社会组织的行为都必须通过家庭才能发挥作用，家庭是社会组织中最基本和最重要的一个构成单位，是人们社会生活的基础组织形式，家庭经营是西藏农牧区经济的主要形式。西藏农牧区社会组织形式对家庭的教育需求的影响主要表现在：

1.社区发育滞缓，家庭经济传统深厚

由于环境封闭，人口分布分散，社区发育滞缓，家庭作为建立在婚姻和血亲基础上的社会组织需要具备较强的独立生存能力和功能，由家庭成员完成本家庭的一切事务，导致了西藏农牧区的家庭经济传统。“两个长期不变”政策（“土地归户使用，自主经营，长期不变”、“牲畜归户，私有私养，自主经营，长期不变”）的实施，进一步强化了这种传统。家庭经济传统对劳动力提出了较高要求，在农牧区体力劳动是第一生产力，劳动力多寡、强弱是一个家庭经济富贫的先决条件。家庭的两、三个劳动力远远满足不了耕种、放牧等多项劳动的需要，特别是在农忙季节，相当多的家庭由于劳动力缺乏，不少适龄少年儿童被留在家里放牧、务农或做家务。

2.传统势力影响广泛，法治观念淡漠

藏传佛教由于历史上受封建王朝对民族地区长期羁縻政策统治和“土司制”、“政教合一”制历史久远，加之由于生命轮回学说的演绎，从噶玛派创立活佛转世制以来，对教派、高僧寻得未尽事业的后继人，封建王朝大加利用，进行册封授职，从而把藏传佛教神秘化，门派森严，世袭地位，政教合流，神职权威拔高。这种传统势力的残存意识和影响未根除消失，对农牧区意识形态、文化生活、政治精神仍有着深刻影响。活佛至上、部落意识强，法律意识、法治观念淡漠，义务教育法在农牧区无法得到较好落实。

3.基层教育宣传片面，短期行为多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普六”、“普九”在西藏各地先后实施，由于经济社会发育程度低、教育基础薄弱，“普六”、“普九”的难度超乎想象，特别是农牧民群众不愿意送子女上学，中小学巩固率低，流失率居高不下。由于“普六”、“普九”时间紧、任务重，部分基层干部为完成招生任务，采取了很多简单的、临时性措施，忽视义务教育法等法律法规的宣传，不重视教育引导，通过罚款、“牵牛”等措施强制家长送子女上学，不考虑学生的年龄和受教育程度，甚至告诉家长只要工作组到时把孩子送到学校就行了，突击性、“开会式”招生，对学校的正常管理造成很大冲击，产生了许多严重的负面影响。

（四）西藏农牧区社会思想观念对家庭的教育需求的影响

社会思想观念是一定社会的人们对社会领域的具体事物及其关系的认识和观念形态，思想观念是人思维意识活动中最本质的东西，它指挥人的行为的各个方面，社会思想观念是人们行动的指南。西藏农牧区社会思想观念对家庭的教育需求的影响主要表现在：

1.重来世、轻今生，乐天知命

长期以来，高原恶劣的地理生存环境给人心理上的威慑压力，加之佛教“因果”、“宿命”学说的深入传播，造就了西藏农牧民特有的心态和心理框架，突出地表现为对人生、对生命的认识上的独特性。这种认识上的独特性在实践中则反映为重来世，轻现实；重供奉，轻奋争；重理想，轻现实；重经典，轻科技；重祭祀，轻创造；重命运，轻劳动；重精神，轻物质等观念特质。这种观念给社会和个人的影响是：安于现状，不求上进，听天由命，安于贫贱，追求平稳，自得其乐。满足于世世代代以来的生活，无论是家长还是少年儿童，对通过教育改变生活现状的愿望都不强。

2.神佛至上，缺乏个性、主见

藏传佛教各教派形成后，特别是政教合一确立以后，藏族地区走上了一条宗教政治化、宗教教主政治领袖化的道路，从上到下，逐级效之，树立了神佛的无上权威，再加上特殊的地理环境和信息、知识的贫乏，西藏农牧民群众的遵从意识十分强烈，从众心理非常突出，缺乏个性和主见。寺院的活佛在民间具有很高的威信和感召力，群众对他们非常虔诚，他们说什么，群众就听什么，他们的教育态度对群众送子女上学有很大影响。由于未成年人接受能力强、好管理，许多寺庙招收未成年人入寺，受“有子应入寺”的传统观念影响，家长也愿意把孩子送到寺庙为僧。西藏广大农牧区，不管是社会条件较好的地方，还是较为落后的地方，广大群众对宗教活动的开销要远远大于文化教育方面的支出。在农牧区，群众的“攀比”心理很重，区别在于，在家庭消费中，别人买了摩托、电视，自己一定要买一个更好的，而在送子女上学问题上，别人不送，自己也不送。

3.区域意识强，乡土观念浓厚

西藏农牧区独特的地理环境不仅对藏民族传统的生产、生活方式等产生了影响，而且给人们的思想意识打上了深刻的印记，进而形成了强烈的地域观念。再加上传统的部落观念的影响，农牧民群众的区域意识、乡土观念很强。大量的事实表明，地域观念越浓厚，对社会和文化发展的制约作用就越大。在地域观念的影响下，排他性和自我保护性表现得非常突出。由于乡土观念浓厚，“故土难离”，再加上生活习惯和语言的影响，农牧民子女大中专毕业后就业和农牧区劳动力转移范围狭小，大多集中在西藏本区内。

4.自由、散漫，时间观念淡漠

西藏农牧区地广人稀，小生产的农牧经济，生活简朴，自然环境恶劣，却恬谧无华，自然自在，时间在这里显得无限的充足，这种生活本身给人以悠闲之感，也养成了自由、散漫的习惯。由于缺少幼儿教育、学前教育，许多适龄儿童入学后对学校的生活很不适应，特别是那些在校时间比较短的“往来生”（季节性流失，农闲时上学，农忙时回家务农放牧），守时、守纪非常困难，迟到、早退、缺席现象较为普遍。

5.“学差”观念影响深远，教育观念落后

西藏农牧民视读书为“当差”的看法由来已近，清末兴学，某些地方官吏采取高压强迫手段，甚至派兵上门征催学生。学额不足时，唯头人家长是问，轻则罚银，重则拘役。因此，农牧民视读书为“学差”，被迫采取“雇读”的办法，“雇读”逐渐成为一种传统，成为藏族教育史上一种特殊的畸形发展现象。新中国成立后，“雇读”被严令禁止，但视读书为“学差”的观念并没有被根除，农牧民把读书看做与差役相同，把读书看作一种“只出不进”的经济受损行为。再加上“普六”、“普九”过程中部分基层干部宣传片面，采取了许多简单的、临时性、突击性措施，“雇读”、“轮读”等现象又开始出现，有的家长甚至宁愿交罚款也不愿意送子女上学。

在西藏农牧区，家长的受教育程度普遍不高，文盲、半文盲占有绝对比重，由于家长自身的生活经历和生存状况，认识不到教育对生产、生活和人的生存、发展的重要意义。家庭不正确的教育价值观突出表现在功利主义教育动机上，绝大多数农牧民送子女上学读书的目的就是要有工作、端“铁饭碗”，如果子女成绩不好，升学无望，就不让子女上学。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西藏农牧区传统的经济文化是影响家庭的教育需求的根本因素，要从根本上扭转西藏农牧区家庭的教育需求不足、农牧民群众不愿意送子女上学的局面，必须以推动经济文化转型为抓手，持续不懈地努力，这既需要经济文化自身的调整，更离不开政府的政策导向和政策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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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91年西藏自治区青少年身体健康研究（铅印本）.转引自吴德刚.中国西藏教育改革与发展的理论研究[M].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1995．

[2]同前注

[3]中国西藏事实与数字2006./aboutchina/zhuanti/06xzsz/txt/2007-02/07/content_7777947.htm.

农牧区范文篇3

关键词：农牧区；学校德育；对策措施

农牧区学校德育有其自身特点和实际困难，在做好常规德育工作的基础上，还需要学校和教育工作者面对新时期学校德育的新现象、新特性进行深入思考，探索出新形势下农牧区学校德育的对策措施。

一、农牧区学校德育工作存在的问题

1．农牧区社会环境和家庭德育亟待提升。我国正处于经济社会转型期，社会上讲求利益、公德意识差等不良风气都直接或间接影响着学生的思想意识、价值取向和身心健康，亟待提升学生辨别是非曲直、真善美丑的能力。农牧区学校学生家长多忙于劳作，忽视家庭德育。不少家长重智轻德，认为只要孩子学习好,其他都不重要。也存在教育孩子的方式方法不当、简单粗暴，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未能有效衔接和沟通等问题。

2．农牧区学校德育存在重视不够、力度不大等问题。大部分农牧区学校非常重视学校德育工作，有专设部门和专兼职教师负责学校德育工作，并制定计划和实施落实，效果明显。但有些学校忽视德育工作，德育形式单一，只做表面文章,没有从学生心灵深处去感化、指导、探究德育内涵及方式方法，难见实效。少部分德育课教师在教学中只注重知识的传授，忽视德育内涵渗透和学生主体意识培养,使学生缺乏用辩证思维去对待思想和生活实际中存在问题的能力；还有的任课教师认为思想教育是班主任的事，与己无关，使得班主任工作平添压力。

二、农牧区学校德育对策措施

（一）有效发挥课程教学的德育功效。学校德育具有多种渠道，政治课、思想品德课是德育课程化的主要形式，能有效配合学生行为习惯养成教育、品德教育和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培养。各学科教学也均有德育内容和因素，可在教学文化科学知识的同时有机渗透德育。要在教学过程中赋予德育渗透，需要以新颖活泼的方式进行教学互动，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发挥学生学习的主观能动性，使学生既学到知识又受到教育，真正收到德育实效。

（二）发挥班主任工作的德育作用。班主任工作是对学生进行思想品德教育、指导学生健康成长的重要途径，可通过班级管理，有针对性、灵活地对学生进行思想品德教育。首先要加强班级管理，形成良好班风，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培养学生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能力。其次要结合本班实际，有计划地开展各种教育活动。如通过班会、知识讲座、社会实践活动等加强德育的渗透和感化，通过爱国主义教育、心理健康教育、家庭教育等主题活动，促使学生增强爱国情感，提升心理素质，感恩父母培养。再次要帮助学生正确认识和处理学习、生活中所遇到的苦乐、得失、荣辱、人际交往等现实问题，懂得尊重他人、互助友爱，身心健康地学习成长。

（三）开展丰富多彩的德育活动。

1．将民族特色锅庄舞融入课间操。由学校值周组、班主任、体育组教师负责，将学生熟悉喜爱的锅庄舞和现代音乐相结合，形成一套成熟完美、学生喜爱、具有民族特色的锅庄舞课间操，将其与第九套校园广播体操交替播放，在校园推广。既让师生感受锅庄舞的魅力，又从中感悟少数民族的勤劳智慧和勇敢真诚，从而收到既锻炼了身体，又进行了民族团结教育的良好效果。

2．开展民族历史、风俗习惯调查采访活动，使农牧区学生，尤其是少数民族学生增强对本民族历史文化、传奇人物、民风民俗、传统习惯等的了解，并在学习生活中加以尊重及传承。通过演讲比赛、校园文艺演出、体育运动会、家长联谊会、教师家访等活动，让学校、社会、家长共同参与学校德育，努力创建和谐健康、积极向上的良好校园氛围，促使德育落地见效，进而达到提高教育教学质量的目的。

3．进行民族团结教育，强化学生民族团结意识。农牧区学校要开设民族团结校本教育课程，因地制宜组织好教学活动，让学生从中感受各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增进各民族学生间、师生间的了解和互信，赢得互相尊重，从而达到以民族团结教育促进学校德育之目的。教学活动形式的选择要符合各民族学生的年龄特征、兴趣爱好，将课堂教学和社会实践活动有效结合起来，既强化学生的民族团结意识，又增强学生的民族自豪感。要充分利用班会、党团活动等形式开展德育，组织开展演讲、民族歌舞、结对帮学、济困扶贫等活动，加强各民族师生、学生间的感情和了解。充分利用当地民族团结教育资源，聘请德高望重、有突出贡献的各民族先进模范人物作为校外活动辅导员，让学生从他们身上受到教育和引领。

农牧区范文篇4

第一条为维护我市参加新型农牧区合作医疗农牧民（以下简称参合农牧民）的合法权益，规范新型农牧区合作医疗基金管理，根据《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新型农牧区合作医疗基金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新政办发〔20**〕5号），制定本实施细则。

第二条本实施细则所规范的新型农牧区合作医疗基金（以下简称基金）是指按照国家、自治区和**市有关新型农牧区合作医疗的政策，通过农牧民缴纳、乡村集体经济组织扶持、政府资助等多渠道筹资，对参合农牧民医疗费实行补偿的专项资金。

第三条基金按照以收定支、收支平衡、专款专用、专户储存和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进行管理。

第四条基金管理的任务是：认真贯彻执行国家和自治区有关法律、法规和方针、政策，依法筹集和使用基金；建立健全财务管理制度，努力做好基金的计划、控制、核算、分析和考核工作，如实反映基金收支状况；严格遵守财经纪律，加强监督和检查，确保基金的安全。

第二章基金筹集

第五条基金以区（县）为单位筹集、管理，纳入本“区（县）新型农牧区合作医疗基金财政专户”（以下简称财政专户），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专款专用，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挤占、挪用，也不得平衡财政预算。

第六条基金由农牧民个人缴费收入、医疗救助缴费收入、乡村集体经济组织扶持收入、各级财政补助收入、利息收入和其他收入组成。

农牧民个人缴费收入是指参加新型农牧区合作医疗的农牧民，以家庭为单位自愿缴纳的资金收入。

医疗救助缴费收入是指按照医疗救助有关规定，由民政部门用医疗救助基金为无力缴费的医疗救助对象缴纳参加新型农牧区合作医疗的救助缴费收入。

乡村集体经济组织扶持收入是指乡村集体经济组织对本乡（镇）、村参合农牧民个人缴费和本区（县）基金的补充补助收入。

各级财政补助收入是指中央、自治区、市、区（县）、乡（镇）财政按规定对基金的补助收入。

利息收入是指基金存入银行所取得的利息收入。

其他收入是指社会捐赠资金及经区（县）财政部门核准的其他收入。

第七条农牧民个人缴费、医疗救助缴费、乡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扶持资金，由区（县）财政局委托乡（镇）财政所或其他机关（以下简称征收机关）征收，并由征收机关按时缴入财政专户。

第八条各级财政的补助资金和基金利息收入及其他收入由区（县）财政按时划入财政专户。

第九条区（县）财政专户应全额反映从各方筹集的基金，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截留和减免基金收入。

第十条基金的征收票据必须使用自治区财政厅统一印（监）制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新型农牧区合作医疗基金收款收据》，不得使用其他任何收据。

第三章账户设置

第十一条区（县）财政局设立基金财政专户，乡（镇）征收机关设立基金收入户，区（县）、乡（镇）新型农牧区合作医疗管理经办机构（以下简称合管办）设立基金支出户。财政专户、收入户和支出户应在区（县）合作医疗管理委员会确定的国有商业银行（或农村信用合作社）各开设一个帐户。

第十二条基金财政专户的主要用途：接收区（县）财政局划入的基金；接收乡（镇）征收机关缴入的基金；接收收入户、支出户的利息收入；根据经批准的合管办用款计划，向支出户拨付基金；上解上级风险金。

第十三条基金收入户的主要用途：暂存乡（镇）征收机关征收的基金；暂存该帐户的利息收入和其他收入。基金收入户除按月向区（县）财政专户划转资金外，不得发生支付业务，也不得直接办理资金退付业务，基金收入户月末无余额。

第十四条基金支出户的主要用途：通过银行向定点医疗机构办理医疗费结算；报销在区（县）以外就医人员的医疗费；按区（县）的规定对大病医疗费进行补偿。基金支出户除接收财政专户拨入资金外，不得发生其他收入业务，也不得发生基金开支范围之外的支出。

第四章基金预算

第十五条基金预算是指根据区（县）新型农牧区合作医疗工作的年度计划和任务，由区（县）卫生局提出，经规定的程序编制、审批的年度基金财务收支计划。

第十六条基金预算的编制。年度终了前，区（县）卫生局应按照本级财政局规定的表式、时间和编制要求，根据本年度基金预算执行情况和下年度基金收支预测以及管理要求，编制下年度基金预算草案。

第十七条基金预算的审批。区（县）卫生局将编制的年度基金预算草案送本级财政局审核，经同级新型农牧区合作医疗管理委员会批准后执行，并报市财政和卫生部门备案。

第十八条基金预算的执行。区（县）卫生局要严格按照批准的基金预算执行。区（县）财政局、卫生局要定期分析和调查基金的收支情况，定期向同级新型农牧区合作医疗管理委员会和市财政和卫生部门报告基金的收支情况。

第十九条基金预算的调整。在预算执行中，如遇收入减少或者支出增加，使原批准的收支平衡预算的总支出超过总收入时，应当按规定采取措施，并按照基金自求平衡的原则调整预算。调整预算方案由区（县）卫生局编制，经财政局审核，报同级新型农牧区合作医疗管理委员会批准后执行，并报市财政和卫生部门备案。

第五章基金支付

第二十条基金可划分为家庭帐户基金或门诊补偿基金、住院补偿基金、大病补偿基金、风险基金。

第二十一条区（县）财政局应根据批准的基金预算和合管办的用款计划按月给合管办拨付基金。合管办应按照本区（县）新型农牧区合作医疗制度规定的基金支付范围和批准的基金预算，办理农牧民合作医疗补偿支出和其他支出。区（县）财政局应按规定办理上解上级风险金支出。

农牧民合作医疗补偿支出是指参合农牧民在各级定点医疗卫生机构发生医疗费用后，按照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新型农牧区合作医疗基本药品目录、诊疗项目目录和医疗服务设施项目目录（以下简称自治区“三个目录”）或本区（县）新型农牧区合作医疗基本药品目录、诊疗项目目录和医疗服务设施项目目录规定的补偿范围及规定的补偿比例进行补偿的费用支出。具体包括门诊、住院、大病医疗费用补偿支出。

门诊医疗费用补偿支出是指对参合农牧民在本村、乡（镇）、区（县）定点医疗机构门诊就医时发生的实际补偿费用。

住院医疗费用补偿支出是指对参合农牧民在本乡（镇）、区（县）或经批准在区（县）以外医疗机构住院发生的实际补偿费用。

大病医疗费用补偿支出是指参合农牧民发生大病在本乡（镇）、区（县）或经批准在区（县）以外医疗机构住院发生的费用，按规定比例补偿后，个人负担数额仍超出家庭承受能力的，按照本区（县）规定再次进行补偿的支出。

风险金支出是指区（县）按照自治区新型农牧区合作医疗风险基金管理办法规定，提取的用于弥补基金非正常超支的支出。

其他支出是指参合农牧民家庭年内未发生就医，按区（县）规定给予一次性常规体检的支出。

第二十二条参合农牧民在本区（县）内定点医疗机构门诊就诊、住院发生的属于合作医疗补偿范围内的补偿费用，实行先由定点医疗机构初审垫付，支付给参合农牧民报销补偿，之后按月将有关资料报合管办审核，合管办审核提出明确意见，交财政局复核后，由合管办办理医疗费用结算，将资金支直接支付到医疗机构的银行帐户。

第二十三条经批准在区（县）以外指定医疗机构就诊的参合农牧民先由就诊病人自行垫付所发生的医疗费用，病人出院后，到本区（县）合管办按相关规定审核报销补偿费用。为方便农牧民群众，也可由乡（镇）合管办代参合农牧民办理报销补偿相关业务。

第二十四条区（县）合管办应建立医疗费用的拒付制度，对医疗机构超出自治区或区（县）级“三个目录”范围和不合理的医疗费用应当拒付。

第二十五条各区（县）应根据自治区“三个目录”或依据自治区“三个目录”制定的本区（县）“三个目录”来确定符合本区（县）实际的补偿比例。

第二十六条基金不得超预算支付，如遇超预算情况，要按照本试行办法第十九条规定的程序，及时报告区（县）合作医疗管理委员会申请调整预算。

第六章基金结余

第二十七条基金结余是指年度内基金收支相抵后的期末结余。包括家庭帐户基金结余、住院和大病补偿基金结余。

第二十八条基金结余应结转下年度继续使用，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动用基金结余进行任何形式的直接或间接投资。

第二十九条基金当年入不敷出时，按下列顺序解决：

（一）动用历年滚存结余存款。

（二）历年滚存结余存款不足保证支付时，属正常超支，由区（县）财政局、卫生局根据超支的具体情况共同向同级合作医疗管理委员会提出调整门诊或者住院医疗费用的报销方案解决；当年大病人数异常增多等因素导致基金支付大幅度增加的非正常超支，由区（县）财政局、卫生局共同向同级合作医疗管理委员会申请使用本区（县）风险基金，经同级合作医疗管理委员会同意后上报市财政局、卫生局，经市财政局、卫生局审核后拨付区（县）风险基金。

第七章基金决算

第三十条年度终了，区（县）卫生局根据同级财政局规定的表式、时间和要求编制年度社会保障基金财务报表。财务报表包括资产负债表、收支表、有关附表以及财务情况说明书。

财务情况说明书主要说明和分析基金的财务收支及管理情况，对本期或下期财务状况发生重大影响的事项，以及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编制年度社会保障基金财务报表必须做到数字真实、计算准确、手续完备、内容完整、报送及时。

第三十一条区（县）卫生局编制的年度财务报告应在区（县）规定的期限内经同级财政局审核后，报同级合作医疗管理委员会批准，批准的年度基金财务报告为区（县）基金决算。

第三十二条区（县）的基金决算应在次年一月底之前报市财政局、卫生局。市财政局会同卫生局审核汇总所属区（县）上报的基金决算，报同级合作医疗协调领导小组审批，批准后的决算应于次年二月底之前上报自治区财政厅、卫生厅。

第八章监督与检查

第三十三条区（县）财政局、卫生局要建立定期相互对帐制度，按季向同级合作医疗管理委员会汇报基金的收支、使用情况，定期向农牧民公开基金的具体收支、使用情况，确保参合农牧民的参与、知情和监督权。

第三十四条区（县）财政局要定期或不定期地对财政专户、收入户、支出户内的基金收支和结余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发现违反规定的问题，要及时要求整改和纠正；发现违法的问题，要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办理。

第三十五条市、区（县）审计部门要对基金收支和管理情况进行审计。区（县）合作医疗监督委员会要定期监督检查基金使用和管理情况。合作医疗管理委员会要定期向同级合作医疗监督委员会和人民代表大会汇报工作。

农牧区范文篇5

关键词：西藏农牧区经济文化教育需求

[Abstract]]Thetheoryofeconomic-culturaltypeshowsthefullinfluencewhichthegeographicaleviromentandthesocialproductiveforceonthedevelopmentofthematericalculture.Theeducationalsocouldnotignorethisinfluence.Belimitedbythetraditionaleconomic-cultural,theeducationaldesire,payingandconsumingabilitesarepoor,andtheeducationaldemandsoffamilyintheTibet’sfarmingandpastoralareasareseriouslyinsufficient.Thisessayisbassedonthetheoryofeconomic-culturaltype,analysingtheeducationaldemands,influencialfactorsofthefamilyintheTibet’sfarmingandpastoralareasfromthesignofeconomicalculture.

[Keywords]Tibet;FarmingandPastoralAreas;Economical–Cultural;EducationalDemands

教育需求是教育发展的根本动力，家庭是西藏农牧区的基本社会单位、经济单位，也是教育需求的基本主体，家庭的教育需求不足、农牧民群众不愿意送子女上学是西藏农牧区教育发展面临的重大难题。产生这一问题的原因是复杂的，是西藏农牧区特殊的自然地理环境、社会经济文化共同作用的结果。为此，笔者以经济文化类型理论为依据，从经济文化视角，对西藏农牧区家庭的教育需求状况、影响因素等进行分析。

一、西藏农牧区家庭的教育需求现状调查

家庭的教育需求是指家庭出于对家庭成员未来知识、技能、收入、社会地位等方面的预期在各种需求中进行选择而产生的对教育有支付能力和消费能力的需要。家庭的教育需求一般包括家庭的教育需求意愿、教育需求支付能力和教育需求消费能力等三个方面。

（一）西藏农牧区家庭的教育需求意愿

1、未成年人上学的意愿

对未成年人的调查以问卷的方式开展。2007年3月中下旬，笔者以问卷方式对西藏昌都地区的察雅、芒康、左贡、昌都四县部分中小学进行了调查，调查涉及初级中学6所，完全小学45所，教学点8个，发放学生问卷250份，回收有效问卷229份。调查显示，学生对学校的教学设施、活动场所、住宿条件、伙食、课程内容、教学水平等较为满意，样本总体有57%的学生表示自己喜欢学校生活。在样本总体中，52%的学生表示上学的原因是因为自己想上学，11%的学生表示上学的原因是因为家长要求，37%的学生表示上学的原因是因为政府要求；在被问及如果家长不愿意让你上学，你会怎么样时，47%的学生表示无所谓，41%的学生表示请求家长让其上学，12%的学生表示听从家长的意见不上学；22%的学生表示对在学校学习很有兴趣，45%的学生表示兴趣一般，19%的学生表示兴趣很少，14%的学生表示没有兴趣；对于上学想上到什么程度，37%的学生表示初中毕业，32%的学生表示中专（高中）毕业，27%学生表示大学毕业，4%的学生表示研究生毕业。

2、家长送子女上学的意愿

对家长的调查以访问的方式开展。2007年7月中、下旬及8月上旬，笔者深入西藏昌都地区的边坝、洛隆、丁青、类乌齐、江达、八宿、贡觉、察雅等8县部分农牧区乡村，走访农牧民群众153户。在访问的153户农牧民家庭中，有39户家长表示自愿送孩子上学，占25%；有81户家长表示，根据政府要求，愿意送部分孩子上学，占53%；有33户家长表示，不会送孩子上学，占22%。这种状况与对学生的问卷调查所获得的情况基本一致，在问卷中，43%的学生表示家长愿意送自己上学，57%的学生表示家长不愿意送自己上学。

农牧民群众在送子女上学的问题上是有选择的，一是相当部分家长只愿意让孩子上完小学，占57%，还有部分家长愿意送孩子上完初中，占29%，愿意送子女上完高中、甚至大学的只有极少部分，占14%。二是大部分家长只愿意送部分孩子去上学，必须留一、两个孩子在家帮助干活。三是农忙及虫草采挖季节相当一部分家长不让孩子上学，冬季农闲时愿意送孩子上学。

（二）西藏农牧区家庭的教育需求支付能力

家庭教育需求的支付能力主要涉及教育成本（特别是直接成本）与居民的承受能力两个方面。

对家庭来说，送子女接受教育的直接成本主要是学费、书本费、校服费、文具费、住宿费、因上学的交通费、伙食费等。在小学、初中阶段，西藏对农牧民子女实行“三包”政策，学生上学不缴纳任何费用，免费提供食宿、服装、书本、学习用品等，根据家庭情况，学生自带少量的糌粑、牛肉等就可以满足在校的学习、生活。在高中，普通高中农牧民子女寄宿生每生每学年可享受900元助学金，并且高中每年按在校生人数的10%发放奖学金，甲等300元、乙等200元、丙等100元。中等专业学校每生每学年学费2000元，住宿费200元；自治区重点普通高中每生每学期学费500元，一般高中学费200元，普通高中住宿费都是每生每学期100元，学生在校的伙食费每月在150元左右，交通费、书本费、校服费、文具费视情况不等；大学不同地方、不同学校、不同专业费用相差较大。综合考虑，一名学生就读普通高中的开支大约10000元，就读中专的开支大约15000元，就读大学的开支大约30000～40000元。为鼓励农牧民群众送子女上学，西藏各普通高中、职业技术学校对农牧民子女学生学杂费不同程度地进行减免，考入大学的农牧民子女也可享受一定的补助。

由于自然经济占主体地位，再加上严重的“惜杀”、“惜售”现象，西藏农牧民家庭的现金收入渠道单一，节余更是十分有限，对教育的支付能力总体不强。在学生问卷调查中，对于你的家庭每年能够为你支付10000元左右的读大学费用吗？样本总体23%的学生回答绝对不可能，34%的学生回答很困难，19%的学生回答困难很大、但通过努力可以支付，15%的学生回答有一点困难，9%的学生回答没有困难。如果选择后三个答案视为有支付能力，只有43%的学生对接受大学教育有支付能力。

（三）西藏农牧区家庭的教育需求消费能力

消费能力是家庭的教育需求实现的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小学、初中阶段属于九年义务教育，学生无论成绩好坏都必须上学，但农牧民家庭送子女接受教育的主要目的是要找到稳定的工作，实现这一目标的主要途径有两个：一是初中毕业后考入高中、大学；二是初中毕业后进入中专、职业技术学校，学得一技之长。由于职业教育薄弱，办学水平低，专业、教育内容的选择和技能的培养不对路，学生即使接受职业教育，也很难掌握到一门能够谋生、发家致富的技艺，再加上观念的影响，学生及家长对职业教育需求的意愿都不强，调查显示，只有13%的学生表示愿意接受职业教育。考上大学就是最主要、甚至是唯一的出路，这就要求学生在中考、高考中达到一定的分数线。学生的学业成绩不仅影响到学生上学和家长送子女上学的意愿，而且决定着学生上大学的机会。从高中招生和高考录取情况看，绝大部分农牧民家庭缺少教育需求的消费能力。在昌都地区，近年来，每年大约只有10%左右的初中毕业生能够到高中（中专）就读，2006年昌都全地区报名参加高考的总人数为1172人，其中城镇考生716人，占61%，农牧区考生389人，仅占39%，当年最终考上大学的农牧区学生不到300名，与农牧区每个年龄段12000多的适龄人口数相比，大约在2.5%左右。

总体上看，西藏农牧区家庭的教育需求意愿、支付能力和消费能力均不强，西藏农牧区家庭的教育需求严重不足。

二、西藏农牧区经济文化对家庭的教育需求的影响

经济文化类型是由前苏联民族学家C·H托尔斯托夫,M·T列文,H·H切博克萨罗夫等人在20世纪50年代初提出的民族学科学概念之一。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这一概念已经具有了学说或方法论意义。我国学者将经济文化类型的定义表述为“经济文化类型是指居住在相似的生态环境之下,并操持相同生计方式的各民族在历史上形成的具有共同经济和文化特点的综合体。”经济文化类型作为各民族在历史上形成的具有共同经济和文化特点的综合体，是一个由自然与社会、经济与政治、文化与意识结合而成的复杂系统，它主要包括生态环境、生计方式、社会组织形式、社会思想观念等内容，综合地反映某种社会面貌。人类各民族的经济文化活动一般区分为狩猎-采集、斯威顿耕作、畜牧、农业、工业五大类型，西藏农牧区总体属于高原畜牧和农耕混合的经济文化类型，农耕与畜牧互为配合。经济文化类型理论充分肯定了自然地理环境和社会生产力水平对于物质文化发展所带来的影响。教育更不能忽视这个影响。以下从生态环境、生计方式、社会组织形式和社会思想观念等方面论述西藏农牧区的经济文化特质及其对家庭的教育需求的影响。

（一）西藏农牧区生态环境对家庭的教育需求的影响

生态环境是形成经济文化的物质基础，人类生活的任何地方、任何方面，都不可避免地受到自然环境的影响。西藏农牧区生态环境对家庭的教育需求的影响主要表现在：

1.环境特殊，影响青少年身心发育

西藏农牧区青少年居住在世界屋脊高海拔地区，他们的生长发育受到高原特定环境的深刻影响。国际生物学计划的高山人类适应性研究报告指出：“3000米以上的高山环境，对人类生理的影响主要是低气压减少了空气中的潜氧压，血红蛋白减少了氧的携带量，组织内氧压降低，造成缺氧，还有其它对人有影响的高山因素，如寒冷、空气湿度降低和强的紫外线，但是缺氧最为重要”。[1]高原少年儿童的青春期推迟，躯体的生长发育缓慢而拖长，第二性征、月经初潮延后。[2]

由于西藏农牧区特殊的自然地理环境，农牧区青少年接触的事物相对有限，影响了学生的认知发展水平，农牧区学校学生对事物的形象概括和抽象概括能力发展相对平缓。从记忆特点看，农牧区学校学生更长于形象记忆和机械记忆，理解记忆较弱。在思维发展方面，农牧区学校学生在形象思维方面发展较快，但逻辑思维、抽象思维相对较弱。心理上的这些特点使农牧区学生更偏爱文科，在学习数学、物理、化学、生物等学科时比较困难。

2.人口居住分散，上学路途远

西藏农牧区地处青藏高原，土地单位面积对人口的承载能力极弱，空间的人口密度很低，人口分布分散，家庭分布也相对分散。2005年，西藏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千米2.23人，只有全国人口密度的六十分之一。[3]昌都地区平均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千米5.6人，2006年，昌都地区共有138个乡镇、1307个行政村、1622个自然村，自然形成的村落农业点一般在20户左右，牧业点一般在5～6户左右。而且相当部分家庭因放牧经常迁徙，居无定所。

截至2005年底，西藏683个乡镇、5931个行政村中，有658个乡镇和4472个行政村通汽车，通车率为96%和75%，仍有25个乡镇、1459个建制村不通汽车。[4]2006年，昌都地区138个乡镇中，已通公路的乡镇为127个，占92.03%，1307个行政村中，通公路的有686个，仅占52.49%，全地区还有11个乡镇、621个行政村不通公路，而且相当部分乡村公路具有季节性，路况差，路面狭窄、崎岖不平，泥石流等自然灾害频繁，已通公路的乡镇，也只有极个别开通了客车。西藏农牧区一般在地区设高中，在各县县城设初中，在乡镇设完小，在村设教学点，教学点一般开办一、二年级，最多到三年级。教学点不寄宿，有的偏远村落学生到教学点要走数千米路，从家到学校要花去1个多小时时间。在乡镇完小，大部分学生可以寄宿，但由于路途远，很多学校一个月放一次假，一次假在5～8天，即便如此，很多学生依然无法按时返校。学生上小学、初中主要靠乘拖拉机、摩托车、骑马、步行等，如遇雨雪等天气，学生根本无法正常到学校上课。由于担心小孩在路上不安全，部分家长不愿意送子女上学，部分适龄少年儿童也因上学路途远、艰苦不愿意上学。在与部分乡村教师的座谈中了解到，经常上学的主要是学校附近村子的学生，偏远村子的学生到校上学的时间相对较短，部分学生上午10：00、甚至11：00过后才到学校上课。

3.气候恶劣，学习生活艰苦

西藏全年平均气温只有5.6℃至20℃，西藏地形复杂，海拔高度每上升100米，地面气温平均降低0.6℃，按气温划分季节的标准，海拔4500米以上地区四季皆冬。由于高差悬殊，使得低温持续时间的长短差异甚大，西部和北部地区从10月到翌年4月的月平均气温大都低于0℃，海拔低于4000米的雅鲁藏布江河谷地区月平均气温低于0℃的也有2～3个月。西藏霜冻、旱涝、冰雹、大风等自然灾害较为严重。霜冻期（最低气温小于2℃）在羌塘高原长达280～300天，喜马拉雅山区为240～280天，雅鲁藏布江中游、三江流域北部为180～240天，雅鲁藏布江下游和察隅曲流域也在120天左右。西藏是洪涝灾害十分频繁的地方，洪涝常引起山洪爆发和泥石流，冲毁公路、桥梁和良田。多冰雹是高原一大特色，也是西藏农区灾害性天气之一，西藏的冰雹多发生在6～9月。青藏高原也是中国大风最多的地方之一，大风持续时间长，分布范围广，年平均大风日数达100～150天，最多可达200天。[5]

恶劣的气候使学生在校生活异常艰苦，学生不仅在上学途中饱受风霜雪雨，而且在学校也时常与严寒、大风抗争。西藏各学校基本没有取暖设施，在冬季主要依靠阳光，如果教室不朝阳，学生就只能整天在寒冷的教室中学习，晚上宿舍也异常寒冷。吹大风时，大风卷着尘土、沙粒遮天蔽日，令人站立不稳。恶劣的气候不仅影响到学校教学活动的正常开展，影响到学生的身心健康，也影响到学生上学和家长送子女上学的积极性。

4.生活工作条件差，无法留住教师

西藏农牧区不仅交通不便，而且水电、通讯等基础设施落后。2006年，昌都地区138个乡镇中，通电的乡镇137个，占99.28%；96个乡镇通邮，通邮率为70%。1307个行政村中，通电的401个，占30.68%；通电话的115个，占8.80%；185个村建有村级文化站，占14.15%；153个村建有卫生所，占11.71%。截止2005年底，昌都地区191所完全小学有52所没有电，绝大部分教学点不通电，在已通电的学校还有相当部分不能正常供电，夜间照明困难，无法收看广播、电视，上网更无从谈起。由于交通不便，教师日常生活用品的采购十分困难，正式教师根本不愿意到偏远乡镇学校、特别是教学点任教，即使分下去了，也不能安心工作，总是想法设法调往交通方便、条件较好的学校。偏远乡镇学校及教学点师资得不到较好保障，相当部分教学点“一校一师”或全为代课教师，有的教学点甚至没有教师，陷入名存实亡的境地。由于师资水平低、合格教师缺乏，不仅影响到教学质量，甚至使正常的教学秩序得不到保证。

（二）西藏农牧区生计方式对家庭的教育需求的影响

农业、畜牧业、手工业是西藏农牧区的三大传统产业，近年来，随着内地人们对绿色食品的追求和西藏的日益开放，虫草以及松茸等林下资源价格急剧飙升，采集业成为西藏农牧区的重要产业。农耕、畜牧、手工、采集是西藏农牧民当前主要的生计方式。西藏农牧区生计方式对家庭的教育需求的影响主要表现在：

1.生产方式原始落后，粗放型经济占主导地位

在西藏农牧区，传统农牧业仍居主导地位，广种薄收、粗放管理、靠天吃饭是西藏农牧业的显著特征，受传统的小生产方式影响，加上地理上的封闭、交通的闭塞和观念的保守，农牧民对先进的科技知识和生产、经营方式持排斥态度，习惯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自然经济方式，畜力、牛犁、水磨、锄头、耙等生产工具仍被广泛使用，机耕、机播、机收率和现代农牧技术应用程度都很低。从总体上看，西藏农牧业还处于落后的手工劳动阶段，低素质的劳动者凭借传统的、简单的农耕技术和经营方式同自然界进行着简单的能量交换。

由于传统的农牧业生产方式没有得到根本改变，农牧业生产科技含量很低，对文化科技知识的要求程度不高，从生产角度看，农牧区家庭对教育的需求动力严重不足。

2.劳动力需求量大，生产持续时间长

西藏农牧区自然环境脆弱、气候恶劣、灾害严重，“靠天种地”、“靠天养畜”，由于劳动生产力低下，在大部分地方，无论是单靠农业、还是单靠牧业家庭生活都难以维持，大部分农牧民家庭农业、牧业以及其他副业兼而有之，对劳动力的需求量非常大。西藏农牧区一般在3、4月份进行春播。在虫草产区，4月20日左右开始上山搭帐篷，准备采挖虫草，采挖虫草要持续到6月中旬。7、8月份又是松茸、贝母、獐子菌等林下资源的采挖季节。8、9月份进行秋收。而放牧一年四季都要进行。由于劳动力需求量大，单靠成年人无法满足生产活动需要，相当一部分少年儿童被留在家里从事生产劳动。

3.放牧、采集等劳动强度低，适于少年儿童

在西藏农牧区，放牧是重要的生产活动，放牧的劳动强度不高，适于少年儿童，在农牧区，孩子们一般在8、9岁，有的甚至6、7岁就开始放牧，特别是在春播、秋收季节，大人因忙于农活，放牧就主要靠少年儿童。在农牧区，有的小孩甚至在10来岁就帮助家里干农活。而虫草等的采集更适于少年儿童，采挖虫草比较简单，发现虫草后，用小尖锄挖出来就行了，采挖虫草最关键是发现虫草，由于少年儿童个子不高、视觉好，更容易找到虫草，所以少年儿童采挖虫草往往强于大人。虫草等的采集劳动简单、收益高、见效快，大大增加了上学的机会成本，在虫草采挖季节，少年儿童基本不上学，虽然昌都地区规定农牧区学校5月中旬到6月上旬放一个月的虫草假，但相当部分学生提前离校而延迟返校，学校教育教学秩序受到很大冲击。

4.家庭现金收入少，无力投资教育

西藏农牧区长期处于较为封闭的自然经济状态，商品观念十分淡薄，经营意识差，相当部分群众满足于勉强维持生存条件，“惜杀”、“惜售”现象非常严重，畜牧业、粮食商品率很低。2005年，昌都地区农牧民人均纯收入2060元，其中现金收入仅1150元。在很多家庭，采集出售虫草是主要的现金收入来源，但这部分现金收入主要用于购买牛羊肉、大米、面粉等生活必需品，很少用于生产，更谈不上积蓄。由于现金收入少，很多农牧民家庭无力支付小孩读书，特别是就读高中、大学的学杂费，交通、生活等费用。

5.非农牧产业薄弱，毕业生就业困难

2006年，西藏一、二、三次产业比重为17.5∶27.5∶55.0，产业结构呈现“三、二、一”特征，第一产业比重持续下降，但仍占较大部分，第三产业快速上升，第二产业缓慢发展，最关键的是一、二、三产业从业人员的比重为58.9∶9.6∶31.5，第一产业从业人员仍占绝大部分，二、三产业就业岗位很少，第三产业就业岗位中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占有相当比重，就业渠道狭窄，新增岗位十分有限，大中专毕业生就业十分困难，初、高中毕业生，特别是农牧区初高中毕业生更难以在非农牧产业就业。

（三）西藏农牧区社会组织形式对家庭的教育需求的影响

在西藏农牧区有党组织、行政组织和各种经济组织、社会公益组织，它们是西藏农牧区重要的社会组织形式，但是这些社会组织的行为都必须通过家庭才能发挥作用，家庭是社会组织中最基本和最重要的一个构成单位，是人们社会生活的基础组织形式，家庭经营是西藏农牧区经济的主要形式。西藏农牧区社会组织形式对家庭的教育需求的影响主要表现在：

1.社区发育滞缓，家庭经济传统深厚

由于环境封闭，人口分布分散，社区发育滞缓，家庭作为建立在婚姻和血亲基础上的社会组织需要具备较强的独立生存能力和功能，由家庭成员完成本家庭的一切事务，导致了西藏农牧区的家庭经济传统。“两个长期不变”政策（“土地归户使用，自主经营，长期不变”、“牲畜归户，私有私养，自主经营，长期不变”）的实施，进一步强化了这种传统。家庭经济传统对劳动力提出了较高要求，在农牧区体力劳动是第一生产力，劳动力多寡、强弱是一个家庭经济富贫的先决条件。家庭的两、三个劳动力远远满足不了耕种、放牧等多项劳动的需要，特别是在农忙季节，相当多的家庭由于劳动力缺乏，不少适龄少年儿童被留在家里放牧、务农或做家务。

2.传统势力影响广泛，法治观念淡漠

藏传佛教由于历史上受封建王朝对民族地区长期羁縻政策统治和“土司制”、“政教合一”制历史久远，加之由于生命轮回学说的演绎，从噶玛派创立活佛转世制以来，对教派、高僧寻得未尽事业的后继人，封建王朝大加利用，进行册封授职，从而把藏传佛教神秘化，门派森严，世袭地位，政教合流，神职权威拔高。这种传统势力的残存意识和影响未根除消失，对农牧区意识形态、文化生活、政治精神仍有着深刻影响。活佛至上、部落意识强，法律意识、法治观念淡漠，义务教育法在农牧区无法得到较好落实。

3.基层教育宣传片面，短期行为多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普六”、“普九”在西藏各地先后实施，由于经济社会发育程度低、教育基础薄弱，“普六”、“普九”的难度超乎想象，特别是农牧民群众不愿意送子女上学，中小学巩固率低，流失率居高不下。由于“普六”、“普九”时间紧、任务重，部分基层干部为完成招生任务，采取了很多简单的、临时性措施，忽视义务教育法等法律法规的宣传，不重视教育引导，通过罚款、“牵牛”等措施强制家长送子女上学，不考虑学生的年龄和受教育程度，甚至告诉家长只要工作组到时把孩子送到学校就行了，突击性、“开会式”招生，对学校的正常管理造成很大冲击，产生了许多严重的负面影响。

（四）西藏农牧区社会思想观念对家庭的教育需求的影响

社会思想观念是一定社会的人们对社会领域的具体事物及其关系的认识和观念形态，思想观念是人思维意识活动中最本质的东西，它指挥人的行为的各个方面，社会思想观念是人们行动的指南。西藏农牧区社会思想观念对家庭的教育需求的影响主要表现在：

1.重来世、轻今生，乐天知命

长期以来，高原恶劣的地理生存环境给人心理上的威慑压力，加之佛教“因果”、“宿命”学说的深入传播，造就了西藏农牧民特有的心态和心理框架，突出地表现为对人生、对生命的认识上的独特性。这种认识上的独特性在实践中则反映为重来世，轻现实；重供奉，轻奋争；重理想，轻现实；重经典，轻科技；重祭祀，轻创造；重命运，轻劳动；重精神，轻物质等观念特质。这种观念给社会和个人的影响是：安于现状，不求上进，听天由命，安于贫贱，追求平稳，自得其乐。满足于世世代代以来的生活，无论是家长还是少年儿童，对通过教育改变生活现状的愿望都不强。

2.神佛至上，缺乏个性、主见

藏传佛教各教派形成后，特别是政教合一确立以后，藏族地区走上了一条宗教政治化、宗教教主政治领袖化的道路，从上到下，逐级效之，树立了神佛的无上权威，再加上特殊的地理环境和信息、知识的贫乏，西藏农牧民群众的遵从意识十分强烈，从众心理非常突出，缺乏个性和主见。寺院的活佛在民间具有很高的威信和感召力，群众对他们非常虔诚，他们说什么，群众就听什么，他们的教育态度对群众送子女上学有很大影响。由于未成年人接受能力强、好管理，许多寺庙招收未成年人入寺，受“有子应入寺”的传统观念影响，家长也愿意把孩子送到寺庙为僧。西藏广大农牧区，不管是社会条件较好的地方，还是较为落后的地方，广大群众对宗教活动的开销要远远大于文化教育方面的支出。在农牧区，群众的“攀比”心理很重，区别在于，在家庭消费中，别人买了摩托、电视，自己一定要买一个更好的，而在送子女上学问题上，别人不送，自己也不送。

3.区域意识强，乡土观念浓厚

西藏农牧区独特的地理环境不仅对藏民族传统的生产、生活方式等产生了影响，而且给人们的思想意识打上了深刻的印记，进而形成了强烈的地域观念。再加上传统的部落观念的影响，农牧民群众的区域意识、乡土观念很强。大量的事实表明，地域观念越浓厚，对社会和文化发展的制约作用就越大。在地域观念的影响下，排他性和自我保护性表现得非常突出。由于乡土观念浓厚，“故土难离”，再加上生活习惯和语言的影响，农牧民子女大中专毕业后就业和农牧区劳动力转移范围狭小，大多集中在西藏本区内。

4.自由、散漫，时间观念淡漠

西藏农牧区地广人稀，小生产的农牧经济，生活简朴，自然环境恶劣，却恬谧无华，自然自在，时间在这里显得无限的充足，这种生活本身给人以悠闲之感，也养成了自由、散漫的习惯。由于缺少幼儿教育、学前教育，许多适龄儿童入学后对学校的生活很不适应，特别是那些在校时间比较短的“往来生”（季节性流失，农闲时上学，农忙时回家务农放牧），守时、守纪非常困难，迟到、早退、缺席现象较为普遍。

5.“学差”观念影响深远，教育观念落后

西藏农牧民视读书为“当差”的看法由来已近，清末兴学，某些地方官吏采取高压强迫手段，甚至派兵上门征催学生。学额不足时，唯头人家长是问，轻则罚银，重则拘役。因此，农牧民视读书为“学差”，被迫采取“雇读”的办法，“雇读”逐渐成为一种传统，成为藏族教育史上一种特殊的畸形发展现象。新中国成立后，“雇读”被严令禁止，但视读书为“学差”的观念并没有被根除，农牧民把读书看做与差役相同，把读书看作一种“只出不进”的经济受损行为。再加上“普六”、“普九”过程中部分基层干部宣传片面，采取了许多简单的、临时性、突击性措施，“雇读”、“轮读”等现象又开始出现，有的家长甚至宁愿交罚款也不愿意送子女上学。

在西藏农牧区，家长的受教育程度普遍不高，文盲、半文盲占有绝对比重，由于家长自身的生活经历和生存状况，认识不到教育对生产、生活和人的生存、发展的重要意义。家庭不正确的教育价值观突出表现在功利主义教育动机上，绝大多数农牧民送子女上学读书的目的就是要有工作、端“铁饭碗”，如果子女成绩不好，升学无望，就不让子女上学。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西藏农牧区传统的经济文化是影响家庭的教育需求的根本因素，要从根本上扭转西藏农牧区家庭的教育需求不足、农牧民群众不愿意送子女上学的局面，必须以推动经济文化转型为抓手，持续不懈地努力，这既需要经济文化自身的调整，更离不开政府的政策导向和政策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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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91年西藏自治区青少年身体健康研究（铅印本）.转引自吴德刚.中国西藏教育改革与发展的理论研究[M].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1995．

[2]同前注

[3]中国西藏事实与数字2006.

农牧区范文篇6

家庭的教育需求是指家庭出于对家庭成员未来知识、技能、收入、社会地位等方面的预期在各种需求中进行选择而产生的对教育有支付能力和消费能力的需要。家庭的教育需求一般包括家庭的教育需求意愿、教育需求支付能力和教育需求消费能力等三个方面。

（一）西藏农牧区家庭的教育需求意愿

1、未成年人上学的意愿

对未成年人的调查以问卷的方式开展。2007年3月中下旬，笔者以问卷方式对西藏昌都地区的察雅、芒康、左贡、昌都四县部分中小学进行了调查，调查涉及初级中学6所，完全小学45所，教学点8个，发放学生问卷250份，回收有效问卷229份。调查显示，学生对学校的教学设施、活动场所、住宿条件、伙食、课程内容、教学水平等较为满意，样本总体有57%的学生表示自己喜欢学校生活。在样本总体中，52%的学生表示上学的原因是因为自己想上学，11%的学生表示上学的原因是因为家长要求，37%的学生表示上学的原因是因为政府要求；在被问及如果家长不愿意让你上学，你会怎么样时，47%的学生表示无所谓，41%的学生表示请求家长让其上学，12%的学生表示听从家长的意见不上学；22%的学生表示对在学校学习很有兴趣，45%的学生表示兴趣一般，19%的学生表示兴趣很少，14%的学生表示没有兴趣；对于上学想上到什么程度，37%的学生表示初中毕业，32%的学生表示中专（高中）毕业，27%学生表示大学毕业，4%的学生表示研究生毕业。

2、家长送子女上学的意愿

对家长的调查以访问的方式开展。2007年7月中、下旬及8月上旬，笔者深入西藏昌都地区的边坝、洛隆、丁青、类乌齐、江达、八宿、贡觉、察雅等8县部分农牧区乡村，走访农牧民群众153户。在访问的153户农牧民家庭中，有39户家长表示自愿送孩子上学，占25%；有81户家长表示，根据政府要求，愿意送部分孩子上学，占53%；有33户家长表示，不会送孩子上学，占22%。这种状况与对学生的问卷调查所获得的情况基本一致，在问卷中，43%的学生表示家长愿意送自己上学，57%的学生表示家长不愿意送自己上学。

农牧民群众在送子女上学的问题上是有选择的，一是相当部分家长只愿意让孩子上完小学，占57%，还有部分家长愿意送孩子上完初中，占29%，愿意送子女上完高中、甚至大学的只有极少部分，占14%。二是大部分家长只愿意送部分孩子去上学，必须留一、两个孩子在家帮助干活。三是农忙及虫草采挖季节相当一部分家长不让孩子上学，冬季农闲时愿意送孩子上学。

（二）西藏农牧区家庭的教育需求支付能力

家庭教育需求的支付能力主要涉及教育成本（特别是直接成本）与居民的承受能力两个方面。

对家庭来说，送子女接受教育的直接成本主要是学费、书本费、校服费、文具费、住宿费、因上学的交通费、伙食费等。在小学、初中阶段，西藏对农牧民子女实行“三包”政策，学生上学不缴纳任何费用，免费提供食宿、服装、书本、学习用品等，根据家庭情况，学生自带少量的糌粑、牛肉等就可以满足在校的学习、生活。在高中，普通高中农牧民子女寄宿生每生每学年可享受900元助学金，并且高中每年按在校生人数的10%发放奖学金，甲等300元、乙等200元、丙等100元。中等专业学校每生每学年学费2000元，住宿费200元；自治区重点普通高中每生每学期学费500元，一般高中学费200元，普通高中住宿费都是每生每学期100元，学生在校的伙食费每月在150元左右，交通费、书本费、校服费、文具费视情况不等；大学不同地方、不同学校、不同专业费用相差较大。综合考虑，一名学生就读普通高中的开支大约10000元，就读中专的开支大约15000元，就读大学的开支大约30000～40000元。为鼓励农牧民群众送子女上学，西藏各普通高中、职业技术学校对农牧民子女学生学杂费不同程度地进行减免，考入大学的农牧民子女也可享受一定的补助。

由于自然经济占主体地位，再加上严重的“惜杀”、“惜售”现象，西藏农牧民家庭的现金收入渠道单一，节余更是十分有限，对教育的支付能力总体不强。在学生问卷调查中，对于你的家庭每年能够为你支付10000元左右的读大学费用吗？样本总体23%的学生回答绝对不可能，34%的学生回答很困难，19%的学生回答困难很大、但通过努力可以支付，15%的学生回答有一点困难，9%的学生回答没有困难。如果选择后三个答案视为有支付能力，只有43%的学生对接受大学教育有支付能力。

（三）西藏农牧区家庭的教育需求消费能力

消费能力是家庭的教育需求实现的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小学、初中阶段属于九年义务教育，学生无论成绩好坏都必须上学，但农牧民家庭送子女接受教育的主要目的是要找到稳定的工作，实现这一目标的主要途径有两个：一是初中毕业后考入高中、大学；二是初中毕业后进入中专、职业技术学校，学得一技之长。由于职业教育薄弱，办学水平低，专业、教育内容的选择和技能的培养不对路，学生即使接受职业教育，也很难掌握到一门能够谋生、发家致富的技艺，再加上观念的影响，学生及家长对职业教育需求的意愿都不强，调查显示，只有13%的学生表示愿意接受职业教育。考上大学就是最主要、甚至是唯一的出路，这就要求学生在中考、高考中达到一定的分数线。学生的学业成绩不仅影响到学生上学和家长送子女上学的意愿，而且决定着学生上大学的机会。从高中招生和高考录取情况看，绝大部分农牧民家庭缺少教育需求的消费能力。在昌都地区，近年来，每年大约只有10%左右的初中毕业生能够到高中（中专）就读，2006年昌都全地区报名参加高考的总人数为1172人，其中城镇考生716人，占61%，农牧区考生389人，仅占39%，当年最终考上大学的农牧区学生不到300名，与农牧区每个年龄段12000多的适龄人口数相比，大约在2.5%左右。

总体上看，西藏农牧区家庭的教育需求意愿、支付能力和消费能力均不强，西藏农牧区家庭的教育需求严重不足。

二、西藏农牧区经济文化对家庭的教育需求的影响

经济文化类型是由前苏联民族学家C·H托尔斯托夫,M·T列文,H·H切博克萨罗夫等人在20世纪50年代初提出的民族学科学概念之一。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这一概念已经具有了学说或方法论意义。我国学者将经济文化类型的定义表述为“经济文化类型是指居住在相似的生态环境之下,并操持相同生计方式的各民族在历史上形成的具有共同经济和文化特点的综合体。”经济文化类型作为各民族在历史上形成的具有共同经济和文化特点的综合体，是一个由自然与社会、经济与政治、文化与意识结合而成的复杂系统，它主要包括生态环境、生计方式、社会组织形式、社会思想观念等内容，综合地反映某种社会面貌。人类各民族的经济文化活动一般区分为狩猎-采集、斯威顿耕作、畜牧、农业、工业五大类型，西藏农牧区总体属于高原畜牧和农耕混合的经济文化类型，农耕与畜牧互为配合。经济文化类型理论充分肯定了自然地理环境和社会生产力水平对于物质文化发展所带来的影响。教育更不能忽视这个影响。以下从生态环境、生计方式、社会组织形式和社会思想观念等方面论述西藏农牧区的经济文化特质及其对家庭的教育需求的影响。

（一）西藏农牧区生态环境对家庭的教育需求的影响

生态环境是形成经济文化的物质基础，人类生活的任何地方、任何方面，都不可避免地受到自然环境的影响。西藏农牧区生态环境对家庭的教育需求的影响主要表现在：

1.环境特殊，影响青少年身心发育

西藏农牧区青少年居住在世界屋脊高海拔地区，他们的生长发育受到高原特定环境的深刻影响。国际生物学计划的高山人类适应性研究报告指出：“3000米以上的高山环境，对人类生理的影响主要是低气压减少了空气中的潜氧压，血红蛋白减少了氧的携带量，组织内氧压降低，造成缺氧，还有其它对人有影响的高山因素，如寒冷、空气湿度降低和强的紫外线，但是缺氧最为重要”。[1]高原少年儿童的青春期推迟，躯体的生长发育缓慢而拖长，第二性征、月经初潮延后。[2]

由于西藏农牧区特殊的自然地理环境，农牧区青少年接触的事物相对有限，影响了学生的认知发展水平，农牧区学校学生对事物的形象概括和抽象概括能力发展相对平缓。从记忆特点看，农牧区学校学生更长于形象记忆和机械记忆，理解记忆较弱。在思维发展方面，农牧区学校学生在形象思维方面发展较快，但逻辑思维、抽象思维相对较弱。心理上的这些特点使农牧区学生更偏爱文科，在学习数学、物理、化学、生物等学科时比较困难。

2.人口居住分散，上学路途远

西藏农牧区地处青藏高原，土地单位面积对人口的承载能力极弱，空间的人口密度很低，人口分布分散，家庭分布也相对分散。2005年，西藏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千米2.23人，只有全国人口密度的六十分之一。[3]昌都地区平均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千米5.6人，2006年，昌都地区共有138个乡镇、1307个行政村、1622个自然村，自然形成的村落农业点一般在20户左右，牧业点一般在5～6户左右。而且相当部分家庭因放牧经常迁徙，居无定所。

截至2005年底，西藏683个乡镇、5931个行政村中，有658个乡镇和4472个行政村通汽车，通车率为96%和75%，仍有25个乡镇、1459个建制村不通汽车。[4]2006年，昌都地区138个乡镇中，已通公路的乡镇为127个，占92.03%，1307个行政村中，通公路的有686个，仅占52.49%，全地区还有11个乡镇、621个行政村不通公路，而且相当部分乡村公路具有季节性，路况差，路面狭窄、崎岖不平，泥石流等自然灾害频繁，已通公路的乡镇，也只有极个别开通了客车。西藏农牧区一般在地区设高中，在各县县城设初中，在乡镇设完小，在村设教学点，教学点一般开办一、二年级，最多到三年级。教学点不寄宿，有的偏远村落学生到教学点要走数千米路，从家到学校要花去1个多小时时间。在乡镇完小，大部分学生可以寄宿，但由于路途远，很多学校一个月放一次假，一次假在5～8天，即便如此，很多学生依然无法按时返校。学生上小学、初中主要靠乘拖拉机、摩托车、骑马、步行等，如遇雨雪等天气，学生根本无法正常到学校上课。由于担心小孩在路上不安全，部分家长不愿意送子女上学，部分适龄少年儿童也因上学路途远、艰苦不愿意上学。在与部分乡村教师的座谈中了解到，经常上学的主要是学校附近村子的学生，偏远村子的学生到校上学的时间相对较短，部分学生上午10：00、甚至11：00过后才到学校上课。

3.气候恶劣，学习生活艰苦

西藏全年平均气温只有5.6℃至20℃，西藏地形复杂，海拔高度每上升100米，地面气温平均降低0.6℃，按气温划分季节的标准，海拔4500米以上地区四季皆冬。由于高差悬殊，使得低温持续时间的长短差异甚大，西部和北部地区从10月到翌年4月的月平均气温大都低于0℃，海拔低于4000米的雅鲁藏布江河谷地区月平均气温低于0℃的也有2～3个月。西藏霜冻、旱涝、冰雹、大风等自然灾害较为严重。霜冻期（最低气温小于2℃）在羌塘高原长达280～300天，喜马拉雅山区为240～280天，雅鲁藏布江中游、三江流域北部为180～240天，雅鲁藏布江下游和察隅曲流域也在120天左右。西藏是洪涝灾害十分频繁的地方，洪涝常引起山洪爆发和泥石流，冲毁公路、桥梁和良田。多冰雹是高原一大特色，也是西藏农区灾害性天气之一，西藏的冰雹多发生在6～9月。青藏高原也是中国大风最多的地方之一，大风持续时间长，分布范围广，年平均大风日数达100～150天，最多可达200天。[5]

恶劣的气候使学生在校生活异常艰苦，学生不仅在上学途中饱受风霜雪雨，而且在学校也时常与严寒、大风抗争。西藏各学校基本没有取暖设施，在冬季主要依靠阳光，如果教室不朝阳，学生就只能整天在寒冷的教室中学习，晚上宿舍也异常寒冷。吹大风时，大风卷着尘土、沙粒遮天蔽日，令人站立不稳。恶劣的气候不仅影响到学校教学活动的正常开展，影响到学生的身心健康，也影响到学生上学和家长送子女上学的积极性。

4.生活工作条件差，无法留住教师

西藏农牧区不仅交通不便，而且水电、通讯等基础设施落后。2006年，昌都地区138个乡镇中，通电的乡镇137个，占99.28%；96个乡镇通邮，通邮率为70%。1307个行政村中，通电的401个，占30.68%；通电话的115个，占8.80%；185个村建有村级文化站，占14.15%；153个村建有卫生所，占11.71%。截止2005年底，昌都地区191所完全小学有52所没有电，绝大部分教学点不通电，在已通电的学校还有相当部分不能正常供电，夜间照明困难，无法收看广播、电视，上网更无从谈起。由于交通不便，教师日常生活用品的采购十分困难，正式教师根本不愿意到偏远乡镇学校、特别是教学点任教，即使分下去了，也不能安心工作，总是想法设法调往交通方便、条件较好的学校。偏远乡镇学校及教学点师资得不到较好保障，相当部分教学点“一校一师”或全为代课教师，有的教学点甚至没有教师，陷入名存实亡的境地。由于师资水平低、合格教师缺乏，不仅影响到教学质量，甚至使正常的教学秩序得不到保证。

（二）西藏农牧区生计方式对家庭的教育需求的影响

农业、畜牧业、手工业是西藏农牧区的三大传统产业，近年来，随着内地人们对绿色食品的追求和西藏的日益开放，虫草以及松茸等林下资源价格急剧飙升，采集业成为西藏农牧区的重要产业。农耕、畜牧、手工、采集是西藏农牧民当前主要的生计方式。西藏农牧区生计方式对家庭的教育需求的影响主要表现在：

1.生产方式原始落后，粗放型经济占主导地位

在西藏农牧区，传统农牧业仍居主导地位，广种薄收、粗放管理、靠天吃饭是西藏农牧业的显著特征，受传统的小生产方式影响，加上地理上的封闭、交通的闭塞和观念的保守，农牧民对先进的科技知识和生产、经营方式持排斥态度，习惯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自然经济方式，畜力、牛犁、水磨、锄头、耙等生产工具仍被广泛使用，机耕、机播、机收率和现代农牧技术应用程度都很低。从总体上看，西藏农牧业还处于落后的手工劳动阶段，低素质的劳动者凭借传统的、简单的农耕技术和经营方式同自然界进行着简单的能量交换。

由于传统的农牧业生产方式没有得到根本改变，农牧业生产科技含量很低，对文化科技知识的要求程度不高，从生产角度看，农牧区家庭对教育的需求动力严重不足。

2.劳动力需求量大，生产持续时间长

西藏农牧区自然环境脆弱、气候恶劣、灾害严重，“靠天种地”、“靠天养畜”，由于劳动生产力低下，在大部分地方，无论是单靠农业、还是单靠牧业家庭生活都难以维持，大部分农牧民家庭农业、牧业以及其他副业兼而有之，对劳动力的需求量非常大。西藏农牧区一般在3、4月份进行春播。在虫草产区，4月20日左右开始上山搭帐篷，准备采挖虫草，采挖虫草要持续到6月中旬。7、8月份又是松茸、贝母、獐子菌等林下资源的采挖季节。8、9月份进行秋收。而放牧一年四季都要进行。由于劳动力需求量大，单靠成年人无法满足生产活动需要，相当一部分少年儿童被留在家里从事生产劳动。

3.放牧、采集等劳动强度低，适于少年儿童

在西藏农牧区，放牧是重要的生产活动，放牧的劳动强度不高，适于少年儿童，在农牧区，孩子们一般在8、9岁，有的甚至6、7岁就开始放牧，特别是在春播、秋收季节，大人因忙于农活，放牧就主要靠少年儿童。在农牧区，有的小孩甚至在10来岁就帮助家里干农活。而虫草等的采集更适于少年儿童，采挖虫草比较简单，发现虫草后，用小尖锄挖出来就行了，采挖虫草最关键是发现虫草，由于少年儿童个子不高、视觉好，更容易找到虫草，所以少年儿童采挖虫草往往强于大人。虫草等的采集劳动简单、收益高、见效快，大大增加了上学的机会成本，在虫草采挖季节，少年儿童基本不上学，虽然昌都地区规定农牧区学校5月中旬到6月上旬放一个月的虫草假，但相当部分学生提前离校而延迟返校，学校教育教学秩序受到很大冲击。

4.家庭现金收入少，无力投资教育

西藏农牧区长期处于较为封闭的自然经济状态，商品观念十分淡薄，经营意识差，相当部分群众满足于勉强维持生存条件，“惜杀”、“惜售”现象非常严重，畜牧业、粮食商品率很低。2005年，昌都地区农牧民人均纯收入2060元，其中现金收入仅1150元。在很多家庭，采集出售虫草是主要的现金收入来源，但这部分现金收入主要用于购买牛羊肉、大米、面粉等生活必需品，很少用于生产，更谈不上积蓄。由于现金收入少，很多农牧民家庭无力支付小孩读书，特别是就读高中、大学的学杂费，交通、生活等费用。

5.非农牧产业薄弱，毕业生就业困难

2006年，西藏一、二、三次产业比重为17.5∶27.5∶55.0，产业结构呈现“三、二、一”特征，第一产业比重持续下降，但仍占较大部分，第三产业快速上升，第二产业缓慢发展，最关键的是一、二、三产业从业人员的比重为58.9∶9.6∶31.5，第一产业从业人员仍占绝大部分，二、三产业就业岗位很少，第三产业就业岗位中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占有相当比重，就业渠道狭窄，新增岗位十分有限，大中专毕业生就业十分困难，初、高中毕业生，特别是农牧区初高中毕业生更难以在非农牧产业就业。

（三）西藏农牧区社会组织形式对家庭的教育需求的影响

在西藏农牧区有党组织、行政组织和各种经济组织、社会公益组织，它们是西藏农牧区重要的社会组织形式，但是这些社会组织的行为都必须通过家庭才能发挥作用，家庭是社会组织中最基本和最重要的一个构成单位，是人们社会生活的基础组织形式，家庭经营是西藏农牧区经济的主要形式。西藏农牧区社会组织形式对家庭的教育需求的影响主要表现在：

1.社区发育滞缓，家庭经济传统深厚

由于环境封闭，人口分布分散，社区发育滞缓，家庭作为建立在婚姻和血亲基础上的社会组织需要具备较强的独立生存能力和功能，由家庭成员完成本家庭的一切事务，导致了西藏农牧区的家庭经济传统。“两个长期不变”政策（“土地归户使用，自主经营，长期不变”、“牲畜归户，私有私养，自主经营，长期不变”）的实施，进一步强化了这种传统。家庭经济传统对劳动力提出了较高要求，在农牧区体力劳动是第一生产力，劳动力多寡、强弱是一个家庭经济富贫的先决条件。家庭的两、三个劳动力远远满足不了耕种、放牧等多项劳动的需要，特别是在农忙季节，相当多的家庭由于劳动力缺乏，不少适龄少年儿童被留在家里放牧、务农或做家务。

2.传统势力影响广泛，法治观念淡漠

藏传佛教由于历史上受封建王朝对民族地区长期羁縻政策统治和“土司制”、“政教合一”制历史久远，加之由于生命轮回学说的演绎，从噶玛派创立活佛转世制以来，对教派、高僧寻得未尽事业的后继人，封建王朝大加利用，进行册封授职，从而把藏传佛教神秘化，门派森严，世袭地位，政教合流，神职权威拔高。这种传统势力的残存意识和影响未根除消失，对农牧区意识形态、文化生活、政治精神仍有着深刻影响。活佛至上、部落意识强，法律意识、法治观念淡漠，义务教育法在农牧区无法得到较好落实。

3.基层教育宣传片面，短期行为多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普六”、“普九”在西藏各地先后实施，由于经济社会发育程度低、教育基础薄弱，“普六”、“普九”的难度超乎想象，特别是农牧民群众不愿意送子女上学，中小学巩固率低，流失率居高不下。由于“普六”、“普九”时间紧、任务重，部分基层干部为完成招生任务，采取了很多简单的、临时性措施，忽视义务教育法等法律法规的宣传，不重视教育引导，通过罚款、“牵牛”等措施强制家长送子女上学，不考虑学生的年龄和受教育程度，甚至告诉家长只要工作组到时把孩子送到学校就行了，突击性、“开会式”招生，对学校的正常管理造成很大冲击，产生了许多严重的负面影响。

（四）西藏农牧区社会思想观念对家庭的教育需求的影响

社会思想观念是一定社会的人们对社会领域的具体事物及其关系的认识和观念形态，思想观念是人思维意识活动中最本质的东西，它指挥人的行为的各个方面，社会思想观念是人们行动的指南。西藏农牧区社会思想观念对家庭的教育需求的影响主要表现在：

1.重来世、轻今生，乐天知命

长期以来，高原恶劣的地理生存环境给人心理上的威慑压力，加之佛教“因果”、“宿命”学说的深入传播，造就了西藏农牧民特有的心态和心理框架，突出地表现为对人生、对生命的认识上的独特性。这种认识上的独特性在实践中则反映为重来世，轻现实；重供奉，轻奋争；重理想，轻现实；重经典，轻科技；重祭祀，轻创造；重命运，轻劳动；重精神，轻物质等观念特质。这种观念给社会和个人的影响是：安于现状，不求上进，听天由命，安于贫贱，追求平稳，自得其乐。满足于世世代代以来的生活，无论是家长还是少年儿童，对通过教育改变生活现状的愿望都不强。

2.神佛至上，缺乏个性、主见

藏传佛教各教派形成后，特别是政教合一确立以后，藏族地区走上了一条宗教政治化、宗教教主政治领袖化的道路，从上到下，逐级效之，树立了神佛的无上权威，再加上特殊的地理环境和信息、知识的贫乏，西藏农牧民群众的遵从意识十分强烈，从众心理非常突出，缺乏个性和主见。寺院的活佛在民间具有很高的威信和感召力，群众对他们非常虔诚，他们说什么，群众就听什么，他们的教育态度对群众送子女上学有很大影响。由于未成年人接受能力强、好管理，许多寺庙招收未成年人入寺，受“有子应入寺”的传统观念影响，家长也愿意把孩子送到寺庙为僧。西藏广大农牧区，不管是社会条件较好的地方，还是较为落后的地方，广大群众对宗教活动的开销要远远大于文化教育方面的支出。在农牧区，群众的“攀比”心理很重，区别在于，在家庭消费中，别人买了摩托、电视，自己一定要买一个更好的，而在送子女上学问题上，别人不送，自己也不送。

3.区域意识强，乡土观念浓厚

西藏农牧区独特的地理环境不仅对藏民族传统的生产、生活方式等产生了影响，而且给人们的思想意识打上了深刻的印记，进而形成了强烈的地域观念。再加上传统的部落观念的影响，农牧民群众的区域意识、乡土观念很强。大量的事实表明，地域观念越浓厚，对社会和文化发展的制约作用就越大。在地域观念的影响下，排他性和自我保护性表现得非常突出。由于乡土观念浓厚，“故土难离”，再加上生活习惯和语言的影响，农牧民子女大中专毕业后就业和农牧区劳动力转移范围狭小，大多集中在西藏本区内。

4.自由、散漫，时间观念淡漠

西藏农牧区地广人稀，小生产的农牧经济，生活简朴，自然环境恶劣，却恬谧无华，自然自在，时间在这里显得无限的充足，这种生活本身给人以悠闲之感，也养成了自由、散漫的习惯。由于缺少幼儿教育、学前教育，许多适龄儿童入学后对学校的生活很不适应，特别是那些在校时间比较短的“往来生”（季节性流失，农闲时上学，农忙时回家务农放牧），守时、守纪非常困难，迟到、早退、缺席现象较为普遍。

5.“学差”观念影响深远，教育观念落后

西藏农牧民视读书为“当差”的看法由来已近，清末兴学，某些地方官吏采取高压强迫手段，甚至派兵上门征催学生。学额不足时，唯头人家长是问，轻则罚银，重则拘役。因此，农牧民视读书为“学差”，被迫采取“雇读”的办法，“雇读”逐渐成为一种传统，成为藏族教育史上一种特殊的畸形发展现象。新中国成立后，“雇读”被严令禁止，但视读书为“学差”的观念并没有被根除，农牧民把读书看做与差役相同，把读书看作一种“只出不进”的经济受损行为。再加上“普六”、“普九”过程中部分基层干部宣传片面，采取了许多简单的、临时性、突击性措施，“雇读”、“轮读”等现象又开始出现，有的家长甚至宁愿交罚款也不愿意送子女上学。

在西藏农牧区，家长的受教育程度普遍不高，文盲、半文盲占有绝对比重，由于家长自身的生活经历和生存状况，认识不到教育对生产、生活和人的生存、发展的重要意义。家庭不正确的教育价值观突出表现在功利主义教育动机上，绝大多数农牧民送子女上学读书的目的就是要有工作、端“铁饭碗”，如果子女成绩不好，升学无望，就不让子女上学。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西藏农牧区传统的经济文化是影响家庭的教育需求的根本因素，要从根本上扭转西藏农牧区家庭的教育需求不足、农牧民群众不愿意送子女上学的局面，必须以推动经济文化转型为抓手，持续不懈地努力，这既需要经济文化自身的调整，更离不开政府的政策导向和政策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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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91年西藏自治区青少年身体健康研究（铅印本）.转引自吴德刚.中国西藏教育改革与发展的理论研究[M].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1995．

[2]同前注

[3]中国西藏事实与数字2006./aboutchina/zhuanti/06xzsz/txt/2007-02/07/content_7777947.htm.

[4]中国西藏事实与数字2006./aboutchina/zhuanti/06xzsz/txt/2007-02/07/content_7777947.htm.

[5]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西藏年鉴2006[Z].西藏人民出版社，2007

农牧区范文篇7

为认真贯彻党的*届*中全会和《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切实做好当前农民工工作的通知》精神，推进农牧区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促进劳务经济的健康发展，现提出如下意见：

一、充分认识推进农牧区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一）统一思想认识。全面深入推进农牧区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不断扩大转移就业规模、提高转移就业质量，是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解决好“三农”问题的具体措施；是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推进新农村建设的基本要求；是维护人民群众切身利益，增加农牧民收入的有效途径；是立足当前、着眼长远，推进我省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重要任务。广大农牧民在转移就业过程中既更新了观念、提高了技能、开阔了思路，又增加了收入。组织引导广大农牧区富余劳动者转移就业，对于统筹做好城乡就业工作，加快城镇化建设步伐，全面推进小康社会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因此，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要从全局高度，进一步增强紧迫感、责任感，认真总结以往成功的经验做法，积极主动地做好农牧区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的各项工作。

（二）明确形势任务。近年来，我省农牧区劳动力转移就业工作在各级党委和政府的高度重视和有力推动下，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一定成绩，但随着农牧区劳动力转移就业工作的深入开展，当前又显现出一些困难和问题，主要是一些地方对发展劳务经济的认识还有待进一步提高，总体上看外出务工人员的技能素质偏低、就业稳定性差、劳务收入不高，有的农牧民创业意识和能力不强，就业服务体系不健全，就业信息不及时、传递不到位，创业环境有待进一步改善等。尤其是受当前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对农牧区劳动力转移就业带来更加严峻的挑战。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要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按照省委、省政府构建和谐社会的总体要求，实施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广开农民工就业门路，保发展、保稳定、保就业，积极应对金融危机对我省就业带来的影响，坚持培训、就业、维权“三位一体”的工作模式，健全机制、完善措施、抓好落实，继续推动农牧区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向纵深发展，取得更好的成效。

（三）突出工作重点。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要坚持“劳动者自主择业、市场调节就业、政府促进就业”的方针，统筹城乡劳动就业，加快建立城乡统一的人力资源市场，引导农牧民有序外出就业，鼓励农牧民就近就地转移就业，扶持农民工返乡创业。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要在抓好农牧区富余劳动力临时性、季节性和体力型转移就业的同时，更加注重长期性、稳定性和体力与技能结合型的转移就业；在扩大农牧区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规模的同时，更加注重转移就业的质量，增加劳务收入；在做好职业介绍和转移就业信息服务的同时，更加注重维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努力实现农牧区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由松散型向更加有序转变，由体力型向体力技能结合型转变，由数量型向规模与质量并重型转变，不断促进转移就业工作的健康发展。

二、增强转移就业技能培训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四）抓好技能培训。各级政府、相关部门和企业都要加大投入，大规模开展针对性、实用性较强的农民工技能培训。技能培训工作要以政府推进为主导，以农牧民自愿为原则，以提高技能为重点，以实现就业为目标，从农牧区富余劳动力实际需求出发，整合培训资源，发挥各类职业培训机构的作用，开展订单定向式培训。一是分类开展培训。对初高中毕业未升学的回乡青年劳动力，以开展学制职业教育或一年期的职业培训为主；对其他劳动年龄内的农牧民，根据技能复杂程度和就业岗位需求，相应开展一年期的培训、3—6个月的培训或引导性培训，帮助农牧民通过提高技能实现转移就业。要因地制宜开展生态移民的转移就业培训工作，适当提高培训标准和延长培训时间，从提高讲普通话能力、城市生活能力和职业技能入手，促使其转移就业，实现“培训一人、就业一人、稳定安置一户”的目标。针对农牧区年龄偏大女性劳动力离家离乡务工难的实际，围绕适应就近就地发展的二、三产业开展专项技能培训，如：藏毯编织、刺绣、工艺品制作等民族特色工艺和开办“农家乐”餐饮服务等项目，培训后以公司加农户方式与企业签订加工收购协议或开办“农家乐”，通过转移就业增加劳务收入。二是整合培训资源。引导、鼓励和规范省内各类职业院校和职业培训机构充分发挥培训职能作用，面向城乡劳动者积极开展职业技能培训教育。要依托现有具备条件的技工学校、职业院校和企业，加强公共实训基地建设。要针对农牧区职业培训机构力量不足的实际，合理安排，支持有资质的职业培训机构深入农牧区招收农牧民培训职业技能，使省内培训资源得到更充分的利用。同时，还要坚持省内省外“两条腿”走路的培训方式，积极协调联系，充分利用省外职业培训资源优势，做好对我省农牧民的培训，并帮助指导实现就业。转移性培训上逐步统一归口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协调管理。要统筹协调并组织实施好“阳光工程”、“雨露计划”和“农村劳动力技能就业计划”，各相关部门要相互沟通，密切配合，充分发挥各专项培训计划的效能，满足农牧民劳动力转移就业的需求，避免重复浪费。三是因地制宜开展多种方式的培训。要围绕实效性，采取更加灵活的培训方式对农牧民进行职业技能培训。根据从业工种岗位的需要，适宜由培训机构集中开展培训的，一般以职业培训机构进行技能培训为主；企业对拟招用人员可以委托职业培训机构进行培训，可以由企业和培训机构联合组织培训，也可以结合生产工艺实际自行组织开展技能培训。培训要与生产实际相结合，对我省特色产业定向招用人员技能水平的培训提高，可据工艺难易程度适当调整培训时间。各种方式的培训，都必须落实培训时间，明确培训师资和内容，保证培训质量。

（五）推进创业培训。各地要从实际出发，对进城或回乡创业的农牧民开展以“创办和改善你的企业”（SIYB）为主的创业培训。要加强创业培训机构建设，完善管理，强化培训课程设置和师资培养，提高培训后的创业成功率。要围绕农牧民创业环境和当地经济特色开展培训，把创业培训与一定的生产加工、经营管理知识相结合，突出培养农牧民专项创业能力。在拉面经济发展较好的地区，要把创业知识与拉面技能结合起来，培训拉面馆老板；在“农家乐”、“茶园”经济较好的地区，要把创业知识与餐饮经营管理知识结合在一起，培训“农家乐”、“茶园”的老板；在冬虫夏草等中藏药资源比较富集的地区，要把创业与特色资源加工技能结合在一起，培养特色农牧产品加工生产的老板，等等。通过依托当地经济资源、市场优势，培养一批能够创办企业、办好企业的农牧民企业经营者。

（六）强化监管职责。建立健全培训绩效评价和统计监测机制，落实对培训质量的监管。在严格培训资质审查、培训能力评估的基础上，坚持以就业、创业结果考核培训的质量和效益。各有关部门要按职责分工认真开展培训质量的监管工作，劳动保障等部门负责监管承担培训机构的资质，培训的基本条件、技能鉴定、就业率等培训效果的综合评估工作。财政部门负责审核补贴资金是否符合标准，申请补贴的机构与实施培训的机构是否一致，补贴资金是否完整及时地拨付到位。“阳光工程”、“雨露计划”等农牧民转移就业培训专项活动，继续按项目有关要求，采取定单定向的方式认真开展好培训工作。对培训的审批在严格审核的前提下，尽量做到快捷、简化，有关部门要按职责分工各负其责，提高培训审核效率和质量，保证培训工作顺利开展，整个的培训评估监管工作由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牵头组织实施。

（七）完善培训资金补贴办法。要认真落实政府对农牧区劳动力转移就业技能培训补贴政策，切实发挥培训补贴资金促进农牧民提高职业技能的作用。同时，结合实际适当调整补贴办法。按公平就业原则，调整农牧民技能培训补贴标准，“农村劳动力技能就业计划”培训补贴统一按城镇下岗失业人员培训补贴标准执行；鼓励省内外技工学校、职业院校定向招收省内农牧区低保家庭和生态移民中未就业的青少年进行职业技能的学制教育，政府给予培训补贴。

三、积极鼓励农牧民自主创业

（八）优化自主创业环境。各级政府要结合当地实际，在政策引导、创业服务等方面有新的突破，夯实创业基础、营造支持农牧民创业的良好氛围，制定具体的措施办法，扶持推动农牧民创业。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根据各自的职责分工支持农牧民创业。发展改革、经委、商贸部门要向农牧民提供相关产业发展趋势、行业发展规划、产品市场前景、项目开发建议等信息，引导农牧民在有一定发展基础和市场前景的行业、项目中进行创业；工商、税务部门要加强农牧民创业的开业指导和政策咨询，降低开业门槛、简化手续，帮助创业的农牧民尽快开业；劳动保障部门要组织好创业培训工作；金融部门要积极落实小额担保贷款；财政部门要做好担保贷款担保金和贴息资金的审核拨付工作；建设（城管）、卫生等部门要结合部门职能，在经营场地、开业扶持、手续办理等方面积极主动地承担相应的服务。各级政府要设立投诉电话，畅通农民工创业信息反馈渠道。

（九）扎实做好小额担保贷款工作。各级政府要充分发挥政府资金引导作用，增加中小企业发展资金安排，利用中小企业发展资金，引导帮助各地搭建融资平台，支持和帮助农牧民创业。要不断增加大、小额担保贷款资金的投入，把进城创业或返乡创业的农牧民全部纳入小额担保贷款范围。农牧民进城或返乡创业，可申请5万元以内的小额担保贷款，按城镇失业人员就业扶持政策，对从事微利项目的，由财政给予贷款贴息。扩大劳务周转金使用范围，对有创业能力和创业意愿的农牧民给予借款支持，数额每人在3万元以内，期限为一年，扶持农牧民进城或返乡创业。积极引导小额贷款公司开展农牧民企业贷款。

（十）健全完善农牧民创业优惠政策。全面落实农民工返乡创业扶持政策，在贷款发放、税费减免、工商登记、信息咨询等方面提供支持。将农牧民进城或返乡创办的经济实体纳入各地招商引资范围，享受与外地客商同等优惠政策。对从事特色种养、乡村旅游、农副产品加工的农牧民，在技能培训、技术服务、品牌培育、市场开拓等方面加大财政扶持力度。农牧民到集贸市场或政府指定区域内摆摊设点销售自产农副产品的，免予工商登记。对依托农家院落创办“农家乐”的，免收证照类、管理类、登记类行政事业性收费。对农牧民初创的小企业，由工商部门制定放宽注册资本额度和注册资本分期到位的办法。对农牧民创业者按期纳税的，营业税起征点为月营业额4000元；按次纳税的营业额起征点为每次（每日）100元。个体工商户销售货物和应税劳务的增值税起征点认真执行《关于提高增值税、营业税起征点有关问题的通知》，销售货物的起征点为月销售额5000元，销售应税劳务的起征点为月销售额3000元，按次纳税的起征点为每次150元。对从事农、林、牧、渔项目的，按照税收法律法规的规定，免征、减征企业所得税。对农牧区流动性小商贩，一律免予税务登记。对农牧民创办的企业，给予适当的电价优惠。

四、健全转移就业服务体系建设

（十一）增强省内转移就业服务机构能力。各级政府要把县乡公共就业服务体系建设纳入经济社会发展总体规划和年度财政预算，突出重点，加快建立城乡统一的人力资源市场。一是建立和完善服务体系及功能，逐步实现就业信息化管理，提高求职招聘信息交流互通的服务效率；二是提高工作人员素质，保证就业服务人员熟练掌握就业政策和工作要求，提高服务水平；三是规范工作流程，公示服务要求，明确工作环节，方便求职招聘，通过就业指导、信息服务等引导农牧民有序外出就业。

（十二）规范驻省外转移就业服务机构管理。各地要合理制定驻外转移就业服务机构的设置规划，科学布局，避免重复。省劳动保障部门要加强省际间劳务合作，不断扩展农牧区劳动力转移就业的空间。按照谁批准派驻、谁负责管理的原则，结合当地农牧区劳动力转移就业实际，积极选择在省外务工人员相对集中的地区设置服务站点，并加强对驻外服务站点人员和工作的规范管理。各地要对每个派驻机构明确具体的目标任务，并由同级财政保证必要的日常工作经费。各驻省外服务站点之间要加强联系，沟通信息，相互支持，沟通配合。省就业服务局要与各地驻省外服务站点建立联系、加强指导，签订信息共享、为农民工提供一体化服务的协议，形成省内外农牧区劳动力转移就业服务工作合力。

（十三）加大乡（镇）、村级转移就业服务力度。各级政府要切实强化乡、村级劳动力转移就业信息传递和就业服务工作。要在当地电视等媒体中及时求职和用工信息，让企业和广大农牧民可以便利、及时地了解最新的求职和用工信息；要在乡（镇）政府设立劳动力转移就业服务窗口，安排专门人员为用人单位和求职人员提供中介服务；要把开展农牧区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政策的宣传和传递用工信息作为乡（镇）干部包村进社的重要工作任务严格考核；要在各村和有条件的牧委会设立劳务信息员，及时在乡村劳动用工信息。

（十四）大力发展劳务经纪人队伍。各级政府要把通过劳务经纪人带领农牧民外出务工作为提高农牧区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组织化程度的重要措施，制定相关政策，认真抓好。一是要加强当地劳务经纪人的培养。通过政府引导、扶持、鼓励劳务经纪人成长，提高劳务经纪人的素质，组织劳务经纪人学习农牧区劳动力转移就业的政策和劳务管理知识；积极鼓励县乡机关干部和企事业单位的职工带领农牧民进城务工，不断扩大劳务经纪人组织转移就业的规模，促进劳务经纪人发挥更大作用。二是有条件的县、乡政府要鼓励引导劳务经纪人成立协会组织，公共就业服务机构要帮助、指导协会开展工作；要制定管理制度，开展考核评比，鼓励和规范劳务经纪人带领更多农牧民外出务工。三是要支持符合条件的劳务经纪人开办劳务公司，对农牧区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进行企业化运作。四是要从实际出发，制定相关政策，支持劳务经济组织健康发展。

（十五）加强劳务输出基地建设。要结合我省实际和劳务输入地生产用工特点，注重在我省农民工相对集中的地区和企业建立劳务输出基地，提高转移输出的针对性，使我省农民工外出就业相对稳定。各地要充分利用省际间的劳务协作关系，在巩固现有劳务输出基地的基础上，培育和发展更多适合我省农牧区劳动力转移就业的输出基地。要通过劳务输出基地建设，不断壮大劳务经济，促进农牧区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更加有序，就业更加稳定，就业环境不断改善。

（十六）鼓励支持我省企业吸纳当地农牧民转移就业。各级政府要引导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支持企业多留用农民工，督促企业及时足额发放工资。要采取有效措施，落实扩大内需、减轻企业负担、促进经济增长的政策措施，帮助企业解困。把引导农牧民转移就业与调整农牧区产业发展结构，以及推进小城镇建设结合起来，在加快发展方式转变和结构调整中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引导农牧民在当地转移就业、创业。积极扶持中小企业、劳动密集型产业和服务业，增强吸纳农民工就业的能力。对生产经营遇到暂时困难的企业，引导其采取灵活用工、弹性工时、在岗培训等多种措施稳定就业岗位。城乡基础设施建设和新增公益性就业岗位，要尽量多使用农民工。省发改委、经委等相关部门要统筹规划，确定重点工程和项目时，同时提出用人需求计划。劳动保障部门要提前介入，根据工程项目用人需求，提前与用人单位协商组织开展培训，确保建设工程项目的用工需求。省内由政府投资的建设项目，施工单位除管理人员、特需技工等我省不具备的外，原则上要招用当地的农牧民，并将此列入到招投标条款中。“以工代赈”项目必须组织当地群众参加建设。省内企业要尽可能地安排符合岗位条件的当地劳动力就业。支持企业吸纳和新招用当地农牧民，签订劳动合同的，可由企业直接对招用人员进行培训，政府给予相应补贴。各地要通过合法职业中介机构介绍、劳务经纪人带领等多种方式，搞好就业服务，引导农牧民在省内企业就业，在增加劳务收入的同时，解决省内企业结构性用工问题。同时，要充分挖掘农业内部就业潜力，拓展农村非农就业空间，鼓励农民就近就地创业。

（十五）积极打造劳务品牌。在继续发展“化隆牛肉拉面”、“黄南热贡艺术”、“贵南民族歌舞”等影响较大的劳务品牌基础上，鼓励各地发展劳务经济，精心打造一批经得起市场考验、在全省乃至全国知名的劳务品牌。各级政府要把劳务品牌建设作为促进农牧区劳动力转移就业的重要环节，落实责任、明确任务，重视劳务品牌培养。要组织相关部门和有关专家，紧密结合当地文化特色和转移就业的优势，搞好劳务品牌的规划，并分步实施，努力打造优秀的劳务品牌；要加大对劳务品牌的宣传推介，用品牌的良好声誉带动农牧区劳动力转移就业工作质量的提高；要加大财政投入，扶持劳务品牌建设，对全省、全国知名的劳务品牌，财政给予必要投入用于推介宣传。

（十八）切实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继续贯彻落实《劳动合同法》，全面推行劳动合同制度，进一步规范企业用工，完善和健全工资保证金制度，建立劳动保障、建设、公安、工商、金融、工会等有关部门对企业拖欠农民工工资行为的联动防控机制，确保农民工工资及时足额发放。严格执行工时、休息、休假法律法规；要继续落实农民工子女入学、卫生防疫，以及其他城市社会生活服务的相关规定；加大对农民工法律援助案件的办理力度。各县、乡政府要关注劳动力转移就业后农牧区留守老人、儿童的生活，制定措施、落实责任，妥善解决留守老人、儿童在生活、学习等方面的困难，使外出务工人员能够安心就业。完善农村土地制度，保障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土地所有权和农牧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坚持“依法、自愿、有偿”的原则，推进农牧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解除外出务工人员的后顾之忧。

（十九）进一步做好农民工社会保障工作。要结合实际，完善并落实社会保障的各项政策措施。对参加失业保险并符合享受失业保险待遇条件的农民工，要按规定及时核发一次性生活补助。按照工伤保险的有关规定，将与企业建立劳动关系的农民工全部纳入工伤保险范围，督促企业按时足额缴纳工伤保险费。做好农民工工伤的认定和劳动能力鉴定工作，确保工伤农民工依法享受工伤保险待遇。对在输入地受工伤的农民工，农民工输出地劳动保障部门要主动与输入地劳动保障部门进行协商，保障返乡农民工工伤保险权益。继续做好农民工医疗保险扩面工作，解决农民工务工期间的医疗保障问题。按照国家规定，探索制定基本养老保险转移接续办法，逐步将稳定就业的农民工纳入城镇社会保险。

五、加强对转移就业工作的组织领导

（二十）充分发挥政府促进就业的职能作用。各级政府要加强对农牧区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工作的组织领导和服务管理，深入调查研究，结合当地实际制定本地区转移就业的发展规划和年度计划，科学分析，有针对性提出措施办法。要统筹当地城乡发展全局，支持、帮助和合理引导当地农牧民就地或外出转移就业。政府主要领导负总责，分管领导要亲自抓，要定期或不定期听取相关部门的工作汇报，及时研究解决实际困难，指导工作深入开展。

农牧区范文篇8

1西藏农牧区医疗制度运行现状

随着西藏农牧区医疗政策的完善，现已基本成熟，其内容主要包括:1.1农牧区医疗基金筹集。根据查阅西藏年鉴，发现农牧区医疗制度的基金筹集是以中央财政的投入为主，同时农牧民个人出资为辅，中央财政对西藏农牧民医疗补助的扶持力度在不断加大（见表1）。1.2农牧民看病报销情况。农牧民看病的情况主要分为两个类型：门诊就医和住院治疗。（1）农牧民门诊就医时发生的医疗费用报销情况门诊就医采用的是时结时报的方式，即在产生费用的时候直接抵消，其中所抵扣的费用是从新农合中筹资的费用，超过报销范围的则需要自费，西藏农牧民在当地定点医疗机构发生门诊就医费用时，可凭借《西藏自治区农牧区医疗家庭账户本》在其门诊家庭账户基金中进行现场核销。（2）农牧民住院治疗的就医费用报销情况（见表2）农牧民在定点医疗机构住院所发生的费用，根据住院等级的不同，报销情况不同，其中住院等级主要分为乡镇、县级、地市级三类，本着资源的合理利用原则，报销比例在逐级递降。农牧民在各级医院的住院中产生的费用，没有对报销起付线的要求，直接按照程序，进行按比例报销，在不同类型的医疗机构住院产生的费用，其报销情况也不同。针对产生费用采取的报销方式为：住院医疗费用产生的当时先由农牧民个人进行垫付，而出院后凭《农牧区医疗家庭账户本》、转诊转院、入出院情况、医药票据等全部医疗证明材料到户籍所在的县级农牧区医疗管理经办机构进行报销补偿。1.3农牧区医疗基金管理方式。对农牧区医疗基金采取的管理方式，主要是各个县以其个体为单位进行统筹管理，责任落实到具体的每个县中，责任划分明确。同时实行专户专账，专项管理的模式，专项资金不得以任何原因为由进行挪用，并且对各项基金账目做到日清月结、每季度上报和半年统计上报两种方式并存。同时，成立了以政府主管，建立自治区级农牧区医疗协调领导小组，设立了办公室进行协调管理；同时各地（市）、县、乡的卫生局都成立了相应的农牧区医疗协调领导小组、农牧区医疗经办机构，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纪检监察、审计、财政、卫生和其他农牧业代表和其他农牧业和医疗监督机构，对医疗管理实施计划或规则进行详细明确，并且将农牧区医疗工作的开展情况纳入政府工作的年终考核[3]。

2西藏农牧区医疗制度运行成效

通过对西藏自治区现存医疗制度的分析，这种医疗运行的模式主要有以下成效。2.1农牧区医疗制度的参合率不断提高。参与农牧区医疗制度的人数，在农牧区的医疗系统中明显增加。2015年，农牧民总人数为2387800人，有8093户，其中参加农牧区医疗制度的总人数为2297800人，参合率达到96.23%。在西藏自治区农牧区医疗制度覆盖了74个县（市）、682个乡和村，全区3603个村卫生室[4]。2.2大病补偿医疗保险制度不断完善在2011年，西藏自治区创立了大病补偿医疗保险制度，其中西藏农牧民人均投入保险费用10元，主要用于特殊病种的大额医疗费用报销，而关于特殊病种，国家已出台专门文件进行归纳，对于超过农牧区医疗报销最高限额5万元之后的部分，则由西藏人财保险分公司给予赔付，最多可达到赔付额度7万元。从近几年的大病补偿中可以看出，在2012年中产生22起获得7万元的封顶赔付。2.3药品“零差率”销售。西藏全区共有682个乡（镇）卫生院，建立2个大型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建成3603个村卫生室，对于全部的医疗机构统一实施药品制度，取消了药品的中间环节，对药品进行“零差率”销售。关于药品的采购，采取政府向市场购买的形式，企业进行竞拍，政府统一定价，并且政府出面进行集中采购，各地方对于所需的药品进行上报，统计实施统一配送的形式。药品种类集中于常用药品，方便农牧民少花钱，买放心药。这项政策的实施使得药品总体价格平均降幅达到15%，这其中财政对于西藏农牧民补贴2407.21万元，降低药费支出，达到缓解了农牧民群众看病压力。2.4医疗救助“一体化”西藏农牧区医疗制度建立在不断地全面完善，其中医疗救助率先在全国实现了城乡一体化进程，主要是针对贫困人口、伤病患者、无力支付医疗费用的人进行治疗。方式主要以政府部门为主导和社会参与，为贫困人口看病实施救助，恢复其基本的生存能力。其宗旨是从根本上解决贫困居民的看病问题，增强对医疗制度的信心。

3西藏农牧民看病难的症结分析

虽然西藏农牧区的医疗制度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但在实施过程中存在不可避免的缺点，目前的主要问题是：3.1药品价格问题。在西藏农牧民的医疗制度中，药品实行的是“零差率”销售，由政府统一监管，但通过走访调查发现有25%的人对于药品价格的变化不清楚。国家药品“零差率”销售政策的目标为提高农民的健康指数和生活水平，但在具体的实施中，产生了偏差，新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中对药品进行了分类，其中A类药品也被称为主力药品，如感冒、呼吸系统类药等，此类药品可以享受全报的资格；B类药品，称辅助性的药品，例如妇科、抗生素类药等，这类药品按照80%的比例进行报销，剩余的20%需要自我支付，不在报销之中；C类药品也被称附属性药品，如心脑血管、血液类等，这类就需要全部自付费用[5]。在这种药品的等级划分中，存在着许多的人为因素，使得农牧民对药品价格的变化无明显察觉，从而挫伤了农牧民参合的积极性，导致农牧民对制度评价较低的一个因素。3.2检查费用高。据西藏当地人民医院和藏医院的有关负责人介绍，由于医疗条件的限制，根据病人的具体情况决定是否住院，因此住院病人的数量仅占当日门诊看病总人数量的3%-5%，从而导致约有80%以上的病人要在门诊进行治疗，并且伴随一些简单的辅助检查，但这类型的检查未纳入医疗报销的范围。同时存在重复性检查现象，如果病人从其他医院转院过来的情况，对于这些辅助性检查还要再检查一次，这无疑增加了经济负担，因此对那些家庭无稳定经济来源的农牧民来说看病就是贵。据调查，随着农牧区新农合的不断推广，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基础设施也在不断完善，由于西藏地理因素，居住地之间相距较远，所以每个县级医院都配有急救车，各乡级医院配有救护车，这对于急救工作得到了很大的提高。但这种高昂的救护车救护费用并不包括在新农合报销的范围中，使农牧民无法在急救服务体系中享受，存在高昂的经济负担。3.3“保大病重病”目标没实现。西藏农牧区的医疗制度主要是以“低水平，广覆盖”为原则进行起步的，为了鼓励农牧民充分使用基层医疗卫生设施服务，防止“小病大治”的现象，引导农牧民小病首先在基层进行治疗，避免资源的不均衡运用，新的医疗费用报销率设置，从低到高，报销比例逐渐下降。但是，对于重大病情必须在市级以上的医疗机构进行治疗，在此情况下层级之间的医疗报销比例不平衡现象特别突出，使得无法支付医疗费用，没有渠道进行支援，重病患者的康复无法得到保障，从而违背了西藏农牧区医疗制度中的“以保大病重病为主”原则，违背了对于发生率较低，但费用较高的疾病进行保险的基本原理。3.4偏远地区农村居民就医难。医疗机构的远近距离影响医疗卫生服务利用的使用情况。调查显示，在西藏有36.6%的村委会距最近医院（含乡卫生院）的距离在10km以上，其中居住地离最近的医疗服务点5km以上的有13.7%；开车需要1h以上到达医疗服务点的有27.1%，而30min以上的也要31.7%[6]。地理位置的影响使得西藏的医疗服务很难落实到个人，生活条件艰苦，医疗技术人员很难配备到未，使得至今仍有4.1%的村没有村卫生室医疗技术人员。偏远地区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服务难以实施，突显出偏远地区农牧民就医难问题。

4西藏农牧区医疗制度发展趋势

4.1医疗救助与农牧区医疗制度衔接。随着农牧民医疗制度的不断完善，目前定点医疗机构在患者住院期间就开始实施报销模式，从病人住院时，所产生的医疗费用即时进行报销，在最终结算时，只需交纳自付的部分，报销部分进行直接抵免，减去了中间的经办环节，节约人力成本。在同样的情况下，医疗救助服务也可以利用合作医疗的平台来实施直接救济。从制度上看，医疗救助与新农合制度管理体制的衔接，其前提条件是民政和卫生两部门的信息可以共享，首先对于管理的体系进行有效衔接，熟悉彼此的业务流程，从而简化医疗救助的审批程序，降低人力成本的浪费，同时及时地解决了患者的经济负担，有助于专心接受治疗。从供需角度上看，医疗救助与新农合医疗制度供需方都需要监管衔接，如何对提供新农合和医疗救助服务定点医疗机构的监管，严防医务工作人员利用其职务之便进行伪造病例、提供不必要的医疗服务项目套取资金；对于需求方来说，对救助对象、救助标准进行明确界定，争取做到积极就医，从根本上缓解农牧民就医难问题。4.2西藏农牧区医疗制度市场化。面对新农合报销水平低、保障性不足的问题，首先联想到应该增加投入，但增加的投入到底由谁来负担？西藏的农牧民医疗制度的筹资中其原则主要是以政府出资为主，个人出资为辅助。面对这种情况，西藏农牧区医疗制度应该实行市场化，引入商业医疗保险模式，主要针对大病统筹，增强医疗资金的运转能力，同时提高了医疗救治的效率，降低了管理成本，减少了财政负担的压力，同时缓解了农牧民看病贵的经济压力。同时进行协同管理。把医疗定点医院与私人医院进行对接，把私人医院的部分服务项目纳入报销范围，合理调配医疗资源，处理好协同工作，统一建立病人健康档案，详细记录病人病情和进行医疗检查，规范统一的医疗检查项目，避免重复检查，节约经济成本，做到医疗信息的资源共享。同时界定地方性疾病，建立地方病救助基金，费用由中央与省(市)两级财政共同负担。有条件的地区，建立弱势群体门诊费用补偿机制，实施门诊补偿，努力提高医疗救助力度。4.3加快信息化建设，提高西藏农牧区医疗管理水平。各级农牧区医疗经办机构和医疗定点机构应当做好医疗费用的结算工作，加强西藏农牧区医疗资源信息化建设。在一些县内，针对农牧民就医开展“一卡通”的办法，实现县辖区域内医疗费用即时结算。大力扶持西藏区内异地（县外）就医结算能力建设，逐步实现区内异地就医即时结算。加强医疗经办机构建设，提高经办机构服务能力。呼吁并与西藏自治区有关部门协调，力争落实实各级农牧区医疗管理及经办人员编制问题。明确设立各县（市、区）、乡（镇）农牧区医疗管理办公室，解决人员编制问题；明确自治区级和各地（市）级农牧区医疗管理办公室专职人员编制；明确将自治区地（市）、县三级管理和经办机构人员经费和工作经费纳入财政预算。4.4改善偏远地区居民就医难问题。由于地理因素的影响，西藏缺乏规模性的卫生医疗服务，同时市场力量不愿进入医疗卫生服务领域，使得政府在这方面的管理显的尤为重要。引入医疗技术人才，针对不发达、落后的地方，驻扎赤脚医生，保证每个村中都有多名医疗知识和技术达标的医疗人员，并主要针对儿童、老人，进行长期上门诊治，了解身体健康状况，进行疾病预防工作，加强在西藏当地的智力援藏，解决人员安置问题。定期对人员进行轮岗制培训，并针对近期工作中的问题进行探讨，解决问题。同时保证相连的几个村之间有一个基本的医疗服务站点，配备救护车，减免救护车的救护费用，加强农牧民就医的意识，努力创造就医条件，克服困难，共同努力做好农牧民医疗诊治的工作，解决看病难的问题。

作者:曹迪 王娟丽 单位:西藏民族大学

参考文献

［1］谢圣元.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历史回顾与发展反思［J］.中国卫生经济，2005（4）:44-46.

［2］西藏年鉴编辑委员会.西藏年鉴2015［M］.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2015：67-68.

［3］旦增顿珠.山南地区农牧区医疗制度建设与问题研究［J］.西藏大学学报.2012（2）：57-60.

［4］扎西达娃.西藏农牧区医疗制度发展与现状研究［J］.中国卫生经济.2016（6）：43-46.

农牧区范文篇9

在全年各项工作进入冲刺的关键阶段，县委、县政府决定今天召开这次会议，充分体现了县委、县政府对新型农牧区合作医疗工作的高度重视，也充分说明了这项工作在全局中的重要位置。今天会议的主要目的是，总结我县新型农牧区合作医疗试点工作，安排部署下一阶段工作。刚才，全副县长作了工作报告，对试点工作运行以来的情况进行了全面总结，对当前及下一阶段任务进行了全面部署和安排。下面，我再强调三点意见：

一、统一思想，提高认识，高度重视新型农牧区合作医疗试点工作

建立新型农牧区合作医疗制度是党中央、国务院继土地承包、农村税费改革之后又一惠及广大农牧民的“德政工程”，是解决农牧民因病致贫因病返贫问题，实现富裕安康的重要举措。我县新型农牧区合作医疗试点工作自去年9月实施以来，全县各级各有关部门、单位精心组织，扎实工作，新型农牧区合作医疗试点工作进展顺利，整体运行情况较好。截至目前，我县参加合作医疗的农牧民86650人，筹集合作医疗资金570.08万元，启动医疗补偿近10个月，共支出合作医疗补偿金280万元，直接收益农牧民27097人次。新型农牧区合作医疗工作的实施，有效缓解了农牧民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为减轻农牧民负担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医院床位入住率提高，促进了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在更大程度上来说，新型农牧区合作医疗制度在我县的全面实施，推进了农业农村经济的发展。但我们也要清醒的认识到，新型农牧区合作医疗制度是一项复杂而长期的系统工程，我县的合作医疗工作还处在起步阶段，在工作中还存在思想认识不到位、参合率不高、运行机制不健全、服务不规范等亟待解决的问题。各乡镇、各有关部门一定要从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高度充分认识合作医疗工作中存在的问题，认真研究，逐步解决。要认识到在新形势下，认真做好合作医疗试点工作，尽快建立新型农牧区合作医疗制度，完善农牧民医疗保障体系，是广大农牧民群众的利益所在，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基础性工作，是党委、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

今年，区、州要求试点县市农牧民参合率必须达到80%以上，达不到要求，明年不再申报部级示范点。而我县参合率只有59.6%（按农牧区总人口数计算）,差距很大。对于我县这样一个农业大县来说，靠我们自身的财力根本无法解决全县十几万农牧民群众看病难的问题。要抢抓国家项目的有利时机，积极做好工作，努力提高参合率，争取国家投资。各乡镇、各有关部门一定要认清形势，明确任务，提高对合作医疗试点工作艰巨性、复杂性和长期性的认识，把推进新型农牧区合作医疗工作作为一项重要工作，摆上重要议事日程，加强研究，总结经验，完善措施，依靠我们认真细致的工作态度，深入扎实的工作作风，真正把参合率提上去，把合作医疗工作进一步引向深入。切实减轻农牧民因病带来的负担，使广大农牧民群众把更多的精力、财力投入到新农村建设和推动xx县经济建设上来。

二、突出重点，强化措施，扎实推动新型农牧区合作医疗试点工作

新型农牧区合作医疗涉及千家万户，农牧民群众十分关注，期望很高。各乡镇和有关部门要在认真总结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突出重点，抓住关键，以此巩固我县新型农牧区合作医疗已经取得的成果，推动这项工作再上新台阶。在具体工作中，要重点抓好以下几个方面：

（一）广泛宣传发动，增强农牧民群众参合的自觉性和主动性。建立新型农牧区合作医疗制度，农民群众既是推动力量，也是最终的受益者。要把这件好事办好，关键在于群众的认识是否到位、政策宣传是否到位、发动工作是否到位。各乡镇、各相关部门要把宣传工作摆上更加突出的位置，针对部分农民对新型农牧区合作医疗制定了解不深、存在疑虑和担忧的问题，在认真分析和研究的基础上，制定切实可行的宣传方案和宣传计划，通过广播、电视、宣传栏、宣传手册等多种形式，广泛宣传，营造舆论氛围，使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政策家喻户晓、人人皆知。要结合受益群众的典型事例，有针对性地宣传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意义和好处，使农民群众充分了解参加合作医疗后自己的权益、义务，明白看病报销的办法、程序和比例，消除农民的疑虑和担心，促使他们进一步增强互助共济和共同抗御疾病风险的意识。

（二）强化资金筹措，确保按时完成筹资任务。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资金筹措既是基础又是难点。基础在于中央、区、州都明确规定，只有农民自筹资金筹集到位，并达到规定的覆盖面，才会拨付配套资金；难点在于参合资金每年都要征缴。我县第二轮合作医疗统筹资金收缴工作即将开始，资金筹集工作事关合作医疗的全局。对此，各乡镇必须要有充分的准备，切实把资金筹措作为当前工作的重点，迅速抽调一批素质好、能力强、热心为群众服务的干部，深入到村组农户家中，本着先易后难、先党员干部后一般群众、先富裕家庭后一般家庭的程序，认真细致地做好资金筹集工作。在筹资过程中，必须要坚持群众自觉自愿的原则，既不能强迫命令，也不能消极畏难，无所作为，要通过做大量、细致地说服和宣传动员工作，将行政推动与群众自觉自愿两者有机结合起来，以群众为主体推动农牧区合作医疗工作深入实施。要通过全县上下的共同努力，确保群众参合率达85%以上，这个任务必须完成。同时，要继续做好农村五保户、特困户、残疾人等农村弱势群体的参合工作。

（三）强化管理，确保资金效益发挥到位。管好、用好新型农牧区合作医疗资金，充分发挥资金效应，是新型农牧区合作医疗制度建立与发展的关键，必须进一步健立健全新型农牧区合作医疗资金管理的各项规章制度，保证有限的资金发挥最大的效应。县合管办要严格按照“公开、公正、公平”和“以收定支、量入为出、收支平衡”的原则，对资金做到专户储存、专帐管理、专款专用。要加强对资金使用情况的监督，严格按照管理、监督两条线原则，进一步建立健全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民主监督机制，对资金筹集、使用和管理等有关情况，要严格按照“事前公开、过程公开、结果公开”的三公开原则，保证参合农民的参与权、知情权和监督权，确保资金的正常运行和合理使用，真正做到取之于民、用之于民，让农民放心。要正确处理提高保障能力和扩大社会受益面的关系，县卫生部门要针对资金运行中暴露出的缺陷和不足，进一步修订完善实施方案，做到既要防止因放得太松发生透支现象，又要防止因报销标准收得过紧造成资金沉淀，影响效益发挥，妨碍农民受益。与此同时，县合管办要本着“严格审核、快速高效、简化手续、方便操作”的原则，进一步修订完善结报程序，逐步实行信息联网，提高工作效率。

农牧区范文篇10

（一）深入开展基线调查，确定科学合理的实施方案

2003年通过对乌鲁木齐县5个乡开展合作医疗基线调查，科学合理地确定了全县新型农牧区合作医疗的报销补偿方式、比例、管理模式及筹资标准。全县的筹资标准为每人每年75元，其中中央、自治区、市、县四级财政共计40元（即每级财政10元），农牧民个人缴纳35元。按照合作医疗基金“以收定支、量入为出、收支平衡、略有节余、保障适度”的原则，全县采取住院医疗费用补偿与门诊医疗费用补偿相结合的方法，住院费用占合作医疗基金的58％－62％，门诊费用占38％－42％。截至2006年底，参加合作医疗的农牧民达62436人，参合率为96．3％，参合率为全疆最高，并于2007年被国家卫生部等八部委表彰为全国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先进试点县［1］。

（二）统一思想认识，建立合作医疗基本框架

合作医疗试点以来，乌鲁木齐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多次召开专题会议进行深刻的分析、研究，把推行合作医疗纳入党委政府的中心工作，纳入为民办实事、办好事的长效机制，作为践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主要内容，纳入全县“十一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和新农村建设总体规划，认真组织实施，成立了乌鲁木齐县合作医疗监督委员会、乌鲁木齐县合作医疗协调领导小组、乌鲁木齐县合作医疗管理委员会，合管会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县卫生局，编制3名，并配备相关人员具体负责处理日常工作。各乡（镇）相应建立合管会，在认真开展基线调查的基础上，研究制定了《乌鲁木齐县新型农牧区合作医疗实施方案》，明确了实施新农合制度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目标要求、方法措施和工作重点；先后出台了关于《乌鲁木齐县新型农牧区合作医疗管理实施办法》、《乌鲁木齐县新型农牧区合作医疗医疗费用报销办法》、《乌鲁木齐县新型农牧区合作医疗财务基金管理办法》、《乌鲁木齐县乡村医疗机构药品集中采购及监督管理办法》、《乌鲁木齐县农牧区医疗救助实施办法（试行）》和《关于规范乡村合作医疗定点医疗机构门诊费用审核工作的通知》、《乌鲁木齐县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实施办法》等一系列配套文件和规章制度。并与各乡镇及有关部门（单位）签订了工作责任书，将推行新农合制度纳入了全面考评体系当中。县、乡镇及定点医疗机构层层都建立了与合作医疗相衔接的管理机构，配套了相对应的运行管理机制，促使了合作医疗体系框架在乌鲁木齐县的初步建立，更好地保证了合作医疗各项工作规范、有序地开展。

（三）加强基金监管，规范合作医疗基金管理

1．加强对合作医疗基金的监督检查。乌鲁木齐县新型农牧区医疗基金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县级统筹、专款专用、专户储存。在县财政设立新型农牧区合作医疗基金财政专户，县合管办设立合作医疗基金支出专户，在乡镇财政所设立收入过渡账户。市县财政解决了县合管办人员经费、办公费。县合作医疗监督管理委员会对乡村医疗卫生服务机构合作医疗制度、执行情况、基金使用情况实行定期监督审计。2．加强对定点医疗机构的督导检查。为确保合作医疗基金安全、平衡运行，乌鲁木齐县合管办组织乡合管办相关人员对全县乡村定点医疗机构门诊费用进行全面、详细的审核，对违反合作医疗规定的进行了严肃处理，防止了合作医疗基金流失，杜绝套取合作医疗基金现象的发生，确保了合作医疗的平稳。3．定期公布农牧民住院补偿情况。根据《乌鲁木齐县新型农牧区合作医疗基金财务管理办法》规定定期在各乡镇村公示公布农牧民补偿情况。

（四）以宣传为先导，提高农牧民参与积极性

农民群众的参与和支持，是新农合制度赖以推行的前提和基础。为此，县委、县政府始终把政策宣传和组织发动作为新农合工作的重中之重，把“巩固、完善合作医疗制度，解决农牧民看病贵问题，减轻农牧民医疗负担”，纳入县乡两级党委、政府重大目标考核当中，充分发挥政府组织、引导和支持的职能，牢牢把握宣传引导这个关键，坚持农牧民自愿参加的原则，综合运用各种有效措施，着力构建了卫生部门协调指导，乡镇组织实施，相关部门帮扶支持，各方面分工协作、密切配合、全力推进的宣传工作机制。把推行合作医疗工作作为全县的中心工作来抓，明确了合作医疗工作的目标、任务，并纳入综合目标考核（包括年终目标管理，签订目标责任状，与年终考核挂钩），将宣传工作纳入县、乡、村三级干部的日常工作之中，乡镇党委政府随即层层召开合作医疗动员大会。

（五）把握重点，加大农村卫生事业的投入

合作医疗实施以来，乌鲁木齐县以切实减轻农牧民群众医药负担为解决民生问题重点，高度重视，坚持主要领导亲自抓，全力改善农牧民就医条件。加大对乡镇卫生院、村卫生室基础设施的投入，截止2011年，乌鲁木齐县先后投入4900余万元完成8个卫生院、49个村卫生室的新（扩）建改造工程，投入660余万元配备较为完善基本医疗设备，建立健全电子农牧民健康档案库，完成信息化建设，全面加快基层医院调整和升级，同时，为加强基层医疗卫生队伍建设，乌鲁木齐县积极联系市卫生局，采取城市医院“对口支援”和“定期帮扶”政策，为农牧区卫生技术人员进修、培训开辟“绿色通道”，实行免费进修培训并将全县6个乡镇卫生院由差额拨款转为全额拨款，为进一步稳定乡村医生队伍，确保农村卫生服务体系网底不破，自2012年下半年起，将乡村医生的人均补助由原来的500元（持乡村医生执业证书）和800元（取得执业助理医师及以上资格证书）分别提高到800元和1200元，这在解决乡村医生身份及落实乡村医生待遇和养老等问题方面均有较大突破［2］。

二、乌鲁木齐县合作医疗存在的问题与不足

（一）长效稳定的筹资机制未形成

合作医疗资金来源于政府资助、参合农民交费、集体扶持和其他收入。具有公共产品特点的农村合作医疗，政府（中央及地方各级财政）应该担负起主要供给责任，但受政策因素影响较大，尚未形成稳定、健全和长效的筹资机制［3］。一方面，农村税费改革后减弱了基层财力，进而影响了基层政府对合作医疗的资金支持。另一方面，新获农牧民居住分散、组织管理成本高，无形中增加了医疗保障的运行成本，此外农村低收入家庭医疗消费的理念尚未建立；部分农牧民对政策不理解，仍处于等待观望阶段。另外，集体经济对合作医疗的资金扶持，往往是心有余而力不足［4］。所以，就目前情况看，在乌鲁木齐县来自这方面的资金是很有限的。

（二）定点医疗机构基础条件差，医疗服务水平有待提高

目前，乌鲁木齐县、乡业务网络建设滞后，无法实行动态化、日常化审计监督，实际运作中存在违规挪用资金、骗保等一些违法违纪问题；大部分卫生院专业技术人员缺乏，基层卫生技术人员的专业素质和学历水平较低，难以保证对病人及时做到正确的诊断和治疗；基本医疗设备陈旧短缺，办公住宿用房破旧，医疗服务水平和医疗技术条件远远不能满足参合农民的就医需要。这与“大病不出县，小病不出村”的目标相距甚远［5］。调查中发现，多数乡镇卫生院、村卫生室门诊病历书写不规范或不写病历；部分村卫生室处方书写不规范、药品未按通用名开具，个别医疗机构存在票据、处方、明细表、就诊证登记不相符、不使用财政部门制发的统一收据等问题。

（三）语言障碍影响着医患之间的顺利沟通

乌鲁木齐县居住着汉、回、维吾尔、哈萨克等26个民族，据2005年统计，全县汉族38867人，占总人口45．5％，少数民族人口46542人，占总人口54．5％，其中少数民族人口中哈萨克族21684人，占总人口25．4％，占少数民族人口46％；维吾尔族4036人，占总人口4．7％，占少数民族人口8．7％；回族20305人，占总人口23．8％，占少数民族人口43．6％；其他少数民族人口517人，占总人口0．6％，占少数民族人口1．1％。可以看出在少数民族中，回族人口和哈萨克族人口所占的比重比较大。在农村有部分少数民族不能很好地用汉语交流，尤其是他们当中的一些老人和妇女，他们到县级以上的医院就诊治疗存在很大的语言障碍，经常出现沟通不畅而引起误诊。大部分汉族医务人员不懂当地的民族语言，就难免造成治疗护理上的困难，甚至引发医疗纠纷，产生医患关系的不和谐。语言交流工具的障碍已经深深影响了乌鲁木齐县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建立和运行。

（四）合作医疗管理、经办机构能力不足

合作医疗管理、经办机构是推行合作医疗制度的中枢机构，工作量大、任务重、要求高。合作医疗实施以来，全县各乡镇虽然均成立了合作医疗管理委员会及乡合管办，但未完全落实编制人员，且无专职人员负责合作医疗工作，工作经费、办公场所还没有明确来源，目前全靠向主管部门拆借挪用，政策宣传、人员培训、业务运作等日常工作开展困难；乡镇管办机构编制、人员未完全落实，许多工作靠临时调配解决，造成部分合作医疗工作脱节，缺乏连贯性和稳定性［6］。

三、乌鲁木齐县合作医疗的完善建议

（一）坚持多元筹资，加快机制建设

要使农民在医疗上得到较好的保障，就必须保证筹资达到一定的水平。首先，需要进一步加大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对合作医疗的财政支持力度，稳定资金的供给。其次，要遵循筹资的多元化原则。除了依赖各级政府的扶持外，还要鼓励集体更多的参与到合作医疗中来，以捐助形式引进社会成员个人、外资机构及乡镇企业等出资主体，以实现分散风险，扩大合作医疗的资金来源渠道，保证合作医疗趋向理性发展。再次，采取多种渠道促进农民增收，从而从总体上巩固合作医疗的覆盖面、提高筹资水平。随着农民平均收入的增加，可适当提高农民的筹资额度，不能过快，要循序渐进。只有让农牧民真正感受到合作医疗的优越性后，才能增强他们对长期发展合作医疗的信心，但前提必须保证政府的配套资金按期稳定到位［4］。

（二）增加政府公共财政投入，加快提高乡镇医院自身造血能力

1．要增加农村卫生投入，特别是加大对贫困乡镇的卫生支农扶贫力度。加强对乡镇村定点医疗机构的管理和卫生投入，加快乡村医疗机构建设步伐，提高基金使用效益。充分提高和最大限度发挥农牧区医疗、预防保健三级网络核心作用［7］。2．要加快乡村卫生技术人员队伍建设。提高医疗水平，强化服务意识，积极开展手拉手卫生对口支援工作，通过卫生援助及加快自身造血能力建设，逐步提高乡镇卫生技术水平及管理能力。控制医疗费用过快增长，降低住院患者平均住院费用，减轻参合农牧民医疗负担，节约合作医疗基金支出。3．要加大对偏远乡卫生院的投入，送医务人员到所对口支援医院进修，培养土生土长“赤脚医生”的医务人员，不断提高医务人员的技术水平，加强对乡村医务人员职业道德教育，组织合作医疗工作管理人员和医务人员学习合作医疗政策及相关规章制度，规范办事程序，提高工作效率，为广大农牧民提供优质服务［8］。加强与上级医疗机构的联系，争取技术指导与仪器设备的支持，确保全县合作医疗的平稳运行。

（三）加强对双语医务人员的培养

中央和自治区、市、县级各级政府应该加大对卫生扶贫的专项投入，帮助贫困地区提高医务人员素质和服务质量；加强对后备护理员的培养；有计划有步骤的开展医务人员学习双语的活动，要建立长效机制，常抓不懈。在重视培养汉族和少数民族双语义务人员的同时，对掌握双语的义务人员在评职称、发福利、奖金方面给予倾斜，建立汉族义务人员学习少数民族语言的激励机制［9］。这样做主要是考虑到汉族医疗工作者只有掌握了少数民族语言、熟悉了当地的民族风俗习惯，才能为当地农牧民提供方便、优质的基本医疗卫生服务，进而为少数民族地区医疗事业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

（四）加强对经办机构的能力建设，提高服务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