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后地区范文10篇

落后地区范文篇1

[关键词]基层文化建设思考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原来计划经济时代已荡然不存,经济在迅猛发展，而文化建设相对比较滞后，特别是边远落后地区乡镇文化越来越显现出这一矛盾，就当前乡镇文化建设来看令人担忧。这就要求我们要充分认识到贫困地区基层文化建设存在的问题，有针对性地来分析和解决问题，切实推动边远地区乡镇文化建设的发展。

一、边远落后乡镇文化建设存在问题

文化活动形式单一，内容单调，创新意识不强。文化发展的内在动力得不到进步。由于一些基层文化馆、站没有制定相应的规章制度和活动计划，活动随意性大，基层群众也难以适从。工作中创新意识不够，使文化活动的形式单一，内容过于单调，没有新意，不能根据不同时期、不同人群对文化生活的不同需求来有重点、有针对性地开展工作，削弱了基层文化的影响力。

缺乏专业的文艺人才和文艺队伍。文艺人才是基层文化繁荣的关键，缺乏人才就无法保证有高质量、内容丰富多彩的文艺精品，就不能发挥好基层文化部门的龙头示范作用，把乡村文化、企业文化、基层文化、校园文化、老年文化和家庭文化有效地带动和繁荣，使基层文化建设缺乏活力和动力。文艺队伍是激发群众对文化渴求的重要纽带，没有专业的文艺队伍无法保证演出的质量与效果，基层文化活动的水平也难以提高。

文化基本设施建设不完善。场所老化、设备陈旧、缺少文化活动阵地等问题在贫困地区非常普通，更有一些基层文化馆、站，昔日管理到位、动作规范、文化活动丰富的情形随着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曾经的辉煌和繁荣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是破旧不堪、不见一丝文化味的萧条景象。由于阵地的破旧甚至消失，严重制约了贫困地区基层文化工作的开展。

二、边远落后乡镇文化建设存在问题的原因

乡镇领导重视程度不够。领导对文化工作的重视程度对基层文化建设至关重要。有的领导没有从“三个文明”协调发展的思路对文化生产力进行剖析，没有充分认识文化生产力与经济的内在联系，口头上的重视与思想上的认识存在很大差距，对经经济发展和政治稳定抓得硬，对精神文明包括文化建设抓得软。

对乡镇文化事业的投入较少。文化投入的多少直接影响基层文化建设以及文化活动的正常开展。基层文化建设投入的较少已成为公认的问题，没有经济上的有力支持，再想干事、再会做事的文化人也不能做成事，这不仅不能办成上档次、成大规模、有品位的文化事，还会严重挫伤文化人的热情，长此以往，恶性循环，对基层文化工作的提升无益。

乡镇保障机制不尽合理。缺乏相应的保障机制使基层文化建设处于被动局面。贫困地区没有摆正“减人、减事、减支”同发展文化事业的关系，将文化馆、站拒之于公益事业单位门外，实行自收自支的现象严重。在岗不在编，在编不在岗的占编情况也很普遍。这些问题的存在无法保证文化人全身心投入文化工作中去。

三、对边远落后乡镇文化建设的思考

（一）加强乡镇领导重视，营造先进文化气氛

积极发动，让基层文化建设合理化、正规化。通过一系列健康向上的文化活动丰富老百姓的精神生活，让基层文化成为经济建设的积极宣传阵地，成为政治建设的良好载体，让文化主动参与到经济和政治建设中来，主动体现文化在“三个文明”建设中的战略地位，使领导充分认识到文化工作的积极作用，把文化工作提上重要议事日程，达到基层文化建设合理化、正规化。

加大宣传力度，让文化意识深入人心。文化部门要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宣传载体有组织有针对地进行宣传，必须按照代表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要求，以邓小平理论作为指导，立足于政治的高度思考文化，在广泛开展文化活动、努力实现群众文化的先进性上下真功夫，逐渐改变人们对文化的认识，让文化意识走进千家万户，让领导也参与到主动宣传、积极发展文化的大氛围中来。

建设一支高素质的文化队伍。要利用有效文化资源，挖掘地方特色文化内涵，建立高素质的文化队伍。在大力抓好文化工作队伍的政治思想作风和业务建设的基础上，在基层建成一支专兼结合，构成广泛的文化工作队伍，保证文化活动的有序开展。要让文化队伍的文化活动深入农村、深入群众、，活跃整个基层文化建设的氛围。

（二）加强边远地区乡镇文化建设，让基层处处充满文化气息

不断丰富基本活动方式。要在不同的时期，根据实际需要，采取多种形式，开展丰富多彩的文体娱乐活动，特别是在节庆假日要着重抓老年、少儿文化活动，充分发挥文化中心和文化广场的作用，充分利用基层的文化资源，狠抓特色文化，打响文化品牌，把基层群众文化建设不断推向前进。

加强基本阵地建设。着重抓好镇、街道文化场地（包括文化广场、基层文化中心、企业文化活动场所等）以及老年学校等社会文化活动场所的建设，特别是加大投入抓好基层文化中心和文化教育广场的基本设施建设。文化中心要添置必要的活动器材和设备，不断完善文体场地设施，使之真正成为人民群众文化娱乐场所和休闲中心。

（三）加强乡镇边远地区文化建设，来满足人民群众的文化需求

坚持“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大力弘扬文化建设中的主旋律。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服务，是党的文化工作的方向，是文化建设必须坚持的根本原则。坚持“二为”方向，是文化建设必须坚持的根本原则。坚持“二为”方向，必须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大力发展推进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努力满足人民群众多方面、多层次的精神文化需求。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符合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内在规律，是促进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和发展的基本方针，是激励广大文化工作者大胆探索、不断创新的重要保证。坚持“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就是要唱响主旋律，深入生活，深入实际，适应时展和人民群众的需求，努力创作出一大批集中反映时代精神，思想性、艺术性俱佳和为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的优秀作品。

坚持把开展文化活动与思想道德建设结合起来抓。基层文化建设，始终要把加强人们思想道德建设放在首位，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方针，在推进群众文化建设中，把培养“四有”新人作为根本目标，努力提高人民群众的思想道德素质。要深入研究社会生活的新情况新问题，研究人们思想活动的新物质基础特点，探索新形势下开展文化活动的特点和规律，加强新形势下的理想信念教育。要深入扎实地开展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突出思想内涵，强化道德要求，使群众在参与文化活动中，道德水准得到提高，思想得到净化。

让文化精品生产和读书成才成为基层群众最时尚的文化。坚持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就要多出优秀的精神产品。只有多出精品力作，才能带动文化事业的全面发展与繁荣。要坚决抵制不健康的、有害的精神产品。要引导文化工作者加强理论和业务学习，不断提高思想文化素质和艺术创作水平。要深入实际、深入生活，自觉地在群众中汲取题材、主题、情节、语言，用人民创造历史的奋发精神来哺育自己。要紧跟时代前进的步伐，体现时代精神，反映时代风貌，努力用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致的优秀作品来体现社会主义文化的前进方向。要创作更多的内容健康、思想向上、形式多样、为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的精神食粮，满足人民群众不同层次的文化需求，使人民群众得到教育和启发，得到娱乐和美的享受，为先进文化的前进和发展奠定更为坚实的文化基础。

坚持发展与时俱进的精神，推进文化创新。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开拓创新，是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必然要求，也是促进贫困地区基层文化繁荣发展的不竭动力。要立足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着眼于世界文化发展前沿，继承和发扬民族文化的优秀传统，既要不断从博大精深的民族传统文化中继承激昂向上的文化，又要从健康有益的外来文化中有所借鉴，在与时俱进的最新实践中汲取营养和力量，在内容和形式上积极创新，不断开拓基层文化建设的新途径、新路子和新方法，使基层文化工作永远充满生机和活力。

（四）立足实际，完善机制，推动乡镇文化建设

要建立和健全贫困地区基层文化建设的投入机制，形成政府投入为主、社会多渠道筹资为辅的文化建设投入格局。各级政府要确保文化事业经费增长不低于当年财政收入的增长速度，建立基层文化创建活动专项基金。认真落实文化经济政策，兴办基层文化产业。形成人人关心文化，人人支持文化事业的良好格局。

落后地区范文篇2

关键词：落后地区；农村信用社；储蓄产品；劳务收入

金融创新是指在金融领域内各种金融要素实行新的组合具体来说，是金融机构为生存、发展和迎合客户的需要而创造的新的金融产品、金融市场和新的金融机构的出现。农村信用社要在残酷纷杂的竞争中成为农村金融的主力军，必须不断进行金融创新，主要是进行以迎合客户的需要而创造的新的金融产品下面分析农村信用社在农村进行金融产品创新的优势与劣势，并着重开发农民式劳务收入储蓄产品的措施与对策。

1农村信用社储蓄产品开发的优势与劣势

随着我国农业产业结构的大力调整，一些农村有志青年根据本地的特色，发展农产品加工业，有的甚至有大宗农产品向其他地区或国家输出，积累了一定的资金，同时有时也需要一定的流动资金支持；一些在水产养殖、经济作物种植或家禽牲畜养殖方面有经验的农民朋友，通过投身于这些附加值相对较高副业上，多年来有了一定的积蓄；还有的地方农村劳动力相对过剩，大量的青年外出务工也挣了一些钱。所有这些创收活动使农村信用社储蓄产品的开发成为可能，而且经济状况稍微好一些的地方邮政局(所)甚至商业银行都开始在这些领域淘金。劳务输出已经成为落后地区农村经济的一个重要支柱产业。城市农民工的劳务收入在落后地区农民的收入总量格局中占重要份额。作为农村合作金融组织，农村信用社要具有生命力，必须进行明确的市场定位。存款为立社之本，及时适应农村收入格局的调整，可以有针对性地开发新的储蓄产品。吸收创业资金、副业积累和劳务收入，增加存款，拓宽筹资空间。是摆在落后地区农村信用社面兴旺发展的必由之路。

在落后地区，对农产品加工业尚未形成气候主要是贷款支持，储蓄业务较少，处于培育之中；对家庭副业来说，相对成熟，而储蓄空间容量较小。下面着重讨论一下大量农民工进城务工，大量创收这一块。

中国是典型的城乡二元经济大国，以地处大别山中部的商城县为例，由于近十几年家里田地少。外出务工的环境相对宽松，大量农村青年外出打工，该县具有多年劳务输出的经验，并形成了一定规模的劳务输出基地，适时进行劳务输出便成为农民增加收入的主要途径。据调查，全县约有7．5万多人进行了劳务输出，主要是到广东、福建、浙江等发达地区的一些小企业打工(还有不少到附近的武汉、郑州等一些大城市从事建筑、服务、运输等行业)，已占到了全县农业总人口的30％左右，以各类打工人员人均年收入5000元左右计算，年人均净汇入资金3o00元推算，该县劳务人员年净汇入资金约为2．25亿元，若信用社能组织劳务收入的20％来储蓄，则该县每年可增加9000万元储蓄存款，而截至2002年底，商城县信用社存款规模在8000万元波动。由此可见，劳务输出市场既是当今乃至今后一个时期农村重要的产业支柱，也是农村信用社组织资金最大的“超级市场”，其潜力巨大，前景广阔。

(1)近水楼台先得月，农村信用社拥有独特的开发优势因为农村信用社是农村土生土长的农村金融机构，一直在农村开花结果，开发农村劳务收入这种储蓄产品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一是网点优势。农村信用社机构网点遍布城乡各地，每个行政乡基本都有基层信用社，人口密集的集镇有信用分社，规模稍大的村组设有代办站，具有开发劳务收入存款的健全网络组织。二是人员优势。及时送达劳务收入汇款是开发劳务收入存款能否取得成效的关键所在，需要大量的人手，而农村信用社拥有一大批熟悉农村情况的基层员工队伍，特别是在农村最基层的村级组织拥有一大批信用站代办员，他们人熟、地熟、情况熟，绝对能够满足及时送达劳务收入汇款的送达队伍人员需要，这是其他金融机构所无法比拟的。三是信用优势。

农村信用社由于长期服务农村、农业、农民，经营网点多，服务质量优，较多其他金融机构在务工人员心目中具有更好的社会信誉和形象基础。四是经营优势。

农村信用社是服务“三农”的主力军，农村信用社只有凭借良好的环境优势，做好支持劳务输出的各项工作，才能使自己深深根植于广大人民群众之中，在支持农民尽快走向富裕的同时，求得自身的发展壮大。但是必须看到这些优势是较为理想的状态，切不能把它变成劣势。只有根据实际情况，网点设置过多或过少的要调整；人浮于事或人手不够的要增减，情况不熟的要提高业务技能；继续巩固提高信用优势，培植储户对信用社的忠诚度；优化经营环境，为劳务输出提供适度的支撑。

(2)正视劣势，实施危机管理按危机管理的思想，要求员工随时有危机感，并把它化作一股动力，努力工作，改善服务管理水平。与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及农业发展银行相比，农村信用社同样面临不少劣势。一是汇兑手段相对落后。相对于国有商业银行来说，农村信用社还没有在全国建立完善的通存通兑或一卡通业务，电子汇兑的地区有限，业务范围不广。二是资金问题。目前，部分欠发达地区农村信用社，业务经营比较艰难，资金头寸不足，这与劳务收入现金兑付需求量大和信贷资金需求量大的矛盾日见突出，信用社对务工人员汇回的资金如不能及时保证现金兑付或对信用社签订有存贷协议的务工人员如不能满足其正常贷款需求，无疑会使信用社失信于民，带来的结果必将是储蓄资源的萎缩。三是结算问题。鉴于劳务收入存款具有广阔的前景和巨大的潜力，目前邮政储蓄部门、农业银行和农村信用社纷纷争夺劳务收入资金市场，而农村信用社劳务收入资金汇路受制于邮政储蓄部门和农业银行，使农村信用社在劳务收入存款竞争中出于不利位置。部分邮政储蓄部门利用其邮政汇路的便利对信用社设卡，而部分地区农业银行则利用其结算优势对信用社施压，更加大了信用社汇路不畅的困难。针对存在的问题和困难，信用社必须实行危机管理。对员工实行危机教育，在劳务收入储蓄管理上，可以尝试在平时业绩、绩效考评中对员工做劳务收入储蓄业务时的服务工作态度，取得成绩进行考评。在开发劳务储蓄方面成绩突出的给予奖励，对成绩差或服务态度差的进行考核。

2劳务收入储蓄存款开发的策略

(1)统一思想认识，从战略上重视劳务收入储蓄产品的开发由前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知道，劳务收入存款具有蕴藏量大、前景广阔的特点，而农村信用社开发劳务收入存款独具点多面广的优势。为此，欠发达地区农村信用社要把大力开发劳务收入存款作为今后农村信用社储蓄存款工作的主攻重点和“重头戏”，可以把它列于“存款兴社”的战略地位。并切实把开发劳务收入存款作为巩固农村存款阵地、拓展筹资空间的切入口和实现储蓄存款稳定增长的一种有效手段进而抓实抓好，特别是要发扬上下联动的功能，自上而下层层成立专班；内部确定专人负责；业绩考评中设定专项考核；业务上可以进行一些小创新，如为劳务存款可以设立专户，开展汇转储业务，整体推进开发劳务收入存款工作。

(2)深入调查研究，摸清存款信息针对劳务人员输出的自发性和分散性较强的特点，应采取上下结合，内外结合的办法，深入调查摸底：一是要深入村组与村组干部联系，摸清劳动力情况及务工信息，包括务工人员的数量、地址等；二是要积极与劳务输出管理部门联系，掌握劳务输出信息和发展趋势；三是深入到劳务输出地调查。在调查摸底掌握劳务输出情况的基础上，要深入细致地做好建档签约工作，即分层次、分村组、分类别建立劳务输出人员档案，详实记录外出务工人员姓名、年龄、住址、工种、通讯地址、收入、输出前存贷情况，并与务工人员签订存款预约协议，然后分门别类归档保管，做到一户一卡，一村一档，信用站建到户，信用分社建到团体，信用社建到村，奠定开发劳务收入存款的信息组织基础。

落后地区范文篇3

日本是个法制完备的国家。先立法，计划与立法相结合是日本开发落后地区的成功经验之一。在日本经济发展的各个阶段，对落后地区的发展都是首先始于立法，其法律大致分为全国性大法和地方法。全国性的法规有，《国土综合开发法》（1950）、《土地利用计划法》（1949）、《国土利用计划法》（1974）、《土地基本法》（1989）等。这些都是针对国土综合开发而制定的法律。地方开发政策方面的法律主要有：《落后地区工业开发促进法》（1961）、《城市振兴开发特别措施法》（1971）、《新产业城市建设促进法》（1962）、《工业整备特别地区整备促进法》（1964）、《关于促进地方据点城市整备和产业业务设施再配置的法律》（1992）等。各地区开发的法律主要有：《北海道开发法》（1950）、《东北开发促进法》（1957）、《九州地方开发促进法》（1959）等；特定地区开发的法律主要有：《特殊土壤地区防灾及振兴临时措施法》（1952）、《豪雪地区对策特别措施法》（1962）、《过疏地区活性化特别措施法》（1990）、《海岛振兴法》（1953）、《山村振兴法》（1965）等。另外，还有与地方开发密切相关的土地利用，水资源，交通，生活环境整备，公害，国土保护，防止灾害和公共事业长期计划等方面的法律。

在法律规定下，日本进一步制定了地方开发的计划体系。这些计划按照开发对象不同，分为全国综合开发计划；都、道、府、县综合开发计划；地方综合开发计划和特定区域综合开发计划四种类型。这些计划对落后地区每一期的经济发展目标作了明确规定。

经济计划。1955年以来，日本政府共制订了15次经济计划，其中的《公共投资基本计划》和《社会资本整备长期计划》，是国土综合开发和地方开发的重要环节。

全国综合开发计划。全国综合开发计划是日本国土开发中最重要、最根本的计划，也是国土开发的中心环节和地方开发的基础。1962年以来，日本政府共制订了五个全国综合开发计划，即《全国综合开发计划》（1962年10月）、《新全国综合开发计划》（1969年5月）、《第三次全国综合开发计划》（1977年11月）、《第四次全国综合开发计划》（1987年6月）《21世纪国土的宏伟目标》（1998年3月）。

国土利用计划。1960年以来，日本政府共制订了三个国土利用计划，其中第一次计划称为《工业布局计划》。另外，根据有关法规，还制订了城市计划、农业振兴地区整备计划、森林计划、公园计划和自然环境保全计划等相关计划等。

地方开发计划。各个落后地区都有相应的开发促进计划，例如，对于北海道，日本政府1951年以来就制订了五期《北海道综合开发计划》，其中，第一期包括第一次、第二次计划，第五期为《新北海道综合开发计划》。

特定地区开发计划。根据有关法律，一些因特殊原因而落后的地区，如半岛地区、渔村、海岛、豪雪地区、特殊土壤地区等，政府批准指定为特定开发地区后，都制订了相应的开发计划或振兴计划。

二、建立专门的行政机构

日本政府是干预型的市场经济国家，在开发落后地区时设立了专门的行政管理机构，在总理府设立了三个开发厅：北海道开发厅、冲绳开发厅、国土开发厅。开发厅负责制订开发计划、政策和措施，对开发工作给予行政上的指导，建立了这样一个中央直辖与地方辅助的双重管理机构。提供财政金融支持帮助，为此还设立了一些相关的机构。

公共投资。根据历次的经济计划和全国综合开发计划，日本政府都制订了相应的《公共投资基本计划》或《社会资本整备长期计划》，对地方开发进行了相应的公共投资。

促进地方开发的特别会计。现有《城市开发资金融通特别会计》（1996）和《特定国有资产整备特别会计》（1969）。前者除三大都市圈外，主要是为政府指定的33个人口30万以上的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工厂迁移等提供低利或无息贷款；后者主要是为政府建筑物等特定国有资产向地方转移提供低利或无息贷款。

促进地方开发的公库。现有《北海道东北开发公库》（1951）和《冲绳振兴开发金融公库》（1972）。作为财政投资机构，其资金来源除政府出资外，主要是政府借款和发行政府保证债券所筹措的资金。

促进地方开发的公团。现有《地域振兴整备公团》（1974）。该公团利用财政投融资提供的公共资金，主要是从事煤矿地区振兴事业、地方城市开发建设事业、产业设施和工业在配置事业等。

民间城市开发推进机构。这是1988年根据《关于推进民间城市开发的特别措施法》而指定的财团法人，它通过日本开发银行，对特定民间城市开发事业提供长期低利贷款。

大力振兴落后地区的科教事业，充分发挥科教教育的带动作用。

为了提高落后地区的科教水平，日本政府非常注意科研机构的布局，在每个地区分别设立了一个国立的工业开发实验所和一个农业实验场，各地方政府在本地区也设有公立的科研机构。国立科研机构的主要任务是在进行基础性的共同研究，同时，对基层的科研机构的科研活动给予指导。各地区设立的公立的科研机构的主要任务是：适应当地经济发展的需要，进行有关课题的试验研究，为中小企业设立开放的实验室，为他们进行有关试验研究提供方便，实行技术指导。这些措施对于提高落后地区的科教水平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日本对落后地区的开发是卓有成效的，首先，缩小了地区差距，各个地区的人均收入趋于平衡。其次，缓和了人口过度集中的趋势。再次，保护了自然环境和生态平衡。由于过疏过密问题的缓和和环境保护对策的成功，日本不仅成为治理公害的先进国家，而且由于森林和自然环境的有效保护，还成了自然灾害损失最轻的国家。

三、日本落后地区开发的主要经验

1.以法律为依据，以计划为引导

日本政府无论是对全国性开发，还是对地方性开发或特殊性开发，都制定了相应的法律，并根据各项法律制订了相应的计划，从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发挥了政府的主导作用，保证了政府各项开发政策的实施。日本落后地区的开发是在全国综合开发的基础上展开的，即使是针对地方的开发，也都有全国性的开发计划。在地方性开发中，又有一般落后地区开发和特殊落后地区的开发。这样以来，就形成了以国土综合开发为中心的立体交叉的多层次、全方位的国土开发格局，从而使落后地区没有死角，无一遗漏地得到了普遍的开发。

2.中央跟地方的开发计划应该协调一致

日本政府在制订开发计划时坚持了公开透明的原则，地方与政府的分歧在政策、计划制定之前就得到了很好的协调。这样既保证了开发计划的权威，又提高了实施的效率，大大减少了在实施中的扯皮现象。

3.注重社会基础设施的建设

基础设施又被称为社会现行资本，它的完备与否关系到一个国家经济繁荣的程度。日本在开发的过程中将基础设施建设摆到了重要的位置，并收到了良好的效益。

4.注重环境保护

无论在国土综合开发中，还是在地方开发中，自然和环境的保护都一直是最基本的开发理念和开发方针。例如，第五次全国综合开发计划《21世纪国土的宏伟目标》就明确地提出：在中小城市和自然环境优美的农村、渔村和山区，要以适于21世纪的新生活方式为目标，保持宽松的居住环境，既使居民能够享受到现代的物质文明，又能领略到大自然淳朴的美，从而创造“多自然居住的地域”。实现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

参考文献：

[1]国外开发借鉴[M].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1.

[2]钱津.日本开发北海道对中国的启示[J].当代世界，2000，（5）.

[3][日]地域经济纵览[N].东洋经济新华报社，2001.

[4][日]金森久熊，香西泰.日本经济读本[N].东洋经济新报社，1990.

落后地区范文篇4

论文摘要：结合经济落后地区的小城镇发展规划，就发展动力、基础设施的配置和逆向城镇化进程作了进一步的思考，继而提出了经济落后地区小城镇发展的对策，以求在城镇化进程中能跟上时代的步伐。

2003年4月，砀山县政府聘请安徽省城乡规划设计研究院对砀山县城总体规划重新进行了修编，现该规划已经宿州市人民政府批准实施，但对规划工作中遇到的一些问题仍值得进一步探讨。

1经济落后地区小城镇发展的特征

安徽省是经济相对落后的地区，砀山县又位于安徽省最北端，该地区小城镇发展呈现出滞后于其他地区的明显特征。

1．1产业结构不合理

近几年来，砀山县的经济增长速度较慢，增长后劲不足；经济总量偏小，综合实力不强；经济增长方式较粗放，质量和效益都不太高；产业结构不尽合理，深加工业发展不足，优势资源转换不多；企业组织结构不够优化，大企业、龙头企业少，只能依靠中小企业维持着经济发展；地方财力十分紧张，没有足够的资金建设城镇和升级产业。简单地说，砀山走的是一条农业主导型的经济发展之路。随着农业弱质性的进一步显现以及农副产品特别是水果市场供求矛盾的进一步激化，这一发展的低效性已经暴露出来；同时，随着周边地区工业化、城镇化的加速发展和全面小康社会建设的全面推进，这一发展模式面临的挑战也越来越严峻。

1．2要素资源短缺

经济落后地区小城镇发展尚处在原始的资金、技术积累的阶段，乡镇企业发展滞后。由于发展相对落后，砀山的要素资源积累能力低。2003年，砀山县的地方财政收入位居全省61个县市第46位；人均财政收入不足百元，位居全省倒数第5位。城乡居民人均储蓄余额2194元，仅是安徽省平均水平的一半。人才、技术短缺。全县工业企业中，科技工作人员不足百人，其中拥有中级以上技术职称的人员只有1O多人。产业结构的表面合理性掩盖了产业结构深层次的不合理。按当年价计算的砀山县的三次产业增加值之比由1995年的54．7：25．4；19．9调整到2003年的45．7：22．6z31．7符合世界模型的一般规律，有其合理性。但深层次地看，这种产业结构调整并没有带来深层次的质量提高，最突出的问题是产业链条较长、附加值较高的对工业经济特别是对国民经济有重要带动作用的制造业比重过低，仅为19．78。产业结构仍然以第一产业为主；第二产业的技术基础薄弱，主要为由第一产业延伸出来的农副产品加工业；第三产业的层次和效益低下，主要是个体经营的小规模服务业，功能局限于每月传统的固定时日的简单集市贸易，辐射范围也仅是城镇附近的乡村地区。经济落后地区的小城镇发展呈现出要素资源短缺、产业结构低度的特征。

1．3城镇化水平低下

经济落后地区小城镇分布密度较小，开发强度偏低，城镇人口和用地规模也较小。2003年底，砀山县城市化水平约为20．6，远低于全省水平。由于产业、技术与人才的集聚度不够，小城镇功能薄弱，对乡村地区的辐射力和吸引力较弱目前由于砀城小城镇核心度低，城镇体系的职能结构较松散，呈现小城镇与乡村发展相对均衡及城镇体系结构等级弱化的特征。因此，小城镇发展带有明显的农村集镇特征，仍处在缓慢的城镇化积累的初期阶段。另外，由于教育支出不足，小城镇中普遍文化素质偏低，城镇化水平存在着质与量的低下。

2经济落后地区小城镇发展的不足

2．1中心城市经济薄弱

区域经济的实践和理论研究都表明，区域经济及产业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该区域内的中心城市的发展状况。如果中心城市竞争力强将有利于其集聚周边的要素资源，并不断地扩大自己的经济及产业腹地，一旦其要素资源积累到一定程度后，就会对区域经济产生强烈的辐射和带动作用，形成中心城市与区域经济的良性互动发展；否则，缺少中心城市辐射，区域经济就有可能被临近的城市所覆盖蚕食、分割。

2．2推动发展的动力不足

砀城小城镇发展不仅内部动力不足，外部动力也相当匮乏。尽管国家对于中西部地区的小城镇发展有政策上的倾斜，每年有定期相应扶贫款的财力支持。但是由于小城镇发展尚未形成有效的动力机制，这些资助也只能是杯水车薪，不足以使经济发展出现质的飞跃。一方面，尽管经济落后地区的自然资源相对较为丰富，小城镇的发展仍然缺乏必要的启动资金与技术的推动。另一方面，由于产业结构层次偏低，区域经济中经济同构现象严重，小城镇发展的经济增长点往往限制在少数技术含量低、有资源利用优势的项目上，造成乡镇企业的发展缺乏广阔的空间和有效的推动力。

2．3基础设施的制约

城镇物质空间环境作为城镇经济发展的硬件支撑系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小城镇经济发展的容量与空间。而目前经济落后地区基础设施投资能力的巨大缺口是制约小城镇经济发展的瓶颈。以交通设施水平发展为例，在砀山县范围内无一条高速公路通过。而作为刚起步的加工工业的发展，对对外交通条件有较强的依赖性。落后的交通状况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首要因素。

2．4逆向的城镇化进程

城镇化进程的根本动力是经济，而经济落后地区小城镇工业发展普遍力度不足。工业企业的低层次组织不仅使小城镇对周遍地区的农村剩余劳力缺乏吸纳力，甚至小城镇中的一部分居民也亦工亦农，呈现不彻底的城镇化的倾向口]。因此，在城镇化进程中，小城镇向周边乡村地区的经济辐射还相当肤浅，城镇化的推动力也十分有限。

然而，在城镇化进程中还呈现出一种逆向趋势，砀山县由于经济落后，有很大一部分农村人口流人经济发达地区谋求职业，他们每年带回的资金中相当一部分是用于在集镇中买地建房，发展个体经营的服务业。因此，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小城镇周边农村地区的人才与资金在推动着小城镇的发展和地区城镇化的进程。

3经济落后地区小城镇发展的措施

3．1城镇化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镇化率由1978年的15％左右提高到2002年的39左右，比世界平均城镇化率提高的速度快一倍多，但是目前还明显低于世界平均水平。据有关方面测算，今后一个时期将是我国城镇化加快推进的时期，由此将创造大量的新兴城镇市场，给城镇经济带来新的发展空间。小城镇首要的基本职能是为农村非农业经济活动提供场所，对于经济落后地区的小城镇发展而言，至关重要的是挖掘经济发展的潜能，以此为可能出现的跳跃式发展做好准备。

对于砀城，它首先缺乏明确的投资项目和吸引力，无论是乡、镇的或县的决策者，对其未来的发展都或多或少缺乏具体的设想，并且认为发展的困难和阻力都相当大。因此，在规划中将小城镇发展条件划为三个层次：(1)优先建设县域中心城市，使之具有较强集聚和辐射能力，带动县域城镇持续、健康、快速发展；(2)重点发展中心镇。选择区位条件优越、经济基础较好、发展潜力大的镇，逐渐培育为新的中心镇，使中心镇成为所在辐射区域的产业、经济的核心，为实现城乡一体化奠定基础；(3)合理发展一般镇，因地制宜撤并乡镇，引导一般城镇合理、有序、健康发展。

3．2基础设施的选择性建设

由于经济落后地区小城镇发展往往受到基础设施投资能力瓶颈的制约，因而在城镇化初期全面建设城镇基础设施网络是不现实的。鉴于有限的投资能力，只能对基础设施的各项缺口以及影响经济发展的重要度作出分析评价，着重于重点基础设施项目的建设和区域中宏观基础设施骨架的构建，以使小城镇在未来发展中保有进一步完善细化和区域基础设施共享的可能。公务员之家:

在砀城县域规划中，县域交通网的规划建设与城镇体系的发展在空间布局上统一和建设时序上相互协调，并适当超前；建设与城镇规模结构、空间分布相适应的综合交通运输网络；构建城镇之间的快速联系干道；加大交通设施建设力度，拉动经济发展。近期拓宽与连霍高速相联接的101省道；远期与周边地区相协商，建成与商毫、连霍、京福高速公路相连接的快速干道。

3．3城镇体系的合理规划

经济落后地区城镇体系结构的松散及小城镇间孤立、单向的经济联系不利于城镇化的进程。国家的小城镇建设政策要求将小城镇建设纳入整个农村经济发展的轨道。加强小城镇在村镇地域的经济、技术、政治、人口、信息等的集聚。因此，落后地区小城镇发展首先需要培育自身经济的辐射力和影响力，利用资源的稀缺性发展特色产业，谋求在区域经济产业结构中的地位，使在区域中拥有多向经济联系。恰当的职能分工和产业互补有助于区域小城镇化进程，也为小城镇的发展创造宽松的区域环境。

砀山县域城镇体系发展可分两步走。

近期：量的扩张和质的提高并重，通过中心城市规模的扩大和功能的强化，把砀城地区建设成为现代化小城市，提升其县域城镇体系的首位度，使县域中心镇的建设得到加强，初步形成较为合理的县域城镇体系结构。

落后地区范文篇5

现在，很少有人否定中国日益扩大的地区差距和这种差距可能给社会稳定所带来的严重后果，日益扩大的东西部差距不仅严重地威胁着社会稳定，而且还将影响我国实现全面小康的目标和国家现代化的步伐。争论的焦点不在于要不要解决地区差距问题，而在于怎样解决地区差距问题。西部地区的发展不仅需要国家在政策方面的倾斜和支持，而且还需要国家在财政上的援助，在这一点上已经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认同，但在给予西部怎样的政策支持和如何在财政上对西部进行援助的问题上观点却并不一致。关于政策方面的倾斜与支持问题作者已在另外的文章中进行了分析，本文只对援助西部地区的财政方式进行探讨。

一、对财政援助方式的评析

向落后地区和贫困人口提供必要的援助是国家不可推卸的责任。在当今世界上，援助制度通常被视为一种政府行为，是一种完全由政府运作的最基本的再分配或转移支付制度。因为，只有中央政府才可能按照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的要求以及兼顾局部利益、当前利益的需要，使国家财力在各地区间统筹分配，因此，国家应该承担起对落后地区和贫困人口援助的主导责任。国家的责任不仅体现在推动援助政策和法律的制定与监管运行等方面，尤其直接、具体地体现在国家承担的财政责任上。

这种援助方式的效果不仅取决于中央的援助意愿，而且取决于中央的财政能力。我国作为一个人均GDP还很低的发展中国家，每年能够用于援助西部地区和贫困人口的资金注定不会太多，而需要援助的贫困地区覆盖面又比较大，能够实际投入到每个地方的资金肯定是很有限的。虽然这些年来随着整个国家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央财政收入比以前有了较大幅度的增长，但总的来看，中央财政占整个财政收入的比例仍然比较低，而中央开支预算增长比财政收入增长的更快，中央财政赤字也同时出现了快速增长（中央财政赤字由1998年的960亿、1999年的1797亿，逐年上升到2000年的2299亿、2001年的2598亿、2002年预算达到3098亿[1]），能够用于向西部地区转移支付的财政能力仍然有限，与援助需求的差距依然会是巨大的。另一方面，就是国家依靠政策手段和中央的行政权威能够具备相当强的财政吸取能力，国家对西部地区的财政援助也还是有限度的，否则又会出现新的区域矛盾，那就是过多地牺牲东部发达地区的利益，不仅会拖东部发展的后退，而且会引起东部地区的不满。因为，以转移支付为基础的国家援助更主要和直接地表现为一种减高补低、取多予寡，或者说是一种杀富济贫的援助方式，是用东部发达地区纳税人的钱对西部落后地区的捐助。转移支付的过快增长，容易使东部人产生心理上的不平衡，甚至会激化地区间的矛盾，尽管这转移支付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东部享受了西部没有享受的各种优惠政策尤其是税收优惠政策的基础上。同时，对于西部地区而言，长期依靠国家援助，又容易产生吃嗟来之食的感觉和等靠要的矛盾心理，援助增加了就是国家应该，援助减少了就心理不平衡甚至产生抱怨情绪。结果，在国家援助政策的实施上，如果援助方式使用不当，援助力度把握不好，中央政府往往会扮演两面都不讨好的难堪角色，即东部和西部都不满意，都会抱怨。

这种援助方式的效果不仅取决于中央的财政能力，并且还取决于援助资金使用过程中的分配方式、成本和损耗控制及使用效率。首先，援助政策的实施本身是需要支付一定的成本的。因为在援助对象的选择与确定上，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进行调查、统计和分析，以确定这些援助资金给予谁和给予多少，如果不充分获取和掌握这信息，就很容易出现真正贫困的未得到援助，而不该援助的反倒受援助等决策失误。在确定了援助对象之后，要把这些援助发放到受援对象手中，也需要人去作，也需要支付一定的成本。尤其是在援助资源由多个部门分散掌握、分散使用的情况下，援助成本不仅必不可少，而且是比较大的。其次是援助损耗，就像水在渠道里流淌，只要是渠道长了，就必然会出现水的损耗，不管我们如何花精力疏通和加固渠道，这种损耗也难以避免一样，援助西部地区的财政资金在经过众多部门、众多环节的支配之后也同样存在着损耗。实践证明，并不是所有援助资金和物资都能最终到达援助对象手中，有不少援助资金和物资在援助过程中被挪用或被截留甚至被贪污，援助资金和物资在使用过程中呈现明显的缩水效应。通过强化监管可能减少一些这类损耗，但要根除却非常困难。

小结：正是鉴于政府掌握的资源尤其是财政资源的有限性，鉴于援助过程中存在着成本和损耗以及援助政策不适当可能产生的负面后果，因此，研究援助西部地区的财政策略的一个重要目的就在于怎样尽可能地降低援助成本，尽可能地避免或减少援助损耗，使西部那些应该受到援助的对象能够充分地享受到国家援助带给他们的好处，提高国家有限的援助资金的使用效率。

二、对财政援助的建议

1、在援助对象的确定上应进一步细分和明确

援助对象范围宽泛和瞄准性不强，会导致援助资金的稀释和遗漏效应。比如，扶贫资金主要运用在592个国定贫困县，然而，目前国定贫困县的大约2亿人口中，只有2000-3000万贫困人口，因而绝大部分扶贫资金可能稀释到非贫困人口头上。以前贫困县中贫困人口比例高一些，但是上述稀释作用仍然不同程度存在。反过来，据国家统计局调查，现有贫困人口大约一半位于非贫困县，在现行扶贫资金分配体制下，这些贫困人口能够获得的帮助微乎其微。由于瞄准对象与地区和县级行政区划直接联系，难以排除地方政府出于利益动机挪用资金，或者把资金利用到对财政能力增加最为敏感的领域，这些领域与扶贫目标并非总是吻合。由于存在申请方和审批方存在信息不对称，加上职能部门人员寻租动机和行为的影响，导致扶贫资金瞄准错位，甚至发生所谓“穷人带帽子，富人拿票子”、“扶假贫，假扶贫”之类现象。虽然仍有必要沿用贫困县概念，但是与10多年前相比，贫困人口在县一级的集中度显然已经大为下降。为了提高扶贫政策目标瞄准的准确性和资金利用效率，需要把扶贫资金拨款单位从县为单位改变为以乡为单位，保证所有贫困村都能获得扶贫资金。另外，还应当总结以往扶贫资金使用的成功经验，在更好发挥农户和自治组织对扶贫资金的监督作用基础上，加大扶贫资源直接分配到农户的比例。还应当加强对贫困分布及其变动的独立的监测。近年国家统计局农调查队已经进行了这一工作，并形成和出版了专题报告。应当在总结经验基础上，使这项工作制度化并不断完善。

2、建立一套科学合理的、稳定规范的转移支付制度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就一直采用财政转移支付手段来调控地区差距，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原有的转移支付方式很不规范，而且没有制度化，分配方法极不科学。以税收返还这种主要的转移支付方式为例，其分配方法主要采用以1993年为基数，每年维持1：0.3的增量返还，即各省的增值税、消费税每增长1%，中央对该地区的税收返还增长0.3%，返还的数额大小与地方财力的增长成正比，其结果是经济越发达、税收收入增长越快的东部地区，其返还的数额也越大，返还数额越大地方投入也越多，地方经济增长就越快，相比之下，西部地区经济落后，财政收入基数低，增长缓慢，返还的数额小，这种恶性循环极不利于对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的调整。财政转移支付的另外一个突出的问题是转移支付结构问题，目前中央对西部的转移支付拨款结构还存在一些缺陷：一是中央对西部地区的转移支付实际上多达六种形式，即税收返还、原体制补助、专项补助、转移支付补助、各项结算补助和其他补助，单是中央的专项补助拨款就多达几十种，数额达几百亿元，且分散掌握在不同的部门，其类型过于复杂；二是对于一些地方的特殊情况和特殊需要主要通过专项补助方式加以调节，而专项补助的确定有很大的随意性，从国内外的经验教训看，专项拨款虽然较无条件拨款更能体现中央宏观调控意图，提高补助效果，但其分配程序不易规范，易引起腐败现象。

从我国目前经济发展形势来看，近期内中央对西部地区的财政转移支付必须根据当前的形势加以规范，重新调整返还数，并逐步创造条件，在稍长的时期内，尽快建立规范的按因素法支出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同时，还应加强对国家对“老、少、边、穷”地区的专项拨款补助，中央对西部民族地区的经济援助如财政补贴、扶贫救济、文教卫生补助、边疆地区补助、基本建设补助，支援不发达地区发展资金以及“西藏专项补助费”等各种专项补助分配和使用过程的管理与监督，尽可能降低这些援助资金的使用成本，减少援助损耗，提高援助效率，在今后可考虑将其纳入财政转移支付制度设计与实施的统一考虑因素之中。

此外，应在总结过去省区之间对口支援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大东西部对口支援的力度，并对我国实施横向转移支付的方式和制度进行探索，逐步提高横向转移支付在整个转移支付中的比重。对口支援和横向转移支付的重点应放在西部的民族地区，这既有利于西部发展，又有利于民族团结，通过发达省、市按照“支援为主，互补互济，积极合作，共同繁荣”的原则，在资金和物资投入、科技进步和人才培训上给予西部民族地区有力的帮助，促进西部民族地区的发展。

3、改革中央财政援助资金的使用方式及使用领域

（1）在中央财政援助资金中，有相当一部分属于有条件的专项援助，要求地方必须对援助项目进行配套投入，结果那些的确贫困的地方往往因为拿不出配套资金而得不到中央的援助。因此，必须改革现行“一刀切”的中央与地方公共投资分配制度，有区别地规定地方配套资金比例，原则上人均GDP相对于全国人均GDP水平愈低的地区，地方配套资金比率越低，反之亦然。只有这样，才能使西部那些确实贫困，地方财政困难的地区得到更多的中央援助。不然，就会出现越是贫穷落后，越是没有办法拿出规定比例的配套资金的地方，就越是难以得到中央投资援助的现象。

（2）调整政府财政援助资金的使用重点，西部农村贫困人口的生活保障和农村义务教育应当成为政府援助资金的优先领域。在过去援助资金的使用上，包含从生产加工项目投资，改善生产和生活条件，到改善生态环境，修建基础设施，信息咨询，产品销售与储藏服务，发展教育和卫生事业，直至救济和建立社会安全网的极为广泛内容。虽然上述方面都有涉及，但是实施重点主要集中在帮助农民和农村企业投资生产性项目（如农产品和工业加工项目）以及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相对来说，在农村贫困人口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建设方面却没有多少进展，农村义务教育也依然非常困难。通过帮助农民进行项目投资和发展生产来摆脱贫困，政策动机是好的。但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无论投资什么项目都存在市场风险和不确定性，尤其是在西部贫困地区进行的生产性投资，还受到交通、信息、市场销售和技术、人才、经营管理等多方面的条件制约，加之一些地方政府主管部门在项目选择上的“越俎代庖”，即便贫困人口能够获得贴息贷款，项目的成功机会及效益也是难以保证。因此，有的地方出现了给贴息贷款贷农民也不敢贷的现象，因为他们害怕投资失败后会使他们的生活陷入更加贫困的境地甚至负债累累。对于那些连温饱都还没有解决的贫困人口来说，虽然生存和发展都很重要，但首先需要解决的还是生存问题，然后才是发展问题。我们必须要像重视城市贫困人口的最低生活保障一样地重视农村贫困人口的最低生活保障与救济，而不应该等到这个问题已经开始危及农村和整个社会稳定的时候才去考虑。国家必须承担起解决贫困人口最低生活需求的责任，贫困人口的救济和最低生活保障应当成为政府财政援助资金使用的一个优先领域。

西部地区贫困落后的原因很多，但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在于知识上的贫困。发展经济学和教育经济学的大量研究成果说明，基础教育普及程度和质量水平，是决定经济发展水平和长期贫困减少的最重要因素之一，从不同角度观察和分析，西部农村基础义务教育都应当成为我国政府转移支付的又一个优先领域。义务教育是强迫教育也是国民教育，即使在市场经济发达国家义务教育也是国家行为，即政府有责任担负起提供有利于儿童入学的各种条件及机会，人民也同时享有平等的受教育的权利。我国现行的教育财政政策，义务教育的财政责任下放到地方政府，在经济上落后特别是在贫困现象比较集中的西部农村地区，基层政府税费征收基础较小，加上家庭支付能力也较低，难以支撑义务教育的发展，许多农村学校教育经费严重不足，甚至连正常的办公经费都不能保证，发生的极端情况就是电影“一个都不能少”所展现的画面：孩子们或者失学，或者即便能够上学，也没有得到最起码的知识训练和教育。因此，国家必须主动负担及统筹起全民义务教育的责任，特别是中央一级的教育投入与财政转移支付应该向西部农村义务教育倾斜，农村基础义务教育应该成为政府财政转移支付的优先领域。“再苦不能苦孩子，再穷不能穷教育”。为了增强西部地区的长期发展能力，增加财政援助资金用于西部农村教育的比重，是一项利在当代和功在千秋的大事。

4、国家财政援助与农业税收政策的协调

相对于城市老百姓800元的税收起征点而言，农民（包括那些处于贫困线以下的农民）从来就没有一个税收起征点，即使他们的收入水平远低于城市居民，甚至连温饱问题都解决不了，还需要国家给他们提供援助。国家每年都要拿出数量额巨大的财政资金去进行农村扶贫，却又不肯改变向所有农民（包括西部贫困地区的农民）征税的税收政策，这种政策上的矛盾不仅使农业税收与农村扶贫援助的效果互相抵消，而且在事实上增加了农民的负担。农民——贫困地区的农民，他们既是纳税主体，同时又是扶贫对象，这种角色上的尴尬，说明了我们在农业税收政策和扶贫援助政策上的矛盾与尴尬。我们在农业税收政策与扶贫政策上的矛盾，把农民放在了一个十分尴尬的地位：既是纳税主体，同时又是扶贫对象，他们一手向国家纳税，一手接受国家的扶贫资助！就算是城乡有别的政策不能改变，每月800元收入的税收起点只适用市民而不适用于农民，但至少，我们在核定贫困对象、贫困县时所使用的贫困线收入标准，应该很自然地成为农民是否纳税的起点。在贫困线之上的农民才能成为纳税主体，应该排除在扶贫对象之外；在贫困线之下的农民作为扶贫对象，应该排除在纳税主体之外。也就是说，同一主体不应该同时成为税务部门和扶贫办的瞄准对象。只有这样，才能避免农民既是扶贫对象，同时又是纳税主体的双重角色的尴尬，也才能避免农业税收与扶贫援助相互矛盾、相互抵消的政策尴尬。我国的农业基础薄弱，尤其是在西部地区，农民收入低下且增收难度较大，农民负担问题也比较突出，国家应该考虑对农业税至少是对西部地区的农业税收实行减免政策。减免农业税收，增加了农民的收入同样也就是扶贫援助，而且是成本最低、效率更高和更直接的扶贫援助！因为减税政策直接以贫困对象定目标，所以，与目前的政策相比，它既可以更直接地帮助穷人，又可以大大地减少征税和扶贫的成本及耗费，减少为征收数额并不大的农业税而设置的农村税务机构和为实施扶贫计划而设置的那些累赘的、代价高昂的扶贫机构，使目前供职于这些机构的有为之土，可以将他们的才智贡献到更有用途的事业中去。

5、国家援助与农业补贴方式改革

“目前，我国现行的农业补贴的范围主要有：一是食物安全储备补贴；二是国内粮食补贴；三是自然灾害救济补贴；四是环保补贴；五是贫困地区补贴；六是价格支持措施即粮棉定价收购及保护价收购；七是农业生产资料价差补贴，年补贴及支出额在1800亿元左右。在农业补贴的方式上，主要采取的是‘暗补’的方式，许多农业补贴并没有补给农业生产者（WTO规定应补给农业生产者），而是补给了中间环节”[2].除了农村开荒补助费、草场改良保护补助费、造林补助费、林木病虫害防治补助费以及退耕还林还草补贴外，其他各项补贴都属于对流通环节的补贴，对农民的直接补贴很少。对流通环节的补贴都是隐含在价格之内的价内补贴，具有隐蔽性特征，这种“暗补”方式并不为大多数生产者所知晓，农民得到的很少，对生产的直接刺激力度不大。以粮食补贴为例，政府出了钱，有相当一部分补贴流失在粮食流通领域，用于支付人员经费和弥补经营亏损上去了，而粮食企业亏损持续发生，财政补贴负担日益沉重。就改革农业补贴方式而言，建议在以下方面作些尝试：一是取消对粮食流通领域的价格补贴，按农民销售农业产品的收入，将农业补贴直接补贴到农民个人；二是突出补贴重点，主要是对粮食主产区和棉花主产区的农民进行农业补贴；三是根据粮棉产区农民上年度成本调查结果，加上合理利润的情况确定合理的补贴标准，也可实行比例办法或固定数额法；四是补贴资金来源，可以利用现有粮食风险基金来源，不足部分主要由中央财政转移支付；五是公开透明，对农业补贴实施公示制度，发挥农民的监督作用，还要加强审计和财政监督，进行经常性的检查。总之，过去实行的以“暗补”为主的农业补贴比例过高，农民既得不到也感觉不到，援助资金没有发挥其应有作用，应考虑将农业补贴由暗补转变为明补，将间接补贴转变为直接补贴，使受援助者充分了解国家的补贴政策，充分感受到国家给予的帮助和温暖，减少贫困地区农民对国家援助的抱怨情绪，避免因援助方式使用不当而产生的负面作用。

6、加强援助资金的管理与监督，提高援助资金使用效率

在我国现在的援助体制下，中央很多部委都掌握着一定的援助资源，甚至一些部委下面的司局处也各有名目繁多的专项资金。这种格局不仅加大了援助资金的使用成本，而且政出多门，相互之间缺乏协调和配合，很难保证援助的效率。同时，在援助资源由多个部门分散掌握的情况下，还导致难以实施有效管理与监督审计。虽然中央非常重视对援助资金使用的审计监督工作，然而事实证明，给定政府主导型扶贫模式，通过政府内部一个行政机构审计约束另外一个行政机构行为，存在很大成本和种种困难。即便审计发现存在问题，也难以通过有效措施从根本上加以治理。建议将这些政府部门分散掌握和使用的各类援助资金相对集中管理，以便于管理与监督，减少援助资金在使用过程中的成本和损耗，提高其使用效率。

落后地区范文篇6

关键词：农村信用社；金融；改革

今年春节假期过后，为了增加对落后地区农村信用社的了解，笔者实地调查了安徽省的一个部级贫困县的信用合作联社和个别乡镇的信用社。结果发现，该县农村信用社在信贷支农和农村金融中发挥着主要作用。然而就其性质而言，合作组织原则确实只是流于形式，而政策性和商业性倾向显著。基于这种现实，笔者认为，在经济欠发达地区，试图将农村信用社改组成真正意义上的合作金融组织是不合适的，改革的取向可以是：在保证政策支农需要的同时，将商业性的资产和业务剥离出来，使之服务于农村金融的不同需要。

一、农村信用社是农村金融的主力军

笔者所调查的这个贫困县，地处大别山区。多丘陵，主要产业是种植业、茶、桑、药材和一些制造加工业，积累少，历来有。贷款难的问题。90年代末，包括农业银行在内的国有商业银行撤消了该县及县级以下的分支机构和营业网点。农村信用社是该县农村金融的主要机构，在信贷支农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同1999年相比，2002年该县农村信用社各项贷款总额和农户贷款金额均翻了一番，分别达到2．7亿和1．5亿，全县农村信用社各项贷款净增额占全县同行业新增贷款总和的46．6％。平均增长率16％，高于全县金融贷款增幅8．7个百分点，存款净增额占全县同业各项存款新增总额的32．2％，年增长率18．4％。

在人行于1999年和2000年下文的指导下，该县农村信用社大力开展了农户小额信用贷款和农户联保贷款业务。信用社采取。一次核定(1年贷款限额)、随用随贷、余额控制、周转使用”的办法，无须抵押，农民可凭信用社核发的贷款证以及身份证、印章，直接到信用社营业网点办理限额内(最高限额1万，对还款能力强和资金需求较大的个体工商户，限额可提高到2万)的贷款，手续极为简便。5-10家农户也可以自愿组成联保小组，按。一户借款、多户联保”的操作办法。办理1O万元以下的贷款。这样，2002年全县贷款农户(4．3万户)占全县总农户(8．17万户)的53％，农户贷款净增加3836万元，占各项存款净增加额的63．7％，其中农户小额信贷增加2702万元，占农户贷款增加额的58％。

二、农村信用社的性质分析

农村信用社在该县金融中处于重要地位，然而其性质到底是怎样的呢？

1、有名无实的合作制

我国的农村信用社是建国后由政府行政命令组合而成的，从一开始就不符合。自愿、互助合作、民主管理的合作制组织原则，发展至今其合作金融组织的性质更是所剩无几。已成为准国有的金融机构。从资金构成上看，该县信用社社员人股金额1059万元，约占总资产6．68亿元的1．6％，约占贷款余额3．13亿元的3．496，比重低得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从服务对象上看。2002年底。全县8．17万农户中有2．4万户人股。而贷款农户4．3万户，申请贷款时是否具有社员身份已不重要，这也和互助合作的组织原则相去甚远。从管理上看，一方面，信用社。官办色彩浓厚，人员由上级直接任免，能上不能下，铁饭碗仍然盛行，同时，由于产权模糊又导致。内部人控制问题严重，。三会”行同虚设，甚至根本就没有设立；另一方面，由于人股资金少，社员并没有激励去行使自己的权利，缺乏主人翁意识。另外，从后面还可以看到，合作制的互助、低盈利性也为对商业利润的追求所冲淡。

2、具有明显的政策性

农村信用社和农村发展银行一样。所从事的业务受人行的政策指导，定位于为农民增收、农业增效、农村的发展提供资金支持，而不是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该县农户居住分散，信用社主任和信贷员人均服务农户1066户。登门上户很不方便，小额信贷又基本上在万元以下，非常零碎，同时农民的信用意识不强，所以，贷款的平均成本很高，风险较大，并且，对评选出的信用村和信用农户在贷款利率上还要给予一定的下调。实际上，由于这些政策性规定，其他商业性金融机构并不愿意从事这些业务。

3、追求利润的最大化

农村信用社在服务于支农政策的同时，努力按照商业化的操作，追求利润。该县农村信用社对全县86％的农户和绝大多数个体工商户建立了经济档案，借以核定信用等级和授信额度；联保贷款不得超过所有联保成员的家庭收入，并签定联保协议，承担连带责任。在贷款的利率和期限上，小额信贷期限不超过1年，贷款利率按人行公布的基准利率加浮动利率，其利润来源于存贷款的利差。为了保证贷款的质量，在年终综合考核时坚持将谁放谁收、谁承担责任列为考核的主要内容。

尽管如此，某镇信用社的杜主任透露，由于农户小额信贷的成本很高，它并不是信用社的盈利来源和发展的方向，信用社的收入主要来自于其余的近40％的非农户贷款，这部分业务是完全以利润为导向的。

三、经济落后地区农村信用社的改革思路

在上述农村信用社涉及到的三种性质中，合作性质已经没有实质性的内容，而政策性和商业性是农村信用社的主要性质。这三种性质实际上是互不相容的：合作制是以自愿互助为基础的。政策性是以扶持落后地区的发展和非盈利为导向的，商业性则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正是这三者之间的矛盾，构成了农村信用社发展的瓶颈，是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的关键。

首先，农村信用社从来就不是真正的合作性金融组织，强制将它改组成合作制是不合适的，阻力也必然很大。合作金融组织的建立和发展是和一定的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在当前的经济落后地区，农民缺乏合作互助的能力和地念，还不具备必需的基础。即便能组成合作组织，也会因为内部交易费用过大而寸步难行，从集体行动的逻辑来说，这种由小资金组成的大集体，其成员没有足够的动力去采取有利于整个集体的行动。

在经济相对落后地区，农民首先需要的是政策扶持。给他们提供信贷资金支持不仅是输血，同时也是在帮助他们造血，欠发达地区的农村信用社的主要功能正在于此，它弥补了农业发展银行在这方面的政策缺位。农村信用社这一功能不应削弱，而应加强。

落后地区范文篇7

论文摘要：“因贫致病，因病返贫”已成为中国的一个突出社会问题。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属于完全货币化的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在市场化程度高的地区实施完全货币化的制度具有一定的优势，但在市场化程度较低的中西部经济落后地区的农村实施完全货币化的制度却相当困难。中央政府的大力货币资助只是一种外部力量，未能通过市场经济落后地区地方政府，特别是农户本身的内因调动、激励其充分发挥自我力量，从而严重影响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推广工作。因此，结合市场经济落后地区农村的具体特点，探析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非货币型发展路径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市场经济落后地区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运行困境

1．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完全货币化的筹资方

式不符合经济落后地区农村市场化程度低的实际情况。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是市场经济条件下以货币筹资为基础的一种新型农村居民医疗保障制度，这种完全货币化的筹资方式，客观上脱离了经济落后地区农村市场化程度低的实际情况。建国后到改革开放以前的农村合作医疗基金主要由集体来承担，个人只承担一小部分，而且一般不用交现金，而是以“工分”的形式从集体经济的收人中扣取；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基金采取国家、集体、个人三方投资，强调三方的责任，但在广大中西部市场经济落后地区的农村筹资难度相当大，尤其是农民个人自筹的那部分资金。经济落后地区的农村由于其市场化程度低，集体经济不发达，地方政府财政收入较少，有的地方甚至根本无力支持合作医疗的最低基金筹集。对于市场经济落后地区的农民个人来说，尽管每年不少于10元的参保金的数额不大，但对市场经济落后地区的农民来说，经济落后，交通又不方便，七沟八梁一面坡，几年进不了一回城，一家几口人，叫他们每年拿出几十元现金来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确非常困难。

2．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在中西部市场经济落后地区很难保障农村居民的基本医疗。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遵循自愿参加，多方筹资，以收定支，保障适度，先行试点逐步推广的总体原则是正确的，但相对于市场经济落后地区农村而言，仍是一种“富人”保障原则，也就是说只有市场经济落后地区农村的“富人”才能缴得起合作医疗保障金，而真正需要保障的穷人，通常也是最需要帮助的人，因收^过低，缴不起合作医疗保障金，而无法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享受国家给予的合作医疗待遇。但当“参合率不能轹时，强迫命令就出台了。“新合医”成了政府对农民施惠的代名词，农民成了被动的受惠者”。这不仅不符合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突出对经济弱势群体保护的—般陛原则，而且在医疗公平性方面易于两极分化，富裕居民的医疗卫生需求可以得到满足，多数贫困居民的医疗卫生需求，出于经济原因很难得到满足。同样，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自愿参加制度必然形成体制内和体制外两个群体，针对体制外人员侵蚀体制内资源的问题，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也难以避免。

3．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缺乏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筹资主体。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曾在农村合作医疗中扮演过重要角色，建国后到改革开放以前的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主要依托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为基础。但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集体经济组织基本解体，缺少集体经济支撑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资金筹集失去了这一稳定可靠的保障基础。因此，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设计忽略了农村集体经济这个稳定可靠的保障基础，从而直接导致了其运行的持续性难以为继。

二、市场经济落后地区农村的特点与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非货币型发展路径

(一)市场经济落后地区农村的特点

1．市场经济发展落后，农民人均货币收入低下。市场经济落后地区农民的生产收入主要来自各种农产品等实物收入，其中一部分由农民直接消费掉，剩余部分由于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当地交通不便的影响，很难通过流通转化为货币来形成农民的货币收入。据2004年国家统计局统计我国绝对贫困人口2610万人，其中西部l2个省区为1305万人，其人均年收入为668元。而他们的大量农产品却因为交通不便运不出去而卖得非常便宜，有的甚至烂在地里无人收购。比如，在云南西盟佤族自治县的岳宋乡有一个叫木古坝山寨，那里的茶叶是绝对的绿色产品，可是1斤茶叶只卖到2元钱，如果拿到城市卖，绝对可以卖到50元以上。木古坝的1斤茶叶在城里可以换到l0斤杂交稻种子，城里的1斤杂交稻种子在木古坝却能换到8斤茶叶。

2．市场经济落后地区货币经济缺乏，实物经济普遍存在。货币作为一般等价物和价值尺度，其作用应该是与实物经济的运行相互补充，相互协调，相互依存的，是为整个社会生产和经济的正常运行服务的，其总量和构成都应该与实物经济相适应，而不应该脱离实物经济独自运行。因为货币脱离实物经济而独自运行虽然可能使个别经营者达到资本增值的目的，但对整个社会生产来说，不仅没有增加任何东西，而且还可能使社会资源的配置指向错误的方向。然而随着现代经济的发展，货币经济的运行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已经与实物经济的运行脱节，具有了自己的领域，自己的运行轨迹。市场经济落后地区多数农民人均年纯收入中近50％为实物收入，农产品商品率低下，以自给自足为主。

3．市场经济落后地区农村劳动力过剩更为严重。我国是一个农业人口大国，农村劳动力约有5亿左右，占全部劳动力的70％，而且每年还要新增几百万人，增长远远超过了农业生产的需求，农村劳动力过剩问题十分突出。据测算，根据现有的土地承载力，我国农业仅有1—2亿从业人员就足够了，剩下的一半以上的剩余劳动力亟需转移。尤其是市场经济落后地区农村劳动力过剩数量更为可观，估计劳动力中有60％一75％为剩余劳动力。加快对这些剩余劳动力的转岗技能培训步伐，以区域化带动专业化，在剩余劳动力中创造劳务品牌，铸造劳务名牌，并使创牌的触角不断向高技术行业延伸，从而促使剩余劳动力在劳务品牌形成中逐渐升值，增加农民收入，乃当前市场经济落后地区农村劳动力劳务化的当务之急。

4．环境劣势和自然资源优势同时并存。我国市场经济落后地区大多位于西部，虽然那里的自然条件恶劣，山高坡陡，水土流失严重，草地状况日益严峻，生态环境脆弱，生态率和土地产效率普遍低下，但是这些经济落后地区拥有丰富的矿产等自然资源。在全国已发现的160多种矿产资源中西部地区均有发现，特别是能源、金属矿产以及生物等资源在全国占有显著地位，其中45种重要矿产资源潜在总量约占全国的40％，开发潜力巨大。以陕西陕北贫困县为例，一方面，这些地区七沟八梁一面坡，生存环境恶劣；另一方面，这些地区拥有丰富的石油、天然气和煤等资源。一般来说，市场经济落后地区农村大多为这种情况。

(二)市场经济落后地区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非货币型发展路径

在任何一个经济体中，非货币收入都是相当重要的。据美国经济学家估算，在美国这样发达的市场经济中，非货币收入平均占收入总量的25％左右。根据我国市场经济落后地区农村的社会经济和自然资源特点，要在这些地区推行货币化程度很高的新型合作医疗制度是十分困难的。因此，笔者认为在市场经济落后地区农村可以探索建立非货币化的以实物合作为主的医疗制度，充分利用当地优势特点，从而使之“人尽其才、地尽其利、物尽其用、货畅其流”。其可能的发展路径有：

1．如果一个市场经济落后地区土地资源丰富，就可以建立以土地合作为主其他资源为辅的合作医疗制度。在我国现阶段，土地不仅是重要的生产资料，也是广大农民的生活保障，土地作为保障手段对穷人尤其重要。我国土地资源分布很不均匀，西部市场经济落后地区土地等自然资源非常丰富，但海拔高，自然环境复杂，分散的家庭承包经营方式又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个体农户对土地资源的开发力度与利用效度，从而导致土地等自然资源对缺乏劳动力的个体农户的保障作用失灵。在一个市场经济落后地区，如果土地资源丰富，那么建立以土地合作为主其他资源为辅的合作医疗制度，不仅有利于资源的优化配置和合理使用，提高经济效益，调整产业结构，推进农业规模2．如果一个市场经济落后地区劳动力资源十分丰富，就可以建立以劳务合作为主其他资源为辅的合作医疗制度。劳务合作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兴起的一种新型贸易方式，现已成为许多发展中国家外汇收入的一个重要来源。在我国，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完善，劳动力作为一种特殊商品的概念已逐步被人们所理解和接受。我国部分市场经济落后地区劳动力资源非常丰富，但劳动力素质很低。这不仅表现在市场经济落后地区自然条件差、饮水不卫生、医疗卫生条件落后从而导致市场经济落后地区部分农民的身体素质差方面；还表现在市场经济落后地区的劳动力受教育水平低方面。在这样的“贫困——人口多+素质低一贫困”的恶性循环地区，现行的合作医疗制度仅起着外因作用，难以通过内因发挥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真正效用。拉文斯坦首创的“推拉理论”告诉人们，人口流动是“推力”和“拉力”共同作用的结果。推力包括人口增长、低生活水准、缺乏经济机会等；拉力包括劳动力的需求、在新居住地改善生活的可能性、获得更多的经济机会、优惠的劳动力政策等。新古典经济学家认为劳动者在劳务市场上不停地交流和比较各种信息，做出流动与否的决策，对当事双方都有好处，劳动力富裕国家输出劳动力，可以减少潜在的社会经济压力；劳动力接受国似乎也从中找到了解决劳动力短缺的办法。因此，在劳动力资源十分丰富的市场经济落后地区，可以建立以劳务合作为主其他资源为辅的合作医疗制度。譬如，政府高效担当起自己的服务角色，加强对国际劳务市场的调研，建立境外劳务信息网络，抢占先机，对外承包劳务市场，对内给予一定支持，建立劳务综合培训基地，每年甚至每个季度都挑选出一批劳动力进行对口的职业技能强化培训。达到培训要求的学员，如果能劳务输出，就可以为国家赚得外汇，政府按其赚回外汇的多少，给予其家人一定比例的医疗支付补偿金，其标准不低于现行合作医疗的保障标准；达到培训要求的学员，如果能在国内流动，流^地政府也可依据合理的标准，对其家人进行—定的医疗支付补偿金，以保持流人地一定的劳动力数量，从而解决“民工荒”的困境。这样，政府的外部力量不仅有利于通过内因长效激励流出地劳动力积极主动改善自身素质和技术层次，而且有利于农民增收和农村脱贫，推动地区经济和社会持续协调发展。

3．如果一个市场经济落后地区既无一定的自然资源，也无可利用的社会资源，那么在这样的地区，只能发展外援型合作医疗制度。外援方式在当今国内外经济社会发展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从国外来看，非洲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非洲国家中有相当部分地区，自然资源匮乏，社会资源也不丰富，外部援助在不同程度上推动了其经济发展，同时也增进了这些地区与外部世界的联系，从而进一步促进了其经济社会的发展。在医疗卫生方面，外部援助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20世纪末，肯尼亚，津巴布韦等国利用外部援助，有效控制了人口增长，肯尼亚妇女的总生育率由1977年的811个降至1993年的514个。赞比亚利用外部援助，解决了其西部省的大部分农村人口的饮水问题，仅1985—1993年，由援助而兴建的水井高达108眼，使2115万人从中受益。从国内来看，宁夏在总体上是一个自然资源和社会资源都相对贫乏的省区，但宁夏是在全国较早利用外援的省区之一，其实施的外援项目，无论数量、质量、效果等方面，都走在了全国的前列，使宁夏的生态得到了很快恢复，农民生活环境和医疗卫生状况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善。由此可见，如果一个经济落后地区既无一定的自然资源，也无可利用的社会资源，在这样的自身力量相当薄弱的地区，实施现行的农村合作医疗制度难以为继，那么发展外援型合作医疗制度乃其最佳选择。发展外援型合作医疗制度，争取外援、借助外力、加快发展，需要制定一套专门针对本地区具体情况的医疗卫生服务引进计划，同时，依据循证医学可知，大部分的疾病是与环境污染、营养不良和生活习惯不良直接相关的。因此，在利用外援时应将农村卫生的重点放在普及基本卫生服务的基础上，将预防保健、基本医疗和健康促进等社区卫生建设结合起来，这样，农民的受益面最大，受益程度也最深。利用外援方式改善市场经济落后地区人口的健康状况，其关键在于强化政府牢固树立群众利益第一的观点，切实落实项目责任制，信守各项协议，确保项目的顺利实施。

4．根据具体情况，也可建立以上三种路径的混合模式。混合模式的建立必须根据当地的具体情况，遵循优势互补的原则，在结合当地丰富的土地等自然资源，丰富的劳动力等社会资源的基础上，有效利用外援，充分发挥三种路径的各自优势，形成合力，共同推动本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在混合模式中，可以合理发展土地、劳动力密集型农业技术，积极扶持农产品加工企业的技术引进和改造，切实提高农产品精、深加工和综合利用水平，鼓励企业以农民医疗卫生事业为利益联结方式，带动基地和农户共同发展，实行农业从“土地——产品——加工——流通与销售——农民医疗卫生事业——农业的进一步投入”的规模化经营。公务员之家

三、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非货币型发展路径选择对策

1．非货币型发展路径选择应当遵循多样化、因地制宜、因时制宜的原则。市场经济落后地区农村情况复杂多样，因此在选择非货币型发展路径时应遵循多样化和因地制宜的原则，不能搞一刀切。一是要充分认识建立非货币型发展路径的艰巨性和复杂性。我国农村地域广大，人口众多，走非货币型发展路径的工程量很大。同时，我国各地区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很不均衡，选择非货币型发展路径应因地制宜，采取多种多样的模式，以满足不同发展程度地区农民对医疗保障的需求。

2．选择非货币型发展路径应积极探索建立合作医疗型的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农村合作经济组织是为农民提供社会化服务的组织形式之一，是新时期推动农村经济发展和提高农民收入的重要因素，它既能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增强农民的支付能力，又能节约市场的交易成本，还能维护农民的自身利益。在市场经济落后地区的农村以非货币型农村合作医疗为号召发展合作经济，容易产生吸引力和号召力，也许这是发展农村合作经济的一个新的突破口。

3．政府应把发展合作医疗型的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列为非营利性组织，利用各级政府的扶贫资金给予支持。基于目前我国国情，卫生资源的投入能力有限，非营利性医疗组织应该在我国医疗服务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对于非营利性医疗组织的发展，政府应通过引导、调控和支持等方式，为其发展积极创造公平竞争的环境，对这种合作经济组织在管理上也可采取招标承包经营的方式进行。2．市场经济落后地区货币经济缺乏，实物经济普遍存在。货币作为一般等价物和价值尺度，其作用应该是与实物经济的运行相互补充，相互协调，相互依存的，是为整个社会生产和经济的正常运行服务的，其总量和构成都应该与实物经济相适应，而不应该脱离实物经济独自运行。因为货币脱离实物经济而独自运行虽然可能使个别经营者达到资本增值的目的，但对整个社会生产来说，不仅没有增加任何东西，而且还可能使社会资源的配置指向错误的方向。然而随着现代经济的发展，货币经济的运行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已经与实物经济的运行脱节，具有了自己的领域，自己的运行轨迹。市场经济落后地区多数农民人均年纯收入中近50％为实物收入，农产品商品率低下，以自给自足为主。

落后地区范文篇8

关键词：货币政策传导；影响因素；对策建议

近年来，稳健货币政策在全国范围来看已取得预期的宏观效果，但是在经济落后的部分地区，存贷比偏低，信贷结构不尽合理，金融风险还远未解除。它反映了金融宏观调控适度与资金分布结构性矛盾突出。如何进一步理顺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增强经济落后地区货币政策实施效果，本文尝试作如下探析。

一、稳健货币政策在经济落后地区贯彻实施及货币政策效应基本情况

由于地区间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国家宏观政策的微观效果差别巨大，经济落后地区货币政策效果并不显著，主要表现为：一是金融机构的信贷投放持续萎缩。近几年湛江市的经济增长一直落后于全国和全省平均水平，金融机构的信贷投放持续放缓，贷款增长远远低于全国和全省平均水平，甚至也远远低于辖区经济增长水平。1998—2001年四年贷款平均增长只有0．29％，低于全省12．11个百分点，也低于“九五”时期湛江市国内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速度7％的水平。在当前商业银行一级法人经营体制下，为降低不良贷款比率，实现利润最大化，商业银行上收贷款权限，基层商业银行贷款业务出现萎缩，贷款未能与存款成正比例增加，资金大量上存，2002年末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上存资金达47亿元。目前商业银行上存资金一年期利率在3．15—4．3％之间，远远高于中央银行准备金存款利率(1．89％)，甚至高于中央银行再贷款利率(3．24％)，经济欠发达地区资金外流趋势加剧，导致了地区间经济发展不平衡矛盾进一步加剧。二是县域金融服务畸形发展。2002年，湛江各项贷款增加14．2亿元，其中市区增加30．4亿元，县域减少16．2亿元。由于湛江市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市场定位几乎无一例外地将大企业、大公司定为自己的服务主要对象，上收贷款审批权，撤并县域分支机构，目前国有商业银行县域分支机构已变相为只存不贷、只收不贷的储蓄机构。而湛江市商业银行虽将中小企业定位为主要服务对象，但县以下却没有分支机构，邮政储蓄资金只入不出，不断抽出县域资金，农村信用社本着“为农户服务”的宗旨，服务对象重点是农户。这样县域金融服务处于一种畸形的发展状态，一方面，本来已经虚薄的信贷资源被不断抽走，另一方面大多数中小企业处于各金融服务的真空地带，发展艰难。三是信贷投放向非生产性领域倾斜。经济落后地区不仅信贷投放总量萎缩，而且贷款的投向大量向医院、学校、市政、邮政等行政事业单位以及个别大型企业转移，支持中小企业的生产性贷款大量下降。四是商业银行经营效益不高，中小金融机构支付风险没有根本好转。五是逃废债现象依然严重。2002年末湛江市逃废债企业共1432户，比上年末增加26户，逃废债本金19亿元，利息13亿元。

二、经济落后地区货币政策传导阻滞的因素分析

(一)金融体制方面的因素分析。

1、中央银行的体制与职能的安排不到位。制定和实施货币政策，加强金融监管，改善金融服务是中央银行三大职能。近几年来，在金融风险不断聚集的情况下，为了防范和化解区域性金融风险，基层中央银行职能的重点定位在加强金融监管、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上，加强金融监管，创建金融安全区是基层央行工作的重中之重，对如何发挥货币政策职能的作用在政策安排上不到位。基于上述认识和政策安排，基层央行贯彻货币政策的手段苍白无力，力不从心。就人行中心支行一级来说，只有再贷款和窗口指导两项政策工具，再贷款也仅限于中小金融机构的专项再贷款和紧急再贷款，政策限制严格，窗口指导与商业银行的市场定位发生矛盾时，难以发挥真正的指导作用。如某商业银行湛江市分行将服务对象确定为国际结算业务量迭500万美元以上、经营运作正常、有一定结算业务发展潜力的客户。据调查，2001年湛江市实现进出口500万美元以上的企业只有24家，因此，能享受国有商业银行资金扶持的企业十分有限。

2、商业银行风险管理的约束与激励机制不对称。商业银行是货币政策传导的主要媒介，其经营的目标是实现利润的最大化。商业银行在体制转轨过程中，为摆脱旧体制下形成的创伤，加强了统一法人管理，普遍建立了风险约束机制，以防范风险为首要经营原则，在信贷资金管理体制方面，普遍实行了高度集中的信贷管理模式，信贷的决策权集中在总行和省级分行，在上级行对下级行的授权授信管理过程中，基层行只有推荐权且要承担管理责任，对基层信贷人员实行第一责任人终身制，个别机构对新发放贷款要求本息要100％收回，在业务开拓发展过程中不允许丝毫差错。这种责任与激励的不对称，重罚轻奖的管理制度，使基层管理者对贷款的发放更加严格谨慎，惜贷现象普遍。其结果是，商业银行基层行的信贷资金大量向上级行聚集，向货币市场流动，使中央银行调控信贷规模的传统货币政策工具彻底失灵。

3、相关政策的配套不完善。在金融机构风险管理硬约束的情况下，相关政策的配套不完善，也是导致货币政策的传导不畅的主要因素。近几年来中央银行制定了一系列支持农业、中小企业发展的指导意见，但是，由于农业信贷担保体系和政策性农业保险体系发展滞后，使金融机构面对高风险低收益的农业贷款项目往往望而却步，从而造成农民贷款难。中小企业担保体系不健全，中小企业贷款难问题也长期得不到解决。个人信用征询系统迟迟未能建立，也严重制约了个人消费信贷业务的发展。国家助学贷款也属于个人消费商业信贷范畴，商业银行由于存在诸多顾虑，发展也不理想。如湛江市有省属高校三所，2002年末在校人数25483人，工商银行年末实际发放国家助学贷款余额540万元，比年初增加502万元。贷款人数1118人，占在校人数的4．39％。据有关资料统计，至2002年6月末止，全国助学贷款人数112．5万人，占在校人数12．5％。湛江市与全国相比差距较大。

(二)经济主体方面的因素分析。

1、经济落后地区经济主体缺乏活力。货币政策只有实际作用于经济主体，才能达到预期的效果，如果经济主体缺乏活力，对货币资金的吸纳能力下降，货币政策也就无法直接作用于经济主体，这是经济落后地区货币政策传导阻滞的根本原因所在。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经济结构调整的结果是相当部分中小企业退出市场。如湛江市原有32间糖厂，年产糖100万吨，由于结构不合理，全行业面I临严重困难，1995—1999年连续四年亏损22．94亿元，拖欠大量的甘蔗款、税款和银行借款。面对严峻形势，市政府果断采取措施，于2000年行政关闭12间糖厂，随后进入政策性破产，对20间糖厂全面转制经营。糖业生产结构的调整对湛江市经济发展，特别是主产甘蔗县(市)经济的发展，产生较大的振动。2000年工业总产值徐闻县下降39．4％；雷州市下降32％；遂溪县下降32.2％。这些地区长期以来由于经济结构单一，结构调整难度大，可增加投资的亮点缺乏，银行信贷自然低下。目前，国有商业银行根据业务调整的需要，纷纷实施退出低效市场战略。1999年至2002年湛江市农行共撤并基层网点122个。

2、社会信用环境不佳，金融意识不强。社会信用环境是软环境的重要一环，是一项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失去信用的保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也就无从确立。当前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结构调整涉及方方面面的利益调整，地方政府及企业、个人等经济组织往往从自身的利益出发，在企业转制过程中充分利用政治、经济、行政等手段，寻求局部最大利益而不惜牺牲债权人的利益，屡屡利用“金蝉脱壳”、“大船搁浅、舢舨逃生”等手法逃废银行债务，使商业银行金融债权维护工作面I临巨大压力。特别是当前国有企业改制速度在加快，在国有企业兼并、破产、转让过程中，职工的安置及其再就业是关乎社会稳定的头等大事，司法机关在有关部门的授意下，处理这些案件往往缺乏公平、公开、公正。如湛江市某企业破产案，本应按照民事破产程序处理，实际操作中法院却单方面套用国有企业政策性破产处理，破产财产的处置所得全部用于职工安置，严重侵犯其他债权人的利益，银行贷款即使有抵押，也可能得不到优先受偿。虽经金融部门的据理力争迫使有关部门作出让步，但社会信用的总体改善任重道远。

三、对策建议

(一)赋予基层中央银行适度的货币政策调控考核权限。面对经济落后地区金融机构资金外流增加，中央银行调控和引导乏力。中央银行应调整调控策略，加强监测，探索建立资金流向备案制度、信贷资金投入对地方经济增长贡献率奖励制度的可行性，鼓励金融机构立足本地，积极开拓业务。改革邮政储蓄资金集中上存中央银行政策，实现地方资金尽可能多地用于满足地方经济发展的需要。继续发挥中央银行专项再贷款政策在扶持、引导中小金融机构调整信贷结构等方面的重要作用，加大扶持力度。灵活发挥窗口指导职能，防范贷款向个别行业过度集中而形成的风险。引导金融机构在做好信贷风险防范的基础上，加强资金管理，增加有效信贷投放，改善银行经营效益。公务员之家:

(二)建立科学的信贷风险防范化解体系，以发展促稳定。金融机构要在盘活存量和优化增量两方面协调发展，制定科学的信贷业务经营和考核体系，奖罚分明，在授信授权方面适当扩大基层行的决策自主权，充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

(三)加快推进现代企业制度改革，提高经济主体对货币资金的吸纳能力。按照自主经营、自担风险、自求平衡、自我积累的原则，加快推进现代企业制度改革，提高企业市场竞争能力，增强其对货币资金的吸纳能力，促进货币政策传导顺畅。

落后地区范文篇9

[关键词]人力资本投资实物投资跨越式发展

一、研究背景

在我国，地区之间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存在已久。论文百事通经济发达地区的集聚效应明显，落后地区尽管不断加大投入，却鲜有显著的成效，除了极少数地区实现了较快增长以外，绝大部分落后地区与发达地区的差距仍在不断扩大。根据后发优势的观点，落后地区依托科学技术的后发优势，可以低成本的引进新技术、充分吸收外部的最新科技成果，加快技术创新的速度，进而顺理成章的实现“跨越式发展”——全面的快速增长，以迅速摆脱落后经济面貌。因为生产力的发展总是建立在科技创新的基础上，科技进步可以在原有生产要素供给量不变的情况下,改变生产的可能性边界，从而提高潜在的经济增长水平。但实际情况远没有如此乐观。

从传统的经济模型看，均衡状态下的人均产出的增速仅取决于技术进步，因此高速增长往往是不可持续的。在我国当前经济条件下，跨越式发展的基本特征为高速的经济增长速度，迅速扩大的经济规模，可能还会伴随着大量引进资金、不断扩大土地、能源和资金投入。但无疑这种粗放式的增长是不可持续的。Solow（1960）等人发现，在要素投入保持稳定速度的情况下，经济体由当前状态达到经济均衡状态的收敛速度主要取却于要素报酬份额，即科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的指数。而发达国家的统计数据表明，长期来看要素报酬是相对稳定的。经济体之间的发展差异主要在于均衡状态之间的差别，而这些差异主要是由一些经济变量所决定的。

从短期来看，粗放式经济可以取得较快的发展速度，但相对落后的地区，由于资源投入主要来自于外界，在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以后，随着人力、土地成本的增加，资源的边际收益会逐渐趋于零，原先的优势相对减弱，资源流入速度逐渐减慢并停止，增长速度将趋于停滞，甚至会出现负增长。因此，即使粗放式增长方式实现了某种程度的“跨越式”发展，也只是短期的、局部的，从长期来看，落后的局面无法彻底改变。

基于此，我们认为，经济增长的关键在于改变某些经济内部变量，进而改变经济的均衡路径，使之最终达到一个较高的均衡状态。我们认为，这些变量至少包括如下两部分：摆脱“后发劣势”的制度变量，以及充分利用外部技术的经济变量，主要包括资本投入和人力资本投入。而国内很多地区的经验也表明了前者的重要性，好的制度安排可以有效促进经济增长，通过提供制度公共品和基础设施公共品上的突破，部分领域的跨越式发展成为可能。

二、模型设定及分析

对一个基准经济体而言，跨越式发展并非短期内的发展高速度，而是通过改变基本经济变量使经济体达到一个较高的均衡路径，在这一路径下，人均产出处于较高水平，且与技术进步保持同样的增长速度。毫无疑问，制度变量也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原因，但将制度变量纳入到经济增长模型的方法还有很多值得改进的地方（吴洁等，2003），且分析中无法通过简单的参数来反映真实制度变量（吴海民，2006），尤其在研究国内情形时，制度差异无法解释相邻省份、甚至地市之间的经济鸿沟。因此，我们设定的经济模型未纳入制度因素，而通过解释其他的基本变量对均衡路径的影响，分析实现跨越式发展所需的基本条件。

从时间截面数据看，无论是初始投入存量还是净投资，落后地区与发达地区都存在较大差距。假定各地区均有相同的生产函数，即在参数完全相同的情况下，不同地区可以实现同样的产出，函数的主要参数包括实物资本、人力资本、劳动力、技术进步等。通常情况下，人力资本被视为沉淀于教育、职业培训、健康等方面的投资方式所形成的资本，不仅作为外生变量被投入到经济增长中，本身还是经济体所内生的，对经济技术进步、人力资本的再生产、制度演化等过程产生了决定性作用。人力资本不仅需要制度的投入、支持、激励与诱导,而且其本身就注入了制度变量的直接贡献，是反映制度变量的一个重要参数。按照传统增长模型，人力资本的作用被淡化了，而只是作为“索洛剩余”的一部分，与其他不可测变量一起构成增长的制度因素。而实际上，人力资本对经济体均衡路径的形成有至关重要的作用，落后地区要实现经济的跨越式发展，必须要加大人力资本投资。

我们首先假设经济增长模型涵盖了人力资本因素，Y=F(K,H,AL)。其中K为实物资本存量，H为人力资本存量，A为技术进步，L为劳动力存量。模型函数的具体形式为科布-道格拉斯(C-D函数），设将社会所有实物资本、人力资本投入和原劳动力数量中有相同的比例sH用于教育培训，作为新的人力资本生产的初始投入。剩余-1sH部分作为产品的初始投入，社会产品生产函数为:

Y(t)=(1-sH)K(t)αH(t)β(A(t)L(t))1-αβ

st.α＞0，β＞0，α+β＜1

出于简化计算的考虑，设人力资本与实物资本的折旧率相同，即δ＝δk＝δH

此外，技术进步和劳动力作为经济体的外生变量，均保持固定增长速度，分别为g和n。

通过计算，可分别得到人均实物资本k和人均人力资本h的动态方程，由于当经济达到均衡时，人均实物资本和人力资本将达到最佳值，则有k&=0&h&=0，进而可以对k和h进行求解，得到人均产量的对数表达式：

设参照经济体的产量为y*，相关参数分别为sH*，sK*，n*，g*，δ*。两者之间的人均产出将只取决于相关参数。

若将y*和y分别视为发达地区和落后地区的人均产出，通过对不同经济体的参数作设定，可以得出均衡产出差距。假定发达地区在实物资本投入和人力资本投入方面高于落后地区，sK*=2sK，sH*=2sH=0.06。这应该是一个比较符合实际的假设，国内很多地区的差距远大于此，投资普遍集中于长三角、珠三角以及环渤海地区，而很多西部省区投资严重匮乏；而在教育投入方面，无论是基础教育、高等教育还是在职培训，发达地区的投入都远高于落后地区。假设折旧率和技术进步率都相同，δ＊＝δ＝0.05，g=g0.05，人口增长率分别为n*＝0.003，n=0.012(分别为2005年江苏与宁夏的出生率）。

此外，从统计角度看，资本收入大约占总产出的1/3左右。根据美国学者肯德里克（1976）的研究，人力资本存量的价值要高于实物资本存量的价值，通过对非熟练工人和熟练工人劳动力收入的比较（前者为后者的1/3到1/2之间），可知劳动报酬中的1/2到2/3属于人力资本报酬，取值大致1/3<β<4/9。因此，我们可以合理假定α＝0.35，β＝0.4。

将假定的数值代入，可以得到平衡增长路径下的产出差距：

1ny＊-1ny=1.6×ln2＋1.4ln2＋2.4ln(0.94/0.97）-3×ln(0.103/0.112)

=2.255352320

所以y*/y＝e2.255352320＝9.53865，即两者的平均产出差距达9倍之多。两地区虽然在基本经济参数方面相差不大，但由于在实物资本和人力资本投资比例上存在差距，而使得双方的均衡状态产出差异明显。若我们仅仅考察人力资本投入导致产出的不同，可以不考虑人均实物资本投入的差距，假定sk*=sK，两者的均衡产出仍然存在较大的差距，y*/y＝3.6145。即发达经济体仅仅因为其在人力资本上的投入就可以使自身的平均产出为落后经济体的3倍多。

由此我们可以发现，人力资本投资对区域经济增长的作用可能远远超出传统方法的分析。而一个落后经济体要实现经济的跨越式发展，达到较高的经济均衡状态，最重要的是保持较高比例的实物资本投入和人力资本投入，这样才可能在最终达到较高的经济增长均衡值，缩小与发达经济体的差距。在本模型中，人力资本比实物资本贡献了更大的份额，这种假定是符合现实的。在落后地区，这种差距表现得更为突出，人力资本投资的边际产出更高，经过技能培训的劳动力比普通劳动力有更高的生产效率，可以从事普通劳动力根本无法从事的复杂劳动，此时高技能劳动力的收入要远高于普通劳动力，β值甚至会高于我们的假定。

三、结论及建议

从各地经济发展的历程看，我国当前的政策是倾向于实物资本投资的。由于人力资本上的投资不足，进而导致人力资本供给短缺。按照发达国家的标准，中国受过高等教育以上的劳动力所占的比例很低，2002年为4.71%，远远低于发达国家30％的水平，而文盲率则高达10.23%。

实物资本和人力资本投资必须有适当的比例，唯有如此才能最大限度地优化经济生产。没有相应的人员运作，先进设备的投资效率会大打折扣。在我国经济落后地区尤其如此，由于人力资本积累不足，远远不足以满足技术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企业的投资需求，外来投资者也因此不愿意在此投资。有研究表明，人力资本短缺的现实使得外来投资在中西部和农村地区的投资减少了一半。因此，重实物投资轻人力资本投资的投资策略不但最终在总体上制约了经济的发展，更进一步导致经济发展失衡，地区发展不平衡加剧。

即使实物资本投资过程本身，也需要很高的技术含量，需要高素质的劳动力去操作，由于落后地区人力资本存量整体处于一个较低水平，增加人力资本投资所产生的“溢出效应”更为显著，人力资本投资的社会总回报很高。目前我国西部省份的公共教育体系投入水平很低，这对经济的长期增长是不利的。即使因为实物资本投入造就了当前炫目的增长率，过低的教育投入仍会使得其经济均衡态最终远远落后于发达地区，政府需要考虑并调整投资以及一系列其他政策。其一，用更为平衡的投资组合政策来提高经济增长率，并减低不平等；其二，开放和改革劳动力市场、发展人力资本和教育的借贷市场、减少阻碍劳动力流动的限制，政府可以在很低的成本上培育人力资本；其三，政府绝不是教育资源的惟一途径。只要政府取消对私人部门投资教育的种种限制，多种形式的教育投资将会涌入这个高回报的领域。依靠私人部门的融资将很大程度提高人力资本形成的未来收益，而又不需要增加税收负担。政府应改革教育市场，对所有形式的资本开放竞争，创造融资的条件。中国已经有一些资金投资于教育领域，也有一批私营学校，并且在某些欠发达地区已经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但这些都需要大大加速。教育的各个领域，包括大学都可以引入各种形式的资金进入竞争，从而促进教育基础设施和教育水平的提高。与此同时，发展教育融资市场，使得人们不至于由于流动性约束而失去受教育的机会，为民众接受教育提供资金便利条件。

参考文献:

[1]曹元坤:从制度结构看创设式制度变迁与移植式制度变迁.江海学刊,1997（1）

[2]樊纲:两种改革成本与两种改革方式.经济研究,1993(1)

[3]郭旭新:经济转型中制度变迁的动态分析.南开经济研究,2006（2）

[4]何东霞何一鸣:制度变迁与经济增长——用制度变迁解释中国经济增长的各种理论模型综述.上海经济研究,2006（4）

[5]黄健柏李增欣何文成:对欠发达地区经济增长的反思——基于现代经济理论视点.经济问题,2006（7）

[6]李冬胡适耕:人力资本投资的随机内生增长模型.应用数学,2004（17）（增）

[7]刘世锦:经济体制创新的条件、过程和成本.经济研究,1993(3)

落后地区范文篇10

关键词：农村信用社；金融；改革

今年春节假期过后，为了增加对落后地区农村信用社的了解，笔者实地调查了安徽省的一个部级贫困县的信用合作联社和个别乡镇的信用社。结果发现，该县农村信用社在信贷支农和农村金融中发挥着主要作用。然而就其性质而言，合作组织原则确实只是流于形式，而政策性和商业性倾向显著。基于这种现实，笔者认为，在经济欠发达地区，试图将农村信用社改组成真正意义上的合作金融组织是不合适的，改革的取向可以是：在保证政策支农需要的同时，将商业性的资产和业务剥离出来，使之服务于农村金融的不同需要。

一、农村信用社是农村金融的主力军

笔者所调查的这个贫困县，地处大别山区。多丘陵，主要产业是种植业、茶、桑、药材和一些制造加工业，积累少，历来有。贷款难的问题。90年代末，包括农业银行在内的国有商业银行撤消了该县及县级以下的分支机构和营业网点。农村信用社是该县农村金融的主要机构，在信贷支农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同1999年相比，2002年该县农村信用社各项贷款总额和农户贷款金额均翻了一番，分别达到2．7亿和1．5亿，全县农村信用社各项贷款净增额占全县同行业新增贷款总和的46．6％。平均增长率16％，高于全县金融贷款增幅8．7个百分点，存款净增额占全县同业各项存款新增总额的32．2％，年增长率18．4％。

在人行于1999年和2000年下文的指导下，该县农村信用社大力开展了农户小额信用贷款和农户联保贷款业务。信用社采取。一次核定(1年贷款限额)、随用随贷、余额控制、周转使用”的办法，无须抵押，农民可凭信用社核发的贷款证以及身份证、印章，直接到信用社营业网点办理限额内(最高限额1万，对还款能力强和资金需求较大的个体工商户，限额可提高到2万)的贷款，手续极为简便。5-10家农户也可以自愿组成联保小组，按。一户借款、多户联保”的操作办法。办理1O万元以下的贷款。这样，2002年全县贷款农户(4．3万户)占全县总农户(8．17万户)的53％，农户贷款净增加3836万元，占各项存款净增加额的63．7％，其中农户小额信贷增加2702万元，占农户贷款增加额的58％。

二、农村信用社的性质分析

农村信用社在该县金融中处于重要地位，然而其性质到底是怎样的呢？

1、有名无实的合作制

我国的农村信用社是建国后由政府行政命令组合而成的，从一开始就不符合。自愿、互助合作、民主管理的合作制组织原则，发展至今其合作金融组织的性质更是所剩无几。已成为准国有的金融机构。从资金构成上看，该县信用社社员人股金额1059万元，约占总资产6．68亿元的1．6％，约占贷款余额3．13亿元的3．496，比重低得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从服务对象上看。2002年底。全县8．17万农户中有2．4万户人股。而贷款农户4．3万户，申请贷款时是否具有社员身份已不重要，这也和互助合作的组织原则相去甚远。从管理上看，一方面，信用社。官办色彩浓厚，人员由上级直接任免，能上不能下，铁饭碗仍然盛行，同时，由于产权模糊又导致。内部人控制问题严重，。三会”行同虚设，甚至根本就没有设立；另一方面，由于人股资金少，社员并没有激励去行使自己的权利，缺乏主人翁意识。另外，从后面还可以看到，合作制的互助、低盈利性也为对商业利润的追求所冲淡。

2、具有明显的政策性

农村信用社和农村发展银行一样。所从事的业务受人行的政策指导，定位于为农民增收、农业增效、农村的发展提供资金支持，而不是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该县农户居住分散，信用社主任和信贷员人均服务农户1066户。登门上户很不方便，小额信贷又基本上在万元以下，非常零碎，同时农民的信用意识不强，所以，贷款的平均成本很高，风险较大，并且，对评选出的信用村和信用农户在贷款利率上还要给予一定的下调。实际上，由于这些政策性规定，其他商业性金融机构并不愿意从事这些业务。

3、追求利润的最大化

农村信用社在服务于支农政策的同时，努力按照商业化的操作，追求利润。该县农村信用社对全县86％的农户和绝大多数个体工商户建立了经济档案，借以核定信用等级和授信额度；联保贷款不得超过所有联保成员的家庭收入，并签定联保协议，承担连带责任。在贷款的利率和期限上，小额信贷期限不超过1年，贷款利率按人行公布的基准利率加浮动利率，其利润来源于存贷款的利差。为了保证贷款的质量，在年终综合考核时坚持将谁放谁收、谁承担责任列为考核的主要内容。

尽管如此，某镇信用社的杜主任透露，由于农户小额信贷的成本很高，它并不是信用社的盈利来源和发展的方向，信用社的收入主要来自于其余的近40％的非农户贷款，这部分业务是完全以利润为导向的。

三、经济落后地区农村信用社的改革思路

在上述农村信用社涉及到的三种性质中，合作性质已经没有实质性的内容，而政策性和商业性是农村信用社的主要性质。这三种性质实际上是互不相容的：合作制是以自愿互助为基础的。政策性是以扶持落后地区的发展和非盈利为导向的，商业性则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正是这三者之间的矛盾，构成了农村信用社发展的瓶颈，是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的关键。

首先，农村信用社从来就不是真正的合作性金融组织，强制将它改组成合作制是不合适的，阻力也必然很大。合作金融组织的建立和发展是和一定的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在当前的经济落后地区，农民缺乏合作互助的能力和地念，还不具备必需的基础。即便能组成合作组织，也会因为内部交易费用过大而寸步难行，从集体行动的逻辑来说，这种由小资金组成的大集体，其成员没有足够的动力去采取有利于整个集体的行动。

在经济相对落后地区，农民首先需要的是政策扶持。给他们提供信贷资金支持不仅是输血，同时也是在帮助他们造血，欠发达地区的农村信用社的主要功能正在于此，它弥补了农业发展银行在这方面的政策缺位。农村信用社这一功能不应削弱，而应加强。公务员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