贸易关系范文10篇

贸易关系范文篇1

一、构建中非良好石油贸易关系的意义分析

(一)能极大的缓解我国巨大的石油缺口压力,保证我国经济长期稳定增长随着经济的飞速发展,中国对石油的需求不断在上升,而中国自产石油远远满足不了国家持续增长的需求,只有依靠大量的进口,中国才能填补巨大的石油供求缺口。表1是中国原油1990-2004年的人均供求缺口。从进口原油的角度说,当前我国进口的原油40%以上来自中东,其次是中亚,然后是非洲。非洲约占我国原油进口总量的30%多一点。但是,这种局面有必要改变。首先,中东战乱频繁,政治不稳定。其次,中亚、俄罗斯等地石油蕴藏量没有原来我们预计的乐观,即使中哈(哈萨克斯坦)原油管线、中俄原油管线都建成,也不能对其抱有过高的指望。第三,非洲石油蕴藏丰富,与我国关系友好,全球石油投资在2006年迅速流入非洲,利比亚、尼日利亚等国石油产量有望在近年来迅速增加。[1]非洲油源丰富,我们应该将其作为我们重要的石油来源地。

(二)有利于中非经贸关系的巩固与升级近年来,中非经贸迅猛发展,中国已经成为非洲的第三大贸易伙伴,中非贸易额2006年达到555亿美元,同比增长40%,而中非贸易中,其中很大一部分是石油,因而构建良好的中非石油贸易关系有利于中非经贸关系的巩固和升级。通过石油贸易,非洲可以从中国获得大量的资金用于经济建设,而中国也缓解了国内石油供求失衡的压力,这可促进两国的经济发展,实现互利双赢。

(三)有利于化解石油对外依赖程度增加所产生的潜在石油安全危机中国石油进口需求不断增长,对外石油依赖程度不断加深,中国的国内石油市场与国际石油市场的联系日益密切,国际石油市场的变化,特别是国际油价的波动,可能会对中国石油安全产生重大,甚至是深远的影响。石油供应安全问题已经成为可能影响到中国经济发展、人民生活和国家对外战略利益不容忽视的重要问题。面对这种局面,中国要解决石油供需矛盾只能降低需求或者增加供给。在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石油消费增速迅猛的情况下,降低石油需求只能是奢谈。而增加供给的途径有两条:一是提高国内石油产量;二是增加石油进口。对缺乏石油快速和长期增产的坚实的资源基础的中国来说,通过提高国内石油产量来解决石油供需矛盾的可行性太差,但在经济全球化和中国经济实力不断增强的大背景下,增加石油进口的可行性确实存在,石油进口是解决石油供需矛盾的一条有效路径。增加石油进口会增大中国的石油对外依赖程度,这对中国的石油安全是一个潜在的负面因素,但是石油对外依赖程度大并不等同于石油安全的脆弱性。事实上,中国石油安全问题的症结并非完全在于石油进口依赖程度的大小,多元化的石油来源可以有效地化解石油对外依赖程度增加所产生的潜在石油安全危机。通过与非的石油贸易,扩大了中国的石油来源,这对化解石油对外依赖程度增加所产生的潜在石油安全危机具有积极的意义。

二、构建良好的中非石油贸易关系的SWOT分析

(一)中国构建良好的中非石油贸易关系的优势分析

在构建良好的中非石油贸易关系上中国具有其优势。首先,中非几代领导人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友谊,这种友谊已经深入人心,这是双方合作的坚实政治基础;其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中国获得飞速的发展,非洲国家也在进行经济体制的调整,中国可以给非洲提供相关的经验,而中国也能从与非洲的合作中借鉴到比较先进的经验,而且双方的企业已成为合作的主体,双方的经贸合作有着良好的基础;第三,中非经济有着很强的互补性,中国的产品、技术和管理经验适合非洲的需要,非洲国家有着丰富的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有着正在不断发展的广阔市场,加强中非经贸合作符合双方根本利益,这是经贸合作迅猛发展的内在动力;第四,中非经贸合作的法律环境也在不断完善中,中国与非洲国家已经签订了许多经贸合作协定、避免双重征税协定、相互鼓励和保护投资协定等,而且中国与许多非洲国家建立了经贸混委会的机制。

(二)中国构建良好的中非石油贸易关系的劣势分析

1.中非关系遭遇艳羡和误解中国成为整个非洲大陆的主要资源购买者以及主要的商品供应者、投资者后,遭到西方国家的嫉妒和敌视。一些西方媒体甚至宣称中国在非洲实行“新殖民主义”,认为中国是新的殖民者。因为中国人工作勤奋,吃苦耐劳,一旦有中国商人进入的地方,当地的商贩就会有一大批被挤垮,利益受损者就产生对中国人的抗拒心理,因而在一些非洲地区有时就出现了针对中国人的抗议活动。另外非洲一些国家的腐败现象很严重,如中国从安哥拉进口大量石油,但由于腐败,大量资金不知流向何处,普通的安哥拉人根本感受不到与中国进行能源贸易的好处。无法从与中国的大宗贸易中受益及与中国人的日常商业竞争中受挫使一些人出现反感中国的情绪,这对构建良好的中非石油贸易存在一定的不利影响。

2.中非贸易存在不平衡中国对非的贸易中长期保持顺差,自1965年以后,中国在中非贸易关系中一直保持顺差地位,特别是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贸易不平衡现象十分严重。[2]1987年,中国对非出口8.54亿美元,进口仅为1.55亿美元,出口是进口的5.53倍。进入九十年代以后,这一状况依然没有得到改变。从整体来看,逆差主要来源于一些资源大国,对多数非洲国家仍然具有较大的顺差。中国与安哥拉、赤道几内亚、和苏丹几个主要产油国的贸易赤字巨大,但是对大部分的贫穷国家则有很大的贸易盈余。贸易的不平衡容易使中非之间产生贸易摩擦,这对中非经贸关系的发展是不利的,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以后的中非石油贸易。近年来,中国政府采取种种措施加大从非进口力度,2005年对非进口额超过了出口额,但中国对非进口的结构比较单一。3.西方国家对非洲石油的重视使得竞争加剧近年来,国际石油价格急速上涨,号称“世界油库”的中东地区,动荡不安,西方国家纷纷寻找其他油源,以实现进口渠道的多元化,最近不约而同的把目光转向了非洲。进入21世纪后,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巨大的石油储量引起了美国越来越大的兴趣。日本是世界第三大石油消费国,石油资源十分贫乏,其所消耗的石油99%需从国外进口,因此一直在世界各地积极探索石油来源的多条途径,目前正在加速实施对非洲的石油资源战略。除了美国、日本等国家进军非洲外,韩国、印度、越南、马来西亚等国家也在非洲寻找石油资源,纷纷抢滩。而中国,加入非洲石油争夺战的时间较晚,虽然有中非良好的友谊,但中国同那些在此经营了数十年的西方石油公司相比,[3]中国企业面临的是更高的价格、更苛刻的条件和更高的风险。

(三)在构建良好中非石油贸易关系中中国面临的机遇与威胁

非洲具有丰富的石油含量,如今是世界第三产油大国,截至2005年底,非洲已探明石油储量约为1351亿桶,占世界储量的11.1%。通过海岸线上的各个港口,每天都有超过400万桶原油源源不断运往其他大陆。[4]这个数字还在不断增加,未来5年内全球石油产量25%的增幅将来自非洲。非洲如此大储量的石油开采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而且非洲一些地方的石油还处于勘探阶段,这对于我国投资非洲石油,扩大中非石油贸易规模,使我国石油来源多元化、稳定化是极大的机遇。但由于石油资源的稀缺性和中东局势的恶化,西方国家纷纷把眼光投向非洲,这就使非洲的石油竞争变得异常剧烈。中国的石油企业在非洲的石油竞争中,面对着来自西方大型石油企业的竞争,这些企业不但资金雄厚,而且进驻非洲的时间也比中国石油企业早,这就给中国石油企业在非洲的发展带来重重困难。而且虽然中国与非洲保持着友好的关系,但由于西方国家统治了非洲这么长时间,在石油竞争中非洲到底会偏向哪一方也变的不可知,这给中非的石油贸易埋下了不确定因素。

三、构建良好中非石油贸易关系的几点建议

构建良好的中非石油贸易关系对保证非洲对中国石油的长期供应具有很重要的意义。如何构建良好的中非石油贸易关系呢?可以从下面几个方面做起:

(一)发展良好的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和持久的中非经贸关系对中非双方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因而我国对非的各种政策都应从有利于两国安全与经济利益的高度去考虑,巩固并发展中非国家关系。发展良好的中非经贸关系可以从下面几个方面着手:

1.加强中非的交流与合作,建立中非真诚友谊中非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加强会晤,协商解决两国关系中的重大问题,并加强在各个领域里的互信合作。[5]重视民间外交,与非洲民众加深互信,并加强对非宣传工作,多渠道的介绍中国社会状况和对非政策,以增加信任,消除疑虑。

2.加强中非投资合作中国鼓励有实力、有信誉的中国企业到非洲国家投资兴业,转让适用技术和管理经验。通过设立中非发展基金,并使这一基金总额逐步增加,按照市场运作、互利共赢的原则,引导和支持中国企业到非洲投资。推动和支持有实力的中国企业在有条件的非洲国家建立经济贸易合作区,提升投资水平。同时,中国欢迎非洲企业来中国投资发展。

3.提高对非援助水平沉重的债务负担是制约非洲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方面,中国应根据自身发展水平,逐步扩大对非洲国家援助规模,帮助非洲国家提高自主发展能力,促进非洲经济全面发展。对非援助要重视公益项目,特别是农业、减贫、医疗卫生、教育、体育、供水、住房和环保等关乎非洲当地民生的项目。加强援外项目管理,注重工程建设的质量、效益、安全、环保,善始善终地做好各个承诺的合作项目。援外工程按国际规则办事,坚持公开、公正、公平、合理和透明。

4.增加对非人才培养中国应帮助非洲促进人力资源开发,增强非洲各国的能力建设。譬如中方可以大幅增加非洲赴华留学生的奖学金名额,让他们学成回国后为国家建设服务。

(二)提高在非投资石油公司与非交往的能力由于文化与法律等两国的差异,在非投资的石油公司应该提高其与非交往的能力。首先是怎么使用当地雇员,其次是熟悉非洲各国的法律,由于每个国家的相关法律和社会制度都不相同,不熟悉当地的法律就容易导致出现法律纠纷。就拿苏丹来说,苏丹的《劳动法》与中国不同,苏丹的劳动法有100页,里面详细规定了劳资双方的责任和义务。员工每天工作从几点到几点必须弄清楚,并要付给相应的加班报酬。中石油就曾因不了解当地法律的原因而被其雇用的当地员工告上法庭。

(三)通过多种途径促进中非石油贸易合作采用多种途径,通过各种合作方式与非洲开展石油贸易。[6]中国政府除了通过高层互访并签订经贸协定,直接购买石油外,还应利用自身技术优势和资金优势,派遣有实力的国有石油企业,或参股、购并非洲石油企业,或者与非洲石油公司或其它跨国石油公司联合投资开发等方式扩大对非洲石油领域的直接投资,并开展对非油气资源勘察、投资开采活动。而对于中国的石油企业,应该加强品牌建设,提升自身的国际竞争力,只有这样中国的石油企业才能与西方国家的那些石油大企业竞争,才能在非洲的石油争夺战中为中国谋得利益。

贸易关系范文篇2

关键词外商直接投资中国对外贸易贸易商品结构

1FDI与国际贸易关系的国际经济学观点

1.1替代论：贸易替代

俄林（Ohlin，B.G）等认为，在开放经济中，区际间因生产要素禀赋的差异而引起的生产要素价格差异，将通过生产要素和商品的国际流动两条途径来缩小，直至生产要素价格均等。前者称为直接均等，后者称为间接均等。自由贸易代替要素流动，间接促进国际间生产要素价格趋于一致。当国际自由贸易出现阻碍时，国际贸易量就会减少，从而扩大了生产要素价格在国际间的差别，进而会促使要素的国际流动。这时资本流动将会替代商品流动，由此达到要素价格的直接均等。

蒙代尔（R.Mundell）认为，在自由贸易条件下，两国的生产要素的绝对和相对量完全一致，资源实现了最合理的利用和最大限度的福利，并不存在引起要素流动的原因。如果满足要素均等化及两国有相同生产函数的条件，贸易与资本的流动有完全替代的关系。且资本流动越自由，替代国际贸易的作用就越大。资本跨国流动较之商品流动更能自由，更合理地利用世界资本资源，并直接起着使各国生产要素价格均等化的作用。以蒙代尔等为代表的关于FDI对国际贸易的替论有效地解释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各个国家之间发生的直接投资。

1.2互补论：贸易创造

迪克西特（Dixit）、克鲁格曼（Krug?鄄man）等人认为，由于不完全竞争和规模经济的存在，资本交易和对外贸易都是不可能完全自由的，因而存在不完全的替代。不论是国际间生产要素的流动，还是国际间商品，都不能消除各国间要素和商品相对稀少的状态。

邓宁的OIL理论认为，企业可以根据所拥有的优势（垄断优势、内部化优势和区位优势），在商品出口、技术许可和对外直接投资三种方式中进行相应选择。因而根据这一理论，国际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在一定程度上是能够并存的。

小岛清（KiyoshiKoiiman）认为，生产要素移动虽然减少了商品的稀缺性，从而减少了国际贸易的机会，但另外一方面，生产场所的开辟与建立，会创造新的贸易园地。他提出，国际贸易是按照比较优势进行的，而国际直接投资也应按比较优势的原则进行。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可以扩大两国间比较成本的差距，创造出一种新的比较成本格局，从而使得投资母国与东道国之间的贸易在更大规模上进行，扩大了国际贸易的规模总量。

玛库森（Markusen，1984）在蒙代尔研究的基础上，假定企业可以拥有与使用不同国家的生产要素，即假定存在不同的生产技术、不完全竞争和规模经济，证明了生产要素流动会增加贸易。

美国经济学家帕特瑞（P.Patrie）对国际直接投资的动机差异进行研究的结论认为，跨国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不同，使贸易和投资的关系也不同。帕特瑞将国际直接投资分成了三大类：市场导向型直接投资、生产导向型直接投资和贸易促进型直接投资。市场导向型直接投资是指跨国公司为了绕过东道国严厉的贸易壁垒或者是为了占领当地市场的需要，而对东道国进行直接投资，适应当地文化、风俗的要求，以实现在当地生产、销售。生产导向型直接投资是指跨国公司出于降低生产成本的需要，通过在那些拥有一种或多种廉价生产要素、特别是劳动力与土地这些流动性比较差的生产要素的国家进行的直接投资。贸易促进型直接投资是指跨国公司为了更好地配合母公司或总公司的出口贸易活动，提供各种服务而进行的直接投资。进一步的研究表明，只有市场导向型直接投资容易成为贸易的替代。因此贸易替代的投资只是直接投资的一个重要部分。高水平的贸易保护壁垒最有可能导致以逃避关税或占领本地市场为目标的直接投资的涌入。生产导向型和贸易促进型直接投资则会增加投资国和东道国之间的国际贸易。

因此，外商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之间的关系可分两种，即替代关系和互补关系。现代国际经济学研究大多认为FDI与国际贸易之间更多是互补的关系。

2FDI与中国对外贸易关系的实证研究

2.1FDI与中国对外贸易总量变化关系的实证分析

自从1998年来，我国对外贸易经历了亚洲金融危机后的大幅度攀升，据中国海关统计，2004年我国进出口总值达到11547.4亿美元，相比1984年的535.5亿美元，平均年增长率为15.8%。2004年我国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为606.3亿美元，相比1984年的18.02美元，年平均增长率高达30.2%。

关于我国对外贸易总量与外商直接投资的关系建立贸易乘数模型如下：

T（t）=a+mCFDI(t-1)+sFDI(t)+u(t)

775.031.2361.232

R2=0.9381F=136.3374

X（t）=b+nCFDI(t-1)+qFDI(t)+v(t)

361.0940.634210.85758

R2=0.9517F=177.6354

M（t）=c+pCFDI(t-1)+rFDI(t)+w(t)

413.962250.6016370.374895

R2=0.9168F=99.1570

其中，T（t）、X（t）、M（t）分别代表进出口总额、出口额、进口额；CFDI（t-1）为第t-1年末的外商直接投资存量，FDI（t）为第t年的外商直接投资总额；a、b、c、m、n、p、s、q、r为待定参数；u(t)、v(t)、w(t)分别为随机误差项。通过回归分析可知，r2=0.9381、0.9517、0.9168，三条直线的拟合度较高，此模型可以用来很好地解释外商直接投资与我国对外贸易的关系。当FDI每增加1亿美元，我国对外贸易总量可增加1.232美元。FDI对我国贸易总量有较强的促进作用。

2.2FDI与中国对外贸易结构变化关系的分析

这里的对外贸易商品结构是指初级产品和工业制成品在本国的进出口贸易中所占的比重。对外贸易商品结构可体现一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

我国外贸进出口中工业制成品所占比重远远高于初级产品。从出口来看，随着FDI逐步转向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我国的外贸出口结构实现了由初级产品向劳动密集型轻工产品、劳动密集型机电产品的转变。我国工业制品在出口中比重已由1990年的74.4%上升到2003年的91.3%。2002年，计算机与通信技术产品、电子技术产品出口545.33亿美元和79.17亿美元，分别占高新技术产品出口总额的80.54%和11.69%，分别增长50.5%和2.3%。从进口来看，外商直接投资的大规模流入带进了大量的机器设备，特别是外资企业中加工贸易的比重较重，进口了大量的原材料，促使我国的进口结构由消费型转向生产型。自1997年来，机械及运输设备产品的进口比重逐年攀升，初级产品进口则逐年减少，进口商品结构得到改善(见附表）。

3FDI在促进中国对外贸易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与对策研究

3.1FDI在促进中国对外贸易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经过近20年的发展，2002年，中国已超过美国经成为全球吸引外资最多的国家，作为外资流入的主要载体的外商投资企业，极大地促进了我国对外贸易，优化了外贸商品出口结构。但在引进外商直接投资的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将成为我国对外贸易持续增长的制约性因素。主要表现在：

（1）引进外资项目层次低。集中反映在技术层次、产业投资上。FDI虽然带来了中国市场需要的先进技术，但核心技术仍掌握在外商手中，转移到中国的只不过是已进入“成本竞争”阶段但对发展中国家来说相对先进的技术，在国际市场上并不具有很强的竞争力。进入成本竞争阶段的高新技术产品（如电脑、手机等）在我国大量生产和出口，长远看有贸易恶化的倾向。近年来出口价格指数下降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这一点。从产业投向上来看，多集中于劳动密集型、具有一定出口优势的食品加工制造、纺织、玩具、自行车等行业，而技术密集型行业投资较小，仅占20%左右。

（2）产业间外商投资分布不均。第二产业仍然是外商直接投资的热点。2002年，在累计吸收合同外资金额中，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分别占1.90%、63.31%和34.78%。第一、第三产业吸收外资在总量中所占比重仍不乐观，三产业的不协调发展势必延缓我国工业化进程。

（3）外商投资地区分布不平衡。我国外商投资企业的发展不仅存在产业布局的不平衡，还存在区域布局的不平衡。东部地区吸引外资总量远超过中部与西部。2002年东、中、西部实际使用外资金额分别占到86.7%、9.5%、3.8%，而且东部所占比例越来越大。这无疑会进一步拉开东部与中西部的发展水平，制约社会全面发展。

3.2对策建议

（1）完善环境，为外商投资提供更为优越的外部条件，提高其运作质量与效率，带动进出口贸易的发展。环境仍是一个重要的因素。目前，我国在硬件环境上已基本不构成FDI流入的瓶颈，而投资的软环境需要进一步改善与提高，首先要营造一个公平竞争、开放有序的市场环境；其次是保持吸引外商投资政策的稳定性、连续性。在国际投资环境不确定因素增多的情况下，努力保持我国利用外资政策及相关法律的稳定性，对于引进FDI而言至关重要。再次，完善服务环境，提高政府部门的服务效率，树立为外企服务的思想观念，完善服务体系，依法加强管理。

贸易关系范文篇3

关键词：中日贸易；日本对华直接投资；贸易关系；影响机制；投资总量

在中日两国的贸易合作日趋深化、中日贸易存在很大发展空间的背景下，研究日本对华直接投资与中日贸易之间的相关关系，特别是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对中日贸易关系造成的影响，具有极强的经济意义与政治意义。一方面，分析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和中日贸易关系之间的关联能够帮助我国制定与完善对日贸易投资相关的政策与措施，助推我国对外贸易的发展；另一方面，对两者关系的探究也能够为中日两国和平共处提供坚实的经济基础与物质保障。

日本对华直接投资与中日贸易的现状

（一）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发展概况

在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的地位举足轻重，其产生的影响是双向的，它不仅能助推我国经贸的发展，也能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优化我国的产业结构，实现日本的经济增长。与我国改革开放一道，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已经持续多年，并得到了快速发展，这为中日两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一般来说，从中日两国建交到现在，日本对我国FDI的发展历程大体可以划分为四个部分：即萌芽探索（1979-1990年）、快速增长（1991-2000年）、继续深化（2001-2010年）与优化调整（2011年至今）。在萌芽探索发展阶段，我国经济发展环境与相关的基础设施比较落后，日本对华直接投资总量和规模都比较小，主要集中在环渤海与珠三角地区。数据显示，截至1990年，实际利用的日本对华直接投资总额为29.9亿美元，投资的行业类型主要是非制造业，占比约为72.3%。在快速增长发展阶段，随着我国改革开放进程的加快，国内相关政策与基础设施建设在逐步完善，日本出口企业对我国市场的重视程度也在不断提升，投资逐渐发展到长三角地区。数据表明，在日本的FDI中，对我国直接投资占比由第一阶段的1.2%上升到3.8%，且在该阶段，日本对华直接投资总额实现了由1991年的5.3亿美元上涨到2000年的29.2亿美元的巨大突破。此外，该阶段日本在华投资的行业转向为以制造业为主，占比为74.9%。在继续深化发展阶段，随着我国市场经济建设的快速跟进，日本对华直接投资规模也在迅速扩大，并逐渐向我国中西部地区发展。此时日本投资的产业主要是制造业中的机电机械类。在优化调整阶段，日本对华直接投资波动发展。数据显示，2012年的日本对华直接投资总额同比上涨约16%，随着中日两国领土争端的加剧，投资总额逐步下滑，到2018年才出现明显的回升态势，实际使用的日本对华直接投资资金总额同比上涨约18.1%，2020年因为疫情原因又有所下降。在该阶段，日本也逐步加大了对我国中西部地区行业的投资力度，数据显示，在2018年计划增加我国中西部地区投资的日本制造业企业占比由44%增长到51%。

（二）中日贸易的发展概况

中日两国一脉相承的文化、一衣带水的地理位置以及互补的经济格局都为中日贸易的快速发展提供了基础与条件。现阶段，随着经济社会的深入发展与全球化的加速推进，两国间的贸易规模也逐步扩大，并在两国经济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也变得越来越突出。从2008年到2012年，日本一直是我国的第一大进口国与第三大出口国，2018年我国也取代美国成为日本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国。现阶段，中日贸易逆差日趋明显，两国贸易现状发生逆转，我国对日本经济的依赖程度不断减弱，而日本对我国贸易的依赖程度在不断增加。日本是我国重要的贸易伙伴国，但随着我国多元化市场战略以及“一带一路”倡议的深入推进，中日贸易在我国对外贸易总额占的比重在逐步下跌，由1993年的20.0%下降为2017年的7.4%。同时，日本对我国经济的依赖反而日趋增加。数据表明，1998年至2017年，日本对中国贸易的年均增速约为17.9%，比日本对外贸易年均增速高10.5个百分点。同时，随着中日贸易的扩大，中日两国贸易中的产品结构也在不断优化发展。具体表现为：一方面，日本在我国进口的商品由劳动密集型向资本、技术密集型的方向转变；另一方面，我国向日本进口的商品以技术密集型的制造业产品为主，其结构要明显优于日本向我国进口的产品结构。数据显示，2008年日本在我国进口商品中的技术密集型类超过劳动密集型类产品，占比达46%。而我国向日本进口的商品结构相对保持稳定，并以机电设备、金属化工等产品为主。作为重要的经济合作伙伴，中日两国之间在互补性商品贸易方面具有很大的发展潜力。贸易合作对我国和日本来说都是有正向作用的，我国能借此进一步提高综合国力，而日本能借此进一步扩大产品市场。总之，中日两国有着良好的合作前景。现阶段不可否认的是，中日两国的贸易发展进程中还存在着一些典型的问题与矛盾，如技术问题、历史遗留矛盾等。其中，反倾销仍然是两国贸易摩擦面临的主要问题之一，且贸易摩擦的数量近些年也在不断增多。

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影响下中日贸易关系的实证分析

（一）数据选取与分析

模型中涉及到的变量包括日本对华直接投资（FDI）、日本对我国的出口额（EX）、日本在我国的进口额（IM）。本文选取的数据主要来自国家统计局网站和相关统计年鉴，在计量分析的过程中，为了消除异方差给模型结论造成的影响，本部分先将以上三个变量数据取对数，分别为：lnFDI、lnEX、lnIM。为了避免模型中的时序经济变量对回归结果造成的影响，本文采取ADF单位根检验的方法来验证所选取的数据是不是平稳的，若时序数据非平稳，则需要通过一次或多次差分使其平稳。分析结果如表1所示。表1关于ADF单位根的验证结论显示，lnFDI、lnEX以及lnIM所有的原序列在5%的置信水平下无法拒绝原假设，也即三个变量的原序列非平稳；同理，差分序列DlnFDI、DlnEX与DlnIM可以拒绝原假设，也即三个变量的一阶差分是平稳的。此时可以对日本对华直接投资与其在华进出口数据进行协整检验，以验证它们的相关关系。单位根检验显示三个变量都是一阶平稳的，因此可以采用Johansen协整的分析方法来验证模型中各个变量是否存在一定的协整关系。若变量协整，模型中的因果关系检验就必须引入残差项来考察不同时间内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对中日贸易造成的影响。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协整结论表明，两者之间一定存在相关关系，但无法判定日本对华直接投资是否一定会对中日贸易产生影响，也无法回答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基于此，应该通过引入模型进一步分析验证二者间的因果方向。

（二）模型引入与阐释

本文引入误差修正模型来判定日本对华直接投资是否会以及怎么影响中日贸易关系，并通过Engle&Granger两步法来对其进行估计。在数据分析的基础上，计算出的日本对华直接投资与日本在华进出口变量关系的估计结果如下所示：lnEXt=2.9152+0.5486lnFDIt（1）lnIMt=3.2341+0.4996lnFDIt（2）根据估计结果可知，lnFDI变量的系数均大于零，这意味着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变量的提升会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中日贸易的发展。此外，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对lnEX的助推作用要明显大于对lnIM的助推作用。此时，日本对华直接投资lnFDI每增加一个单位，日本对我国的出口额就会提高0.5486个单位，日本在我国的进口也会提高0.4996个单位。由式（1）（2）可以进一步得出其残差项，形式如下：在式（5）（6）中，Y即中日贸易变量，X即累积的FDI金额，ε是残差项，ν、μ为误差扰动项。在该模型中，若β1显著，即日本对我国的FDI会在长期内对中日贸易存在格兰杰因果关系；若β2显著，即中日贸易会在长期内对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存在格兰杰因果关系。若存在一个λ1i估计系数显著，即日本对华直接投资会在短期内影响中日贸易；若存在一个λ2i估计系数显著，即中日贸易会在短期内影响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将残差项（3）（4）带入公式（5）（6）中，在此基础上建立误差修正模型，并根据AIC确定模型变量，最终得到的模型表现形式如下所示：DlnEX=0.37+1.54ε(-1)-1.46DlnEX(-2)-1.05DlnEX(-3)+0.95lnFDI(-1)+1.08lnFDI(-2)（7）DlnFDI=0.15+0.88ε(-1)+0.95DlnFDI(-1)-1.08DlnEX(-2)（8）DlnIM=-1.53ε(-1)+1.04DlnIM(-1)+1.06DlnIM(-2)+0.48DlnIM(-3)+0.44DlnIM(-4)-0.62DlnFDI(-1)-0.78DlnFDI(-2)（9）DlnFDI=0.28-0.68DlnFDI(-3)+0.65DlnIM(-3)（10）根据以上公式可知：第一，在短期和长期内，日本对华直接投资都会对日本从本国进口变量产生影响，日本从本国进口变量的变动也会影响日本对华直接投资额的大小，二者是同向变动的。第二，在长期内，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增加会提高日本对中国的出口，但反之则没有明显的关系，而在长期内则会阻碍其在华出口贸易的增长。

（三）结论与建议

上述实证分析表明，日本对华直接投资与中日贸易关系之间的确存在一定的相关关系，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在短期内会提升其在华的出口贸易，而在长期内则会阻碍其在华出口贸易的增长。然而，无论是长期还是短期，日本对华直接投资都会促进日本在华的进口贸易。因此，我国可以采取相应的政策措施来缓解中日两国之间的经济贸易摩擦。首先是要强化中日两国之间的经济合作，在继续挖掘中日两国贸易合作潜力的同时，也应该积极与别国建立区域合作关系；其次是要避免过于追求自身利益而忽视区域利益现象的发生，这只会抑制中日贸易合作的开展；同时，就我国自身发展实际而言，还要进一步优化外商投资环境，优化相关基础设施，改进相关的体制机制，简化流程，完善立法，进而提高合作的效率与水平，延展合作的广度与深度。结论随着经济增长与对外贸易规模提升，亟需准确把握外商直接投资与国家贸易之间的相关关系。日本作为我国主要的贸易伙伴国，其在华直接投资与中日贸易关系的变化都在很大程度上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造成影响。可见，研究日本对我国的直接投资（FDI）与中日贸易之间的相关关系，特别是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对中日贸易关系造成的影响，具有极强的现实意义，能够帮助我国制定与完善对日贸易投资相关的政策与措施，助推我国对外贸易与经济社会的发展。实证研究表明，日本对华直接投资与中日贸易关系之间的确存在一定的相关关系，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在短期内会提升其在华的出口贸易，而在长期内则会阻碍其在华出口贸易的增长。然而，无论是长期还是短期，日本对华直接投资都会促进日本在华的进口贸易。因此，我国可以多措并举来缓解中日两国之间的经济贸易摩擦，提高两国经济贸易合作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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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关系范文篇4

一、中俄贸易关系的现状

中俄两国是山水相连的友好邻邦，两国经济互补性强，双边贸易潜在市场巨大。近年来，随着两国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平稳推进和睦邻友好条约的签署，使双边贸易关系取得稳步的发展。两国贸易发展状况详见表1。

表1我国对俄双边贸易发展走势(单位：亿美元)

注：此表引自《今日俄罗斯市场》第233页，中国对外经贸出版社。

从上表可以看出，1992年至今，中俄两国贸易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以下4个阶段：

第一阶段（1992～1993年），中俄双边贸易发展较快，1993年双边贸易额达到76.6亿美元的高峰。这一阶段双边贸易的快速发展主要是因为苏联解体后，相当一部分国有企业生产滑坡，国内商品十分匮乏，急需我国进口商品。我国对易货贸易也实行了一系列优惠政策，两国政府为这一时期双边贸易的迅速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第二阶段（1994～1996年），1994年中俄双边贸易额开始下降（50.8亿美元），比上年降幅达33.8%。主要原因是1993年俄方大幅度提高进口关税，使我国出口商品盈利下降，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出口。与此同时，俄方大幅度降低出口关税，鼓励出口，所以使1995、1996年我国对俄国的进口额有所回升。但由于贸易方式由易货贸易逐步向现汇贸易过渡，双方企业均缺乏资金，且俄出口商品也逐渐失去其价格优势，所以这一时期的双边贸易始终未能超过1993年的水平。

第三阶段（1997～1998年），由于上述原因的持续效应，这一阶段双方贸易额依然下滑。1997年贸易额为61.2亿美元，与上年同比下降10.5%，其中我出口20.3亿美元，增长20.3%，进口40.9亿美元，下降20.7%；1998年贸易额54.8亿美元，同比又下降10.5%，其中出口18.4亿美元，下降9.4%，进口36.4亿美元，下降11%。

但是这一时期两国边境地方贸易发展较快，1998年边地贸易额比1997年增长20%以上，约占两国贸易总额的1/3。

第四阶段（1999年至今），1999年两国贸易止跌回升，2000年中俄签署了《中俄政府间2001～2005年贸易协定》，2001年7月两国又签署了《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使中俄贸易渡过了10年的磨合和过渡时期，走入了快车道。2000～2001年中俄贸易增长速度超过了我对外贸易总额增长速度。2000年我对外贸易总额同比增长31.5%，其中，出口同比增长27.8%；进口同比增长35.8%，创20年来外贸额和增长速度两个新高。而中俄贸易增长速度更快，同比增长39.90%，其中我对俄出口同比增长48.70%，进口同比增长36.70%，双边贸易额突破了1993年的历史最高记录，为80亿美元。2001年，中俄贸易额约达106亿美元，同比增长33.38%，再创历史新高。2002年中俄贸易水平依然是大幅度提高的增长势头，预计还要创造历史新高。

中俄双边贸易互补性强，进出口商品呈如下结构：目前，我对俄出口的主要商品仍以服装、鞋类、土特产品、粮食、食品等传统大宗商品为主，近年来机电产品所占比重逐步增加。

我自俄进口商品以机电产品和原材料性商品为主，主要品种有飞机、钢坯、肥料、原木、冻鱼、成品油、钢材、船舶、纸浆、塑料等。详见表2和表3。

表22001年中国向俄罗斯出口主要商品额结构(单位：万美元)

注：此表根据中国海关统计制作。

表32001年中国自俄罗斯进口主要商品额结构(单位：万美元)

注：此表根据中国海关统计制作。

二、将中俄贸易关系推向战略的高度

目前，中俄双边贸易额占各自贸易总额的比例还不够大，因此存在着一种观点，认为中俄双方的贸易无非是“小打小闹”，成不了大气候，没有从战略的高度认识它，这显然是不对的。纵观世界经济一体化的潮流，展望世界多极化的发展势头，实现外贸市场多元化的目标，减轻世界经济低迷的负面影响，适应两国未来发展的客观要求，把中俄贸易关系推向战略的高度是两国未来发展的必然抉择。

(一)两国资源秉赋是将中俄贸易关系推向战略高度的客观基础

俄罗斯是世界上资源最为丰富的国家之一，各种资源储量占世界储量的22～28%，木材蓄积量占25%，俄罗斯是目前世界上较少允许资源大量出口的国家之一。俄贸易部拟定的《俄联邦2010～2015年对外经济活动构想方案》指出，2010～2015年“燃料、原料商品将构成俄罗斯出口基础”。目前这种资源性产品占俄罗斯出口总额的60～80%。虽然俄罗斯也期望调整出口商品结构，但从中近期来看，出口原材料产品的格局短期内难以得到根本性的改变。而我国虽然也是资源较为丰富的国家，但人均占有量很少，大多数低于世界人均水平。加上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居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能源供不应求的矛盾将会日益突出。据专家估计，到2010年，在已探明的45种主要矿产中，只有21种可以满足需求，其中石油制品缺口将达1亿吨以上。中俄两国有着4000多公里的共同边界线，运距较近，贸易成本较低。总之，两国贸易额的增长存在巨大的空间。

中国人均资源占有量虽然不高，但人力资源十分充足，预计到本世纪中叶劳动人口供过于求的趋势依然存在。而俄罗斯的人口呈现负增长趋势，在广大地区劳动力不足已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在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采矿业、种植业和伐木及林业产品深加工将使中国充足的人力资源大有用武之地，这样一方面可使中方人力资源得到充分利用，另一方面又可以促进俄罗斯广大东部地区的持续发展，总之，两国资源秉赋是将中俄贸易关系推向战略高度的客观基础。(二)两国产业结构的互补性是将中俄贸易关系推向战略高度的客观需要

中俄两国经济为了持续发展，都在国际市场比较优势的引导下进行产业结构的调整。中国劳动人口供过于求，且大量劳动者素质偏低。因此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中国在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同时，还必须兼顾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成为“世界制造中心”，可向俄罗斯长期出口大量劳动密集型的产品。而俄罗斯科技力量雄厚，劳动者素质较高，劳动人口短缺，俄罗斯在产业结构调整中可大力发展军工产业、高科技产业和智力密集型产业。中俄产业结构的调整中具有很强的互补性，通过产业结构的互补达到进出口商品结构的互补，这将为两国实施长远经济发展战略注入源源不竭的经济活力。

(三)中俄大型科技贸易项目对促进两国经济发

展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

“9·11”事件之后，美国经济发展放缓，世界经济复苏面临严峻考验，在这样的背景下，中俄两国都需要实施外贸市场多元化战略，开展大型经贸项目合作，以减缓世界经济低迷对中俄出口的负面影响。近年来，中俄大型合作项目取得重大进展，如两国总理于2001年9月7日共同签署了《中俄输油管道可行性研究工作协议》。根据协议，2005年管道投入运营，每年俄方向中方输送2000～3000万吨原油，至少输送25年，这将使中俄能源产品的贸易额大幅度上升，对中国战略资源的储备具有深远的意义。此外中俄合作的连云港核电站2005年投产，年发电量达140亿千瓦时，将有望超过中法合作建设的大亚湾核电站。最近，俄罗斯政府已决定将苏一30战斗机生产线引进中国，这将有利于我国国家安全和国防建设。中俄两国政府间重大的科技贸易项目协议有300多项已经达成或正在达成，可以预见，中俄大型科技贸易项目为中俄贸易关系推向战略阶段开辟了良好的新局面。

三、将中俄贸易推向战略高度面临的机遇和困难

将中俄贸易推向战略高度面临着难得的历史性机遇，归纳起来有以下三个方面：

(一)《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为两国贸易战略性发展提供了法律保证

中俄两国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为双边贸易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建立意味着双方将进行长期的战略协作，2000年7月普京把中国作为自己就任总统后出访的第一个亚洲国家，双方领导人都把加强双边经贸合作促进贸易发展看作充实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物质基础。至今，双方总理举行了七次会晤，俄方对参与中国西部大开发产生浓厚兴趣。《中俄睦邻友好条约》的签订为两国经贸合作长期健康发展提供了法律上的保证。《条约》所倡导的“世代友好，永不为敌”的和平理念为中俄贸易推向战略高度创造了优良的社会环境。

(二)俄罗斯政治经济形势逐步趋于稳定，为两国贸易的战略性发展提供了前提条件

普京执政以后，动荡已久的俄罗斯政局逐步得到稳定，政府因此也把主要精力投入国民经济的恢复与发展。从1999年下半年开始，俄罗斯迎来了经济转轨以来的首次经济增长，当年的GDP增长了3.2%，2000年增幅达7.6%。与此同时，俄罗斯居民实际货币收入在2000年提高了9.6%，工资增加了20%，失业率从12.25%降至10.3%。此外，2000年农业产值达到8449亿卢布，比1999年增长5%，粮食产量为6540万吨，比上年增加19.6%，2001年俄罗斯农业再获丰收。总之，俄罗斯政治和经济的良好发展势头为中俄双边贸易的战略性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前提条件。

(三)俄方积极推进“入世”，为中俄贸易的战略性发展提供了重要契机

俄方当前正积极推进入世进程。为了创造入世的条件，俄方提出了新的关税改革方案，按该方案，从2001年起进口商品实行5%、10%、15%和20%四种关税税率，并已开始降低税率，但平均关税税率仍保持在12～14%之间。另外，许可证、配额及进口商品的数量限制都会逐步减少或取消，边境商品将有更多机会进入对方市场，双方都可以从中获益。另外，随着俄方入世步伐加快，俄罗斯的服务贸易市场也将逐步开放，我国可以开展在运输、金融、保险、信息等第三产业的合作，开辟新的贸易领域。即使俄方入世，中俄在国际市场上存在一定的竞争，但是由于双方出口商品结构差异性高于同构性，因此彼此的竞争性将小于互补性。当然俄罗斯入世，在一些相近商品争夺国际市场方面也会出现新的冲突和矛盾，贸易保护主义将采取新的方式加以展现。这一点我们必须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和预案安排。

尽管中俄双边贸易有了空前的发展，但是距离双方首脑1996年提出的到2000年时双边贸易额应达到200亿美元仍有不小的距离。另外，双方贸易关系还存在不少急待解决的问题，归纳起来有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两国没有在外贸多元化格局中把发展中俄贸易提到应有的战略高度。2001年中俄贸易额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但是在中俄两国的进出口总额中仅占2%和6%左右，只及中美贸易额的1/7左右。仍然没改变“低水平、低层次”的局面。究其原因，在于中俄两国对西方国家的技术和资金具有很强的需求，把外贸的着力点都放在了西方大国，双方往往以近期的国家实际利益为基础，通过国际市场上选择自己最有利的贸易伙伴获得最大的国家利益。双方都还没有真正把双边贸易的战略重点放在对方，双方政府还都没有开拓对方市场明确的整体战略。俄方更多地强调对华贸易的自由化，但同时在对华贸易中又带有相当多的随意性，有时甚至制造一些阻力和障碍。中方往往以边境贸易战略替代整体贸易战略，允许各种贸易主体以多元化的贸易方式参与边境贸易，抢占俄罗斯市场。由于多元化的贸易主体之间缺乏合理的战略分工和利益协调机制，各种贸易主体之间短期的无序竞争，影响了中俄贸易的整体协调发展。

二是中俄双方现有的供给结构，使中俄双边贸易的互补性受到一定的挑战。我国希望从俄罗斯进口资源性产品和军民两用技术，但这些产品具有很强的垄断性和特殊性。因而俄罗斯对这些产品的出口有比较严格的限制，难以完全满足我方需求。同时，随着俄方消费品进口的多元化和国内消费品生产企业逐步摆脱困境，俄方消费品市场的卖方特征已不复存在。中国对俄贸易的许多传统产品在俄方市场上的优势受到一定的挑战。美欧各国正在依靠其雄厚的资金、先进的营销手段、较高的产品质量和适中的价格抢占俄方市场，而我国依然停留在传统的贸易结构和营销方法上，双方没有中长期的经贸合作的战略规划，我方出口的优势正在逐步下降。

三是中俄双方贸易制度仍未达到国际通行的贸易规则标准。中俄贸易从历史上说一直是以国家贸易为主，双边政府间的贸易协定就是双方贸易的规则。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加快，面对多元化的贸易主体和多元化的贸易方式，中俄两国政府认可的运作方式越来越不起作用，中俄必须建立符合国际惯例的贸易制度。但是迄今为止，这方面的工作明显滞后。其中尤为突出的是银行结算制度、法律仲裁制度、信用保险制度、质量监控制度和通关制度。中俄贸易在实际运作过程中，存在许多不规范行为，诸如合同履约率低、债务拖欠、买空卖空、随意扣留货物和资金、包机包税等现象，甚至中方贸易人员和财产的安全得不到切实的保障，使中俄贸易成为高风险的贸易，严重影响中俄贸易的健康发展。

四是双边贸易合作中存在某些偏见和误解，影响着中俄贸易合作的长远发展。由于中俄双方客观存在利益差异，也由于双方在各个层次上交流不够，中俄贸易领域存在一些偏见和误解。如中方的贸易主体一味埋怨俄方商务环境不好，只看到俄“秩序混乱”、“制度落后”、“经济困难”和“贸易风险”的一面。一些企业出师不利便产生对俄贸易“恐惧症”，对俄方市场望而却步。俄方的某些学者和政界人士对同中国发展贸易合作充满疑虑和矛盾的心态。一方面希望输出自己的技术获取利益，又怕培育自己的竞争对手，甚至有人还热衷于渲染“中国威胁论”，边民劳务人员过境“影响边境安全”，还有一些俄方人士看不到近年来中国出口商品质量提高的现实，依然抓住过去少数商贩推销假冒伪劣商品之事，大做文章，公开渲染不进口中国商品等。四、制定中俄贸易发展战略应采取的对策

为了不失时机地抓住中俄双边贸易的历史性机遇，切实有效地解决双边贸易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建议我方应采取切实有效的对策，促使中俄双方尽早制定双边贸易发展战略。

(一)促进中俄双方将双边贸易关系提高到战略的高度，为中俄睦邻友好合作奠定雄厚的物质基础

中俄双边贸易在过去客观上呈现出以北方为重点，以黑龙江省为依托，以满州里、黑河、绥芬河、二连浩特等口岸为前沿的小范围、低层次、低水平的特征。事实说明，这不符合两国在新世纪发展的战略需要。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大潮中，中俄双方必须适时转换贸易发展战略，形成大范围、多形式、多主体、高起点为核心内容的贸易发展战略。

具体而言，就是以有利于实现中俄国民经济的长远战略发展为目标，以有利于中俄生产要素合理配置为标准，从以俄国远东、中国东北为重点，过渡到全国范围，形成南北兼顾、东西联动、分工合作、全国一盘棋的大贸易格局。除了国贸和边贸外，还应当下大气力建立境外出口加工区，建立各种形式的合资、合作企业。应当注意组织若干大型工商贸集团，联合一大批集生产、流通、科研、运输、售后服务于一体的各类企业，组成对俄经贸合作的“航空母舰”，把质量好、价格低的产品成规模的打进俄方主流市场。同时要大力鼓励民营企业向俄罗斯进军，以适应其经济转轨的运作模式。在继续扩大初级产品和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的同时，逐步扩大知识密集型、资本密集型高附加值产品的出口，从俄方市场获取更多的比较利益。另外，中俄双方还应加强区域合作，让各自企业参与俄国西伯利亚和中国西部的开发，使贸易向纵深区域发展。总之，通过双方总理会晤机制，促进俄方将俄中贸易关系提高到推动两国经济发展的战略性地位上，尽早共同制定中俄中长期贸易发展战略。

(二)要转变政府职能，大力培养中俄贸易人才

国际贸易关系是自然的市场关系，但是国际贸易中的比较利益不能完全依靠市场机制来获得，政府应该在保护本国贸易主体获得比较利益的过程中，不断转换政府职能，强化服务功能。首先，政府应认真总结中俄贸易大起大落的经验教训，为制定中俄中长期贸易发展战略创造各种条件，参照国际规范，为各贸易主体开拓俄方市场创造良好的商务环境，简化签证手续，促进人员往来。鉴于对俄贸易人才缺乏的现实，应有计划地培育对俄贸易人才，以满足未来双边贸易发展的紧迫需求。

(三)抓住俄方入世的有利时机，在双边谈判中解决未尽事宜

多年以来，中俄贸易出现了许多纠纷，如历史性欠帐，单方撕毁合同，俄方非法查抄等等，给双方企业造成许多损失，因此我方如何抓住俄方入世的有利时机，利用双边谈判的契机，解决一些双边贸易中重大的历史问题是当务之急。同时以总结过去，面向未来的姿态，按照世贸组织规则，为中俄双边贸易创造良好的商务环境，特别要在完善金融、保险、税收、仲裁、商检、海关、运输等各领域制定完善的法规，共同打击各种商业欺诈和不法行为，为双方贸易主体进入对方市场提供优质、便捷、高效、周到的服务。

(四)尽快建立中俄边境地区特殊经济区、边民互市区

中俄双边贸易存在巨大的地缘优势，充分利用中俄长线接壤的优势，依照国际惯例，积极创建中俄边境地区特殊经济区和边民互市区势在必行。如建立边境出口加工区、保税区、边民互市区等。通过实施两国共同赋予的特殊经济政策、管理方式和操作机制，逐步实现商品自由交易，资本畅快融通，人员便捷流动，货币自由兑换的局面，使中俄贸易向更大规模和更高层次迈进。近年来，中俄两国在创建边境地区特殊经济区和边民互市区方面达成不少共识，但是在具体实施上进展不快，尤其是俄方反应迟缓。为了中俄两国的长远利益，我国政府应在创建上述区域中采取更为积极姿态迈出突破性的步伐。另外，进一步规范边境贸易，与俄方共同建立贸易综合体，尽早结束“边贸无边”的粗放型管理状态。

(五)加强各层次的双边交流，提高中俄贸易互信程度

近年来，中俄国家领导人频繁会晤，仅2001年就达五次之多，为国际关系史所罕见。但是仅仅上层往来是不够的，地区、企业、经济团体、民间团体、学术团体、党派之间的相互交流严重不足。这是中俄贸易合作中产生偏见和疑虑的重要原因。因此，以各种方式加强不同层次的交流了解，是提高中俄贸易互信程度的重要途径。两国政府要为此进一步创造条件，给双方不同层次之间的相互交流提供指导和服务。

贸易关系范文篇5

新中国建立后，中德经贸关系的发展大致经历以下三个阶段：

1.建交前阶段

新中国建立后，由于当时特殊的国外环境，除了同北欧和瑞士等少数几个西方国家建交外，我与包括联邦德国在内的西方大国并无外交关系。1957年两国有关机构签订过为期1年的民间贸易协定。中德之间以间接、民间和半官方形式的贸易往来并没有中断过。

2.建交后阶段

在中国加入联合国和国际威望不断提高的大环境下，1972年10月11日中德正式建交。两国国家关系的改善和一系列政府间有关协定的签署，为双边经贸关系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和机会。

3.我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的阶段

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是我国经济发展的最好时期，也是中德经贸关系发展的较快时期。首先是我国经济发展加快，为发展对德经贸关系提供了物质基础；

其次两国关系良好，国家领导人互访频繁，有利于经贸关系的发展；

第三中国在两德统一问题上，采取尊重德国人民的立场，受到德国各界的好评；

第四包括投资在内的其它经济合作有了巨大的发展；

第五中德关系在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环保、教育、旅游等处于全方位的发展时期。

二、中德贸易关系的现状

1.2001年的中德贸易关系的主要情况是：

（1）2001年中德贸易首次突破200亿美元大关在德国和欧盟以及世界经济贸易增长放慢、美国经济出现衰退和以网络经济为代表的新经济走入低谷的情况下，2001年中德贸易的发展情况良好，达235.26亿美元，比上年增加19.5%，高于我国外贸增幅12个百分点，在我国外贸中的比重由2000年的4.1%，增至4.6%.其中对德出口97.54亿美元，从德进口137.72亿美元，分别比上年增加5.1%和32.3%.在我国对欧盟5大伙伴国（德、英、荷、法、意）贸易中，中德贸易增幅最大。

（2）进口增幅远大于出口，贸易逆差进一步增加。去年我从德国的进口比上年增加32.3%，大于出口增幅27.2个百分点。我国对德贸易逆差由上年的11.31亿美元增至40.18亿美元，增幅达255.3%.德国是我与欧盟各国贸易中逆差最多的国家，也使德国成为我国除台湾省、韩国和俄罗斯以外第四大逆差国和地区。

（3）2001年我部分轻纺产品的出口下降，例如陶瓷产品出口下降17.7%，塑料及制品出口下降5.1%，纺织品出口下降4.5%等；

而食品、机械产品等出口的增幅较大。例如对德食品出口增加23.8%，运输设备出口增加21.7%，其中船舶出口增幅更高达47.1%.

（4）从进口商品看，2001年增幅较大的重要产品有塑料及橡胶制品（35.1%）、钢铁及制品（78.6%）、机电产品（29.3%）、运输设备（71.7%）、光学及精密仪器（53.0%）、家具（43.8%）等。

下降的商品有：包括动、植物食品、饮料和烟草在内的食品经济品进口下降近40%，木及其制品下降34.9%等。

三、中德贸易关系的特点

1.中德贸易在中国与欧盟贸易中占举足轻重的地位

据我海关统计，2001年我国与欧盟贸易为766.27亿美元（出口409.04亿美元，进口357.23亿美元），其中中德贸易为235.26亿美元（出口97.54亿美元，进口137.72亿美元），占30.7%.如果单从进口看，比重更大，为38.6%，超过占第二位英国的1.28倍，大体上是法、意、荷3国之和。中德贸易在德国外贸中也占有一席之地。据德方统计，2001年中德贸易在德国外贸中排列第十一位。如果单从德方进口看，中国居第十位，排在爱尔兰和西班牙之前。

2.中德贸易我方是逆差国

引起我方出现逆差的原因，除了存在着限制的实际情况外，与双方出口商品结构的不同有很大的关系。要使我方逆差出现较大的改变，首先要依托于我国经济实力的增强，大力增加高技术产品的出口；其次要了解德国市场，在经营、管理、推销上下功夫。

3.发展中德贸易与欧盟的整体状况联系起来

在欧盟单一市场形成，统一外贸政策、法令、法规的情况下，发展中德贸易要与加强与欧盟合作联系起来。例如欧盟制定的反倾销规定，对我国的出口限制带有某些歧视性色彩等，对此采取应对措施是必要的。

4.机械设备进口是中德贸易的重中之重

德国是我国传统的机械设备进口国。从60年代中期以后，我国工业的技术装备和更新，开始转向西方工业发达国家。德国是首选国家之一。有一个时期，我国每年从德国进口的90%以上是机械设备。目前这个比例有所下降，但也在80%左右。

5.对德出口产品中的技术含量在不断提高

随着我国经济发展、技术进步和产品的更新换代，对德出口的产品中技术含量高的产品有很大增加。以2001年与1991年相比，10年间我国对德出口的包括机械、设备、电子产品、运输设备、光学和精密仪器产品成倍增加。2001年我国的这类产品占我国对德出口近一半，金额达48.35亿美元。

6.中德贸易中的技术贸易占有一定地位

在引进机器设备的同时引进相关技术这是中德贸易的一个特点，也是德国技术出口的一个特点。技术贸易是扩大中德贸易的一个重要内容。目前在我国每年大约100亿美元的技术进口中，欧盟占了近一半，而其中德国又是最大的技术引进国。

四、德国的对华政策

首先，推行一个中国的政策。欧盟各国的对华政策总体上是一致的。但各国仍有不同。这里面有一个考虑的角度问题。有的国家从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考虑的多些，有的国家可能对美国的关系和态度考虑的多些，这样得出的看法也就不完全一样。德国从本身利益和两国的友好关系出发，始终支持和推行一个中国政策，认为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德国不论那一个党派当政，这个对华政策的前提是没有分歧的；

其次，德国对华政策的着眼点在于加强双边经济贸易合作和扩大在中国市场的份额和影响。1993年德国科尔总理在考察亚洲4国的基础上首次提出新亚洲政策。其重点之一在于全面估价中德关系的重要性，强调加强同中国的经贸关系和合作；

第三，由于两国关系较好，德国对华关系的开展是全方位的。不仅有经济和贸易合作，而且还包括科技、教育、文化等各个方面；

第四，德国是欧盟制定对华政策的带头羊。上世纪90年代欧盟多次对华政策和战略的制定，大都受到德国的影响和推动。

五、对2002年中德贸易的估计和前景

1.对2002年中德贸易的估计

2002年中德贸易形势有严峻的一面，如世界及德国经济仍然疲软等；也有有利的一面，这就是今年我国经济仍将保持较高速度发展，国内市场仍将比较活跃等。主要的估计是：

（1）从整体情况看，今年中德贸易的增幅将小于去年

2001年中德贸易的增幅为近20%，今年估计将在15%左右，绝对金额将再创历史新高。其原因在于去年引起中德贸易较大幅度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是我从德国进口增幅较大，今年估计进口增幅小于去年；出口由于我国经济持续发展、德国经济呈恢复性增长状态、内需有所增加，而增幅将大于去年。

（2）中德贸易逆差将有所缩小

去年中德贸易我方逆差40亿美元，今年在我对德出口增幅扩大、进口增幅缩小的情况下，我方逆差可能有所减少。估计全年逆差在30亿美元左右。

（3）今年对德出口的增长点主要在机电产品

去年我国对德出口包括家用电器在内的机电产品已达48.35亿美元。今年超过55亿美元大关是有可能的。

（4）今年我从德国进口仍将保持一定幅度的增长

去年的涨幅为30%以上，估计今年可保持在10-20%.最主要的原因是我国经济仍有较高的增长率，进口一定数量的我国所需要的资本货物是完全有必要的。

贸易关系范文篇6

新中国建立后，中德经贸关系的发展大致经历以下三个阶段：

1.建交前阶段

新中国建立后，由于当时特殊的国外环境，除了同北欧和瑞士等少数几个西方国家建交外，我与包括联邦德国在内的西方大国并无外交关系。1957年两国有关机构签订过为期1年的民间贸易协定。中德之间以间接、民间和半官方形式的贸易往来并没有中断过。

2.建交后阶段

在中国加入联合国和国际威望不断提高的大环境下，1972年10月11日中德正式建交。两国国家关系的改善和一系列政府间有关协定的签署，为双边经贸关系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和机会。

3.我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的阶段

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是我国经济发展的最好时期，也是中德经贸关系发展的较快时期。首先是我国经济发展加快，为发展对德经贸关系提供了物质基础；

其次两国关系良好，国家领导人互访频繁，有利于经贸关系的发展；

第三中国在两德统一问题上，采取尊重德国人民的立场，受到德国各界的好评；

第四包括投资在内的其它经济合作有了巨大的发展；

第五中德关系在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环保、教育、旅游等处于全方位的发展时期。

二、中德贸易关系的现状

1.2001年的中德贸易关系的主要情况是：

（1）2001年中德贸易首次突破200亿美元大关在德国和欧盟以及世界经济贸易增长放慢、美国经济出现衰退和以网络经济为代表的新经济走入低谷的情况下，2001年中德贸易的发展情况良好，达235.26亿美元，比上年增加19.5%，高于我国外贸增幅12个百分点，在我国外贸中的比重由2000年的4.1%，增至4.6%.其中对德出口97.54亿美元，从德进口137.72亿美元，分别比上年增加5.1%和32.3%.在我国对欧盟5大伙伴国（德、英、荷、法、意）贸易中，中德贸易增幅最大。

（2）进口增幅远大于出口，贸易逆差进一步增加。去年我从德国的进口比上年增加32.3%，大于出口增幅27.2个百分点。我国对德贸易逆差由上年的11.31亿美元增至40.18亿美元，增幅达255.3%.德国是我与欧盟各国贸易中逆差最多的国家，也使德国成为我国除台湾省、韩国和俄罗斯以外第四大逆差国和地区。

（3）2001年我部分轻纺产品的出口下降，例如陶瓷产品出口下降17.7%，塑料及制品出口下降5.1%，纺织品出口下降4.5%等；

而食品、机械产品等出口的增幅较大。例如对德食品出口增加23.8%，运输设备出口增加21.7%，其中船舶出口增幅更高达47.1%.

（4）从进口商品看，2001年增幅较大的重要产品有塑料及橡胶制品（35.1%）、钢铁及制品（78.6%）、机电产品（29.3%）、运输设备（71.7%）、光学及精密仪器（53.0%）、家具（43.8%）等。

下降的商品有：包括动、植物食品、饮料和烟草在内的食品经济品进口下降近40%，木及其制品下降34.9%等。

三、中德贸易关系的特点

1.中德贸易在中国与欧盟贸易中占举足轻重的地位

据我海关统计，2001年我国与欧盟贸易为766.27亿美元（出口409.04亿美元，进口357.23亿美元），其中中德贸易为235.26亿美元（出口97.54亿美元，进口137.72亿美元），占30.7%.如果单从进口看，比重更大，为38.6%，超过占第二位英国的1.28倍，大体上是法、意、荷3国之和。中德贸易在德国外贸中也占有一席之地。据德方统计，2001年中德贸易在德国外贸中排列第十一位。如果单从德方进口看，中国居第十位，排在爱尔兰和西班牙之前。

2.中德贸易我方是逆差国

引起我方出现逆差的原因，除了存在着限制的实际情况外，与双方出口商品结构的不同有很大的关系。要使我方逆差出现较大的改变，首先要依托于我国经济实力的增强，大力增加高技术产品的出口；其次要了解德国市场，在经营、管理、推销上下功夫。

3.发展中德贸易与欧盟的整体状况联系起来

在欧盟单一市场形成，统一外贸政策、法令、法规的情况下，发展中德贸易要与加强与欧盟合作联系起来。例如欧盟制定的反倾销规定，对我国的出口限制带有某些歧视性色彩等，对此采取应对措施是必要的。

4.机械设备进口是中德贸易的重中之重

德国是我国传统的机械设备进口国。从60年代中期以后，我国工业的技术装备和更新，开始转向西方工业发达国家。德国是首选国家之一。有一个时期，我国每年从德国进口的90%以上是机械设备。目前这个比例有所下降，但也在80%左右。

5.对德出口产品中的技术含量在不断提高

随着我国经济发展、技术进步和产品的更新换代，对德出口的产品中技术含量高的产品有很大增加。以2001年与1991年相比，10年间我国对德出口的包括机械、设备、电子产品、运输设备、光学和精密仪器产品成倍增加。2001年我国的这类产品占我国对德出口近一半，金额达48.35亿美元。

6.中德贸易中的技术贸易占有一定地位

在引进机器设备的同时引进相关技术这是中德贸易的一个特点，也是德国技术出口的一个特点。技术贸易是扩大中德贸易的一个重要内容。目前在我国每年大约100亿美元的技术进口中，欧盟占了近一半，而其中德国又是最大的技术引进国。

四、德国的对华政策

首先，推行一个中国的政策。欧盟各国的对华政策总体上是一致的。但各国仍有不同。这里面有一个考虑的角度问题。有的国家从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考虑的多些，有的国家可能对美国的关系和态度考虑的多些，这样得出的看法也就不完全一样。德国从本身利益和两国的友好关系出发，始终支持和推行一个中国政策，认为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德国不论那一个党派当政，这个对华政策的前提是没有分歧的；

其次，德国对华政策的着眼点在于加强双边经济贸易合作和扩大在中国市场的份额和影响。1993年德国科尔总理在考察亚洲4国的基础上首次提出新亚洲政策。其重点之一在于全面估价中德关系的重要性，强调加强同中国的经贸关系和合作；

第三，由于两国关系较好，德国对华关系的开展是全方位的。不仅有经济和贸易合作，而且还包括科技、教育、文化等各个方面；

第四，德国是欧盟制定对华政策的带头羊。上世纪90年代欧盟多次对华政策和战略的制定，大都受到德国的影响和推动。

五、对2002年中德贸易的估计和前景

1.对2002年中德贸易的估计

2002年中德贸易形势有严峻的一面，如世界及德国经济仍然疲软等；也有有利的一面，这就是今年我国经济仍将保持较高速度发展，国内市场仍将比较活跃等。主要的估计是：

（1）从整体情况看，今年中德贸易的增幅将小于去年

2001年中德贸易的增幅为近20%，今年估计将在15%左右，绝对金额将再创历史新高。其原因在于去年引起中德贸易较大幅度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是我从德国进口增幅较大，今年估计进口增幅小于去年；出口由于我国经济持续发展、德国经济呈恢复性增长状态、内需有所增加，而增幅将大于去年。

（2）中德贸易逆差将有所缩小

去年中德贸易我方逆差40亿美元，今年在我对德出口增幅扩大、进口增幅缩小的情况下，我方逆差可能有所减少。估计全年逆差在30亿美元左右。

（3）今年对德出口的增长点主要在机电产品

去年我国对德出口包括家用电器在内的机电产品已达48.35亿美元。今年超过55亿美元大关是有可能的。

（4）今年我从德国进口仍将保持一定幅度的增长

去年的涨幅为30%以上，估计今年可保持在10-20%.最主要的原因是我国经济仍有较高的增长率，进口一定数量的我国所需要的资本货物是完全有必要的。

贸易关系范文篇7

日本是中国的第一大贸易伙伴，中国也是日本的第一大贸易伙伴，中日两国的贸易关系对彼此来说都非常重要，双方贸易互补性极强。中日贸易关系的发展既促进了中国工业化水平的提高，也促进了日本产业结构的调整，实现了双赢，使中日双方的经济互补关系在双边贸易发展中得以充分体现。两国在自然禀赋、要素相对价格方面的差异、产业结构发展层次方面的差异既是双边贸易得以发展的内在机制，也使优化双边贸易结构。进一步发展双边贸易，具有广阔的空间和巨大的潜力。

二、中日两国贸易现状

1.双边贸易增速有所放缓

从《中国海关统计年鉴》历年统计数据中可知：中日贸易总额从1980年的只有89亿美元发展到2006年的2073亿美元，增长了将近23倍。根据日本贸易振兴机构的统计数据2007年日中贸易额达到了2367亿美元，首次超过对美贸易额，中国已经成为日本第一大贸易伙伴。而且比2006年将近增长了12%，连续9年更新历史最高纪录。1980以来，中日两边的贸易额一直呈增长趋势，除了1998年有些例外。2002年中日贸易首次突破了1000亿美元大关，2006年突破了2000亿美元大关。

1993年至2003年的11年间，日本一直是中国最大的进出口贸易伙伴。但自2004年以来，美国和欧盟超过日本成为中国第三大贸易伙伴，2005年开始贸易增长速度有所缓慢。2005年、2006年、2007年中日贸易额的增长率分别下降至9.8%、12.4%、11.9%。这其中不乏因为全球或地区经济动荡、政治关系多变、国家政策制定等因素的影响，造成了增长曲线中的断点和增长趋势的不连续。

2.中日两国贸易统计上的不平衡

根据《中国海关统计年鉴》和日本贸易振兴机构分别对中日贸易额的统计数据表明，中方和日方对中日贸易的统计数据严重不平衡。90年代以来，对日贸易收支除少数年份外都是逆差。而日本统计中对华贸易则有巨额的逆差。例如，2000年中国统计的对日贸易收支为1.4亿美元的顺差，而日本的统计中对华贸易则有247.4亿美元的逆差。

2002年以来，中国对日贸易一直呈现逆差，逆差分别为2002年50亿美元、2003年121亿美元、2004年209亿美元、2005年165亿美元、2006年241亿美元。除2005年略有起伏外，总体呈现逐年扩大态势。由于统计口径的原因，日方统计则出现相反的结果，日方在双边贸易中一直逆差，逆差分别为2002年219亿美元、2003年180亿美元、2004年204亿美元、2005年286亿美元、2006年257亿美元。由于中日贸易存在逆差使得日本贸易保护主义势力抬头，断然认为结构性的贸易不平衡，由此进行反倾销调查，紧急进口限制，引起贸易摩擦。日本对中国大葱，香菇等出口产品实行紧急进口限制的背景正在于此。

3．贸易产品结构发生转移

20世纪70年代～80年代，日本向中国出口产品主要是高附加值消费品、生产所需的机械设备、成套设备；中国向日本出口产品主要是煤炭等原材料产品和粮食食品等初级产品（80年代中期以前）；电机、电器设备、机械设备及纺织品等工业制成品（80年代中后期）。

20世纪90年代～21世纪初，日本向中国出口产品主要是发动机及零件、加工机床、数字程控交换机、集成电路，高级数码相机和高级轿车等高技术含量产品；中国向日本出口产品多数以冰箱、风扇等家用电器和计算机、计算机显示器、电话机等技术含量较低的产品和少数的高技术含量产品（机电）。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技术水平的提高，日本对中国直接投资不断增长，这成为中日之间贸易结构发生变化的主要原因。由上面分析可知：中日贸易由原材料、纺织品等低附加值产品为主向机电产品等技术含量高的产品转移，由垂直分工向水平分工的贸易结构转移。

三、对中日贸易的政策建议

为了中日贸易的更进一步的交流，两国要充分认识以下问题。

1．持续保持中日双边贸易增长要确保两国的政治稳定。中日两国有诸多敏感问题，如历史问题，台湾问题，钓鱼岛问题，日美同盟新一轮强化问题等等，往往造成“政冷经冷”，使得中日贸易也受到影响。中日两国可以经常对围绕加强宏观经济政策交流、加强节能环保合作、加强贸易投资合作和加强多边和区域经济合作四大领域展开讨论。

2．中日两国的贸易统计上的不同，往往会引起贸易摩擦。对引起中日统计上的差异不作分析，而断定为结构性的贸易不平衡，由此进行反倾销调查，或启动紧急进口限制，这种做法有失平衡。因该正确认识贸易摩擦的成因并尽早解决。如近年来日本“直接投资型产品进口”急剧增加，由此出现的对华贸易逆差，应该用同过去不同的方法来处理。

3.依据国际分工向优势产业转化。在现阶段，一般来说，中国的优势产业还是劳动密集型产业，日本是技术和资本密集型产业。两国依据现有的比较优势，对各自的优势产业进行正确的定位，并转化优势产业的话，就可以得到最大的经济效益。但是，如果以动态的方法来把握优势产业的话，那么应该认识到他的构成是经常变化的。基于产业结构长期预测的两国政策调整，两国应该从多层次来把握优势产业，如不简单的把优势定在劳动力，技术，资本上，而按照劳动力与技术，劳动力与资本，技术与资本的多层次的定位上，这样才能更接近于现实。

总之，中日两国的互补性和互惠性，是面向21世纪中日贸易合作关系进一步发展的基础。只要中日双方都能本着“平等互利，优势互补，真诚合作，共同发展”的原则，消除人为障碍，中日经济贸易合作前景将更加光明。

注：“直接投资型产品进口”是指日本的纺织、服装企业和电器制造企业在中国设立工厂，从日本或从第三国及中国筹集原材料和零部件进行加工，部分制成品以返销的形式出口到日本市场。

参考文献：

[1]刘军红.“中国成日本最大贸易国”的背后玄机.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日本所，2005.

[2]夏占友.中日经贸关系顾与展望.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济研究所，2005.

[3]陈建安.中日企业对中国的直接投资及中日产业合作.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2005，4.

[4]刘昌黎.日本对外直接投资的新发展与海外经营的新动向.东北亚论坛，2007.

[5]中国贸易经济合作部.中国对外经济贸易蓝皮书（ISBN7-80181-100-3）.北京：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出版社，2003.

贸易关系范文篇8

关键词：国际标准合同示范合同发展中国家意思自治

一、国际标准合同的产生的基础

19世纪初,保险业和铁路运输业等公用事业开始发展,对于这些公用性组织而言,由于相对人的不特定多数性及交易的重复性,为了交易的便捷便开始制定能重复使用的合同约款,标准合同遂开始出现。所以,标准合同是应现代商事交易由双向转向多向、从一次性交易向连续性交易的变化而产生。但是谈到合同人们自然会联想到契约自由和杜摩兰(1500—1566)的意思自治说。如果我们把双方当事人的协商一致认为是赋予契约以生命,并将平等、自由与公平等不言而喻的民法原则当成是契约的健康标准的话,那标准合同的出现似乎是扮演了一个“契约杀手”的角色。①但是同时标准合同天生是与传统合同自由、平等的背离,这种背离并不是人为主观所造成的，而是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现状造成的,是客观的,而且这种背离是对形式上的合同自由的修正与发展,它为我们开始通向实质上的合同的自由、正义开启了一扇大门。所以标准合同的出现并非是将全部抹杀现实契约原有的本质,而只是把人们从理想中带回现实中来；相反其还大大促进了国际贸易的发展。就如英国的迪普洛面勋爵所指的：“这些合同中的定式条款都是经过了多年的实践后而固定下来，它们由那些能够代表某一行业的经常从事此类交易的人制作，经验证明，它们能够促进贸易的发展。”

纵观标准合同的历史,就可以清楚地认识到这点。标准合同正是在合同自由原则得到极大发展的同时开始出现的。对于那些一方当事人固定,另一方为不特定多数人双方而言,为避免交易的麻烦,制定内容确定化的文本以便可以重复多次使用,这无疑是最简便的方法。同时标准合同并不是天生就存在的，其仅仅是近代垄断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产物。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商业交易日益繁盛,特别是公用事业的大量出现，如保险、铁路运输等，使得标准合同得以兴起并被越来越广泛地应用。在目前普通人订立的合同总数中,标准合同的数量大约占95%以上。一位西方学者甚至认为标准合同占现代市场经济发达国家数量的99%,称“我们生活在标准合同的世界里”。所以标准合同已经在公用事业中立稳了脚跟,得到广泛的运用。传统的契约理论渐渐不能适应环境的变化，同时人们的思维模式也发生了变化。正如有学者认为“⋯⋯在近代民法中,民法遵循的是形而上学的思维模式,把一切人都抽象地当作契约主体,不考虑主体间现实经济能力与缔约能力的差别,追求的只是形而上学的平等,至于具体的当事人在现实中处于何种经济环境、相互实力有何悬殊,则非所问⋯⋯”。②对合同自由的追求唤起了人们标准对合同的重新认识,开始了对合同的实质性的自由的深思。

二、国际标准合同的概念及范围

对于标准合同的概念和范围,各国的立法和司法实践对其理解各不相同。但归纳起来不难发现标准合同具有这样的显著特征:即标准合同总是采用书面的形式,其条款总是事先准备好的,该合同的格式由缔约方的当事人交给另一方的当事人。但是除上述的情况外人们不能提出一个一般的定义因为在商业实践中“标准合同”这个术语在使用上有两种不同的含义:即示范合同格式和定型化合同。正如国际贸易法的泰斗施米托夫(Schmitthoff)所强调的这两种合同的含义决不是等同的。

示范合同格式是可供律师和商人起草合同时参考，并可对它进行修改和使之符合实际需要的合同格式，其就好比一块可供雕琢的木头,在遵循其固有特性基础上可以精雕细琢;而定型化合同是缔约一方当事人向另一方当事人提出的具有确定内容的合同格式，除无关紧要的具体细节外，一般不得加以改变。有的称其为“订不订由你”；在英国又被称为格式合同,如同品牌店的待售成品玉佩。而且在考察国际贸易关系中对标准合同中的弱方当事人予以保护的问题时，对这两种标准合同之间的区别就尤为重要。有关比较如下:

1．示范合同格式是可以修改,可供商人和律师起草合同时参考,并可对他们运用可使之符合实际需要的合同格式。而定型化合同是缔约方当事人向另一方当事人提出的具有确定内容的合同格式,除无关紧要的细节外,一般不得加以修改。

2．示范合同格式是可以而且是应该的,加入或完成补充条款或附件，否则合同也没有意义。而定型化合同原则上不可以,其是一方当事人强加给另一方当事人的合同。

3．示范合同格式不具有强制性，而定型化合同具有强制性。所以由单独的企业或企业集团制定的定型化合同对于剥削弱方当事人的危险性显然比采用示范合同格式要更大些。不过，国际贸易中使用这些定型化合同的场合要少于国内贸易，因为这种合同以垄断或支配性的经济地位作为先决条件，而在对外贸易的国际竞争环境中，这样的条件并不存在。③这样的条件仅在个别行业的贸易中存在,如石油输出国组织处于垄断地位,从而把价格强加给各石油加工与批发公司。所以，笔者认为标准合同并不等同于国际标准合同。国际标准合同将更多地倾向于示范合同格式。而在国际贸易中，定型化合同的概念包括两种完全不同的合同，其具有不同的经济结果。其中一种在经济上是无害的，例如，在国内法上已实施的国际公约，公约中的规定免责条款不得依当事人之间的协议而取消。如，《海牙公约》、《华沙国际航空运输公约》等。这些公约设法在利益相关的当事人之间建立一种公平的平衡关系。另一种则必须予以慎重的考虑。例如，多国公司订立的强加给合同的另一方的合同。如，OPEC。

而在国际贸易中，示范合同文本主要是国家行政主管部门、行业协会、学术团体、国际组织的可以反复使用、不具有国家强制执行力的合同文本。如我们企业在生产经营中经常遇见和使用的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的《买卖合同示范文本》、建设部的《工程建设合同示范文本》、国际咨询工程师协会制订的FIDIC合同条款。在此特别是行业协会拟定并推行的国际标准合同，与由个别企业拟定并推行的国际标准合同一样，也是一种示范性合同。但是我们必须意识到从严格法律意义上讲，行业协会并不具有国际法上的地位，不是国际法意义上的国际组织。正如梁西教授认为：严格法律意义上的国际组织应是“若干国家为特定目的以条约建立的一种常设机构。”④可见，这里的国际组织指的是政府间的国际组织。那前面提到的一些行业协会组织，也只能是一般意义上的国际组织，而且只是一个民间组织或民间机构。

三、国际标准合同的优势

国际示范合同可供律师和商人起草合同时参考并可修改以使之符合实际需要。笔者认为首先必须明确的是国际标准合同的制定推行者并非全是贸易双方当事人，所以并不能代替贸易当事人。否则就有悖于“契约自由”的原则；其次在实践中也往往无可能实现，每个交易都是统一的标的，统一的价格。因此，笔者认为必须强调的一点是推行国际标准合同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取代各种具体的贸易合同，而是为了帮助完善和规范各种具体的贸易合同，即为交易当事人订立具体交易合同提供一个范本，而具体的内容和交易条件的变动是由贸易双方当事人协商解决的，这样才符合实际需要。同时笔者认为不需将国际标准合同的效力过度的神话，而非要强求国际组织制定并推行的国际标准合同具有国际条约的效力。对现有的国际惯例和有关国际条约中的某些条款，笔者认为其实也是由某些示范合同或标准合同的条件演变发展而来的。

对于国际标准合同文本,不论是学术理论、社会舆论，还是交易的当事人,贬多褒少,大家主要是从国内的格式合同的角度来看，认为标准合同的提供者违背了契约自由的原则,使得合同对方当事人的意思难以真实表达和实行,侵害了合同双方的利益。而笔者认为,市场竞争类似博弈过程。正如亚当.斯密所认为的，博弈是市场参与者从各自的动机出发相互作用的一种状态。所以法学研究者、企业、消费者从各自的立场出发,得出对国际标准合同文本不同的评价也是正常现象，而且合同文本本身就是对经济行为的法律化描述。但笔者始终坚持国际标准合同是对合同自由的一种追求。但是有的学者却持相反的意见：标准合同文本一般是合同当事人一方事先制定好的文本,对方当事人要么接受,要么拒绝,没有谈判、修改的余地。有学者说国际标准合同的兴起与盛行,无疑是对意思自治原则的一个挑战,美国学者格兰特·吉尔莫甚至认为格式合同是导致契约自由死亡的原因之一。⑤而笔者引用史际春先生的一句话:我们认为,惟有更多地从积极一面看问题,把因为社会和经济的社会化而给契约自由带来的限制,以及合同内容更直接体现社会意志,视为社会经济发展之必然,是一种进步,方能在科学的基础上构造契约自由和不自由的辩证法。因此笔者认为,国际标准合同的出现并不是对合同平等与自由的背离,而是一种修正,是民法从抽象概括和假设的分析法向以客观的经济现实为基础的分析法的过渡,是合同自由形式化的剥离以及向开始关注和追求实质合同自由的转折。

但是，客观地讲,合同本身是中性的,而且国际标准合同的优点也说明标准合同提高了效率,从某种程度上维护了契约正义。相反在交易中居于强势地位的一方,为了追求自己的利益,对合同上的义务负担和风险作不合理分配,致使利益的天平严重失衡。

四、重视保护弱势的发展中国家

笔者认为国际标准合同天生是阳光的,尽管由于制定者的趋利避害性和经营的垄断性,使得它的出现也就不可避免地伴随着利益的倾倒性,但它通过公开大胆地承载着社会对其的评价和监督,刺激着合同制定者向合同另一方利益的重视和条款的改善,“采用仔细而专门拟订的国际标准合同或一般条款,在缔约时明确规定当事人的权利义务,还可以避免许多不必要的争讼”⑥。

在国际贸易中，我们要保护的弱方当事人与国内市场有很大的区别。在国际贸易中，弱方当事人是发展中国家当地的地方企业。所以保护国际贸易中弱方当事人的需要是结束对他们的物质资源的剥削的必然结果，这也是工业高度发达国家的义务。目前，笔者认为可以采取以下几个方法来保护国际贸易中的弱方当事人。

第一，弱方当事人的代表自始就参与合同的起草，并在起草的过程中能够发表他们的观点。例如，中国国家委员会中国际商业惯例委员会的代表参加了国际商会惯例委员会的历次会议,并参与了该“示范合同”制定工作的全过程。我国选派的专家在广泛听取国内机构和业内专家意见的基础上,分别于1995年1月和1997年1月两次递交书面报告,就“示范合同”草案提出评论和修改意见,国际商会认真研究了中国代表的两份报告,并在最终形成的《国际销售示范合同》中采纳了我国代表的大部分意见,从而为我国及广大发展中国家赢得了利益,且在国际社会赢得了声誉⑦。

第二，国际标准合同与合同条款的未来发展的首要目标，是制订统一法和统一规则，而不是制订传统意义上的公约。统一的规则比严格的公约更加灵活、适用。如果其对于每一位当事人都是公平合理的，那它们将会在全世界范围内得到广泛的适用。第三，要保持警惕，以防单个企业使用的定型化合同超越了法律允许的范围。

总之,对国际标准合同的控制是一个相当复杂的问题,必须把涉及到的每一个角落都考虑周全,才能使国际标准合同这种既特殊又普遍的合同形式其利得以发挥,其弊得以控制。[论-文-网]

注释：

①陈很丽．从标准合同看国际销售示范合同之定性．北方经贸．2005(9)．

②尹继良．标准合同与合同效率、自由、公平．律师世界．2002(4)．

③[英]施米托夫．国际贸易法文选．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

④梁西．国际组织法．武汉大学出版社．1993．

⑤柳甄．格式合同的理论及其适用．北方工业大学学报．2000(6)．

⑥史际春，邓峰．合同的异化与异化的合同．法学研究．1997(3)．

贸易关系范文篇9

关键词：国际标准合同示范合同发展中国家意思自治

一、国际标准合同的产生的基础

19世纪初,保险业和铁路运输业等公用事业开始发展,对于这些公用性组织而言,由于相对人的不特定多数性及交易的重复性,为了交易的便捷便开始制定能重复使用的合同约款,标准合同遂开始出现。所以,标准合同是应现代商事交易由双向转向多向、从一次性交易向连续性交易的变化而产生。但是谈到合同人们自然会联想到契约自由和杜摩兰(1500—1566)的意思自治说。如果我们把双方当事人的协商一致认为是赋予契约以生命,并将平等、自由与公平等不言而喻的民法原则当成是契约的健康标准的话,那标准合同的出现似乎是扮演了一个“契约杀手”的角色。①但是同时标准合同天生是与传统合同自由、平等的背离,这种背离并不是人为主观所造成的，而是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现状造成的,是客观的,而且这种背离是对形式上的合同自由的修正与发展,它为我们开始通向实质上的合同的自由、正义开启了一扇大门。所以标准合同的出现并非是将全部抹杀现实契约原有的本质,而只是把人们从理想中带回现实中来；相反其还大大促进了国际贸易的发展。就如英国的迪普洛面勋爵所指的：“这些合同中的定式条款都是经过了多年的实践后而固定下来，它们由那些能够代表某一行业的经常从事此类交易的人制作，经验证明，它们能够促进贸易的发展。”

纵观标准合同的历史,就可以清楚地认识到这点。标准合同正是在合同自由原则得到极大发展的同时开始出现的。对于那些一方当事人固定,另一方为不特定多数人双方而言,为避免交易的麻烦,制定内容确定化的文本以便可以重复多次使用,这无疑是最简便的方法。同时标准合同并不是天生就存在的，其仅仅是近代垄断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产物。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商业交易日益繁盛,特别是公用事业的大量出现，如保险、铁路运输等，使得标准合同得以兴起并被越来越广泛地应用。在目前普通人订立的合同总数中,标准合同的数量大约占95%以上。一位西方学者甚至认为标准合同占现代市场经济发达国家数量的99%,称“我们生活在标准合同的世界里”。所以标准合同已经在公用事业中立稳了脚跟,得到广泛的运用。传统的契约理论渐渐不能适应环境的变化，同时人们的思维模式也发生了变化。正如有学者认为“⋯⋯在近代民法中,民法遵循的是形而上学的思维模式,把一切人都抽象地当作契约主体,不考虑主体间现实经济能力与缔约能力的差别,追求的只是形而上学的平等,至于具体的当事人在现实中处于何种经济环境、相互实力有何悬殊,则非所问⋯⋯”。②对合同自由的追求唤起了人们标准对合同的重新认识,开始了对合同的实质性的自由的深思。

二、国际标准合同的概念及范围

对于标准合同的概念和范围,各国的立法和司法实践对其理解各不相同。但归纳起来不难发现标准合同具有这样的显著特征:即标准合同总是采用书面的形式,其条款总是事先准备好的,该合同的格式由缔约方的当事人交给另一方的当事人。但是除上述的情况外人们不能提出一个一般的定义因为在商业实践中“标准合同”这个术语在使用上有两种不同的含义:即示范合同格式和定型化合同。正如国际贸易法的泰斗施米托夫(Schmitthoff)所强调的这两种合同的含义决不是等同的。

示范合同格式是可供律师和商人起草合同时参考，并可对它进行修改和使之符合实际需要的合同格式，其就好比一块可供雕琢的木头,在遵循其固有特性基础上可以精雕细琢;而定型化合同是缔约一方当事人向另一方当事人提出的具有确定内容的合同格式，除无关紧要的具体细节外，一般不得加以改变。有的称其为“订不订由你”；在英国又被称为格式合同,如同品牌店的待售成品玉佩。而且在考察国际贸易关系中对标准合同中的弱方当事人予以保护的问题时，对这两种标准合同之间的区别就尤为重要。有关比较如下:

1．示范合同格式是可以修改,可供商人和律师起草合同时参考,并可对他们运用可使之符合实际需要的合同格式。而定型化合同是缔约方当事人向另一方当事人提出的具有确定内容的合同格式,除无关紧要的细节外,一般不得加以修改。

2．示范合同格式是可以而且是应该的,加入或完成补充条款或附件，否则合同也没有意义。而定型化合同原则上不可以,其是一方当事人强加给另一方当事人的合同。

3．示范合同格式不具有强制性，而定型化合同具有强制性。所以由单独的企业或企业集团制定的定型化合同对于剥削弱方当事人的危险性显然比采用示范合同格式要更大些。不过，国际贸易中使用这些定型化合同的场合要少于国内贸易，因为这种合同以垄断或支配性的经济地位作为先决条件，而在对外贸易的国际竞争环境中，这样的条件并不存在。③这样的条件仅在个别行业的贸易中存在,如石油输出国组织处于垄断地位,从而把价格强加给各石油加工与批发公司。所以，笔者认为标准合同并不等同于国际标准合同。国际标准合同将更多地倾向于示范合同格式。而在国际贸易中，定型化合同的概念包括两种完全不同的合同，其具有不同的经济结果。其中一种在经济上是无害的，例如，在国内法上已实施的国际公约，公约中的规定免责条款不得依当事人之间的协议而取消。如，《海牙公约》、《华沙国际航空运输公约》等。这些公约设法在利益相关的当事人之间建立一种公平的平衡关系。另一种则必须予以慎重的考虑。例如，多国公司订立的强加给合同的另一方的合同。如，OPEC。

而在国际贸易中，示范合同文本主要是国家行政主管部门、行业协会、学术团体、国际组织的可以反复使用、不具有国家强制执行力的合同文本。如我们企业在生产经营中经常遇见和使用的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的《买卖合同示范文本》、建设部的《工程建设合同示范文本》、国际咨询工程师协会制订的FIDIC合同条款。在此特别是行业协会拟定并推行的国际标准合同，与由个别企业拟定并推行的国际标准合同一样，也是一种示范性合同。但是我们必须意识到从严格法律意义上讲，行业协会并不具有国际法上的地位，不是国际法意义上的国际组织。正如梁西教授认为：严格法律意义上的国际组织应是“若干国家为特定目的以条约建立的一种常设机构。”④可见，这里的国际组织指的是政府间的国际组织。那前面提到的一些行业协会组织，也只能是一般意义上的国际组织，而且只是一个民间组织或民间机构。

三、国际标准合同的优势

国际示范合同可供律师和商人起草合同时参考并可修改以使之符合实际需要。笔者认为首先必须明确的是国际标准合同的制定推行者并非全是贸易双方当事人，所以并不能代替贸易当事人。否则就有悖于“契约自由”的原则；其次在实践中也往往无可能实现，每个交易都是统一的标的，统一的价格。因此，笔者认为必须强调的一点是推行国际标准合同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取代各种具体的贸易合同，而是为了帮助完善和规范各种具体的贸易合同，即为交易当事人订立具体交易合同提供一个范本，而具体的内容和交易条件的变动是由贸易双方当事人协商解决的，这样才符合实际需要。同时笔者认为不需将国际标准合同的效力过度的神话，而非要强求国际组织制定并推行的国际标准合同具有国际条约的效力。对现有的国际惯例和有关国际条约中的某些条款，笔者认为其实也是由某些示范合同或标准合同的条件演变发展而来的。

对于国际标准合同文本,不论是学术理论、社会舆论，还是交易的当事人,贬多褒少,大家主要是从国内的格式合同的角度来看，认为标准合同的提供者违背了契约自由的原则,使得合同对方当事人的意思难以真实表达和实行,侵害了合同双方的利益。而笔者认为,市场竞争类似博弈过程。正如亚当.斯密所认为的，博弈是市场参与者从各自的动机出发相互作用的一种状态。所以法学研究者、企业、消费者从各自的立场出发,得出对国际标准合同文本不同的评价也是正常现象，而且合同文本本身就是对经济行为的法律化描述。但笔者始终坚持国际标准合同是对合同自由的一种追求。但是有的学者却持相反的意见：标准合同文本一般是合同当事人一方事先制定好的文本,对方当事人要么接受,要么拒绝,没有谈判、修改的余地。有学者说国际标准合同的兴起与盛行,无疑是对意思自治原则的一个挑战,美国学者格兰特·吉尔莫甚至认为格式合同是导致契约自由死亡的原因之一。⑤而笔者引用史际春先生的一句话:我们认为,惟有更多地从积极一面看问题,把因为社会和经济的社会化而给契约自由带来的限制,以及合同内容更直接体现社会意志,视为社会经济发展之必然,是一种进步,方能在科学的基础上构造契约自由和不自由的辩证法。因此笔者认为,国际标准合同的出现并不是对合同平等与自由的背离,而是一种修正,是民法从抽象概括和假设的分析法向以客观的经济现实为基础的分析法的过渡,是合同自由形式化的剥离以及向开始关注和追求实质合同自由的转折。

但是，客观地讲,合同本身是中性的,而且国际标准合同的优点也说明标准合同提高了效率,从某种程度上维护了契约正义。相反在交易中居于强势地位的一方,为了追求自己的利益,对合同上的义务负担和风险作不合理分配,致使利益的天平严重失衡。

四、重视保护弱势的发展中国家

笔者认为国际标准合同天生是阳光的,尽管由于制定者的趋利避害性和经营的垄断性,使得它的出现也就不可避免地伴随着利益的倾倒性,但它通过公开大胆地承载着社会对其的评价和监督,刺激着合同制定者向合同另一方利益的重视和条款的改善,“采用仔细而专门拟订的国际标准合同或一般条款,在缔约时明确规定当事人的权利义务,还可以避免许多不必要的争讼”⑥。

在国际贸易中，我们要保护的弱方当事人与国内市场有很大的区别。在国际贸易中，弱方当事人是发展中国家当地的地方企业。所以保护国际贸易中弱方当事人的需要是结束对他们的物质资源的剥削的必然结果，这也是工业高度发达国家的义务。目前，笔者认为可以采取以下几个方法来保护国际贸易中的弱方当事人。

第一，弱方当事人的代表自始就参与合同的起草，并在起草的过程中能够发表他们的观点。例如，中国国家委员会中国际商业惯例委员会的代表参加了国际商会惯例委员会的历次会议,并参与了该“示范合同”制定工作的全过程。我国选派的专家在广泛听取国内机构和业内专家意见的基础上,分别于1995年1月和1997年1月两次递交书面报告,就“示范合同”草案提出评论和修改意见,国际商会认真研究了中国代表的两份报告,并在最终形成的《国际销售示范合同》中采纳了我国代表的大部分意见,从而为我国及广大发展中国家赢得了利益,且在国际社会赢得了声誉⑦。

第二，国际标准合同与合同条款的未来发展的首要目标，是制订统一法和统一规则，而不是制订传统意义上的公约。统一的规则比严格的公约更加灵活、适用。如果其对于每一位当事人都是公平合理的，那它们将会在全世界范围内得到广泛的适用。第三，要保持警惕，以防单个企业使用的定型化合同超越了法律允许的范围。

总之,对国际标准合同的控制是一个相当复杂的问题,必须把涉及到的每一个角落都考虑周全,才能使国际标准合同这种既特殊又普遍的合同形式其利得以发挥,其弊得以控制。

注释：

①陈很丽．从标准合同看国际销售示范合同之定性．北方经贸．2005(9)．

②尹继良．标准合同与合同效率、自由、公平．律师世界．2002(4)．

③[英]施米托夫．国际贸易法文选．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

④梁西．国际组织法．武汉大学出版社．1993．

⑤柳甄．格式合同的理论及其适用．北方工业大学学报．2000(6)．

⑥史际春，邓峰．合同的异化与异化的合同．法学研究．1997(3)．

贸易关系范文篇10

（一）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的替代关系。国际直接投资产生的最初原因是规避国际贸易中的诸多壁垒。二战以后，各个国家为发展或保护本国经济设立关税，国际直接投资方式可以绕过关税壁垒充分利用东道国资源设厂生产，目的是为了克服贸易障碍对资本效率的抵制作用，形成关税引致的投资。这种替代关系实际上是以生产要素的国际间流动来代替商品的国际间流动。

20世纪50年代Mundell建立的贸易与投资替代模型所揭示的是，如果直接投资厂商通过实施国际直接投资，能够在相对最佳的效率或最低的生产要素转换成本基础上，实现对商品贸易的完全替代。传统赫克歇尔－俄林贸易模式也提出，国际间生产要素自由化流动将加剧国际贸易的萎缩。由此，至今仍有多人担心国内的资本密集型产业竞争力衰败而抵制投资自由化政策。

（二）国际贸易与国际投资的互补关系与创造效应。二者互补和创造效应主要是指国际直接投资可以在投资国和东道国之间创造更多的贸易机会，扩大贸易的规模。现实中制造行业的国际直接投资所引起的资本、技术、经营管理和人才等的流动带来的贸易创造效应要大于贸易替代效应。

在实证研究日本对外直接投资实践的基础上，日本小岛清教授在1978年运用比较优势原理提出了“边际产业扩张论”，其核心思想的推论之一为日本式的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的关系不是替代关系，而是互补关系，亦即对外直接投资创造和扩大对外贸易。对外直接投资应发生于国内处于劣势，东道国尚具有相对优势或潜在相对优势的产业。

跨国公司内部贸易实现了国际直接投资对贸易的促进效果，其方式有两种：一是国际分工导致国际生产的专业化、协作化，使得企业内部的生产要素国际贸易量的扩大；二是利润最大化动机使跨国公司不断在海外投资兴建、扩建、并购企业，导致生产要素的国际流动，促进国际贸易的扩大。

二、投资与贸易关系的新发展

70年代以来，随着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的不断发展和新贸易理论对传统国际贸易理论的冲击，两大理论体系之间出现了交叉和融合的趋势。一般来讲，国际投资对国际贸易的效应大致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1）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区域经济一体化趋势的加强，贸易替代效应的表现正在弱化。

（2）贸易创造效应。从投资国的角度来讲，对外直接投资直接或间接导致资本货物、中间投入物和技术与服务的出口，而这种中间产品出口的增加足以抵制制成品出口的减少，从而会促进本国的对外贸易发展。近几年，发达国家相互直接投资和贸易的趋势加强，国际投资的地理流向与国际贸易的地理流向的相近性，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国际直接投资对国际贸易的创造效应。

（3）贸易互补效应。内部化理论可以充分解释这一现象。通过跨国投资和内部化交易可以使外部化的市场成本内部化，从而大幅度降低交易成本，提高投资效益，同时提高投资国与东道国的贸易规模。国际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互动的结果表现为国际直接投资改变了国家贸易的模式与格局，产业之间贸易为主的国际贸易模式被打破，国际贸易模式已经明显向产业内部贸易和企业内贸易模式转变。

（4）市场扩张效应。外国直接投资的发生，一方面进一步扩大了东道国的生产规模，另一方面加深了跨国公司与东道国的市场渗透，使市场容量进一步扩大，从而扩大了跨国公司与东道国之间的贸易规模。

三、投资与贸易关系的发展对中国经济的启示

（一）我国投资与贸易关系现状。我国境外投资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根据商务部统计，截止到2003年底，经商务部批准或备案设立的境外非金融类中资企业7360家，中方协议投资总额110亿美元；从我国境外投资的行业分布上看，截至2003年上半年，我国贸易型投资无论从数量还是投资金额上都占据了我国海外投资的半壁江山。但是基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处于投资发展周期的初级阶段，我国缺乏资本、技术、人才等要素，符合小岛清的边际产业扩张论的实质要件，其投资和贸易关系主要表现为互补效应。

（二）我国投资与贸易关系的发展前景。从发展前景来看，促进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必将推动中国国际贸易的发展，有利于对外经济的长远发展。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条件已经基本成熟，表现在：第一，中国经济已经从卖方市场转向买方市场。目前，国内家电等重要行业可以通过对外投资，变商品输出为资本输出，在国外投资建厂，就可以带动国产设备、原材料以及半成品的出口，有效地拓展国际市场。其次，“入世”对中国企业是挑战也是契机。入世后，中国企业必须熟知国际市场规则，制订长远战略，整合结构以增加自己的竞争力，同时积极寻找发展机会。最后，国际贸易方面获得的巨大成就，为中国企业进一步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提供了必要的物质基础。

（三）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应采取的策略。对外直接投资是“走出去”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制订策略必须“对症下药”。我国对外直接投资遇到的主要问题有：

1、境外投资企业规模小，产业集中，效益低下。目前我国境外投资企业平均规模160.6万美元，仅占世界对外直接投资总量的15％，大大低于发达国家平均600万美元的投资水平，同时低于发展中国家平均450万美元的水平。产业大多集中在贸易领域，非贸易型投资明显不足，集中于资源开发业和加工制造业。

2、企业海外投资战略不明确，管理体制难以适应国际市场需要。由于缺乏政府发展规划，企业对外投动机不明，随意性较强。部分国有企业受产权问题困扰，管理体制难以适应国际化经营的需要。

3、企业资金、人才、信息的缺乏导致海外直接投资的失败。我国国有银行尚未与国际接轨，银行对企业的海外投资项目缺乏科学和全面的评估，存在“惜贷”现象；人才的流失导致企业在投资管理上的失效；信息渠道不畅导致国内企业对国际市场了解与把握欠缺，战略失败。

4、政府审批制度繁琐复杂，管理和服务功能的欠缺制约了海外投资的进一步发展。审批制度的繁琐复杂导致投资最佳时机的丧失；同时政府缺乏对海外企业的辅导和信息咨询等公共服务职能，不能满足企业对相关信息的需求，影响企业的投资决策；尚未形成配套法律法规框架来保护本国的海外投资等。

（四）建议与对策

1、从政府的角度来讲，要继续简化境外投资审批程序，从利于企业及时把握投资商机的角度设立相关审批内容，最大限度地缩短审批时限；组建专门的对外投资管理机构，加强宏观管理指导；改革外汇收付办法，允许企业内部合理调配使用自有外汇；充分考虑企业境外经营的独有特点，适当延长出口退税的外汇核销期等；为企业提供信息充分交流的平台；加强和完善海外投资的立法，减少企业海外投资的风险等。

2、从企业的角度上讲，进行海外投资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1深入了解国际市场的投资规则，注意国际市场的动态，特别是对于关税壁垒的规避。对输入国的政治经济法律环境、地方政府的开放度、优惠政策、产品市场的开放度等进行准确掌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