贸易效应范文10篇

贸易效应范文篇1

关键词：国际贸易；中美贸易；税收

一、对母国国际收支的不利影响

1.最初资本转移的不利影响：影响母国资本形成。由于与投资有关资本转移规则的本质在于转移方与被转移方之间的自由化与管辖权的争夺，因此，转移方与被转移方之间存在天然的矛盾。而转移方与被转移方（即外来投资者与东道国）之间又存在明显的南北分野，这就致使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就这一问题形成代表各自利益的两大集团。时至今日，两大集团之间虽有合作，但始终无法就与投资有关资本转移自由问题形成略具规模的多边架构。美国企业作为中国的主要外来投资者，将主要在本国形成和累积的原始资本向中国进行投资获取收益，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美国的资本形成，造成大量资本流失的“假象”。而国际上针对发展中国家的资本转移自由利益需求保护又使美国在转回投资收益上受到国际规则限制。比如，1985年6月拟定的《国际技术转让行动守则（草案）》之中，对资本转移的规则是：跨国公司有权自由移转法律上到期之所有支付，但这种自由权要遵守东道国立法要求之程序并服从东道国国际收支平衡困难之需要而采取的必要的限制。因此与中国的贸易中对美国资本形成上具有一定程度上的不利影响。2.逃避税收和税收优惠。如果东道国对跨国公司收入的征税水平比跨国公司母国国内收入征税水平低，就会刺激跨国公司向国外投资。同时，跨国公司可通过操纵转移定价、经营“皮包公司”及利用避税港等措施来逃避母国税收。跨国公司也可将东道国提供的免税期和其他财政优惠当作逃避国内税收的手段。中国一直以来针对外商的投资一直给予巨额的税收优惠政策，因此吸引了以美国为主的大批外商到中国投资。此外，著名的爱尔兰——荷兰三明治现象也能在一定程度上解释税收优惠及宽松的税收政策对跨国企业母国的吸引力。3.利润及特许费等的汇回。2017年12月2日，美国参议院以51票对49票通过特朗普税改法案。美国征税体系由全球纳税制+递延税制变为属地纳税制。在特朗普税改前，美国企业要想将在中国的投资利润回流，需要交东道国和母国两道税，但若将所得利润留存在中国，根据中国的征税政策则只需要遵从中国税制纳税。两相考虑之下，美国企业大多选择不将投资利润汇回。据瑞士银行统计，微软在境外持有的利润高达1240亿美元，苹果紧随其后，为1098亿美元。特朗普税改将汇回税率从35%降至15.5%以下，实行属地纳税制，使得美国企业税更具竞争力，鼓励美国公司将境外利润带回美国。税改后，美国企业只需要在利润产生的国家交税，而无需向美国政府交税，大幅降低了境外利润回流成本。企业所得税率的大幅降低，将增加企业盈利，促进美国国内投资，进而为美国创造就业，从而促进美国经济增长。事实上特朗普的税改也确实效果显著。2018年1月，苹果公司宣布一系列举措，以迎接根据上年底通过的税改法案即将到来的减税。该公司还承诺，将创造2万个新工作岗位，并建设一个新园区用于客户支持。苹果表示，计划将囤积在海外的现金遣返回国，预计将为此缴纳约380亿美元的税款。而美国后续考虑的问题是能否让回流的巨额资金在美国本土高效流转起来产生新的价值。

二、母国高端制造优势的减弱

高端制造业的显著特征是高技术、高附加值、低污染、低排放，具有较强的竞争优势。在以往较高的生产率不能抵消高工资的情况下，发达国家通过产业转移，旨在利用国外廉价劳动力降低生产成本获得高额利润，用以发展高利甚至暴利的国家高端制造行业及服务业。但技术进步是国际分工及产业转移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变量，会不断重塑这种分工边界。例如，早在20世纪80年代，美国服装工业的典型分工模式是：面料产自美国，危地马拉切割缝纫。这是因为纺织环节高度机械化，但布料切割还严重依赖人工。20世纪90年代这个分工变成了“美国纺织切割，危地马拉缝纫”：因为在此期间，美国成功开发了激光切割技术，从而实现了布料切割的精准自动化。整个行业的分工边界因此得以重塑。奥巴马上台后的“再工业化”意在利用美国在高端制造领域的技术积累，采用新的、先进设计，通过生产率优势抵消工资劣势，以招徕部分制造能力向美国本土的回流。但美国没能考虑到的是，中国拥有庞大的产业链上游。“四三方案”解决了农村生产要素；“一五”计划苏联援建150余个项目；还有建立的可以大体量供应工业人才的高等教育体系（高校建设重视理工科），使得中国虽然在20世纪90年代依靠劳动密集型的工业特点承接了大量发达国家的低端制造业，但在基础化工领域并不处于绝对劣势，反而通过向西方学习和借鉴逐步缩小了差距。与此同时，美国越来越意识到第二产业才是一个国家强大的支柱，没有哪个国家因为服务业而成为发达国家。因为工业贡献了更多的技术进步，所创造的实际价值也更高，而服务业只是从工业中分支而出，过去能够产生暴利依靠的是信息不对称。中国经济以制造业为主，美国经济集中在以服务业为主的工业化上，中国经济以制造业为主的经济结构正好适应美国国内市场需求，而中国对高端制造业的重视却又正与日俱增。《中国制造2025》这一文件在美国发起贸易战时多次被美国官方引用，被其作为中国在制造行业崛起的标志。根据文件，中国要在2025年从“制造大国”迈入“制造强国”，2035年迈入制造强国中等水平。美国给出的停止贸易战的四个条件之一就是中国终止该计划，足以见得在高端制领域优势的逐渐丧失是美国发动此次贸易战的一个重要原因。

三、就业机会损失

1.生产替代效应。生产替代效应指纯粹由于生产要素相对价格变化而维持产出不变时，引起的生产要素间的相互替代所形成的效应。中国具有规模最大的劳动力市场，劳动成本降低且技术熟练。中国前30年工业体系、产业基础和教育体系（工科人才）产能惊人，但收入体系却没有大幅提升，因此在中国可以以低廉的价格雇佣中高级人才。苹果公司CEO蒂姆•库克(2015)表示：苹果估计将需要8700名工业工程师来监督20万装配线工人。而在2014年，在美国完成大学级工业工程项目的总共只有7000名学生。相比之下，仅在深圳富士康，最高峰时就有24万名技术工人和工程师。相比中国，美国本土无法供应拥有相应技能的劳动力，同时美国国内的劳动力成本高昂，为了满足产品市场需要，大批美国企业选择在中国投资办厂，一定程度上使美国工人损失了就业机会。2.失业率居高不下。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失业率居高不下一直是美国的首要问题。一些美国政客认为问题出现在美国进口各种中国制品导致美国本土企业利益受损上。实际上，中国在美国开设了许多工厂，这些工厂也为美国本土居民提供了很多的就业岗位和就业机会。中美贸易战提高关税后，将导致各种产品的成本进一步提高，许多工厂只能采取裁员的措施来控制成本，这也将导致美国失业人口变得更多。

四、跨国公司与技术输出

1.知识产权保护。在2004年对研究与开发(R＆D)全球化的调查中，发现在发展中国家有84%的国家对知识产权保护不够充分。这些国家通常知识产权保护法律不健全或没有有效实施。例如长期以来，我国知识产权管理部门与企业间缺少直接有效的教育沟通渠道，导致不少企业在对外贸易中由于法律意识淡薄出现侵权行为，每年我国企业都会遭受美国“337调查”，涉案数量参差不齐，且少有胜诉。因此，美国认为向中国输出技术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存在制度风险，因为较弱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环境会使创新技术的价值受到损失，同时还有侵权及违背承诺的潜在威胁可能性。2.技术转让对母国资本和技术优势削弱。有数据显示，2005-2016年中国的知识产权进口额是出口额的几十倍，知识产权进出口出现很大的逆差，并且逆差在逐步扩大，由2005年的51.64亿美元扩大到了2016年的228.05亿美元；而美国知识产权进出口情况恰恰相反，呈现很大的贸易顺差。在我国不断加大对高新技术引进力度的形势下，美国对中国的技术转让门槛也更加严苛。如果拥有廉价劳动力优势的中国又轻而易举地获得技术优势，美国的资本和技术优势将会被大大削弱，随着美国有关行业的就业和工资受到不利影响，其制造业在全球的国际竞争力会被破坏，制造业部门甚至出现收缩迹象。美国要求中国高新技术领域对美国资本开放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希望对中国高新技术领域的发展进行控制和遏制。

综上，在与中国进行贸易往来的过程中，美国在资本形成、企业税收等国际收支领域较为严重的不利影响，同时在本国高端制造业进入一个大的发展瓶颈期，优势不断减弱和中国在高端制造领域不断实现突破的冲突中利润空间受到挤压，普遍较高的生产成本和工业人才供应难度造成的大量就业机会损失及对中国技术输出削弱了其资本和技术优势等都在一定程度构成了美国发动对华贸易战的原因。

参考文献：

[1]程璐.双边投资保护协定中的资本转移自由规则研究[D].西南政法大学,2008.

[2]杨佳慧.美国两次税制改革的差异分析——基于个人所得税和企业税的比较分析[J].绿色财会,2018(05):49-54.

[3]林明臻,郭真.中美贸易战的根本——贸易失衡问题探析[J].湖北社会科学,2018(09):77-81+88.

[4]薛明皋,薛克兢.跨国公司技术输出与制度风险的关系研究[J].科研管理,2010,31(S1):68-74.

贸易效应范文篇2

在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的进程中，不断扩大的对外直接投资对我国经济的发展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而对外直接投资在宏观经济发展中的表现主要有经济增长效应、就业效应、产业结构效应和贸易效应。其中贸易效应是指FDI与贸易的关系是一种替代还是互补关系也即FDI对于一国或地区的贸易发展是阻碍作用还是促进作用，国内学者对此进行了较多的研究。项本武基于引力模型，对我国1999～2001年间的FDI与贸易数据进行合成回归，得出了中国对东道国的直接投资促进了中国对该国的出口，但对该国的进口有替代效应的结论。陈发平对我国FDI与进出口贸易之间的关系采用ADF检验法和协整分析法，得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与进出口之间有长期稳定的关系，加快FDI能够促进我国对外贸易的更快发展。王喜平基于1982～2003年FDI与贸易数据采用VAR模型法，实证分析得出我国的FDI与出口贸易呈正相关关系，但两者的Granger因果关系不显著。从上述各研究结果可以看出，大多数学者都是基于我国对全球领域或发展中国家的FDI与贸易来考察贸易效应的，而对于我国对西方发达国家的FDI的贸易效应研究较少。因此，这种区域差异化的对外直接投资贸易效应值得我们进一步研究。中国与欧盟作为东西方的两大世界经济主体，双边的贸易和投资发展无论对于双边经贸关系的提升还是世界经济的发展都是至关重要的。随着中国加入WTO，中欧双边的贸易和双向投资发展更加的迅速。根据商务部的统计资料显示，2004年中国成为欧盟第二大贸易伙伴，欧盟成为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第一大技术来源地和第四大外资来源地。同时根据《2009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显示，截至2009年底，中国对欧盟直接投资流量为29．66亿美元，同比增长535．1％，占流量总额的5．3％，较上年增长5．35陪，直接投资存量62．77亿美元，占对欧洲直接投资存量的72．3％。基于中欧双边投资与贸易发展趋势，本文对中国对欧盟直接投资的贸易效应作了一次实证检验。

2中国对欧盟直接投资的贸易效应实证分析

2．1实证分析模型

在以往研究对外直接投与贸易关系的模型中，有进出口估计模型、协整检验模型等，本文借用引力模型，对其加以适当的变动来研究中国对欧盟直接投资的贸易效应。因此在变量的选取中，我们选择中国对欧盟的进口和出口总额作为因变量，用T加以表示，而对于自变量，我们选取中国对欧盟直接投资的历年存量与流量，分别用fc和fl来代表。除此之外，由于距离也是影响两国或两地区之间贸易流量的一个因素，但同时它也受到诸如政治、文化、心理等多种因素的影响，这些都是独立于模型的恒定量，因此在对模型的变动中我们引入了一个虚拟变量Dij。该虚拟变量用来代替传统模型中的距离变量和涵盖了一些其他的影响因素，同时该国家虚拟变量衡量了母国与各东道国之间的贸易联系强度。因此，引力模型变动为：Tij，t＝kflαij，tfcβij，t－1Dγij（1）对方程（1）取对数，将其转换成多元线性模型，如下：lnTij，t＝lnK＋αlnflij，t＋βlnfcij，t－1＋γlnDij＋εij，t（2）其中：Tij，t为中国对欧盟的进口或出口；flij，t为t时期中国对欧盟直接投资的流量；fcij，t－1为t－1时期中国对欧盟直接投资的存量；Dij为中国与欧盟的贸易关系的虚拟变量；εij为随机误差项；K、α、β、γ为待估参数。由于本文研究的是中国对欧盟直接投资的贸易效应情况，所以距离可以看成是固定的，我们将其与K进行合并，再有i始终代表中国。同时从以往的经验来看，双边的贸易流量也会受到两国人均国民收入（PGNI）的影响，以往诸多研究也有证明这一点。因此，对于方程（2），我们再对其进行改变，得到新模型为：lnTj，t＝Cij＋αlnflj，t＋βlnfcj，t－1＋γlnDj＋θlnPGNIj，t＋εj，t（3）其中，PGNIj，t为t时期欧盟各国的人均国民收入；Cij＝K＋γDij。据以上推导的模型，若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和存量的系数α、β为正数，那么中国对欧盟直接投资的贸易效应是创造性的，系数越大，贸易创造效应越大。而如果系数为负值，那么说明中国对欧盟直接投资的贸易效应是替代性的，而且系数绝对值越大，替代性越强。

2．2模型数据与方法

基于模型实用性的考虑，对于模型自变量的选取，我们选取了中国对欧盟27国中的德、英、法、意、荷等5国从2003—2008年的直接投资存量、2004—2009年的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对于因变量的选择，我们选取了2004—2009年中国对欧盟的进出口总额数据。该5国包括了中欧贸易额的70．58％和投资额的74．4％。所选取的数据资料来源于历年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中国统计年鉴》、国家商务部、国家统计局及中国投资网网站等。本文的实证分析采用面板数据回归模型法，利用Eviews软件对所选取的面板数据进行处理，建立回归模型。根据方程（2）与（3）可知，两者的区别是在于是否加入了人均国民收入（PGNI）这样一个影响因素。对于我们选取那个方程模型做研究有必要进行一些检验。对数据进行整理后，用广义最小二乘法（GLS）对模型（2）和（3）进行回归，得到结果如下：从以上回归的结果可知，在自变量中加入PGNI后，不存在在5％的置信水平内直接投资变量不显著的现象，所以模型（2）是适合于本研究的。

3中国对欧盟直接投资的贸易效应实证分析结果

3．1进口效应检验结果

根据以上的模型检验结果，我们利用进口数据并选择模型（2）进行进口效应的实证检验，得到结果为：据以上进口检验结果可以看到，模型的拟合优度很好，加权的R2达到了0．992666。再由系数检验的Prob．值来看，在5％的置信水平内所有变量系数都是显著的。检验结果表明，中国对欧盟直接投资流量（fl）每增加一个百分点，进口增加0．014个百分点；存量（fc）每增加一个百分点，进口增加0．193个百分点。从中可以看出，中国对欧盟直接投资的进口贸易效应是创造型的，即直接投资的增加可以带来进口贸易的扩大。同时可以看到，中国对欧盟直接投资存量的进口创造效应大于流量的创造效应，这也表明国对欧盟的直接投资转入生产之后将长期促进中国对欧盟进口贸易的发展。

3．2出口效应检验结果

我们再利用出口数据对模型（2）进行出口效应检验，所得结果为：据以上出口检验结果可知，模型的拟合优度也很好，加权的R2达到了0．974144。再由系数检验的Prob．值来看，在5％的置信水平内所有变量系数都是显著的。检验结果表明，中国对欧盟直接投资流量（fl）每增加一个百分点，出口增加0．052个百分点；存量（fc）每增加一个百分点，出口增加0．230个百分点。这表明，中国对欧盟直接投资的出口贸易效应也是创造型的，即直接投资的增加可以带来出口贸易的扩大。再有，中国对欧盟直接投资存量的出口创造效应大于流量的创造效应，同样表明中国对欧盟的直接投资转入生产之后将长期促进中国对欧盟出口贸易的发展。

贸易效应范文篇3

对于国际经济往来而言，无疑是先有国际贸易，尔后引发国际投资。国际贸易包括出口和进口，往返运输需要增加交易成本、中介费用和时差间隔，由此引发资本输出动机，即把资本直接投入到商品需求国家，就地生产就地销售。资本输出又引发生产要素的国际移动，由此出现跨国公司和国际金融。这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

尽管是国际贸易引发国际投资，但国际投资作为一个后来者却起来了主宰国际贸易的作用。21世纪是知识经济世纪，也是金融世纪，资本运营已成为现代经济活动的神经中枢。

当今世界经济格局的一个重要特征是经济全球化。一国的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终究要突破国界走向世界，经济发展已无边界。经济全球化也并非始于今日，早在19世纪中叶就已经开始了。现在不过是“在更高层次回到1941年以前时代的经济全球化趋势”。“从生产力发展的角度看，经济全球化是人类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科学技术达到了高发达水平的结果：人类发展到今天，在世界范围内选择低成本生产和低成本交易已经成为可能。”[1]

早在100多年前，马克思就对国际贸易、国际分工和国际投资作过描述。“由于机器和蒸汽的应用，分工的规模已使大工业脱离了本国基地，完全依赖于世界市场、国际交换和国际分工。”[2]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进一步强调了生产社会化必然要求国际分工、合作、交流的思想。“随着资产阶级的发展，随着自由贸易和世界市场的确定，随着工业生产以及与此相适应的生活方式的一致化，各国人民之间的民族孤立性和对立性日益消失下去。”[3]

在经济全球化和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的今天，国际分工和国际协作日益活跃，资本、技术、人力、信息等生产要素愈益跨越国家、民族的界限，在全球范围内自由、全面、大量、综合地流动和配置，特别是世界贸易组织的覆盖面日益扩大，已使国际投资和国际贸易规模出现空前的扩散效应和乘数效应。

二、国际投资引致生产要素跨国移动

单纯的国际贸易，主要是商品的跨国移动，只有国际投资，才有可能形成生产要素直接的和大量的跨国移动。在土地、资本、劳动三种生产要素中，除土地之外，资本和劳动都能在国际之间自由流动。

国际投资，即国际间的资本转移，指的是货币资本和贷款资金从一国流向他国。任何国家或地区要发展经济，必须积累资本。积累资本一种方法是国内储蓄，由储蓄转化为投资；另一种方法就是吸引外资，包括国际贷款和外商直接投资。在经济不发达国家，由于人均收入水平较低，储蓄能力受到限制，资本积累紧缺。在这种情况下，只有外来商品能形成入超现象，国内资本积累才有可能不减少当前消费。但是，入超国家又必须清偿入超商品的资金。由于资本积累不足，只有依赖外国贷款。而能否得到外国贷款，又取决于两国利率之间的差异，即债务国的利息必须高于债权国的利息。所以，国际投资的驱动因素是各国之间利率的差异。至于外商直接投资，则取决于生产成本、市场需求、预期回报率、投资环境和相关优惠政策等多种因素。

国际间的劳动要素的转移，主要取决于劳动价格，即取决于平均工资水平，比如某种类型的劳动在美国的工资率高于墨西哥，就成为墨西哥人跨越国界的经济动机。一般说来，发展中国家工资偏低，移民倾向尤甚。其次，劳动要素转移还取决于劳动者拥有的数量。在一个劳动资源相对过剩的国家，很容易引发向劳动资源稀缺的国家移民的动因。当然，国际投资也会引起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的劳动要素转移，但毕竟属于少量，而且大多是伴随着技术引进，随同设备和资金的技术人员配套转移。而且，这种转移大多带有临时性质。一旦投资项目完成，随行技术人员又会回归本土。

国际投资实现生产要素转移的微观载体是跨国企业。投资的始初动机是以谋求利润最大化为目的生产和经营。建立跨国企业伊始是资本运营，购进设备和技术，又实现了物质生产要素的转移，招聘经营人员和企业员工，又实现了劳动要素转移。可见，国际投资是生产要素跨国移动的第一推动力，跨国企业的规模和数量是鉴定生产要素移动的基本尺度。

生产要素跨国移动有两大效应：

（一）促进世界生产效率并提高实际收入水平

如果资本在美国的边际生产率低，在资本稀少的中国边际生产率高，若美国的资本流向中国，全世界的产值就会获得提高，最终超于均衡。自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外商投资不断增加，就是这个原因。

实际上，直接投资并不只是一种资本移动。有时，投资方“完全是在东道国借取创办企业的金融资本，只是加上它的商标牌号、经营准则，以及较少属于有形资产的一些其他资产而已。这个子公司一旦成为获利的企业，它就通过内部利润再投资和新借入资金来发展了，同时还把一部分利润上缴给那个很难看出其进行了投资的母公司”。[4]这种情况虽然鲜见，但仍会使双方感受其益，最重要的是促进了世界生产效率。

劳动要素的跨国移动也是如此。例如某种类型的服务业美国每天能赚15美元，而在意大利每天只能赚3美元；于是某一劳动者移居美国，每天升值到15美元，若移居意大利每天下降到3美元。这样移动的结果，致使意大利劳动的边际生产率自然趋向提高，而美国而相对下降。不过只要有差别，双方就会产生移民的经济动机，从而使实际收入水平提升。

（二）使生产要素稀少性相对差异减轻

由于资本和劳动被吸引到相对稀少的地区，随着跨国移动，相对稀少性在国际间就会减弱。印度相对过剩的劳动者迁往美国，就会降低美国劳动稀少程度，同时降低印度劳动的丰富程度。资本从相反的方向移动，将减轻资本在美国相对丰富的程度，同时降低资本在印度相对稀少的程度。

萨缪尔森写道：“物品在国际间的自由流动部分影响，就好像使生产要素在国际间自由流动一样，衣服从欧洲流向美国、食品从美国流向欧洲趋于使每一国家的特别充足的生产要素不像过去那样充足，并使每一国家的特别

稀少的生产要素不像过去那样稀少。”[5]生产要素在国际间的自由移动，会使各种生产要素的价格趋于均衡。

三、国际投资促使国际贸易立体扩散

国际投资直接推进的是中间产品的贸易，间接推动的是最终产品的贸易。一般说的国际贸易，指的是最终产品的贸易，即商品贸易。

国际投资实现的生产要素移动虽然减轻了商品的稀少性，从而减少了国际贸易的机会，可是从另一种意义上说，新生产场所的开辟和建立，又创造了新的贸易园地。假设有一个资本贫乏的国家，从外国进引长期贷款，用以发展本国产业。某些制造品（例如纺织品、塑料之类）原先输入本国市场，现在国内也可以像外国一样廉价生产，故而不需要再输入此类商品。不过由于本国发展生产的结果提高了收入，消费数量与结构已经变化，因而创造了新的需求。所以从现象上看，进口商品减少了，但国内市场却因生产要素的移动而扩大了。因此，一方面贸易关系是国际借贷的产物，即生产要素移动创造了新的商品需求；另一方面，国际贸易又能借助推广市场及刺激资源更有效的利用，因而能创造投资机会，不仅吸引了本国的投资者，也吸引了国外的投资者。新的投资者的出现，又扩大了市场的商品需求。这就是国际投资引发的贸易创造。

投资和贸易的不同之处在于：贸易是一种递增效应，投资则是一种乘数效应。按一般惯例估算，投资效应是贸易效应的5倍。尽管投资有风险，但风险越大，欲念越大，经营者依然会选择投资。只有投资，才能使国际贸易实现立体扩散。

我们不防借助一组数据来说明这个问题。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在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方面，1978~2007年，共签订投资协议项目464801个，合同金额9428.77亿美元，实际使用外商直接投资4997.60亿美元。其中，外商直接投资协议项目数从1980年的470个上升到2007年的4万多个，增长了近90倍，年均增长率为25.05%；合同外投资从1983年的17.32亿美元上升到2005年的1千多亿美元，增长了近70倍，年均增长率为23.35%；实际使用外商投资从1983年的6.36亿美元上升到2007年的535.05亿美元，增长了84.13倍，年均增长率为24.81%。中国已连续10年位居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吸收外商直接投资的首位。[6]

外商在华投资对双边贸易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我们可以从我国和外商投资企业的进出口总额来印证这个问题。

（一）我国的进出口总额的增长

我国的进出口总额从1983年的436.16亿美元上升到2007年的1万多亿美元，增长了19.52倍，年均增长率为16.02%。其中，出口贸易从1983年的222.26亿美元增长到2007年的5千多亿美元，增长了19.72倍，年均增长率为15.95%。我国出口总额在世界所占的比重同期也上升了5.86%，进口总额上升5.32%。出口总额排名由第17位上升到第3位。

（二）外商在华投资企业进出口总额的增长

外商在华投资企业的进出口总额从1980年的0.42亿美元上升到2007年的5千多亿美元，增长了11244.17倍，年均增长率为50.01%，其占我国对外贸易总额的比重上升55.48%。其中，外商在华投资企业的出口总额同期增长30042.63倍，年均增长率为56.56%，其占我国出口总额的比重上升54.82%；进口总额增长了68213倍，年均增长率为62.24%，其占我国进口总额的比重上升56.18%。可见，外商在华投资企业的对外贸易积极地推动了我国对外贸易的发展。[7]

国际经济学的传统观念认为，国际投资和国际贸易有互相抵消作用。国际投资引发的生产要素移动减轻了生产要素的稀少性。生产要素跨国移动数量越大，国际贸易的动机与赚取的利润也就越少。极言之，生产要素的相对稀少性的悬殊情况可能因国际投资完全消除，那么，引起国际贸易的原因也不复存在。但在实际上，不论是国际投资或是国际贸易，都不可能消除各国之间要素和商品的相对稀少性状态，所以两种功能得以并存，并会逐步扩大。

其实恰恰相反，国际投资和国际贸易更多地表现为互补作用。国际投资能够创造和扩大国际贸易，国际贸易也可以创造国际直接投资。这种关系分为四种情况：（1）投资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对本国出口贸易具有促进作用，如设备、技术和软件可跟随资本；（2）本投资国的出口贸易对本国的直接投资具有促进作用，如通过贸易出口可以引发直接投资就地销售跨国企业的产品；（3）投资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可以促进东道国的进口贸易，东道国引进了外资，相应地就会进口生产要素及技术软件；（4）东道国的进口贸易会促进投资国的直接投资，既然有了进口贸易，就会致使投资国实行直接投资，以创造更简便、更有利的贸易机会。

根据国际贸易的实践经验，建立各种经济共同体撤销关税壁垒，实现自由贸易，更能实现比较利益。由此获得的经济利益，西方经济学称之为“贸易创造”。但是，这种情况只适用于经济一体化组织内部，对外却设置一个共同的关税壁垒，可能导致“贸易转向”。当经济共同体的国家较低成本的供给来源代替了共同体内较高成本的来源，即会出现“贸易转向”，即转向低成本的国家。[8]令人遗憾的是，这种机会并不显见，太多的机会往往会消失在经济共同体内。世界贸易组织成立之后，这种情况更为显著，国际贸易在WTO之内，成员国更多地表现为“贸易创造”。未进入世贸组织的国家积极申请入围，其中原因就在于要享受组织内的“国民待遇”。它们需要的是直接的“贸易创造”，而不是消极等待“转移转向”。

伴随着世界贸易组织的不断扩大，“贸易创造”的功效会逐步消失，因为国家越来越少。如果所有国家都加入WTO，“贸易创造”就会完全消失。随之而来的将是“资本创造”，或称“投资创造”。国际投资力度的增强，会实现更为广阔的贸易空间。国际投资引发的贸易效应必将大大超越单纯国际贸易的效应。

四、国际投资推进传统贸易方式改变

世界经济早期的历史格局，国际投资主要是发达国家对殖民地国家和落后国家的投资，俗称资本输出。这种投资虽然有资本入侵的含义，但在客观上却推进了国际贸易的发展，从而也推动了传统贸易方式的改变。

（一）促进出口商品换代升级

从出口商品的结构，可以反映出一国的经济技术发展水平。一般说来，发展中国家出口以初级产品为主，亦即资源性产品为主。资源只有经过开发和利用，才能成为商品，才能实现商品流通。“所以，对于人类，所谓‘资源’，是社会经济结构和人类素质的函数。对应不同的经营方式和开发手段，资源的含义不同。”[9]对于多种经营、综合利用、深度加工和专业化、商品化生产的立体开发方式，就可以构成发展的良好基础；而对于倒山种地、单一经营、自给自足的平面垦殖生产方式，那就只能陷入“低水平陷阱”，那就只能是“富饶的贫困”。

资源开发固然要靠人的智力，但智力必须凝聚为技术，才能形成现实的生产力。依靠自身经营的积累，社会也会有进步，但那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在世界竞争的格局下，很可能会出现富者愈富，穷者愈穷的“马太效应”。经济全球化和世界市场的开放，无疑会缩短这个历程。国际投资、技术引进，会不断使资源性产品升级，增加科学技术含量，从而使商品换代升级。

（二）从“进口替代”到“出口替代”

发展中国家的开放经济分为两种类型：一是基本的内向经济，但又是有进出口贸易；二是外向经济，有大量的进出口贸易。与之相适应，发展中国家的进出口战略也可分为两种：“进口替代”和“出口替代”。

进口替代，指的是过去以进口工业制成品为主，现在改为本国工业制成品代替同类进口商品，为此，这些国家需要在国内建立面向国内市场的工业，以减少对国外市场的依赖。但进口替代需要进口用于发展本国工业品的设备和某些原料，因此又需要出口初级产品以换取外汇，弥补国际收支逆差。在这种情况下，进口替代往往以初级产品的出口作为前提。

出口替代，指的是过去以出口初级产品为主，现在改为以本国工业制成品的出口代替初级产品的出口。为此，这些国家应在国内建立起面向国外市场为主的工业部门，并要使这类产品在国际市场上有竞争能力。

当代经济发展理论普遍认为，进口替代是较低级的出口模式，出口替代是较高级的出口模式。

新加坡和韩国是两个比较成功的实现“出口替代”的典型例证。

新加坡1965年宣布独立，当时只有橡胶园，地势坎坷不平。没有什么基础。通过引进外资和引进技术，使本国经济在短期内改变了面貌。当时，新加坡政府积极支持和鼓励工业界实现生产自动化，重点放在推广和使用机器人上。新加坡自造的第一名“烧焊工”机器人于1983年诞生，另一台“喷漆工”机器人也相继问世。新加坡推行了电脑教育“五年计划”，使20%的中学生成为电脑俱乐部成员。20世纪80年代新加坡开始出口电子计算机，驶向国际市场的惊涛骇浪。

韩国在过去30年里，利用美、日等发达国家改变经济结构的机会，将外国资本、技术同国内的廉价劳动力结合起来，20世纪60年展了轻纺工业。70年代又突出发展了重化工业，用出口推动了经济发展，从一个贫穷落后的地区一跃成为新兴工业化地区。韩国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大力发展科学技术，实行“科技兴国”方针。为了跟上新技术革命的步伐，韩国制定了“1984-2000年科技发展战略”，提出两项主要任务：一是开发尖端技术，将产业结构改造为“发达国家型”产业结构；二是根本上解决粮食、能源、环境污染、疾病、住宅、城市过密等问题。韩国的学者、实业家、官员都认为21世纪将成为“太平洋世纪”，强调“不要错过时机”，要积极地迎接“太平洋时代”。

（三）从“单向投资”到“双向投资”

单纯的国际贸易，很容易因袭原有的方式。只有通过国际投资的冲击，才能推进贸易方式的改变。

国际投资的始初行为是资本过剩的发达国家向资本稀少的落后国家的单向投资，落后国家在很长时期内几乎没有什么对外投资能力。但国际投资和国际贸易一样，基本上属于双边行为，落后国家发展到一定阶段，必然冲出国界，走向对外投资的行列。从单向投资转向双向投资，是世界历史的巨大进步。

我们试以中国为例来说明这个问题。

改革开放以后，大量外国商品进入中国市场，大量外资企业落户中国，国内市场竞争激烈。因此，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开始把视角转向海外市场。可以肯定地说，寻求市场是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直接动机。

1979年8月13日，国务院提出“出国办企业”的经济改革措施，第一次把发展对外直接投资作为国家政策，从而拉开了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序幕。

中国对外投资包括三种类型：（1）为支持进出口贸易而进行的投资；（2）为支援第三世界国家而进行的投资；（3）为承包工程和劳务输出而进行的投资。

1990年，我国已开办801个世界境外企业，分布在93个国家和地区。在美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加拿大、俄罗斯、新加坡、泰国、马来西亚和港澳地区就集中了我国非贸易性企业的2/3。

1999年，我国境外投资扩展到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投资相对集中于发达国家以及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排在前10位的是独联体国家、美国、港澳地区、泰国、澳大利亚、日本、加拿大、马来西亚、新加坡和德国。截止2007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分布在全球已达149个国家和地区，投资存量已达5百多亿美元。[10]

中国对外投资在发展中国家虽然不是首开先例，但其雄健的脚步却有后发夺人之势。尽管我国目前对外投资的比重还比较微少，风险投资领域尚未涉足，但这却是一个光辉的起点。可以肯定，中国对外投资终究要跃居世界前列，并将对国际贸易发生更为积极的影响。国际投资和国际贸易，必将成为我国步入世界经济舞台的“双子星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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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斯纳德，国际经济学导论[M]北京：东华书局，1967，251-252

贸易效应范文篇4

在世界经济中，国际直接投资是最能体现经济全球化概念的经济运作方式之一，且与国际贸易有着密不可分的内在联系。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加快，从总体上看，国际对外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相互作用、相互促进，都在大幅度增加和日益扩大。但具体而言，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一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究竟存在着何种关系，是具有互补性还是具有替代性？对外直接投资是促进了国际贸易的发展还是相反？在加入WTO之后，我国政府和企业如何充分利用WTO的规则，在对外直接投资中促进贸易出口的增长，本文试图对这些问题做一分析。

一、国际直接投资与贸易的理论解析

影响国际贸易增长的因素有许多，从理论上讲，仅就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的关系而言，直接投资究竟是构成对贸易的替代，还是产生了对贸易的创造，这主要取决于国际直接投资的类型。

按照小岛清对外直接投资的理论，从一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分析，国际直接投资可分为三种类型：(1)自然资源导向型投资。在东道国寻求某种自然资源既是为了满足母国本国的需要，也可以向其他国家出口。因此，资源导向型的投资不仅扩大了母国自然资源的生产规模，而且也促进了母国与东道国之间的国际贸易发展，甚至还扩大了与其他国家之间的国际贸易发展。(2)市场导向型投资。如细分起来还可以分为突破贸易壁垒型投资和占领市场型投资。因此，在这种类型中，国际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之间的关系比较复杂。如：跨国公司在东道国投资后的初始阶段，因各种需求的存在，贸易是创造性的；当投资和生产形成一定规模时，“就地生产，就地销售”的结果势必会减少贸易的往来，因而具有贸易替代效应。但如果是突破贸易壁垒型投资，也许这种投资对贸易的间接促进会使贸易的规模进一步扩大。但全面地分析，即使是前面所述的替代贸易时，在东道国进行市场导向型投资也可能会带来服务贸易方面新的需求。(3)生产要素导向型投资。这主要是指在东道国寻求低成本劳动力的投资。这种类型的投资，因国家之间比较优势而形成的国际分工，在初始乃至相当长的一个阶段中无疑是加大了贸易的发展，如发达国家在发展中国家投资而进行的加工贸易。但因比较优势是动态而非静态的，这种投资与贸易的关系也要视具体情况而进行具体分析。

在理论上阐述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贸易的替代关系的还有佛农(Vernon.R)，他在其著名的产品周期理论中，通过对新产品、新技术的创新、模仿和扩散的动态分析，阐述了母国的出口与对外直接投资的关系。在新产品的第一阶段，产品在技术创新国国内的生产、销售主要以满足国内需要为主（也存在向收入水平和消费结构比较接近的其他国家出口的可能性）；但是，随着技术的成熟化，同时又面对其他国家企业的竞争，降低产品成本成为技术创新企业维持其海外市场占有率的必然要求，这时便出现了技术创新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佛农认为，一般地这种对外直接投资不会产生对母国出口的替代效应。但是，如果这种投资发生得过早，就有可能替代母国的出口。在技术进步日益加快的情况下，随着跨国公司国际化程度的提高，新产品的生命周期不断缩短，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出口贸易的替代影响将越来越明显。

总之，对外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的关系即存在互补性，也具有相互替代性，这要根据母国（或跨国公司）投资的动机、类型和发展阶段而定。

二、国际直接投资与贸易的实证检验

当我们从实证分析的角度再来看对外直接投资与贸易的关系时，会发现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在这方面存在一些异同。因此，在下面的分析中，我们将对这两类国家分别进行研究。

（一）发达国家对外直接投资与贸易的关系

国外一些学者将对外直接投资与某些产业的实际出口联系起来进行了实证研究。如，伯格斯坦(Bergsten.C.F.)认为，在美国不同的对外直接投资产业中，那些对外直接投资程度较低的产业，其出口水平也较低；随着对外直接投资水平的提高，出口规模也相应上升；但是当对外直接投资超过一定规模后，追加的对外直接投资对出口的促进效应就逐渐消失了。因此，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贸易之间既是互补关系也是竞争关系。随着跨国公司国际化程度的提高，其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的竞争（替代）也将不断加剧，因而海外子公司的生产将逐渐替代美国的出口。同时，学者们也有相反的发现，利普赛(Lipsey.R.E.)和威斯(Weiss.M.Y.)的研究表明：无论在发达国家还是在发展中国家的市场上，美国的出口与美国海外子公司销售额都是高度正相关的，而且美国海外子公司的生产销售都部分替代了美国出口竞争伙伴中的发达国家企业的出口

（二）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与贸易的关系

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除去个别的现象，较大规模的起步应从20世纪60年代算起，拉丁美洲的阿根廷、巴西、墨西哥和委内瑞拉，亚洲的印度、韩国、新加坡、菲律宾和中国台湾地区都是从那时起陆续向国外或境外进行直接投资的。20世纪70年代后期，中东石油输出国组织一些成员的投资方式也从贷款转向间接投资，再由间接投资转向直接投资。（注：宋亚非：《中国企业跨国直接投资研究》，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虽起步较晚，但发展速度较快，而且由原来主要投资于邻近的国家和地区，逐步转向向发达国家进行直接投资。

伴随着经济实力的提高，发展中国家企业进入世界级大企业的数量也在逐渐增加。1997年，发展中国家企业进入“全球500强”的仅有22家，平均营业收益率为3.6%；而2000年入围企业增加到33家，平均营业收益率提高到5.2%，且高于“全球500强”4.7%的平均收益率（注：张金杰：《国际直接投资形势与跨国公司的战略调整》，王洛林、余永定主编《2001-2002年：世界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

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健康发展对贸易的促进也有其特点。首先，小规模和特殊商品是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的优势。由于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大多数属劳动密集型的小规模生产，资本劳动比率比发达国家跨国公司低许多，发展中国家东道国更愿意接受劳动密集型高的项目投资。即使是进行规模较大的生产性投资项目，与发达国家相比，作为母国的发展中国家也占据劳动力成本低的优势。同时，这种生产性投资也将给母国带来原料、设备的出口增加，因而具有很强的投资与贸易互补性。其次，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一般侧重于扩大出口的市场销售战略。无论是为保护原有的出口市场，或是开辟新的市场，还是避开贸易壁垒，发展中国家多采取各种方式保障出口，在达到一定实力和经验积累后，逐步再向全球经营战略发展。

考察韩国的经济，其迅速发展得益于通过出口把国内产业与国际市场紧密连接的结果，从而使国际市场容量的不断增大，并对国内经济的增长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从1991年韩国全国经济学家联合会的一份《韩国制造业的国外投资经营成果调查表》（注：参见杜玲博士论文：《发展中国家／地区对外直接投资：理论、经验与趋势》，2002年5月。）中，我们看到韩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总的来讲与贸易联系较多，所占比重也较大。如开拓市场与回避进口限制两项都与贸易紧密相连，其之和所占比重在韩国整个对外直接投资动机中达到35.7%。当然，从表中还可以看出，韩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因区域不同而有所差异。在北美洲和欧洲地区，开拓市场的动机比重最高，占到29.3%，比其他动机的比重平均高出10个百分点，这是为适应当地区域化经济和确保新产品市场的结果；在拉丁美洲、大洋州地区，最高比重的动机为回避进口限制，占27.3%，也比其他动机高出10.4个百分点，这说明韩国对外直接投资在此两个地区对贸易壁垒的突破动机占据很重要的地位。

但具体到韩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行业，还有更进一步的动因分析。如李宏格（音译）(Lee,Honggue)对韩国电器行业的研究。电器是韩国最重要的制造业部门，在20世纪90年代初韩国就已成为世界第五大电器生产国。李宏格指出，韩国电器行业在1989年的对外直接投资额比1979年增长了85%，显示出韩国在该行业的对外直接投资于20世纪80年代末达到了顶峰——尽管与韩国电器产品的出口相比其投资的规模是非常有限的：1976-1992年间电器行业对外直接投资为5亿美元，而1992年电器产品的出口额却高达161亿美元。李宏格分析，韩国电器行业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主要表现为维持和扩大出口的需要，即通过对外直接投资提高出口产品的竞争力。那么，这种对外直接投资的压力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是韩国本身国内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所造成的压力，迫使电器行业利用对外直接投资，在国外寻求廉价劳动力以降低生产成本（主要是在亚洲地区）；另一方面，则是来自欧美国家贸易保护主义的压力，在韩国扩大对欧美出口的同时，其电器产品也已成为反倾销的对象——这一点对我国在加入WTO之后，重新审视海外投资与贸易的关系时，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综上所述，尽管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有所不同，但总的趋势是积极的，对外直接投资有利于一国的对外贸易乃至国际贸易；由于对外直接投资与贸易的互补关系和替代关系在不同的发展阶段表现不一，所以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出口的影响具有动态效应；在经济全球化的今日世界，对外直接投资已不仅仅是发达国家的“专利”，它对发展中国家来讲同样是必不可少的经济运作方式。

三、中国海外投资发展与贸易的关系

为了论述的方便与国土概念上的准确，我们把以下涉及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称为“海外投资”。

（一）中国海外投资的发展与现状

中国海外投资的发展，比较准确的提法应该从1949年算起。但因那个时期的海外分支机构都是一些贸易企业，规模又非常小，一般不在我们的讨论之内。从1978年的改革开放至今，中国海外投资的步伐越来越大。截至2001年年底，经外经贸部批准的企业就达6610家，中方海外投资总额已达83.5731亿美元，遍布全球153个国家和地区（注：此海外投资的区域数字以《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年鉴》（2001年）为准。）。

1.中国海外投资的区域分布。中国海外投资在全球的区域分布正逐步由集中化向多元化方向发展。但目前从投资的额度来看，集中化的表现还依然存在。截至2001年底，中国海外投资企业数量在全球主要63个国家和地区的分布见表1。从基本格局看，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占28.99%，发达国家（欧洲、大洋州和北美）占27.99%，加上中国港澳地区33.46%的分布，大致呈现出各占1/3的态势，可以说是一个多元化的分布。具体的投资额度和比重见表1。

表1中国海外投资区域分布表（截至2001年底）

附图

资料来源：根据外经贸部《对外经济贸易简要统计》(2001)整理。

通过以国家和地区分布的形式进一步对投资额排序，我们就可以看到中国海外投资分布的集中化：即地缘优势和人缘优势使相邻国家（地区）和海外华侨聚集的国家（地区）成为中国海外投资的集中区域。至于在拉美地区和非洲投资额分布得较高，一般为投资行业的原因所致，这将在下面进一步阐述。

2.中国海外投资的行业分布。中国海外投资是从贸易型企业起步的。这些贸易型企业开始在海外做的商业性工作是为对外贸易企业提供信息、进行市场调查和客户联系服务的。20世纪90年代以后，在中国政府有关政策的引导下，生产加工型企业有所增加。但总的来看，服务贸易型的投资行业特点仍十分突出。根据对外经贸部的统计，截至1999年，中国海外投资中服务贸易型企业，无论从企业数量上还是在投资额度上仍占绝大多数；生产加工型企业虽然在企业数量上增加较快，但在投资额度上还处于较小规模；而资源开发型企业在投资额度上比生产加工型企业还要大些。详见表2。

表2中国海外投资的行业与投资额分布（截至1999年底）

附图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提供的数据整理。参见：外经贸部发展司：《中国的境外投资状况》，《国际贸易论坛》2000年第5期。

一般地，中国海外投资在发达国家的多为服务贸易型和研究开发型，即非生产性项目。服务贸易型企业的运作主要是为了服务于国内企业的出口，以促进中国产品的出口；在海外投资于研究开发型企业则是为了更有利地接近发达国家或地区的先进技术，以提高我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而中国在发展中国家的投资则大多为资源开发型和生产加工型，即非贸易性项目。资源开发型的投资，主要是为了获取国外开采条件较好或储量、品位较高的石油、矿产、林业、渔业等资源，以满足国内经济发展的需要；生产加工型投资，主要为转移国内长线产品的生产能力或发挥中国在技术、管理上的比较优势以占领当地的市场，同时带动相关材料、设备、零配件的出口。因此，这也是生产加工型的投资大多集中在亚洲、拉美和东南亚地区的主要原因。

（二）中国海外投资与贸易的互动

1.中国进行海外投资的动因。从外部条件上看，经济全球化使各国经济进入生产、销售、采购的全球体系成为必然。中国既然已经实行了“引进来”的改革开放，也必然要实施“走出去”的对外开放，以充分利用国内外“两个市场”和“两种资源”，实现资本、技术和人力等生产要素的双向流动，提升国内的产业结构，促进本国经济的发展。

从中国国内经济发展的需求上看，“走出去”到海外投资不仅是政府的政策号召，更主要的是国内企业自身发展的利益驱动和内在要求。如前所述，一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有许多动因，具体而言，中国海外投资的动因主要有如下五点：(1)寻求资源开发。中国虽地大物博，但人均资源占有率很低。在进入21世纪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中，资源短缺对中国经济将是一个严重的制约。其中，开发的重点放在对我国经济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对外能源投资，即对石油、天然气的开采；此外，还有一般性资源（如：黑色和有色金属矿产资源、树林资源等）的开发。在海外投资开发资源，主要是为了保障我国资源长期、有效和稳定的供应。(2)扩大出口贸易。无论是从中国政府政策的角度，还是从企业投资的角度，利用对外直接投资带动材料、机器设备、零部件的出口，甚至带动服务业的出口，都是目前进行对外投资最多的动机。在政府制定的有关海外投资政策中，着眼点基本上都是扩大出口，是与对外直接投资有关的贸易措施；综合对中国海外投资企业的动机调查，扩大出口也占了相当大的比重。（注：参见段云程：《中国企业跨国经营与战略》，中国发展出版社1995年版；谢康：《跨国公司与当代中国》，立信会计出版社1997年版；鲁桐：《中国企业海外经营：对英国中资企业的实证研究》，载世界经济学会编《世界经济与中国：2000-2001年》，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3)开拓国外市场。在中国国内需求不足以及同类企业竞争激烈的情况下，积极开拓新的国外市场是企业利益驱动的内在动力所致，也是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动机之一。这与理论上阐述的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之一——寻求市场型是相同的。(4)规避贸易壁垒。从对外直接投资的理论上讲，规避贸易壁垒或突破贸易壁垒都是寻求市场型的一种动机。由于我国现已加入WTO，关税逐步下调后，规避各种贸易壁垒已成为扩大出口和占领国外市场的一个重要手段。特别是近年来，出口配额限制、对中国出口产品的反倾销等情况越来越严重，因此利用海外投资建厂生产可谓是突破贸易壁垒的一个有效方式，也是对特殊贸易限制的一个反应。(5)获取高新技术。在海外投资是中国企业获取高新技术的一条重要途径。中国的一些航天、航空、电子、生物化学和机械业的大型企业已经开始通过对外直接投资的渠道学习国外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少数中国企业还在国外投资建立了研究和开发机构，用最近的距离、最快的时间学习、研发最新、最前沿的技术。当然，这种类型的投资需要雄厚的资金支持，但它将是最具潜力的海外投资。

2.中国海外投资对贸易的影响。如前所述，无论是从理论研究还是实证分析上，对外直接投资与贸易即存在互补关系也不乏替代关系，即存在贸易创造效应也有贸易替代效应。具体到中国的实际，由于投资行业的特点和投资区域的不同，海外投资对中国对外贸易的影响要视具体的投资行业和投资区域而定。首先，服务贸易型企业的投资，动机与目标非常明确，肯定是为扩大出口服务的，因此这类企业的海外投资对中国对外贸易的影响无疑是积极的；其次，资源开发型企业的海外投资，进口的资源都是我国相对成本低或战略的需要，同时还能带动设备、制成品（如钢材）、技术和劳务的出口，虽然会带来一定的进口贸易增长，但从整体上看对我国出口贸易还是起到了促进作用；最后，生产加工型企业的海外投资对我国对外贸易的影响情况较为复杂。我们将对生产加工型企业的海外投资做一个具体分析。(1)机械行业。机械行业中如汽车、摩托车零配件组装，家用电器中的CKD、SCD等，由于绝大部分甚至全部都要使用国内的零部件，在初期设备投资之后，后续的零部件就成为组装生产的必备条件。因此，从总体上看，机械行业在海外投资对我国出口的带动作用是持续且长期的。特别是大型家用电器，这是典型的加工组装型产品，根据外经贸部的有关统计，家电行业投资带动出口的系数比其他产品高达20-30倍。金城集团的案例也显示，摩托车产品在海外投资建厂生产后，大幅度地带动了该集团的出口：1997年海外销售收入250万美元，带动出口近150万美元；1998年海外销售收入近600万美元，带动出口达400万美元（注：李钢主编：《“走出去”开放战略与案例研究》，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出版社2000年版。）。实证分析表明，机械行业由于技术与原材料、散件的高度结合，海外投资就可带来明显的贸易创造效应。(2)轻工行业。严格地讲，轻工行业中也有属于机械行业的产品，区分出来的主要是体积较小的机械产品如自行车以及其他轻工产品。这类产品的特点是，体积较小，出口运费没有体积较大的机械产品高，与海外加工的生产成本比，在国内的生产成本更低，因此这类产品的海外投资与出口很可能出现替代关系。也就是说，在国内生产此类产品后出口更经济，就很少会有企业再到海外投资生产；即使在海外投资并形成规模生产，对国家的出口带动作用也不大。(3)纺织服装行业。纺织服装业的投资主要是规避贸易壁垒，由于根据多种纤维协议，在投资国的出口配额已经用尽时，如果东道国尚有未使用的配额，投资国便可以使用。中国在纺织品领域受欧美出口配额的限制非常严重，因此不少的纺织服装企业到海外投资主要动机都是为了突破配额的壁垒，在海外寻求更广阔的市场。这种类型的企业在海外的投资也要视情况而定：一次性投资建厂可以带动国内纺织机械的出口，但对出口贸易没有持续的带动作用；使用国内材料多的，可以促进国内原材料、面料的出口，但有原产地规定比例的国家对此也有一定的限制；在有的国家（地区）可以享有免配额、免关税的优惠，则可以大大提高我国产品出口或向第三国出口。因此，纺织服装行业在海外的投资对我国出口贸易的影响是扩大还是替代，兼而有之，目前尚未找到实证数据。

四、结论

1.综合国际直接投资与贸易关系的理论，回顾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对外直接投资与贸易关系中的发展，以及中国海外投资与贸易的现状与特点，论述了中国海外投资对中国对外贸易的影响，我们进一步证实了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既存在互补又存在替代关系、中国的海外投资既有贸易创造效应又有贸易替代效应的理论。有意义的是这些互补和替代关系，或称贸易创造和贸易替代效应，在不同的投资领域、投资行业、不同的投资区域以及不同的发展阶段中是有所差异的。

贸易效应范文篇5

[论文摘要]国际投资和国际贸易是推动经济全球化的两大历史车轮。尽管国际贸易的起源先于国际投资，但国际投资却是国际贸易更大的加速推动力量。现在世界已步入金融时代，国际投资和国际贸易的互相支撑、互相促进，业已构成世界经济发展的中流砥柱。认真解读国际投资的贸易效应，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从国际投资引致生产要素跨国移动，国际投资促使国际贸易立体扩散和国际投资推进传统贸易方式改变等三个层面，对国际投资的贸易效应做了分析研究。

一、引言

改革开放30年以来，我国的社会经济面貌发生了举世瞩目的变化。其中有两个重要支点：国际贸易和引进外资。逢此之际，有必要对已经走过的历程作一阶段性的总结，以求踏上更加光明的旅途。

对于国际经济往来而言，无疑是先有国际贸易，尔后引发国际投资。国际贸易包括出口和进口，往返运输需要增加交易成本、中介费用和时差间隔，由此引发资本输出动机，即把资本直接投入到商品需求国家，就地生产就地销售。资本输出又引发生产要素的国际移动，由此出现跨国公司和国际金融。这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

尽管是国际贸易引发国际投资，但国际投资作为一个后来者却起来了主宰国际贸易的作用。21世纪是知识经济世纪，也是金融世纪，资本运营已成为现代经济活动的神经中枢。

当今世界经济格局的一个重要特征是经济全球化。一国的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终究要突破国界走向世界，经济发展已无边界。经济全球化也并非始于今日，早在19世纪中叶就已经开始了。现在不过是“在更高层次回到1941年以前时代的经济全球化趋势”。“从生产力发展的角度看，经济全球化是人类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科学技术达到了高发达水平的结果：人类发展到今天，在世界范围内选择低成本生产和低成本交易已经成为可能。”[1]

早在100多年前，马克思就对国际贸易、国际分工和国际投资作过描述。“由于机器和蒸汽的应用，分工的规模已使大工业脱离了本国基地，完全依赖于世界市场、国际交换和国际分工。”[2]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进一步强调了生产社会化必然要求国际分工、合作、交流的思想。“随着资产阶级的发展，随着自由贸易和世界市场的确定，随着工业生产以及与此相适应的生活方式的一致化，各国人民之间的民族孤立性和对立性日益消失下去。”[3]

在经济全球化和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的今天，国际分工和国际协作日益活跃，资本、技术、人力、信息等生产要素愈益跨越国家、民族的界限，在全球范围内自由、全面、大量、综合地流动和配置，特别是世界贸易组织的覆盖面日益扩大，已使国际投资和国际贸易规模出现空前的扩散效应和乘数效应。

二、国际投资引致生产要素跨国移动

单纯的国际贸易，主要是商品的跨国移动，只有国际投资，才有可能形成生产要素直接的和大量的跨国移动。在土地、资本、劳动三种生产要素中，除土地之外，资本和劳动都能在国际之间自由流动。

国际投资，即国际间的资本转移，指的是货币资本和贷款资金从一国流向他国。任何国家或地区要发展经济，必须积累资本。积累资本一种方法是国内储蓄，由储蓄转化为投资；另一种方法就是吸引外资，包括国际贷款和外商直接投资。在经济不发达国家，由于人均收入水平较低，储蓄能力受到限制，资本积累紧缺。在这种情况下，只有外来商品能形成入超现象，国内资本积累才有可能不减少当前消费。但是，入超国家又必须清偿入超商品的资金。由于资本积累不足，只有依赖外国贷款。而能否得到外国贷款，又取决于两国利率之间的差异，即债务国的利息必须高于债权国的利息。所以，国际投资的驱动因素是各国之间利率的差异。至于外商直接投资，则取决于生产成本、市场需求、预期回报率、投资环境和相关优惠政策等多种因素。

国际间的劳动要素的转移，主要取决于劳动价格，即取决于平均工资水平，比如某种类型的劳动在美国的工资率高于墨西哥，就成为墨西哥人跨越国界的经济动机。一般说来，发展中国家工资偏低，移民倾向尤甚。其次，劳动要素转移还取决于劳动者拥有的数量。在一个劳动资源相对过剩的国家，很容易引发向劳动资源稀缺的国家移民的动因。当然，国际投资也会引起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的劳动要素转移，但毕竟属于少量，而且大多是伴随着技术引进，随同设备和资金的技术人员配套转移。而且，这种转移大多带有临时性质。一旦投资项目完成，随行技术人员又会回归本土。

国际投资实现生产要素转移的微观载体是跨国企业。投资的始初动机是以谋求利润最大化为目的生产和经营。建立跨国企业伊始是资本运营，购进设备和技术，又实现了物质生产要素的转移，招聘经营人员和企业员工，又实现了劳动要素转移。可见，国际投资是生产要素跨国移动的第一推动力，跨国企业的规模和数量是鉴定生产要素移动的基本尺度。

生产要素跨国移动有两大效应：

（一）促进世界生产效率并提高实际收入水平

如果资本在美国的边际生产率低，在资本稀少的中国边际生产率高，若美国的资本流向中国，全世界的产值就会获得提高，最终超于均衡。自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外商投资不断增加，就是这个原因。

实际上，直接投资并不只是一种资本移动。有时，投资方“完全是在东道国借取创办企业的金融资本，只是加上它的商标牌号、经营准则，以及较少属于有形资产的一些其他资产而已。这个子公司一旦成为获利的企业，它就通过内部利润再投资和新借入资金来发展了，同时还把一部分利润上缴给那个很难看出其进行了投资的母公司”。[4]这种情况虽然鲜见，但仍会使双方感受其益，最重要的是促进了世界生产效率。

劳动要素的跨国移动也是如此。例如某种类型的服务业美国每天能赚15美元，而在意大利每天只能赚3美元；于是某一劳动者移居美国，每天升值到15美元，若移居意大利每天下降到3美元。这样移动的结果，致使意大利劳动的边际生产率自然趋向提高，而美国而相对下降。不过只要有差别，双方就会产生移民的经济动机，从而使实际收入水平提升。

（二）使生产要素稀少性相对差异减轻

由于资本和劳动被吸引到相对稀少的地区，随着跨国移动，相对稀少性在国际间就会减弱。印度相对过剩的劳动者迁往美国，就会降低美国劳动稀少程度，同时降低印度劳动的丰富程度。资本从相反的方向移动，将减轻资本在美国相对丰富的程度，同时降低资本在印度相对稀少的程度。

萨缪尔森写道：“物品在国际间的自由流动部分影响，就好像使生产要素在国际间自由流动一样，衣服从欧洲流向美国、食品从美国流向欧洲趋于使每一国家的特别充足的生产要素不像过去那样充足，并使每一国家的特别稀少的生产要素不像过去那样稀少。”[5]生产要素在国际间的自由移动，会使各种生产要素的价格趋于均衡。

三、国际投资促使国际贸易立体扩散

国际投资直接推进的是中间产品的贸易，间接推动的是最终产品的贸易。一般说的国际贸易，指的是最终产品的贸易，即商品贸易。

国际投资实现的生产要素移动虽然减轻了商品的稀少性，从而减少了国际贸易的机会，可是从另一种意义上说，新生产场所的开辟和建立，又创造了新的贸易园地。假设有一个资本贫乏的国家，从外国进引长期贷款，用以发展本国产业。某些制造品（例如纺织品、塑料之类）原先输入本国市场，现在国内也可以像外国一样廉价生产，故而不需要再输入此类商品。不过由于本国发展生产的结果提高了收入，消费数量与结构已经变化，因而创造了新的需求。所以从现象上看，进口商品减少了，但国内市场却因生产要素的移动而扩大了。因此，一方面贸易关系是国际借贷的产物，即生产要素移动创造了新的商品需求；另一方面，国际贸易又能借助推广市场及刺激资源更有效的利用，因而能创造投资机会，不仅吸引了本国的投资者，也吸引了国外的投资者。新的投资者的出现，又扩大了市场的商品需求。这就是国际投资引发的贸易创造。

投资和贸易的不同之处在于：贸易是一种递增效应，投资则是一种乘数效应。按一般惯例估算，投资效应是贸易效应的5倍。尽管投资有风险，但风险越大，欲念越大，经营者依然会选择投资。只有投资，才能使国际贸易实现立体扩散。

我们不防借助一组数据来说明这个问题。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在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方面，1978~2007年，共签订投资协议项目464801个，合同金额9428.77亿美元，实际使用外商直接投资4997.60亿美元。其中，外商直接投资协议项目数从1980年的470个上升到2007年的4万多个，增长了近90倍，年均增长率为25.05%；合同外投资从1983年的17.32亿美元上升到2005年的1千多亿美元，增长了近70倍，年均增长率为23.35%；实际使用外商投资从1983年的6.36亿美元上升到2007年的535.05亿美元，增长了84.13倍，年均增长率为24.81%。中国已连续10年位居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吸收外商直接投资的首位。[6]

外商在华投资对双边贸易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我们可以从我国和外商投资企业的进出口总额来印证这个问题。

（一）我国的进出口总额的增长

我国的进出口总额从1983年的436.16亿美元上升到2007年的1万多亿美元，增长了19.52倍，年均增长率为16.02%。其中，出口贸易从1983年的222.26亿美元增长到2007年的5千多亿美元，增长了19.72倍，年均增长率为15.95%。我国出口总额在世界所占的比重同期也上升了5.86%，进口总额上升5.32%。出口总额排名由第17位上升到第3位。

（二）外商在华投资企业进出口总额的增长

外商在华投资企业的进出口总额从1980年的0.42亿美元上升到2007年的5千多亿美元，增长了11244.17倍，年均增长率为50.01%，其占我国对外贸易总额的比重上升55.48%。其中，外商在华投资企业的出口总额同期增长30042.63倍，年均增长率为56.56%，其占我国出口总额的比重上升54.82%；进口总额增长了68213倍，年均增长率为62.24%，其占我国进口总额的比重上升56.18%。可见，外商在华投资企业的对外贸易积极地推动了我国对外贸易的发展。[7]

国际经济学的传统观念认为，国际投资和国际贸易有互相抵消作用。国际投资引发的生产要素移动减轻了生产要素的稀少性。生产要素跨国移动数量越大，国际贸易的动机与赚取的利润也就越少。极言之，生产要素的相对稀少性的悬殊情况可能因国际投资完全消除，那么，引起国际贸易的原因也不复存在。但在实际上，不论是国际投资或是国际贸易，都不可能消除各国之间要素和商品的相对稀少性状态，所以两种功能得以并存，并会逐步扩大。

其实恰恰相反，国际投资和国际贸易更多地表现为互补作用。国际投资能够创造和扩大国际贸易，国际贸易也可以创造国际直接投资。这种关系分为四种情况：（1）投资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对本国出口贸易具有促进作用，如设备、技术和软件可跟随资本；（2）本投资国的出口贸易对本国的直接投资具有促进作用，如通过贸易出口可以引发直接投资就地销售跨国企业的产品；（3）投资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可以促进东道国的进口贸易，东道国引进了外资，相应地就会进口生产要素及技术软件；（4）东道国的进口贸易会促进投资国的直接投资，既然有了进口贸易，就会致使投资国实行直接投资，以创造更简便、更有利的贸易机会。

根据国际贸易的实践经验，建立各种经济共同体撤销关税壁垒，实现自由贸易，更能实现比较利益。由此获得的经济利益，西方经济学称之为“贸易创造”。但是，这种情况只适用于经济一体化组织内部，对外却设置一个共同的关税壁垒，可能导致“贸易转向”。当经济共同体的国家较低成本的供给来源代替了共同体内较高成本的来源，即会出现“贸易转向”，即转向低成本的国家。[8]令人遗憾的是，这种机会并不显见，太多的机会往往会消失在经济共同体内。世界贸易组织成立之后，这种情况更为显著，国际贸易在WTO之内，成员国更多地表现为“贸易创造”。未进入世贸组织的国家积极申请入围，其中原因就在于要享受组织内的“国民待遇”。它们需要的是直接的“贸易创造”，而不是消极等待“转移转向”。

伴随着世界贸易组织的不断扩大，“贸易创造”的功效会逐步消失，因为国家越来越少。如果所有国家都加入WTO，“贸易创造”就会完全消失。随之而来的将是“资本创造”，或称“投资创造”。国际投资力度的增强，会实现更为广阔的贸易空间。国际投资引发的贸易效应必将大大超越单纯国际贸易的效应。

四、国际投资推进传统贸易方式改变

世界经济早期的历史格局，国际投资主要是发达国家对殖民地国家和落后国家的投资，俗称资本输出。这种投资虽然有资本入侵的含义，但在客观上却推进了国际贸易的发展，从而也推动了传统贸易方式的改变。

（一）促进出口商品换代升级

从出口商品的结构，可以反映出一国的经济技术发展水平。一般说来，发展中国家出口以初级产品为主，亦即资源性产品为主。资源只有经过开发和利用，才能成为商品，才能实现商品流通。“所以，对于人类，所谓‘资源’，是社会经济结构和人类素质的函数。对应不同的经营方式和开发手段，资源的含义不同。”[9]对于多种经营、综合利用、深度加工和专业化、商品化生产的立体开发方式，就可以构成发展的良好基础；而对于倒山种地、单一经营、自给自足的平面垦殖生产方式，那就只能陷入“低水平陷阱”，那就只能是“富饶的贫困”。

资源开发固然要靠人的智力，但智力必须凝聚为技术，才能形成现实的生产力。依靠自身经营的积累，社会也会有进步，但那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在世界竞争的格局下，很可能会出现富者愈富，穷者愈穷的“马太效应”。经济全球化和世界市场的开放，无疑会缩短这个历程。国际投资、技术引进，会不断使资源性产品升级，增加科学技术含量，从而使商品换代升级。

（二）从“进口替代”到“出口替代”

发展中国家的开放经济分为两种类型：一是基本的内向经济，但又是有进出口贸易；二是外向经济，有大量的进出口贸易。与之相适应，发展中国家的进出口战略也可分为两种：“进口替代”和“出口替代”。

进口替代，指的是过去以进口工业制成品为主，现在改为本国工业制成品代替同类进口商品，为此，这些国家需要在国内建立面向国内市场的工业，以减少对国外市场的依赖。但进口替代需要进口用于发展本国工业品的设备和某些原料，因此又需要出口初级产品以换取外汇，弥补国际收支逆差。在这种情况下，进口替代往往以初级产品的出口作为前提。

出口替代，指的是过去以出口初级产品为主，现在改为以本国工业制成品的出口代替初级产品的出口。为此，这些国家应在国内建立起面向国外市场为主的工业部门，并要使这类产品在国际市场上有竞争能力。

当代经济发展理论普遍认为，进口替代是较低级的出口模式，出口替代是较高级的出口模式。

新加坡和韩国是两个比较成功的实现“出口替代”的典型例证。

新加坡1965年宣布独立，当时只有橡胶园，地势坎坷不平。没有什么基础。通过引进外资和引进技术，使本国经济在短期内改变了面貌。当时，新加坡政府积极支持和鼓励工业界实现生产自动化，重点放在推广和使用机器人上。新加坡自造的第一名“烧焊工”机器人于1983年诞生，另一台“喷漆工”机器人也相继问世。新加坡推行了电脑教育“五年计划”，使20%的中学生成为电脑俱乐部成员。20世纪80年代新加坡开始出口电子计算机，驶向国际市场的惊涛骇浪。

韩国在过去30年里，利用美、日等发达国家改变经济结构的机会，将外国资本、技术同国内的廉价劳动力结合起来，20世纪60年展了轻纺工业。70年代又突出发展了重化工业，用出口推动了经济发展，从一个贫穷落后的地区一跃成为新兴工业化地区。韩国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大力发展科学技术，实行“科技兴国”方针。为了跟上新技术革命的步伐，韩国制定了“1984-2000年科技发展战略”，提出两项主要任务：一是开发尖端技术，将产业结构改造为“发达国家型”产业结构；二是根本上解决粮食、能源、环境污染、疾病、住宅、城市过密等问题。韩国的学者、实业家、官员都认为21世纪将成为“太平洋世纪”，强调“不要错过时机”，要积极地迎接“太平洋时代”。

（三）从“单向投资”到“双向投资”

单纯的国际贸易，很容易因袭原有的方式。只有通过国际投资的冲击，才能推进贸易方式的改变。

国际投资的始初行为是资本过剩的发达国家向资本稀少的落后国家的单向投资，落后国家在很长时期内几乎没有什么对外投资能力。但国际投资和国际贸易一样，基本上属于双边行为，落后国家发展到一定阶段，必然冲出国界，走向对外投资的行列。从单向投资转向双向投资，是世界历史的巨大进步。

我们试以中国为例来说明这个问题。

改革开放以后，大量外国商品进入中国市场，大量外资企业落户中国，国内市场竞争激烈。因此，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开始把视角转向海外市场。可以肯定地说，寻求市场是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直接动机。

1979年8月13日，国务院提出“出国办企业”的经济改革措施，第一次把发展对外直接投资作为国家政策，从而拉开了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序幕。公务员之家

中国对外投资包括三种类型：（1）为支持进出口贸易而进行的投资；（2）为支援第三世界国家而进行的投资；（3）为承包工程和劳务输出而进行的投资。

1990年，我国已开办801个世界境外企业，分布在93个国家和地区。在美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加拿大、俄罗斯、新加坡、泰国、马来西亚和港澳地区就集中了我国非贸易性企业的2/3。

1999年，我国境外投资扩展到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投资相对集中于发达国家以及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排在前10位的是独联体国家、美国、港澳地区、泰国、澳大利亚、日本、加拿大、马来西亚、新加坡和德国。截止2007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分布在全球已达149个国家和地区，投资存量已达5百多亿美元。[10]

中国对外投资在发展中国家虽然不是首开先例，但其雄健的脚步却有后发夺人之势。尽管我国目前对外投资的比重还比较微少，风险投资领域尚未涉足，但这却是一个光辉的起点。可以肯定，中国对外投资终究要跃居世界前列，并将对国际贸易发生更为积极的影响。国际投资和国际贸易，必将成为我国步入世界经济舞台的“双子星座”。

参考文献

[1]陈胜昌，经济全球化：趋势和影响，透过互联经济体系创造财富[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89

[2]马克思，哲学的贫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169

[3]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487

[4]彼得·林德持，国际经济学[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488

[5]保罗·萨缪尔森，经济学（下册）[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69

[6]王洪庆，外商直接投资的贸易效应研究[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7，41-42

[7]王洛林主编2007-2008中国外商投资报告[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163-164

[8]斯纳德，国际经济学导论[M]北京：东华书局，1967，251-252

贸易效应范文篇6

新古典国际贸易理论

与古典国际贸易理论不同，新古典国际贸易理论将生产要素的种类进行了拓展。这种拓展主要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19年Heckscher提出要素禀赋的观点，1930年由Ohlin进行补充论证后形成完整的H-O理论。其核心观点是在比较优势的基础上，提出只有当国家间存在要素充裕度差异并且在产品间存在使用要素密集度差异才能给形成贸易。第二阶段是H-O理论的拓展阶段。Samuelson在H-O模型框架下指出国际贸易通过对贸易各国收入的影响从而使得不同国家间生产要素相对价格和绝对价格均等化，强调国际贸易可以使资源在各国间进行有效配置，即H-O-S定理；Viner将理论扩展为三种生产要素和两种产品，并且其中一种生产要素为“特定要素”，在行业间不能自由流动，即H-O-V理论，拓展了H-O理论的短期应用。Tobey（1990）基于H-O-V模型，利用三位SITC的污染行业贸易数据以及两种量化环境规制的方法对环境规制的贸易效应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19世纪60—70年代间环境规制对于发达国家的贸易模式没有影响。Xu（2000）采用时间序列数据分析环境规制对环境密集型产品竞争力的影响，结果发现环境规制并非新的贸易壁垒。Beers和Bergh（2000）结合Tobey（1990,1993）与Beers和Bergh（1997）的研究指出该研究领域结论不明确的原因是：环境规制量化手段、所用数据以及研究方法的多样性。结合众多研究，作者改进了研究方法并发现：国家会出台补贴政策以偿付企业增加的成本，是造成贸易总量随环境规制升高而增加这一有悖于常理判断的原因。Harris，Konya和Matyas（2002）、Lahiri（2007）、McLaughlin（2008）、Kehoe（2009）、Cole，Elliott和Okubo（2010）、陆旸（2009）、Feix和Miranda（2010）等人都通过改进环境规制量化手段研究不同国家环境规制对某一或多个行业的贸易效应，结论尽管由于数据的不同而有所差别，但本质上都得到了环境规制能够对贸易产生效应的结果。新古典国际贸易理论与古典国际贸易理论的根本区别在于强调生产要素在贸易中的重要性。以上所列研究无一例外地将环境规制作为一种新的要素禀赋或能够影响一国要素禀赋的关键变量进行相关研究，其中涉及到环境规制对不同行业的影响效应时，主要是从要素角度进行分析，认为环境规制从根本上讲是直接作用于某一种或某几种生产要素，进而通过部门间产能的变化而产生贸易效应的。

新国际贸易理论

继新古典贸易理论后，里昂惕夫（Leontief）于20世纪50年代提出悖论，对新古典贸易理论提出严峻挑战，也为新国际贸易理论诞生提供了契机。随着时代的发展，国际贸易出现了一系列新的变化，新国际贸易理论也就应运而生。它主要包括：新生产要素理论（Vanek和Jaroslav（1963）的自然资源理论；Keesing（1966）的人力资本论；研究与开发学说；信息要素学说）、偏好相似理论（Linder，1961）、动态贸易理论（Posner和Michael（1961）的技术差距论；Vernon（1966）产品生命周期理论；Arrow和Kenneth（1962）的技术溢出理论/干中学；林毅夫等人（1999）的动态比较优势理论）、产业内贸易理论（Krugman（1979）的新张伯伦模型；Lancaster（1980）的兰卡斯特模型；Falvey（1981）的新H-O模型；Brander和Krugman（1983）相互倾销模型；垂直差异产业内贸易模型）和Porte（r1990）的国家竞争优势模型等。Larson（2000）从环境政策及环境规制制定者的角度出发，通过构建一个微观经济模型来衡量环境规制的变化对贸易流量产生的具体影响，指出在短期内，被规制使用的投入品成本所占比重、产出品的供给弹性和投入品需求弹性决定了环境规制的贸易效应的大小；而长期内，除了上述三种因素外，环境规制贸易效应的大小还取决于投入品的使用效率。前者为环境规制的政策制定者提供了较为明确的经济分析框架，为他们估计政策实施的经济效果提供一个参考标准；后者则将利益相关者———受环境规制影响较大的生产厂商的行为纳入分析框架，使得政策制定者估计长期效应成为可能。Managi等人（2002）利用墨西哥湾外大陆架石油天然气的生产数据，研究环境规制对于近海石油天然气生产行业技术进步的影响。文章除了在方法方面有所创新，也分析了环境规制对行业内各种不同组合的全要素生产率所产生的影响。Cole和Elliott（2003）基于H-O-V模型和新贸易模型，分别研究环境规制对污染密集型产品净出口的影响以及对贸易结构的影响。作者首先在Tobey（1990）的分析框架的基础上考虑了数据、替代变量、行业特征以及内生性四个方面的问题，然后将环境规制异质性引入模型，对上述两个问题进行拓展性研究。结果表明，新贸易模型证明了污染避难所效应的存在，并指出之所以H-O-V模型没有得出环境规制与一国净出口之间的明确关系②，是因为它没有研究双边贸易数据，也没能控制产业内贸易的影响因素。Yang（2006）首先构建完全竞争和垄断竞争两个模型分析生态标签制度对于两国消费者福利的影响，然后以美国一项关于木材造纸业的环境政策作为案例，研究该政策颁布对于整个行业生产率与贸易的影响。新国际贸易理论虽然纷繁复杂，较古典和新古典理论显现出多样化的特点，但通过相关文献的研究内容可以发现，在环境规制的研究领域，新国际贸易理论主要聚焦于技术这一要素，其中新要素理论中的人力资本论和研究与开发学说都强调了技术进步这一重要环节在国际贸易中的作用；动态贸易理论中的技术差距论则从贸易双方的初始静态技术存量的差异解释贸易产生的原因。

新新国际贸易理论

古典与新古典国际贸易理论是从国家的角度讨论比较优势，而新贸易理论虽然纷繁复杂，但总体而言是以产业为主要研究对象，探讨国际贸易产生的原因和影响。伴随着贸易的发展，更为微观的企业层面进入学术界的实现，企业的异质性与产品进出口存在着一定的关系（Bernard和Jensen，1995）。鉴于此，新新国际贸易理论得以发展，它主要以Melitz（2003）为代表，将企业生产率的差异纳入国际贸易理论框架中，形成了微观层面的贸易理论。Larson（2002）在Lasron（2000）的基础上进行拓展后分析欧盟的环境政策对于美国农产品进口产生的影响。作者明确指出以下三个要素的重要性：环境规制的种类、严格程度以及市场结构，随后作者将环境规制划分为指向产品生产过程（processregulation）和产品特定属性（productregulation）两类，将产品的异质性引入分析框架，分别研究同质产品及异质产品市场中，这两种环境规制的贸易效应。Jug和Mirza（2004）认为之前的学者利用引力模型对环境规制和贸易流量的研究没能得出明确的结论是由于方程形式不够准确。作者依然利用引力模型，得出环境规制对贸易有负效应的结论，并指出如果对产品的异质性的内生性和外生性加以考虑，则会得到更大、更显著的负效应。Levinson和Taylor（2008）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分析环境规制对贸易流量的影响。作者首先通过构建经济学模型阐述不可观测的异质性、内生性和聚合问题对研究结果的影响，然后利用1977—1986年间美、加、墨的130个制造业数据进行验证，说明那些环境治理成本越高的行业，净进口量越多。新新贸易理论从更微观的角度对贸易进行研究，尽管受制于数据的可得性，使大多数关于环境规制的研究无法深入，但其给予我们的启示却是显而易见的：异质性不仅仅体现在企业和产品，还能够表现在环境规制的类型上。正如Larson（2002）所体现的那样，环境规制可以依据其影响范围和作用对象进行更为细致的划分，从更微观的视角重新审视环境规制，有助于我们更全面更真实地了解环境规制对贸易产生的影响。

研究方法

1.引力模型。引力模型是国际贸易相关研究中最为常用的一种方法。通常把相关贸易变量作为被解释变量，分析国家经济水平、人口数量、地理条件等相关因素对贸易产生的影响。在环境规制的相关研究中，环境规制严格程度的量化指标也出现在引力模型中，作为一种解释变量对贸易效应进行测度。随着计量经济学的不断发展，计量方法更加多样化。引力模型的应用也随之丰富起来，由最初的截面和时间序列引力模型的普遍应用，发展到现在的面板数据回归方法的引力模型，所研究的内容也更为深入。VanBeersandvandenBergh（1997）利用引力模型，对Tobey（1990，1993）所用数据———1975年的贸易数据进行了截面分析并与Tobey所得结果进行对比。Xu（2000）采用1990年20个国家的截面数据分析环境规制的贸易效应，结果证实更为严格的环境规制会导致环境密集型产品的竞争力下降。Qi，Zheng和Zhao（2007）利用1985—2005年中国贸易的时序数据，采用协整、误差修正模型检验环境规制的贸易效应，结果证实了环境规制是一国的比较优势。Mojtahed（2007）利用引力模型和面板分析方法，对美国与OECD国家的贸易数据进行实证分析。Harris等人（2002）也从方法应用方面提出一些改进性的建议，并指出：出口国、进口国以及时间这三方面的效应对于环境规制与贸易的问题的研究都十分重要，简单的回归是不恰当的。2.元分析法。Mulat等人（2001）从国际贸易方面进行分析，采用“元分析”（meta-analysis）方法进行研究。“元分析”方法通常基于最小二乘法，将一系列已知效应变量作为因变量，将特殊原因（例如模型设计、时间、地域等方面的差别）作为自变量进行回归。作者分别从以下三种思路进行梳理研究：第一种是研究主要针对污染密集型产业是否由发达国家转移至发展中国家，作者指出其暗含假设是将环境规制的影响二元化———严格和宽松；第二种是遵循里昂惕夫悖论来研究一国的出口相对于进口是劳动密集还是资本密集的，即基于比较优势进行研究；第三种方法是沿袭传统经济学理论———H-O模型或引力模型进行研究。经过“元分析”方法的验证，表明环境规制会对国际贸易流量产生负面影响，至少是有影响的。3.数据包络分析法。Managi等人（2002）采用数据包络分析法（DEA）研究原油生产企业对于环境规制提高所做出的反应。DEA起源于运筹学相关领域的研究，以相对效率作为评价基础。后经发展成为衡量全要素生产率的一个重要研究方法。作者给出的结果证实了波特理论，即环境规制的提高会促使企业改进技术，实现生产力的提高和福利的提升。4.投入产出法。Walte（r1973）利用投入产出法对1966年美国的83个行业进行贸易产品的污染含量研究，指出美国的进口与出口中所含污染量基本上是相等的，最坏的情况是出口所含污染量更多一些。Robison（1988）沿用1973、1977和1982年的投入产出表对美国治污成本对贸易的影响进行分析，认为美国的污染控制项目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美国的比较优势，对贸易平衡产生了影响。

贸易效应范文篇7

单纯的国际贸易，主要是商品的跨国移动，只有国际投资，才有可能形成生产要素直接的和大量的跨国移动。在土地、资本、劳动三种生产要素中，除土地之外，资本和劳动都能在国际之间自由流动。

国际投资，即国际间的资本转移，指的是货币资本和贷款资金从一国流向他国。任何国家或地区要发展经济，必须积累资本。积累资本一种方法是国内储蓄，由储蓄转化为投资；另一种方法就是吸引外资，包括国际贷款和外商直接投资。在经济不发达国家，由于人均收入水平较低，储蓄能力受到限制，资本积累紧缺。在这种情况下，只有外来商品能形成入超现象，国内资本积累才有可能不减少当前消费。但是，入超国家又必须清偿入超商品的资金。由于资本积累不足，只有依赖外国贷款。而能否得到外国贷款，又取决于两国利率之间的差异，即债务国的利息必须高于债权国的利息。所以，国际投资的驱动因素是各国之间利率的差异。至于外商直接投资，则取决于生产成本、市场需求、预期回报率、投资环境和相关优惠政策等多种因素。

国际间的劳动要素的转移，主要取决于劳动价格，即取决于平均工资水平，比如某种类型的劳动在美国的工资率高于墨西哥，就成为墨西哥人跨越国界的经济动机。一般说来，发展中国家工资偏低，移民倾向尤甚。其次，劳动要素转移还取决于劳动者拥有的数量。在一个劳动资源相对过剩的国家，很容易引发向劳动资源稀缺的国家移民的动因。当然，国际投资也会引起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的劳动要素转移，但毕竟属于少量，而且大多是伴随着技术引进，随同设备和资金的技术人员配套转移。而且，这种转移大多带有临时性质。一旦投资项目完成，随行技术人员又会回归本土。

国际投资实现生产要素转移的微观载体是跨国企业。投资的始初动机是以谋求利润最大化为目的生产和经营。建立跨国企业伊始是资本运营，购进设备和技术，又实现了物质生产要素的转移，招聘经营人员和企业员工，又实现了劳动要素转移。可见，国际投资是生产要素跨国移动的第一推动力，跨国企业的规模和数量是鉴定生产要素移动的基本尺度。

生产要素跨国移动有两大效应：

（一）促进世界生产效率并提高实际收入水平

如果资本在美国的边际生产率低，在资本稀少的中国边际生产率高，若美国的资本流向中国，全世界的产值就会获得提高，最终超于均衡。自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外商投资不断增加，就是这个原因。

实际上，直接投资并不只是一种资本移动。有时，投资方“完全是在东道国借取创办企业的金融资本，只是加上它的商标牌号、经营准则，以及较少属于有形资产的一些其他资产而已。这个子公司一旦成为获利的企业，它就通过内部利润再投资和新借入资金来发展了，同时还把一部分利润上缴给那个很难看出其进行了投资的母公司”。[4]这种情况虽然鲜见，但仍会使双方感受其益，最重要的是促进了世界生产效率。

劳动要素的跨国移动也是如此。例如某种类型的服务业美国每天能赚15美元，而在意大利每天只能赚3美元；于是某一劳动者移居美国，每天升值到15美元，若移居意大利每天下降到3美元。这样移动的结果，致使意大利劳动的边际生产率自然趋向提高，而美国而相对下降。不过只要有差别，双方就会产生移民的经济动机，从而使实际收入水平提升。

（二）使生产要素稀少性相对差异减轻

由于资本和劳动被吸引到相对稀少的地区，随着跨国移动，相对稀少性在国际间就会减弱。印度相对过剩的劳动者迁往美国，就会降低美国劳动稀少程度，同时降低印度劳动的丰富程度。资本从相反的方向移动，将减轻资本在美国相对丰富的程度，同时降低资本在印度相对稀少的程度。

萨缪尔森写道：“物品在国际间的自由流动部分影响，就好像使生产要素在国际间自由流动一样，衣服从欧洲流向美国、食品从美国流向欧洲趋于使每一国家的特别充足的生产要素不像过去那样充足，并使每一国家的特别

，才能形成现实的生产力。依靠自身经营的积累，社会也会有进步，但那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在世界竞争的格局下，很可能会出现富者愈富，穷者愈穷的“马太效应”。经济全球化和世界市场的开放，无疑会缩短这个历程。国际投资、技术引进，会不断使资源性产品升级，增加科学技术含量，从而使商品换代升级。

（二）从“进口替代”到“出口替代”

发展中国家的开放经济分为两种类型：一是基本的内向经济，但又是有进出口贸易；二是外向经济，有大量的进出口贸易。与之相适应，发展中国家的进出口战略也可分为两种：“进口替代”和“出口替代”。

进口替代，指的是过去以进口工业制成品为主，现在改为本国工业制成品代替同类进口商品，为此，这些国家需要在国内建立面向国内市场的工业，以减少对国外市场的依赖。但进口替代需要进口用于发展本国工业品的设备和某些原料，因此又需要出口初级产品以换取外汇，弥补国际收支逆差。在这种情况下，进口替代往往以初级产品的出口作为前提。

出口替代，指的是过去以出口初级产品为主，现在改为以本国工业制成品的出口代替初级产品的出口。为此，这些国家应在国内建立起面向国外市场为主的工业部门，并要使这类产品在国际市场上有竞争能力。

当代经济发展理论普遍认为，进口替代是较低级的出口模式，出口替代是较高级的出口模式。

新加坡和韩国是两个比较成功的实现“出口替代”的典型例证。

新加坡1965年宣布独立，当时只有橡胶园，地势坎坷不平。没有什么基础。通过引进外资和引进技术，使本国经济在短期内改变了面貌。当时，新加坡政府积极支持和鼓励工业界实现生产自动化，重点放在推广和使用机器人上。新加坡自造的第一名“烧焊工”机器人于1983年诞生，另一台“喷漆工”机器人也相继问世。新加坡推行了电脑教育“五年计划”，使20%的中学生成为电脑俱乐部成员。20世纪80年代新加坡开始出口电子计算机，驶向国际市场的惊涛骇浪。

韩国在过去30年里，利用美、日等发达国家改变经济结构的机会，将外国资本、技术同国内的廉价劳动力结合起来，20世纪60年展了轻纺工业。70年代又突出发展了重化工业，用出口推动了经济发展，从一个贫穷落后的地区一跃成为新兴工业化地区。韩国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大力发展科学技术，实行“科技兴国”方针。为了跟上新技术革命的步伐，韩国制定了“1984-2000年科技发展战略”，提出两项主要任务：一是开发尖端技术，将产业结构改造为“发达国家型”产业结构；二是根本上解决粮食、能源、环境污染、疾病、住宅、城市过密等问题。韩国的学者、实业家、官员都认为21世纪将成为“太平洋世纪”，强调“不要错过时机”，要积极地迎接“太平洋时代”。

（三）从“单向投资”到“双向投资”

单纯的国际贸易，很容易因袭原有的方式。只有通过国际投资的冲击，才能推进贸易方式的改变。

国际投资的始初行为是资本过剩的发达国家向资本稀少的落后国家的单向投资，落后国家在很长时期内几乎没有什么对外投资能力。但国际投资和国际贸易一样，基本上属于双边行为，落后国家发展到一定阶段，必然冲出国界，走向对外投资的行列。从单向投资转向双向投资，是世界历史的巨大进步。

我们试以中国为例来说明这个问题。

改革开放以后，大量外国商品进入中国市场，大量外资企业落户中国，国内市场竞争激烈。因此，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开始把视角转向海外市场。可以肯定地说，寻求市场是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直接动机。

1979年8月13日，国务院提出“出国办企业”的经济改革措施，第一次把发展对外直接投资作为国家政策，从而拉开了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序幕。

中国对外投资包括三种类型：（1）为支持进出口贸易而进行的投资；（2）为支援第三世界国家而进行的投资；（3）为承包工程和劳务输出而进行的投资。

1990年，我国已开办801个世界境外企业，分布在93个国家和地区。在美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加拿大、俄罗斯、新加坡、泰国、马来西亚和港澳地区就集中了我国非贸易性企业的2/3。

1999年，我国境外投资扩展到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投资相对集中于发达国家以及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排在前10位的是独联体国家、美国、港澳地区、泰国、澳大利亚、日本、加拿大、马来西亚、新加坡和德国。截止2007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分布在全球已达149个国家和地区，投资存量已达5百多亿美元。[10]

中国对外投资在发展中国家虽然不是首开先例，但其雄健的脚步却有后发夺人之势。尽管我国目前对外投资的比重还比较微少，风险投资领域尚未涉足，但这却是一个光辉的起点。可以肯定，中国对外投资终究要跃居世界前列，并将对国际贸易发生更为积极的影响。国际投资和国际贸易，必将成为我国步入世界经济舞台的“双子星座”。

参考文献

[1]陈胜昌，经济全球化：趋势和影响，透过互联经济体系创造财富[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89

[2]马克思，哲学的贫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169

[3]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487

[4]彼得·林德持，国际经济学[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488

[5]保罗·萨缪尔森，经济学（下册）[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69

[6]王洪庆，外商直接投资的贸易效应研究[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7，41-42

[7]王洛林主编2007-2008中国外商投资报告[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163-164

[8]斯纳德，国际经济学导论[M]北京：东华书局，1967，251-252

[9]王小强、白南风，富饶的贫困[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44

[10]刘慧芳，跨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研究[M]北京：中国市场出版社，2007，181

贸易效应范文篇8

关键词技术性贸易壁垒MD-XS曲线成长期成熟期

1成长期和成熟期TBT的贸易模型分析

1.1成长期的TBT对国际贸易的阻碍作用

成长期的TBT可以认为是一种不稳定的状态。当技术法规、标准和合格评定程序不是很完善的时候，它的表现之一就是TBT的随意性、隐蔽性，往往会造成正常交易的复杂化，对出口国的影响会很大。在贸易实践中，欧美等国的TBT的法制化建设正在逐步完善，正在从成长期向成熟期过度。

为了更好的分析成长期的TBT，我们引入国际需求曲线和国际供给曲线来分析这一问题。假定只有两个国家，A是出口国（本国），设置TBT的B为进口国，XS代表A国的出口供给曲线，MD代表B国的进口需求曲线。在理想状态下，两国供求平衡点就是本国的出口供给曲线和进口需求曲线的交点，既XS与MD的交点E（如图1），则Pe的价格就是国际价格，两国的商品贸易处于平衡状态。当实施TBT后，以前正常的贸易交往结束，取而代之的是贸易量的减少，进而是B国的国外需求减少了。此时A国就要付出超额的成本来跨越或者打破TBT，这样A国的出口供给曲线XS就会向左上方倾斜，在B国的国外需求不变的情况下，两国供求平衡点也会随之上移，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人为的TBT的设置给A、B的消费者带来的损失有多大，A国的产品要想出口到B国，就要付出更多的成本P1-Pe,而设置TBT以前的价格Pe，B国的消费者同样也要多付出P1-Pe的价格，自然出口产品的数量也减少了Q1-Qe。当然，如果B国设置TBT的条件过于苛刻，以至于A国无法逾越，则对A国的贸易阻碍作用达到了极点，这是最极端的国际贸易，是不成熟的TBT。综观现代国际贸易交往，很多TBT的设置都是不合理的，处于一种摸索状态，自然对出口国的伤害就很大，这种还未纳入法制化轨道的TBT对国际贸易的阻碍作用大于促进作用，是一种成长状态的TBT。

1.2成熟期的TBT对国际贸易的促进作用

成长期TBT的阻碍作用前面我们已经分析过了，由于它的不尽完善对出口国提出了挑战，阻碍了贸易的正常发展。随着TBT程序的日趋成熟和完善，是否还会存在贸易阻碍呢？我们还是从图2来分析:

经历了成长期TBT的阻碍后，A国积极主动地提高技术水平，采用国际标准、先进的检测手段，出口环保、健康型产品，力图实现一个新的技术创新来突破TBT的限制，这样，由于技术创新所带来的国外需求会增加，即B国的进口需求曲线MD向后移动至MD2(如图2)，与此同时，受国外需求的刺激，A国的出口供给曲线XS1就会向右方移动，甚至有超越设置TBT前XS的可能，这样，一个新的贸易平衡点就出现了，而此时的OQ2大于OQe，价格也可能会出现短暂的上升趋势，这样贸易的促进作用产生了。经历了成长期TBT的不断磨练，出口方的技术创新和适应TBT的能力会更强，而进口方由于TBT程序的日趋成熟和完善，法制化建设不断健全，TBT会进入一个相对稳定的时期，这对出口方来说是一个机遇。

2建议

成长期的技术性贸易壁垒，它对贸易的阻碍作用大于促进作用，对出口国的挑战是巨大的，随着技术环节、法制化建设的不断完善和时间的推移，TBT的贸易促进效应会逐步显现出来我国自进入“后WTO时期”以来，遭遇越来越多的TBT，如何应对？笔者认为在技术性贸易壁垒问题上，我国政府和市场的主体—企业今后应形成职权分明、层次清晰、合作协调的关系。

2.1政府作为

（1）更新观念，树立可持续发展的出口导向战略。政府应该加强对出口企业的评估，加大宣传力度，适量控制出口企业的规模和出口企业的质量。出口企业在经济和科技要有一定的实力，从长期看成熟的技术性贸易壁垒对出口企业是有利的，但如果在TBT还不是很完善的时候，大量的出口企业过度的海外出口，势必造成产品的恶性竞争，那些经济和科技实力不强的企业在遭遇TBT时，不堪一击，自然会出口减少，甚至走向破产的边缘，那么他们等不到成熟的技术性贸易壁垒效应发挥就悄悄退出了市场。

（2）建立区域性标准检测、检验机构。从遭遇TBT严重程度来看，珠三角及香港、台湾地区遭遇TBT的程度远高于长三角，而内陆地区由于经济发展的相对缓慢，遭遇TBT的还不多，但这并代表将来没有。为此，建立地区级的检测、检验机构对TBT有很好预防效果，经济发达的省份还可以建立本省的检测机构。这样，不仅可以保障本地区的贸易安全，还可以形成辐射到周边的效应，达到以点带面的效果，进而整个地区都受益。我国政府很早就在上海设有20个产品检测国家中心和华东测试中心，承担了国家下达的大量检验任务，并且还建立了标准化研究机构，这对长三角的江苏、浙江等地的产品出口起到了很大辐射作用，从长三角（上海、江苏）遭遇的TBT远低于珠三角及香港、台湾地区，我们不难看出建立域性标准检测、检验机构的必要性。

（3）建立国内、外信息情报系统。就是要依靠政府的相关部门和行会成立专门的机构，收集和分析历年来相关产品出口的数量和价格，发现有异常的现象要特别关注。充分利用涉外单位反馈的信息及时与政府或行会沟通，同时，组织人员大量跟踪国外政府、行会的相关信息，及时收集、翻译主要贸易对象国已和实施的技术法规、标准、合格评定程序等技术性贸易措施，力求做到信息的及时、准确和全面，为政府和企业的科学决策提供信息支持。

（4）加快“T”型结构人才的培养。其中“—”代表的是广度，“1”代表深度。技术性贸易壁垒涉及的产品范围非常广，而且一旦涉及到某个领域，就需要相关的专业知识就越深。这就需要政府加快培养综合型的人才。

2.2企业作为

（1）提升企业自主创新能力。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企业一直走的是低成本的劳动密集型发展道路，技术方法和技术设备大多数都是从国外进口，产品多半是模仿生产，因此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薄弱，常常在国际贸易中处于被动的地位。为此，我国企业应加大科研的投入力度，特别是基础研究的投入，按照国际标准，企业的正常研发经费应该占整个销售额的5%，只有这样，企业才能在科研中求创造，自主开发出有高质量的产品。同时，企业要提高出口产品的附加值，目前我国出口的大多是低附加值产品，而两端的研究和营销多被外商所掌握，我们的生产主要集中在低端的加工组装环节，这样就呈现出“葫芦型”结构，因而必须提高出口产品中间环节的附加值含量，培育优质的出口产品。

（2）增强知识产权的保护意识。国外采取TBT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由于我国产品大量低价进入国外市场。造成低价的原因是国内企业的创新能力不足，仿冒成风，市场恶性竞争，企业之间杀价竞争，形成产品价格低于公平价格，导致国外企业的不断投诉。鉴于此，我国企业除加大力度增强企业的创新能力外，更应该重视知识产权的保护。据商务部的一份调查显示：一方面，目前我国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企业的数量太少，仅有2000余家，占企业数量的0.03%，有99%的企业没有申请专利，拥有自己商标的企业仅占40%，很多企业靠模仿过日子；另一方面，我国企业缺乏境外知识产权的保护意识，境外申请专利和注册商标数量较低。我国申请国际专利数不足22%，其中国有企业占主导地位，民营以及其他经济类型的企业申请国外专利的比例更小，企业注册国外商标仅占22%，且国外企业抢注我著名商标的事件频频发生。由于我国企业对知识产权的对内、对外保护程度不够，遭受知识产权纠纷的案例屡见不鲜。

（3）积极应诉。企业经过权衡认为，应诉的费用超过该产品的实际价格时，企业往往会选择放弃应诉。但就国家的整体利益而言，这种情况是不应该经常发生的，往往一个企业的撤诉可能会导致整个行业甚至其他行业的损失，这是因为国外一个产品的投诉的成功会带来其他行业的效仿，最终会影响整个国家的利益。此外，针对个别企业在遭遇TBT时，力量微弱，应诉费用高等劣势，我国企业应当尽量争取集体应诉或集资应诉，以减少企业的应诉费用。

（4）建立成果共享机制。一些大企业不愿意将已经得到的研发成果让全行业共享，对此一个可行的方法是企业建立技术性贸易壁垒应对基金，一方面以集体筹集的基金应对技术性贸易壁垒，另一方面可以以基金的形式建立企业之间合作的块状经济产业带，以块状经济产业带为依托建立卵化器，形成以孵化器为中心向四周辐射的技术成果共享机制，这样有利于我国出口产业的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

贸易效应范文篇9

[论文摘要]国际投资和国际贸易是推动经济全球化的两大历史车轮。尽管国际贸易的起源先于国际投资，但国际投资却是国际贸易更大的加速推动力量。现在世界已步入金融时代，国际投资和国际贸易的互相支撑、互相促进，业已构成世界经济发展的中流砥柱。认真解读国际投资的贸易效应，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从国际投资引致生产要素跨国移动，国际投资促使国际贸易立体扩散和国际投资推进传统贸易方式改变等三个层面，对国际投资的贸易效应做了分析研究。

一、引言

改革开放30年以来，我国的社会经济面貌发生了举世瞩目的变化。其中有两个重要支点：国际贸易和引进外资。逢此之际，有必要对已经走过的历程作一阶段性的总结，以求踏上更加光明的旅途。

对于国际经济往来而言，无疑是先有国际贸易，尔后引发国际投资。国际贸易包括出口和进口，往返运输需要增加交易成本、中介费用和时差间隔，由此引发资本输出动机，即把资本直接投入到商品需求国家，就地生产就地销售。资本输出又引发生产要素的国际移动，由此出现跨国公司和国际金融。这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

尽管是国际贸易引发国际投资，但国际投资作为一个后来者却起来了主宰国际贸易的作用。21世纪是知识经济世纪，也是金融世纪，资本运营已成为现代经济活动的神经中枢。

当今世界经济格局的一个重要特征是经济全球化。一国的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终究要突破国界走向世界，经济发展已无边界。经济全球化也并非始于今日，早在19世纪中叶就已经开始了。现在不过是“在更高层次回到1941年以前时代的经济全球化趋势”。“从生产力发展的角度看，经济全球化是人类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科学技术达到了高发达水平的结果：人类发展到今天，在世界范围内选择低成本生产和低成本交易已经成为可能。”[1]

早在100多年前，马克思就对国际贸易、国际分工和国际投资作过描述。“由于机器和蒸汽的应用，分工的规模已使大工业脱离了本国基地，完全依赖于世界市场、国际交换和国际分工。”[2]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进一步强调了生产社会化必然要求国际分工、合作、交流的思想。“随着资产阶级的发展，随着自由贸易和世界市场的确定，随着工业生产以及与此相适应的生活方式的一致化，各国人民之间的民族孤立性和对立性日益消失下去。”[3]

在经济全球化和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的今天，国际分工和国际协作日益活跃，资本、技术、人力、信息等生产要素愈益跨越国家、民族的界限，在全球范围内自由、全面、大量、综合地流动和配置，特别是世界贸易组织的覆盖面日益扩大，已使国际投资和国际贸易规模出现空前的扩散效应和乘数效应。

二、国际投资引致生产要素跨国移动

单纯的国际贸易，主要是商品的跨国移动，只有国际投资，才有可能形成生产要素直接的和大量的跨国移动。在土地、资本、劳动三种生产要素中，除土地之外，资本和劳动都能在国际之间自由流动。

国际投资，即国际间的资本转移，指的是货币资本和贷款资金从一国流向他国。任何国家或地区要发展经济，必须积累资本。积累资本一种方法是国内储蓄，由储蓄转化为投资；另一种方法就是吸引外资，包括国际贷款和外商直接投资。在经济不发达国家，由于人均收入水平较低，储蓄能力受到限制，资本积累紧缺。在这种情况下，只有外来商品能形成入超现象，国内资本积累才有可能不减少当前消费。但是，入超国家又必须清偿入超商品的资金。由于资本积累不足，只有依赖外国贷款。而能否得到外国贷款，又取决于两国利率之间的差异，即债务国的利息必须高于债权国的利息。所以，国际投资的驱动因素是各国之间利率的差异。至于外商直接投资，则取决于生产成本、市场需求、预期回报率、投资环境和相关优惠政策等多种因素。

国际间的劳动要素的转移，主要取决于劳动价格，即取决于平均工资水平，比如某种类型的劳动在美国的工资率高于墨西哥，就成为墨西哥人跨越国界的经济动机。一般说来，发展中国家工资偏低，移民倾向尤甚。其次，劳动要素转移还取决于劳动者拥有的数量。在一个劳动资源相对过剩的国家，很容易引发向劳动资源稀缺的国家移民的动因。当然，国际投资也会引起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的劳动要素转移，但毕竟属于少量，而且大多是伴随着技术引进，随同设备和资金的技术人员配套转移。而且，这种转移大多带有临时性质。一旦投资项目完成，随行技术人员又会回归本土。

国际投资实现生产要素转移的微观载体是跨国企业。投资的始初动机是以谋求利润最大化为目的生产和经营。建立跨国企业伊始是资本运营，购进设备和技术，又实现了物质生产要素的转移，招聘经营人员和企业员工，又实现了劳动要素转移。可见，国际投资是生产要素跨国移动的第一推动力，跨国企业的规模和数量是鉴定生产要素移动的基本尺度。

生产要素跨国移动有两大效应：

（一）促进世界生产效率并提高实际收入水平

如果资本在美国的边际生产率低，在资本稀少的中国边际生产率高，若美国的资本流向中国，全世界的产值就会获得提高，最终超于均衡。自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外商投资不断增加，就是这个原因。

实际上，直接投资并不只是一种资本移动。有时，投资方“完全是在东道国借取创办企业的金融资本，只是加上它的商标牌号、经营准则，以及较少属于有形资产的一些其他资产而已。这个子公司一旦成为获利的企业，它就通过内部利润再投资和新借入资金来发展了，同时还把一部分利润上缴给那个很难看出其进行了投资的母公司”。[4]这种情况虽然鲜见，但仍会使双方感受其益，最重要的是促进了世界生产效率。

劳动要素的跨国移动也是如此。例如某种类型的服务业美国每天能赚15美元，而在意大利每天只能赚3美元；于是某一劳动者移居美国，每天升值到15美元，若移居意大利每天下降到3美元。这样移动的结果，致使意大利劳动的边际生产率自然趋向提高，而美国而相对下降。不过只要有差别，双方就会产生移民的经济动机，从而使实际收入水平提升。

（二）使生产要素稀少性相对差异减轻

由于资本和劳动被吸引到相对稀少的地区，随着跨国移动，相对稀少性在国际间就会减弱。印度相对过剩的劳动者迁往美国，就会降低美国劳动稀少程度，同时降低印度劳动的丰富程度。资本从相反的方向移动，将减轻资本在美国相对丰富的程度，同时降低资本在印度相对稀少的程度。

萨缪尔森写道：“物品在国际间的自由流动部分影响，就好像使生产要素在国际间自由流动一样，衣服从欧洲流向美国、食品从美国流向欧洲趋于使每一国家的特别充足的生产要素不像过去那样充足，并使每一国家的特别稀少的生产要素不像过去那样稀少。”[5]生产要素在国际间的自由移动，会使各种生产要素的价格趋于均衡。

三、国际投资促使国际贸易立体扩散

国际投资直接推进的是中间产品的贸易，间接推动的是最终产品的贸易。一般说的国际贸易，指的是最终产品的贸易，即商品贸易。

国际投资实现的生产要素移动虽然减轻了商品的稀少性，从而减少了国际贸易的机会，可是从另一种意义上说，新生产场所的开辟和建立，又创造了新的贸易园地。假设有一个资本贫乏的国家，从外国进引长期贷款，用以发展本国产业。某些制造品（例如纺织品、塑料之类）原先输入本国市场，现在国内也可以像外国一样廉价生产，故而不需要再输入此类商品。不过由于本国发展生产的结果提高了收入，消费数量与结构已经变化，因而创造了新的需求。所以从现象上看，进口商品减少了，但国内市场却因生产要素的移动而扩大了。因此，一方面贸易关系是国际借贷的产物，即生产要素移动创造了新的商品需求；另一方面，国际贸易又能借助推广市场及刺激资源更有效的利用，因而能创造投资机会，不仅吸引了本国的投资者，也吸引了国外的投资者。新的投资者的出现，又扩大了市场的商品需求。这就是国际投资引发的贸易创造。

投资和贸易的不同之处在于：贸易是一种递增效应，投资则是一种乘数效应。按一般惯例估算，投资效应是贸易效应的5倍。尽管投资有风险，但风险越大，欲念越大，经营者依然会选择投资。只有投资，才能使国际贸易实现立体扩散。

我们不防借助一组数据来说明这个问题。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在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方面，1978~2007年，共签订投资协议项目464801个，合同金额9428.77亿美元，实际使用外商直接投资4997.60亿美元。其中，外商直接投资协议项目数从1980年的470个上升到2007年的4万多个，增长了近90倍，年均增长率为25.05%；合同外投资从1983年的17.32亿美元上升到2005年的1千多亿美元，增长了近70倍，年均增长率为23.35%；实际使用外商投资从1983年的6.36亿美元上升到2007年的535.05亿美元，增长了84.13倍，年均增长率为24.81%。中国已连续10年位居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吸收外商直接投资的首位。[6]

外商在华投资对双边贸易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我们可以从我国和外商投资企业的进出口总额来印证这个问题。

（一）我国的进出口总额的增长

我国的进出口总额从1983年的436.16亿美元上升到2007年的1万多亿美元，增长了19.52倍，年均增长率为16.02%。其中，出口贸易从1983年的222.26亿美元增长到2007年的5千多亿美元，增长了19.72倍，年均增长率为15.95%。我国出口总额在世界所占的比重同期也上升了5.86%，进口总额上升5.32%。出口总额排名由第17位上升到第3位。

（二）外商在华投资企业进出口总额的增长

外商在华投资企业的进出口总额从1980年的0.42亿美元上升到2007年的5千多亿美元，增长了11244.17倍，年均增长率为50.01%，其占我国对外贸易总额的比重上升55.48%。其中，外商在华投资企业的出口总额同期增长30042.63倍，年均增长率为56.56%，其占我国出口总额的比重上升54.82%；进口总额增长了68213倍，年均增长率为62.24%，其占我国进口总额的比重上升56.18%。可见，外商在华投资企业的对外贸易积极地推动了我国对外贸易的发展。[7]

国际经济学的传统观念认为，国际投资和国际贸易有互相抵消作用。国际投资引发的生产要素移动减轻了生产要素的稀少性。生产要素跨国移动数量越大，国际贸易的动机与赚取的利润也就越少。极言之，生产要素的相对稀少性的悬殊情况可能因国际投资完全消除，那么，引起国际贸易的原因也不复存在。但在实际上，不论是国际投资或是国际贸易，都不可能消除各国之间要素和商品的相对稀少性状态，所以两种功能得以并存，并会逐步扩大。

其实恰恰相反，国际投资和国际贸易更多地表现为互补作用。国际投资能够创造和扩大国际贸易，国际贸易也可以创造国际直接投资。这种关系分为四种情况：（1）投资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对本国出口贸易具有促进作用，如设备、技术和软件可跟随资本；（2）本投资国的出口贸易对本国的直接投资具有促进作用，如通过贸易出口可以引发直接投资就地销售跨国企业的产品；（3）投资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可以促进东道国的进口贸易，东道国引进了外资，相应地就会进口生产要素及技术软件；（4）东道国的进口贸易会促进投资国的直接投资，既然有了进口贸易，就会致使投资国实行直接投资，以创造更简便、更有利的贸易机会。

根据国际贸易的实践经验，建立各种经济共同体撤销关税壁垒，实现自由贸易，更能实现比较利益。由此获得的经济利益，西方经济学称之为“贸易创造”。但是，这种情况只适用于经济一体化组织内部，对外却设置一个共同的关税壁垒，可能导致“贸易转向”。当经济共同体的国家较低成本的供给来源代替了共同体内较高成本的来源，即会出现“贸易转向”，即转向低成本的国家。[8]令人遗憾的是，这种机会并不显见，太多的机会往往会消失在经济共同体内。世界贸易组织成立之后，这种情况更为显著，国际贸易在WTO之内，成员国更多地表现为“贸易创造”。未进入世贸组织的国家积极申请入围，其中原因就在于要享受组织内的“国民待遇”。它们需要的是直接的“贸易创造”，而不是消极等待“转移转向”。

伴随着世界贸易组织的不断扩大，“贸易创造”的功效会逐步消失，因为国家越来越少。如果所有国家都加入WTO，“贸易创造”就会完全消失。随之而来的将是“资本创造”，或称“投资创造”。国际投资力度的增强，会实现更为广阔的贸易空间。国际投资引发的贸易效应必将大大超越单纯国际贸易的效应。

四、国际投资推进传统贸易方式改变

世界经济早期的历史格局，国际投资主要是发达国家对殖民地国家和落后国家的投资，俗称资本输出。这种投资虽然有资本入侵的含义，但在客观上却推进了国际贸易的发展，从而也推动了传统贸易方式的改变。

（一）促进出口商品换代升级

从出口商品的结构，可以反映出一国的经济技术发展水平。一般说来，发展中国家出口以初级产品为主，亦即资源性产品为主。资源只有经过开发和利用，才能成为商品，才能实现商品流通。“所以，对于人类，所谓‘资源’，是社会经济结构和人类素质的函数。对应不同的经营方式和开发手段，资源的含义不同。”[9]对于多种经营、综合利用、深度加工和专业化、商品化生产的立体开发方式，就可以构成发展的良好基础；而对于倒山种地、单一经营、自给自足的平面垦殖生产方式，那就只能陷入“低水平陷阱”，那就只能是“富饶的贫困”。

资源开发固然要靠人的智力，但智力必须凝聚为技术，才能形成现实的生产力。依靠自身经营的积累，社会也会有进步，但那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在世界竞争的格局下，很可能会出现富者愈富，穷者愈穷的“马太效应”。经济全球化和世界市场的开放，无疑会缩短这个历程。国际投资、技术引进，会不断使资源性产品升级，增加科学技术含量，从而使商品换代升级。

（二）从“进口替代”到“出口替代”

发展中国家的开放经济分为两种类型：一是基本的内向经济，但又是有进出口贸易；二是外向经济，有大量的进出口贸易。与之相适应，发展中国家的进出口战略也可分为两种：“进口替代”和“出口替代”。

进口替代，指的是过去以进口工业制成品为主，现在改为本国工业制成品代替同类进口商品，为此，这些国家需要在国内建立面向国内市场的工业，以减少对国外市场的依赖。但进口替代需要进口用于发展本国工业品的设备和某些原料，因此又需要出口初级产品以换取外汇，弥补国际收支逆差。在这种情况下，进口替代往往以初级产品的出口作为前提。

出口替代，指的是过去以出口初级产品为主，现在改为以本国工业制成品的出口代替初级产品的出口。为此，这些国家应在国内建立起面向国外市场为主的工业部门，并要使这类产品在国际市场上有竞争能力。

当代经济发展理论普遍认为，进口替代是较低级的出口模式，出口替代是较高级的出口模式。

新加坡和韩国是两个比较成功的实现“出口替代”的典型例证。

新加坡1965年宣布独立，当时只有橡胶园，地势坎坷不平。没有什么基础。通过引进外资和引进技术，使本国经济在短期内改变了面貌。当时，新加坡政府积极支持和鼓励工业界实现生产自动化，重点放在推广和使用机器人上。新加坡自造的第一名“烧焊工”机器人于1983年诞生，另一台“喷漆工”机器人也相继问世。新加坡推行了电脑教育“五年计划”，使20%的中学生成为电脑俱乐部成员。20世纪80年代新加坡开始出口电子计算机，驶向国际市场的惊涛骇浪。

韩国在过去30年里，利用美、日等发达国家改变经济结构的机会，将外国资本、技术同国内的廉价劳动力结合起来，20世纪60年展了轻纺工业。70年代又突出发展了重化工业，用出口推动了经济发展，从一个贫穷落后的地区一跃成为新兴工业化地区。韩国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大力发展科学技术，实行“科技兴国”方针。为了跟上新技术革命的步伐，韩国制定了“1984-2000年科技发展战略”，提出两项主要任务：一是开发尖端技术，将产业结构改造为“发达国家型”产业结构；二是根本上解决粮食、能源、环境污染、疾病、住宅、城市过密等问题。韩国的学者、实业家、官员都认为21世纪将成为“太平洋世纪”，强调“不要错过时机”，要积极地迎接“太平洋时代”。公务员之家

（三）从“单向投资”到“双向投资”

单纯的国际贸易，很容易因袭原有的方式。只有通过国际投资的冲击，才能推进贸易方式的改变。

国际投资的始初行为是资本过剩的发达国家向资本稀少的落后国家的单向投资，落后国家在很长时期内几乎没有什么对外投资能力。但国际投资和国际贸易一样，基本上属于双边行为，落后国家发展到一定阶段，必然冲出国界，走向对外投资的行列。从单向投资转向双向投资，是世界历史的巨大进步。

我们试以中国为例来说明这个问题。

改革开放以后，大量外国商品进入中国市场，大量外资企业落户中国，国内市场竞争激烈。因此，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开始把视角转向海外市场。可以肯定地说，寻求市场是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直接动机。

1979年8月13日，国务院提出“出国办企业”的经济改革措施，第一次把发展对外直接投资作为国家政策，从而拉开了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序幕。

中国对外投资包括三种类型：（1）为支持进出口贸易而进行的投资；（2）为支援第三世界国家而进行的投资；（3）为承包工程和劳务输出而进行的投资。

1990年，我国已开办801个世界境外企业，分布在93个国家和地区。在美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加拿大、俄罗斯、新加坡、泰国、马来西亚和港澳地区就集中了我国非贸易性企业的2/3。

1999年，我国境外投资扩展到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投资相对集中于发达国家以及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排在前10位的是独联体国家、美国、港澳地区、泰国、澳大利亚、日本、加拿大、马来西亚、新加坡和德国。截止2007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分布在全球已达149个国家和地区，投资存量已达5百多亿美元。[10]

中国对外投资在发展中国家虽然不是首开先例，但其雄健的脚步却有后发夺人之势。尽管我国目前对外投资的比重还比较微少，风险投资领域尚未涉足，但这却是一个光辉的起点。可以肯定，中国对外投资终究要跃居世界前列，并将对国际贸易发生更为积极的影响。国际投资和国际贸易，必将成为我国步入世界经济舞台的“双子星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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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斯纳德，国际经济学导论[M]北京：东华书局，1967，251-252

贸易效应范文篇10

关键词:反倾销调查反倾销最终措施反倾销强度指数

对策是,中国行业企业应积极获取行业市场经济地位,以降低被反倾销的风险;应构建行业协会倾销与反倾销信息平台,加大统一应诉和起诉的力度;应拓展多元化的贸易格局,实施以进口促进出口的贸易政策。

1994年人民币汇率改革以来,中国在保持对外贸易出口大幅增长的同时,却遭受到来自主要贸易体的一系列反倾销贸易摩擦。据WTO统计,1995-2008年涉及中国产品的反倾销调查677起、最终措施479起,分别占到世界总数的19.8%和21.9%。无论从总体还是从单个年度来看,1995-2008年中国被反倾销调查和反倾销最终措施的数量都位居世界第一位。这其中,美国对中国产品共发起反倾销调查87起、实施反倾销最终措施66起,分别占到美国反倾销调查的20.8%、美国反倾销最终措施的24.6%,均位居美国对外反倾销的第一位,且位居WTO成员方对华反倾销的第二位。而美国又是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国,据中国海关统计,2008年中国对美商品出口为2775.2亿美元,占到中国商品出口总额的17.7%,因而美国对中国产品频繁反倾销势必对中美贸易产生严重的破坏影响。为此,本文拟探究美国对中国产品反倾销现时的格局及产生的贸易影响效应。

一、WTO框架下美国对中国等主要贸易体反倾销格局

据WTO统计,1995-2008年美国对世界共发起反倾销调查418起,实施反倾销最终措施268起。其中,被美国频繁反倾销调查排在前12位的国家或地区有:中国、日本、韩国、印度、中国台北、德国、印尼、南非、加拿大、墨西哥、俄罗斯和巴西。同期,被美国实施反倾销最终措施排在前12位的国家或地区有:中国、日本、中国台北、韩国、印度、墨西哥、巴西、印尼、南非、泰国、意大利和俄罗斯。如表1:相比来看,WTO框架下被美国反倾销调查和反倾销最终措施最为严重的是东亚国家和地区,其中,美国对中国发起反倾销调查和实施反倾销最终措施都最为严重,列在第一位,分别为87起和66起,占到美国反倾销调查的20.8%,占到美国反倾销最终措施的24.6%,远远高于美国对其他主要贸易体的反倾销调查和反倾销最终措施数量。如同期美国对第二大反倾销对象日本的反倾销调查33起、反倾销最终措施21起,仅为美国对中国反倾销最终措施数量的1/3。再考虑到美中双边巨额的贸易差额,因而美国对中国频繁的反倾销行动定会给中国对美出口产生非常不利的贸易影响。正如White和Jones(2000)指出,美国反倾销税指令对美中贸易施加了特别的负担,目前,美国至少有42个反倾销税指令生效,涵盖来自中国的各种进口产品,美国进口商和在华加工生产对美出口的企业越来越发现其经营遭受到美国反倾销税的破坏。

二、美国对中国产品反倾销调查和反倾销最终措施:历史演进与现时格局

在美国,反倾销调查及裁决是由两个独立的机构依据两套标准做出的,美国商务部国际贸易管理局(ITA)裁决是否提名的中国企业或产品正在倾销,而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ITC)裁决是否美国国内行业遭受实质性损害,或者面临进口原产地实质性损害的威胁。前者进行倾销调查,后者进行损害调查。只有当ITA和ITC都做出最终肯定性裁决时,才会签发反倾销命令,征收反倾销税。这样,美国对中国产品的每起反倾销事件都存在着两个机构不同的调查开始期和最终裁定期。在这里,我们选取ITA和ITC两者较早的调查开始期作为每起反倾销调查的开始期,选取两者较晚的最终裁定期作为每起反倾销裁决的最终裁定期。据此,将美国对中国产品提起的每起反倾销按照反倾销立案调查开始期和反倾销最终措施裁定期(年份)进行纵向比较。见图1和下表2:在开放经济下,一国产品对外低价出口才有可能招致对方的反倾销行为。为此,我们选取美国对中国产品反倾销的时间跨度为改革开放后的1978-2009年。依据表2和图1,1978-2009年美国对中国产品共发起反倾销调查154起,实施反倾销最终措施101起。从图形上看,无论是美国对中国产品反倾销调查,还是美国对中国产品反倾销最终措施数量都呈现出大幅波动态势,不过,从整体趋势线来看,样本期间内美国对中国产品反倾销调查和反倾销最终措施数量都呈向上增加态势。其中,1994年是一个大幅跳跃点,当年美国对中国产品反倾销调查达12起,达到历史最高水平。究其原因是1994年人民币进行了汇率并轨改革,从官方汇率1美元兑换5.8元人民币一下贬值到1美元兑换8.7元人民币,人民币如此一次性大幅贬值50%,使得中国对美商品出口出现了大幅增长。据美国普查局统计,中国对美商品出口由1993年的315.4亿美元增加到1994年的387.9亿美元,增幅23%。这其中由于人民币汇率大幅贬值很可能造成中国对美部分产品出口过于低价而招致美方的反倾销行动。并且,自1994年人民币汇率改革以来,在中国保持对美商品出口快速增长的同时,美国对中国产品反倾销调查和反倾销最终措施数量也有了大幅地增长。

1978-1994年,美国对中国产品共发起反倾销调查55起、实施反倾销最终措施30起,而1995-2009年美国对中国产品共发起反倾销调查99起、实施反倾销最终措施71起。也就是,在WTO现时格局下,美国对中国产品发起的反倾销调查和实施的反倾销最终措施数量呈阶段式提高。

资料来源:同图1。

根据美国对中国产品反倾销案件时间统计,一般来看,从美国对中国产品反倾销立案开始调查到最终裁定实施反倾销措施,其期限大致为一年,这样,考虑到美国反倾销最终措施的裁决滞后期,我们再将美国对中国产品反倾销立案调查和滞后一期的反倾销最终措施数量进行历史比较。见图2:图形上比较发现,滞后一年后美国对中国产品反倾销最终措施的变化波动与美国对中国产品反倾销立案调查数量的变化波动保持着很强的一致性。这表明随着美国对中国产品反倾销立案调查数量的增加,则美国对中国产品实施反倾销最终措施的数量也在同步增加,并且图形上也呈阶段式提高。

理论上,反倾销调查行动意在反对涉嫌不公平贸易实践的国内进口商和国外出口商,但是,随着使用反倾销调查数量的急剧增长,已越来越难以声称增强反倾销调查的使用仅仅是发出不公平贸易实践上升的信号。实际中,Aggarwal(2004)研究发现,反倾销是一种保护主义工具,与外国企业不公平贸易实践是无关的,一旦提出反倾销起诉申请,国内企业便会获得更高概率的保护,即使最后证实没有倾销,发起反倾销调查本身也会导致进口下降。据此,反倾销调查可能存在政府当局利用反倾销调查来达到威慑“倾销意图”,进而为本国生产商提供贸易保护的作用。具体到美国来看,1978-2009年美国对中国产品实施反倾销最终措施的数量与美国对中国产品发起反倾销调查的数量在同步增长,滞后一年后美国对中国产品实施反倾销最终措施的数量已占美国对中国产品反倾销调查数量的71.1%。因此,对于美国企业和政府当局来说,对中国产品反倾销调查已不再仅仅是一种对国内进口商和国外出口商的威胁作用,现时的格局是已通过课征反倾销税的形式成为一种实实在在的贸易保护工具。美国反倾销调查已对中国对美出口的154种产品产生了明显的贸易调查效应,而对其中的101种产品课征反倾销税,已造成显著的贸易破坏效应。

三、美国对中国反倾销调查和反倾销最终措施:行业产品分布

在改革开放后初期(1978-1981年),美国对中国产品很少发起反倾销起诉,只是在1980年才对中国产品提起首例反倾销调查———化学品薄荷醇事例。但是,其后美国对中国产品反倾销调查和反倾销最终措施不仅在数量上有了较大地增长,而且涉及的行业产品分布在不断地扩大。1980-1994年美国对中国反倾销调查涉及到10个行业产品,按照先后顺序为:化学产品、纺织制品、蔬菜产品、杂项制品、贱金属及其制品、矿石及矿物燃料、机械电气设备及部件、家用电器、车船运输设备及部件,以及预制食品与饮料。1995-2009年美国对中国反倾销调查又扩展到塑料与橡胶制品、纸及纸制品,以及建材与玻璃制品行业上。结果,1978-2009年美国对中国产品反倾销调查已涉及到13个行业产品。相比而言,美国在1983年才首次对中国产品裁定反倾销最终措施———纺织品印花布和棉毛巾事例。1983-1994年美国对中国裁定的反倾销最终措施涉及到8个行业产品,按照先后顺序为:纺织制品、化学产品、杂项制品、贱金属及其制品、矿石及矿物燃料、机械电气设备及部件、家用电器,以及蔬菜产品。1995-2009年美国对中国产品反倾销最终措施又扩大到塑料与橡胶制品、车船运输设备及部件、预制食品与饮料、纸及纸制品,以及建材与玻璃制品行业上。结果,1978-2009年美国对中国产品反倾销最终措施也涉及到13个行业产品。

总的来看,美国对中国产品反倾销调查和反倾销最终措施数量增加很快,分别从1978-1994年的55起、30起增加到1995-2009年的99起和71起。并且,1978-2009年美国对中国产品反倾销调查和反倾销最终措施主要分布在13个行业产品上:贱金属及其制品、化学产品、杂项制品、机械电气设备及部件、纸及纸制品、纺织制品、预制食品与饮料、塑料与橡胶制品、矿石及矿物燃料、家用电器、蔬菜产品、车船运输设备及部件,以及建材与玻璃制品。

具体来看,如表3所示,按照美国对中国反倾销涉案行业产品的高低程度,我们发现,贱金属及其制品、化学产品是美国对中国发起反倾销调查和实施反倾销最终措施最为集中的两个行业。1978-2009年美国对中国贱金属及其制品反倾销调查52起、反倾销最终措施32起,分别占美国对中国产品反倾销调查、反倾销最终措施的33.8%和31.7%。也就是,美国对中国产品反倾销行动的1/3左右是集中于贱金属及其制品之上,对该行业产品对美出口构成了严重的不利影响。同期,美国对中国化学产品反倾销调查45起、反倾销最终措施31起,分别占美国对中国产品反倾销调查和反倾销最终措施的29.2%和30.7%。两个行业涉案产品合计占到美国对中国产品反倾销调查63.0%、反倾销最终措施62.4%。也就是,美国对中国反倾销对贱金属及其制品、化学产品两个行业的贸易影响最大。并且,美国对中国贱金属及其制品、化学产品的反倾销数量增加很快,反倾销调查分别从1978-1994年的17起、19起增加到1995-2009年的35起、26起;反倾销最终措施分别从1978-1994年的11起、9起增加到1995-2009年的21起、22起。

四、美国对中国产品反倾销:涉案贸易金额比较

仅从涉案行业产品反倾销数量视角分析美国对中国反倾销的影响是有失偏颇的,因为某一行业产品遭受美国反倾销数量的多少尚无法反映其实际遭受的贸易影响。考虑到每起反倾销涉案产品的贸易金额差异较大,因而需要进一步探究美国对中国反倾销涉案行业产品的贸易金额状况。在这里,我们以反倾销损害调查涉案金额为基准,来考察世贸组织成立以来美国对中国反倾销涉案产品的贸易效应。

根据USITC(2010)统计,如图3和下表4所示,1995-2008财政年度美国对中国产品反倾销涉案金额超过亿美元的主要产品是:(1)木制卧室家具(杂项制品),涉案金额9.579亿美元,被课征198.08%反倾销税;(2)钢钉(贱金属制品),涉案4.86亿美元,被课征118.04%反倾销税;(3)圆形焊接碳钢管(贱金属制品),涉案4.2亿美元,被课税率85.55%;(4)碳合金钢丝条(贱金属制品),涉案3.409亿美元,无损害;(5)新充气工程机械轮胎(橡胶制品),涉案3.057亿美元,被课税率210.48%;(6)冷冻罐装暖水虾(预制食品),涉案2.953亿美元,被课税率112.81%;(7)彩色电视机(家用电器),涉案2.711亿美元,被课税率78.45%；

(8)铜版纸(纸制品),涉案2.238亿美元,无损害;(9)自行车(车船运输设备及部件),涉案2.213亿美元,无损害;(10)圆形焊接碳钢线管(贱金属制品),涉案1.814亿美元,被课税率101.10%;(11)圆形焊接奥氏体不锈钢加压管(贱金属制品),涉案1.548亿美元,被课税率55.21%;(12)复合编织袋(塑料制品),涉案1.532亿美元,被课税率91.73%;(13)格记录纸(纸及纸制品),涉案1.318亿美元,被课税率258.21%；

(14)滚球轴承(机械电气设备及部件),涉案1.28亿美元,无损害;(15)聚乙烯手提袋(塑料制品),涉案1.257亿美元,被课税率77.57%;(16)聚酯人造纤维(纺织制品),涉案1.116亿美元,被课征44.30%反倾销税。

比较一下,从超亿美元涉案产品贸易金额来看,美国对中国产品反倾销损害调查涉案金额合计最大的行业产品是贱金属制品,涉案金额达15.83亿美元;其次是杂项制品,涉案9.579亿美元;塑料与橡胶制品位居第三,合计涉案金额5.846亿美元。总体上,这16类涉案产品总计涉案金额达45.085亿美元,其中,资料来源:USITC(2010)。在这里,对USITC未公布涉案金额的产品没有列示。

终裁被课征反倾销税的涉案产品金额达35.946亿美元,占到79.7%,无损害结案占20.3%。

同期,见表4,美国对中国产品反倾销其他涉案金额不足亿美元的主要产品有:柠檬酸与柠檬酸盐、圆形焊缝非合金钢管、淹渍蘑菇、定尺碳素钢板、钢丝衣架、石油专用管材、汽车挡风玻璃、刹车鼓与刹车转子、冷轴碳钢、薄壁矩形钢管、聚对苯二甲酸乙二酯膜片和条、小龙虾尾肉、纯镁、非冷冻浓缩苹果汁、薄绵纸、蜂蜜(单一起诉)、钢制螺杆、结构钢梁、镁、蜂蜜(多重起诉)、小直径石墨电极、柠檬酸与柠檬酸钠、玛钢管件、钢丝绳、精炼褐色氧化铝、合成靛蓝、钻石锯条及部件、冷轧钢材、电解二氧化锰、漆刷、六聚偏磷酸钠、手推车、铸造焦炭、熨衣架及部件、聚乙烯醇、画布、圆形焊接碳钢线管、铁钒合金、非锻造铸铁管件、折叠礼品盒、金属锰、糖精、未加工橡胶磁、阿司匹林、油毡卷钉、螺纹钢筋、皱纹纸、电解二氧化锰、硫酸锰、碳酸钡,以及亚硝酸钠等51类产品。这51类产品总计涉案金额达12.291亿美元,其中终裁被课征反倾销税的涉案产品金额为8.888亿美元,占到72.3%,无损害和终止结案占27.7%。需要指出的是,在这里,我们对USITC未公布涉案金额的产品没有统计在内。

五、美国对中国产品反倾销的贸易效应

基于反倾销强度指数分析为了揭示美国对中国产品反倾销的贸易影响效应,我们选取1995-2009年度美国对中国产品发起反倾销调查的99起案件,以及实施反倾销最终措施的71起案件,来考察各年度美国对中国产品反倾销的贸易影响效应。在这里,我们通过测算各年度美国对中国反倾销强度指数来揭示美国对中国产品反倾销的贸易影响效应。

依据表5,从美方视角来看,1995-2009年美国对中国产品共发起反倾销调查99起、实施反倾销最终措施71起,分别占同期美国发起反倾销调查数量的22.6%、美国实施反倾销最终措施数量的25.3%。年度反倾销数字显示,美国对中国产品发起的反倾销调查和实施的反倾销最终措施的数量各年度变动很大。

不过,自2007年美国爆发次级债危机以来,美国对中国产品发起的反倾销调查和实施的反倾销最终措施数量都有了显著地提高。另据联合国贸易统计数据库美国报告的数据显示,1995-2009年美国从中国商品进口在显著地增加,从1995年的485.1亿美元猛增到2008年的3563.0亿美元,只是在2009年因遭受次贷危机滞后影响效应而出现进口下滑。相比来看,美国从中国商品进口占美国商品进口总额的比重一直在不断地上升,从1995年占比6.3%持续上升到2009年的19.3%。据此,如图4美国对华反倾销强度指数显示,1995-2009年美国对中国产品反倾销调查指数和反倾销最终措施指数在波动中呈不断上升态势,其中,美国对中国产品反倾销调查指数除了1997、1998年之外都大于1,表明除了1997-1998年东亚金融危机期间外,美国对中国产品反倾销立案调查给美国从中国年度贸易进口都产生了显著不利的贸易调查效应。并且,美国对中国产品反倾销最终措施指数除了1998、1999年和2002年之外都明显大于1,这表明除了反倾销调查的滞后期因素和中国入世因素之外,美国对中国产品实施反倾销最终措施给美国从中国年度贸易进口(或中国对美贸易出口)也产生了强烈的贸易破坏效应。

六、主要结论及对策

本文通过对美国对中国产品反倾销的现时格局与贸易效应问题研究,得出以下主要结论:1.WTO框架下美国对中国发起反倾销调查和实施反倾销最终措施都最为严重,远远高于美国对其他主要贸易体的反倾销调查和反倾销最终措施数量。考虑到美中双边巨额的贸易差额,美国对中国频繁的反倾销行动已给中国对美出口产生非常不利的贸易影响。

2.在WTO现时格局下,美国对中国产品发起的反倾销调查和实施的反倾销最终措施数量呈阶段式提高。对于美国企业和政府当局来说,对中国产品反倾销调查已不再仅仅是一种对国内进口商和国外出口商的威胁作用,而是已通过课征反倾销税的形式成为一种实实在在的贸易保护工具。

3.1978-2009年美国对中国产品反倾销主要分布在13个行业产品上:贱金属及其制品、化学产品、杂项制品、机械电气设备及部件、纸及纸制品、纺织制品、预制食品与饮料、塑料与橡胶制品、矿石及矿物燃料、家用电器、蔬菜产品、车船运输设备及部件,以及建材与玻璃制品。其中,贱金属及其制品、化学产品是美国对中国发起反倾销调查和实施反倾销最终措施最为集中的两个行业,也是美国对中国产品反倾销贸易影响最大的两个行业。

4.从涉案贸易金额来看,美国对中国产品反倾销损害调查涉案金额最大的行业产品是贱金属制品,其次是杂项制品,塑料与橡胶制品位居第三。并且,美国对中国产品反倾销终裁被课征反倾销税的涉案产品占到72.3%以上。

5.1995-2009年美国对中国产品反倾销调查指数和反倾销最终措施指数在波动中呈不断上升态势。

除了个别年度外,美国对华反倾销调查指数都大于1,表明美国对中国产品反倾销调查给美国从中国年度进口产生了显著不利的贸易调查效应。并且,除了个别年度外,美国对华反倾销最终措施指数明显大于1,表明美国对中国产品实施反倾销最终措施给美国从中国年度进口也产生了强烈的贸易破坏效应。

政策建议是:

1.在国家层面解决中国非市场经济地位问题没有实质性突破美国和欧盟两大贸易体条件下,现阶段,中国行业和企业应积极争取获得行业市场经济地位,以降低被反倾销的风险。可喜的是,2010年5月24-25日,中美第二轮战略与经济对话中,美方已表示将通过中美商贸联委会,以一种合作的方式迅速认可中国市场经济地位。

2.鉴于美国对中国反倾销主要集中于贱金属及其制品、化学产品两个行业上,而在WTO下反倾销已成为美国采用的一种实实在在的贸易保护工具。这样,中国应对反倾销的举措应落实到加强行业协会和商会建设上,构建行业协会倾销与反倾销信息平台,及时反馈给会员企业,并通过行业协会等市场组织机构加大统一应诉和起诉的力度。同时,增进与美国商会和行业协会之间信息沟通和了解,以便通过事前协商来化解部分的反倾销冲突。如当前需要统一协调和加强贱金属及其制品、化学产品、杂项制品、塑料与橡胶制品等行业协会建设,以降低这些行业被诉的风险。

3.鉴于美国对中国产品反倾销强度指数在波动中不断上升的态势,而中国对美商品出口集中度过高,2009年达18.4%,同期美国对华商品出口集中度偏低,2009年仅为6.6%。这样,中国一方面需要拓展贸易市场,形成多元化的贸易格局,以改变贸易出口方向过于集中、进出口结构较大失衡的现象;另一方面,中国应实施以进口促进出口的贸易政策,如中国保持从日本、韩国大量进口的同时,应增加对这些市场的出口,利用进口资本与技术密集型产品的规模优势来促进互补性产品的贸易出口。现阶段,在全球经济失衡的背景下,中国要从根本上应对和降低来自美国的反倾销贸易摩擦,就必须降低过高的对美贸易依存度、降低过高的对美出口集中度,实现从贸易大国走向贸易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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