贸易构造范文10篇

贸易构造范文篇1

［关键词］国际贸易应用型人才综合素质能力结构

一、国际贸易应用型人才综合素质和能力结构的界定

20世纪70年代，戴维·麦克利兰（DavidC.McClelland）在大量实证研究的基础上，首先提出了素质（Competency）的概念，认为素质是指和参照效标存在因果关系的个体的深层次特征，深层次特征包括深层的动机、特质、自我概念、社会角色和浅层的知识与技能。陈仲庚教授以马克思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两个重要命题“人是自然的一部分，大自然向人生成”为基本理论框架，对应用型人才的综合素质和能力结构进行了研究，认为审美·思维、知识·能力、身心·素质这三项六款对人的综合素质和能力结构而言，是一个较为全面而充分的结构体系，这也是应用型人才需要具备的素质和能力结构。以此为基础，结合国际贸易专业人才的特点，本研究认为国际贸易应用型人才应该具备的基本素质应该包括思维、知识技能、身心道德、创新特质，其中思维是最核心的素质。

应用型人才是相对于理论型或学术型人才而言的，其本质特征是具有专业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的实际应用能力的高等技术应用型人才，其行为特征是知识与技能的高层次应用活动而不是机械的模仿和简单的劳动，它是建立在“应知”基础上的“应会”的智能行为。因此，应用型人才不仅应该具备可塑性的知识技能、良好的身心道德素质以及应用知识进行科研、技术创新和知识更新等综合性能力等一般素质，而且应该具备以“通识”为目标的专业基础理论、宽广的知识面、综合性的能力和全面的职业素养等特殊素质。特别是对于国际贸易专业的应用型人才更加需要具备这样一些特殊的素质和能力。

一般素质和特殊素质的共同作用便构成了国际贸易应用型人才的综合素质。鉴于此，国际贸易应用型人才的综合素质可确定为：不仅要掌握“必要够用”的国贸专业理论知识、基本的国贸专业实践技能，拥有良好的身心道德素质和较强的道德意志力量等一般素质，关键是要具有通识性的知识、综合性的能力以及全面的素养等特殊素质。

二、国际贸易应用型人才的一般素质和能力结构

1.思维。在国际贸易应用型人才的一般素质中，思维是最核心的要素。思维能力虽然是一个学术性很强的心理学概念，但在人类活动中，它有着不可低估的作用：其一，思维是人类从理性上认识世界的工具，没有思维，人类就不可能系统认识世界；其二，思维具有对其对象包括思维主体进行评价、调控与决策的实践作用。就国际贸易应用型人才来说，必须具备清晰地认识复杂的国内国际环境的能力，能对其进行准确评价并进行正确决策的思维能力。这一能力的提高与思维方式是密不可分的，一般而言，思维方式包括哲学思维方式、一般思维方式和个别思维方式三个层次。国际贸易应用型人才只有全面掌握并综合运用这三个层次的思维方式，才能使思维能力和思维效果真正得到提高，才能更加高效地处理各种国际商务问题。

2.知识与技能。对于任何专业的人才，掌握专业知识和技能是最基本的素质要求。技能是知识运用的结果，掌握知识有助于技能的形成和提高；技能的运用，又会加深对知识的理解和巩固，为进一步学习和掌握知识准备更好的条件。国际贸易应用型人才应该掌握的知识是国际贸易应用型人才在该领域应该拥有的事实型与经验型信息，为顺利完成自己的工作和职责所应理解的东西，包括基础知识（基本常识）、专业知识和关联知识等。技能则是其运用所掌握的知识完成某项具体工作的能力，例如，运用经贸理论分析解决国际贸易相关问题的能力、商务谈判技巧、市场调查能力以及完成国际贸易各项业务流程的能力等，这些技能可以通过重复性的模拟实验、实训或其他形式的体验来逐步提升。

3.身心与道德。在人全面发展的各因素中，身体素质应该是最基础的载体，也是其他各种素质赖以生存和提升的基础。一个拥有健康体魄的人在组织能力、定向能力、动手操作能力、适应社会环境的能力、学习和竞争的能力方面都会更强。而一个心理素质良好的人，会有正确的信念追求、积极乐观的人生态度，能够正确地认识和评价自我，很好地把握自己的言论和行为，正确地对待自身的变化而不断地发展和完善自我。道德修养是一定的道德原则和规范在人们思想和行为中的表现，具有社会思想指导性。古人云：“有才无德，其行不远。”每一个人成才的方向和目标，都应该是和社会需要紧相连的，脱离了为人类造福，为社会做贡献的思想，人的才干就会受到抑制。对于国际贸易应用型人才而言，以后主要从事的是与对外经济贸易有关的工作，面临的将是更加复杂的环境、更加复杂的工作甚至更加复杂的人群，所以拥有强壮的体魄、健全的人格、全面发展的个性、积极的情感、坚强的意志以及很强的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等良好的身心素质和道德修养是非常重要的。

4.创新与特质。创新能力是人们运用一切已知信息和科学知识，开展能动思维活动，产生某种新思想来发现和解决新问题的一种能力。国际贸易应用型人才的创新能力是指对国际贸易业务的开拓创新，对外贸实践技能的创新，而不是指贸易理论研究的创新，也可以说，这是更高层的实践能力。这种创新能力是在素质教育中通过各种知识技能的积累、综合、升华而逐步形成，在贸易实践中不断探索、总结、概括而不断提高的。特质是个性身体特征对环境和各种信息所表现出来的持续反应。既然人们是根据他们的特质与世界抗衡的，那么人们的特质就要把各种经验组织起来激发并指导他们的行为。国际贸易应用型人才要在复杂的国内国际环境中面对复杂的对象处理复杂的国际商务问题，充分发挥他们自身的特质去洞察国际国内形势，随机应变、灵活有效地分析解决实际问题和开拓创新驾驭国际市场是非常必要的。

三、国际贸易应用型人才的特殊素质与能力结构

1.通识性知识。“通识”不仅仅要求知识的掌握面要宽，而且要求对知识的运用能够汇通、融通和变通。通识性知识有助于人的生活、道德、情感和理智的和谐发展。国际贸易应用型人才不应该单单只掌握专业知识或与从业相关的知识，而是需要掌握覆载人类知识主要领域的综合知识，这样才能将学习的重心从现成知识的接受，挪移到综合性的判断力、获得知识的能力、广阔的视野和终身学习的态度的陶育上，才可以成为具备远大眼光、通融识见、博雅精神和优美情感的高级国贸应用型人才，这也是当今社会最需要的人才。

2.全面性素质。全面的素质除了专业知识和技能等显性素质外，还包括身心、特质、职业素养等隐性素质，隐性素质支撑着个体的显性素质，并在更深层次上影响着个体全面健康的发展，所以国际贸易应用型人才素质的全面性首先就体现在更加全面的隐性素质上，而隐性素质又是以人的生理和心理实际作基础的。因此，国际贸易应用型人才首先得具备健康的心理素质。健康的身心素质可以增强对人际关系的适应性和心理调控能力，国际贸易应用型人才在复杂的工作环境中必然会面临更多的困难与挫折，必须具有很强的心理承受能力和积极乐观的心态才能获得挑战挫折的勇气。

3.综合性能力。康德曾说：“人的目的是‘做人’。”因此个人的综合能力不仅仅是“做事”的能力，更重要的是“做人”的能力。对于国际贸易应用型人才而言，首先要具备“做人”的能力，良好的商业交往能力、人际关系协调能力、全方位沟通及带领团队协同作战能力都是非常重要的。“做事”的能力不仅包括学习能力、实践能力、职业驾驭能力、理性分析能力等，而且还必须具有知识更新能力和创新能力。

四、未来国际贸易应用型人才的培育重点

对国际贸易应用型人才的培养，各高校在知识的学习和技能的培训等显性素质上都给予了足够的重视，而在身心道德、创新特质等隐性素质方面还缺乏足够的关注。因此，在未来的国际贸易应用型人才的培养中，应该将重点放在隐性素质的提高方面。

1.道德境界的培养。柯尔伯格认为在“无律”“他律”及“自律”之后，还有一个“普遍性伦理学原则”阶段。黄富峰认为，在普遍性伦理学原则阶段的德育内容应该注重德育主体道德境界的培养。高校德育应该注重德育境界的培养，让学生通过对社会思想和道德知识的体悟最终实现在行为上的道德和谐性。大学生的道德境界培育是高层的文明教育和完备的人性教育。作为国际贸易应用型人才，不仅要掌握系统的德育知识，更需要有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等大气的人格。所以，除了用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进行思想道德教育提高他们的思想认识，通过公德教育、理想信念教育激发他们的道德情感之外，还要充分发挥社会实践的作用，组织学生参与各种社会实践活动、志愿者服务活动、公益活动等促使学生了解社会，奉献社会，锻炼毅力，培养品格，增强他们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让他们在实践中感悟，真正把社会思想和道德知识转化为自己的行为。

贸易构造范文篇2

关键词：贸易结构；波动性特征；路径转换

一、问题的提出

近年来中国的对外贸易模式面临以下几方面的冲击。一是贸易壁垒、贸易摩擦不断增加。中国很可能面临更加严重的来自发达国家、新兴工业化国家，甚至是发展中国家的贸易保护主义压力。在对外贸易不断扩张的同时，中国已成为每年遭受反倾销调查数目最多的国家。二是虽然中国已经成为贸易大国，进出口贸易量排名仅落后美国与德国，排名第三，但是中国仍然处于全球产业链的最低端，竞争力仅局限在不断压低劳动力成本上，而在高附加值产品的出口上却无法与发达国家展开竞争。贸易利益的获得已经不能仅仅取决于生产能力和生产量的大小，更要注重品牌及创新技术的提高。三是从《京都议定书》到哥本哈根会议，低碳经济必定是大势所趋。这间接的表明了我国不能再依靠能源、资源、劳动力数量的投入来拉动经济增长的老路上，必须开拓新的增长模式，贸易模式必须探索新的路径。此外，联合国贸发组织认为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贸易结构中存在的最大问题是出口商品的附加值较低。

由华尔街开始引发的金融危机席卷全球，我国的对外贸易受到了强烈冲击，这不禁要问我国现有的贸易模式是否仍然适用?面对跨国公司全球生产网络的发展，贸易演进路径应该怎样调整？本文首先对中国1985年~2008年贸易结构的波动性特征与转换速度进行分析，然后希望从深层次上获得中国贸易结构升级的转换路径。

二、中国贸易结构的波动性特征：1985-2008

传统文献中对贸易结构阶段性特征的分析主要有两类观点：一类是从比较优势出发分析我国的贸易结构转换，另一种是基于我国宏观经济发展阶段的考量。他们的分析都能够很好的解释贸易结构的趋势性特征，但是却回避了贸易演进中可能出现的“拐点”和波动性特征，并且对贸易结构转换速度问题也重视不够。本文着重从贸易结构的波动性和贸易模式转换速度角度进行分析。

按照SITC分类标准，将所有出口商品按照要素密集度标准分为资源密集型产品、劳动密集型产品以及资本密集型产品，并计算出每种类型产品的出口额占全国出口总额的比重。本部分的分析数据基于1位数的SITC数据。按照国际贸易标准分类，通常将SITC0-4类定义为初级产品，也被称为是资源密集型产品；SITC5-8定义为工业制成品，其中SITC5和SITC7类制成品一般被粗略的认为是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SITC6和SITC8被认为是劳动密集型产品。本文的数据来自联合国Comtrade数据库，1985年~1992年来自Sitc.rev2；1993-2008数据来自Sitc.rev3，对两类数据按照分类标准进行了适当转换。从图1中，可以明显的发现我国出口贸易结构不仅呈现出明显的趋势性特征，而且各阶段的波动性特征也非常明显。本文按照波动性特征，将贸易结构演进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85年~1992年）：在这一阶段，我们可以直观的看到贸易结构呈现出“双升一降”的变化特征，波动最为剧烈，并且贸易结构切换速度最快。1987年和1992年出现两次“剪刀差”形状。资本密集型产品和劳动密集型产品占全部产品的份额各自上升将近一倍，而资源密集型产品的份额则迅速下降，由1985年的62%下降到1992年的18%，不及原来的1/3。劳动与资本密集型产品份额都对资源密集型产品份额进行了超越，并且两者之间的转换速度很快。这种变化的根本原因在于改革开放初期，我国的经济明显呈现粗放式增长特征，制约经济发展的主要是资本存量的不足，此时的经济动力只能依靠资源的开采与投入来推动。但是，资源密集型产品比重下降，劳动密集型产品比重上升更深层次的原因是中国比较优势充分发挥的体现。中国是劳动力禀赋充裕的国家，而资源相对匮乏，根据静态要素禀赋理论，一国应当出口其要素禀赋相对充裕的产品。所以在市场经济发展初期，比较优势得以集中体现。

第二阶段（1993年~2002年）：这一阶段的明显特征是“双降一升”，贸易结构转换波动性减缓。劳动密集型产品的份额虽然仍然很高，但是出现拐点，进入下降通道。资源密集型产品的比重仍然下降，但是在1998年~2002年间下降特征不再明显。而最为明显的是资本密集型产品份额保持了高速增长的态势，带动了经济的提升。究其原因，主要由于在这一阶段我国大力实施出口导向型贸易政策，东南沿海城市不断开放，加工贸易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同时，随着我国开放度的不断增加，吸引的外商直接投资也不断增加。这一阶段的突出特征是动态要素禀赋理论的体现，劳动力产品的比重的大力发展，使得我国积累了一定的资本，资本劳动比显著提高；再加上FDI在这个阶段的大力引进，导致了资本密集型产品出口比重的大幅上升。值得注意的是劳动力密集型产品比重出现了拐点，在1994年达到了61%的峰值水平，然后不断下降，而资本密集型产品比重仍然不断攀升，并且在这一阶段，这种比较优势之间的切换速度很快。

第三阶段（2003年~2008年）：“这一阶段波动性最弱，趋势平稳”特征得到明显体现。如果说前两个阶段劳动力以及资本密集型产品的份额对资源密集型产品份额是强势超越的话，那么资本密集型产品对劳动密集型产品份额的超越则显得动力不足。三种类型的密集型产品的份额保持趋势平稳特征，三者的离差都在10%以内。资源密集型产品的出口份额达到了最低，将近6%；劳动和资本密集型产品的份额平均保持在42%与52%。在这一阶段趋势平稳的特征，还表现在劳动力密集型产品比重向资本密集型产品之间的转换逐渐减弱，这是动态比较优势走向低速发展的特征体现。其中的原因是我国的资本密集型产品的比重已经达到相当的高度，甚至超过了部分发达国家的水平。这从侧面反映出中国的贸易模式提升，不能只从数字角度看资本密集型产品比重的增加，更应该关注贸易效率和质量问题。

通过三个阶段的比较分析，我们发现近三十年来，我国的贸易结构不断升级，资源密集型产品的比重不断降低，劳动密集型产品的比重先升后降，资本密集型产品的份额不断升高。但是，从波动性特征来看，这种贸易结构转换的动力在逐渐减弱，三种份额已经进入趋势平稳阶段。依靠提升资本密集型产品的比重，降低劳动密集型与资源密集型产品的比重的空间已经不足，原来的升级路径需要进行适时调整，我国的贸易结构转换必须寻求新的升级路径。

三、中国贸易结构升级的路径转换

贸易结构升级主要沿着两条路径在发展。第一条路径是贸易结构由具有传统比较优势的资源密集型产品、劳动密集型出口产品，向不具有比较优势的资本密集型产品的出口转换；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贸易结构的升级主要是沿着这条路径发展，并且从上面分析中可以看到，在这个路径上，我们的贸易结构已经得到很大改善。但是，在这条路径演进过程中，我国企业在国际分工产业链中处于比较低端的环节。并且，这种发展路径继续延续会存在两个弊端，一是中国出口的劳动、资本密集型产品具有低成本、低市场进入壁垒的特点，国际市场竞争激烈，压低了出口企业的利润，损害了我国消费者的福利；另一方面，我国将很可能面临更加严重的来自发达国家、新兴工业化国家的贸易保护主义压力。尤其是进来这些国家针对中国的反倾销申诉和仲裁措施急剧增加，使我国的出口形势面临恶化。因此，必须寻求贸易路径的转换。

第二条路径是在各类密集型产品出口质量、技术、品牌上的全面提升。我国贸易结构朝着这条路径转换才能真正实现二次升级，其原因来自理论与实践两个方面。在国际贸易理论界，异质性厂商、异质性产品贸易理论备受关注，贸易学家们已经把关注的重点从传统的代表性企业、同质性产品转移到异质性厂商、生产技术差异、生产效率与产品品牌的提升方面。在实践上，由于低价格、低质量、低技术的产品更容易引起贸易摩擦和贸易诉讼。在20世纪80年代的日本产品出口曾经面临严重的贸易壁垒，中国现在也面临者类似的问题。但是，随着跨国公司外包的盛行，国际生产网络在全球展开新一轮的布局，在加上我国近年来发展已经积累了一定的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我国的贸易发展可以抓住这个新的机遇，在第二条升级路径中寻求突破。

路径的转换可以通过两条关键渠道来实现。第一，资本技术要素禀赋质量的提升。根据动态的要素禀赋比较优势理论，要素中资本和技术禀赋的增加是贸易结构升级的决定性因素。这就要求我国企业参与更高阶段的国际分工，参与高技术、高资本含量的产品的生产，从而提升要素的资本技术含量。现实情况是中国处于产业分工链条的最低端，经常出口的是低附加值、低技术含量的产品。为此，在全球产业链的横向一体化延伸中，我国企业应该增强品牌保护意识，加大产品的异质性来提升自己在全球产业分工中的地位。在纵向一体化过程中，提高自身在产业链中的核心竞争力，从而提升我国出口产品的质量、技术水平。第二，要素禀赋结构的合理搭配。目前，我国要素结构搭配存在严重扭曲。主要表现在大量的资本拥挤在产能过剩行业、重复建设问题严重；我国经济发展中能源资本投入已达到了一定高度，适当加大教育投入提高（下转第113页）劳动者素质，以增加高质量劳动力要素投入是当前经济发展的关键，能源、资本投入年平均增长率保持在4%左右可以实现要素产出率最大化。

但是，资本、技术要素禀赋如何提升？要素禀赋结构如何合理搭配？从而提升中国的贸易结构层次。本文认为这两个问题可以通过产业的有效集聚、国际和国内分工等途径进行分析，以获取适合我国的贸易结构升级路径。一方面，产业集聚效应可以促进跨国公司FDI的使用效率和FDI的技术水平。我们知道FDI一般会携带相对先进的技术，尽可能吸引更多高质量的FDI是提升我国出口产品层次的一个重要方式。另一方面，产业集聚效应可以提高我国的技术创新水平。产业合理布局之后，技术溢出效应，示范效应都会促使国内技术水平上一个新台阶。当同类行业的公司聚集到一起生产的时候，这种无形的外部规模经济效应会使得技术溢出增加，同时也促使其它企业加快技术创新的速度。此外，产业集聚还可以带来规模经济效应。这其中主要原因不仅在于集聚效应可以通过配套设施的提供导致成本的降低，而且产业集聚加速了资源的流动，尤其是使得携带知识与技术的资源快速流动，再加上干中学效应，从而会导致人力资本以及产品质量的大幅提升。

要素合理搭配的重要途径是积极融入全球生产网络中，合理配置国内的分工体系。中国目前的基本状况是：分工与专业化取得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但是整体的分工和专业化水平还向当低，并且我国国内分工以及参与国际分工中还存在诸多问题。通过积极参与新一轮国际分工，完善国内分工体系，才能使得我国的要素资源合理搭配，要素使用效率提升，从而升级我国的贸易结构。根据国际分工理论，跨国公司会根据所有权、区位等优势把生产网络安排在全球不同地区，进行外包生产。中国在全球分工结构中，从价值链低端环节向高端环节移动是中国贸易结构二次升级的突出体现。此外，国内分工应充分发挥不同区位的要素禀赋优势，注意分工的层次性。一国国内分工越发达，那么国内分工与国际分工更容易接轨。

我国贸易结构的进一步提升不能只局限于资本密集型产品比重的提高，而更有赖于资本技术要素禀赋质量的提升与素禀赋结构的合理搭配。通过产业的集聚，构建合理的分工体系，同时，加大高素质人力资本投入，使要素流动更加合理，要素的配置效率更高，所有这些因素是增强我国出口比较优势，优化出口贸易结构的基础。

贸易构造范文篇3

关键词：贸易结构；波动性特征；路径转换

一、问题的提出

近年来中国的对外贸易模式面临以下几方面的冲击。一是贸易壁垒、贸易摩擦不断增加。中国很可能面临更加严重的来自发达国家、新兴工业化国家，甚至是发展中国家的贸易保护主义压力。在对外贸易不断扩张的同时，中国已成为每年遭受反倾销调查数目最多的国家。二是虽然中国已经成为贸易大国，进出口贸易量排名仅落后美国与德国，排名第三，但是中国仍然处于全球产业链的最低端，竞争力仅局限在不断压低劳动力成本上，而在高附加值产品的出口上却无法与发达国家展开竞争。贸易利益的获得已经不能仅仅取决于生产能力和生产量的大小，更要注重品牌及创新技术的提高。三是从《京都议定书》到哥本哈根会议，低碳经济必定是大势所趋。这间接的表明了我国不能再依靠能源、资源、劳动力数量的投入来拉动经济增长的老路上，必须开拓新的增长模式，贸易模式必须探索新的路径。此外，联合国贸发组织认为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贸易结构中存在的最大问题是出口商品的附加值较低。

由华尔街开始引发的金融危机席卷全球，我国的对外贸易受到了强烈冲击，这不禁要问我国现有的贸易模式是否仍然适用?面对跨国公司全球生产网络的发展，贸易演进路径应该怎样调整？本文首先对中国1985年~2008年贸易结构的波动性特征与转换速度进行分析，然后希望从深层次上获得中国贸易结构升级的转换路径。

二、中国贸易结构的波动性特征：1985-2008

传统文献中对贸易结构阶段性特征的分析主要有两类观点：一类是从比较优势出发分析我国的贸易结构转换，另一种是基于我国宏观经济发展阶段的考量。他们的分析都能够很好的解释贸易结构的趋势性特征，但是却回避了贸易演进中可能出现的“拐点”和波动性特征，并且对贸易结构转换速度问题也重视不够。本文着重从贸易结构的波动性和贸易模式转换速度角度进行分析。

按照SITC分类标准，将所有出口商品按照要素密集度标准分为资源密集型产品、劳动密集型产品以及资本密集型产品，并计算出每种类型产品的出口额占全国出口总额的比重。本部分的分析数据基于1位数的SITC数据。按照国际贸易标准分类，通常将SITC0-4类定义为初级产品，也被称为是资源密集型产品；SITC5-8定义为工业制成品，其中SITC5和SITC7类制成品一般被粗略的认为是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SITC6和SITC8被认为是劳动密集型产品。本文的数据来自联合国Comtrade数据库，1985年~1992年来自Sitc.rev2；1993-2008数据来自Sitc.rev3，对两类数据按照分类标准进行了适当转换。从图1中，可以明显的发现我国出口贸易结构不仅呈现出明显的趋势性特征，而且各阶段的波动性特征也非常明显。本文按照波动性特征，将贸易结构演进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85年~1992年）：在这一阶段，我们可以直观的看到贸易结构呈现出“双升一降”的变化特征，波动最为剧烈，并且贸易结构切换速度最快。1987年和1992年出现两次“剪刀差”形状。资本密集型产品和劳动密集型产品占全部产品的份额各自上升将近一倍，而资源密集型产品的份额则迅速下降，由1985年的62%下降到1992年的18%，不及原来的1/3。劳动与资本密集型产品份额都对资源密集型产品份额进行了超越，并且两者之间的转换速度很快。这种变化的根本原因在于改革开放初期，我国的经济明显呈现粗放式增长特征，制约经济发展的主要是资本存量的不足，此时的经济动力只能依靠资源的开采与投入来推动。但是，资源密集型产品比重下降，劳动密集型产品比重上升更深层次的原因是中国比较优势充分发挥的体现。中国是劳动力禀赋充裕的国家，而资源相对匮乏，根据静态要素禀赋理论，一国应当出口其要素禀赋相对充裕的产品。所以在市场经济发展初期，比较优势得以集中体现。

第二阶段（1993年~2002年）：这一阶段的明显特征是“双降一升”，贸易结构转换波动性减缓。劳动密集型产品的份额虽然仍然很高，但是出现拐点，进入下降通道。资源密集型产品的比重仍然下降，但是在1998年~2002年间下降特征不再明显。而最为明显的是资本密集型产品份额保持了高速增长的态势，带动了经济的提升。究其原因，主要由于在这一阶段我国大力实施出口导向型贸易政策，东南沿海城市不断开放，加工贸易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同时，随着我国开放度的不断增加，吸引的外商直接投资也不断增加。这一阶段的突出特征是动态要素禀赋理论的体现，劳动力产品的比重的大力发展，使得我国积累了一定的资本，资本劳动比显著提高；再加上FDI在这个阶段的大力引进，导致了资本密集型产品出口比重的大幅上升。值得注意的是劳动力密集型产品比重出现了拐点，在1994年达到了61%的峰值水平，然后不断下降，而资本密集型产品比重仍然不断攀升，并且在这一阶段，这种比较优势之间的切换速度很快。

第三阶段（2003年~2008年）：“这一阶段波动性最弱，趋势平稳”特征得到明显体现。如果说前两个阶段劳动力以及资本密集型产品的份额对资源密集型产品份额是强势超越的话，那么资本密集型产品对劳动密集型产品份额的超越则显得动力不足。三种类型的密集型产品的份额保持趋势平稳特征，三者的离差都在10%以内。资源密集型产品的出口份额达到了最低，将近6%；劳动和资本密集型产品的份额平均保持在42%与52%。在这一阶段趋势平稳的特征，还表现在劳动力密集型产品比重向资本密集型产品之间的转换逐渐减弱，这是动态比较优势走向低速发展的特征体现。其中的原因是我国的资本密集型产品的比重已经达到相当的高度，甚至超过了部分发达国家的水平。这从侧面反映出中国的贸易模式提升，不能只从数字角度看资本密集型产品比重的增加，更应该关注贸易效率和质量问题。

通过三个阶段的比较分析，我们发现近三十年来，我国的贸易结构不断升级，资源密集型产品的比重不断降低，劳动密集型产品的比重先升后降，资本密集型产品的份额不断升高。但是，从波动性特征来看，这种贸易结构转换的动力在逐渐减弱，三种份额已经进入趋势平稳阶段。依靠提升资本密集型产品的比重，降低劳动密集型与资源密集型产品的比重的空间已经不足，原来的升级路径需要进行适时调整，我国的贸易结构转换必须寻求新的升级路径。

三、中国贸易结构升级的路径转换

贸易结构升级主要沿着两条路径在发展。第一条路径是贸易结构由具有传统比较优势的资源密集型产品、劳动密集型出口产品，向不具有比较优势的资本密集型产品的出口转换；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贸易结构的升级主要是沿着这条路径发展，并且从上面分析中可以看到，在这个路径上，我们的贸易结构已经得到很大改善。但是，在这条路径演进过程中，我国企业在国际分工产业链中处于比较低端的环节。并且，这种发展路径继续延续会存在两个弊端，一是中国出口的劳动、资本密集型产品具有低成本、低市场进入壁垒的特点，国际市场竞争激烈，压低了出口企业的利润，损害了我国消费者的福利；另一方面，我国将很可能面临更加严重的来自发达国家、新兴工业化国家的贸易保护主义压力。尤其是进来这些国家针对中国的反倾销申诉和仲裁措施急剧增加，使我国的出口形势面临恶化。因此，必须寻求贸易路径的转换。

第二条路径是在各类密集型产品出口质量、技术、品牌上的全面提升。我国贸易结构朝着这条路径转换才能真正实现二次升级，其原因来自理论与实践两个方面。在国际贸易理论界，异质性厂商、异质性产品贸易理论备受关注，贸易学家们已经把关注的重点从传统的代表性企业、同质性产品转移到异质性厂商、生产技术差异、生产效率与产品品牌的提升方面。在实践上，由于低价格、低质量、低技术的产品更容易引起贸易摩擦和贸易诉讼。在20世纪80年代的日本产品出口曾经面临严重的贸易壁垒，中国现在也面临者类似的问题。但是，随着跨国公司外包的盛行，国际生产网络在全球展开新一轮的布局，在加上我国近年来发展已经积累了一定的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我国的贸易发展可以抓住这个新的机遇，在第二条升级路径中寻求突破。

路径的转换可以通过两条关键渠道来实现。第一，资本技术要素禀赋质量的提升。根据动态的要素禀赋比较优势理论，要素中资本和技术禀赋的增加是贸易结构升级的决定性因素。这就要求我国企业参与更高阶段的国际分工，参与高技术、高资本含量的产品的生产，从而提升要素的资本技术含量。现实情况是中国处于产业分工链条的最低端，经常出口的是低附加值、低技术含量的产品。为此，在全球产业链的横向一体化延伸中，我国企业应该增强品牌保护意识，加大产品的异质性来提升自己在全球产业分工中的地位。在纵向一体化过程中，提高自身在产业链中的核心竞争力，从而提升我国出口产品的质量、技术水平。第二，要素禀赋结构的合理搭配。目前，我国要素结构搭配存在严重扭曲。主要表现在大量的资本拥挤在产能过剩行业、重复建设问题严重；我国经济发展中能源资本投入已达到了一定高度，适当加大教育投入提高（下转第113页）劳动者素质，以增加高质量劳动力要素投入是当前经济发展的关键，能源、资本投入年平均增长率保持在4%左右可以实现要素产出率最大化。

但是，资本、技术要素禀赋如何提升？要素禀赋结构如何合理搭配？从而提升中国的贸易结构层次。本文认为这两个问题可以通过产业的有效集聚、国际和国内分工等途径进行分析，以获取适合我国的贸易结构升级路径。一方面，产业集聚效应可以促进跨国公司FDI的使用效率和FDI的技术水平。我们知道FDI一般会携带相对先进的技术，尽可能吸引更多高质量的FDI是提升我国出口产品层次的一个重要方式。另一方面，产业集聚效应可以提高我国的技术创新水平。产业合理布局之后，技术溢出效应，示范效应都会促使国内技术水平上一个新台阶。当同类行业的公司聚集到一起生产的时候，这种无形的外部规模经济效应会使得技术溢出增加，同时也促使其它企业加快技术创新的速度。此外，产业集聚还可以带来规模经济效应。这其中主要原因不仅在于集聚效应可以通过配套设施的提供导致成本的降低，而且产业集聚加速了资源的流动，尤其是使得携带知识与技术的资源快速流动，再加上干中学效应，从而会导致人力资本以及产品质量的大幅提升。

要素合理搭配的重要途径是积极融入全球生产网络中，合理配置国内的分工体系。中国目前的基本状况是：分工与专业化取得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但是整体的分工和专业化水平还向当低，并且我国国内分工以及参与国际分工中还存在诸多问题。通过积极参与新一轮国际分工，完善国内分工体系，才能使得我国的要素资源合理搭配，要素使用效率提升，从而升级我国的贸易结构。根据国际分工理论，跨国公司会根据所有权、区位等优势把生产网络安排在全球不同地区，进行外包生产。中国在全球分工结构中，从价值链低端环节向高端环节移动是中国贸易结构二次升级的突出体现。此外，国内分工应充分发挥不同区位的要素禀赋优势，注意分工的层次性。一国国内分工越发达，那么国内分工与国际分工更容易接轨。

我国贸易结构的进一步提升不能只局限于资本密集型产品比重的提高，而更有赖于资本技术要素禀赋质量的提升与素禀赋结构的合理搭配。通过产业的集聚，构建合理的分工体系，同时，加大高素质人力资本投入，使要素流动更加合理，要素的配置效率更高，所有这些因素是增强我国出口比较优势，优化出口贸易结构的基础。

贸易构造范文篇4

关键词：贸易开放度；经济增长；研究进展

经济全球化是当今世界的大趋势，对外开放是一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前提。同时，经济开放又是把“双刃剑”，既能带来机遇，也会提出严峻的挑战，诸多发展中国家的开放历程有力地说明了这一点。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国外在贸易开放度的度量及测算领域出现了许多新观点、新方法，对贸易开放度的实践和认识已进入一个新阶段，并且国外对经济开放的要求已涉及贸易政策、贸易体制、汇率政策和宏观经济运行方式等相当宽泛的领域。与此同时，关于贸易开放度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也随着贸易开放度度量新方法的出现以及计量分析技术的改进，取得了很大进展。本文就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内外对贸易开放度度量指标及度量方法研究的新进展，以及关于贸易开放度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进展进行综述和评论。

一、贸易开放度度量指标及方法的研究进展

(一)研究现状

最早的贸易开放度度量是从分析对外贸易依存度开始的，即用进出口贸易总额与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值来表示贸易开放度。由于这种度量方法简单直观，所以一直为研究者广泛采用。但是在研究过程中，人们逐渐发现用外贸依存度来度量贸易开放度的局限性，因为一国外贸依存度受到该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市场规模、国内消费需求等因素的影响，因此，贸易依存度并不能完全反映贸易开放度的变动，例如大国和小国由于经济规模的差异，显然具有不同的结果。Kuznets在60年代就曾提出“小国比大国对国际贸易的依存度更大”的观点。Edwards(1998)也指出，一个国家即使贸易扭曲严重，但仍然可能有很高的外贸依存度，外贸依存度不能真实地反映贸易政策。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国外对如何合理度量贸易开放度出现了许多不同看法。总的看来，国外在构建贸易开放度度量指标时主要基于以下两方面考虑：①基于对结果的影响构建(比如商品价格变化、贸易流量等)；②基于政策影响的范围构建(比如平均关税率、非关税壁垒等)。基于结果的测度方式主要评定可观察到的价格(或数量)与在没有贸易限制时的价格(或数量)之间的差别，而基于影响范围的测度方式主要评定各种关税、非关税限制等的深度和广度。在测度贸易开放度方法上的进展主要体现在两方面：①指标体系法，根据贸易扭曲程度，选取一些与贸易政策相关的指标来避免因外贸依存度不能真实反映贸易政策的问题。②模型构建法(也称为“回归法”)，首先选取一定的指标，然后运用回归计量方法测算其理论预测值，最终通过比较选取指标实际值与理论预测值的差异来度量贸易开放度。

1．指标体系法。

指标体系法中所构建的贸易开放度指标基本上是基于政策影响的范围构建。有关指标体系法的研究又可分为单一指标法和综合指标法两类。

(1)单一指标法。

通过比较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上商品销售价格的差异。由于该方法反映了各种影响价格、关税、配额、汇率以及补贴等贸易政策因素，特别是在一些国内没有政策扭曲的国家，价格比较是一种测度贸易政策理想的方法(Harrison，1996)。道拉斯(Dollar，1992)方法是单一指标法的典型例子，道拉斯法是用商品实际价格对贸易开放条件下价格的偏差程度来体现贸易开放度，假设美国市场价格为自由贸易条件下的价格，其计算公式为：RPL=PTi/eiPTux，式中PTi、PTux分别代表特定的某i国和美国国内可贸易商品价格，ei代表该国货币对美元的名义汇率。显然，当一国“RPL”值较高时，则表示该国贸易开放度较低，反之亦然。而Rodriguez&Rodfik(2001)运用Dollars方法作为解释国家和地区间经济增长不同的贸易开放度指标时发现，Dollars的贸易扭曲指标对于模型构造和分析数据的适度变化很敏感，并且利用Dollars方法计算的贸易开放度有时会出现明显的失常。

一些研究者使用与贸易限制有关的变量作为贸易开放度度量指标，使用较多的变量指标有平均关税率、黑市交易费用(BMP)、非关税壁垒(NTBs)、贸易数量限制(QRs)、集成关税率(CTR)等。但是，Anderson&Neary(1994)指出，只有当关税是贸易保护的唯一形式时，贸易开放指数才可以用平均关税率来度量。还有一些研究者采用外汇市场的黑市交易费用(BMP)来替代外贸扭曲程度(Levine&Renelt，1992；Lundberg&Squire，2003)。但是Rodriguez&Rodrik(2001)指出，在利用黑市交易费用作为贸易开放度的指标时要谨慎，因为很高的黑市交易费用可能是由于整个宏观政策的失败引起，但是其中有许多的政策可能与贸易开放度无关。在比较Dollar(1992)、Ben-David(1993)、Sachs&warner(1995)、Edwards(1998)的研究后认为关税水平和NTBs是测度贸易开放度合适的指标。

(2)综合指标法。

在利用单一的指标作为贸易开放度指标的基础上，一些学者综合运用多种指标来全面考察一国的贸易开放度，Sachs&Warner(1995)就是综合指标法的一个典型例子。采用“二进制”的做法，Sachs&Warner综合运用5类指标将国家分为开放或不开放两种类型，这五类指标包括：非关税壁垒覆盖范围超过总贸易的40％，平均关税率达40％或更高，黑市交易费用超过20％，为计划经济体制，主要出口商品部门存在国家垄断。由于Sachs-Warner指标构建简单且比较完整，所以被广泛地使用，Charles(2003)认为该指标作为一个合成的指标方式，每一部分都包括了“反开放”政策的一个方面，如果这些政策失灵，那么将导致宏观经济的扭曲，因此，认为Sachs&Warner指标是最值得参考和采纳的贸易开放度指标。Edwards(1998)利用一组9种贸易开放度度量指标，包括Sachs&Warner(1995)指标、世界银行(1987)世界发展报告对外导向型指标、Leamer(1988)开放度指标、BMP、工业制成品平均关税水平、NTBs、基于HeritageFoundation的贸易政策指数、贸易关税占总贸易比重、Wolf(1993)的进口扭曲指标，构造了贸易开放度的测度指标，并且测算了每一个开放度指标对于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程度。HeritageFoundation(2002)以构建的贸易政策指标把国家分为5个层次用以表示不同的贸易扭曲程度。

2．模型构建法。

在指标体系法基础上，一些研究者通过建立回归模型来构造贸易开放度指标。利用真实值与预测值之间的差异作为贸易开放度度量指标，由于这种方法可以看作是真实值与预测值差异的一个原因，所以这种方法可以看作是基于贸易政策的影响结果而构建的。从已有文献来看，采用的模型主要有以下几种：①要素禀赋模型；②引力模型；③出口总量结构模型；④贸易强度模型等。

最先采用回归法测算贸易开放度的是Balassa(1985)，Balassa构造了一个“出口总量结构模型”，以出口量为因变量，人均收入、人口、可用矿产资源为自变量，利用43个国家1973—1979年期间数据估计贸易比重，若其残差值为负，则该经济体就被解释为“对内导向型”；反之，则为“对外导向型”。

Leamer(1988)使用了包含资本、土地、劳动力、石油、煤炭以及矿产等的Heckscher-Ohlin-Vanek要素禀赋模型，对53个国家在3位数商品分类标准(SITC)上183种商品的双边贸易数据估计贸易强度，然后利用预测值与实际值之差的平均值作为贸易开放度指标。

Pritchett(1996)利用回归分析法构造了一个建立在贸易强度模型上测度贸易开放度的方法——把贸易比重作为人口、地域面积、运输费用、石油虚变量、人均GDP、人均GDP的平方的函数，通过该结构调整贸易强度模型估计贸易比重，然后把实际值与预测值之差作为贸易开放度的指标。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些学者把贸易引力模型引入到贸易开放度的度量研究中来。Stewart(1999)以引力模型为基础，提出以该国与其他所有贸易往来国的双边贸易流量为基础计算开放度的方法。Stewart方法以贸易实际流量与以引力模型为基础的贸易流动预测值之比作为贸易强度(tradeintensity)，以计算出来的贸易强度来代替贸易开放度，Stewart将贸易强度分为出口强度与进口强度两类。

国内对贸易开放度度量的研究，近期的主要有：李仲(1998)从国际贸易、国际金融和国际投资三个方面研究了我国对外开放的程度：包群、许和连和赖明勇(2003)用五种度量指标对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贸易开放度进行了测算和比较分析；沈利生(2005)在剖析了传统的外贸依存度定义的基础上，论证了计算外贸依存度的新公式，并对中国、美国、日本、德国、英国、澳大利亚、俄罗斯的外贸依存度进行了对比。

(二)分析与评论

综合来看，各类贸易开放度指标存在着共同弊端，即难以准确刻画贸易开放度指标与真实的贸易开放度之间变动的必然联系。如Dollars方法简单地把价格偏差看作是经济政策作用的结果，但实际上像运输成本、货币及汇率政策等对商品价格都有影响，因此，很难断定价格偏差的波动到底是贸易开放度变化的结果，还是其他影响贸易商品价格的因素发生变化的结果。Sachs-Warner法也存在类似问题，如用“黑市汇价是否超出官方汇率20％”作为区分贸易开放度的标准，因为黑市汇价超过官价20％的国家，基本上都是些通货膨胀率高、外债占本国GNP比重大，以及贸易条件和经济体制差的国家，因此，这些国家的黑市汇价与官方汇价的偏差与贸易政策缺乏必然的相关性。对于Edwards法，从本质上讲，这种方法并没有创新之处，虽然实证研究表明Edwards度量方法的准确性比以往的一些方法都有了显著提高，但是，Edwards的结果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作为权数的人均GDP，如果选用GDP的对数作为权数，则Edwards开放度指标可能出现结论的差异。

而运用模型构建法所构建的贸易开放度指标，如Balassa方法的缺点首先是利用了较短时期的样本数据，其次是在Balassa的“出口总量结构模型”中要素禀赋被描述为“每一个国家要素禀赋相对于世界的特殊性”，是一个国家相对于世界可耕种土地、资本、受教育人口的比重，在模型中不包括任何直接的贸易政策变量、地理规模和其他潜在的非政策变量。虽然Leamer的方法比直接利用贸易强度作为贸易开放度指标有合理性，但是Pritchett(1996)指出，Leamer的贸易开放度测度指标与其他的指标如进口渗透(ireportpenetration)、配额以及关税联系紧密，如果Leamer得出某个国家相对开放的话，那么这个国家同时很可能会存在较高的关税、配额或者较低的进口渗透。这种构建贸易开放度指标的方法只能说明模型整合了与贸易有关的各种影响因素和这个国家偏离样本中所有国家贸易限制平均水平的程度，因此，这种测度方法只能是相对的，而不能是绝对的。

二、贸易开放度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进展

(一)研究现状

新古典增长理论认为贸易开放促进经济增长的渠道主要来源于贸易带来的规模经济效应、促进资本形成以及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等。以Romer(1986)、Lucas(1988)等为代表的新增长理论则认为贸易开放度主要通过加快本国技术进步、提高要素生产率来促进经济增长。

尽管在理论方面对贸易开放度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有较为一致的观点，但在实证研究方面学者发现了很多的问题，最明显的是关于贸易开放度度量指标的选取。不同的度量方法、不同的贸易开放度指标导致了不同的结论，研究者还没有发现能完全反映贸易政策的贸易开放度的满意指标，同时样本空间选取的不同往往也导致了结论的不同。

1．利用单一或多个贸易开放度指标考察贸易开放度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

道拉斯(Dollars，1992)用自己构建的贸易开放度指标RPL(relativepricelevel)，研究发现贸易开放度与人均GDP有着显著的联系，得出了在一些发展中国家中汇率的稳定、贸易自由化可以改善国家的经济增长状况的结论。Edwards(1992)利用Learner(1988)的6个贸易开放度变量和其他8个各不相同的贸易开放度指标研究了贸易开放度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得出了贸易开放度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依赖于所选择的贸易开放度度量方法。Harrison(1996)利用7种贸易开放度指标分析了贸易开放度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Harrison运用了不同的时期数据分析时发现，若按年度数据，7种开放度指标中有6个开放度指标统计显著；若按五年平均数据，7种指标中有3种统计显著(BMP和Dollars(1992)的两个指标)，然而当利用截面数据时，7种指标中只有1种统计显著。Edwards(1998)利用一组包括Sachs&Warner(1995)指标、世界银行(1987)世界发展报告中的对外导向型指标等9种贸易开放度度量指标对93个国家1960-1990年的数据分析了贸易开放度与生产率增长的关系，得出贸易开放度的提高加快了生产率增长的结论。在研究平均关税率表示的贸易开放度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时发现它们之间的关系很弱，Rodgiguez&Rodrik(2001)分别运用Dollar(1992)、Be-David(1993)、Sachs&Warner(1995)、Edwards(1998)提出的贸易开放度度量方法，使用worldbank的1980～1990年43个国家的数据发现平均关税率与TFP之间存在显著的积极关系。

Yanikkaya，H(2003)在研究贸易开放度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时，把贸易开放度度量指标分成2类：一类是以贸易量来度量，一类是以有关贸易限制来度量，运用1970-1997年超过100个国家(包括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面板数据，研究结果发现以各类以贸易量度量的贸易开放度指标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显著和积极的关系，所有的以有关贸易限制度量的贸易开放度度量指标(除了当前账目支付(currentAccountPayments))均与经济增长也存在显著和积极的关系，从而得出：不管该国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是大国还是小国，贸易开放度对经济增长存在显著的和积极的影响的结论。

2．利用模型构建法构建的贸易开放度指标研究贸易开放度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

Levine＆Renelt(1992)在分析119个国家1960-1989年期间的贸易政策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时，应用Learner(1988)的Extreme-bounds分析方法，采用了一组指标包括Dollars(1992)价格扭曲指标、平均黑市交易费用(BMP)、Leamer(1988)的贸易开放度指标验证了贸易开放度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得出了认为贸易开放度与经济增长之间通过投资而存在一种重要的联系。Lee(1993)构造了一个国家正常的进口比重来衡量贸易壁垒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的评估方法，研究发现以其构造的自由贸易开放度为基础构建的贸易开放度与经济增长之间具有明显的负相关关系。Pritchett(1996)利用结构调整的贸易强度模型构造的贸易开放度指标，通过回归后得出贸易开放度与经济增长之间不存在双向的因果关系的结论。

关于贸易开放度与中国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近期的主要有：兰宜生(2002)用回归分析方法分析了我国贸易开放度(以外贸依存度与外资依存度之和表示)与地区经济增长的关系，认为对外开放度与各地区经济增长有显著的正相关性。对外开放有力的推动了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包群、许和连和赖明勇(2003)用脉冲响应函数(IRFs)和方差分解法(Variancedecompositions)，就贸易开放度与我国的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研究，结果发现贸易开放度(以外贸依存度表示)对我国的经济增长的作用存在着时间上的波动性。JinJangC(2004)运用中国各省1978-1998的数据，以外贸依存度表示的贸易开放度分析了贸易开放度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表明东部沿海省份，贸易开放度的增加对经济增长存在积极的影响，且在有些省份这种影响非常显著；而在内地各省增加贸易开放度反而对经济增长产生负面的影响。

(二)分析与评论

对于贸易开放度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出现了不一致的结论，从已有的研究文献来看，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

1．贸易开放度度量指标选取差异所造成。

由于各类贸易开放度指标(不管是指标体系法还是模型构建法)均是从某一个或某些方面反映贸易政策的变换，难以准确刻画贸易开放度指标与真实的贸易开放度之间变动的必然联系，所以不同的度量指标导致了不同的结论。如Edwards(1992，1998)的研究。当用BMP作为贸易开放度的度量指标时，Harrison(1996)，Sala-I-Martin(1997)均表明BMP与经济增长存在显著的积极关系，但Rodriguez&Rodrik(2001)则认为由于BMP与许多的“坏”政策(如高通涨、高腐败等)存在高度相关，所以很难用BMP来度量一项政策。

2．样本空间选取的差异所造成。

不同的样本国、不同的时间区域、不同的样本数据会导致不同的结论。如Harrison(1996)利用7种贸易开放度指标分析贸易开放度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发现若按年度数据，7种开放度指标中有6种开放度指标统计显著；若按五年平均数据，7种指标中有3种统计显著，然而当使用截面数据时，7种指标中只有1种统计显著。Sala-I-Martin(1997)，发现平均关税率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很弱，而Rodgiguez&Rodrik(2001)运用43个国家的数据发现平均关税率与TFP之间存在显著的积极关系。

3．存在某些计量分析技术的原因。

如大多的研究者运用跨国(地区)截面数据作回归检验时，可能存在异方差问题，这些研究没有考虑不同国家(地区)的特殊特征，而是假设所选取的国家集具有共同的经济结构和相似的生产技术，这在现实经济中是无法满足的(许和连、赖明勇，2002)。而国家(地区)之间不仅仅在体制、政治与经济结构方面存在差异，并且对外部冲击(externalshocks)的反应也不一样，所以当选取不同的国家(地区)作为分析的对象时，往往会导致不同的结论。如Edwards(1998)，Rodgiguez&Rodrik(2001)运用worldbank的43个国家的数据发现平均关税率与TFP之间存在显著的积极关系，当把样本国增加至66个时，结论却出现了差异(Yanikkaya，H，2003)。

4．存在某些临界影响问题。

贸易开放度是否对该国经济增长产生影响，与该国或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如人均GDP)，人力资本积累水平、贸易开放度的大小等因素有很大的关系。如JinJangC(2004)在研究贸易开放度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时发现，东部沿海省份，贸易开放度的增加对经济增长存在积极的影响，而在内地各省增加贸易开放度反而对经济增长产生负面的影响。Miller&Upadhyay(2000)运用83个国家1960～1989年的数据分析发现在低收入国家，人力资本对TFP存在负的影响，直到贸易开放度超过了一个临界值，这种影响则变成正的。

5．与研究者预先设定的某种假设条件有关。

如在研究平均关税率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时，Lee(1993)，Harrison(1996)，Edwards(1998)发现它们之间存在显著的和积极的关系，而Edwards(1992)，Sala-I-Martin(1997)，发现它们之间的关系很弱，Rodgiguez&Rodrik(2001)，Yanikkaya，H(2003)指出。以上的这些研究中的很多研究者在检验时总是假设贸易限制对经济增长是有害的，而不管该国的发展水平和大小，所以造成了结论的差异。

三、结论

本文就贸易开放度的度量指标和方法以及贸易开放度与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进行了文献综述和评论。

关于贸易开放度指标的度量方法，本文根据构建方法将其分成了指标体系法和模型构建法，并对该领域的研究进展进行了综述，同时指出各类贸易开放度指标存在的共同弊端，均是从某一个或某些方面反映贸易政策的变换，难以准确刻画贸易开放度指标与真实的贸易开放度之间变动的必然联系。

尽管贸易开放度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在理论上有较为一致的观点，但是在实证研究方面却出现了不一致的结论，本文认为主要由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造成：

(1)贸易开放度度量指标选取差异所造成；

(2)样本空间选取的差异所造成。不同的样本国、不同的时间区域、不同的样本数据会导致不同的结论：

(3)存在某些计量分析技术的原因，一些研究者在运用计量分析技术检验贸易开放度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时，可能存在异方差和“伪回归”问题；

(4)存在某些临界影响问题，贸易开放度是否对该国经济增长产生积极的影响，与该国或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如人均GDP)、人力资本积累水平等因素有很大的关系；

贸易构造范文篇5

关键词：国际贸易政策保护性贸易保护

中国加入WTO后，应正确认识WTO这一多边贸易组织的性质，在宏观政策上制定出相应符合WTO的原则，反映中国利益的贸易政策，笔者就如何构建中国的国际贸易政策保护性进行了阐述。

一、国家贸易政策保护性的表现

1、“公开型”的贸易保护

“公开型”的贸易保护，是指在关贸总协定和WTO下的贸易，以及投资自由化的谈判过程中还未涉及的领域，或是还未完全展开和达成协议的谈判的领域，再加上谈判达成协议后还没有履行的承诺，以及协议中的一些规则的例外而引起的保护措施。还未涉及的领域，指某些国家为了维护本国的利益暂时把某些行业的自由化搁置起来不予谈判；还未完全展开和达成协议的谈判的领域，是指某些“敏感行业”，国家的比较优势相差悬殊，如果完全放开会导致本国产业的“严重损害”，故在多边谈判中暂时将这些行业的自由化程度放低、放慢；谈判后还没有履行的承诺，指根据承诺减让表现在还未兑现的部分；谈判达成的协议规则的例外，是指协议中一般都是作了自由化的规定的，但无论哪项协议，都是由一些规则和规则的例外拼凑起来的，这些规则的例外实际上就是承认这些方面的适当保护。这些保护都是公开的，这实际上也是国际在多边贸易谈判中实力较量的结果。

一般认为，在WTO下的多边贸易谈判中的“敏感行业”，是自由化较缓慢和最不彻底的行业。如农业、纺织业、服务贸易领域，一直是各主要发达国家“公开型”的贸易保护的领域。

在WTO条件下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公开型”贸易保护的手段有两种：一是运用高关税限制进口；二是利用各种各样的非关税壁垒。国内的价格支持就是常见的公开型保护措施之一。国内支持的名目繁多，例如国内补贴、价格管理、出口补贴和绿箱(GreenBox)政策等等。

2、“隐蔽型”的贸易保护

在WTO框架下，除了“公开型”贸易保护外，还有十分重要的“隐蔽型”贸易保护。“隐蔽型”的贸易保护是与“公开型”的贸易保护相对应的，以“反倾销壁垒”为代表，还包括“技术壁垒”、“绿色壁垒”等。这类壁垒的特点是它们往往本着人类的共同利益的原则制定出来的，一般包括了“公平原则”、“保护生态和人类健康”等原则，这些原则本意确实是好的，但现实情况则是它往往会成为某些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制定保护贸易政策的依据。事实上这种“隐蔽型”的贸易保护措施，现在已经成了发达国家保护国内产业的主要工具。“隐蔽型”的贸易保护的手段包括两类：一是征收高额关税，如加征高额反倾销税、反补贴税；二是禁止进口甚至就地销毁，这主要是不符合国家的检验检疫标准、环保标准等而采取的措施。

二如何构建中国符合WTO规则的保护性贸易政策措旋

1、制定符合中国利益的贸易法律体系的必然性

中国是个发展中国家，国际分工处于不利的地位，贸易利益相对较小。无论是过去还是在现在的WTO条件下，各国的贸易政策的本质是保护性的，不能幻想WTO会真正无私地给中国一个稳定的、自由的贸易环境。WTO下的保护更具进攻性、系统化、法律化，更加难以对付。加入WTO后的中国，首先，在保护国内市场方面应该好好地向发达国家学习，制定出中国的一套有利于中国利益的贸易法律体系，已成为当务之急。

其次，对中国国内各产业来讲，加入WTO对它们的影响也是各不相同的。作为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协调好各个阶级、阶层的利益，维护社会的稳定比什么都重要。如果我们一味地强调入世承诺，而忽视各个利益集团的利益协调，必将产生严重的政治后果。而要协调入世对各行业带来的利益不对等也必须依靠国家的力量，制定相应的行政法律措篪，在WTO框架下采取适当保护措旆，而且这也是各个国家普遍采取的对策。

2、制定符合中国利益的贸易政策体系的可能性

首先，WTO规则的例外给各个国家制定国家的贸易保护政策提供了合法的依据。因此中国加入WTO后，是有可能制定符合中国利益的保护贸易政策的。

其次，WTO中的很多协议和规则并不十分严密，存在漏洞。这使得国家可以根据这些存在漏洞的协议制定本国的很容易成为保护措施的贸易法律，如反倾销协议的模糊性漏洞，就成为各个国家贸易保护的工具。中国也可以利用这些协议的不完善来制定符合中国利益的贸易法律法规。

第三，新型的贸易保护手段(如动植物卫生检验检疫标准、绿色壁垒、技术标准壁垒等)，我们的技术水平差并不意味着就不能利用技术手段，也可以利用别的优势建立中国特有的壁垒前些年中国肉鸡产业受到外国的极大冲击，当时就有人提出要对肉鸡的进口采取一些限制措施。例如，可以根据规定每只肉鸡的鸡毛渣平均不能多于500根，因为中国采用的是人工拔毛，剩下的鸡毛渣比美国等发达国家用机器拔毛后剩下的鸡毛渣要少，这样的规定对我们是有利的。

总之，WTO不是一个贸易自由化的天堂，相反，它允许“合法”地保护，而且它使贸易保护更加系统化、法律化。

3、按WTO的原则和“例外”条款构造中国“隐蔽型、新型”的非关税壁垒体系

在WTO条件下，关税手段和“传统”的非关税保护措施，是要受到限制并最终要取消的，于是各国纷纷转向“新型”(“隐蔽型”)的非关税壁垒。加入WTO后的中国也必须顺应这一趋努，按WTO的原则和“例外”条款构造中国“隐蔽型、新型”的非关税壁垒体系。

以加强和提高反倾销、反补贴的能力建设的核心在利用“新型”的非关税壁垒(NTB)作为保护措施方面，发达国家早已具有相当高的水平，侧重点早已转向以反倾销为代表的“新型”的、隐蔽性强的NTB。根据中国加入WTO法律文件，进口许可证、进口配额和进口招标这3种传统NTB的大部分已在中国正式加入WTO之日取消，剩余部分也将在2004或2005年1月1日取消。因此，在利用NTB方面应以加强反倾销能力建设为核心。从199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中对反倾销的规定，到l997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和反补贴条例》，再到最近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条例》，应该说，中国在反倾销立法方面的工作已经初见成效。但是，中国的反倾销队伍还有待加强。

反补贴也是比较新型的非关税壁垒，也成为各发达国家保护国内产业的一个重要手段。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发达国家，在1989～l993年期间发起的反补贴案数目占全球反补贴总数的比重高达93．2％。中国最近也颁布了《反补贴条例》，但是，至今中国的反补贴尚无实际操作经验，专业人才缺乏的问题也较为突出。

贸易构造范文篇6

一、前言

使用计算机软件对贸易文件传递进行管理促进了国际贸易的发展。可以实现无纸贸易，降低交易成本，改进企业之间的通讯，改进客户服务，缩短交易时间，加快贸易循环，加快信息、资金流动，提高经济效率和竞争力。国际贸易业务中涉及46种不同的单证，连同正副本共有360份以上，要在二十多个部门间进行流传，用计算机系统进行管理就势在必行。

用建模技术对国际贸易文件实现面向对象的描述方式。在具体系统功能实现之前，建立起系统模型是很必要的，这里采用具有可视化、能够柔性实现分析、设计和开发系统的统一建模语言实现系统模型构建。

二、国际贸易文件传递系统用例分析

要开发一个软件系统，首先要对软件系统的需求进行分析，深人描述目标系统的功能和性能，确定软件设计的限制和软件同其他系统元素间的接口细节，定义软件的其他有效性需求。运用UML(UnitedModellingLan-guage，统一建模语言)可以捕捉系统的功能需求、分析，提取所开发系统领域的类以及描述它们之间合作概况，在完成系统的OOA(Object一OrientedAnalysis，面向对象分析)基础上，对系统进行OOD(Object一OrientedDe-sign，面向对象设计)。

UML的用例图(见图I}较详细和确切地描述了用户的功能需求，使系统责任明确到位，奠定UML对系统建模的基础，这样，其他模型图的构造和发展依赖于用例图中所描述的内容，直至系统能够实现用例图中描述的功能。采用用例图描述的文件传递管理主要包括三类用户:进口公司、出口公司、其他部门。对于系统，进口商可以向出口商发盘、发送订单和其他票据、查询信息，直接联络其他部门，海关、商检、其他出口公司、运输公司等。出口商可以接收发盘、订单、检查订单、发盘、发送订单、联络其他部门和查询等功能。

基本事件流:

1.用户输人请求传递信息。2.系统显示输人身份验证密码。3.用户输人密码。4.系统确认有效。如果无效则执行其他事件流AI。如果与主机联接有问题，则执行异常事件流EI。5.系统提示:请输人对方公司名称及代码。6.用户输人要传递信息对方公司名称及代码。

7.系统进行对方身份验证。8系统确认有效，提示按钮一确认。如无效则执行其他时间流A3。9.系统提示输人有效信息。10.系统显示正在检验信息是否标准。11.系统确认有效。如果无效则执行其他事件流A2。如果与主机联接有问题，则执行异常事件流E2。

扩展事件流:

A1;1)密码错误，请重新输人密码

2）退出，用例结束。

A2:1）文件不标准，请按照标准重新输入

2）退出，用例结束。

A3:1)用户不存在或代码错误。

2）退出，用例结束。

E1:1)系统告诉客户连接主机出现错误。

2)系统在错误日志记下错误。

3)退出，用例结束。

三、系统静态建模

在用例分析基础上，根据需求可建立起系统的数据模型，即建立系统类图，以及相关的关系和方法。在面向对象分析中，一般只考虑与问题描述域和系统功能相关的对象，针对这两部分，可以分化为以下相关类:发送的用户类、接收方、文件类等。这些类之间可以用朴素的关联关系作一简要表达。如图2为国际贸易文件传递类图，在图中每条有直接多重性关联的线上已标示出多重性，这为以后编程中提供了更好的关联参考价值，并为类在整个开发中的统一性奠定基础。

四、系统动态建模

在考察了系统某一时刻的对象及象之间朴素关系的静态结构后，下面要关注的是在任何时刻对象及其关系改变的情况，这些情况可以用UML的动态模型进行形象化描述，可以借助UML中的活动图、时序图(State/Ac-tivityModel)来描述，在活动图中(见图3)，把每时刻的系统状态抽象成状态和事件，然后组成一个网络，侧重于描述每一类对象的动态行为。它是对某一时刻中属性特征的概括，并且每种状态间存在着迁移，迁移则表示了这类对象在何时对系统内外发生的哪些事件作出何种响应。活动设计一般是在对操作序列的顺序图细化的基础上表达。建立起系统动态数据的逻辑视图，如图4所示，以此为点，可以建立起整个系统的状态流程分析。

五、系统部署

部署图(也称配置图、布局图)显示了运行软件系统的物理硬件，以及如何将软件配置到硬件环境中。部署图的用途是显示该系统不同的组件将在何处物理地运行，以及它们将如何彼此通信。一个系统模型只有一个配置图。部署图可以清楚地描绘硬件设备的配置、通信以及在各硬设备上各种软组件和对象的配制。部署图用关联关系表示各节点之间通信路径，表示为一条实线。在连接硬件时通常关心节点之间是如何连接的，因此关联关系一般不使用名称，而是使用构造型(见图5)。

贸易构造范文篇7

一、仔细贯彻执行稳健钱币政策,起劲为我市争夺更多的信贷支撑。2011年,我国稳健钱币政策的根本要求是“总体稳健、调理有度、构造优化”。在社会融资总量确定的前提下,为我市争夺更多信贷资本是各家银行业金融机构的一项主要任务。市农刊行和列国有贸易银行、股份制银行要积极向上级行申报项目,扩展我市企业的授信额度。各法人金融机构要科学制订信贷规划,依照35%、29%、20%、16%的比例分季投放,完成金融机构本身效益和社会效益的优越连系。人民银行、银监局要积极支撑全市金融机构用足用活信贷规划,为我市经济开展争夺更多信贷支撑。

二、仔细落实“3611”投资促进方案,知足重点项目建立资金需求。树立市金融办、人民银行、银监局、发改委、工信局等部分构成的协调机制,积极做好重点企业和重点项目标对接任务。市发改委、工信局要树立健全企业项目储藏库,仔细搜集企业固定资产投资和活动资金需求,每季度初向金融机构推介一次。人民银行每季度要组织召开一次金融机构项目对接会,完成钱币信贷政策和财产政策、企业项目和银行资金的有用联接。市金融办、人民银行、发改委、工信局每季度要组织召开一次政银企项目洽商会,做好银企项目签约和资金落实的催促任务。各金融机构要对工业、现代效劳业、社会事业、城市根底设备和城中村革新、农林水利、交通等6个范畴的100个重点项目和财产集聚区的重点企业仔细研讨,积极供应信贷资金支撑,促进项目建立早完工、早投产、早奏效。

三、积极展开金融效劳方法立异,鼎力支撑中小企业做大做强。各金融机构要进一步加大对中小企业的信贷支撑力度,尽量知足企业的资金需求。要实在增强企业财政指点,对中小企业财政指点的数目要比上一年增进10%以上;加大信贷产物立异力度,对企业执行差别化效劳,积极探究小额无典当借款、存货融资、应收账款典当、订单融资、商业融资、信任融资、金融租赁等愈加积极灵敏的融资方法,知足中小企业资金需求。本年全市中小企业新增借款的增进幅度要高于全市新增借款增进均匀程度。

四、持续推进乡村金融产物立异,促进“三农”经济疾速开展。各金融机构要加大乡村信贷产物和效劳方法立异力度,积极做好成熟产物的推行复制任务。要把立异“三农”担保方法、拓宽抵质押局限、完美风险分管机制为切入点,鼎力展开乡村地盘承包运营权、林权和常识产权等质押营业,积极探究支撑农户和大学生村官等新的信贷产物。要加大对乡村根底设备、县域城镇建立、城中村革新和农业财产化龙头企业的信贷支撑,加速促进农业财产化转型晋级和农业构造调整,本年全市涉农借款增进的幅度要高于全市新增借款增进均匀程度。

五、加大金融政策支撑力度,起劲做好对民生信贷的支撑。持续依照“创业培训+小额担保借款+信誉社区”相连系的形式,鼎力展开小额担保借款营业,加大对大中专卒业生、改行退役武士、赋闲人员、残疾人等弱势群体的支撑。扎实展开争创国度级创业型城市运动,为巾帼创业、农人工返乡创业和大学生村官创业供应资金支撑。积极展开生源地助学借款营业,包管贫穷家庭学生助学借款实时发放。鼎力支撑廉租住房、经济合用房、公共租赁住房等保证性住房建立的资金需求,起劲改善我市低收入居民的住房前提。

六、充沛发扬金融杠杆效果,鼎力支撑城镇化建立。各金融机构要以新区建立和财产堆积区开展为载体,依照凸起特征、培养集群、构成链条、完成轮回的准则,重点支撑主导财产敏捷开展强大,加强辐射带动才能,构成群体优势;要进一步完美效劳条理,进步金融效劳程度,促使一批“小巨人”企业疾速生长,敏捷提拔财产堆积区在全市经济开展中的位置,促进产城交融,进一步推进我市城镇化疾速开展。

七、积极运用多种融资东西,起劲拓宽融资渠道。充沛发扬直接融资本钱低、灵敏性强的特点,起劲推进更多企业上市,本年力争1—2家企业完成上市,推进2—3家企业完成上市指点报备,2家以上企业上报IPO请求。金融机构要进一步做好金融立异任务,用好用活信誉证、保函、保理、银团借款等新型信誉东西,添加对上市预备队企业的资金支撑。积极推进许继电气等上市企业再融资,力争完成再融资打破10亿元。持续推进中小企业调集债券、短期融资券、信任、产(股)权让渡、融资租赁、典当拍卖、项目BT、BOT等方法融资,进一步做好市县重点项目BT融资和信任刊行任务。

八、加速金融机构设立措施,积极开展强大金融业。积极引进外埠股份制贸易银行,确保民生银行分行正式开业;推进银行设立异地分支机构,力争年内郑州分行开业;加速乡村信誉社体系体例变革,力争年内组建2家乡村贸易银行;积极发明前提,力争年内创办2—3家村镇银行;标准担保公司营业,扩展借款担保局限;指导民间本钱投向实体经济。

贸易构造范文篇8

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国内已有学者作了一些工作，姚丽芳运用主成分分析的方法实证研究了中国外贸进出口影响的因素；魏巍贤运用协整分析技术与Hendry提出的一般到特殊的方法分析了我国进口需求的决定因素，等等。在实证研究过程中，如果是采用截面数据，运用普通最小二乘法的多元线性回归，要求所选取的样本点（即不同的国家或地区）具有相同的经济结构和生产技术，而这在现实经济中是无法满足的；同时我们知道，影响一国进口贸易的因素有很多，而不同的因素变量之间都不同程度地存在多重共线性或近似多重共线性关系，对存在多重共线性关系的变量运用简单的线性回归分析方法，将使得模型极其不稳定，且模型往往出现与现实相反的结论，而不能解释所要说明的问题；利用主成分分析方法能有效地消除所选取自变量间的多重共线性，但是主成分方法在分析过程只考虑了自变量所包含的信息，而没有涉及因变量的信息；而利用Hendry提出的一般到特殊的方法，是把在模型中统计不显著的变量逐一删除掉，用表现统计显著的变量建立模型，这种方法操作方便，但是在建模的过程中删除统计不显著的变量时，同时也把对因变量一些有用的信息删除了，从而不能全面反映因变量的影响信息。

针对这些问题，本文采用有第二代回归分析方法之称的偏最小二乘(PLS,PartialLeast-Squares)回归方法，通过建模分析我国进口贸易的影响因素。

一PLS回归建模的原理与方法

偏最小二乘(PLS)回归是一种新型的多元统计数据分析方法，由H.wold和C.Albano等人提出以后，PLS回归方法得到广泛的应用，尤其是在化学和化工领域。PLS回归方法是一种消除自变量多重共线性的有效方法，从某种意义说，PLS回归方法是改进了的主成分(PCR)方法，但是又不同于PCR方法，PLS在成分提取的过程中不仅考虑自变量（解释变量）的信息，同时考虑了因变量（被解释变量）的信息，在复杂的多变量系统中，PLS方法没有对逐个变量判断其留取与舍弃，而利用信息分解的思路，将自变量系统中的信息重新组合，有效地提取对系统解释性最强的综合变量，排除重叠信息或无解释意义的信息干扰，从而克服变量多重共线性在系统建模中的不良作用，得到一个更为可靠的分析结果。

PLS回归方法有单因变量的PLS回归与多因变量的PLS回归，由于研究的问题只涉及到单因变量，因此只就单因变量的PLS回归作阐述。

（一）单因变量PLS回归方法建模思路

设因变量Y和p个自变量构成的自变量集合X=[x[,1]，…，x[,p]]，为了研究因变量与自变量之间的统计关系，我们观测了n个样本点，由此构成了n维的因变量向量和自由变量构成的n×p的观测矩阵X=[x[,1]，…，x[,p]][,n×p]。PLS回归方法是首先在矩阵X中提取成分(t[,1]（t[,1]为x[,1]…x[,p]的线性组合），要求t[,1]应可能大的携带X中的变异信息，且与Y的相关程度最大，这样，t[,1]尽可能好地综合了X的信息，同时对Y又能最强的解释能力，在第一个成分t[,1]被提取后，PLS回归分析实施X对t[,1]的回归及Y对t[,1]的回归，如果回归方程已经达到满意的精度，则算法终止；否则，将利用X被t[,1]解释后的残余信息进行第二轮的成分提取，如此反复迭代，直到能达到一个较满意的精度为止，若最终对X共提取了k个成分t[,1]，…，t[,k]，PLS回归将通过实施Y对t[,1]，…，t[,k]的回归，然后表达成Y关于原变量x[,1]，…，x[,p]的回归方程。

（二）PLS回归方法建模步骤

1°将X与Y进行标准化处理，得到标准化后的自变量矩阵E[,0]和因变量矩阵F[,0].

附图

（三）PLS成分数的确定

在前面的分析中指出，PLS回归分析往往只需提取前面k个成分t[,1]，…，t[,k]就可以得到一个稳定和可靠的模型，对于PLS成分数如何来确定，既要保证所提取的成分对系统解释能力最强，又要克服变量之间的多重共成性关系，我们采用国外广泛应用的交互检验(CV,CrossValidation)方法来确定。

交互检验是先构造统计量预测误差平方和(PRESS,PredictionResidualErrorSumofSquares)，然后求使其达到最小的成分数k[*]即为所求。关于PRESS的构造：把所有n个样本点分成两部分，第一部分是除去某个样本点i的所有样本点集合，用这部分样本点并使用k个PLS成分拟合一个回归方程，第二部分是把被排除的样本点i代入前面拟合的回归方程，得到Y在样本点i上的拟合值表示采用所有的样本点，运用含k个PLS成分拟合的回归方程在第i个样本点的预测值。若Q[2,k]0.0975，则认为t[,k]成分的边际贡献是显著的，应增加PLS成分t[,k]；否则，认为不应再增加PLS成分t[,k]（王惠文，1999）。

二实证分析

（一）变量与数据选取

本部分我们利用PLS回归方法建模分析我国进口贸易的影响因素，根据经济学理论和已有的研究结论，我们从理论上选取以下变量作为影响我国进口贸易(Y)的因素：总消费支出（亿元）(x[,1])，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亿元）(x[,2])，出口额（亿元）(x[,3])，人均GDP（元／人）(x[,4])，汇率（人民币／美元）(x[,5])，关税税率(x[,6])，商品零售价格指数（以上年＝100）(x[,7])，外商直接投资（FDI，亿元）(x[,8])，国内经济增长率（以GDP增长率表示）(x[,9])，外汇储备（亿元）(x[,10])等10个变量。其中，关税税率以我国进口商品平均关税税率表示，进口贸易变量以我国进口贸易额（亿元）表示，假设我国的进口供给具有无限弹性。

所有变量的数据均选取1980年—2000年的年度数据（原始数据资料来自《中国统计年鉴》，《海关统计年鉴》各期），为了研究的方便，考虑对各时序数据取对数以后并不影响变量之间的关系，且所得到的数据容易得到平稳序列，我们对各变量数据作对数处理，处理后的时序变量分别记为：LY,Lx[,1],Lx[,2],Lx[,3],Lx[,4],Lx[,5],Lx[,

6],Lx[,7],Lx[,8],Lx[,8],Lx[,9],Lx[,10]。

（二）实证结果

首先我们对变量之间的相关性进行分析，从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我们可以发现，各变量之间都存在较强的相关性，说明自变量之间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关系。在这种情况下，若运用普通最小二乘回归分析方法，则可能会出现模型结论与现实相差较大的情况，导致模型的解释无效，这里我们运用PLS回归分析方法来进行分析。

1.PLS成分的确定

这里我们运用交互检验(CV)方法的Q[2,k]值来确定PLS成分，从计算结果发现选取2个PLS成分即可满足精度要求，具体结果见表1。

表中符号RdLX表示成分t[,h]对LX的解释能力Rd(LX;t[,h])，其中Rd(LX;t[,h])=,h=1,2，符号RdLY表示成分t[,h]对LY的解释能力Rd(LY;t[,h])，其中Rd(LY;t[,h])=r[2](LY,t[,h]),h=1,2，而Q[2]表示交互检验值，其临界值取0.0975，由于Q[2,2]=0.355＞0.0975，因此取两个PLS成分t[,1],t[,2]即可，且它能解释98.8%的因变量LY的变异信息，对自变量LX的信息利用率达到了86.8%。

2.模型结果

利用PLS回归方法得到影响我国进口贸易因素的回归模型，结果见表2。

3.变量投影重要性指标

变量投影重要性指标(VIP,VariableImportanceinProjection)反映了每一个自变量Lx[,j]在解释因变量LY时的作用的重要性，其计算公式为：

附图

其中VIP[,j]表示第j个自变量的投影重要性指标，p表示自变量的个数，wh[,j]是轴w[,h]的第j个分量，它被用于测量Lx[,j]对构造t[,h]成分的边际贡献，且对任意的h=1,2，总有，VIP[,j]值计算结果见图1。

附图

图1各变量的VIP值

4.结果分析

从PLS回归模型结果我们可以看出，除关税税率与我国进口额之间表现出一种负向关系之外（关税税率变量前的系数为-0.066），其他变量与进口额之间均表现出正向关系，而且关税税率在VIP图上对进口贸易表现出较强的解释作用，这说明这国进口贸易对关税税率比较敏感，关税税率越高越不利于进口。而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一直采用高关税政策，这主要是因为进口关税税率是我国调节进口商品数量和结构，保护国内幼稚工业，增加国家财政收入的一种重要手段。随着我国加入WTO，关税税率将逐渐降低，这将为我国增加进口，进而为经济发展发挥重要作用。

从VIP图可以发现，除我国经济增长率及商品零售价格指数变量在解释我国进口贸易的作用不显著之外，在VIP图中分析排在第9和第10位，其他的变量均表现出较强的作用，这说明尽管改革开放的二十多年来我国经济以年均9.5%的高速度增长以及物价指数也经历了大起大落现象，但这对进口贸易并没有明显的影响。出口额、汇率、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外商直接投资、人均GDP、总消费支出对进口贸易表现出了显著的解释作用，在VIP图中分别排在第1到第6位，而其中又以出口额与汇率变量表现最为明显，在VIP图中排在第1和第2位，这主要是因为出口一方面通过增加国内的消费和投资需求从而间接地造成进口需求的增加，另一方面是造成中间产品需求的增加从而直接促进进口的增加；而汇率对我国进口需求的影响明显，随着人民币的贬值，进口需求不降反升，这符合J曲线原理，同时也反映我国进口商品缺乏弹性，很难通过人民币汇率下调来限制进口；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促进了国内生产的快速发展，人均GDP也随着增加，国内生产的迅速扩张，对原材料、机器设备等的需求旺盛，依靠大量进口来满足需求，同时，部分投资直接用于先进技术设备的进口，这都增加了进口需求；外商直接投资与进口往往表现出互为因果的伴生现象，因为一方面进口是投资的先导，许多的投资是跟随市场的开拓而来的，另一方面是跨国公司在我国进行投资之后，往往伴随着机器设备、原材料和零部件的进口；总消费支出对我国进口商品贸易作用明显，说明我国的进口商品中有一部分直接用于消费；外汇储备在我国进口需求中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在VIP图中排在第7位，因为外汇储备是具有国际支付能力的货币资源，而我国逐年增加的外汇储备正是进口贸易的保证。

贸易构造范文篇9

一、我县市场主体发展近况

（一）市场主体快速成长。工业企业方面，自我县施行“双百”工程以来，市场主体迅速成长。年，全县工业企业“小进规”增加了14家，全县规划以上企业到达56家，年上半年，共有15家规划以下企业被纳入到规划以上企业行列，这是迄今为止我县企业一次性“进规”最多的一次。估计到年末，全县规划以上企业将到达83家。商贸流通企业方面，我县依据市计算局、市商务局要求，年上半年已将符合前提的9家企业纳入限额以上商贸企业行列进行治理，全县限额以上商贸企业总数已达18家。估计到年末，全县限额以上商贸企业总数可达25家。外贸出口企业方面，我县大力培养出口主体。支持企业自营出口，实时为企业申办进出口自营运营权，当前有自营进出口权的企业逐年增加，估计年新增自营出口企业3家，外贸出口从“十二五”初期的1家企业，发展到当前14家企业。个别工商户继续快速发展，截止年末，全县共有个别工商户4996户，当前个别工商户的数目已占全县市场主体总量的86%，为我县经济的发展起到了主要增补效果。

（二）城乡网络初步构成。贸易城区以中百仓储和雅斯等大型贸易企业接踵落户远安后，带动了一多量品牌专卖店、加盟店开店业务。乡村流通网络随着“万村千乡市场工程”的顺利推进初步构成，年末，万殷商业连锁超市和宜昌市农业生产材料公司两家承建龙头企业，在全县7个乡镇累计新建和改建农家店107家，占“十二五”规划目的100家的107%，农家店乡（镇）、村（居）覆盖率辨别到达100%。家电下乡、汽车（摩托车）下乡、家电以旧换新等惠民工程在我县有序推进，全县共立案注销家电下乡、家电以旧换新销售网点67家。

（三）物资流通有序发展。当前，全县已注销物流企业2家，贸易配送企业5家，货品运输企业2家，个别货运信息部、货运部8家，个别运输户近2000户，货品运输车辆达3000多辆。年，全县共完成货运量250万吨，货品周转量3.1万吨公里。2008年，远安县万美物流仓储有限责任公司落户远安，标记着我县物流平台设备建设完成了大打破。物流业全体规划逐年扩展，出现出微弱、快速的优越态势，基本构成以工业品物流、消费品物流和农产品物流为特点的货品集散、贸易配送和信息服务系统。

（四）企业质量不断提高。近五年来，四大产业龙头企业东圣化工集团、花林新型建材集团、远安永安车桥有限公司、楚园春酒业有限公司迅速强大，产业带动才能日益加强。年，东圣化工迈入销售收入过20亿元企业行列。年，四家龙头企业估计完成工业总产值40亿元，占县属规划以上工业总产值的52%，曾经成为全县工业发展的中坚力量。还，中小企业快速发展，新增销售收入过亿元企业9家，总数到达10家。当前，全县曾经基本构成了龙头企业支持、中小企业跟进的工业发展格式。

二、我县市场主体在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近年来，我县中小企业成长工程虽然获得了必然成果，但与兄弟县市比较，仍有必然差距，存在以下问题：

（一）领军企业的规划不够。全县具有中心竞争力的大企业、大集团不多，短少基地型、旗舰型行业龙头企业，推进产业集群快速发展的带动才能还不够强。四大产业龙头企业家数和规划不够，我县拥有的大集团仅有东圣化工集团、广原化工集团、花林新型建材集团3家，且仅有东圣化工一家销售收入过10亿元。

（二）进规企业规划较小。年末，全县70家规划以上企业中，40家为矿山企业，本年上半年新增的15家规划以上工业企业多为矿山企业，上半年完成产值2245万元，仅占县属规划以上工业总产值30.8亿元的0.73%，企业个数的大幅增加没有发明与企业个数相顺应的工业产值。

（三）“小进限”发展潜力乏力。当前我县仅有限额以上商贸企业18家，上半年完成社会消费品零售额1.1亿元，占全县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12.1%。限额以下商贸企业数目少、规划小，使得我县在坚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快速增进上面对很大压力。我县的商贸流通企业规划遍及较小，能纳入限额以上治理的均已纳入，发展潜力严格不足。

（四）企业创新才能不足。工业企业较大水平地依靠对资源的耗费，以自立创新为主引擎的经济增进形式尚未构成，企业的科技创新才能与信息化程度还比较低，技改投入和研发投入比重不高；很多中小企业都起步于国有企业和乡镇企业改制，家族式运营治理理念仍然存在，质量品牌治理相对粗豪，现代企业准则建设尚未真正坚持，企业运营者本质需求进一步提高。

三、关于培养状强市场主体的对策建议

（一）加速调整工业构造。一是优化产业构造。强势推进产业构造战略性调整，加大传统产业革新力度和高新技能产业培养力度，推进主导产业从低加工度向高加工度提高，努力提高高产业条理、高技能含量、高附加值加工制造业比重。抓好招商引资，着力引进先进制造业，构成新兴产业区，完成外力推进型的产业升级。突生产业招商，吸引龙头企业和协作配套企业集聚，促进产业链延长。二是优化企业构造。推进企业集聚发展，完善企业组织方法，着力构成以大企业为龙头、中小企业为基本、专业化分工协作为纽带的企业组织构造。重点施行大企业大集团发展战略，构成一批主业突出、拥有自立品牌和自立常识产权、中心竞争力强的优势企业。完善专业化分工协作系统，建筑严密关联的产业链，培养“专、精、特、新”的“小型巨人”企业。三是优化市场构造。在指导企业开辟国内市场的还，鼓舞企业大力拓展国际市场，加强企业自营出口才能。支持企业勇敢“走出去”发展，在境外设立分支机构、运营窗口和商业网点，推进我县外向型经济的发展。

（二）大力施行“双百”工程。一是切实增强招商引资。坚持以大开放促进大发展，全方位对外开放，多条理招商引资，尤其注重在引进大企业、大集团、大项目上下功夫，培养重生力量，加强中小企业成长的自动力。充分应用沿海产业梯度转移历程提速和矿山企业战略转型措施加速两大历史时机，结实坚持“县外等于外”的思想，对外突出招商引资，对内促进二次创业和全民创业。全年力争引进投资规划超越1000万元的项目30个以上。二是增强人才队伍建设。加大人才引进力度，坚持健全工业企业人才引进政策支持系统，继续履行“大学生企官”准则，鼓舞引进职业司理人；充分发扬人才交流中心的中介效果，采取组团参与各类人才雇用会等办法，协助企业引进各类人才，完善人才培育系统，健全人才鼓励机制，大力发展职业教育，增强企校结合办班培训工作，努力培养一支优异的企业家队伍、一支企业专业技能人才队伍和一支高本质的技能工人队伍。

（三）着力缓解融资问题。一是推进中小企业信誉担保机构建设。我县将进一步依照《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支持指导中小企业信誉担保机构加大服务力度缓解中小企业生产运营坚苦的通知》要求，发明前提逐渐坚持担保机构成本金增补机制，加劲风险赔偿，将县属国有资产注入到县国资公司，使其成为我县主要的投融资平台。二是建设平台，推进银企沟通与协作。继续将县级财务性资金和部分预算内资金与各金融机构借款存量挂钩，调动贸易银行服务当地经济发展的积极性和自动性。每年将举行2次以上银政企座谈会，协助企业处理融资难的问题。

贸易构造范文篇10

一、总体目的

以科学开展观为指点，紧紧环绕把打造为华夏经济区主要区域增进极、河南高效生态经济示范区和省际区域性中间城市等计谋目的，深化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中心经济任务会议及《人民当局关于支撑市经济社会加速开展的若干定见》(宛政〔2011〕9号)等文件精力，依照“区别看待，有扶有控”的准则，贯彻施行稳健钱币政策，积极发扬银行业的杠杆促进效果，优化信贷构造，不时完美金融效劳系统，坚持信贷总量平稳适度增进，确保2011年全市银行借款增幅高于全省均匀增幅和全市GDP增幅，涉农和中小企业借款增幅高于全市各项借款均匀增幅。

二、任务办法

(一)确珍重点项目和财产集聚区建立资金需求。一是环绕市委、市当局提出的做大做强油碱化工、配备制造、电力动力、冶金建材、纺织服装、食物六大计谋支撑财产的相关要求，合理分配信贷规划和资金，不时加大对重点财产的信贷投入，重点保证对区域经济有较强带举措用的在建、续建项目标资金支撑，确保工程按期推进；加大对电力、新动力、光电、新兴资料等计谋新兴财产的信贷支撑，促进轮回经济、节能减排和低碳经济开展；依照财产政策、环保政策和信贷政策要求，严厉限制对高耗能、高污染及产能过剩行业的信贷投入，避免盲目投资和低程度反复建立。二是以展开“财产集聚区建立提速增效年”运动为载体，连系财产集聚区内企业集群开展的特点，积极研发信贷新种类和效劳新方法；加大对已入驻集聚区和将要取得市场准入的涉外企业的金融效劳力度，促进财产集聚区外向型经济开展强大。

(二)出力破解“三农”及中小企业融资难题。一是仔细贯彻落实中国人民银行、银监会《关于鼓舞县域法人金融机构将新增存款必然比例用于本地借款的审核方法》(银发〔2010〕262号)，把信贷资金和借款权限向县域适度倾斜，包管县域新接收存款首要用于本地。尤其要添加对县域工业、农业财产化龙头企业和主导财产的信贷搀扶，实时知足其资金需求。二是各涉农金融机构要对峙支农效劳方针，实在发扬支农主力军效果，容身建立优质粮食、优质畜产物、特征农产物、优质林产物四大出产加工基地，不时立异开拓合适“三农”需求的信贷产物，扩展典当担保局限，有用加大金融支农力度。三是持续推进设立村镇银行等新型乡村金融机构，加速完美县域金融效劳系统，为县域经济和“三农”开展供应有力支撑。四是积极展开针对中小企业的金融立异，支撑展开财产链和供给链融资，进一步拓宽企业融资渠道；当地法人金融机构要进一步明白市场定位，容身社区县域，探究树立“小型金融”和“微型金融”运营形式，成为中小企业的同伴银行。

(三)鼎力支撑文明旅行业开展。充沛看法作为前史文明名城及丰厚的旅行资本所包含的经济价值，不时加大对伏牛山世界地质公园中心区、卧龙岗文明旅行财产集聚区、镇平玉文明变革开展实验区及社旗赊店古镇贸易文明财产示范区等文明旅行财产的信贷投入，支撑培养一批特征文明旅行财产园区、精品旅行线路和旅行品牌。要立异抵(质)押形式，对具有商标权、专利权、著作权的企业，可探究发放权益质押借款。对开展成熟的文明旅行企业，优先赐与信贷支撑。

(四)加速推进新型城镇化开展历程。各金融机构要依照集约高效、生态宜居、城乡统筹、协调开展的新型城镇化计谋规划，鼎力支撑新区、高新区和鸭河、官庄工区以及县域、小城镇建立，不时进步城镇化程度。要加大对城市根底建立的信贷投入及对城中村和老城区开拓革新的支撑力度；要仔细贯彻房地产调控政策，增强对经济合用住房和廉租住房建立的支撑，增强对居民合理购房需求的支撑，促进城镇房地财产安康开展。

(五)进步民生范畴金融效劳程度。各金融机构要依托社区劳动保证、妇联、团委等平台，加大借款投放，改善金融效劳，应用扶贫贴息借款、小额担保借款、助学借款和微型金融等借款形式，科学确定借款额度、刻日、利率和归还方法，鼎力支撑下岗赋闲人员、返乡农人工、贫穷学生、迁安移民等弱势群体创业就业。仔细做好对大学生“村官”创业富民的金融支撑和效劳任务，逐渐知足其多元化融资需求。

三、任务要求

(一)一致思维，进步看法，处置好经济开展与金融开展的关系。跟着钱币政策基调由适度宽松转为稳健，社会融资总量、差异预备金动态调整东西等已成为对金融调控的首要运用伎俩。各级各部分要仔细体会稳健钱币政策的精力本质和科学内在，把思维一致到市经济社会开展需乞降中心、省、市的决议计划摆设上来，深化贯彻施行稳健的钱币政策，增强经济金融运转状况的监测剖析和查询研讨，实时发现问题、研讨问题、处理问题；不时完美政银企沟通和对接机制，进步金融效劳效率；应用财务奖补等伎俩，研讨出台银行业金融机构支撑经济开展相关鼓励政策，指导和鼓舞银行业金融机构接纳增设机构、添置自助设备、展开活动效劳等方法，加强和改良金融效劳才能；逐渐完成区域金融开展、经济昌盛。

(二)发扬优势，扩展投放，助推全市经济平稳较快开展。各银行业金融机构要依照“总体稳健、调理有度、构造优化”的要求，持续坚持信贷总量的合理适度增进，积极调整信贷构造，愈加合理有用地装备金融资本。政策性银行、国有贸易银行、股份制贸易银行要向总行、省行争夺政策倾斜，争夺信贷额度支撑，接纳维持授信和添加授信相连系，银团借款、结合借款、托付借款、总行直贷相连系以及创办信誉证授信、银行承兑汇票等多种方法进一步扩展规划；邮政储蓄银行要发扬不受信贷规划限制的优势，全方位、灵敏性地疾速启动单笔500万元中小企业借款营业，并积极向省分行申报更大额度的借款营业；市商行、农信社、村镇银行要充沛发掘借款存量，加大信贷构造调整，把有限信贷资金更多投向实体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