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部行政范文10篇

内部行政范文篇1

对于特别权力关系的性质，众说纷纭。有学者认为是不受法律规范调整的社会关系，是一种事实上的社会关系，不属于法律关系的范围。但亦有学者指出：“特别权力关系同时也是一种法律关系，它并不是单纯属于法外空间（不受法所拘束）的权力关系，有关特别权力关系相对人的各种权利，并不能单纯以其制度成立的目的，在欠缺特别的法律规定下，加以限制，原则上其权利限制，必须有进一步的法律规定，亦应适用法治国家所要求的法律保留原则。不仅适用于牵涉到宪法所保障人民的基本权利情形，也适用于涉及特别权力关系相对人的‘一般法律地位’，也就是所谓‘基本关系’的情形。”②笔者认为，特别权力关系应当属于法律关系的范畴，是行政法律关系的一种，只不过在这种法律关系中特别权力主体享有的特权更多罢了。特别权力关系的种类包括：第一，公法上的勤务关系。主要指公务员与所属机关的关系；公立学校的教职员工同学校之间的关系。第二，公法上的营造物之利用关系。主要包括公立学校与学生之间的关系；公立医院与住院患者之间的关系；监狱与罪犯之间的关系等等。③第三，公法社会关系。主要指公共团体与会员之间的关系。

特别权力关系理论在欧陆盛行了数十年，二战后逐渐遭到摒弃。究其原因，在于现代世界政治思潮最明显的特色，表现在大幅度及广泛地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④特别权力关系理论虽然有重视自治自律、提高效率的优点，但其忽略法治，缺乏权利救济，忽视对特别权力关系下的公民（如军人、公务员、公立学校学生）的基本权利的保障等固有的缺陷，决定了这一理论必将落伍于世界潮流，被时代所抛弃。但是，如果全面将司法审查的权力扩张到特别权力关系的领域内，也有实质性的困难。因此，必须从两个极端之间寻找一个平衡点。正是基于此，德国的乌勒教授提出了一个新理论，他将特别权力关系划分为：“基础关系”和“管理关系”。⑤所谓“基础关系”，是指涉及该特别权力关系产生、变更及消灭的事项。例如公务员、学生身份资格的取得以及降级、撤职等，均属“基础关系”所涉及的事项，可以提起司法救济。所谓“管理关系”，是指为了达到行政目的，权力人一切所为之措施。如公务员、学生的考试考核的评定、仪表规范、宿舍规则等等。此类规则措施，视为行政内部的指示，不视为行政决定，故不可提起司法救济。按照这一理论，凡涉及相对公民权利影响较大的基础关系事项，都可以获得司法救济及法律保留的机会，有助于基本人权的保障。而对于相对公民影响较小的的管理事项，不可提起行政诉讼，有助于内部纪律的维持和有效完成行政任务。但该理论虽然具备一定的可行性，但亦有瑕疵，即“基础关系”和“管理关系”之间的差别不易区分。如公务员的调职，按照乌勒的理论，当属“管理关系”，但公务员的调职行为实际上对公务员的权益影响很大，如不需司法救济，则难免有失公平。因此，在乌勒理论的基础上，德国又发展起了“重要性理论”。该理论认为，公务员及学生在任何情况下均属权利主体，其宪法上的基本权利应受保障，故凡涉及相对人之基本权利者，无论是秩序行政还是服务行政，均不应排除法律保留原则的适用。该理论实际已对乌勒教授的理论做了大幅修正，即凡涉及“基础关系”的事项，固然应完全适用法律保留原则及司法救济程序，即使是“管理关系”中的事项，如涉及人权的重要事项也必须由法律予以规定。“重要性理论是对特别权力关系理论的重大发展，一方面，它承认了行政机关及公务法人与其成员或利用者之间的关系仍别于普通的行政法律关系，不能完全适用法律保留原则。仍有必要赋予特别权力人（公务法人、机关）一定的管理与命令权力，这是维持公务法人正常运作的基础。另一方面，它摒弃了特别权力关系排除司法救济的传统观念，承认在特别权力关系中，只要涉及人民基本权利的重要事项，均应由立法规定，也均可寻求法律救济。”⑥

在我国，行政机关作出的涉及公务员权利义务的行为，不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究其原因，理论界提出了很多观点，其中最主要的一个观点就是因为它们是内部行政行为，所以不能被诉。其理由是：考虑到行政机关内部的奖惩、任免数量多，涉及面广，而且有关法律法规已规定了相应的救济手段和途径，所以不必通过行政诉讼方式解决因此发生的纠纷，并且此类争议涉及行政政策问题、行政内部纪律和内部制度问题，不便于法院处理，行政机关自行处理这类争议有利于保证行政管理的效率。法院作为与国家行政机关具有同等法律地位的审判机关，不宜对行政机关的组织建设事务通过审判程序加以干涉。而稍加分析，就可以看出，这一解释只不过是特别权力关系理论的一个翻版。因此，尽管有不少学者予以否认，但实质上我国《行政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这一规定的确受到特别权力关系理论的影响。

二、内部行政行为的审查范围

在当前世界法治的发展形势下，重视公民基本权利的保护已成为时代的潮流。而特别权力关系由于对相对公民基本权利的漠视，即使在其起源国德国也已遭到摒弃。而我们如果依然抱残守缺，则不仅仅不利于特别相对人的基本权利的保护，而且整个国家的法治进程都将受到影响。因此，有必要对相关法律进行修改。按照行政救济的基本理论

，行政主体实施的大多数公务行为均应接受法院的司法审查，无论这些行为是对特别相对人作出的，还是对一般相对人作出的，只要此类行为对相对人的合法权益产生不利影响，均可以被诉，这既是行政诉讼目的决定的，也是法律平等保护原则在行政诉讼领域的体现。当然，这也并不意味着所有行政机关的行为均可以受到法院的审查，有些行政行为并非对公民的权益造成重大影响，有些行政行为涉及行政主体高度人性化判断的结论或具有很强的技术性，则不宜由司法权介入审查，而应交由行政机关自行处理。具体分析如下：

（一）公务员与所属行政机关的法律关系⑦

笔者认为，行政机关对公务员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具有可诉性，应视该行政行为的内容而定。如该行政行为涉及公务员的身份改变或对公务员有重大影响，则应属于可诉行政行为。如对公务员的开除、辞退、降级、降职、降薪、退休金的发放等行政行为，或者涉及公务员的身份改变，或者对公务员的基本权利有重大影响，应属于司法救济的范围。而那些并未对公务员的身份改变或对公务员有重大影响的行政行为，如警告、记过，或者涉及行政机关高度人性化判断的行政行为，如考核成绩，则不宜由法院进行司法审查。需要指出的是，对于在行政机关或事业单位中具有技术职称的人员（如教师）的职称评定问题，因为影响到此类人员的身份权及财产权等基本权利，因此，也应列入司法审查的范围。当然，鉴于此类问题的审查涉及到相当的专业技术问题，从程序上进行审查为宜。

（二）公立学校与学生之间的法律关系

公立学校与学生之间的法律关系向来争议颇多。有学者认为，学校属私法人，其与学生之间的关系属民事关系，而并非行政管理关系，因此，不应纳入行政受案范围。而我国近年发生的两起影响颇大的学生诉学校的案件似乎又宣告了司法实务部门对于该类案件纳入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在一定程度上的认可。⑧笔者认为，公立学校作为我国传统的事业单位，从形成历史上来看，就与行政机关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长期以来，事业单位就是按照计划经济的管理模式发展起来的，直接附属于行政机关，作为行政系统的延伸，承担着不少行政管理职能，直到现在，学校依然担负一定的社会管理职能。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第28条规定，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按照章程自主管理；对受教育者颁发相应的学业证书；对受教育者进行学籍管理，实施奖励或处分，等等。显然，学校的这些对学生的管理活动并非民事行为，而是带有浓厚的职权色彩，属于公法意义上管理活动，应纳入行政诉讼的范畴。但正如前文所述，并非学校对学生所有的管理活动都可以纳入行政诉讼的范围。笔者认为，学生因其身份受到学校处分，是否可予提起行政诉讼，应视该处理决定的内容分别加以论断。学校对学生的管理内容大致可划分为两类：与教育、教学、研究的专业知识无涉的决定；与教育、教学、研究的专业知识有关的决定。前者如纪律处分、休学、停学、复学、转学、转专业、退学等管理决定、没收财物等；后者如课程安排、教科书指定、教师授课、学科成绩评定等。原则上，法官当尊重学校作出的后一类决定，而对前一类决定可以进行严格的审查。但是，司法尊重与干预的各自限度，仅从学校决定是否与教育、教学、研究的专业知识有涉这一角度，是不足以厘定的，而必须从多个角度出发，综合考虑。

笔者认为，当学校依照有关的学籍规则或惩处规定对学生所作的处理，足以改变其学生身份及损害其宪法规定的受教育权，该处理行为应视为行政诉讼法上的行政行为，在其穷尽其他救济途径后，应允许其提起行政诉讼。如开除、劝退及类似的剥夺学籍的行为、是否授予学位的决定等等。当然，法院在审查所谓的“内部行为”时，并不意味着法院将要代行行政机关或者事业单位内部的管理权利。因为法院审查的重点通常是程序，而不是实体。例如，对于学生是否有资格取得毕业证或者学位证的实体条件问题，法院不宜审查。法院审查的重心是学校拒绝颁发毕业证和学位证的事实和法律依据，以及作出不予发放决定的程序是否合法。此外，当法院受理学生被开除及类似案件的起诉时，对于其中涉及学生的品行考核或处分方式的选择，还应考虑到教师和学校对专业上的熟悉及对于事实真相的了解，只有当其判断或裁量违法或显失公正时，才能予以撤销或变更。相反，如果学生所受的处理行为仅仅是为了维持学校秩序、实现教育目的的需要，且该行为未侵害学生的受教育权，则不应纳入司法审查。如警告、记过等处分。还应考虑到的是，对于像考试阅卷、课程安排、作息时间等事项，或者涉及到学校的自治，或者属于高度人性化的判断，均不宜由法院来审查。最后尚需提及，司法在尊重与干预学校自治之间的抉择，是一个需要经过庭审中双方当事人充分举证、辩论之后予以作出的。因此，在受理案件阶段，除非学生的诉讼理由明显不在法官专业判断范围之内，如课程安排、教学计划不合理，法官一般不宜轻易裁定不予受理，以免学生正当权益的司法救济机会遭遇不公正杜绝。先行受理，然后通过庭审举证、质证、辩论，方能把是否属于法官所擅之事明晰化，在此基础上决定是否支持当事人的主张。⑨

上述均为学生与公立学校之间关系的定位。而现在的民办学校越来越多，民办学校与学生之间的关系属于民法上的合同关系还是属于公法上的管理关系，也存有争议。笔者认为，同公立学校一样，民办学校也拥有录取学生、确定学籍、奖惩学生、核发毕业或学位证书等职权，而这些职权的性质是由法律在特定范围内授予的公权力，即民办学校与学生之间的管理关系亦属于公民与国家间的一般权力关系，因此，在法律适用上应当等同于公立学校。

法院对内部行政行为的审查具有重要的意义。首先，法院介入内部行政行为是必要的。因为长久以来我们将内部行为定位不可诉的行为，导致了很少有法律对于行政机关与工作人员的关系、事业单位与其成员之间的关系予以规范，当双方发生纠纷后如何救济更缺乏明确的法律规定。于是，当此类争议发生后，当事人只能在学校或行政系统不断申诉，始终不能进入司法审查大门。这不仅违反了“有权利必有救济”的现代法治原则，也剥夺了公民的行政诉权。如果允许公务员、学生等相对人对传统上所谓的内部行为提起诉讼，开启司法救济的大门，则会填补这一领域权利救济的真空，完善我国的行政救济制度。

内部行政范文篇2

关键词：行政机关；内部法律关系；纠纷解决机制

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的特殊历史时期，且这个转型期还将持续很长一段时间。在一元的社会结构向多元化的社会结构转变过程中，社会主体的多元化将导致利益的多元化，加之社会主体权利意识的日渐增强，令社会纠纷日益增多，且纠纷的形式将日益复杂。司法因其自身难以克服的局限性使得诉讼这一纠纷解决方式并不能成为万全之策。行政机关解决纠纷机制因“直接、快捷、专业性强、成本较低”等优点逐渐为国家、社会、当事人所青睐。我国行政机关解决纠纷机制有行政调解、行政裁决、行政仲裁、行政复议、行政信访等多种形态，可以解决多种行政纠纷问题。在行政纠纷的多种形式中，行政机关的内部纠纷占了很大一部分。我国行政机关机构复杂，人员众多，其中的内部人事关系和行政机关之间的权限争议，是此种行政纠纷的两种表现。本文拟从这两种行政纠纷入手，对行政机关的内部法律关系进行梳理，以期对我国行政纠纷解决机制的完善有所裨益。

一、行政机构内部劳动人事争议中的法律关系

剖析行政机关的内部法律关系，首先要先界定行政机关内部行为的性质。行政机关内部行为是指行政机关对其所属机构及其工作人员所实施的不直接涉及相对人权益的有关组织、指挥、协调、监督等行为。行政法学界对于行政机构内部行为是否属于行政行为，有两种观点：一种是否定说，其理由是：①内部行为只影响政府内部，其得失问题，通过承担内部行政纪律处分的方式解决，不在行政诉讼之列，不属于行政行为的范畴；②内部行为是基于行政隶属关系而为，内部隶属关系不是法律关系，而是组织关系。另一种是肯定说，称其为内部行政行为。其主要理由是：该种行为也是为法律所规定的，因此是产生法律效果的行为。笔者认同否定说，因为对予行政行为概念的界定是以行政诉讼制度为其产生的背景并为行政诉讼制度服务为目的的，对于不宜由司法审查的内部行为应当排除在行政行为之外，不能称其为行政行为；在概念指称上，也不能界定为内部行政行为。

根据行为的性质也可以把行政机关内部行为分为两类：第一类是工作性质的，如上级机关对下级机关或行政首长对所属机构人员工作上的指示、命令、批准、批复等，以及行政机关的内部工作安排、计划、制度等；第二类是人事性质的，指行政机关对工作人员的奖惩、任免、考核、调动、工资、福利待遇等。第一类内部行为由于不涉及具体相对人的权益，行政机关之外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与之没有直接利害关系，故不能称为行政行为。第二类内部行为则不同，它直接涉及国家公务员的权益，公务员在其实施具体行政行为时，它完全是代表行政机关而为，是行政机关的化身，而在行政机关对其实施监督任免、考核、调动、决定工资、福利待遇等行为时，它是作为行政机关的相对一方，与行政机关发生法律关系。这类法律关系介于第一类内部行政法律关系与外部行政法律关系之间，甚至更多的接近于外部行政法律关系，例如行政机关辞退、开除公务员，给其人身权、财产权导致的影响几乎与行政机关吊销外部相对人从事某种职业、工作的许可证、执照相同。所以，内部人事管理行为和外部具体行政行为一样，都可能侵害到相关公民的合法权益，只不过作为内部管理关系的对象是具有特殊身份的公务员。因为行政机构内部劳动人事争议中的主体是行政机关和公务员。因此，行政机构内部劳动人事争议中的法律关系主要是行政机构和公务员之间的劳动人事纠纷关系。

关于行政机构和公务员之间的劳动人事纠纷的处理，目前《公务员法》只规定了可以复核和申诉。我国行诉法第12条第三款规定，人民法院不受理行政机关对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奖惩、任免等决定提起的诉讼。但如果这类行政行为影响公务员作为公民的基本权利，人民法院应该受理。即行政机关对内部劳动人事纠纷的处理结果只要不涉及相对人作为公民的基本权利和地位，相对人就不能向法院请求司法救济。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公务员不能因为其双重的身份而否定其作为普通公民所享有的权利。为受到某些内部行政行为侵害的公务员提供司法救济是平等原则的要求。对行政行为的研究着眼于对外部相对人的合法权益进行司法救济，对内部行为的研究则应当着眼于对公务员的合法权益进行司法保障。传统的行政诉讼理论着重于对外部相对人进行司法救济的研究，而对于同样具有公民身份的公务员权利的司法保障则较少论及。事实上，公民经法律程序进入国家公务员队伍以后，其原来的身份及其法律地位并不因此而丧失；公务员无论担任多高的行政职务，他仍然不失为一个公民，其作为公民的法律权利义务依然存在。目前，部分行政法学者也认识到内部行政法律关系中，如果行政机关的内部管理行为涉及到工作人员的基本权利，严重损害公务员的权益，应该被纳入行政诉讼的范围。对公务员实施开除或辞退等有关公务员基础身份的处分，对被处分人的权益构成极大的影响，这类行政行为也应当接受司法审查。将行政机关的部分内部行为纳入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很有必要。

二、行政机关之间的纠纷解决中的法律关系

行政机关之间的纠纷主要表现为权限冲突。我国行政法律体系本不是很完善，行政机关的权限与职责规定有的非常笼统、不明确，有的相互矛盾、不严谨，有的甚至没有规定，导致行政执法体系比较混乱，加上行政执法人员的素质参差不齐，实践中发生权限争议便屡见不鲜。

行政机关之间的权力争议既可能发生在国务院的各部委之间或同一地方政府的不同部门之间；也可能发生在不同地方但同级别政府的不同部门之间；还可能发生在上级政府部门与下级政府或下级政府部门之间；甚至可能发生在国务院与地方政府之间以及上下级地方政府之间。这些争议既包括积极的权力争议，即主张只有自己或与自己同性质的机关才有某项权力，而否认对方有某项权力；也包括消极的权力争议，即否认自己具有某项权力(这种权力可能难以带来利益却徒添责任)，现实中部门之间的许多“踢皮球”现象就属于这种权力争议。发生在行政机关之间的这些争议不仅可能导致行政系统内部的纠纷，而且往往使行政决定之间互相矛盾，直接影响行政相对人的权益。有些权力争议虽不直接影响相对人的权益，却直接影响公共利益。

我国行政机关之间权限争议现象的大量存在导致行政系统内部纠纷不断，影响行政机关的威信和行政相对人的权益。目前，由于缺乏制度化、规范化的解决渠道，这些争议难以及时有效的解决。

我国现行法律法规对行政机关之间尤其是各级政府部门之间的权力分割并不明确，对争议的解决机制更是涉及甚少。《宪法》、《国务院组织法》、《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民族区域自治法》以及两个《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等，只是粗线条地规定了各级政府的职责权力，对政府各部门的权力并未涉及，对部门之间、部门与下级政府之间权力争议的解决机制、机构和程序等少有规定。相关的条文只有：《立法法》第86条，“部门规章之间、部门规章与地方政府规章之间对同一事项的规定不一致时，由国务院裁决。”至于争议机关如何申请裁决、国务院裁决程序如何、有无时限规定等没有明确。

在行政实践中，行政机关之间权限争议主要有一下几种解决方式：一、由争议机关的共同上级行政机关解决，以前一般由各级政府办公厅（室）或监察机关等协调解决，必要时由行政首长出面解决，现在主要由各级政府的法制办具体承办或协调解决。二、通过部门之间自行协调解决。我国各级政府尤其是国务院，成立了大量的部际协调组织，这种协调组织主要是协商处理“齐抓共管事项”，同时也协商解决部门之间的权限争议。目前，这两种解决方式由于制度化、规范化严重不足，既缺乏具体的法律法规依据，又没有相关的程序保障，对权限争议的解决往往不及时、缺乏权威性。公务员之家

除上述两种解决方式外，还有一种间接地解决行政机关权限争议的方式，即行政诉讼。在法律对行政机关的权限有明确规定的情形下，无权行政机关对行政相对人依有权行政机关的行政决定（如许可或确认）所为的行为进行处罚或否定，或者有权行政机关对行政相对人依无权行政机关的行政决定所为的行为进行处罚或否定，就可能引发权限争议；通过行政相对人提起撤销之诉，法院经审理判决撤销无权行政机关的行政决定或维持有权行政机关的行政决定，这种权限争议就被间接地解决了。另外，对于消极的权限争议，由行政相对人提起行政不作为诉讼，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得到解决。不过，由于我国不是判例法国家，法院对特定案件的判决不具有推而广之的效力，这些类型的行政诉讼难以成为常规的、有效的权限争议解决方式。况且，一旦发生相关行政机关主动介入引发权限争议的情形，按现行规定，法院就不能直接判决行政机关之间的权限争议，只能逐级上报至相关上级行政机关解决权限争议，然后才能就讼案作出判决。这样将使案件久拖不决，影响司法效率和相关权益的维护。因此，必须构建新型的诉讼种类才有望解决。

三、结语

我国行政机构内部劳动人事争议和行政机关之间权力争议现象的大量存在以及得不到及时有效解决的现状，不仅导致行政系统内部纠纷不断，影响行政机关的威信，更为严重的是，行政相对人的权益或公共利益常常成为行政机关之间权力争议的牺牲品。通过梳理行政机关内部法律关系，我们可以更为清晰的看出行政机关内部纠纷亟需完善的几点：一方面，应该通过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明确规定各级政府及其职能部门的权力，尽可能减少行政机关内部纠纷的发生；另一方面，尽早把部分内部行为纳入诉讼范围，并通过采取各种其他措施不断完善解决行政机关内部纠纷的法律机制，以促进法治政府的早日到来。鉴于本文旨在梳理行政机关内部法律关系，于此不再赘述。

参考文献：

[1]姜明安.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M].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

[2]黄先雄.法治视野下的我国行政机关权力之争[J].河北法学,2006,7.

[3]陈小华.内部行政行为的可诉性研究.[J].行政与法,2001,4.

[4]刘晓、樊孝群.“内部行政行为”之法律含义探讨.[J].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2.

[5]闫尔宝.论内部行政行为的几个问题.[J].行政法学研究,1996,(4):14.

内部行政范文篇3

关键词：行政机关；内部法律关系；纠纷解决机制

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的特殊历史时期，且这个转型期还将持续很长一段时间。在一元的社会结构向多元化的社会结构转变过程中，社会主体的多元化将导致利益的多元化，加之社会主体权利意识的日渐增强，令社会纠纷日益增多，且纠纷的形式将日益复杂。司法因其自身难以克服的局限性使得诉讼这一纠纷解决方式并不能成为万全之策。行政机关解决纠纷机制因“直接、快捷、专业性强、成本较低”等优点逐渐为国家、社会、当事人所青睐。我国行政机关解决纠纷机制有行政调解、行政裁决、行政仲裁、行政复议、行政信访等多种形态，可以解决多种行政纠纷问题。在行政纠纷的多种形式中，行政机关的内部纠纷占了很大一部分。我国行政机关机构复杂，人员众多，其中的内部人事关系和行政机关之间的权限争议，是此种行政纠纷的两种表现。本文拟从这两种行政纠纷入手，对行政机关的内部法律关系进行梳理，以期对我国行政纠纷解决机制的完善有所裨益。

一、行政机构内部劳动人事争议中的法律关系

剖析行政机关的内部法律关系，首先要先界定行政机关内部行为的性质。行政机关内部行为是指行政机关对其所属机构及其工作人员所实施的不直接涉及相对人权益的有关组织、指挥、协调、监督等行为。行政法学界对于行政机构内部行为是否属于行政行为，有两种观点：一种是否定说，其理由是：①内部行为只影响政府内部，其得失问题，通过承担内部行政纪律处分的方式解决，不在行政诉讼之列，不属于行政行为的范畴；②内部行为是基于行政隶属关系而为，内部隶属关系不是法律关系，而是组织关系。另一种是肯定说，称其为内部行政行为。其主要理由是：该种行为也是为法律所规定的，因此是产生法律效果的行为。笔者认同否定说，因为对予行政行为概念的界定是以行政诉讼制度为其产生的背景并为行政诉讼制度服务为目的的，对于不宜由司法审查的内部行为应当排除在行政行为之外，不能称其为行政行为；在概念指称上，也不能界定为内部行政行为。

根据行为的性质也可以把行政机关内部行为分为两类：第一类是工作性质的，如上级机关对下级机关或行政首长对所属机构人员工作上的指示、命令、批准、批复等，以及行政机关的内部工作安排、计划、制度等；第二类是人事性质的，指行政机关对工作人员的奖惩、任免、考核、调动、工资、福利待遇等。第一类内部行为由于不涉及具体相对人的权益，行政机关之外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与之没有直接利害关系，故不能称为行政行为。第二类内部行为则不同，它直接涉及国家公务员的权益，公务员在其实施具体行政行为时，它完全是代表行政机关而为，是行政机关的化身，而在行政机关对其实施监督任免、考核、调动、决定工资、福利待遇等行为时，它是作为行政机关的相对一方，与行政机关发生法律关系。这类法律关系介于第一类内部行政法律关系与外部行政法律关系之间，甚至更多的接近于外部行政法律关系，例如行政机关辞退、开除公务员，给其人身权、财产权导致的影响几乎与行政机关吊销外部相对人从事某种职业、工作的许可证、执照相同。所以，内部人事管理行为和外部具体行政行为一样，都可能侵害到相关公民的合法权益，只不过作为内部管理关系的对象是具有特殊身份的公务员。因为行政机构内部劳动人事争议中的主体是行政机关和公务员。因此，行政机构内部劳动人事争议中的法律关系主要是行政机构和公务员之间的劳动人事纠纷关系。

关于行政机构和公务员之间的劳动人事纠纷的处理，目前《公务员法》只规定了可以复核和申诉。我国行诉法第12条第三款规定，人民法院不受理行政机关对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奖惩、任免等决定提起的诉讼。但如果这类行政行为影响公务员作为公民的基本权利，人民法院应该受理。即行政机关对内部劳动人事纠纷的处理结果只要不涉及相对人作为公民的基本权利和地位，相对人就不能向法院请求司法救济。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公务员不能因为其双重的身份而否定其作为普通公民所享有的权利。为受到某些内部行政行为侵害的公务员提供司法救济是平等原则的要求。对行政行为的研究着眼于对外部相对人的合法权益进行司法救济，对内部行为的研究则应当着眼于对公务员的合法权益进行司法保障。传统的行政诉讼理论着重于对外部相对人进行司法救济的研究，而对于同样具有公民身份的公务员权利的司法保障则较少论及。事实上，公民经法律程序进入国家公务员队伍以后，其原来的身份及其法律地位并不因此而丧失；公务员无论担任多高的行政职务，他仍然不失为一个公民，其作为公民的法律权利义务依然存在。目前，部分行政法学者也认识到内部行政法律关系中，如果行政机关的内部管理行为涉及到工作人员的基本权利，严重损害公务员的权益，应该被纳入行政诉讼的范围。对公务员实施开除或辞退等有关公务员基础身份的处分，对被处分人的权益构成极大的影响，这类行政行为也应当接受司法审查。将行政机关的部分内部行为纳入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很有必要。

二、行政机关之间的纠纷解决中的法律关系

行政机关之间的纠纷主要表现为权限冲突。我国行政法律体系本不是很完善，行政机关的权限与职责规定有的非常笼统、不明确，有的相互矛盾、不严谨，有的甚至没有规定，导致行政执法体系比较混乱，加上行政执法人员的素质参差不齐，实践中发生权限争议便屡见不鲜。

行政机关之间的权力争议既可能发生在国务院的各部委之间或同一地方政府的不同部门之间；也可能发生在不同地方但同级别政府的不同部门之间；还可能发生在上级政府部门与下级政府或下级政府部门之间；甚至可能发生在国务院与地方政府之间以及上下级地方政府之间。这些争议既包括积极的权力争议，即主张只有自己或与自己同性质的机关才有某项权力，而否认对方有某项权力；也包括消极的权力争议，即否认自己具有某项权力(这种权力可能难以带来利益却徒添责任)，现实中部门之间的许多“踢皮球”现象就属于这种权力争议。发生在行政机关之间的这些争议不仅可能导致行政系统内部的纠纷，而且往往使行政决定之间互相矛盾，直接影响行政相对人的权益。有些权力争议虽不直接影响相对人的权益，却直接影响公共利益。

我国行政机关之间权限争议现象的大量存在导致行政系统内部纠纷不断，影响行政机关的威信和行政相对人的权益。目前，由于缺乏制度化、规范化的解决渠道，这些争议难以及时有效的解决。

我国现行法律法规对行政机关之间尤其是各级政府部门之间的权力分割并不明确，对争议的解决机制更是涉及甚少。《宪法》、《国务院组织法》、《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民族区域自治法》以及两个《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等，只是粗线条地规定了各级政府的职责权力，对政府各部门的权力并未涉及，对部门之间、部门与下级政府之间权力争议的解决机制、机构和程序等少有规定。相关的条文只有：《立法法》第86条，“部门规章之间、部门规章与地方政府规章之间对同一事项的规定不一致时，由国务院裁决。”至于争议机关如何申请裁决、国务院裁决程序如何、有无时限规定等没有明确。

在行政实践中，行政机关之间权限争议主要有一下几种解决方式：一、由争议机关的共同上级行政机关解决，以前一般由各级政府办公厅（室）或监察机关等协调解决，必要时由行政首长出面解决，现在主要由各级政府的法制办具体承办或协调解决。二、通过部门之间自行协调解决。我国各级政府尤其是国务院，成立了大量的部际协调组织，这种协调组织主要是协商处理“齐抓共管事项”，同时也协商解决部门之间的权限争议。目前，这两种解决方式由于制度化、规范化严重不足，既缺乏具体的法律法规依据，又没有相关的程序保障，对权限争议的解决往往不及时、缺乏权威性。

除上述两种解决方式外，还有一种间接地解决行政机关权限争议的方式，即行政诉讼。在法律对行政机关的权限有明确规定的情形下，无权行政机关对行政相对人依有权行政机关的行政决定（如许可或确认）所为的行为进行处罚或否定，或者有权行政机关对行政相对人依无权行政机关的行政决定所为的行为进行处罚或否定，就可能引发权限争议；通过行政相对人提起撤销之诉，法院经审理判决撤销无权行政机关的行政决定或维持有权行政机关的行政决定，这种权限争议就被间接地解决了。另外，对于消极的权限争议，由行政相对人提起行政不作为诉讼，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得到解决。不过，由于我国不是判例法国家，法院对特定案件的判决不具有推而广之的效力，这些类型的行政诉讼难以成为常规的、有效的权限争议解决方式。况且，一旦发生相关行政机关主动介入引发权限争议的情形，按现行规定，法院就不能直接判决行政机关之间的权限争议，只能逐级上报至相关上级行政机关解决权限争议，然后才能就讼案作出判决。这样将使案件久拖不决，影响司法效率和相关权益的维护。因此，必须构建新型的诉讼种类才有望解决。

三、结语

我国行政机构内部劳动人事争议和行政机关之间权力争议现象的大量存在以及得不到及时有效解决的现状，不仅导致行政系统内部纠纷不断，影响行政机关的威信，更为严重的是，行政相对人的权益或公共利益常常成为行政机关之间权力争议的牺牲品。通过梳理行政机关内部法律关系，我们可以更为清晰的看出行政机关内部纠纷亟需完善的几点：一方面，应该通过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明确规定各级政府及其职能部门的权力，尽可能减少行政机关内部纠纷的发生；另一方面，尽早把部分内部行为纳入诉讼范围，并通过采取各种其他措施不断完善解决行政机关内部纠纷的法律机制，以促进法治政府的早日到来。鉴于本文旨在梳理行政机关内部法律关系，于此不再赘述。

参考文献：

[1]姜明安.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M].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

[2]黄先雄.法治视野下的我国行政机关权力之争[J].河北法学,2006,7.

[3]陈小华.内部行政行为的可诉性研究.[J].行政与法,2001,4.

[4]刘晓、樊孝群.“内部行政行为”之法律含义探讨.[J].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2.

[5]闫尔宝.论内部行政行为的几个问题.[J].行政法学研究,1996,(4):14.

内部行政范文篇4

一、正确认识税务内部行政管理工作存在的问题及原因

近年来,各级国税机关采取多种措施加强内部行政管理工作，修订完善了机关工作的一系列制度规范，推进了内部行政管理的规范化、科学化和精细化。但随着国税事业的不断发展，内部行政管理中也出现一些不符合、不适应科学发展的问题，主要有：

一是整个制度体系还需要进一步完善。尽管定期对制度进行修订，但各项内部管理制度还没有形成一个科学完整的制度体系，制度之间存在相互失调、重复交叉等现象。有的制度还需要通过实践然后修订完善。有的制度需要进一步规范统一。

二是内部管理制度执行力不够。受人员、经费等原因制约，在内部管理的执行力、创新力不足，奖罚机制重物质，轻精神，重正面激励，轻负面惩处，致使绩效考评效果不佳，对各项工作的督促检查不力。

三是管理方法还不够精细。注重划粗线条，突出对结果的管理，忽视了过程管理、环节制约和细节管理。

四是内部管理程序有的不够规范化。科室之间工作衔接有隙，加上有些程序受各方面因素的影响，存在先天性的不足，管理漏洞逐渐显现。上述问题的存在有主观的，有客观的也有历史的原因，大多数税务干部对内部行政管理在思想认识上比较模糊，没有得到充分的理解和重视，在狠抓落实上没有形成良性互动的管理机制。

二、明确税务内部行政管理体系建设的指导思想和工作目标

税务内部行政管理体系建设要紧紧围绕国税中心工作，以确保国税工作高效协调、安全运转为目的，以政务、财务、后勤保障为重点，坚持以人为本，健全制度，完善机制，全面加强机关自身建设，逐步形成规范有序、运转协调、廉洁高效、监督有力的机关内部行政管理新格局，为推动国税事业和谐稳定发展提供有力保障。

税务内部行政管理体系建设要坚持“谋划于决策前、督办于决策后、协调于全过程”的工作思路，努力实现“三精、四细、五化”的管理模式，促进内部行政管理水平的全面提升。“三精”：争创一流业绩、打造管理规范精品；建设节约型机关、推行管理成本精品；创建学习型机关、培养高素质人才精英。“四细”：细分目标任务、细分人员职责、细分科室职能、细分工作流程。“五化”：细化、量化、流程化、标准化和规范化。

三、加强税务内部行政管理体系建设坚持的原则

一是强化领导，狠抓落实。加强对内部行政管理体系建设的领导，成立一把手为组长的领导小组，在内部行政管理体系建设领导小组的统一领导下，按照“统一规划、统一部署、分工协作、全员参与”的工作方式，明确分工和责任，统筹和协调各方面的资源和力量，共同开展内部行政管理体系建设工作，确保各项工作落实。

二是统筹规划，分步实施。统筹规划做好内部行政管理的各项工作，制定内部行政管理体系建设实施计划，在现有内部行政管理工作的基础上，针对需要，分步骤、成系列地制定标准、完善制度，及时梳理、总结内部行政管理体系建设工作中的经验和问题，进行进一步完善。

三是齐抓共管，全员参与。内部行政管理体系覆盖全员，贯穿税务工作的始终，要建成统一规范、运转高效、公正透明的内部行政管理体系，必须引导全体税务干部树立“人人有责、积极参与”的意识，达成全员都是管理者、监督者、责任者的共识，形成分管领导具体抓、部门齐抓共管、干部全员参与的生动局面。

四是突出重点，协调发展。内部行政管理体系建设涉及税收工作的方方面面，必须避免内部行政管理体系建设的孤立化、片面化、模式化，要把内部行政管理体系建设融入到组织收入、征管改革、纳税服务、文化建设等各项工作中去，突出重点，分清主次，统筹兼顾，充分利用内部行政管理建设的成果，促进国税各项工作协调发展。

四、加强税务内部行政管理体系建设的工作重点

针对存在的问题，加强内部行政管理体系建设要从转变管理理念入手，建立健全机关工作规范，理顺各部门工作职责，提高制度执行力，积极开展效能型、节约型、和谐型、阳光型国税建设：

一是健全机制，提高国税工作效能。在提高国税执行力和办事效率上下功夫，以“科学、规范、高效”为目标，健全规范行政、业务、党务、人事教育等各项管理制度，进一步优化工作流程，健全岗责体系，完善考核办法，大力推行督办、催办、回复制度，优化行政决策，加强工作落实力度，提高行政效率。建立健全与税收工作相适应、符合人员特点的分类管理体制和有效激励机制，继续推行干部能级管理、绩效考核等办法，实现人事管理规范化、民主化，努力建立一支力量充足、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干部队伍，为各项工作的顺利开展提供人力保证。

二是严格控制，厉行勤俭节约。切实强化经费管理和节能减排，加大财务公开力度，严格预算编制和执行。加大对全体干部职工节约意识的教育培养力度，全面压缩水电、车辆、办公费和招待费等各类经费，严格控制全局各项支出，实现资金使用效益的最大化。

内部行政范文篇5

关键词：企业；内部；行政管理；重要性

企业内部行政管理主要的职责就是处理企业内部大量事务性与繁琐的工作。当前，建立行政管理部门的工作在企业间的普及度越来越高。提高企业内部的行政管理水平，已经成为促进各企业发展的基本任务之一。因此，必须明确企业内部行政管理工作的概况，认清行政管理在企业内部的重要性，才能发挥出其重要作用，促使企业能够更好地发展。

一、企业内部行政管理概述

企业内部行政管理是对整个企业的各个部门和工作人员进行沟通与协作的桥梁，是促使企业成为一个整体的纽带。企业行政管理的工作内容主要可以分为以下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管理。行政管理部门的管理任务体现在企业内部的各项工作之中，是使企业高层决策得以实施的关键。行政管理部门要收集各种与企业有关的数据信息，并对该资料进行整合，以便在有需要时能够及时的为有关部门提供意见与建议。因此，行政管理部门在整个公司的运作过程中就体现出了一种负责统一管理的职责。第二部分是负责协调。行政管理并不仅仅负责对领导指令的简单上传下达，行政管理工作人员需要对企业横向、纵向、对外都必须做好沟通协调。在使各部门间进行有效的交流、使上级的指令明确的到达下级手中的基础上，还要进一步做好工作的协调，从而为企业上下健康运作做保障。第三部分是服务。服务是企业内部行政管理部门的工作根本。在一个企业中，行政管理的服务可以体现为对企业生产运作过程提供的保障体系、对企业市场经营提供的后勤保障支撑、对领导决策提供的配套服务等，以便使企业获得最大化的整体经济效益[1]。为企业的其他部门提供服务也是行政管理部门的职能之一，行政管理在企业内的服务是企业得以健康运作的根本。

二、企业内部行政管理存在的问题与对策

（一）企业行政管理层缺乏对行政管理重要性的认识。当前，经济全球化已经成为了一股不可逆的浪潮，这对企业成长有着双面的作用，是机遇也是挑战。各企业要想在市场经济的大浪潮中屹立不倒，加强企业内部行政管理是关键。但是，许多企业的行政管理层并没有意识到其重要性，忽略了对企业综合能力提升的工作。因为管理层的不重视，就导致了企业没有健全的行政管理系统，阻碍了企业发展。由于企业行政管理层对行政管理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常常会导致企业领导层的决策与企业实际相脱离，极大地阻碍了企业的经济发展，无法实现企业经济利益最大化。企业行政管理层应当从自身出发，提升对行政管理的认知度与重视程度，提升自身行政管理水平。（二）企业行政管理与其他部门的沟通不足。企业行政管理人员与其他部门进行有效沟通，是行政管理的重要职能之一。如果行政管理人员仅仅把自己看作一个管理者，而忽视了沟通者与协调者的角色，将会对企业的运作造成不良影响。行政管理人员仅仅负责传达领导层指令的工作远远不够，必须对自己的工作职能进行细致思考。如果行政管理人员工作消极，则会影响到其他部门工作的积极性，从而导致行政管理部门与各部门之间的关系紧张。这种由于缺乏沟通而对企业造成的不利影响，必须制止，行政管理部门应当积极主动地与其他部门保持有效地沟通频率，并且依据企业自身情况制定出相应规定，督促与鼓励其他部门及时向行政管理部门反馈信息。（三）企业内行政管理制度不够完善。如今，建立行政管理部门的工作虽然已经在各大企业中普及，但是企业却没有发挥出行政管理部门的作用，行政管理部门在企业中的地位常容易被忽视，这种现象的存在势必会对企业的发展产生阻力。因此，必须建立完善的企业内部行政管理制度，如此，才能保障企业顺利展开工作，才有可能为企业高效增加效益。

三、企业内部行政管理的重要性

（一）企业内部行政管理可以提升实现自身发展目标的能力。通常，每个企业都会有自身发展目标，而其目标的实现离不开行政管理在企业内部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其作用可以总结为以下几点：一是在企业如何确定、确定怎么样的管理目标、如何现实的过程中发挥着的计划作用。二是完善企业内部横向、纵向部门之间职责关系的组织作用，并协助企业运营，从而使企业行政管理事务工作的开展得到保证。三是为了让工作人员能够完成工作而制定一系列具体准则的指挥作用。四是控制作用，行政管理的控制作用就是指控制、监测、协调指挥工作的一系列对策[2]。为了使企业健康稳定的发展，企业行政管理系统若能充分发挥自己的职责，将上述的作用发挥出来，可以促进企业实现自身发展目标。（二）企业内部行政管理能够增强自身综合竞争优势。当前，在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下，企业林立，要想从大量的企业中脱颖而出，就不能忽视企业内部的行政管理。反之，可以通过企业内部行政管理组织员工进行学习和培训，保持企业和员工的先进性。以便于更好地促进企业发展，增强企业自身的综合竞争力。（三）企业内部行政管理可以提升自身适应与发展能力。行政管理是一个企业得以健康发展的关键。企业内部的行政管理工作贯穿于整个企业的运作过程，是企业管理者与员工们能够有效交流的保证。为了使自家的企业能够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脱颖而出，必须通过企业内部的行政管理来更新企业的发展理念，让企业能够与时俱进，不被时代的浪潮所抛弃，从而提升企业自身对市场的适应与发展能力。

四、结束语

总之，在这个市场激烈竞争的时代中，企业要想得到更好的发展，不被时代所淘汰，就一定要做到与时俱进，充分认识到行政管理的重要性[3]。因此，面对当前企业内部行政管理工作中存在的一些问题，一定要采取解决措施，好的行政管理是一个好企业的重要标志。认清企业行政管理的重要性，加强企业的行政管理，是企业发展的大势所趋。

参考文献

[1]袁亮.浅谈行政管理工作在企业运营中的重要性[J].中国管理信息化,2015,18(21):102-103.

[2]张娜.浅析新时期企业行政管理的重要性及创新路径[J].经贸实践,2017(17):174.

内部行政范文篇6

一、行政机构内部劳动人事争议中的法律关系

剖析行政机关的内部法律关系，首先要先界定行政机关内部行为的性质。行政机关内部行为是指行政机关对其所属机构及其工作人员所实施的不直接涉及相对人权益的有关组织、指挥、协调、监督等行为。行政法学界对于行政机构内部行为是否属于行政行为，有两种观点：一种是否定说，其理由是：①内部行为只影响政府内部，其得失问题，通过承担内部行政纪律处分的方式解决，不在行政诉讼之列，不属于行政行为的范畴；②内部行为是基于行政隶属关系而为，内部隶属关系不是法律关系，而是组织关系。另一种是肯定说，称其为内部行政行为。其主要理由是：该种行为也是为法律所规定的，因此是产生法律效果的行为。笔者认同否定说，因为对予行政行为概念的界定是以行政诉讼制度为其产生的背景并为行政诉讼制度服务为目的的，对于不宜由司法审查的内部行为应当排除在行政行为之外，不能称其为行政行为；在概念指称上，也不能界定为内部行政行为。

根据行为的性质也可以把行政机关内部行为分为两类：第一类是工作性质的，如上级机关对下级机关或行政首长对所属机构人员工作上的指示、命令、批准、批复等，以及行政机关的内部工作安排、计划、制度等；第二类是人事性质的，指行政机关对工作人员的奖惩、任免、考核、调动、工资、福利待遇等。第一类内部行为由于不涉及具体相对人的权益，行政机关之外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与之没有直接利害关系，故不能称为行政行为。第二类内部行为则不同，它直接涉及国家公务员的权益，公务员在其实施具体行政行为时，它完全是代表行政机关而为，是行政机关的化身，而在行政机关对其实施监督任免、考核、调动、决定工资、福利待遇等行为时，它是作为行政机关的相对一方，与行政机关发生法律关系。这类法律关系介于第一类内部行政法律关系与外部行政法律关系之间，甚至更多的接近于外部行政法律关系，例如行政机关辞退、开除公务员，给其人身权、财产权导致的影响几乎与行政机关吊销外部相对人从事某种职业、工作的许可证、执照相同。所以，内部人事管理行为和外部具体行政行为一样，都可能侵害到相关公民的合法权益，只不过作为内部管理关系的对象是具有特殊身份的公务员。因为行政机构内部劳动人事争议中的主体是行政机关和公务员。因此，行政机构内部劳动人事争议中的法律关系主要是行政机构和公务员之间的劳动人事纠纷关系。

关于行政机构和公务员之间的劳动人事纠纷的处理，目前《公务员法》只规定了可以复核和申诉。我国行诉法第12条第三款规定，人民法院不受理行政机关对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奖惩、任免等决定提起的诉讼。但如果这类行政行为影响公务员作为公民的基本权利，人民法院应该受理。即行政机关对内部劳动人事纠纷的处理结果只要不涉及相对人作为公民的基本权利和地位，相对人就不能向法院请求司法救济。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公务员不能因为其双重的身份而否定其作为普通公民所享有的权利。为受到某些内部行政行为侵害的公务员提供司法救济是平等原则的要求。对行政行为的研究着眼于对外部相对人的合法权益进行司法救济，对内部行为的研究则应当着眼于对公务员的合法权益进行司法保障。传统的行政诉讼理论着重于对外部相对人进行司法救济的研究，而对于同样具有公民身份的公务员权利的司法保障则较少论及。事实上，公民经法律程序进入国家公务员队伍以后，其原来的身份及其法律地位并不因此而丧失；公务员无论担任多高的行政职务，他仍然不失为一个公民，其作为公民的法律权利义务依然存在。目前，部分行政法学者也认识到内部行政法律关系中，如果行政机关的内部管理行为涉及到工作人员的基本权利，严重损害公务员的权益，应该被纳入行政诉讼的范围。对公务员实施开除或辞退等有关公务员基础身份的处分，对被处分人的权益构成极大的影响，这类行政行为也应当接受司法审查。将行政机关的部分内部行为纳入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很有必要。

二、行政机关之间的纠纷解决中的法律关系

行政机关之间的纠纷主要表现为权限冲突。我国行政法律体系本不是很完善，行政机关的权限与职责规定有的非常笼统、不明确，有的相互矛盾、不严谨，有的甚至没有规定，导致行政执法体系比较混乱，加上行政执法人员的素质参差不齐，实践中发生权限争议便屡见不鲜。

行政机关之间的权力争议既可能发生在国务院的各部委之间或同一地方政府的不同部门之间；也可能发生在不同地方但同级别政府的不同部门之间；还可能发生在上级政府部门与下级政府或下级政府部门之间；甚至可能发生在国务院与地方政府之间以及上下级地方政府之间。这些争议既包括积极的权力争议，即主张只有自己或与自己同性质的机关才有某项权力，而否认对方有某项权力；也包括消极的权力争议，即否认自己具有某项权力(这种权力可能难以带来利益却徒添责任)，现实中部门之间的许多“踢皮球”现象就属于这种权力争议。发生在行政机关之间的这些争议不仅可能导致行政系统内部的纠纷，而且往往使行政决定之间互相矛盾，直接影响行政相对人的权益。有些权力争议虽不直接影响相对人的权益，却直接影响公共利益。

我国行政机关之间权限争议现象的大量存在导致行政系统内部纠纷不断，影响行政机关的威信和行政相对人的权益。目前，由于缺乏制度化、规范化的解决渠道，这些争议难以及时有效的解决。我国现行法律法规对行政机关之间尤其是各级政府部门之间的权力分割并不明确，对争议的解决机制更是涉及甚少。《宪法》、《国务院组织法》、《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民族区域自治法》以及两个《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等，只是粗线条地规定了各级政府的职责权力，对政府各部门的权力并未涉及，对部门之间、部门与下级政府之间权力争议的解决机制、机构和程序等少有规定。相关的条文只有：《立法法》第86条，“部门规章之间、部门规章与地方政府规章之间对同一事项的规定不一致时，由国务院裁决。”至于争议机关如何申请裁决、国务院裁决程序如何、有无时限规定等没有明确。

在行政实践中，行政机关之间权限争议主要有一下几种解决方式：一、由争议机关的共同上级行政机关解决，以前一般由各级政府办公厅（室）或监察机关等协调解决，必要时由行政首长出面解决，现在主要由各级政府的法制办具体承办或协调解决。二、通过部门之间自行协调解决。我国各级政府尤其是国务院，成立了大量的部际协调组织，这种协调组织主要是协商处理“齐抓共管事项”，同时也协商解决部门之间的权限争议。目前，这两种解决方式由于制度化、规范化严重不足，既缺乏具体的法律法规依据，又没有相关的程序保障，对权限争议的解决往往不及时、缺乏权威性。

除上述两种解决方式外，还有一种间接地解决行政机关权限争议的方式，即行政诉讼。在法律对行政机关的权限有明确规定的情形下，无权行政机关对行政相对人依有权行政机关的行政决定（如许可或确认）所为的行为进行处罚或否定，或者有权行政机关对行政相对人依无权行政机关的行政决定所为的行为进行处罚或否定，就可能引发权限争议；通过行政相对人提起撤销之诉，法院经审理判决撤销无权行政机关的行政决定或维持有权行政机关的行政决定，这种权限争议就被间接地解决了。另外，对于消极的权限争议，由行政相对人提起行政不作为诉讼，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得到解决。不过，由于我国不是判例法国家，法院对特定案件的判决不具有推而广之的效力，这些类型的行政诉讼难以成为常规的、有效的权限争议解决方式。况且，一旦发生相关行政机关主动介入引发权限争议的情形，按现行规定，法院就不能直接判决行政机关之间的权限争议，只能逐级上报至相关上级行政机关解决权限争议，然后才能就讼案作出判决。这样将使案件久拖不决，影响司法效率和相关权益的维护。因此，必须构建新型的诉讼种类才有望解决。

内部行政范文篇7

关键词：行政机关；内部法律关系；纠纷解决机制

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的特殊历史时期，且这个转型期还将持续很长一段时间。在一元的社会结构向多元化的社会结构转变过程中，社会主体的多元化将导致利益的多元化，加之社会主体权利意识的日渐增强，令社会纠纷日益增多，且纠纷的形式将日益复杂。司法因其自身难以克服的局限性使得诉讼这一纠纷解决方式并不能成为万全之策。行政机关解决纠纷机制因“直接、快捷、专业性强、成本较低”等优点逐渐为国家、社会、当事人所青睐。我国行政机关解决纠纷机制有行政调解、行政裁决、行政仲裁、行政复议、行政信访等多种形态，可以解决多种行政纠纷问题。在行政纠纷的多种形式中，行政机关的内部纠纷占了很大一部分。我国行政机关机构复杂，人员众多，其中的内部人事关系和行政机关之间的权限争议，是此种行政纠纷的两种表现。本文拟从这两种行政纠纷入手，对行政机关的内部法律关系进行梳理，以期对我国行政纠纷解决机制的完善有所裨益。

一、行政机构内部劳动人事争议中的法律关系

剖析行政机关的内部法律关系，首先要先界定行政机关内部行为的性质。行政机关内部行为是指行政机关对其所属机构及其工作人员所实施的不直接涉及相对人权益的有关组织、指挥、协调、监督等行为。行政法学界对于行政机构内部行为是否属于行政行为，有两种观点：一种是否定说，其理由是：①内部行为只影响政府内部，其得失问题，通过承担内部行政纪律处分的方式解决，不在行政诉讼之列，不属于行政行为的范畴；②内部行为是基于行政隶属关系而为，内部隶属关系不是法律关系，而是组织关系。另一种是肯定说，称其为内部行政行为。其主要理由是：该种行为也是为法律所规定的，因此是产生法律效果的行为。笔者认同否定说，因为对予行政行为概念的界定是以行政诉讼制度为其产生的背景并为行政诉讼制度服务为目的的，对于不宜由司法审查的内部行为应当排除在行政行为之外，不能称其为行政行为；在概念指称上，也不能界定为内部行政行为。

根据行为的性质也可以把行政机关内部行为分为两类：第一类是工作性质的，如上级机关对下级机关或行政首长对所属机构人员工作上的指示、命令、批准、批复等，以及行政机关的内部工作安排、计划、制度等；第二类是人事性质的，指行政机关对工作人员的奖惩、任免、考核、调动、工资、福利待遇等。第一类内部行为由于不涉及具体相对人的权益，行政机关之外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与之没有直接利害关系，故不能称为行政行为。第二类内部行为则不同，它直接涉及国家公务员的权益，公务员在其实施具体行政行为时，它完全是代表行政机关而为，是行政机关的化身，而在行政机关对其实施监督任免、考核、调动、决定工资、福利待遇等行为时，它是作为行政机关的相对一方，与行政机关发生法律关系。这类法律关系介于第一类内部行政法律关系与外部行政法律关系之间，甚至更多的接近于外部行政法律关系，例如行政机关辞退、开除公务员，给其人身权、财产权导致的影响几乎与行政机关吊销外部相对人从事某种职业、工作的许可证、执照相同。所以，内部人事管理行为和外部具体行政行为一样，都可能侵害到相关公民的合法权益，只不过作为内部管理关系的对象是具有特殊身份的公务员。因为行政机构内部劳动人事争议中的主体是行政机关和公务员。因此，行政机构内部劳动人事争议中的法律关系主要是行政机构和公务员之间的劳动人事纠纷关系。

关于行政机构和公务员之间的劳动人事纠纷的处理，目前《公务员法》只规定了可以复核和申诉。我国行诉法第12条第三款规定，人民法院不受理行政机关对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奖惩、任免等决定提起的诉讼。但如果这类行政行为影响公务员作为公民的基本权利，人民法院应该受理。即行政机关对内部劳动人事纠纷的处理结果只要不涉及相对人作为公民的基本权利和地位，相对人就不能向法院请求司法救济。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公务员不能因为其双重的身份而否定其作为普通公民所享有的权利。为受到某些内部行政行为侵害的公务员提供司法救济是平等原则的要求。对行政行为的研究着眼于对外部相对人的合法权益进行司法救济，对内部行为的研究则应当着眼于对公务员的合法权益进行司法保障。传统的行政诉讼理论着重于对外部相对人进行司法救济的研究，而对于同样具有公民身份的公务员权利的司法保障则较少论及。事实上，公民经法律程序进入国家公务员队伍以后，其原来的身份及其法律地位并不因此而丧失；公务员无论担任多高的行政职务，他仍然不失为一个公民，其作为公民的法律权利义务依然存在。目前，部分行政法学者也认识到内部行政法律关系中，如果行政机关的内部管理行为涉及到工作人员的基本权利，严重损害公务员的权益，应该被纳入行政诉讼的范围。对公务员实施开除或辞退等有关公务员基础身份的处分，对被处分人的权益构成极大的影响，这类行政行为也应当接受司法审查。将行政机关的部分内部行为纳入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很有必要。

二、行政机关之间的纠纷解决中的法律关系

行政机关之间的纠纷主要表现为权限冲突。我国行政法律体系本不是很完善，行政机关的权限与职责规定有的非常笼统、不明确，有的相互矛盾、不严谨，有的甚至没有规定，导致行政执法体系比较混乱，加上行政执法人员的素质参差不齐，实践中发生权限争议便屡见不鲜。

行政机关之间的权力争议既可能发生在国务院的各部委之间或同一地方政府的不同部门之间；也可能发生在不同地方但同级别政府的不同部门之间；还可能发生在上级政府部门与下级政府或下级政府部门之间；甚至可能发生在国务院与地方政府之间以及上下级地方政府之间。这些争议既包括积极的权力争议，即主张只有自己或与自己同性质的机关才有某项权力，而否认对方有某项权力；也包括消极的权力争议，即否认自己具有某项权力(这种权力可能难以带来利益却徒添责任)，现实中部门之间的许多“踢皮球”现象就属于这种权力争议。发生在行政机关之间的这些争议不仅可能导致行政系统内部的纠纷，而且往往使行政决定之间互相矛盾，直接影响行政相对人的权益。有些权力争议虽不直接影响相对人的权益，却直接影响公共利益。

我国行政机关之间权限争议现象的大量存在导致行政系统内部纠纷不断，影响行政机关的威信和行政相对人的权益。目前，由于缺乏制度化、规范化的解决渠道，这些争议难以及时有效的解决。

我国现行法律法规对行政机关之间尤其是各级政府部门之间的权力分割并不明确，对争议的解决机制更是涉及甚少。《宪法》、《国务院组织法》、《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民族区域自治法》以及两个《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等，只是粗线条地规定了各级政府的职责权力，对政府各部门的权力并未涉及，对部门之间、部门与下级政府之间权力争议的解决机制、机构和程序等少有规定。相关的条文只有：《立法法》第86条，“部门规章之间、部门规章与地方政府规章之间对同一事项的规定不一致时，由国务院裁决。”至于争议机关如何申请裁决、国务院裁决程序如何、有无时限规定等没有明确。

在行政实践中，行政机关之间权限争议主要有一下几种解决方式：一、由争议机关的共同上级行政机关解决，以前一般由各级政府办公厅（室）或监察机关等协调解决，必要时由行政首长出面解决，现在主要由各级政府的法制办具体承办或协调解决。二、通过部门之间自行协调解决。我国各级政府尤其是国务院，成立了大量的部际协调组织，这种协调组织主要是协商处理“齐抓共管事项”，同时也协商解决部门之间的权限争议。目前，这两种解决方式由于制度化、规范化严重不足，既缺乏具体的法律法规依据，又没有相关的程序保障，对权限争议的解决往往不及时、缺乏权威性。

除上述两种解决方式外，还有一种间接地解决行政机关权限争议的方式，即行政诉讼。在法律对行政机关的权限有明确规定的情形下，无权行政机关对行政相对人依有权行政机关的行政决定（如许可或确认）所为的行为进行处罚或否定，或者有权行政机关对行政相对人依无权行政机关的行政决定所为的行为进行处罚或否定，就可能引发权限争议；通过行政相对人提起撤销之诉，法院经审理判决撤销无权行政机关的行政决定或维持有权行政机关的行政决定，这种权限争议就被间接地解决了。另外，对于消极的权限争议，由行政相对人提起行政不作为诉讼，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得到解决。不过，由于我国不是判例法国家，法院对特定案件的判决不具有推而广之的效力，这些类型的行政诉讼难以成为常规的、有效的权限争议解决方式。况且，一旦发生相关行政机关主动介入引发权限争议的情形，按现行规定，法院就不能直接判决行政机关之间的权限争议，只能逐级上报至相关上级行政机关解决权限争议，然后才能就讼案作出判决。这样将使案件久拖不决，影响司法效率和相关权益的维护。因此，必须构建新型的诉讼种类才有望解决。

三、结语

我国行政机构内部劳动人事争议和行政机关之间权力争议现象的大量存在以及得不到及时有效解决的现状，不仅导致行政系统内部纠纷不断，影响行政机关的威信，更为严重的是，行政相对人的权益或公共利益常常成为行政机关之间权力争议的牺牲品。通过梳理行政机关内部法律关系，我们可以更为清晰的看出行政机关内部纠纷亟需完善的几点：一方面，应该通过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明确规定各级政府及其职能部门的权力，尽可能减少行政机关内部纠纷的发生；另一方面，尽早把部分内部行为纳入诉讼范围，并通过采取各种其他措施不断完善解决行政机关内部纠纷的法律机制，以促进法治政府的早日到来。鉴于本文旨在梳理行政机关内部法律关系，于此不再赘述。

参考文献：

[1]姜明安.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M].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

[2]黄先雄.法治视野下的我国行政机关权力之争[J].河北法学,2006,7.

[3]陈小华.内部行政行为的可诉性研究.[J].行政与法,2001,4.

[4]刘晓、樊孝群.“内部行政行为”之法律含义探讨.[J].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2.

[5]闫尔宝.论内部行政行为的几个问题.[J].行政法学研究,1996,(4):14.

内部行政范文篇8

关键词：行政机关；内部法律关系；纠纷解决机制

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的特殊历史时期，且这个转型期还将持续很长一段时间。在一元的社会结构向多元化的社会结构转变过程中，社会主体的多元化将导致利益的多元化，加之社会主体权利意识的日渐增强，令社会纠纷日益增多，且纠纷的形式将日益复杂。司法因其自身难以克服的局限性使得诉讼这一纠纷解决方式并不能成为万全之策。行政机关解决纠纷机制因“直接、快捷、专业性强、成本较低”等优点逐渐为国家、社会、当事人所青睐。我国行政机关解决纠纷机制有行政调解、行政裁决、行政仲裁、行政复议、行政信访等多种形态，可以解决多种行政纠纷问题。在行政纠纷的多种形式中，行政机关的内部纠纷占了很大一部分。

我国行政机关机构复杂，人员众多，其中的内部人事关系和行政机关之间的权限争议，是此种行政纠纷的两种表现。本文拟从这两种行政纠纷入手，对行政机关的内部法律关系进行梳理，以期对我国行政纠纷解决机制的完善有所裨益。

一、行政机构内部劳动人事争议中的法律关系

剖析行政机关的内部法律关系，首先要先界定行政机关内部行为的性质。行政机关内部行为是指行政机关对其所属机构及其工作人员所实施的不直接涉及相对人权益的有关组织、指挥、协调、监督等行为。行政法学界对于行政机构内部行为是否属于行政行为，有两种观点：一种是否定说，其理由是：①内部行为只影响政府内部，其得失问题，通过承担内部行政纪律处分的方式解决，不在行政诉讼之列，不属于行政行为的范畴；②内部行为是基于行政隶属关系而为，内部隶属关系不是法律关系，而是组织关系。另一种是肯定说，称其为内部行政行为。其主要理由是：该种行为也是为法律所规定的，因此是产生法律效果的行为。笔者认同否定说，因为对予行政行为概念的界定是以行政诉讼制度为其产生的背景并为行政诉讼制度服务为目的的，对于不宜由司法审查的内部行为应当排除在行政行为之外，不能称其为行政行为；在概念指称上，也不能界定为内部行政行为。

根据行为的性质也可以把行政机关内部行为分为两类：第一类是工作性质的，如上级机关对下级机关或行政首长对所属机构人员工作上的指示、命令、批准、批复等，以及行政机关的内部工作安排、计划、制度等；第二类是人事性质的，指行政机关对工作人员的奖惩、任免、考核、调动、工资、福利待遇等。第一类内部行为由于不涉及具体相对人的权益，行政机关之外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与之没有直接利害关系，故不能称为行政行为。第二类内部行为则不同，它直接涉及国家公务员的权益，公务员在其实施具体行政行为时，它完全是代表行政机关而为，是行政机关的化身，而在行政机关对其实施监督任免、考核、调动、决定工资、福利待遇等行为时，它是作为行政机关的相对一方，与行政机关发生法律关系。这类法律关系介于第一类内部行政法律关系与外部行政法律关系之间，甚至更多的接近于外部行政法律关系，例如行政机关辞退、开除公务员，给其人身权、财产权导致的影响几乎与行政机关吊销外部相对人从事某种职业、工作的许可证、执照相同。所以，内部人事管理行为和外部具体行政行为一样，都可能侵害到相关公民的合法权益，只不过作为内部管理关系的对象是具有特殊身份的公务员。因为行政机构内部劳动人事争议中的主体是行政机关和公务员。因此，行政机构内部劳动人事争议中的法律关系主要是行政机构和公务员之间的劳动人事纠纷关系。

关于行政机构和公务员之间的劳动人事纠纷的处理，目前《公务员法》只规定了可以复核和申诉。我国行诉法第12条第三款规定，人民法院不受理行政机关对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奖惩、任免等决定提起的诉讼。但如果这类行政行为影响公务员作为公民的基本权利，人民法院应该受理。即行政机关对内部劳动人事纠纷的处理结果只要不涉及相对人作为公民的基本权利和地位，相对人就不能向法院请求司法救济。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公务员不能因为其双重的身份而否定其作为普通公民所享有的权利。为受到某些内部行政行为侵害的公务员提供司法救济是平等原则的要求。对行政行为的研究着眼于对外部相对人的合法权益进行司法救济，对内部行为的研究则应当着眼于对公务员的合法权益进行司法保障。传统的行政诉讼理论着重于对外部相对人进行司法救济的研究，而对于同样具有公民身份的公务员权利的司法保障则较少论及。事实上，公民经法律程序进入国家公务员队伍以后，其原来的身份及其法律地位并不因此而丧失；公务员无论担任多高的行政职务，他仍然不失为一个公民，其作为公民的法律权利义务依然存在。目前，部分行政法学者也认识到内部行政法律关系中，如果行政机关的内部管理行为涉及到工作人员的基本权利，严重损害公务员的权益，应该被纳入行政诉讼的范围。对公务员实施开除或辞退等有关公务员基础身份的处分，对被处分人的权益构成极大的影响，这类行政行为也应当接受司法审查。将行政机关的部分内部行为纳入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很有必要。

二、行政机关之间的纠纷解决中的法律关系

行政机关之间的纠纷主要表现为权限冲突。我国行政法律体系本不是很完善，行政机关的权限与职责规定有的非常笼统、不明确，有的相互矛盾、不严谨，有的甚至没有规定，导致行政执法体系比较混乱，加上行政执法人员的素质参差不齐，实践中发生权限争议便屡见不鲜。

行政机关之间的权力争议既可能发生在国务院的各部委之间或同一地方政府的不同部门之间；也可能发生在不同地方但同级别政府的不同部门之间；还可能发生在上级政府部门与下级政府或下级政府部门之间；甚至可能发生在国务院与地方政府之间以及上下级地方政府之间。这些争议既包括积极的权力争议，即主张只有自己或与自己同性质的机关才有某项权力，而否认对方有某项权力；也包括消极的权力争议，即否认自己具有某项权力(这种权力可能难以带来利益却徒添责任)，现实中部门之间的许多“踢皮球”现象就属于这种权力争议。发生在行政机关之间的这些争议不仅可能导致行政系统内部的纠纷，而且往往使行政决定之间互相矛盾，直接影响行政相对人的权益。有些权力争议虽不直接影响相对人的权益，却直接影响公共利益。

我国行政机关之间权限争议现象的大量存在导致行政系统内部纠纷不断，影响行政机关的威信和行政相对人的权益。目前，由于缺乏制度化、规范化的解决渠道，这些争议难以及时有效的解决。

我国现行法律法规对行政机关之间尤其是各级政府部门之间的权力分割并不明确，对争议的解决机制更是涉及甚少。《宪法》、《国务院组织法》、《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民族区域自治法》以及两个《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等，只是粗线条地规定了各级政府的职责权力，对政府各部门的权力并未涉及，对部门之间、部门与下级政府之间权力争议的解决机制、机构和程序等少有规定。相关的条文只有：《立法法》第86条，“部门规章之间、部门规章与地方政府规章之间对同一事项的规定不一致时，由国务院裁决。”至于争议机关如何申请裁决、国务院裁决程序如何、有无时限规定等没有明确。

在行政实践中，行政机关之间权限争议主要有一下几种解决方式：一、由争议机关的共同上级行政机关解决，以前一般由各级政府办公厅（室）或监察机关等协调解决，必要时由行政首长出面解决，现在主要由各级政府的法制办具体承办或协调解决。二、通过部门之间自行协调解决。我国各级政府尤其是国务院，成立了大量的部际协调组织，这种协调组织主要是协商处理“齐抓共管事项”，同时也协商解决部门之间的权限争议。目前，这两种解决方式由于制度化、规范化严重不足，既缺乏具体的法律法规依据，又没有相关的程序保障，对权限争议的解决往往不及时、缺乏权威性。

除上述两种解决方式外，还有一种间接地解决行政机关权限争议的方式，即行政诉讼。在法律对行政机关的权限有明确规定的情形下，无权行政机关对行政相对人依有权行政机关的行政决定（如许可或确认）所为的行为进行处罚或否定，或者有权行政机关对行政相对人依无权行政机关的行政决定所为的行为进行处罚或否定，就可能引发权限争议；通过行政相对人提起撤销之诉，法院经审理判决撤销无权行政机关的行政决定或维持有权行政机关的行政决定，这种权限争议就被间接地解决了。另外，对于消极的权限争议，由行政相对人提起行政不作为诉讼，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得到解决。不过，由于我国不是判例法国家，法院对特定案件的判决不具有推而广之的效力，这些类型的行政诉讼难以成为常规的、有效的权限争议解决方式。况且，一旦发生相关行政机关主动介入引发权限争议的情形，按现行规定，法院就不能直接判决行政机关之间的权限争议，只能逐级上报至相关上级行政机关解决权限争议，然后才能就讼案作出判决。这样将使案件久拖不决，影响司法效率和相关权益的维护。因此，必须构建新型的诉讼种类才有望解决。

三、结语

我国行政机构内部劳动人事争议和行政机关之间权力争议现象的大量存在以及得不到及时有效解决的现状，不仅导致行政系统内部纠纷不断，影响行政机关的威信，更为严重的是，行政相对人的权益或公共利益常常成为行政机关之间权力争议的牺牲品。通过梳理行政机关内部法律关系，我们可以更为清晰的看出行政机关内部纠纷亟需完善的几点：一方面，应该通过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明确规定各级政府及其职能部门的权力，尽可能减少行政机关内部纠纷的发生；另一方面，尽早把部分内部行为纳入诉讼范围，并通过采取各种其他措施不断完善解决行政机关内部纠纷的法律机制，以促进法治政府的早日到来。鉴于本文旨在梳理行政机关内部法律关系，于此不再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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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部行政范文篇9

【内容提要】民主和责任，是现代政府公共行政活动所必须奉行的两项基本原则，也是支配政府行为的内在价值取向。二者既有区别，更有联系，相辅相成，缺一不可。本文从政府与公民的关系、政府内部间的关系等两个层面，分析了公共行政的民主和责任取向的内涵和意蕴，对中西方公共行政实践中若干问题进行了剖析，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政府作为“一以公民的自愿联合或本质上的强制性为基础的组织”（注：参见斯蒂格利茨等《政府为什么干预经济——政府在市场经济中的角色》，中国物资出版社1998年版，第69页。）其产生源于人民的公意达成和公意授权，其功能在于运用其他社会组织所不具备的强制性公共权威，承担起无可替代的社会责任，这内在地决定了民主取向和责任取向，必然是现代政府公共行政活动所必须奉行的两项基本原则，以及支配政府行为的内在价值准则。二者既有区别，更有联系，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一、在迄今为止的各种类型国家中，拥有行政权力、履行行政职能的主体无疑都是政府，但对现代民主制国家而言，政府的这种行政主体地位又是有限的、有条件的，它必然受制于社会、公民或立法机关，由此决定了现代公共行政的民主取向。对此我们可以从以下两个层面加以说明。

（一）政府与公民的关系

从终极根源上看，政府及其公共权力产生于人民的直接或间接授权，这是任何一个民主国家所确定的一项根本的宪政原则。虽然人民授权的具体方式和过程在政府体制不同的国家会有所不同，但这并不影响它们本质上的一致性，那就是人民对政府直接或间接的授权，不仅是现代政府及其公共行政合法性的惟一来源和公共行政运作的前提，而且也是现代民主的一种典型形式。这就从根本和实质上决定了政府的公共行政活动必须遵循和体现民主原则和民主精神。有悖于此的政府必然丧失其存在的基本依据。

若从现代经济学的观点来看，人民与政府的这种授权与被授权关系，实际上是一种契约关系，它规定着政府与公民间在权力与义务方面的双向依存关系。在这种关系中，就公民而言，一是通过同意（选举）或遵从使政府获得合法性行使权力的基础，二是通过纳税给予政府经济支持。同时，公民也自然期望能从政府那里得到相应的回报，包括以服务对象的身份获得政府提供的良好服务。就政府而言，它在获得公民的政治和经济支持的同时，必须按契约要求提供令后者满意的服务。显然，政府的合法性和权威性与政府所提供的服务的质量、数量、效率和有效性存在着紧密的正相关关系。这里，显然不存在着自上而下的、单方面的“恩赐”，而是体现着一种资源交换关系和互利行为。

然而，在实际操作过程中，由于政府是公共行政权的直接掌握和行使者，是各类重要社会资源的实际拥有者，又拥有庞大的官僚体制和内在的权力膨胀和扩展欲望；而作为授权者一方的民众，却大都处于独立无援的分散状态，他们在与政府的契约关系中往往处于相对弱者的地位，这就使得政府极易违背其初衷，偏离公共行政的民主取向。要知道，政府并不是“天使”的化身，公共选择学派把政府官员视作亚当·斯密所说的“经济人”这一假设，固然有失之偏颇之处，但现实中的政府的确不总是那么高尚，政府机构谋求内部私利而非公共利益的所谓“内在效应”(interalities)现象在资本主义国家的“金元”政治中有着淋漓尽致的表现。在社会主义国家，同样在理论上不能完全排除政府机构的“内在效应”的可能性，在实践中，少数政府官员的腐败行为更时有发生。其典型表现就是所谓的“寻租”现象，其主要危害在于“不仅使生产经营者提高经济效率的动力消失，而且还极易导致整个经济的资源大量地耗费于寻租活动，并且通过贿赂和宗派活动增大经济中的交易费用。”从而成为导致政府腐败的一个重要根源。

为了避免和遏制这种现象的发生和加剧，世界各国从制度上、法律上、伦理道德和意识形态上做了长期不懈的努力。其中，当以下述几方面最为有效，也最能体现公共行政的民主取向。

其一，建立和健全立法机关、司法机关对政府的权力制约机制。这里，问题的关键是通过一套复杂的机制，既能防止政府的权力膨胀到难以控制而有害公民和社会的地步，又能避免损害政府的权威而以牺牲公共行政效率为代价。在这方面西方国家分权制衡构架以及中国的民主集中制各具特色。前者的特点在于各个国家机构各有各的职权，但彼此之间互相制约。这意味着每一个部门特别是行政部门行使权力的时候，都受到其他部门的监督和制约，都要承担相应的责任，因此不得不慎重行事。尽管如此，西方国家仍普遍出现了以行政权力膨胀为主要特征的所谓“行政专横”现象。

中国的民主集中制至少从形式上看，不同于西方国家循环型的分权制衡机制，因为最高国家权力可以追溯到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其他国家机关包括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都由它产生，对它负责，受它监督，而它则不受其他国家机关的制约。但中国的全国人大其最高国家权力地位是仅就国家机构系统内部而言的，它表现的是宪政结构；若着眼于实际的政治过程，国家的最高权力的拥有者是作为惟一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的中央委员会，它表现的是党政结构。宪政结构与党政结构相结合，并以党政结构为核心，构成了中国政治系统的主体部分，这是其一。其二，无论是宪政结构还是党政结构又都通过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在反映和代表人民的利益和愿望上取得了根本的一致，从而体现了执政党和国家机关的人民性质。这是中国民主集中制本质上不同于西方分权制衡体制之所在。但从操作层面上看，中国的直线型权力结构仍然缺乏必要的分权和制约，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现象还普遍存在，人大的权力得不到充分保障，这必然影响对行政权力的有效控制，降低了公共行政的民主化水准。为此，应采取有效措施，建立和健全权力之间的内部制约机制，当务之急是从法律制度和程序上保证人大成为名符其实的国家权力机关，特别是确保人大切实履行重大事项的决定权和对由它产生的政府的监督权。（注：参见张惠敏等《健全我国人大监督制约制度的框架设计》，载《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1998年第4期。）。包括加强人大的法律监督、工作监督和人事监督机制，建立或健全相应的组织机构。

其二，实现行政权力同经济权力的二元化分离，政府权力背离民主取向的经济基础本质在于行政权力与经济权力的融合。要保证公共行政的民主性，核心要解决政府与企业、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明确产权，真正确立企业和其他经济组织作为独立市场主体的地位，使经济组织摆脱行政附属物的地位。行政权力不再直接干预经济组织的权力，使企业在市场上行使自己的权力。这对中国这样一个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发展中国家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目前应着重抓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1.以政企分开为突破口，加快现代企业制度建设。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放权让利”为主线的“渐进式”改革思路的确立，中央将大部分部属企业下放地方管理，目的是减少行政干预，增强企业活力，但在政企不分的体制没有根本改变的条件下，这实际上只是将企业从中央的附属物变成了地方的附属物，造成了政企关系的地方化，使本来应该直接下放给企业的权力滞留在地方政府手中，企业仍未能真正成为适应市场的法人实体和竞争主体。另一方面，在新旧体制交替的过程中，由于市场发育不全，企业在资金筹措、物资配置、能源供给等关键环节均遇到困难，又不得不求助于政府给予照顾或解决。针对上述状况，当前最紧迫的工作是要加快市场化改革的进程，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转变各级政府经济职能，切实贯彻政企分开的原则，明晰企业产权，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把企业生产经营管理权力切实还原给企业，使其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市场主体。同时，实现政府行政权力与国家所有权的分离，并把政府的经济管理职能与国有资产经营职能分开，健全国有资产管理系统和运营机制。

2.切断政府部门与其主管的经济主体之间的利益连带关系。在实现经济体制和经济增长方式两个根本转变的过程中，计划体制下政府部门主管经济主体的职能趋于萎缩，但并未完全消失，而且政府部门与其主管的经济主体历史上形成的利益连带关系也仍然存在，因此应在撤并专业经济部门的基础上，加快变政府机关直接管理所属经济主体为行业管理的步伐，从而切断政府部门与其主管的经济主体的利益连带关系，从体制上消除政府职能错位的根源。

其三，健全公民对政府的民主监督机制，扩大公民对公共行政的参与。民主监督的关键是政府公共行政活动的公开性，即确保政府的透明度和人民对政府公共行政活动的知情权。包括公开机关工作计划、工作总结、人员管理和经费开支等情况。如果政府缺乏透明度，公民就缺乏必要的相关信息，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公民和社会就很难对政府进行有效的监督。在中国近年来一些地方政府也开始实施“公示制”，即政府行政机关通过向社会公开明示自己的职责范围、行政内容、行政标准、行政程序、行政时限和违示惩戒办法的方式，增强政府公共行政过程的透明度，自觉接受社会监督，提高政府为社会提供优质高效服务的自觉性和主动性。

扩大公民对公共行政的参与，主要是指公民不通过代议机关，直接参与公共行政活动。公民对公共行政的直接参与既是公共行政的民主取向的突出表现，也是其重要保障，特别是对于以普遍性和后及性为特点的公共决策来说，没有公民的直接参与，公共政策往往缺乏对公民需求的了解以及对公民利益的整合，难以达成与广大公民的事前共识，在实施中必将遇到种种阻力。这样一方面有可能直接损害公民的合法权益，背离公共行政的民主取向，另一方面还会造成行政成本高而行政效率低的后果，即使该项行为本身正确，也达不到理想的效果。因此，政府应当为公民直接参与公共行政活动提供充分而有效的渠道，并且不仅在实体法上而且也在程序法上保证公民参与公共行政的权利，使公民在政府制定和实施与公民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公共政策时，能够比较充分地表达自己的意愿。近些年来，国际公共行政领域出现了倡扬公民参与的“社区主义”潮流：不少国家对政府与社区的角色重新定位，特别是把传统政治学、行政学很少讨论的“社区”概念，视为设计未来公共事务治理模式的关键因素。因为，政府难以解决的无数繁难公共问题，“社区”在这方面却具有独到的优势。例如，传统处理公共政策议题的层级常常是在中央或省级政府，社区主义治理的模式则强调自下而上地参与，使公共政策的制定更能符合民众最直接的需求。由此“社区主义”在欧美国家成为拓展公共行政领域的重要手段。在新加坡，李光耀致力于建立“新加坡人的社区主义”，（注：汪明生等：《海峡两岸公共行政与跨世纪发展研讨会论文集》，1999年，第145、161页。），以使社区所有成员包括政府、民意代表、市民等，在公共论坛中都能理性地表达己方的意见，耐心地倾听他方的意见，并在社会系统中彼此增加充分的理解。这既有利于重建政府与民间的信任关系，又有利于整合国家与社会的总体资源以创造“双赢”的局面。

（二）政府的内部关系

公共行政的民主取向不仅体现在政府与公众的关系中，而且也体现在政府内部。后者恰恰为传统的公共行政所忽视，在以首长负责制为内在体制、以金字塔结构为外在形态的行政科层体系中，权力自上而下呈单向辐射状，组织结构趋于呆板、僵硬。这一状况与当代灵活快捷的信息社会以及不断变化的公民需求形成巨大反差，使行政组织无法对社会和公民需求的变化作出迅速而有效的回应。最近20年来，公共行政改革成为一个世界性潮流，其中至少有两项内容以政府内部关系的民主化为主要取向。

一是权力下放。即将原来集中于中央政府的权力下放到地方和基层的行政组织单位。这些权力包括提供各种服务的行动方案、行动程序以及相配套的人事、预算管理。权力下放使得公共行政能够面对公民需求，迅速调整行动方案，实现既定目标，解决社会存在的问题，并在与公众的互动过程中，建立相互信任、合作的社会关系。此外，由于地方和基层行政组织一般是由民主选举产生的，它们与其选民有更直接、更公开的接触和联系。地方政府拥有更多的权力，就会使选民感到他们所选举的政府是真正代表了他们的利益，其公共行政活动也就带有更鲜明的民主色彩。正因为有上述优越性，世界各国公共行政改革的一个共同内容就是权力下放。众所周知，中国的改革开放其一条主线就是中央政府向地方政府的权力下放。1978年以来中国陆续出台了一系列以“放权让利”为主线的重大改革措施，初步建立了旨在尽可能充分体现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这一“互动”原则的机制。在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上，原有体制下中央集中过多，管得过死的状况，以及地方政府权力与责任长期相背离的不合理运行状态已有较大改观，大大激发和增强了地方经济活力和地方政府管理的自觉性和责任心，同时也在许多方面分担了中央政府的调控压力和增加了宏观协调的深度与广度，促进了中央关于地方发展目标和总体协调目标的实现。

二是赋予低层员工以更大的决策参与权。即全体行政人员包括低层人员都有对行政组织和个人目标的确立，对行政工作计划和程序的设计，以及对工作成果的评价发表意见的权利和义务。其实施途径主要有：①团体决策。即行政方针的决定，重要问题的解决，都由组织成员本着民主参与的原则，以团体决策的途径来制定或者抉择。这样可以博采众长，以保证决策方向的正确性。②咨询制度。即行政领导在对一项政策或事务作出决定之前，主动征询下属或有关方面人士的意见，从而使各项工作更加完善。③建议制度。即行政领导允许并鼓励工作人员对行政事务，自由提供意见，以便作决定时参考。通过建议制度可以广开言路，以不断改进各方面的工作。

二、权力的授予必然伴随着责任的规定，政府在获得人民直接或间接授权的同时，也就承担了相应的责任。与政府的民主取向一样，政府的责任取向也是政府的内在价值标准。这主要表现在政府对社会（公民）的责任以及政府内部的责任等两个层面。

（一）政府对于公民的责任

政府责任首先表现为对国家权力主体的公民或代议机构负责，从根本上说，政府的一切公共行政行为，都必须符合和有利于公民的意志、利益和需求，都必须对公民承担责任。政府所承担的这种责任实质上是“公仆的责任”。它并非是空洞的政治口号，在公共行政实践中，它应具有可操作的标准和程序。经合组织最新出版物《负责任的政府》(1996)对政府提供的服务作了具体的质量规定：①让公民或企业参与决定政府应该提供什么水准、什么类型的服务，或者征求他们对这方面的意见；②告诉公民或企业，政府将提供什么水准、什么类型的服务；③公民或企业能

够合理地期待得到这种水准的服务；④如果不想提供适当水准的服务，公民或企业就有权利申诉并要求赔偿；⑤提供服务的办事机构应该建立服务质量目标体系，并且对照目标向公众汇报服务结果。

当然，政府在对公民负责的同时，公民也承担应尽的责任（义务），如主动、自觉纳税，服从法律，支持和配合政府工作，这实际上体现了政府与公民的双向责任关系。

（二）政府内部的责任

现代国家行政组织规模庞大、部门横生、人员众多、分工细致、职能复杂，由此产生了行政组织体系内部中央与地方、各个层级、各个部门以及各个行政人员之间的、与行政权力的再分配相一致的行政职责分解问题，这就需要通过行政组织内部具体化的责任制度，以保证公共行政行为的规范化，克服随意性，减少行政失误，提高行政人员的积极性和行政效率，使各级行政机关和行政人员既分工又合作，既严肃又灵活，从而有效实现公共行政的既定职能。

首先，从宏观上看，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权力和责任划分，构成了政府内部最基本和最主要的纵向权责关系。能否正确处理这两者关系，合理配置中央与地方政府的职责权限，直接关系到政府能否在整体上履行其应尽的职能和责任。就现阶段的我国而言，虽然经过近20年的改革和调整，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间的权责关系已趋于合理，而且宪法和有关法律对这种关系已经有了一些明确规定，但这些规定大都过于原则化，比较笼统、宽泛，不易操作，使得中央与地方的关系缺乏稳定性和连续性，对它的调整带有较大的随意性和不规范的行为，造成中央与地方互相掣肘、互相侵权现象较为普遍。此外，由于中央和地方的权责划分不够明确具体，且缺乏规范性，由此产生的相互扯皮的现象时有发生。为了克服这一状况，就需要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的职责权限，为此，有人提出首先应区分中央政府专有权力、地方政府专有权力以及中央与地方共有的权力三大类（注：参见谢庆奎等《中国政府体制分析》，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5年版，第124页。）；也有人强调要从人事权、财权、产权、立法权、经济调控权等方面划分中央与地方的职责权限（注：参见施九青等《当代中国政治运行机制》，山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78页。）；还有人认为，凡没有划给中央和地方的权力，原则上应归地方所有（注：参见张文寿《中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研究与思考》，当代中国出版社1994年版，第196页。），等等。我们认为，最根本的举措应是按照全面建立市场经济新体制的要求，实行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分级管理，做到两级管理的权利和责任的统一。具体地说，凡属全国性的事务，即涉及国家整体利益的事务由中央政府决定；凡属地方事务，即涉及行政区域利益的事务由地方政府决定。同时根据中央与地方政府在国家行政体系中的不同地位和作用来确定各自的核心领域，进而配备相应的职权。在配备职权时应遵循事务同类和职责权相称原则，尽可能将职权作整体划分，使它们各自有专门的管辖领域，并在各自的管辖领域内拥有较为完整的权力（注：参见潘小娟《中央与地方关系的若干思考》，载《政治学研究》1997年第3期。），同时承担相应的责任。在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职权的基础上，使中央与地方权力责任关系规范化、法制化，也就是说，中央与地方应在法治基础上形成新型的权力责任关系。为此，我国应以现行宪法的有关规定为依据，制定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与地方关系法》，以法律规范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包括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职责权限的划分原则、各?缘闹叭ǚ段А⒅叭ɑ值氖侄巍⒅醒攵缘胤郊喽降某绦颉⒎绞胶褪侄蔚鹊龋员3种醒胗氲胤饺ㄔ鸸叵档南嘤ξ榷ㄐ裕岣咧醒胗氲胤饺ㄔ鸸叵档髡难纤嘈院凸娣缎浴?/P>

其次，从微观上看，在政府组织内部，权力一般是自上而下层层授予的，相应地责任则是自下而上层层负责。从实际情况看，行政首长责任制是世界通行的政府管理体制，当代世界各国政府80%以上实行首长责任制。在这种体制下，一方面，行政下级对行政上级最终对行政首长承担忠于职守、努力工作、提高效率、遵纪守法的责任；另一方面，一切行政行为不管是否行政首长所为，行政首长都有连带责任。这种连带责任关系是为了强化行政首长的授权责任和管理压力，使行政首长不仅严于律己，正确授权，而且也要严于律他，善于监督。可见，在行政组织中，行政首长和行政下级实际上存在着一种双向责任关系。它要求经法定程序进入行政体系中的公职人员，一经确立行政职务关系，必须履行职务，不失职；必须遵循权限，不越权；必须符合法定目标，不滥用职权；必须合理行使自由裁量权，避免行政失当。它赋予公职人员与所处职位和职务相符合的职权和责任，从而建立职位、职务、职权、职责相一致的工作责任制度。这种责任制度保证了政府整体的权威性和公共行政的高效率。相反，如果在政府内部、机关各部门之间、工作人员之间缺乏这种明确、细致、稳定、长期的工作责任制度，权大责小造成胆大妄为、专横跋扈。

除了行政首长负责制外，行政组织内部针对某项任务，上下级之间进行授权分工，经常用“责任书”的形式来确定责任的归属。这种“责任书”一般用于行政系统内的上下级行政机关之间、行政委托与被委托人之间。它是一种典型的责任制，起着行政权力的再调整、行政责任的落实和行政后果的明确等作用。主要的类型有：行政授权合同、行政委托合同、行政责任合同等等。这些形形色色的行政责任制有利于克服人浮于事、推诿塞责等官僚主义现象，有利于解决“有权不管事，干事却无权”等问题，有利于上级对下级的控制和管理，有利于理顺行政内部关系，整合行政资源，提高行政效能和效率。它们一般局限于行政系统内部，是行政管理制度的具体化和变通方式，包括权力、责任、利益及奖惩等调控机制，是行政上级进行动员和控制以保证行政实施效果的有效方法。

三、由上述可见，公共行政的责任与民主取向，固然有侧重点的不同，但两者的相关性是非常密切的。

1.公共行政的责任取向是民主取向的必然要求。政府的公共行政权力来自人民主权的让渡，公共行政向人民负责是这一主权原则的合乎逻辑的发展。而只有将政府对人民以及政府内部各层级、各部门、各职位之间的严格、明确、具体的责任关系落实到位，人民主权原则才能从理想变为现实，公共行政的民主取向也才能真正确立。

2.公共行政的民主取向是责任取向的内在推动力量。公共行政的民主取向意味着政府必须以人民的同意和支持为合法性依据，意味着政府的一切行为必须符合公民的利益和意愿，意味着公共行政过程的公开化以便接受公民的监督，意味着公民不断扩展着的对公共行政的参与，还意味着公共行政不仅要充分地反映和实现各阶层公民的利益要求，也要充分调动各级政府和部门以及广大行政人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这些无疑构成了强化政府责任的强大的动力和压力，迫使政府强化为公民负责的“责任心”，并通过严密高效的内部权力—责任体系来履行好自己的责任。

3.公共行政的民主取向和责任取向借助于法律、法

内部行政范文篇10

关键词：行政事业单位内部会计控制措施

内部会计控制是单位为实现目标,保护资产的安全、完整,在遵守国家法律法规的前提下提高单位运营的效率及效果而采取的各种政策和程序的组合,是一个单位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前提和基础。所谓内部控制,是指企业为了保证各项经营管理活动的有效进行,保护资产的安全和完整,防止、发现、纠正错误与舞弊,保证会计资料的真实、合法、完整而制定和实施的政策与程序。内部控制可以分为会计控制和管理控制。内部会计控制是内部控制的重要组成部分。

内部会计控制制度的健全与否、有效与否,关系到一个单位的管理效率和发展潜力。行政事业单位不同于企业,它以实现社会公共效益为宗旨,不以营利为目的,把社会公共效益作为衡量业绩的基本标准。随着财政改革的日益深化,行政事业单位的财务管理改革也不断加强,已经逐步建立起了比较完善的管理体系和管理方式。

一、行政事业单位内部会计控制的特殊性

行政事业单位内部会计控制的基本目标是确保行政事业单位各项资金的安全运行,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保障单位管理的合法合规、资产安全完整,财务报告及相关信息真实完整。具体来说,行政事业单位的内部会计控制主要有以下特点:行政事业单位内部会计控制制度建设不以经济效益为前提,而以实现社会效益为目标;内部会计控制制度建设的空间相对企业来说要小;行政事业单位的组织结构、职能权限等方面受到外来制度和规定的约束,行政事业单位在资金来源、资本结构、会计处理等方面与企业有着很大的区别,内部会计控制制度建设的内容相对简单。

二、行政事业单位内部会计控制的现状

行政事业单位虽然逐渐开始通过建立内部会计控制制度来加强管理,防范风险。但在实际操作执行中由于控制环境难尽人意,政府预算约束弱化,并且缺乏严密的内部财务控制体系等原因,导致大多数行政事业单位内部会计控制作用不明显,并在一定程度上成为问题、漏洞存在的保护伞。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内部会计控制意识淡薄

内控意识是内控环境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只有具备良好的内控意识,才能建立健全的内控制度并促使其有效实施。但在研究中发现,行政事业单位管理人员内控意识相对薄弱。一些单位领导对内部会计控制制度的重要性认识还不到位,重事业发展、轻内部管理,甚至缺乏对内部会计控制知识的基本了解。有的单位领导错误地将财政的部门预算控制等同于内部会计控制。对财务会计工作重视程度也远远不够,忽视其控制监督职能。同时财务人员控制意识不强,也没有明确的岗位责任约束,日常监督与控制工作做得不好,缺乏基本的控制意识。

2.内部会计控制制度不健全,岗位设置不够合理

由于行政事业单位编制有限,人员紧张,部分单位建立内部会计控制制度时,没有将内部会计控制覆盖到单位的所有人员和各业务环节,岗位安排不尽合理,许多单位存在一人多岗、不相容岗位兼职现象。甚至个别单位将会计、出纳、资产管理等职务由一人担任。记账人员、保管人员、经济业务决策人员及经办人员没有很好的分离制约,固定资产管理混乱等问题十分突出。

3.预算控制比较薄弱

行政事业单位随着部门预算改革的推进,预算控制得到了一定程度加强,但仍较薄弱,主要表现为:

一是单位内部并没有对各责任科室人员的责任预算约束,也没有建立明确的费用支出和审批金额权限控制制度。业务招待费、办公费、差旅费等费用项目控制乏力。

二是预算编制比较粗糙,没有细化到具体项目。目前部门预算的编制一般仍根据当年财政状况、上年收支实绩、预算单位自身的特点和业务进行核定,大部分都还没有细化到具体项目,预算支出达不到逐笔进行核定的要求。

三是预算的计划性、科学性不强,预算调整追加较为频繁,资金使用缺乏预见性,削弱了预算的约束控制力。例如有的单位招待费实销实报,超过审批额度就申请追加;有的单位汽车的燃油费、修理费居高不下等。

4.财务与业务管理脱节

工作成败的关键因素就是人的因素,特别是内部会计控制制度的制定和贯彻落实更需要具有较高素质的专业人员。但在现阶段,由于一般行政事业单位内部会计核算较为简单,财务管理的地位未能得到充分体现。因此,对会计人员的素质要求并不如企业那么高。另外,也有许多单位的财务人员直接由业务人员兼任,对财务知识不了解,使他们难以实施内部财务监督。大部分单位内部的财务部门只起到“核算”、“付款”的作用。例如一些行政事业单位财务部门对于房租收入项目,往往只负责对收入登账核算,而对收入额确定是否合理、是否按合同及时进行收取、是否做到应收尽收等却未能实施必要的财务监控。

5.内外监督力度不够

一些行政事业单位没有内部审计机构或内部审计机构形同虚设,单位的内部审计工作得不到应有的重视和支持,整体上没有建立起对单位会计工作和经济活动的监督机制。

另外,在外部监督环节上,包括财政、审计等在内的政府监督机构,工作中各行其是,未能形成综合监督的合力;财政、审计部门大多偏重于对单位财政资金的运用是否合法、合规进行监督,较少对被审计单位是否建立有效的内部控制制度以及有效执行加以实质性检查。更严重的是,一旦查出问题,对其处罚往往对事不对人,重人情而轻规定,严重损害了法律的威严。作为行政事业单位主要外部监督力量的缺少有效的外部监督,在一定程度上使得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制度体系不够完善。

三、行政事业单位内部会计控制的措施和建议

1.增强内部会计控制的意识

(1)增强单位负责人内部会计控制的意识

单位负责人对本单位财务会计报告的真实性、完整性以及内部控制制度的合理性、有效性负责任,在单位内部会计控制中居主导地位、负主要责任。

(2)强化财会人员控制责任意识

财会人员的控制责任意识能够促使单位内部会计控制有效实行。具体可以从三方面着手:首先,加强对人员素质的前期控制,提高工作人员录用标准,严禁无证人员上岗;其次,强化岗前培训及继续教育,使其具备熟练的会计核算水平,熟悉单位的经济业务流程,树立强烈的岗位责任意识;还要加强对会计工作人员的职业道德和反腐倡廉教育,使其充分认识到会计信息失真的重大危害,自觉执行内部会计控制制度,从而防止营私舞弊现象的发生,优化财务管理。

2.建立健全内部会计控制制度

完善制度是加强内部会计控制的重要保障。建立和完善内部会计控制制度,细化责任,特别是加强对薄弱环节和重要岗位的控制,做到制度管人,责任到人,形成一个在内部控制方式、技术、手段等方面有章可循的完整的内部会计控制体系。确定哪些岗位和职务是不相容职务,并明确规定各个机构和岗位的职责权限,使不相容岗位和职务之间相互监督、相互制约,进而形成有效的制衡机制。例如,记账人员与审批人员、经办人员、财物保管人员的职责权限应当明确,并相互分离和制约;重大对外投资、资产处置、资金调度和其他重要经济业务事项的决策和执行要相互监督、相互制约;财产清查的范围、期限和组织程序必须明确;对会计资料定期进行内部审计的办法和程序应当明确等。

财政部门应该根据当地具体情况,在国家规定的内部会计控制的相关条款的基础上,以行政单位会计管理制度为载体,制定统一规范的行政事业单位内部会计控制制度,使各行政单位在内控方式、技术、手段等方面有章可循,在会计机构建设、岗位设置、职责权限划分方面更为科学合理。这样不仅能切实规范行政单位的会计行为,也有助于进一步减少单位资产损失风险,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

3.进一步加强全面预算控制

全面预算是行政事业单位财务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行政事业单位为达到既定目标编制的业务、资金、财务等年度收支总体计划,也是对行政事业单位日常业务规划的授权批准。单位的全面预算控制要求单位内部全部业务活动都按预算进行,是有效实施内部控制制度的载体和方法。

(1)在预算的制定上,要改革预算模式和编制方法。

在实行既有的部门预算、零基预算的基础上,适当引入绩效预算模式。部门预算的各项收支必须严格按照规定标准编制,按类、款、项、目进行细化,分门别类地在预算中单独编制,并要详细说明预算金额和支出标准。同时,对经费性支出实行定员定额制度。对于专项经费,要根据单位发展需要和财力可能,分轻重缓急予以适当分配。

(2)在预算的执行环节,应严格按制度执行,避免主观随意性。

预算单位要增强法制意识,严格按照制度办事,控制集体舞弊行为的发生。例如,在年度预算下达后,行政事业单位应该编制预算实施计划,把各个项目的实施进度详细准确地确定下来,把实施任务落实到部门和责任人,对于未能按时完成任务的部门和责任人给予适当处罚。特别强调的是,部门预算一旦经过财政部门审批,即具有法律效力。预算单位必须严格执行,财政部门要对预算编制、下达、资金拨付、资金使用的全过程进行监控管理。

4.加强业务流程控制

业务流程控制是内部会计控制的核心环节,其控制方法的合理性、有效性直接决定着控制目标的实现。行政事业单位的各项财务收支,应该按照规定的程序进行审批和批准。原始的“先审批后审核”?用授权批准替代了监督检查,不利于发挥会计的审核监督作用。因此,要建设合理的业务流程控制制度和完整的会计处理程序。例如,原始资料要先经过会计人员及内部相关部门检查和监督后再进入审批和记账等环节;对于已处理的会计信息或单位财务业务,一定要进行复核,强化财会人员的实际把关效果,防止违纪违规问题的发生。

5.继续完善内部审计和外部监督

(1)加强内部审计

对于行政事业单位而言,内部审计是内部会计控制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不仅要转变观念,还要对内部审计职能进行改造。内部审计不应只是独立的问题发现者,而应成为推动改革的使者。从而,提高内部审计机构层次,强化其权威性和独立性,使其制度化和规范化是我国行政事业单位加强内控和财务管理的当务之急。强化内部审计的作用,不仅要提高内审职能的地位,保持其与被审计部门的独立性,还要设置专职人员,确保内部审计人员独立行使职权。

(2)强化外部监督

对于国家来说,要充分发挥财政部门、审计机关或社会中介机构的权威性和监督作用,加强对事业单位内部会计控制制度建设的监督和指导,杜绝事业单位管理人员滥用职权而影响内部会计控制制度的正常施行,帮助单位建立和完善现有的制度,指出单位管理上的漏洞,从而促进单位内部会计控制制度的执行。这样,通过内部审计与外部审计紧密结合,形成合力,才能够更充分地发挥其在内部会计控制中的监督评价作用。

内部会计控制制度的建设及实施是一项任重而道远的工作,它不仅是制定一项制度或做一个固定的操作,也不只局限于某个人、某个环节、或某一个载体的控制,而是对整个经济活动的全过程实施的动态监督及控制。因此,作为财务管理人员,必须密切关注经济发展和会计动态,注重控制理论创新和机制创新,并根据形势需要对内部会计控制做出动态调整,从而完善机制,进而推进控制创新,力求内部会计控制与单位发展、时展相适应。行政事业单位这个特殊的单位,又不同于企业,有着自身的特点,特别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大发展的背景下,行政事业单位的建设也面临着新的严峻挑战,因此内部会计控制制度的健全也显得犹为重要。为保证行政事业单位正常运行,除了要建立起完善的内控制度外,更要使内部控制适应时展,做到与时俱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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