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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地权范文10篇

时间：2023-03-26 03:11:09

农村地权

农村地权范文篇1

从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中国农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把土地承包给农民耕种，这是共产党最为自豪的仁政。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陈锡文把家庭承包经营看作是农村改革“伟大成就”之一。[2]原中央政研室农村工作研究组的霍泛说：“在我过去四十年的农村工作中，前后两次真正看到党的政策发动了农民。一次是1942年在太行区黎城县的减租减息和退押运动（我当时任该县县委书记）……第二次，就是这次建立家庭联产承包制”。[3]

与时期的土地集体所有制比较起来，今天的农村土地制度虽仍称作集体所有制，但集体所有制的所有权与使用权被分割了，国家承认了农民以家庭承包形式获得土地使用权。由承包权产生的土地使用权是农民在农村改革之后获得的一项新的权利。

但是，农民的这个新权利并不落实，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一位研究人员说“近年农民信访中，约半数涉及土地承包权被侵犯问题。”[4]其中最严重的情况是一些地方自己制定土政策，拒不执行土地承包权制度。“八十年代中期以来，为了解决所谓的家庭承包责任制下的‘规模不经济’、‘土地分割零碎’、‘狭小的土地与现代化生产不适应’等矛盾的现实行动，某些地方以集体名义开始搞‘归大堆’、统一经营。个别地方在试办‘合作农场’时，实行责任田反租，一度引起农户‘闻合色变’。”[5]

侵犯农民土地承包权的最普遍形式是不尊重土地承包关系，视承包合同为废纸一张。一些地方可以根据“村规民约”或“村民代表大会”的决议剥夺农民的土地承包权。[6]在一些地方则可以根据村党支部书记的一句话中止土地承包合同。山西孝义市贺岭村党支部书记王清礼就是这么干的。[7]中央说土地承包15年不变、30年不变，但在农村，“普遍是3－5年调整一次，少数村甚至年年有调整。由于土地变动较多，农民缺乏稳定感”[8]据调查，从1978年以来，农民承包的土地已经平均调整3.01次，至少有超过60%的村庄和60%的农户经历过土地调整。[9]

一项对浙江、河南、吉林、江西四省八县800人的调查显示：尽管中央政府有延续承包期30年的规定，但到1996年底，虽然超过一半的村子重新调整了土地，却只有20%的村子按照政府的指令签定了30年的合同，其他大部分只签10－15年，甚至更短。[10]

缩小土地承包面积，随意扩大机动田，这是另外一种侵权形式。党国印的一篇文章指出：农村的权势阶层“弱化承包权，强化所有权”、“热衷于搞双田制、机动田”。据中央政策研究室和农业部的抽样调查，14625个村庄中有23.8%留有机动田，平均每村达23.8%，大大超过农业部5%的规定。[11]

农民的土地使用权当然地包含农民的土地经营权，但这项权利是最脆弱的地权之一。在农村，比较普遍的问题是，政府当局通过行政手段指定农民或农业组织必须种植某一作物，在播种面积、农产品销售数量和品种上定指标，定任务，要求农民将生产的农产品出售给指定部门。例如，湖北盐官地区的一些乡镇，在蚕茧收购季节出动乡镇全体干部，“封锁”乡镇范围内的所有路口，阻止农民把家里生产的蚕茧卖到其他地方。农民挑着蚕茧到处跑。[12]

在中原某乡，当地政府居然租用4部拖拉机强行将一个村的56亩已经抽穗扬花的小麦犁掉，强迫农民种烟。1986年，这个乡强迫农民种葡萄，结果收获时，几分钱一斤也卖不出去。1990年为了接待上级参观，这个乡又强迫农民沿乡公路100米搞麦田套种，结果没有实效。1993年强迫农民种“红富士”，结果种出来的像鸡蛋黄那么大，3毛钱一斤没人要。1994年又强迫农民种槲桑，结果第二年蚕茧大跌价，农民只好将其刨掉。1996年，小麦已经种上了，乡政府又强迫农民将公路两边的麦子改成大蒜，结果最后6分钱一斤也没有人要。1998年，当地烟叶严重积压，又强迫农民种烟叶。[13]

有的人认为，土地承包权屡被侵犯是因为农村存在着一个权势阶层。山西孝义市贺岭村党支部书记王清礼刚一上台就废止了村里与农民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并公然说：“中央要求承包地30年不动摇，我不管他那一套，我想怎么调就怎么调。”在第二轮承包中，中央规定，机动地不能超过5%，河北定州市二十五里村原党支部书记武振京把机动地提高到13%，并扬言，“谁敢往上反映就整死谁。”[14]

在中国农村，像王清礼、武振京这样的村支书确实不是少数，问题在于，如此横行的支书为什么那么多，区区一个支书为什么既可以蔑视具有法律效力的“承包合同”，同时又可以置党中央的政策于不顾？而且事实上，在农村，侵犯农民土地承包权的并不完全是村支书这样的人所为。湖南某县：“一栋刚建起的大楼耸立在路边的稻田里，墙上写着‘切实珍惜、合理利用每寸土地’，‘切实保护耕地，是我国长期坚持的一项基本国策’。走近一看，原来是该县的‘国土管理局大楼’。而此县的人均耕地不足一亩。”[15]广东吴川县大山江镇政府在没有办理国土局批准手续的情况下，就将4000亩耕地卖给吴川交警大队，一笔赚了498万元。[16]

据统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通过后的1986年至1995年，耕地累计减少10266万亩，年均减少IO27万亩。在这些减少的耕地中，根据1997年，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对1991年以来的非农业建设用地情况进行全面清查的结果：各种土地违法行为38287起，违法用地总量达738万亩，其中耕地428.7万亩，分别相当于同期用地总量的24%和占用耕地总量的28%.[17]

实质上，真正决定农村土地权利归属的不是集体所有，也不是支书个人行为，更不是法律对产权的清楚界定，而是权力地位。在农村，土地关系并不仅仅是党支部书记、村集体经济组织与农民之间的关系，而是集体、农户和国家三个主体之间的关系。国家广泛而又深入地介入农村地权关系不仅可以从国家对地权关系的宏观决策上折射出来，（如国家在农村建立基本农田保护区），也可以在微观层面上体现出来，例如，国家向农民征地，便是国家权力直接介入农村。农业部政策法规司杜鹰先生认为，地权关系“首先有一个界定国家权利的问题，然后才是所有权主体问题，第三个才是使用权”。[18]

如果从国家、集体与农户三者关系来看农村地权关系，人们便容易发现，尽管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时代的地权制度与的财产权制度有很大的区别，但在权力地位最终决定地权归属这一点上，农村改革前与农村改革后没有实质区别。权力对权利构成现实和潜在的威胁，这是中国农村土地问题的总根源。

在时代，可以通过国家-集体向农民要钱要物，在各级政府同样可以通过集体，将农民的土地承包权化为乌有。根据一项对1080户农民所作的调查，大多数农民（占57%）认为中央政府拥有农村土地。[19]这一调查结论正好可以用来证明在中国，农村是根据权力地位决定地权归属这一事实。

《土地管理法》赋予村委会对村集体所有的土地的经营权、管理权，而属于乡（镇）农民集体经济组织所有的土地的经营、管理主体虽然没有被《土地管理法》明确规定，事实上是乡（镇）政府在行使经营、管理权。由于目前土地所有者对土地管理者、经营者的监督制度没有建立起来，土地管理者和经营者享有广泛的自由裁量权、甚至是专制的权力。这使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异化为公有制包装下的权力所有制。更具体地说，在农村，土地集体所有被异化为当代乡村土豪劣绅的权力意志所有，他们可以想把土地怎么样就怎么样。

河南武陵县吃店乡，农民只要花2500－3000元不等的价格便可从村支部书记傅国利和村委会主任杨永平手中购买宅基地。靠这种方式，他们敛财20余万元。[20]1994年秋天，在安徽巢湖槐林镇前柳行政村曾经发生一件权力意志改变地权关系的著名案件。按照上级发展乡镇企业的指示，这个镇决定搞一个既不要多少资金、技术含量也不高的“短平快”项目：征地办轮窑厂。征地的事落实到了该镇的前柳行政村。这个村一共有耕地126亩，而轮窑厂一下要占去70亩。这样这个村的农民的人均耕地就剩下0.3亩了。“村民都以为那不过是讲着玩的，地占光了莫非叫大家喝西北风去？有人这样说。谁知，说建就建，不顾一个自然村200来人的死活，推土机就开来了。……对这种违法占地，他们当然不同意。于是村民自发地挡住道路，有的干脆躺在田里，不让推土机过。这时，行政村主任沈金泉跳了出来，直着嗓子吼：”谁敢阻拦，今天就用推土机把谁碾死。搞死几个老百姓算什么？‘村民见村头发了狠，知道这些人啥坏事都干得出来，慌忙起身躲到一边。[21]而据这个案件的律师、前巢湖行署政研室主任陈三乐调查提供的情况，当地政府行为更为恶劣。这个窑厂是在没有按照土地管理的法律规定批准用地之前的8个月，就已经强行毁地建厂，直到窑厂行将建成，镇里才采取欺骗手段获得用地的批文，实际用地120亩，申报的却是38.2亩，而且将好好的耕地申报为“荒岗地”，甚至政府部门的土地局监察大队前去查勘土地占用情况，居然也只认定是38.2亩。在这个事件中，从行署专员，到土地管理局，到镇政府，没有人出来为农民的地权说话。[22]

权力结构影响地权关系的另外一个典型例子是：国家限制集体土地所有权。目前，集体所有权仅意味着土地发包权、土地的经营、出租、人股、抵押等权利以及对承包的集体土地的管理和监督职能等。但在现有制度安排下，集体所有权的土地，除了国家征用外是不许流动的。这说明，集体的土地收益权和处置权在国家政府行为的干涉下是不完整的。这就好像手中拽着大把股票，即使升值了也不许出售一样。在农村，只能将土地“卖”给国家。国家限制土地集体所有权的目的是为了国家以极低的价格（补偿费）从集体“买”走土地，然后国家再以公用或者商用的形式将低价从农民那儿拿来的土地的使用权高价出让，从中赚取巨额差价。“有些地区征地成本约为8万元，而批租出让金高达50－60万元，甚至高达100万元。[23]国家从农村赚取的这些钱，当然不会返还到农民手里来的。

有人认为，农村地权关系“从制度安排本身看，主要是缺乏明确规范的产权制度”、“产权关系不清晰”。[24]这种表达不太精确。严格地说，目前农村的土地制度安排是一种“大事不糊涂，小事一塌糊涂”的制度安排。

“农村和城市郊区的土地，除由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以外，属于集体所有；宅基地和自留地、自留山，也属于集体所有。”[25]这说明，中国土地的所有权关系是明确的：土地不属于农民私人所有。这是农村地权制度的首要原则。

在首要原则已经澄清的情况下，剩下的就不那么清楚了。“集体”是什么？根据《土地法》第8条，“集体”一共有3种：“村农民集体”、乡（镇）农民集体、村内两个以上农业集体经济组织。在“集体”概念之外，还有“集体所有”，这种“集体产权”的概念也是模糊的。事实上，用农民的话说，所谓的“集体所有”就是“大家都所有，只有农民没有”。

与“集体”概念相关的需要澄清的问题是：集体的边界到底有多大？什么人有资格成为集体的一员？采取出生地主义还是血统主义原则决定集体成员资格？嫁出去的闺女是否还属于集体？家庭承包责任制的原始最初公平是体现在均富基础上的，如今农民强烈主张土地“生增死减”与家庭承包制的均富理念并不冲突。这样一来，为稳定承包制度提出的“生不增田，死不减田”又如何实行公平呢？

一项调查表明：62%的农民对“生不增田，死不减田”政策持保留意见。[26]大多数农民反对政府新政策的主要原因是，它取消了作为社区成员的村民对土地的占有权。既作为生产资料又是社会福利保障的土地是村民的‘公共财产’，因此，须‘人人有份’，以保证口粮消费，这是农民的一种基本权利。“[27]

既然土地属于农村集体所有，而农民又是农村集体成员，集体与作为集体主人的农民在权益关系上是什么关系？农民如何对集体所有的土地行使所有权？如果土地村有的地权制度设计有利于农民行使土地集体所有权的话，那么，农民又如何对乡（镇）政府等经营、管理的土地行使所有权？在技术上，集体的边界越大，土地集体所有制与农民就越不相干，这是土地公有制设计的一大难题。目前农村土地制度的一大问题就是代表农民管理集体土地的管理者违背了委托者的意愿，使土地集体所有成为管理者所有。1997年，一个北京大学学生调查发现，河北省大名县大街村支书李国清伙同其他于部卖地400亩，得款80多万，除了向上行贿一部份，其余都挥霍贪污一空。全村农民集体告状，可最后把他免职了事，卖地的公款却无人追查。[28]

土地使用权的核心内容主要是农民对承包土地的排他性的使用权，土地开发权、土地的经营收益权。但人们现在仍在谈论完善土地使用权。土地使用权的范围有多大仍是一个远未解决的问题。承包制改为“租赁制”、转包以及人股“反租倒包”等是否属使用权的范围？委托邻里亲朋代其经营承包地的“代耕制”是否是使用权的扩展？农户以土地承包权人股参与经营与分配的“股份制”，广东南海县将承包权转化为股权，是否符合使用权的原始界定？这些问题都需要进一步澄清。

1998年，洛阳市郊区人民政府为在当地发展从来没有推广试验过的所谓高科技农业，决定征地50亩。征地的费用是每亩33万元，而农民拿到手的只是赔偿每亩地青苗费1000元，其余征地款全进了镇政府的钱库，号称“镇管村用”。《人民日报》记者从调查中了解到：这个村庄人均耕地原本只有0.7亩，征地之后，有的农民家里5、6口人只剩下1亩多口粮田。但这种危及农民生存的征地就是这样不可更改地决定了。1998年4月22日，洛阳市郊区辛店镇干部及派出所干警一行几十人。带着两台大型推土机，不顾农民的反对和阻拦，强行将辛店村第2、第11两个村民小组近50亩丰收在望的小麦全部推毁。“推麦圈地那天，镇派出所干警都出动了，谁有意见就抓谁。”那些可怜的农民说：“农民以地为本。我们这里耕地本来就不多，又强行征用土地，没有了口粮田，我们今后生活咋办，？”[29]

像洛阳市郊区这个小村庄出动警察强制征用农民土地的事件可以说是当前中国农村农民与政府在土地问题上关系白热化的一个小插曲。政府与农民的关系白热化是因为，农民的财产利益在征地过程中严重流失，政府在这个过程中想方设法占农民的便宜。当今中国农村，农民与政府对立最激烈的领域，都集中在农民财产权领域，一个是农民负担问题，一个就是土地征用问题。但是，农民与政府的大规模冲突，几乎都与土地征用有关。对农民来说，他们可以忍受土地产权状况的模糊，上地可以被调来调去，但他们不能承受永远失去土地。农民以土地为生存基础，而农民的身份转换仍然困难重重，这种情形下，农民保留一块自己的土地，几乎就是自己的生命线，剥夺土地，等于剥夺他们的生命。为争得土地，农民挺而走险是必然的。“中国大部分农民很穷，如果连一小块土地的财产权也得不到尊重，农民对这个社会还会有什么留恋？[30]

1993年以来，广东、河南、陕西等地发生多起因土地征用问题引发的农民与政府的冲突事件。

征地是国家运用公共权力割让农村土地所有权和农民土地使用权的行为。即使农民的土地产权被界定得相当清楚，国家仍然可以运用权力改变产权的归属。这种以国家公共权力为后盾割让老百姓财产权的行为历来是一个国家的宪法和法律规范的对象。例如，征用必须依法律为之、必须进行充分、公正的补偿。联邦德国1949年基本法第153条规定：“公用征收，仅限于公共福利及有法律根据时，始得行之。公用征收，除联邦法律有特别规定外，应予相当赔偿。”美国宪法第5条修正案规定：“无论何人，……不经正当法律程序，不得被剥夺生命、自由或财产。不给予公平赔偿，私有财产不得充作公用。”荷兰王国1814年宪法第13条第1款规定：“加因公益所需而征用财产，须依照法律规定，并须事先保证给予充分补偿。”

相较之下，中国宪法和法律对农民土地征用的规定既显霸道，又不公平。宪法和土地管理法确定的原则是“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土地实行征用”，连“补偿”二字的影子都没有。

如果一种权利无法给人带来可以预期的利益，这个权利就是不真实的。目前，农民的土地承包权和土地使用权就是属于这种类型的权利。如果权利是不可靠的，当然无法确立农民与大地的感情。如果农民是在可能不属于自己的土地上从事生产、生产不是自己选择的产品且可能是不许出售或者卖不出去的产品，指望农民辛苦耕耘、增加土地的长期投人和责任心，培养地力，产生长远预期，无异于缘木求鱼。而那种对应该属于自己、而不属于自己的东西的掠夺性破坏也是可想而知的。

迄今为止，中国所有关于土地制度的改革的措施都倾向于稳定农村家庭承包责任制：如维持家庭承包制度基本不变；1998年在原有的承包期快要到期的时候，让农户在承包期15年基础上再承包土地30年：“生不增田，死不减四”；禁止基层组织随意调整土地权；明确使用权可以有偿转让等等。但是，所有这些举措实际上都无法触动土地问题的关键所在。

海内外的农村问题专家们曾经提出，为了解决中国土地制度中存在的问题，中国应当引人一种土地永久使用权制度。对土地的承包经营权不应当是所谓的15年、30年，也不是50年，70年，100年，而至少应当是能够横跨好几代人的制度安排，甚至永远如此。

曾经长期参加中国农村改革决策的老共产党员杜润生就持这种观点。他认为应当通过法律形式将土地使用权长期化固定下来。他以荒山的承包经营权佐证他的观点说：“四荒”土地拍卖，规定50年-70年甚至100年使用期，激发了人们的投资热情。短时间内，就改变了山河面貌。在陕北、晋西、湘西一带，形成一种新的经济增长点。[31]

总结起来，目前农村的地权制度有两大类问题，第一类是农民的承包权和土地使用权相当不完整。如现存的粮食定购体制（粮食供应压力大，强制性的种植计划，低价格的农产品收购，）是一项全面制约农民土地使用权的制度安排。在这个盘剥农民的制度下，农民种植作物的选择权、生产决策权，农产品的收益权和处分权都是不完整的。在浙江的乐清，有的村规定：凡是不能完成定购任务的原承包者，其土地将会被收回或受重罚。绝大多数的农民（98%）希望国家能够充分尊重他们的这些权利。[32]如果不引进永久土地使用权制度，农民承包权和土地使用权被割裂的情形仍然无法解决。能够解决第一类型地权问题的药方不是土地永久使用权，而是必须消除目前存在的限制农民土地使用权的诸因素，最大限度地拓展和延伸带来土地使用权的内涵和外延。使“单一使用权拓展到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四权统一的承包经营权”。[33]

根据调查，目前农村中渴望永久土地使用权的农民基本上是以粮食生产为主要收人来源的农民，从整体上讲，农民最感兴趣的是土地的收益权、转让权，农民对自由转让土地使用权尤其感兴趣。[34]

如果土地承包权、土地使用权是完整的，农民当然可以将土地进行转让、转包、租赁、继承、抵押、让土地的承包权与经营权分家，稳定的承包权还能为农民带来更多的财产利益，例如，比较稳定的土地权利将会提高农民获得贷款的机会，如果农民在自己承包的土地上拥有这些权利，土地私有化方案未必便是最好的地权制度改革选择。国际上的经验表明，土地不实行私有，只要建立合理的土地使用权制度，也能够激励投人和积累，也有条件提高土地实际利用效率。

如何使界定清楚的土地承包权和土地使用权成为法律下神圣的权利是目前必须解决的另一个问题。

有观点认为，“农民的土地承包权不能很好落实，重要原因是我们还没有在法律理念上把土地承包权当作农民神圣不可侵犯的财产权利。[35]

土地承包权、使用权也是财产权的一种形式，的确需要神圣化，否则，农村的的第一步改革便没有最终完成。但是，权利的神圣化或者记载权利的法律的神圣化，全然不是宣示的结果，权利的神圣性归根到底是一种力量对

比所引出的后果而已。

在台湾，农业改革的两大成就是：和农会建设。的功能界定了土地的产权，农会制度的建设则使产权制度的改革建立在农民的集团力量之上。在现代社会，个人的权利和群体的权利就是建立在这种多元的集团力量之上的。

总而言之，中国农村地权的问题的根子出在农民与政府力量对比的关系上。农民太弱小，政府太强大，农民既无法使自己的意志上升为法律，更无法在政府侵犯法律界定的权利时去捍卫权利。产权界定的核心是限制政府行为能力，如果无法限制政府行为能力，产权界定便是徒劳。

〖注释〗

[1]刘建华：《农民负担何时减下来？——对广水市部分乡村农民负担情况的调查》，《人民日报》，1998年9月23日第10版。

[2]陈锡文：《牢牢把握十五届三中全会的全局意义》，《了望》，1998年10月19日，第42期。

[3]《中国农村改革决策纪事》，第16-79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

[4][6][30][35]党国印：《确立农民的土地财产权》，《南方周末》，1999年4月2日第13版。

[5][31]杜润生：《土地与农民的期待》，《华声月报》，1998年9月号总第395期。

[7][14][16]林平：《一个严峻的问题摆在中共面前：农村出了一个权势阶层——农村政治体制非改不可》，香港《广角镜月刊》，1999年1月第23-25页。

[8][24]王西玉：《深化改革完善制度》，《人民论坛》，1998年第11期。

[9][33]迟福林等：《赋予农民长期而有保障的土地使用权》，《人民日报》，1999年1月5日第9版。

[10][27][32][34]龚启圣等：《农民对土地的产权的意愿及其对新政策的反映》，《中国农村观察》，1998年第2期，第18-25页。

[11]党国印：《经济研究资料》，1998年第8期，第55页。

[12]张乐天：《公社制度终结后的浙北农村政治与经济一浙北农村调查引发的思考》，《战略与管理》，1997年第1期，第110-120页。

[13]厉名震：《咋就不落好》，《经济日报》，1998年7月17日第2版。

[15]胡潇主编：《中国乡土的世纪之交》，第42页，湖南出版社1991年版。

[17]《人民日报》，1999年6月23日，第]10版。在所有被占的耕地的背后，人们不难想象会有多少耕地是通过侵犯农民土地承包权的方式取得的。

[18]杜鹰：《土地制度建设试验已有的经验和未解的问题》，《人民论坛》，1998年第11期。

[19][23]韩俊：《土地定权农民定心》，《人民论坛》，1999年，第1期。

[20]周文逸：《30亩耕地为什么撂荒了》，《半月谈》，1998年第22期。

[21][22陈桂棣、春桃“《民间包公》，《当代》，1998年第2期，第4-12页。

[25]宪法第10条第1款，土地管理法第6条第2款

[26]贵州省湄潭湄县潭试验区1987的最引人关注的，是在全国率先实行了“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的办法。已写进贵州省地方性法规，而且被1993年的中央文件予以肯定。

农村地权范文篇2

1993年以来，广东、河南、陕西等地发生多起因土地征用问题引发的农民与政府的冲突事件。

如何使界定清楚的土地承包权和土地使用权成为法律下神圣的权利是目前必须解决的另一个问题。

有观点认为，“农民的土地承包权不能很好落实，重要原因是我们还没有在法律理念上把土地承包权当作农民神圣不可侵犯的财产权利。[35]

比所引出的后果而已。

〖注释〗

[1]刘建华：《农民负担何时减下来？——对广水市部分乡村农民负担情况的调查》，《人民日报》，1998年9月23日第10版。

[2]陈锡文：《牢牢把握十五届三中全会的全局意义》，《了望》，1998年10月19日，第42期。

[3]《中国农村改革决策纪事》，第16-79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

[4][6][30][35]党国印：《确立农民的土地财产权》，《南方周末》，1999年4月2日第13版。

[5][31]杜润生：《土地与农民的期待》，《华声月报》，1998年9月号总第395期。

[7][14][16]林平：《一个严峻的问题摆在中共面前：农村出了一个权势阶层——农村政治体制非改不可》，香港《广角镜月刊》，1999年1月第23-25页。

[8][24]王西玉：《深化改革完善制度》，《人民论坛》，1998年第11期。

[9][33]迟福林等：《赋予农民长期而有保障的土地使用权》，《人民日报》，1999年1月5日第9版。

[10][27][32][34]龚启圣等：《农民对土地的产权的意愿及其对新政策的反映》，《中国农村观察》，1998年第2期，第18-25页。

[11]党国印：《经济研究资料》，1998年第8期，第55页。

[12]张乐天：《公社制度终结后的浙北农村政治与经济一浙北农村调查引发的思考》，《战略与管理》，1997年第1期，第110-120页。

农村地权范文篇3

下乡调查之前，先去了开罗老城区古老的教堂参观，那附近就有一片埋葬基督徒的“死人城”。街道与普通社区相似，有些作为坟墓使用的“住宅”相当漂亮；唯一不同的是相对比较安静，因为“住宅”里基本上没有活着的人。但是，在大路边的那些更大规模的埋葬穆斯林的“死人城”却炊烟袅袅，一派生机，在大片不要钱的死人宅邸里居住了成千上万的穷人。

尽管开罗人口已经超过1600万，占全国7000万人口的20%以上，而且郊区无规划的密集楼群摩肩接踵地不断扩张蔓延，还是不断有更多贫苦农民流人这个超大城市中心区，使得开罗的“死人城”已经演变成越来越大的贫民窟。甚至政府都不得不承认住在“死人城”的贫民的基本权利，出资为“死人城”修建电力和上下水设施。现在，“死人城”已经成为连旅游手册都介绍给国外游客参观的景点之一。

二、地权冲突所在地简介

迪克纳斯镇属于达卡利亚省(Dikemes，Dakaliaprovince)，位于开罗东北150km之外的尼罗河三角洲平原上。从开罗汽车站搭乘小巴或7座轿车需要两个多小时，每人只要付8个埃镑(1埃镑约合0.188美元)，约合1.5美元。

这一路上很少见到交通标志，却至少看到5个持枪武警的检查哨卡。据当地人解释，这不表明治安情况不好，埃及虽然小偷小摸或其他刑事案件不少，但却很少有武装团伙犯罪；之所以城市乡村到处设立武警哨卡，可能是由于自从1981年埃及前总统萨达特遇刺身亡后开始执行的《紧急状态法》延续了25年至今仍没有发生改变。

沿途观察，到处绿野青葱，阡陌纵横，田园风光，美不胜收。延续了几千年的古埃及就开始的尼罗河沿岸的灌溉农业文明，当年没有被罗马占领军改变，现在也没有随资本主义统治全球而改变。其中，维持农业生产力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几乎不分朝代、不问意识形态地延续了下来。20世纪50年代开始的提高了农民的积极性，60年代得到前苏联援助开始兴建的埃斯旺大水坝改变尼罗河间隔性泛滥的规律，大约80%的耕地得到防洪灌溉便利之后，农民们得以更滋润地在这个到处肥田沃土、得天独厚的地方繁衍生息，已经发展到了人口过度密集的程度——尼罗河三角洲人口占全国的94%。随着埃及农业的产量明显增加，工业化和城市化也得到发展；但由于没有计划生育政策，人口增长达到50年代的3倍。傍水而居的村镇普遍把生活垃圾直接倾倒入河，而人畜饮水、洗衣、洗菜也都在这同一条河里，再加上到处可见的建筑垃圾，污染情况惨不忍睹。

三、背景及其地权纠纷进程

埃及在阿拉伯世界之中属于工业化程度较高和民族资产阶级形成较早的国家，早在19世纪初叶就开始了军事集权制度下的工业化进程，并据此在19世纪上半期利用土耳其奥斯曼帝国衰变之机打进中东，成为横跨亚非大陆的阿拉伯强国；随后，却在英国、法国等欧洲主要帝国主义列强的干涉下迅速演变为殖民地。

第一次中东战争失败之后，纳赛尔上校利用败军内部民族主义情绪化倾向，领导了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1954年正式独立。随即，埃及也如大多数反殖民主义斗争中诞生的民族国家兴起之初那样，开始推行。埃及虽然独立时只有约2500万人口，但农业资源极度稀缺——耕地仅占国土面积的4%，其中2／3集中在尼罗河三角洲平原。这种失衡的经济地理条件，本来就会造成区域差别和贫富差距。

之前的埃及与其他殖民地国家情况类似——大地主良田千顷而无地农民比比皆是。据说，200多户大地主占地竟然是埃及农地的一半，其中皇室贵族最多一户占地多达15000hm2(相当于中国中部地区一个20万人口县的耕地)。

埃及独立之后建立了农业部下属的推行的部门——“农业改革署(AgricultureReformation)”，国家也出台了相关法令，主要是规定地主占地不得超过200费丹(1费丹=0.42hm2)，同时允许将不超过100费丹的土地分给子女，地主将超额的土地分成小块(每块约2～5费丹)售予占地不足10费丹，直接务农的农民，但不得售予四辈之内的亲属，超出的部分由政府全部征收。1961年的第二次《法》规定地主占地不得超过100费丹，全家占地不得超过200费丹；1969年的第三次《法》规定地主占地不得超过50费丹，全家占地不得超过100费丹。

同时规定：法定最高的租金不得超过原来土地税的7倍，租种期不得少于3年。

政府征购土地的方式是，按照土地买卖和租赁的惯例，地租以地税的7倍价格计算，地价以地税的10倍价格计算，即地价相当于地税的70倍。被征地上的建筑物、农机和树木折价赔偿。由于政府规定以1949年的地税价格作为计算标准，因而每费丹土地的价格约200埃镑。政府用年利率3%，为期30年的国债券偿付。

政府将征购的土地分成小块，征购价和15%的附加费出售，每块地的面积根据地质的好坏和购置者的需求限定在2～5费丹之间。购置者在30年内分期偿还所有费用，外加3%的利息。他们不得出售和转租，同时还必须加入合作社。

1958年政府把购置者应付的利息降为1.5%，附加费降为10%，偿付期延长至40年。1961年把购置者应付的地价减免一半，1964年又减去1／4，同时赦免全部利息和附加税。但同期要低价向政府交售粮食、棉花等农产品，以此配合政府从农业提取积累的工业化战略。

50年代政府开始征购棉花和小麦，60年代扩大到大米、洋葱、花生、马铃薯、芝麻、黄麻等农作物。征购的比例按照收成和土质好坏而定。过去棉花交易长期为私人所控制。1961年政府取消棉花交易市场，实行国家专营，推广合作销售制，到1965年全部原棉由合作社代销，从而控制了主要的出口商品。收购价由官方定价，官价一般低于市价和出口价。征购和代购制度在一定时期内对保障出口和城市供应，打击投机倒把，减少中间盘剥，增加资金积累(50年代5%-9%的农业收入用于积累)，对于加速工业发展起到积极作用。

三次，政府总计分配土地约82万费丹，占全国耕地面积656万费丹的12.5%；收益者34万户，约170万人，占1970年1880万农村人口的9%，人均获地2.4费丹。地主户数则明显减少，200费丹以上的地主基本绝迹，小土地占有者的数目明显增加。以前，5000个地主，仅占全国土地占有者总数的2%，占有土地151400费丹，即全国耕地面积的27%，平均占地303费丹，后，占地不足5费丹的农户增加了，他们的土地从原来占耕地总面积的35.4%上升到54.8%，从人均占地0.8费丹增加到1.3费丹。

在埃及学者讨论中认识到，虽然搞了15年，进展缓慢，全国大约300多万农户之中仅有20%得到土地；但毕竟极大程度地缓解了土地占用关系的严重不平等。自耕农数量和占比的增加构成社会相对稳定的必要条件，贫困农民得到小块土地的同时也对国家工业化承担了低价交纳农产品的责任，也是埃及得以通过工农产品剪刀差来推进国家工业化原始积累的基础条件。

笔者在村里访问的农户当年都得到了1～2hm2地主交出的多余土地，每公顷支付了250埃镑。农民所在的迪克纳斯镇当年总共有500多贫困农户得到了土地，但现在又有大约200多农户失去土地。

四、政权更迭之后的地权冲突

1969年第三次《法》虽然进一步降低了地主全家占地的面积；但是，当年纳塞尔去世，他执政时期制定的政策随政权更迭而根本改变。另一个军人萨达特准将取得政权之后，修改了与相关的法律。萨达特政权承认地主作为被冻结的土地所有者的权利——1972年国会承认要对土地被抵押的地主进行补偿，1974年国家最高法院宣布纳赛尔抵押土地的行为非法。随后，政府通过两种途径来解决这个问题：一是国家成立专门的金融委员会对被抵押土地的地主进行补偿。二是承认地主对自己的土地拥有完整的产权。

进入80年代后，农民与地主之间的地权纠纷发生。90年代以来愈演愈烈。因为，一是尼罗河三角洲发现石油资源。二是埃及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明显加快。三是农村经济出现产业化带动的规模种植业和规模养殖业，也形成对土地集中的客观需求(路边到处可见成片种植的柑橘园、菜田和村庄里三层楼的养鸡场，这些都表明农村商品经济发达起来)。主要是在这3个因素共同作用下，导致像迪克纳斯镇这一带的土地平均地租上涨到4000埃镑／hm2，约合700美元；接受笔者凋查的一个维权农户说：油井公司每公顷每年向他支付1万埃镑的地租。

随土地价值升高，当年被迫出让土地的地主后代开始通过法院“依法”收回地权。地主们向法院起诉时，大都能够提供前辈给自己留存下来的前的地权证明文件；而多数农民所有的土地继承自参加了的父辈，完全没有准备应对诉讼的法律文件，何况农民很多是文盲，即使有文件也看不懂。

更为重要的是世界大趋势——当展中国家政府80年代以来普遍按照西方的理念推进以私有化为核心的转轨政策，过去负责的农业改革署如今已然成了帮助地主夺地的官僚机构，加上官员腐败，不给贿赂就拒绝向农民提供当年他们获得地权的文件。这样，导致法院得以“依法”判决农民必须交出土地，甚至连同地面上农民的“非法”建筑——农宅也得无偿交出。这样做虽然可能符合精英集团修改了的法律，也符合规模经营的经济规律；但却会使大批农民成为无地、无宅、无业的绝对贫困人口。

农村地权范文篇4

尽管农村妇女土地权益是法律确认和政策保障的，然而在由法律文本转换为司法判例以及指导农村各项土地权益分配的过程往往存在因衔接不畅、刚性约束不足而效力减弱的状况。究其原因在于承包经营权以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为基础，且家庭承包的主体是农户而非个人，农村妇女的经济权利、资源获得、责任义务和经济作用的社会评价在集体所有、家庭经营的制度背景及“从夫居”“娶进嫁出”的婚俗习惯下，往往因居住地变化引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变化，或因婚姻变动产生家庭成员身份的变化。在身份的变与土地的不变、人的流动与土地不动之间，妇女土地权益处于易受损状态。为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重塑城乡关系，促进农业、农村、农民全面发展，党的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以“三权分置”为标志的新一轮土地制度改革，其指向就是赋予农民更多的财产权利，通过制度设计促使农民享有和发挥市场经济主体身份，通过参与农业产业链，获得财富增值能力和相应收益，实现农民富、农业强、农村美。因此，在乡村振兴实施过程中，关注性别维度的不平衡、不充分状态，关注实际驻留农村的主要人口和农业生产主力军的妇女土地资源的获得和土地权益的实现，事关消除农村妇女贫困，事关全面小康社会的实现。

二、当前妇女土地权益保障面临的困境

(一)法律政策缺位导致农村女性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认定不畅，外嫁女在劳龄认定方面。存在阶段性劳动、跨区域接续难的问题第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黑龙江数据显示，农业户口的妇女本人名下没有土地的比例为11．6%，其中因结婚、再婚失去土地的妇女约占四分之一(24．3%)，是男性的10．6倍。2018年，黑龙江省妇女联合会在本省106个农村集体产权股份制度改革试点村共计发放电子问卷1559份，回收有效问卷1429份。调查发现，受访女性拥有所居住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比例为70．6%，低于男性11．6个百分点。与婚姻状况交互发现，离异男性具有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身份的为87．5%，离异妇女具有认定资格的仅为45．8%。拥有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两种最主要方式为原始取得和婚姻取得。调查中，“原始取得”的男性比例为91．9%，女性比例为52．7%;“婚姻取得”的男性为3．5%，而女性则高达41．9%。土地收益分配的实质是集体成员的资格问题，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的取得和丧失当前并没有明确的法律法规可遵循。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确认由村级组织完成，通常做法是县市级依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稳步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意见》制定所在地区的身份确认指导性意见，再由村级制定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确认工作方案。然而，无论是村“两委”还是村集体经济组织中，女性比例均过低，在涉及权益、利益的集体决策中女性缺乏足够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易出现多数人侵犯少数人权益的状况，尤其在经济状况较好的村，往往对外嫁女、离异女、招赘男设置较高的身份认定门槛，如要求“通过合法婚姻关系与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结婚，户口迁入本集体经济组织且将土地承包权交还给迁出村的集体经济组织的人员”可以认定为现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这一规定与中央文件要求的“宜宽不宜严”“应确尽确”认定原则大相径庭。在劳龄认定方面，成员劳龄计算日期原则上自1956年1月1日起至2004年12月31日止，年龄在16～60周岁，为个人劳龄有效期。尽管试点村男女劳龄认定标准一致，但由于女性因婚姻流动而存在事实上在两个或多个村集体经济组织中劳动的现实，而其劳龄往往在所在集体经济组织中只体现其为集体劳动的某一段经历，相对于同龄男性短，且目前存在跨区域无法接续的问题，在折股量化时难免因劳龄短导致个人股所占份额低，在未来集体收益分配时利益受损。(二)政策执行偏离，基层政府对不合法村规民约纠错不足，多数人侵占少数人权益现象仍存在，女性缺少话语权和博弈能力。在现实生活中，村“两委”中女性比例低、农村女党员比例低、村民代表中女性比例低状况仍难以在短期内扭转，女性参与村庄重大事务决策的机会、过程、结果仍然不平衡。在村民自治背景下，涉及外嫁女、离异女、招赘婿等群体的各项土地权益正是根据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会议表决的“民主”程序，并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确定的，这些村庄中的权利边缘个体往往被“缺席审判”，原本属于自己的土地权益无偿地成为了其他村民的利益。而且正因侵权行为是村组集体决策而非个人行为，导致外嫁女、离异女、招赘婿等群体土地权益纠纷案件处置过程十分艰难，立案难、阻力大、缺少法律依据等都使得被侵害的利益群体陷入缺少制度救济的无助境地。当村规民约侵害到妇女土地权益时，面对求助的妇女，相关部门也常陷入束手无策的境地。如果通过司法途径，法院又常常以村委会不是一级行政机构，不能提起行政诉讼，如果提请民事诉讼，法院又以村委会与村民不属于平等的民事主体，村委会不能成为民事诉讼的主体，使得妇女们处于告状无门的境地，只能再转而寻求乡镇政府和信访部门，而基层政府对村委会的土地自治权利又缺乏行政约束，导致受损群体维权主要方式变成逐级甚至越级上访，在经过层层转批后最终仍不免回到村庄场域内协商解决。(三)政策缺少性别敏感，以家户为基本单位的土地政策在婚姻家庭流动的触发下易使妇女权益受损。在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方面，以家户为基本单位的土地承包政策在“从夫居”的传统习俗作用下，一方面使得“外嫁女”难以通过实际耕种的方式实现对名下土地的占有、使用和实际收益，另一方面，农村离异妇女在离婚财产分割过程中对自己土地权益的主张受到限制。特别是在农民的土地权利和集体成员身份的含金量大大增加的当下，妇女土地问题的表现形式与一轮、二轮土地承包中妇女因婚姻变动而失去土地的情况不同，新一轮的妇女土地问题集中体现在征地补偿和股份改革带来的土地增值收益分配、宅基地分配以及土地流转中的决策权、收益权等各项权利方面［1］。与此同时，尽管《农村土地承包法》规定，“承包期内，妇女结婚，在新居住地未取得承包地的，发包方不得收回其原承包地”，然而与“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的操作原则相矛盾，这一规定的实际执行效果往往是嫁入村以此为由拒绝分配承包地，强化了女性的经济依赖性，使得女性在家庭关系、村庄公共事务决策中持续居于弱势地位。在宅基地使用权方面，现行宅基地使用权制度以户为基本单位，实行一户一宅制。女性的宅基地使用权包裹于家户之中，有名无实，主要体现在:缺乏主体地位、难以获得征用补偿，以及在离婚财产分割中难以主张权益。因宅基地使用权通常分男不分女，使用权证上往往是男性的名字，女性的作用仅为宅基地确定面积时的影响因子［2］，且其与房屋产权证不同，没有权属证明，难以进行实际分割，故而在以往农村离婚案件中，法院往往缺乏判决依据，只能根据相关法律规定，驳回女方分割宅基地的诉讼请求，有研究表明，离婚妇女分得宅基地的比例不足3%［3］，在当前宅基地无法流转的现实之下，农村离异妇女往往面临“房无一间，地无一垄，钱无一分”的生存困境。同时，随着征地撤村、村庄合并、撤镇建街的城市化进程的加快，越来越多的农民宅基地被征用，拆迁补偿款也随之水涨船高，相对于土地产出而言，补偿款可谓一笔相当可观的收入，但因为女性宅基地使用权的有名无实，出嫁女往往既拿不到娘家拆迁的补偿款，也拿不到婆家征地的补偿，其经济权益受损，经济附属地位无形之中被强化。

三、保障妇女土地权益对乡村振兴的正向促进作用

(一)拥有平等的土地财产权有利于减少妇女贫困，促进适度规模经营，实现生活富裕。有权才有利，权能和利益共同构成了妇女的土地权利。改革开放以来，农业人口流动性不断增强，农业女性化已成为农村和农业发展的基本现实。尽管如此，农村妇女的经济赋权状况、参与规模化经营的水平却并未因劳动参与的增强而水涨船高。究其原因在于以《农村土地承包法》为核心的农村土地制度设计的初衷是确立和稳定农村土地承包关系，性别平等是第二位的制度目标，而非首要目标。然而无论是激活土地要素，还是实现妇女经济赋权，都需要以稳定的土地财产权作为基础。当前，农民财产性收入与城镇居民差距较大、农民增收通道狭窄、小农户与市场经济对接成本偏高等现实揭示出土地入股、农民入社等适度规模经营方式是壮大农村集体经济和引领农民实现共同富裕的必由之路。没有明确的土地产权，适度规模经营无从谈起，甚至会引发、激化新的矛盾。从黑龙江省经济状况较好的村来看，利用自身地缘优势、资源条件撬动政府财政投入、吸引民间资本，通过入股/参股大型企业，或村企同建等方式的做法较普遍，而这是要以明晰的集体资产产权、明确的土地财产权利为依托才能得以实现的，只有稳定的土地财产权才能抵御各利益集团对农民(尤其是农村妇女)权益的侵犯，防范贫困发生，缩小贫富差距。只有在法律制度层面对农民尤其是农村妇女土地财产权利予以确认，在土地权利发生转移和变化时对其予以维护，乡村振兴才具备有力支撑;只有归属清晰、权责明确的农村集体产权制度得以建立，产业振兴才能持续发力。(二)明确的组织成员权有利于妇女民主参与和权力参与，推进村庄善治。乡村振兴与稳定和谐的社会环境相辅相成、互相促进。当前，农村社会发展和乡村治理还存在基层党组织软弱涣散，基层政府服务组织动员能力弱化，村民自治机制难以有效发挥作用［4］等一系列体制机制问题。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目标就是要保障农民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利:既要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又要落实好农民的民主监督权［5］。乡村振兴是农业、农村的振兴，更是农民的振兴。尽管当前实际驻留于农村的女性数量大于男性，但这并不必然带来妇女参与村域公共治理的机会、意愿和能力的相应增长。农村妇女实现经济赋权和政治赋权的过程仍然存在结构性矛盾，亟需在国家层面、社区层面、家庭层面对妇女权利予以高度关切和强力保障，将社会性别视角纳入农业、农村、农民发展战略中通盘考虑。拥有明确的组织成员权则有助于女性以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身份通过民主程序表达个人意愿和合理诉求，实现政治赋权。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作为村级党组织、基层群众自治组织之外的第三大组织，在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过程中作用重大。明确的组织成员权是女性成员在核清资产、理顺权属环节充分知情的基本权利，是在实现村庄公共利益最大化过程中发挥女性积极作用的前提，是激发人才振兴的基础保障，对乡村治理体系建设具有重要意义。以全国农村集体资产股份权能改革首批试点黑龙江省方正县为例，其行政村的村改制领导小组、村集体经济组织董事会、监事会和村股东代表中均有相当比例的女性成员，在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认定、股权设置、规范管理等环节，其不但组织女性代表积极参加村民代表大会，还就各环节中涉及到女性权益的普遍现象或特殊问题召开妇女议事会，使妇女诉求得以在决策过程和决策结果中体现，不仅减少了改革过程中纷争的发生，也促使更多女性积极参与村庄公共事务的管理和决策。(三)明确的组织成员权有助于构建男女平等的乡村文化，有助于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的形塑当前，我国农村地区“天价彩礼”现象普遍存在，因婚致贫、因婚返贫现象时有发生。其根源是男性本位的不平等婚居模式，是农村妇女作为。“稀缺资源”在婚姻竞争中的一个自然结果［6］。只有男女两性平等、共享土地权益，在身份认定、劳龄确认、股权设置等各个环节同条件、同政策，女性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不因婚姻变动而受到影响，从而使男女共同承担赡养义务和家庭责任，才能从根本上遏制高额彩礼现象，移风易俗，抑制陋习。明确女性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有助于农村社会承认女性独立自主的人格，构建男女平等、性别友好型家风。有研究表明，与有地妇女相比，失地妇女遭受来自配偶家暴的风险要高出26．5个百分点［7］。保证土地权益是提高女性家庭地位的重要前提，产权制度改革打破以户为单位的壁垒，折股量化到人，无论在娘家还是在婆家女性均被认定为集体经济组织成员，都可按股分红，还可持证向金融机构贷款、入股从事农业产业化经营，获得更多可支配收入，降低对家庭的经济依赖和人身依附，减少家暴风险，促进家庭成员平等和睦相处。明确女性组织成员权有助于增强全体村民对女性权利的认同，使性别平等逐渐成为村庄社会的共同意志，形成文明乡风、淳朴民风、良好家风，不断提高乡村社会文明程度，使全体村民认识到男女都是“养家人”，对于建立平等和睦的夫妻关系、婆媳关系，营造村域内性别平等、孝老敬亲的风尚具有正向作用。

四、思考与展望

2019年1月1日起施行的《农村土地承包法》规定:“农户内家庭成员依法平等享有承包土地的各项权益”，“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或者林权证等证书应当将具有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全部家庭成员列入”。这一规定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见户不见人、户内成员权益被遮蔽的情况，然而农户内家庭成员如何认定，是否嫁入即取得农户内家庭成员资格;离异、丧偶分家析产时如何分割权益和收益;名义产权和事实产权间的性别差异是否能因此削平;静态的权属能否带来动态的收益，这些问题仍需相应的司法解释以及政策制度性文件补充衔接。此外，除承包地外，还应包含妇女宅基地使用权的公平分配等，形成完整的有利于农村妇女权益维护的政策束。(一)及早进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认定国家立法，源头维护农村女性合法土地权益农村土地制度既体现经济关系，更体现法权关系。目前我国仍然没有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村级党组织、村民委员会的关系尚未明晰，由不同主体认定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的状况普遍存在，建议尽快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列入国家立法规划，并引入社会性别视角，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组织架构、成员身份认定标准、权利责任关系等作出明确规定。一方面，真正将女性土地权益问题回归到法律权属问题而不是家庭关系或婚姻纠纷问题;另一方面，避免某些地区以村民自治的名义，让多数人侵犯少数人权益。(二)政府部门增强性别敏感性，在政策的制。定和执行过程中关注妇女儿童权益农村土地确权、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认定既是今后一段时期农村保护和发展农民的合法权益，盘活农村资产的新的历史起点，同时也应看作是对既往侵害妇女权益行为进行校正纠错的重要历史机遇。在当前村民自治的背景下，一些村庄重大决策尽管程序合理，但决策内容并不公正，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会议决定的成员身份认定标准往往有失偏颇，这一方面需要县一级和乡镇级政府部门强化对村集体经济组织中土地承包及相关利益分配程序的管理，更需要对各种自治章程、村规民约进行全面审查和清理，倡导发挥村务监督委员会的监督作用;另一方面，在县市级出台指导性意见时，使政策设计具有前瞻性和预见性，做到程序前置，改变土地纠纷事后补救的被动局面。(三)畅通农村女性土地维权渠道，明确相应部门的救济责任。农村妇女土地权益受损后的维权可谓是漫长的消耗战，具有时间长、区域跨度大、涉及层级和部门多的特点。目前，对于司法机关如何保障农村妇女土地权益仍然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农村妇女对遭受土地权益侵害发起的诉讼往往仍难以得到司法机关的有效支持。然而，司法救济又是社会纠纷的最终解决机制，是权利救济的最可靠途径和手段。因此，对农村妇女土地权益纠纷案件，需提升司法救助意识，简化司法救助审批程序，建立畅通的司法救济途径［8］。建议建立涉及女性土地权益的部门联席会议制度，定期进行信息通报，强化职能部门联系沟通，探索妇女土地维权新经验、新方法。同时，在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的调解和仲裁工作中引入社会性别视角。(四)提高妇女参与村庄公共事务管理和决策的能力，拓宽农村妇女政治赋权的路径。当前农村女性仍然是游离于村庄公共事务决策之外的边缘群体，村级党组织、村民委员会、村集体经济组织中女性比例低是其权益易受侵害的重要原因，维护农村女性的各项合法权益，就要改变村“两委”、村民代表、农村党员，以及村股份经济合作社中股东(代表)大会、董事会、监理会等机构中女性比例过低的现状。参照《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关于村民代表中女性比例的规定，建议村股份经济合作社股东董事会、监理会等机构中女性比例应占1/3以上。县乡党政部门要通过宣传、培训等政策倡导行动，增进农村妇女对自身经济权利、民主权利的认识，鼓励和激发农村女性以主人翁的姿态积极参与新农村建设和社会治理，真正成为乡村治理的参与者、管理者、决策者。要持续从体制机制上推动农村女性经济赋权和政治赋权，继续在村级组织换届选举中推进比例配额的暂行特别办法，并鼓励女性更广泛地参与村议事会，充分行使知情权、表达权、决策权和监督权，为自己的合法权益发声，为村庄女性权益代言。

［参考文献］

［1］王晓莉．农村变迁中妇女土地权益新问题及破解之道［N］．中国妇女报，2017－12－19(B01)．

［2］耿卓．家户视角下的妇女土地权利保护［J］．法学，2016(1):120．

［3］李琨．农村离婚纠纷中财产分割问题简析［J］．决策与信息，2011(4):90．

［4］韩俊．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八个关键性问题［J］．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18(4):22．

［5］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稳步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意见》有关情况会图文实录［EB/OL］．(2017－01－03)［2019－10－10］．

［6］南储鑫．彩礼暴涨是物化女性的“自然结果”［J］．中国妇女报，2015－04－10(A4)．

［7］宋月萍，谭琳，陶椰．婚嫁失地会加剧农村妇女遭受家庭暴力的风险吗?———对中国农村地区的考察［J］．妇女研究论丛，2014(1):18．

农村地权范文篇5

关键词：农村妇女；土地权益；传统思想；法律政策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自20**年3月1日施行至今已近3年，《**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承包法>办法》于今年10月1日正式施行。《土地法》的实施，使党在农村的基本政策和法律的有关规定得到贯彻落实，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得到有效保护，进一步稳定了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维护了农村社会稳定，成效十分突出。

但是，现实情况是复杂多变的，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变革，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方面出现了一些不和谐音符，尤其是农村妇女的土地承包经营方面。为了广泛宣传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和我省的实施办法，切实维护农村妇女土地承包经营权，20**年3月下旬至7月中旬，省妇联权益部深入六安、滁州、阜阳、蚌埠、淮北、宿州等市及所属部分县区、乡镇、行政村，并结合近年信访接待中的农村妇女土地权益的来信来访反映，采取座谈、走访的形式，就农村妇女的土地权益情况进行了调研。通过调研我们发现随着青壮年男性外出打工越来越多，农业女性化趋势日益明显，农村妇女作为一个强大的群体，在现实的土地承包、转让以及自身居住地变化过程中存在很多复杂的问题。调查所到地区在土地承包、转让、征地补偿等方面都不同程度地存在歧视妇女、侵害妇女权益的问题，笔者将对农村妇女土地权益受到侵害的状况做一初步描述及分析。

一、农村妇女土地承包权益受到侵害的表现

1、在婚姻及其婚姻变化过程中，妇女土地权利容易受到侵害

一是部分地区村规民约侵害了出嫁女的土地承包权。**年土地二轮承包后，农村土地主要按照户籍进行分配。按照国家法律规定，在土地承包中，施行男女平等的原则。因此农村女性在出生以后，其户籍所在地基本都能够分配到土地，享有和男子平等的土地权益。但农村妇女结婚后，到男方家落户，而户籍的变迁是决定农户家庭承包耕地多寡的最主要根据。国家的土地政策是“三十年不变，大稳定，小调整”，各地执行不一，特别是一些地方的村规民约存在着男女不平等的现象，导致出嫁女面临一次不可回避的土地权益流失。如有的地方规定：“妇女如嫁出本村，农嫁非，仍保留土地；农嫁农，其土地收回”；有的地方每年有固定的时间对全村人口变动进行了解，已经出嫁或即将出嫁的女性土地将被收回。如果出嫁女在婆家没有相应地调整到土地，则土地权益受到侵害。即使村集体坚持了“三十年不变”，由于离开了村庄，出嫁女的承包耕地使用权实际上已经丧失，无偿让渡给自己的父母或兄弟。

二是嫁入婆家的新媳妇可能得不到地。“按户籍分地原则”，赋予了合法婚姻关系而迁入的新媳妇有获得承包耕地的权利，但由于大部分村庄没有足够的机动地，可以随时用来补充新增人口的承包耕地，所以，新媳妇以及其他新增人口只能“排队”等待，当本村有人迁出户口，其土地将被收回作为“后备土地资源”，到村庄内土地调整时，按排队的先后顺序将其分配给“待地”者。如果新媳妇入户籍后，村庄一直不调整土地，这些妇女也就一直没有属于自己和子女的承包地。

三是离婚的农村妇女土地承包权益难以得到保障。农村妇女离婚后，按照农村的习俗，很少继续在婆家生活，其留在婆家的土地也无法耕种，虽然拥有一份土地权益，却很难行使。同时女性自身的法律意识淡薄也导致了离婚妇女的土地承包权益难以实现，在涉及到离婚的案件时，很多妇女并不把土地视为自己的财产权益和生产资料，在分割财产时也很少提出对土地的要求。离婚以后，大部分农村女性也就自动放弃了这部分土地，很少知道依法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法院在判决离婚案件时，也不将土地作为一项财产权益进行分割，其理由一是因为土地是无形资产，其价值无法衡量，在判决中无法估价；同时即使对土地进行了分割，也很难执行。这导致农村妇女在离婚后，其土地承包权益实际上等于一纸空文。

四是丧偶女的土地权益也面临一次裂变。丧偶妇女的土地权益主要是由于子女、是否改嫁、与夫家及其家族的“感情”等多种因素的作用而产生不同的后果。（1）丧偶妇女年龄较大，在夫家生活时间很长，建立了很深的感情，且子女已经成年或即将成年，他们在夫家及其家族中的地位不会发生很大变化，土地权益在这股力量的庇护下得意保全。（2）丧偶时子女尚小，改嫁的意愿和可能性较大，原家庭和家族逐渐淡化对他们的感情。由此，土地可能被村集体收回，也可能被夫家的兄弟之间分割。（3）丧偶妇女平常与婆家及其家庭摩擦不断，甚至有纠纷，丧偶后即失去在婆家继续生活和居住的条件，独体权益因失去家庭庇护而流失，甚至原有财产也可能被家族其他成员剥夺。

2、城市化进程使失地妇女权益难以得到保障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城郊地区土地资源更为希缺，而且土地市场相对发育，土地利益关系复杂，加上土地的商用开发价值逐年攀升，因此，城郊农村妇女土地权益极易被侵害，且这种侵权常常被村规民约“合法化”。调查所到地区此类情况较为类同，大多数城郊村庄都面临土地减少无法调整的问题，及土地征用过程中由于历史积淀下来的农村妇女土地权益问题未根本解决，造成农嫁非、农嫁农以及离婚妇女在土地征用过程中，享受不到因土地征用而发生的补偿。此外，土地是作为集体财产被征用的，征地补偿款的分割也是以农户家庭为单位，财产继承时，嫁到外村的出嫁女通常无法得到应有的补偿款。种种侵权行为都直接侵害了妇女的土地权益。

3、农村土地流转过程中，妇女土地权益受到侵害现象时有发生

随着经济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外出打工。妇女土地权益受侵害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前几年土地需要交纳农业税时，对于外出打工者的土地或抛荒或是由村里收回后给其他人耕种。在土地流转过程中，由于农户法律意识不强，很少有签订合同或协议的，一旦发生纠纷，土地承包者，特别是妇女的土地权益就很难得到保障。二是妇女外出打工，打工妹结婚后，村里便把她们当作城里人，收回她们的土地，并且取消了她们应有的村民待遇，当她们返乡安家时，便得不到应有的土地。

二、农村妇女土地权利受侵害的原因

1、中国传统思想根深蒂固

一是“从夫居”习俗的影响。中国自进入父系社会以来就逐渐形成了“男婚女嫁”、女到男家的风俗习惯。俗话说，“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传统女性结婚后就成为丈夫家里的一员，必须住到夫家，对公婆尽赡养义务，对于娘家反而成了外人。因此，传统社会都是“养儿防老”，重男轻女。这种观念一直根深蒂固的存在，尤其是在缺乏社会保障体系的农村。因此，现实的土地的分配自然倾向于多分给男性，女儿只是家庭的暂时成员，出嫁后只能依靠丈夫在夫家获得财产和继承权，使得妇女在夫家事实上处于依附地位。“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的政策，正是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忽略了既定的“从夫居”婚姻习俗下政策的实施对于不同性别的影响。

二是父系家庭本位传统。中国几千年的宗法社会就是以父系家庭为本位，土地耕作以家庭为单位，土地所有权理所当然掌握在父系家长手中。作为传统女性，婚前依附于父兄、婚后依附于丈夫，根本无法独立拥有土地。新中国打破土地私有制以后，土地成为集体财产，土地使用权以家庭为单位承包经营。在父系家庭中，男性才能代表“家”，土地承包书上只有父系家长的名字。以“农户”承包土地的政策实质上就是在男性之间的土地分割，女性的权益在“家”的形式下被掩盖了。在这种情况下，一旦家庭破裂，以家庭为单位的承包地、宅基地及其附着物以及集体分红等家庭财产的分割，有利于男性而不利于女性。即使妇女有分割承包土地及家庭财产的权利，也很难争取得到。

而且当前农村人口的流动性已经大大增强，农村家庭的稳定性也在减弱。作为现在的立法，仍将“农户”作为承包经营权的主体，忽视了家庭成员作为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应当享有的权利，未免带有历史滞后性。

三是农村社会权力结构制约。按照国家有关土地三十年不变的规定，各地区实行“大稳定，小调整”政策。这样，村行政一级就拥有较大的自主空间，处理村民增补和退出土地工作的村干部也就处于矛盾的焦点。因此，选出的村干部是否公平、正直，有性别平等的意识，对于保障妇女土地权益也显得非常关键。众所周知，一般农村除了妇女主任是女性外，村干部几乎都是男性。职务的性别化导致女性在权力结构中的边缘化，又导致决策机构中女性的缺席，农村妇女群体的利益自然被边缘化，女性的利益被有意无意的忽视了。

另外，《村委会组织法》规定了村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表决为有效，但对村委会决议内容缺乏有效监督机制。这就给农村主流群体利益留下了操作空间，村委会往往受农村男性本位文化潜移默化的影响，造成农村妇女土地权益，特别是离婚或异地再婚的丧偶妇女土地权益问题，无论是村干部或宗族势力都不愿意考虑。由于村干部不考虑妇女居住地变更时土地的得失，出台的很多村规民约不利于妇女。

2、法律与政策存在漏洞

我国宪法规定妇女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家庭各个方面享有与男子同等的权利，《婚姻法》和《继承法》对家庭成员之间的经济关系突出强调了性别平等，《妇女权益保障法》也确定妇女的土地权在结婚、离婚后受到保障。尽管我国的法律和政策坚持了男女平等的原则，甚至对女性给予了一定的优先权，但是还存在一些不足之处，需要进一步加以完善，例如在对妇女土地权的保障上，并没有规定这种保障的具体办法。同时，法律与政策还缺少社会性别视角，许多政策从表面上看是中性的，没有歧视妇女，但是由于没有充分考虑到现实的社会性别利益关系，使政策在实施过程中给妇女带来不利，比如土地承包责任制以家庭为单位，却忽视了妇女的个体土地权益，正因为现有的法律规定不明确，在实际中土地的分配和再分配都直接取决于村集体的决策，而村集体依然保留着以男权为中心的财产分配习惯，妇女的土地权益毫无疑问会受到侵害。

三、进一步保护农村妇女土地权益的几点建议

农村妇女土地承包权益方面存在的种种问题，既有农村封建落后的传统观念的制约，也有无法可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的因素，因此，对于农村妇女土地权利问题的考量，应从多层次的视角入手，逐一加以解决，并且这种解决方式应该是既从农民土地权利的充实到农村妇女土地权利的落实，又从观念层面到法律规范层面的多元解决方式。

1、加大法律、政策的执行与宣传力度，破除封建观念，将保障妇女土地权益落到实处。把农村妇女土地权益问题列入法律予以保障，是从源头上解决农村妇女土地问题的根本途径。我国的法律和政策对妇女土地权益的保障虽然仍需进一步完善，但是现有的法律和政策也切实为妇女维权提供了不少法律依据。

《农村土地承包法》对农村妇女的土地权利给予优先照顾，其第六条（1）、第三十条（2）、第五十一条（3）的规定，不仅第一次以专门法律的形式明确了结婚、离婚及丧偶妇女的土地权利，也明确提供了解决农村妇女土地权利纠纷的法律救济渠道。修改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第三十二条（4）、第三十三条（5），也明确了妇女享有与男子平等的土地权益。我省高院的《**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处理农村土地纠纷案件的指导意见》，特别对在土地补偿、安置费用支付和分配及与土地承包相关的案件中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进行了确认，其中明确确认“外嫁女”、离婚、丧偶妇女的集体经济组织资格。

由此可见，我国的法律制度、政府政策坚持了男女平等的原则，男女土地权利的法律地位和政策待遇上是完全平等的。针对男女事实上可能出现的不平等情况，法律和政策还显示了妇女权利的优先地位。应该说，妇女土地权利得不到落实或受到侵犯的根源不是法律制度和政策，而是农村社会仍然发挥作用的民间法。

因此，要加大对全社会、特别是对各级领导干部宣传男女平等的基本国策和有关法律法规、政策的力度，一方面利用各种新闻媒介、会议活动开展宣传，使各级领导干部能依法行政，并且在制定政策时增强性别意识，能自觉依法维护妇女的合法权益。同时也要在解决具体问题时开展面对面的宣传，正确引导和教育群众，消除头脑中的传统观念，树立男女平等意识，掌握政策法律精神，学会依法办事。同时也要做好对农村妇女的宣传工作，帮助她们增强依法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意识和能力，同时也要对她们进行着眼长远、服从大局的教育，疏通情绪，稳定人心。另外，要加大执法力度和制裁措施，建立长效监督机制，对侵犯妇女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案件，要加大处罚力度，教育广大妇女学会用法律武器维护自身利益，在全社会形成尊重妇女、关心妇女的良好风气。

2、正视性别差异，将个人权利独立出来，改进法律规范的创设和实际执行。应当将个人权利从家庭中剥离出来，从婚姻中剥离出来。以家庭作为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主体，并作为一个法律概念，是值得商榷的，容易在理论和实践中产生许多问题。正是由于把家庭作为承包经营权的主体，忽视家庭成员作为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应享有的权利，使得妇女的承包经营权得不到保障。当妇女结婚、离婚、外出后，她就很难得到土地承包经营权，这在农村是最普遍存在的现象。所以，法律对农村土地权利规制的主体应设定为农民个人。并且在法律规范的执行中，要正视法律面对的是性别不平等的社会结构的现实，在执行具体的法律条文时应具有性别敏感性，在实际执行时尽量消除立法上可能体现的性别差异。对已婚的农村妇女，在其土地承包书上应写明夫妻二人的名字，夫妻各持一份，双方享有同等的权利和义务。在转让、租赁土地时，要出具双方所持有的两份土地承包书，并由夫妻双方签名才能生效，保障妇女对其承包土地占有、使用、收益和转让权，特别是确保她们在分居、离婚和丧偶情况下其对承包土地的使用权。

3、完善村规民约的管理监督机制，确保村规民约与法律的一致性。《村民组织法》早已明确规定，村民自治章程，村规民约以及村民会议或者村民代表大会讨论决定的事项不得与宪法、法律、法规和国家的政策相抵触，不得有侵犯村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合法财产权利的内容。因此应进一步完善对村规民约的管理监督机制，立法及有关行政机关对与国家有关法律相抵触的乡规民约、村民代表会议或村民大会决议要进行清理；对以“乡规民约”有规定为由，侵害农村妇女土地承包权益的现象要坚决予以纠正。坚决杜绝村委会、村民小组制定的政策高于法律的现象，以维护法律的尊严。

4、政府协调支持，多渠道解决土地承包问题。一是随着农业税的取消，举家外出打工家庭以及其所属的集体经济组织失去了压力，不再积极主动的寻找耕种者，造成大量土地抛荒。另一方面，人多地少的乡村，又有部分人口无地可种或地不够种。因此，建议乡、村两级政府为暂无土地的妇女以及举家外出打工的家庭牵线搭桥，通过沟通协调，帮她们通过租赁等形式获得土地的短期使用权，既合理使用了土地，又给妇女带来了生活来源。二是政府部门应加大宣传力度，引导暂无土地的妇女从事非农经济。通过提供针对不同年龄段的妇女的各种就业培训，拓宽其致富途径，减少其对土地的依赖性，增加经济收入。

5、加强对妇女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保护力度。我们在调研中发现，许多妇女由于并不了解土地承包经营权是自己的一项权益，在离婚时并不做出要求，而法院也并不主动告知，这使妇女的土地权益在不知不觉中受到侵害。建议法院在审理此类案件时，能够主动履行告知义务，让妇女对自己的各项权益有所认识，将会有助于妇女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不受侵害。

6、将妇女土地权益保护纳入“**”规划的统筹安排。“三农”问题一直是我国关注的重大问题，农村妇女的土地权益问题是其中不可忽视的一个重点。因为随着青壮年劳力的大量外出，农村妇女已经成为农业生产的主力军，她们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能不能得到有力的保障，对农业生产的稳定发展起着重要的影响。当前，中共中央的“**”已经出台，我省也将结合本省的情况做出具体的安排，希望能够把农村妇女的土地权益保障问题纳入“**”规划的范畴加以重视。

注解：（1）《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六条规定：“农村土地承包，妇女与男子享有平等的权利。承包中应当保护妇女的合法权益，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剥夺、侵害妇女应当享有的土地承包经营权。”

（2）《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十条规定：“承包期内，妇女结婚，在新居住地未取得承包地的，发包方不得收回其原承包地；妇女离婚或者丧偶，仍在原居住地生活或者不在原居住地生活但在新居住地未取得承包地的，发包方不得收回其原承包地。”

（3）《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五十一条规定：“因土地承包经营发生纠纷的，双方当事人可以通过协商解决，也可以请求村民委员会、乡（镇）人民政府等调解解决。当事人不愿协商调解或者协商、调解不成的，可以向农村土地承包仲裁机构申请仲裁，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

（4）《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第三十二条规定：“妇女在农村土地承包经营、集体经济组织收益分配、土地征收或者征用补偿费使用以及宅基地使用等方面，享有与男子平等的权利。”

农村地权范文篇6

一、当前农村土地侵权现象的危害

第一，农村集体以及作为集体成员的广大农民的合法权益被侵害。有调查表明，多数地方征地收入分配的大致比例是：农民得10~15%，集体得25~30%，地方政府及其机构得60~70%。

第二，造成大量失地农民，影响社会稳定。从各方面提供的情况来看，我国现有失地农民应当在4000万人以上。据了解，部分农村地区的一部分失地农民得到了较为可观的补偿，更多的人所得到的补偿则很少，甚至仅能维持两三年的基本生活。同时，大多数失地农民或者缺乏适合的非农就业机会，或者缺乏必要的非农就业技能，因而难以实现职业转移。大量失地农民的存在，已成为突出的社会问题和威胁社会稳定的严重隐患。

第三，土地资产流失问题严重。目前，在许多地方，从农村征来的土地已通过种种方式被化为私产。例如，在江浙一带，地方政府争相降低地价，招商引资，一些地方甚至声称要对外商投资实行零地价、负地价政策。在这种情况下，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土地资产流失问题。据国土资源部统计，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因土地出让、转让而造成的国有资产流失（农村土地被征用后就变成了“国有资产”，占全部出让、转让土地的90%以上），最保守估计每年也达100亿元以上。

第四，造成严重的土地浪费。调查表明，在不少地方，政府提供的土地价格低廉，而因土地转变用途所形成的级差地租则非常可观，因此不少开发商、投资商借机大量圈地，土地到手以后，并不进行开发，而是待价而沽，进行土地投机。除此之外，在不少工业园区、开发区中，土地利用率较低。

第五，在征地、批地的过程中，出现了较严重的腐败问题。一些地方的政府官员在征地、批地时滥用权力。另外，乡（镇）政府和村集体侵吞农民应得土地补偿款，也是不容忽视的腐败问题。

二、造成农村土地权益问题的原因

第一，农村集体的土地所有权得不到切实的保障。经济体制改革以后，农村最终形成以社区（村或村民小组）为外部边界，土地归社区（集体）成员共同所有，经营权由社区成员均分承包的体制。宪法第10条第2款明确规定：“农村和城市郊区的土地，除由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以外，属于集体所有；宅基地和自留地、自留山，也属于集体所有。”但是，法律规定在一些地方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一些政府部门为了自身利益而征地时，便说“土地是国家的”,以此为借口强制征地。

第二，法律规定本身不完善，给一些地方政府曲解法律创造了空间。例如，宪法规定，国家可以为了公共利益“征用”农民的土地，且征用的原则是“适当补偿”（而不是等价交换的市场原则）。从目前新的形势看，这种规定一方面潜在地否定了农村集体的土地所有权，损害了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的完整性，从而否认了作为集体土地共同所有权人的农民参与土地定价的权利；另一方面，则把农村土地用途改变的批准权完全保留给政府，这意味着农村土地必须首先成为国有土地，亦即必须通过政府的征地行为，然后才能成为非农用地。

第三，政府在征地和买卖土地活动中的权力，一开始就未置于强有力的监督之下，几乎没有任何硬性约束。法律授予政府征地的权力，却没有明确规定能够体现公正原则的增值收益分配标准，从而加大了土地征用的随意性和投机行为产生的可能性。法律也没有规定严格的土地征用公告程序和有效的惩罚制度，公众无法对征地过程进行监督，上级政府的严惩也往往难以及时和到位，以致权钱交易、利益交换能够轻而易举地在幕后进行。

第四，一些地方政府通过征地来创造经济发展成绩。目前，虽然我国已经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但政府继续承担着直接介入和推动经济发展的职能，经济总量及其发展速度成为考核各级政府的主要标准。但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地方政府掌握的资源却有限。因此，在有关土地的法律规定尚不完善的情况下，“以地生财”成为一些地方政府的基本选择，在放松税收政策的余地已经非常有限的情况下尤其如此。农民因失去土地而失去的大量权益，变成了地方政府统计中的GDP，变成了地方政府的政绩。

三、解决农村土地侵权问题的建议

农村地权范文篇7

内容提要:农村土地归农民成员集体所有，土地所有权人有权决定土地所有权的行使方式和得到所有权权益。土地承包经营权具有流通性，通过家庭承包方式取得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也应可以入股、抵押。宅基地使用权作为一项用益物权也应具有流通性，农民住房可以转让也可以抵押，宅基地使用权可以随同农民住房流通。

农村土地权利是农民对农村土地享有的权利。正确认识和界定农村土地权利的性质，是保护农民土地权益的前提和基础。

一、关于农村土地所有权的性质和权利行使

(一)关于农村土地所有权的性质

农村土地所有权为何种性质？在《物权法》通过前，对此曾有不同的观点。如何构建农村土地所有权也就成为学界争论的问题。有的认为，我国农村土地所有权存在主体虚位，有的甚至认为应将土地所有权确认为农民个人所有，以解决农村土地“无主”现象。笔者不赞同这种观点。这不仅是因为我国《宪法》中规定“农村和城市郊区的土地，除由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以外，属于集体所有；宅基地和自留地、自留山，也属于集体所有”，更重要的是因为我国农村土地权属变动的历史原因，使我们无法或者说不能确认现有土地应归哪一具体的个人所有，否则，不仅会造成今后的土地利用问题，而且会造成极大的社会动荡。笔者认为，非属国家所有的土地应当归村落居民集体所有。《物权法》第59条第1款规定，“农民集体所有的不动产和动产，属于本集体成员集体所有。”这一规定明确了集体所有的土地归本集体的成员集体所有。但对此仍有不同的理解和主张。有的认为，成员集体所有应为集体成员共有；有的认为应为总有。笔者不同意成员共有的观点。这种集体成员集体共有，是由具有本村落的村民或居民身份的人共同享有的，并非每一成员按一定的份额享有，也并非每一成员退出时可以要求分出自己的应得份额，因此，这种所有的性质应为“总有”或者称为“合有”。有学者认为，“合有，也称为公共共有或者共同共有，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人基于某种共同关系的存在共有一物，他们不分份额平等地享有权利，对共有物之处分以全体共有人的同意决定。”“总有，是指多数人所结合之一种共同体，亦即所谓实在的综合人之有。”尽管境外也多有学者将共同共有定义为合有，但我国法上是将共有区分为按份共有与共同共有的，也就是将共同共有作为共有的一种形式，而不是将共有仅限于分别共有或按份共有，因此，与其将“合有”作共同共有解释，不如将其作与“总有”含义相同的解释。也正因为如此，农民成员集体所有属于合有即总有。合有与共有的根本区别在于合有人构成一个团体，每个成员不能要求对合有的财产分割，只是在享有所有权人的权益上应与共同共有相同，即每个人都可享有所有的财产的收益。“共有人不仅可以直接占有共有财产，而且有权请求分割共有财产。集体财产尽管为其成员所有，但其属于集体所有，集体财产与其成员是可以分离的，尤其是任何成员都无权请求分割集体财产。”

农村土地由农村集体成员集体所有，明确了农村土地所有权主体为成员集体，即由集体的全体成员共同享有所有权，这并不会导致所有权主体的虚位。如果说现实中存在农村集体成员得不到土地所有权权益的现象，不是由于集体的土地归成员集体所有造成的，而是因其他制度或者说是因为对农村集体所有权保护不力和经济民主制度不健全造成的。正因为集体成员集体所有是不同于“共有”的由成员集体共同享有所有权，因此，《物权法》第59条第2款规定了应当依法定程序经本集体成员决定的事项，第60条规定了集体所有的土地所有权的行使主体。既然农村土地归农村集体成员集体所有，成员集体享有集体土地的所有权，所有权人的权益就应由所有权人享有，而不应由其他人享有。这是由所有权人性质所决定的。如果所有权人不能享有所有权权益，那么这种“所有权”也就不是真正的所有权。《物权法》确认了农民成员集体对其土地的所有权，也就明示农民集体土地所有权的权益归该集体成员集体享有。因此，我们在任何制度的设计上，都应保障农民集体土地所有权的权益真正归集体的成员享有，应将农民土地所有权的各项权能还给农民，而不是限制其取得所有权利益。这应当是保障农民土地权益的根本出发点，也是真正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出路。当然，现代社会，随着所有权的社会化，任何所有权也都会受到一定限制，农民集体土地所有权也不例外。但是这种限制是以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和他人的合法权益为前提的，而不能以剥夺所有权人应享有的权益为代价。我国《物权法》第42、43、44条等是对农民集体土地所有权限制的规定，这些限制也足以实现农民集体土地所有权的社会性。

(二)关于农村土地所有权的行使

农民集体土地所有权是由集体成员集体享有的，但在所有权行使中也须维护集体成员的利益，对于一些重大事项应由集体成员集体决定。《物权法》第59条第2款规定在权利行使上应当经本集体成员依照法定程序决定。这体现了农民集体土地所有权行使上的特点。在农村土地所有权行使上，有以下三个问题需要解决。

第一，农村土地如何经营？《物权法》第124条第2款规定:“农民集体所有和国家所有由农民集体使用的耕地、林地、草地以及其他用于农业的土地，依法实行土地承包经营制度。”这一规定是强制性的还是任意性的规定？有的认为，是强制性的，按照这一规定，凡农业用地，都须实行承包经营。有的认为，不是强制性的，而仅是强调依法实行承包经营，不是私有化。笔者赞同后一种观点。《物权法》第124条更重要的是强调实行承包经营不会改变农村土地集体所有的性质，而不是强调农村土地都要实行承包经营。农村土地实行承包责任制，是国家在农村的重要政策。但只是一项指导性的政策，不能也不应是强制性的。法律规定实行承包经营时承包人的权利是为了保护承包人的利益，维护土地承包经营制度，但不是要求农村土地的所有权人对土地都必须实行土地承包经营制度。因为对于农业用地实行承包经营是在集体所有的土地上设立土地承包经营权这种用益物权，属于所有权行使的一种方式。如何经营土地，这是土地所有权人的权利，应由所有权人根据自己的利益和需要自行决定。在其所有的土地上是否设立土地承包经营权还是以其他方式行使所有权，都应由所有权人即成员集体决定，而不应由法律强制规定。

第二，农村土地所有权可否转让？通说认为，农村土地所有权不能流通，不可转让。但这并无法律上的合理根据。农民集体土地所有权的性质为集体所有，而集体所有权的主体又不具有唯一性，因此，农村土地所有权应当具有可让与性。从法理上说，凡是禁止流通的财产，须由法律明确规定，凡法律未明确禁止流通的财产就具有流通性。从现行法的规定看，法律并没有明文规定农民集体土地所有权不可转让。现行《土地管理法》第12条规定:“依法改变土地权属和用途的，应当办理土地变更登记手续。”这里的“依法改变土地权属”并没有仅限定为集体所有改变为国有，应包括某一集体所有的土地改变为归另一集体所有。如果不承认农村土地的流通性，农村土地资源的财产性就得不到体现，无法通过市场机制得到优化配置，而现实中也存在农村土地流通现象。因此，应当承认农村土地所有权的可让与性。当然，为维护土地集体所有制，对于农民集体土地所有权转让，应限定为受让人只能是农民集体经济组织，其他人不能取得农民集体土地所有权。

第三，在农村土地上可否设立建设用地使用权？这里所说的主要是指用于住宅等建设的建设用地使用权，而不包括乡镇企业用地的建设用地使用权，因为乡镇企业建设用地使用权，法律已有规定。对此，通行的观点是持否定说，认为建设用地使用权只能在国家土地上设立，而不能在集体土地上设立。但这种观点在《物权法》施行后，需要重新审视。《物权法》第42条规定，“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依照法律规定的权限和程序，可以征收农村集体所有的土地和单位、个人的房屋及其他不动产”。这一规定既是对所有权的限制，也意味着今后非“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国家不能再将农村集体所有的土地征收，而后将土地使用权出让给需要土地的使用人。然而，非为公共利益的需要用地(例如，住宅建设和其他商业性用地)，不会因《物权法》的实施而终止。随着城市化的发展，建设用地的需求在不断增加，而不是减少。那么，今后是否会发生非因公共利益的需要而使用集体所有的土地呢？

这里首先有一个界定城市范围问题。有种观点认为，我国法律规定，城市的土地归国家所有，只要成为城市规划区域内的土地就当然归国家所有，因此，在城市建设中无论是商业性用地还是其他用地，都只能在国有土地上设立而不能在集体土地上设立建设用地使用权。这种观点值得商榷。《物权法》第47条规定，“城市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农村和城市郊区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2条规定，“下列土地属于全民所有即国家所有:(1)城市市区的土地；(2)农村和城市郊区中已经依法被没收、征收、征购为国有的土地；(3)国家依法征用的土地；(4)依法不属于集体所有的林地、草地、荒地、滩涂及其他土地；(5)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全部成员转为城镇居民的，原属于其成员集体所有的土地；(6)因国家组织移民、自然灾害等原因，农民成建制地集体迁移后不再使用的原属于迁移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依照上述规定，只要划为城市市区，土地就归国家所有，在城市建设中不会发生需要利用集体土地的情形。但该条例的规定未必妥当，特别是第(5)项显然仍是建立在维持城乡二元结构的基础上的。随着户籍制度的改革，不再区分农村户口与城镇户口，而仅仅因为城市的扩张，就将原属于集体所有的土地当然地转为国有土地，这种对集体所有权的剥夺并没有充分必要的理由。因此，某一土地是否归农民集体所有至少应依《物权法》实施之日的确权为准。如果说在《物权法》生效前形成的“城中村”的集体土地已经为国家所有；在此以后形成的“城中村”集体所有的土地不能当然地就转为国有，否则农民成员集体所有权人的权益保护也就成为空话。

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不因城市规模的扩张而成为国有土地，在城市建设中如非因公共利益而需用农村集体所有的土地进行建设时，用地人如何取得土地使用权呢？《物权法》第151条规定，“集体所有的土地作为建设用地的，应当依照土地管理法等法律规定办理。”现行《土地管理法》第20条规定，在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确定的城市建设用地范围内，为实施城市规划占有土地的，要按照规定办理土地征收。这显然与《物权法》规定的征收条件不一致。因此，在《物权法》实施后，土地管理法等法律应予以修改。解决城市建设用地的出路就是允许农村土地所有权人在其土地上设立建设用地使用权，而不是将建设用地使用权仅仅限于在“国家所有的土地”上设定的用益物权。在农民集体的土地上设立建设用地使用权，可以按照国有土地建设使用权的设立方式，将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给用地人，但由农民成员集体即土地所有权人取得出让使用权所得的收益。例如，有的地方采取将规划为建设用地的土地也以“招、拍、挂”的方式出让建设用地使用权，但出让费是由农民成员集体取得，而不是由国家取得。在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需要用于开发建设时，也可以由农民成员集体即所有权人自己进行开发建设。由此而产生的土地利益应由农民成员集体取得，做到真正还权给农民、还利给农民。

有人担心，许可在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上设立建设用地使用权，会使农业用地改为建设用地，会导致突破国家规定的18亿亩耕地的红线，会影响我国粮食生产的安全。这种担心是没有必要的。承认农村土地所有权人可以在自己的土地上设立建设用地使用权，或者自己开发经营其土地，在其土地上建造建筑物、构筑物及其他设施，并不等于说土地所有权人可以任意将农业用地转变为建设用地。《物权法》第43条规定，“国家对耕地实行特殊保护，严格限制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控制建设用地总量。不得违反法律规定的权限和程序征收集体所有的土地。”严格限制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这一任务主要是由规划部门和土地管理部门承担的，而不是通过不许在农村集体所有土地上设立建设用地使用权完成的。只要根据规划，农村集体所有的土地需要转为建设用地并经批准转为建设用地，又不属于公共利益的范畴，就应当也只能由土地所有权人在该土地上设立建设用地使用权来经营该土地。

这里涉及一个热门话题，即“小产权”房问题。何为小产权房？对此有不同的理解，也有不同的情形。之所以称为“小产权”房，根本原因在于其用地属于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而不是设立建设用地使用权的国有土地，是农民集体自己或委托他人开发的，而不是由房地产商从国家取得建设用地使用权后开发的。对于小产权房，各地采取不同的禁止政策，有的甚至规定买卖小产权房的所得属于违法所得，要予以没收。然而，小产权房的建设和交易禁而不止。笔者认为，解决这一问题的关健应是区分小产权房的建设是否经过有关部门许可，是否办理了农业用地转为建设用地的手续，依不同情形作不同的处理。“小产权”房大体有两种情形:一种情形是没有经过有关部门许可，未办理农业用地转为建设用地的手续，擅自在以出租或者承包经营等形式取得使用权的农业用地上建设的房屋。这种房屋属于违法、违章建筑，根本就不能有产权，应不属于小产权房。对于这类房屋如果不符合规划和土地用途，应当坚决予以查处，责令其拆除，恢复土地原状。另一种情形是经过有关部门的许可，办理了农业用地转为建设用地手续，其建设符合规划要求，但其建设用地属于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而不是国有土地。这种小产权房是有产权的，之所以称为小产权是因为该房屋的建设没有取得国有土地的建设用地使用权。对于这种小产权房，不应当限制其交易。如果认为只有在取得国有土地的建设用地使用权的土地上建造的房屋才有“大产权”，才可以交易，这显然是沿续了国家垄断全部土地的一级市场的以往做法和思维方式。因此，解决小产权房问题应当，赋予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人可以依法定程序将其土地自行进入一级市场，在其土地上设立建设用地使用权的权利。当然，农村土地所有权人行使这一权利应当遵行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应当办理农业用地转为建设用地的手续。如果一概不承认小产权房，一定要将其占用的土地征收后设立建设用地使用权，则违反物权法关于征收的规定，因为这种用地很难说是“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

二、关于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通性

《物权法》在用益物权编中以专章规定了土地承包经营权。这就明确了土地承包经营权属于用益物权，是农业生产经营者享有的一项重要的物权。如果说在此以前，对于土地承包经营权是物权还是债权理论上还有不同的观点，那么《物权法》的这一规定已从法律上对此争论作出了结论。用益物权制度是有效利用财产尤其是自然资源的法律形式，用益物权是权利人的一项重要的财产权。《物权法》第120条规定:“用益物权人行使权利，应当遵守法律有关保护和合理开发利用自然资源的规定。所有权人不得干涉用益物权人行使权利。”这是对于用益物权行使原则的规定。用益物权作为一项财产权，只要法律没有禁止，也就应具有流通性。因此，作为用益物权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也应当具有流通性。关于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通性，《物权法》第128条和第133条分别作了规定，即:“土地承包经营权人依照农村土地承包法的规定，有权将土地承包经营权采取转包、互换、转让等方式流转。流转的期限不得超过承包期的剩余期限。未经依法批准，不得将承包地用于非农建设。”“通过招标、拍卖、公开协商等方式承包荒地等农村土地，依照农村土地承包法等法律和国务院的有关规定，其土地承包经营权可以转让、入股、抵押或者以其他方式流转。”可见，《物权法》对以公开协商或者竞争方式承包荒地等赋予完全的流通性，但以其他方式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是否可以入股、抵押或者以其他方式流转并未明确规定。因此，对于通过家庭承包方式设立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是否可以入股、抵押等形式流通，理论上就有肯定说与否定说两种不同的观点。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重大决定》中指出:要“建立健全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按照依法自愿有偿原则，允许农民以转包、出租、互换、转让、股份合作等形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该决定作为中央政策，对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是持肯定态度的，并没有区分以何种方式取得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才完全可以流通。自十七届三中全会后，许多地方进行了建立健全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的探索。建立健全土地承包经营权市场的前提，是从法律上确认土地承包经营权具有流通性。不论以何种方式取得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应当都可以流通，不仅可以出租、转包、互换、转让，也可以入股、抵押，还可以继承。只有如此，才能使土地承包经营权真正成为农民的重要财产权，才能实现土地的价值。对于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通性，还有以下几点理由值得重视。

第一，只有允许流通，才能使其成为财产，才能真正维护农民的利益。应当看到，就农民承包经营土地的收益而言，仅依靠承包的土地经营，农民是不可能走上富裕道路的，可以说仅依靠承包经营土地只能解决农民的基本温饱问题。现在农民的主要收入来源已经不是依靠土地收益，而是其他收入。允许土地承包经营权流通，一方面使农民可以取得承包地的一定收益，如租金、转让费、股金等，另一方面又可以使其从其他职业中得到收入。如在山东滕州，农村的许多青壮年选择外出打工，留在家里只有老人、妇女等，种地十分困难，通过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这些农户将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出去，转让的收益一年为每亩700-800元，再加上外出打工所得，就可以取得双份收入，远比自己种地合算。

第二，只有允许流通，才能实现农业的规模化经营。现代农业的发展，必须实行规模化经营。而实行规模化经营，需要以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通为前提。没有流通，也就不能将土地集中起来实行规模化经营。而只有在承认土地承包经营权流通性的条件下，才能实现规模化经营，维护农民的利益。如滕州西岗镇建立了农村土地流转交易市场，引导农民规范、有序、合理流转土地，形成了“大棚蔬菜，肉牛养殖，莲藕种植”等多处种养殖基地，快速推进了土地规模化、产业化经营。农业要实现规模化、产业化，重要的途径是成立和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而加入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条件是入社农民要将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将其承包经营的土地交由合作社统一经营。如果不承认以家庭承包方式取得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可以入股，又怎么能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呢？

第三，只有允许流通，才能承认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继承。关于承包经营权可否继承，现行的《继承法》不承认土地承包经营权可为遗产，《农村土地承包法》也仅规定承包人应得的承包收益依照继承法的规定继承；林地承包人死亡的，其继承人可以在承包期内继续承包。这一规定也未明确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可继承性，这与不认可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通性有直接关系。土地承包经营权作为公民的一项重要财产权，应当可以继承。承认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可以以转包、出租、互换、转让、入股、抵押或者其他方式流转，也应当可以继承。欠缺继承性的财产权就某种意义上说属于不完整的财产权，也是难以顺利流转的。因此，应当承认土地承包经营权也可以继承。

第四，允许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能为农民融资提供有效条件。农民贷款难，这是不争的现实，出台其很原因很重要之一条是缺乏有效的抵押担保。有的地方为解决这一难题，积极探索以农村土地流转解决抵押担保难的办法，允许农民以其土地承包经营权、住房等抵押。如山东省寿光市当地政府于2009年3月出台了《寿光市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借款暂行办法》、《寿光市农村住房抵押借款暂行办法》、《寿光市大棚抵押借款暂行办法》，为寿光农村土地流转贷款制定了具体的操作指引。当地的金融机构制定了实际的贷款操作规程，开展了试点，取得良好的效果。

对于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通，应当解决以下两个误区。一是承认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通，会不会出现新的地主？有的认为，如果承认土地承包经营权可以流通，就会使有钱的人将土地集中，从而成为新的地主。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1、土地承包经营权是有期限的用益物权。通过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通将土地集中经营，经营者也仅是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而不能取得所有权。这种流通的结果只能实现土地的规模化经营，出现一些以农业生产为主业或专业的种地大户，而不能出现新地主，经营人不能通过其占用的土地剥削其他农民。2、承认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并不是一定要将土地集中到个人手里经营。例如，将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成立农民专业合作社。合作社是集体组织又怎么会成为地主呢？二是承认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通，会不会影响社会稳定？有的认为，如果土地承包经营权可以流通，会导致大量无地农民的出现，影响社会稳定。这种担心也是一种误解。1、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通实行自愿有偿原则。是否流通以何种方式流通，农民会根据自己的利益需求作出最佳选择。如果农民认为自己经营是合算的，就不会将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如果他认为将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是合算的，他就会决定流转。相反，不承认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性，恰恰会使农民失去通过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所能得到的利益。2、承认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并不是剥夺农民的土地收益。因此，即使将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给他人，不再直接经营土地的农民也并不会失去生活保障，而是在取得部分土地收益的同时可以从事其他职业取得收入。

三、关于宅基地使用权与农民房屋的流通性

《物权法》在用益物权编中以专章规定了宅基地使用权。明确了宅基地使用权是一种用益物权。因此，对于农村宅基地使用权也必须从用益物权的属性上加以认识。宅基地使用权作为一项重要的财产权，也应当是可以流通的。

《物权法》第153条规定，“宅基地使用权的取得、行使和转让，适用土地管理法等法律和国家有关规定。”并未规定宅基地使用权可以流通，《土地管理法》第62条中规定，“农村村民出卖、出租住房后，再申请宅基地的，不予批准。”有人认为，据此宅基地使用权是不能转让的。但如有人指出，这“并不是一个否定宅基地使用权买卖效力的禁止性规定”，“主要是防止因村民重复申请新的宅基地造成耕地的流失。在宅基地的流转不危及这一目的时，还是持有条件的允许的态度。”因此，以土地管理法等法律规定而否定宅基地使用权流转的理由并不足信。否定宅基地使用权具有流通性的另一个重要理由，是认为宅基地使用权是无偿取得的。笔者认为这一理由也是站不住的。首先，财产的取得是否有偿与该财产是否具有流通性无关。如果说认为宅基地使用权是无偿取得的，不应让宅基地使用权人取得转让宅基地使用权所得到的全部收益，则可以通过在宅基地使用权人与所有权人之间合理分配收益的办法解决，而不是以禁止宅基地使用权流转的办法处理，因为禁止流转只能使其价值无法实现，并不能达到保护所有权人利益的目的。其次，就宅基地使用权取得而言，宅基地使用权也并非全部是无偿取得的。宅基地使用权的取得至少有三种情形:一种是由宅基地所有权转变为使用权的。在社会主义改造以前私有房屋所有权人同时也是其房屋占用的土地的所有权人。只是后来因法律规定农村土地归集体所有，农民对其原有房屋的宅基地的权利才成为使用权。另一种是无偿取得的，这主要发生在20世纪60年代以后，农村居民需要宅基地的，通过申请批准无偿取得宅基地使用权。再一种情形是有偿取得的。这主要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一些地方实行宅基地有偿使用制度，农民通过拍卖、申请等方式支付一定代价后取得宅基地使用权。我国地域辽阔，各地的宅基地使用权情形有很大差异，仅以宅基地使用权为无偿取得而否定宅基地使用权的流通性，其根据与事实情形不符。

有一种观点认为，宅基地使用权不得转让，由于农民的房屋是以宅基地使用权为前提的，转让房屋也就转让宅基地使用权，所以，农民的房屋也不得转让。这是不合适的，不利于保护农村居民的财产。因为，农村居民的私有房屋是其最重要的财产之一，不允许流通也就难以实现价值。在物权法草案中曾规定，允许农民经集体同意将合法建造的住房转让给本集体内符合宅基地使用权分配条件的农户。笔者曾表示这等于不许可转让。因为即使经集体同意，一方面符合条件的农户也宁愿申请一块宅基地盖新房，也不会买一处旧房来翻旧换新；另一方面即使农户愿意购买，也会因其出价极低，房屋所有权人也不会卖而无法成交，这也正是农村中大量闲置旧房宅基地的原因。如此以来，不仅农民合法建造的房屋不能保值升值，而且村中的已有的宅基地也不会得到合理的利用，难以达到节约土地资源的目的。因此，农村居民有权将合法建造的房屋转让，同时宅基地使用权也一并转让。

《物权法》第184条第2款规定，宅基地使用权不得抵押。有人由此得出农民房屋也不得抵押的结论。这一理解是不妥的。宅基地使用权不得抵押，只是不能单独抵押，并不是说农民的房屋也不能抵押。《物权法》第180条第1款规定，农民的住房是可以抵押的。不过，房屋抵押的，宅基地使用权也一并抵押。有学者指出，“宅基地单独抵押与宅基地随同房屋一并抵押是有区别的。从我国现行法来看，法律并没有对农民房屋的转让作出太多限制，也没有禁止农民以其房屋设立抵押。其主要原因在于:房屋是广大农民的一项重要财产，如果禁止以其房屋抵押，则房屋的交换价值难以发挥，农民自然不能以房屋作抵押获得融资。在农民融资渠道本来就有限的情形下，如果法律禁止以房屋抵押获得融资，将会影响农民经济活动的进行，也会妨碍农村市场经济的发展。”这种观点颇值赞同。一些学者认为，禁止农民住房抵押，是为了保护农民居住的权利，防止抵押权实现时导致房屋抵押人无家可归、流离失所。应当说，种担忧的出发点是好的。但是，如果不许可农民以其房屋抵押，农民又何以能够融资呢？何况城镇居民就不会出现因抵押房屋的抵押权实现而无处可居吗？其实，无论是农民还是城镇居民以其房屋抵押的，都存在可能会失去住房的风险。但当事人在设定抵押权时是会考虑风险、权衡利弊的，银行也并非凡以房屋抵押贷款的就一定接受。解决居住问题，也不是只有保留房屋所有权这一途径。在现实中，是有一些措施可以避免这些风险的。例如，《寿光市农村住房抵押借款暂行办法》对申请农村住房借款的条件做出提高:(1)借款人依照本办法设定抵押的房屋必须取得由房产管理部门颁发的房地产权属证书，即房屋所有权证和集体土地使用权证；(2)借款人必须保证设定抵押的房屋在依法偿债后有适当的居住场所。以宅基地使用权不得抵押而导出农民房屋也不得抵押的结论，表面上看是从保护农民的利益，而实际上是限制农民的房屋所有权，是损害农民利益的。当然，这一问题也与在农村土地上设立建设用地使用权有一定关联。

注释:

[1]韩松.集体所有权研究[C]∥.王利明.物权法专题研究(上).吉林人民出版社，2002:470.

[2]王利明.物权法研究(修订版)(上卷)[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535-536.

农村地权范文篇8

﹙一﹚农业女性化的社会现状

农业女性化是指在农村劳动力非农转移中，由于性别选择男性率先从农业中转移出来，农村传统产业劳动量主要由妇女承担的现象。农业女性化是我国已经存在的客观现实。形成农业女性化有主客观原因。主观动因表象为农民家庭为获取更大经济利益的理性选择，实质上是传统文化中男女分工的性别刻板印象和男性中心的传统社会认知；客观动因表象为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过程中的农村劳动力大规模非农转移，实质上是高度计划经济体制下长期存在的城乡二元结构造成的。农业女性化加剧了男女地位不平等。与男性相比，改革之后的农村妇女社会地位与收入水平并没有随着劳动强度的增强和家庭贡献加大而同比上升。农业女性化现象已经引起了理论上的关注和探讨。毫无疑问，农业的发展离不开农村女性，农村女性的发展是农业现代化的必要条件。从本质上来看，农业女性化是农村妇女在现代城市化变迁中一种权利的失落，在追求经济效益最大化的市场观念和性别歧视的社会分工模式的同时作用下，农村妇女个体的发展被牺牲掉，以换取男性社会价值最大程度的实现和社会最大程度的进步。农业的发展离不开人，更离不开作为主要劳动力的农村女性。因此，农业的发展要立足于农村女性，着眼于农村女性的基本权利。

﹙二﹚自由发展观的视角：农村妇女土地权益

作为印度学者，同时也是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得者，阿马蒂亚•森长期的自由发展观，改变了传统发展观的思维范式，将研究中心转向了对人的自由的专注。自由发展观的独特之处在于其深厚的人本主义色彩，这种发展观是以人为主体、以自由为核心、以制度为载体的观念［1］。从阿马蒂亚•森的自由发展观来看，农村女性发展就是农村女性拓展她们所享有的真实自由的过程。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最具化的表现是个体的社会成员的发展和进步，只有个体的社会成员的整体发展和进步才能实质性地推动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在人本理念之中，最高的价值标准就是自由，而自由的建构性作用，在于赋利。在英文中“权利”一词有多种含义，阿马蒂亚•森则是以entitlement为内涵的，含义是“应得的权利”，即指人的无差别的应得的经济、社会、文化上的基本的、无条件的、天赋的权利。”特别是人们对粮食的支配和控制能力正体现了社会中的权利关系，而权利关系又决定于法律、经济、政治等的社会特性。而影响粮食生产的诸多因素中，土地制度是影响粮食安全最为核心的要素。一个完善的土地产权制度是农业良性发展的必要条件，而缺乏保障的土地产权制度则成为阻碍农业发展的重要根源。就我国而言，农民对粮食的支配和控制直接地体现在土地权利上，土地为农民提供了粮食、职业和生活保障。虽然家庭成员外出打工的工资性收入在农村家庭收入中所占比重增加，土地仍然作为一种重要的自然资源和生产资料。对于农民，享有了应得的土地权利就获得了发展的权利，而劳动力﹙人﹚的发展必将推动农业的长足进步。所以，在农业女性化的背景之下，农业的现代化需要赋予农业女性发展的自由，而这种自由构建在以粮食安全权为基础的一系列权利之上，如果想在粮食的市场交换中取得主动地位，则以享有产出粮食的唯一生产资料———土地的权利为前提。在我国现行土地制度下，农村妇女土地权利问题的关键是如何消除现有法律法规中对农业主要劳力女性的性别排挤，最大限度地保护其作为土地使用者的各项权利。

二、农村妇女土地权利受侵害的表现

﹙一﹚土地承包经营权受侵害的表现

《妇女权益保障法》、《物权法》、《农村土地承包法》等都对保障妇女土地权利进行了明确的规定。2002年颁布的《农村土地承包法》第6条规定：“农村土地承包，妇女与男子享有平等的权利。承包中应当保护妇女的合法权益，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剥夺、侵害妇女应当享有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我国的法律已经赋予了妇女与男子平等的土地权益，但由于农村土地家庭承包制度本身设计的缺陷，妇女土地承包经营权受侵害情形较为明显。1.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初次分配。土地承包经营权初次分配中农村妇女土地承包经营权受侵害的现象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黑户女童无法获得承包经营权。在养儿防老的传统性别观念下，农村地方超生了大量没有户籍的女童，其不享有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也无法参与土地承包经营的分配。二是试婚女性预先被剥夺承包经营权。某些地方实行测婚测嫁，在村集体调整承包地前，适龄未婚女子预先被剥夺土地承包权，而未婚男子却预先获得未来妻和子的土地承包经营权［2］。2.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再次分配。土地承包再次分配中农村女性权益流失的现象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出嫁妇女，其结婚后户口一旦迁出，承包地份额即被收回，而新居住地不是无地再分就是机动地或退出地；户口如不迁出，新居住地即以原居住地尚有承包地为由拒绝再次分配，如果两地相隔较远，出嫁妇女自己经营使用相当不便，又难以向其父母家庭主张分割。二是离婚妇女，其享有承包经营权的土地不能随户口迁走，土地往往仍依附于前夫，无法单独分出来，如果户口移回娘家，娘家所在地也不再分配承包土地，而男方将土地另行发包，导致离婚妇女无地可种，离婚妇女的土地承包权实际上已经遭到了剥夺［3］。

﹙二﹚宅基地使用权受侵害的表现

《物权法》确立了农地承包经营权和宅基地使用权为农民在集体土地上享有的特别物权。宅基地是农民重要的财产权利。《土地管理法》第62条规定：“农村村民一户只能拥有一处宅基地”，《妇女权益保障法》第30条也规定：“农村划分责任田、口粮田等，以及批准宅基地，妇女与男子享有平等权利，不得侵害妇女的合法权益”。宅基地使用权人是符合申请宅基地条件的农村集体组织的成员，并且贯彻“一户一宅”制，由于宅基地使用权制度本身设计的缺陷，农村妇女宅基地使用权受侵害情形较为明显。1.从宅基地使用权取得的实质要件看，“一户一宅”的分配模式不利于妇女权益的保护。对于未婚和已婚的妇女，其在以男性家长为中心家庭组织形式中居于依附地位。男方在到法定的结婚年龄后，可以自己的名义或父母的名义申请宅基地，而妇女的宅基地使用权一直被忽视。女方如果招婿上门，或另缴费，以户名义申请，或原房翻盖；女方如果出嫁他处，则登记在男方名下。对于离婚的妇女，在农村传统习惯中离婚妇女并不视为“一户”，她们既无法对宅基地进行分割，也不能申请新的宅基地。2.从宅基地使用权取得的形式要件看，“地随房走”的登记模式不利于妇女权益的保护。在申请环节，由于农村中大部分宅基地是男方因婚前建房而取得，取得的程序或者是以男方个人名义申请，或者是以男方父母名义申请。所以妇女在离婚时，因宅基证是男方在婚前取得，从而无权分割该房产。由于历史原因，我国农村的房屋产权登记制度尚不完善，宅基地使用证既是住宅用地享有使用权的合法证据，也是该地块上所建房屋所有权的合法证明。而宅基地使用证的登记制度一直沿用“有父从父，无父从子”的传统习惯，农村妇女很少能在宅基地使用证上登记为权利人。在此背景下，双方一旦离婚，女方以夫妻共同财产为由主张分割宅基地使用权和房屋所有权的请求难以得到法律支持。

﹙三﹚土地流转获益权受侵害的表现

农村土地的流转可分为宅基地的流转和承包地的流转。出于保护耕地，农村社会保障机制尚不完善、农民是无偿取得宅基地等诸多原因的考虑，我国对宅基地的流转采取严格限制的规定。但在实践中，客观存在的土地需求让宅基地流转的隐形操作在各地频频试水，理论上的争议尚不能达成统一，由于篇幅关系，本文仅对承包地的流转问题进行分析。1.土地的内向型流转。《继承法》第9条明确规定“继承权男女平等。”但在我国农村社会保障体制不甚健全的情况下，加之“养儿防老”的传统意识的影响，在农户的家长无力耕种或者不愿耕种自己的责任地、口粮地的时，通常都以分家的形式将其在儿子中平均分配［4］。对于那些“农嫁非”的妇女而言，土地的继承权更是理所当然地被剥夺。男娶女嫁的婚俗所带来的流动性使得妇女脱离了以原住所地为中心的权利界域，由此也导致其在土地流转过程中的获益权因地方习惯的否决而缺失。2.土地的外向型流转。《物权法》第128条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人依照农村土地承包法的规定，有权将土地承包经营权采取转包、互换、转让等方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过程中产生的土地增值是农村社会成员生存与发展的经济依赖。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有利于实现农业资源的优化配置，有利于实现农业的规模化经营，也给农民增加了收入。土地承包经营合同基本都是以“户”为单位签订的，作为户主的男性家长成为登记的权利人，妇女的隐形土地权利极易被忽视。在这种情况下，不仅承担农业生产主要劳动量的农村妇女失去了决策的权利，而且一旦在土地外向流转登记的权利人未经其他家庭成员同意擅自处分土地权利时，变更登记后善意第三人即可以公示公信力对抗其他成员的请求。虽然农村妇女可以向无权处分人主张赔偿，但基于彼此的家庭成员身份和妇女依附性的家庭地位，很难实现其权利主张。

三、农村妇女土地权利受侵害的原因

农村妇女土地权利受侵害的原因较为复杂，既有男娶女嫁、妇从夫居的传统婚俗因素，又有男尊女卑、父权家长制的封建思想作祟，既有乡土社会、村规民约的监管盲区，也有土地政策、户籍管理等方面的漏洞等，本文不再赘述。从法律角度进行分析，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一﹚法律规定缺乏性别视角

中性模式是立法和政策中缺乏社会性别视角最为常见的表现形式。由于立法层面缺乏足够的性别敏感度，把法律规范调整下的人当作无性人或中性人。其忽视男女两性的生理差异和社会文化造成的差别，对不同情形下的男女同等对待，会导致对某一性别特别是女性持续性的不利后果和事实上的歧视［5］。以《土地管理法》为例，《土地管理法》第26条规定：“农村村民一户只能拥有一处宅基地，其宅基地的面积不得超过省、自治区、直辖市规定的标准”，“农村村民出卖、出租住房后，再申请宅基地的，不予批准。”依照该规定，目前农村宅基地的流转只限于村民小组内部进行，超出此范围的宅基地使用权流转尚不在法律认可的空间之内。由于立法缺乏性别视角，忽视了男女两性因为婚姻问题所带来的权利差别待遇［6］。如果农村妇女嫁在本地，其宅基地使用权湮没在以户为单位的名义之中，或者支付较高的代价，如果嫁到外地，其在原家庭中宅基地使用份额又无法分割和流转；一旦离婚，则房地尽失。

﹙二﹚法律规定可操作性不高

对于妇女权益的立法保护，我国的立法特点总体的表现就是原则性、宣示性条款较多，可操作性不高，处于形式保护向实质保护的过渡阶段。关于农村妇女土地权益的立法规定也是如此。以《农村土地承包法》为例，《农村土地承包法》第3条规定“农村土地承包采取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内部的家庭承包方式。”第5条规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有权依法承包由本集体经济组织发包的农村土地。”第6条规定“农村土地承包，妇女与男子享有平等的权利。”第15条规定“家庭承包的承包方是本集体经济组织的农户。”上述规定确立了农村家庭承包制的确立方式，但由于法律规定过于简单化、原则化，在实践中容易造成操作层面的误区。按照该法第5、6条的理解，参加农村集体土地承包的主体应当是作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个人，即包括妇女在内的每一个个体成员都享有独立的承包经营权；而按照该法第3、15条的理解，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主体应当是以家庭为单位的农户，也就是全部家庭成员视为一个整体，由“户主”以人的身份行使承包经营的各项权利。实践中各地基本以第二种方案操作，在部分家庭成员“农转非”、死亡时对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关系的长期稳定不发生影响，有力地贯彻了“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的土地政策［7］。但在农村人口流动最为主要的体现是农村妇女的结婚和离异，她们却要为自己的婚姻变动承受土地权益丧失的风险。

﹙三﹚法律规定体系化程度差

我国涉及土地权益的法律规范总体上数量较少，质量不高，突出的表现在于已有立法滞后且缺乏体系性。由于法律规范处于不同的立法机构，其在法的制定中出于不同的考虑，对于同一问题所作的规定不尽相同，这就导致了在实践中协调性差的局面。如《妇女权益保障法》第33条规定：“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以妇女未婚、结婚、离婚、丧偶等为由，侵害妇女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中的各项权益。”而《土地管理法》第10条规定：“农民集体经济所有的土地依法属于村农民集体所有的，由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经营、管理；已经属于乡﹙镇﹚农民集体所有的，由乡﹙镇﹚农民集体经济组织经营、管理”。即在《妇女权益保障法》中对农村妇女土地权益的保障方式，在《土地管理法》中具体地赋予了农村自治组织。但在目前的村民自治组织中，女性处于失语状态，“村民委员会成员中妇女应当有适当的名额”即被执行为只有妇女主任一名成员，性别分布不均等的权力结构必然带来权利分配的不公平。在农村，两委会决定为不给离婚妇女和离婚后随母生活的子女安置宅基地的案件时有发生。

四、农村妇女土地权益保护的对策

﹙一﹚土地承包经营权保护的对策

1.明确妇女在承包合同中的地位我国目前土地承包合同上载明的主体的发包方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村民委员会或者村民小组集体经济组织，承包方是本集体经济组织的农户，但合同中极少会注明是该农户全体家庭成员，而只是登记为“户主”个人。实质上，真正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人应为村民个人，形式上，村民承包经营权的形式是通过“户”这一家庭单位来实现的。即农户家庭成员对内是共有的准用益物权法律关系①，对外由户主代表全体家庭成员共同行使权利。所以，当农户家庭解体时，个体家庭成员享有分割的权利。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农村承包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第34条规定：“承包方是夫妻的，在承包合同履行期间解除婚姻关系时，就其承包经营的权利义务未达成协议，且双方均有承包经营主体资格的，人民法院在处理其离婚案件时，应当按照家庭人口、老人的赡养，未成年子女的抚养等具体情况，对其承包经营权进行分割。”可见，土地承包合同中明确载明包括妇女在内的全体家庭成员合同当事人地位，能够更好地与司法解释衔接，在实践中有利于女方离婚时主张分割承包地的权利。2.明确妇女在承包合同中的份额农村土地是在以“户”为单位的基础上进行了承包分配，但农户家庭承包土地的数量实际是按人口来确定的。法律上所认可的承包合同的当事人﹙承包方﹚是包括合同签署当时全部家庭成员在内的农户，也就是说，随着承包合同的签署，包括妇女在内的每个家庭成员的该项权利就已产生［8］。同时，《物权法》又赋予了承包经营权以物权属性，那么在农户家庭内部成员各自的份额，应当通过立法的形式予以确立，将这种物权细化到家庭成员。应当规定农户家庭的承包经营权，在保留未成年子女的适当份额的基础之上，夫妻应当享有均等份额。特别是农业女性化背景下，农村妇女在农业生产主要劳力的重要作用，以及她们在家庭中的贡献和地位，应当有条件地给予适当照顾。通过此规定，也能够解决妇女因婚姻流动产生的与承包经营权分离的情况，确定了家庭成员各自的份额，就为个体家庭成员处分其承包经营权创造了条件［9］。妇女如果外嫁他地，也可以选择将其土地承包经营权份额留在家庭中，或者对外进行转包、出租、互换、转让或者其他方式流转。这样，既保证了农村土地承包关系的长期稳定，又能有效地保护农村妇女的土地承包合法权益。3.明确妇女对承包经营权有权继承我国《物权法》虽然赋予了承包经营权以物权属性，但对于承包经营权的继承问题却未进行深入规定，仅在第131条默认了“农村土地承包法等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农村土地承包法》第31条规定：“承包人应得的承包收益，依照继承法的规定继承。林地承包的承包人死亡，其继承人可以在承包期内继续承包。”《农村土地承包法》第50条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通过招标、拍卖、公开协商等方式取得的，该承包人死亡，其应得的承包收益，依照继承法的规定继承；在承包期内，其继承人可以继续承包。”土地承包的收益可以继承是没有疑问的，而对于土地承包经营权是否可以继承，学界的观点并不一致。从法条的表述来看，“承包期内继续承包”并不等同于“享有承包权”的内涵，更似乎是承包合同主体的变动。且结合《农村土地承包法》的上下文规定来看，因承包主体和承包客体的不同，对是否能够“继续承包”的规定也有所不同。对于集体经济组织内以家庭承包方式获得承包经营权的农户，有“继续承包”林地承包经营权，无“继续承包”耕地和草地的承包经营权；对于集体经济组织外的以招标、拍卖、公开协商等其他方式获得承包经营权的承包方，则有“继续承包”林地、耕地和草地的承包经营权。这种以承包方式的差异和承包土地用途的不同来界定继承人不同的继续承包的权利，造成了理解和应用的混乱。如果将这种“继续承包”理解为享有继承承包经营权的权利，那么一般的承包主体尚不能平等对待，又何谈继承权上的男女平等问题呢？如果将这种“继续承包”不能理解为享有继承承包经营权的权利，则应当尽快确立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继承法律制度，避免农户家庭成员因出生、婚嫁、收养、死亡等原因引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主体不确定的状况。尤其是要说明的是，在未来立法明确承包经营权可以继承的情况下，依照《继承法》继承顺序的规定，其一般也仅在配偶、父母、子女中继承，并未在家庭成员的范围中有较大突破，不会产生立法者所担心的因承包经营权的分割产生的土地细碎化，效率低的问题。

﹙二﹚宅基地使用权保护的对策

1.明确“一户一宅”不等于“一子一宅”宅基地使用权是经依法审批，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分配给其成员，用于建造住宅的没有使用期限限制的集体土地使用权。宅基地使用权人依法对集体所有的土地享有占有和使用的权利，有权依法利用该土地建造住宅及其附属设施。农村宅基地是以“户”为单位申请，由申请人家庭成员共同使用的。依照规定，宅基地的申请主要有两种情况，其一是村民户无宅基地；其二是除父母身边留一子女外，其他成年子女确需另立门户而已有的宅基地低于分户标准。依照第一种情况，申请人为该农户家庭的“户主”，该家庭当属于核心家庭模式﹙父母+未婚子女﹚时，所有家庭成员包括女性均应平等享有宅基地使用权。依照第二种情况，申请人是成年需另立门户的未来“户主”，宅基地的划拨是以申请人结婚为条件的，所以应当规定配偶享有该宅基地的使用权。无论哪种情况，申请人基本都是家庭成员中的男性，女性宅基地使用权很难得到有效保护。故应当明确规定农村妇女的宅基地使用权，其婚前以家庭成员身份分得宅基地份额可以继承；其夫无论婚前还是婚后申请的宅基地使用权，均为夫妻共同财产；对于离异的妇女，如果未与子女共同生活，因其原家庭成员身份获得的宅基地份额继续存在，仍可回归原家庭，与未嫁女享有同等宅基地使用权，如果与子女共同生活，则该单亲家庭应当视为特殊的“户”，予以保护。2.改变“两证一体”为房地分别登记目前我国除了极少部分地区的试点外，绝大部分农村实行的是“两证一体”的登记制度。在这种情况下，农村房屋所有权人并无城市房屋所有权人持有的房屋产权证。农村房屋所有权人能用来证明自己对房屋享有所有权的证书一般是当地人民政府土地管理部门颁发的宅基地使用证书，即通常所理解的“两证一体”。从农村宅基地登记要求及程序来看，宅基地使用及房屋所有实行的是“房随地走”的政策。宅基地使用证基本上就是农村村民对宅基地享有使用权以及对宅基地上房屋享有所有权的合法凭证。正如前面所述，妇女在宅基地使用权上不能得到有效保护，直接影响了其对宅基地之上房屋所有权的行使。农村妇女以从夫居的婚俗出嫁，男方家宅基地上的房屋因婚姻可能进行翻建、改建、扩建，但由于宅基地使用证仍然记载为原来的权利人，妇女不会因为婚姻被增加登记为权利人，则双方一旦离婚，很难主张自己对房屋的财产权利。故应当完善农村房屋产权登记制度，将农村宅基地使用证与房屋产权证分离登记，在吸取试点地区有益经验的基础上，细化农村房屋产权登记的原则、条件、内容、登记、程序等，维护农村妇女的合法权益。

﹙三﹚土地流转获益权保护的对策

由于以户为单位的土地承包分配模式的弊端，农村妇女无法充分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中的份额，进而导致其土地流转中获益的权利难以保障。因此立法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是：明确农村妇女在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份额。这样，无论在土地的内向型流转中还是外向型流转中，妇女都可以其确定的份额主张流转获益权。除此之外，还应在以下方面采取对策，保障农村妇女在土地流转中获益权的实现。1.关于农村妇女决策地位的问题“户”即家庭，本质上属于一个经济生产单位，以其作为法律概念来调整承包经营中产生的权利义务，必然会导致逻辑上的混乱和适用中的难题。“户”的概念模糊了妇女独立的财产权利，也影响了其在行使承包经营权中决策地位的独立性。在农业女性化的现实背景下，虽然农村妇女成为农业生产的主要劳动力，但在农业生产中决策的依赖性很强，决策比率不高。这种情况，不利于农业技术的推广传播，也不利于农业劳动者素质的提升，更不利于农业生产率的提高。对已婚的农村妇女，土地承包经营合同应当将夫妻二人全部登记为权利人并各执一份，在土地流转过程中须经夫妻一致书面同意，否则该土地流转合同无效。通过此种方式，防止配偶一方私自流转土地获取利益的行为，保障妇女对其承包土地占有、使用、收益和转让的权利。对于出嫁或离婚的农村妇女，在明确其土地承包经营权份额的基础上允许其主张分割，并对分割的部分自主地决定以转让或出租等方式进行流转。2.关于农村妇女经营方式的问题农村土地需求的多样化，推动了农村土地流转政策的施行。土地进入市场，为农村妇女处分自己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创造了条件。对于工资性收入成为家庭主要收入来源的农村家庭，可以选择将限制或富裕的土地流转出去，增加土地收益；对于无地或少地的农村妇女可以通过土地流转获得土地承包经营权。虽然《农村土地承包法》规定了多种土地流转的方式，但转让受到“承包人有稳定的非农职业或稳定的收入来源，同时需经发包方同意”的限制，互换则必须“属于同一集体经济组织的承包地块进行交换”，实际上留给农村妇女的只有不够稳定、收益较低的出租或转包两种流转方式。同时，土地市场的开放带来了多元的利益需求，妇女在土地交易市场中的弱势地位使其往往受到歧视，遭遇土地收益分配的不公。因此在规范土地交易市场秩序的同时，必须建立妇女土地交易的保障制度和维权机制。3.关于农村妇女失地就业的问题农业女性化使得务农成为农村妇女的主要职业，土地流转后女性又与土地发生脱离。在从职业农民向职业工人的转变之前，农村妇女基本没有接受过第二、三产业的职业技能培训。单一的劳动技能，使得他们缺乏城镇就业竞争力，只能被动地在劳动密集型产业从事高劳动强度、低科技含量、低劳动收益的工作。所以，应当将失地的农村妇女的就业问题纳入国家就业计划，发展劳务中介组织，培育劳务中介人，加大就业指导以及相关的就业技能的培训。

农村地权范文篇9

关键词农村妇女；土地；分析；权益

我国是一个有9亿多农民的农业大国，可以说没有农村的稳定和发展，就很难构建和谐社会。虽然《农村土地承包法》对农村妇女土地权益进行了立法保护，但是，在一些地方尤其是一些城郊地区，侵害妇女土地权益的现象时有发生，根据本人申报的《保护农村妇女合法权益问题研究》国家课题和石河子大学课题中，对农村妇女侵权问题研究调查的资料分析，在农村妇女土地权益保障方面还存在着许多问题，还需要加强保护。农村妇女是推动农村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要想把她们的积极性调动好、保护好、发挥好，就必须切实保障她们平等地享有土地承包权益，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得非法剥夺。在现阶段我国农村，土地承包权益是农民最为关切的经济权利。特别对于已成为农村主要劳动力的广大农村妇女，土地是其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随着国家城镇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土地承包权利已成为集体经济组织收益分配权、土地征用补偿利益等财产权益，也是多数刚刚由村民转变为居民的妇女的主要经济来源和生活保障。自我国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来，绝大多数地区在执行国家法律和党的政策时，能够较好地保障农村妇女获得平等的土地权益，但也有部分地区的农村妇女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保障妇女权益不仅是政府的重要职责，也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目前，我国农村妇女的土地权益问题比较突出。失去土地权益的农村妇女将趋于贫困，这些农村妇女成了农村的弱势群体、边缘群体。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婚姻自由程度的提高，妇女土地权益被侵害的现象也会越来越多。随着我国社会经济持续快速发展，2006年农业税的逐步取消，直接补贴的兑现，农民在对其所获得土地权益上所承担的义务不断减轻，从而引发农民对土地拥有的愿望和行为更加强烈，在新疆兵团这种情况较好一些，这对于人多地少的农村地区来讲，土地稀缺带来的社会矛盾日趋尖锐。在当前的“三农”问题中，土地作为农民最基本的生产资料和生活保障，是农民赖以生存的基础，特别对于农村妇女就显得更为重要了，土地是农村妇女生活收入依赖的源泉，农村妇女获得土地权益又是获得其他权利的基础，如果丧失土地权益，就会使农村妇女自身的生存权、财产权受到侵害，妇女社会权利也很难保障。

一、侵害农村妇女合法土地权益的现象

当前，农村妇女土地权益保障方面存在的问题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来自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内部：有的村集体经济组织以村民或村民代表会议、村委会决定或村规民约的形式，侵害农村妇女享有的土地权益。一是部分“农嫁农”出嫁后，其原居住地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即强行收回了其土地承包权，而夫家居住地却迟迟没有分给她土地承包，导致一些妇女两头都没有承包到土地，其丧失了土地承包权的同时也丧失了相关权益；二是少数离婚妇女，离婚、丧偶异地再婚妇女，她们在婚嫁之时在夫家所在地分到了承包地，可是在离婚后，如其将户口迁回娘家，夫家所在地即收回土地或被原夫家强行占有，而娘家所在地也拒绝其承包土地；三是因政策原因户口无法迁出的妇女（农嫁居、与军人结婚等），不能享受平等的村民待遇，土地权益被侵害，失去生活来源；四是有的丈夫到女家落户，入赘丈夫及妇女本身不能获得承包土地或获得少量耕地。没有资格享受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其他权益；五是农村妇女外出就读中等专业以上学校，户口迁出后，土地即被原村收回，导致毕业后无工作期间成为无业游民。另一方面来自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外部：一般发生在地方政府强制征用农村集体土地的过程中，其直接表现就是农民失去土地，集体经济组织分配土地征用补偿费时，侵害妇女应享有的土地权益。当前还有矛盾比较集中的反映在由于城郊土地的增值、征用和村民福利待遇的提高，许多妇女原来一直享有的土地承包权益和村民待遇被限制或剥夺，户口被强行迁出或“空挂”，不能平等享受集体经济组织的收益分配。

随着我国依法治国进程加快，广大农村妇女的法律意识和权利意识虽然得到明显增强，但是随着土地增值后的可观利益驱动，过去一些隐性的侵犯妇女土地权益的问题也逐渐暴露。从前期调查中得到资料，全国妇联受理妇女土地承包权益信访案件的数量来看，已经连续三年上升幅度达到10%左右，占到妇女财产权益类投诉总数的一半以上，而且多为群众集体联名写信和集体上访。2004年全国妇联受理妇女土地承包权益信访案件8300余件/次，比上年增加了近18%。从1998年开始的延长第二轮土地承包中，又出现了新的问题，主要表现在：有的地区坚持在延包过程中不调整土地，使得上述问题中的失地妇女仍然在新一轮承包中得不到土地。有的地区坚持按照男女不平等的政策分配土地。有的经济发达地区实行土地入股，妇女也难以平等取得股份分红等。同时，政策执行不统一，造成新一轮的妇女失地。妇女嫁入地已调整完土地，由于实行“30年不变”的政策，不再分配土地，在娘家的土地又因实行“大稳定、小调整”的政策被收回，使得更多妇女不能享有自己名下的土地。在我们调研发现的资料显示，2006年没有名下土地的农民占全国农业人口总数的8.3%，其中71%是女性。歧视出嫁妇女，强行剥夺村民待遇。有的地方村规民约明确规定“出嫁女不能享受与当地农民同等的待遇”，出嫁女不论是否仍然居住在本村，都不得参与集体经济组织效益分配。有的地方要求与外村男子结婚的本村（居）妇女，结婚登记时需交纳一定的押金，限期迁出户口，到期不迁的，扣除押金，本人及子女不再享受村（居）民的一切待遇。多女户与多子户享受的土地承包权益及村民待遇明显不平等，违背国家计划生育政策和《婚姻法》等基本法律的精神，这些问题应该引起有关部门的重视。

农村地权范文篇10

所谓民间法就是调节社会生产生活的民间规约、习惯法则以及道德规范。在传统农村，民间法的主要形式是宗法族规。在当代，民间法的构成要素主要有村民自治章程、村规民约、风俗习惯以及残存的宗法制度。其中，具备合法地位的是村民自治章程及村规民约。村规民约的重要性要远远大于其他类型的民间法，这主要是由于它具有某些类法律性。此外，由村民代表会议或村民会议表决通过的决定、办法等，也具有一定的民间法性质。

根据《村们自治组织法》第二十条规定：村民会议可以制定和修改村民自治章程、村规民约，并报乡、民族乡、镇的人民政府备案。这是民间法合法性的根据。但是，该条同时有规定：村民自治章程、村规民约以及村民会议或者村民代表讨论决定的事项不得与宪法、法律、法规和国家的政策想抵触，不得有侵犯村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合法财产权利的内容。这是对民间法效力的限定。村民自治应该维护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自治权利。但是，不能以自治为名违反法律和国家的政策，村民自治只能是村民的依法自治。因此，村规民约有其合法性，但是有必须符合法律和国家政策。任何违反现行法律、法规和规章以及国家政策的村规民约都是无效的。

然而，广大农村妇女的土地权益却饱受民间法的侵害。农村妇女土地权利受到民间法侵犯，一般不是个人行为所致，而是村组织领导人利用村规民约或村落习惯法，对农村妇女土地权利有根据的侵犯。这种侵犯甚至达到了大义灭亲的程度。因此，民间法是我国妇女土地权利之害。农村妇女土地权利受到民间法侵犯主要有如下几种类型：

第一，农村妇女一旦同村外人（无论城市户口还是农村户口）结婚或宣布成亲（事实婚姻），其承包份地要被村集体收回，而无论其是否能够从夫家所在村庄获得承包土地。同时，失去其承包土地的一切经济收益。

第二，农村妇女一旦同非农户口的人结婚，无论是否定居在本村，也无论是否获得城镇户口，其承包土地及其土地收益权也就自动丧失，或者只能获得少于本村一般劳动力的土地承包份额及土地收益。

第三，未婚姑娘及待嫁妇女不能获得应得的承包份额甚至预先取消了土地承包资格，也就没有土地分红或土地征购款分配的资格。

第四，离婚妇女的承包土地被丈夫强行剥夺或被村集体合法收回，而无论离婚妇女是否能够从娘嫁或再婚夫家所在村庄获得承包土地。

第五，入赘丈夫及妇女本身不能获得承包土地，或获得少量耕地，或只能分给旱地、荒地、荒坡、滩涂等次等土地。同时，没有资格享受村集体分红或不公平对待。

第六，结婚、离婚、再婚及丧偶的妇女及其子女的土地权利受村集体歧视。他们的其他权利也难以实现，如不能参加村民小组会议、户代表会议以及村民会议。有些农村甚至连她们的选举与被选举权都被剥夺了。使这些农村妇女成了村庄里的边缘群体。

农村妇女土地权益的以上种种侵害，都是村集体以民间法的合法形式侵害的，被侵害只有觉得不公平却无法控诉，甚至得不到同村村民的同情。这些，都是民间法对农村妇女的不公正之害。

二、民间法危害妇女土地权利的原因

村规民约不得与宪法、法律、法规和国家的政策相抵触。法律已经有明确的规定。但现实的情况是，因为村规民约，出嫁女不能平等享受村级集体利益分配的事时有发生，在通过行政途径处理时，出现了市委领导、县委书记的指示在村民组长、村长面前行不通的情况；在运用法律手段处理过程中，有时连人民法院的判决也被村、组置之不理。其原因何在呢？

首先，这是由于农村土地资源紧张所造成的土地资源性别争夺。我国土地资源紧张，这是有目共睹的国情。我国人均土地面积非常少，许多地方的农民土地仅够维持生计，加之人口又在持续增加。因此，许多农村新出生的人员就等着出嫁女或老人去世空出土地来分得口粮田。在这种土地资源紧张的形式下，村规民约等对土地资源的分配方案就在违反法律、忽视女性土地权益、得到男人们肯定的情况下通过了。

因为在资源贫乏的农村社会中，村庄集体的首要任务是维护世居者的生存条件。当然，土地是最重要的资源。因此，农村所遗留下来的所有民间法，最终都是以牺牲非世居者的利益来维护村庄集体的生存利益。在传统农村伦理中，生于斯、死于斯的人的利益要高于生于斯、不死于斯者的利益的。而生于斯的女性都是现实或潜在的不死于斯或外嫁女，她们的利益自然要被牺牲掉。所以在当代中国，那些资源十分贫乏的农村，妇女的土地权利也是受侵犯最严重的地方。

其次，村规民约披上了民主自治的外衣，具有多数性和得到大多数村民的拥护。村规民约是在村组大多数人通过的形式下出台的，它是多数人的决定，至少是多数男人的决议下通过的，并且，许多自己有女儿的男人也投了赞成票，因为这是男人的权利，他们必须大义灭亲。在这种情况下，女性权益被侵害披上了合法和正当的外衣。大部分妇女只有被动接受，因为自己土地权益被剥夺，剥夺者还是充满正义的举动。我国村民委员会自治法第二十条明确规定：村民自治章程、村规民约以及村民会议或者村民代表讨论决定的事项不得与宪法、法律、法规和国家的政策想抵触，不得有侵犯村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合法财产权利的内容。但是，由于法律的规定没有明确的监督者，法律失去监督就不能实现，有时还会成为专制者的工具。村规民约就是这样的例子。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其三，这也是封建制度的遗毒。封建制度的遗毒是很深刻的，它至今还影响着农村妇女的命运。一是丁口制度。按照农村民间习惯，丁或鸿丁是指家庭的男性，口则包括女性成员。这是男权主宰的民间制度形式，这种民间法则至今然存在并产生实际影响。在这种情况下，一旦家庭破裂，以家庭为单位的承包地、宅基地及其附着物以及集体分红等家庭财产的分割，有利于男性而不利于女性。即使妇女有分割承包土地及家庭财产的权利，也很难争取得到。二是从夫居制度。中国的大多数农村采取从夫居住的家庭组合形式。女方家庭只是在嫁女的时候赠送一份嫁妆。出嫁之后，妇女生活在一个完全陌生的村庄社会，在婆家的初始社会地位不高，影响其土地权利的维护。三是土地的村庄内转其实是传统的土地家族内转的现代变形。所谓土地的村庄内转，主要是指土地的使用权在自然村（过去的生产队或现在的村民小组）的内部转移，由此保障村庄土地不流落外姓人或村外人的手中，以维护土地的家族共有制度。在乡土中国，维护家族共有的土地财产是家族法的根本职责。宗族长老一般认为，保证土地族内流转，是守住祖宗基业的根本法则。对于相对封闭的村落社会来说，入赘的男人或出嫁的女人都是外家人，因此，都没有资格分配土地。

最后，女性政治参与权失落的结果。女性由于其在农村的经济地位很低，所以她们的政治地位也很低。在农村，妇女几乎不参与村组的事务管理，也没有代表家庭参与乡村决策的机会，在男人为主宰的乡村社会，即使有部分妇女参与了村组决策，人单力薄也起不了作用，发生不了影响。由于农村妇女的政治参与活动普遍缺失，致使其失去制定村规民约的发言权，自己不能参与游戏规则的制定，游戏规则不利于自己也是顺理成章的。所以，她们的切身利益被男人在决策中遗忘了，男人们以有利于自己的标准制定了村规民约。当农村妇女们的土地权益被侵害时，再醒过来已经很晚了。因而，女性的土地权益经常遭到村规民约的侵害，妇女在这种披着合法外衣的村规民约面前，显得完全无措。

三、妇女的抗争：有效调适民间法

综合来看，传统农村的宗法制度、婚姻制度、继承制度、姓氏制度等等，都是维护男权中心主义的制度。尽管百多年来中国的现代化运动，在不断淘空男权中心主义的道义基础，并给予封建夫权制度以重创，但男权中心主义的习惯势力由来已久、根深蒂固，是农村实现男女平权的社会文化障碍，是村规民约侵害妇女土地权益的文化根源。

由村规民约所规定，妇女婚后未迁出户口者不能享受本村的福利待遇，已非个别案例，在沿海发达地区以及各省许多地区屡有发生。如何限制村规民约侵害农村妇女权益，关键是理顺村规民约与国家法之间的关系，这是农村妇女土地权益抗争的焦点，也是农村社会发展中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勿庸讳言，村规民约与国家法之间必然存在着不同程度的矛盾和冲突。与国家法不同，村规民约的调节范围是有限的，即村规民约的作用只涉及到村庄集体和个体之间的关系，以维护村落整体利益、维护村落整体秩序为目的，并不协调更大范围的公共和个体利益关系。一般而论，村规民约的特点表现为：（）特殊性。每一个村规民约所覆盖的区域，只代表一个相对独立的生活共同体，超出这个边界，它的作用就减弱或根本不为他人所承认。（）绝对性。村规民约往往强化一种观念，即村民成员的资格并非是无条件的，必须以对集体的归属为前提，以一致性道德为治理基础。（）弥散性。由乡村组织行政权力的衍散性所决定，村规民约也具有惩戒范围的弥散性，即扩散到与当事人生存有关的任意事项上。概言之，村规民约与国家法之间有着复杂的关系，既有联系也有明显的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