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后国家范文10篇

落后国家范文篇1

关键词：现实社会主义；落后国家；现代化模式；选择

马克思、恩格斯在前人的基础之上创立了科学社会主义学说，始终坚持了辩证、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历史观，依据对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科学分析，论证了人类社会由低级到高级发展的客观历史必然性。但是，对于将来的这个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将要经历自身的哪些发展阶段，他们都认为只能由处在这个将来社会中的将来的人们，依据其当时的实践去做出判断，而决不能在这种实践产生之前，就毫无根据地凭空猜测。恩格斯指出：“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由此就产生出一个合力，即历史结果”。

一、理想社会主义与现实社会主义

要认识社会主义，有必要区分“理想社会主义”和“现实社会主义”。

马克思、恩格斯论述的理想社会主义是指经过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在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高度发展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社会，也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批判资本主义的基础上，从典型的、成熟的资本主义形态中推演出的能够完全替代资本主义的人类社会高级形态。

现实社会主义则是指在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农业国和20世纪特定的历史环境中产生，与马克思、恩格斯论述的理想社会主义社会有所不同的社会主义社会。现实的社会主义社会却没有经过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的高度发展，与马克思、恩格斯论述的理想的社会主义社会有着很大的差距。过去曾经存在过和目前仍在发展的现实的社会主义，都是产生在资本主义没有高度发展的不发达国家，其最大特点是经济、文化落后，尤其是生产力水平相对低下。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成功后，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维埃俄国诞生。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中国、越南、朝鲜等十几个经济比俄国更落后的国家，通过不同的发展道路，先后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但各民族各国家如何走向社会主义、确立怎样的社会主义的发展模式，要受各国经济、政治、历史、文化背景，尤其是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这就决定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途径和方式是多样的。

二、现实社会主义的实践

20世纪产生了两个社会主义大国，一个是苏联，另一个是社会主义中国。对当代社会主义而言，与这两个社会主义大国有关的两个事件具有全球性的重要意义，一个是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的崩溃，另一个是中国社会主义的现代化。

(一)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与现代化

苏联在20世纪上半叶的历史环境中，根据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需要，选择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现代化战略和与之相适应的一套体制，迅速实现了工业化。苏联社会主义现代化模式被推行到了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曾取得过历史成就。但是，随着历史环境的变化，这种现代化模式的历史局限性日益显露，并最终成为导致的一个重要原因。

首先，苏联社会主义现代化模式不符合世界现代化规律。苏联社会主义现代化模式是集权型的现代化国家结构、社会主义公有制与计划指令相结合。以计划经济、优先发展重工业、单一公有制、工业赶超等为主要特点的苏联社会主义现代化模式是在特殊的历史环境中形成的，但后来这种模式被当作优越于资本主义模式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规律固化了。现在看来，一种模式是否优越，应当在把它放在一定的时空环境中审视，是否适合历史条件，是否符合现代化规律。

其次，苏联社会主义现代化模式偏离了科学社会主义原则。苏联把社会主义现代化模式等同于现代化规律并且认为优于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忽视落后国家进行现代化建设的紧迫性而偏重强调现代化的社会主义性质和模式，却又没有区分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主义与实现了现代化的社会主义，而是从教条式的社会主义理解社会主义现代化。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在把科学社会主义教条化了的情况下，用现实形式的社会主义制度，按照理想社会主义目标，进行现代化建设，实际上主要是搞工业化，结果严重地束缚和扭曲了现代化，也葬送了社会主义实践。

最后，苏联社会主义现代化模式的失败不是社会主义的失败。东欧国家国情不同于苏联，苏联却根据自己的全球战略把苏联模式强行推广到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从而中断了东欧各国现代化道路的探索，导致现代化进程受阻并一再出现危机，到20世纪80年代末这种模式在东欧走到了尽头。这时苏联自己也逐渐陷入了发展性危机，并且引起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的大规模变革。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现代化

中国现代化与社会主义是双向选择的进程，随着我国社会主义与现代化理论与实践的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现代化的关系逐步明确起来。现代化已经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初始阶段的主题，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由于我国现代化进程的拓展和深化而越发显示出中国特色。

首先，社会主义是中国现代化的历史选择和现实要求中国现代化在艰难推进过程中呼唤出了社会主义，选择了社会主义，才开辟了中国现代化发展的道路。历史的发展证明：只有走社会主义道路才能救中国，才能发展中国。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都始终强调，中国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经过半个世纪的社会主义实践，社会面貌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中国的历史和现实已经证明，坚持社会主义是中国人民从切身体验中得出的不可动摇的历史结论。

其次，中国现代化与社会主义相联并进过程中得大于失。开创了社会主义与现代化建设相联并进的道路，但是，领导探索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尝试终未成功。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代表中央领导集体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及时地转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强调了现代化的社会主义性质和中国特色，确定了实现现代化的基本思路，提出了三步走战略，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开拓了一条新路。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继承和发展了邓小平理论，极大地推进了中国现代化进程。总体上看，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现代化”与“社会主义”的关系上，我们越来越突出了现代化的目标和任务，对现代化建设规律的认识也越来越明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越来越多地呈现出初级阶段的特色。

再次，在重新认识“现代化”与“社会主义”的基础上实现二者的有机结合，是总结历史经验得出的结论。“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个概念包括“社会主义”与“现代化”两个方面。这两方面在时间段上是不同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经过一个相当长的发展过程，现代化只是这个长过程中的一个发展阶段。中国在现代化实现之前，现代化建设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在目标和任务、战略和途径等方面是重合的、一致的；在实现现代化之后，中国还要继续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直到实现共产主义。正确处理社会主义与现代化的关系，无疑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创新的起点、生长点和着力点。

三、现实社会主义制度的当代意义

现实社会主义制度是在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基本理论的指导下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过程中一步步发展和成长起来的，其出现是有着历史必然性的，是当代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的必然选择。

(一)现实社会主义是落后国家实现现代化的现实选择

现实社会主义是落后国家实现现代化的新途径。资本主义的扩张一方面导致经济全球化，另一面又造成分裂，抑制落后国家资本主义因素的发育。落后国家现代化起步晚，虽具有后发优势，但在不合理的资本主义国际分工体系中很难通过传统的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实现现代化。要发展生产力，实现现代化赶超西方发达国家，就必须冲破帝国主义体系。这就是中国发生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原因。因此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就成为中国人民的正确选择。

社会主义开辟了一条与资本主义迥然不同的现代化道路，这条道路以全体人民的福利为根本取向。社会主义为什么能够在世界范围内产生广泛的影响，这是一个最基本的原因。就中国而言，现实社会主义道路在短短几十年时间里，使一个动荡百年的国家趋于稳定，解决了世界上五分之一人口的吃饭问题而且使这个国家保持较高的经济增长水平这不能不说是社会主义在自身历史发展中的一次伟大胜利。

中国确立了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典范。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上的发展中国家举步维艰。中国没有走许多拉美国家那样的依附性发展道路，也不可能像个别小国或地区借助国际政治、经济冲突中某些有利的因素而实施现代化。中国依托社会主义的制度资源解决了现代化进程中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例如，以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在经济资源稀缺的情况下，在较短的时间内建立了独立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以社会主义的集体主义精神广泛地动员了人力资源；创造性地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建设，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与国家的宏观调控有机结合，找到了资源优化配置的有效途径，解决了现代化进程中的又一重大难题，如此等等。作为发展中国家来讲，中国解决了资本主义现代化难以解决的难题，当然是对发展中国家现代化的一个重大贡献。

事实说明，落后国家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并以此为前提走上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符合马克思、恩格斯揭示的历史发展规律。

(二)现实社会主义将会实现对资本主义的超越

落后国家范文篇2

关键词：列宁农民合作社

农业合作化是东方落后国家实现农业现代化的重要目标，也是把农民组织起来并对他们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必由之路。列宁通过六年的反复试验和曲折探索，最终提出了关于通过合作社引导农民过渡到社会主义的重要思想。

这一思想作为列宁社会主义建设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在当时对引导俄国农民阶级走向社会主义有重大意义，而且对其他东方落后国家寻求农村社会发展道路也有重要的启示。

一、列宁合作社思想的形成

任何一种思想或理论都不是在人们头脑中凭空想像出来的，而是有其一定的形成轨迹和发展过程。列宁的合作社思想也不例外，它是列宁随着俄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实践的发展，在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合作化思想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不断改进和发展先前认识的基础上逐步形成的。从总体上说，列宁合作社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可以分为两个不同的阶段。

从历史上看，合作社是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一种以经商为主要业务的经济组织。在西欧，合作社最早产生于19世纪初，并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而不断增多。而俄国的合作社初创于19世纪60年代，到二月革命前全俄国仅有合作社约2.3万个。由于十月革命前合作社的领导权掌握在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手里，因此，列宁这一时期更多地把合作社的发展与资本主义联系在一起，他认为一个国家的资本主义发展水平愈高，合作社就愈发达。但是“这种合作社对富裕农民的好处很好，对贫苦农民群众的好处则很少，几乎没有，而且合作社本身也会成为雇佣劳动的剥削者。”也就是说，在列宁看来，农业中的合作社与工业中的托拉斯只是形式上的差别，“两者的社会经济内容是完全一样的。1903年，列宁在《给贫苦农民》中再一次强调:“谁要是答应用各种合作社(高价卖出贱价买进的联合组织)、各种经济改善、各种银行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使农民摆脱贫穷困苦，谁也就是在欺骗农民。可见，列宁十月革命前对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农业合作社基本持否定态度。这表明那时他还没有把合作社与农民阶级联系起来，也还没有认识到推进合作社的发展对社会主义产生的伟大意义。

十月革命胜利后，工人阶级夺取了政权，掌握了全部生产资料，社会主义由理论变成了活生生的现实。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把苏维埃俄国的农民组织起来、引导农民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对于执政的布尔什维克党来说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1920年，列宁在全俄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上明确指出:“我们曾经是而且现在还是一个小农国家，因此我们向共产主义过渡比在其他任何条件下困难得多。为了完成这一过渡，需要农民亲自参加，而且要比参加战争的人数多十倍。……我们这个现在还疲惫不堪的农民国家却必须把男女工人和农民个个动员起来。但是，对于采取什么样的组织形式把贫苦农民组织起来，同时又不会伤害农民，在十月革命后列宁一开始并没有把合作社纳人他的视野范围内。

到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时期，在当时领导农民平分地主土地的回时，他提出要利用共耕制把农民组织起来，发展集体经济，减小个体小农经济。也就是说，在列宁看来，只有共耕制才是一条真正可靠、真正能够使农民群众更快地过上文明生活、真正能使他们同其他公民处于平等地位的出路，而苏维埃政权现在正竭力通过渐进的办法一步一步地来实现这个共耕制。应该如何来看待列宁关于共耕制的思想呢?这个思想是否证明他在国内战争时期即提出了引导农民激进地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思想呢?笔者的回答是否定的。其理由是，列宁关于共耕制思想的产生，并不意味着他认为俄国农村的生产力水平已经达到了实现共耕制的地步，而只是由于当时战争形势的需要。当时，受战争形势的影响，农村的阶级矛盾极为尖锐，富农和农村其他反革命分子拒绝把粮食卖给国家，并且以暴动、暗杀等方式来反对苏维埃政权。只有加快农村社会主义改造的步伐，引导农民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才有利于农村的稳定。如他在1918年底在有关会议的讲话中说:“今年夏天反革命分子掀起了暴动浪潮，……这个暴动浪潮促使农村出现了新的潮流和新的生活。接着他具体分析说，由于暴动和国内战争，农村已出现两个阵营。一个是贫苦农民的阵营，这个阵营坚决地同工人阶级一起去实现社会主义，另一个是富农的阵营。“这场斗争使有产阶级即剥削阶级彻底离开了革命，使我们的革命完全走上了社会主义革命的轨道。”也就是说，在列宁看来，由于国内战争和农村尖锐的阶级斗争形势，才出现了共耕制这样的事物，换言之，共耕制的出现并不是农村生产力充分发展的结果。

1921年苏俄实行新经济政策初期，列宁就不再主张实行共耕制，相反对实践中存在的合作社给予了极大关注。在其4月写作的《论粮食税》一文中他首次表达了自己的合作社思想，指出:“在苏维埃政权下，‘合作制’资本主义和私人资本主义不同，是国家资本主义的一个变种，……既然粮食税意味着可以自由出卖剩下的余粮，那么我们就必须竭力设法把资本主义的这种发展纳人合作制资本主义的轨道。从便于计算、监督、监察以及便于推行国家和资本家之间的合同关系来说，合作制资本主义和国家资本主义相类似。可见，列宁在这一时期虽然把合作社看作是国家资本主义性质的组织，但却高度评价了合作社在利于国家监督、调控农民经济等方面的优势。这时列宁对合作社的观点已经发展为:它是社会主义国家用来联合农民阶级的主要形式。只是由于列宁在这一时期对农民小生产的资本主义自发势力看得过重，以及还没有解决社会主义与商品经济是否能结合的问题，所以他暂时把合作社看作是可以推动农民阶级走上社会主义的一个步骤，而不是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组织农民的最佳形式。

随着新经济政策的全面实施和对采取市场经济建设社会主义的实践认识的深化，列宁对合作社的意义与作用，也认识得越来越深刻，强调得越来越突出。在1923年1月口授的《论合作社》一文中，列宁改变了过去始终认为合作社的性质是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的观点，确定了合作社的社会主义本质。他明确指出通过合作社可以吸引农民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使其最终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因此，在列宁看来，合作社是东方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引导农民的最佳形式。可以说，这篇文章是列宁多年来对合作社问题有关认识的一个高度概括和总结。正是以此为标志，列宁最终形成了自己的合作社思想。

二、列宁合作社思想的主要内容

总结列宁的合作社思想，其主要内容有以下几点:

第一，合作社必须建立在商品经济的基础上。列宁认为，在一个小农生产者占人口大多数的东方落后国家里，试图通过消灭商品货币关系，以及消灭小资产阶级和小私有者的方式向社会主义过渡是行不通的，要想在这样的国情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必须通过一系列特殊的过渡办法。因此，列宁主张要按客观经济规律的要求利用商品货币关系给小农经济以发展的空间，渐近地发展小农经济并把其纳人社会主义经济的范围。这对于作为联系小农经济与国营经济的中介的合作社来说，也决定了它必然要建立在商品经济的基础上。也就是说，合作社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根基只能是商品经济与商品市场，只有这样，才能促进小农经济的发展，进而才能在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建设并巩固社会主义制度。尽管列宁对合作社性质的看法在新经济政策前后有很大的不同，但对于合作社首先是一种商业组织形式的认识却是前后一贯的。在1918年春天，列宁曾讲道:“合作社是商店，无论什么变动、改善和改革都改变不了这一点。《论合作社》一文中，他在提到合作社时也首先称之为“买卖的合作社”。不仅如此，他还进一步指出，“在新经济政策中，我们向作为商人的农民作了让步，即向私人买卖的原则作了让步;正是从这一点产生了合作社的巨大意义。从以上的论述不难看出，列宁之所以将合作社与商品经济紧密联系起来，原因是要使这种经济组织形式符合东方落后国家农民经济自身发展的特点和规律。并且，在他看来，只有建立在商品经济基础之上的合作社才能有利于推动农业由自然、半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的过渡，才能有利于促进农民由个体小生产向集体化大生产的转变。

第二，合作社实现了农民私人利益和国家利益的最佳结合。关于确立私人利益服从国家共同利益的合适程度，列宁认为这是过去许多社会主义者都解决不了的难题。以前的社会主义者包括马克思、恩格斯甚至列宁早期都没能解决这一难题。比如:苏维埃政权在战时共产主义时期推行集体农庄失败的原因之一，就是过分强调国家利益而忽视了私人利益，即没有找到私人利益与国家利益相结合的合适程度。而新经济政策的实行也仅仅是促进了农民私人经济的发展，这样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小生产的盲目性和无序性，为使这种私人经济置于国家的检查监督之下，使私人买卖的利益与国家、集体的共同利益相结合，就必须找到一种适当的经济形式。经过艰难的探索，列宁在晚年终于找到了这种合适的形式即合作社。为什么是合作社而不是别的经济形式呢?这是因为，在列宁看来，一方面农民可以通过合作社进行买卖，以实现其自身利益，从而改善自己的生活状况;另一方面国家也可以通过合作社排挤私人资本对市场的操纵，收购到所需的农产品以及销售农民所需要的生产资料及生活资料，以促进国家经济和农民个体经济的双重发展，并且国家还可以通过各种经济手段来掌握、调节合作经济的发展，引导合作社经济向社会主义方向发展。所以，合作社最终实现了农民私人利益与国家利益的最佳结合。并且，合作社的这种“合适程度”，是以往任何一种经济组织所不可比拟的。这样，列宁对合作社的这一认识也就最终解决了过去许多社会主义者碰到但又解决不了的难题。

第三，合作社是苏维埃政权组织农民过渡到社会主义制度最简单、易行的方法。农民是无产阶级的同盟军，但是这个同盟军却是建立在落后的小生产基础之上的，这就决定了他们既保守，又落后，又不易接受新鲜事物。因此，无产阶级政党在如何对待农民的问题上，必须采取简便易行、又使人容易接受的方法和政策。列宁在对比合作社与集体农庄的不同之处后认为，合作社更容易为农民所接受，更能吸引农民。首先，合作社有利于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战时共产主义时期集体农庄最大的特点是实产品、收人的平均分配，压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而合作社则不同，加人其中的农民可以占有工具、牲畜等大多生产资料，并且自己支配个人创造的劳动成果。这种初级形式的合作经济有利于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吸引劳动者参加。其次，农民对合作社较熟悉和了解。合作社的历史较长，在沙俄时代的农村中就已存在各种合作社，并能顽强地生存和发展起来。农民对这种经济形式从心理上来说接受较快。再次，合作社能保障农民的个人利益。通过参加合作社，农民避免了过去长期以来在买卖过程中受到的贱买贵卖的双重剥削，还能够从合作社分到红利。最后，合作社的经营层次多样、形式灵活，农民是自主经营的实体。合作社组织是生产者在流通环节或生产领域一定环节上的联合，生产过程不一定集中劳动，参加的农民在生产经营方面享有一定的自主权。并且在合作社内，农民也并不是变成不可脱离合作社的固定成员，而是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同时参加若干个合作社或是自愿脱离所在的合作社。这样便产生了家庭经营、合作社经营、合作社间的联合经营等多个经营层次，实现公有经济与家庭经济的有机结合。因此，列宁在《论合作社》中精辟地指出:“在我国，人们还轻视合作社，还不了解……在采用尽可能使农民感到简便易行和容易接受的方法过渡到新制度方面，这种合作社具有多么重大的意义。

三、发展合作社.引导农民走上社会主义道路

有了全体居民的合作化，也就有了落后国家建成社会主义所需要的一切，合作化对于苏维埃俄国建成社会主义无疑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为此，列宁深思熟虑，提出了一系列旨在发展俄国合作社的思想主张。

第一，必须根据俄国当时的生产力水平来发展合作社。列宁认为，在苏维埃俄国要想顺利地推行合作化事业，就必须从客观实际出发，根据俄国当时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制定出相应的合作社发展的计划、政策，绝对不能脱离实际。这是发展合作社的根本出发点和立足点。从俄国十月革命后整体生产力水平来看，生产力的布局非常不合理，大工业集中在欧洲部分的几个大城市和大的工业区，而其余广大的地区仍旧是小手工业甚至是宗法式的农业经济。列宁早在1918年5月所写的《论“左派”幼稚性和小资产阶级性》中，就具体分析了俄国当时存在的五种经济形式:宗法式、小商品生产、私人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还认为“俄国幅员如此辽阔，情况如此复杂，社会经济结构中的所有这些不同的类型都互相错综地交织在一起，特点就在这里。到新经济政策实行后，俄国这种生产力不合理状况依然如故。在这种现实面前，列宁认为:“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面对这样的经济事实，能采取什么样的政策呢?……或者是试图完全禁止、堵塞一切私人的非国营的交换的发展，即商业的发展，即资本主义的发展，而这种发展在有千百万小生产者存在的条件下是不可避免的。一个政党要是试行这样的政策，那它就是在干蠢事，就是自杀。这时，列宁已经不再把理想的社会制度作为共产党制定政策的依据，而是强调从俄国现实的经济状况出发来制定政策。正是在这一理念指导下，列宁提出俄国要发展建立在商品经济基础上的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合作社。由此可见，在合作社成为无产阶级政党引导农民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最佳选择时，它的进一步发展也必须要依据俄国实际的生产力水平。具体来说，列宁主张发展合作社要因地制宜，因势利导。比如，俄国生产力水平低下地区可采取初级形式的合作社形式，而生产力水平较高地区可采取高级合作社形式。另外，同一水平的生产力地区随着发展也可以采取不同形式的合作社，这样有利于使分散的、无法形成生产力的资金、畜力、农具等形成新的生产力。

第二，必须遵循自愿原则来发展合作社。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提出的小农合作化思想中一条最重要的原则，就是在发展合作社的过程中绝对不能采用剥夺农民财产、强迫农民人社的方式，而要严格遵守自愿的原则。理所当然，这一正确原则也为列宁在发展合作社时所特别强调。列宁认为，只有那些由农民自己发起的、其好处经他们在实践中检验过的联合才是有价值的。凡是不通过自愿的道路，而是用法令和传单建立的合作社组织“一钱不值”。因此，在1922年8月由他参与拟定的布尔什维克党的第十二次代表会议决议中明文规定:“农业合作社和工艺合作社所联合的是在经济上和需要上有着各种个人特点的小生产者，所以这种合作社应当根据自愿和经济利益的原则去建立。”并且强调苏维埃政权不能采取任何强迫措施使农民走向合作社道路，“而是照顾到农民生活的特殊条件，向农民学习向更好的制度过渡的方法，决不可发号施令!”在1923年的《论合作社》一文中，列宁还明确地肯定了实行自愿原则是合作社能否健康发展的关键。他说:“应当检查农民参加的情况，检查参加的自觉性及其质量—这就是间题的关键所在。那么，怎样才能贯彻好自愿原则呢?列宁认为，针对农民最讲究实际的特点，俄国共产党就不仅应从农民的长远利益着眼，而且还应考虑农民目前的切身利益，让农民从合作社中切实得到好处、尝到甜头。只有与农民的经济利益相联系，农民才会自觉自愿地接受合作社。对此，列宁举例说，当合作社工作者到农村来开设合作商店时，严格地说，农民是并不准备参加合作社买卖的，但同时，他们在私人利益的引导之下，又急于参加合作社而尝试一下。实践说明，尝试的结果如何对农民是否参与非常重要，如果合作社果真能够给他们带来好处，与其利益息息相关，他们就会自觉自愿地加人合作社。反之，如果不能给他们带来好处，那么，农民是不会接受这种经济组织形式的。

第三，必须采用各种手段来支持和帮助合作社。合作社的发展除按自身规律发展以外，最重要的是还需要有外界的支持和帮助，否则它的发展单靠自身力量是无法坚持多久的。列宁深刻地认识到了这一点，为此他指出:“任何一种社会制度，只有在一定阶级的财政支持下才会产生。不待说，‘自由’资本主义的诞生曾花了亿万卢布。目前我们应该特别加以支持的一种社会制度就是合作社制度，这一点我们现在必须认识到而且必须付诸行动。为此，列宁还提出了苏维埃国家援助合作社的一些具体措施。

(1)财政上优待。列宁指出:“在经济、财政、银行方面给合作社以种种优惠，这就是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对组织居民的新原则应该给予的支持。”他进一步提出:“在政策上要这样对待合作社，就是不仅使它能一般地、经常地享受一定的优待，而且要使这种优待成为纯粹资财上的支持。贷给合作社的国家资金，应该比贷给私人企业的多些，即使稍微多一点也好，甚至和给重工业等部门一样多。公务员之家

(2)法律上支持。1921年8月16日，在列宁的亲自领导下，苏维埃俄国通过了关于农业合作化的法令，并召开了全俄农业合作社第一次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央农业合作社的领导机构。1922年1月，苏俄又通过了建立合作银行的法令，以支持合作社的发展。

(3)制定相应的奖励制度，奖励合作社、参加合作社的农民及合作社工作者。1921年7月，在《对人民委员会关于由中央消费合作总社组织商品交换的决定草案的意见》中，列宁指出:要“允许中央消费合作总社及其地方机构直至村商品交换点在开展业务时有较多的自由;用制度规定对流转快、流转额高的给予重奖。

(4)用征收私人商业所得税的办法来间接支持合作社的发展。列宁认为，为避免合作社在私人自由贸易的冲击下削弱或解散，除了用经济、法律手段直接支援外，还必须运用征收私人商业所得税的办法来间接保证合作社的发展。如当列宁听说斯摩棱斯克省的私人贸易压垮了私人合作社的消息后，立即质问道:“对非法贸易法办了没有?”“对私人贸易征收税没有?”等等。此后，根据列宁的建议，在1922年底，苏维埃俄国实施政策限制私营商业收益的所得税，征收了他们很大部分的超额利润，这样就保证了合作社经济的发展。

落后国家范文篇3

[论文摘要]马克思系统地研究了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模式形态，深入研究了西欧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和东方落后不同类型的国家走向社会主义的模式，探讨了落后国家走向社会主义的特殊道路，对落后国家走向现代化，特别是走向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具有启迪作用。

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模式理论的构想，可分为两种类型:一是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走向社会主义的模式;二是落后国家走向社会主义的模式。马克思对西欧发达国家以外的落后国家的社会主义模式的探索，最早可以追溯到19世纪50年代他对东方社会和亚西亚生产方式问题的研究。虽然这个时期马克思还没有对落后国家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模式的可能性进行构想，但他已注意到了东方落后国家不同于西欧社会特殊的社会发展道路，并认为落后民族、殖民地国家的革命又寸欧洲社会主义进程有可能起到先导作用.马克思认为，“中国革命是整个亚洲大陆的政治革命，并第一次提出了一种有特殊性的“中国的社会主义”的概念，并把它同“欧到刊的社会主义”相对照。马克思真正深人探讨落后国家的社会主义模式是从70年代开始的。这一思想体现在晚年马克思的人类学、古代社会史笔记及有关通信中。马克思晚年利用古代社会史和人类学等材料，研究前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过程特别是落后国家的历史发展道路，揭示落后国家实行社会主义、走向现代化的发展之路的具体可行的途径。马克思主义的发达国家与落后国家相互:补充的社会主义理论的主要内容有:

(一)马克思主义的不同社会类型与社会发展的统一性和多样性是落后国家选择社会主义模式的理论基础。

马克思认为，近代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性主要限于西欧各国，这是从一种私有制形式变成另一种私有制形式的历史运动，有其特有的孕育和成长的演变过程;相反，俄国等落后国家由于所处的历史环境和它“毫无相似之处”，所以走着各种各样不同于西欧社会的发展道路属于必然。晚年马克思希望通过全面研究各种前资本主义的社会历史过程，特别是原始社会后期和文明社会初期土地所有制关系的演变、原始公社的解体和国家形成的各种途径等，揭示不同类型社会的历史发展的多样化的道路。从不同社会类型的国家以往历史道路不同，可以进一步看出它们走向社会主义的历史起点、社会环境是各不相同的，因而它们走向社会主义的具体道路必定也是多样化的。这种多样化不但不会影响它们在根本的发展方向上的统一性，反而会体现其统一性。列宁认为:“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不仅丝毫不排斥个别发展阶段在发展的形式或顺序上表现出的特殊性，反而是以此为前提的。落后国家完全不必把西欧社会的发展道路当作典型的模式在后面夕卜步亦趋，应当开创出自己特有的走向社会主义的具体道路，创建自己的特色模式。

(二)世界历史与社会发展的跳越式是落后国家走向社会主义模j艾的理论前提。

马克思认为，俄国农村公社“正因为它和资本主义生产是同时代的东西”，正因为它恰好处在人类总体文明程度已经较高并和资本主义生产所统治的世界市场联系在一起的时代环境中，所以，它只要吸收资本主义时代的“一切肯定的成果”，发展并改造它的农村公社的古代形式，它就有可能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获得新的生命进人社会主义制度。恩格斯反对俄国走自上而下的改良主义的实验。在俄国资本主义已经有了一定发展的情况下，要坚决走社会革命道路。“没有这种胜利，目前的俄国无论是在公社的基础上还是在资本主义的基础上，都不可能达到对社会的社会主义改造。恩格斯强调了落后国家走向社会主义，不能经过自上而下的资产眨解吸的改良主义道路，必须经过社会革命的道路，但社会革命不等于暴力革命，实质上无产眨尔级专政也不等于暴力革命。

(三)社会的国际环境、国内条件为落后国家建成和发展社会主义提供了前景。

1894年恩格斯在((<论俄国的社会问题>跋》中指出，对俄国公社进行改造的“首创因素只能来自西方的工业无产阶级，而不是来自公社本身。西欧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胜利以及与之俱来的以公共管理的生产代替资本主义生产，这就是俄国公社上升到同样’的发展阶段所必需的先决条件。他认为，落后国家缩短发展过程的道路，必不可少的条件是，由目前还是资本主义的西方做出榜样和积极支持。恩格斯把国际条件看作落后国家能否发展到社会主义高级形式的决定性因索。恩格斯这一思想，打破了民族和区域的界限，使世界成为一个相互联系的整体，人类的历史真正成为世界史。因为世界上处于相互联系中的每个国家的发展都要受到别国的制约，一个国家革命的成功，不能离开他国人民的支持。恩格斯这一思想对我们正确理解落后国家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夕亡论十月革命的胜利和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都是正确处理和解决了国际和国内各种因素及其相互关系的结果。I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主义开始走向帝国主义，世界各民族和地区的联系和交往更加普遍化，但尚未发展到各发达民族同时取得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程度。由于当时世界各国经济和政治发展的不平衡，社会主义有可能在一个或几个国家首先取得胜利。十月革命正是在一个外部处于帝国主义战争、内部各种矛盾激化的俄国的特殊条件下取得胜利的。中国革命的胜利也是成功地利用国际因素和国内因素的结果。公务员之家

(四)具有顽强生命力的农村公社可以成为某些落后国家走向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起点。

落后国家范文篇4

落伍国家相对于前进前辈国家来说有先天的不足，出格是二战后新自力的国家与发家成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差距更年夜，持久的殖平易近统治，已经形成了它的凭借性结构，加上国际、国内形势都已发生了急剧的转变，使他们不能再象西方成本主义国家那样可以履历几个世纪的渐进的成长，是以，落伍国家要赶超前进前辈的成本主义国家就必需另辟捷径。首先，成长中国家的经济成长水平普遍斗劲低，工业基本亏弱，堆集率很是低，而且，他们的平易近族成本弱小，无力承担起成长平易近族经济的重任，在与国外年夜工业的竞争中处于劣势。同时，普遍的轻重工业比例失踪调，国内市场的畸形成长，使成长中国家经济缺乏自我持续高速增添的前提和能力。在工业化的早期阶段，西方成本主义国家可以经由过程对外殖平易近扩张和掠夺获取年夜量的成本堆集，这些前提成长中国家不具备;西方成本主义扩张时面临着泛博的未开拓市场，这些前提成长中国家也不具备。其次国际商业前提也发生了转变，在自由成本主义阶段，成本向外扩张在客不美观上导致了殖平易近地必然水平的开发，发生回波效应。但到成本主义进人帝国主义之后，成本主义已平稳地节制了殖平易近地，在二者之间已经形成了安靖的不合理的国际分工，形成了中心与的凭借关系。因为经济结构水平单一低下，商业前提恶化，财富不竭地从成长中国家向发家国家转移，而危机则不竭地从发家国家向成长中国家转嫁。回波效应削弱，马太效应增强，成长中国家的成长面临着一个十分严重的外部情形。

二、落伍国家经济成长计谋选择

若何在这种晦气的前提下迅速地集中资本并进行优化设置装备摆设呢?市场自己有其局限性，况且成长中国家的市场极不完美，朋分严重，高度扭曲，依靠它不成能使资本达到有用的设置装备摆设，而且还可能造成华侈，同时，弱小的平易近族成本家无力担负起成长平易近族工业的重任，幼小的平易近族工业也不成能与强年夜的跨国财团相抗衡。在这种情形下，只有强年夜的国家政权才能够有力量为国家的工业化莫定基本。是以，落伍国家在成长的初期一般来说权力相对集中，相对于市场而言，打算更受到亲睐，相对于自由商业而言，关税呵护更常见;在工业成长计谋中，重工业相对于轻工业更优先获得成长。这在早期超越成功的国家中获得了自觉的运用，如统一后的德国，明治维新后的日本，强有力的政府指导和财富政策起了极其主要的浸染，并保证了工业的成长不变的秩序。相对于英法等先行完成了工业革命的国家而言，德日这些后起国家采纳了超常规的成长，国家积极拔擢工业，出格是重工业(这可以从德日两国强年夜的军事工业浮现出来)，同时对外实施关税呵护。政府的调控不仅最有用地集中了资本，而且连结了经济的不变和持久成长，是以，德日两国能后发先至。

若是说德日的成长计谋是一种自觉的话，那么苏联二、三十年月的工业化则是一种自觉的选择。列宁逝世后，苏联国内就经济成长计谋睁开了激烈的争论，以布哈宁为首的一派强调农业、轻工业、重工业彼此协调的平衡成长;而以托洛茨基为首的另一派则强调以工农业铰剪差的形式来促进国内成本的迅速堆集，优先成长重工业，使国家迅速重工业化起来的非平衡成长计谋。那时，布哈宁的理论被接管，并在“新经济政策”中浮现。而托洛茨基的理论则受到批判。但从往后斯年夜林工业化的路线来看，很较着托洛茨基的理论获得了贯彻。无论后来我们若何看待苏联的解体，但苏联迅速地从一个还残留着农奴制的欧洲病夫酿成世界第二经济强国，这一切才仅仅十九年的时刻，是在一个极其严重的国内国际情形中取得的，其间还同化着斯年夜林小我的一些严重错误，我们就不能不赞叹苏联的事业，那么若何评价苏联的起飞呢?

若是苏联按照布哈林的路线走，凭借苏联宽敞宽年夜旷达的河山，巨年夜的人力资本和丰硕的破产，苏联最终将成为一个强国，但速度将十分迟缓，并不竭受到经济波动的困扰。当然，苏联可能不会在1991年解体，但很有可能在1941年就已塌台。布哈林的理论并不错，但提出它是在一个错误的时刻，它应是第二阶段的指导纲要。从托洛茨基的非平衡理论来看，虽然并不理想，是曩昔的经济学教科书中受批判的对象，但他很适合那时的苏联的状况，恰是经由过程这条路线，苏联不单成立了强年夜的重工业，奠基了强国的基石，更主要的是，重工业培植引致投资高堆集，拉长了投人、产出自我轮回链条，加年夜财富关连度，供需失踪衡只有在超持久后才会显露出来，从而避免了经济波动的于扰，保证了经济超高速持续成长。

二战后韩国事业也是后进国家成长的典型。韩国政府在经济成长中饰演了一个极其主要的脚色，可以说，没有政府的介入，就没有韩国的事业!在起飞的整个过程中，政府开支占到了国平易近出产总值的1/5-1/4，公共投资占全国总投资的年夜约40%，同时，公共储蓄占到总储蓄的1/5-1/3。在印年月初期，政府就节制了五家首要的商业银行。再加上朝鲜银行和国营经济部门的勾当，国家便节制了总投资的。在此之上，政府还操作政治呵护，区别性税收，信贷和价钱政策，奖章和奖金，呼吁以及各部门和商界之间的月会等手段，抉择了整个经济成长的历程。到七十年月中期，在政府的敦促下，韩国推进了整个国平易近经济的重工业化，鉴于韩国资本缺乏，成本、手艺靠进口，国内市场狭小，出口依靠性强，韩国在若何进行重工业化方面存在某些失踪误。但若没有这些重工业，韩国就不成能持续六、七十年月的辉煌!

可见，落伍国家在经济起飞阶段一般选择的是相对的中心集权，政府在经济勾当中据有十分主要的地位，在资本设置装备摆设中，打算手段比市场手段更经常地获得运用。在对外经济关系上，一般更倾向于选择关税呵护而非自由商业。在注重物质资本开发的同时，也注重人力资本的开发。

三、落伍国家经济起飞的前提前提

当然，要使成长计谋达到最初的目的，必需具备一些主要的前提。首先，强年夜的具有权威性和高效能的能够贯彻国家意志的政府极其主要。因为政府在落伍国家起飞阶段起着极为主要的敦促浸染和调控浸染，是以，必需具有一个有高度集权性和刚性的政府，要防止政权的软化。其次，彻底的社会更始是经济更始和可持续成长的先导，必需经由过程社会更始来打破原有社会各阶级阶级之间的品级刚性，统一各阶级的意志，增强国平易近凝固力，缔造一个协调的社会情形。再次，必需进行激进的经济更始，没有经济轨制的彻底更始就不成能达到预期的目的，政府的各项政策就难以贯彻，并可能发生相反的下场。是以，当我们把成长中国家的成长失踪败归罪于它的计谋时，不如把它归结于他们前提的不成熟或不具备。很少有政府能达到一个强政权的尺度，绝年夜年夜都的政府都是殖平易近地遗留的产物，换汤不换药，他们缺乏权威性且效率低下，是以，他们缺乏实现国家意志的手段和能力，而且有的政府根柢就不代表国家益处，而只是某些阶级或集团益处的代表。而无论是斯年夜林的苏联，朴正熙的韩国，仍是稗斯麦下的德国，治天皇下的日本，都有一种国家配合的意志，因而都能撑持一个强有力的，具有权威性高效率的政府。当然，集权对平易近主有一些负面影响，但若是平易近主不能带来不变、繁荣与成长，集权有时是需要的。

同时，良多成长中国家刚从殖平易近地解脱出来，国内种族的、宗教的、阶级的、阶级的，各益处集团的矛盾错综复杂，而且彼此间的益处彼此冲突，形成巨年夜内讧。不进行彻底的社会更始，不把各个阶级的矛盾化解，不形成统一的意志和方针，各类政策与法子就难以贯彻。而且与政治结构相对应，经济结构也是殖平易近化的产物，默示为比例失踪调，结构畸形，产物单一，对经济的成长极为晦气。若是不进行彻底刷新，必将对经济的成长发生阻碍浸染。

是以，良多成长中国家成长计谋的失踪败，既有政府的原因，也有社会结构的原因和经济结构的原因。可以想象，政府加入干与干与的目的原本是为了削减或避免市场的失踪灵或不完美，但一个失踪灵的政府不仅不能拯救市场的缺陷，反而不恰当地干扰了市场，一个失踪灵的政府加上一个失踪灵的市场，其功效可想而知，而且局部的或概况的政治与经济结构调整不仅未改善社会与经济结构，反而加倍畸形和不服等，不协调。是以，良多成长中国家成长计谋的失踪败，并非打算之错，而是因为打算之外的原因。

此外，良多国家或是因为国家太小，市场有限，或是因为缺乏资本和成本而不能起飞，这就另当别论。一般认为，这些小国可以结成区域经济联盟，进行内部门工以达到规模效益，这样就可以填补各安闲成本、资本及市场方面的缺陷。

至于台湾、喷香港、新加坡的起飞，则有他们极其分歧的非凡性。事实下场，四十多年来.也就只有这几个小的地域或国家取得了长足的成长。但即便有如斯的机缘和前提，台湾地域和新加坡若没有政府对经济的强年夜于预，生怕也难成龙!

四、成长的阶段性及其实证考查

一般来说，成长中国家的经济成长履历三个阶段。

经由政府强力推进的以工业化为方针的打算初步实现之后，落伍国家便履历了起飞这一阶段，经由起飞，国家的经济实力有所增强，有些财富已具备必然的竞争力，这时，经济成长便进人第二阶段，即进人政治与经济结构的转型期，由以集权为主逐渐向分权为主过渡，由以打算为主逐渐向以市场为主过渡，由高关税的进口替代向以低关税为特征的出口导向或自由商业过渡。在这一改变过程中，经济系统体例的更始必需伴跟着政治系统体例的同步更始，这一步十分关头也很是不易，因为从一个以打算为主的经济模式向一个以市场为主的经济模式，从一个集权式的政治模式向一个以分权为主的政治模式的改变受各类现存身分的影响，并彼此制约。这是一个艰难且持久的过程，若何打破旧的轮回链条，并形成新的轮回链条的良性轮回这一个过程十分复杂而关头，也是成长计谋中的“瓶硕”。经由渐进的过渡之后，经济成长便进人第三阶段:成熟的“同化”市场经济阶段。

中国的经济起飞阶段首要发生在1952-1958年间，后出处于非凡的国际情形与国内原因，中国第二步计谋一向延迟到1978年才起头，这不仅阻碍了中国经济水平的提高，也延缓了中国工业化的历程。当前，中国正在加速实施第二步计谋转型，面临的使命极其复杂艰难，相对而言，我们在经济系统体例更始方面取得了较猛进展，市场的主导地位已根基确立，但政治系统体例更始却相对滞后，成为经济成长的“瓶颈”，严重制约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成长与完美。是以，有需要加速政治系统体例更始，进一步促成一个廉价高效的小政府和一个规范完美的年夜市场之间的良性轮回，达到第三步计谋方针。

苏联的战后重建履历了一个很短的时代，年夜约在五十年月中期，苏联的经济恢复过程就已快成，但因为国际国内情形的制约，再加上对斯年夜林模式的盲目崇敬，苏联政府没有能够从年夜政府和强打算的旧模式中解脱出来，反而越陷越深，日益强化的权要系统体例与日益僵化的指令，经济系统体例之间的恶性轮回，最终梗塞了经济的活力，而自我封锁与因循保守，则阻遏距离了对外经济与手艺交流，使工业化裹足不前。而璐璐来迟的戈尔巴乔夫的更始则彻底葬送了苏联的培植功效，他不年夜白在经济更始中政府的节制力的关头性浸染。是以，激进的更始不仅导致了一个软政权的呈现，而且在强政权节制之下的经济秩序因为失踪控而走向了杂乱，这样，一个软政权和一个杂乱的经济系统之间，形成了一种螺旋式的恶性轮回，最终导致了苏联的解体。苏联的解体是成长计谋上的一次严重失踪败，他或者没能意识到由第一步向第二步计谋转移的需要性，或者即使意识到了，但因为没采纳正确的策略而没完成成功的转型，这为后来者留下了繁重的教训。

韩国执政鲜战争之后，采纳了进口替代计谋，因为国内市场狭小，很快就趋于饱和，五十年月末，操作西方财富结构调整的机缘，韩国和其他三小龙一样很快地走上了出口导向型计谋，到七十年月中期，在政府的主导下，重工业起头确立，到八十年月末，根基完成了一次级出口导向，国平易近经济重工业化根基完成。可以说.韩国的经济与外贸转型是斗劲早的，但因为政治系统体例更始严重滞后，对市场的干与干与力度并没有跟着经济的日益市场化而弱化，它一方面促进了韩国经济的转型，但另一方面滞后的高度集权的政治系统体例与日益市场自由化的经济系统体例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凸起，留下了严重的隐患，使市场扭曲严重，是以，在1997年后，东南亚金融风暴中，韩国为他滞后的政治系统体例转型支出了繁重的价钱。

是以，在履历了起飞之后，并非所有的国家都走上了顺遂成长的道路。以台湾、喷香港地域和新加坡为代表的这些新兴工业化地域和国家，他们已经成功地实现了第二步跨越，正在向日益“成熟”的市场经济迈进。以中国、韩国为代表的这些国家，经济转型已有必然功效，但政治转型严重滞后，二者存在较年夜不服衡性，成长带有某些不确定性。第三类是以拉丁美洲新兴工业国为代表，他们的经济结构复杂，政治转型坚苦重重，工业化之路起升沉伏，前路依然不会平展，第四类是苏东国家，他们因为第二阶段入彀谋性失踪败，最终导致成长的失踪败。

五、成长计谋的总结与瞻望

从自德国统一和日本明治维新以来的后发国家成长计谋来看，因为后发国家在起飞阶段的初始前提分歧，他们先后走上了一条政府主导下的经济成长道路，与早期成本主义国家的“自由”成长分歧，这些后发国家的经济成长一般要履历进口替代，出口导向，商业自由化三个阶段，在每一个阶段，对于政府的浸染，市场与打算手段的运用，关税呵护与商业自由化之间的关系都要进行深刻的调整，与此同时，政治系统体例与经济系统体例也或先或后地进行了更始。但因为各个国家起飞的前提分歧，所采纳的政策分歧，因而成长所取得的功效也年夜不不异，有的国家取得了成功，进人发家国家行列，但绝年夜年夜都则依然在成长的道路上艰难试探。

落后国家范文篇5

马克思对经济文化落后国家经济发展问题的研究，是以对世界历史理论的研究为前提的。自19世纪40年代开始，马克思在对资本主义“典型国家”——英国的经济关系研究中，以其惊人的洞察力对人类发展的历史趋向作了总体概括，对世界历史的形成、扩展及给社会发展带来的新的变化作了考察。马克思的这一探索主要从“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和资本主义的世界性扩张两个方面展开。

“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是现代社会的基本特征。人类社会的发展是在不断拓展自身的活动范围基础上的发展，是从狭窄的民族历史走向广阔的世界历史的发展。这一发展过程决定了它不能在自我封闭的历史环境中生存，不能处于孤立隔绝的状态，它具有显著的国际性和开放性。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和《共产党宣言》中，阐述了“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的思想。

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因为它使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它消灭了各国以往自然形成的闭关自守的状态。”（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14页）推进人类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动力正是“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与此相联系的世界交往”（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86页）。

世界历史的形成虽然与世界市场的建立有着直接的联系，但归根到底则是生产力与世界交往的交互作用。大工业的建立、美洲的发现对殖民地的贸易，以及东印度和中国市场的开辟，使世界市场得以形成。“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76页）无论是在物质产品方面还是在精神产品方面，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但是，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历史”。（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88页）

“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在民族性和世界性关系上的反映。世界历史的形成，使得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在狭隘地域内单独进行运动的各个不同的民族、国家，越出了狭隘的地域，卷进了世界历史的漩涡之中；这时，各个民族、国家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开始纳入了世界范围内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整体。因此，在世界历史条件下，各民族内部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是和世界范围内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相联系的，并在总体上受到世界范围内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影响和制约。

“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作为客观的实际存在过程表明，“一切历史冲突都根源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不一定非要等到这种矛盾在某一国家发展到极端尖锐的地步，才导致这个国家内发生冲突。由广泛的国际交往所引起的同工业比较发达的国家的竞争，就足以使工业比较不发达的国家内产生类似的矛盾”（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15—116页）。比较落后的民族、国家不一定要重复比较发达的民族、国家所走过的路，完全可以在比较发达的民族、国家的“历史启示”之下，跨越一定的历史发展阶段。“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8页）

在马克思看来，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展示的未来道路主要有两条：一条是自发地实现工业化，如当时的法国和德国；一条是被工业发达国家以殖民化的方式被迫工业化，典型的国家是印度。资本主义的世界性扩张，最显著地反映在第二条道路上。

资本主义的世界性扩张是一种打上资本主义烙印的世界性交往。它以强制的方式“把一切民族甚至是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即变成资产者”（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76页）；它使资本主义发展成一个“中心”与“”相对立、“中心”控制“”和“”依附于“中心”的世界体系。

由此可见，工业较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对经济文化落后国家所采取的殖民化的方式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工业较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在进行“原始积累”时，对殖民地进行公开抢掠，强行把它们拖入资本主义的发展轨道。马克思分析了英国殖民者对印度的殖民化。马克思认为，“不列颠人是第一批文明程度高于印度因而不受印度文明影响的征服者”，他们对印度采取殖民政策必然导致两个后果，即“要完成双重的使命”：“一个是破坏的使命，即消灭旧的亚洲式的社会”，“他们破坏了本地的公社，摧毁了本地的工业，夷平了本地社会中伟大和崇高的一切，从而毁灭了印度的文明”；“另一个是重建的使命，即在亚洲为西方式的社会奠定物质基础”，也就是“使印度达到比以前在大莫卧儿人统治下更加牢固和更加扩大的政治统一”，使印度具有和欧洲共同领导的自由报刊，“崛起一个具有管理国家的必要知识并且熟悉欧洲科学的新的阶级”，使印度能够经常地和欧洲联系，摆脱孤立的状态（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768页）。显然，英国在印度所要完成的双重使命，其结果必然是彻底破坏印度这种半野蛮半文明公社的经济基础，从而在亚洲造成“一场前所未闻的最大的、老实说也是唯一的一次社会革命”（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765页），使印度走上资本主义发展道路。

其次，工业较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把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强行拖入资本主义发展轨道以后，对它们进行了殖民式的剥削和掠夺。马克思指出：“当我们把目光从资产阶级文明的故乡转向殖民地的时候，资产阶级文明的极端伪善和它的野蛮本性就赤裸裸地呈现在我们面前，它在故乡还装出一副体面的样子，而在殖民地它就丝毫不加掩饰了。”（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772页）工业较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对经济文化落后国家的殖民式剥削和掠夺，主要是通过两条途径来实现的。一是对外贸易。马克思认为，在国际贸易关系中，计量各国国民劳动强度的单位是世界劳动的平均单位，“强度较大的国民劳动比强度较小的国民劳动，会在同一时间内生产出更多的价值”，“一个国家的资本主义生产越发达，那里的国民劳动的强度和生产率，就越超过国际水平。”（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644页）在经济文化落后国与工业较发达国家的贸易中，工业较发达国家高于商品的价值出售自己的商品，利润率就会提高。“这好比一个工厂主采用了一种尚未普遍采用的新发明，他卖得比他的竞争者便宜，但仍然高于他的商品的个别价值出售，就是说，他把他所使用的劳动的特别高的生产力作为剩余劳动来实现。因此，他实现了一个超额利润。”（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265页）在马克思看来，由国际贸易中不平等交换所产生的这种“超额利润”，是由工业较发达国家雇佣工人的剩余劳动创造的。二是资本输出。马克思认为，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存在前资本主义性质的高利贷资本和商业资本，高利贷资本的利息率不仅决定着商业资本的利润率，而且这一利息率大大高于工业较发达国家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现代利息率”。因此，工业较发达国家输往经济文化落后国家的资本，能作为前资本主义性质的高利贷资本和商业资本，取得高额利润或利息。再加上经济文化落后国家的地价、工资水平和农产品价格都比较低的经济事实，也有助于工业较发达国家通过资本输出攫取高额利润或利息。

工业较发达国家对经济文化落后国家的殖民剥削和掠夺方式，给这些国家带来了灾难，这种灾难“具有一种特殊的悲惨色彩，使不列颠统治下的印度斯坦同它的一切古老传统，同它过去的全部历史，断绝了联系”，“失掉了他们的旧世界”，但却“没有获得一个新世界”（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762页）。尽管马克思认识到这种灾难的本质变化与程度的深重，认识到“英国在印度斯坦造成社会革命完全是受极卑鄙的利益所驱使，而且谋取这些利益的方式也很愚蠢”（注：《马克思恩格选集》第1卷第766页），认识到印度走上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不会给人民带来直接的利益，但是，马克思却看到了世界历史发展的必然性，看到了在世界历史发展进程中资产阶级所负有的为新世界创造物质基础的历史使命，这就是：“一方面要造成以全人类互相依赖为基础的普遍交往，以及进行这种交往的工具，另一方面要发展人的生产力，把物质生产变成对自然力的科学统治。”（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773页）

马克思关于“世界历史”问题的研究，是以世界各国社会经济发展的普遍规律为前提的。在此基础上，他对经济文化落后国家被强行拖入资本主义发展轨道，既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也带来了生产力和世界交往发展的理论分析，成为他晚年探索经济落后国家如何跨越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直接走上社会主义道路问题的重要理论基础。

二、社会经济发展道路：马克思晚年探索的新发展与徘徊和困惑

19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世界经济与政治格局发生了一个新的变化，即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加速向西欧以外，特别是广大亚洲、非洲国家伸展，资本主义呈现出越来越显著的所谓“世界主义”的现象，在这种所谓的“世界主义”的冲击下，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必然面临一个如何选择本国的社会经济发展道路问题。

从18世纪中期到19世纪中期，西欧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已经充分证明：资本主义既具有推进社会生产力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的巨大功绩，也明显地暴露出一些难以避免的弊端，给人类社会的进步带来了一系列灾难性的后果。怎样才能在既保留住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给人类文明带来的成果的同时，又能避免资本主义带来的灾难性的后果，就成为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在选择自己的发展道路时必须思考的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在19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对这个问题作了深入的探讨。这一探讨是马克思对“世界历史”理论的深化和具体化，是“世界历史”理论的新的表现形态。

19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世界经济与政治格局的另一个重大变化，就是资本主义发展进入了相对稳定的状态，经济文化落后国家的社会矛盾则随着资本主义的不断入侵而不断激化，无产阶级革命日益高涨。这一重大变化表明：无产阶级革命的重心开始移向经济文化落后国家。马克思当时特别注意到了俄国所酝酿的革命风暴，在对俄国农村公社所有制的研究中，提出了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可以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特殊道路。

在1877年到1882年期间，马克思关于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可以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理论探讨，集中于他的三篇文章中。这就是1877年11月《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1881年3月8日《致维·伊·查苏里奇的信》和1882年1月21日《〈共产党宣言〉俄文版“序言”》。在这三篇文章中，马克思的探讨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

第一，西欧其他一切资本主义国家所经历的运动的“历史必然性”明确地限于西欧各国。马克思指出，他在19世纪60年代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的起源，也就是：“在资本主义制度的基础上，生产者和生产资料彻底分离了。一旦资本主义制度建立起来，这种分离就以不断扩大的规模再生产出来；但是，这种分离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基础”，而资本主义发展的“全部过程的基础是对农民的剥夺”，“这种剥夺只是在英国才彻底完成了。因此，英国必然在我们的概述中占着主要的地位。但是，西欧的其他一切国家都正在经历着同样的运动，虽然因环境不同而具有不同的地域色彩，或者局限在较窄的范围内，或者特征不是那么明显，或者过程的顺序不同。”（注：《资本论》（根据作者修订的法文版第一卷翻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769、770页）这一对资本主义运动的历史必然性的描述不是泛指全世界，而是特指西欧各资本主义国家。其原因在于：“以自己的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这种把孤立的、自主的劳动者同劳动的外部条件结合在一起的私有制，被以剥削他人劳动即以雇佣劳动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私有制所排挤。”（注：《资本论》（根据作者修订的法文版第一卷翻译）第341页）在马克思看来，西欧的资本主义发展与经济文化落后国家的发展有着明显的差别：在西欧，是从前资本主义社会进入资本主义社会，“是把一种私有制形式变为另一种私有制形式”；在经济文化落后国家，由于资本主义经济因素渗入之前私有制的发展极为有限，土地公有制占据统治地位，因而“是要把他们的公有制变为私有制”。（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447页）因此，谁“一定要把我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一切民族，不管他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但是我要请他原谅。他这样做，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使用一般历史哲学这一把万能钥匙，那是永远达不到这种目的的”。（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130、131页）

第二，俄国农村公社二重因素的存在是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可以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重要原因。马克思首先分析了俄国农村公社的特殊性，认为它既不同于东印度的农村公社，因为那里的公社“是外国征服者的猎获物”（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435页）；也不同于西欧的农村公社，因为那里的公社解体是由于公社内部的私有制因素战胜了集体所有制因素，而俄国则“是在全国广大范围内把土地公社占有制保存下来的欧洲唯一的国家，同时，恰好又生存在现代的历史环境中，处在文化较高的时代，和资本主义生产所统治的世界市场联系在一起”（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444页），俄国农村公社的解体则是由于国家的财政搜刮和商人、地主、高利贷者的盘剥，以及国家靠牺牲农民培植起来的西方资本主义体系的一些部门对农产品的掠夺。俄国农村公社之所以会有这种特殊性，主要在于它具有私有制和公有制并存的二重因素。马克思认为，俄国农村公社的二重性既能够给予公社巨大的生命力，也能够逐渐成为公社解体的萌芽。之所以能够给予公社巨大的生命力，是因为“它摆脱了牢固然而狭窄的血统亲属关系的束缚，并以土地公社所有制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各种社会关系为自己的坚实基础；同时，各个家庭单独占有房屋和园地、小土地经济和私人占有产品，促进了个人的发展，而这种发展同较古的机体发展是不相容的”；之所以能够逐渐成为公社解体的萌芽，是因为“除了外来的各种破坏性影响，公社内部就有使自己毁灭的因素。土地私有制已经通过房屋及农作园地的私有渗入公社内部，这就可能变为从那里准备对公有土地进攻的堡垒。……这种不受公社控制的动产，个体交换的对象（在交换中，投机取巧将起极大的作用）将日益强烈地对整个农村经济施加压力。这就是破坏原始的经济平等和社会平等的因素。它把别的因素带进来，引起公社内部各种利益和私欲的冲突，这种冲突，首先会破坏耕地的公有制，然后会破坏森林、牧场、荒地等等的公有制；一旦这些东西变成了私有制的公社附属物，也就会逐渐变成了私有了”（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450页）。因此，农村公社的二重性使公社“只可能是下面两种情况之一；或者是私有原则在公社中战胜集体原则，或者是后者战胜前者。一切都取决于它所处的历史环境。”（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450—451页）鉴于俄国农村公社的这种二重性，马克思指出：俄国可以不是首先摧毁农村公社以过渡到资本主义制度，而是发展它的所特有的历史条件，可以不经受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苦难而取得它的全部成果，即“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吸取资本主义制度所取得的一切肯定成果。它可以借使用机器而逐步以联合耕种代替小土地耕种……，那它就能直接变成现代社会所趋向的那种经济体系的出发点，不必自杀就能获得新的生命。”（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451页）

第三，经济文化落后国家跨越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必须通过社会革命的方式。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总结巴黎公社的历史经验时曾认为：“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对于革命的无产阶级来说，“首要的条件就是无产阶级的军队。工人阶级必须在战场上争得自身解放的权利”（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72、443页）。马克思恩格斯阐述的这一理论，虽然是针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革命而言的，但是对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如何跨越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具有极为重要的指导意义。马克思在阐述俄国农村公社问题时，也非常明确地指出：“要挽救俄国公社，就必须有俄国革命。……如果革命在适当的时刻发生，如果它能把自己的一切力量集中起来以保证农村公社的自由发展，那末，农村公社就会很快地变为俄国社会复兴的因素，变为使俄国比其他还处在资本主义制度压迫下的国家优越的因素。”（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441页）“假如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而双方互相补充的话，那末现今的俄国土地公社所有制变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326页）可见，马克思当时虽然认为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具有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可能性，但是，这种可能性是要以“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而互相补充”为前提条件的。受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马克思虽然没有预料到社会主义革命首先会在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取得胜利，但是，马克思却是把“革命”作为实现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唯一方式的。

三、经济发展问题：马克思遗留给人类的宝贵的经济思想遗产

19世纪40年代中期至80年代，马克思在以西欧发达资本主义为主要研究对象，对资本主义社会发生、发展和历史趋势进行科学研究的同时，揭示了经济发展的一般的基本的理论，如社会经济运行过程中的四个环节及其辩证关系、社会经济运行过程中企业的经济发展，以及社会经济运行过程中社会生产两大部类经济的协调发展等。这些理论对经济文化落后国家的经济发展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

第一，社会经济运行过程中的四个环节及其辩证关系。马克思认为，社会经济的运行过程有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四个环节，这四个环节之间相互联系、相互制约，不可分割地构成了社会经济运行的整体。

在社会经济运行的四个环节中，“首先是物质生产”。“说到生产，总是指在一定社会发展阶段上的生产——社会个人的生产。……可是，生产的一切时代有某些共同标志，共同规定。”（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3页）也就是说，不同社会形态的生产，都表现为劳动者通过有目的的活动，改变自然界的物质形式，以适合人们某种需要的过程，即物质资料的生产过程。在任何条件下，生产又都是社会的生产，人们只有结成一定的经济关系，才能同自然界进行斗争。生产是社会经济运行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人们从事物质资料生产必须具备劳动、劳动对象、劳动资料三个因素。在任何社会生产中，劳动者的劳动总是通过劳动资料作用于劳动对象，生产出能够满足人们需要的劳动产品。分配是社会产品分归社会或国家、社会集团和社会成员的活动，“在分配是产品的分配之前，它是（1）生产工具的分配，（2）社会成员在各类生产之间的分配……”（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15页），因而分配包括了作为生产条件的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分配，以及作为生产结果的产品的分配。交换是人们相互交换活动或交换劳动产品的过程，它包括人们在生产中发生的各种活动和能力的交换，以及一般产品和商品的交换。在总体上，它分为四类：（1）生产过程中发生的各种活动和各种能力的交换，即劳动者在分工、协作过程中进行的活动和能力的交换；（2）生产过程中的产品交换，即在同一生产单位内，生产过程中各道工序之间的原材料或半成品的交换；（3）产品在最后进入消费领域之前，各个不同生产单位之间在产品生产、运输、包装、保管等过程中的交换；（4）直接为消费而进行的交换，即产品进入最后消费领域的交换。消费是人们使用物质资料以满足生产和生活需要的过程，它包括生产消费和个人消费。生产消费是在物质资料生产过程中对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使用和耗费，是直接生产行为；个人消费是人们把生产出来的物质资料和精神产品用于满足个人生活需要的行为和过程。

在社会经济运行过程中，“一定的生产决定一定的消费、分配、交换和这些不同要素相互间的一定关系。”（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7页）就生产和消费的关系而言，生产消费是生产要素的耗费，它与生产是同一的；在个人消费上则是生产决定消费。生产创造出消费的物质对象，生产创造出消费方式和消费结构，生产创造出消费的动力，因此，没有生产也就没有消费。但是，消费对生产也具有反作用。这种反作用主要表现在：消费再生产出从事生产活动的劳动者，生产过程结果的产品只有得到消费才成为现实的产品，生产才得以完成；消费创造出新的需要，在观念上提供了生产的对象，从而成为生产发展的内在动机。从这个意义上看，没有消费也就没有生产。就生产和分配的关系而言，作为生产前提的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分配决定生产。因为生产资料和劳动力在生产过程的分配包含生产过程本身，并决定着生产的结构。如果没有这种分配，生产就是一个空洞的抽象。在产品分配上，生产决定分配，因为就分配的对象来说，分配对象是生产的产品，没有产品也就不可能有分配，就分配的方式来说，人们在生产过程中的地位决定了他们在分配中所处的地位，他们参与生产的方式也决定了他们参与分配的方式。产品分配对生产的反作用表现在它促进或延缓生产的发展。就生产和交换的关系而言，一方面表现为生产与直接生产过程中各种活动和能力的交换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表现为生产与产品和商品的交换之间的关系。从生产与直接生产过程的交换来看，由于各种活动和能力的交换发生在生产过程中，因而这种交换本身就是直接的生产过程；从生产与产品和商品的交换来看，生产决定着产品和商品的交换，因为这种交换是由生产过程中的分工决定的，如果没有分工也就不可能发生交换。生产决定着交换的性质，生产发展的程度决定着交换发展的程度。交换对生产也有反作用，即随着交换的发展、市场的扩大，对用于交换的产品的需求就会增长，这些产品的生产活动就能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第二，社会经济运行过程中企业的经济发展。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马克思在对资本主义经济运行方式的研究中，从生产过程、流通过程，以及总过程的角度探讨了企业的经济发展问题。

马克思对直接生产过程中企业经济发展问题的论述主要有三个方面：（1）企业再生产的条件。随着整个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企业规模也在不断扩大，这就需要“资本积累”，即一是从积累的行为和过程方面来看，“把剩余价值当作资本使用，或者说，把剩余价值再转化为资本，叫做资本积累”；二是从积累的结果来看，“积累就是资本的规模不断扩大的再生产。”（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635、637页）资本积累是企业再生产的条件。没有积累的行为，就没有积累的结果，也就没有企业的再生产。在剩余价值分割为积累基金和资本家个人消费基金比例的一定情况下，制约企业资本积累量的主要因素有劳动力的剥削程度、社会劳动生产率的水平、所使用的资本和所消费的资本之间的差额、预付资本的总量。（2）企业再生产的目的与动力。马克思认为，在生产过程中，资本家企业在进行使用价值生产的同时，必然要实现价值增殖即得到剩余价值，价值增殖才是生产的目的。“剩余价值以从无生有的全部魅力引诱着资本家”（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243页），促使企业全力以赴地进行生产。为了实现获取更多的剩余价值的目的，企业竞相采用最先进的生产技术和新的生产方法，使自己的劳动生产力水平高于生产同种商品的其他企业的一般水平，从而商品的个别价值低于社会价值“可见，采用改良的生产方式的资本家比同行业的其余资本家，可以在一个工作日中占有更大的部分作为剩余劳动”（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354页）。（3）企业的经济管理。马克思认为，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一定阶段，一切规模较大的社会劳动或共同劳动，都或多或少地需要指挥，以协调个人的活动；通过对整个劳动过程的监督和调节，使单个劳动服从生产总体的要求，以保证整个劳动过程按人们预定的目的正常进行，这种对生产活动进行指挥、协调、监督和调节的总称就是经济管理。经济管理一方面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产物，另一方面又是创造新的生产力的必要手段。但是，由社会生产力所产生的经济管理的这种一般性质，总要受一定的社会经济关系的制约。所以，任何社会经济形态中的经济管理又具有特殊的社会性质。

马克思对流通过程中企业经济发展问题的论述主要体现在对单个企业运营的分析上。马克思认为，企业在运动中必须经过购买、生产、售卖三个阶段，分别采取货币资本、生产资本、商品资本三种职能形式。企业依次经过三个阶段。依次采取三种职能形式，最后又回到原来的出发点即货币资本形式上的运动，就是资本循环。企业正是在这种不断的循环运动中实现价值增殖的。产业资本循环的连续不断、永无止境的运动，反映出它的三个循环形式，即货币资本循环、生产资本循环、商品资本循，体现出三个重要特点，即三个阶段和三种职能形式的统一，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的统一，货币资本循环、生产资本循环、商品资本循环的统一。企业在资本循环中所花费的“流通时间的延长和缩短，对于生产时间的缩短和延长，或者说，对于一定量资本作为生产资本执行职能的规模的缩小或扩大，起了一种消极限制作用。”（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第142页）就是说，流通时间越接近于零，一定量资本所生产的剩余价值量就越大；生产时间越与劳动时间相吻合，在一定期间内一定生产资本的效率就越高，它的价值增殖就越大。产业资本连续不断周而复始的循环运动就是资本周转。资本周转速度是用周转时间和周转次数来表示的。资本周转时间取决于生产过程经历的时间（生产时间）和流通过程经历的时间（流通时间）。其中的生产时间“直接同生产力的发展相一致”，流通时间则是“资本从转化为产品到产品转化为货币所经历的期间。”（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第8页）流通时间决定和制约着生产过程，因而也影响着一年内资本自行增殖的次数，从而对年利润率的高低发生影响。资本周转次数是用来考察各个不同生产部门和企业的周转速度的。周转时间与周转次数成反比关系。在资本周转限度内，资本周转的时间、速度对资本再生产过程中价值增殖具有决定性影响，即一方面可以节省预付资本，使一定数量的预付资本可以带来更多的剩余价值，另一方面可以增加年剩余价值量，提高年剩余价值率。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构成比例影响着总资本的年平均周转速度。在固定资本与流动资本周转速度一定的情况下，生产资本中固定资本所占比重越大，总资本的周转速度就越慢；流动资本占比重越大，总资本的周转速度越快。

马克思对总过程中企业经济发展问题的论述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1）就企业经济效益而言，马克思认为，成本价格对企业生产的影响有三个：其一，成本价格的实现是企业进行再生产的条件，即成本价格部分必须通过流通过程，由它的商品形式不断转化为生产要素形式，从而商品生产中耗费的各种生产要素能够得到补偿，企业的再生产才能继续进行。其二，成本价格的水平决定了企业是否能够盈利，即“商品出售价格的最低界限，是由商品的成本价格规定的。如果商品低于它的成本价格出售，生产资本中已经消耗的组成部分，就不能全部由出售价格得到补偿。如果这个过程继续下去，预付资本价值就会消失。”（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45—46页）其三，成本价格的高低决定了企业的竞争实力，即“在商品的价值和它的成本价格之间，显然会有无数的出售价格。商品价值中由剩余价值构成的要素越大，这些中间价格的实际活动余地也就越大。”（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45页）商品的成本价格越是低于商品的出售价格，企业获利越多，在竞争中的实力也就越强。此外，企业“实际获利的程度不是决定于利润和可变资本的比率，而是决定于利润和总资本的比率，即不是决定于剩余价值率，而是决定于利润率。”（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50页）利润率作为资本价值增殖程度的指标，使得每个企业十分关心利润率的高低，为了50％的利润，它会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它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为了300％的利润，它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因此，利润率的高低反映了企业经济效益的好坏，成为衡量企业生产经营活动好坏的标准，也成为企业生产经营的动力。利润率的变动受剩余价值率高低和劳动生产率高低的影响。（2）就企业组织形式而言，在生产力高速发展、企业规模急剧扩大、企业生产需要大量资本的情况下，“假如必须等待积累去使某些单个资本增长到能够修建铁路的程度，那末恐怕直到今天世界上还没有铁路。但是，集中通过股份公司转瞬之间不把这件事完成了。”（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688页）因此，股份公司作为发行股票把分散的社会资本集中起来并按股权分配的组织形式和经营管理模式，是与生产力的高度发展相适应的。它表明：“实际执行职能的资本家转化为单纯的经理，即别人的资本的管理人，而资本所有者则转化为单纯的所有者，即单纯的货币资本家”（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293页），资本的所有权与资本的使用权发生了分离。股份公司在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中促进了资本的集中和积聚，打破了单纯以积累方式扩大再生产而必然受到价值量增长的限制，把许多分散的资本在较短的时间内联合成大资本；促进了大型企业的建立，一些私人资本无力顾及的投资大、周期长事业的兴办；加速了资本技术构成的变革，使培育起来的大资本通过采用先进技术和先进设备，变革技术构成，使用于劳动力的可变资本部分相对于不变资本部分不断减少，从而提高了劳动生产率。

第三，社会经济运行过程中生产的两大部类经济协调发展。马克思从社会总资本角度分析了各企业之间纵横交错的运营关系，创立了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提出了生产的两大部类经济协调发展的基本原理。

落后国家范文篇6

[关键词]马克思恩格斯跨越论卡夫丁峡谷

近几十年来，随着国际范围内“晚年马克思”研究热的兴起和人们对社会主义实践经验与教训的不断反思，马克思、恩格斯晚年提出的俄国在一定条件下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卡夫丁峡谷的设想(以下简称“跨越论”)，成为国内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热点。从研究现状来看。深度和广度较之以前大大增强，取得的共识也在不断增多。然而，由于文本形式的特殊性、相关问题的复杂性，加之研究者在知识背景、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等方面的差异性，人们迄今在一些重要问题的理解上仍存在不少分歧。不同的甚至截然相反的观点的出现，固然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人们对“跨越论”的全面把握，避免理解上的片面性，但同时也给人们的理解增加了困难。影响人们对“跨越论”的科学性和现实意义的判断。因此，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原则指导下，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学风，对有关文本展开全面、系统的研究，努力做到“四个分清”，对于科学阐释“跨越论”的理论内涵、正确发挥“跨越论”的实践指导作用，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跨越论”直接关涉的文献不多，但其思想内涵却十分丰富。其中一些思想反映了马克思、恩格斯对落后国家社会发展道路问题的科学认识，不仅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而且对中国这样的落后国家解决发展问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是我们必须长期坚持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1、东方社会残存的农村公社是古代公社的最新形态

马克思、恩格斯反对民粹派将俄国农村公社神秘化、独特化的做法。马克思认为，从历史上看，农村公社并非为俄国独有，回顾一下遥远的过去，人们就会发现，西欧到处都有不同程度的古代类型的公社所有制。从当时的现实来看，在印度等东方国家也有类似的存在形态。那么，在世界历史条件下，究竟应该如何看待这种农村公社的历史方位呢?马克思认为，将所有的原始公社混为一谈是错误的。他借用地质变化规律来说明原始公社的演变：“地球的太古结构或原生结构是由一系列不同时期的沉积组成的。古代社会形态也是这样，表现为一系列不同的、标志着依次更迭的时代的阶段。俄国农村公社属于这一链条中最新的类型。”由于俄国农村公社具有较早类型原始公社所没有的历史特点，特别是它的所有制兼具公有制和私有制的双重性质，因此，马克思指出：它是“原生的社会形态的最后阶段，所以它同时也是向次生的形态过渡的阶段，即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向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社会的过渡”。

上述思想表明，马克思晚年对人类社会原生形态及其历史残留有了新的认识。在19世纪50年代，马克思曾用“亚细亚生产方式”来表征人类社会的最早形态。在马克思的晚年思想中，他几乎没有再使用“亚细亚生产方式”这一概念，这一概念用以表征人类社会发展最早阶段的历史使命已经结束，取而代之的概念是“原始社会”、“原生社会形态”。通过对原生社会形态及其历史演变轨迹的考察，马克思对当时在俄国、印度等东方落后国家存在的农业公社作了如下历史定位：从时间序列看，它是人类社会生产方式的原生形态向次生形态的过渡物；从空间序列看，它是历史的“残迹”，与西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同时并存。这一思想构成了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的重要内容，为我们认识世界历史条件下各种古老的甚至原始的社会结构提供了科学的方法。

2、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对落后国家的社会发展具有双重影响

马克思早先在《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等著作中，就论述了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对落后国家的二重性影响，认为资本在世界市场扩大化的进程中，将按照自己的生存逻辑不断地将落后民族纳入自己的体系，同时也不断消除其生产的自然状态。马克思晚年结合俄国社会发展道路问题对上述思想作了进一步发挥。在他看来，一方面，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将俄国的传统生产方式特别是它的农村公社推向崩溃的边缘；另一方面，作为资本主义生产和交往发展的产物，世界市场又为俄国学习和掌握西方资本主义的积极成果提供了历史环境，为其准备了“实现大规模组织起来的合作劳动的现成物质条件”。

马克思所说的世界市场的扩大化，就其实质而言，就是今人所说的经济全球化。而当今的时代是世界市场进一步扩大的时代，当今的世界市场仍然是资本主义所主导的世界市场，世界市场仍然是当前落后国家探索自己发展道路不可回避的历史条件。因此，许多中外学者在进行有关探讨时，都不约而同地将目光投向了马克思，力图从他那里寻找宝贵的理论资源。美国学者罗伯特·萨缪尔森关于“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的著名表述，实际上得出了与马克思完全相同的判断。正如美国学者约翰·卡西迪所言：“‘全球化’是加世纪末每一个人都在谈论的时髦词语，但150年前马克思就预见到它的许多后果。”“现代经济学家们又碰到这些问题，他们有时并没有意识到自己正在步马克思的后尘。”由于经济全球化(世界市场扩大化)对落后国家具有双重影响，因此，坚持以积极的态度主动参与和利用经济全球化，不断推进本国现代化发展进程，同时以审慎的态度防范风险，应对挑战，避免沦为西方发达国家的附庸，是落后国家对待经济全球化的正确选择。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双重影响的分析，为我们观察和说明当代经济全球化问题提供了思想武器。

3、落后国家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可以跨越资本主义发展阶段

马克思在1881年3月给俄国女革命家查苏利奇的复信中，将资本主义生产起源的“‘历史必然性’明确地限于西欧各国”在他看来，落后国家是否一定要经过资本主义阶段才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一切都取决于它所处的历史环境”。由于俄国的国情明显不同于西欧各同，因此不能将西欧的资本主义发展模式不加分析地套用在俄国。如果俄国能够发挥历史赋予的有利条件，它“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把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肯定的成就用到公社中来”。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这条道路“不仅适用于俄国，而且适用于处在资本主义以前的阶段的一切国家”。列宁在十月革命胜利后对这个问题作了新的阐发。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针对“落后民族的国民经济必然要经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这种说法究竟对不对”这个热点问题，列宁代表民族和殖民地问题委员会明确指出：“我们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否定的”。。他要求共产国际不仅应该指出而且还应该从理论上说明，在先进国家无产阶级的帮助下，落后国家可以不经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而过渡到苏维埃制度，然后经过一定的发展阶段过渡到共产主义。

落后国家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可以跨越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这一思想具有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的意义。跨越资本主义这条发展道路虽然具有特殊性，但是这种特殊性并不违背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因为“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不仅丝毫不排斥个别发展阶段在发展的形式或顺序上表现出特殊性，反而是以此为前提的”。同时，在世界历史条件下，跨越资本主义这条发展道路虽属特殊但并非个别，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普遍性。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中国等一批落后国家在二战后相继走上社会主义道路，跨越了资本主义发达阶段或充分发展阶段。

4、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必须充分吸收西方资本主义的积极成果

马克思的“跨越论”指出，俄国之所以有可能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关键的原因就在于它和资本主义生产所统治的世界市场联系在一起，可以把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肯定的成就用到公社中来。列宁在领导苏俄经济建设的过程中深刻地认识到，弥补苏俄建设社会主义先天不足的必要的也是可行的办法，就在于向西方国家学习技术和管理经验。“社会主义能否实现，就取决于我们把苏维埃政权和苏维埃管理组织同资本主义最新的进步的东西结合得好坏。”列宁还提出了一个著名的公式：“苏维埃政权+普鲁士的铁路秩序十美国的技术和托拉斯组织+美国的国民教育等等等等++=总和：社会主义”。

可见，在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必须充分吸收资本主义的一切肯定成果，这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一贯思想，也是我们必须长期坚持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邓小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这一原理作了新的阐发。他说，我们是在落后的条件F搞社会主义，“要向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经营管理方法以及其他一切对我们有益的知识和文化”。。“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

“跨越论”是针对俄国当时的社会发展实际提出来的，其中一些具体论断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正确的。然而，在历史条件发生变化的情况下，如何看待“跨越论”的这些具体论断，需要我们结合新的历史条件进行新的思考。此外，从俄国、中国等落后国家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实践来看，人们遇到了马克思、恩格斯所不曾设想和遇到的新问题。探索和解决这些新的问题，要求人们必须结合新的实际对“跨越论”加以丰富发展。在这方面，列宁、、邓小平等马克思主义者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典范。

1、关于农村公社是俄国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起点

在马克思看来，土地公有制赋予农村公社以集体占有的自然基础。因此，他在给查苏利奇的复信稿中指出，如果以公有制为基础的农村公社“在现在的形式下事先被引导到正常状态，那它就能直接变成现代社会所趋向的那种经济体系的出发点，不必自杀就能获得新的生命”。马克思、恩格斯在为《共产党宣言》1882年俄文版合写的序言当中，进一步将农村公社土地公有制视为俄国“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

假如俄国当时能够抓住历史的机遇，马克思、恩格斯的上述分析确有可能变为现实。然而，俄国当时并未能抓住机遇，它在19世纪末进一步朝着资本主义方向发展，农村公社电进一步遭到破坏。到20世纪初期，虽然资本主义在俄国发展时间不长，但是，俄国已经成为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在世界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和俄国卷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条件下，列宁突破了马克思关于俄国跨越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起点的思想，将马克思关于俄国农村公社能否跨越资本主义的思考，转变为对落后的资本主义俄国能否跨越资本主义发达阶段的思考，领导俄国人民夺取十月革命的胜利，开创出一条不发达国家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新路。

中国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标志着中国由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状态进入到社会主义社会。跨越了资本主义充分发展阶段。这无疑也突破了“跨越论”关于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起点条件的具体论断。

由此可见，马克思、恩格斯将农村公社(特别是它的土地公有制)当作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起点，是在俄国资本主义发展刚刚起步、农村公社在俄国普遍存在的情况下所作的一种判断。俄国、中国分别在不发达的资本主义、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基础上取得革命胜利，走的是跨越式的社会发展道路，但是跨越的起点条件同“跨越论”的设想相比有了很大变化。

2、关于西欧无产阶级革命是俄国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必要条件

马克思、恩格斯虽然肯定俄国有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可能，但他们明确反对民粹派理论家特卡乔夫等人宣扬的“落后优势论”。认为俄国农村公社封闭、落后，单靠其自身力量是不能走向社会主义的。恩格斯还进一步指出，西欧的无产阶级革命是俄国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第一个条件”。在《共产党宣言》1882年序言中，马克思、恩格斯还将这一条件概括为俄国革命“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而双方互相补充”。这一思想实际上是马克思、恩格斯“共同胜利论”的特殊表现。

一战爆发后，资本主义不发达的俄国被卷入帝国主义体系并成为当时矛盾的焦点。在西方无产阶级革命没有发生的情况下，列宁提出了“一国胜利论”，并以此为指导，充分利用特殊的革命形势，顺应历史发展的要求，将俄国广大人民群众争取“和平、土地、面包”的斗争巧妙地引向了社会主义革命。十月革命的胜利，表明列宁突破了马克思“跨越论”关于俄国革命和西方无产阶级同时发生并互为补充的“共同胜利论”。中国等落后国家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进一步表明，这些国家的革命已经成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在有利的革命形势和革命条件基本成熟的情况下。即使西方无产阶级革命没有发生，只要有马克思主义政党正确而坚强的领导，这些落后国家的革命也是能够取得胜利的。就此而言，我们应该对马克思、恩格斯在“跨越论”中的有关具体论断作新的考量。

3、关于落后国家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后所处的社会发展阶段

马克思、恩格斯在“跨越论”中指出，俄国一旦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它将进入共产主义新社会。但是，它怎样进入新社会，进入的新社会处于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的哪一个阶段，他们并没有具体论述。根据马克思、恩格斯的其他有关论述和他们在“跨越论”中所规定的实现跨越的必要条件来判断，实现。跨越之后建立的新社会应该是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所规定的“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进入新社会的方式是“直接过渡到高级的共产主义的公共占有形式”。很显然，无论是俄国还是中国都不具备这种条件。但是，社会主义各国过去对此认识不够清楚，长时期犯了超越社会历史阶段的错误。

我们党在认真总结经验、反思历史的基础上，依据我国社会生产力不发达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已经确立的实际，作出了“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还是处于初级阶段”的科学判断。党的十三大召开以前，邓小平就多次强调指出：“现在虽说我们也在搞社会主义，但事实上不够格。”“社会主义本身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我们中国又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的阶段。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根据这个实际来制订规划。党的十三大以此为立论基础，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进行了系统论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表明：我国社会已经是社会主义社会，我们必须坚持而不能离开社会主义；我国的社会主义社会还处在初级阶段，生产力水平远远落后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这就决定了我们必须经历一个很长的初级阶段，去实现别的国家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实现的工业化和生产的商品化、社会化、现代化。”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对当代中国社会的性质作了科学定位，为我们党根据基本国情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提供了理论根据，为当代中国社会历史发展设定了正确的路标；同时，也为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正确认识自己所处的历史阶段提供了参考。它解答了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实现社会特殊跨越以后处于何种历史阶段的问题，以新的结论丰富和发展了“跨越论”。

4、关于落后国家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后面临的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与先进的社会制度的矛盾

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在实现特殊的社会跨越后，面临着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与先进的社会制度不相称的矛盾，这是现实社会主义国家普遍遇到但“跨越论”并没有明确论及的问题。当然，“跨越论”当中蕴含着解决这一矛盾的部分答案，即马克思一再强调的：俄国对外要吸收西方资本主义所创造的现代文明成果，对内要实现对农业的现代化改造，换言之，就是要大力发展现代生产力。

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对俄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困难逐渐有了深刻的认识，将“我们连社会主义经济的基础也没有建设完成”这一认识称作“痛苦的真理”。。列宁在这方面采取两方面的措施：一是大力发展生产力，将创造高于资本主义的社会结构、提高劳动生产率这一根本任务放在首要地位。二是调整生产关系，改变直接过渡的做法，利用资本主义发展社会主义。

列宁之后，斯大林、等社会主义国家领导人在这方面作了进一步探索，既有经验也有教训。历史表明，发展生产力需要一个过程，不尊重经济发展规律的盲目赶超必将付出沉重代价；人为地拔高生产关系，离开生产力盲目追求公有化程度，只能使矛盾加剧。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邓小平重新肯定了列宁的思路，并且结合新的实际作出了新的阐发。一方面，他把发展生产力提到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和本质特征的高度，强调“搞社会主义，一定要使生产力发达，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另一方面，他将改革当作社会主义的发展动力，要求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政治体制。近30年改革开放的实践表明，邓小平的有关思想为破解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与先进的社会制度之间的矛盾这一高难度的历史课题提供了可行的思路。

此外。马克思、恩格斯在“跨越论”中提出，俄国革命是保存和发展农村公社从而跨越卡夫丁峡谷的必要前提，“要挽救俄国公社。就必须有俄国革命。但是，俄国革命究竟是什么性质的革命?它的领导力量和依靠力量又是什么?对于这些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在当时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后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列宁、分别结合俄国革命、中国革命的实际，对有关问题作了系统的回答。

恩格斯在晚年曾特别告诫向自己求教的俄国人，希望他们“不要生搬硬套马克思和他的话，而要根据自己的情况像马克思那样去思考问题，只有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主义者’这个词才有存在的理由”。同马克思、恩格斯提出“跨越论”的历史条件相比，当今时代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现实社会主义实践大不同于马克思的“跨越”设想。这就要求我们，决不可僵化地、一成不变地对待“跨越论”，而必须与变化着的实际情况相结合，“像马克思那样去思考问题”。

1、关于社会主义能否利用市场经济的问题

按照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的一般设想，社会主义是不存在商品货币关系的，这主要是根据西欧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情况得出的结论，是有一定的历史前提和逻辑前提的。马克思晚年所研究的俄国等落后国家，并不具备这些前提。其一，它们没有充分发展的近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多半处于前资本主义的自然经济或小商品经济阶段；其二，它们没有工业化的发达生产力，所拥有的多半是以手共劳动为特点的落后的农业社会生产力；其二，它们没有全国一体化的劳动社会化，存在着二元的甚至多元的社会经济结构。

那么，这些国家如果跨越了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而进入社会主义，将实行什么样的经济体制呢?马克思对此并无详尽的具体论述，只是大致地提出，俄国在实现了以铲除专制制度为目的的政治革命以后，对外要通过世界市场吸收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肯定的成就；对内要消除由于“公社与公社之间的生活缺乏联系”而导致的“孤立性”，要充分利用现代商品经济的“一整套交换机构(银行、股份公司等)”。这些思想虽不足以表明马克思提出了落后国家走社会主义道路可以而且应该利用市场机制的思想，但无论如何，那种将马克思所设想的社会主义模式理解为纯粹的产品经济社会和计划经济体制的流行观点，至少是一种简单化的做法。对于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在跨越资本主义充分发展阶段以后，能否利用市场经济的问题，列宁的新经济政策作了积极的探索。列宁之后，社会主义各国都曾进行过探索，但总的来说，排斥市场作用的计划经济理论一直占据主导地位。邓小平继承并发展了列宁新经济政策的有关思想，在领导我国人民进行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过程中，他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理论勇气，冲破了传统计划经济理论的禁区，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不仅从根本上解除了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看作属于社会基本制度范畴的思想束缚，将社会主义的制度和体制科学地区分开来，而且它还深刻阐明，对于中国这样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而言，在一定历史条件下，资本主义充分发展阶段是可以跨越的，但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的充分发展，则是不可跨越的。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作出的新的开创性贡献，是对“跨越论”的进一步突破和发展。

2、关于中国社会主义道路与“跨越论”的关系问题

近年来，学界一些人士用“跨越论”来解析当代中网的历史发展，用本来实践。“直接验证”、“毫无关系”就是两种具有代表性的观点。“直接验证”说从“跨越论”中寻章摘句地为中国社会主义道路寻找理论依据，据其逻辑。指导中国革命胜利的思想(甚至包括后来的邓小平理论)是根据“跨越论”发展而来的，中国革命胜利是对马克思“跨越论”的直接验证。“毫无关系”说则完全依据“跨越论”的一些具体论断，并将其同中国革命的情况一一对照，并由此得出两者毫无关系的结论。

我们认为，中国革命道路既不是对马克思“跨越论”的直接的简单的验证，也不是与其绝对的毫无关系。中国从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而后取得社会主义革命胜利，超越了资本主义充分发展阶段，实现了社会历史发展的特殊跨越。中国革命并没有验证马克思“跨越论”的具体内容，但是，中国革命的理论和实践又体现了马克思“跨越论”内含的方法论原则，如认识社会形态发展特点的辩证思维方法、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方法。正是贯彻和体现了这些方法论原则，中国共产党人才能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在实践中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总的来说，中国革命道路与“跨越论”之间的关系主要是一种间接的联系，而不是直接的联系；是马克思主义原则方法上的联系，而不是具体内容上的联系。在此问题上，“直接验证说”强调两者之间的联系但将其夸大为直接联系，“毫无关系论”强调两者之间的区别而完全忽视两者之间的联系。实质上，这两种观点都离开了“跨越论”内含的科学方法论原则，都用“跨越论”的某些具体论断来衡量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实践，归根到底是在用教条主义的态度对待“跨越论”。

在“跨越论”问题上，一些不正确的和错误的理解往往是在马克思主义名义下进行的。针对各种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号对自己理论所作的错误理解，马克思曾一针见血地指出，这样做会给自己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自己过多的侮辱。这种附加在马克思主义名下的错误观点，往往具有很大的蒙骗性和危害性，亟待澄清。

1、所谓资本主义是落后国家不可逾越的发展阶段

近年来，有人依据对《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的理解提出，资本主义是人类的必经之路，也是落后国家不可逾越的发展阶段。这种观点其实并不新鲜，马克思当年曾经驳斥过这种强加给自己的错误观点。

针对米海洛夫斯基曲解《资本论》关于西欧资本主义生产起源的历史概述，并由此认为俄国必然经历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错误，马克思在《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中作了理论上的澄清。马克思指出，《资本论》有关章节只不过想描述西欧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从封建主义经济制度内部产生出来的途径。假如米海洛夫斯基“一定要把我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一切民族，不管它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但是我要请他原谅。他这样做，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马克思反对脱离历史环境抽象地谈论社会发展道路，反对将自己的理论曲解为超历史的历史哲学，认为“极为相似的事变发生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就引起了完全不同的结果”。列宁后来引证马克思上述书信的有关内容，明确指出米海洛夫斯基歪曲了马克思。他说：“从来没有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在什么地方论证过：俄国‘应当有’资本主义，‘因为’西欧已经有了资本主义……只有主观哲学家米海洛夫斯基先生才会这样不了解马克思，竟然认为马克思准有某种一般哲学的理论；因此他从马克思那里得到了一个十分明确的解答：他是找错人了。”

总的来看，马克思在“跨越论”中既坚持了他早先创立的唯物史观的一般原理，认为资本主义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经阶段，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产物；同时他认为，某些国家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借助于外界的影响，可以跨越资本主义阶段。俄国之所以有可能跨越资本主义阶段而不必亲历资本主义发展的苦难，就在于它有可能向已经经历资本主义的先进国家学习，把资本主义创造的积极成果拿过来为其所用。可见，在马克思的思想中，通过资本主义与跨越资本主义这两条途径的关系是：前者是普遍，后者是特殊：前者的实现是后者实现的前提，后者是在前者实现了的情况下的一种可能的结果。历史发展的普遍性与特殊性、历史的唯物主义与历史的辩证法，在这里达到了高度的统一。所谓资本主义是落后国家不可逾越的发展阶段的观点是对马克思的曲解。

2、所谓落后国家比发达国家更容易建成社会主义

一种观点认为，“跨越论”表明：在走向社会主义的问题上。落后国家比发达国家具有优势，落后国家比发达国家更容易建成社会主义。这种观点看起来似乎对“跨越论”进行很高的评价，实质上对它作了民粹主义的解读，违背了“跨越论”的本意。

事实上。马克思、恩格斯表明了俄国在一定条件下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但是他们从来没有表达过俄国比西方发达国家更容易建成社会主义的意思。相反，他们多次对民粹派带有浓厚空想色彩的“落后优势论”进行了批判。针对民粹派理论家所谓“俄国农民是天生的共产主义者，俄国比西欧更接近社会主义”的说法，马克思在1870年2月致恩格斯的一封信中明确表示：“对于这种共产主义的黄金国，我从来不抱乐观的看法”。恩格斯1875年在《论俄国的社会问题》中对民粹派的错误观点作了进一步的理论批驳。他明确指出，特卡乔夫所谓俄国农民比西欧工人更接近于社会主义的断言，“完全是胡说八道”。列宁对民粹派的农民社会主义理论历来持批判态度，明确指出它是空想社会主义在俄国的一个变种，是一种社会主义乌托邦。列宁的“一国胜利论”指出俄国等落后国家在特定的革命形势下可以先于西欧发生革命，但是，他从未说过俄国比西欧更容易建成社会主义。相反，他在十月革命胜利后还强调：“与各先进国家相比，俄国人开始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是比较容易的，但是把它继续到获得最终胜利，即完全组织起社会主义社会，就比较困难了。”。

由此可见，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思想当中，可以得出落后国家可以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结论，但是，所谓“落后国家比发达国家更容易建成社会主义”则是强加给他们的不实之词。

3、所谓俄国生产力还没有发展到可以实行社会主义的高度

落后国家范文篇7

[关键词]马克思恩格斯跨越论卡夫丁峡谷

近几十年来，随着国际范围内“晚年马克思”研究热的兴起和人们对社会主义实践经验与教训的不断反思，马克思、恩格斯晚年提出的俄国在一定条件下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卡夫丁峡谷的设想(以下简称“跨越论”)，成为国内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热点。从研究现状来看。深度和广度较之以前大大增强，取得的共识也在不断增多。然而，由于文本形式的特殊性、相关问题的复杂性，加之研究者在知识背景、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等方面的差异性，人们迄今在一些重要问题的理解上仍存在不少分歧。不同的甚至截然相反的观点的出现，固然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人们对“跨越论”的全面把握，避免理解上的片面性，但同时也给人们的理解增加了困难。影响人们对“跨越论”的科学性和现实意义的判断。因此，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原则指导下，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学风，对有关文本展开全面、系统的研究，努力做到“四个分清”，对于科学阐释“跨越论”的理论内涵、正确发挥“跨越论”的实践指导作用，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跨越论”直接关涉的文献不多，但其思想内涵却十分丰富。其中一些思想反映了马克思、恩格斯对落后国家社会发展道路问题的科学认识，不仅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而且对中国这样的落后国家解决发展问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是我们必须长期坚持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1、东方社会残存的农村公社是古代公社的最新形态

马克思、恩格斯反对民粹派将俄国农村公社神秘化、独特化的做法。马克思认为，从历史上看，农村公社并非为俄国独有，回顾一下遥远的过去，人们就会发现，西欧到处都有不同程度的古代类型的公社所有制。从当时的现实来看，在印度等东方国家也有类似的存在形态。那么，在世界历史条件下，究竟应该如何看待这种农村公社的历史方位呢?马克思认为，将所有的原始公社混为一谈是错误的。他借用地质变化规律来说明原始公社的演变：“地球的太古结构或原生结构是由一系列不同时期的沉积组成的。古代社会形态也是这样，表现为一系列不同的、标志着依次更迭的时代的阶段。俄国农村公社属于这一链条中最新的类型。”由于俄国农村公社具有较早类型原始公社所没有的历史特点，特别是它的所有制兼具公有制和私有制的双重性质，因此，马克思指出：它是“原生的社会形态的最后阶段，所以它同时也是向次生的形态过渡的阶段，即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向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社会的过渡”。

上述思想表明，马克思晚年对人类社会原生形态及其历史残留有了新的认识。在19世纪50年代，马克思曾用“亚细亚生产方式”来表征人类社会的最早形态。在马克思的晚年思想中，他几乎没有再使用“亚细亚生产方式”这一概念，这一概念用以表征人类社会发展最早阶段的历史使命已经结束，取而代之的概念是“原始社会”、“原生社会形态”。通过对原生社会形态及其历史演变轨迹的考察，马克思对当时在俄国、印度等东方落后国家存在的农业公社作了如下历史定位：从时间序列看，它是人类社会生产方式的原生形态向次生形态的过渡物；从空间序列看，它是历史的“残迹”，与西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同时并存。这一思想构成了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的重要内容，为我们认识世界历史条件下各种古老的甚至原始的社会结构提供了科学的方法。

2、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对落后国家的社会发展具有双重影响

马克思早先在《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等著作中，就论述了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对落后国家的二重性影响，认为资本在世界市场扩大化的进程中，将按照自己的生存逻辑不断地将落后民族纳入自己的体系，同时也不断消除其生产的自然状态。马克思晚年结合俄国社会发展道路问题对上述思想作了进一步发挥。在他看来，一方面，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将俄国的传统生产方式特别是它的农村公社推向崩溃的边缘；另一方面，作为资本主义生产和交往发展的产物，世界市场又为俄国学习和掌握西方资本主义的积极成果提供了历史环境，为其准备了“实现大规模组织起来的合作劳动的现成物质条件”。

马克思所说的世界市场的扩大化，就其实质而言，就是今人所说的经济全球化。而当今的时代是世界市场进一步扩大的时代，当今的世界市场仍然是资本主义所主导的世界市场，世界市场仍然是当前落后国家探索自己发展道路不可回避的历史条件。因此，许多中外学者在进行有关探讨时，都不约而同地将目光投向了马克思，力图从他那里寻找宝贵的理论资源。美国学者罗伯特·萨缪尔森关于“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的著名表述，实际上得出了与马克思完全相同的判断。正如美国学者约翰·卡西迪所言：“‘全球化’是加世纪末每一个人都在谈论的时髦词语，但150年前马克思就预见到它的许多后果。”“现代经济学家们又碰到这些问题，他们有时并没有意识到自己正在步马克思的后尘。”由于经济全球化(世界市场扩大化)对落后国家具有双重影响，因此，坚持以积极的态度主动参与和利用经济全球化，不断推进本国现代化发展进程，同时以审慎的态度防范风险，应对挑战，避免沦为西方发达国家的附庸，是落后国家对待经济全球化的正确选择。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双重影响的分析，为我们观察和说明当代经济全球化问题提供了思想武器。

3、落后国家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可以跨越资本主义发展阶段

马克思在1881年3月给俄国女革命家查苏利奇的复信中，将资本主义生产起源的“‘历史必然性’明确地限于西欧各国”在他看来，落后国家是否一定要经过资本主义阶段才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一切都取决于它所处的历史环境”。由于俄国的国情明显不同于西欧各同，因此不能将西欧的资本主义发展模式不加分析地套用在俄国。如果俄国能够发挥历史赋予的有利条件，它“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把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肯定的成就用到公社中来”。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这条道路“不仅适用于俄国，而且适用于处在资本主义以前的阶段的一切国家”。列宁在十月革命胜利后对这个问题作了新的阐发。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针对“落后民族的国民经济必然要经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这种说法究竟对不对”这个热点问题，列宁代表民族和殖民地问题委员会明确指出：“我们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否定的”。。他要求共产国际不仅应该指出而且还应该从理论上说明，在先进国家无产阶级的帮助下，落后国家可以不经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而过渡到苏维埃制度，然后经过一定的发展阶段过渡到共产主义。

落后国家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可以跨越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这一思想具有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的意义。跨越资本主义这条发展道路虽然具有特殊性，但是这种特殊性并不违背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因为“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不仅丝毫不排斥个别发展阶段在发展的形式或顺序上表现出特殊性，反而是以此为前提的”。同时，在世界历史条件下，跨越资本主义这条发展道路虽属特殊但并非个别，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普遍性。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中国等一批落后国家在二战后相继走上社会主义道路，跨越了资本主义发达阶段或充分发展阶段。

4、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必须充分吸收西方资本主义的积极成果

马克思的“跨越论”指出，俄国之所以有可能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关键的原因就在于它和资本主义生产所统治的世界市场联系在一起，可以把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肯定的成就用到公社中来。列宁在领导苏俄经济建设的过程中深刻地认识到，弥补苏俄建设社会主义先天不足的必要的也是可行的办法，就在于向西方国家学习技术和管理经验。“社会主义能否实现，就取决于我们把苏维埃政权和苏维埃管理组织同资本主义最新的进步的东西结合得好坏。”列宁还提出了一个著名的公式：“苏维埃政权+普鲁士的铁路秩序十美国的技术和托拉斯组织+美国的国民教育等等等等++=总和：社会主义”。

可见，在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必须充分吸收资本主义的一切肯定成果，这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一贯思想，也是我们必须长期坚持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邓小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这一原理作了新的阐发。他说，我们是在落后的条件F搞社会主义，“要向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经营管理方法以及其他一切对我们有益的知识和文化”。。“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

“跨越论”是针对俄国当时的社会发展实际提出来的，其中一些具体论断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正确的。然而，在历史条件发生变化的情况下，如何看待“跨越论”的这些具体论断，需要我们结合新的历史条件进行新的思考。此外，从俄国、中国等落后国家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实践来看，人们遇到了马克思、恩格斯所不曾设想和遇到的新问题。探索和解决这些新的问题，要求人们必须结合新的实际对“跨越论”加以丰富发展。在这方面，列宁、、邓小平等马克思主义者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典范。

1、关于农村公社是俄国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起点

在马克思看来，土地公有制赋予农村公社以集体占有的自然基础。因此，他在给查苏利奇的复信稿中指出，如果以公有制为基础的农村公社“在现在的形式下事先被引导到正常状态，那它就能直接变成现代社会所趋向的那种经济体系的出发点，不必自杀就能获得新的生命”。马克思、恩格斯在为《共产党宣言》1882年俄文版合写的序言当中，进一步将农村公社土地公有制视为俄国“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

假如俄国当时能够抓住历史的机遇，马克思、恩格斯的上述分析确有可能变为现实。然而，俄国当时并未能抓住机遇，它在19世纪末进一步朝着资本主义方向发展，农村公社电进一步遭到破坏。到20世纪初期，虽然资本主义在俄国发展时间不长，但是，俄国已经成为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在世界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和俄国卷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条件下，列宁突破了马克思关于俄国跨越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起点的思想，将马克思关于俄国农村公社能否跨越资本主义的思考，转变为对落后的资本主义俄国能否跨越资本主义发达阶段的思考，领导俄国人民夺取十月革命的胜利，开创出一条不发达国家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新路。

中国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标志着中国由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状态进入到社会主义社会。跨越了资本主义充分发展阶段。这无疑也突破了“跨越论”关于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起点条件的具体论断。

由此可见，马克思、恩格斯将农村公社(特别是它的土地公有制)当作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起点，是在俄国资本主义发展刚刚起步、农村公社在俄国普遍存在的情况下所作的一种判断。俄国、中国分别在不发达的资本主义、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基础上取得革命胜利，走的是跨越式的社会发展道路，但是跨越的起点条件同“跨越论”的设想相比有了很大变化。

2、关于西欧无产阶级革命是俄国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必要条件

马克思、恩格斯虽然肯定俄国有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可能，但他们明确反对民粹派理论家特卡乔夫等人宣扬的“落后优势论”。认为俄国农村公社封闭、落后，单靠其自身力量是不能走向社会主义的。恩格斯还进一步指出，西欧的无产阶级革命是俄国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第一个条件”。在《共产党宣言》1882年序言中，马克思、恩格斯还将这一条件概括为俄国革命“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而双方互相补充”。这一思想实际上是马克思、恩格斯“共同胜利论”的特殊表现。

一战爆发后，资本主义不发达的俄国被卷入帝国主义体系并成为当时矛盾的焦点。在西方无产阶级革命没有发生的情况下，列宁提出了“一国胜利论”，并以此为指导，充分利用特殊的革命形势，顺应历史发展的要求，将俄国广大人民群众争取“和平、土地、面包”的斗争巧妙地引向了社会主义革命。十月革命的胜利，表明列宁突破了马克思“跨越论”关于俄国革命和西方无产阶级同时发生并互为补充的“共同胜利论”。中国等落后国家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进一步表明，这些国家的革命已经成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在有利的革命形势和革命条件基本成熟的情况下。即使西方无产阶级革命没有发生，只要有马克思主义政党正确而坚强的领导，这些落后国家的革命也是能够取得胜利的。就此而言，我们应该对马克思、恩格斯在“跨越论”中的有关具体论断作新的考量。

3、关于落后国家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后所处的社会发展阶段

马克思、恩格斯在“跨越论”中指出，俄国一旦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它将进入共产主义新社会。但是，它怎样进入新社会，进入的新社会处于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的哪一个阶段，他们并没有具体论述。根据马克思、恩格斯的其他有关论述和他们在“跨越论”中所规定的实现跨越的必要条件来判断，实现。跨越之后建立的新社会应该是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所规定的“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进入新社会的方式是“直接过渡到高级的共产主义的公共占有形式”。很显然，无论是俄国还是中国都不具备这种条件。但是，社会主义各国过去对此认识不够清楚，长时期犯了超越社会历史阶段的错误。

我们党在认真总结经验、反思历史的基础上，依据我国社会生产力不发达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已经确立的实际，作出了“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还是处于初级阶段”的科学判断。党的十三大召开以前，邓小平就多次强调指出：“现在虽说我们也在搞社会主义，但事实上不够格。”“社会主义本身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我们中国又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的阶段。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根据这个实际来制订规划。党的十三大以此为立论基础，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进行了系统论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表明：我国社会已经是社会主义社会，我们必须坚持而不能离开社会主义；我国的社会主义社会还处在初级阶段，生产力水平远远落后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这就决定了我们必须经历一个很长的初级阶段，去实现别的国家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实现的工业化和生产的商品化、社会化、现代化。”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对当代中国社会的性质作了科学定位，为我们党根据基本国情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提供了理论根据，为当代中国社会历史发展设定了正确的路标；同时，也为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正确认识自己所处的历史阶段提供了参考。它解答了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实现社会特殊跨越以后处于何种历史阶段的问题，以新的结论丰富和发展了“跨越论”。

落后国家范文篇8

[关键词]落后地区教育投资人力资本

一、教育形式与人力资本

教育分成基础教育(小学和初中教育，即义务教育)、中等教育(高中和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这些教育所形成的人力资本可以分成两种类型：基础人力资本（小学和初中教育）和专业化人力资本（高中教育、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基础教育可普遍提高国民的教育水平，形成很大的人力资本存量基数，是基础人力资本。中等教育所形成的人力资本是专业化人力资本，是具有一定专业知识和技术水平的专业化人力资本；对于高等教育则是精英教育，所形成的可叫做高等教育所形成的是高水平的专业化人力资本。

教育对于经济增长具有的重要作用，但对于资金是投向基础教育、中等教育还是高等教育的问题上，各国采取的政策导向也各不相同，由此带来了人力资本形成水平的差异，进而对该国或该地区的经济增长方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二、“木桶理论”与教育投资

经济学中的“木桶理论”用一个生动形象的比喻给人以启迪：一只木桶的容水量，不取决于构成木桶的那块最长的木板，而取决于最短的那块木板。所以，要想使一只木桶能够装更多的水，就要认清哪块是最短的木板，并设法改变这块短木板的现状。

用“木桶理论”来分析三种教育投资：即把基础教育、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比作木桶的三块木板，这三块木板构成了木桶的周边，木桶里的水代表了人力资本对于生产的总产出水平。在富裕国家和地区，由于经济实力较强，财力雄厚，对三种教育形式的投资大多处于平衡状态，即木桶三个周边高度基本平齐，不存在对哪种投资的偏倚问题；发展中国家或者落后地区由于财力有限，所有的教育形式基本上是由政府作为投资主体来完成的，而且在三种教育形式上的投入政策也不相同。一些国家将主要教育资金投向了高等教育，即木桶中代表高等教育的那块木板较长，他们在短期内也获得了不俗的经济增长水平；而另外一些国家则更加重视基础教育和中等教育的投资，即木桶中的代表基础教育和中等教育的那两块木板都较长，经济增长也显得更具潜力。

由此可以得到两块不同形状的木桶：木桶1是一个高等教育的木板较长，基础教育与中等教育两块木板较短的木桶；木桶2是一个基础教育和中等教育这两个木板较长，而高等教育这块木板较短的木桶。木桶1由于基础教育和中等教育这两块木板都较短，在经济中的表现就是由于缺少大量的、众多的基础人力资本和部分专业化人力资本的缺失而使经济增长能局限在部分高精尖的产业，各种产业发展不平衡。这都直接限制了落后地区经济的持续稳定的增长。从世界各国的经验来看，木桶2给经济带来的效果会更好。

三、落后地区的教育投资选择

1.基础教育应是落后地区的教育投资重点

大多数落后国家的地区在发展之初都会面临着这种困难选择：既要迅速普及教育，扩大广大国民的受教育机会，又要尽快培养出国家急需的高精尖的专门人才。部分落后国家选择了走精英主义路线，他们的教育投入大多投向了高等教育，而使该国的基础教育具有高度的竞争性、淘汰性，学科知识的难度和深度成为“世界之最”，同时也使该国出现了大量低素质的国民。当今，低下的国民素质已经成为经济发展的最大的制约因素，这正是对这种精英主义路线选择所付出的沉痛代价。

在国家财力有限的情况下，应该如何对基础教育、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投资进行投资？即把教育经费投入这场雨下在哪里？如果从对整个社会的收益率来看，基础教育的收益率最高。教育水平提高为经济发展提供了有文化的劳动者，他们可以更快地掌握各种技能。而且，全民普及教育也提高了国民的整体素质，包括文化与道德素质。这也是经济成功的重要条件。而高等教育在很多国家的经费是有保证的，更重要的是许多高等院校在经济上是有收入的，相对于高等教育而言，基础教育与中等教育才是最需要资金投入的领域。在许多落后国家，国民素质的低下，技术工人的短缺已经严重制约了该国的经济腾飞。大力发展基础教育和中等教育是收益率极高的投资，落后国家和地区只有充分认识到这一点，加大对基础教育和中等教育的投资，经济才会持续、稳定的增长。

2.落后地区的高等教育投资选择

如果一国之中的落后地区要追赶先进地区，就要采取对基础教育和中等教育更加倾斜的政策，对高等教育的投资保持适当的投资比例，在财力有限的情况下不能过多地投向高等教育。即使要对高等教育进行投资也要采取明智的策略，即对与落后地区的高校所设专业进行适当调整，对于本地区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所需的专业要优先扶持、加大投入，扩大这部分专业的招生人数，待这部分人力资本形成后，由于本地区的优势产业能给其提供发挥其才能的机会，而先进地区的这些产业由于不具有比较优势，自然需要的这部分人力资本的就少。所以，这部分专业的人力资本形成后流失到富裕地区的机会就会比较少，落后地区的高水平人力资本存量就会增加，从而给落后地区的经济增长带来极大的推动力。

当然，落后地区对高等教育的投入应保持适当的规模。这在短期内可能会影响到本地区人力资本的存量，但是，一国之内的落后地区也可以和落后国家采取相同的策略，即可以通过产业集聚和城市化建设等方法来吸引富裕地区的高水平人力资本，只要落后地区的产业能够集聚到一定规模，城市化水平的有大幅度的提高，人力资本自然也就会源源不断地流向原本比较落后的地区，而一国之间的人力资本力流动由于其受到的制约因素较少，相对于国际之间的人力资本流动来说流更加容易和顺畅。因此，一国区域内的落后地区在进行教育投资时，由于采用产业集聚和城市化等方法可以在今后比落后国家更容易吸引到高水平的专业化人力资本，所以，应该比落后国家更加侧重基础教育投资和中等教育投资，而对于高等教育的投资应适度保持规模。

参考文献：

落后国家范文篇9

【英文摘要】TheglobalismandorientalsocialdevelopmenttheoryinMarx’slateyearscanbefurtherprobed.Thefactthatthebackwardcountriestooktheleadinenteringsocialismprovedagainthegenerallawofsocialrevolution,henceinevitable.ThebackwardCountries’takingtheleadinenteringsocialismitselfdeniestheworldcapitalistsystem.Undercertainhistoricconditions,thebackwardcountriescanstrideacrossnotonlythecapitalistproductionrelationshipbutalsoitsproductiveforces.

【关键词】东方社会发展道路/跨越/资本主义体系/生产力developmentalapproachoforientalsociety/strideacross/worldcapitalistsystem/productiveforces

关于马克思晚年提出的跨越论（即东方社会理论），理论界、学术界有过不少论述，其中不乏真知灼见。但在对东方落后国家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有可能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及其发展道路的具体理解上，仍有许多问题值得进一步探究。本文拟从四个方面进入深入分析，以期给世纪之交现实社会主义的发展提供新的方法论。

一、马克思晚年的跨越论及其东方落后国家率先进入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验证了人类社会的一条普遍规律：社会革命总是首先发生在落后地区

马克思主义东方社会理论认为：经济落后的东方国家由于它所处的历史环境，有可能跨越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而直接享用资本主义的肯定成果，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理论界在阐析这一理论时，总是以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形态依次更替的普遍性与不排除个别地区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首先发生社会革命，跨越一个或几个社会形态作为立论依据。这虽然是有道理的，但还不能从根本上令人信服。其实，要说明东方落后国家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率先进入社会主义的必然性，只要我们把目光转向更加久远的人类历史长河，便会发现一个基本的事实，社会形态的变革总是首先发生在落后的国家。

人类最早的社会制度是原始共产主义。在这一社会阶段，发达的地区是中国。散布中国各地的古文化遗址都是明证。以沈阳新乐文化为例，可窥见中国原始共产主义社会的发达状况。这是有距今7000年和5000年的两层遗址，在这块高地上，当年竟居住了12万人之众。他们有供上百人用餐的巨大陶鼎。这里还有7000年前使用煤炭为燃料的余渣，把人类使用煤炭的历史提前到距今7000多年。这里还有大量精致的印纹陶器，还有新乐人的图腾标志——木刻大鹏鸟的完整遗物。这一切说明，当时中国原始共产主义的管理机制较完善，社会交往已有可观的规模，社会运转稳定有序。其他各遗址，也揭示了当时中国原始社会相对发达的事实。在世界其他地区，尚未发现如此繁荣完善的原始共产主义社会的证据。这说明，在原始共产主义社会阶段，中国是较发达的地区，其他各地区则是相对落后的地区。

在进入奴隶制的社会变革中，到底是原始共产主义发达的地区还是落后的地区最先进入新的社会阶段呢？历史选择了后者。原始共产主义社会较为落后的地区如埃及、两河流域、印度首先发生变革，进入奴隶制社会阶段，而原始共产主义较发达的中国则较迟。

在奴隶制阶段，先后发展起来的地区和国家是埃及、巴比伦王国、印度以及后来的古希腊、古罗马民主共和国的奴隶制度。中国奴隶制度则相对落后。这不仅由于它地域狭小，延续时间短，严格地讲只有一千年的时间，同时也没有形成独立的影响强大的意识形态，连中央都城都是不断迁徙的。

然而，在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变革中，正是奴隶制较落后的中国最早发生了成功的封建主义革命，把世界其他地区远远甩在了后面。这是又一次较落后的国家首先发生革命的史实。

在封建主义社会，中华帝国遥遥领先，十分发达。自秦朝开始便出现了中央集权的，大一统的，统一了文字和度量衡的，设立郡县制的发达局面。延续了几千年的中华封建社会，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令世界其他地区和国家相形见绌。

但是，当由封建制向资本主义过渡时，先进和发达的中国封建社会步履艰难，而封建制一直落后的欧洲却首先发生了资产阶级革命并获得成功。英法诸国封建社会成熟较迟，又不典型，时间也短，相比之下谈不上发达，但革命却恰恰又一次发生在这种落后地区。

在资本主义阶段，西欧、北美是发达地区，并且由于资本主义把世界联为一个紧密的整体，所以一切民族都很难改变列强的布局，除非打一次世界大战。相比之下，俄国、中国等国家，则是资本主义发展较迟且不充分的落后国家。

在由资本主义走向社会主义的社会大变革中，再一次出现了落后国家首先发生革命并获得成功的事实。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很难首先发生社会主义革命。

纵观历史，没有一次以一种社会代替另一种社会的革命发生在其原来发达的地方。相反，这种革命总是首先在原来较落后的国家和地区发生，因而这可视为一条规律。

二、“跨越”并非是指取消资本主义阶段，在一定程度上是资本主义的自我否定

首先，马克思在提出跨越“卡夫丁峡谷”这个理论命题时，是把它与外部世界，尤其是把落后的俄国与西欧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马克思指出，俄国要想“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就必须“吸取资本主义制度所取得的一切肯定成果”。[1]俄国的农村公社“和资本主义生产是同时代的东西”，所以“它能够不通过资

本主义生产的一切可怕的波折而吸收它的一切肯定成就。”[2]吸收资本主义的一切肯定成果，只有在与外部世界的联系和交往中才能实现。

如果说跨越论在某种程度上修正或补充了同时发生论、首先发生论，那么跨越论与它们的共同之处就在于，只有把向社会主义过渡看成是一种世界范围的历史过程才是可能的。它始终强调的一个基本思想是：自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形成以来，任何国家、任何民族都不可能在闭关自守的状态下得到发展。

跨越论也是在马克思、恩格斯把俄国村社问题放进与外部世界，尤其是与西欧先进资本主义的联系中形成的。跨越论的这一理论命题的前提条件，是进行跨越的国家所处的历史环境必须是与“资本主义生产是同时代的东西”，或者说是“资本主义生产和它同时存在”[3]，这就为用资本主义的一切肯定成果来改造跨越前的前资本主义的落后状态提供了客观可能性。可见，跨越“卡夫丁峡谷”离不开与外部资本主义世界的联系。

其次，这种“跨越”本质上仍然是对资本主义的否定。这就是说，资本主义登上历史舞台以后，开创了世界历史，使整个世界在经济、政治、思想文化上形成一个有机整体，从而使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超出一个国家、民族、地区的界限，以世界的规模向前发展。在这种情况下，整个资本主义运动和作为其否定物的社会主义运动都不能不具有世界的历史性。东方社会落后的国家对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超越，归根到底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力量在世界范围内斗争的结果。理解这个问题的历史观深层基础是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所提出的历史发展“普照的光”的思想。他指出：“在一切社会形式中都有一种一定的生产支配着其他一切生产的地位和影响；因而它的关系也支配着其他一切关系的地位。这是一种普照的光，一切其他色彩都隐没其中，它使他们的特点变了样。这是一种特殊的以太，它决定着它里面显露出来的一切存在的比重”。[4]资本主义的发展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卷入了文明之中。从这个视角看，在资本主义生产的“普照的光”的照耀下，东方落后国家的前资本主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都不能不带上资本主义的性质并由之决定。所以，虽然一切社会主义革命根源于社会化生产力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矛盾，但由于“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因而，“对于某一国家内冲突的发生来说，完全没有必要等这些矛盾在这个国家本身中发展到极端的地步。由于同工业比较发达的国家进行广泛的国际交往所引起的竞争，就足以使工业比较不发达的国家产生类似的矛盾”[5]。由上可见对“超越”应当作辩证的分析，不可作僵死的理解，绝对的、纯粹的超越是不可能的，东方落后国家恰恰是在人类社会历史已进入资本主义历史阶段并在与资本主义发生关系的过程中，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实现对资本主义的否定。

三、“跨越”虽然绕过了资本主义，但并非是指直接进入到马克思所称的社会主义，这其中还有一个相当长的过渡时期

马克思主义鉴别社会形成及其历史分期有两种方法。一种是以社会技术尺度为核心的“三分法”，它涉及到彼此相关、相互对应的一组情况，即以劳动与生产工具的结合类型为尺度，把人类社会分为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全面自动化社会（社会技术形态）；以劳动与劳动的交换方式为尺度，把人类社会划分为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社会→社会化的商品经济社会→社会化的产品经济社会（社会交换形式）；以人的发展和社会发展的相互关系为尺度，把人类社会划分为人对人的依赖关系社会→人对物的依赖关系社会→自由人的联合体社会（社会主体形态）。另一种是以社会经济尺度为核心的“五分法”，即以生产关系（主要是所有制关系）为尺度，把人类社会划分为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社会主义是其第一阶段）等前后相继的五种社会经济形态。由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因此五种社会经济形态中有其相对应的政治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看法，对于任何一个国家来说，由“三分法”体现的历史发展过程是不可超越的；但对特定的国家来说，在特定的国际环境下，由“五分法”体现的历史发展阶段却是可以超越的。

根据马克思主义的上述思想，可以看到经济落后的国家跨越到社会主义，虽然在经济形态上接近于（仅仅是接近）由后资本主义转变过来的社会主义，它们都处在历史发展的同一序列——社会主义，但在反映生产力发展的三个社会基本要素方面却有很大不同。马克思所说的社会主义，在社会技术形态上属于全面自动化社会，在社会交换形式上属于社会化的产品经济社会，在社会交换形态上属于自由人的联合体（人的全面发展）。而现实中的社会主义，在社会技术形态上则属于工业社会，在社会交换形态上属于社会化的商品经济，在社会主体形态属于人对物的依赖关系（人的片面发展）。这就

是说，跨越后落后国家建立的社会主义与马克思所说的社会主义在社会、经济、技术发展的历史链条中还有整整一个阶段的差距。正是社会基本要素的这些差距决定了落后国家的社会主义在生产关系等方面不能采取纯粹的社会主义形式，而是采取现在这种非纯粹的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形式。

我国社会主义在社会根本制度上与现代资本主义制度有着质的区别，但从社会技术形态、社会交换形态和社会主体形态方面看，却与资本主义近乎同一形态，处在历史发展的共同进程中，执行着同样的历史转化任务，即实现由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化以及从人对人的依赖关系向现代人对物的依赖关系的转化。由于我国现代化发展较晚，无论是在社会技术形态、社会交换形态上，或是在社会主体形态上，其起点都比资本主义低，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在社会基本要素上赶上，更不用说超过资本主义国家。这就是中国还处在并将长时期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客观根据。

上述定位明确告诉我们：东方落后国家跨越“卡夫丁峡谷”后，并没有进入到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主义阶段，究其实质还只是处于“不够格”的社会主义阶段，由“不够格”到“够格”的社会主义，其间必须要经历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在这个时期，还要摆脱封建主义的影响，其竞争对手则是资本主义，发展前景才是马克思设想的社会主义。认识到这三个历史系数，就能看到以往笼罩在人们思想上的迷雾，即只看到现实社会主义与当代资本主义的社会经济形态上的差异性，而忽视二者在社会基本要素上的相通之处。这是一些国家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发生“左”的错误的一个重要的思想理论上的原因。

四、“跨越”不仅是指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超越，本意中也包含了特定历史条件下对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的超越

在我国理论界对东方社会落后国家有可能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理解中，有一种观点认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可以超越，但资本主义生产力不能超越。就一般而言，生产力的发展确实具有不可逾越性。然而，在资本主义降临人世之后，在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之后，生产力发展的国际化，使“人们的世界历史性的而不是狭隘地域性的存在已经是经验的存在了”[6]这种国际间的交互作用所形成的世界生产力的总体联系，使生产力的发展出现了一些新的特点：第一，打破了各个国家、民族、地区生产力发展的重复性。马克思说：“某一地方创造出来的生产力，特别是发明，在往后的发展中是否会失传，取决于交往扩展的情况。当交往只限于毗邻地区的时候，一种发明在每一个地方都必须重新开始。”“只有交往具有世界性质，并以大工业为基础的时候，只有在一切民族都卷入竞争的时候，保存住已创造出来的生产力才有了保障。”[7]第二，打破了各个国家、民族、地区生产力发展的单线性。在前资本主义形态落后的生产力和分工的基础上，不可能形成各个国家、民族和地区之间普遍交往的格局，历史只能被分割在狭隘的民族地域中发展，因而在这种封闭状态下，其生产力的发展只能是一步一步地单线递进；而当世界形成了一个有机整体时，这种单线递进必然受到世界整体生产力发展的规定和制约，它的最终结果必然表现为“合力”的结果，从而打破其生产力发展的单线性。所以，世界历史的形成虽然无法改变整个人类社会生产力发展阶段的循序渐进性，却使某一个国家、民族、地区有可能借助世界先进科学技术力量，绕过一切从头开始来实现生产力发展个别阶段上的超越。正是由于这个原因，马克思在提出俄国有可能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时，曾针对俄国资本主义制度崇拜者提出了这样的问题：“俄国为了获得机器、轮船、铁路等等，是不是一定要象西方那样先经过一般很长的机器生产发育的孕育期呢？”[8]

回答当然是否定的。对生产力不能超越的理解不能绝对化，否则，在理论上必然把它教条化；在实践上必然导致执行传统发展战略或爬行战略，使东方社会主义国家永远只能等距离追赶世界先进水平，永远处于相对落后状态。当然，这种超越又是具体的、历史的，必须对其作出科学的分析。既不能随心所欲地跨越历史必由之路，又不能完全重复西方资本主义的老路，必须结合具体国情，走自己的创新之路，否则，在理论上必然离开唯物史观，陷入“空想论”，在实践上必然导致不切实际的瞎闯蛮干。［收稿日期］1999-11-12

【参考文献】

[1][2][3][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451;431;431-432;436.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4-25.

落后国家范文篇10

【英文摘要】TheglobalismandorientalsocialdevelopmenttheoryinMarx’slateyearscanbefurtherprobed.Thefactthatthebackwardcountriestooktheleadinenteringsocialismprovedagainthegenerallawofsocialrevolution,henceinevitable.ThebackwardCountries’takingtheleadinenteringsocialismitselfdeniestheworldcapitalistsystem.Undercertainhistoricconditions,thebackwardcountriescanstrideacrossnotonlythecapitalistproductionrelationshipbutalsoitsproductiveforces.

【关键词】东方社会发展道路/跨越/资本主义体系/生产力developmentalapproachoforientalsociety/strideacross/worldcapitalistsystem/productiveforces

关于马克思晚年提出的跨越论（即东方社会理论），理论界、学术界有过不少论述，其中不乏真知灼见。但在对东方落后国家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有可能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及其发展道路的具体理解上，仍有许多问题值得进一步探究。本文拟从四个方面进入深入分析，以期给世纪之交现实社会主义的发展提供新的方法论。

一、马克思晚年的跨越论及其东方落后国家率先进入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验证了人类社会的一条普遍规律：社会革命总是首先发生在落后地区

马克思主义东方社会理论认为：经济落后的东方国家由于它所处的历史环境，有可能跨越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而直接享用资本主义的肯定成果，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理论界在阐析这一理论时，总是以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形态依次更替的普遍性与不排除个别地区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首先发生社会革命，跨越一个或几个社会形态作为立论依据。这虽然是有道理的，但还不能从根本上令人信服。其实，要说明东方落后国家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率先进入社会主义的必然性，只要我们把目光转向更加久远的人类历史长河，便会发现一个基本的事实，社会形态的变革总是首先发生在落后的国家。

人类最早的社会制度是原始共产主义。在这一社会阶段，发达的地区是中国。散布中国各地的古文化遗址都是明证。以沈阳新乐文化为例，可窥见中国原始共产主义社会的发达状况。这是有距今7000年和5000年的两层遗址，在这块高地上，当年竟居住了12万人之众。他们有供上百人用餐的巨大陶鼎。这里还有7000年前使用煤炭为燃料的余渣，把人类使用煤炭的历史提前到距今7000多年。这里还有大量精致的印纹陶器，还有新乐人的图腾标志——木刻大鹏鸟的完整遗物。这一切说明，当时中国原始共产主义的管理机制较完善，社会交往已有可观的规模，社会运转稳定有序。其他各遗址，也揭示了当时中国原始社会相对发达的事实。在世界其他地区，尚未发现如此繁荣完善的原始共产主义社会的证据。这说明，在原始共产主义社会阶段，中国是较发达的地区，其他各地区则是相对落后的地区。

在进入奴隶制的社会变革中，到底是原始共产主义发达的地区还是落后的地区最先进入新的社会阶段呢？历史选择了后者。原始共产主义社会较为落后的地区如埃及、两河流域、印度首先发生变革，进入奴隶制社会阶段，而原始共产主义较发达的中国则较迟。

在奴隶制阶段，先后发展起来的地区和国家是埃及、巴比伦王国、印度以及后来的古希腊、古罗马民主共和国的奴隶制度。中国奴隶制度则相对落后。这不仅由于它地域狭小，延续时间短，严格地讲只有一千年的时间，同时也没有形成独立的影响强大的意识形态，连中央都城都是不断迁徙的。

然而，在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变革中，正是奴隶制较落后的中国最早发生了成功的封建主义革命，把世界其他地区远远甩在了后面。这是又一次较落后的国家首先发生革命的史实。

在封建主义社会，中华帝国遥遥领先，十分发达。自秦朝开始便出现了中央集权的，大一统的，统一了文字和度量衡的，设立郡县制的发达局面。延续了几千年的中华封建社会，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令世界其他地区和国家相形见绌。

但是，当由封建制向资本主义过渡时，先进和发达的中国封建社会步履艰难，而封建制一直落后的欧洲却首先发生了资产阶级革命并获得成功。英法诸国封建社会成熟较迟，又不典型，时间也短，相比之下谈不上发达，但革命却恰恰又一次发生在这种落后地区。

在资本主义阶段，西欧、北美是发达地区，并且由于资本主义把世界联为一个紧密的整体，所以一切民族都很难改变列强的布局，除非打一次世界大战。相比之下，俄国、中国等国家，则是资本主义发展较迟且不充分的落后国家。

在由资本主义走向社会主义的社会大变革中，再一次出现了落后国家首先发生革命并获得成功的事实。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很难首先发生社会主义革命。

纵观历史，没有一次以一种社会代替另一种社会的革命发生在其原来发达的地方。相反，这种革命总是首先在原来较落后的国家和地区发生，因而这可视为一条规律。

二、“跨越”并非是指取消资本主义阶段，在一定程度上是资本主义的自我否定

首先，马克思在提出跨越“卡夫丁峡谷”这个理论命题时，是把它与外部世界，尤其是把落后的俄国与西欧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马克思指出，俄国要想“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就必须“吸取资本主义制度所取得的一切肯定成果”。[1]俄国的农村公社“和资本主义生产是同时代的东西”，所以“它能够不通过资

本主义生产的一切可怕的波折而吸收它的一切肯定成就。”[2]吸收资本主义的一切肯定成果，只有在与外部世界的联系和交往中才能实现。

如果说跨越论在某种程度上修正或补充了同时发生论、首先发生论，那么跨越论与它们的共同之处就在于，只有把向社会主义过渡看成是一种世界范围的历史过程才是可能的。它始终强调的一个基本思想是：自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形成以来，任何国家、任何民族都不可能在闭关自守的状态下得到发展。

跨越论也是在马克思、恩格斯把俄国村社问题放进与外部世界，尤其是与西欧先进资本主义的联系中形成的。跨越论的这一理论命题的前提条件，是进行跨越的国家所处的历史环境必须是与“资本主义生产是同时代的东西”，或者说是“资本主义生产和它同时存在”[3]，这就为用资本主义的一切肯定成果来改造跨越前的前资本主义的落后状态提供了客观可能性。可见，跨越“卡夫丁峡谷”离不开与外部资本主义世界的联系。

其次，这种“跨越”本质上仍然是对资本主义的否定。这就是说，资本主义登上历史舞台以后，开创了世界历史，使整个世界在经济、政治、思想文化上形成一个有机整体，从而使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超出一个国家、民族、地区的界限，以世界的规模向前发展。在这种情况下，整个资本主义运动和作为其否定物的社会主义运动都不能不具有世界的历史性。东方社会落后的国家对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超越，归根到底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力量在世界范围内斗争的结果。理解这个问题的历史观深层基础是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所提出的历史发展“普照的光”的思想。他指出：“在一切社会形式中都有一种一定的生产支配着其他一切生产的地位和影响；因而它的关系也支配着其他一切关系的地位。这是一种普照的光，一切其他色彩都隐没其中，它使他们的特点变了样。这是一种特殊的以太，它决定着它里面显露出来的一切存在的比重”。[4]资本主义的发展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卷入了文明之中。从这个视角看，在资本主义生产的“普照的光”的照耀下，东方落后国家的前资本主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都不能不带上资本主义的性质并由之决定。所以，虽然一切社会主义革命根源于社会化生产力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矛盾，但由于“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因而，“对于某一国家内冲突的发生来说，完全没有必要等这些矛盾在这个国家本身中发展到极端的地步。由于同工业比较发达的国家进行广泛的国际交往所引起的竞争，就足以使工业比较不发达的国家产生类似的矛盾”[5]。由上可见对“超越”应当作辩证的分析，不可作僵死的理解，绝对的、纯粹的超越是不可能的，东方落后国家恰恰是在人类社会历史已进入资本主义历史阶段并在与资本主义发生关系的过程中，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实现对资本主义的否定。

三、“跨越”虽然绕过了资本主义，但并非是指直接进入到马克思所称的社会主义，这其中还有一个相当长的过渡时期

马克思主义鉴别社会形成及其历史分期有两种方法。一种是以社会技术尺度为核心的“三分法”，它涉及到彼此相关、相互对应的一组情况，即以劳动与生产工具的结合类型为尺度，把人类社会分为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全面自动化社会（社会技术形态）；以劳动与劳动的交换方式为尺度，把人类社会划分为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社会→社会化的商品经济社会→社会化的产品经济社会（社会交换形式）；以人的发展和社会发展的相互关系为尺度，把人类社会划分为人对人的依赖关系社会→人对物的依赖关系社会→自由人的联合体社会（社会主体形态）。另一种是以社会经济尺度为核心的“五分法”，即以生产关系（主要是所有制关系）为尺度，把人类社会划分为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社会主义是其第一阶段）等前后相继的五种社会经济形态。由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因此五种社会经济形态中有其相对应的政治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看法，对于任何一个国家来说，由“三分法”体现的历史发展过程是不可超越的；但对特定的国家来说，在特定的国际环境下，由“五分法”体现的历史发展阶段却是可以超越的。

根据马克思主义的上述思想，可以看到经济落后的国家跨越到社会主义，虽然在经济形态上接近于（仅仅是接近）由后资本主义转变过来的社会主义，它们都处在历史发展的同一序列——社会主义，但在反映生产力发展的三个社会基本要素方面却有很大不同。马克思所说的社会主义，在社会技术形态上属于全面自动化社会，在社会交换形式上属于社会化的产品经济社会，在社会交换形态上属于自由人的联合体（人的全面发展）。而现实中的社会主义，在社会技术形态上则属于工业社会，在社会交换形态上属于社会化的商品经济，在社会主体形态属于人对物的依赖关系（人的片面发展）。这就

是说，跨越后落后国家建立的社会主义与马克思所说的社会主义在社会、经济、技术发展的历史链条中还有整整一个阶段的差距。正是社会基本要素的这些差距决定了落后国家的社会主义在生产关系等方面不能采取纯粹的社会主义形式，而是采取现在这种非纯粹的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形式。

我国社会主义在社会根本制度上与现代资本主义制度有着质的区别，但从社会技术形态、社会交换形态和社会主体形态方面看，却与资本主义近乎同一形态，处在历史发展的共同进程中，执行着同样的历史转化任务，即实现由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化以及从人对人的依赖关系向现代人对物的依赖关系的转化。由于我国现代化发展较晚，无论是在社会技术形态、社会交换形态上，或是在社会主体形态上，其起点都比资本主义低，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在社会基本要素上赶上，更不用说超过资本主义国家。这就是中国还处在并将长时期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客观根据。

上述定位明确告诉我们：东方落后国家跨越“卡夫丁峡谷”后，并没有进入到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主义阶段，究其实质还只是处于“不够格”的社会主义阶段，由“不够格”到“够格”的社会主义，其间必须要经历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在这个时期，还要摆脱封建主义的影响，其竞争对手则是资本主义，发展前景才是马克思设想的社会主义。认识到这三个历史系数，就能看到以往笼罩在人们思想上的迷雾，即只看到现实社会主义与当代资本主义的社会经济形态上的差异性，而忽视二者在社会基本要素上的相通之处。这是一些国家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发生“左”的错误的一个重要的思想理论上的原因。

四、“跨越”不仅是指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超越，本意中也包含了特定历史条件下对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的超越

在我国理论界对东方社会落后国家有可能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理解中，有一种观点认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可以超越，但资本主义生产力不能超越。就一般而言，生产力的发展确实具有不可逾越性。然而，在资本主义降临人世之后，在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之后，生产力发展的国际化，使“人们的世界历史性的而不是狭隘地域性的存在已经是经验的存在了”[6]这种国际间的交互作用所形成的世界生产力的总体联系，使生产力的发展出现了一些新的特点：第一，打破了各个国家、民族、地区生产力发展的重复性。马克思说：“某一地方创造出来的生产力，特别是发明，在往后的发展中是否会失传，取决于交往扩展的情况。当交往只限于毗邻地区的时候，一种发明在每一个地方都必须重新开始。”“只有交往具有世界性质，并以大工业为基础的时候，只有在一切民族都卷入竞争的时候，保存住已创造出来的生产力才有了保障。”[7]第二，打破了各个国家、民族、地区生产力发展的单线性。在前资本主义形态落后的生产力和分工的基础上，不可能形成各个国家、民族和地区之间普遍交往的格局，历史只能被分割在狭隘的民族地域中发展，因而在这种封闭状态下，其生产力的发展只能是一步一步地单线递进；而当世界形成了一个有机整体时，这种单线递进必然受到世界整体生产力发展的规定和制约，它的最终结果必然表现为“合力”的结果，从而打破其生产力发展的单线性。所以，世界历史的形成虽然无法改变整个人类社会生产力发展阶段的循序渐进性，却使某一个国家、民族、地区有可能借助世界先进科学技术力量，绕过一切从头开始来实现生产力发展个别阶段上的超越。正是由于这个原因，马克思在提出俄国有可能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时，曾针对俄国资本主义制度崇拜者提出了这样的问题：“俄国为了获得机器、轮船、铁路等等，是不是一定要象西方那样先经过一般很长的机器生产发育的孕育期呢？”[8]

回答当然是否定的。对生产力不能超越的理解不能绝对化，否则，在理论上必然把它教条化；在实践上必然导致执行传统发展战略或爬行战略，使东方社会主义国家永远只能等距离追赶世界先进水平，永远处于相对落后状态。当然，这种超越又是具体的、历史的，必须对其作出科学的分析。既不能随心所欲地跨越历史必由之路，又不能完全重复西方资本主义的老路，必须结合具体国情，走自己的创新之路，否则，在理论上必然离开唯物史观，陷入“空想论”，在实践上必然导致不切实际的瞎闯蛮干。［收稿日期］1999-11-12

【参考文献】

[1][2][3][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451;431;431-432;436.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4-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