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色证券范文10篇

绿色证券范文篇1

2008年2月25日，环保总局正式了绿色证券的指导意见——《关于加强上市公司环保监管工作的指导意见》，进一步完善了绿色证券的概念（以下简称意见）。

所谓绿色证券是指上市公司在上市融资和再融资过程中，要经由环保部门进行环保审核。它是继绿色信贷、绿色保险之后的第三项环境经济政策。同时在对绿色证券市场进行研究与试点的基础上，制定了一套针对高污染、高能耗企业的证券市场环保准入审核标准和环境绩效评估方法。从整体上构建了一个包括以绿色市场准入制度、绿色增发和配股制度以及环境绩效披露制度为主要内容的绿色证券市场，从资金源头上遏制住这些企业的无序扩张。

2绿色证券功能分析

2.1控制污染的经济刺激作用

《意见》中规定：“重污染行业生产经营公司申请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申请文件中应当提供国家环保总局的核查意见；未取得环保核查意见的，不受理申请。”可见，环保核查意见成为证监会受理申请的必备条件之一。企业从事低污染低风险不仅为其再融资获取了门票，也为其扩大生产提供了前提，同时各方的共同监督也会促使企业抽取一定比例的融资来改进污染治理技术，形成了一个良性循环。随着环境信息公开制度的发展，公众可以直观地知道企业经营中的环境风险，直接影响了企业的股票价格、资信以及市场竞争力，间接刺激企业从事低污染、低风险的生产。

2.2对企业环境行为的监督功能

（1）环保部门和证监会。《意见》要求省级环保部门严格执行环保核查制度，做好上市公司环保核查工作并提供相关意见。对于核查时段内发生环境违法事件的上市公司，不得出具环保核查意见，督促企业按期整改核查中发现的问题。而证监会不得通过未出具环保核查意见的企业的上市申请，同时督促上市企业的环境信息披露，监督企业的环境行为。

（2）公众。环保总局鼓励社会各界举报上市公司的行为。绿色证券的重点是加大企业融资后环境监管，调控其融得的资金使其真正用于企业的绿色发展。对股民来说，上市企业的业绩和其经营行为是他们特别关注的。这种从股民自身利益出发的监督行为更有利于真实信息披露。

（3）其他企业。如何更多地获得资本，直接关系着企业是否能扩大生产、占据市场份额。因此，在自身利益驱动下，企业之间会相互监督，制约对方获得资本。

2.3减少资本风险的转嫁

上市公司环保监管缺乏，导致“双高”企业利用资金继续扩大污染，或在融资后不兑现环保承诺，造成环境事故屡屡发生，因而潜伏着较大的资本风险，并在一定程度上转嫁给投资者。这里的资本风险是指企业利用资本进行生产经营，但由于环境事故发生，致使企业需进行大量经济补偿，从而使得资本不仅不能获得收入，还存在收不回的可能性。绿色证券的推行可以有助于减少企业将资本风险转嫁给投资者的可能性，因为那些存在高风险的企业不再拥有直接融资的机会，扩大污染的几率大大减少。

2.4与其他环境经济手段的互补作用

绿色证券推行之前，环保部门陆续与银监会、证监会联合推出绿色信贷、绿色保险两项政策，它们共同构成了我国环境经济政策体系以及绿色金融体系的初步框架。“绿色信贷”重在源头把关，对重污染企业釜底抽薪，限制其扩大生产规模的资金间接来源；“绿色保险”通过强制高风险企业购买保险，旨在革除污染事故发生后“企业获利、政府买单、群众受害”的积弊；绿色证券对企图上市融资的企业设置环境准入门槛，通过调控社会募集资金投向来遏制企业过度扩张，并利用环境绩效评估及环境信息披露，加强对公司上市后经营行为监管。证券、信贷分别从直接融资渠道和间接融资渠道对企业进行了限制。除此之外，企业在“绿色信贷”或是“绿色保险”中，向有关单位提供的环境信息，也可作为企业向公众披露的信息，使得三项政策之间的企业环境信息互通，保证了政策实施过程中的公开性和公正性。3绿色证券实践中可能的问题和建议

绿色证券虽然刚刚启动，但在推行过程中必然会面临诸多困难。绿色信贷和绿色保险中出现的问题可以为绿色证券提供警示，同时绿色证券由于其市场特殊性也必然存

在独有的疑难。正确认识并解决这些困难才能更好的运用绿色经济杠杆。

3.1法律空白需填补

我国环境经济政策还在探索阶段，其法律保障体系还很不完善，存在不少空白。而且目前相关规定多为综合性、原则性的，缺少具体实施的指导目录、环境风险评级标准；加之证监会缺乏“绿色证券”的专门人员、机构和制度，降低了绿色证券的可操作性。除此之外，政策制定标准的不连贯性也给企业带来了融资障碍。

3.2地方保护要遏止

从“绿色信贷”推行的经验来看，地方保护是阻碍其有效落实的一大阻力。相关数据显示，尽管国家环保部向中国人民银行提供了三万多条企业环境违法信息，供商业银行据此采取停贷或限贷措施，但半年来仅仅有12家企业在申请贷款方面受到限制，而落实不力的原因就在于银行商业利益的驱使以及高污染、高能耗行业受到地方保护。

3.3环境信息披露待完善

绿色证券的指导意见以上市公司环保核查制度和环境信息披露制度为核心。根据环保总部副部长潘岳的说法，2007年的情况说明上市环保审核制度已基本成型，下一步要重点推进公司的环境信息披露，加大公司上市后的环境监督。我国开展环境信息披露起步较晚，进行环境信息披露属政府强制性披露。在披露的企业中，多数是强污染的企业，其他企业披露的较少。其次，对于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的内容，目前仅有的一些环境信息披露方面的法律、法规，主要限于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企业或重污染企业，而且鲜有提及经营者的环保理念，同时只是针对排放量进行披露而没有提出消减对策，这将不能激发企业研发新技术的动力，无法达到节能减排的目标。再次，我国企业普遍采取的披露形式是董事会报告和附表附注，只有少数企业采取独立报告的形式，因而很难全面、直观的了解和评价企业的环境状况；而且很少有通过互联网对外披露环境会计信息的企业，公开程度不够。

3.4环境友好型企业要引导

目前采取的绿色证券与绿色信贷等经济手段一样，只强调“堵”，即切断污染企业的融资渠道。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同行业环境友好型企业的融资竞争力，但由于没有提出利于制度推进的激励机制，对于在节能减排方面做出贡献的环境友好型企业缺少扶持政策，未能有效促进其发展。

4结语

绿色证券推行的过程中不可避免会遭遇包括法律不健全、地方保护阻碍等问题，需通过各方努力协调解决。但不可否认的是，绿色证券是国家运用经济手段刺激上市企业进行节能减排、治理环境问题的重要尝试。

参考文献

［1］罗世荣,杨逍,张倩.建立我国环境保险制度研究［J］.中国保险,2007,(2).

绿色证券范文篇2

关键词：绿色证券;环境信息披露;环境经济政策

1绿色证券概念

2008年2月25日，环保总局正式了绿色证券的指导意见——《关于加强上市公司环保监管工作的指导意见》，进一步完善了绿色证券的概念（以下简称意见）。

所谓绿色证券是指上市公司在上市融资和再融资过程中，要经由环保部门进行环保审核。它是继绿色信贷、绿色保险之后的第三项环境经济政策。同时在对绿色证券市场进行研究与试点的基础上，制定了一套针对高污染、高能耗企业的证券市场环保准入审核标准和环境绩效评估方法。从整体上构建了一个包括以绿色市场准入制度、绿色增发和配股制度以及环境绩效披露制度为主要内容的绿色证券市场，从资金源头上遏制住这些企业的无序扩张。

2绿色证券功能分析

2.1控制污染的经济刺激作用

《意见》中规定：“重污染行业生产经营公司申请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申请文件中应当提供国家环保总局的核查意见；未取得环保核查意见的，不受理申请。”可见，环保核查意见成为证监会受理申请的必备条件之一。企业从事低污染低风险不仅为其再融资获取了门票，也为其扩大生产提供了前提，同时各方的共同监督也会促使企业抽取一定比例的融资来改进污染治理技术，形成了一个良性循环。随着环境信息公开制度的发展，公众可以直观地知道企业经营中的环境风险，直接影响了企业的股票价格、资信以及市场竞争力，间接刺激企业从事低污染、低风险的生产。

2.2对企业环境行为的监督功能

（1）环保部门和证监会。《意见》要求省级环保部门严格执行环保核查制度，做好上市公司环保核查工作并提供相关意见。对于核查时段内发生环境违法事件的上市公司，不得出具环保核查意见，督促企业按期整改核查中发现的问题。而证监会不得通过未出具环保核查意见的企业的上市申请，同时督促上市企业的环境信息披露，监督企业的环境行为。

（2）公众。环保总局鼓励社会各界举报上市公司的行为。绿色证券的重点是加大企业融资后环境监管，调控其融得的资金使其真正用于企业的绿色发展。对股民来说，上市企业的业绩和其经营行为是他们特别关注的。这种从股民自身利益出发的监督行为更有利于真实信息披露。

（3）其他企业。如何更多地获得资本，直接关系着企业是否能扩大生产、占据市场份额。因此，在自身利益驱动下，企业之间会相互监督，制约对方获得资本。

2.3减少资本风险的转嫁

上市公司环保监管缺乏，导致“双高”企业利用资金继续扩大污染，或在融资后不兑现环保承诺，造成环境事故屡屡发生，因而潜伏着较大的资本风险，并在一定程度上转嫁给投资者。这里的资本风险是指企业利用资本进行生产经营，但由于环境事故发生，致使企业需进行大量经济补偿，从而使得资本不仅不能获得收入，还存在收不回的可能性。绿色证券的推行可以有助于减少企业将资本风险转嫁给投资者的可能性，因为那些存在高风险的企业不再拥有直接融资的机会，扩大污染的几率大大减少。

2.4与其他环境经济手段的互补作用

绿色证券推行之前，环保部门陆续与银监会、证监会联合推出绿色信贷、绿色保险两项政策，它们共同构成了我国环境经济政策体系以及绿色金融体系的初步框架。“绿色信贷”重在源头把关，对重污染企业釜底抽薪，限制其扩大生产规模的资金间接来源；“绿色保险”通过强制高风险企业购买保险，旨在革除污染事故发生后“企业获利、政府买单、群众受害”的积弊；绿色证券对企图上市融资的企业设置环境准入门槛，通过调控社会募集资金投向来遏制企业过度扩张，并利用环境绩效评估及环境信息披露，加强对公司上市后经营行为监管。证券、信贷分别从直接融资渠道和间接融资渠道对企业进行了限制。除此之外，企业在“绿色信贷”或是“绿色保险”中，向有关单位提供的环境信息，也可作为企业向公众披露的信息，使得三项政策之间的企业环境信息互通，保证了政策实施过程中的公开性和公正性。3绿色证券实践中可能的问题和建议

绿色证券虽然刚刚启动，但在推行过程中必然会面临诸多困难。绿色信贷和绿色保险中出现的问题可以为绿色证券提供警示，同时绿色证券由于其市场特殊性也必然存

在独有的疑难。正确认识并解决这些困难才能更好的运用绿色经济杠杆。

3.1法律空白需填补

我国环境经济政策还在探索阶段，其法律保障体系还很不完善，存在不少空白。而且目前相关规定多为综合性、原则性的，缺少具体实施的指导目录、环境风险评级标准；加之证监会缺乏“绿色证券”的专门人员、机构和制度，降低了绿色证券的可操作性。除此之外，政策制定标准的不连贯性也给企业带来了融资障碍。

3.2地方保护要遏止

从“绿色信贷”推行的经验来看，地方保护是阻碍其有效落实的一大阻力。相关数据显示，尽管国家环保部向中国人民银行提供了三万多条企业环境违法信息，供商业银行据此采取停贷或限贷措施，但半年来仅仅有12家企业在申请贷款方面受到限制，而落实不力的原因就在于银行商业利益的驱使以及高污染、高能耗行业受到地方保护。

3.3环境信息披露待完善

绿色证券的指导意见以上市公司环保核查制度和环境信息披露制度为核心。根据环保总部副部长潘岳的说法，2007年的情况说明上市环保审核制度已基本成型，下一步要重点推进公司的环境信息披露，加大公司上市后的环境监督。我国开展环境信息披露起步较晚，进行环境信息披露属政府强制性披露。在披露的企业中，多数是强污染的企业，其他企业披露的较少。其次，对于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的内容，目前仅有的一些环境信息披露方面的法律、法规，主要限于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企业或重污染企业，而且鲜有提及经营者的环保理念，同时只是针对排放量进行披露而没有提出消减对策，这将不能激发企业研发新技术的动力，无法达到节能减排的目标。再次，我国企业普遍采取的披露形式是董事会报告和附表附注，只有少数企业采取独立报告的形式，因而很难全面、直观的了解和评价企业的环境状况；而且很少有通过互联网对外披露环境会计信息的企业，公开程度不够。

3.4环境友好型企业要引导

目前采取的绿色证券与绿色信贷等经济手段一样，只强调“堵”，即切断污染企业的融资渠道。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同行业环境友好型企业的融资竞争力，但由于没有提出利于制度推进的激励机制，对于在节能减排方面做出贡献的环境友好型企业缺少扶持政策，未能有效促进其发展。

4结语

绿色证券推行的过程中不可避免会遭遇包括法律不健全、地方保护阻碍等问题，需通过各方努力协调解决。但不可否认的是，绿色证券是国家运用经济手段刺激上市企业进行节能减排、治理环境问题的重要尝试。

参考文献

［1］罗世荣,杨逍,张倩.建立我国环境保险制度研究［J］.中国保险,2007,(2).

绿色证券范文篇3

1.绿色证券的基本内涵

所谓“绿色证券”，学术界目前尚未对其形成一个统一的界定，其最初的形成实质上仅仅是我国环保与证券相结合的一项政策，主要是指公司发行证券之前必须经过环保核查。其内容是指根据国家环保和证券主管部门的规定，重污染行业的生产经营公司，在上市融资和上市后的再融资等证券发行过程中，应当经由环保部门对该公司的环境表现进行专门核查，环保核查不过关的公司不能上市或再融资。随着环保“一票否决”政策的推广和强化，与之相关的环境信息披露、环境绩效评估也逐渐成为公司公开发行证券以及上市公司持续信息披露的要求，并纳入绿色证券的内涵，发展成为其重要组成部分。因此，绿色证券制度是环境保护制度与证券监管制度的交融。它要求政府部门在监管证券市场时引入环境保护的理念与方法，将市场主体的环境信息作为衡量其在证券市场表现的重要指标。同时，要求环境保护部门借助证券监管的渠道以履行其环境监管职责，督促市场主体切实履行其环保义务和责任。换言之，绿色证券可以说是环保主管部门和证券监管部门对拟上市企业实施环保审查、对已上市企业进行环境绩效评估并向利益相关者披露企业环境绩效内容，从而加强上市公司环境监管，调控社会募集资金投向，并促进上市公司持续改进环境表现的一系列政策制度和实施手段的总称。

绿色证券推行之前，环保部门陆续与银监会、保监会联合推出绿色信贷、绿色保险两项政策，它们共同构成了我国环境经济政策体系以及绿色金融体系的初步框架。“绿色信贷”重在源头把关，对重污染企业釜底抽薪，限制其扩大生产规模的资金间接来源；“绿色保险”通过强制高风险企业购买保险，旨在革除污染事故发生后“企业获利、政府买单、群众受害”的积弊；绿色证券对企图上市融资的企业设置环境准入门槛，通过调控社会募集资金投向来遏制企业过度扩张，并利用环境绩效评估及环境信息披露，加强对公司上市后经营行为监管。

2.绿色证券在国内外的发展概述

绿色证券制度最早是在可持续发展理念被社会广泛接受的背景下，在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上提出来的。随着近年来环境问题的凸显，发达国家上市公司越来越重视其社会责任，并有意地提高自身环境保护意识，树立企业自身形象，部分发达国家已经开始通过立法或者标准，规范上市公司年报环境信息的披露，要求上市公司进行环境绩效报告。例如，美国证券管理委员会于1993年开始要求上市公司从环境会计的角度，对自身的环境表现进行实质性报告。继美国开始实施绿色证券政策之后，英国、日本、挪威、欧盟等各国政府和国际组织进行了多种证券市场绿色化的尝试和探索。相比发达国家，中国证券市场的“绿色化”起步较晚，始于2001年国家环境保护总局的《关于做好上市公司环保情况核查工作的通知》。随后国家环保总局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陆续了相关政策,做了许多有益的尝试。如2003年，又出台了《关于对申请上市的企业和申请再融资的上市企业进行环境保护核查的通知》，自此开展了重污染上市公司的环保核查工作。原国家环保总局《关于做好上市公司环保情况核查工作的通知》；该通知要求，对存在严重违反环评和“三同时”制度、发生过重大污染事件、主要污染物不能稳定达标或者核查过程中弄虚作假的公司，不予通过或暂缓通过上市环保核查。该《规定》对核查对象、核查内容和要求、核查程序作了具体的规定。2007年，原国家环保总局颁布实施了《关于进一步规范重污染行业经营公司申请上市或再融资环境保护核查工作的通知》以及《上市公司环境保护核查工作指南》，进一步规范和推动了环保核查工作。此外,该《通知》还规定了环保核查结论的公示制度,提高了信息的透明度。地方各级政府也陆续开展了上市公司环保核查工作，收到了良好效果。2008年1月9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了《关于重污染行业生产经营公司IPO申请申报文件的通知》，要求“重污染行业生产经营公司申请首次公开发行的，申请文件中应当提供原国家环保总局的核查意见；未取得环保核查意见的，不受理申请。”此通知被社会各界称作“绿色证券制度”并备受重视。2008年2月28日，原国家环保总局正式出台了《关于加强上市公司环保监管工作的指导意见》，标志着我国的绿色证券制度的正式建立，并彰显出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二、我国绿色证券存在的问题

1.环保核查部门衔接及监管不力

首先,关于核查信息公开的问题《,规定》未作要求,而《通知》仅规定了对环保总局进行核查的结论予以公示,对于由省级环保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核查的信息是否也应当进行公示,该《通知》未作明确规定。其次,由于大部分企业的环保核查由省级环保行政主管部门负责,而申请上市的企业多是地方的利税大户,省级环保部门是否会迫于地方保护主义的压力而做出有失公允的核查结论,仍是一个需要关注的问题。再次，目前的环保核查是由环境保护部门一家进行,如何保证其核查结论的公信力尤为重要。对上市公司的环保核查涉及到证券市场主体的准入资格问题,对于企业能否顺利上市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企业上市是市场行为,环保行政部门作为行政机构,其行政权力对市场行为的介入是否适当的问题,尚需探讨。最后,环保行政部门的核查意见对企业的利益具有重大的实质性影响,因此,如何救济的问题就显得非常重要。若企业对于环保部门的核查意见不服,是否可按照《行政复议法》和《行政诉讼法》的规定寻求救济,目前的环保核查政策尚未解决这一问题。

2.信息披露机制不完善

通过对国外信息披露制度的研究可以看出，披露环境信息的主要是上市公司和一些大型企业。信息披露内容具有多样性，但缺乏一个统一的标准。信息披露的形式多样，但以环境报告书为主。企业对环境信息的披露主要还是依赖企业的主动性和自愿性。政府环境管理部门、会计执业组织在信息披露中的作用明显。社会公众的环保意识对环境信息的披露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对比我国，可以发现我国绿色证券信息披露目前上存在一些问题：

（1）信息披露内容不规范、不全面。目前我国已开始有环境披露制度，但主要集中在申请上市的企业或重污染企业，并且通过对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情况调研发现，目前大部分企业的环境信息披露内容还非常不规范不全面，所披露信息主要为企业环保认证、环境风险、财务信息等，其中包括关于环保投资、资源利用、税收优惠等，而尚缺乏关于企业主要污染物排放情况、污染物治理措施及效果、环保负债及收益等公众关心的重要信息。

（2）信息披露缺乏统一标准。信息披露内容不规范、不全面的主要原因就是缺乏一个统一的标准。2003年起，国家对上市公司的环境保护要求力度加大，并先后出台了《关于企业环境信息公开的公告》、《环境信息公开办法（试行）》以及《关于加强上市公司环境保护监督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对公开的范围、公开的方式和程序等进行了要求，但对公开是否强制、哪些企业哪些情况下可自愿公开、哪些企业哪些情况下须强制性公开以及公开的内容等并未做细致的规定，导致目前企业信息披露仍不统一规范，且实用性较差。

（3）信息披露形式较为单一。虽然在《环境信息公开办法（试行）》公开办法中规定了“自愿公开环境信息的企业，可以将其环境信息通过媒体、互联网等方式，或者通过公布企业年度环境报告的形式向社会公开”，但在实践中，企业大都通过企业网站或公司年报等形式公布信息，报刊、多媒体等方式应用极少。

（4）披露信息内容陈旧，连续性不强。通过对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现状进行调研，发现很多企业的披露信息不够及时，或信息内容已过时很久，并不能体现本年度或本季度的环保信息；同时披露信息缺乏连续性，因此也就达不到通过信息披露帮助公众及股民了解企业环境保护实施情况并决定是否选择这家企业进行购股投资等的目的。

（5）缺少对公开披露的环境信息的鉴证。萧淑芳等在对1000家公司的年度报告的分析过程中发现，在审计报告中完全没有涉及到环境披露方面的内容，而在报告的其他地方也没有发现对上市公司的环境信息的鉴证。这点反映了我国环境信息披露还处于初级阶段，还须加强对环境信息质量的鉴证。

3.持续改进机制欠缺

2003年，我国出台《关于对申请上市的企业和申请再融资的上市企业进行环境保护核查的通知》，对重污染企业申请上市和再融资两个环节提出了环保核查的要求和规定，但对于上市或融资后的时段却是一块空白，并没有环境保护持续改进的机制，环境绩效评估只是在国际上得到较为广泛的应用，但在国内并未形成制度化的机制，推广并不普遍。

（1）欠缺适于我国国情的评价体系。诸多国际组织都将一些先进的环境管理手段应用于中国，以帮助中国提高环境管理水平，改善环境质量。环境绩效评估就是国际上广泛应用的环境管理手段之一，以评估环境政策实施后的环境效果。亚洲开发银行（ADB）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先后在中国的云南省和国家层面就环境绩效开展了评估。2007年12月，亚行又启动了大湄公河次区域环境战略框架（Ⅲ）项目，该项目将在“压力———驱动力———状态———影响———响应模型”框架下进一步推动次区域的环境绩效评估，并在中国将评估区域扩展到云南省和广西壮族自治区。但就我国而言，目前并未有一套适于中国国情的上市公司环境保护持续改进评价体系。

（2）欠缺上市公司持续改进评价机制。2005年，吉林石化公司双苯厂发生爆炸，导致100吨左右的苯类污染物进入了松花江水体，造成严重水环境安全事故。2011年初大连大孤山新港码头附近中石油的一条输油管道发生爆炸起火，灭火使用的500多吨泡沫及20吨干粉再加上泄漏的原油污染了至少数百平方公里海域。由此可见，上市公司不仅在申请上市和再融资两个时段，而且在上市或再融资后的环境情况对环境和社会也十分重要，诸如此类环境污染事件一旦发生，将对区域经济发展和生态安全造成重大且长期的影响。建立对各个时段的环境保护情况进行持续评价和改进的机制，才是避免重污染企业等对环境影响较大的上市公司出现环境问题，推动其不断在节能减排上做出新成绩的有效途径。而上述事件的发生，正说明了目前重污染企业上市后的环境保护持续改进机制尚有所欠缺，通过环保核查后的评价和改进机制十分必要。

三、完善我国绿色证券制度的对策建议

由于绿色证券主要是政府部门行政推动的结果，目前尚处于政策性探索阶段,其在执行过程中不可避免面临许多问题，正确认识并解决这些困难和问题才能更好地运用绿色经济杠杆，服务于我国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经济结构的良好转型以及经济增长方式的实质转变。

1.完善上市公司的环保核查制度

目前，国家对上市公司在申请上市和再融资两个时段要求进行环保核查，但证监部门的人员对环保知识了解很少，环保部门拿出的核查报告对企业能否申请上市或再融资成功具有一票否决的作用，此重要环节亦缺少监督管理。因此，可以设立环保核查监管部门，并对证监人员进行一定的环保培训，对于重污染企业的主要污染物防治、排放标准、治理措施等做到一定的了解，有助于协助环保部门完成环保核查，同时对环保部门起到监督的作用。

2.建立基于动态评价的绿色证券持续改进机制

上市公司是资本市场的基础，同时也更容易造成环境污染重大事故。因此，对上市公司的环境效益把好关是防治重大环境污染发生的有效措施。然而目前，我国对上市公司的要求仅针对申请上市和再融资两个环节，缺少上市后其他时段的环境绩效评估和持续改进机制。

3.完善上市公司的环境信息披露制度

上市公司的环境信息披露制度对于督促企业切实履行社会责任,保护证券市场投资者的利益和防范环境风险都具有重要的意义。据环境保护总部副部长潘岳的说法，2007年之后要重点推进公司的环境信息披露，加大公司上市后的环境监测。目前,我国已经建立起了以《公司法》、《证券法》为主体,以证监会的一系列关于信息披露的内容和格式准则为具体规范的较为完善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基本框架,以及首次披露(招股说明书、上市公告)、定期报告(中期报告、年度报告)和临时报告(重大事项报告)三部分组成的信息披露制度。但是,令人遗憾的是,这一信息披露制度中尚未专门包含环境信息的披露。国家环保总局2008年2月22日的《关于加强上市公司环境保护监督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明确了上市公司重大环境事件的临时报告制度,对重大环境事件予以明确界定,这一临时报告制度也应纳入到环境信息披露制度中。在我国当前的环境会计体系尚未建立起来的情况下,应当要求企业(主要是重污染行业的上市公司)定期编报企业环境报告,专门披露上市公司在报告期间内的环境信息,其报告内容可参考发达国家的环境会计报告制度。此外,还可借鉴上市公司的其他信息披露制度,要求上市公司在按照要求公开其财务报告的同时,披露其在该报告期间内发生的与环境有关的重大事项。环境监管部门应当加强与证券监管部门的进一步合作,环保部门应及时向证监会通报并向社会公开上市公司受到环境行政处罚及其执行的情况，公开严重超标或超总量排放污染物、发生重特大污染事故以及建设项目环评严重违法的上市公司名单，由证监会按照《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办法》的规定予以处理。对未按规定公开环境信息的上市公司名单，也应及时、准确地通报中国证监会，由中国证监会按照《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办法》的规定予以处理。

4.建立上市公司的环境绩效评估制度

绿色证券范文篇4

关键词：绿色证券，经济政策，环评审核

一、绿色证券的含义

绿色证券为一种形象的说法，即证券的绿色化。现阶段是指公司发行证券之前必须经过环保核查。根据国家环保和证券主管部门的规定，重污染行业的生产经营性公司、在上市融资和上市后的再融资等证券发行过程中，应当有环保部门对该公司的环境表现进行专门的核查。环保审核不通过的企业不可以上市或者再融资。

二、推行绿色证券的意义

（一）促进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中国经济迅猛发展，已一跃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制造业国家。但同时也因为我国“高消耗、高污染”的粗放经济发展模式给我们的自然资源及环境带来了难以弥补的损耗。“绿色证券”的推行意味着不管是火电、钢铁、水泥、电解铝等这些高利行业还是那些跨省经营的双高行业，今后在申请首发上市或者再融资的时候都将面临着环保部门和证监会的双重监督。那些过去在股市中普遍被看好的绩优股也有可能因为自身的环评不过关而无法在股市中立足。而且环境信息及时披露政策更会对企业在证券市场中的表现产生直接的影响，从而督促企业注重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的双要求。这样从根本上促进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二）有助企业提升社会环保责任意识

现代企业追求的不应仅为利润最大化，同时还应在国家构建和谐社会新的时代背景下承担起相应的社会责任。其中环境责任就是企业社会责任感的一个重要方面。一个企业只有积极地履行自己的环保责任，才能获得社会的广泛认同和支持，从而提升企业的形象和竞争力。

（三）有利于保护股民的利益

目前中国的资本市场的准备机制尚未成熟，上市公司依然缺乏监管。许多上市公司利用股民的钱进行扩大生产更大程度地污染了环境，最终也会因为存在环境违规生产被叫停，那么股民也就因此直接承担了较大的资本风险。但绿色证券出台后，企业从上市到再融资都必须就自身的环境信息向股民进行披露，股民就可以根据信息进行选择从而规避了经济上的损失。股民在抛弃了“双高”企业的同时也是对其公司利益的削弱，更是股民自身环保意识等到了一次提升。

三、绿色证券对于投资者及上市公司的影响

对于投资者而言，作为一项新的环境经济政策，绿色证券的推出必然会引导社会投资者投向绿色企业。因为从投资策略来看作为市场投资者在环保政策发生变化或者政策确定之后，往往会认真的分析上市公司的环保状况。可以说环保问题已经不再只是管理层重视的问题了，更是一个企业能否成为投资者放心品牌的一个关键因素。

绿色证券推行后，短中期都会对相关上市公司形成较大的影响。企业除了首次公开募股需要环保审核外，已上市公司的环保情况也是环保部门的监管范围。无论上市公司因为环境违法受到何种处罚，可以肯定的是公司的业绩和声誉都遭到破坏。《关于加强上市公司环保监管工作的指导意见》中明确指出了对冶金、化工、石化、煤炭、火电、建材、造纸、酿造、只要、发酵、纺织、制革和采矿业等13类重污染行业的上市公司，实施严格的监管。

这些行业的上市公司一旦出现环境污染事件，中国证监会将按照《关于加强上市公司环保监管工作的指导意见》规定进行处理，情节严重的将追究其当事人刑事责任。其实不仅这13类重污染企业将受到严格的环境监管，今后凡是从事火电、钢铁、水泥、电解铝的行业及跨省经营的污染性企业，在申请首发或者再融资的夜都必须进行环保核查，否则证监会不予受理。

四、绿色证券实施过程中遇到的问题

正如任何一个新政策的提出及施行开始都不会一帆风顺一样，绿色证券也需要一个从探索到完美运行的过程。绿色证券政策提出了我国上市公司的三项基本制度框架，其中包括上市公司环保核查制度、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制度及上市公司绩效评估制度。虽然已经搭好了核心框架但是尚不够完整，而且涉及到各方面的利益，所以整个体系的完整构建和实践还存在一些问题。

首先，地方保护现象很严重。在中国，环保事业已经从过去的意识觉醒阶段进入了利益博弈阶段。一项新的政策的出台必然会引起各个行业、部门、阶层之间对于利益的权衡及冲折。“双高企业”项目往往能够在短期内收到巨额的回到，这样就给当地的政府税务机关带来了大量的财税收入。所以这样的项目在当地是收到保护和扶持的。绿色证券的出台很大程度上削弱的企业的发展动力，企业的收益必然会大打折扣，这就触及了相应机关的利益。所以他们会想方设法地干预政策的施行。甚至为一些违规企业放行，开绿灯。

其次，在技术层面上我们也遇到不小的障碍。一是各部门之间、中央和地方之间环境与经济信息核准和共享机制没有建立，使政策制定缺乏一些基础信息、难以准确评估政策的实施效果。二是相关基础研究远远不够。一方面缺少对行业产品的生产消费等过程的环境损害、环境代价等基础研究。另一方面，缺少可供政策实施的配套名录及相关标准，即使有也往往不能够及时更新。

最后，我国绿色证券提出了上市公司的环保监督管理的三项基本制度框架。一是上市公司的环保核查制度。二是上市公司的环境信息披露制度。三是上市公司环境绩效评估制度。这三项制度对企业从申请上市到上市之后融资及上市后环境行为公开的全过程形成了一套监督约束的机制。但是目前我国环境经济政策的法律保障体系还不完善，存在许多空白。很多市场主体并未被置身于明确的法律规则之下，这样就不利于政策的有效实施。

五、如何完善绿色证券政策

（一）加强各部门的通力合作、提高环保执法能力

新的政策的出台时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所有的部门必须协调合作才能确保实施效果。首先我们要对地方政府及相关部门加强党风建设及环保素质的提高，让社会方方面面对这项政策达到一个理解及全力配合的程度。其次还要对基层环保人员进行环保职能培训，借此来提升他们的执法能力。

（二）完善信息共享机制

我们要进一步完善环保和各部门的环境与经济信息沟通和共享机制。还要建立国家环保与宏观经济部门的共享机制，以便环保总局能够准确及时地向各个系统提供环境信息。同时地方环境及相关部门也要建立适应当地情况的信息沟通机制来确保政策配套名录的及时更新。

（三）从立法上进行规范，加强法律法规的制定力度

1.进一步完善环保核查制度

（1）加大党政机关的环境保护问责力度。制定对于党政机关的环保问责制度，对于那些为双高企业开后门的官员加大惩罚力度。特别那些重污染企业所在的区域一定要更严格地进行核查同时也可以有效地避免官员的寻租事件发生。

（2）制定上市保荐机构的问责制。上市公司的环境评价多是通过保荐机构完成的。建立对于保荐机构的问责制度可以杜绝弄虚作假，让双高企业无法混入资本市场。

（3）对于环境友好型企业进行激励。对于那些对中国生态环境贡献力量大的企业可以进行鼓励机制，在税收投资方面给予大力的扶持。鼓励这样的企业快速健康的发展。

2.尽快建立完整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制度

上市公司的环境信息披露制度对于督促企业切实履行社会责任，保护证券市场投资者的利益和防范环境风险都具有重要的意义。西方国家已经意识到这一点并且已经建立了较为完善的上市公司的环境信息披露制度，值得我们借鉴。众所周知一个企业如果被披露出有环保违法的内容，那么它的股价就会下跌，该公司的业绩就必然会受到影响。绿色证券政策对积极探索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机制提出了指导意见，包括上市公司环境信息强制性公开涉及“重大事件”的基本条款、环保部门与证券监管部门的责任和义务都做出了规定。这些规定都应该通过具体的制度和办法予以法制化。

首先，我们应该要求企业特别是那些重污染的行业上市公司第七的编报企业环境报告、专门披露企业在报告期间的环境信息及与环境有关的重大事项。其次建立企业环境会计核算体系。开展环境会计可以设立独立的环境成本科目来披露上市公司在环境保护方面的成本和费用。

再次，要健全环境审计规范和评价标准。如何确保上市公司环境信息的真实性、有效性、完整性已经引起越来越多投资者和管理者的重视。但是我国的环境审计缺乏立法支持。所以建议证监会、审计部门、财政部门和环保部门联合起来，健全企业环境审计规范和标准。

3.加快开展上市公司的环境绩效评估制度

国家环保总局在《关于加强上市公司环境保护监管工作的指导意见》中指出“将探索建立上市公司环境绩效评估制度、组织研究上市公司环境绩效评估指标体系。”上市公司的环境绩效应当是上市公司披露的关键环境信息之一。因为科学有效的对其评估就成为了披露制度的关键了。我国的起步较晚，可以借鉴国外的成功经验。我们可以选择比较成熟的板块或者高耗能、重污染行业适时地开展上市公司环境绩效评估试点，建立上市公司环境绩效评估信息系统，编制绩效指数及综合排名。

4.对于上市公司的再融资加强环保惩罚力度

我国目前的绿色证券实施现状是企业的首发环评力度很强，不达到环境标准的企业绝对没有上市的机会。但是对于那些已经上市的企业一旦出现环境问题，往往只是运用检查、整改等手段进行警告。但是这些手段与过去我国进行环境问题处理时运用的行政手段无二，对于污染企业的警戒作用甚微。这种软性的约束最后往往被企业转化成外部成本转嫁到消费者身上，这也就有悖于绿色证券的初衷“让企业环境成本内部化”。这也就导致了从绿色证券推行之日起，接连发生上市公司污染环境的情况发生。我们必须建立起严格的企业再融资环保核查标准。企业如果出现污染现象，可以制定更长的停牌时间。当一个企业出现重大环境污染时，可以毫不犹豫要求它退市。只有这样的强硬态度才能真正的让企业重视自身的环境社会责任。

六、结语

绿色证券的出台是我国环境保护历程的一项历史性的转变。它让每一位投资者都不再成为自己生存环境的间接破坏者，每一个企业都开始正视自己的环境社会责任。它更将成为科学发展观的有力制度支持！

参考文献：

［1］金瑞林。环境法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

绿色证券范文篇5

论文摘要：绿色金融政策是“两型社会”建设中可资利用的一种市场激励机制，它包括绿色信贷、绿色证券与绿色保险等制度。我国已初步建立了绿色金融制度的基本框架，但在规则内容上还有完善的空间。绿色金融政策法律化的可能路径，是在“两型社会”试验区内把它从环境经济政策转化为“绿色金融促进条例”，其法律化的正当性基础是“两型社会”的“先行先试权”和“先行先试”立法模式。

论文关键词：绿色金融政策绿色信贷绿色保险绿色证券先行先试权

一、“两型社会”建设与绿色金融政策

长株潭城市群“两型社会”建设试验区的启动，对于长株潭城市群和湖南的经济建设是一个巨大的战略性机遇。两型社会的建设，只有建立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的两型产业，才能达到在经济利益发展的同时，同步实现环境保护效益和生态平衡效益。这种目标的达成，既需要市场经济主体主动采取各种措施来建成两型产业，也需要政府通过各种命令一控制型(Command—andContro1)的管制措施来强制企业符合两型产业的要求，更应该通过市场激励机制来促使企业向两型产业的转变，而绿色金融政策，正是一种具备这种功能的市场激励机制。

“绿色金融”(greenfinance)，也被称为“可持续性金融”(sustainablefinance)或“环境融资”(envi—ronmentalfinancing)，主要指从环保角度重新调整金融业的经营理念、管理政策和业务流程，从而实现社会的可持续发展[2]。具体而言，绿色金融是指金融部门将环境保护这一基本政策通过金融业务的运作来体现“可持续发展”战略，从而促进环境资源保护和经济协调发展，并以此来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一种金融营运战略口]。目前，在绿色金融领域中影响最大的是“赤道原则”(theEquatorPrinciples)，它是根据国际金融公司和世界银行的政策、指南建立的旨在判断、评估和管理项目融资中的环境与社会风险的一个金融行业基准，以增加银行业的社会责任，改进压力越来越大的环境和社会问题。绿色金融政策的基本内涵是遵循市场经济规律的要求，以建设生态文明为导向，以信贷、保险、证券、税收以及其他金融衍生工具为手段，以促进节能减排和经济资源环境协调发展为目的的宏观调控政策。

2007年以来，我国环保总局等机构，相继出台了“绿色信贷”、“绿色保险”和“绿色证券”等政策，掀起了旨在保护环境的“绿色金融”的政策风暴。这些绿色金融政策的出台，强化了政府和企业的环境保护与节能减排的责任，对于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由于两型社会与绿色金融政策都旨在实施环境保护与节能减排，二者在目标上具有高度的一致性。因此，绿色金融政策对于促进两型社会的建设，具有重要的工具性价值。

二、我国绿色金融政策的体系构成

从我国的发展实践来看，作为环境经济政策的绿色金融政策，主要包括以下几种：

(一)绿色信贷政策

金融机构依据国家环境经济政策和产业政策，对从事循环经济生产绿色制造和生态农业的企业或机构提供贷款扶持，并实施优惠性的低利率；而对污染生产和污染企业的新建项目投资贷款和流动资金进行贷款额度限制，并实施惩罚性高利率的政策手段。“绿色信贷政策”是指致力于引导和促进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向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方向发展的信贷政策。我国绿色信贷政策的出台，始于2007年中国人民银行的《关于改进和加强节能环保领域金融服务工作的指导意见》，及环保总局、人民银行和银监会联合的《关于落实环保政策法规防范信贷风险的意见》，标志着绿色信贷政策全面进入到我国环境保护与污染减排的主战场。同年l1月，中国银监会又印发了《节能减排授信工作指导意见》，对绿色信贷政策的实施做了进一步的规定。

(二)绿色保险政策

绿色保险即“环境污染责任保险”，是以环境污染事故对第三者造成人身和财产损害所依法应承担的赔偿责任为标的的一种责任保险。2008年环保总局和保监会联合了《关于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工作的指导意见》，标志着我国开始建立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制度。根据该《意见》要求，将对生产、经营、储存、运输和使用危险化学品企业、易发生污染事故的石油化工企业和危险废物处置企业，特别是近年来发生重大污染事故的企业和行业开展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试点工作。这是继绿色信贷政策之后，环保总局推出的第二项绿色金融政策。

(三)绿色证券政策

绿色证券政策是指以上市公司环保核查制度和环境信息披露制度为核心，通过调控社会募集资金投向，遏制高能耗和高污染行业过度扩张，防范资本风险，并促进上市公司持续改进环境表现。2008年环保总局的《关于加强上市公司环保监管工作的指导意见》，标志着我国开始建立绿色证券政策。该意见要求对从事火电、钢铁、水泥、电解铝行业以及跨省经营的“双高”行业(13类重污染行业)的公司申请首发上市或再融资的，必须根据环保总局的规定进行环保核查。环保核查意见也作为证监会受理重污染行业IP0申请的必备条件之一。当然，绿色金融政策的体系范围，还应包括绿色税收、绿色采购、绿色风险投资、绿色发展基金等制度，它们是我国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应逐步予以关注的经济政策工具。

三、我国绿色金融制度的规则分析

当前，我国绿色金融制度尚停留在试点和政策的层面，内容还不完整，效能也难以充分发挥，要发挥绿色金融政策保护环境的作用，应当逐步完善其规则内容。

(一)绿色信贷制度

环保部门和有关机构的绿色信贷指导意见，初步建立了绿色信贷政策的基本框架，但在具体的操作层面，还有一些规则需要完善。

1．建立环保与金融机构的信息沟通机制。环保部门应逐步把环保认证、环保奖励等企业环保信息提供给金融机构，金融机构再把这些信息纳入企业信息数据库。在金融机构方面，应尽力完善企业征信系统和企业信息数据库，为信贷审查提供良好的信息条件，而银行在办理管理信贷业务时，应审查企业信息数据库中的企业环保信息，并把企业环保核查信息作为信贷的重要依据。

2．制定涉及基本环境风险的“绿色信贷指南”。

环保部门和银行机构在借鉴国外“绿色信贷指南”经验的基础上，应建立和完善我国有关基本环境风险的金融信贷指南和细则，必须结合国情完善绿色信贷风险审核的规则和标准，为国内的企业和金融机构提供参考。“绿色信贷指南”的制定，应主要从三个方面来设置指标：第一，建设项目授信的环保要求。建设项目或者新建项目必须满足“三同时”制度的要求；第二，建设项目授信的产业政策要求。对允许类的新建项目，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积极地提供信贷支持，对限制和淘汰类的项目则不能提供支持；第三，企业生产经营要达到环保要求。根据企业是否遵守环保要求，对贷款企业实行分类管理，不同类别企业实行有差别的授信政策。

(二)绿色证券制度

我国虽在绿色证券的具体内容构建上取得了重要进展，但还没有建立完善的制度规则，应从四个方面改进。

1．企业上市融资的环保准人与核查标准。证券监管部门在企业股票上市发行审核时，应将环保核查作为一项重要的准入指标进行考察，对那些环境友好型企业，则应当优先鼓励其进入资本市场融资，同时，对于中小型企业在创业板市场上市融资的，同样应建立相应的准入机制，鼓励中小型环境友好企业在创业板市场优先上市融资。已经上市的公司申请再次融资的，也要经过环保核查环节的审查，以确保融资资金流向绿色产业。但是，目前只有重污染行业的IPO申请环节才需要环保核查意见，而没有涵盖所有行业的上市申请；另外，对于已经上市企业的再融资行为，也没有环保核查的要求。因此，证券监管部门与环保部门应制定一套具有可操作性的审查规则。

2．上市公司的环保核查制度。目前，在环保核查对象、核查内容以及核查程序等方面，已有一些具体规定，但仍然还存在着需要完善的地方。首先，关于核查信息公开的问题，仅规定了对环保总局进行核查的结论予以公示，对于由省级环保部门负责核查的信息是否也应当进行公示未作规定。本文认为所有上市公司的环保核查信息都应当予以公开；其次，目前的环保核查是由环境保护部门进行，核查公信力不足。应当允许社会公众对公开的环保核查结果进行举报和监督，公众参与和舆论监督是确保环保核查真实性的重要基础；再次，由于对上市公司的环保核查涉及到新制度的创立，其仅仅由效力层次较低的部门规章加以规定，显然无法保障该制度的实效性，因此，应对其进行专门立法，以法律的形式来保障其实施。

3．上市公司的环境信息披露制度。目前，我国信息披露制度的组成包括首次信息披露(招股说明书、上市公告)、定期报告(中期报告、年度报告)和临时报告(重大事项报告)三部分。但是，在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制度中，尚未包含有环境信息的强制披露要求。在《关于加强上市公司环保监管工作的指导意见》中，明确了上市公司重大环境事件的临时报告制度，这表明我国环境保护部门要求上市公司把环境信息作为信息披露的内容来对待。因此，证券监管部门应修改有关法律法规，以保障环境信息披露制度的实效性。

4．上市公司的环境绩效评估制度。上市公司的环境绩效是上市公司披露的重要环境信息之一，因此，科学地确立上市公司的环境绩效评估指标体系，是环境信息披露制度成败的关键。在这方面可以借鉴国外成熟的经验，如ISO的环境绩效评估标准，它包括企业内部的环境绩效指标(EPI)和企业周围的环境状态指标(ECD，其中前者(EPI)又分为管理绩效指标(MPI)和操作绩效指标(OPI)。

(三)绿色保险制度

我国的环境保险制度的建立，要立足我国国情和经济发展水平，同时借鉴发达国家的有益经验。我国的环境责任保险制度应在以下方面加以考虑：

1．环境责任保险费率的设置。在保险公司对污染程度不同的企业收取统一保险费率的保费时，造成清洁生产企业与污染企业要同等保险，即意味着污染较大的企业并不需要付出更多的保险费，这可能导致清洁生产企业的逆选择行为，因此，需要对它们实行差别保险费率，从而在制度上刺激和引导企业采用环保技术和清洁生产。

2．环境责任保险模式的确定。在世界范围内，主要有三种环境责任保险模式：一是以德国为代表的强制保险与财务保证相结合的环境责任保险制度；二是以瑞典为代表的单一强制保险制度；三是以任意保险为主，强制责任保险为辅的责任保险制度。第一种模式范围窄，金融机构不愿参与，第三种模式是建立在发达的保险市场基础上的，基于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和企业风险防范意识较差等原因，我国应采取强制性责任保险模式。

四、绿色金融政策的立法路径及法理基础

把绿色金融制度具体落实在“两型社会”的建设之中，需要在“两型社会”试验区内对绿色金融进行区域性立法。区域性立法的必要性，主要体现在：(1)绿色金融政策以法律形式固定下来，表现为一种法律形态的激励机制，能够使“两型社会”试验区内的企业有一个稳定的预期和固定的行为模式，避免了经济政策的易变性和短期性，从而有利于“两型社会”建设中的可持续发展最终目标的实现。(2)我国目前的绿色金融政策，在总体上有局限性，并不能对“两型社会”建设起到完全激励机制的效应，例如绿色证券政策主要针对那些具有重大环境污染风险的上市公司和准备上市的企业，而不能影响到那些不具有重大环境污染风险的企业。绿色金融的理念，只有在“两型社会”试验区内通过“先行先试”立法模式来实现，反过来，这种创新型金融立法又有利于推进“两型社会”的建设。

(一)绿色金融政策的立法路径

绿色金融政策法律化的路径，简单来说，就是把绿色金融政策转化为绿色金融法律。绿色金融政策上升为法律后，可以发挥法律的规范作用，通过对行为的激励以及对利益的调整而实现法律对社会的调控功能，以及实现经济社会环境全面协调的可持续发展。当然，政策转化为法律，应该遵循立法的正当程序，按照《立法法》的相关规定来进行立法ll。把绿色金融政策转化为绿色金融法律，在法律化的表现形式上，至少有两种形式可以选择：“软法”或“硬法”。所谓“软法”是指原则上缺乏法律拘束力但有实际效力的行为规范引。在法律表现形式，“软法”主要指“促进型立法”；“硬法”多指权利义务明确对应的“管理型立法”，强制性规范较多，且违反强制性规定后的法律责任占主导地位。而“软法”或“促进型立法”中，法律主体的责任主要是道义责任、社会责任，法律责任相对弱化，倡导性规范相对较多，强制性规范较少。

我国环境保护国策与节能减排战略的实施，迫切需要金融业配合，通过环境金融政策工具来激励企业践行环保社会责任；我国“两型社会”的建设，就是要建立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的社会，绿色金融制度，是推动“两型社会”建设的一个比较妥当的激励机制，二者在目的上具有高度的一致性与契合性。我国目前的绿色金融政策符合“促进型立法”的特点，因为绿色金融政策并不完全是一种强制性规范，在更多意义上是一种倡导性规定。我国绿色金融政策法律化的最佳形式应是“促进型立法”，因此，由绿色金融政策转化为“软法”或“绿色金融促进法”，是我国绿色金融政策法律化的合适路径。

当然，由于时机并不成熟和实践经验不足，目前要求制定全国性的“绿色金融促进法”并无太大的可能性。但是，绿色金融政策转化为法律还有两种可能的路径：一是采取分别修法的形式，即对《商业银行法》、《证券法》或《保险法》等进行修改时，加入绿色信贷制度、绿色证券制度以及绿色保险制度的内容，即“金融法的生态化”的法律化路径。但这种立法模式，在目前似乎也不太现实，理由在于我国绿色金融政策还处于试点和摸索阶段，缺乏绿色金融制度实施的实践经验，而我国在立法上采取的“成熟一个制定一个”的立法策略，因此这些制度要进入各个金融单行法的可能性并不太大。因此，对于绿色金融政策转化为法律而言，可能性最大的一种路径，就是在“两型社会”试验区中，通过省级人大制定“绿色金融促进条例”，这是一种比较好的立法策略。

(二)绿色金融政策法律化的法理基础

在“两型社会”综合试验区中，通过省级人大来制定“绿色金融促进条例”，既具有现实性和必要性，也具有正当性与合法性。如前所述，绿色金融制度与“两型社会”的目标完全一致，都致力于环境友好型和资源节约型社会的建设，同时，推行绿色金融制度，有利于建成“两型产业”从而促进“两型社会”的建设，因此，制定“绿色金融促进条例”，有利于在“两型社会”综合试验区内推动“两型社会”的建设。另外，在“两型社会”建设中通过“绿色金融促进条例”，来推动绿色金融制度的实施，也是在“两型社会”综合试验区进行金融制度创新的一种途径，是践行金融创新理念和权限的一种积极措施。当然，这种金融创新理念应具有正当的法理基础。

那么，通过“绿色金融促进条例”来实施金融制度创新的正当性何在?笔者认为，其正当性的法理基础，在于“两型社会”建设中“先行先试权”与“先行先试”立法模式。“先行先试权”的本质是改革创新，就是要突破成规的限制，通过推行创新型的制度来对现行的体制、机制及制度进行改革。可见，通过制定“绿色金融促进条例”来推行绿色金融制度，也是“两型社会”中的“先行先试权”一种制度实践。“先行先试”立法模式是以适应性价值为核心的“变革性立法”模式和以安定性价值为基础的“自治型立法”模式的结合体。它有两个特点：一是“先行”要求通过“立法先行”的方法，发挥法律的指引功能，调整相应的社会关系，而达到对社会某种秩序的追求。“立法先行”是主观判断的产物，其变量多来自外部，是通过立法这项制度安排适应社会现实的变革性活动；二是“先试”则要求依赖“试错先行”的方式，发挥实践对理论的检验作用，通过在特定领域和时空背景下的试验获取一定的“地方性知识”，然后将其扩展，使其更具普适性。“试错先行”是客观性经验的获取，其变量更多地发端于实践本身，是通过检验立法的实效而进行的自治性活动[1。具体到“两型社会”建设中的绿色金融制度，“先行先试权”要求首先是“立法先行”，即通过地方人大制定“绿色金融促进条例”来实施绿色金融制度。此外，它还要求以“试错先行”的方式来推行绿色金融制度，在绿色金融制度的实践过程中获取有益的经验与措施，一方面使绿色金融制度的法律规则更加完善，另一方面，为在全国范围内实施绿色金融制度提供实践经验和理论支撑。

绿色证券范文篇6

租赁回归“本源”

申能租赁最大的特点是绿色和直租，公司绿色租赁资产占比超过90%，直租比例高达70%，远高于行业的平均水平。申能能源金融事业部总经理、申能融资租赁公司董事长杜心红介绍，申能租赁始终坚持租赁回归“本源”。结合集团发展要求和自身特点，坚持走重视租赁物本身的真租赁业务和投新能源的绿色租赁业务。公司在新能源领域进行了广泛深入的金融配套和布局，业务不仅涵盖风电、光伏等主流绿色业务，还涉足氢能、储能、垃圾/生物质发电、充电桩等新兴绿色业务，拥有光伏、风力、储能等新能源电站40余座，总装机容量逾270万千瓦，业务遍布长三角经济区域、西北、华北等全国19个省市，努力打造覆盖“源—网—荷—储”各环节综合型、能源行业内先进的绿色租赁企业。“在公司业务结构中，直租‘真租赁’占比高，不仅实现了自身的发展，也带动了集团主业的发展，通过直租税收优势，累计为集团企业节税降本1.1亿元；绿色租赁业务余额超90亿元，占比超90%。折合年减少使用标煤184万吨，年减排二氧化碳511万吨，节能减排效果显著；在降本、节税、减碳等方面的产业贡献凸显。”“十四五”期间，申能集团还将继续增加新能源装机规模，800万至1000万千瓦的新能源装机量，新能源总装机量占比要由17%升至50%，整个资金需求量至少500亿元。

拓展多元化融资渠道

“我们知道，国内绿色债券发展近年来非常迅速，相比传统债券，绿债的用途指向绿色项目，具有成本低、效率高、单一募集体量大的优势，2021年2月9日，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又在人民银行的指导下，在原有绿色债券体系下创新推出了碳中和债。它作为绿债的一个创新品种，需要第三方专业机构出具绿色评估认证报告，明确披露碳减排量等环境效益信息，确保碳减排效益‘可计算、可核查、可检验’。”作为90%投放在新能源项目的租赁公司，申能租赁也在第一时间跟进了绿债和碳中和债的进展。绿色债券与传统债务相比具有融资成本低、审核效率高、单一项目募集资金体量更大等优势，碳中和债作为绿色债券的子品种，主要指募集资金专项用于具有碳减排效益的绿色项目债务融资工具。相较一般绿色债券，碳中和债的准入目录更为聚焦，专项用于清洁能源、清洁交通、绿色建筑、碳汇林业等具有碳减排效益的绿色项目，并由专业第三方机构对碳减排等环境效益进行量化评估测算，发行后存续内持续披露项目进展情况及碳减排效益实现情况等。与一般绿色债券相比，具有资金用途更为聚焦、环境效益可量化、存续期信息披露更为精细三大特点。“在东方证券相关专业人士的帮助下，我们的资金财务人员迅速认识到ABCP这一产品能够较好地突破传统融资在用途、价格、和效率上的制约。”2020年6月，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在人民银行的指导下，在现行资产支持票据（ABN）规则体系下，推出资产支持类融资直达创新产品——ABCP。ABCP是指单一或多个企业（发起机构）把自身拥有的、能够产生稳定现金流的应收账款、票据等资产按照“破产隔离、真实出售”的原则出售给特定目的载体（SPV），并由特定目的载体以资产为支持进行滚动发行的短期证券化类货币市场工具，为企业提供了兼具流动性和资产负债管理的新型直接融资工具。ABCP作为传统ABN的“升级版”，是资产证券化产品的“再创新”，ABCP仍在ABN现有制度框架及规则体系下，是传统ABN产品的可续发、短期限版本，具有滚动发行、灵活便捷、标准化程度高的特点。而具有稳定现金流的租赁资产完全符合资产证券化模式，但由于能源行业长周期的行业特性，公司持有的租赁资产期限均相对较长，一般都在8—10年左右。如果直接发行资产支持票据，发行的产品期限一般也要8—10年，这样的产品不但销售难度较大，融资成本也相当高。利用ABCP一年内滚动续发的特性，能够精准解决债券期限与底层资产期限不匹配的问题，而且在自身主体评级不高的阶段，资产证券化也是引入直接融资的突破口。“公司在第一时间取得了集团的支持，并与券商、银行、发债评级机构等多方沟通接洽，搭建团队，研究确定发行方案。”租赁公司准备ABCP项目注册额度50亿元，各期期限均不超过180天，采用储架发行模式，择机选择发行时间、金额和期限组合。底层基础资产全部来源于公司持有的风电、光伏等新能源项目的长期限租赁债权，通过滚动续发的方式解决债券与资产期限不匹配的问题。在集团提供差额流动性支持的前提下，仅用了不到两个月，完成了50亿ABCP储架额度的注册，并于2020年12月24日完成10亿元的首期发行，当时发行利率2.38%，半年期。入池项目均为风电、光伏、天然气等清洁能源。2021年初，交易商协会碳中和债券一经推出，该公司又第一时间研究政策，与协会进行主动沟通，于3月初迅速落地全国首批、上海首单申金安瑞ABCP碳中和债，发行规模近23亿元，利率在2.74%，从第二期开始，为方便后续滚动发行管理，租赁公司对债券以申金系列进行了命名，11月份发行了首次以“长三角”命名的第三期申金安鑫主题ABCP“碳中和债”，新能源项目底层主要覆盖于江苏、安徽等长三角区域。发行规模13亿元，利率2.73%，合计年减碳量230万吨。2021年8月，六部委发文《关于推动公司信用类债券市场改革开放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进一步规范债券发行定价机制，引导市场化发行。在监管指导下，公司积极配合主承销推动债券发行路演工作，吸引了除主承销团成员之外的多家银行自营、理财资管、券商等市场机构，扩充了投资人的种类和数量。从发行结果来看，债券获得近3倍的认购倍数，远超预期，以较优的市场价格顺利完成单笔最大规模23亿元资金的募集，反映了市场对申能品牌和绿色碳中和债的高度认可。到目前为止，申能租赁公司圆满达成50亿元ABCP储架额度，累计发行三期共6单，发债规模达89亿元，市场累计发行ABCP规模在融资租赁行业中排名第一，绿色ABCP累计发行规模在地方国有企业中排名第一。

合理设计交易结构

绿色证券范文篇7

关键词：金融政策；财政政策

研究显示，应对气候变化和向低碳经济转型有多种政策工具可使用。除产业、能源、环保政策外，经济金融政策也能发挥积极作用，包括财政、金融和货币政策。其中，最有效和最主要的是财政政策，金融和货币政策工具能够起到积极补充作用。

一、财政政策工具

财政政策工具指直接影响政府预算，并由财政当局实施的政策工具，主要为碳定价政策（CarbonPricing）、支出和投资政策。

（一）碳定价政策

1.碳税（CarbonTax）碳税是指针对碳排放所征收的税，主要目的在于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通过对碳排放进行征税，可促使经济主体更少从事碳密集生产，更加转向低碳生产，有助于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和保护生态环境。西方发达国家在实施碳税方面走在世界前列。芬兰于1990年率先引入碳税，1991年瑞典开始对化石燃料征收碳税，此后，挪威、荷兰、丹麦、英国、法国、美国、德国、澳大利亚等国陆续开征碳税。法国政府于2018年宣布成立气候变化高级委员会，向政府提供政策建议并评估该国立法是否符合巴黎协定中的承诺。欧盟计划于2023年启动“碳边境调节”机制，允许碳定价较高的国家可对碳定价较低国家的进口产品征收边境调节税。目前实施的碳税制度主要有两类。一是在全国征收的碳税。有的将碳税作为明确的税种单独列示，例如荷兰政府征收的能源管制税是为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专门设立的税种；有的将碳排放因素加入现有税种的税基来形成隐形碳税，例如芬兰根据排放含碳量作为碳税的计税依据。二是旨在国内特定区域实施的碳税，多处于试点阶段。2.碳排放权交易（Cap-and-Trade）碳排放权交易是指，在不突破排放总量的前提下，允许企业对碳排放权进行交易。例如出售多余的碳排放额度，或向其他市场主体购买碳排放额度等。通常情况下，碳排放总量将逐年减少，因此单位碳排放价格会上升，促使市场主体减少碳排放。多国已实行碳排放权交易。目前全球共有20多个碳交易体系正在运行，发展较为成熟的是美国和欧盟碳市场，中国也进行了积极尝试。美国碳市场中具有代表性的是加州总量与交易体系（CaT）。CaT于2012年1月正式启动，覆盖范围主要为电力和大型工业设施、运输燃料、天然气和其他燃料。整个计划包含600处设施，涉及360项业务。加州的碳交易体系要求企业每年提交前一年排放量30%的配额用于履约，每个履约期末对整个配额进行调整，若配额短缺，每吨短缺配额需支付4吨配额作为惩罚。欧盟碳排放交易体系（ETS）是全球规模最大的碳排放权交易体系，覆盖了31个国家。在ETS体系下，会员国政府必须同意由ETS制定的国家排放上限。在此上限内，各市场主体除了分配到的排放量以外，还可以出售或购买额度。超额排放的主体将受到处罚，有剩余额度的主体可以保留额度供未来使用或出售给其他主体。中国积极探索碳市场建设。中国于2011年开始启动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在北京、上海、天津、重庆、广东、深圳和湖北7个省市建立碳排放交易所，覆盖电力、钢铁、水泥等多个行业近3000家重点排放单位。3.财政补贴和税收减免财政补贴和税收减免是指政府为促进向低碳经济转型，给市场主体提供补贴或给予税收减免政策。财政补贴主要包括应对气候变化行动的补贴，低碳投资补贴、利率补贴、节能补助等；税收减免主要包括免税、减税、税收返还、加速折旧等。目前各国均有不同程度的低碳补贴政策和税收减免政策。发达经济体的运用较为广泛，包括美国、欧盟国家和日本等。美国对节能项目、可再生能源研发等提供财政补贴，并对可再生能源发电实行税收抵扣政策。荷兰规定符合条件的环保设备可以加速计提折旧，并在征收碳税时对纳税人的其他税负实行减免。4.政策效果碳定价政策有助于减少碳排放并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当碳价上升时，企业会做出最优选择，例如加强环保科技创新等，减少碳排放，并提高能源的利用效率。碳价政策也存在一些不足。一是碳价政策未必一直有效。例如，对能源行业征碳税时，由于存在技术壁垒并且投资具有短期性，有可能阻碍行业前沿技术的创新。二是碳税或补贴政策应与财政支出相结合。当碳税或补贴政策只影响财政收入，政策很难发挥作用。

（二）支出和投资政策

1.政府采购和投资政府采购是指政府购买和使用符合低碳标准的产品和服务，政府投资是指对节能环保技术、基础设施项目等的投资，以激励低碳技术创新。此类政策在欧盟国家应用较为广泛。欧盟国家积极开展政府低碳采购，并不断对政府低碳采购行为进行规范。欧盟委员会于2004年了《政府绿色采购手册》，并组织成立了欧洲绿色采购网络组织（EGPN），建立了绿色采购信息数据库。欧盟国家政府采购包括节能减排技术、新能源汽车、低能耗计算机、可再生能源发电产品、节能型建筑材料等。2.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PPP政策是指鼓励私人企业与政府之间的合作，共同投资低碳公共基础设施的建设。中国绿色低碳领域PPP项目运作较好。财政部会同有关金融机构出资设立了总规模1800亿元的中国政企合作投资基金（中国PPP基金），并与湖南、河南、江苏、吉林、宁夏等地合作成立了不同规模的PPP引导基金。其他国家绿色低碳PPP存在一些不足。例如，IMF-WB气候变化政策评估（CCPAs）试点国家的公共投资管理系统存在较大不足，如缺少PPP的法律框架、项目选择不佳、成本过高等。2018年英国在PPP方面进行了尝试但最终项目中止。3.政策效果一方面，支出和投资政策对应对气候变化同样重要。政府采购能促进低碳创新并产生规模经济效应，并能提高对低碳工业产品的需求。另一方面，PPP能在投资方面发挥作用。研究发现，如果能合理制定和实施，PPP能帮助政府在削减公共支出的同时，改善基础设施的采购和管理。

二、金融政策工具

（一）金融监管工具

金融监管工具是指从金融监管层面进行调整，以增加对绿色资产的需求，支持气候金融发展。目前，此类工具已在一些国家实施，包括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例如，欧盟高级别可持续金融专家组于2018年提出，在审慎规则的资本要求中引入“绿色支持”因子和“棕色惩罚”因子，引导银行增加对绿色投资的资金支持，减少对高碳投资的资金支持，并且对银行的环保信贷或绿色债券的资本要求会更低。2010年，黎巴嫩央行根据银行绿色信贷情况设置不同的存款准备金率。2018年，人民银行将绿色信贷和绿色债券纳入宏观审慎评估（MPA）框架，将绿色金融业绩评价结果纳入央行金融机构评级，引导金融机构增加绿色资产配置并强化风险管理等。从监管层面鼓励投资者增加低碳投资需求将降低投资成本。如果低碳资产的需求上升，低碳资产的价格将上升，并能降低投资的融资成本。这种监管工具还能与碳税一起发挥协同作用，研究显示当政府征碳税时，绿色债券价格会上升。

（二）支持绿色金融证券市场发展的工具

此类工具是金融监管部门为支持绿色金融证券市场发展推出的工具。欧洲、中国和印度的绿色债券市场发展迅速。2016年以来，中国人民银行联合相关部门了《关于构建绿色金融体系的指导意见》《落实<关于构建绿色金融体系的指导意见>的分工方案》等政策，推动中国绿色债券市场快速发展。截至目前，中国发行的绿色债券余额居全球第二。欧洲绿色债券市场快速发展。自2007年欧洲投资银行发行全球第一支绿色债券以来，欧洲绿色债券市场取得了快速发展。根据气候债券倡议组织（CBI）的报告，2019年全球绿色债券发行量为2577亿美元，其中欧洲发行1167亿美元，占全球发行量的45%。印度绿色债券发行快速上升。2012年～2018年，印度发行绿色债券总额约为77亿美元，2019年上半年绿色债券交易总额约为103亿美元，已成为新兴市场中第二大绿色债券发行国。

（三）政策效果

绿色金融证券市场深入发展，将提升投资者对绿色金融证券的需求。一方面，绿色金融证券价格将上升，企业发行绿色证券的积极性更高；另一方面，绿色证券发行者将获得更好的融资渠道，并且融资成本会降低，例如绿色债券发行价格较低等。但由于缺乏透明度和标准化，绿色金融证券较难定价。因此，绿色金融证券市场交易受阻，市场流动性和换手率均较低。

（四）纠正低估气候风险并提升透明度的工具

气候变化带来两类风险，分别是物理风险（极端天气等）和转型风险（向低碳经济转型导致传统能源资产价格下跌等）。目前实证结果显示，金融市场的气候风险被低估。为纠正对气候风险的低估并提高气候风险的透明度，可采取搜集和气候数据、披露气候风险、气候风险压力测试以及宏观审慎管理等工具。1.应用情况一是气候相关信息披露要求。英国金融稳定理事会（FSB）的气候相关财务信息披露工作组（TCFD）以及欧盟议会对低碳标准和信息披露都提出了相关要求。欧盟、新西兰、英国、加拿大等除美国以外的主要发达经济体都致力于推动在企业治理审计中纳入可持续发展考虑，这些国家政府可能考虑强制企业在2023年按照TCFD披露气候相关信息。二是气候风险压力测试应用。英国和荷兰在气候风险压力测试上进行了积极探索。英格兰银行近期宣布英国审慎监管当局要求英国保险公司开展气候风险情景分析和压力测试，并计划2021年起对英国大型银行开展气候风险压力测试。荷兰央行已对国内86家、资产管理总规模2.3万亿欧元的金融机构进行了压力测试，证实低碳转型风险将使金融机构蒙受较大损失。三是将气候风险纳入审慎管理。巴西央行要求商业银行将环境风险纳入治理框架，并在计算资本需求时评估和说明如何覆盖环境风险敞口。2.政策效果此类工具具有一些优势。一是搜集和气候数据能优化气候风险评估和压力测试。二是更好反映气候风险有助于增加绿色市场融资。三是信息披露能改善气候风险定价并提升透明度。审慎管理能在气候风险管理方面起作用。一是实施资本充足要求能更好反映气候风险。二是宏观审慎政策应考虑系统性气候风险。三是压力测试应包含气候风险。

三、货币和信贷政策工具

（一）绿色量化宽松（绿色QE）

绿色QE（GreenQuantitativeEasing），是指在资产购买计划中增持绿色债券，或减持高碳债券，以此引导市场资金更多投资绿色债券，缩小气候变化融资缺口。目前，欧央行已采用绿色QE。2018年，欧央行资产购买中，绿色债券占企业部门债券购买计划（CSPP）合格资产范围的比重接近20%，实际购买的企业债券中绿色债券占比也在20%左右。鉴于对气候变化的担忧，欧央行可能承诺购买更多绿色债券，并继续推行绿色QE。绿色QE通过减少高碳资产购买、加大购买低碳资产，可积极促进绿色资产价格提升。但与此同时，绿色QE的作用仍存在争议。一是认为应对气候变化超出了央行的职能。部分学者认为，QE是临时性的货币政策工具，运用QE推动经济向低碳方向进行结构性调整可能使央行负担过重，也超出了央行维持物价稳定的基本职能。二是认为绿色QE将造成市场扭曲。若绿色QE增持绿色债券，或者将高碳排放企业排除在资产购买计划之外，将违背“市场中性”原则，可能扭曲债券价格。

（二）抵押品政策

抵押品政策，是指央行在其货币政策操作的抵押品框架中增加绿色资产和低碳资产，例如绿色贷款和绿色债券等，并对投资低碳项目的银行提供更好的央行资金融资渠道等。央行的抵押品政策可能会对商业银行的资产组合产生影响。原因在于银行可能更愿意持有较多的可以被视为合格抵押品的资产。因此，通过将绿色债券纳入合格抵押品范围可以鼓励更多的银行投资绿色债券。IMF指出，美联储的抵押品框架所涵盖的资产范围较为广泛，因此将气候风险纳入美联储的信用风险评估存在较大契机。自2018年起，人民银行已明确将符合条件的绿色信贷与绿色债券纳入货币政策操作的合格抵押品范围。抵押品政策向低碳资产倾斜，有助于加速向低碳经济转型，并反映出货币政策在应对气候变化过程中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

（三）信贷政策

央行在对金融机构开展信贷评价或考核中，可通过调节评价绿色信贷业绩指标等方法，激励银行更多开展绿色信贷业务。2018年，人民银行制定了《银行业存款类金融机构绿色信贷业绩评价方案（试行）》，将绿色信贷业绩纳入银行业存款类金融机构宏观审慎考核。2015年，印度储备银行将对社会基础设施和可再生能源信贷支持纳入核心行业信贷政策目标中。此外，孟加拉国央行要求商业银行的信贷业务至少5%投放于支持绿色产业发展。信贷政策通过对金融机构的绿色信贷业绩进行评价，并对金融机构实施激励约束，有助于鼓励金融机构更多发放绿色信贷，为绿色企业提供更充裕的流动性和更丰富的融资方案，缩小向低碳经济转型的融资缺口。

四、对我国的启示

一方面，需进一步完善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工具体系。气候变化已成为当前最大的挑战之一。国际学者认为，气候变化可能成为疫情之后下一个大灾难。因此，我国可在借鉴国际经验的基础上，建立和完善符合我国国情的各类政策工具，为我国更好应对气候变化、实现碳中和目标奠定基础。另一方面，继续加强国际合作，共同应对气候变化。我国可通过二十国集团、央行绿金网络等多双边平台，加强与其他国家的合作，深入研究气候变化对经济金融的影响，共同应对气候变化。

参考文献：

[1]马骏.碳中和目标下金融业面临的机遇与挑战[J].绿色金融,2020(12):14-15.

[2]马骏,孙天印.气候变化对金融稳定的影响[J].现代金融导刊,2020(03):32-34.

[3]SurveyonMonetaryPolicyOperationsandClimateChange:KeyLessonsforFurtherAnalysis[R].NGFS,2020:10-12.

[4]FiscalPoliciesforImplementingParisClimateStrategies——FromPrincipletoPractice[R].IMF,2019:20-24.

绿色证券范文篇8

［关键词］资产证券化;改革试点;政策框架;信息披露

一、引言

“资产证券化”(AssetSecuritization)一词最早见诸于1997年美国投资银行家刘易斯·瑞尼尔与《华尔街日报》的一次访谈中。资产证券化有广义和狭义两种定义，广义定义方面，Gardener(1991)将金融区分为以市场为基础的信用中介(直接融资)和以金融机构为基础的信用中介(间接融资)两大类，并将后者理解为资产证券化;TammarFrankel(1991)①将资产证券化分为替代贷款的证券融资、出售贷款份额、将小额贷款转移至资产集合并以此为担保发行证券三种形式，第三种类型即为狭义上的资产证券化。2004年，美国SEC了《最终规则:资产支持证券》，指出资产证券化是一种融资技术，在大多数的情况下是将缺乏流动性的资产进行组合并转换为更加自由、能够在资本市场上发行和出售的融资工具。金融资产证券化是资产证券化的一种，指银行等金融机构通过特殊目的机构的创设及其隔离风险的功能，筛选出其持有的未来能产生现金流量、信用品质易于预测、具有标准特性的资产作为基础或担保，经由信用增强及信用评等，将该资产重新组群包装成为单位化、小额化的证券形式，并最终向投资人销售的过程。金融资产证券化是金融市场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诉求，2005年为了继续推进金融改革和完善市场体系，我国开启金融资产证券化试点，经过十多年的探索发展，到2017年我国金融资产证券化市场改革成效显著。但与西方发达国家不同的是，由于我国市场化水平低，改革过程较为谨慎，决策层对基础资产、试点规模和投资机构限制较多，导致了基础资产的单一性和交易市场的单层性，阻碍了风险转移、价格发现以及流动性释放，特别是当政策诉求压抑市场需求时，资产证券化市场发展的动力缺失、弹性不足及市场分割等矛盾必然影响目标推进和市场进程。当前我国已形成了庞大的金融资产，由于证券化程度不足，已深刻影响了资源配置效率的提升和资产证券化市场进程，且无法正常发挥证券化对金融机构的流动性管理和风险转移等功能，更无法实现中央完善资本市场、提高资源配置效率、降低杠杆水平和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目标。针对这一现实困境矛盾和发展诉求，本文力图在回顾和梳理我国金融资产证券化历史演进的基础上，深入剖析其改革逻辑、内在矛盾和现实困境，探索推进我国金融资产证券化健康发展的对策。

二、文献综述

国内外关于资产证券化的理论研究成果较多，为本文研究提供了有效的帮助。根据本文研究主题，重点回顾金融机构开展资产证券化的动因和对金融市场影响等方面的国内进展。国外研究表明，金融机构开展信贷资产证券化主要基于流动性需求、风险管理和监管资本套利三个方面，信贷资产证券化对金融市场、金融机构以及其他利益相关者带来一定影响。同时国外研究发现，资产证券化对商业银行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流动性释放、风险转移、风险承担和财务稳健性四个方面;而对金融市场的影响也不是单一性;另外，资产证券化对借款人、投资者及其他利益相关者也会产生一定影响。国内对资产证券化的广泛研究始于1998年。早期的研究，将资产证券化作为解决国有银行的巨额坏账和国有企业财务困境的重要出路，是促进投融资体制改革、降低银行不良债权、扩大国内有效需求和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的重要手段(王开国，2009)①。受制于当时的经济、法律、市场化程度等，还无法支持资产证券化在国内的大规模发展。

因此在2005年之前，国内对于资产证券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如何完善市场制度、法规体系以培育实施资产证券化所需要的外部条件。2005年我国资产证券化试点破冰，特别是2012年试点重启动后，国内对资产证券化方面的研究增多。目前国内对资产证券化理论研究的重点是动因和影响两个方面。一方面，与国外研究类似，在国内关于信贷资产证券化的动因研究中，国内商业银行开展信贷资产证券化主要是为了满足“流动性”需求。)认为，信贷资产证券化不仅可以盘活存量，强化了商业银行流动性创造能力，降低法定存款准备金约束的影响②，同时还可以缓解资产负债期限不匹配问题，抑制影子银行投融资③。)的实证研究证明，流动性需求是商业银行开展资产证券化的直接动因和长期因素④。)利用美国银行业数据进行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信贷资产证券化有助于提升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降低融资成本，并且增强银行的盈利能力，但并没有发现对流动性风险降低和贷款组合质量提升有显著效果⑤。

另一方面，资产证券化也是金融机构实现风险转移的重要手段。)认为，信贷资产证券化通过对资产池中基础资产的选择，实现了基础资产在不同借款人、地区、行业等维度的重新调整分布，从而实现了信贷资产出认为信贷资产证券化通过对基础资产的出售和破产隔离实现了资产出表，并通过特殊目的实体(SPV)实现资产重新组合和风险分级，然后出售给不同风险偏好的投资者，达到了信贷资产风险转移的重要目标②。)的实证结果证明了上述观点，商业银行通过信贷资产证券化达到了增强流动性、改善收益状况和风险水平的目的，从而使得稳定性得到明显提高③。)的研究成果将这一结论作了进一步扩展，鉴于当前我国基于风险考虑，金融资产证券化发行和交易尚未对中小投资者放开，他通过数理模型推导研究发现，银行金融中介并不会利用投资者非理性发行更多的表面无风险实际有风险的债券，因此，非理性投资者参与资产证券化产品的交易并不会增加金融市场的风险，这一结论为信贷资产证券化产品在交易所发行交易，允许中小投资者参与其中提供了理论依据④。)基于盈利性假说和流动性假说，实证分析了我国商业银行信贷资产证券化的动因，结果发现改善盈利性是我国商业银行开展信贷资产证券化的主要动因⑤。近几年，国内理论界对金融资产证券化经济后果的研究开始增多，大多结果显示资产证券化能够为商业银行带来积极影响，并具有结构效应。)的研究结果表明，信贷资产证券化能够提高商业银行的盈利水平⑥。)利用美国商业银行10年季度数据，分析了商业银行净资产收益率与资产证券化活动强度关系，并检验了后者对前者的影响，结果显示二者存在显著正相关;作者同时比较了不同资产证券化的影响，发现非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对商业银行净资产收益率的促进作用最突出⑦。)以上市商业银行为研究对象，分析了信贷资产证券化对经济绩效的影响，结果发现信贷资产证券化对全国股份制银行和城市商业银行的盈利效应、安全效应和流动性效应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而对国有控股商业银行的经营绩效影响不明显⑧。2012年我国资产证券化重启后30家上市银行数据和相关指标，构建“证券化指数”，就信贷资产证券化对商业银行盈利性的影响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信贷资产证券化对规模较大银行的盈利能力并无显著影响，但对于规模较小商业银行的正向影响显著⑨。

三、我国金融资产证券化的政策演变与内在逻辑

目前我国资产证券化主要有三种模式，分别是央行和银监会监管的信贷资产证券化、证监会监管的企业资产证券化和交易商协会下的资产支持票据。与国外相比，我国资产证券化起步较晚，具有很强的政策驱动特征，其在承载改善资源配置、提高流动性和分散风险等基本功能的基础上，政府根据宏观调控的需要，在不同时期赋予了资产证券化不同的政治目标，而这也正是我国证券化试点改革力度不断加大的重要原因。因此，从2004年国务院提出促进资本市场发展和探索开发资产证券化产品以来，我国金融资产证券化遵循着健全市场、完善制度、鼓励创新、防范风险和服务调控的改革逻辑，经历了试点、停滞、复苏和常态化发展阶段。

(一)试点起步期2005－2008年:以建立健全市场机制为目标，初步建立法规体系2004年，国务院《关于促进资本市场改革开放和稳定发展的若干意见》，提出积极探索并开发资产证券化品种，标志着我国资产证券化试点开始启动。改革初期，我国资产证券化的主要目的是健全资本市场体系，丰富证券投资品种，建立市场创新机制。试点的主要内容是初步建立资产证券化法规体系，探索资产证券化市场化发展的模式路径。试点采用了小步探索和风险可控的原则，严格限制试点机构和发行规模。一是初步构建法规体系。2005年4月，央行和银监会出台《信贷资产证券化试点管理办法》，明确了基本法律关系、交易结构、参与主体、监督管理、信用评级、信息披露、发行交易及登记托管结算等制度框架，为金融机构开展资产证券化业务提供了基本政策依据和市场规则。随后，人民银行、银监会和财政部分别出台配套政策，分别了《资产支持证券信息披露规则》《金融机构信贷资产证券化监管管理办法》《信贷资产证券化试点会计处理规定》。2007年，根据试点和市场发展需要，相关部门进一步完善配套管理制度，如人民银行出台了《信贷资产证券化基础资产池信息披露有关事项》《资产支持证券质押式回购业务规则》，为资产证券化顺利推进提供了基本保障。二是严格限定试点机构和发行规模。2005年，首批试点机构为政策性银行和国有控股商业银行，并初步限定资产证券化额度为150亿元。2007年，国务院决定进一步扩大试点机构范围和规模，逐步将不良贷款、汽车抵押贷款、中小企业贷款等纳入基础资产范围;发起主体从政策性银行和国有控股商业银行逐步扩展到股份制商业银行、汽车金融公司和资产管理公司;试点规模扩大到6000亿。在2005－2008年的政策试点期，我国资产证券化共累计发行26单项目，共计633亿元。我国金融资产证券化试点初期十分顺利，基础资产类型和试点规模管制很快得到放松，并将较为敏感的不良贷款纳入试点范围。但2008年底突然爆发的美国次贷危机打断了我国资产证券化改革的正常进程，2009－2011年期间我国资产证券化试点被迫停止，改革停滞。

(二)重启试点期2012－2013年:扩大试点机构规模和继续完善市场机制，并开始赋予一定的调控职能2012年，随着国内外经济和金融形势好转，国务院决定重启资产证券化试点。与第一次试点不同的是，此次试点除了继续强调证券化的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改善资源配置效率功能外，开始赋予资产证券化一定的宏观调控任务。国务院指出，发挥资产证券化在统筹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和支持结构调整、经济转型中的重要作用。一是建立水平风险自留制度以防范道德风险并保护投资者权益。2012年5月，国务院确定试点额度为500亿元，试点机构限定为政策性、国有控股、股份制商业银行及信托公司等。由于以“发起－分销”为主的资产证券化模式引发的道德风险是本轮全球金融危机的主要原因，我国在重启试点的同时，为了防止道德风险和保护投资者权益，监管部门本着审慎的原则，出台了严格的风险自留要求。2012年5月，人民银行、银监会和财政部了《关于进一步扩大信贷资产证券化试点有关事项的通知》，要求建立风险自留制度，即要求发起机构持有一定金额的最低档次资产支持证券(即水平风险自留)，该额度原则上不得低于发行规模的5%。同时，要求基础资产兼顾收益性和导向性，产品结构简单明晰，信用评级实行“双评级”，支持投资者付费模式等。二是扩大试点规模并调整风险自留政策限制。2013年7月，国务院提出逐步推进信贷资产证券化常规化发展，进一步扩大资产证券化试点规模，将试点额度提高至3000亿元，并且不再限定试点机构。随着试点规模的扩大，前期出台的水平风险自留方式的弊端开始显现。这是因为，尽管水平风险自留方式能给投资者提供最大限度的保障，但使得发起机构承担了较高的信用风险，在一定响度上限定了金融机构资本金的释放，降低了参与机构的积极性，所以与试点规模扩大相伴随的是参与机构对风险自留方式的灵活性提出了更强烈的需求。而且这一限制与国务院“用好增量、盘活存量”，充分发挥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作用，提高市场参与主体的积极性的要求不符。因此，为改善这一状况，2013年12月人民银行、银监会［2013］第21号公告《关于规范信贷资产证券化发起机构风险自留比例的文件》，对资产证券化风险自留管理做出了调整，允许发起机构根据实际情况，灵活选择垂直型、水平型等多种方式进行风险自留。新文件使得风险自留大幅放松，发起机构的资本节约大幅提高，影响银行参与资产证券化热情最大的障碍被扫除，而且非标监管和同业监管带来的银行资产负债表调整的压力也得到缓解，有效刺激了金融机构开展资产证券化业务的积极性。

(三)加速发展期2014－2015年:降杠杆和提高对实体经济的支持效率成为重要目标，进一步健全制度体系并扩大基础资产范围自2014年始，受“三期叠加”因素影响，我国市场有效需求不足，经济增速呈持续下滑趋势，尽管信贷环境十分宽松，但由于资金效率和产出效率下降，导致大量信贷资产沉淀和企业债务杠杆上升，宏观调控面临促增长和降杠杆的“两难”境地。为了盘活存量资产，改善融资结构，降低实体杠杆率和债务水平，促进市场主体创新和创造性，提高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效率，2014年5月，国务院《关于进一步促进资本市场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提出统筹推进符合条件的资产证券化发展，各部委积极配合国务院要求，密集出台大量政策措施，我国资产证券化进入全面快速推进时期。

一是证券化发行由审批制改为注册制，资产范围进一步扩大。随着资产证券化试点规模的不断扩大，效率低下的审批制和复杂的发行管理流程，严重影响了市场效率，为了适应市场需求和国务院文件要求，2014年11月银监会将信贷资产证券化由审批制改为事前备案制。2015年4月，央行“7号公告”，正式将信贷资产证券化产品发行由审批制改为注册制，并强调“标准化、规范化、透明化”发展原则，简化发行管理流程，强化信息披露的规范性和透明化。2015年5月，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进一步推进信贷资产证券化市场发展，以改革创新盘活存量资金，并新增5000亿人民币信贷资产证券化试点规模。2015年12月底，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积极发展项目收益债及可转换债券、永续票据等股债结合产品，推进基础设施资产证券化试点，规范发展网络借贷，并明确提出由人民银行、证监会负责。二是建立与注册制相适应的信息披露制度。规范完善的信息披露制度有助于提高投资者对信贷资产证券化产品的风险识别能力，也对中介机构的尽职履责和专业水平形成监督。由于我国资产证券化信息披露的法规文件主要是2005年的《信贷资产证券化试点管理办法》《资产支持证券信息披露规则》和2007年的《信贷资产证券化基础资产池信息披露有关事项》，这些标准已经无法适应证券化常规发展的要求。实际工作中信息披露不充分，存在较明显的信息不对称问题，需要进一步改进和完善。而建立完备的信息披露制度既是注册制的根本要求，也是实现信贷资产证券化常规发展的基础。根据这一现实要求，2015年下半年，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研究建立了信息披露市场化评价和约束机制，加强事中事后管理，规范信息披露行为，并先后个人住房抵押贷款、个人汽车贷款、棚户区改造项目贷款和个人消费贷款资产支持证券信息披露指引(试行)，规范和促进这四类基础资产的证券化发行。注册制的实施和信息披露制度的完善，极大地鼓励了金融机构的热情，金融资产证券化呈现井喷式增长。2015年，包括银行、券商、基金发行的资产证券化产品共计5900多亿元，比2014年增长将近80%。此外，券商、基金还发行了100多支企业资产证券化产品，发行规模超过1000亿元，超过了过去十年发行总量①。(四)规范发展期2016年至今:国务院扩大资产范围、投资者队伍并开始强化监管，资产证券化成为国家调控政策的有力工具经过近10年的试点，我国资产证券化改革初见成效，市场发展势头良好，基础产品池日益丰富，市场存量达近万亿规模，市场流动性得到提升，常态化运行有效盘活了市场存量资产，为投资者提供了新的投资选择。但总体来看，我国资产证券化市场仍然存在整体流动性低、非银机构参与度小、优质资产产品为主和刚必兑付压力等问题，尤其是市场进入注册制后，信息披露框架需要进一步细化完善，而且监管套利行为开始出现。特别是经济下行带来商业银行不良率大幅上升，无论是商业银行还是实体企业对于不良资产均存在广泛而迫切的化解需求。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和机构对于继续扩大资产证券化市场的需求进一步加强。一是盘活存量、降杠杆成为改革推进的重要目标。这一阶段，杠杆高企、产能过剩和不良率上升成为我国经济运行的主要矛盾，充分发挥资产证券化在提高企业资产使用效率、降低企业负债率、助力企业去杠杆等方面的积极作用，成为当时的重要任务。2016年2月，人民银行等八部委印发《关于金融支持工业稳增长调结构增效益的若干意见》，提出要稳步推进资产证券化发展，具体包括通过推进信贷资产证券化、加快推进住房和汽车贷款资产证券化、审慎稳妥探索开展不良资产证券化试点、加快推进应收账款证券化等业务发展②。银监会则在工作会议上提出重启和扩大不良资产证券化试点和不良资产收益权转让试点，扩大不良资产证券化试点机构范围。由此，不良资产证券化试点开始加速。同时，监管部门为了配合政策支持重点，允许绿色信贷、小微企业贷款、PPP项目资产等进入证券化基础资产池。这一阶段不良资产证券化、个人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绿色资产证券化、境外发行资产支持证券等领域实现重要突破，资产证券化在盘活存量资产、提高资金配置效率、服务实体经济方面的作用日益增强。

二是完善信息披露框架并细化披露规则，进一步放宽投资者队伍。针对信息披露制度不完善，披露规则不够细化和标准化、透明化不足的问题，交易商协会于2016年先后了不良贷款、信贷资产、微小企业贷款资产支持证券信息披露指引和非金融企业资产支持票据指引，进一步明确了受托机构、发起机构及注册、发行环节及存续期充分披露相关信息的要求，规范了信贷资产证券化业务信息披露的操作准则，提升了市场信息透明度，有力促进了信贷资产证券化市场健康有序发展。2016年3月保监会“关于修改《保险资金运用管理暂行办法》的决定(征求意见稿)”，提出保险资金可以投资金融机构发行的资产证券化产品。资产证券化产品是欧美等国家保险资金的重要投资领域，我国资产证券化对险资的开放将极大的促进证券化市场发展。三是市场监管开始趋严，防止政策套利。针对市场中日益增多的资产证券化套利行为，银监会分别在2017年3月、4月发文提出重点检查并严控监管套利，严厉遏制私募资产证券化产品层层嵌套、假出表的行为，加大自律监管力度。2017年7月基金业协会资产证券化业务专业委员会成立，旨在建立行业自律组织与监管部门的沟通平台，防范金融市场风险，促进资产证券化业务的稳定发展，同月开出首张ABS罚单。深交所以口头或出具监管函件书面警示方式督促，要求限期披露，加强一线监管力度。另外，“现金贷”监管框架落地。2017年12月，互联网金融风险专项整治领导小组和P2P网贷风险专项整治领导小组联合下发《关于规范整顿“现金贷”业务的通知》，要求以资产证券化等名义的融资并入表内，并禁止银行业金融机构及其发行管理的资管产品投资以“现金贷”“校园贷”“首付贷”为基础资产发售的(类)证券化产品①。我国金融资产证券化市场的快速发展，受益于良好的政策机遇和市场需求，特别是近几年，在利好政策推动下，发行规模和存量规模连创新高，证券化市场步入了创新提速、发展深入的更高级阶段。但由于我国金融资产证券化的发展基本遵循了边试点、边总结、边开放的传统模式，推进过程较为谨慎，存在明显的政策性痕迹，市场有效需求反映不足，导致我国金融资产证券化市场的政策法规、机制设计与市场需求之间存在一定摩擦。

四、我国金融资产证券化发展现状和主要矛盾

经过多年的试点发展，我国金融资产证券化制度框架基本建立，市场体系日趋完善，创新品种层出不穷，基础资产类型较为健全，参与主体更加多元，流动性明显提升，市场呈现出快速扩容、稳健运行、创新迭出的良好发展态势。同时，资产证券化在完善市场体系、促进金融创新、盘活存量资产、降低债务杠杆、提高资金配置效率、服务实体经济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

(一)我国金融资产证券化发展现状一是市场规模不断增长。自从2005年我国信贷资产证券化业务试点启动，经过10多年的探索，我国信贷ABS业务的发展经历了从小规模试运行至常规化发展的历程。2005－2008年，全国共11家金融机构在银行间债券市场合计发行17单、共计667．8亿元的信贷ABS;2009－2010年，受全球金融危机影响，没有新增发行;2011年恢复试点后，自2014年开始我国信贷资产证券化业务的发行量和市场存量均有了大幅提升②。2014年信贷资产证券化发行额达2819．81亿元，超过2005年至2013年发行额的总和;2015－2017年，全国信贷ABS共发行13902．3亿元，2017年底我国信贷ABS存量达到9132．3亿元③。

2016年前，我国信贷ABS的年发行量和市场存量市场占比在60%以上(2015年占66%)，但自2016年开始，交易所证券化产品发行速度加快，企业资产证券化产品开始超过信贷ABS。2016年信贷ABS发行量占发行总量的45．94%，当年发行量占比首次低于企业ABS，但存量规模仍占市场总量的51．5%;2017年信贷ABS年末存量占市场总量的44．19%，企业ABS存量占52．5%，继2016年发行量超越信贷ABS后，2017年末企业ABS存量也超越信贷ABS5。二是发行结构日趋完善。信贷ABS在发行规模稳健增长的同时，发行结构更趋均衡，基础资产类型不断增加，产品更加丰富，标志着市场成熟度的提升。2016年以前，公司信贷类资产支持证券(CLO)占到所有信贷类ABS的80%以上(2015年占78%)，但自2016年开始，个人住房抵押贷款支持证券(RMBS)占比迅速提升(2016年RMBS占36%，CLO占37%)，2017年首次超越CLO，成为发行规模最大的信贷ABS品种，市场化、规模化特征显著(2017年RMBS占29%，CLO占20%);消费性贷款ABS和信用卡贷款ABS出现爆发式增长，由2016年的2%、3%迅速增长至2017年的14%、11%。另外，2017年租赁资产ABS发行345．67亿元，同比增长164．13%;不良贷款ABS发行129．61亿元，商业地产抵押贷款ABS发行5．54亿元。三是发起机构和投资者类型趋于多样化。信贷资产证券化试点以来，参与发行的试点金融机构主体日渐多元化，从2005年试点之初只有政策性银行和国有银行，发展到涵盖政策性银行、国有商业银行和股份制银行等多种机构类型。特别是2014年以来，在“盘活资金支持小微企业发展”的金融政策指引下，信贷资产证券化产品的发起机构更加多元，发起机构主体新增了一定数量的股份制商业银行、城商行、汽车金融公司，并出现了农商行及金融租赁公司等。投资者范围也不断扩大，包括政策性银行、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银行、城市商业银行、信用社、财务公司、证券公司、外资银行、证券投资基金、社保基金、保险机构等。四是发行利率波动较大。近几年，由于市场环境及资产证券化市场行情的变化，信贷ABS发行利率呈现一定的波动趋势。2014－2015年，由于投资者对金融产品预期收益率的下降，以及市场高收益资产的短缺，信贷资产证券化产品发行利率总体呈震荡下行趋势，如AAA级信贷ABS发行利率从2014年初的7%左右下降到5%;2015年信贷ABS优先A档证券平均发行利率为3．94%，全年累计下降117个bp;优先B档证券平均发行利率为4．97%，全年累计下降144个bp①。

2016－2017年，信贷ABS发行利率则震荡上行。2016年信贷ABS优先A档证券平均发行利率为3．49%，全年累计上行71个bp;优先B档证券平均发行利率为4．11%，全年累计上行11个bp②;2017年，信贷ABS优先A档证券平均发行利率为5．05%，全年累计上行127个bp;优先B档证券平均发行利率为5．46%，全年累计上行122个bp③。五是发行产品以高信用等级产品为主。自试点以来，尽管证券化产品的基础资产类型和信用层次更加多样，但仍以AAA级和AA+级的高信用等级产品为主。这是因为基础资产的信用风险是影响信贷资产支持证券信用风险的重要因素，发行机构为确保发行并顺利兑付，通常以打造整体信用水平较高，地区、行业及发行人集中度较低，利率水平较高的资产池为导向，对入池资产的标准大多限定为正常类贷款、贷款人信用水平较高、历史表现良好、具有一定账龄及剩余期限等条件。如2016年除次级档外，235只信贷ABS产品均为A以上评级，信用评级为AA及以上的高等级产品发行额占信贷ABS发行总量的85%;2017年268只信贷ABS产品也均为A以上评级，信用评级为AA及以上的高等级产品发行额占信贷ABS发行总量的89%，这一结果与资产支持证券的价格和信用与拟融资主体信用尚未完全隔离的实际是分不开的。但从长远看，我国资本市场银行系统非常强势，高信用评级的融资主体对资产证券化的需求比不上低信用评级主体强烈，小额贷款公司、商业物业持有人这些主体信用一直较低。但拥有稳定现金流、且期盼更便宜融资渠道的主体，在国家政策的支持下将会兴起证券化的热潮。六是基础资产类型更加丰富。银行间市场发行的CLO产品将绿色金融贷款、工程机械贷款、房地产贷款、汽车贷款、信用卡贷款、银团贷款等纳入资产包。2016年，我国商业银行不良资产证券化时隔8年后重新启动，商业银行不良资产市场化处置渠道进一步拓宽，全年6家不良资产证券化试点机构共发行14只产品、156．1亿元，占试点额度的31%④;同年绿色资产证券化业务不断取得突破和创新，兴业银行发行基础资产池全部为绿色金融类贷款的首单绿色信贷ABS产品。2017年，不良资产证券化试点进一步扩围，发起机构从6家扩大至12家;ABS产品基础资产类型进一步扩大，“首单”产品继续涌现，其中租赁、绿色、扶贫、消费领域的证券化创新显著，切实践行了普惠金融和绿色金融理念。

(二)我国金融资产证券化发展中的主要问题，总体来看，目前我国信贷资产证券化市场仍处于发展初期和较低水平，法制体系仍不完善，证券化产品流动性差，交易量小，收益率低等问题较为明显。另外，信用违约历史数据缺乏，证券化产品风险识别的有效性不足;投资机构以银行为主，缺乏多元投资者参与;产品定价不准确，隐性担保严重，定价具有机构特征。

一是法律制度建设仍然较为滞后，对资产证券化市场创新提速和深入发展形成制约。资产证券化试点以来，相关法律制度不断建设和完善，对资产证券化试点的顺利推进和市场发育起到了重要保障和推动作用。但近两年，由于市场提速、产品创新、规模扩大和投资者增多，制度建设滞后问题愈加凸显，对市场深入发展形成制约。一方面，现行法律法规对资产证券化的进一步发展构成了障碍，迫切需要对资产证券化的法律体系进行调整和完善，如目前法律对特殊目的载体(SPV)的独立性和征税优惠不明确，对项目高效运作和市场发展创新形成制约。另一方面，目前资产证券化信息披露制度仍存在较多缺陷。作为一种结构化融资工具，资产证券化以资产信用为基础，基础资产的信息披露既是投资者决策的基础，也是市场评级和定价的主要依据，尤其是市场准入从审批制改成注册制后，信息披露的重要性更加凸显。目前虽然银行间市场和交易所市场均已建立了信息披露的框架原则，但与美国等成熟市场相比，信息披露框架标准化和透明化程度低、逐笔披露要求不明、存放期披露不详细等问题较为突出，存在不小差距。还有就是信用评级业务运作不规范，政府监管和自律监管需要进一步加强。

二是基础资产较为单调，阻碍风险转移和市场功能的正常发挥。由于发起金融资产证券化业务的初衷主要是调整资产结构和压降不良资产，但根据目前政策要求，能进入资产池的主要是符合一定要求的优质资产，要兼顾收益性和导向性，既要有稳定可预期的未来现金流，又要注重加强与国家产业政策的密切配合。尽管不良资产证券化已开始试点，但需要一事一报，审批效率低，发行规模小，难以满足商业银行对不良资产的处置要求，制约了市场发展和功能发挥。如调查发现，这些年山东省信贷资产证券化的入池资产主要是正常类贷款，其中保证类、信用类和抵质押类贷款占比在90%以上，不良贷款入池率很低。入池资产必须具有“优质”这一要求，使得金融机构亟待盘活存量的大量不良资产和自由投资的非标资产无法进入证券化市场，使得基础资产多元化程度明显不足，与金融机构可以做和意愿做的资产不能吻合，导致了“资产荒下的证券化尴尬”，严重影响了发行主体的积极性。另外，由于经济增长缓慢，优质企业数量少，贷款利率偏低，银行贷款投放仍然存在缺口，盘活的信贷资金可投资标的不足，因此通过信贷资产证券化盘活信贷资产的意愿不强。另外，目前我国商业银行既是资产证券化产品的发行者，又是主要投资者，导致信贷资产支持证券的银行互持现象严重。虽然非银机构投资者持有比例在逐步提高，但银行类投资者仍持有较大份额。商业银行相互持有资产证券化产品，不但降低了资产证券化在银行体系资金周转，也导致了信贷资产证券化的相关风险仍在金融系统循环，并未真正实现风险转移。

三是市场缺乏层次性损害了价格发现功能和市场活跃度。一方面，我国资产证券化市场的层次单一性十分突出，这是因为目前对标准化资产的认定仅限于银行间市场和沪深两市，缺乏多元投资者的参与。这造成投资机构者同质化，换手率低，大多数证券化产品只是持有到期，难以在二级市场交易;同时导致缺乏承载非标转标的市场层次，规模巨大的非标资产难于转化为标准化资产，流动性价值得不到完全体现，限制了资产证券化的市场活跃度和合格资产的扩围与入池。另一方面，市场单一性导致做市商动力不足。在市场规模较小、风险对冲机制缺乏的情况下，市场流动性和吸引力均较低，做市商存在流动性风险、利率风险和信用风险等。正是由于风险和收益不匹配，才导致资产证券化市场的做市机制利用率低，近几年资产证券化市场少有做市成交案例。再者，市场的单一性不但导致信用风险定价扭曲，而且投资者风险偏好淡化，这迫使发行方不得不严格信用增级方式，带动发行成本增加。从目前已发行的资产证券化利率看，发行利率在5%以下的资产证38我国金融资产证券化的内在逻辑、现实困境与发展对策券化产品占比较高，如2015年发行利率在5%以下的资产证券化产品占比达到84．39%，大部分项目扣除相关费用后略有亏损，难以实现金融机构的盈利要求。

四是定价估值体系缺失和基础资产的期限错配，降低了证券化业务的发行效率。一方面，由于我国资产证券化的历史较短，数据量小且积累不足，无法建立市场统一的违约概率、违约回收率等基础模型，难以形成有效的定价估值体系，加大了资产证券化产品定价的难度。另一方面，由于流程设计不合理或欠科学，使得我国资产证券化业务整体发行效率较低。资产证券化发行从基础资产准备到最终成功发行，期间各个环节流程设计和时间安排都会影响整体发行效率。如以地方城市商业银行的主要客户为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其信贷资产配置以短期流动资金贷款为主，其入池的基础资产期限大多在1年以内，因此资产封包后会经常出现入池资产提前到期的情况，难以满足入池资产稳定性和贷款期限合理匹配的要求，这就导致中期业务审批存在诸多的不确定性，如果入池资产不符合要求或贷款已到期，就需要协调内部各部门和各中介机构替换资产池，严重影响发行效率。例如，2015年山东某商行的资产证券化项目自资产封包到项目发行时间长达9个月，导致优先级债券存续期不到半年时间，严重影响了资金的发行和使用效率。

五是证券化产品存在刚性兑付，增加发行主体的资本压力。理论上，资产证券化应具备完整的破产隔离机制，即资产一旦证券化，发起人及其债权人对证券化资产无追索权，证券化交易风险只与基础资产本身有关，证券投资者对资产的发起人或原始所有人无追索权，也对发起人的其他资产无追索权。但现实是金融机构仍然存在较大的刚性兑付压力，不仅要求金融机构不能违约，而且规定了严格的风险自留比例。尽管《关于规范信贷资产证券化发起机构风险自留比例的文件》将风险自留比例由单一5%调整为各档次均等合计5%，给予发行机构风险自留行为更大的灵活度，但由于目前的资产池主要为单一结构的优质资产，基于次级自持占用的资本相对优质资产仍较高，严重影响了银行进行资产证券化的动力。同时，刚性兑付压力也会对信用风险定价、投资者风险偏好带来不良影响，迫使发行方不得不提高信用增级和发行成本。六是流动性偏低，制约了市场进一步发展。在试点初期，由于发行人及投资者资格的限制及市场发育水平较低，信贷ABS发行市场和交易市场的流动性和活跃度均不高。随着试点的不断推进和市场规模、交易层次的逐步提升，资产证券化市场流动性和活跃度得到了显著提高，但与发达国家成熟市场及债券市场相比，我国资产证券化市场整体流动性仍处于较低层次。以中央国债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托管的信贷ABS为例，2016年现券结算量为1435．28亿元，同比增长2．64倍，换手率为24．93%，同比增加17个百分点，不过与同年债券市场187．87%的整体换手率相比，流动性依然过低;2017年，在严监管、去杠杆的背景下，债券市场流动性中性偏紧，资产证券化市场流动性有所下降，中央国债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托管的信贷ABS现券结算量同比下降3．10%，换手率为15．95%，同比下降近9个百分点，且远低于债券市场整体换手率102．48%，资产证券化市场流动性偏低是制约市场发展的主要因素。

五、结论与建议

(一)主要结论我国信贷资产证券化市场经过多年的试点和政策市场驱动，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主要表现为，信贷资产证券化制度框架基本建立，市场体系日趋健全，基础资产类型不断丰富，参与主体更加多元，市场流动性明显提升，市场呈现出快速扩容、稳健运行、创新迭出的良好发展态势，在完善市场体系和服务宏观调控及实体经济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但由于政策法规、机制设计与市场需求之间存在共性和摩擦，我国资产证券化市场建设仍然存在较多缺陷与不足，难以适应市场发展及宏观调控需求，急需进一步推进和完善。主要表现为法律制度建设滞后、基础资产较为单调、市场缺乏层次性、流动性偏低和刚性兑付压力，这些因素制约了市场创新、价格发现、风险转移和市场功能的正常发挥，增加发行主体的资本压力，制约了市场进一步发展

绿色证券范文篇9

关键词：西安地区；文物保护及利用；金融支持；对策建议

1西安地区历史文物保护及利用的金融支持现状

随着社会的发展，西安的历史文物的保护与利用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同时也对西安的历史文物有了越来越多的了解，近些年西安市金融业积极响应国家的政策和规划，加快改革创新步伐全方位融入西安发展大局，西安文物保护从技术和方式上已逐渐成熟。为了保护西安浩翰的文物遗址，最开始的发展路线是限制第二产业，鼓励第三产业成长，运用科教和旅游来振兴西安，如西安的地铁计划全部避开遗址区，除了历史文物上的巨额投资。2018年1月23日，陕西文化与金融创新合作恳谈会在西安举办，聚焦陕西西安文化产业项目发展，总体融资需求额超220亿元，银行为陕西省委宣传部授信总计达600亿元，用于支撑陕西精神文明产业的飞速成长，文化产业中的文化保护利用越来越受到重视。2019年，陕西西安的本币和外币贷款余额总计达到20609.73亿元，充分展现了西安的金融支持的力度。

2西安地区历史文物保护及利用在金融支持方面存在的问题

2.1金融支持资金有限。首先，投资环境相对落后。西安作为欠发达地区，构成文物产业的企业和机构主要是中小企业，其主要特点是资金比较不堪一击、技术含量低。这些企业自身的经营都存在问题，更不会考虑向西安的文物进行融资。其次，缺乏金融支持的绿色通道。西安地区主要是城市建设和地区发展为主，对于文物产业的保护利用相对不足，企业本身的资金量少加上国家社会的关注度低，使得金融机构和企业对于文物产业的资金支持程度有限。金融机构为文物保护和利用提供的绿色通道少甚至没有。最后，西安市文物的融资体制滞后，对于文物的融资没有完善的模式。由于西安位于大陆内部，与沿线城市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股东权利的融资、用一些物品或资产作为保障进行贷款等还处于较为落后的水平。加上西安市融资企业本身存在企业规模较小、资金盈余数量少，管制缺乏合理性、没有积极的融资观念等问题，使得金融机构在筹集资金的过程遇到很多的困难。2.2金融支持手段单一。首先，西安地区仅有陕西广电网络一家文化类企业上市公司，文化企业通过发行债券等方式进行融资的这种形式还比较短缺，西安主要重点发展重工业目的是赶超发达地区，因此金融机构针对文化产业开展融资创新的方式少，力度低，西安文物与其他行业和产业联合发展的效果不明显，大大限制了对文物的融资和发展。其次，对西安的历史文物保护利用的范围比较狭隘，就是单一的实行文物的保护和利用，知道了解西安文物的具体内容的人仅仅局限在西安地区的人群，资源共享的观念比较欠缺。最后，因为对西安文物的宣传介绍的力度比较低，这些企业和机构对于文物保护利用领域只有较少了解，缺乏投融资的意识和能力，一般不会安排专门的投融资部门及人员，这些经营的企业通常以自有资金为主，同时以少量的自有资金作为辅助，当出现资金短缺的情况时，大多数采用银行贷款极少考虑其他贷款融资手段过于单一，缺少统一具体的合作机制，限制了西安文物保护及利用的发展。2.3金融支持渠道较少。西安属于西部偏远地区，与沿海发达城市相比一直以来金融支持手段渠道较少，由于发展的限制和落后使得丰富的文物资源不能得到很好的利用。首先，当前经济系统中缺乏为中小企业和机构的融资供应专业性服务的金融机构，因为西安的民间资本的融资渠道比较缺乏，所以能真正投入到中小企业或民营企业的实体经济规模也不会很大，使西安的融资范围受到了局限，只有单一的政府和中小企业和机构进行融资，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融资的范围和规模。其次，由于很多企业由于公司的规模比较小，在贷款这一环节就已经遇到了阻碍，无法实现有效贷款，在这种情况下企业无法受到政府资金上的帮助，取得贷款来获得融资的方式过于单一。最后，在西安大多数企业和金融机构对文物融资的关注度低，文物保护利用的意识差，加上技术的相对落后，对融资产品的研究发展和推广的力度也低。因此在现行国家经济调控趋紧的情况下，金融机构融资困难和渠道少的问题更加严峻。

3西安地区历史文物保护及利用的金融支持对策

3.1加大信贷支持力度。3.1.1优化信贷融资环境。首先，金融机构可以通过降低西安地区企业本身的信贷融资成本，使得民营企业转贷效率提高，增加民营企业的融资规模引导银行对小微企业减费让利。对企业进行补贴这一措施使得融资能更加顺利的进行下去。其次，可以通过优化贷款审批过程，压缩信贷审批时间，减少企业获贷时间限制，促进审批效率的提高。鼓励银行业金融机构针对文物这种同一类小微企业客户的金融信贷专业化分类、标准化审核，不定期邀请行业专家、律师组成信贷咨询小组为金融机构信贷审批人员提供专业化意见建议和问题咨询辅导，推动了企业的信贷审批效率。最后，可以制定针对性的金融服务，加快建设与金融机构、企业需求相匹配的金融服务体系，通过开展业务活动提供投资、储蓄、贷款、证券买卖和金融信息咨询等多方面服务，整合各方资源优势，不断提高服务效率和服务质量，使得金融机构能够处于一个更好的信贷融资环境。3.1.2开辟审批绿色通道。首先，优先办理，专人协助。对符合“绿色通道”条件的申请人或业务，各相关窗口、外设分中心应给予优先受理办理，并派专人协助申请人办理审批服务相关手续，做到提前介入、全程指导跟踪，同时部门相关业务科室人员应积极予以配合，及时安排审核、审批和制定，使得审批能够更快更好的完成。其次，可以开展审批整合服务，通过跨部门、跨领域整合相关行政审批事项，串联起办理的全过程使得文物融资的过程节省了更多资源的消耗，让文物融资更加便捷、高效。最后，可以推动在线审批。借助电子政务审批系统，审批人通过手机或电脑实现在线提交办理、在线同步审批、材料信息共享、信用审查监管等一系列服务，同时利用视频对话、人证核对、电子签名、手机认证等方式，确保审批中申请人真实身份和真实意愿。3.1.3构建产业链融资模式。产业链融资是指企业直接向处于同一产业链条的上下游企业融资，或以形成风险共同体的形式，从外部获取资金的融资模式。首先，对上下游客户筹集资金的相关信息进行调查汇总形成报告，对切合融资前提的上下游客户提供抵押贷款、商品融资等不同方式的融资，这些上下游企业包括一些资信较好无不良记录的企业或想要通过文物保护利用获利的企业和个人，为想要进行与文物相关的企业或个人带来更多融资的可能性。其次，可以围绕优质企业产业链，开展融资服务活动，在众多企业中选择出能促进西安文物保护利用进程的优质企业并对其配套企业实施融资服务，帮助中小企业解决融资贷款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使得西安文物保护与利用能与金融服务有机的结合在一起加速了文物融资的进程。最后，从与文物的产品进行投资、购买、收藏衍生出其他新的类型，可以通过文物艺术品的抵押、按揭、信托、基金等各种金融形式将文物行业连接起来进行融资。投资文物艺术品从长期来看其升值空间远大于通货膨胀水平，对于以升值为目的的个人投资者来说不失为一种好的选择。运用同一产业链条的企业进行融资，形成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统一体，更加保障和加速了融资的进程。3.2实现支持手段创新。3.2.1推动产业联合发展。推动实现文物和产业的联合发展实现金融支持，使文物不再以单一的形式进行发展。首先，金融机构可以将旅游、文物与文化产业联系起来进行联合发展，通过博物馆建立，将民间藏品汇集起来进行系统管理、展览，创建一个文化产业聚集地，并以博物馆作为其主要表现形式，形成了以博物馆中心的聚集式的。具有参观意义的景观促进了旅游、文物相关产业的联合发展。其次，将文物与现代科技技术产业联合发展，通过现代科技技术手段赋予文物遗产新的生命力。通过信息和传播技术的利用进行文物信息的传播，以强有力的数字化手段保护西安的文化遗产，扩大中华文化在国际交往中的话语权，既要保护传统的传承形式又要以高新技术手段创新形式，增强其市场的竞争力。最后，将文物以数字化、网络化产业结合起来，支持围绕文物本体及其历史环境等重要元素，借助先进科技手段，以智能终端平台或现场展示平台为承载，展示文物数字化系列产品，使文物以更多更好的形式进行发展。3.2.2构建资源共享平台。首先，可以进行文物的信息资源的采集、加工、整合和标准的划定与管理，将收集到的文物资源的信息通过不同标准的划分进行分类归总，使与文物有关的信息查询时能够更加的方便、快捷、清晰。其次，西安可与其他省份联盟打造一个全国性的文物信息资源共享平台，通过帮助联盟成员开展资源共享平台的体系建设，构建统一服务标准，结合各自国家和地区文物的信息、资源积极推动创新，加大对金融机构和企业的金融支持力度。最后，企业和机构之间可充分利用互联网技术、云计算等当代的先进手段，真正构筑形成促进西安文物与各个国家和地区的文物要素迅速及时流动、开放共享的平台系统。实现信息交换、数据共享、一体化服务，通过资源共享平台的高效利用和推广，使得更多的文物信息资源可供更多人使用。3.2.3开发国际合作机制。首先，在经济合作的总体布局上来看，应着重考虑与中国传统的优秀文化中有很多的相同点、华人密集、资金上交流密切的亚太和新兴市场国家的金融机构。文化之间的共通点、族群的融合有利于吸引当地的企业和金融机构，减少不必要的成本支出。通过推动发展与其他国家文化相似的文物能够有效吸引其他国家的企业机构或个人对西安文物进行融资和合作。其次，通过一带一路措施的实行，可以推动西安文物艺术品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销售，鼓励商品出售以人民币计价推动人民币结算业务，积极推动有友好往来的国家以人民币作为其外汇储备，提升人民币的国际地位，促进了文物保护利用和人民币的共同发展。最后，将国际金融资源与国内资金需求的进行有机结合，通过发行债券、股票、基金以及向外国的企业机构和个人发放贷款、吸引有建设性想法的投资者、进行股权投资等方式将通过国际合作引进的资金运用到西安地区文物保护利用的发展中来。3.3拓宽融资支持渠道。3.3.1发展证券市场融资。首先，将文物作为固定资产通过企业以股票、债券为主要对象进行融资。以这种直接融资的形式不借用中间商的方式融资，使需要资金的企业、机构和部门能够直接在市场上进行融资，减少了融资成本。其次，可以通过结构重组在证券市场上进行融资交易，创新融资组合和模式，提高资产的使用效率，使得证券市场融资到了更多的资金。将可移动的文物艺术品与企业不动产资产的组合实现融资担保，文物艺术品、物质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企业资产，推动企业上市进行资金融通，创新收益权的资产证券化融资模式，推动在证券市场上融资来支持实体经济的发展。最后，将文化产业的发展放在国家层面，以民族利益为主要发展目标，以宣传和弘扬我国优秀的民族传统文化为宗旨，通过文物艺术品产业的发展获取利益的的证券化交易模式，构建公平竞争、共同获利的证券化交易体系，通过文物艺术品产业的开发和证券化交易实现收益，推动了证券市场融资进程。3.3.2开发特色融资工具。第一，可以将西安文物保护利用与企业通过永续债筹集资金结合起来，开发永续债券。与其他债券相比永续债券的期限比较长，对于赎回还是存续可以有不同决择，这在很大程度上减少了企业筹集资金所造成的损失。第二，可以将文物通过资产证券化来进行资金融通。就是在资本市场上发售以文物作为资本的证券，以获得资金的融通，来尽可能提升资产的流通速度。在融资的过程中银行贷款通过文物的资产证券化可以变成流动性较强的证券，可以让借款人免除一部分由于贷款人带来的风险，同时改善了借款人的资产情况，大大减少了融资的所花费的费用，促进了商业银行的发展。3.3.3培育网络融资产品。首先，开发“易贷款”网络融资产品。主要针对目标客户网商，按担保方式方式分为信用贷款、保证贷款、联保贷款等，网商可以通过需求选择不同类型的产品，也可以把通过担保的方式筹集的资金用于文物保护的过程中需要的资金，其优势是解决了担保难的难题，使得文物保护利用的融资的方式能够更加多样，手续便利，高效自助。其次，开发中间商融资的网络融资产品，将文物融资与中间商结合起来，通过第三方互联网平台进行资金借贷双方的匹配，在文物保护利用方面缺少资金的机构或企业可以通过此平台寻找以一定条件向他人借资金的人群帮助贷款人通过分担来风散风险。这种经过网络实现的融资产品可以通过网络认证、检查在银行的各项流水、进行身份认证等方式来判断借款人是否合格。产品的优势在于可以凭借着投资门槛低、手续便捷，资金运转快、短期融资成本低，风险可控、对本金有所保障。

4结论

西安地区历史文物保护利用的金融支持还存在着很多的问题和困境，但西安作为拥有众多历史文物的古城，只有充分利用文物这一优势，并且始终坚持文物保护利用并重不变，充分利用金融市场、金融机构、金融工具、网络技术等优势，才能使文物保护利用工作融入新时代，融入人民的生产生活，文物保护利用的金融支持在未来西安能够得到飞速的发展并将会占据重要比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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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荆典，吴佳琦.论金融支持文化产业发展中面临的问题及对策[J].现代经济信息，2016，12（24）：401-402.

[3]辛秀琴.公共图书馆文化创意产品开发研究[J].图书馆学刊，2017，39（8）：8-11.

[4]覃志立，严红，孙嘉翊.文化产业投融资的困境及其破解：以西部地区为例[J].西南金融，2016，7（8）：60-67.

绿色证券范文篇10

关键词：绿色金融；金融行业；市场环境

从某种形式上看，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已经开始受到自然环境破坏问题的影响。作为社会经济的重要部分，金融行业需要了解到这一形式的严重性，并结合实际情况转型，根据潜在回报、自然环境、成本应用、执行风险等影响因素开展绿色金融模式的制定与发展，在决策时结合绿色发展理念，维护社会经济稳定。

一、绿色金融特点

根据绿色金融结构来看，其具有实现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功能，并且在此基础上能够保证对生态环境展开一定程度保护，同时绿色金融能够充分发挥目前已有社会资源，协调好区域经济发展形式，在稳定企业经济收益的同时提高社会效益。平衡经济与环境两者关系，柔化二者一直以来发生的矛盾。同时绿色金融还能够最大程度上削弱环境带来的风险，让区域化经济结构变得更加稳定、健康，从生产到生活实现环保理念。

二、实现金融可持续发展的策略

（一）建立绿色行业机制。构建独立的绿色金融组织，使其推动我国金融市场向着健康的本土化发展，科学的调动金融资源，对现有资源采取适当规划，建立优质的绿色金融机制，推进绿色观念的可持续发展。另外还需要加快金融中介的建立。绿色中介是行业发展的关键内容，可以利用政府职能来带领金融机构拓展市场，丰富其涵盖的业务内容，为其提供更良好的发展空间。（二）完善法律法规制定。法律法规是行业发展的基础保证，政府部门在其中要充分发挥其自身职能，建立生态保护以及绿色经济的法律规定，并深入落实其执行效率，利用法律力度约束金融机构与金融企业开展自身活动，确保资金流向正确，为环保事业做出贡献，推进绿色金融不断向着健康、规范、科学化的形式迈进。（三）更新企业绿色发展观念。新时期背景下，各金融机构与金融企业都需要深入贯彻并落实绿色发展理念，积极响应国家号召，更新绿色发展观念与意识，确保企业上下每一个员工都能理解到相关概念的含义。明确自身在市场环境中的职能，保证开展经济项目的同时不以破坏环境为代价，建立良好社会形象，提高群众对于企业的满意度。（四）提高绿色金融产品创新。新时期下，社会中各行各业为了顺应时展要求，都纷纷开展创新改革工作，金融行业作为市场经济发展的关键组成部分，更是要做好自身创新工作，从某种角度上来看，创新是一个行业可持续发展的源源动力。所以在金融行业实现绿色发展的进程中就需要做好产品的更新改革工作。例如：发行绿色证券从而构建科学市场形式，在企业上市的时候制定评估条件要融合环境保护思想与对应保护措施。重视当前金融融资贵、难、复杂的情况，确保绿色项目的开展能够得到充足支持。可以采取绿色信贷模式，使其充分发挥自身应有作用，最大程度上为绿色项目提供支持。对于具有污染隐患的项目加大管理监控力度，从整体上调整企业结构，实现绿色金融行业与绿色生态保护的协同发展，在执行绿色信贷时可适当提升环境保护标准。（五）发展国外金融市场。目前我国金融行业主要涉猎的范围为商业银行，并在此基础上推行绿色信贷服务，但是与国外先进金融行业相比，在绿色证券、保险证券等方面的发展仍处于缓慢状态，因此想要实现绿色金融的可持续发展就需要在当前形式的基础上积极开展国外金融市场。通过加大与国外金融组织合作、交流力度，吸收先进管理、运行理念以及模式，引导外商来华投资，从而实现我国绿色金融的良好发展，并使其与国际市场做到高效衔接。（六）强化人才队伍建设。无论对于哪种行业，人才的力量都会在其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同样强化金融行业人才队伍建设也是实现其绿色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之一，人才团队专业技能过硬，知识储备丰富能够推动绿色金融向着积极、健康的方向发展，为落实这一工作，就需要金融行业机构加大对于业务人才的培养力度与储备力度。完善行业当中人才选拔、调用机制。通过组织开展技能知识竞赛、系统化课程等方式提高人员专业能力，将最终考评结果与薪资待遇关联，从而最大程度上的调动人员不断学习积极性。同时把产品开发、风险预警方案制定等工作都融合在行业发展规划当中，加大专业人员调配，多引进一些专业经验风度的财务分析人员。另外在开拓海外金融市场时可以加大与其机构的合作力度。

综上所述，实现绿色金融行业的可持续发展已经成为新时期开展工作的重要任务，想要深入落实相关理念就不能将其当做一个简单、片面的任务，而是要对整体行业形式展开分析，并提出针对性策略，从制度、观念、产品、市场等多个方面协同开展，为我国自然生态环境保护作出积极贡献。

参考文献：

[1]高洁.我国绿色金融可持续发展的长效机制探索[J].河北企业，20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