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税费范文10篇

农村税费范文篇1

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政府与市场关系扭曲，政府职能定位不当。实行市场经济以来，政府的经济职能还大量留存于市场中，还在很大程度上控制着经济资源的配置权力。政府为了实现对于发达国家的赶超，人为地扶持了众多违背本国比较优势的产业。为了支撑这些产业，又必须围绕一定的发展战略目标，制定各种管制政策，干预整个经济体系，形成资源配置机制、宏观相对价格、微观决策权“三位一体”的制度结构。实际上，“战略”本身就是一种系统性的政府管制。

政府管制政策的首要功能是对社会资源配置权的控制。经济转轨以后，政府主要通过强化对财政系统和金融系统的控制，来掌握和配置主要的社会资源，在农村也不例外。政府控制大宗农产品和农用生产资料的流通，对劳动力流动直接干预，抑制农村金融发展。其次是宏观价格信号的扭曲。改革开放以来，工业品价格的管制逐步放松，但对农产品的干预却依然存在。政府为了控制粮棉流通，干预农民的具体生产举措，控制农产品市场和相应的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使农户对市场需求的具体变化无从判断。而政府无论压低还是抬高农产品价格，都是对市场价格的干扰，从经济上看是没有效率的。再次是微观管理自主权的丧失。为了贯彻中央的各种政策，基层政府对乡镇企业和农业生产的具体环节多方面直接干预，尤其是对一些粮棉的主产区和乡镇企业。政府对农村社会经济的管制，扭曲了农村各种生产要素和产出的相对价格，抑制了农村产品和要素市场的发育，阻碍了农村各种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和资源配置，使得农村资源的配置以及农户的生产、经营决策背离比较优势，抑制了农业结构调整和农村非农经济的发展，制约了农村经济的长远增长。而且，由于信息不对称，管制政策在政府内部的传导过程，引起政府规模的自然扩张，政府与民间部门争夺经济资源。中央政府管得越多，基层政府越庞大，寻租机会就越多，经济就越落后。当然，农业本身有其特性，但政府对农村经济干预政策存在失误。当市场结构被人为扭曲之后，任何治理结构均告无效，看似正确的法律的实施也无从谈起。

近年来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一个基本问题就是如何解除管制，实现市场化。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市场竞争日益加剧，中国已然参与到国际经济大循环中，而且程度日益加深。因此必须加快转变政府职能，由传统的“管理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变，切实把政府经济管理职能转到主要为市场主体服务和创造良好发展环境上来，构筑完善的市场经济体系。逐步取消对农业经济的各种不当管制政策，促进农业经济发展，增加农民收入。

二、减少农业人口问题

农民收入增长，一般的方法是提高农业生产率。2002年世界银行曾对50年来其自身和其他国际机构的农业发展战略作总结性回顾，其时林毅夫发言指出，50年来，提高农民收入传统上是以提高农业生产率、改进农业基础设施、引进科技为基础。这样一个政策基本上没有成功，长期、可持续地提高农民收入的水平，仅靠提高农业生产率和增加农业产出无法达到目标。农产品需求弹性低，即使全国经济水平有很大提高，人均收入增加对农产品需求的拉动作用也较小。农产品价格弹性也低，农产品生产率提高，产量增加，价格会下降很多，以致“谷贱伤农”。所以，靠提高农业生产率，增加农业产出，无论力度多大，都不可能成为长期解决农民收入问题的主要办法，长期、可持续的办法只有靠减少农业劳动力。通过调整产业、就业结构，促进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不断降低农业就业的比重和数量，相应增加农村劳动力的耕地和提高农产品商品率，农民收入才有可能保持和国民经济同步增长。理论分析和别国实践都已证明了这一点，我国的经验也同样如此。从1978年到1984年，我国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后，农民收入增加靠的是农民生产积极性的提高。此后，农民收入增加的主要途径是减少农业人口。1985年到1990年初乡镇企业快速增长，提供了1亿多个离土不离乡的非农就业机会。此后则是大规模的城市建设对大量的农民工的需求，又提供了1亿个离土离乡的就业机会。近几年城市里出现“通货紧缩”，新增就业机会减少，农民转移到城市非农产业的渠道阻塞，大量劳动力滞留农村。而且，由于生产能力过剩，市场竞争加剧，许多乡镇企业破产，离土不离乡的劳动力也回流到农业。这是农民收入增长缓慢甚至停滞的一个重要原因。农民收入如果要有比较合理的增长，则“十五”计划期间每年必须在城里为农民提供800万个就业机会。1990年我国第四次人口普查时农村人口占全国人口总数74%，2001年的统计数据显示，我国总人口13亿，农村人口8亿，占全国人口总数64%.农村人口比重10年降一成，速度缓慢。

政府应采取积极措施促进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并维护进城农民的权益：一是解决农民户籍问题。户籍制度不改革，进城农民就不可能享受和城市居民同等的权利。我国宪法赋予所有公民迁徙的自由，农民不应该受到歧视。二是解决土地问题。可在农村实行永佃制，土地产权属于集体，使用权属于农民。生不增、死不减，可有偿转让，促进土地流转和土地市场建设。三是促进中小企业的发展。根据比较优势发展战略，目前我国的比较优势是劳动力多、劳动力便宜，应该多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或发展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中劳动力较为密集的区段，而这类产业和区段中的企业以中小企业为主。大力发展中小企业可以满足城市就业的需要和吸纳农村富余劳动力。目前中小企业发展的“瓶颈”在于缺乏金融支持和服务，投融资困难。因此，金融体制改革应促进以中小银行为中介的间接融资，政府在财税政策上也应给予中小企业大力支持。四是加快城镇化建设。

三、增加农民收入问题

（一）建立全国统一的农产品市场

打破农产品市场现有格局，积极建设全国统一的农产品市场，充分发挥各地区农业的比较优势。东部地区将会随着经济的发展，农产品生产成本的提高，逐渐失掉比较优势。让出部分农产品市场给中、西部，从而形成东部拉动中西部农村发展的良性循环。如果国内市场分割，东部地区农业生产比较优势丧失之后，直接从国外进口农产品，将和国际市场形成循环。而中、西部农村无法分享东部发展带来的好处，东、中、西部的差距就会不断拉大。政府应积极推动诸如市场中介、信用、法律等软环境的建设，诸如道路、通讯、运输、仓储等硬环境的建设可由各级政府财政支持，或由国内和国际民间资本投资。

（二）改善农村基础设施

现阶段生产能力过剩，通货紧缩，使农村劳动力离土离乡的异地转移和离土不离乡的就地转移渠道受阻。农村地区的基础设施项目投资少、工期短、见效快，具有很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增加与农村居民生活和生产紧密联系的基础设施建设，全面改善农村的水、电、路等小型基础设施，可以在农村地区创造大量就业机会，直接增加农民收入；改善农村生活环境，有助于启动农村消费市场，消化过剩生产能力，进而促进农民收入可持续增长，也有助于改善农村生产环境。只有解决通货紧缩问题，使国民经济恢复正常运转，增加非农产业的投资和就业机会，农民向非农产业转移才能有序和持续，农民收入才可能有和城市居民大致相等的增长。因此，加快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是当前实现农村劳动力就业和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增加农民收入的有效措施，也有利于启动农村的存量需求，增加农民收入，缩小城乡差距.

（三）加大对农业科研的支持力度

加入WTO对我国农民来说既是机遇也是挑战。我国粮食科研特别是水稻科研在国际上处于领先地位，而蔬菜、水果等劳动密集型农产品的科研与国际水平相比还有很大差距。因此，某些地区、品种面临着国外进口产品的竞争压力，如大豆、玉米、小麦等土地密集型产品。政府应加大对农产品的科研支持力度，促进与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合作，改善品种和质量，达到国际市场的要求，帮助农民把握住劳动密集型农产品的发展机遇，增加收入。

四、财政体制问题

农村税费负担与现行财政体制有一定关系。现行分税制下中央财政将多数规模较大、征收成本较低的税种集中在自己手里，属于地方财政的都是小税种，且难以征收。地方财政也缺乏必要的税种选择权、税率调整权及一定条件下的设税权。目前乡镇一级政府承担着许多中央政府的实施任务，却无相应的收入来源，加重了农村的税费负担。

我国政府间关系尚未理顺，责权利不对称且缺乏法律约束。财权的划分应以事权为基础，根据公共产品的不同性质，在划分事权的基础上，再相应划分财权，并在程序上予以规范化、法治化。这是国外的普遍做法，也是成功经验。目前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职责比较混乱。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关系在中国是一个历史问题。中央政府事无巨细，样样干涉，管不了也管不好。地方政府则成为中央政府的附属、缩影，无独立意识也无独立地位，往往不对本级负责，而只对上级负责。在这种状况下，一些本应由中央政府承担的职责转嫁给了地方，而一些应由地方承担的职责，越俎代庖。其次，地方政府层级和财政层级过多。市场经济国家一般为三级或准三级架构政府，我国宪法明确规定为五级政府。相应地，地方财政也层级过多，且处于比较混乱的状态。地方各级政府职责模糊、交叉，而且省与省以下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往往比照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关系，责权较多地集中于省级政府，事权却大量下移。因此，需要加快构建公共财政体制框架，在完成政府职能和角色转变的基础上，适度简化政府层级。合理划分中央和地方经济社会事务的管理责权，属于全国性和跨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事务，管理权限划归中央；属于行政区域内的地方性事务，管理权限划归地方；属于中央和地方共同管理的事务，分别不同情况，明确中央与地方各自的管理范围和责任。在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经济社会事务管理责权的前提下，理顺中央和地方政府在财税领域的分工和职责。按照“一级政府、一级事权、一级财权、一级税基、一级预算、一级产权、一级举债权”的原则，构造完整的多级财政。同时，不断完善自上而下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构建科学、合理的公共财政体系。

五、规范政府税费问题

（一）取消农业税，逐步建立一元税制

最近国务院作出降低农业税税率并逐步取消农业税的决定，以减轻农民负担，发展农业经济。但从长远看，应建立一元税制，将农业税并入统一的税收体系，彻底解决现行二元税制弊端。近期来看，我国依靠从农业提取积累支持工业发展的历史阶段已经过去，2001年我国农业总产值占整个GDP的比重为15.2%，当年农、牧业税收收入总额为285.8亿元，如果包括耕地占用税、农业特产税和契税则为481.7亿元，当年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为37213.49亿元，即使把农业各税都提高一倍用以支持工业建设，也只不过能使全社会的固定资产投资增加1.3%.农业税占政府财政收入比重很低，2001年农业各税只占中央政府财政收入的5.6%，取消农业税应当可行。2002年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转移支付的总额为7332亿元，如果取消农业税，地方政府减少的税收由中央政府以专项转移支付补贴，则中央政府要增加的转移支付也只有6.6%，财政可以承受。

（二）规范农村收费

根据公共产品理论，税费各有定位，是两种性质不同的财政收入形式。税收服务于公共产品，费则主要服务于准公共产品。规范的财政收入机制应税费并存。收费曾是农民沉重负担的重要原因，在农村税费改革中，“三提五统”等不合理收费已经取消，但合理的收费也还是必要的。合理收费应予以保留，并纳入预算内管理。

参考文献

（1）秦晖《并税式改革与“黄宗羲定律”》，《农村合作经济经营管理》2002年第3期。

（2）唐仁健《对农村税费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探讨》，《中国农村经济》2002年第12期。

农村税费范文篇2

一、农村税费改革试点的基本内容

按照四川省、成都市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部署，龙泉驿区从2002年4月起开始进行改革，到8月下旬进入由村组张榜上墙公示每个农户改革前后减负情况，待农民认可签字，即可向农民送达纳税通知单，新的农村税费征收制度即基本建立。其改革的基本内容如下：

一是取消项目。包括取消了乡镇统筹费、农村教育集资等专门面向农民征收的行政事业性收费和政府性基金、集资；取消屠宰税及其附加基金；在3年内逐步取消劳动积累工和义务工。

二是改革村提留收取使用办法。村范围内举办公益事业，所需资金不再固定向农民收取，由村民大会民主协商，通过“一事一议”解决，并且，非特殊情况和经乡、区政府批准，向农民每人每年筹资筹劳不得超过15元。

三是调整农业税和农业特产税征收政策。向每户农民征税只能征一种税，不得重复征收；取消原来一个应税品目两道环节征税，实行一个品目只在生产或收购一道环节征税，龙泉驿确定在生产环节征收；农业税率为7%，农业特产税税率为8%，两税附加均为20%；农业税计税价格按2000年中等稻谷收购价1.07元/公斤执行，一定3年不变；农业特产税实行核定征收，全区亩均产值按772元/亩，一定3年不变。

四是加大政府财政的转移支付力度，原由乡镇统筹农民上缴开支的乡村两级义务教育、计划生育、优抚和民兵训练等支出，由政府通过财政预算予以安排。

至此，改革后龙泉驿区农民只向国家交纳农业税及其附加或农业特产税及其附加，其他税赋和固定交费项目一律取消。

龙泉驿区测算了改革前后的农民税费负担情况。税改前的2001年，全区农民负担税费总额为4863.9万元，其中，农业税、特产税506万元，屠宰税33万元，乡统筹823.8万元，村提留758.4万元，教育集资496.8万元，行政性收费67.2万元，两工（义务工、积累工）折金206.1万元，其他1282.3万元。改革之后，农民负担农业税及附加1092万元，农业特产税及附加422万元，合计1514万元，总减负率67.9%。农民人均负担，改革前140.7元，改革后44.6元，人均减负96.7元，减负率为68.3%。

二、改革的若干操作措施

税费改革不仅涉及农村千家万户，也涉及到相当多的政府部门及县乡村干部的切身利益，稍有不慎，即有可能导致严重的社会后果。因而，必须做到积极稳妥推进。龙泉驿区主要采取了如下措施，保证改革顺利实施。

(一)耐心细致地宣传税改政策，取得农民的积极配合

农民税费负担过重是多年的顽症，年年要求降下来却成效甚微，反而有加大之势。因而，相当一部分农民认为，什么税改不税改，反正是变着法多收钱。另一部分农民对税改政策理解有偏差，认为要改革就全免税费。这就导致相当一批农民对税改工作不大热心。农民是税改工作的主体，没有他们的配合，核实田亩、落实税赋、确定责权等工作就无法展开。因此，龙泉驿区将宣传农村税费改革列为第一阶段的工作，把让农民了解、掌握税费改革政策贯穿于整个税改过程。一是通过电视台、报纸宣传；二是政府将农村税改政策的主要内容通知到村、组、户，通知中写明税费改革要取消和逐步取消的税费项目，该户应负担的税费以及公益事业建设兴办办法等；三是区委、区政府先后向各乡派驻农村税费改革工作队和工作督查组，乡向村、组派农村税费改革督导组，指导、监督税费改革工作。通过这些办法，让农民理解改革、认同改革、支持改革、配合改革，保证将此项有利于农民的事情真正办好。

(二)本着从轻确定农民负担的原则，处理好到户税赋

总体上看，龙泉驿区农民负担在改革前并不高，2001年人均税费占纯收入的4.8%，但龙泉驿区仍然坚持尽可能减少农民负担。首先是从轻计算农业税计税面积，以农民第二轮承包的土地面积为基础，以合同面积为依据，不搞重新丈量，以防止随意增加农民承包的土地面积。对自留地，因第一轮、第二轮承包均未将其纳入计税面积，为保持土地承包政策的连续性，也不将其纳入计税面积。其二，从轻确定常年产量和产值。按照计税产量产值应低于实际的原则，确定：农业税计税常产坝区不超过850公斤，山区不超过650公斤；农业特产税计税产值，亩均772元，约是实际的1／3。

其三，坚持“一户一税”的原则，不允许重复征税。目前农地兼种普遍，但对一户农户只能采取一种征收方式，以避免重复征税，加重农民负担。以经济作物为主的，是征收特产税还是征收农业税，要和农民协商选择；种大田作物的，则只能征收农业税。

(三)排除枝节干扰，坚持“减负”核心任务

此项农村税费改革涉及面较广，利益调整幅度很大，必然会遇到这样那样的问题。其中主要有：一是农民负担减轻后，乡村政权组织体制如何转变，特别是乡村干部如何压缩，留岗人员工资标准如何确定，资金来源何在等，事关广大基层干部的切身利益。二是历史遗留的税费尾欠，一些村组干部工资尚未兑现等情况，在一定程度上影响部分农民和基层干部支持税费改革的积极性。三是实施改革后会出现一些新问题。如乡村组织运行经费可能不足，兴办乡村公益事业的困难增大，乡村干部的工资、补贴有可能减少等等。这些问题，在改革之前解决起来都十分棘手，要在此次改革中一并妥善处理，显然不现实。关键是要抓住当前的主要矛盾，即农民负担过重，必须坚决减轻。如过分纠缠于其他问题，对减少农民负担这一主线必然造成干扰，形成久拖不决的局面，反而对大局不利。龙泉驿区的做法是，先集中精力进行税费改革，坚决将农民负担减下来；对涉及到或新产生的问题，积极采取措施解决，属于目前自身条件不够的，或对政策理解不够的，认真做好基层干部的思想工作；属于本级无权解决的，积极向上级反映，一时不能解决的，区政府尽量部分解决一时之需。

(四)坚持公开公平原则，增强改革的透明度

此次农村税费改革，涉及的政策多、人员多、部门多、环节多、数据多，十分繁杂，农民一般对此也很难搞清楚，稍有不慎即会产生失误，而局部或个别失误往往会激化扩大矛盾。对此，龙泉驿区采取了公开、谨慎的工作方针，力求细致小心做工作。首先是避免政策的中间扭曲。龙泉驿区通过各种形式向农民宣传此次农村税费改革政策内容，特别是把税改基本政策与到户的税费负担以通知形式送达到

户，使每户农民明白无误、心中有数。同时，还实行农村税费改革前后农户负担情况公示制度，将每户农民改革前后的负担在村组上墙公开，以备农民检查、认可，消除农民的疑虑。公示表上的内容包括：中央和国务院税费改革文件号，区政府批准文件，户名，改革前负担，改革后负担(包括单列的第二轮承包土地计税面积、常产或产值、计税价格、税率、附加税率、应纳税额等分项)，减负额，减负比例，区乡农村税费改革办公室联系电话。其中，还特别注明农业税和农业特产税分开公示，以防混淆。其二，反复测算，力求精准。对计税土地面积，2001年各乡镇已经做了基础性工作，2002年重点是进行核实。为切实保证不出偏差，区政府要求乡村组必须张榜公布每户农民第二轮承包土地面积和常产；乡村组根据区政府制定的统一表格，测算每户农民改革前后的税费负担并报区税费改革领导小组审核批准后，按照统一的格式在村组向农民公示，直到每户农民签字认可后，才能向农民发放纳税通知书。

三、配套改革措施

农村税费改革是农村分配制度和上层建筑的一次重大改革，必须采取综合配套改革措施。为此，龙泉驿区共制定10个改革配套文件，确保改革顺利进行，并在指导思想上明确，减轻农民负担、保证基层政权的正常运转，最根本的是靠发展农村经济。其主要措施如下：

(一)精简乡镇结构，压缩人员

1.调整条块机构设置。将区级行政主管部门派驻乡镇的机构，如农技站、农经站、农机站、畜牧兽医站、林业站、水利站、水产站、国土所、财政所、文化站、广播站、计划生育服务站、卫生院、村镇助理员的人财物，下放到所在乡镇，以便于乡镇党委、政府统一协调服务职能，提高工作效率，减轻财政支出压力。

2.精简党政机构。为减少机构重叠和人员过多，对乡镇党政机构进行综合设置。在人口较多、地域较宽、经济较发达的一类乡镇，设党政办公室(承担党建、人大、工、青、妇、人事、文书档案等职能)、社会事务与计划生育办公室(承担民政、司法、教育、科学、文化、卫生、计划生育等职能，可挂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办公室的牌子)、经济发展办公室(承担农业经济、乡镇企业、招商引资、旅游、统计等职能)、村镇建设办公室(承担土地管理、村镇建设与管理、环境保护等职能)、财政所共5个机构并配备助理员。人口、面积、经济水平处于中等的二类乡镇，设党政办公室、社会事务与计生办公室(同时挂社会治安综合办牌子)、经济发展办公室(同时承担村镇建设职能)、财政所共4个机构。

3.改革乡镇事业机构。一是将设置过多过散的“站所”进行撤并，将农经站、农技站、林业站、水利站、水产站合并为“农业技术服务中心”；将文化站、广播站合并为“文化服务中心”；企业办公室、农机站、畜牧兽医站予保留，创造条件走向企业化、社会化；撤销乡镇法律服务所、劳动就业服务所；国土所予保留。二是改革乡镇卫生院和计划生育指导站分离状态，有条件的可实行一套机构、两块牌子体制。三是鼓励社会力量兴办乡镇科教文化等公益性事业和养老福利事业。

4.压缩乡村干部人数。乡镇机关行政编制，在1998年底基数上精简17%左右；乡镇事业编制在1999年底的基数上，精简比例不低于20%。精简分流任务，要在3年内完成。乡镇党政领导职数，也同时压缩。乡镇党委设书记1名，副书记2名，纪委书记由副书记兼任。乡人大主席原则上由乡党委书记兼任，兼任的可配备1名专职副主席或1名工作人员。乡镇政府设乡镇长1名，副职3名(一类乡镇可增设1名)。乡镇武装部设部长1名。乡镇内设机构一般只配1名领导职数，原则上由分管副书记或副乡镇长兼任“一把手”。不设乡镇长助理。村组干部，原来一般在7～8人，此次改革，决定每组解决1人经费，每人每年1000元；村干部每村解决4人经费，每人每年3000元。村组干部可以交叉任职。

（二）改革乡村财政预算管理体制

1.收入分配。工商税收按区实得由区乡分成；农业税作为乡镇财政固定收入；农业税附加、农业特产税附加收入，作为村级收入，实行乡管村用。

2.调整事权财权范围。农村税费改革取消乡统筹后，原由乡镇统筹开支的乡村两级义务教育、计划生育、优抚和民兵训练所必须的支出，由区乡财政予以安排；原由村提留资金安排的村组支出，主要由农业税附加、农业特产税附加收入解决；农村卫生、文化、广播逐步实行有偿服务，政府适当补助；乡村道路修建和集体生产公益事业所需资金，不再固定向农民收取，所需资金通过“一事一议”解决。

3.实行乡镇财务“集中收付，零户统管”。乡镇收支，均通过区财政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其主要办法是，取消乡镇各行政事业单位的所有银行帐户，由区财政建立乡镇财政专户；单位收入直达财政专户，支出从财政专户直达用款单位；乡镇财政集中资金结算、会计核算、会计档案；设立总会计、单位会计、单据审核员、资金出纳员，分别承担管理监督、资金结算、会计记帐和财务收支等职责。

4.核定支出范围和标准。

(三)加强村社集体财务和筹资筹劳管理监督

1.加强村社集体财务管理监督

农村税费改革后，村社集体财务管理内容仍然较多，如：农业两税附加，村社“一事一议”筹集的资金和劳务，集体资产承包、租赁、拍卖的收入，村社企业上交收入，征占用土地补偿费，上级部门专项拨款和补助经费，清收的村社提留欠款，公积金、公益金等。农村税费改革的重点是要减少从农民中“收”，而过去的另一流弊是村社财务混乱。因而，加强这方面的管理与监督，仍然十分重要。

龙泉驿区的做法主要是：集体资金实行社有乡管，支出限额审批，审核多重把关。“社有乡管”，即村社集体资金属全体村民集体所有，但资金收到后5日内，必须交由乡镇农经站统管，分户专储。支出限额审批，即组级支出50元以下由组长审批，50～200元由村长审批；村级200元以下由村长审批；超出限额支出，须报乡镇农经站审核，并经乡镇分管领导审批。审核多重把关，一是村社要编制年度收入预决算，要经村民主理财小组讨论，报乡镇农经站审核，再提交村民大会村民代表大会讨论通过，并张榜公布。二是支出审批须按权限。三是村会计入帐必须先经乡镇农经站审核，并加盖“已核”或“不予报销”印章。四是财务公开的内容要经乡农经站审核，同时，要有集体经济负责人、民主理财小组代表、主管会计签字。

2.制定筹资筹劳“一事一议”实施办法

筹资筹劳，指为兴办村范围内的集体生产和公益事业，需向农民筹集资金和要求农民出工的行为。通过改革制止乱筹资乱筹劳，实行“一事一议”。但仅提“一事一议”又过于笼统，漏洞较多，如“一事”是一年“一事”还是一年“几事”，“一事”有多大规模，“一议”又怎样操作。龙泉驿区为此制定了实施办法，其主要内容包括：限定其使用范围，村社筹资筹劳主要用于本村社范围内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植树造林、修建村社道路等集体生产和公益事业；年度筹资筹劳封顶，筹资限额每人每年原则上不超过15元，筹劳每个

劳力每年不超过10个标准工日，以资代劳折价标准每工日不超过5元，特殊需要每人每年超过15元的，需报区农民负担监督管理领导小组审批行文后方可执行；严格审批程序，筹资筹劳首先要由村民会议通过预算，然后报乡镇农经站审核，最后经乡镇政府批准后报区农民负担监督管理小组备案方可执行；筹集和使用情况透明，经批准的筹资筹劳项目和标准，由乡镇农经站在省农民负担监督管理部门统一印制的《农民负担监督卡》上分户登记，由村社发到农户，并予以公布，同时，向农民筹资筹劳时，必须使用统一制定的《农民筹资专用收据》、《农民筹劳用工登记卡》，最后由村民代表参加的民主理财小组负责筹资筹劳的管理使用情况，并定期公布。

(四)调整农村中小学布局和改进报刊征订办法

农村教育支出往往占乡镇财政支出的50%以上，调整学校布局，是优化教育资源、减少开支的一个办法。龙泉驿区现有中学24所，学生23031人，483个班，平均每班48人，校均覆盖人口15313人，布局基本合理。现有小学121所，学生30016人，832个班，平均每班36人，校均覆盖人口数4117人，服务半径2.3公里，布局明显不合理。龙泉驿区拟在“十五”期间保留中心校和村小学100所左右，2002～2007年撤并村小21所。

对报刊征订过多问题，龙泉驿区决定：除上级党委下达的纳入目标考核的党报党刊发行任务外，各部门、各单位不得向乡镇企事业单位下达部门行业报刊征订任务；各乡镇和村社订阅报刊的经费额度，不得超过此次税费改革的新标准；征订党报党刊目标任务未完成的，一律不准用公费订阅其他报刊；党报党刊发行种类，以每年度上级党委下达的种类为准。

四、存在的问题

龙泉驿区经济较为发达，因而农村税费改革推进较为顺利，农民减负幅度较大，受到农民的普遍欢迎和支持。尽管如此，改革中反映出的一些问题，仍不可轻视，如处理不当，仍可能会导致老问题重生，甚至引发新矛盾。

(一)维持乡村基层组织运行的经费不足

龙泉驿最初的方案，改革后农业两税年征收约1500万元，中央、四川省、成都市对龙泉驿区转移支付合计977万元，省确定龙泉驿区对乡镇转移支付508万元，总计3000万元左右。后又测算此数不够，区财政又计划向乡镇增支400万元，目前总额增至3500万元左右。该方案对经济条件较好的乡镇影响不大，减收部分可以从工商税和其他收入中予以弥补。如十陵镇，2001年镇工商税收近1300万元(农业税、特产税43万元，全部上交区地税局)，镇统筹52万元，村提留52万元。改革后区财政对其转移支付43万元，税改对其财政收支影响较小。但是，对一些经济条件较差的乡镇，财政收支矛盾就相当突出。如义和镇，近年来工商税收只有30多万元，2001年农业税、特产税、镇统筹、村提留等税费合计138万元，但年正常开支约120万元，还有历年积欠镇村组干部工资和补贴40多万元。改革后，该镇只征农业税，测算应收57.5万元，比原来农村税费收入减少一半。按工商税收入30万元，农业税及附加57.5万元，区财政拨付30多万元，维持开支很困难。一是全镇行政事业人员，区定编40人，其中17个行政编制由区财政全额拨款，其余23人属事业人员，原来由乡村统筹支撑，现在无此来源，而区财政每人每年只给2400元工资。二是村民办、代课教师，区财政实行差额拨款，民办教师每人每年1000元，代课教师每人每年1500元，其余无来源。三是镇政府差旅接待费每年20万元，实际减不下来。四是修学校、维护道路，没有收入来源。五是原来镇政府建集镇、建学校等占地，实行上征下未征，没有一次性补偿农民，采取每年补口粮办法，在2002年以前每年由政府分解到全镇农户负担，1年约30多万元，2002年区政府予以暂时解决，但彻底办法尚不明确，如由镇政府负担，影响机关正常运行。

(二)加强乡村公益事业建设难度增大

改革有利于制止向农民乱摊派，但如何区分乱摊派和举办公益事业仍不明确。从上级政府对乡村拨款的力度来看，对农村公益事业的认识还不够清晰。例如：(1)农村基础教育。区财政安排每年事业费300万元，并要求有条件的乡镇匹配资金用于学校基础设施建设，经济条件较差的乡镇就很难做到。此外，村干部担忧村小学的开支，除教师工资外，节假日福利、奖金、临时工工资、保卫人员工资、幼儿园经费、勤杂工工资、校舍维修等，都必不可少，上级不安排，没有来源。(2)乡镇道路建设。区财政安排每年50万元，显然远远不够，如加上村道路建设，更显不足。(3)五保户供养。按政策每人每年2611元，现确定集体供养、散居人员分别为1500元、800元，与政策要求差距甚大。

(三)乡村组织偿还欠债艰难

过去搞乡镇企业、集镇建设、乡村道路、学校建设等，欠了不少债务，全区19个乡镇共欠债2.8亿元，像义和镇即欠2850万元。这一问题由来已久，过去的办法是“欠债不赖帐，认帐不还债”，想办法一年还一小部份，挤牙膏式还债。改革后，一些经济条件差的乡镇财政更为紧张，认为还债无望，想不出好办法。

(四)乡村干部认为追收农民欠交税费困难，影响今后工作

过去，由于税费不清、缴纳不规范等原因，一些农民拖欠合理税费，龙泉驿区达1000多万元。按照规定，清收这部分税费是合理的，一些乡村干部也希望借此次税费改革的机会，完成清欠。龙泉驿区政府认为，由于农民历年欠税费的原因复杂，涉及项目较多，清收工作政策性很强，为保证农村税费改革顺利推进，规定不准在税费改革前突击清欠，即使以后清欠，也必须注意方式方法，绝不允许激化矛盾，造成恶性事件。

对此，乡村干部担忧，如果已欠税费收不上来，会造成部分农民产生赖帐心理，影响其他农民，不仅会造成新的税费收不上来，而且会进一步影响政府和干部的形象，不利于开展工作。一些乡村干部以至部门干部认为，农民拖欠税费，确有过去税费制度不合理和干部工作水平不高的问题，但也确有极少数农民不理解、不配合的问题。有的乡镇干部觉得，对新的税费征收办法，可能是认可率高，征收入库难。

(五)乡村干部对杜绝乱收费和达标任务有怀疑

乡村干部反映较多的有：一是水利部门收水费。自1982年起，水利部门对龙泉驿区农田以亩收费，每亩收约10～20元，现在农地数量已大为减少，不仅不相应核减，往往还要临时增加水渠维修费。区里多次向省上反映，没有得到解决。此次税改，还是只得将水费一并征收。二是报刊征订。新办法规定每年报刊费限额，乡3000元、村500元。实际上，乡镇多者约20万元，少则7～8万元，平均17万元；村少则2000多元，多则8000～10000元。因此，乡村干部普遍对此怀疑。有的乡镇在向区税改小组的请示报告中明确提问，区的规定是否“逗硬”(川语，即“说了算”)。实际上，上级党委向下级下达党报党刊发行的目标考核任务，也很容易被其他部门当成摊派征订报刊的借口。三是培训收费。现在不少部门越来越要求一些工作岗

位持证上岗，培训、学习资料增多，一个乡镇1年就支出数万元。四是乡镇事业机构企业化。现在乡镇事业机构已经差额拨款或自收自支，3年后绝大多数要与政府脱钩，实行有偿服务收费，但收费标准将会大幅度提高。

(六)精简机构和人员，遗留问题多

压缩财政供养人员，是减轻农民负担的必然措施之一，但问题是如何操作。调查中，一些区乡干部认为，不能太急，只能慢行。农村干部不同于城市机关干部，一是工资、福利待遇历来很低，二是文化水平普遍不高，三是当地其他就业门路不多。因而，不少干部往往精简后生活比较困难，思想苦闷，进而还会影响到在职干部的思想情绪，容易导致其行为短期化，消极对待工作。特别是在一些经济条件差的乡镇，近两年提高工资兑现困难。

五、几点思考

龙泉驿区的农村税费改革明显减轻了农民负担，改革操作也是比较稳妥的，这当然与其经济条件有关。但从目前的走势看，有几个问题很可能是带有普遍性的，值得深入研究。

(一)国家对农村公益事业的转移支付要有足够估计

从前述与分析中可以看到，龙泉驿区经济较发达，对农村公益事业的支持力度却明显不足，中国其他众多经济条件落后县市的情况则可想而知。这其中原因，既有中央和省市县财政支付能力不够宽裕，又有对实际需要考虑不周，也有对农村公益事业重视程度不够的原因。在三种重要原因中，最后一点很可能是主要的。比如，在龙泉驿区的改革方案中，对农村最低生活保障的财政支出只有24万元，而对农村医疗的财政支持则未提及。在广大的中国农村，多数乡村的生活基础设施、社会保障、教育基础条件普遍落后，本身经济条件维持日常生活已很因难，用于公益事业的资金极为有限，而相当一批县级财政维持吃饭也已经极为因难，拖欠干部的工资已经不是少数现象。因此，中央和省级财政对加大农村公益事业的投入要有充分估计，应当适当加大转移支付力度。

(二)制止乱摊派和合理兴办农村公益事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推进乡村政权组织的民主建设

乡村干部感到，制止乱摊派和合理兴办农村公益事业，在操作上比较矛盾，目前办法并非长久之计。比如：将全年筹资筹劳数额封顶，而实际开支又减不下来，有些项目，比如修道路、建提灌站、打水井等，肯定要超过限额，即使按程序审批，仍存在突破负担限额的影响；乡与乡之间、村与村之间，自然条件、人口规模、经济条件、农民的要求、干部工作量等存在着差异，村乡的公益事业项目、开支规模、干部补贴等必然不同，“一刀切”不符合实际，也不利于鼓励基层干部群众发展经济、热心公益事业的积极性等等。但原来对乱摊派约束力太差，必须改变。因此，如何做到既制止乱摊派，又根据农民要求和客观条件举办公益事业，仍然是不可回避之事。比较彻底的出路，是大力推进乡村政权组织的民主建设，形成促进乡村公益事业发展的有效机制。尽管已经颁布《村民委员会自治法》等法规，但在操作上仍需花费大功夫，如党组织和村委会的关系，怎样向广大农民宣传正确行使民主权利，如何保证村委会干部选举不被农村宗法势力、黑社会性质的帮派组织控制，如何保证村委会既保护农民利益，又支持政府的工作等等，都是摆在党和政府面前的重大课题。

(三)对精简的乡村干部要有妥善的安排

此次税费改革，压缩乡村干部是不可避免的，但对精简下来的干部要作妥善的安排。乡村基层干部的压缩，自1990年以来不止一两次了，但每次效果都不大，往往是精简之后又回流、膨胀。对此，既要看到有体制原因，又要看到是现阶段农村经济发展条件所决定的必然结果。“生之者寡，食之者众”，恐怕是现阶段农村经济发展的整体状态，即相对于人口规模，经济规模仍然不够大，就业门路偏少。目前，一大批乡村干部的工资补贴水平很低，或差额拨款，或自收自支，基本没有医疗、住房等福利，相当一批不仅不能按政策提高工资，反而被拖欠，矛盾已经相当尖锐。对此，关键是要承认现实，不能简单化地采取硬推的办法。否则，将会在农村基层干部和农民中造成难以估量的负面影响，动摇党和政府在农村的组织基础。

(四)应着手清理乡村组织债务，适当减轻其负担

农村税费范文篇3

一、税费改革后干群关系矛盾分析

通过对调查问卷进行汇总、梳理，结合走访座谈县乡村干部和群众的情况，我们认为随着科学发展、和谐发展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两大战略的实施，当前影响农村干群关系的主要矛盾有以下五个：

一是农村干部文化素质、工作作风、领导方式与群众对农村干部的职能要求不相适应的矛盾，这是基本矛盾。税改后，农村基层组织的职能主要是引导、示范、管理和服务，这对基层干部的工作作风和领导方式、方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调查发现，目前在全县农村党员干部队伍中普遍存在文化水平偏低、致富能力偏低、带富水平偏低、年龄较高的“三低一高”问题，全县有近半数的农村干部只有初中学历，62%的农村党员仅有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有一技之长并能带头致富的农村党员干部为数不多，对农村发生的深刻变化，许多农村党员干部表现出了很不适应。如有50%的干部在带领群众调整经济结构、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方面，缺路子，少法子，感到无处下手，心有余而力不足；有37%的干部不善于做新时期的群众工作，作风不民主，办事不公道，工作方法简单粗暴，造成党群干群关系紧张；有41%的人对农村政策不熟悉，法制观念淡薄，不能严格依法办事、按政策办事，导致群众不满。如：王同庄乡东西韩、西西韩村，每村5个村干部，文化最高的是初中，一个村的村长是文盲，仅有一人能写简单汇报，有的连口头汇报都说不了。

二是农村干部发展市场经济能力低与农民要求发家致富愿望高之间的矛盾，这是主要矛盾。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农民的致富愿望越来越强烈。但是，作为一家一户的生产单位如何与农村市场经济相衔接，如何发展壮大“一村一品”等个体工商业，如何发展高效农业，靠一家一户是不能实现的。这就迫切需要广大乡村干部做农民进入市场的“领路人”，为农民提供相应的服务。然而，一些乡村干部对市场经济并不熟悉，对高效农业不了解，对农村专业合作组织不理解，自己不能致富，更谈不上带头致富、带领致富。如大营乡的东大营、中大营村，中韩乡的小河村、徐家庄村等农民主要以简单的种植业、养殖业来生活。同时，农业税免征仅是“少取”，农民还盼望政府在“增收”和“多予”上对农民给予更多关注，创办产业协会，增强农民抵抗市场经济风险的能力，提供技术和政策上的支持，让农民更有信心发展农村经济。在收回的529份调查问卷中，“愿意让中央在种植、养殖业与合作医疗、教育上给予更多补助”的占68.90%，列第一位；“希望乡村干部带领农民发展高效农业、发展专业合作社，增加农民收入”的占60.25%，列第二位；“希望加大农畜产品保险力度”的占50%，列第三位。

三是农村干部依法履行管理职责与农民不服管理的矛盾，这是经常性矛盾。主要有：农村经济发展滞后与群众的生产、生活需求之间的矛盾，具体表现为乡规民约的执行、农村治安联防、村容村貌治理、街道硬化整修、水电系统管理运行等公益事业得不到及时有效的管理；如万城乡小石家庄村、武城村由于村集体无经费，原先供群众吃水的自来水系统已坏的无法维修，现在只有家家打旱井、户户购水吃。王同庄乡的东南岩、西南岩等村由于没有经费，村里的垃圾得不到及时清扫等；法律法规与农村农民约定俗成、封建陋习等之间的矛盾，具体表现为精神文明建设、民主选举、民主管理、民主决策、村民自治、人地矛盾、宅基地发放等。例如：在农村责任田和机动地的承包过程中，有的已出嫁未迁户口的女儿在娘家婆家都分不到耕地，造成生活困难，乡镇政府的指导性意见村里难以执行；机动地管理不规范、增人减人后机动地调整不完善等；计划生育“三结合”优惠政策，由于有的乡、村财力薄弱，无法及时兑现等，群众有意见；有的村因发不了村干部工资，只有用房基地顶工资，用承包地的承包费顶工钱等。

四是村欠户、户欠村，村与农户之间互相欠帐的矛盾，这是历史遗留性矛盾。农村税费改革、土地延包之后，使得乡村集体收入减少，财政困难，债务被迫延迟偿还，使一些群众对乡、村组织的信任度越来越低。税改后，如何进行清收清支、妥善处理债务问题，直接影响着农村的稳定和发展，但一直没有得到根本的解决。据统计：全县截止底，107个村有债务的占70%以上，债务总额达3500多万元，平均每个村达30多万元，如：万城乡牛家庄村，截止，欠内外债达50多万元。严重的资金短缺使部分村级班子举步维艰，不能及时解决好群众关注的热点难点问题，影响了班子凝聚力、战斗力的提高。其次是，农村干部垫付农业税费情况较普遍。税改前，由于各地将农业税费任务直接分解到了乡镇，如果乡镇完不成税收任务，其税收分成和返还就不能兑现。为了完成税收任务，各乡镇政府将任务又转移给了其所辖村，并采取了一定的奖惩措施，而村干部为了按时完成任务，往往自己先掏钱或借贷款垫付。对那些难收的“困难户”、“钉子户”、“失踪户”的农业税费，村干部垫付后很难追收。调查表明，个别村干部垫付的农业税费，一年垫付的金额少则几百元，多则上万元。

五是村干部待遇差造成不认真工作、不及时解决群众纠纷和矛盾造成新的矛盾，这是农村干群关系不协调的根源性矛盾。农村干部是党在农村各项方针、政策的组织推动者，任务艰巨，责任重大。但是，农村干部“端的是泥饭碗，干的是硬任务，落的是没前途”，工作苦、工资低，职位不稳定，养老前途无保障，严重影响了农村干部的工作积极性。通过座谈和调查问卷发现主要存在三种情况，1、不愿意当村干部，尤其是愿意当支部书记的人在减少，在收回的309份村干部问卷中占20.50%。2、当干部的很不安心，精力心思没有用在工作上，在309份问卷中占45.25%。3、由于待遇低、没有前途，图在任时捞一把，犯错误的现象有所抬头。村干部尤其是支部书记、会计犯经济、政策性错误，被处分、处罚的比例上升明显，据有关部门统计，以来，村干部受查处的比例由2%上升到7%左右。尤其在集体经济比较薄弱的村，一些群众“有田有地不找你、有吃有穿不靠你、有了问题就找你、不给解决就骂你”，使村干部难当、无人愿意当、中途撂挑子的现象日益突出。据统计，原先在全县农村党支部书记中肯干事、干成事的有91个，占农村党支部书记总数的85%，目前能够长期保持的有78个，占农村党支部书记总数的72.8%，下滑了12个百分点。另一方面，村干部的“官位”不大，工作量却不轻。俗话说“上面千条线，下边一根针”。在待遇差、不愿干的情况下，发展党员、解决难题、处理纠纷、公务办理等不认真、不及时难免发生。中央的各项方针政策要在农村得到全面贯彻落实，需要做大量深入细致的工作，由于广大农民的认知水平和接受能力参差不齐，在具体工作中村干部难免会吃亏受气，所以造成了“能人不愿当干部，傻人干不了村干部”的现象，即使有些人勉为其难当了村干部也不安心，解决问题时往往考虑眼前，不计后果，为今后的工作埋下隐患和矛盾。如高邑镇的大夫庄村、大营乡坊册村、中韩乡的东韩庄村、富村乡的贾村等由于当时的干部在村办企业承包、处理责任田、高速路占地等方面不彻底、不透明，后任村干部处理不及时、不彻底，使多年前的问题到现在一直没有完全解决，涉及的群众意见很大。

二、解决农村干群矛盾的途径

税费改革取消农业税之后，农村干群关系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新矛盾是发展中的问题，需要我们按照和科学发展观的要求，抓住机遇，用改革的精神、发展的思路在实践中认真研究和解决，根据我们的调查，需要从以下五个方面采取措施：

1、加强农村基层干部队伍建设，增强村级领导班子驾驭农村工作全局的本领。

一是选好配强村级领导班子。通过民主推荐和竞争的方式，从县、乡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选派一批年富力强、有发展潜力的优秀年轻干部到贫困村、落后村挂职或任职。今年以来，我县开展了百名干部下基层活动，从县直部门抽调了100名优秀年轻干部到村任职，有效的增强了村级组织战斗力、优化了班子结构。同时要利用农村“两委”换届选举，推行村委会主任、委员由村民直选和村党支部委员“两推一选”的制度。要大力推行村干部交叉任职，积极鼓励支部书记、委员竞选村委会负责人，提高村级班子在群众中的威信。在“两委”换届工作中，我县有80个村实现了支部书记、村主任“一人兼”，占农村总数的75%；交叉任职人数为347人，占农村干部总数的66.6%。

二是不断深化农村党员干部“素质工程”。近年来，高邑县委紧紧围绕中央省市建设一支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相适应的高素质农村党员干部队伍这一要求，不断探索改进农村党员干部培训方式，结合高邑实际，重点在加强农村党员干部培训基地建设上下功夫、做文章，开创了农村党员干部教育培训新局面。自以来，全县以基地为依托，共举办各类培训班共计22期，培训农村党员、干部5500人次。目前，全县农村党员中，掌握1—2门实用生产技术和经营管理知识的达到2275人，占全县农村党员总数的30.8%。在全县农村两委干部中掌握1—2门实用生产技术和经营管理知识达到234人，占全县农村干部总数的45%，在今年发展的151名农村党员中，普遍掌握了1-2门实用技术。通过培训，有效的提高了全县农村党员干部整体素质，增强了他们带头创业致富和带领群众发家致富的“双强”本领，为加快我县农业结构调整、农业产业化步伐和加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但由于学识和认知能力有待提高，致富本领有待实践，要真正发挥效益还需要一个锻炼提高的时间。

三是不断探索创新为民服务的工作体制。近年来，我县针对农村干部为民服务载体单一、农民群众各种诉求解决不力诱发的不稳定因素等实际问题，自10月份以来，在全县107个行政村中全面推行了“村民事务制”，即以行政村为单位，村民小组随时将农民在生产、生活中需要办理的有关事宜和诉求承接下来，或由村民直接到村民事务室登记申请，整理归类后由农村“两委”干部牵头组织精干人员，按照“全程跑办、无偿服务”的原则，及时到县乡有关部门办理，进一步密切了党群干群关系。这项工作得到了群众的欢迎，但还须在机制、经费等方面进行解决。

2、大力发展村级集体经济，夯实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物质基础。

一是积极探索税费改革后增加村级财富积累的新机制、积极化解农村债务。村级集体资产是农村集体财富积累的重要来源，针对农业税取消后，农村集体财力入不敷出的矛盾，我县于开始，从制度建设入手，切实加强农村资金、资源、资产的经营管理，推行了农村集体财富积累机制。一年多来，全县107个村全部建立了农村集体财富积累机制，底新签和规范完善合同1867份，涉及合同金额1056万元，抵顶债务95万元，涉及359户。清理回收欠款160万元。通过化解债务、清收债权，增加了村集体收入，提高了村“两委”为民办实事的能力。如高邑镇孙家庄在村民福利上出台了许多好政策，首先是党员评优制度。年终，在村内搞一次群众评议活动，将平时参加会议及时，表现突出，能为村提供合理化建议，积极发挥模范带头作用的党员评为优秀，并在物质上给于一定奖励，以此调动党员参政、议政的积极性。其次是教育激励制度。本村学生，凡是考上重点高中的每人奖1000元，本二的奖元，本一的奖4000元，考上研究生的奖6000元，学历越高，奖金越多，以此促进本村的教育水平。第三是敬老养老制度。为改善老人晚年生活质量，对70岁以上的老人，每年补助300元生活费，并计划在增加到600元。其他如东关村、西街、谷兴庄、东南关等村都制定实施了各种福利制度。

二是大力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村干部要带头示范，充分利用闲置土地和集体土地，采取股份制的形式创办“科技示范园”，如村镇的村、南焦、古城等村，在河北农大的扶持下，创建了“梨枣生产示范基地”；要带头闯市场，积极争当农民经纪人，利用市场机制引导农民搞好产业结构调整。如王同庄乡东良庄村党支部书记冯俊杰，积极与高邑县富林园艺生态农业科技示范园专家进行联系，兴建了200余亩的高效农业生产示范基地，吸收村内剩余劳动力50余人，受到了群众的欢迎。

三是加大对后进村的扶持力度。要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制定帮扶工作规划，继续加强对后进村的帮扶工作。抓好后进村，形成工作合力是关键，为此县委在县直推行了县级党员领导干部、县直部门“三包三抓”责任制：即县主要领导包乡镇、县级副职包片、县直部门包村（经济部门包穷村、政法部门包乱村、党委部门包弱村），重点帮助指导后进村党支部抓班子、抓发展、抓为民办实事。并建立了“三抓三包”专项述职制度作为干部实绩的主要内容进行考核。

3、认真执行“一制三化”农村运行新机制，不断完善农村干部的职责定位和考核，切实加大民主政治建设的力度。农村“一制三化”运行机制是河北省自以来在全省推行的农村规范化管理办法。我县按上级要求，用三年时间到已在全县推广，并在推广过程中不断完善，取得了很好的成效。所谓“一制”：就是党支部领导下的村民自治运行机制，即党支部是农村各种组织和各项工作的领导核心，支部书记是村“一把手”，党支部要加强对村委会、集体经济组织、共青团、妇联会、民兵连等村级组织的领导和监督。所谓“三化”就是“支部工作规范化、村民自治法制化、民主监督程序化”。即党支部要建立支委会工作、党员大会、两委联席会、村委会重大事项向党支部请示报告等项制度，推进支部工作规范化；在村民自治中，要建立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村民会议和村民代表会议）、村委会工作和村民管理等项制度，推进村民自治规范化；民主监督中，建立村务公开、民主议政日、民主评议村干部和“三审”财务等项制度，推进民主监督程序化。

在529份问卷调查中，有30.50%的党员认为“一制三化”需要进一步加大落实力度，认为“村务公开、财务监督有待加强”的占25.95%，认为“村民会议、村民代表会议制度落实不到位”的占35.66%，认为“民主评议村干部不到位的”占42.35%。对“参政议政不积极不支持”的占43.40%，认为“党员、村民代表的素质不高、私心重”的占28.5%。在座谈中普遍认为当前农村民主政治建设的力度需要加强，要采取有力措施，提高党员、村民代表的素质，提高广大村民参政议政的积极性，应充分发挥党员大会、村民代表会的决策作用。在调动村民代表和党员、村干部三方面积极性上做文章，在加强农村不同经济组织和专业合作社建设上下功夫，使“一制三化”的各项制度进一步落到实处。县农工委副书记高平安、农业局纪检组长贾增军、组织部组织科长王运岐等同志认为，县乡党委政府在提高农村干部素质、能力、学历等方面，做了很多工作，但见效慢，成效不显着的原因，主要是村干部直接对乡负责，不对县负责、不对村民负责。县、乡对农村干部的考核方法需要改进，措施需要到位。王良庄村支部书记马增平、大营镇人大主席焦成芳、王同庄乡副乡长李仲庆等同志认为“民主决策”落实不力的原因主要是县对乡考核、乡镇对农村的考核，看重成绩多、看重财税指标完成、稳定办实事多。对各项制度落实、对村民代表、党员的评价、对村干部个人考核抓得少，不到位。自以来，我县在村务公开、财务公开、民主选举、民主议政日、支部工作规范化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明显成效，得到了广大群众的逐步认可，但从座谈和问卷看，在村民代表会、村民管理和民主评议村干部、村干部考核等方面还有一定差距，需要在工作中采取措施，切实加大力度，进一步取得实施“一制三化”制度的更大成效，这是解决干群矛盾、增加干群感情的重要方法。

农村税费范文篇4

1乡镇财税制度在农村地区推进税费改革后出现问题的主要原因

1.1没用明确划分税收权限。在我国进行分税制的改革后，财政权力向上转移，中央政府基准的财政权力。但预期同时，在省级以下的各级地方政府的税收权限却没有得到明确的划分，普遍存在上级政府截留了一些税收收入较多且征收成本较低的税种，而将其他难以征收且金额较小的税种下放给下级政府。因此在全国财政税收增长的同时，乡镇政府的财政状况却在恶化，特别在税费改革后，这一情况更加严重。1.2农村的地区的公共支出长期被忽视。长期以来我国政府在发展过程中更加重视城市，而为农村地区提供的公共产品和服务都十分有限，而乡镇等基层政府依靠自身的财政收入难以承担这部分支出，使农村地区长期缺乏公共产品和服务的供给，严重制约了农村地区的经济建设，同时也造成乡镇政府的财税制度无法实现其预期目标，而这一问题在长期积累后形成了一定的恶性循环，在税费改革后进一步突出了这一问题。1.3转移支付制度不健全。转移支付是平衡分税制改革后地区以及部门间财政情况的有效途径。然而目前在实际执行中还存在很多问题。专项拨款的资金额远大于一般性的转移支付，而且在平衡不同地区间财政能力方面也仍有很多制约因素。特别是省级以下的地区政府部门间，分管、分级以及分税的格局尚未全面实现。同时，对于转移支付的测算目前也只能在省级政府实现，市县乡镇等政府部门仍未落实相关支付制度，其后果就是乡镇政府无法从转移支付中获得比较稳定的财政收入，使得乡镇政府的财政状况在税费改革后不断恶化。1.4税收收入减少与乡镇政府的行政机构膨胀并存。在税费改革的同时，一些乡镇政府在机构上的膨胀加重了乡镇财政的压力。依赖财税供养的政府机构人员数量超出了财政合理的支付能力，影响了乡镇政府对农村经济建设的支撑。目前我国的乡镇政府普遍存在机构膨胀的问题，这主要由于一方面乡镇政府需要处理大量的琐碎事物，需要人力资源比较多，另一方面也是由于乡镇政府的行政效率低下，工作人员缺乏足够的责任感和工作能力，导致机构越来越膨胀臃肿，而过多人员和行政管理方面的财政支出严重地加大了乡镇政府的财税压力。例如某镇政府财政在行政管理方面的开支已经达到了社会福利的两倍左右，增加了财政税收的负担，也影响了对公共服务以及产品的提供。1.5缺乏对乡镇财税制度的有效监管。部分乡镇政府的财税情况缺乏透明性，特别在公共项目的建设中没有公示相关的财政资金收支情况。有些乡镇政府在进行公共事物的决策时未能充分听取农民群众的建议，而广大农民也缺乏对政府的财税信息进行监督的意识，未能充分认识政府财税信息与自己的利益切身相关。同时一些地方人大对于乡镇政府的监督管理流于形式，未能真正发挥其监管作用，使乡镇政府的财政资金被浪费或没有的得到有效的利用的情况时有发生，客观上造成乡镇政府的财税负担在税费改革后加重。

2乡镇政府的财税制度的改革建议

2.1建立健全转移支付。2.1.1应加大一般性的转移支付在乡镇之间的落实。不同乡镇由于实际情况的不同，在经济水平和发展条件上也有所不同，相应的乡镇政府在财政能力方面也存在差异性，因此通过落实执行转移支付制度可以有效地对乡镇间的资金资源进行合理的调配，充分发挥政府部门的宏观调控作用，从而保证乡镇政府的正常运作，以及为农村地区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乡镇政府的财税压力。2.1.2对于一些有中央或者省级政府进行调控的乡镇地区可以采取特殊或者专项的转移支付来解决具有特殊性的问题，从而提高财政资金的利用效率，减轻乡镇政府的财政压力。2.2严格控制政府机构的过度膨胀。乡镇政府应对人员加强管理，提高行政效率，精简行政机构，避免政府机构的膨胀。对财税工作要明确岗位职责分工，并将相关责任分解到人，建立健全责任追溯制度，对于出现的问题要严格问责，裁汰政府部门中的冗余人员，对于违反编制管理制度的权钱交易行为要严厉打击，提高财政资金的利用效率，减轻农村税费改革后乡镇财政的负担和压力。在对机构进行改革后，以前文所提到的某镇为例，其社会福利支出从原来的约287万元提高到了约465万元，占比超过了行政管理的费用。2.3完善乡镇政府的财税制度。在分税制的推进过程中，财政权力上移至中央，因此中央和地方政府要明确划分税收权限，根据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现实来合理地调整税收情况。各乡镇政府应与上级政府进行协调，并对本地区的实际财政情况进行详细的汇报，积极申请其他税种的征收权来减轻乡镇政府的财政压力。另外还需要上级政府根据乡镇政府的实际财政支出来合理确定乡镇政府的财政开支基准，并明确制定乡镇政府应获得补助或者财政上缴的实际金额，对乡镇政府进行适当放权，帮助乡镇政府缓解财税负担，从而保护乡镇地区的经济发展。以某镇为例，其税收收入在财税制度改革后从原来的376万元增长到590万元，缓解了财政压力。2.4严格监督乡镇政府的财税收支情况。2.4.1乡镇政府应提高财政的公开性和透明性，以网络或板报广播等形式向公众定期通报在公共项目的建设上使用资金的实际情况，为社会提供真实准确的信息。另外，乡镇政府在进行公共事物的决策时应充分听取农民群众的建议，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2.4.2农民群众应加强对乡镇政府财税收支情况的监督，对于政府的财政支出流向应提高关注程度。2.4.3地方人大应对乡镇政府的财政收支情况进行严格的监督管理，人大代表应深入基层充分了解农民群众的意见以及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并与乡镇政府的财政报告进行相互印证，科学审核乡镇地区的经济发展项目，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在客观上为乡镇政府减轻财税压力。以某镇所在省为例，监管资金达到了96亿左右，扩大了监督范围。

3总结

我国推行的农村税费改革是减轻农民负担，发展农村经济的有效途径。但也必须看到，税费制度的改革对于乡镇政府的现有财政税收制度带来了不小的冲击。而乡镇政府的财政税收既是保证政府机关正常履行职能的基础，也是我国财政税收的重要的组成部分。因此为了适应农村地区在税费改革后的新形势，各地方和乡镇政府要全面分析和研究现行财政制度中存在的各种问题因素，积极改革乡镇财税发展的模式，全面提高乡镇政府财政管理的能力，不断完善财税管理体系，对财税资金的收支情况进行严格的监督管理，全面落实贯彻中央的农村财政政策，从内部进行优化改革，精简乡镇政府组织机构，提高管理效率，对乡镇财税制度进行大胆的改革和创新，探索更加科学的财税模式，从而达到乡镇财政的收支平衡，为我国农村地区的经济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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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申妍皎.乡镇财政现状及对策思考[J].行政事业资产与财务,2015(31).

[3]于淑霞.社会经济转型时期乡镇财政制度改革研究[J].经济视野,2017(12).

农村税费范文篇5

按照党中央和市委、市政府的部署，我市即将全面推开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今天，我们采取电视电话会议的形式组织培训，召集市农村税费改革协调会议成员单位的领导同志、郊区各区县即将具体从事试点工作的各级领导和同志们参加，大家一起共同学习，提高认识，统一思想，目的是认真落实*精神和“*”重要思想，贯彻中共中央、国务院和市委、市政府关于进行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的指示精神，为搞好我市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奠定坚实的思想理论基础和政策基础。下面，我谈几点意见：

一、充分认识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的重大意义

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是关系到我国改革开放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大问题，是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我们党历来十分重视农业和农村工作，高度重视保护广大农民的根本利益，实行了，又实行了家庭承包经营，使农民的根本利益得到了充分保证，积极性得到了充分调动。

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要求，市委、市政府长期以来一直高度重视农业和农村的发展问题，以富裕农民统揽郊区工作全局。*以后，又确定了城乡统筹发展的战略方针，从而奠定和不断发展了郊区改革和发展的大好形势。郊区产业结构日趋合理，经济总量和质量不断提高，农民收入稳步增长，负担水平逐步降低，农村社会繁荣稳定。但也必须清醒地看到，尽管我市农村经济发展较快，但农民增收较慢、负担较重的问题仍然比较突出，主要表现在：

1、农村税费制度和征收办法不尽合理。现行的农业税征管办法是19*年制定的，四十多年过去了，作为计征农业税依据的土地面积、农作物产量、农产品价格等情况都发生了很大变化，特别是城市建设和二三产业的发展，土地征用、占用的情况比较突出，部分地区还存在有税无地的情况。这些已被占用的土地，仍然需要农民缴纳农业税，而且长期得不到解决，农民很有意见。再有，农业特产税政策是在粮食紧缺的情况下，为了稳定粮食生产，限制经济作物的种植而制定的。目前，我国农产品市场已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粮食短缺的情况已经不存在，农业的出路是调整结构，发展特色产品，提高市场竞争力。再征收农业特产税，显然不利于农业结构的战略性调整，与我们要实现的农业现代化目标相违背。

2、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为农民承担的负担很重。尽管我市20*年农民个人负担的村提留、乡统筹只占农民人均纯收入的不到百分之一，但农民个人负担仅占农民负担总额的34.3%，集体经济组织的负担占到农民负担总额的65.7%，农民的大部分负担由集体经济组织承担。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负担为什么这样重，根本原因正象总理讲的“食之者众、生之者寡”，靠农民养活的人太多。据有关部门统计，乡镇机构精简后，20*年全市乡镇机关干部仍有19121人，平均每个乡镇97人，比1996年的21749人减少了12%，但干部报酬和管理费用却达到5.2亿元，比1996年增长了59%。乡村两级加起来，20*年一年中需要乡村集体经济组织负担的干部报酬和管理费用达到18.2亿元，相当于当年集体可分配利润59.6亿元的30%，每个农民平均负担512元。

3、向农民乱摊派、乱集资、乱收费的问题仍然存在。尽管市委、市政府三令五申，但在一些地方这种行为屡禁不止。这个问题长期得不到根本解决的重要原因，一是农村中小学布局不合理，教职工队伍庞大，造成乡镇和村的教育负担过重，农村教育经费不足，导致学校向农民乱收费的现象时有发生。二是向农民收费与部门利益联系在一起，因此，在农村用电、报刊订阅、医疗卫生、城市管理中向农民伸手转移负担的现象屡屡出现。

4、一些地方农民不按规定缴纳合法税费的现象比较突出。当然其中存在一些农户法制观念、集体观念不强的问题，但就多数地方看，集体经济组织答应给农民提供的服务不兑现是造成这种情况的重要原因之一。20*年，全市有1*2个村没有集体经济收入，占行政村总数的26%。这些地方，集体经济实力弱，为农民服务的能力差，村级干部报酬没有保障，影响了基层组织的正常运转和经济、社会发展。农民意见很大，急切盼望改变面貌。

从以上问题不难看出，在千方百计广开农民增收渠道的同时进一步减轻农民负担，仍然是保护广大农民利益，充分调动广大农民的积极性，发展郊区生产力，加快郊区现代化步伐的重要举措。

党中央、国务院高瞻远瞩，决定进行农村税费改革。这是从我国农村经济发展新阶段的实际出发做出的重大决策；是为加强农业基础地位，保护和调动农民积极性的战略举措；是新中国成立50年来，我国农村继实行、家庭承包经营之后的又一次重大变革，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

在党中央、国务院的领导下，从2000年开始，全国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从安徽和其他一些地方陆续开始，之后在全国范围内逐步展开，由点到面，稳步推进。经过三年的实践，到20*年全国有21个省市区进行了全省范围的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从改革中受益的农民达到6.2亿，占农村人口的四分之三。就全国看，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取得了很好的成效，最早进行农村税费改革试点的安徽省，农民负担得到了较大幅度的减轻，农民总的税费负担下降了31%。乡镇政府、村级组织的正常经费需求得到了基本保证，教育事业的发展也没有受到影响。

按照党中央和国务院的部署，从2000年下半年开始，我市也在昌平区进行了农村税费改革试点，试点工作进展顺利，取得了重要的成果。

一是切实减轻了农民负担。改革后，全区应缴农业税正税691.9万元，农业税附加134.7万元。与改革前农民负担总额相比，下降255.8万元。改革后全区农民人均负担为33.8元，比改革前的44.3元下降23.6%。其中，山区、半山区改革后人均负担17.2元，比改革前的29.5元下降41.7%；平原地区改革后人均负担39.6元，比改革前的49.4元下降19.9%。

二是保证了农村基层组织正常运转。为了解决改革前一些村、特别是山区和半山区村干部工资很低，有的村干部甚至几年领不到工资的问题，改革后，全区确定村级固定补贴干部1095人，每人每年补贴工资5000元，补贴办公经费1500元，总计711.75万元。既没有增加农民负担，又稳定了干部队伍，保证了基层工作的正常进行。

三是保证了教育投入。改革中，全区共清退临时代课人员416名。同时，按照有关政策，采取竞争上岗、双向选择的方式对教师队伍进行精简。将原镇级财政开支的九年制义务教育的教师工资和正常办公经费纳入区级财政管理，解决了教师工资及时足额发放的问题。既稳定了教师队伍，保证了教育投入，又减轻了镇级政府的负担。

此外，在改革中还对有税无地、加强农村集体资产管理等问题进行了解决。昌平区试点工作达到了农民负担明显减轻、乡镇机构和村级组织正常运转、农村教育经费得到保证、推动了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目的，得到了基层干部和广大农民的衷心拥护。为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在全市推开，提供了很好的经验。实践证明，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的各项方针、政策完全符合我市实际。

农村税费改革的根本目的就是理顺国家、集体、个人三者的分配关系，对农民负担过重的问题实行依法治理，使农民负担确保减轻并不再反弹，从而进一步调动农民的积极性，逐步增强农民发展经济、走向富裕的能力，实现农村社会的繁荣和稳定。农村税费改革的指导方针，归纳起来就是六个字：减轻、规范、稳定。

减轻，就是要合理确定农民的税赋水平，从根本上治理对农民的各种乱收费，切实减轻农民负担。这是改革的第一位任务，是农民接受不接受、拥护不拥护改革、改革成功与否的关键所在和重要标志。

规范，就是从制度上规范国家、集体和农民之间的分配关系、分配方式，将农村分配关系纳入法制化轨道，从根本上遏制住向农民的乱收费、乱集资、乱摊派。实行税费改革后，农民照章纳税，政府依法收税，双方的权利和义务都有了明确的界定，从而使各方利益得到根本保障。

稳定，一是要在减轻和规范的基础上使农民的税赋水平在一个较长时期内保持不变，杜绝朝令夕改，使国家和农民利益得到长久保障。二是要积极稳妥，工作做细，措施得力，保持农村社会稳定，使农村长治久安。

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统一部署，市委、市政府决定在试点的基础上，今年税费改革试点工作在全市进行。这是落实党中央、国务院的战略决策，实现城乡统筹发展，加快郊区现代化建设的重大措施，也是广大农民的迫切要求和深切希望。各级党委和政府对此项重要改革一定要高度重视，要提高认识，认真组织，切实把这项重大改革搞好。

二、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和基本目标

根据党中央、国务院的指示精神和我市农村税费改革试点方案的要求，我市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的指导思想是：认真贯彻*精神，全面贯彻“*”重要思想，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和推进农村民主法制建设的要求，规范农村税费制度，从根本上治理对农民的各种乱收费，切实减轻农民负担，充分调动广大农民的积极性，大力发展和保护郊区生产力，发展壮大集体经济，巩固农村基层政权，推进郊区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

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的基本原则是：从轻确定农民负担水平，村村减轻，户户受益，并保持长期稳定。在保证农民负担明显减轻的前提下，妥善处理改革力度与各方面承受能力的关系，保证镇（乡）政府和村级组织正常运转以及义务教育发展的需要。实行科学规范的分配制度和简便易行的征收方式。实行综合配套改革，为农村税费改革提供必要保障。

农村税费改革的主要内容是：“四取消”、“两调整”、“一改革”。

“四取消”：一是取消乡统筹费；二是取消农村教育集资等专门面向农民征收的行政事业性收费和政府性基金、集资；三是取消屠宰税；四是取消统一规定的劳动积累工和义务工。

“两调整”：一是调整农业税政策；二是原征收农业特产税的土地调整为征收农业税。

“一改革”：就是改革村提留征收使用办法。

同时要搞好综合配套改革。

至于改革的具体内容，负责下几讲的同志还要详细讲解，我就不多作介绍了。

通过进行农村税费改革，具体要实现五个方面的目标：

第一，确保农民负担明显减轻，农民增收进一步加快。切实减轻农民负担，是进行农村税费改革的基本出发点。农民负担是不是真正减轻，是农村税费改革成功与否的重要标志。而且要村村减轻，户户受益，使每个村庄、每个承包集体土地的农民都能从税费改革中受益。一是要从轻确定农民的负担水平，从根本上治理对农民的各种乱收费，使农民负担在原来比较低的水平上进一步下降。二是要鼓励农民调整产业结构，大力发展二三产业和集体经济，广开就业门路，提高经济发展水平，使农民在减负的基础上，进一步实现较大幅度的增收。

第二，确保乡镇政权和村级组织的正常运转，确保农村义务教育的经费需求。在农民负担明显减轻的同时，要采取精简乡镇机构、减少村级干部数量、财政转移支付、教育体制改革等途径，确保乡统筹、村提留和教育集资等取消后，乡镇政权和村级组织的正常运转以及农村义务教育的经费需求。决不能因为税费改革使基层政权和村级组织的工作以及郊区义务教育事业的发展受到任何影响。

第三，建立起规范的农村税费制度。通过税费改革，要建立起规范的农村税费制度，将农村分配关系纳入法制化轨道，从根本上遏制住向农民的乱收费、乱集资、乱摊派，提高农民依法履行纳税义务的自觉性和依法保护自身权益的能力。

第四，保持农村社会稳定。要妥善处理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利益关系，认真处理好各种矛盾，认真解决由于税费制度不合理遗留的各种问题，把工作做深、做实，避免引发新的矛盾。通过农村税费改革，保持农村社会稳定，促进郊区经济的快速发展。

第五，稳步推进配套改革。要进一步搞好乡镇区划调整和乡镇机构改革工作，精简村级干部队伍，完善乡镇财政管理体制，改革和发展农村集体经济，逐步建立农民社会保障制度。推进税费改革的顺利进行，巩固改革成果。

经过我们的努力，要确保改革的成功，确保五大目标的实现。

三、切实加强对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的领导

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到方方面面的利益调整，牵一发动全身。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充分认识这项工作的艰巨性和复杂性，把做好我市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作为深化农村经济体制改革，解决好新时期的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的一件大事来抓，切实加强领导，为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的顺利进行提供坚强有力的组织保证。

为加强对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的领导和协调，市委、市政府建立了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协调会议制度，成员单位有市农委、市编办、市教委、市财政局等14个委、办、局，具体工作由协调会议办公室承担。在此次培训结束后，各区县也要开始研究考虑本区县的农村税费改革工作，把准备工作做在前面。当前就要抓紧成立农村税费改革的领导机构和工作机构。总的要求是，党政一把手亲自抓、负总责，分管领导直接抓，各有关部门分工协作、密切配合。要抽调熟悉农村工作、政策水平较高、工作能力较强的同志组成工作班子，专职负责税费改革工作。要实行分级负责，层层落实责任制。在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中，要注重发挥农村基层组织、特别是党支部的领导核心作用，使他们在宣传动员群众、做好政治思想工作、搞好基础情况调查统计、解决具体矛盾和问题上充分发挥重要作用。市和区县有关部门，都要按照全市的总体部署，认真抓好农村税费改革中的相关工作，为农村税费改革的顺利进行做出积极贡献。

农村税费改革中，下述工作各区县要认真做好：

1、认真制定实施方案。制定科学合理的实施方案是确保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顺利进行的重要条件。各区县要精心组织安排，周密做好这项工作。要在认真学习和领会党中央、国务院有关精神和我市《方案》的基础上，组织力量，深入调查研究，认真进行测算，广泛听取意见，真正制定出一个切实可行的好方案。

各区县在制定实施方案时要做到：

第一，实施方案必须符合中央和市委、市政府的政策规定。实施方案中，关于农业税计税常年产量、计税价格、计税土地面积、税率、农业税附加比例以及“一事一议”筹资筹劳等政策，必须按党中央、国务院和市委、市政府的要求执行，不可突破政策，另立标准。

第二，实施方案必须实事求是、切实可行。各区县制定的实施方案要紧密结合本区县的实际，认真进行数据的采集、整理和测算，计税面积、常年产量的测定要请农民参与，得到农民的认可，要公正公开，不可暗箱操作。《方案》既要突出减轻农民负担这个核心，又要兼顾乡镇政权和村级组织的正常运转，保证农村义务教育经费的正常需要。

第三，实施方案的可操作性要强。各区县制定的实施方案要强调可操作性，重在落实。要细化，要具体。既要对改革的原则、内容、进度等要提出明确要求，又要对如何减轻农民负担，如何保证乡镇政权和村级组织的正常运转，如何保证农村义务教育经费的正常需要等问题提出明确措施，做出明确规定。

第四，实施方案制定过程中遇到的重大问题要及时请示报告。对工作过程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要及时沟通、认真研讨，区县拿不准或解决起来有困难的重要问题要及时向市里上报。

2、搞好宣传和培训工作。加强宣传和培训工作，使党中央、国务院和市委、市政府关于农村税费改革的精神深入人心，动员基层干部、农民群众和社会各界理解改革、支持改革、参与改革，是顺利推进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的基本条件。各级党委、政府要切实把宣传培训工作做好，为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营造良好的舆论环境。市级将通过“五个一”的形式，深入进行农村税费改革的宣传，即致全市广大农民一封公开信、向每户农民免费发放一本宣传手册、每个村张贴一张《*市农村税费改革公告》、编印一本《农村税费改革实务手册》和一本《农村税费改革政策问答》。各区县、乡镇要结合实际，利用农村电视网络、广播、报刊、宣传栏等媒体，以及召开各种会议、入户宣传、上专题党课等多种形式，广泛、深入、细致地宣传党中央、国务院和市委、市政府的一系列方针政策。通过宣传，要使广大干部认识进行农村税费改革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从而高度负责地做好农村税费改革的领导和实施工作；使广大农民对税费改革的目的、意义和政策家喻户晓，从而拥护改革、参与改革，增强依法履行纳税义务的自觉性和依法维护自身利益的能力；使社会各界关心和支持改革，为改革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对从事农村税费改革的领导干部和有关人员要认真进行培训，使他们了解情况，熟悉政策，掌握方法。培训分级进行。市税费改革协调会议办公室主要培训市有关部门、区县、乡镇主管领导和参与税费改革的其他负责同志。市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对具体操作的同志进行培训。各区县也要对本区县的相关同志进行培训。在此次培训结束后，各区县就要着手准备进行培训工作。组织参加培训的人员认真学习党中央、国务院和市委、市政府有关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的文件和我市试点方案，使他们正确理解和把握中央以及本市有关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的政策精神，提高领导和组织实施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的水平，严格依法办事，形成一支政策水平高、业务能力强、工作作风实的农村税费改革骨干队伍，从而扎扎实实地做好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

3、加强监督检查。为确保试点工作的顺利进行，市和区县都要建立严格的监督检查制度，根据改革的不同阶段确定监督检查的重点。改革初期，要把监督的重点放在方案的制定上，防止在数据上弄虚作假；方案实施过程中，要把监督的重点放在政策是否公开、透明上，防止暗箱操作；改革后期，要把监督的重点放在政策的执行效果上，实现三个“确保”，防止农民负担的反弹。区县要积极组织力量，深入基层，加强对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各项政策、措施实施情况的督导和检查，保证农业税政策和其他各项政策的正确执行，保障各项政策落实到位。同时要随时掌握改革动态，及时发现和解决问题，确保农村社会的稳定。市农村税费改革协调会议办公室将组织联合小组，采用日常检查与重点督查、定期检查与随机抽查、明查与暗访相结合的方式，加大督促检查力度。对执行政策中的偏差，及时纠正。市农村税费改革协调会议办公室设立群众举报电话，建立起与社会各界和广大农民的沟通渠道。

农村税费范文篇6

税费负担的受益原则主张纳税人的税费支付应与其享受的公共服务相对应。我国农村以乡镇为基层政府，农村的税费大部分为其所用。对乡镇政府的财政支出结构加以分析，就可了解它提供了哪些公共产品，可以看出农民受益和税费支付的对应状况。

一般统计资料显示在我国乡镇政府的财政支出中，人员经费有60%-80%以上的比重，其中2/3是中小学教师工资。农村的供电、供水由于有专门的收费（电费、水费）与之相应，不在政府财政支出的范围。其余的服务如公共安全、公共卫生、交通服务集中在乡镇政府所在地，在那些分散的自然村并不很多。与农民最相关的农田水利及技术服务并不占主要地位。从这种支出结构中可以看出，基础教育是乡镇政府提供的最重要的公共产品。但它具有很大的外部性，农民并不能享受其中所有的收益。而与农民密切相关的农田水利、农业技术等公共产品的比例并不很高。农民并没得到与其税费支付相应的公共服务。这是农民对税费的反感和抵制的重要原因。产生这种现象大体有以下几个原因：

其一是政府收取的税费并没有全部用到公共服务上。由于我国原有计划体制的影响，政府机构承担很大的直接资源配置功能。基层政府中存在一些非公共部门性质的机构，它们占有的税费只是投入而少有公共服务的产出。在改革的初期，为发展地方经济，大量公共资源被用来生产私人产品，其中失败的投资，成为地方政府的债务，这些债务的偿还占用了部分的税费。历史遗留下来的庞大政府机构和债务，给地方政府形成了巨大的财政压力。它引起的财政支出对农民没有任何公共服务的受益，成为一种没有交换的负担。

其二是地方政府效率低下，财政资源没有得到最有效的使用，产出未能最大化。我国的乡镇政府机构臃肿、官僚作风、人浮于事都有不同程度地存在。对官员的寻租行为缺乏强有力的监督，财政资源被挪用和浪费现象严重。高额的财政支出和低下的公共服务加大了纳税人（农民）税费支付和受益间的不等价。

其三是一些地方公共产品具有较大的外部性，它们由地方财政承担但其收益并不能完全被当地居民所受用。例如，基础教育在大多数地区完全是乡镇的责任，而其产生的“产品”（人才）却并不能完全为地方受用，更不能为成本承担者——税费支付者（农民）所获得。这些公共产品的受益范围超越了地方，完全由地方承担成本，损害了税费支付与受益对等的税收公平的受益原则。

基于这三个原因，我国农民的税费负担与其公共服务的受益存在严重的不对等，农民大量的税费没有得到相应的公共服务，农村税费没有体现税收公平的受益原则，是农民没有等价的不公平的支付。

2.农民与非农民相比，税费负担重吗？

税收负担的横向公平原则要求，对相同的人应给予同等的对待。就农村税费而言，要求在相同的情况下，农民与非农民税收负担应相等。将农民与非农民的税费负担相比较，可以分析我国农村税费的横向公平性。

对于农业税，其征收方式是按每亩的单产（取常年平均产量）为计税基础，税率在7%（安徽试点税率）左右浮动，有人认为其实际税率只有3%左右，因而认为农业税负担是不重的。但这是与过去相比，与非农业部门的横向比较的结论则大不相同。张元红(1997)将它与城市个体工商业的所得税比较，发现它的边际税率是高于后者的。同样的收入，在其他行业可能无需缴税，而农民则负担了税负。其他行业的所得税，以扣除了成本费用后的净所得为基础，而农业税的计缴，以农田总收入为基础，没有减除农民的工资，并以所有产品收入而非销售产品的收入为基础。可见，认为农业部门的税费负担低于第二、第三产业的观点是不正确的，相反，其边际税率是远远高于非农业部门的。

作为“三提五统”的收费，则完全可以看成个人所得税，中央规定的征收率为5%，实际执行中往往以定额的方式为多。与其他非农行业从业人员的个人所得税相比，边际税率很高是显而易见的。它没有起征点，不管农民收入的多少，即使以5%为标准，也高于了一般个人所得税，其边际效应十分突出。

即使不考虑“三乱”，农业和农民与非农行业及其从业人员相比，在相同的情况下，税费负担是不同的，其边际税率已经远远高过了后者。农村税费成为农民在社会中不平等的负担。

3.农业税费在不同收入的农民之间公平吗？

税收负担的纵向公平原则要求，对不同的人应给予不同的对待。对我国农村税费而言，要求在不同收入的农民之间，税费负担应有所不同。而我国目前的农村税费的实践并没有遵守这一点。我国农业税费在实际征收中，大多按田亩或人头为计税基础定额征收，即以每亩田或每人为计税单位，按田亩或人口平均分摊。这种定额方式（每亩或每人交纳一定金额）忽略了不同田和个人之间的差异。高产的田和低产的田、高能力农民和低能力农民，承担了同样数额的税费。农业税费的负担金额与农民个人收入高低完全无关，收入越低的人，农业承担的税费占收入的比重反而越高。农业税费在实践中具有了累退的性质。这造成农民间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在收入不同地区，课以同等的税额，也进一步加大地区间的收入差距。不同地区和收入的农民对农村税费的感受不同：越是贫穷地区，贫困的农民越能感受税费负担的沉重。农村税费违背了纵向公平，加大了农民间的差距。

三、从资源配置角度看农村税费的经济影响

税费作为政府的一种政策手段，会对资源配置产生影响。一般对农村税费的分析，都忽视了这一点。本文通过分析农村税费的归宿来探讨它的资源配置功能。

1.农村税费归宿局部均衡分析

农村税费可以看成对农产品生产者的征税，运用局部均衡的分析工具可以追溯农业税费的最终承担者。农产品市场的重要特征是它接近于完全竞争市场，作为单个生产者的农民面对的是一条具有完全弹性的需求曲线。他只是价格的接受者，不能对价格加以调控。这样，对他征收的税费的最终承担者可以分析如下：

图中线S代表征税前的供给曲线，线D是单个农民（农产品生产者）面临的需求曲线，由于农产品市场接近于完全竞争，农民只能是价格的接受者，线D平行于X轴。征税后，供给曲线移到S+T，结果税收T完全由供给者（农民）承担，没有一点可以转嫁。

附图

图1农业税费归宿局部均衡分析

从这个分析可以看出，农业税费不同于其他行业的税费，即使在同样的税率下，由于它完全无法转嫁，生产者承担的部分要多于能转嫁的其他行业。这部分的税费完全等价于农民可支配收入的减少，直接影响农民的消费需求。最近几年，农民税费负担的增长幅度大于农民收入增长幅度，更加促进了这种效应，农村的社会总需求不旺已经是一个公认的事实。增加农民的收入已经成为我国农村政策的一个重要方面，税费改革在其中的作用应得到更多的重视。

2.农村税费归宿一般均衡分析

税收的一般均衡理论认为税费负担可以通过要素的流动，达到均等化。一般均衡的分析可以找到税费的最终承担的要素，可以分析税费对要素投入的影响。

我国农业税费的征收可看成对农产品生产的征税。农村税费可能影响到农业生产的要素投入，并通过要素相对价格与产品相对价格的共同作用对整个经济产生影响。

农民投入农业生产的要素有农业资本和农业劳动力，对农业征税可以对这两种生产要素的投入产生影响。在农业和非农业之间不存在流动性障碍的情况下，对农业的征税如果高于非农业部门，农民就会减少对农业的投资和劳动力投入，从而减少农业部门的产出，进而改变农产品和非农产品之间的相对价格，使对农业的高税费得以转嫁到非农业部门，从而是整个社会各部门税费负担均等化。在存在流动性差的要素的情况下，流动性较好的生产要素可以通过流动到税费负担较轻的部门来逃避超额负担，流动性较差的要素将成为税费超额部分的最终承担者。

我国当前的情况是，城乡长期处于分割状态，作为生产要素的农民的流动性受到约束，同时农产品的价格也受到较严格的管制，价格体制的作用不能充分的发挥。这样流动性较好的资本就可以通过流动到其他部门来逃避农业部门较高的税费负担，流动性差的生产要素—农业劳动力将成为税费超额部分最终承担者。我国农村税费高于其他部门的部分最终由流动受限制的农业劳动力承担，直接表现为农业劳动的低工资。较强的农产品价格管制（定价制度和收购制度）进一步加强了这种效应。从另一个角度看，也可以说我国当前较重的农村税费激励了农业资本的外流（以逃避不公平的负担），造成农业资本投资的不足；同时它还维系着剥夺农业劳动力收入的角色，长期中降低了农业劳动力的劳动投入和创新的积极性。

在劳动力流动放松的情况下，农产品价格机制是税负均等化的障碍。放松农产品价格管制对税费改革的将来也有深远意义。

这种效应在我国实际生活中表现十分明显。近年来农业资本投入不足，大量资金外流，农业现代化生产方式一直难以确立，一定程度上有农村税费的影响。而我国不同地区对农业税费问题反映不同也验证了这一点。在沿海发达地区，非农业经济的兴起，吸引了部分农业生产要素——劳动力和资本，它们的流动使农业生产下降。结果或是该地区内部为维持农业生产，对农业生产实施相应的补贴政策，或是由于供给不足造成农产品价格上升，产品相对价格的变动调节生产要素在不同生产部门的配置，使税费在不同生产部门的负担均等化。这些地区也就不存在农业税费负担的话题。在缺乏工业的中西部农业地区，对农业依赖大，要素（劳动力）流动性差，农业税费负担很难与非农业部门均等化，农业税费负担沉重的反应则相对强烈。

三、解决农村税费问题的出路：建立地方公共财政体制

农村税费问题表面上看是农民负担的问题，其实质应是农村税费负担的不公平和农村税费对农业生产中资源配置的扭曲。一些其他制度在维持这种不公平和扭曲中起了重要作用。仅仅将“费”改为“税”是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农村税费需要系统性的革新，其根本出路在于建立地方公共财政体制。

1.实现地方基层政府的角色转换

我国地方基层政府长期承担地方经济发展之推动者的角色，随着市场化程度的加深，这一角色定位已不再妥当。地方政府应成为地方经济的服务者，提供当地居民所需的公共服务。这种转变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其间也必然会受到各方面的阻力。目前税费改革的最大矛盾是减轻税费负担的同时也减少了政府收入，解决这个问题需要地方基层政府的改革。收缩原有基层政府规模是唯一可行的选择，这种改革的最大阻力在于：收缩原有的机构与在位官员的自身利益相冲突。基层政府自我革命的内在激励是有限的，地方政府改革需要外在的压力机制。

其一，可以通过建立自下而上的选举机制，缓解这一矛盾。自下而上的压力，如果能充分发挥作用，其效果将是可观的，特别在基层，范围的有限，可以避免集体行动的悖论。基层的选举可以表达居民（农民）的偏好；可以增强地方政府对居民的责任感；可以让居民更好地监督地方政府。我国农村村民自治的发展，能不能起到这方面的作用，值得关注。

其二，赋予居民“退出”权，这也可对机构改革产生压力。在实践上就是打破城乡流动、地区间流动的户籍制度的限制。这种要素流动带来的效应在西方财政学中备受推崇。它可以让居民（农民）“用脚投票”选择自己满意的社区，以表达其偏好；也可以通过行业间的要素转移，改变相对价格体系，均等税费负担；还可以引发地区政府间争夺要素的竞争，提高地方政府的效率。随着我国户籍制度改革的深化和要素流动性的增强，这种压力机制的作用会日益明显。

地方政府作为地方公共产品的供给者，其自身行为的规范是解决税费问题的重要方面，是建立地方公共财政体制的首要因素。规范地方政府行为，降低地方政府的预算规模，提高地方政府运行效率，使其成为真正的地方公共部门，是税费改革成功的基础。

2.重新建构农村税费体系

安徽税费改革方案，思路是将“三提五统”部分消减，部分改为农业税，也就是平常所说的“费改税”。费改税，改变的仅仅是原有费的征收数量和方式，效果上确实减少了农民的总负担，但这种减少是有限的，其中对农业的税费并没有本质改观。从前文对农业与非农业部门的税费负担比较中，可以看出这种方案不仅没有解决农业作为一个生产部门税费负担较重（与非农业相比）的问题，还有加大这一差距的趋势。农村税费对农业生产中资源配置的扭曲也基本没有改观。作为农业从业者的农民（农业税费的最终承担者），负担也不可能有根本的减轻。农村税费改革需要的是农村税费体系的革新。

农村税费改革，其根本问题应是农村适宜征收什么样的税，以怎样的方式征收。这需考虑效率、公平以及征税成本等多方面因素。

西方财政理论认为，地方最适合的税种首先是受益税或使用费，其次是对不流动的要素征税。我国现行的农业税没有体现税收与受益的对等，不具有受益税的性质。它对农业产出征税，对农业生产要素的投入产生一种激励作用，鼓励其流向税负更轻的产业。费改税方案并没有改变农业税收的性质，并且在数量上还有加大农业税的趋势，也就不能消除农业税原有的不公平和扭曲效应。农村最适合的征税对象应是土地本身以及一些不具有流动性的财产。西方典型的地方税种是财产税，他们对财产税的研究值得我们在农村税费改革中借鉴。如何设计对效率影响最小的并具有公平性的农村税费体系是一个税费改革的重要课题。单单费改税是远不能解决这个问题的，均等化农业和非农业的税收负担应是改革的方向。在新古典的假设下，这一点可以通过要素的流通和产品相对价格变动来实现。因此，打破城乡分割和放松农产品价格管制有利于这问题的解决。但现实而言，农村人口的数量使通过要素流动，达到税负均等化的设想在短期中作用有限，可行性欠缺，重新设计农业税制和农村税费十分必要。

现行的农村“三提五统”收费是不符合费的基本要求的。在财政理论中，费的收取应与受益一一对应。“三提五统”并没有实际的公共服务与之相对应，更象所得税。对此，可以直接改为所得税，按现行的个人所得税体系征收。这会使社会个人税费负担一致，城乡、各行业间从业人员横向公平。农村地方经济的薄弱使在设计税费改革方案时，更应从经济效率的角度出发。现行的农村税费体系需要的是一次根本的革新。

3.建立和完善政府间转移支付制度

当前地方基层政府的收入问题已成为农村税费改革的最大阻碍。其税源的薄弱致使地方政府财政紧张与农民税费负担过重同时并存。减轻农民负担和减少了政府收入之间的矛盾需要多方面的协调。政府机构改革固然是根本途径，但政府间转移支付制度也要发挥应有作用。建立和完善政府间转移支付制度，对农村税费改革进一步的推广，意义最大。

要求转移支付的最重要的理由是外部性的存在。地方政府提供的某些公共产品具有很大的正外部性，如果没有相应的补偿，这些产品的供给就会陷入不足的境地。比如我国乡镇级政府承担的基础教育投入责任（主要是教师工资），对整个社会的效用远远高于其自身的收益。正外部性的存在需要矫正，政府间的转移支付是较适合的方式。由上级或邻近地区政府对其进行适当的补助（上级的补助更具有可行性），平衡这类公共产品成本的分摊，调整当地居民税费支付和受益享用间的偏差。转移支付还可以调节地区间发展的不平衡，实现地区间的均等化。

我国农村税费改革面临的财政缺口，客观上需要通过建立和完善政府间转移支付制度来解决。但我国一些地区县级的财政也很不宽裕，转移支付的能力有限。这需要整个财政体制的调整，建立从上到下的转移支付。在支付方式上，专项拨款值得一试，如由上级对下级就教育专项补助。

政府间转移支付制度的建立，对农村税费改革的顺利进行，有重要的意义。

四、结论

农村税费问题涉及公平与效率。农民税费负担沉重源于农村税费的不公平：它没有体现税费支付与公共服务的对应，其金额的大小没有考虑纳税能力的因素；它直接减少了农民收入，并扭曲了农业生产中的资源配置，影响到整个农村经济的发展。农村税费改革不仅要减轻农民负担，增加农民收入，还要解决农业生产的有效资源配置的问题。在策略上，需要改变基层政府的角色、革新整个农村税费体系，调整政府间关系。在具体措施上需要整个制度的配套改革，发展和完善村民自治，消除城乡分割，完全放开粮食价格，完善政府间转移支付制度和实行新的农村税费。农村税费改革的基本指导思想应是建立地方公共财政模式。这是税费改革成功的唯一出路。下一步的税费改革工作，应以建立农村地方公共财政为目标，以效率和公平为标准，完善相应的配套制度，革新整个农村税费体系，以促进我国农村经济的繁荣和农业的发展。

【参考文献】

[1]冯海发.关于我国农业税制度改革的思考[J].中国农村经济，2001,(5).

[2]江观伙.农村税费改革：悖理透视及其矫正[J].中国农村经济，2001,(2).

[3]祝保平.农村税费改革试点的进展、难点及思考[J].中国农村经济，2001,(2).

[4]黄志冲.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机制创新研究[J].中国农村经济，2000,(2).

[5]张元红.论中国农业税制改革[J].中国农村经济，1997,(12).

[6]陶勇.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与农民负担问题探索[J].财贸经济，2001,(10).

[7]王正国.农村税费改革的三重意义及其完善思路[J].财政研究，2001,(2).

[8]刘书明，李淑娟.关于减轻农民负担的几个重大判断[J].财政研究，2001,(10).

[9]刘书明.统一城乡税制和调整分配政策：减轻农民负担新论[J].经济研究，2001,(10).

[10]刘宇飞.当代西方财政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11]高培勇.“费改税”经济学界如是说[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

[12]余红.中国农民社会负担和农民发展研究[M].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0.

农村税费范文篇7

税费负担的受益原则主张纳税人的税费支付应与其享受的公共服务相对应。我国农村以乡镇为基层政府，农村的税费大部分为其所用。对乡镇政府的财政支出结构加以分析，就可了解它提供了哪些公共产品，可以看出农民受益和税费支付的对应状况。

一般统计资料显示在我国乡镇政府的财政支出中，人员经费有60%-80%以上的比重，其中2/3是中小学教师工资。农村的供电、供水由于有专门的收费（电费、水费）与之相应，不在政府财政支出的范围。其余的服务如公共安全、公共卫生、交通服务集中在乡镇政府所在地，在那些分散的自然村并不很多。与农民最相关的农田水利及技术服务并不占主要地位。从这种支出结构中可以看出，基础教育是乡镇政府提供的最重要的公共产品。但它具有很大的外部性，农民并不能享受其中所有的收益。而与农民密切相关的农田水利、农业技术等公共产品的比例并不很高。农民并没得到与其税费支付相应的公共服务。这是农民对税费的反感和抵制的重要原因。产生这种现象大体有以下几个原因：

其一是政府收取的税费并没有全部用到公共服务上。由于我国原有计划体制的影响，政府机构承担很大的直接资源配置功能。基层政府中存在一些非公共部门性质的机构，它们占有的税费只是投入而少有公共服务的产出。在改革的初期，为发展地方经济，大量公共资源被用来生产私人产品，其中失败的投资，成为地方政府的债务，这些债务的偿还占用了部分的税费。历史遗留下来的庞大政府机构和债务，给地方政府形成了巨大的财政压力。它引起的财政支出对农民没有任何公共服务的受益，成为一种没有交换的负担。

其二是地方政府效率低下，财政资源没有得到最有效的使用，产出未能最大化。我国的乡镇政府机构臃肿、官僚作风、人浮于事都有不同程度地存在。对官员的寻租行为缺乏强有力的监督，财政资源被挪用和浪费现象严重。高额的财政支出和低下的公共服务加大了纳税人（农民）税费支付和受益间的不等价。

其三是一些地方公共产品具有较大的外部性，它们由地方财政承担但其收益并不能完全被当地居民所受用。例如，基础教育在大多数地区完全是乡镇的责任，而其产生的“产品”（人才）却并不能完全为地方受用，更不能为成本承担者——税费支付者（农民）所获得。这些公共产品的受益范围超越了地方，完全由地方承担成本，损害了税费支付与受益对等的税收公平的受益原则。

基于这三个原因，我国农民的税费负担与其公共服务的受益存在严重的不对等，农民大量的税费没有得到相应的公共服务，农村税费没有体现税收公平的受益原则，是农民没有等价的不公平的支付。

2.农民与非农民相比，税费负担重吗？

税收负担的横向公平原则要求，对相同的人应给予同等的对待。就农村税费而言，要求在相同的情况下，农民与非农民税收负担应相等。将农民与非农民的税费负担相比较，可以分析我国农村税费的横向公平性。

对于农业税，其征收方式是按每亩的单产（取常年平均产量）为计税基础，税率在7%（安徽试点税率）左右浮动，有人认为其实际税率只有3%左右，因而认为农业税负担是不重的。但这是与过去相比，与非农业部门的横向比较的结论则大不相同。张元红(1997)将它与城市个体工商业的所得税比较，发现它的边际税率是高于后者的。同样的收入，在其他行业可能无需缴税，而农民则负担了税负。其他行业的所得税，以扣除了成本费用后的净所得为基础，而农业税的计缴，以农田总收入为基础，没有减除农民的工资，并以所有产品收入而非销售产品的收入为基础。可见，认为农业部门的税费负担低于第二、第三产业的观点是不正确的，相反，其边际税率是远远高于非农业部门的。

作为“三提五统”的收费，则完全可以看成个人所得税，中央规定的征收率为5%，实际执行中往往以定额的方式为多。与其他非农行业从业人员的个人所得税相比，边际税率很高是显而易见的。它没有起征点，不管农民收入的多少，即使以5%为标准，也高于了一般个人所得税，其边际效应十分突出。

即使不考虑“三乱”，农业和农民与非农行业及其从业人员相比，在相同的情况下，税费负担是不同的，其边际税率已经远远高过了后者。农村税费成为农民在社会中不平等的负担。

3.农业税费在不同收入的农民之间公平吗？

税收负担的纵向公平原则要求，对不同的人应给予不同的对待。对我国农村税费而言，要求在不同收入的农民之间，税费负担应有所不同。而我国目前的农村税费的实践并没有遵守这一点。我国农业税费在实际征收中，大多按田亩或人头为计税基础定额征收，即以每亩田或每人为计税单位，按田亩或人口平均分摊。这种定额方式（每亩或每人交纳一定金额）忽略了不同田和个人之间的差异。高产的田和低产的田、高能力农民和低能力农民，承担了同样数额的税费。农业税费的负担金额与农民个人收入高低完全无关，收入越低的人，农业承担的税费占收入的比重反而越高。农业税费在实践中具有了累退的性质。这造成农民间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在收入不同地区，课以同等的税额，也进一步加大地区间的收入差距。不同地区和收入的农民对农村税费的感受不同：越是贫穷地区，贫困的农民越能感受税费负担的沉重。农村税费违背了纵向公平，加大了农民间的差距。

三、从资源配置角度看农村税费的经济影响

税费作为政府的一种政策手段，会对资源配置产生影响。一般对农村税费的分析，都忽视了这一点。本文通过分析农村税费的归宿来探讨它的资源配置功能。

1.农村税费归宿局部均衡分析

农村税费可以看成对农产品生产者的征税，运用局部均衡的分析工具可以追溯农业税费的最终承担者。农产品市场的重要特征是它接近于完全竞争市场，作为单个生产者的农民面对的是一条具有完全弹性的需求曲线。他只是价格的接受者，不能对价格加以调控。这样，对他征收的税费的最终承担者可以分析如下：

图中线S代表征税前的供给曲线，线D是单个农民（农产品生产者）面临的需求曲线，由于农产品市场接近于完全竞争，农民只能是价格的接受者，线D平行于X轴。征税后，供给曲线移到S+T，结果税收T完全由供给者（农民）承担，没有一点可以转嫁。

附图

图1农业税费归宿局部均衡分析

从这个分析可以看出，农业税费不同于其他行业的税费，即使在同样的税率下，由于它完全无法转嫁，生产者承担的部分要多于能转嫁的其他行业。这部分的税费完全等价于农民可支配收入的减少，直接影响农民的消费需求。最近几年，农民税费负担的增长幅度大于农民收入增长幅度，更加促进了这种效应，农村的社会总需求不旺已经是一个公认的事实。增加农民的收入已经成为我国农村政策的一个重要方面，税费改革在其中的作用应得到更多的重视。

2.农村税费归宿一般均衡分析

税收的一般均衡理论认为税费负担可以通过要素的流动，达到均等化。一般均衡的分析可以找到税费的最终承担的要素，可以分析税费对要素投入的影响。

我国农业税费的征收可看成对农产品生产的征税。农村税费可能影响到农业生产的要素投入，并通过要素相对价格与产品相对价格的共同作用对整个经济产生影响。

农民投入农业生产的要素有农业资本和农业劳动力，对农业征税可以对这两种生产要素的投入产生影响。在农业和非农业之间不存在流动性障碍的情况下，对农业的征税如果高于非农业部门，农民就会减少对农业的投资和劳动力投入，从而减少农业部门的产出，进而改变农产品和非农产品之间的相对价格，使对农业的高税费得以转嫁到非农业部门，从而是整个社会各部门税费负担均等化。在存在流动性差的要素的情况下，流动性较好的生产要素可以通过流动到税费负担较轻的部门来逃避超额负担，流动性较差的要素将成为税费超额部分的最终承担者。

我国当前的情况是，城乡长期处于分割状态，作为生产要素的农民的流动性受到约束，同时农产品的价格也受到较严格的管制，价格体制的作用不能充分的发挥。这样流动性较好的资本就可以通过流动到其他部门来逃避农业部门较高的税费负担，流动性差的生产要素—农业劳动力将成为税费超额部分最终承担者。我国农村税费高于其他部门的部分最终由流动受限制的农业劳动力承担，直接表现为农业劳动的低工资。较强的农产品价格管制（定价制度和收购制度）进一步加强了这种效应。从另一个角度看，也可以说我国当前较重的农村税费激励了农业资本的外流（以逃避不公平的负担），造成农业资本投资的不足；同时它还维系着剥夺农业劳动力收入的角色，长期中降低了农业劳动力的劳动投入和创新的积极性。

在劳动力流动放松的情况下，农产品价格机制是税负均等化的障碍。放松农产品价格管制对税费改革的将来也有深远意义。

这种效应在我国实际生活中表现十分明显。近年来农业资本投入不足，大量资金外流，农业现代化生产方式一直难以确立，一定程度上有农村税费的影响。而我国不同地区对农业税费问题反映不同也验证了这一点。在沿海发达地区，非农业经济的兴起，吸引了部分农业生产要素——劳动力和资本，它们的流动使农业生产下降。结果或是该地区内部为维持农业生产，对农业生产实施相应的补贴政策，或是由于供给不足造成农产品价格上升，产品相对价格的变动调节生产要素在不同生产部门的配置，使税费在不同生产部门的负担均等化。这些地区也就不存在农业税费负担的话题。在缺乏工业的中西部农业地区，对农业依赖大，要素（劳动力）流动性差，农业税费负担很难与非农业部门均等化，农业税费负担沉重的反应则相对强烈。

三、解决农村税费问题的出路：建立地方公共财政体制

农村税费问题表面上看是农民负担的问题，其实质应是农村税费负担的不公平和农村税费对农业生产中资源配置的扭曲。一些其他制度在维持这种不公平和扭曲中起了重要作用。仅仅将“费”改为“税”是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农村税费需要系统性的革新，其根本出路在于建立地方公共财政体制。

1.实现地方基层政府的角色转换

我国地方基层政府长期承担地方经济发展之推动者的角色，随着市场化程度的加深，这一角色定位已不再妥当。地方政府应成为地方经济的服务者，提供当地居民所需的公共服务。这种转变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其间也必然会受到各方面的阻力。目前税费改革的最大矛盾是减轻税费负担的同时也减少了政府收入，解决这个问题需要地方基层政府的改革。收缩原有基层政府规模是唯一可行的选择，这种改革的最大阻力在于：收缩原有的机构与在位官员的自身利益相冲突。基层政府自我革命的内在激励是有限的，地方政府改革需要外在的压力机制。

其一，可以通过建立自下而上的选举机制，缓解这一矛盾。自下而上的压力，如果能充分发挥作用，其效果将是可观的，特别在基层，范围的有限，可以避免集体行动的悖论。基层的选举可以表达居民（农民）的偏好；可以增强地方政府对居民的责任感；可以让居民更好地监督地方政府。我国农村村民自治的发展，能不能起到这方面的作用，值得关注。

其二，赋予居民“退出”权，这也可对机构改革产生压力。在实践上就是打破城乡流动、地区间流动的户籍制度的限制。这种要素流动带来的效应在西方财政学中备受推崇。它可以让居民（农民）“用脚投票”选择自己满意的社区，以表达其偏好；也可以通过行业间的要素转移，改变相对价格体系，均等税费负担；还可以引发地区政府间争夺要素的竞争，提高地方政府的效率。随着我国户籍制度改革的深化和要素流动性的增强，这种压力机制的作用会日益明显。

地方政府作为地方公共产品的供给者，其自身行为的规范是解决税费问题的重要方面，是建立地方公共财政体制的首要因素。规范地方政府行为，降低地方政府的预算规模，提高地方政府运行效率，使其成为真正的地方公共部门，是税费改革成功的基础。

2.重新建构农村税费体系

安徽税费改革方案，思路是将“三提五统”部分消减，部分改为农业税，也就是平常所说的“费改税”。费改税，改变的仅仅是原有费的征收数量和方式，效果上确实减少了农民的总负担，但这种减少是有限的，其中对农业的税费并没有本质改观。从前文对农业与非农业部门的税费负担比较中，可以看出这种方案不仅没有解决农业作为一个生产部门税费负担较重（与非农业相比）的问题，还有加大这一差距的趋势。农村税费对农业生产中资源配置的扭曲也基本没有改观。作为农业从业者的农民（农业税费的最终承担者），负担也不可能有根本的减轻。农村税费改革需要的是农村税费体系的革新。

农村税费改革，其根本问题应是农村适宜征收什么样的税，以怎样的方式征收。这需考虑效率、公平以及征税成本等多方面因素。

西方财政理论认为，地方最适合的税种首先是受益税或使用费，其次是对不流动的要素征税。我国现行的农业税没有体现税收与受益的对等，不具有受益税的性质。它对农业产出征税，对农业生产要素的投入产生一种激励作用，鼓励其流向税负更轻的产业。费改税方案并没有改变农业税收的性质，并且在数量上还有加大农业税的趋势，也就不能消除农业税原有的不公平和扭曲效应。农村最适合的征税对象应是土地本身以及一些不具有流动性的财产。西方典型的地方税种是财产税，他们对财产税的研究值得我们在农村税费改革中借鉴。如何设计对效率影响最小的并具有公平性的农村税费体系是一个税费改革的重要课题。单单费改税是远不能解决这个问题的，均等化农业和非农业的税收负担应是改革的方向。在新古典的假设下，这一点可以通过要素的流通和产品相对价格变动来实现。因此，打破城乡分割和放松农产品价格管制有利于这问题的解决。但现实而言，农村人口的数量使通过要素流动，达到税负均等化的设想在短期中作用有限，可行性欠缺，重新设计农业税制和农村税费十分必要。

现行的农村“三提五统”收费是不符合费的基本要求的。在财政理论中，费的收取应与受益一一对应。“三提五统”并没有实际的公共服务与之相对应，更象所得税。对此，可以直接改为所得税，按现行的个人所得税体系征收。这会使社会个人税费负担一致，城乡、各行业间从业人员横向公平。农村地方经济的薄弱使在设计税费改革方案时，更应从经济效率的角度出发。现行的农村税费体系需要的是一次根本的革新。

3.建立和完善政府间转移支付制度

当前地方基层政府的收入问题已成为农村税费改革的最大阻碍。其税源的薄弱致使地方政府财政紧张与农民税费负担过重同时并存。减轻农民负担和减少了政府收入之间的矛盾需要多方面的协调。政府机构改革固然是根本途径，但政府间转移支付制度也要发挥应有作用。建立和完善政府间转移支付制度，对农村税费改革进一步的推广，意义最大。

要求转移支付的最重要的理由是外部性的存在。地方政府提供的某些公共产品具有很大的正外部性，如果没有相应的补偿，这些产品的供给就会陷入不足的境地。比如我国乡镇级政府承担的基础教育投入责任（主要是教师工资），对整个社会的效用远远高于其自身的收益。正外部性的存在需要矫正，政府间的转移支付是较适合的方式。由上级或邻近地区政府对其进行适当的补助（上级的补助更具有可行性），平衡这类公共产品成本的分摊，调整当地居民税费支付和受益享用间的偏差。转移支付还可以调节地区间发展的不平衡，实现地区间的均等化。

我国农村税费改革面临的财政缺口，客观上需要通过建立和完善政府间转移支付制度来解决。但我国一些地区县级的财政也很不宽裕，转移支付的能力有限。这需要整个财政体制的调整，建立从上到下的转移支付。在支付方式上，专项拨款值得一试，如由上级对下级就教育专项补助。

政府间转移支付制度的建立，对农村税费改革的顺利进行，有重要的意义。

四、结论

农村税费问题涉及公平与效率。农民税费负担沉重源于农村税费的不公平：它没有体现税费支付与公共服务的对应，其金额的大小没有考虑纳税能力的因素；它直接减少了农民收入，并扭曲了农业生产中的资源配置，影响到整个农村经济的发展。农村税费改革不仅要减轻农民负担，增加农民收入，还要解决农业生产的有效资源配置的问题。在策略上，需要改变基层政府的角色、革新整个农村税费体系，调整政府间关系。在具体措施上需要整个制度的配套改革，发展和完善村民自治，消除城乡分割，完全放开粮食价格，完善政府间转移支付制度和实行新的农村税费。农村税费改革的基本指导思想应是建立地方公共财政模式。这是税费改革成功的唯一出路。下一步的税费改革工作，应以建立农村地方公共财政为目标，以效率和公平为标准，完善相应的配套制度，革新整个农村税费体系，以促进我国农村经济的繁荣和农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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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税费范文篇8

[关键词]农村税费改革；农业税；农民负担

农村税费改革是最近几年中国经济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2000年，这项改革首先在安徽省进行试点并取得了初步的成功，之后又在其他省份逐步推开，目前已经在全国范围内全面进行。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明确指出：“农村税费改革是减轻农民负担和深化农村改革的重大举措。完善农村税费改革试点的各项政策，取消农业特产税，加快县乡机构和农村义务教育体制等综合配套改革。在完成试点工作的基础上，逐步降低农业税率，切实减轻农民负担。”这就进一步明确了今后农村税费改革的方向和具体任务。

本文拟从三个方面对中国农村税费改革进行回顾与评价。

一、农村税费制度改革的背景

（一）农村税费制度的变化和现状

要研究农村税费改革问题，首先必须了解我国农村经济体制和国民收入分配制度的变化。从1979年开始，我国在对粮食、棉花、油料、畜产品等主要农产品的价格政策进行调整和改革的同时，对原来的农业集体经济制度也开始进行改革，实行了家庭农业经营制度，即“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Contractresponsibilitysystembasedonthehouseholdandwithremunerationlinkedtooutput），取消了以及生产大队、生产队等集体农业制度，并依照宪法建立了乡、镇政府和村民委员会。

农业经营体制和政治制度的改革，使农村的分配关系相应地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在原来的集体经营制度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实行统一经营，农民参与集体劳动，从集体中得到分配。农民并不是独立的生产者，而是集体农业单位的劳动者，单个农户对于生产成果或收入的分配并没有独立处置的权利。集体经济组织按照政府的生产计划安排农业生产，并向政府交纳农业税（粮食实物税），按照政府规定的收购价格（长期偏低）把农产品销售给政府经营的农产品收购机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一般是生产队）按照一定的政策或规定，把农产品及其货币收入分配给各个农户，并用集体经济的收入支持农村的公益事业，如教育、医疗等，维持农村社会的管理。在这种制度下，农户并不直接交纳农业税，也不直接负担各种管理费用。

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度后，农村土地依然是属于农民集体所有，在集体所有的前提下，将土地按人口或按劳动力平均承包给每个农户，以户为单位独立经营。农户家庭替代了原来的生产队作为土地的经营主体，每个农户可以根据法律和法规规定，获得一定面积的土地，并独立进行经营，农户成为独立的农业生产者或经营者。农户对土地拥有长期的使用权和经营权（目前规定最少为30年），并要直接负担农业税和向乡镇政府和村集体交纳各种行政性收费。在完成税费后，农户对自己的经营成果和收入拥有独立的处置权利。具体内容包括：（1）农户要根据自己经营的土地面积多少，交纳农业税、农业特产税及其教育附加税；（2）农户要向村民委员会交纳三种费用，称作“提留费”，包括公积金、公益金和管理费，主要用于农田水利建设、植树造林、对孤寡老人和残疾人的供养、对困难家庭的帮助、合作医疗机构和集体福利设施建设、村民委员会的管理费用以及村干部的工资等；（3）农户要向乡、镇政府交纳五种费用，称作“统筹费”，主要用于乡村公路建设、防汛、义务教育、计划生育等方面的开支；（4）农户要为乡村道路建设、防汛、植树造林等提供一定时间的义务劳动投入。

可以看出，在这种制度下，农民不仅要为政府提供税收，还要为乡镇和村提供各种费用或基金，一般通称为收费。实际上，农民所交纳的这些收费相当于税收，是乡村公共产品服务的主要资金来源。

（二）农村税费制度存在的主要问题

上述农村税费制度是从1984年开始实行的。在最初的几年，由于农民收入增长较快，农民对税费负担还是能够接受的。但是，随着农村经济和政治条件的变化，这种制度的弊端逐步暴露出来，特别是1997年以来，农民收入增长相当缓慢，农民财政负担重的问题越来越突出。

其一，农村乡镇政府机构不断扩大，政府机构工作人员不断增多，政府机构工作人员的工资以及办公经费不断增加，而可用的财政收入却是有限的。由于税法的限制，农业税收增加并不多。为了满足不断扩张的经费需要，许多乡镇政府开始增加对农民的收费和集资项目。

其二，部分地区乡镇政府和村民委员会的领导干部不顾当地经济发展水平和农民的经济承受能力，通过向农民收费或集资，兴办乡镇企业和公共工程。其中有不少企业因为产品没有市场或质量不好，而陷入停产或破产状态。有的公共工程纯粹是一种“形象工程”，毫无用处，这样必然加重农民的负担。

其三，特殊的农村义务教育财务制度也是农民负担加重的重要原因。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央政府把基础教育的管理权限下放，建立起基础教育由地方负责、地方管理的体制。义务教育经费主要由地方政府负担，尤其是由县、乡（镇）两级政府负担。这种体制对于鼓励地方政府发展教育事业具有积极作用，但在一些经济落后地区，由于县和乡（镇）财政能力不足，直接影响了农村义务教育的实施。据有关资料统计，县财政收入的60%～70%、乡（镇）财政收入的70%～80%都用于义务教育，而乡镇政府用于教育的经费来源主要靠教育费附加和教育集资。此外，教师的增加和教师工资的提高以及校舍的修建和更新，也在一定程度上加重了农民的负担。

（三）农民税费负担的状况

1990年前后，农民负担加重的问题引起了学者和政府的注意。1993年，中央政府专门制定了法规，对农民的收费和集资作出了具体的规定。其中最重要的一条是，农民所上缴的各种费用总额不能超过当地农民上一年人均纯收入的5%.但是，由于造成农民负担增加的主要制度和政策没有进行根本性调整，因而农民税费负担过重的问题并没有得到真正的解决，而且越来越严重。

为了更清楚地说明问题，笔者在此提供一些分析数据。根据有关资料统计，1998年农民的税费总额为1224亿元，其中农业税300亿元，乡村收费（乡统筹、村提留）约为600亿元，其他收费300多亿元。根据一位知名学者的资料，2000年农民的负担总额约为1700多亿元，其中农业税收和教育集资约为480亿元，乡村收费约为700多亿元，另外还有500多亿元是法律和政策不允许收的，属于非法收费，就是各种乱收费、乱集资和乱摊派等。

可见，在农民所交纳的各种税费中，由法律规定的农业税、农业特产税及其附加税并不是主要的，乡镇政府和村民委员会各种合法与不合法的收费和集资项目是农民负担不断加重的主要原因。这也说明，原有农村税费制度很不规范，为乡镇政府和村民委员会加重农民负担提供了条件。

（四）农村税费制度不规范和农民税费负担过重的经济和社会影响

农民负担过重，严重地制约了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特别是最近几年，农民收入增长比较缓慢，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城市和农村的生活水平差距也逐渐拉大。从一些反映家庭消费水平的指标来看，如恩格尔系数、食品消费结构和耐用消费品的拥有量、公共基础设施和医疗、教育条件等，城乡生活水平的差距是相当大的。另外，不规范的税费制度为部分地区乡镇和村民委员会向农民乱收费、侵犯农民利益提供了便利条件，这也是导致农村社会秩序不稳定的重要因素。

二、农村税费改革的主要内容

根据最近几年部分省份试点的情况和中央有关改革的规定，农村税费制度改革主要有五项内容。

（一）税费合并、简化

合并、简化税费，就是把农民向乡镇政府和村民委员会交纳的各种收费或集资项目取消，合并到农业税中，即“费改税”。同时，提高农业税的税率，将农业税率从原来的占农业产值的3%提高到最高7%.为了维持村民委员会的正常运行和村级公共服务，规定对农业税征收20%的附加税，即最高相当于农业产值的1.4%.也就是说，农民交纳的税收最高为农业产值的8.4%.

（二）取消原来的农村教育集资政策

农村义务教育经费将由县级政府承担。对于经济落后的地区，中央和省级政府通过财政转移支付给予补助。

（三）对农业税政策进行调整

其一，尽快取消农业特产税。目前有的省份，如安徽省，已经取消了农业特产税，只征收农业税。其二，根据农民承包土地面积的变化，计算和核定每个农户应交纳的农业税，并使农业税收负担在今后若干年保持稳定不变。同时，还要解决不同地区农户之间税收负担不公平的问题。

（四）取消农民承担义务劳动投入的政策

在农村进行乡村道路或其他公共工程建设时，要按照一定标准向农民支付劳动报酬。

（五）建立规范的村级公共事务民主决策制度

村民委员会在决定修建道路、兴建公共福利设施而需要向农户筹集资金时，必须经过村民委员会大会进行讨论和决定，在取得多数农户同意后，才能进行。

可以看到，上述这些改革实际上是把过去的不规范收费项目合并到农业税中，并提高了农业税的税率。这样做，不仅使得农村的税收制度趋于规范和统一，而且由于乡镇政府和村民委员会不再承担农村义务教育费用和其他一些行政管理费用，使得农民的财政负担减少了。据一些实际调查和案例研究估计，经过税费改革，农民的财政负担将减少30%～40%.

三、税费改革的配套措施和相关政策

前面我们已经讨论过，农民的财政负担不断加重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税费制度不规范、不合理的因素，也有农村基层政府机构扩张和人员增加过多的原因，还有义务教育经费制度不合理的因素。因此，要想保证农村税费改革的顺利完成，使农民负担不再反弹，还需要有其他方面的配套改革。

（一）对乡镇政府机构进行改革，即“精简机构”和“合并乡镇”

在前两年的试点改革中，许多地方已经进行了机构改革，通过合并，减少了乡镇的数量。同时，要减少乡镇政府机构的干部和人员总数，也就是要大幅度减少财政供养的人员，村民委员会的干部人数也要减少。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把农民的负担减下来。但是，这也是难度最大的改革，因为它直接涉及到一部分既得利益群体的利益，所以必须慎重进行。目前，全国乡镇总数为4万多个，村民委员会约71万个，财政供养的人员约1280万人，其中约200万人为退休人员；在职人员中，政府机构官员约140万人，平均每一乡镇近35人；乡村中小学教师近700万人，占人员总数的65%以上。

（二）建立新的农村义务教育财政体制

农村义务教育的资金来源制度发生变化后，中央和省级政府对部分贫困县的转移支付必须保证，否则，农村义务教育就会陷入困境。在过去的体制下，实际上是农民直接承担农村义务教育的大部分资金。税费改革后，则是由县政府承担。在我国西部的许多地区，县级政府的财政收入非常有限，很难为义务教育提供必要的经费。因此，如何保证贫困地区农村义务教育的正常发展，就成为农村税费改革的关键问题。在通过财政转移支付解决农村义务教育经费的同时，对农村义务教育体系也要进行调整。目前的政策是，提高教师的素质，精简教师数量，在有些地区，还要合并学校。

（三）中央和省级政府要增加对部分经济落后地区的财政转移支付

根据有关资料，2000年和2001年安徽省进行了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两年得到了中央财政转移支付28亿元。据专家测算，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农村税费改革，中央财政每年需要向有关省份增加转移支付300亿元。在某些省内，省级财政向县级财政的转移支付也必须相应增加。可见，农村税费改革实际上是对原来的财政体系进行了重大调整，涉及到了政府与农民收入分配关系的变化。如果得不到中央财政的支持，许多地区的农村税费改革是无法继续下去的。当然，在东部地区，如浙江和广东等省，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并不需要中央政府的财政支持，进行的是“自费改革”。但对于中部和西部地区的许多省份，特别是农业比重较大的省份，中央财政的支持是非常必要的。

（四）在减轻农民财政负担的同时，还要重视农民收入的提高

农民负担程度的高低，在很大程度上是与农民的收入水平相联系的。在收入不增加的情况下，负担水平的下降是十分有限的，而且很容易反弹。如果收入水平不断提高，农民的财政负担就自然减轻了。目前，农民增加收入的主要途径已经不再是农产品价格的提高，因为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我国主要农产品价格的上升更加困难，而且不可能像发达国家那样通过价格支持政策来提高农民收入。目前，学术界比较一致的看法是，应通过加快工业和服务业的改革与发展，为农民创造更多的非农业工作岗位，推进农村富余劳动力向城镇的流动。同时，要增加政府对农业和农村的财政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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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税费范文篇9

一、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的成效和经验

农村税费改革是党中央、国务院作出的重大决策。20*年在安徽全省和其他省区的部分县市进行试点。20*年在总结安徽等地经验的基础上，按照“积极稳妥、量力而行、分步实施”的原则，试点省份扩大到20个。试点地区的乡村人口约6.2亿，占全国乡村人口的3/4以上。在各级党委、政府的高度重视和广大干部群众的共同努力下，试点工作进展顺利，取得明显成效。

一是农民负担大幅减轻，初步遏制了农村乱收费、乱罚款和各种摊派。试点地区农民减负率都在30%左右。农民从改革中得到的好处一年在300亿元以上，考虑到治理乱收费等因素，实际减负效果更加明显。

二是农村税费制度得到规范，初步理顺了农村分配关系。试点地区实行了以农业税及附加为主要内容的农村税费制度，初步理顺了国家、集体和农民三者之间的分配关系，逐步将农民负担纳入规范化、法制化轨道。

三是密切了干群关系，维护了农村社会稳定。通过规范税费制度，改进征管办法，不仅把基层干部从过去繁重的催粮收款中解脱出来，而且从制度上促进了基层党风廉政建设，有效地缓解了干群矛盾，减少了农村不稳定因素。

四是促进了农村上层建筑的变革，加强了农村基层政权建设。税费改革推动了乡镇机构精简和职能转变，推动了农村教育体制改革和县乡财政体制改革，村级组织也发生了积极变化，有利于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农业行政管理体制。

农村税费改革是新中国成立50多年来，继、家庭承包经营之后的又一次重大变革。实践证明，中央关于农村税费改革的决策是完全正确的，得到了亿万农民的衷心拥护。农村税费改革的深入，对全面繁荣农村经济，加快农村小康建设，必将发挥重要的作用。

在三年来的农村税费改革试点中，各地按照中央要求，从本地实际出发，大胆探索，勇于实践，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第一，周密制订改革方案，精心组织实施，是搞好农村税费改革的基本前提。税费改革直接关系千家万户的切身利益，政策性强，工作量大，是一项十分复杂的系统工程。必须根据中央的政策和部署，做好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工作，制订符合实际的改革方案，并认真组织实施。只有把各项基础性工作做实做细，改革试点工作才能顺利进行。

第二，妥善处理各方面利益关系，是顺利推进农村税费改革的重要条件。税费改革的过程是各方面利益调整的过程，必须正确处理国家、集体和农民之间的利益关系，确保农民负担明显减轻、不反弹，确保乡镇机构和村级组织正常运转，确保农村义务教育经费正常需要。这不仅是搞好农村税费改革的重要条件，也是改革顺利进行的基本要求。

第三，推进配套改革，是农村税费改革取得成功的重要保障。税费改革必须与其他各项改革配套进行。只有大力精简机构和人员，切实转变政府职能，完善县乡财政管理体制，深化农村教育改革，改变“食之者众，生之者寡”的局面，才能巩固税费改革成果，确保农民负担不反弹。

第四，积极探索，完善政策，是顺利推进农村税费改革的必然要求。税费改革是一项新的事业，我国农村情况千差万别，改革试点的时间还比较短，许多问题还在研究和探索之中。把税费改革引向深入，必须在认真执行中央政策的前提下，因地制宜，大胆探索，依靠群众，尊重农民意愿，不断完善政策措施。

二、认真研究解决农村税费改革试点中的突出问题

在三年的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实践中，一些地方的农民负担得到了切实的减轻，但农村一些长期积累的矛盾和问题也暴露出来。认真研究和解决好这些突出矛盾和问题，是进一步推进农村税费改革的重要任务。

第一，关于粮食主产区和种地多的农民负担重的问题。减轻农民负担，重点是减轻粮食主产区和种地农民的负担。由于近几年粮食持续供大于求、价格低迷，主产区农业效益下降，农民增收困难，负担水平相对较高。这次税费改革实行税随地走，原先按人头分摊的收费改为按田亩分摊，加上有些地方计税面积、计税产量和计税价格偏高，一部分种地较多的农户负担相对加重。这个问题能否妥善解决，直接关系农村税费改革的成败。因此，必须采取有效措施，解决粮食主产区和种地多的农户负担重的问题。一是继续加大对粮食主产区的支持力度。进一步减轻粮食主产区和种地农民的负担，是农村税费改革的一个基本政策取向。中央和省两级财政的转移支付，要重点向农业主产区特别是粮食主产区倾斜。二是严格按照中央的规定，合理确定计税面积、计税产量和计税价格。计税面积要以第二轮土地承包确定的承包面积为依据。计税产量和计税价格过高的，要实事求是地予以调整。三是确保改革后每个农户的负担水平都有所减轻。这要作为一条硬杠杠。对种地较多的农户可以考虑实行减免税等办法，把他们的负担控制在合理的水平。如果改革后负担出现加重的，一定要调下来。四是国家对农业和农民的各种补贴，要重点照顾主产区和种地多的农户。

第二，关于农业特产税问题。农业特产税是在粮食短缺的特定历史条件下出台的，目的是为了调节粮食生产与经济作物的关系，促进粮食生产。目前我国农产品供求关系已经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粮食等主要农产品由长期短缺变为总量基本平衡、丰年有余，现在的主要矛盾是农民增收困难，需要对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进行战略性调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如何应对国外农产品的进口压力，并把我国有优势的农产品打入国际市场，也是一个非常紧迫的任务。在这种形势下，继续征收农业特产税，不利于农业结构调整，也不利于提高我国农业的国际竞争力。农业特产税税源分散，情况复杂，计算和征收十分困难，很容易造成平均摊派，激化干群矛盾。因此取消农业特产税，应当成为推进农村税费改革的又一项重要措施。现在大部分地区已经具备取消农业特产税的条件，这些地区可以取消农业特产税。但少数地区现在要一下子全部取消还有难度，因为一些特殊农产品（如烟草、原木等）特产税已经成为这些地区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取消农业特产税后如何弥补这部分财政缺口，还有待进一步研究。在这个问题上不强求一律，由各省根据本地情况自主决定。一些目前尚不能全部取消农业特产税的省区，要逐步缩小征收范围，降低税率，创造条件，最终取消农业特产税。

第三，关于乡村债务问题。乡村债务是长期以来形成的问题，也是影响农村经济发展、社会稳定的突出问题。在这次税费改革中，由于精简机构，调整职能，堵住了向农民乱收费的“口子”，乡村债务的问题集中地暴露了出来。据粗略统计，目前全国乡村两级债务已达到3600多亿元。如不采取有效措施加以解决，不仅影响农村税费改革的顺利进行，而且也直接影响农村基层政权建设。由于负债数额大，负债面广，情况复杂，化解难度很大。对这个问题我们既要认真对待，积极稳妥地解决，但也不能草率行事。总的要求是：防止新债，摸清底数，明确责任，分类处理，逐年化解。一是要坚决防止发生新的债务。乡村办任何事情都要量力而行，量入为出，不搞劳民伤财的政绩工程、形象工程，取消不切实际的达标升级活动，纠正脱离实际向基层下达税费任务的错误做法。二是要真正摸清债务底数。分清债务形成的原因，明确债务人和债权人，在此基础上区别情况，根据债务不同性质和还债能力，分期逐步归还。三是不准突击清收税费尾欠。对改革试点前的税费尾欠不能搞突击清收，以防止激化干群矛盾，干扰税费改革试点正常进行。四是不能把乡村债务分摊到农民身上。化解乡村债务的根本途径，在于发展农村经济，健全农村财务制度。近年来，一些地区在化解乡村债务方面取得了较好的经验，要认真总结和推广。农业部、财政部和人民银行等部门要深入调查研究，抓紧制订指导性意见，切实解决好乡村债务问题。

第四，关于对农民的直接补贴问题。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和我国加入世贸组织的新形势，必须改革国家对农业的支持和保护方式，更多地对农民实行直接补贴。过去我们通过建立粮食风险基金等方式，对粮食生产进行补贴，但主要是补在流通环节，农民直接得到的好处并不多。这几年，我们在退耕还林、农村中小型基础设施建设、振兴大豆产业等方面，探索了一些对农民直接补贴的办法。对农业和农民直接补贴，与税费改革和粮食流通体制改革密切相关，必须统筹考虑。今后，我们一方面要坚持市场化取向，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另一方面要把对流通环节的补贴逐步转变为对农民的直接补贴。补贴的方式要尽可能简便易行，最大限度地方便农民，让农民得到实惠。补贴的资金要多渠道筹集，逐步扩大资金来源。安徽等一些地方已经进行了这方面的试点。要继续探索，及时总结，逐步扩大对农民直接补贴的范围。

三、加强领导，全面推进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

中央决定，今年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在全国范围推开，这是深化农村改革、促进农村发展的一项重大决策。全面推进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要以“*”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精神，以彻底减轻农民负担、促进农民增收为目标，理顺国家、集体和农民的分配关系，推动农村上层建筑的变革，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相适应的农业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进一步解放和发展农村生产力。为此，必须做好以下工作：

第一，提高认识，统一思想，以改革的精神做好试点工作。全面推开农村税费改革试点，任务更加艰巨繁重。各地情况不同，经济社会发展的差别很大，目前改革还属于试点阶段，改革方案需要在实践中不断完善，由于改革涉及面宽，政策性强，与农村各项事业的发展紧密相关，牵一发而动全身，工作难度相当大，需要各地从实际出发，通盘考虑，精心设计，周密部署。改革还将触及农村许多长期积累的深层次矛盾，稍有不慎，会引发出新的矛盾和问题，需要我们未雨绸缪，积极、稳妥地做好工作。全面推进农村税费改革试点，不只是试点范围的简单扩大，而且要完善相关政策，解决好改革中的突出问题。有些问题，今年开始试点的地区会碰到，先行试点的地区也没有完全解决，还需要深入探索和实践。

农村税费改革虽然在全国推开，但仍然属于试验阶段。这主要考虑到：一是现在的农村税费改革还不彻底。这项改革的最终目标是，按照建立公共财政和现代税制的要求，逐步取消一切不应该由农民负担的税费，彻底减轻农民负担，现在的方案还不能达到这个目的。二是目前的改革政策还有待完善。有些政策还需要深入研究，一些突出的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三是如何从根本上制止农村各种乱收费，防止农民负担反弹，现在还缺乏有力的措施。另外，国有农场、林场等特定地区和对象的税费改革怎样进行，也还没有拿出具体的办法。同时，从长远看对农业和农民的税收体制如何设置，更需要进一步研究探索。各级党委和政府都要加深对农村税费改革复杂性、艰巨性和长期性的认识，注意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在实践中不断完善政策，把这项工作搞好。

第二，落实政策，精心部署，扎扎实实做好试点工作。各级党委和政府都要深入学习领会中央关于农村税费改革和减轻农民负担的各项政策，并在实际工作中认真贯彻落实。要按照中央的政策，并结合当地实际，实事求是地制订改革方案。新试点的地方更要认真做好改革的数据测算、方案制订等基础工作。要严格把握政策界限，农业税及其附加不准超过国家规定的税率上限，不准超范围、超标准进行“一事一议”筹资筹劳，不准在农业税及其附加和“一事一议”之外对农民进行任何形式的摊派和收费。国家规定的税率上限不是要求各地都要达到的，我们鼓励有条件的省份尽量降低农业税的税率，进一步减轻农民负担。加大政策宣传力度，把税费改革的政策原原本本地交给农民，真正做到家喻户晓。加强对从事改革试点工作的干部特别是农村基层干部的培训，提高他们的政策水平和业务素质。衡量农村税费改革是否成功的重要标志，是能否做到“三个确保”。无论是新试点的地区还是先行试点的地区，都必须把确保农民负担明显减轻、不反弹，确保乡镇机构和村级组织正常运转，确保农村义务教育经费正常需要作为基本要求，把减轻农民负担真正放在首位。

第三，加大力度，整体推进，搞好配套改革。农村税费改革最终能否成功，能否确保农民负担不反弹，关键取决于配套改革。近三年，试点地区虽然在配套改革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一些成效，但总的看，力度还不够，机构膨胀、人员过多的问题在不少地方还很突出，农民负担反弹的压力和隐患仍然存在。因此，在全面推开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的过程中，必须大力推进乡镇机构、农村教育体制和政府财政体制等相关配套改革。按照“精简、统一、效能”的原则，加快乡镇机构改革，切实转变政府职能。按照“财力向下倾斜、经费缺口上移”的要求，深化县乡财政体制改革，完善村级收入管理。改革教育管理体制，精简教师队伍，调整教育支出结构。国家财政今后每年新增加的教育、卫生和文化等事业经费，主要用于农村。有关部门要尽快研究制订具体办法，把中央的这一决定落到实处。有条件的地方，要逐步扩大农村义务教育收费“一费制”实施范围，让更多的农民受益。

第四，明确责任，严格监督，加强对试点工作的领导。农村税费改革试点，是当前农村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各地党委、政府都要把它作为一件大事，摆上突出位置。主要领导要亲自抓，负总责。对改革方案和重要政策要认真研究，精心组织实施；对涉及面广的各项配套改革，要加强协调，周密安排；对群众反映强烈的热点问题，要深入调查研究，及时妥善解决。各有关部门要从全局出发，齐心协力，主动配合，积极做好工作。要抽调精干力量，充实税费改革的工作机构和队伍。要建立健全农民负担监督管理体制。加强涉农收费管理，全面实行收费项目、标准公示制，完善群众信访查处反馈制度，自觉接受社会监督。认真落实减轻农民负担工作地方党政主要领导负总责和部门分工负责制度。建立和严格执行税费改革工作责任追究制度。对侵犯农民利益、加重农民负担的行为，必须依法严肃处理。先行实施改革试点的省份，要对照中央的有关政策开展一次“回头看”，全面检查各项政策的落实情况，使农村税费改革真正见到成效，让农民群众满意。

农村税费范文篇10

省、市、县级财政安排的农村税费改革转移支付资金，农业税按税费改革后的政策由县乡财政安排用于税费改革的资金，以及税费改革后属于村级组织的农业税附加收入。

二、农村税费改革资金管理原则

(一)分级管理原则

农村税费改革资金的安排、分配和使用实行分级管理、分级负责。省、市、县级财政负责转移支付制度的确定及资金的安排和分配，县乡财政负责税费改革资金的收支预算安排、执行和决算。

(二)专款专用原则

农村税费改革资金必须按照省确定的补助级次和具体的补助项目落实到乡村，县乡政府不得截留挪用。

(三)动态管理原则

农村税费改革资金支出基础数据实行动态管理，每年年初各县(市)区根据上年数据调整、核定本年支出。

(四)公开透明原则

优抚补助资金(含村级支出中的困难户、分散供养“五保户”)发放要在村级进行公示，张榜公布，实行“阳光”发放，做到公正合理，接受群众监督。

五)个人补助优先拨付原则

在农村税费改革资金拨付方面，要优先拨付对个人的补助支出，然后再拨付其他支出。

三、农村税费改革资金使用范围、标准

(一)乡村两级办学支出

范围:农村中小学公用经费、采暖费、大型修缮费、民办教师工资补助。

标准:公用经费(含采暖费和大型修缮费)，初中年生均230元(扣除学杂费收入为130元)，小学年生均170元(扣除学杂费收入为110元);民办教师工资补助，每人每月350元。

(二)乡级道路修建支出

范围:乡级道路、乡级道路隧道、乡级道路桥梁的修建支出。

标准:乡级道路为当量道路里程年补助7635元，乡级道路隧道为每米年补助70元，乡级道路桥梁为每米年补助124元。

(三)农村优抚支出

范围和标准:一是农村义务兵家属补助、农村“三属”优待金，按当地上年农民人均纯收入的70%补助;二是在乡“三红”人员、在乡革命伤残军人、在乡复员军人、带病回乡退伍军人优待金，按当地上年农民人均纯收入的26%补助;

三是在乡复员军人、带病回乡退伍军人部分定期定量补助为每人年120元;四是农村“三属”、在乡三等伤残军人、在乡复员军人、带病退伍军人医疗补助为每人年300元;五是乡镇拥军优属活动经费为每个乡镇年5000元。

(四)农村计划生育支出

范围和标准:一是农村独生子女父母奖励补助为年120元;二是计划生育免费技术服务及计划生育节育手术并发症为已婚育龄妇女每人年补助8元;三是计划生育活动经费为已婚育龄妇女每人年补助6元;四是村计划生育中心户长按每村2人核定，每人年补助400元。

(五)村级三项补助支出

范围和标准:一是村干部报酬，村干部人数按大村(村人口为1500人以上)5人、小村(村人口小于1500人)3人核定，每个村干部的报酬不超过当地上年农民人均纯收入的2倍;二是村办公经费，小村每村每年6500元(其中:报刊订阅费每年1000元)，大村每村每年8000元(其中:报刊订阅费每年1500元);三是集中供养“五保户”为每人每年2000元，分散供养“五保户”为每人每年1300元;困难户为每人每年270元。

四、农村税费改革资金拨付程序

把农村税费改革资金分成三部分进行管理:集中支付，直接支付，专户支付。

(一)财政集中支付

乡村两级办学支出:由县(市)区财政统一管理，财政部门和教育部门根据上年度农村中小学生人数、民办教师人数核定各乡镇乡村两级办学支出，将资金直接拨付到农村中小学校在县(市)区财政结算中心开设的专户中集中核算，或将资金直接拨付到农村中小学校按规定用途使用。

乡级道路修建支出:由县(市)区财政统一管理，根据当地政府审定后的本年度乡级公路修建的项目计划和资金补助计划安排乡级公路修建资金支出预算，按工程项目预算、工程进度从财政专户中向项目管理单位专户中拨付资金。

节育补助及并发症补助(含计划生育活动经费)：由县(市)区财政统一管理，在资金所有权、使用权、审批权不变的前提下乡财、县管、乡用，实行县级报帐制管理。

(二)财政直接支付

计划生育支出中的独生子女父母奖励费：由乡计生部门根据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确定补助对象，报县(市)区计生局审批;村计生中心户长补助:由村提供名单，报乡计生部门审核，县(市)区计生局审批。

乡村优抚支出中的农村义务兵家属补助、农村三属优待金，农村在乡“三红”、在乡革命伤残军人、在乡复员军人、带病回乡退伍军人优待金，在乡复员军人、带病回乡退伍军人定期定量补助，农村“三属”、在乡“三红”、在乡革命伤残军人、在乡复员军人、带病回乡退伍军人医疗补助;村级支出中的村困难户、分散供养“五保户”、集中供养“五保户”补助:实行个人申请，村委会初审，报乡镇民政办审核，县(市)区民政局审批。

县(市)区财政部门根据民政、计生部门审批的名单按补助标准核定各乡镇所属人员补助资金，从财政专户中拨付给乡镇在当地信用社开设的专户，补助对象凭有效证件办理相关手续领取资金。其中:集中供养“五保户”补助资金由县(市)区财政部门直接拨付到供养单位。

(三)财政专户支付

乡村优抚支出中的乡镇拥军优属活动经费;村级支出中的村干部报酬、村管理费:由县(市)区财政部门将上述转移支付资金和农业税附加收入直接拨付到乡镇农村税费改革转移支付资金专户，按规定的用途使用。

五、建立农村税费改革资金预算编制制度

各县(市)区财政部门要按不低于省财政确定的配套数额和具体支出项目，在年初预算中安排农村税费改革转移支付资金，确保配套资金足额落实，不留缺口。县级财政要按农村税费改革资金的收入范围和来源编制收入预算，按乡级四项事业支出的项目和标准编制乡级四项事业支出预算，按村级组织的收支情况计算和编制对各村的村级补助支出预算，上报市级财政部门和税改办。

六、建立农村税费改革资金月报、决算编报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