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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政治范文10篇

时间：2023-03-15 10:16:30

农村政治

农村政治范文篇1

中国的改革模式一直被外界概括成为“经济改革而无政治改革”。但在农村则不然，经济和政治体制的改革可以说是同步进行的。经济改革最初在农村开始，很快就导致了时代建立起来的制度的解体。当时的领导人决定了中共历史上关键的一步，即在村级建立村民自治制度来填补制度解体以后的农村权力真空。这就是农村政治体制变革的第一步。如何进行农村进一步的政治变革？很多人自然把眼光落到了扩大农村已经存在的民主制度，即村民自治。

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和整个国家政治的发展方向一样，农村变革的长期目标也是民主。现在农村存在着的很多问题与农民的无权状态有关。如干部的腐败和毫无节制的乱收费等。农民用集体抗议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不满是因为不存在任何让农民表达利益的机制。如果能够在农村扩大民主，这些现象可望得到遏制。

但问题是，是否可以以村民自治为起点来真正有效解决农村问题呢？从很多方面来说，弱小的村民民主是无法承担解决农村问题之重担。尽管村民民主制度到现在已经实行十多年了，但它仍然只占农村政治空间的很小一部分。除了村民自治制度外，农村还有其它很多的组织与村民自治制度分享权力。其中最重要的当然是农村党支部。此外还有如经济组织、妇女、共青团等等。从实际层面上说，党支部还是农村实权的掌握者和使用者。

其次，现在农村干部的腐败不是村民自治制度所能对付得了的。这不仅是因为上面所说的党的干部的权力还是高于村民选举出来的村民委员会，也是因为农村干部人数的庞大。执政党在农村维持庞大的干部队伍还是为了加强在农村的控制，而上级政府又不能提供足够的财力来支付同样庞大的费用，这迫使农村干部从“非法”的途径来掠取财力。这就导致腐败。很难想象地方民主能够遏制得了这么庞大的农村干部的腐败行为。实际上，即使实行了民主，如果农村干部队伍不能缩减，要生存，这些干部也同样会腐败。

再次，由于国家税收制度变革所引发的一系列农村问题更不是村民自治制度所能应付的。现在农民的经济负担在很大程度上和九十年代以来在中央地方之间实行的分税制有关联。分税制的主要特点就是国家财力向中央倾斜，中央政府分享到了地方经济发展的大部分。尽管分税制有效遏制了人们所担心的经济地方主义，但同时也损害了地方发展经济的积极性。这使得农村的财力大不够用。毋庸置疑，这也是乱收费的一个制度根源。可以说，这个问题的解决和村民自治没有什么关系。

很清楚，农村的问题是结构性和制度性的。从农村干部的个体行为来理解不能把握农村问题的实质。结构性的问题要由结构性的变革来解决。当然，无论怎样的结构型变革必须和目前的村民自治制度相协调和配套，否则就会是政治倒退。那么，什么样的结构型变革既推进目前的村民自治制度，又能解决目前存在的问题呢？

一些学者和官员已经注意到：共产党要解决农村政治问题，就必须继续扩大农村的自治，取消乡镇一级政府，把统治的层级收回到县一级。认为这个设想非常好。它可以既扩大民主的范围，又能大大减少农村官员的人数，有效遏制腐败。

实际上，这并不是什么新鲜的思想。中国从秦始皇帝到国民党，中央政府的政权一直只到达县一级，县级以下实行的是自治，最多存在一些上级派出机构。这个政治机构实行了数千年，非常有效。只是到了共产党时代，先是为了动员人民参加革命，后是为了控制人民，才把政权深入到县级以下。

农村政治范文篇2

与社会学、人类学乃至于历史学等学科积淀深厚，与农村社会和田野研究方法具有亲缘关系的学科相比较，作为一种自觉的学科努力，新生的当代中国政治学与农村和田野的结合是十分晚近的事情，大胆地估计，也就是最近十五年的事，并且，作为一种着意开拓的研究方向，政治学与农村的结缘从开始来看，也并非始于一种学科主流的有意而为，很大程度上，甚至可以说是由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历史机缘所促成的一个“意外”的结果，这种“意外”反映了一种学科的集体被动与困境。

回首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中国政治学刚刚恢复，就高扬民主和理性主义大旗，一路高歌猛进，以推进中国政治发展和政治体制改革为己任，一时间，其学科和社会影响力在新恢复的法学、社会学诸学科中处于领先位置，几乎可与经济学相比肩。这种显要是历史所赋予，并在八十年代中期达到顶点，以至后来者迄今也难以望其项背。可以说，那是一个政治学初生却激情澎湃的年代，也是政、学两界的一个蜜月时期，在那样一种百废待新，一切仿佛都需要重新认识和选择的时代背景下，政治学的基本取向直指中国政治社会结构的上层，而根本无暇将处与这一结构底层和边缘地带的农村纳入自己的学科视野。

然而，历史的发展充满变数，中国政治学在九十年代便从充满启蒙理想的半空中回落到现实的地面，从那以后，历史再没有给初生的政治学提供如经济学和法学那样大展宏图的机会，甚至连它自身都在经历一个学科的重新定位，以在新的社会生态中寻找安生立命的位置。正是在这样一种急速转变之中，一些学者开始了并非起于自觉但最终却又高度自觉的学术重心下沉，暂时放弃对宏大问题的关怀，而致力于去追问促成无常历史变化背后的社会文化基础，于是，农村成为他们进行这种试探性耕耘的一块处女地。

如果我们在这个时候再回过头来对回复到相对冷寂地带的90年代以后的中国政治学做一个整体上的评估，可以大体上归纳出两个新时代特征：一个是与国际学术相接轨的尝试。以这种取向为研究指归的学者在此一时期致力于学科乃至学术的重建，一些西方的重要学术思潮、学术范式、研究方法和学术概念，因其与转型期中国政治的种种直接和间接的关系而被引入，从而在外形和内核两个方面影响和再造冷寂之中的中国政治学术。另一个重要特征，就是自觉扬弃一贯以来居于统治地位的布道和注经式研究，从唯书为上转向实证和经验。正是在后一种取向中，对于中国农村的政治学研究，开始很快地取得引人注目的独特地位，并且因为种种国际和国内的原因而成为新时期政治学发展的一个成功的特例，获得了体制内的认可。结果，到了上个世纪最后几年，如果说在当代中国现实政治的研究中还能有所寄望，并受到海内外和体制内外所普遍关注的，就是这农村政治了。这一时期，作为政治学领域的跨问题公共领域，你不能不谈农村，不能不谈农村政治研究，不能不谈村民自治研究。中国政治学也因为有了村民自治研究这颗明珠，不仅重新获得体制性资源，不仅获得国际学术界的关注和各种资助，而且还几乎重新带动整个政治学科的重新崛起，乃至于有学者称中国政治研究在这个时候几近进入一个言必称乡村民主的“草根时代”。

上述状况无疑首先是由时代造就的，其次也是学者的努力和历史机缘相碰触的产物。明白了这两点，我们也就得以明白此一时期新生的农村政治从研究内容到研究方法上的特点。首先，从研究内容上看，中国政治学的主要研究对象由宏观、高层向底层和中、微观的转向，由历史条件本身所促成，但研究对象的转变却并不必然意味着研究者素有的研究情怀的转变，毋宁说，此一时期的农村政治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对无能为力的宏大关怀的一种替代和移情。正是这种自觉不自觉的替代与移情决定了其研究价值的定位，因此，此一时期的村民自治研究在实质上被看作是对更为宽广和复杂的未来中国政治发展研究的试验和起点，因此，这种研究是村庄的，却又不是局限于村庄的，是关于中国农村的，但却更是关于中国政治的。这一特征对于政治学学科的影响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地方。从正面影响看，具有宏大关怀的村民自治研究的影响很快就溢出村庄的范围，而成为一个社会科学领域，乃至知识精英领域的热点问题和公共性话语，从而带动了公共政策的变化，吸引了更多的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投身于研究。而从其不足的方面看，由于其研究的价值关怀实质上在村庄之外，因此，过于强烈的宏大关怀实质上十分容易遮蔽研究者对研究对象——农村社会自身的认识，或者说使这种认识缺乏农村主位。其次，过于宏大的价值关怀与研究方法上的微观个案的联姻，在加速经验研究与学理研究结合的时候，也容易使来自于农村社会的“经验”成为论证某种先在理论政治正确性的材料，从而造成对“经验”本身的切割与拼装，违背田野研究的内在要求，使这一时期的研究在显现出个案与田野外貌的同时又呈现出某种非个案和非田野的特质。所以，现在看起来，这一时期的一些农村政治研究和村庄调查看似农村和村庄的，但在实际上却既是非农村也是非村庄的，看似田野的和个案的，但它在本质上却可能恰恰是非田野和非个案的，因为它的全部研究目的都在于自觉不自觉地去论证一种先在新政治理念的正确性，从而使其自身被打上了某种新的泛意识形态研究的色彩（不带贬义意义的）。

这种意在论证政治发展目的性的农村政治研究对于中国现实经验研究的最为直接的影响从两个方面表现出来：一是其村庄研究的自然向上抬升性，二是其研究方向的水平横移性。我们注意到，这种农村政治研究在一头扎入村庄之后，尚未来得及深入，又很快地漂浮上来，当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从试行转为正式，村民自治正式成为我国农村的一项重要的制度构成之后，这种身在村庄，心怀中国的农村政治研究在村庄之内的使命实际上就宣告结束，继之而来的是高一个层级的乡镇政治研究。此时，各种各样关于乡镇体制改革的讨论继村民自治之后成为政治研究的新主流话语。但是，这一话语的出现，与其说是现实中的乡（镇）–村关系遭遇到了远比其他诸如县–乡关系、县–市关系、省–市关系和中央–地方关系更大的问题，不如说是怀抱宏大理想的农村政治研究本身具有向上提升和重新寻找研究对象的需要，是其价值情怀和政治发展路径设计的必然延续。与这种乡镇话语逐步取代村庄话语相关联的，是将村民自治研究横移向城市社区，力图在城市再造一个政治学研究的新的公共话语平台。然而，中国城市社会结构与村庄社会毕竟相差太大，如果说“乡政村治”的确在某种程度上再造了乡村社会的基层组织框架，那么，当下中国城市社会结构尚不充分的社区特征，则使这一努力很难成功。最终，受村民自治影响和启发而开始的城市社区研究归位于一种专业性的政治学术研究，并因此获得自己的存在空间。

然而，人们总是说，理论是灰色的，实践之树常青。无论实践者怀抱多么强烈的价值关怀，但只要面向实际，深入村庄，以某种先验理论预设为前提的农村政治研究就必然要发生变化和转向。正是因为如此，农村政治研究也就相应出现了第三个特征：即面向农村，深入村庄，以研究和解决农村和农民自身的实际需要为指归，以理解和阅读转型期中国农村政治特征本身为目的，力争发展出相对更“农村主位”而非绝对“国家主位”意义上的农村政治研究。这种学术取向的形成首先得益于扎实的乡村调查的启发。例如，正是长期和深入的田野调查和驻村研究，使研究者体会到作为知识分子之公共话题的农村政治研究与实际改良农村政治社会状况的农村政治研究之间的区隔，体会到意识形态意义上的乡村关系改革研究与实际改良乡村治理意义上的乡村关系改革研究之间的区隔，从而开始自觉地告别大话语下的乡村政治学，而开始致力于追求从乡村理解乡村，让农民自己说话，从对乡村的阅读和理解中提炼学理性知识，从乡村的政治运作实态与生态出发去思考改良农村治理体制的公共政策。同时，这一转型的出现也与此一时期农村政治研究对其他学科和研究方法及视角的吸纳有关，正是在这样一种从研究立场到研究方法的转变中，农村政治研究开始出现了一些引人注目、各有侧重而又相互联系的新趋势：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1）以描述和解释农村基层政治实态及其支配机制为研究旨趣的新取向。这种研究取向的目的在于通过深入发掘、理解影响与支配中国乡村政治运行及其深层机制的“地方性知识”，重新发现和认识中国乡土的经验。并力图以这种经验来丰富和重构中国基层政治的图像，最终为学理的操作提供一个真实的经验平台。这种研究看似立意不高，其实志向高远。因为研究者们已经意识到，自十九世纪下半叶以来的各种各样的西学东渐过程，在促成中国传统学术走向科学化和现代化的同时，也在有意无意地以自身所特有的视角再造和重组本土的经验，以至于我们理所当然地认为是创造新理论来源的本土经验，实际上已经在潜移默化之中被改造成为论证各种西学当然地具有先在政治正确性的“本土经验”，从而使我们脚下的这块土地事实上也成为一个我们自以为熟悉，但在实际上却是需要花大力气去重新认识的“远去的他乡”，因此，只有重新地化“生”为“熟”，才谈得上重构理论。因此，这一尝试表现出强烈的人类学倾向，并在事实上是由政治学者自己，而不是经由人类学者的越俎代疱，开拓出中国政治研究中的政治人类学路径。（2）以研究乡村政治及行政体制和结构为取向的研究，这种研究尽管尚未完全摆脱宏大意识形态话语的影响，但它此时更为关注实际解决阻碍中国农村政治与社会发展一系列问题的努力却十分明显，它力图更加专业和技术化地去思考和解决乡村的结构问题，而不再满足于仅仅为了去证明某种发展逻辑，近年来重新出现的乡村建设运动的种种尝试，虽不成熟，但却实际上是这种政策性研究的努力在社会运动层面的体现。（3）农村政策的社会基础研究。这种研究以探讨政策绩效差异与地域和社区的关系为起点，最终落脚到着力理解转型期乡土社会的特性、原因及其走向，力图在连接学理研究和政策研究上做出尝试。这种研究其实与第一类研究有接近之处，但他们之间却始终又存在明显的张力，这表现在这种研究的拟社会学特征和它始终执着地要在学理研究与政策研究的中间地带建立明确而结构化的联接，并力图据此开拓出一个以问题带动学科的研究领域。（4）主要将乡村社会作为丰富和发展中国政治学及整个社会科学理论灵感来源的研究。这种研究是以学科为导向的，它更具有世界性的学术关怀，学者们相信，作为超大发展中国家的转型期中国农村不仅是中国学术发展最为重要的一个灵感来源地，而且也必将为确立中国社会科学的国际地位做出贡献。由于其宽广的学术积累，这种研究已经越来越具有国际的视野和学术水准，而本土化的追求也成为其中一个十分重要的路向选择。

农村政治范文篇3

关键词：农村政治乡镇体制村治结构公共参与

长期以来，人们对中国农村、农业和农民问题的关注，多侧重于经济和文化方面的探讨，“很少有人关注和深入研究乡村政治问题，尤其是广大农民的政治参与问题”[1]。事实上，农村政治状况不仅决定着国家的政治稳定和现代化的历史进程，而且制约着“三农问题”的最终解决。因为，“如果我们不从政治的高度加以认识和重视农村问题的政治方向，不能根据社会发展的需要理顺农村各种政治关系，那么最终会影响到农村经济体制的深化改革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2]。甚至可以说，如果离开农村政治视野，任何有关农村经济改革和文化发展的方案都无法真正有效地实施而导致失败。

本文将对现阶段中国农村政治状况和发展趋势进行研究。这项研究旨在通过对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中国农村公共权力组织的构成和运作及与农民公共参与之间相互关系进行考察，试图从社会转型的视角来认识市场化进程中农村政治的发展规律。

一

国家主导农村社会的格局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以代表国家权力为基本特征的乡镇政权掌握着农村社会最主要权力资源，对农村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农村社会秩序处于相对稳态。但存在乡镇干部行为失范、乡镇政权管理效率低下和社会动员能力减弱等问题。

从20世纪初开始，中国社会总的发展趋势是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世界各国现代化的历史逻辑表明，对于象中国这样一个后发展的民族国家，现代化是与农村动员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只有将农村社会纳入到国家的体制之中实现全社会的有机整合，才能获得国家现代化的经济和政治资源。事实上，这个历史的逻辑也指导了中国人对现代化的设计。无论是晚清的农村改革，还是国民党时期的农村建设；无论是新中国的集体化运动，还是新时期的村民自治，就其总的历史状况和目标而言，都是民族国家力图将农村社会纳入到国家现代化统一进程之中的努力。也就是说，中国社会没有进行也不可能完成西方社会那样一个由农村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自然转型，而是在走一条“规划的社会变迁”之路。这就要求以政治发展来推动社会发展，“政府要在农村发展中扮演主导角色，而组织是政府推动农村发展的体制性的力量”[3]。其表现形式就是国家权力体制在农村社会得以建立。自民国期间国家行政体制下沉到乡镇一级之后，在农村社会直接代表国家的就是乡镇政府。时期，实行了高度集权的政社合一体制，国家行政权力冲击甚至取代了传统的社会控制手段，国家及农村干部通过对社会经济生活的统辖而实现了对农村社会政治及其它领域的控制，极大地强化了国家的社会动员能力，也从根本上破坏了传统农村社会秩序的基础。新时期中国农村改革，最直接的目标和最重要的成果是对体制的否定，“这就是实行生产责任制，特别是联产承包制，实行政社分设”[4]。而政社分设后产生的“乡政村治”体制，成为了当代中国农村社会最基本的社会组织方式。

“乡政村治”体制的“乡政”，是指乡级机构的功能运转主要体现在乡政权上，特别是体现在乡政府的职能上，从乡级政治事务、行政事务和经济事务的管理方面，都突出一个“政”字。而“村治”则是指村级组织对村域事务在自治基础上的具体管理。在这一体制中，“乡政”代表着国家权力，具有系统而完整的组织机构，而且掌握了农村社会最主要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资源，控制着和主导着农村的发展。这主要表现在：（1）体制废除时，国家政权的基本属性通过新的“乡政”体制顺延了下来，特别是经过近二十年的农村基层政权建设，全国各地的乡镇普遍建立了完备的党委、人大、政府及政协等政权组织。这些组织机构分别从党务、立法、行政和统战等系统强化着国家政权，以保证国家权力自中央到地方的统一性。（2）各乡镇政权配备了大量的国家工作人员，特别是随着公务员制度在乡镇的推行，大批有文化、懂法律的优秀知识分子充实到了乡镇干部队伍，乡镇干部的整体素质有了较大的提高，他们在乡镇政权的各个岗位上，确保了国家法律和政策的实施。（3）普遍建立了乡镇财政制度，乡镇政府具有了一定的财政自主权，提升了乡镇政权在经济、文化事业和社区发展等领域上的政治能力。（4）乡镇企业有所发展，增加了乡镇政权对经济的影响力。特别是那些由乡镇政府直接管理的具有资源性质的乡镇企业，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了乡镇政权整合各种社会资源的工具。

但是，目前的“乡政”也存在诸多问题，极大地影响了乡镇政权的施政能力，乡镇政权的社会动员能力呈下降趋势。（1）体制上冲突。乡镇政权体制存在诸如党委一元化领导和一体化运作的现状与党政分开的改革目标及乡镇长负责制之间的冲突；乡镇人民代表大会的法定权力受到一定程度虚置；政府职能部门条块分割，乡镇政府的管理职能受到肢解，政府功能和权力残缺不全等问题。（2）人员臃塞，乡镇财政负债严重。目前我国乡镇政权吃“财政饭”和“事业饭”的人数普遍在100—200人之间，有的甚至超过500人。乡镇政权人员的臃塞，势必增加乡镇财政的负担。据对全国81个农民负担监测县调查，平均债务额1098.6万元，平均净负债708.2万元。乡镇财政濒临破产。[5]（3）乡镇干部整体综合素质较低及激励机制欠缺，工作效能差和制度化程度低，其行为具有明显的短期性和寻租性，贪污腐败现象较为严重。特别是有些地方为了缓解乡财政的负担或乡镇干部自己获利，采取各种名目增加农民负担，并在与民争利时采取许多非法的失范行为，造成干群关系紧张，乡镇政权处于从农村获利和维护农村安定的两难之中。

为了解决乡镇体制存在的问题，各级政府一直在进行积极的探索。目前有两种不同的改革方案：（1）强化乡镇体制。主张者认为，应该继续强化国家对农村社会的主导作用，大力加强乡镇体制建设，其中在规范乡镇各政权机构相互之间的关系同时，采取各种办法提高乡镇干部的素质并努力使其行为制度化，特别是要县级政权要简政放权，下放各部门在乡镇的下设机构，以改变目前乡镇体制上条块分割的状况而提高乡镇政府的工作效率[6]。有研究者认为，要强化乡镇体制，还必须将社会体制的下线伸入到村[7]，即将政府组织延伸至行政村，实行“乡治、村政、社有”[8]，也就是将村级组织的行政功能扩大或制度化，在村一级实行行政化体制，在村民小组一级实行村民自治体制。（2）弱化乡镇体制。持这种观点者认为，乡镇政权建设应该遵循转型期以来中国农村政治发展的历史逻辑，即“随着国家对农村经济依赖性的减弱和农村市场经济的发展，以及传统的权力文化向现代权利文化的转变，国家的行政权力将逐渐退出农村的政治领域，农村社会将最终完成从身份到契约的过渡，实现从传统的专制家族社会向现代民主的个体社会的转型”[9]。其政策性主张是撤乡并镇，在确保国家基本行政职能下沉的同时，逐渐实现国家行政权力体制上移，达到乡镇社区自治。事实上，近几年来，在一些市场经济较发达的地区，开始实行乡镇规模调整，有的地方有1/3的乡镇被撤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10]。

毫无疑问，现代国家是不可能放弃也不应该放弃对农村社会的管制。因为，如果没有国家强制性的影响，传统农业是不可能走向现代农业的。而且更为重要的是，没有农村的发展，国家的稳定和发展都缺乏基础。问题只是，在市场化进程中，应该建立什么样的管理模式，才能实现农村社会现代化这一目标。在现实的农村政治中，乡镇权力体系往往表现出很强的自我扩张惯性。这是由行政支配主导型和缺少约束制衡的体制特点所决定，其最为根本的原因是利益的驱动。从目前农村社会的基本情况来看，国家对农村社会的管制能力并不完全取决于行政性的“命令—服从”模式如何有效，而应该主要建立一种“法制—遵守”模式。也就是说，国家应该通过一种法制方式，将国家在农村社会的利益和国家对农村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通过强制性的法律预期确定下来。在这种“法制—遵守”模式中，应该将农村社区事务、国家目标进行适当的区分。对于诸如各种税收、计划生育和国土管理等国家目标，则依靠法律手段，进行职能部门的法制管制；对于农村经济的管理，根据市场化的进程，应该从直接管理过渡到利用非行政手段的宏观调节。而对于农村社区性事务，应在国家授权性的法律权威下，实现广泛的自治，在村一级实行村民自治，在乡镇一级实行社区自治。

二

村级治理体制处于结构性转型之中，村民自治正在改变农村政治的性质和运作路径，农村民主建设有了一定的发展。但由于存在各种权力边界不清等深层次的冲突，农村政治制度化建设落后于现实需求，极大地影响了村民自治体制的绩效和发展空间。

目前，中国村级治理体制正在实现以村民自治为核心内容的结构性转型。这种转变是与农村经济改革的历史进程相联系的。如果说，1980年开始实行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际上是在坚持土地的集体所有制基础上通过对土地经营制度的改革，改变了农民与集体经济组织之间的关系；那么，从1984年开始进行的农村第二步改革，通过改农产品统购统销制度为合同制，取消生猪、蛋品派购，实行市场价格，则在改变国家与农民之间的关系。自此之后，市场成为了配置农村社会资源的主要形式之一。农村社会一定程度的市场化最直接和最重要的社会后果，就是促使社会流动增加，并使中国农村社会的分层结构发生变化，即农民职业分化和经济差距的扩大，从而改变了原来的刚性的城乡二元结构，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新的利益关系。但是，这种因市场化取向而产生的社会分化，又受到了土地集体所有制的制约和影响。正是在这种多样化的制度性冲击和约束下，决定和形成了目前农村社会利益主体的分化及主体之间的复杂关系，特别是各主体获取利益的手段和方式。具体来说，一方面，由于市场化取向的冲击和土地集体所有制的制约，形成了农村社会不同的利益主体和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另一方面，由于社会利益主体的分化，特别是“农民阶级的大分化，瓦解了中国社会非民主、非法制的社会根基”[11]，中国农村社会正在进行以经济上的不平等取代政治上的不平等的过程。然而，“分化本身并不足以导致现代化。发展是分化（既有社会的分工）和整合（在一个新的基础上将分化的结构联系起来）互相作用的过程”[12]，为了达到这一整合，国家需要向农村社会输入新的政治制度规则，这就是村民自治体制的逐渐建立。村民自治是农村基础人民群众自治，即村民通过村民自治组织依法办理与村民利益相关的村内事务。其目的是使广大农村居民在本村范围内实现自我管理、自我教育和自我服务，有效地处理与村民利益密切相关的本村公共事务，将社会主义民主落实到最基层，保证国家对农村基层社会的有效治理[13]。这一体制形成和发展的过程，大体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82年至1988年，全国各地普遍废除了政社合一的体制，在乡镇以下建立了村委会。尽管还没有实行村干部的民主选举，但村级组织建设开始规范，村级干部也在精简。第二阶段是1988年以后，随着《村组法》的实施，从建立乡政府和村委员进入到了村民自治阶段。在这个阶段，主要开展了民主选举、村务公开、建章立制等自治活动，并在全国建立了一批示范县。到目前为此，全国（除台湾和港奥外）基本上都实行了村民自治体制，并普遍进行四至五届村委会选举，共有9万多个村民委员、38万名村委会干部由村民直接选举产生。各地还在不同程度开展了“村务公开”和“建章立制”等活动。农村民主建设有了一定的发展。

但是，村民自治在实践中普遍存在深层次的体制性冲突：（1）农村基层党组织与村委会在权力关系上的冲突。农村基层党组织作为国家实现对农村社会一体化整合的工具，在村级正式组织中处于领导核心位置。可村委会作为村民自治组织，是以国家法律的授权为依据、以全体村民的民主选举为基础的，在法律上并不具有服从村党组织的义务。两者权力来源和职权不同的客观存在，必然影响到农村政治的统一性。而为了解决这些冲突，有些地方在乡镇党政的支持下，采用控制选举、用党支部会议代替村民会议、以党组织替代村委会行使职权等所谓一元化领导和一体化运作的方式来控制农民自治组织。其结果是改变了村民自治的民主性。（2）国家行政权力与村民的自治权力之间的冲突。从国家立法上来看，村民自治否定了公社体制时国家政权与农村组织特别是乡政府与村委会之间的行政隶属关系，将过去那种领导与被领导关系转变成为国家政权对基层自治组织的指导关系。这种相互关系的变化，最主要表现在，村委会主任、副主任和委员均由村民直接选举产生；农村权力的基础已由上级授权而改变成了村民授权。这种改变必然影响到国家行政权力对村委会的管辖权限及行为习惯等问题，也必然影响到乡镇政权的权威。乡镇政权为了维护自己的施政能力，一方面通过强化对村级党组织的领导，并通过建立村级党组织来控制村民自治组织；另一方面则是实行“村财乡管”等措施来肢解村民自治组织的职权。（3）村委会的自治权与农民的经营自主权之间的冲突。根据《村组法》的规定，村委会不仅管理着村集体的土地和财产，还具有支持和组织全村发展经济的责任和义务，并需承担本村生产的服务和协调工作。因此，人们按照时期的习惯思维，将村委会视为集体经济组织。有些地方就借发展集体经济为名，将村委会职能扩大，不断强化村委会的经济功能，使之向经济组织方向发展，并以此来剥夺农民的经营自主权。

这些问题，实际上是有关国家权力与村庄自治权、社区组织与村民个人权利的边界问题。政治组织理论认为，任何权力边界模糊，也就意味着权利和义务关系的不确定性。这样，就会产生组织的不经济性和个人权利的不可预期性。组织的不经济性，不仅包括其运转成本，而且还包括其机会成本的增加，特别是因不必要的职能产生的代价。在一定意义上来说，这种代价就是由于其职能的无限度扩大而自身成本投入又明显不足或过剩所导致的与目标的实现没有内在必要联系的某种损失。为了克服这种不经济性，就必须有效而合理地确定村级组织的权力边界，明确其职能范围。目前最为现实的选择应该是：（1）真正落实村民自治组织的自治性，建立真正意义上的权力契约关系。村民自治作为国家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实行的一种农村政治安排，是在中国自上而下的权威体制内生成的这种“自治制度”，对广大村民来说，其选择空间是十分有限的。特别是有关村级织织的性质、结构和职权这些方面都不是村民自主选择的结果，而只能是在国家法律权威下形成的制度性安排。也就是说，在国家主义的权威导向下，要求广大村民这些“自治主体”完全按照国家的法律规定，建立符合基层政府意志的“自治组织”，因此，在村委会的设置和权力及村党支部的领导地位等方面，并不存在实际意义的约定和更改。要克服这些问题，就必须大力提倡法制权威下的契约精神，将乡镇党政、村基层党组织和村民自治组织真正作为法律上平等的政治主体，并促使其相关规则的制度化，以此来强化村民自治组织职权的刚性。（2）限制村民自治组织的经济功能，通过建立独立的经济合作组织，为农民走向市场提供组织性服务[14]。村民自治解决的是村庄内部的秩序及村庄与国家体制之间的秩序，并没有解决也不可能解决村民与社会，特别是村民与市场的关系。村庄内部的秩序，表明的是社区组织所必需的结构环境，是社区存在的根据和发展的基础，是政治学意义上的秩序，是有关与控制与正义相关的问题；市场秩序是经济学意义上的秩序，是有关交易赖以实现的市场伦理与信用关系问题。市场经济的发展，在一定意义上肯定了国家之外社会的存在。但是，处于市场经济背景下的农村社区并是一个完整意义上的社会，村民进入社会需要许多中间的渠道。村治体制不能够也不必要为村民提供市场化的组织，根本性出路是通过制度创新来满足农业市场化的组织性需要。从目前中国农村社会政治状况和各种组织资源来看，最为现实和有效的市场化组织，就是以平等主体为基础的、通过契约的方式建立的具有明确的权利和义务关系及合理退出机制的会员合作制组织[15]。

三

农民的公共参与意识正在加强，公共参与的主体和形式呈现多样化，农村新的公共领域和公共权力组织正在形成。但是，农民非制度性参与、非法参与和宗族性参与的增加，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农村政治权力运作过程和社会秩序的稳定。

公共参与是公众通过自己的政治行为影响和改变政治过程的活动[16]。在传统农村社会，家庭才是法定的基本政治单元，广大农民作为皇权下的“子民”，在村庄事务中，只有通过他们家族或宗族组织进入公共领域，其活动只不过是家庭或宗族组织行为的外化或代表，个人在社区事务中不具有独立的政治身份。民国时期，虽然农民的“国民”身份得到了确认，但在严格的保甲体制中，农民作为“保丁”承担更多的是对国家和社区的义务，而且是一种与社区“连坐”的强制性义务。新中国建立之后，在集体化时代的“集权式农村动员体制”下，农民成为了“社员”，社员对集体经济组织在经济和人身上的依附也就决定了其公共参与权利的有限性，法律规定的“社员”参与集体经济组织决策和管理的一切“权利”是一种虚置的权利。只有在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乡政村治”体制之后，农民成为了“村民”，获得了经济上的自由，并拥有了参与社区管理的民主权利。事实上，在国家大力推行村民自治过程中，特别是在近几年进行的第四届和第五届村民选举时，每届选举全国有六亿、占总数90%的农民参加了村委会的民主选举，表现出空前的政治参与热情。在一些村民自治搞得好的地方，村民已在事实上享有了村务的管理权。而当这些选举权和管理权及其它合法权益受到侵犯时，有部分农民已能够拿起法律武器，与各级党政组织或干部对簿公堂。特别是部分农民通过组织或参加新型的经济合作组织，在农村形成了新的公共领域和公共权力。这些都表明，我国农民的民主观念和权利保护意识不断加强，农民的公共参与已经到了新的发展阶段。

但是，我国农民的公共参与还存在许多急需解决的问题：（1）公共参与主体的分化，形成了新的政治上“有权群体”。据调查，目前许多地方虽然进行了形式上的民主选举，并没有建立相应的民主管理体制，村务的管理权在事实上被大约11%的管理者和特权者掌握，大多数村民处于农村政治权力的边缘。（2）农民非制度性参与大量存在，采取集体行动对抗基层党政的事件增多。这其中的主要原因是农村社会的各种利益冲突和农村干部的行为失范。特别是近几年来，农民的增收较为缓慢，而有关农民负担却日益增加，乡镇政权的财政收入以及乡镇干部的工资及福利补贴都直接依赖于农民的税费，而村级组织在国家和乡镇收取上交提留任务时常“搭便车”的行为并有些过激手段和方式，这样在不断积累村民的不满对抗情绪，一旦有动员性力量加入，就可能以非理性的、难以控制的方式发泄出来，农村社会就会处于动乱之中[17]。（3）农民非法参与有扩大的危险。近几年来，农民通过贿赂、暴力威胁和恫吓等手段影响乡村干部决策或村委会选举的事件时有发生。特别是有些地方，黑恶势力侵入到村级政权，出现了恶人治村，地痞村霸气焰嚣张，扰乱了正常的生产和生活秩序，农民的财产和生命权益受到极大的侵害和威胁，民主和法制遭到了无情的践踏。（4）村民通过家族组织参与农村公共事务的现象有所增加。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家族势力作为农村社会的一种自在秩序，得到了国家政权的扶持，家族现象构成了中国社会的外观形态。但自中国进行转型期之后，稳定的家族势力遭到了冲击，特别是随着农村社会的集体化和公社化的开展，宗族组织逐渐瓦解，家族势力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制。但随着农村改革的深入，国家对农村政治的高压式的控制有所减弱，家族势力作为一种自成体系的具有完整文化内核的历史悠久的秩序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复兴。宗族组织的复兴并成为农村政治参与的主体，一方面为目前缺乏社区归属感的农民提供了精神上的依托和经济上的保障，对社会秩序的稳定具有一定的意义；另一方面有些宗族组织通过操纵或暴力破坏村民选举来控制农村基层组织，破坏了民主政治的基本原则。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如何解决现阶段农民公共参与存在的问题，目前的政策性取向较为复杂。总的来说，对于非法参与这类直接危害社会秩序稳定和发展的行为，都持否定态度，认为必须进行坚决有力的打击。事实上，对于黑恶势力对农村基层政权的侵入，已引起了各级党政的高度重视。许多地方党政在结合国家打黑除恶的专项斗争，运用专政机器对那些由村痞地霸控制的村进行了集中打击和整治，取得了显著效果。而对如何看待农民制度性参与的发展趋势、解决农民非制度参与及宗族性参与等问题的分歧意见较大。其中主要有两种观点：（1）扩大村民的制度性参与，规范村民的非制度性参与，限制宗族性参与，将村民自治的直接民主往乡镇甚至县市推广。其理由是，村民自治实际上就是村民对村级社区事务的全面参与，其成功经验证明了中国农民能够管理好自己的事务。村民自治所形成的民主可以通过制度传递的方式不断向上层递进，“村民自治的发展必然会推进乡镇民主制度的建设”，其“经验必然会向上引伸，发展到乡镇”[18]，即应该按照村民自治所提供公共参与的经验，进行县、市长的直接竞争性选举[19]，这种传递最终影响到国家民主。而对于农民的非制度参与要进行具体的分析，特别要从农民的利益表达和保护方面来进行规范。为了让农民能够表达和保护自身的利益，需要在国家正式组织之外建立农民的政治组织，应该建立农民利益集团，[20]其中恢复政治性农民协会组织是一种合理的选择[21]。而对于宗族性参与要给予一定的空间，引导其往利益集团方向发展。（2）在严格限制村民的非制度参与和宗族性参与的同时，尽量减少村民的制度性公共参与。其理由是，村民的非制度参与具有目的和手段不可控性，经常会造成社会秩序的混乱；宗族性参与则具有强势群体利用我国农村目前还不成熟的“形式上的民主”来剥夺少数的弱势群体的民主权利，因此这两者都必须予以严格限制。而对于村民的制度性参与，不仅不能扩大，而应该尽量减少。这不仅因为，现在许多农民并不具有民主参与政治生活的素质，也没有形成民主参与政治生活的习惯，多数农民并没有明确的、自觉的民主意识，没有把民主参与当做是自己的权利和义务。他们的参与仅仅是为维护自己的经济利益而进行的手段性参与，而不是目标性参与，因此他们对农村干部还不能形成有力的民主监督，不能有意识地影响农村、农业政策的制定和监督政策的执行[22]。而且还在于，任何公共参与都是需要成本的，如果在农村社会增加公共领域和公共事务，以求增加村民的公共参与，其成本基本上都需要由村民负担，而为了从农民手中争夺维护公共权力的费用，又需要扩充公共权力机构，这样形成的是一种恶性循环。因此，在目前农村经济不能提供更多经济剩余的情况下，还是尽量减少公共领域和公共事务，减少村民的公共参与，以节约公共权力的运作成本。

公共参与从来都是评价政治现代化的重要标准。但并不是所有的公共参与都能促进社会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因而，现代国家，一方面开放政治领域，通过公共参与来解决社会发展问题，满足民主政治的基本需求；另一方面又在公共参与的形式和程度上加以适当的限制，以确保社会秩序处于稳态。特别在有关农民的公共参与问题，因考虑农村社会的利益资源和权威结构等特性和农民的整体素质，一般将农民的社区性公共参与和国家层面的政治参与区分开来。对于农民社区性公共参与的范围和程度，以农村社区公共产品的需求和供给为根据；对于国家层面的政治参与，则赋予农民以公民权，按照国家民主政治的发展需要，来确定农民政治参与的深度和广度。因而，随着我国农村市场化进程的发展和乡镇体制改革的深入，乡镇将在组织形式和职能方面由国家基层政权组织向社区自治组织转变，农村社区性事务的范围将有所扩大，而国家政治层面将往县级政权提升。而为了农村社会秩序的稳定，强化法律权威来规范人们的行为就成为必然。这样也就决定了我国农村社会公共参与的发展基本趋势：（1）农民的社区性参与将会有增加，而国家层面的政治性参与将有所减少；（2）非制度性参与将受到限制和规范，但使其制度化成为政治性的农民利益组织的努力不会实现，有可能的选择是建立新的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来主张和保护农民的权益；（3）各种非法参与、宗族性组织参与因其复杂的社会根源将继续存在，但会受到不同程度的打击和抑制。

参考文献

徐勇：《非均衡的中国政治：城市与乡村比较》，中央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版。

辛秋水：《中国村民自治》，黄山书社1999年版。

张静：《基层政权：乡村制度诸问题》，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马戎、刘世定、邱泽奇：《中国乡镇组织变迁研究》，华夏出版社2000年版。

注释

[1]王仲田：《乡村政治：中国村民自治的调查与思考》，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页。

[2]余力：《中国农村政治：一个紧迫的课题——张厚安教授访谈》，载《社会主义研究》1991年第2期。

[3]童庐、吴从环：《组织重构：农村现代化的社会基础》，载《天津社会科学》1998年第4期。

[4]中共中央：《当前农村经济政策的若干问题》，载《人民日报》1983年1月2日。

[5]刘喜堂：《关于乡级民主发展的调查与思考》，载《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0年第2期。

[6]王振耀：《全国乡镇政权的现实结构及立法的基本依据》，载《中国乡镇政权的现状与改革》，中国社会出版社1994年版，第42页。

[7]王沪宁：《当代中国村落家族文化——对中国社会现代化的一项探索》，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74页。

[8]沈延生：《村政的兴衰与重建》，载《战略与管理》，1999年第6期。

[9]参见于建嵘：《岳村政治——转型期中国乡村社会政治结构的变迁》，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结论部分。

[10]王克群：《市县乡机构改革的意义、重点、难点及对策》，载《资料通讯》（杭州），2001年第5期。

[11]朱光磊等：《当代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天津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43页。

[12]斯梅尔塞：《变迁的机制和适应变迁的机制》，载《国外社会学》，1993年第2期。

[13]徐勇：《中国农村村民自治》，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页。

[14]张晓山：《走向市场：农村的制度变迁与组织创新》，经济管理出版社1996年版，第33—35页。

[15]参见于建嵘：《会员制经济——组合经济的理论和实践》，中国青年出版社1998年版，第5—20页。

[16]张厚安、徐勇、项继权等：《中国农村村级治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67页。

[17]于建嵘：《利益、权威和秩序——对村民集体对抗基层党政事件的分析》，载《中国农村观察》2000年第4期。

[18]荣敬本等：《再论从压力型体制向民主合作体制的转变》，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第94页。

[19]崔之元：《“混合宪法”与中国政治的三层分析》，载《战略与管理》1998年第3期。

[20]参见高友谦：《建立农民利益集团——突破徘徊的一种政治选择》，载《农村经济与社会》1989年第4期。

农村政治范文篇4

一、正确把握新时期农村形势，充分认识加强农村思想政治工作的紧迫性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业农村经济得到了持续发展，但我们也必须看到，新时期农业和农村工作出现了一些新情况，存在一些新矛盾、新问题。当前，最为突出的就是农民增收的难度加大，城乡居民收入的差距拉大，农村各种不安定的因素增多。由于农民增收难，农村发展滞后，致使农村长期存在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日益突出。特别是一些经济相对落后，生产生活困难的农民，内心深处滋生着一种悲观、失望、困惑、不满的情绪，党群关系、干群关系日趋紧张。因此，我们一定要高度重视新时期农业、农村、农民问题，要在抓好农业农村经济发展的同时，切实加强农村思想政治工作，为农村的改革、发展和稳定提供可靠的保障。

二、认真研究新形势下农村新特点，切实增强农村思想政治工作的针对性

新的历史时期，农民由于更多地受到各种外来文化的影响，思想更加活跃，观念不断更新，精神文化需求日益增长。因此，我们一定要针对新变化，创造性地开展农村思想政治工作。第一，观念要创新。要树立适应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新观念。一要正确看待市场经济条件下广大农民在思想观念、价值取向上表现出的多样化倾向，分层次、分类别地进行思想政治工作，不断探索既符合一般规律，又具有农村特色的思想政治工作方法。二要不断更新思想政治工作的内容。从当前讲，尤其要加强农村市场经济、民主法制教育，真正培育出有理想、有知识、有本领、有纪律的一代新农民。三要不断扩大思想政治工作的视野和范围。中国和世界的交流越来越多，农民必将更多地融入经济全球化的潮流，受到各种思潮的影响。这就要求我们进一步激发发展农业、农村经济的积极性、创造性，又要抵制西方腐朽思想的影响，不断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思想阵地。第二，制度要创新。要进一步强化农村思想政治工作的领导力量，在农村建立健全适应新形势要求的一套思想政治工作制度，建立健全思想政治工作责任制。进一步硬化农村思想政治工作的指标体系，增强农村基层干部做好思想政治工作的责任感，真正促使他们做到两手抓，两手硬。第三，方法要创新。一要发扬民主。努力使我们的思想政治教育贴近群众思想实际，防止“填鸭式”教育，提倡“参与式”教育，增强教育效果。二要抓好结合。坚持把思想政治工作与解决农村实际问题结合起来，切实组织好扶贫帮困，送温暖献爱心等活动，尽可能为农民群众多办实事，多办好事。三要更新手段。进一步增强农村思想政治工作的科技含量，注意运用最新科技成果，充分利用广播电视、报刊杂志、信息网络等多种传媒手段推动思想政治工作更广泛、更生动、更直观、更快捷地深入到农民中去。

农村政治范文篇5

农村思想政治宣传是党的思想政治宣传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推动政治文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起着至关重要作用。改革开放以来，农村思想政治宣传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依靠群众参与，农村思想政治宣传取得了显著成绩，广大农民群众思想道德、法律意识和科技文化素质普遍提高，实现了农村经济社会前所未有的发展。但近年来，农村思想政治宣传出现了一些不良现象，其宣传攻势和宣传力度呈萎缩态势。加强农村思想政治宣传，完善宣传基础设施，增强宣传攻势已迫在眉捷。

一、当前农村思想政治宣传现状

农村思想政治宣传在农村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正是由农村思想政治宣传得以充分较好发挥，农村经济实现了团结和谐，农村呈现出可喜欢局面。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深化，人民群众在重视经济建设的同时，却忽视了思想政治工作特别是农村思想政治宣传工作。当前，在农村思想政治宣传主要表现为：1、组织宣传难。在农村，已经很难看到过去村民聚在一起学习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的生动局面了。在很多地方，由于农村青壮年大量外出务工，留守在家的大多是老人、妇女、儿童，且他们文化素质普遍较差，接受科学文化知识能力较弱。因此，现在的农村已很难组织起农民聚在一起学习党的方针政策，即便组织起来，学习的人也非常少。由于宣传次数的减弱，部分农村地区出现宗族势力增强、拜金主义盛行、农村包“二奶”、等社会丑恶现象和不良风气，影响和谐社会建设。2、宣传次数少，宣传资金难保证。由于宣传次数少，部分农民群众国家、集体意识淡薄，只享受权利，不尽义务，进而给农村工作增加难度。目前，农村思想政治宣传普遍被忽视，特别是乡镇政府大多负债运行，保运转保稳定是乡镇政府的中心工作，进而有意或无意地忽视了农村思想政治宣传，缺乏了政策扶持，宣传资金难以保证，无法正常开展宣传工作。很多农民群众反映，“科技文化下乡”活动很好，深受老百姓喜爱，但次数少，时间短。在农村，科技、文化、卫生知识太缺乏了，农民科学种田的提高、农民生活质量的改善、农村卫生防疫等农村经济社会事业建设都离不开知识的渗透和灌输。3、乡镇文化站、广播站无法正常发挥宣传作用。目前，绝大部分乡镇文化站、广播站仅仅是个摆设，已经失去文化宣传作用。文化干部、广播人员在编不在岗，无活动经费是大多数乡镇文化站、广播站普遍存在的突出问题。正是由于失去文化站、广播站宣传作用，黄赌毒等社会不道德思想正逐渐渗透到农村，也给封建迷信、×××等邪教组织制造了可趋之机。×××的惨痛教训足以证明农村思想政治宣传的薄弱。

二、采取措施，切实加强农村思想政治宣传

农村思想政治宣传工作，是党的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巩固党在农村的执政地位，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进程具有重大而深远的现实意义。

1、各级政府要重视农村思想政治宣传工作，增加经费投入。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大背景下，各级政府应明确：农村思想政治宣传为经济建设服务，经济建设又为农村思想政治宣传提供支持，二者相辅相成，克服“重经济建设，轻思想政治宣传”。发展经济建设本身无可厚非，邓小平也曾指出：“发展是硬道理”，但过度强调发展经济，从数字上反映一个地区发展水平，一个领导的政绩，恐怕这样的发展是不协调、不科学的，容易出现经济发展与社会事业“头重脚轻”。因此，各级政府在走科学发展观和正确政绩观道路的同时，在搞好经济建设，促进农民增收的同时，更多地关注农村思想政治宣传，花一定的时间，下一定的功夫，投入资金，积极改善农村基层宣传基础设施，更加广泛地调动各级干部工作积极性。

2、巩固和加强农村思想政治宣传阵地建设。目前，绝大部分县、乡镇处于负债运行，特别是乡镇负债大，影响政府正常运转。资金困难并不等于不投入资金不加强农村思想政治宣传。在农村绝大部分地区连最基本的广播都无法正常运行，设备老化，无人管理。农民群众无法及时听到党和政府的声音。虽说现在发展起了有线电视，农民群众可以通过看电视、看报纸等多种途径了解到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但广播在农村发挥的独特宣传作用是电视、报纸等其他媒体无法替代，农民群众对广播仍有特别的喜爱。因此，尽管资金困难，政府也必须投入资金，积极改善以农村广播为载体的农村基层宣传设施，加强管理，充分发挥农村思想政治宣传作用。

3、以开会为载体，进一步加强农村思想政治宣传。目前，在农村存在一种现象：开会的时间特别少。究其原因有两点：一是大量青壮年外出务工，农村人数减少；二是村组干部与群众矛盾多，无法组织农民群众开会。农村开会少现象值得政府高度关注，一方面，农村开会少给封建迷信、邪教组织活动提供了可趋之机。×××组织的大规模盛行，足以证明农村开会少，宣传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时间少，给×××组织在农村的活动提供了有利条件。另一方面，农村开会少直接影响党群干群关系，久而久之，干群距离拉远，矛盾沉积堆多，引发农村社会不稳定。因此，利用农闲时节，积极组织农民群众以召开会议形式学习宣传党和政府方针政策、国家法律法规显得尤为重要。同时，把组织农民群众开会作为推进村民自治、密切党群干群关系的有效方式，从而实现农村经济发展社会和谐进步。

4、重启农村精神文明创建活动，推动农村思想政治工作取得实效。目前，农村绝大部分广播不通，听不到党和政府的声音。虽然发展起了闭路电视，但在农村80%以上农户无法或不愿意付费收看闭路电视。广大农民仍喜欢听广播了解国家方针政策和科普知识。在农村和乡镇场镇宣传最多、最热闹的是家畜家禽饲料广告。工作做得最扎实、最敬业的也是饲料推销员，而宣传科普知识则少知又少，农村太缺乏思想政治宣传和科普知识宣传了。解决好农村缺乏思想政治宣传和科普知识，最重要的是重启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首先，从解决工作机制入手，从上自下重视对创建活动的关注和投入力度；其次建立以村民自治组织为主体的创建活动载体。采取群众自筹和财政下拨资金两种形式，确保宣传经费。要充分发挥好乡镇文化站作用，调动各级干部工作积极性，采取各种措施（如：播放农村实用技术录像、健康向上的电影等），坚持不懈地搞好农村思想政治宣传，不断扩大党在农村的群众基础，增进党同群众的血肉联系。

三、几点建议

1、更多支助乡镇政府开展好农村思想政治宣传。各级政府应关注农村思想政治宣传，更多地支助乡镇政府，从政策和资金上给予扶持。乡镇政府也要积极发挥主观能动性，克服“等、靠、要”思想，利用有限的资金办好农村思想政治宣传。

农村政治范文篇6

关键词：农村政治乡镇体制村治结构公共参与

一

二

三

参考文献

徐勇：《非均衡的中国政治：城市与乡村比较》，中央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版。

辛秋水：《中国村民自治》，黄山书社1999年版。

张静：《基层政权：乡村制度诸问题》，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马戎、刘世定、邱泽奇：《中国乡镇组织变迁研究》，华夏出版社2000年版。

注释

[1]王仲田：《乡村政治：中国村民自治的调查与思考》，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页。

[2]余力：《中国农村政治：一个紧迫的课题——张厚安教授访谈》，载《社会主义研究》1991年第2期。

[3]童庐、吴从环：《组织重构：农村现代化的社会基础》，载《天津社会科学》1998年第4期。

[4]中共中央：《当前农村经济政策的若干问题》，载《人民日报》1983年1月2日。

[5]刘喜堂：《关于乡级民主发展的调查与思考》，载《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0年第2期。

[6]王振耀：《全国乡镇政权的现实结构及立法的基本依据》，载《中国乡镇政权的现状与改革》，中国社会出版社1994年版，第42页。

[7]王沪宁：《当代中国村落家族文化——对中国社会现代化的一项探索》，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74页。

[8]沈延生：《村政的兴衰与重建》，载《战略与管理》，1999年第6期。

[9]参见于建嵘：《岳村政治——转型期中国乡村社会政治结构的变迁》，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结论部分。

[10]王克群：《市县乡机构改革的意义、重点、难点及对策》，载《资料通讯》（杭州），2001年第5期。

[11]朱光磊等：《当代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天津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43页。

[12]斯梅尔塞：《变迁的机制和适应变迁的机制》，载《国外社会学》，1993年第2期。

[13]徐勇：《中国农村村民自治》，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页。

[14]张晓山：《走向市场：农村的制度变迁与组织创新》，经济管理出版社1996年版，第33—35页。

[15]参见于建嵘：《会员制经济——组合经济的理论和实践》，中国青年出版社1998年版，第5—20页。

[16]张厚安、徐勇、项继权等：《中国农村村级治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67页。

[17]于建嵘：《利益、权威和秩序——对村民集体对抗基层党政事件的分析》，载《中国农村观察》2000年第4期。

[18]荣敬本等：《再论从压力型体制向民主合作体制的转变》，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第94页。

[19]崔之元：《“混合宪法”与中国政治的三层分析》，载《战略与管理》1998年第3期。

[20]参见高友谦：《建立农民利益集团——突破徘徊的一种政治选择》，载《农村经济与社会》1989年第4期。

农村政治范文篇7

关键词：农村政治乡镇体制村治结构公共参与

一

二

三

参考文献

徐勇：《非均衡的中国政治：城市与乡村比较》，中央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版。

辛秋水：《中国村民自治》，黄山书社1999年版。

张静：《基层政权：乡村制度诸问题》，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马戎、刘世定、邱泽奇：《中国乡镇组织变迁研究》，华夏出版社2000年版。

注释

[1]王仲田：《乡村政治：中国村民自治的调查与思考》，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页。

[2]余力：《中国农村政治：一个紧迫的课题——张厚安教授访谈》，载《社会主义研究》1991年第2期。

[3]童庐、吴从环：《组织重构：农村现代化的社会基础》，载《天津社会科学》1998年第4期。

[4]中共中央：《当前农村经济政策的若干问题》，载《人民日报》1983年1月2日。

[5]刘喜堂：《关于乡级民主发展的调查与思考》，载《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0年第2期。

[6]王振耀：《全国乡镇政权的现实结构及立法的基本依据》，载《中国乡镇政权的现状与改革》，中国社会出版社1994年版，第42页。

[7]王沪宁：《当代中国村落家族文化——对中国社会现代化的一项探索》，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74页。

[8]沈延生：《村政的兴衰与重建》，载《战略与管理》，1999年第6期。

[9]参见于建嵘：《岳村政治——转型期中国乡村社会政治结构的变迁》，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结论部分。

[10]王克群：《市县乡机构改革的意义、重点、难点及对策》，载《资料通讯》（杭州），2001年第5期。

[11]朱光磊等：《当代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天津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43页。

[12]斯梅尔塞：《变迁的机制和适应变迁的机制》，载《国外社会学》，1993年第2期。

[13]徐勇：《中国农村村民自治》，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页。

[14]张晓山：《走向市场：农村的制度变迁与组织创新》，经济管理出版社1996年版，第33—35页。

[15]参见于建嵘：《会员制经济——组合经济的理论和实践》，中国青年出版社1998年版，第5—20页。

[16]张厚安、徐勇、项继权等：《中国农村村级治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67页。

[17]于建嵘：《利益、权威和秩序——对村民集体对抗基层党政事件的分析》，载《中国农村观察》2000年第4期。

[18]荣敬本等：《再论从压力型体制向民主合作体制的转变》，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第94页。

[19]崔之元：《“混合宪法”与中国政治的三层分析》，载《战略与管理》1998年第3期。

[20]参见高友谦：《建立农民利益集团——突破徘徊的一种政治选择》，载《农村经济与社会》1989年第4期。

[21]郑法：《农村改革与公共权力的划分》，载《战略与管理》2000年4期。

农村政治范文篇8

关键词：农村；政治稳定；农民心态；农民行动；信念基础

一、稳定形势的测量：文献评论

近些年来，关于国内农村稳定的形势，人们的意见和判断并不一致。[①]这一争论实际上反映了人们在有关评判标准上的差异。在此，笔者拟讨论的即是，有关评判与理解稳定形势的框架问题。亨廷顿曾提出：正像经济发展的指标是人们所熟悉，并为人们所接受的那样，政治秩序的标志，以及在暴力、政变、暴乱和其他不稳定的形式中丧失政治秩序，也是很清楚的，甚至是可以计量的。对于政治学家来说，以学术形式分析和讨论促进政治秩序的途径和手段，也应该是可能的（亨廷顿，1998：序言11）。罗伯特。达尔以冲突的“弥漫性”（每10万人中的参与人数）、“剧烈程度”（冲突中伤亡数）、“持续性”和“冲突总量”来测量20世纪60年代美国的稳定状况（罗伯特。达尔，1987：102）。法伊拉本德等学者则将六个方面的指标，即：官员的开除和辞职，和平示威和罢工，骚动和暗杀，大规模逮捕和囚禁，反抗，游击战、内战和革命家，作为测量世界各国“政治不稳定的一种尺度”（罗伯特。达尔，1987：111）。

然而，研究近二十年来中国农村稳定形势的变化及其现状，至为困难的问题却在于，确立评判稳定或不稳定的计量标准。正如有人曾承认，“评价社会政治稳定状况显然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因为）政治稳定不同于经济状况及其变化，能够以较为准确的数据加以测量。”（张厚安等，1995：901）缺乏定量分析，这也是当今中国农村稳定研究中的一个明显不足。

关于稳定形势的测量与预测，近些年来已有学者在努力为之。比如，有学者曾从社会学的视角提出一种评价体系，即：一方面，从纯理论的视角应有三种指标评价体系：1）社会稳定度指标体系，如稳定级度量表等，此为事实评价。2）稳定类型完善度指标体系，即对稳定类型本身状况所作的评估，此为类型评价。3）目标耦合度指标体系，即对稳定与社会发展目标之间匹配状况的评价，此为价值评价。另一方面，如从比较的视角，既可与理想的稳定状态比较，也可与本社会自身历史上的稳定状况比较（陆雨辰，1992）。但在如何细化指标上他并未有更多的意见。还有学者提出一个评价农村稳定状况的“两个向度的分析框架”：一是政治稳定的四个基本指标，即政制、政权、政策和政局状况；二是经济、社会和人心的稳定状况对政治稳定的影响（张厚安等，1995：19、902）。这一框架对农村稳定形势的评判有一定的说服力。但在如何进一步细化指标，如衡量政制、政权、政策、政局状况，衡量经济、社会和人心的稳定状况等方面，他们也未设计出更精当的指标。

另一种值得注意的意见来自国家计委的课题组。该课题组自1997年以来对我国社会稳定状况进行跟踪研究。对社会稳定状况，他们提出一个“客观指标”与“主观指标”相结合的二元评价体系。客观指标包括：“社会冲突”（如学潮罢工、游行示威、请愿上访、自杀自虐、宗教冲突、民族冲突、聚众闹事、宗族械斗、暴民骚乱），以及“社会问题”（如家庭问题、老人问题、交通事故、城市交通拥挤、违章建筑、暴力犯罪、买卖妇女儿童、团伙与黑社会犯罪、盲流乞丐、工伤事故、火灾水灾、聚众、、酗酒自杀、贩毒吸毒、传染病、精神病）。主观指标即指“社会心理”，如公众对于体制改革、社会生活、社会秩序、社会风气、经济生活、政府效率、环境状况、文化生活、国家地位、家庭生活、个人发展、政治参与等问题的看法和满意程度（国家计委宏观经济研究院课题组，1999）。相对而言，这一设计更为全面、系统，将“客观指标”与“主观指标”结合起来尤具创意。但问题在于，它的多样化指标中往往发生交叉、重合，如“暴民暴乱”与宗教冲突、民族冲突、聚众闹事之间的界限往往难以区分；再如“社会冲突”中的自杀自虐与“社会问题”中的酗酒自杀，有时也是难以分得清楚，因而不便操作。

另一个课题组也主张用客观指标和“大众对社会稳定的主观判断”来研究社会稳定。他们提出，维持社会稳定有两个重要的方面：一是社会福利，二是社会制度。造就一个稳定的社会环境是由社会制度和社会福利两个维度上的合力来决定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北工大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联合课题组，2002）。实际上，近些年来国内用实证的方法研究大众心理对社会稳定的影响的文献资料颇多。江流、汝信、陆学艺、单天伦等人主编的《社会蓝皮书——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社会蓝皮书自1994年问世以来，每年总有若干篇与此相关的研究报告。近年来零点调查公司也在这方面作了许多工作，如在《观察中国》一书发表《1996—1997：中国都市社会发展与稳定的公众心态分析》，此后每年他们都继续做这方面的调查（零点调查公司等，1997）。国家统计局也曾发表《2002年全国群众安全感抽样调查报告》（国家统计局，2003）。

上海《社会稳定指标体系》课题组则提出，上海社会稳定指标体系要反映三个方面的要求，即政府有效性、利益保障机制和秩序稳定状态。其指标体系可分为三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社会稳定一般状态指标，反映社会稳定的常态，包括社会痛苦指数、公共安全指数、精神卫生指数、社会紧张指数和利益保障指数。第二个层面是社会稳定突变状态指标，包括社会冲突指数、社会腐败指数、社会分裂指数。第三个层面是社会稳定解释性指标，包括经济总量指数、生活水平指数、贫富差距指数、社会保障指数、人口和家庭指数、社会参与指数、政治透明指数、社会间距指数与价值观念整合指数（上海《社会稳定指标体系》课题组，2003）。这套指标体系也体现出全面、系统的特点，但也有可待商议之处：一是“常态指标”与“突变指标”之间界分的依据何在？实际上，其中的“突变指标”如腐败指数、示威游行指数和党派对立指数，在一些发达国家往往是一种常态。二是如此复杂的指标不便操作，对研究者来说由于难以获得相关的可信数据，其应用性不强。后一种缺陷，同样出现在阎耀军所设计的“社会稳定评价指标体系”上（阎耀军，2004）。

二、研究设计

1.分析框架

笔者以为，对农村政治稳定的评判与测量，未必要面面俱到，只要能抓住根本、并具可操作性即可，而其关键在于确定核心指标。在当今中国农村，政治稳定的核心与根本是党和政府的统治基础问题。对这一统治基础，既可从社区内部，对社区的权力结构和治理秩序进行分析（如王晓毅，2000）；也可上下结合，对自上而下的政治权力在农村的合法性基础以及农村社会本身的心态与行动状况同时进行分析。相比较而言，后者的视野要更宽阔一些，更有利于对农村稳定的研究。鉴此，笔者主张从后一视角入手，分析党和政府在农村的统治基础。

何为“统治基础”？在这里，笔者将它看成同“权威基础”相近的概念。除了离不开暴力基础外，它还应包括：认同性基础，即社会成员对政治权力的认同状况，“这是政治权威获得遵从或承认的必要条件”[②]；程序性基础，即权力需通过合法的程序而获得、维系；绩效性基础，即政府对国力提升、社会进步、经济发展和改善人民生活的实际效能。对政治稳定来说，这四种基础皆不可失，但相比之下，认同性基础更具根本性。

本文不打算讨论政治统治的暴力基础、程序基础，而拟主要从乡村社会成员的视角分析其认同基础和绩效基础，即主要了解农民和基层干部在三个方面的心态与价值取向：（1）对公共权力及其组织的认同，即对党和政府的评价状况。这里，我们将从“历时性评价”和“分层性评价”来收集农民的主观感受和评价。（2）对公共权力的实际绩效的评价与认同状况。（3）对现行社会制度的认同态度，如对“社会主义制度”的看法与愿望。

“认同”与“评价”虽然主要是一个心态与价值取向的问题，但这种心态与价值取向往往会在行动中表现出来。为此，笔者拟同时分析农村社会本身的行动状况，看看其成员对自上而下的公共权力持有怎样的行动反映，即主要研究农民和基层干部表达对党和政府意见与不满的行为方式及其行动频率的递进性变化。人们表达意见的行为即为政治参与，其方式既有“体制内参与”，如投票、竞选、信访、向领导直接提意见、检举、投诉、行政诉讼等，也有“体制外参与”，如拉关系、接触、行贿、静坐、请愿、抗议、游行、罢工、暴力冲突等。

依此，笔者主张从农村社会的“心态”与“行动”、亦即主观和客观两个维度，评估农村社会的稳定状况，如表1所示。笔者以为，“心态”与“行动”是测量认同基础与绩效基础、从而统治基础的两个有效尺度，前者反映了人们的价值评判与选择取向，后者反映了人们的实际作为状况；前者反映的是人们的主观愿望，后者反映的是人们的客观行动。通过对“心态”与“行动”的勾连性研究，我们即能对农村政治稳定状况做出较为准确的把握与预测。

2.基本观点

关于农村政治稳定格局的变化，本项研究系以四个递进性的基本观点为基础。

其一，农民表达不满的行动方式呈现出递进性的“三步曲”特点。一般地，首先会选择和平的“沟通性”方式；然后，才会选择“迫逼性方式”；最后，即有可能实施“对抗性”行动。

其二，农民表达对党和政府不满的行动方式，反映着他们对于党和政府的信心和价值取向。换言之，农民对党和政府有什么样的信心和价值取向，就会采取相应的行动方式。比如，当他们对上级党政组织充分信任时，就往往采取“沟通性”行动，如上访。当他们对上级党政组织的信任尚未完全丧失时，就有可能实施“迫逼性”行动，如集体围攻基层组织、“闹事”，以引起上级重视并逼迫其解决问题。但如果不再相信任何一级党政组织，他们就有可能发生“敌视性”行动，或者出于“认命”观念，安于现状，进行“日常抵抗”，或者直接行动起来自谋解决问题，如策略化地进行抗拒，“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或者武力抵抗等。

其三，农民对党和政府的信心的变化其原因固然多种多样，但主要是农民权利意识上升、相对剥夺感增强和组织能力提高的后果，同时，更是由于长期以来形成的以城乡隔离为核心的宏观体制和政策，以及干部作风影响的后果。

其四，以政治性冲突为表征的农民行动之所以能迅速扩散并蔓延，与乡村社会在与“外界”（如政府）的交往中处于相近的不利地位有关。换言之，如果宏观体制和政策不作相应的调整，有可能改变目前农民对党和政府的“切割”性评价，而产生新的、或许是整体性的否定看法，乡村社会就有可能形成“一致对外”的局面，基层干部也有可能溶入乡村社会、并带领农民“一致对上”，出现稳定压力自下而上传输的后果。

笔者已在另文从农民行动方面分析了近二十年来农村政治稳定形势的变化特点，并对“农民行动的信念基础”的理论框架作了初步的阐述（肖唐镖，2003a）。本文则应用上述分析框架，以农民主观信念方面的系统数据，观测农村政治稳定的总体形势及其基本走向，对这一分析框架作进一步的讨论。

3.资料来源

本文据以分析的资料，主要来自笔者在连续数年的案例和典型调查基础上，自1998年以来所做的数次较大规模的问卷调查[③].它们是：

1.1998年10月—11月，对江西省7个县市29个乡镇536名乡镇干部的问卷调查。这7个县市分布在该省的6个地市（全省共11个地市）。本次调查的方式为非随机抽样，系笔者及调查组的同志在各县按“好、中、差”的类型选择乡镇，请在家的乡镇干部全部集中到会议室分别秘密地填写问卷。调查主持人在现场巡视、监督全过程，随后将全部问卷带走。

2.1999年10月—12月，对江西省C、T两县40个村112个村干部的问卷调查。其中C县是全国“村民自治模范县”。该次问卷调查，是在对40个村委会选举进行现场观察后完成的。对乡和村，系按分层比例抽样方式分别选取样本，每县选取5个乡镇，每个乡镇选取4个村。对村干部，则采取非随机抽样方式，在每村皆对“三大头”（村支书、村主任和村会计）进行调查，共取得了112个村干部的问卷资料。

3.2000年12月—2001年1月，对江苏省H县20个村400个选民和60个村干部的问卷调查。此次调查的方式同于1999年对江西省40个村的调查。该县是全国“村民自治模范县”，2000年7-9月举行了第七次村委会换届选举，此后我们进入5个乡镇的20个村进行调查。

以上调查所取得的资料共有三类，即：对1200个选民的问卷资料；对172个村干部的问卷资料；对536个乡镇干部的问卷资料。对以上调查资料，笔者使用spss8.0软件进行初步的统计分析，并结合调查中深度访谈所取得的资料进行比较。

三、农民对党和政府的评价

在多年田野调查中，笔者曾听到农民对不同层级的政府有不一样的看法，而且对不同时期的政府也有不一样的议论。有农民这样议论：“中央是恩人，省里是亲人，县里是好人，乡里是坏人，村里是恶人。”或者说，“现在的共产党不像原来的共产党，现在的干部哪有时期的干部好？！”2002年笔者在北京郊区和苏南农村调查时，农民向我们这样诉说：中央政策是好，就是被下面那班人念歪了！在江西农村调查中，笔者还听到过相反的说法。一位老共产党员曾向笔者忿忿地表示：现在的政府对农民都是黑的，自上到下一个样！

那么，这样截然不同的意见在农民中是一个怎样的分布呢？

1.对政府的历时性评价

在调查中，笔者曾向乡干部、村干部和村民了解他们对当前干群关系的看法。结果如表2所示，认为当前干群关系良好的人，只在村干部中超过了半数，而在乡干部和村民中皆有过半数的人认为关系并不好。

表2描述了人们对当前干群关系的一般看法。问题是，他们对我国不同时期的干部是否有不同的评价呢？表3、表4和表5反映了村干部和村民的看法。表3和表4将建国以来的干部分成四个时期，即：解放初期的干部，时期的干部，80年代的干部，90年代的干部。调查表明，村干部和村民群众对各个时期干部的评价之频率分布基本上是一致的，即：在村民和村干部中最受喜欢的干部都是解放初期的干部，次为时期的干部：“最不喜欢的干部”都是90年代的干部。也就是说，在村干部和村民中，80年代干部和90年代干部的民望最低。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反差性评价？表5为我们揭示了其中的部分原由，那是因为“现在的干部有了变化，变得越来越差了”。

2.对政府的分层性评价

从对干部的历时评价看，农民对晚近干部的反感程度较高，这似乎表明了问题的严重性。依此判断，干群关系即不能不紧张，农村稳定的形势不容乐观。但值得进一步深究的是，农民认为各级政府的干部都是一样的、还是会有所不同呢？[④]

表6是对乡干部、村干部和村民的调查数据，从中可见，他们对上自中央、下到村数级组织的看法并不是一致的，但频率曲线却是一致的，即：无论是在乡干部中，还是在村干部中，或是在村民中，中央的威信都是最高的，次为省，再次是县，然后是乡，最后是村。换言之，在他们看来，遥远的、抽象的上级政府是好的，而身边的、常接触的政府是差的甚至是坏的。[⑤]据对村民的交互分析，在认为中央威信较低或很低的37个村民中，同时认为省里威信较低或很低的有32人，认为县里威信较低或很低的有32人，认为乡里威信较低或很低的有26人，认为村里威信较低或很低的有14人。这表明，在绝大多数农民眼中，“国家形象”是分层的、不一样的，否认所有政府（及村组织）威信的村民仅占1.17%.由此可见，他们对党和政府还是持有基本的认同，换言之，党和政府在农民心中仍有较强的认同。

农民为什么对各级政府会有这样的不同评价？这在很大程度上与他们自身的经验感受范围有关。表7反映了三个群体对乡镇干部作用的看法，其中，乡干部对自身的评价较高，42.9%的乡干部认为“乡干部对农民有大的帮助”，另有42.9%的认为“有一定的帮助”；但在村干部中，仅有近五成的人认为“乡干部对农民有一定的帮助”，另有近四成的村干部认为“在少数情况下有帮助，或完全没有帮助，或不仅没有帮助反而会添难。”在村民看来，乡干部对他们的作用就更小了，只有4.6%的村民承认“乡干部有大帮助”，17.3％的人认为“有一定的帮助”，近五成的村民反映“完全没有帮助，或反而会添难”。以这样的认识为基础，农民对乡干部威信的评价就不能低了。

很显然，农民对身边干部的这种低评价、甚至敌视心态，对农村稳定的影响是负面的，它很容易激起农民针对基层政府的集体性行动。由此，即不难理解近些年来集体性事件何以频发这种现象。但另一方面，农民将基层政府与干部同上层政府“切割”开来，并做出不一样的评价，在一定程度上却有助于宏观政治的稳定。

四、农民对自身生活的感受和对未来的预期

分析农民对政府的评价与信心，除了了解政府在民众中的权威与认同状况外，还可以通过了解农民对自身生活的感受与预期来反映，因为它能在较大程度上表明民众对政府治理能力及其实际绩效的评价。

表8说明，绝大多数的村干部（占95.9%）与村民（占88.1%）承认，自家现在的生活比时期“大有好转”或“有一定好转”。表9反映了同国家计委课题组的调查不太一样的情况：与1998年前后城市居民“信心不足”不同，在2000年前后，多数农民尽管反应“负担很重、生活艰难”，但有半数以上者相信今后国家的形势“会越来越好”。应当说，这种对生活和未来的乐观心态是农村社会对国家政治稳定的有力支撑。

但值得注意的事，与村干部的预期不一样的是，村民对今后农村形势的预期，却没有对国家未来形势那么乐观，仅有近四成的村民相信“今后农村的形势会越来越好”，有14.8%的村民认为“会越来越差”，另有近四成的人表示“说不清楚”。实际上，这种情况与前引农民对政府的分层性评价是相同的，就像对上层政府的评价较高一样，对国家整体形势的预期也较好；相反，对身边的干部（乡村干部）及其治理能力的评价与期望却较低。

五、农民对现行社会制度的认同状况

对任何一个社会来说，政治稳定的根本问题在于现行社会制度的稳定，反之，政治革命的目标即对社会制度的“破旧立新”。在1949年后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得到广大群众的欢迎和拥护，这是国家虽历经动荡（如“”）而不曾动摇的十分重要的原因。

如今的农民对社会主义又怀有怎样的感情呢？从表10可见，在调查样本中，绝大多数的村民（81.1%）和村干部（85.5%）仍然“希望国家始终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明确表示反对者仅占极少数（皆不到两个百分点）。对社会制度的这种感情与心理的认同，无疑是我国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维护政治稳定的强大的社会基础。

但值得高度关注的是，农民对国家现行建设的看法。如表11所示，在村干部和村民中觉得“国家现在搞的是社会主义”的人都不到五成，远远低于表10中的肯定项。在农民看来，“实践中的社会制度”与他们“心目中的社会主义”有着明显的差距。从开放性访谈收集到的资料看，大多数农民“心目中的社会主义”是一幅这样的景象：人人平等，生活幸福，没有剥削，共同富裕。换言之，实践中的社会制度与他们心目中的标准（及法律上的社会制度）有着较大的差距。显然，农民的这种心态和评价表明，农村政治稳定已面临着挑战。

六、讨论

1.从农民心态看农村政治稳定

综合上述描述，可见农民心态与信念的总体状况为：农民对党和政府的权威有较高的认同，但对晚近（如1990年代）的干部、对基层政府和基层干部却认同较低；对自身生活的改善有较高的认同，对未来国家的发展较为乐观，但对未来农村形势却信心不足；对法律上的社会制度有高度的认同，但对实践中的社会制度却认同较低。从这样一幅心态与信念图像，可见当前和近一个时期的农村政治稳定形势具有如下特点：

第一，尽管近年来较大规模的不稳定事件有所增加，影响到局部地区的稳定，但从总体上看，农民依然认同于现行的政治基础和制度框架，并无意变革之。因此，当前农村尚不存在社会大变革的民意基础。就此而言，本人以为，1990年代中期以来，尽管乡村治理出现了危机的变局（肖唐镖，2003c，2003d），但农村政治稳定形势并未出现危机。

第二，但是，鉴于农民对身边亲历的或现实中的境况，如晚近的干部、可接触到的干部、农村的形势、实践中的社会制度有较低的评价，已有较多的不满，这为农村社会埋下了诸多的不稳定因素。更进一步说，在这种社会心态下，只要一遇农民负担、干部作风之类的“导火线”，就极容易引发针对地方政府、特别是基层政府和基层干部的、局部性的政治性群体事件。由此，便不难理解近些年来农村稳定格局的转型实有其深厚的社会基础。不过，“忧中有喜”的是，目前这种不稳定事态的目标是短期的、微观的，而非中长远的、宏大的，针对的是有关的政策（及其执行者），谋求的是解决身边的现实问题，而非要求国家制度层面的变革。

第三，自九十年代中期以来，农民群体性事件已主要表现为农民与政府之间的利益冲突，即为了捍卫自身的利益而与基层政府的抗争。因此，就未来而言，如果国家不改变“二元性”的宏观治理体制与政策，还农民以“国民待遇”，实现城乡协调发展，那么在今后相当长一段时期，不仅针对基层政府和基层干部的集体性行动还将继续发生，而且尤为严重的是，还有可能逐步改变目前农民对党和政府的“切割”性评价，而产生新的、或许是整体性的否定看法。由此，农民行动就有可能普遍走向笔者所指的“农民行动的第三步”，并蔓延成非局部性的政治性动荡。

2.对农村政治稳定形势的分析与理解框架

笔者对江西的跟踪研究曾发现，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乡村冲突已呈现新的特点。一方面，已从农户与农户之间、村社与村社之间主要围绕资源利益纷争的民间性冲突转变为农民与政府之间的政治性冲突，冲突主体已是农民和基层政府；另一方面，农民对政府的行动已从“沟通性”走向“迫逼性”和“对抗性”，尽管体制内抗争依然是农民的主导行为特征，但体制外行动已明显增加（肖唐镖，1997，2002，2003a）。这一结论系以农民行动为视角而分析得出。本文则从农民心态方面对农村政治稳定形势所作的分析，对此结论作了进一步的验证。实际上，农村稳定形势的这种变化也已得到其他学者的验证（赵树凯，2003；于建嵘，2003；王晓毅，2003）。他们的研究表明：冲突过程中农民的组织方式越来越具有现代特色，新型的农民利益表达组织和表达渠道正在萌生，传统形式有所褪色。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我们对农村稳定形势有日趋紧张的共识，但对“紧张程度”的判断、以及各自所依据的分析框架并不一致。赵树凯从“组织的角度”分析了当前农村冲突的变化及其机理（赵树凯，2003）。于建嵘则侧重对农民“有组织抗争”状况进行分析，得出“农民有组织、大规模抗争”，“农民与政权的对立正在向对抗性发展，矛盾运动向质的变化发展”的结论（于建嵘，2003，2004）。于建嵘的这一观点，尽管已有章家敦（2001）、白沙洲（2001）等人的呼应，但本人并不苟同。本人同意“风云一号”对于建嵘的批评（风云一号，2004）、以及李昌平关于“中国现在不会爆发农民革命运动”的判断（李昌平，2002），并认为：1990年代中期以来，尽管乡村社会出现了治理危机与困境，但农村政治稳定形势并未出现危机。笔者研究所依据的是一个两维框架：一方面是“农民的表达行动”，另一方面是“农民的心理”，即农民对政府与社会制度的信念的变化。通过对农民“心态”与“行动”的综合分析，对农村政治稳定状况能做出如此把握与预测。

在西方学界，对于政治稳定的解释，曾经历从早期的“整合不良理论”、到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资源动员理论”，再到此后的“社会建构论”的演变（莫里斯、缪勒，2002）。“整合不良理论”通常以“相对剥夺”或“社会纽带崩溃”来解释冲突或不稳定状况的出现，如摩尔、亨廷顿、沃尔夫的研究。而“资源动员理论”则关注政治国家的成长和民众权利意识对冲突的影响，如梯尼对“民众集体行动能力”与“权利意识成长”的关注，斯克科波对国家能力的关注（斯克科波，1998），斯科特对民众“社会心理与价值观的变化”、如“道义经济学”的分析（斯科特，2001）。也就是说，在西方“资源动员理论”中，国家与社会、政府与民众的关系是分析和理解稳定状况的基本框架。

对中国乡村稳定形势的理解，学者们主要也是从国家与社会、政府与民众的关系而展开。这表现为两个角度的选择：一个是农民的角度，一个是政府或国家的角度。从农民视角，研究者们强调，冲突与不稳定的增加主要是由于：农民权利意识的成长（李连江与欧博文，1997；郭正林，2001）；农民“相对剥夺感”的出现（张厚安等，1995；赵树凯，1999）；现代化引起乡村非正式制度的变化（党国英，2001）；乡村传统文化活动的兴起，导致农民组织化程度加强（邱新有，2001）；农民公正观念的变化（王晓毅，2003）。从政府或国家视角，学者们提出，冲突增加则主要是由于：农村基层干部腐败、作风差（方江山，2000）；农村基层组织的生存状况（赵树凯，2003）；对农民利益表达和社会参与的制度安排滞后（KevinO''''Brien，2002；ThomasBernstein&XiaoboLu，2003；孙立平，2004）。本人以为，从社会主体及其行动的视角看，政治稳定状况，说到底还是各种政治主体特别是政府与民众在互动中和谐与否的状况。因此，从政府、民众的状况及其相互关系的状况的理解入手，应是解释稳定状况的有效路径。据此，笔者在强调国家宏观政策与体制的影响的同时，尝试着从“农民行动的信念基础”的视角来理解之，强调：农民对表达对政府意见方式的选择，系以对政府权威和现行制度的信念为基础，反映了他们对于党和政府的信心和价值取向（肖唐镖，2003a，2003b，2003d）。值得注意的是，当前尽管从国家与社会视角分析稳定的学者日众，但尚少人对之展开系统的分析和研究，如从各种相关性的变量的比较中来测量国家因素对乡村稳定的影响，在长时段中考察农民行动的变迁，对不同地区的农民行动与心态、及政府应对策略的比较研究，关注者甚少。当然，即使在西方，正如著名学者扎尔德的评论：一直到最近为止，即便是“国家研究视角”也“只不过刚刚开始对这一领域的分析而已。”（莫里斯、缪勒，2002：3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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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政治范文篇9

民主是政治发展的内容，也是政治发展的目标。村民自治在我国实施近20年来，以基层民主化为制度目标，以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为重要内容，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第一次持续时间最长、范围最广的一项农村基层民主实践活动。这一制度从根本上影响了村民自治在我国农村的发展态势，极大的推动了中国农村的政治发展。

一、村委会产生与民主选举

历史的长河中，曾有这样一个镜头让人感动：陕甘宁边区普选中，农民用向碗里投黄豆的朴素办法，选举自己中意的干部。几十年弹指一挥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的基层民主建设取得前所未有的发展："投豆选举"早已"锁"进历史档案，即使在农村，农民们也手持选票，走进秘密划票间，规范、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意愿。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规定：村民委员会由主任、副主任和委员共三至七人组成。村民委员会主任、副主任和委员，由村民直接选举产生。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指定、委派或者撤换村民委员会成员。

村委会选举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重大制度创新。特别是1998年10月党的十五届三中全会提出来"全面推进村民自治"的战略部署以来，全面推进村委会直接选举就提到了重要的议事日程。1998年11月4日，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该法对村委会的选举程序和操作步骤做出了具体规定。此外，各地方省级人大常委会也普遍制定了选举办法，规范本行政区域的村委会直接选举。

截至目前为止，全国农村村委会普遍进行了六次换届选举，规范化程度逐届提高，数百万"村官"，实现了由过去的任命制到直接选举的转换。在长期的村民自治的实践中，人们总结出了一些指导村委会选举的原则。一是当家作主原则。根据这一原则，村委会成员的任免，应该而且必须由农民说了算，而不能由上级部门随意指定、委派或撤换。现在《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颁布的村民委员会选举办法，对村民委员会候选人提名，对村民委员会成员选举、罢免的规定，都始终贯穿着村民当家作主的原则。二是普遍选举权原则。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当家作主的主要标志，是人民普遍享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普遍选举权原则就是指法定选民人人都享有选举权，而不是少数选民享有选举权。我国宪法和《选举法》都规定，凡年满十八周岁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不分民族、种族、性别、职业、家庭出身、宗教信仰、教育程度、财产状况和居住年限，除被剥夺政治权利的人之外，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三是平等选举权原则。所谓平等选举权原则，是指享有选举权的选民在行使选举权上是一律平等地。具体地说，就是每一位选民在同一次选举中只能投一张选票，每张票的实际效力完全相等。四是直接选举的原则。村民委员会必须由选民直接投票选举，而不能由村民代表或户代表投票选举，这是由村民委员会的性质和职能决定的。村民委员会是农村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它主要有自治功能和协助行政功能。因此村委会的选举产生涉及到每一个村民的切身利益，村委会应该而且只能由选民直接投票选举产生。这样保证了选民充分行使自己的选举权利，选出为广大选民拥护信赖的"当家人"，真正体现村民自治的本质，真正实行村民自治。五是差额选举的原则。实行差额选举，既可以为村民提供更大的选择余地，保证他们在更多的人才中挑选出最信赖的"当家人"，达到优中选优；又可以为候选人踊跃竞争提供激励机制创造客观条件，促进人才脱颖而出。六是公开的原则。是指选举的每一个环节都必须公开，置于广大选民的监督之下，这既是广大选民的强烈要求，也是保证选举公平、公正的基本条件。根据这一原则，在各地的选举过程中，除了选民秘密划票之外，选举的计划、过程和结果，都要及时向选民通告或者在选民当面进行。为此，不仅村民选举委员会成员、选民名单、村委会候选人名单、选举的时间和地点要公开，而且选举大会的会场的投票箱的开启、唱票计票也要公开。这样就能为选民行使民主监督提供条件，确保选举工作依法公平公正地进行。

在当前普遍推行的村委会选举中，农民表现出了高度的参与热情。按照国家民政部的不完全统计，各地农民的投票率一般都在80％以上。这表明农民在农村市场化进程中开始具有现代民主观念和权利意识，他们逐渐以公民的身份投入到村民委员会的选举之中。

现在在我国广大农村，村级民主选举日益规范，村委会选举的程序和方式不断完善与更新，民主程度明显增强。20世纪80年代初，各地在村民委员会的组建过程之中就尝试进行了村民委员会的选举，迄今有的地方已经进行了八届之多。一个明显的事实是，随着村民自治及村级选举的相关法规不断完善，各地村民自治的组织方式及民主选举的方式和方法也不断规范。包括选举委员会的组成、选民的确认、选票的设计、候选人的提名、差额选举的标准、会场的布置以及监票和计票等都有相应的标准和规范。比如，公开提名候选人，摆脱了一直以来由主持选举工作的机构操纵提名的情况；以预选方式决定候选人；允许和安排候选人进行竞选活动；形成了较完善的秘密投票方法，包括设立秘密划票间等。尤其是在各地选举中创造了不少新的方式，如吉林梨树的"海选"、四川达川的"公推公选"等都强调选民对候选人直接提名，并组织候选人进行竞选演说，由选民现场提问、秘密投票、当场计票并确认候选人，使村民委员会选举的竞争性和民主性大为增强。这些方式正被越来越多的人们所接受并在越来越多的省市得到推广。可以说，十多年村级民主选举过程，不仅是村级民主选举的范围不断扩大的过程，同时也是村级民主从动员选举到自动参与、从组织提名到自由提名、从等额选举到差额选举、从内定人选到自由竞选的发展过程。当然对于选举制度比较完善的国家和地区来说，上述措施并无特别之处，但在缺乏选举传统，尤其是对教育文化水平比较落后的农村来说，这些措施却是极大的创新，需要克服许多不利条件才能建立起来。现在农村的选举就是因为其民主性而备受称赞，中国政府在对外宣传上，也往往援引农村选举作为中国民主有所发展的佐证。

二、村民会议与民主决策

在我国农村村民自治的实践中，所谓民主决策就是按照有关法律和法规，在农村设立村民大会或者村民代表会议，由村民会议或者村民代表会议共同研究村中大事和群众普遍关心的问题，然后依据多数人的意见做出决定。所以民主决策主要是通过村民的会议来实现的。

根据对全国各地的调查，村民会议的具体形式大约有以下几种：一是全体18周岁以上的村民参加的村民会议，即全体村民会议。这是村民会议的最高形式，也是最完整的形式。二是村民代表会议，它是由村民选举出一定数量的代表组成的会议。这是由于好多地方召开全体村民会议有实际困难而设立的，在1998年颁布的《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中对此有专门规定："人数较多或者居住分散的村，可以推选产生村民代表，由村民委员会召集村民代表开会。"其职权是讨论决定由村民会议授权的事宜，代表村民行使自治权。三是户代表会议和部分村民会议，主要讨论与部分村民有关的事情。此外，有些地方的村民在自治实践中，还请一些有经验、有能力的老党员、老干部、老村民，组成"三老会"或者"党员议事会"、"村民议事会"等组织，进行民主协商和讨论，帮助村委会进行决策和解决难题。

按照《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19条的规定，涉及村民利益的下列事项，村民委员会必须提请村民会议讨论决定，主要有：（1）乡统筹的收缴办法，村提留的收缴及使用；（2）本村享受误工补贴的人数及补贴标准；（3）村集体经济所得受益的使用；（4）村办学校、村建道路等村公益事业的经费筹集方案；（5）村级经济项目的立项、承包方案及村公益事业的建设承包方案；（6）村民的承包经营方案；（7）宅基地的使用方案；（8）村民认为应当由村民会议讨论的涉及村民利益的其他事项。一般来说，民主决策事项的多少反映着村民民主决策权力的大小。民主决策作为我国农民参与村级社会事务的一个有效渠道，是我国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必然要求。我国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进行村民自治，而村民自治的内在精神和涵义就是扩大广大农民对村级社会事务的参与，让广大农民能够在关系到自己切实利益的问题上有更多、更大的发言权，真正实现农民自己办自己的事情。

由于全国各地千差万别，实际情况也各不相同，所以民主决策的形式和具体内容也有所不同。但是一般来说都有以下几种情况：（1）由全体村民进行集中民主决策。这一般通过召开村民会议来实现，它是一种参与人数最多、规模最大，反映村民利益和愿望最直接而又最权威的一种方式。在这种由本村18周岁以上有选举权的成年村民组成的会议上，主要是就有关村级民生大计的政治、经济、文化、日常生活等问题进行民主讨论，在尽量汲取大多数人意见的基础之上，通过民主集中制的原则，使民主决议的内容形成文字表述或者决议，以全体村民遵照执行的方式得以贯彻落实。（2）召开村民代表大会进行民主决策。这种民主决策形式是针对我国广大农村的实际，为切实保障农民当家作主的权力落到实处，使村中事务能及时得到处理，在实践中创造的一种村民大会的代议制形式，它在某种程度上弥补了实现村民会议制度可能存在的某些不足和缺陷。它是由村民代表和村委会成员以及村民小组长共同组成，是仅次于村民会议的村民自治组织中的决策性和权利性组织。经村民会议授权，村民代表会议可以讨论决定除村民委员会村委会换届选举、罢免村委会成员，审订全村的社会、经济发展规划，制定村民自治章程和村规民约以外的事情。村民代表会议是人民群众创造的，并逐渐成为制度的农村民主政治建设的有效组织形式，它有效地推进了农村民主政治的建设，重建了村级组织的合法性；也为村民参与农村事务的管理提供了可靠的组织形式；还有效合理地配置了农村的各种社会资源，促进了农村两个文明的建设和发展。同时还有利于增强村民的凝聚力，因为村民代表来自全村各个层次、各个方面，在群众中有较高威信。他们的工作就是表达民意，维护和实现村民的利益，所以容易得到村民的认同、信任和支持。这样既理顺了群众的心情，也促进了村干部的工作，密切了干群关系。此外，实行村民代表会议制度以后，村干部的活动在村民代表会议的监督之下，不仅通过民主决策，可以在重大问题上约束村干部的不轨行为，保护村民的根本利益，而且还可以通过帐目公开，财务监督，防止村干部对集体财产和村民利益的侵犯，从而制约了有些村干部的不良行为，这就从制度上制止了干部腐败的滋生。（3）召开户代表会议进行民主决策。即一家一户派一名代表参加的民主决策会议。这种决策形式由于吸收了以家庭为单位的不同利益集团的参加，因此有利于民主决策后决议方案的贯彻执行。这种决策方式还有省时省力、形式活泼、较为人民容易接受的特点，因此在农村十分普遍。它一般适用于布置农业生产任务，讨论村中的生产、生活和建设问题。（4）由部分当事人参加的小范围内的民主决策。这种决策形式一般适用于决策的内容和对象具有片面性，不涉及其他村民的具体事宜，其决策的结果也不具有扩散的效力，一般只对参加会议的部分村民有效，一般也只限于解决一些具体的生产和生活福利方面的事务。

在村民自治的具体实践中，不仅民主决策的内容是重要的，而且很多情况下决策的形式和程序也影响村民民主权利的发挥。对此，各地也探索出了一些适合本地特色的民主决策程序。例如四川乐山农村实行的"八步法"就是一个典范。他们的决策程序主要包括提出议题、安民告示、召开会议、报告工作、听取意见、宣布议题、表决通过、组织实施等八个环节。山东日照市东港区涛雒镇实行的"村务公决制度"也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他们把村中大事全交给村民自己决定，并制定了《涛雒镇村务公决制度》，这项制度规定：凡村集体投资2万元以上的工副业项目、土地调整、农田水利基本建设项目、公益福利事业、经济园林更新等重大事务，村"两委"都要根据会议讨论，然后进行民主评议。

由此可见，在我国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中，以村民大会或者村民代表会议等会议作为村民民主决策的物质载体，作为我国农村村民民主"参政"、"议政"的一种行之有效的组织形式，已经在村民自治的生动实践中越来越显示出重要地位。

三、建章立制与民主管理

在各项村务中，最经常、最大量的是管理工作。在传统的村务管理体制中，管理权和决策权、监督权基本上是一致的，党支部可说是集三权于一身。实行村民自治以后，不仅党支部和村民委员会的职责分开了，而且管理权与决策权、监督权之间也有了初步明确的划分。这种管理再也不是原来意义上的管理，而是同民主选举和民主决策一样，由全体村民共同参与，实行民主管理。在"四个民主"中，民主管理是贯穿始终、连接各个环节的，是村民自治的重要内容。

民主管理就是指村民依照一定的法规制度参与村级事务的管理，它是农村民主政治建设的重点。村民自治中的民主管理，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通过村民会议或者村民代表会议，让村民就村内事务发表意见直接参与管理；二是依据党的方针政策和国家法律法规，结合本地实际，制定村规民约或者村民自治章程，让村民和村干部自我约束、自我教育、自我管理。其中，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大会是农民进行民主管理，行使民主权利的重要形式，是民主管理的主要物质载体；而村规民约、村民自治章程则是民主管理活动的制度遵循，是民主管理活动和过程的外化形态。

一般来看，国有国法，家有家规，村也有自己的村规。一个村就是一个小社会，村民在日常生活中经常会遇到一些国家法律、政策没有涉及、没有具体规定的事情。这时就需要建章立制，实行制度管理。在现在农村的村民自治过程中，主要包括以下几种类型的村级规约：

一是村民自治章程，有的地方也叫村自治章程、依法自治章程等，有的甚至称村务规范化管理规定。它是最高层级的村级规约，村民称为"村级小宪法"，它具有完备、规范、原则等特征。是其它村级规约制定的基础。，村民自治章程包括一下一些内容：（1）村级组织方面的规定。如村民会议和村民代表会议的组成、职权和会议制度以及他们的具体产生办法、职责和工作制度；村民委员会的工作机构；村民小组的划分和村民小组的产生办法；村干部的行为规范；村民委员会同乡镇人民政府、村党支部和集体经济组织的关系等。（2）村民权利和义务方面的规定。如村民的选举权、被选举权、对村民委员会进行监督和批评的权利以及建议权；村民应当履行的义务和责任等。（3）农村社会事务和精神文明建设方面的规定。如社会风俗、社会治安、家庭关系、邻里关系、计划生育等。（4）村务公开的内容和方法。如公开的事项、公开的时间等。（5）农村经济管理方面的规定。如农村土地管理、承包方案的确定、提留及统筹的提取和使用、民主理财、对村办企业的管理等。

二是村规民约，个别地方也叫村民公约、村民行为规范等。这是比村民自治章程低一个层次的管理制度，它对全村的各项管理制度进行更为详尽具体的规定。村规民约是随着村民委员会的建立而出现的一种群众自治的行为规范，是村民委员会组织村民进行民主自治的章程，是广大农民群众民主意愿的体现。它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村民委员会的建立，在继承以前农村各种公约的基础之上发展为今天的村规民约。它具有以下几个特征：（1）群众性。是指村规民约由本村村民自己提出条文，自己讨论制定，由此集中体现了本村村民的利益和愿望，当然也只对本地区的村民有约束力，这个特征使它与法律严格区分开来。（2）合法性。这是从村规民约的内容而言，对此《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16条明确规定："村规民约的内容不得与宪法、法律和法规相抵触。"（3）针对性。这是指在内容合法的基础之上，要紧密联系本居住地区的实际有针对性地制定。因为社会情况十分复杂，各地由于经济状况、文化程度和地理环境的不同，所要解决的侧重点也不同，因此村规民约的内容不能千篇一律。这是村规民约的生命力之所在。（4）通俗性。这是指村规民约要根据本居住地区的风俗习惯、文化传统，分别采用农民群众容易接受的表达方式，如"十要、十不要"、"十提倡、十反对"、"三字经"等。

村规民约作为一种新的行为规范，它在整个社会规范结构中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和作用。它既不同于党的政策和国家法令，也不同于社会道德和风俗习惯。它是农村村民在基层社会生活领域开展自治活动的章程，是发展农村物质文明建设的保证，也是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一种形式。需要说明的是，有的地方将村民自治章程与村规民约合而为一，制定出一个既原则又具体、既有政策条款又有奖罚措施的统一的综合性的管理制度。

三是各类专项规约，包括村务公开制度、财务管理制度、干部廉洁制度、村民档案管理制度、村民代表会议议事规则、计划生育公约、村委会及下属各委员会的工作职责等等，这些是与村民自治章程、村规民约并行不悖的有关各种专门组织、专项事务的工作规章，现在几乎在每个村都有这类专项规定。

四是临时性的制度规定，如选举方案、村民代表选举办法等。

总之，村规民约和自治章程等村级规约的制定和执行，使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在村民自治活动中有了新的制度依靠，使农村农民进行民主管理变得具体而又可能，大大增强了村内的团结，促进了社会主义农村的稳定和繁荣，使我国农村走上了一条可持续发展的健康之路。

四、村务公开与民主监督

村民自治中的民主监督就是指村民群众依照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法律、法规以及村民自治章程、村规民约，运用多种监督形式，对村民自治的各项工作，特别是对决策以及决策执行过程进行监督，以及对村民委员会及其成员的工作情况进行监察、督促的过程。它在整个村民自治中，起着一个整合、纠错和保护的作用。其目的是为了保证村民自治健康发展，促进农村两个文明建设。

依照我国村民自治的现行体制，从民主监督的对象和内容来看，我国农村村民的民主监督主要有三种形式：一是通过定期召开村民会议或者村民代表会议，听取和审议村民委员会的工作报告，对村委会的工作进行评价和监督。二是制定群众评议干部和村务制度，通过包括村民会议和村民代表会议等各种形式，对村委会干部的工作能力、工作业绩、工作作风和其他行为以及村级事务进行全面的评议。三是通过建立健全村务公开制度，推行民主监督的经常化。

在村民自治实践活动中，民主监督的形式多种多样。但经实践证明，村务公开无疑是最有效的而且是最重要的形式。村务公开是村民委员会把涉及村民利益和村民普遍关注的事项定期及时向村民公布，自觉接受村民的监督。《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规定，"村民委员会实行村务公开制度"。"村民委员会应当及时公布下列事项，其中涉及财务的事项至少每六个月公布一次，接受村民的监督：（1）本法第十九条规定的由村民会议讨论决定的事项及其实施情况；（2）国家计划生育政策的落实情况；（3）救灾救济款物的发放情况；（4）水电费的收缴以及涉及本村村民利益、村民普遍关心的其他事项。"同时还规定了"村委会应当保证公布内容的真实性，并接受村民的查询"。如果"村委会不及时公布应当公布的事项或者公布的事项不真实，村民有权向乡、民族乡、镇人民政府或者县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主管部门反映，有关政府机关应当负责调查核实，责令公布；经查证确有违法行为的，有关人员应当依法承担责任。"

为了巩固农村职权，保持农村的稳定，促进农村经济发展，我国绝大多数地方都先后实施了村务公开的制度。其中较早进行村务公开探索的是河北的嵩城县和山东的莱西市。后来，为了在全国范围内推行和完善村务公开制度，1997年民政部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建立健全村务公开制度，深化农村村民自治工作的通知》。民政部的这一通知对村务公开在全国范围内的推行和村务公开的制度化建设有着里程碑的意义。

在我国村民自治的具体实践中，广大村民遵循使用方便、节俭的原则，在村务公开中坚持把固定公开与灵活公开结合起来，把文字公开与口头公开结合起来，创造了多种多样的村务公开形式。其中，村务公开主要以"一栏、一卡、一会"的形式表现出来。"一栏"是指村民委员会和村民小组在村中最醒目的位置设置固定公开栏，公开栏设综合栏、专项栏两种。专项公开栏适用于财政收支、计划生育、电费收缴等项内容，其他内容可在综合栏中公开。"一卡"是指明白卡，主要用于夏粮征购、统筹提留、劳动积累工等涉及村民切身利益的事项，填发明白卡，每户一卡。"一会"是指通过村民代表会议将村中的兴办公益事业、企业项目的上马和村干部责任目标等事项向村民公布。此外，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有的地方还通过下发公开文、公开表的方式公开村务，有的还用广播特别是电视等媒体进行村务公开。通过这些形式，广大农民成了村民自治的真正主体，村民自治获得真正落实，农村社区有了行之有效的管理模式，从而从根本上摆脱了无组织和无序状态。

村务公开制度的建立和运行，巩固了村委会换届选举成果，深化了村民示范活动，有效地推行了民主治村的全国落实。第一，村务公开满足了广大村民参政议政的愿望，增强了村民当家作主的主人翁精神，改善了干群关系，化解了矛盾，消除了农民群众对村干部的疑虑。实行村务公开制度以后，农村基层干部的工作透明度增大了，农民群众对村干部工作的理解增强了，支持更大了。用村民和村干部的话说："村务公开亮了村干部的箱底，兜了集体的家底，明了百姓的心底。"真可谓"给群众一个明白，还干部一个清白"。达到村民对村委会成员放心，村民委员会成员舒心，干群之间连心的效果。第二，村务公开特别是财务公开，有力地推动了农村基层干部的廉洁，改善了村干部的工作作风。财务公开是村务公开的一个重点，在实行财务公开的过程中，许多地区推行了"民议、村审、乡管、县查"的运行机制，彻底改变了以前农村财务混乱的状况。使农村财务走上了规范化的道路。农村财务公开给基层廉政建设奠定了基础，增强了村干部的廉洁自律意识，不仅村干部难以多吃多占，也有效地遏制了县乡干部到村里吃拿要的行为。第三，村务公开增强了村民的相互监督和自我约束，减少了村民之间、村民和村干部之间的误会与摩擦，促进了农村社会稳定和两个文明的建设。近20年村民自治的实践证明，村民自治的确是解决农村问题的金钥匙，而村务公开更是村干部解决工作难题的法宝。比如号称"天下第一难"的计划生育工作，由于实行村务公开，干部也好，村民也好，每家的婚姻状况和生育指标都张榜公布，这样，自觉自愿按规章制度办事的人多了，无理取闹的少了。此外，村务公开还推动了乡镇和县级部门的政务、警务等方面的公开。村务公开取得了广泛的社会效益，尤其是在推进廉政建设、改善干群方面，村务公开发挥的作用比制定几十个文件和宣传教育更大。它从制度上消除了腐败产生的根源，使腐败分子无机可乘，因而直接影响和推动了上级部门的廉政勤政建设，也推动了政府由统治型向服务型的转化，加快了民主政治的建设。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农村政治范文篇10

[关键词]农村民主政治村民自治基层民主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农村民主政治在新的体制框架内已然走过30年，对这30年来中国农村民主政治历程作一总结，从它演进的轨迹中找出某些阶段性特征和由此构成的历史逻辑关系，对找准农村民主政治发展的突破方向，切实推进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事业，必将是一种有意义的努力和尝试。

一、农村民主政治发展轨迹

要了解改革开放以后农村民主政治的发展轨迹，我们就不得不关注村民自治的发展轨迹。虽然就村民自治的原生态而言，村民自治是农民出于社会管理而自发形成的一种自我组织，但从其产生后不久，它就成了国家运作农村基层民主的重要载体。所以，回顾与梳理农村民主政治的发展历程，就必须以村民自治为原点、以现代国家和乡村社会为两个支点建构其分析框架。为此，我们从三个阶段展开追溯：

第一，民主治理路径的初步自探阶段。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随着农村经济体制的改革、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我国过去的体制已失去了存在的合理性，它不仅无法继续承担整合农村社会的作用，而且“无法容忍新兴的社会力量”，并在客观上使农村一些社队基层组织处于涣散，甚至瘫痪、半瘫痪状态。为此，出于社会治理的需要，广西壮族自治区罗城县和宜山县的一些村，自发地把农民组织起来，创立了村民委员会这一组织形式。虽然当时他们创建村民委员会仅仅是为了使农村日常生活中的一些问题得到解决，但这一新生事物一经产生就因其较强的适应性和创造性而很快在其他农村地区蔓延开来。这一农民自发创造的管理机制也引起了当时主管中央政法工作的彭真同志的重视，并肯定了人民在组建村级管理组织时的自主权、选举权等。“村民自治的最大特点就是自组织，它来自于乡村社会内部，是一种群众性的自我整合。这种整合所产生的后果首先就在于建构农民的主体性，农民在自我整合中是’自治者’，而不是’他治者’。”当然，由于中国历史上缺乏民主传统，农民对民主的学习、理解和接受还有一个过程，同时，村民自治作为一种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民主化治理机制，还需要与政权和政党治理机制相互对接和磨合。所以，在相当长时间内，村民自治制度并没有承担起国家所期望的民主功能，而是出现了各行其是、甚至扭曲村民自治原则精神的状况。这一现状实际上给中国民主化进程提出了新的命题，即农村原生民主是自发的、朴素的，它要想承担起农村民主政治载体的使命，完成自发性民主到制度性民主的转型，还需要国家的动员、推动，需要国家制度建构，使乡村民主进入到制度建设的轨道。

第二，国家关注、动员和推进阶段。促使农村自发民主进入国家关注、动员和推进阶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上述所说的农村自发性民主向制度性民主转型需要国家自上而下的推动外，还因为改革开放后农村政治自发演绎格局需要国家重塑与农民的关系，并在乡村重建合法性基础，以此实现对乡村社会的有效治理和整合。这一阶段最典型的表现就是：随着1987年《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行)的通过，农村自发的“草根民主”逐渐纳入国家规划的轨道，村民自治活动也从自发状态逐渐获得了应有的体制地位、社会利益与经济支持。在国家相关职能部门的关注、动员和示范下，村委会选举中规范化程度有所提高，竞争性也逐渐加大。但这一阶段取得的预想效果是有限的，一方面，这一时期国家的关注基本上还是停留在观望、试验或仅仅是重塑国家与农民关系的尝试阶段，在政策上还基本上是放任式的；另一方面，制度文本与实践对接产生了困难，一些原则性规定很难把握，也难以操作，同时一种制度从文本层面顺利地走到实践层面，其间还涉及利益的较量、心理层面的认知及诸多环节的完善。诸如此类因素，不仅没有引导农村民主政治顺利进入国家民主政治整体框架中，还造成了亿万农民群众经济上和政治上双重贫困现象的出现。这种现状，需要国家重新思考农村民主政治的发展进路。

第三，国家规范和农村基层民主深入发展阶段。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末的10年中，农村民主政治进程何以会经历上述所分析的阵痛，实际上很大程度上与国家没有有效地找到与农村自发民主的结合点有关。所以，针对村民自治实践中存在的诸多问题，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根据中共十五大精神，总结《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行)实施10年来的经验，于1998年11月修订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这部法律的通过，标志着中国的村民自治进入到一个国家整体谋划和深入推进的全新阶段，村民自治在国家整个民主政治发展战略中也获得了应有的地位。1998年之后，国家又根据实际情况，以不同的形式文件来引导村民自治的发展。2007年党的十七大更是将基层民主当作人民民主的基础性工程提了出来。这些都是国家对农村基层民主建设实践需要作出的与时俱进的回应。

二、农村民主政治发展特征

结合农村民主政治的发展轨迹来看，农村政治格局基本形成了“乡政村治”，与这一格局形成过程相伴随的是农村民主政治发展特点的显现化。

第一，国家与农村社会治理边界的日趋明确化。改革开放以前，中国的体制基本上是全能主义的统治模式，国家通过生产大队和生产小队垄断了农村社会几乎全部的资源，生产大队、生产小队也成了社会资源与权力的再分配系统，这一切都使农村社会失去了应有的自治发展空间。1978年，改革开放的序幕首先在农村拉开，“政社合一”的生产大队的管理模式逐步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所代替，农村渐渐形成了以一家一户为单位的农民经济，随之而来的变动就是农民身份制约束的放松和农民流动性的增加，农民逐步突破传统行政网络结构的束缚和传统自然经济与村庄的界限，通过打工融入市场经济的大潮。这一现状表明，改革开放前国家强有力的政治整合方式已经走向解体，国家与乡村社会出现明显分野，其特征就是国家不再以全能主义姿态具体管理农村的一切活动，国家行政权力逐步上收至乡镇；乡镇以下的村庄基层组织不再是政社合一的国家政权的直接延伸部分，不再拥有对农村社会生活的强制性干预能力，不再像以前那样承担国家在农村社会的具体管理职能，对农民生活的介入程度及其对乡村社区运转的调控能力相比从前也大为减弱。农村社会开始从国家行政网络为主导的群体社会向独立的个人为基础的社会转变，这一切变化就表现为农村“乡政村治”治理体制的实行，即通过建立群众性自治组织实行村民自治，由群众性自治组织行使本村范围内的各项自治权。这一切改变又因为1998年《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颁布而获得了法律上的认可。从此，国家与社会有了明确的作用边界，农村社会也有了从法理上抗争国家习惯性行政入侵的依据。与这一变化同步进行的是体制下高度同质性和均等性的社会平衡被打破，农民在谋生手段、经济水平、社会经验、价值理念、个体心理等方面也日益呈现出多元化特征，一种以契治理与善治改革开放以来农村民主政治发展论析约型、自治型为主并兼以治理协作型的农村管理模式逐步形成。

第二，农民作为政治权利主体身份的渐趋明朗化。在中国政治文化传统中，对大多数中国农民来说，其政治行动的价值评判标准主要是国家、集体和家庭为本位的政治价值观和政治利益观，每一个具体的个人都不是政治关系的权利主体，没有独立的人格，只能依附于一定的家庭、家族或一定的行政体系来履行参与角色。“中国文化最大之偏失，就在个人永远不被发现这一点上。一个人简直没有站在自己立场说话机会，多少感情要求被压抑，被抹杀。”③在实行分户经营和自由流动后，村民对土地的依附性和对行政的依附性被打破，开始以独立的“个人”身份进入农村政治领域。“和谐社会”的理念和市场经济带来的平等、竞争、合作的价值观念以及对追求个人利益合理性的承认，又带来了个人理性精神和平等精神的发展。这一切都使农民对自身政治权利主体身份的认识日趋明朗化，而这正是农村社会民主政治建设得以开展并进一步推进的重要条件。转第三，政治权威合法性来源的逐步法理化。关于合法性来源，马克斯·韦伯曾从经验分析出发，提出三种纯粹的合法性统治类型：法理型统治、传统型统治和魅力型统治。④按照这一分类来看这一时期的农村权威合法性基础，可以发现其基本上是属于法理型的。所谓法理性，就是指人民通过选举进行直接授权的方式来形成权威的合法性。在中国，村民自治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由村民代表或全体村民选举村委会主任，并通过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的方式来决定自治范围内的公共事务。如《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二条规定，村民委员会是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由此可见，在农村政治领域，随着传统和超凡魅力为基础的合法性证明手段的大幅度衰落，政治体系实际作为的重要意义开始凸显，即它是否代表了公众的利益和愿望，是否为公民提供了更多、更好的政治产品。正是为满足这个要求，民主在农村政治制度的众多安排中脱颖而出，使村民可以借助法律的规定，通过选举的方式，定期挑选符合标准的农村人，并能正常撤换偏离要求的人，以保证农村公共利益的实现。由此开始，村干部的合法性基础与权力授权来源发生了由上至下的转变，法律上主权在民的原则使广大农民在选择自己的治理组织上有了实质意义上的主动权。

农村民主政治变化所呈现出的这些特征，都带有明显的过程性，而且所有这些都是以阵变式方式体现的，这也就是俞可平教授所讲的增量民主之路。

三、农村民主政治发展启示

在农村民主政治发展的这30年中，留下了足够多的经验和教训供研究者去研究，撇开众多的分歧和差异，我们可以继续沿着上文的分析路径总结出三点启示。

第一，农村自身逻辑的持续演绎。在农村民主政治进程中，农村社会自身的历史变迁构成了农村民主政治发展的逻辑起点和前提条件。农村民主政治的发端本身就是农村政治对20世纪80年代初农村社会变迁的主动回应，而村民自治就是其重要的出场路径。自中国第一批村民委员会组织产生起，村民自治就逐步被赋予了农村民主政治实现载体的责任。例如，1987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行)开宗明义地规定，制定该法的目的之一是促进农村基层社会民主的发展。而村民自治之所以能承载起推行农村民主政治的功能，并有这样的发展，其重要原因就是这一载体本身与农村经济发展、农村社会变迁相契合。实行家庭承包制后，农民有了人身自由，有了生产经营自主权和相对独立的利益，而人身自由、自主产权、利益分化正是民主得以产生和赖以运作的基本条件。所以，在民主的最初需求产生后，寻求运作民主载体的任务也就被推上了历史的前沿地位。而村民委员会这一原本为寻求社区安全而建立的自治组织方式则因为它是群众自治组织而不是官方组织，因为它是通过群众参与的民主方式加以建立的，自然就承担起推行民主的重任。由此我们不难得出启示：中国农村的民主化进程必须充分考虑自身的成长逻辑，而这种逻辑起点也只有从民众的需求中才能找到，离开这一点，民主便缺乏强大的生命力。

第二，政府自上而下的推进效应。农村民主政治自下而上的发展离不开国家政治体系作出的自上而下的主动回应和整体谋划，离不开相应的国家制度环境和政策环境为其提供政治依托。这是因为：首先，随着经济发展、社会分化，大众要求参与政治的愿望必然愈来愈强烈，如果不对政治参与加以制度化，建立民主规则和程序，使大众参与控制在有序的范围内，突然爆发的政治参与将会导致较大的政治危机；其次，在一个亿万农民处于分散孤立的状态下，没有政府的有效领导和组织及行政法律的干预，民主也不可能进入农民的实际生活。为此，1989年后，中共中央就开始有意识地把政体改革的着力点放在基层，希望从村民自治进行突破。国家希望在不断使村民自治制度化、法律化的过程中，逐步启动农民的民主意识，提高农民的民主参政能力，发展农村政治民主。当然，政府作用的发挥也不是专断的，它是以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为前提的。其作用轨迹就是：党和政府不断研究基层民主发展中的问题，出台推进基层民主深入发展的政策主张，主导基层民主发展的进程和速度，并在此基础上鼓励广大人民群众的有序参与和自发创造。所以，坚持党和政府在主导农村民主政治进程中历史主动性和积极推动性作用的发挥，是对国家在后发现代化民主政治进程中作用进行学理性思考的结果。

第三，学者基于乡村主位的学术思考。学者对农村民主政治理论本身及其制度框架理性化的建构，也是中国农村民主政治发展过程中留下的重要启示。应该说，近几年随着村民自治的民主潜在价值被发现，以村民自治为载体的农村民主政治发展和民主政治研究越来越成为各学科众多学者争相谈论的中心话语。虽然对农村民主政治发展问题的研究，学术界尚存在着不同程度的争议，但这些争议如果撇开具体的分析，就其学术价值来看，不管是肯定性的评价，还是一些疑问，对今天的农村民主政治建设的推进都是非常宝贵的。只有承认这一点，学术界的研究和基层探索才能更健康地发展，这样一种多元化的探索才可以最终给决策者提供有效的政策咨询。

当然，学术界的研究也有不足之处，其典型的局限就是，农村民主政治研究虽然以基层乡村为研究基点，但它却缺少“以农民的眼光看待农民”、“从乡村研究乡村”、从农民生活的环境来理解农民政治需求的责任和情怀，这就决定了相当一部分从事村民自治研究的学者实际上很难真正深入农村社会去发现乡村治理本身的问题，并寻找适应农村政治社会内生需求的发展路径。当然，越来越多的学者已意识到这一研究视角的不足之处，并进行了相关学术反思，主张基于乡村主位进行政治思考，从乡村治理的角度来开展村民自治的研究。

总结上述分析可以得出结论：农村民主政治在诸多因素的综合作用下走了一条中国式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发展之路。首先，民主萌芽在中国农村社会最初的自发产生(虽然十分脆弱却不可或缺)构成了农村民主政治发展的初始动力。其次，国家法律制度和相关政策的适时跟进是农村民主政治持续健康发展的保障。最后，学者的关注与研究构成了推进民主政治发展的重要民间力量。

注释：

①张厚安、徐勇《：中国农村政治稳定与发展》，武汉出版社1995年版第211页。

②徐勇《：现代国家的建构与村民自治的成长--对中国村民自治发生与发展的一种解释》，载http：//www1zhinong1cn/。

③中国文化书院学术委员会编《：梁漱溟全集》第3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5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