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益机制范文10篇

利益机制范文篇1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和计划生育法》和《**省人口和计划生育条例》有关计划生育奖励和社会保障条款，以及《中共**市委**市人民政府关于贯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决定〉实施意见》精神，现就建立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机制提出如下意见：

一、指导思想

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和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决定》精神及《**省人口和计划生育条例》为依据，按照：“立足当前，着眼长远，分类实施，逐步推进”的总体思路，积极稳妥地建立有利于计划生育的利益导向机制，逐步解决计划生育户的后顾之忧，促进全社会婚育观念的根本转变，推进人口与计划生育事业的健康发展，为我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谐之区创造良好的人口环境。

二、总体原则

建立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机制，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应坚持：奖励二女结扎户、独生子女户，采取分级负担、分批兑现，实行部门联动、总体推进的原则。

三、利益导向有关政策

（一）独生子女父母奖励费：凡领取《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的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及其他组织职工和具有本区户籍的农村居民（农业户口）、城市无业居民可领取每年不低于60元的独生子女父母保健费，直至子女十四周岁止。独生子女父母保健费的发放：1、独生子女父母保健费由夫妻双方所在单位各发50%，夫妻一方是农村居民（农业户口）、城市无业居民或亡故的，由另一方所在单位全数发给（单位指签订劳动用工合同且已落实养老保险的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2、夫妻双方均为农村居民（农业户口）或无业居民的独生子女父母保健费由社区中心、街道全额发给。

（二）符合生育二孩条件而自愿终生只生一个的已办理不再生育手续的家庭一次性奖励2000元，女方年龄年满40周岁以上的一次性给予兑现，女方年龄在40周岁以下的满40周岁时给予兑现。

（三）独生子女困难家庭的最低生活保障：符合最低生活保障条件的独生子女困难家庭，在享受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基础上再增加20%的保障金。

（四）未婚独生子女发生意外伤残（指完全丧失劳动能力，凭相关部门鉴定证明）、死亡，夫妻不再生育的，优先获得慈善救助，并给予一次性1万元的养老补助(女方满49周岁时给予兑现)。

（五）其它优惠政策：

1、就学方面：对农村独生子女户、二女结扎户的子女在普通高考文、理科获得区内前5名的独生子女由管委会给予每个考生一次性2000元的奖励。对特困家庭的独生子女考入大学的，民政部门给予优先补助。

2、行政村在审批建房面积时独生子女按两人计算。

利益机制范文篇2

一、建立农民利益表达机制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内在要求

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基本要求是“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按照这一要求，建设一个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生态文明全面发展的新农村，建立农民利益表达机制是其内在要求。

1、建设“物质文明”的新农村要求建立农民利益表达机制

“生产发展、生活宽裕”是农村物质文明建设的重要体现。建设新农村，首要的是大力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提高农民生活水平，促进农村各项事业的全面发展，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农民是新农村的主人，是新农村的受益主体和建设主体，中央提出的新农村建设只是宏观思路，具体到各个地方在建设过程中如何实施，农民不仅有知情权，更应当有选择权和自主权。我国农村地域广阔，农民人口众多，村与村之间的经济基础、自然条件、传统习惯等千差万别。根据不同地区的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差异巨大这一现实条件，各级政府制定规划或确定项目，应当从农民的生产生活需要出发，着力解决直接关系农民切身利益的问题。哪些是他们最关心、最现实、最直接的问题，只有农民自己才最有发言权，也只有农民才更能为自身群体的前途负责。因此，建设“物质文明”的新农村，要充分听取农民意见，使农民的利益需求得到有效表达、农民的主体地位得到充分尊重，这就必须建立农民利益表达机制。以此，激发广大农民参与建设的热情，保证广大农民创富活力的涌动，为新农村建设提供不竭的智慧和力量源泉。

2、建设“政治文明”的新农村要求建立农民利益表达机制

“管理民主”是农村政治文明建设的重要表现，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政治保证。管理民主，就是农村各种组织健全，职责明确，体制合理，民主协商机制、社会矛盾纠纷调处机制健全，农村党组织核心领导作用得到发挥，农村各项民主制度健全、规范，农民群众在基层经济、政治、文化和其他事务中切实能够当家作主，形成党领导下的充满活力的村民自治机制。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一个重要目标。”农村政治文明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要发展农村民主政治，建设农村政治文明，其中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建立健全与其相适应的农民利益表达机制。建立农民利益表达机制的目的就是保证农民享有完整的民主权利，对自身事务拥有更大的知情权和决策权，对社会事务拥有更大的参与权，对公权力行使拥有更有效的监督权，让农民真正成为新农村建设的实践主体和监督主体。农村政治文明的核心和本质就是农民“当家作主”，这是农民政治地位的突出体现。因此，建立农民利益表达机制是建设“政治文明”的新农村题中应有之义。

3、建设“精神文明”的新农村要求建立农民利益表达机制

“乡风文明”是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核心，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灵魂。乡风文明主要包括文明、科学、健康的生活风尚，良好的环保、卫生、生态意识。按照新农村建设的总要求，要从根本上转变农民传统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交往方式和价值观念，引导农民通过自身建设新农村的实践，转变传统观念，提高文化水平，陶冶精神情操，在走向富裕迈向文明的过程中使自己成为新农村建设的价值主体和创造主体；要使农民群众的思想、文化、道德水平不断提高，社会风气健康向上，教育、卫生等社会事业逐步适应农民的需求，这就要求建立农民利益表达机制。通过农民利益表达机制，让农民与政府、社会进行正常的交流沟通，让政府、社会了解农村生活的现实状况和农民群众的所思、所盼、所忧、所虑。根据农民的意愿加强农村文化阵地建设，满足广大农民的精神文化需求；根据农民的意愿加强宣传教育，提高广大农民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根据农民的意愿开展形式多样的精神文明创建活动，培养广大农民科学、文明的生活方式和良好的生活习惯，为新农村建设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

4、建设“生态文明”的新农村要求建立农民利益表达机制

“村容整洁”是“生态文明”新农村的重要特征，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要条件。村容整洁，是指建设环境优美、生态和谐、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新风貌。当前，建设“生态文明”的新农村，面临的突出问题和农民反映强烈的问题是村庄规划和环境污染。就全国的实际情况看，绝大多数农村，农民的居住较散乱，村庄建设规划明显滞后。对于集中居住，农民不能完全接受，受传统文化和习惯的影响，他们喜欢单门独院、前庭后作的居住方式。如何把旧村改造与新村建设结合起来，如何处理尊重农民习惯与科学合理规划之间的关系，政府的决策需要征求和听取农民的意见。不少地方近年来农村经济发展较快，但环境日益恶化，垃圾遍地、污水横流，不仅破坏生态环境，还直接威胁农民群众的身体、生命健康。农民希望通过一个正常的渠道把自己的想法和忧虑反映出来，让政府了解、重视并加以解决，建立农民利益表达机制是重要的一种方式和途径。

二、农民利益表达机制的缺失制约着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推进

有学者（谢新力）指出，农民这个中国最大的群体，现在正在成为最大的弱势群体。在政策上，他们是被动的接收者；在行政上，他们是被管理者；在经济上，农民像''''一袋马铃薯形不成集团力量；在就业上，农民受到各种限制，没有流动的自由和权利；在公共服务上，他们属于最后考虑的范畴，而且往往是可望而不可及；在社会保障和国家福利上，农民处于自然状态。农民从来没有真正掌握农村社会发展的话语权，没有真正参与到农村社会发展中去。这些问题的存在和农民逐渐甚至已经沦为弱势群体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缺乏真正意义上的农民利益表达机制。

因为农民利益表达机制的缺失，导致农民的利益诉求不能如实向上反映、正当权益受损、干群关系紧张，影响农村社会和谐，阻碍新农村建设顺利进行。近年来，在改革发展过程中，一些深层次矛盾日益突出，在农村主要表现为征地拆迁、就业增收、环境污染、民主权利、干群关系等问题时有发生，不能得到及时有效解决。国家信访局局长周占顺在接受新华社《半月谈》杂志的采访时，指出了信访事件中的4个80%：80%以上反映的是改革和发展过程中的问题；80%以上有道理或有一定实际困难和问题应予解决；80%以上是可以通过各级党委、政府的努力加以解决的；80%以上是基层应该解决也可以解决的问题。因为群众反映问题的渠道和解决问题的途径都不够通畅，使“基层应该解决也可以解决的问题”没有得到及时的解决和认真的对待，造成大量信访现象的出现。对于上访的群众来说，投入了大量的物力、财力和精力，不但成为沉重的负担，而且必然影响其正常的生产、生活；而不断出现且增加的信访事件，对各级党委、政府的形象和威信，也必然造成负面影响。

在这些问题上，矛盾的焦点是农民的正当利益没有得到满足和保障。如果利益表达渠道畅通，解决利益矛盾的措施有效，这些矛盾和冲突一般都不会激化。但是，由于农民利益表达机制的缺失，再加上有些基层干部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严重，漠视农民的权益，有的干部甚至以权谋私、贪赃枉法，损害农民权益。农民自然会把心中的不满和愤恨发泄到干部身上，导致干群关系紧张。农民不能通过正常有效的通道和途径进行利益表达时，就会采取非制度化和非正常的途径来表达利益诉求，从而激化社会矛盾，影响社会和谐。清华大学孙立平教授认为，和谐社会决不是一个没有利益冲突的社会，而是一个有能力解决和化解利益冲突，并由此实现利益大体均衡的社会。如果不解决利益表达机制问题，最终将严重挫伤农民参与新农村建设的积极性，影响新农村建设进程。

三、建立健全农民利益表达机制，推动新农村建设有序开展

建立健全农民利益表达机制是为了鼓励和支持农民进行利益表达活动，引导和规范农民的利益表达方式，促进和增强农民利益表达实效。使这一机制成为有效维护农民正当权益的制度保障，构建农村和谐社会的基本前提，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推动力量。

1、扩大和加强农民的政治参与，支持农民利益表达活动

我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这是人民群众政治参与的法律依据。然而占人口70%以上的农民以政治参与的形式来表达利益需求很有限。从中国的最高权力机关人大和最主要的参政、议政机构政协的代表、委员构成情况来看，农民的比例是很小的。如在2985名十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工人、农民的代表加在一起只有551名，约占总数的18%。其中农民的代表只有18%的一半甚至不到一半，却要代表占人口总数70%以上的农民，显然是不合理的。因此，建议各级人大、政协成员结构中应适当减少政府官员的比例，大幅度增加农民代表和委员的人数比率，让他们能够直接表达和保护自己的切身利益。

村民自治是扩大农民政治参与的基本途径。村民自治发展到今天，我们虽然有了法律法规的规定，但与实践的需要还相差甚远。比如，就《村民委员法》的实施情况而言，自1998年实施以来，为实现村民自治奠定了法制基础，对农村“三个文明”的建设也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但在实施过程中还存在着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影响了其应有作用的发挥。比如，村民选举委员会的推选程序、村委会成员的罢免程序、村级重大事务民主决策程序、村民代表会议议事程序等这些具体程序，亟待创新；再比如，党组织和村委会联席会议制度、村级村务民主管理制度、村务公开制度、财务公开制度、村民自治章程和村规民约制度等这些制度需要进一步完善。除此之外，还存在落实问题，有的地方一些制度执行得不好，或应付了事，或流于形式。因此，要通过制度创新、制度完善、制度落实，确保农民“四个民主”的实现，让“村民自治”真正成为农民有序政治参与的基本途径。

被马克思称之为“社会第二种权力”的舆论监督是政治参与的一种重要形式。在当今媒体发达的时代，政治参与和言论自由等宪法权利很大程度上是通过新闻媒体实现的。然而，新闻媒体往往忽视农民的呼声，将农民的呼声视为非主流声音，甚至回避农民的政治诉求，使农民不能通过新闻媒体实现其政治参与的权利。因此，要通过完善舆论监督体制，使农民通过新闻媒体进行政治参与有制度保障。

2、建立和完善维权组织，规范农民利益表达行为

从目前的现实情况来看，当农民的利益受到侵犯时，很少有人会选择司法途径解决，因为成本较高。有人会寄希望于信访制度，但效能又太低（据于建嵘教授统计，群众通过上访解决问题的概率只有千分之二）。农民又缺少像工会、行业协会这样的维权工具，难以对利益要求进行系统的组织化的表达。因为缺少利益代言人，农民既无法保障自己的权利，也无法影响国家的政策和行动，在国家资源的分配和制度安排上处于极端不利的位置。这就容易使一些人转向制度外去寻求帮助，于是一些邪教组织、黑社会组织、地方恶势力又会死灰复燃，他们借保护农民利益之名，行对抗政府之实，从而影响农村社会的稳定。

“组织资源是最有决定意义的资源”，它能使弱小的个体汇聚成强大的团体，对自己的利益进行有效地表达、集中的表达和有力地维护。为了规范农民的利益表达行为，维护农民的合法权益，需要建立一个农民自已的组织。像于建嵘教授提出的，农民要求成立的农会（农民协会），它是农民利益的整合和表达组织，是与政府沟通协商的政治参与组织。但是现在存在的主要问题是，这些组织没有得到政府民政部门在程序上的认可，没有取得“正式组织”资格，甚至被称为“非法”组织；它们内部虽有一定的分工但缺乏系统性和支配性，成员之间没有建立明确的权利和义务关系。由于这些农民的文化素质和法律意识较低，容易导致其行为目标和方式会产生一定的盲目性，甚至会被人利用，进行一些非法活动。因此，政府在农民组织建设的过程中，应从政策上予以引导，行政上予以合作，法律上予以规范，使其健康发展。

3、尊重和保障农民利益表达，增强农民利益表达实效

利益机制范文篇3

能源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和物质保障。在国民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能源生产总量和能源消费总量也呈同比高速增长的态势，人们的生产、生活对能源的依赖程度日趋增强。有限的能源资源和人们日益膨胀的能源需求之间存在的矛盾同时也引发了一系列社会问题：在社会生产分配过程中，能源及能源产品所产生的利益更多的是由工业、城市、居民所享有，而农业、农村和农民等弱势群体所获得能源利益却是很少的一部分。能源供需矛盾和能源利益分配问题的处置不当会使社会贫富差距问题进一步加剧。从法律制度供给公平的角度去关注用能弱势行业、弱势地区和弱势群体，尝试以有效的制度供给保障能源利益的公平分享极具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一、能源利益公平分享之理论探究

基于人们对利益的不同解读，人们对于能源利益的界定也因标准的不同而难以有一个统一的认识。笔者认为，鉴于自然资源具有多种功能，而其中及其重要的当属经济功能和生态功能，能源利益可以根据其价值属性的不同主要分为能源经济利益、能源生态利益（或称能源环境利益）。所谓能源经济利益，就是能源开发者、生产者、经营者和利用者在一定社会生产基础之上通过利用能源获得的满足特定群体经济需要的正向功效；能源生态利益则是能源利益相关者在能源开发、生产、经营和利用过程中对生态环境所产生的影响或功效。在我国的能源开发利用过程中，我们往往过多重视了能源经济利益的发掘，而对于能源生态利益的维护关注不够，同时在能源经济利益的分配和能源生态负外部性的负担上也长期存在不均衡的情况。能源供需矛盾、能源贫困、气候变化、环境污染等问题的背后映射出的实质问题是能源利益的分配不公。在贯彻可持续发展理念的和谐社会建设背景之下，能源利益的公平分享应该兼顾正义性、可持续性、安全性的价值需求。能源利益公平分享的正义性，旨在平衡能源分配冲突，对能源供需市场进行调控。能源利益公平分享的可持续性，实质是保证社会整体的能源供应处于良好状态，使其能够持续性地满足不同区域、行业和不同群体间的能源需求并不剥夺后代人发展对于能源的合理需求。能源利益公平分享的安全性，则要求解决能源有效供给经济发展的同时，解决能源环境利益分享和生态成本负担的外部性问题，在实现能源经济安全的同时实现能源生态安全。［1］葛德文认为，正义的原则就是一视同仁。［2］因此，衡量正义与否的标准关键在于利益的分配状态，在正义的天平中，任何过多获取利益的行为都将破坏天平的平衡从而成为非正义的行为。罗尔斯的正义论则强调社会正义的实现应实行“最大的均等自由原则”和“差异原则”，［3］可见正义原则的基本要求即是社会成员能够平等地分配权利和义务以及由社会合作所产生的利益和负担；而分配制度应当给最少受惠者的利益带来补偿。［4］上述理论投射到能源领域即可以析出能源利益公平分享的实质内涵：首先，对于保障社会经济发展和人们日常生活所必须的能源供应，应在社会分配中最大限度地追求正义原则的实现，使能源利益相关者能公平合理地分享由能源所产生的经济利益和负担维护能源生态利益的成本。无论是在不同的行业之间、不同的群体之间、不同的区域之间都应该最大限度的实现正义价值。其次，要保持能源利用的可持续性，既要满足当前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生产生活的能源需求，又要满足未来经济社会发展的生产生活的能源需求。能源利益分享的过程中，应注重能源利益分享与自然环境和生态环境的和谐共存，能源利益的分享不应对人类自身的生存和发展环境构成威胁，更不应该以破坏生态环境为代价。能源利益的公平分享应将能源利益的生态价值作为基础价值因素来考虑。

二、我国能源利益分配不公的现状及其成因分析

（一）我国能源利益分配的现状及问题1．区域能源利益分配不公我国的能源工业产业主要分布在东部及东部沿海地区，这些地区通过政府宏观调控，在过去几十年的经济建设中得到了国家较多的能源分配。长期以来，我国工业的能源消费总量远远高于农业的能源消费总量。持续增长的经济和消耗巨大的能源使这些东部城市发展迅速，但我国西部边远地区却由于没有工业产业带动这些地方的经济增长，人们仍然依靠传统落后的农业维持生计。长期以来的高能耗发展模式将能源利用所带来的经济利益更多地留在了东部地区，而将能源开发带来的生态负担留给了西部地区，使西部欠发达地区难以公平分享到社会改革带来的一系列成果。［5］以西气东输为例，其目的是促进我国能源结构和产业结构调整，带动东、西部地区经济共同发展。但在能源开发利用的过程中，能源产地往往会出现“富财政而穷百姓”的问题，而问题的背后是中央与地方、收益与分配、开发与保护之间的艰难博弈。在处理地方政府、企业和当地人民的关系时，需要做好能源开发利益的分配制度。［6］2．城乡能源利益分配不公由于资源分布、能源运输、社会经济的发展等诸多因素的不平衡，目前中国农村人口为7．2亿，约占总人口的56％，农村生活用能中，薪柴秸秆和煤炭分别占52％和34％，各类清洁能源比例仅有10％左右，农村能源供给能力不足、消费结构不合理等问题十分突出。同时，我国农村能源的消费水平相对城市而言很低，人均用能仅为城市的1／3左右。在近8亿农村人口的消费群中，煤炭、成品油和电力等商品能源约占全国一次能源消费总量的23．2％。［7］且农村能源发展还面临煤炭和液化石油气等常规能源供应网点和服务站点分布不足的问题。此外，农村还缺乏户用沼气、太阳能等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配套技术服务体系。农村能源贫困问题背后的实质就是我国能源商品利益的分配不公。3．农民与市民之间的能源利益分配不公城乡二元结构的积弊使农民与市民没有得到平等的能源福利社会保障。农村的经济发展、能源管理、能源建设、能源服务都滞后于城市。以农村电网为例，首先，农村电网装备水平落后，科技含量较低，从而导致农村电网电压不稳定，线损率高，安全用电成为问题。其次，农村电工人员职业技能欠缺，服务水平不高，农村电网已成为当前各级电网中最易发生事故的区域。农村电网随着国务院确立的农电“两改一同价”的改造，虽然改变了农村城市两种电价的境况，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仍然有诸多问题需要我们去正视。（二）我国能源利益分配不公的成因分析1．我国经济发展战略对能源利益分配的影响———能源利益博弈中的权利倾斜我国的经济发展战略决定了我国的能源发展战略。工业用能在一、二、三产业和生活用能中所占能源消费比例居高不下、明显偏高。这是由于我们国家一直以来的能源建设和能源服务都是围绕工业发展和经济建设展开的。为了保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的增长，我国的能源利益分配在“农业支持工业建设，当工业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工业再反哺农业”政策方针的影响下也存在着明显的倾斜。为了“保增长”，在计划经济时代我们国家大量能源利益都调配给了工业。这种能源利益分配模式可以说是受政策影响的产物，成为过往能源发展战略的主流趋势。在我国建国初期行政权力直接倾斜性介入的能源利益分配模式确实推动了国民经济的建设和发展，使国民经济得到快速的增长，但同时也存在着许多积弊。改革前的行政性能源分配，推动了我国城市和农村两种截然不同的二元社会结构的形成，农村的能源供给让位于城市能源供给，农村的能源基础设施落后于城市的能源基础设施，农村能源贫困和经济落后。改革开放后，市场机制对能源利益分配的影响也并不乐观，城乡二元结构的长期发展，使农民和市民形成了两种不同的阶层，市民在工业化发展和经济建设中享受了更多的利益，他们拥有较好的能源基础设施，得到更多的能源供给保障，获得更多的机会创造经济财富，而在市场竞争中处于弱势的农民，其能源利益基于其经济上的弱势地位更难得到公平合理的保障了。倾斜的战略布局在加剧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程度的同时，也造成了能源利益分配在区域间的不公平。2．能源立法的价值定位及其对能源利益分配的影响我国城市建设在加速的工业化进程中迅速发展，“两高一低”的传统的经济发展模式需要“输血式”地将大量的能源输送到高速发展的工业和城市建设中去。为保障高速的经济发展提供有效的能源供应便成为我国能源立法的价值定位，并长期影响着我国能源利益的分配。在我国能源立法漫长而曲折的行进过程中，前期的能源立法多为政策性文件和行业法规，如《石油天然气管道保护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煤炭法》等，一直缺乏宏观层次上统筹全局的能源基本法。从“一五”计划到“七五”计划的能源政策和相关法规可以看出，我国的能源建设和能源产业发展都是为了我国的工业发展和国民经济建设服务的，农村、农业、农民的能源利益没有得到合理公平的保障。［8］能源建设的长期工业服务倾向和城市偏好所形成的优先保障工业和城市的用能需求，也体现了这一时期能源立法方面的偏失。在“六五”计划中对农村能源问题忽略的境况有所改善，初步确立了农村能源政策的框架，开始对农村能源问题加以考虑。直到“十一五”计划，农村能源基本上朝着商品化、产业化的方向发展，并一直在能源节约和能源可持续发展方面曲折式探索前进。由能源消费产生的温室气体引发的全球变暖问题使得国家能源问题国际化，以可再生能源为主的农村能源被要求为国家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做贡献，农村能源政策目标进一步多元化。能源立法价值定位的模糊使得能源利益实现公平分享的状况堪忧。此外，我国能源法律制度的体系性缺陷也是导致我国能源利益分配不公的重要原因。如《能源公用事业法》的缺失，使能源供求环节和能源公用事业得不到合理有效的调整和规范；《能源法》意见稿虽早已被提上立法日程，进展却一直十分曲折，使我国至今未有统筹全局的能源基本法。能源输出地与能源使用地之间所获取的利益不均衡、城乡建设的悬殊发展、农村生产生活用能紧缺、对农民能源利益需求的忽视、均缺乏有效的法律对其加以规范。而区域之间、城乡之间和不同群体之间的贫富差距等社会矛盾；以及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之间产生的矛盾；高碳能源的大量使用与节能减排之间的矛盾等，其实质往往都是特定的能源利益群体通过挤占用能弱势群体、弱势行业和弱势地区的能源利益而不恰当获益造成的，能源利益分配的失衡对我国的改革成果的公平分享和和谐发展构成严重的威胁。

三、我国能源利益公平分享法律机制构建刍议

爱尔维修认为，公民之间势均力敌是公正的前提，而保持这种平衡应当以立法来实现。通过法律机制的作用来促进能源利益的公平分享，可以解决能源利益分配不公所产生的问题，进而使能源利益的公平分配获得现实的制度保障。建立一种公平合理的能源利益公平分享法律机制势在必行。该机制建设应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探索多元化的能源输出地与能源使用地共同发展机制

1．区域合作发展机制党中央、国务院在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中指出要充分发挥不同地区比较优势，促进生产要素合理流动，深化区域合作，推进区域良性互动发展，逐步缩小区域发展差距。并且要充分发挥资源优势，实施以市场为导向的优势资源转化战略，在资源富集地区布局一批资源开发及深加工项目，建设国家重要能源、战略资源接续地和产业集聚区。依据法律的规定，我国能源资源属于全民所有，由能源产生的利益亦应由全民公平享有。能源输出地与能源输入地的合作发展机制将使两地在具体的区域合作规划中通过多种形式（如能源市场融资方式、两地通过私营和公共部门在能源开发、输送、利用过程中建立伙伴或合作关系等）实现能源商品利益的公平分享，从而使能源输出地得到相对从前更多的利益（该利益包括货币性利益和非货币性利益，如在合作过程中协议制定或加强能源输出地的能源资源保护及可持续利用方面的科技教育和培训计划；开发并加强能源资源保护的可持续利用设施；合作提高能源输出地的综合能力等。），同时使两地产业得到互补式发展，以此解决我国能源利益在区域之间的分配不公状态，促进弱势地域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加快缩小区域差距的步伐。2．能源市场调控机制能源市场调控是相对政府宏观调控而言的。由于我国体制性的历史原因，我国能源市场较多的由政府通过税收和补贴的方式进行干预，使能源市场中存在能源价格无法真实反映能源供需状况，能源企业怠于创新，阻碍提高能效节约能源的生存发展方式等弊病。能源市场调控机制有利于形成健康的能源市场，使能源价格通过竞争性定价机制产生，除了能源产品的生产成本，其生态成本、环境损害成本、资源稀缺程度和能源市场供求关系也应在这种价格中得以体现。健康的能源市场将有利益于区域之间的能源合作和共同发展，为当地居民带来更多的利益，推动能源产业的可持续发展。这里绝不是要将能源市场调控和政府宏观调控对立起来。当市场失灵时（如经济危机，垄断的形成，公用事业的需求等）我们就需要政府宏观调控来加以干预从而保证能源市场的稳定，平衡能源利益的合理分配。［9］能源公用事业领域亦需通过政府宏观调控加以干预，能源领域的市场调控机制与政府宏观调控的恰当并用，才能确保能源利益的公平分享。就当前来看，我国能源市场调控机制在能源输出地与能源使用地共同发展中的功效发挥更应迫切地获得关注。

（二）构建用能弱势群体能源利益保障机制

1．用能弱势群体能源基础设施建设推进制度我国农村贫困落后的根源之一在于能源建设的发展滞后、能源利益的政策性割让。城乡利益的公平分享需要从农村能源基础设施建设开始。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中指出要加强农村能源建设，继续加强水电新农村电气化县和小水电代燃料工程建设，实施新一轮农村电网升级改造工程，大力发展沼气、作物秸秆及林业废弃物利用等生物质能和风能、太阳能，加强省柴节煤炉灶炕改造。因此，地方政府应当根据当地的能源资源禀赋，建设与之相适应的能源基础设施，这是我国用能弱势群体和用能弱势地方获得能源产品和能源公用事业服务逐步改善的第一步。农村能源基础设施建设可以通过政府扶持或补贴来进行，还可以通过市场融资或招投标方式并用加以补充。但政府对能源基础设施的建设负有监管职责，以此保障能源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在能源获益弱势地区成功展开。因此，健全完善的能源基础设施建设是能源持续供应保障的前提，［10］同时也是弱势群体能源利益得到公平分享的保障条件之一。2．用能弱势群体能源供应保障制度有效的能源供应保障将协调城乡之间的能源利益，使弱势群体的能源利益分享趋于公平。构建弱势群体能源供应保障机制将以弱势群体的能源利益保障为价值本位，为弱势群体提供公平、无歧视的能源输送服务，以及价格合理的能源商品。应鼓励建立多元的能源供应渠道，完善能源运输体系建设，加强地方政府有关部门能源供应的组织协调能力，保障农村能源供应的持续性、稳定性、安全性。在我国推行“三农”建设的方略下农村能源基础设施数据在农业部的统计数据中持增长，但对农村能源基础设施建成后的使用效果关心还十分缺乏，造成能源基础设施建好后闲置或者因为缺乏配套技术维修服务，坏了无人维修而停止使用等问题，必须克服地方政府片面追求政绩而注重只农村能源基础设施“面子工程”的弊端。能源供应保障机制不但能解决基础设施闲置浪费等问题，而且使弱势群体的能源供应状况真正得到改善。

利益机制范文篇4

1.凝聚力缺乏而导效企业人力资本溃乏

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和技术的不断创新，企业用人制度和职工就业制度受到了很大的冲击。劳动合同制的普遍推行、社会保障由企业负责向社会化管理的转变、人事制的推行、住房货币化分配的开始等体制上的变动，都使“不求为我所有，但求为我所用”的“用人不养人”做法日趋流行。自由身份的获得、个性主张的张扬和网络技术的日趋普及．也使得越来越多的就业者不再追求“一生一世爱一人”式的“终身雇佣身份”。非全日制工作、借用工作、有期限工作、远程工作、酬金合同工作等“非典型”的工作形式在西方国家已到处蔓延，仅在美国，以SOHO这种“自由职业者”方式工作的人员就已有数千万人之多。

西方学者查尔斯·哼迪预测说，未来的企业的人数将比现在减少一半，而工资则是现在的2倍，所创造的价值则将是现在的3倍。伴随这一变化的消极后果是：大多数职工将会发现，他们的职业和世界变得越来越脆弱，因此，他们不再对企业忠心耿耿。企业对职工的凝聚力和号召力正仅限于那“过期即作废”的一纸雇佣合同。而这恰恰又成了困扰企业发展的致命“心病”!：没有职工的忠诚和奉献，企业不过是一个空壳、一盘散沙。

有学者认为：二十一世纪，影响我国企业行为的七大社会趋势之一便是“社会忧虑导致的内部离心倾向”。所谓社会忧虑导致的内部离心倾向，指的是企业职工普遍的对职业不稳定感而导致的，对莫测前途的忧虑和对所供职企业的离心倾向。我们经常说：要感情留人，要事业留人。可是，当今时代人力资本是越来越社会化，你不能埋怨员工跳槽，你应该埋怨自己，为什么别人不跳到你那里?你教育职工“不为5斗米不折腰”，那么50斗又如何呢?今天的时代没有任何人会为追求高薪而心生惭愧。没有任何人甘愿穷，问题在于你自己无法让别人变富，因为你没有像样的人力资本和像样的人力资本管理能力，你必须拿出有竞争力的待遇来凝聚人心。

一贫如洗不是境界，企业家的境界在于能够让职工获得与能力相应的报酬和价值认同。不能用假、大、空来迷惑职工。时下，越来越多的国内大企业之所以推出职工持股计划，主要目的之一就是要吸引并留住人才。

2、来自国企改革的内部阻力

国有企业改革阻力根据其来源可以划分为两类，即外部阻力和内部阻力。外部阻力是指因国有企业之外的人或利益集团的抵触和反对而形成的阻力。内部阻力是指国有企业的人力资本所有者、经营者和生产者对国有企业改革的抵触和反对而形成的阻力。

一部分经营者之所以成为国有企业改革的内部阻力之一，究其根本原因，还是在于这部分经营者的利益受到了损失。一般而言，一部分经营者对国有企业改革的抵触和反对发生于国有企业改革进程中的两个阶段，一是，在国有企业改革的起始阶段，二是，国有企业改革进一步深化时。

在国有企业改革的起始阶段，一部分国营企业的经营者由于即将失去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种种既得利益，从而抵触和反对国有企业改革，成为了国有企业改革起始阶段主要的内部阻力。概括起来，这些既得利益主要有：

第一，政治上的优惠。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国营企业的经营者属于国家干部队伍编制，经营者一方面是国营企业这种政治等级组织中的领导，另一方面又是政府这个更大的等级组织中的成员，他们有着在经营者与政府官员之间调换角色的宽泛空间和软约束性。市场经济条件下，国有企业的经营者则无此政治优惠，且必须以国有企业搞好为必要条件。

第二，经济上的优惠。虽然计划经济条件下的国营企业的经营者的收入较之市场经济条件下国有企业经营者的收入要少得多，但他们是在没有任何风险的条件下获得的。对其而言，企业是否赢利并不重要，重要是能否完成指令性计划。既便完不成指标，也可易位为官或易地为官。

在市场经济时期，国有企业的经营者除受到企业利润指标的约束外。还受到企业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或国有企业内党委会、职工代表大会、工会的约束；还有职工的民主监督，即“老三会”和“新三会”的约束。且这种约束不仅有事前、事中的，而且还有事后的约束。国企经营着的外部约束还包括产品市场约束、企业家市场约束、兼并接管约束、股票市场约束、破产约束。

如果说国有企业的部分经营者构成了国有企业的隐性内部阻力的话，那么国有企业的相当数量的生产者则构成了国有企业改革的显性内部阻力。他们在改革之初，还是国有企业改革的积极支持者。只是当国有企业改革深化到工资改革特别是减员增效下岗分流时，他们才开始反对和抵触国有企业改革。因为其利益损失在国有企业改革过程中更为直接和显在化。究其受损利益而言，主要表现在这样几个方面；一是铁饭碗被打破：二是各种福利待遇被逐步取消；三是企业主人翁地位受到挑战：四是大面积出现的下岗自谋生路。这些利益受损现象不仅给这些职工造成经济上的窘境，而且更严重的是使他们的心理失衡。

3、观念性制约因素：国有企业属于国家

国有企业归谁所有，这似乎是一个不成其为问题的问题，因为“国有企业”这一称谓已作了明确的回答。由于国有企业归国家所有，因而国家不仅代表全体人民拥有国家投入到企业中财产的所有权，和延伸出来的收益权、处置权，理所当然地拥有了企业所有权，即剩余索取权和剩余控制权。关于企业的本质，企业合约理论的创始人科斯从企业与市场的关系角度认为：企业是一种包含了劳务利用的关于雇主和雇员的合约。阿尔钦、德姆塞茨从企业内部治理结构的角度认为，企业本质上是一种团队生产，在这种团队生产中，投入品是团队使用的，其中，有一方在合同中处于中心地位。詹森和梅克林则认为，企业是劳动、原料、资本投入者和产品消费者之间的一组多边合约关系，它不是个人，而是使许多个人冲突的目标在合约关系框架中实现均衡的复杂过程的焦点。我国学者周其仁把人力资本的产权特征引入到对企业本质的思考，认为市场里的企业是一个人力资本与非人力资本的特别合约。尽管以上的这些经济家对企业本质的认识不尽一致，但有一点是相同的，即都把企业看成是一系列合约的连接点。

既然国有企业是一种人力资本与非人力资本的特别合约，那么就财产所有权而言，国有企业不可能只有一个所有者，因为没有产权的人是无权签约的。劳动者正是凭借着其对人力资本的所有权而获得了一个非人力资本所有者——国家签约的资格的。由于企业所有权是财产所有权的逻辑延伸，既然国家凭借着非人力资本而能获得企业所有权，那么拥有主动性资产——人力资本的劳动者，又为什么不能分享部分企业收益?而且，非人力资本社会表现形式的多样化、证券化、间接化的现状，以及人力资本日益专用化、群体化、直接化的趋势使得非人力资本所有者日益成为企业风险的逃避者，而人力资本所有者则日益成为风险的真正承担者。非人力资本所有者还可通过把蛋放进几个篮子里来分散风险，而人力资本却只能把蛋放进一个篮子里。因而，从这层意义上说，人力资本所有者承担了比非人力资本所有者更大的风险。所以，人力资本所有者更应分享企业所有权。虽然人力资本所有者分享企业具有充分的合理性，但是，这并不等于具有可行性，国有企业归国家所有这一观念是如此的根深蒂固，以至于要突破它决非一蹴而就的事，由此，这一问题成了国有企业实行分享制首要的、现实的制约因素。

4、主体性制约因素：国有企业实行分享制受到了劳动者(包括经营者、生产者)讨价还价意愿和能力的制约

现代企业理论认为，企业的任何制度安排实质上都是一种直接或间接的讨价还价的结果。一是，取决于讨价还价双方讨价还价的意愿，二是，取决于讨价还价双方的能力。国有企业所以难以大面积、较彻底地推行分享制，劳动者讨价还价的意愿和能力成为了二个重要的制约因素。

首先，国有企业劳动者讨价还价的意愿总体上并不强烈。虽然经营者阶层通过种种机会主义行为，间接地表达对企业合作剩余的分享要求，但人数占绝大多数的生产者则仅仅要求提高工资待遇，保持就业的稳定。国有企业劳动者讨价还价意愿之所以不强烈，笔者认为主要是由三个原因造成的：一是，劳动者对自身应该分享国企合作剩余的合理性认识不到或不足；二是，出于对强大的讨价还价对手——国家的忌惮，对自己讨价还价的能力缺乏信心：三是，讨价还价中存在着严重的“搭便车”现象抑制了大多数劳动者讨价还价的积极性，因为谁也不愿独担与国家讨价还价的高昂成本，而只获得被别的劳动者平均了的与成本极不相称的收益。

其次，国有企业劳动者讨价还价的能力有限。劳动者讨价还价能力的大小主要取决于劳动者拥有的资产的质和量。劳动者拥有的资产就是其自身的人力资本。人力资本的质就是人力资本的专用性程度：人力资本的量指的是劳动者人力资本的总量和个量。所谓专用性人力资本，指的是只对特定企业才具有价值的技能和知识，例如，对于某一特定企业的专用机器、特有决策程序、特别会计处理以及客户特殊要求的专门知识。专用性人力资本只有与其相适应的专用性非人力资本相结合，才能发挥其作用，否则就会贬值。反过来说，专用性非人力资本如果离开了与其相适应的专用性人力资本，也将失去价值。所以，专用性人力资本与专用性非入力资本存在着一种“套牢效应”，只有双方合作，才能获得一个“双赢”的结局。因此，在此意义上，劳动者人力资本的专用性程度越高，则其讨价还价的能力越强，因为劳动者专用性人力资本的退出意味着企业中专用性非人力资本将失去价值。一般而言，人力资本的专用性程度是由社会分工水平决定的，可以用人力资本的总量和个量衡量。人力资本总量、个量越大，则其专用性程度越高，反之则越低。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分工还不发达，生产力水平还较低，这就决定了我国包括国有企业劳动者人力资本的专用性程度还不高。正是由于以上一些因素导致了国有企业劳动者讨价还价的能力有限，因而难以参与企业合作剩余的分享。

5、客体性制约因素：国有企业实行分享制受到了国有企业经济绩效的制约

一个企业能否实行分享制或实行分享制能否成功，归根到底还取决于企业中有否或有多少可供分享的收益，这种收益既包括现期收益，又包括预期收益。如果该企业中可供分享的收益为负数，那么分享企业收益则意味着只承担风险。只承担风险而不能分享企业的收益或未来收益预期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这种分享制将极难为风险态度为厌恶者的生产者所接受。如果该企业中可供分享的收益数量不大，那么人力资本所有者参与分享企业收益则意味非人力资本所有者所能分享的收益绝对地减少。

二、实行分享制应逐步取代支薪制，成为国企改革的主流性制度安排

1、进一步解放思想，形成有利于国有企业实行分享制的宽松的思想环境

①必须正确认识分亨制的性质

分享制虽然是资本主义国家为缓和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而设计的，并且主要是以资本主义国家—些经济学家的理论观点和政策主张作为其理论依据，但是，我们并不能据此认为它是姓“资”的东西。相反，由于它非常强调劳动者在企业中的权益，是对支薪制条件下资本独享制的一种否定形式，因而带有“反资”的性质。据此，我们认为，分享制是一种“中性”的产权安排制度，资本主义可以用，社会主义也可以加以利用。社会主义国家的国有企业之所以可以采用分享制，不仅在于其“中性”，还在于它符合“三个有利于”标准。

首先，国有企业实行分享制有利于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激励劳动者对人力资本的投资和供给，最大限度地降低企业的生产成本，因而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力。

其次，国有企业实行分享制有利于国家和企业职工同心协力搞好国有企业，努力增加企业的产出，因而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

再次，国有企业实行分享制一方面能提高国有企业的产出效率，另一方面又能使企业职工参与企业收益的分享，因而有利于提高国有企业职工的生活水平。

②国有企业实行分享制不会导致国有资产的流失

国有企业实行分享制意味着国有企业可能实行职工持股制度，或者职工凭借着其人力资本产权分享企业收益。那么，国企实行分享制会不会导致国有资产的流失呢?这是一个重大的认识问题，必须加以澄清。

笔者认为国企实行分享制将不会导致国有资产的另外流失：其一国有企业实行职工持股制度的确会使国有企业的一部分非人力资本的所有权发生变更，但国有企业职土并不是无偿地获得，而是通过购买才能获得国家让渡的那部分股份，所以国有资产的存量并未减少，而只是从国有企业中退出。其二国有企业职工凭借着其人力资本分享企业的收益也不会导致国有资产的流失。从历史的角度来看，长期以来，我国实行的是高积累、低消费的经济政策，国家把过去本应属于职工消费部分的收入用于支持国家经济建设，也就是说，现有的国有资产存量中，确实有职工的权益。因此，国家以职工是人力资本所有者为依据，使职工成为人力资本股东并分享企业的收益，只是国家把过去对职工的欠账通过股权的方式给予合理的补偿。况且，国家让渡的只是股权未来的收益，这种收益只有职工努力工作才能从中获得。退一步讲，如果我们偏要视国有企业职工参与企业收益的分享为国有资产的流失，那么，国有资产在支薪制条件下因企业职工积极性不高而造成的企业效率损失则是一种更大的流失。因此，国有企业取支薪制而舍分享制是一种典型的“捡了芝麻丢了西瓜”的非理性选择。其三这种产权制度将大大地减少国有资产的流失。因为，国有企业实行分享制能有效地解决所有者缺位问题，使国家对企业经营者的监督多向化，既有自上而下的监督，又有内部的监督，从而增大企业经营者从事机会主义行为的风险，减少国有资产的流失。

加大人力资本投资力度，为国有企业实行分享制奠定更为深厚的主体基础。所谓人力资本是指以劳动力为内核，与其所有者具有不可分离性，以投资为外在约束，能创造新价值并能为其所有者带来收益的价值。人力资本之所以受到了众多经济学家的关注，主要是源于两个原因，一是，人力资本对经济发展的强大推进能力：二是，人力资本对收益分配的巨大影响作用。关于人力资本对收益分配的巨大影响作用，人力资本不仅已成为人力资本所有者分享企业收益的依据，而且还直接影响着人力资本所有者与非人力资本所有者的谈判意愿和谈判能力。正是因为加大人力资本投资，为国有企业实行分享制奠定更为深厚的主体基础的充分理由。

③坚持从总体上搞活国有经济，为国有企业实利分享制创造坚实的物质条件

笔者之所以强调把国有经济在总体上搞活，当作国有企业实行分享制必要的物质条件，是因为，只有从总体上搞活国有经济，绝大多数国有企业才能真正脱贫解困，扭亏增盈，分享制才能在大多数国有企业中得以实行，才能取代支薪制而成为国有企业中占主导地位的产权制度安排。

④积极开展分享制的试点工作，为国有企业普遍实行分享制积累经验

在某项新制度安排全面、深入地实施之前，先进行一定的试点工作，这是我国各项制度改革的成功经验。一定的试点工作可以减少某种制度安排因实践中不可行而造成的损失，使我们有机会修正或完善。也正因如此，我们主张，在国有企业普遍实行分享制之前，必须进行一定的试点工作。试点工作必须注意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必须遵循实事求是原则。这主要是要求我们客观评价试点工作的结果，科学评估试点企业的经济绩效，不能搞先入为主、长官意志、报喜不报忧。

第二，应对不同类型的企业采取不同的分享制形式，避免一刀切，一种模式。一般而言，劳动密集型企业宜实行利润分享制，这是因为收入分享制不符合劳动者的风险态度，实行职工持股计划又受到了劳动密集型企业中劳动者筹资能力的限制，同时劳动资本合伙制又极难为非人力资本所有者所接受。资金密集型企业宜实行职工持股计划，因为这有利于解决资金密集型企业资金来源，又不会威胁到国家的控股地位。而技术密集型企业则宜实行劳动资本合伙制，设立人力资本股。

第三，国家对试点企业应给予适当的政策优惠，以降低一些企业对实行分享制的抵触，使其积极主动地参与分享制的试点工作。这也是全面地实行了分享制的通常作法和成功经验。

三、国企改革的目标，应当是使管理者及职工利益与企业利益高度一致的管理体制。

使管理者及职工利益与企业利益高度一致的唯一方法是：建立利益共享分配机制，因为只有利益共享，政府决策者、国企管理者及国企职工的利益才能高度一致，才能齐心协力搞好企业。

利益共享分配机制的理论基础来自马克思关于“自由人联合体”的构想，按马克思的设想，共产主义社会是以自由人联合体为基础组成的社会，自由人联合体是人们以利益共享为原则组成的社会组织。在这个组织中，人们的劳动得到充分尊重，生产力因为人们潜能的充分发挥而高度发达，人与人之间因为利益共享而充满和谐、友爱气氛。马克思产生自由人联合体构想的基础是股份合作制，股份合作制是按资本投入比例分配企业利润的制度，但一直以来，有资格分配企业利润的资本是物质资本与技术资本，而职工的劳动、管理、技术和劳动力资本等没有得到尊重。所以，马克思认为企业利润通过人的劳动创造，而创造企业利润的劳动者没有资格参与利润分配是不公平的，是社会不和谐的根源。

国企改制后没有按资本投入的比例分配企业利润，创造企业利润的职工没有资格参与利润分红。因此，国营企业与私营企业的唯一区别是控股者身份的不同。这种国营企业是社会主义企业吗?不是。社会主义企业与资本主义企业的主要区别不在于所有者的身份，而在于分配制度是否有剥削人的不公平现象，在于是否有利于提高生产力，在于能否充分发挥职工劳动积极性。因此，利益共享分配制度应该是按党的十六大所提出的物质资本、技术资本及劳动力资本按企业利润贡献率分配的原则，是以公平、公正、合理为基础形成的分配原则。企业运用利益共享原则分配利润的方式、方法以制度形式规定，形成利益共享分配机制。

四、利益共享分配机制的优点

这种利益共享分配机制优点是：

1、可以使国企决策者、管理者、职工的利益与企业利益高度一致；

2、核算单位(或经营单位)可以适应社会化分工的需要自主发展为独立的小型企业：

3、能够激发职工工作热情与创造力，有利于企业生产力发展；

4、有利于建立充满活力的企业文化。

利益机制范文篇5

本文将农技外包服务看作一种技术商品，通过微观视角从供给和需求两方面分析农技外包服务产生的实际收益及利益分配问题，以期在农业推广过程中将农民与农技人员或企业的利益紧密联系在一起，达到优化农业产业结构和农业资源有效配置的目的。农技外包是指基于我国农村的现实状况，由农业技术发包机构或农户按照实际需求，向具备农技供应能力的农业企业或农业研究机构提出外包任务及技术质量、价格、时间、数量等控制要约，具备条件的农业接包组织按照外包合同将农业技术供应给发包企业的一种农业技术推广方式。农技外包从形式上表现为机械型技术外包和生化型技术外包。机械型技术外包是指利用农业机械设备替代传统农业劳动力，用以减少劳动强度的各项技术服务，其中农机跨区域作业可以认为是一种典型的机械型农技外包行为。生化型技术外包是指通过提供良种培育、水肥田间管理等农业技术，改进农作物内部生物机能，提高作物单位面积生产效率，增加农业收入。就农技外包的两种形式而言，机械型外包技术可替代性较强，使用技术的风险较小，技术效用明显且容易被劳动者接受，而生化型外包技术投资周期长，技术使用的风险大，未来收益的不确定性较高。对于广大农户来说，其所需要的农业技术成本及农技成果的寻找费用较高，而单个农户又不可能掌握高端先进的农业科学技术，因此，从“经济人”的角度出发，农户应完成自身最擅长的部分如农作等，剥离其他部分改用“购买服务”，提升农户自身核心竞争力，以达到技术、资金、土地资源的合理利用，进而增加个人收入。同时，可以利用大量科技人员的专业技能提高农业劳动生产力，提高农产品科技含量，实现各项农业技术的顺利推广。从农技外包的含义中能够发现其构成因素主要包含以下方面:(1)参与人。农技外包的发包人一般有两种形式，一是由村集体代表农户进行农技发包行为，二是广大农户直接参与农技发包。从目前农村现状看，在农村经济、科学文化尚不发达的情况下，应以村集体等行政机构为发包方(卢光来、鲍治秀，1994)。这样可以借助一定的行政力量协调各方行为和关系，履行外包合同，最大程度上保证农户利益。农技外包的承包人可以包括政府农业科研机构、农业技术人员及相关技术人员与供销公司联合组成的承包集团等。(2)承包合同。承包合同是整个农技外包活动得以进行的前提和核心内容，是规定承包方和发包方之间权利和义务的法律性文件。完整的农技外包合同应当包含农技形式、原则、规模、期限、技术措施及操作要求、验收的标准与方式、违约责任、考核方式等。(3)实施条件。农技外包是在我国农业发达地区农户有效需求得不到实际满足的条件下出现的，因此，农技外包的实施条件为本区域农业经济较为发达，技术需求量大，农户较为开明，易于接受新型农业技术。同时，拥有大量农业科研人员和优质高效的农业技术支持是农技外包得以实现的保障。

二、技术外包服务供需行为及作用分析

农技外包在形式上表现为农业科研人员提供技术支持，农户对农业技术进行利用，从而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实质上是将农业技术看作一种技术商品，即需求主体采用农业技术成果，供给主体提供新型技术，供需双方以技术商品价格或各自利益为依据确定交易行为，共同分享新技术所带来的效益。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促进技术商品交换、实现农技外包服务行为发生的关键因素是物质利益，即农业技术交换双方都能获取合理的经济利益。从农户的角度来看，新技术的采纳是农户对新技术成本收益分析及对新旧技术进行比较分析的结果，农业技术交易活动能否完成的关键是采用新技术的预期净收益要大于传统技术(李宪宝，2011)。具体来说，农户采用农技外包服务主要取决于以下因素:(1)农户对风险的好恶。农技外包服务的使用对农户来说意味着风险和收益权衡之后的决策行为。在高收益通常伴随高风险的原则之下，农户依据个人对生产条件的判断和各自风险承受能力，选择不同数量农业技术进行农业生产。(2)农户收入水平。农民收入的高低是现代农技外包服务有效需求的决定因素。依据对农技需求形成的动因来看，农户收入包括两个部分，一是农民从事一般性农业活动获得的收入，这是构成农技外包服务需求形成的基础;二是农户采用农技外包所能获得的预期收益，它是农民对农业技术需求的动力。随着农业市场化程度不断加深，农户逐渐成为自负盈亏、独立核算的“农户企业”，所以农户应当依据自身实际收入和采用农业技术的预期收益，对是否采用农技外包服务做出选择。(3)农业区域发展水平。一般来说，农业经济落后地区的农户对农业技术的偏好和动机较为固定，他们不愿意追加农技投资，在相同土地规模下导致农业边际收益率较低。同时，农民以生存原则指导农业生产，追求的是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对农业技术的需求不强且存在一定风险。而农业发达地区不仅仅局限于生存问题，这些区域通常耕作方式先进，新型农业技术使用较为普遍，对新技术采纳的承受能力强，通过增加现代生产要素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4)土地资源禀赋。农户耕地规模水平对农民农业技术需求有积极的影响(徐世艳、李仕宝，2009)。一方面，耕地面积大的农户对农业技术数量的需求较大，他们更愿意利用农技外包服务来提高经济效益。另一方面，大面积使用农业技术能够获得规模经济，降低农业生产的平均成本，增加利润。(5)农民个人整体素质。解释农业生产差别的关键变量是人的因素，即农民的能力水平差别(舒尔茨，1964)。农户知识水平和文化素质直接影响他们对农技的认知能力及对农业技术的有效需求。此外，具有一定文化水平的农户能够更好地消化吸收农业技术，有效提高农作物产量，实现增产增收。农技外包服务是在农业技术市场化、商品化的大环境下进行的，技术的供给者和需求者都是独立的“经济人”，他们依据自身情况实施买卖行为。与以往计划经济时代农业技术完全由政府提供不同，市场经济条件下农业技术开始有偿供给，有技术的组织或个人根据市场需求提供服务。作为农技外包服务的承包方主要包括涉农企业内部的科研机构、农业产业化的龙头企业、个体私有工商企业和科研机构的个人等，这些组织或个人在提供农业技术服务时通常会考虑以下因素:(1)农技外包服务价格水平。农业技术的载体和施用对象是有生命力的动植物，特别是生化型农技外包受动植物生命周期和生长环境的限制，技术投资费用高，研发周期长，市场风险较大，因此对于农技承包方而言，合理的价格是实现技术顺利交易的基础。这里的交易价格一方面包括承包方进行科研、实验的各项费用及活劳动的支出，以保证其维持简单再生产;另一方面包括技术使用后的利益分配以完成扩大再生产。(2)农业生产条件及配套设施。农技外包承包方在提供技术时应当考虑当地农业发展水平和条件，实施技术过程中农业配套设施环境是否完善。我国农业区域差异较大，同一技术在不同地区往往会出现不同的效果，农业技术的实验结果更无法反映技术质量，因此，承包方要充分考虑当地实情，使农户需求、设施环境、农业技术三方面保持契合。(3)农业技术的质量。与其他商品一样，承包方所提供的农业技术越先进、越高效，在技术交易过程中就越能获得高收益。农技外包服务的实施对广大农户来说，首先能够将先进的农业技术应用到现实生产中，通过高效的经营管理方法和现代组织制度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及科技含量，实现农户生活水平的提高。其次，农技外包服务促进以家庭承包为主的农业资源以自愿的、市场的方式进行合作整合，发展集约化规模化和可持续农业。再次，在农技外包服务购买和实施的过程中，承包方必须提供适宜当地农业生产条件的技术服务，使农业技术与当地实情高度匹配，实现了农业科技成果的顺利转化。同时，农户通过购买农业技术，使自己了解和掌握相应的专业技术知识，提高农业劳动者的能力水平。对于农技承包方而言，技术外包通过市场方式引导资金投资农业生产，实现“产、学、研、用”四维一体交叉发展，促进先进技术与农机具在农业中的推广使用，实现农业发展。

三、农技外包服务利益的数量经济分析

利益机制在农技外包运行过程中可以分为两个不同的阶段，即利益创造阶段和利益分配阶段。利益创造阶段是发包方通过农技外包，将现代农业技术应用到农业生产中以实现增产增收、农户收入增加;承包方通过科学实验和论证，利用先进的农业技术作用于农业生产活动以获取收益。因此，无论是承包方还是发包方，获取收益的来源都是新技术采用后农业收入的实际增长。利益分配阶段是将农业技术作用于农业生产并产生实际收益后，承包方和发包方依据外包服务价格确定双方利益大小的过程。

(一)农技外包服务的利益创造机制

农技外包服务的利益来源于供需双方通过技术交易而实现农业收益的增加。从理论上讲，技术外包的利益创造是通过技术对生产函数的改变而实现的，通过比较农户购买外包技术前后投入产出结果判断技术商品收益创造的大小。假设农户购买外包技术前家庭收入表示为Y前=P1×F1(K1，L1，S)，其中，P1为购买农技外包服务前农产品市场价格水平，K1为购买前农业生产资本要素规模，L1表示购买前农业劳动力要素规模，S为土地要素规模。农户进行农业生产的成本用公式表示为C前=aK1+bL1+cS，其中，a为单位资本租金，b为农业劳动力工资率，c为单位土地租金。此时，农户在购买农技外包服务前的净收益表示为:Y*1=Y前－C前=P1×F1(K1，L1，S)－(aK1+bL1+cS);农户在购买技术服务之后的收入Y后=P2×F2(K2，L2，S)，其中，P2为购买技术商品后的农产品价格，K2为购买后农业生产资本要素规模，L2为购买后农业劳动力要素规模。农户的生产成本为C后=aK2+bL2+cS，此时农技发包者的净收益用公式表示为Y*2=Y后－C后=P2×F2(K2，L2，S)－(aK2+bL2+cS)。此时，农户使用农技外包服务前后净收益的变动可具体表示为:Y*=Y*2－Y*1=［P2×F2(K2，L2，S)－(aK2+bL2+cS)］－［P1×F1(K1，L1，S)－(aK1+bL1+cS)］，简化得Y*=P2×F2(K2，L2，S)－P1×F1(K1，L1，S)－a(K1－K2)－b(L1－L2)。一般情况下，农户购买机械型农技外包服务增加了生产函数中资本存量，同时，减少了传统农业劳动力数量，增加了实际劳动力投入，使得K1＜K2，L1＜L2。农户购买的生化型农技外包服务增加了农作物科技含量和品质，由此带来的是农产品价格的提升，即P2＞P1。综上所述，农户使用农业外包技术是有利可图的，获利的大小取决于技术采用的数量。在实际操作过程中，部分农户大量购买农技外包服务，使用先进的农业技术，以期获得相应的技术报酬，但同时承担来自于市场和自然气候的风险;部分农户相对保守，他们愿意采用农业技术以增加农业收入，但技术使用量较少，对未来可能产生的风险感到厌恶;风险中性的农户适当购买农技外包服务，权衡各项利弊之后做出生产决策。因此，各个农户对农业技术风险偏好的不同，使他们在农技外包服务使用过程中产生不同的行为选择。TQ表示农户采用农机外包服务的数量，MR表示新技术的边际收益，MC表示新技术的边际成本。MR1代表坏年成时农户的边际收益，MR3表示好年成时农户的边际收益，MR2表示农户长期边际收益预期=P1×MR1+P3×MR3，其中，P1和P3分别表示在好年成和坏年成发生的概率。在好年成中，喜好风险的农户选择农业技术为X3的使用量进行生产，其收益可以看成是围成图形0X3dj面积的大小，而成本是图形a0X3d的面积，利润为图形adj。风险厌恶的农户选择X1的使用量进行生产，此时的农户收益是图形0X1ej面积的大小，成本是图形0X1ba，利润是图形abej。风险中性农户则依据长期的边际收益曲线进行决策，即使用量为X2、收益为0X2ck、成本为图形0X2ca、利润为ack的水平上做出生产决策。在坏年成中，风险喜好的农户将会因自然灾害或人为原因而产生一定利润损失，此时农户的收益是图形0X3im，成本为图形0X3da，损失是图形abm－bid。显然，人为或自然灾害对风险厌恶型农户同样会造成损失，但其农业技术的使用量不大，影响程度也较为有限，农户的利润不但不会减少，反而会小幅度增加。如图1所示，农户的收益是图形0X1bm的面积，成本则为0X1ba，利润为图形abm。相对于风险厌恶的农户而言，风险喜好的农户大胆使用农业技术，在好年成的时候可以获得adj的利润，而风险厌恶的农户仅获得abej，这时喜好风险的农户就能获得面积为bde的超额利润。同样，在坏年成中风险喜好的农户将损失abm－bid，而风险厌恶型农户可以获得abm的利润，因此，偏好风险的农户将失bid的绝对损失。从风险厌恶型农户的角度来说，在好年成中他们能够获得abej的利润，在坏年成中农户依然可以获得abm的利润。所以说，不管年成好或年成坏，风险厌恶农户都可以稳定的获得面积为abm的利润。对农技承包方的利益分析是基于农户对农业技术风险性选择之后的行为讨论。首先假设在一个完全竞争市场内，农业技术的承包方依据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收益确定的均衡数量TS提供农技外包服务，使自身的利润达到最大或损失最小。值得注意的是，农技外包服务承包方的成本通常包括两部分，即可变成本和不变成本。不变成本是承包方进行科学试验和理论研究所用到的机械器材等设备和房屋的折旧费、科研管理费用、管理人员的工资等，可变成本包括购买专业仪器、材料费、科研人员工资等智力资本的支付。承包方在农技外包供给时应当保证边际成本曲线MC≥AVC的最低点。如图2所示，MC与AVC曲线的最低点相交于均衡点E，此时承包方虽仅能收回自己的可变成本，但依然能够对技术产品进行供给。因此，均衡点E上方MC曲线的供给水平都可以满足承包方需要。承包方依据农户对农业技术风险喜好程度做出的数量选择进行供应，对于风险喜好的农户来讲，他们选择技术数量为X3进行生产，此时承包方边际收益与边际成本曲线相交于点d’，可以发现，点d’在均衡点E的上方，因此不论对承包方还是发包方，在点d’水平上进行农技外包服务的交易是可行的。风险厌恶的农户采用数量为X1的农技外包服务，MC与MR交于点b’，此时的b’位于均衡点E以下。如前分析，风险厌恶型农户不管在好年景还是坏年景都能获得一定数量的利润，但对于农技承包方而言，将农业技术出售给此类农户将使自己无法收回可变成本而遭受一定损失。鉴于农业生产的公益性、社会性，农业技术服务不能简单等同于其他技术服务。在交易过程中，农技服务成交价格不能看做是左右交易行为的关键，而政府则可以通过增加公共支出、减少企业税费、提高技术补贴及支援农业生产名义的纯公益性补贴等方式对承包人进行补偿，实现技术商品的供需平衡。在图2中，虽然点b’位于均衡点E以下，但承包方依然可以通过其他方式获得补偿，其供给曲线也就从b’开始向上延伸。

(二)农技外包服务的利益分配机制

作为农技外包服务的发包人和承包人，他们在农业技术交易过程中的互动在很大程度上是以自身利益和生产安全为最终目标和导向的。因此，如何分配农技外包服务产生的利益成为技术商品供需双方能否实现交易的核心与关键。由于机械型农技外包和生化型农技外包的应用范围、可替代性、技术风险及各自优势不尽相同，使两种形式外包技术的利益分配方式出现差异。机械型农技外包通过大型机械设备替代传统劳动力，技术的可替代性强、风险较小，因此该类型技术外包的利益分配一般采用固定租金合约方式即在合同中事先规定技术商品价格。生化型农技外包提供化肥研发、培育良种等技术，改进农作物机能，提高单位面积农业产量。生化技术的投资期较长，技术服务同农业最终产量之间的关系很难清晰界定，因此生化型外包技术的利益分配一般采用分成合约的方式，以技术商品使用后产生的预期利润为分配对象，使技术供给方和使用方共同分享技术商品带来的收益。鉴于机械型农技外包服务分配方式简单明了，而生化型外包技术利润分配过程相对复杂，有必要对生化技术的利润分配做进一步解释。前面分析到，农户在不同风险条件下会选择不同的农技外包服务数量安排生产，即发包方对风险偏好程度影响生产决策。同时，发包方对利润分成率大小的判断也是农技外包服务交易能否顺利的关键。如果农户认为承包方的利润分成率高于自己的预期，自己的产后利润将得不到保证，那发包方可能不接受此服务。相应地，当承包方发现发包方故意隐瞒产后收益造成自身利润减少时也会影响其供给行为。因此，农技外包服务的承包方和发包方在技术交易过程中存在着利益博弈，双方博弈的结果直接关系到生化型技术商品收益的大小。

四、启示

利益机制范文篇6

全市开发建设的热点地区之一，府城镇地处城乡结合部。而且人多地少。自1990年以来，共有380多家企业（单位）征用我镇农民集体土地面积12436亩。土地全部被征用的有30个经济社，1824户9109人（农民）失地，人均不足两分地的有12个经济社，417户，1798人（农民）基本失地，全镇目前失地和基本失地农民共有42个经济社，2241户，10917人。征地涉及面广，情况复杂，遗留问题多。一是农民土地被征用后，农村剩余劳动力出路问题没有具体的解决办法，农民收入逐年减少、生活来源没有保障；二是征收补偿费的管理使用问题，由于政府疏于引导，疏于管理，相当部分村征地款一次分配到户，不留积累，分光吃光；三是征地三项补偿标准低，镇征地项目多数是城市道路等基础设施建设和政府抓的重点项目，征地地价低，如高速公路征地元/亩，城市道路建设征地3.6万元/亩，美舍河整治征地3万元/亩，学校征地每亩1万多元，防洪堤建设占地不补偿；四是农民征地款4280万元银行存款被冻结之久不兑付，严重损害群众利益。

一、建立失地农民社会保障机制。市政府要不断完善城镇失地农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和社会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建议建立海口市农村养老保险调节基金，坚持社会统筹与个人投保相结合，将失地农民纳入基本养老保险，目前生活困难的纳入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对象，使失地农民基本生活来源有保障。

二、妥善解决失地农民就业。一方面要加强对农民工的培训，由于农民工文化程度不高，掌握专业技术技能不够，为帮助失地农民工掌握一技之长，市政府要创办农民技术培训学校，同时利用现有各类职业技术学校资源，有计划、有重点、分层次建立就业培训网络，实实在在抓农民工技术培训，特别是失地中青年农民工的培训。使他们提高素质，掌握技术，为就业创造条件，另一方面要建立失地农民工就业工作机制，完善就业指导服务机构。要多渠道与用工企业沟通，了解企业用工信息，职业供求情况向社会。政府定期组织用工招聘会，及时为失地农民和农村富余劳动力提供就业指导和职业介绍服务，鼓励失地农民进城务工。对新上马的建设项目投产后要优先安排失地农民就业。

三、市政府要制定失地农民自主创业的优惠政策，要在技术、资金等方面给予扶持。鼓励失地农民自主创业，对从事养殖业、工副业、个体经济的失地农民要免收个体工商管理费，在贷款、税收方面给予优惠，享受与城市下岗职工创业谋生同等待遇，为失地农民创业谋生提供更好的服务与支持。

利益机制范文篇7

本文作者：李琪工作单位：吉林省社会科学院

我国粮食主产区粮食生产存在问题的根源

当前，粮食主产区粮食生产中出现规模化程度低、基础设施落后、农民比较利益较低等问题的根源在于当前粮食主产区利益补偿机制还不完善，在粮食补贴、粮价调控、平衡产销区利益关系、粮食保险等方面政策力度不大或政策不到位，缺乏对粮食主产区的针对性。(一)粮食补贴额度较小、政策不灵活2011年，中央财政发放“四项补贴”合计1406亿元，其中粮食直补151亿元，农资综合补贴860亿元，两项补贴合计1011亿元，占“四项补贴”的比重为71．9%。同期，全国粮食种植面积为165855万亩，平均每亩粮食作物累计得到粮食直补和农资综合补贴约60．9元，按每户农户的主粮种植面积为5亩计算，两项补贴额为304．5元，2011年，我国粮食主产区农民人均年收入为7355．8元，两项补贴占农民人均年收入的4．1%。可见，我国粮食补贴的额度很小，对减轻农民负担和增加农民收入的作用不明显。从粮食补贴的政策上看，粮食补贴不与当期播种面积和粮食种植品种挂钩，也不与粮食质量和农民的生产能力挂钩，影响粮食结构的优化和农民种粮积极性的提高。(二)粮食价格调控手段单一、调控成本较高我国以粮食最低收购价为主要手段进行粮价调控，虽然粮食最低收购价有助于保护农民的利益，但对于最低收购价并没有区分粮食品种和粮食质量。以小麦最低收购价政策为例，2012年5月，国家发改委等六部门联合《2012年小麦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简称《预案》)，规定白小麦、红小麦、混合小麦最低收购价格均为每市斤1．02元，较去年有明显上调，但《预案》中取消了品种的价差，也没有体现质优价高、优质优价的原则，这使得设立最低收购价能够促进产量增加、但却起不到提高粮食质量、调整粮食作物品种结构的作用。另外，粮价调控政策成本较高，以山东省为例，按照山东省2012年7月底公布的统计数字显示，山东省夏粮中小麦总产为218亿公斤，政府要拿出14．8亿元补贴收购费用。大量资金用于粮食流通环节，必然会使种粮农民在整个利润链中的收益比重下降，影响农民的种粮积极性，进而威胁粮食安全。(三)粮食主产区与粮食主销区利益机制不协调我国粮食主产区经济发展水平普遍不高，通常是“工业弱省、粮食强省、财政穷省”，经济发展水平普遍低于主销区，虽然粮食主产区承担着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重任，但粮食主产区农民种粮收益普遍较低，而粮食主销区粮食加工产品收益较高，而当前缺乏粮食主销区对粮食主产区的补贴机制，导致粮食主产区与粮食主销区经济差距逐渐加大。粮食主产区与粮食主销区由于分工不同而形成的收益差距，影响粮食主产区的生产积极性，进而威胁粮食安全。(四)粮食自然灾害保险体系不健全我国是农业自然灾害频发的国家，农业保险主要以政策性农业保险为主。目前，在粮食主产区，政策性农业保险已全面展开，存在的问题主要是:第一，各环节参与积极性不高。政策性农业保险的主体为政府、保险公司、农民。政府在政策性农业保险中起主导作用，具体工作由乡镇干部完成，但大部分工作人员对政策了解不充分，宣传不到位;由于农业自然灾害频发、损失严重、赔付额大，而政策性农业保险具有一定的公益性，加之政府尚未建立对保险公司的补贴机制，大部分商业保险公司考虑到经营风险大而不愿参与农业保险;农民的收入低、参保意识薄弱，积极性不高。另外，我国的粮食再保险和巨灾保险机制才刚刚起步，粮食保险的法律法规还属空白，对于处理保险理赔过程中出现的纠纷无法可依。

完善我国粮食主产区利益补偿机制的建议

(一)建立粮食价格长效调控机制粮食主产区粮价调控的目标就是建立“农民种粮不赔本、种好粮不吃亏、多种粮多赚钱”的政策支持机制。首先，完善粮食主产区最低收购价的实施条件。政府及相关部门需结合国内外粮食市场的供求状况、粮食品种、粮食质量、种植面积、生产成本，划定最低收购价。最低收购价公布之前，组织利益相关者召开听证会，在兼顾粮食安全、农民增收、消费者能承受的原则指导下，综合多方意见，确定最低收购价，报主管部门审批。同时，在执行最低收购价时，要保证政策的灵活性，当粮食市场价格低于成本时，必须执行最低收购价。当市场价格高于收购价时，应立即停止执行预案。其次，政府还要运用多种间接经济手段平抑市场粮价。如，当市场粮价大幅上涨时，释放一部分政府粮食储备平抑粮价，当市场粮价大幅下降时，通过政府补贴种粮农民进行调控，还可以鼓励粮食企业到水土资源丰富但租金较低的发展中国家建立粮食基地，利用国际资源补充国内粮食缺口，以稳定粮食价格。再次，粮食主产区粮价调控要尽量避免政府的过度干预，政府的作用体现在市场机制失效的地方。(二)进一步完善粮食补贴政策首先，进一步优化粮食主产区粮食补贴结构。我国粮食主产区的粮食生产除了保证国家粮食安全外，还应考虑粮食质量和生态环保的要求，因此，粮食补贴也要体现上述三种原则。我国现行的四项农业补贴可分成两类，一类是收入补贴，包括粮食直补和农资综合补贴，另一类是生产补贴，包括良种补贴和农机补贴。其中，只有良种补贴体现了对粮食质量因素的要求，而生态环保方面的补贴至今尚未制定。其次，提高粮食主产区的补贴标准、扩大补贴范围。加大对良种、农用机械、化肥、农机收割用油等相关生产资料的财政投入，稳步提高粮食补贴的标准与力度，减轻农民种粮的成本与负担。进一步扩大和放宽补贴的品种和范围。对于农民种植相同面积的不同粮食作物，应获得相同的补贴，从而鼓励种粮农户增加复种面积，减少季节性抛荒。再次，积极推进对粮食规模化生产的专项补贴，如粮食直补向规模种植农户倾斜，制定对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专项补贴。最后，逐步建立粮食补贴与粮食价格、农资价格的联动机制，考虑粮食主产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农民收入水平，适时调整补贴的标准和品种。(三)完善粮食主产区与粮食主销区的利益平衡机制粮食主产区和主销区在维护国家粮食安全方面承担着不同的责任，应该形成互相促进、合作共赢的关系，进一步建立和完善粮食产销区之间相对稳定的购销衔接和利益补偿机制，有利于促进粮食主产区的粮食生产和提高粮食主销区的粮食自给能力，形成产销区粮食安全责任共担的局面。一方面，粮食主产区要承担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责任，充分发挥资源优势，加大粮食生产投入，改善粮食生产条件，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水平，重点支持增产、高产、优产生产技术的研发，大力发展优质、高产的粮食作物，构建粮食主产区粮食生产保障体系。另一方面，粮食主销区要承担反哺粮食主产区的义务，发挥资金、技术优势，帮助主产区进行农田基础设施建设、道路修建、新技术研发、农民技术培训等，在粮食主产区和主销区之间建立多形式、深层次、长期稳定的购销关系，粮食主产区粮食企业可以在主销区建设储加销基地，主销区粮食企业也可以到主产区建立粮食生产基地，设立收购点，办加工厂。另外，建议建立国家粮食安全基金，由中央政府以税收的形式向粮食主销区企业及非从事粮食生产的城乡居民征收，用于补贴粮食主产区的种粮农民，并作为先行粮食补贴政策的有力补充。(四)建立粮食主产区巨灾保险体系粮食生产受气候条件影响很大，虽然巨灾发生的频率较低，但损害程度极高，往往给农民造成重大经济损失。建立粮食主产区巨灾保险体系，做好巨灾防范预案是保护国家粮食安全、稳定粮食市场的重要举措。由于商业保险公司难以开展巨灾保险业务，政府应主动承担责任，发挥主导作用，将巨灾保险纳入到政策性保险范畴。巨灾保险的资金大部分由政府财政拨款，利用财税杠杆的刺激作用，鼓励多家商业保险公司组成巨灾共保体支付一部分再保险费，以及从农户提交的年度保费中提取一定比例，共同建立巨灾保险专项基金，该基金还可以通过发行政府债券、期权、期货等资本市场的运作方式来补充。

利益机制范文篇8

一、积极引导利益群体理性合法地表达利益，把利益表达机制纳入制度化轨道

建立完善的利益表达机制，需要在制度层面上保障和规范各群众团体、社会中介组织等的职责和权利，使相应团体和组织机构在通过法律规范自己行为的同时，通过合法途径进行利益表达。以制度化方式调整和规范各利益群体的利益表达方式，支持合法、正当、富有建设性的制度性利益表达，控制、疏导非制度性利益表达，防止和化解抗议性利益表达。第一，加强立法，依法规范社会各阶层的利益表达。在立法过程中，各利益群体通过沟通、交涉、妥协等程序，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分歧，进而达成为大多数人接受的协调方案。用这样的方式来化解冲突、协调利益要求，也就减少了各利益群体之间的矛盾。第二，充分发挥人民群众参与社会管理的主体作用。要进一步完善和扩展决策听证制度和政务公开制度，使各利益群体能够获得对称性信息，平等地参与政府决策。要建立健全社会协商对话制度，发挥其表达民意、解释政策、提供决策帮助等方面的作用，并把它作为不同群体和个人利益要求表达的一种基本形式加以规范化和普遍化，增进上下左右的沟通，增强透明度，减少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摩擦与冲突，实现全社会的利益共识。第三，支持和帮助社会弱势群体建立正常、规范的利益表达机制。第四，加强利益表达渠道建设，包括增加表达渠道的数量、种类和延长其开放时间等内容。这三个方面的结合，有利于提高利益表达机制的运作效率，使得利益群体及其成员可以采用合法有效的渠道来谋求利益的表达及实现。

二、强化人大和政协的利益表达功能，有效反映人民群众的意见和要求

第一，加强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使之成为各利益群体的利益表达主渠道。今后人大代表候选人的产生除了按地域划分外，还应更多考虑行业、职业和产业特点，特别是各利益阶层的特点来划分，使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充分发挥表达利益群体要求、协调各利益群体关系的巨大作用。第二，充分发挥人民政协的政治协商、民主监督职能。要发扬政协的民主团结精神，拓宽弱势群体利益表达渠道。注重政协广泛联系和团结各界人士和各人民团体的特点，进一步发挥上下沟通、左右协调的桥梁作用。

三、加强社会团体、行业协会和社会中介组织的利益表达能力

第一，充分发挥工、青、妇和行业协会等社会团体的利益代表作用，通过更多、更广的渠道表达人民群众的利益要求，从而使政府的决策能够体现大多数人的利益。第二，加强领导，在各利益群体中建立健全党团组织、工会等，为群体成员的利益表达提供条件，使之通过制度化途径传送到政治体系中，以减少社会冲突、维持社会稳定。

利益机制范文篇9

当代我国利益表达机制的缺陷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民主化进程的不断加快，社会利益表达机制正在逐步完善，但是，已经形成的利益表达机制的缺陷也很明显，直接影响了政府公共政策的合理性。尤其是强势群体与弱势群体在利益表达上的不平等地位和对政治系统影响上的差异，已成为影响政府科学民主决策的关键性因素。1．利益表达主体的权利意识缺乏，使得利益表达的意愿难以如愿。有些利益表达主体的文化水平、自身素质不高，信息来源与交流不畅通，对法律知识缺乏了解，因而限制了利益表达主体的眼界，使其对自己的权益及其表达缺乏自觉性，对自己利益受侵犯的事件往往采取忍气吞声或消极抵抗的做法，而不是通过正当的渠道向有关方面提出自己的合理要求。在政治共同体中，究竟怎样在思想观念上建构自我，以什么样的方式对身处其中的复杂的政治关系进行体验、认知和评价，不同的成员有不同的取向和做法。在西方，个人作为利益表达的主体是国家政治过程中的普遍现象，因为个人作为自身利益表达者具有“持续的重要性”，“个人也可能在范围较广的问题上试图表达自己的意见”。[7]在中国，广大利益表达主体受几千年来封建文化的影响，普遍缺乏参与意识、自主意识和利益表达意识，因而当自身权益受到侵害时，无法或不愿意在自愿的基础上建立一个相对独立的利益团体，通过正当的利益表达渠道表达自己的利益需求。2．利益表达的非均衡性，使得利益表达平等权利难以落实。公民利益表达能力的差异源于不同的利益表达主体的发育程度，以及所拥有的政治资源的多寡。政治资源多种多样，最明显的是财富、人数、文化水平、威望、职位、社会关系网络以及谈判技巧等。我国利益表达主体的利益表达能力呈现不平衡状态，表现为城市居民高于农村居民，文化层次较高的人高于文化层次较低的人，较多接触政治的人高于较少接触政治的人，团体利益表达高于个体利益表达。此外，利益表达主体的组织化发育也不平衡。主要表现为弱势群体的利益表达组织发展滞后，强势阶层的利益表达组织发展迅速。比如，工会组织本来是协调劳资双方利益纷争、维护职工利益、向党和政府进行利益表达的重要组织，但目前，我国工会组织的上述政治功能未能充分发挥，无法有效代表工人与雇主进行集体谈判、签订劳动合同以及进行维权诉讼，没有成为切实有效的利益表达组织或表达渠道。再比如，农民群体缺少自己的专门组织，农村村民自治性组织———村民委员会在表达农民的利益时作用很有限。根据我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村民委员会有权向政府反映村民的意见、要求和提出建议。但由于受传统体制的影响，乡镇政府在对村民委员会行使领导权时往往仍把它作为下属机构对待，忽视村民委员会的自治性质。3．利益表达体制不完善，使得利益表达的传输渠道不够畅通。利益表达的前提是社会利益分化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社会阶层结构。利益表达的多样化来源于利益表达主体的多元化。随着我国30多年改革开放的进程，传统计划经济时代所形成的特定社会利益格局逐渐解体，在市场机制的优胜劣汰与社会转型的结构调整中，社会利益群体发生了急剧分化。由于不同的利益群体在社会阶层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导致他们各自所表达的重点和关注的中心不同，需要有不同的利益表达渠道来满足利益表达多元化的需要。目前，我国的公民利益表达渠道与我国利益表达主体多元化的发展趋势存在差距。利益表达的渠道设置不尽合理，一些环节存在着障碍，从而影响了利益表达渠道的畅通和利益表达信息的传递及处理。比如，虽然我国的信访机构已经形成了一个巨大网络，成为利益表达的重要专业化机构，但是，信访制度的下端和上端呈现出严重的断裂。在信访制度的下端，一些地方政府视上访者为“刁民”，甚至用高压手段对待上访者，导致相当数量的弱势利益群体不信任信访制度，下层利益诉求无从上达。同时由于信访机构缺乏对职能部门的约束力，大部分信访事项最终无法解决，[8]信访制度的功能面临越来越严峻的挑战。4．非制度化利益表达增多，利益表达的非理性行为凸现。如果把政治体系当做一个整体来看，人们就会发现，利益表达结构和方式的急剧变化很可能是其他变化所引起的。在这些变化中，政治资源的分配很重要。因为“坚持连续不断的利益表达，其耗费是很大的，勉强能维持计生的集团和个人可能无力承担。而且，如果集团没有什么政治资源，他们很可能就会认为，利益表达，至少通过正常途径进行表达，是一种希望渺茫的过程，可能得不偿失。在贫富之间存在巨大鸿沟的社会里，正规的利益表达渠道很可能是由富人掌握的，而穷人要么保持沉默，要么是时而采取暴力的或激进的手段来使人们听到他们的呼声。”[1]在我国，对于那些在利益格局中处于不利地位的阶层来说，由于受自身条件的限制加之利益表达渠道的不通畅，制约了他们的利益表达方式和行为，因而当他们难以通过正式的利益表达渠道表达自己的利益要求或利益表达无效时，会转而采取非理性的利益表达方式，比如非法集会游行、围堵和冲击党政机关、阻塞交通等。对此，若地方政府采用过激的方式应对，则可能进一步加重这种行为的程度，甚至演化为群体性对抗事件，对社会稳定构成威胁。

完善我国公民利益表达机制的路径选择

完善的利益表达机制有利于构建和谐社会。当前要尽快完善公民利益表达机制，实现不同利益群体利益表达权利的平等、利益表达渠道的畅通、利益表达作用的有效。1．积极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实现政治生活的现代化。作为一种制度安排，政治民主是公众参与社会治理，实现利益诉求的手段和途径。要处理好政治结构分化和政治结构整合之间的关系。政治现代化过程中必然要发生政治结构的分化，其积极作用是带来政治功能的专门化，催生出的新的政治主体成为开拓新的利益表达渠道的重要力量、疏通原有的利益表达渠道,使其能够更加有效地发挥作用、提高政治系统回应不同群体利益表达的能力。政治结构分化总是伴随政治系统整合。政治系统的整合不仅可以弱化政治结构分化所带来的负面影响，而且可以加速政治民主化的进程，有效地防范强势群体扩张利益表达权利，维护弱势群体和中势群体的利益表达权利。政治系统的整合必须建立在政治结构充分分化的基础之上。如果没有政治结构的充分分化,就难以建立起有效的社会利益表达机制。2．积极培育公民社会，加快民间组织发展的步伐。除了正式的表达渠道外，社会利益表达还可以通过中介组织、社团、协会等各种社会组织进行。社会组织将个体利益诉求整合为组织化的群体诉求，理性地向政府表达群体意愿，缓解了政府调节社会利益关系的压力。所以，要加快培育和发展市民社会，大力培育具有自主性、自治性、志愿性、非政府性的民间组织，通过市民社会的完善来激活公共政策利益表达的动力机制。政府要有意识地重点培养和扶持弱势群体建立社会组织，并以法律的形式明确规定这些组织的地位、功能和运作程序，为其提供有利的制度保障，使其能够及时有效地代表弱势群体向公共政策制定部门表达意愿。对强势群体利益集团的利益表达行为，要通过制度建设加以规范，避免强势群体左右政府公共政策的现象，使不同群体形成和谐的利益关系，保证公民社会的健康发展。3．积极培育公民政治文化，增强利益主体表达意识。阿尔蒙德把政治文化分为乡里型政治文化、臣民型政治文化和参与型行政文化。其中，臣民型政治文化被描述为：“所谓顺从者，就是已成为政治体系组成部分的、并对政治体系施加于他们生活的影响或潜在影响有所认识的公民。但是他们对自己在政治中作用的看法却仍然是顺从者的看法，也即他们受政府行动的影响而不是积极地去影响政府的行动。”[1]中国现代社会的发展正在由臣民型政治文化向参与型政治文化过渡。参与型政治文化存在于较发达的社会，其特点是公民积极地参与政治生活，视自己为政治主体的积极成员，他们对自己的义务和权利有明确的意识，在任何层次上都存在对政治体系的评价和批评。通过培养公民型政治文化，可以增强不同利益群体在社会政治生活中的主体意识，也才会更加自觉地、主动地把它表达出来，并想方设法地对政府的公共政策施加影响。4．积极完善表达机制，拓宽利益主体表达渠道。必须不断完善利益表达机制，拓展利益表达的渠道，清除利益表达的障碍，理顺不同渠道和不同环节的关系。一是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政治协商制度，从制度层面上为民众表达利益诉求做出制度性安排。目前需要做的是在各级人大、政协中，增加能够代表弱势群体利益的代表或委员的比例；二是完善信访制度，建立畅通的利益表达机制，提高弱势群体利益表达的话语权。要改进政府部门的信访工作方法，增强工作针对性，广开言路，倾听社会各界呼声。各级政府要建立信访工作责任制，督促信访工作的有效开展，对于失职、渎职的信访人员要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和有关条例对其追究责任；三是完善立法听证制度。立法听证制度是公众利益表达的有效途径，立法过程实质上是利益整合、协调与平衡的过程。决策者应当通过深层次大范围的改革，为每个社会阶层群体的权益表达创造有利的制度条件，提供一个更为民主和透明、参与更为便利的立法程序规则，从而促进和激励公众参与的积极性，并提高其利益表达的有效性。5．积极推进权利平等，实现利益表达方式理性化。社会的公平正义有利于增强民众对政府的认可和拥护，增强政治统治的合法性，也为公民采取正当的途径参与政治提供了最基础的保障。公平正义原则的核心思想是强调国家通过自己的强制性力量，保证弱势群体实现政治权利的平等和利益表达机会的平等。要使不同的群体都享有平等的利益表达权利，必须消除现实中存在的强势群体和弱势群体在话语权上的不平等。为了保证利益表达能够有序地进行，必须建立完善的利益表达制度。政府要根据不同群体，尤其是弱势群体利益表达的需要，不断完善社会利益表达制度的规范体系，不仅要把公民利益表达纳入制度化的轨道，而且要在尊重宪法和有关法律对公民利益表达权利规定的前提下，用法律的形式对公民利益表达的内容、范围、方式予以规定。用法律来调整、规范公民的利益表达，使公民的利益表达经常化和秩序化，最终实现公民依法进行利益表达，政府对公民的利益表达依法做出回应。

本文作者：苗贵安工作单位：淮安市行政学院

利益机制范文篇10

一、明确责任，严格追究

1、建立预防责任制。市科技局政风行风预防工作由“一把手”负总责，分管领导各负其责，纪检监察组织协调，纵向到下属各单位、横向到机关处室“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

2、预防工作纳入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考核，与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奖惩晋升和业绩评定结合起来，必要时向预警对象进行询问和质询。对预防机制的贯彻落实敷衍了事、弄虚作假的给予严肃的通报批评。对本单位、本部门的不正之风严重，群众反映强烈，长期得不到治理的；对自己职责范围内的反腐败工作敷衍塞责、不抓不管，预防监督不力，以及致屡屡发生腐败行为而造成恶劣影响的，要从重进行责任追究，绝不姑息迁就。

二、重视信息，加强预防

1、建立信息员制度。局机关各处室、局属各单位明确一名信息员，每季度末填报一次预防信息表，对有关信息进行梳理归纳后，及时报靠给局纪检监察室，局纪检监察室分析、汇总后向局党组汇报。

2、拓展外部监督信息渠道。及时向人大汇报工作，自觉接受人大评议监督；加强与有关职能部门的联系和沟通，接受部门监督信息；聘请特邀监察员和政风行风监督员，发放联系反馈卡，定期走访座谈，反馈预防信息，接受社会监督信息；与网络媒体相结合，加强与报刊、广播电台、电视台等合作与交流，主动接受舆论监督反馈的监控信息。

3、落实内部审计制度、述职述廉制度、民主测评制度、民主生活会制度、个人重大事项报告制度、个人收入申报制度、礼品登记制度、诫勉谈话、廉政谈话、廉政承诺等制度，相关信息及时录入预防信息网络资料库。

4、从案件查处中获取预防信息。加强典型案件分析研究，找准原因，把握发案规律，在治标中完善本对策。

5、从政风行风建设中获取预防信息。以政风行风建设为契机，各单位在显著位置设立举报箱，公布举报电话，并通过走访、座谈、问卷、纳言等形式，收集社会各界对科技部门的意见和建议，及时了解评议中反映的问题，获取有价值的信息。

三、科技支撑，搭建平台

1、建立网上公告制度。积极推行政务公开、收费公示、办事公开和服务承诺等制度，只要不是涉及国家安全、商业机密以及私人隐私的信息，都要根据办公条件利用公示牌、发放宣传单、印制手册、公示（墙）、电子触摸屏、网络等多形式、多渠道向社会主动公开。对一些群众关心的热点问题，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焦点问题，在决策和执行的环节实行“阳光”作业，避免暗箱操作，完善权力制衡体系，让群众广泛的知情，主动接受公众监督。

2、建立网络监控预防系统。紧紧围绕人权、财权、物权等核心问题，对科技执法和行政管理的整个工作流程编制电子程序，实行网络数字化运作，自动监控防范，并通过设置精确的数据预警指标，人机结合对收集到各方面的信息进行汇总、综合、分析和反馈，建立测评预防信息网络平台和信息总资料库，加强廉政风险分析，增强预防和处置廉政风险能力。

3、建立网络举报平台。在局门户网站设立举报电子信箱，加强录入、整理、存储归纳和信息数据库管理，提高预防机制的工作效率和综合效能。

4、建立专业网站和网页。利用互联网集文字、声音、图像于一体的多媒体信息传播优势，宣传奖惩形势、任务、成效，报道各种违规违纪现象和案件，开展引导教育和警示教育活动，发表群众意见和建议，搭建方便、生动的惩防宣教平台。

四、抓好教育，强化监督

1、加强是理想信念教育。从源头上解决畏难情绪、信心不足“不想为”的根本性问题。利用好现有学习制度抓好政治理论及业务学习，积极开展围绕实现自主创新，如何推动科技工作发展的解放思想大讨论，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巨大成就，确立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共产主义的坚定信念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定信心，增强自身服务的水平和能力。

2、开展党纪政纪和警示教育。重点学习新颁布的党纪政纪条规，以及科技系统有关政风行风、党风廉政建设的各项制度和规定，使广大科技人员树立正确的行准则，提高遵纪守法的自觉性。通过召开警示教育大会、组织观看警示教育片、展示反腐败图片等形式，开展正反典型教育。同时，用身边事教育身边人，使广大科技干部常服“预防药”、常敲“预警钟”、常打“预苗针”、增强“免疫力”。

3、注重预防在先，强化内部监督。针对损害群众利益易发部位，加强各项制度建设和监督，从源头上进行预防。

4、对发现的问题以下发督办函或下达监察建议书的形式，责成相关单位和个人进行限期整改，对问题比较严重的作出监察决定，追究相关责任人的责任。不断完善明查暗访制度，使之经常化、制度化，便于及时掌握预警信息，及时及早向领导干部提要求，打招呼。

五、有效考核，科学评价

1、民主测评。事先根据调查测评目的要求设计问卷，到相关单位进行随机测评。问卷采取无记名，内容要简单明了，指向要具体明确。每次调查测评要有综合分析，涉及到具体人和事要有评价性意见。

2、信访分析。建立信访预警机制，及时准确地从信访案件中发现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做到早发现、早提醒、早预防、早纠正。改进信访办法，做好初信、初访苗头性问题的排查分析；加强对重复信访、越级信访等情况的分析和监测。

3、案件分析。对系统内部发生的个案、类案和典型案件，要查找主客观原因和深层次问题，提出对策措施，帮助发案单位总结教训，完善制度，强化管理。定期对发案的部门和单位进行分类分析，对违纪对象进行综合分析，对案件发展进行趋势分析，从中发现特点和规律，针对性强地制定出行之有效的应对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