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益集团范文10篇

利益集团范文篇1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曾经，这个口号振奋了无数人。

为什么联合？除了有共同的理想，还有着共同的利益;而且，联合起来才有力量。这是社会利益集团出现的基础。

很长一段时间里，代表“局部”、“狭隘”和“个人”利益的利益集团得不到承认，也不被允许存在和发展。

xx远华走私案使人们从梦中醒来，利益集团并不遥远，它的存在并不会因为“不承认”受到影响。事实上，人们的表述中早已出现了“既得利益集团”，利益集团的出现似乎总是伴随着贬义。

中共十六大以来，新一届政府力倡“平衡”，在调整利益再分配中坚持维护社会公正与公平，其间就包含着平衡和调控利益集团。

在这种情况下，对“利益集团”才有了严肃意义上的解读。

中国有哪些利益集团

2002年7月，为声援支持侵华日军细菌战中国受害者民间对日索赔，上海、江苏、浙江、湖南等地高校教授、研究生、大学生代表、医生代表等组织了“原告声援团”。2002年11月4日，“声援团”还与中国原告团、日本律师辩护团、原告证人、全国各地原告一道，在浙江义乌市崇山村举行“细菌战诉讼二审声援大会”，继续推动细菌战诉讼工作。

研究者认为，“声援团”是常说的黑社会组织、帮会、走私集团、地下传销组织等非法利益集团之外的另一种利益集团。事实上，人们往往忽视了合法的利益集团，比如常见的村民自治委员会、居委会、经有关部门登记注册的社团以及民间自发产生的公民自助组织、兴趣组织等。

中国社会正从单一性社会向多样性社会转型。深圳大学管理学院程浩认为，社会转型过程中一个令人瞩目的现象是:整个社会利益结构发生了分化与重组，原有的社会利益格局被打破，新的利益群体和利益阶层逐步形成，并分化组合成特定的“利益集团”，并不同程度地对地方政府决策施加影响。

程浩所说的利益群体和利益阶层，包括私营企业主、个体户、自由职业人员、受聘受雇人员等不同的利益群体和利益阶层，甚至还包括驻大陆台商的利益群体和“买办”者利益阶层。有了这样的基础，加上公民利益意识的觉醒和维权意识的加强，特别是“集团意识”的形成，以及政治的民主化、法治化和现代交通与信息技术的发展，使得利益集团的产生，成为一种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趋势。

中组部党建研究所和深圳大学当代中国政治研究中心做出的一项调查报告显示:中国现有社会利益集团，大多没有完备的组织形态，也没有固定的组织架构，只是松散地、自发地、临时性地“结伙”，以协同行动，表达其特定的利益诉求。部分有规范组织形式的利益集团，多以社团、协会、商会、联合体(会)、委员会等形态存在;也有的以帮派、行会等形态存在。

西方社会利益集团一般具有自发性、对抗性特征，且强调均衡和相互制约。相较而言，中国的利益集团有着不一样的特征。

中国利益集团发展不平衡，代表社会弱势群体利益的利益集团比较薄弱;合法利益集团绝大多数由政府主导产生，官办色彩较浓;中国利益集团无论组织结构还是职能角色都还不成熟，具有明显的过渡性;利益集团之间存在着非对抗性矛盾;许多非法利益集团借合法外壳存在或寄生在合法组织之中。

根据其组织化程度，中国的利益集团还可以分为高度组织化、具有一定组织程度、组织松散以及非正式组织群体;根据其活动目标，又可以分为经济性利益集团和非经济性利益集团；根据存在时间的长短，分为常设性利益集团与临时性利益集团。

利益集团影响地方政府决策

“区里的干部一般不敢随便得罪他们，不能说他们有能力想让谁上谁就能上，但他们确有能力在需要由区人大通过投票决定干部任用时，不想让谁上谁就上不成，该区党政领导均对他们礼让三分。”

南方某市区一位干部在接受调查时，对两位区人大代表作这样的评论。这两位“大名鼎鼎”的代表分别是其所在居委会的主任及居委会所属股份公司的董事长，是典型的地方实力派人物。基于地缘、血缘和共同的经济利益，他们所在的居委会及公司，都是一个特殊的利益集团，而这两位区人大代表，就是其所在利益集团的代言人。

可以看出，地方政府的决策受利益集团的影响已经很深。

这种影响不仅仅局限在人事任免上。调查显示，利益集团施加影响的方式包括:贿赂，个人关系网络，游说，求助于“精英人物”，通过主管部门及其领导，借助媒体呼吁，利用既定的规则、惯例或者直接诉诸法律，施压性集体行动，参与或操纵选举等。

这些方式，有直接的，也有间接的；有正式的，也有非正式的；有合法的，也有不合法的。

而影响的内容包括:地方政府公共投资、财政资金分配、财政税收、政策法规的制订。

报告列举了一个事例:南方某市从2001年起，要比照“个体工商户的生产经营所得”应税项目，对执业律师征收个人所得税。按此计算，执业律师40%以上的业务收入要用于纳税(营业税5.5%，个人所得税35%)。执业律师们通过该市律师协会，一致要求市政府减轻税赋，否则他们便考虑迁往广州、北京、上海等地执业。为此，市司法局专门向市委、市政府报送一份紧急报告，促成政府修改了律师条例，并参照北京、上海等地的规定，将律师个人所得税核定为总收入的6%，减轻了律师税赋。

调查报告认为，合法的影响是有好处的:能够化非法的、抗议性的利益表达为合法的、建设性的利益表达；能够为地方政府决策提供信息;有利于提高地方政府公共决策的公正性、合理性;有利于推进基层民主发展。

然而，程浩认为:“各个阶层分别代表的利益群体之间的不平衡状态同时凸现着潜在的社会危机。”利益集团的影响存在隐患。

xx远华走私集团、湛江海关走私集团构成了严重的恶果。犯罪集团凭借其拥有的组织资源、文化资源、尤其是盘根错节的关系性资源，通过控制地方政权(或某一政府部门、机构)，谋取本集团的非法利益。

隐患还表现在：

一是强势利益集团有可能损害整个地区的公共利益和广大公众的利益，特别是严重损害社区弱势群体的利益，影响社会的正义和社会政治的稳定；

二是利益集团经济实力雄厚，无须施压或游说，即可让地方政府俯首听命，出现“领导傍大款”，使地方政府决策的公正性和合理性受到影响；

三是利益集团进行“权力寻租”、“钱权”交易或其他违法活动；

四是一些经合法组织异化而形成的利益集团，以企业、事业单位等组织的合法外衣为依托，以经济、政治利益为纽带，运用合法组织的资源，欺压、剥削人民群众，瓜分集体财产，谋取其成员的非法利益。

政府如何应对利益集团

“当前政府要正确反映和妥善处理现实生活中的各种复杂利益关系，就必须根据利益集团形态、性质、资源等的不同，采取不同的方针政策。打击非法利益集团，保护合法利益集团，扶持公共利益集团;要限制和规范特殊利益集团;最重要的是要关怀、救助社会弱势群体。”程浩对《瞭望东方周刊》表示。

程浩认为，政府在近期内应该达到的目标，主要是使社会利益集团行为的有序化，为其成长、发展并发挥作用提供制度性平台，同时要创造条件使民间性利益集团合法化。

弱势群体在博弈中处于劣势，他们的利益，需要政府更多的关注和支持。

2003年7月31日，国务院公布了《法律援助条例》，这是中国第一部关于法律援助的全国性立法，体现了中央立法机关保护弱势群体和公民权利的意愿及努力。

次日，中国正式施行《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及其实施细则。与此同时，施行21年的《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被废除。

国家行政管理学院教授杜钢建指出，行政许可项目的泛滥在相当程度上搭建了“政府利益部门化，部门利益个人化”的权力部门腐败的机理。

今年7月1日，《行政许可法》生效后将有效限制政府行政权力，在规定行政许可范围和清理行政许可程序两个关键环节上达到限制行政权力的目的。最重要的是，《行政许可法》创立了信赖利益保护原则。

《行政许可法》的生效将制约官僚利益集团。

目前，影响较大的特殊利益集团，主要是以地区、部门为依托，以行业利益为纽带，常常借助公共权力、行政性垄断手段等，来获取特殊利益的经济性利益集团，如具有垄断地位的电力、电信等企业。

对于这些已经形成的、客观存在的特殊纚益集团，胡鞍钢的观点具有启发性。他认为，应遵循三个原则来进行限制和规范:一是承认其既得利益，而不是消除垄断行业集团;二是限制垄断利益集团的特权，将其由“贵族”降为“平民”，从“经济人”与“政治人”的双重身份，变为纯粹的“经济人”，是企业家、银行家，而不是政治家;三是规范垄断利益集团的行为，重新建立商业游戏规则，迫使垄断行业从经济寻租、政治寻租，转变为依靠技术创新、高质量服务、良好信誉等，谋求利润最大化。此外，还应通过市场准入政策和产业组织政策，尽可能地引入有效的竞争机制，打破既得利益集团的垄断地位。

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将建立归属清晰、权责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的现代产权制度，以维护公有财产权，保护私有财产权。这对合法的利益集团如民营企业群体来说，则意味着提供了一种有序的利益诉求传递机制。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从长远来讲，应对社会利益集团，政府还要从利益集团的政治性影响和政府行政能力的提高方面着眼。一方面要建立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公开、透明、公正的利益表达机制和决策参与机制，将利益集团行为纳入制度化轨道;另一方面要实现利益调控制度化、制度建设民主化、民主制度程序化、民主程序法治化，同时要提高政府在利益集团政治中的自主性，防止软政权化。

利益集团范文篇2

关键词：贸易关系摩擦利益集团

1、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与产品在世界市场竞争力的提升，中国在出口领域与其他国家的贸易摩擦也不断加剧。其中，美中之间的贸易摩擦特别引人注目。上世纪90年代以来，美中双方先后在最惠国待遇、知识产权、入世谈判、入世后的市场准入以及产品反倾销问题上产生了重大的分歧与摩擦，严重影响了美中贸易关系的正常发展。国内学者分别从经济成因（于铁流、李秉祥，2004）、结构调整（雷达、于春海，2004）、制度分歧（赵谨，2002）与战略冲突（赵晓，2003）等角度解释了美中之间的贸易摩擦，这些研究解释了美中贸易摩擦的基本原因。但是，潜在的冲突可能并不1定能够上升为显性冲突。美中潜在的经济摩擦之所以能够上升为美中两国在贸易领域频繁的对抗，就不能不关注美国贸易政治的决策过程。在美国对外贸易政策的形成过程中，利益集团的影响无疑具有重要的地位。利益集团通过各种手段来影响与游说国会议员，直接与间接参与到美国对外政策的制定过程。在美中两国各个阶段的贸易摩擦与贸易冲突中，我们可以频频发现利益集团的身影。可以说，利益集团的院外活动，是美中贸易摩擦由潜在冲突上升为现实对抗的关键1环。

2、影响美中贸易关系的主要利益集团

利益集团的大量存在和活动是美国多元化的1个重要标志。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利益集团在美国对外贸易政策方面的活动和影响在不断加大。在对华贸易政策问题上，美国国内有两个彼此竞争的利益集团：1个是贸易保护势力集团；1个是支持对华自由贸易的联盟。两大利益集团联盟展开竞争，争夺美国对华贸易政策的影响力，它们之间的力量消长是决定美国对华贸易政策倾向的主要原因。

1.贸易保护势力联盟的组成。美国劳工组织、各种衰退产业的产业联合会（如纺织业联合会、钢铁联合会等）以及政治保守组织，结成了贸易保护势力联盟。

劳联—产联组织是美国对华贸易政策的1个主要讨价还价集团，也是美国最重要的1个贸易保护势力压力集团。美国经济学家萨姆纳·斯利切特认为：“美国经济是1种劳工第1主义经济，至少正在大踏步向其迈进。雇员是社会中最有影响的集团，他们的利益在经济运行中甚于任何其他经济集团。”斯利切特的话说明了劳联－产联等工会组织在美国经济中的重要影响。在对华贸易问题上，劳联—产联等工会组织认为，美国向中国开放市场会导致中国的廉价商品源源不断涌入，从而减少美国工人的就业机会，因而它反对对华自由贸易政策，呼吁对中国进口产品采取限制措施。为此，劳联—产联在华盛顿雇佣了100多名院外活动者同白宫和国会议员打交道，其中1/3是专职的，以加强对相关政策的影响。

除工会组织以外，美国的纺织业、小手工业等劳动密集行业的小业主联合会、美国商业与产业理事会以及各种衰退产业组成的联合会也是主要的贸易保护势力之1。根据大卫·李嘉图的比较利益学说，1国应该生产并出口它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而进口没有比较优势或比较劣势的产品，这样，国际贸易会使所有参与国的国民福利最大化。在中美贸易中，由于中国的劳动力资源禀赋丰富，价格低廉，因此，中国在劳动密集型产品的生产中具有较大的比较优势，而美国在资本与技术密集型产品的生产中具有较大的比较优势，根据大卫·李嘉图的比较利益学说，中国向美国的出口产品应该以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而美国向中国的出口产品应该以资本与技术密集型产品为主。但是，在美国的经济升级与转型过程中，美国政府出于就业与低技能工人收入保护的考虑，1些衰退行业在政府资助下仍然得以保存下来。为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这些小的但是组织良好的利益集团成为了美国当今贸易政治中最为主要的贸易保护势力联盟。

此外，1些政治保守组织包括纳税人反对救助共产主义联盟、美国保守派联合会、自由之家、家庭问题研究会、鹰论坛、基督教联盟等利益集团，以及人权组织如亚洲人权观察、美国人权律师协会以及劳改研究基金会等，也出于各种不同的政治目的与政治信仰，支持对华贸易限制。

以上3种不同势力，为实现各自的利益目标，通过不同的方式与手段向国会和政府施加压力，要求限制对华贸易，构成了美国主要的对华贸易保护势力联盟。

2.自由贸易势力利益集团的构成。美国对华出口与投资的跨国公司集团、美国工商界联盟以及从事中美转口贸易的商会联盟是美国支持对华自由贸易的主要力量。

对华出口与投资的跨国公司集团，由美国具有较高竞争力的产业及产业联盟组成，包括航空、航天、计算机、电讯、汽车、化工以及农产品等出口行业联盟。这些行业对华既有较大出口利益，也有较大投资利益。主要包括波音飞机公司、美国电话电报公司、国际商用机器公司、通用汽车等3大汽车公司、全国小麦种植者协会、北美谷物出口商协会等。它们游说的主要目标是维护对华的自由贸易政策以便扩大在华市场份额。

美国工商界联盟，主要由从华进口、在华投资加工等与中国有密切贸易往来的工商业集团组成。他们主要从事中国日常生活消费品进口、经销或在华加工返销美国的商务活动，包括鞋类、成衣、纺织品、玩具、家用电器、运动器具等企业。较有代表性的团体是美国玩具制造商协会、美国鞋批发商与零售商协会、零售行业贸易行动联盟等。此外，还包括用从中国进口的原材料或半成品(以矿产品、轻工原料为主)作为生产投入的加工企业或游说组织。此外，从事中美转口贸易的企业联盟，如香港美国商会和美国在港公民协会也支持对华的贸易政策。

跨国公司与联合商会等自由贸易势力构成了美国对华贸易政策决策中另1支重要的讨价还价力量。与劳联—产联等工会组织相比，在对华贸易关系问题上，跨国公司的游说具有自身的优势：首先，跨国公司能够仰仗自身的力量来对政府政策的决策施加影响，如公司为社会所能提供的就业机会、为政府所能提供的税收，而这些又与政府强烈地关心经济的扩张、保持就业水平和增加财政收入的目标是1致的。因此，大的跨国公司很容易将自己的目标、自己的利益转化为国家的目标、国家的利益。这些跨国公司对政府决策施加的影响比其他利益集团有效得多。正如美国前国防部长查尔斯所言：“凡是对通用汽车公司有利的，就是对美国有利。”其次，大公司财力雄厚，也有能力从事院外活动。但是，跨国公司在美国对华贸易政策影响的缺陷也相当明显，它具有间接性与被动性的特征。劳联—产联组织主张的对华贸易限制主要是因为对华贸易的快速增长影响了低技能工人的收入与就业，作为产业工人的利益代言人，他们有足够的动力来游说美国政府放弃在相关行业的自由贸易政策；对工商界联盟来说，给对华贸易添加各种限制性的条款无疑将影响到自身的利益，从而他们也有足够的动力来为自由贸易政策游说。但是对跨国公司等自由贸易集团来说，如果对华的贸易限制不会影响到本公司对华的出口与投资，那么，这些跨国公司就不会为对华的自由贸易政策游说，从历次美中贸易摩擦的经验来看，跨国公司只是在中国对美国贸易限制政策采取贸易报复措施的条件下，才以贸易报复受害者的角色被动地加入对美国政府的自由贸易政策游说当中，而1些从事传统的、衰落的行业(或称“夕阳产业”)如钢铁、纺织、造船等行业的公司甚至支持政府贸易保护主义政策。从而影响了这些跨国公司的游说效果。

3、利益集团对美国对华贸易政策的诉求及游说手段

利益集团对美国贸易政治的影响途径，最常见的是：某些利益集团提出实行某项特殊的贸易政策要求，国会和行政部门做出反应，继而引发国内各不同利益集团关于贸易政策的辩论与游说，进而形成1定的贸易政策与措施，如果这项政策与措施加强了对国内相关行业的保护，则引发与外国的贸易争端。从利益集团对政策的影响过程来看，通过影响议员的政策倾向进而影响国会立法无疑是利益集团利益表达的最主要的形式，因此，在美国的贸易保护政策市场上，不同利益集团各显神通，使用各种手段以确保自己的利益诉求以法案的形式得以通过。从美国利益集团对美国对华贸易政策决策的影响方式来看，主要包括：对国会议员的游说、竞选捐款、诉讼，以及利用社会舆论进行间接影响。

1.直接游说。为寻求对本集团有利的贸易政策支持，对相关政策制订者进行游说是美国利益集团最常用的手段。在对华最惠国待遇谈判期间，希尔·诺尔顿公司、马纳特公司和费尔普斯—菲利普斯公司就至少为给予中国永久性政策贸易关系法案（PTNA）的游说投入了16万美元（谭融，2004），而以往很少雇用人员进行游说的高新技术公司，也与其他利益集团联合，共同推动对华贸易。在国会对华永久正常贸易关系法案（PNTR）投票表决前夕，英特尔公司发动了5000名公司员工给国会议员写信进行游说。而波音公司的总裁孔迪特联合波音飞机公司联系的1万多家零件制造商共同进行游说，这1万多家零件制造商遍及美国的420个选区。与此相对应，反对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的劳联—产联组织投入到直接游说和雇佣律师的费用也高达数百万美元。劳工组织的游说人员定期会见议员及部分共和党议员，直接向他们施加压力，要求他们反对给予中国永久性正常贸易关系。游说者下大力气争取众议院人尤其是众议院少数党领袖理查德·格普哈特(RichardGephardt)和组织秘书戴维·鲍尼尔(DavidBonior)的支持。在反对对华永久正常贸易关系的游说活动中，劳联—产联主席约翰·斯威尼推掉了很大1部分日程安排，与众议员举行面对面的会谈并与温和的共和党人、国会黑人议员团举行会谈。2.竞选捐赠。向候选人提供政治捐款是利益集团对政府施加影响的重要方式，也是利益集团游说成功的关键因素之1。利益集团的政治捐款不仅帮助游说者接近政策制定者，获得国会议员的认同，而且有利于利益集团与候选人沟通或促使他们将来支持利益集团的政策目标。由于美国特殊的竞选政治，利益集团的政治捐献对国会议员的政策倾向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美国的劳联－产联集团以及工商界联合会均每年向民主、共和两党提供数额不等的政治捐献，以影响两党的政治决策。在1998年美国的中期选举中，在解释没有投票支持快速处理权议案时，1位议员说，“这对我来说是1张20万美元的支票”（李晓岗，2001）。在中国最惠国待遇问题上，众议院领袖格普哈特原先强烈反对对华最惠国待遇，但是后来改变了立场，原因就在于他希望从高科技公司那里筹集竞选连任款项。共和党领袖、密西西比州参议员特伦特·洛特曾拒绝就PNTR进行表决，他要求参议员们首先就关键的预算法案进行投票。此举激怒了工商界的院外游说集团，它们直截了当地警告负责共和党参议员竞选工作委员会工作的肯塔基州共和党参议员米奇·麦康奈尔，如果不安排表决，它们将推迟提供竞选捐款，迫使洛特改变了态度。

3.利用社会舆论进行间接影响。当利益集团通过直接游说效果不好，或者是没有直接游说的内部管道时，利益集团就会采用第3方，如所在选区的选民、1般公众、利益集团的基层会员或者是其他利益集团对政府的政策施加影响，以实现其政策目标。劳联—产联组织就曾在全国性的杂志、报纸上刊登广告，利用大众媒体，进行电视宣传，陈述对华自由贸易政策对美国就业以及相关产业的替代影响，同时组织基层工会向国会议员写信抗议，以影响议员的对华政策倾向，这些手段客观上延缓了美国的PNTR法案通过。

4.反倾销诉讼手段。这是指在现行的法律体系与贸易政策的框架下，利用特别贸易保护措施来寻求本集团的利益。随着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利益集团关注美国对华贸易政策的焦点发生了转移，在重大贸易决策方面，利益集团仍然采取以上3种措施对美国政府的决策产生影响，督促美国政府加强对中国履行入世承诺的审查，但在1些具体的行业与产业，则更为频繁采取反倾销诉讼手段，以加强对集团利益的保护。2000年中国加入WTO以后，美国针对中国发起的倾销诉讼直线上升，已经占美国发起的反倾销诉讼总数的16.5%，其中裁定中国产品倾销案例占裁定倾销的21%，居第1位。在对中国的反倾销案例中，其中影响比较大的案例涉及钢铁、彩电、家具、纺织品和集成电路。“彩电案”美国商务部未采纳中方的“市场导向企业”诉求而做出倾销终裁。“家具案”涉及木制卧式家具对美出口9.6亿美元，是中国加入WTO后遭遇的金额最大的1宗反倾销调查，也是中美贸易史上最大额度的反倾销案。“纺织案”涉及中国出口值约80亿美元，损失大约4亿美元。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到，各种利益集团从自身利益需要出发，通过不同的院外活动方式对政府的贸易决策施加影响。有人将利益集团称为美国“政府的第四组成部分”。

四、中国的对策研究

鉴于利益集团在美国对华政策制订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中国在处理双方的贸易关系时必须把利益集团因素考虑进去，有针对性地开展工作，促使美中贸易关系的正常发展：

1.加强对美国国内利益集团的工作，利用其积极因素促使美国政府、国会调整对华政策。鉴于美国特殊的政治文化与贸易政治决策过程，在发展美中正常的贸易关系时，对利益集团的影响不能忽视。中国应该继续加大吸引美国跨国公司的对华投资力度，积极推进与美国的贸易联系。在美中贸易关系紧张时期，中国也可以组织赴美采购团，与美国的工商企业联盟建立良好的关系，加大这类利益集团在美国对华贸易政策决策过程的影响。

2.大力扶持中国企业的对美投资，平衡美国国内的政治压力。随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1批民营企业开始跨出国门，进行跨国经营。扶持有能力的中国企业对美投资，1方面可以在1定程度上减缓目前美中双方的贸易不平衡问题，降低美中贸易摩擦；另1方面，通过中国企业的当地生产，增进当地企业与劳工对中国的了解，对平衡与抵消其他保护势力利益集团的消极影响也具有重要的意义。目前，中国企业的力量1般都比较薄弱，尤其是对美投资，数额微不足道，因此中国对美经济外交也应包括对中国企业对美贸易和投资的扶持，使更多的中国企业有信心、有能力走进美国市场。

3.逐步加强中国贸易政策的政治基础建设，培养美国的海外利益集团。据美国司法部统计，在美国进行院外活动的主要国家和地区有日本、墨西哥、加拿大、俄罗斯、欧盟、澳大利亚等国，日本表现得最为积极。日本在美国的院外游说活动的主要目标是影响美国对日贸易政策的制定，缓解日益加剧的日美贸易摩擦。据报道，1981年，日本雇佣了80多家美国公司，用于游说活动的经费达1340万美元。1989年，日本在华盛顿的政治活动方面每年所花费的金钱，超过了美国商会、美国制造协会等5家华盛顿最有影响力的工商组织每年费用的总和。通过对利益集团政治的研究，中国完全可以从中学到有用的技能，中国纺织品出口企业有组织地赴美“游说”活动就是很好的开端。随着贸易政策的政治基础建设越来越完善，中国抵御外国利益集团负面影响的能力也会越来越大。

4.加强对美国国会的研究，学会做国会的工作。利益集团对美国政策的诉求，最终需要通过美国国会的审议，而且，在中国加入WTO以后，美国国会仍将通过对华履行WTO承诺的调查与审议以及贸易立法活动影响美中贸易走向，因此，我们很有必要了解国会，掌握其运作特征，加强与美国国会的联系和交流，以消除彼此间的隔阂和误解。对国会的工作主要包括：（1）加强与美国国会议员的相互了解和交流，有针对性地开展国会外交，及时向他们介绍中国国内的最新变化，博得他们对中国现状的了解和理解。（2）加强与在华美资企业的沟通与协商，发挥其对美国国会的游说功能。美中贸易摩擦不仅涉及美国国内消费者和与中国进口产品竞争的美国国内企业间的利益，也不可避免地涉及美国对华投资企业与国内企业间的利益。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因此，维持稳定的双边关系是符合跨国公司的投资利益的。美中贸易摩擦的升级无疑不利于美国跨国公司的海外利益。因此，我国政府应积极利用在华美资企业的作用，使其为中美经贸关系的稳定发展做出贡献。

[参考文献]

[1]王国兴.发展中美经济关系，加强对美国国会的工作[J].世界经济研究，2001，(6).

[2]王勇.美国对华政策中的利益集团因素[J].战略与管理，1998，(4).

[3]王勇.试论利益集团在美国对华政策中的影响——以美国对华最惠国待遇政策为例[J].美国研究，1998(2).

[4]王孜弘.美国利益集团与中美经济关系[J].世界经济与政治，1998，(9).

[5]冼国明，张岸元.跨国公司与美国国会对华政治[J].世界经济，2004，(4).

[6]谢建国.利益集团、关税同盟与多边贸易自由化[J].世界经济文汇，2005，(1).

[7]熊志勇.简析对美国国会的游说——以美国对外政策为例[J].美国研究，1998，(3).

[8]于铁流，李秉祥.中美贸易摩擦的原因及其解决对策[J].管理世界，2004，(9).

[9]赵谨.全球化与经济摩擦[M].商务印书馆，2002.

[10]雷达，于春海.内外均衡、结构调整和贸易摩擦[J].世界经济与政治，2004，(8).

利益集团范文篇3

任何一种对宪法的解释只能反映宪法这一客观事物的一方面或多方面的特征，但不是全部特征。综合各种不同的说法，也许能对宪法作出较为全面的描述。

一、另一种宪法观——宪法的经济解释

美国宪法学者查尔斯·A．比尔德带来了另一个认识宪法的角度。他在《美国宪法的经济观》一书中写道，“宪法是一群财产利益直接遭受威胁的人们，以十分高明的手段写下的经济文献。”宪法不仅仅是抽象的法律，而且是一份经济文献。这样一种对宪法的解释正确吗?为了论证他的这个论断，比尔德先生详细地论述了出席1787年美国的经济利益集团及出席制宪会议的各代表所代表的经济利益。最后在该书的结论中，比尔德先生总结道，“合众国的宪法运动主要是由四个在《邦联条款》下受到损害的动产集团发起和推动的。这四个集团是：货币、公债、制造业、贸易和航运。制宪的第—个稳健的步骤是由—个小而积极的集团完成的，他们通过自己的私人财产从自己的努力结果中获得了直接的利益。”比尔德先生论证了无论是在推动1787年宪法的制定、参与乃至最后批准该宪法的整个过程中，四大动产利益集团都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比尔德先生能对美国宪法进行如此的经济解释，能否运用他的这种方法来对中国宪法进行经济解释呢?在1949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简称《共同纲领》)，1954年第一部新中国宪法及其以后1975年、1978年、1982年宪法(包括1988年、1993年、1999年、20o4年四部修正案)的制定、批准过程中存在利益集团吗?如果存在，这些集团分别代表怎样的经济利益，在制宪及批准宪法的过程中起到怎样的作用?

二、建国以来中国经济体制和各所有制形式宪法身份的演变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有四部宪法，“八二宪法”以后有四部修正案，内容变动最多、最频繁的是我国的经济政策和经济体制。是不是中国的利益集团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发生了变化才导致了宪法对经济体制、经济政策的规定发生了这么多的变化?本文就试图从《共同纲领》及历部宪法、宪法修正案对经济体制及对各种经济成分规定的变化，来论述中国的利益集团演变与宪法变革之间的关系。

在经济体制方面，建国初期，我国就确立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反映在宪法规定上就是1954年宪法第15条规定，“国家用经济计划指导国民经济的发展和改造”。1982年宪法第l5条规定，“国家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上实行计划经济”。这也说明一直到1982年宪法，中国实行的都是计划经济体制。而只有到1993年宪法修正案才正式宣布实行市场经济体制。

建国以来，我国的所有制形式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其他所有制形式为补充。但在不同的时期，各所有制形式经历了不同的“命运”；反映在宪法上，则是不同所有制式的宪法身份处于不断地变动中。

对“国营经济(国有经济)”，我国宪法(包括《共同纲领》)规定的一直是“国民经济中的领导力量”和“物质基础”(《共同纲领》和1954年宪法的表述)。国家对“国营经济(国有经济)”的政策是“优先发展”(1954年宪法)和“保障”(1982年宪法及以后的修正案)。这说明，作为全民所有制形式表现之一的“国营经济(国有经济)”的宪法身份一直是不容置疑的。

“集体所有制经济”的宪法身份也是不容置疑的。当然，“集体所有制经济”的宪法表述在不同时期有所不同。在《共同纲领》和1954年宪法中，并没有“集体所有制经济”的表述，而是以“合作社经济”来表述的。但是对合作社经济的性质，《共同纲领》表述的是“半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第29条)，而1954年宪法的规定是“合作社经济是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的社会主义经济，或者是劳动群众部分集体所有制的半社会主义经济”(第7条)。随着化运动的开展，“农村的集体所有制经济”(1975年宪法第7条)和“农村经济”(1978年宪法第7条)成了“集体所有制经济”的代名词。“”的表述直到1993年宪法修正案才取消。

“私营经济”的宪法身份一直处于变动之中。《共同纲领》第30条规定，“凡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私营经济事业，人民政府应鼓励其经营的积极性，并扶助其发展。”这条就足以说明在建国初期，私营经济还是具有宪法身份的。但随后的1954年宪法一直到1982年宪法，私营经济就不具有宪法地位了。直到1988年宪法修正案才肯定了这种所有制形式的宪法地位。之后的宪法修正案对“私营经济”的政策不断地调整，如1988年宪法修正案第1条规定，“私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1999年宪法修正案第l6条则规定私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2004年宪法修正案对此又做了修正，其第21条规定，“国家保护私营经济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

“个体经济”的宪法命运与“私营经济”相似。《共同纲领》和1954年宪法都肯定了“个体经济”的宪法地位。但1975年宪法和1978年宪法基本上取消了这种所有制形式的宪法身份。到了1982年，宪法才明确赋予了“个体经济”以宪法身份。之后，宪法修正案对“个体经济”采取的政策经历了与“私营经济”相同的变化。

最后，为了适应改革开放的需要，1982年宪法首次认可了“三资”企业的宪法身份(第18条)。

也许我们从宪法对我国经济体制和经济所有制形式规定的变化中感悟许多有价值的东西。但笔者所要探求的是，为什么在这短短的55年内(1949--2004年)，宪法对我国经济体制和所有制形式的规定会发生如此重大的、频繁的变化?

三、理论假设及证伪

根据以上所引证的比尔德先生对美国宪法的研究方法和成果，笔者提出这样一个理论假设：宪法的规定及其变化取决于参与和批准宪法的利益集团力量的此消彼长。宪法是一种经济文献，是不同利益集团斗争的妥协的产物。当某一利益集团无法参与或者即使参与也无法有效表达自身利益诉求的时候，宪法也必然不会反映其在宪法中的地位和身份。故此，中国宪法对所有制形式的规定的变化，反映了不同所有制形式所代表的利益集团在不同时期(制宪和修宪时)力量的变化。

上述的理论假设只有在证明了中国在不同时期(特别是制宪和修宪时)存在不同利益集团，同时这些利益集团对制宪和修宪起了作用，表达了利益诉求(这种利益诉求在这里是指“要求宪法肯定自身所在的所有制形式的宪法地位或身份”)这些问题后才能成立。

按照通常的理解，利益集团是“社会生活中一些具有某种共同利益的人们为了切身利害共同行动而形成的持久性组织，或为了某种共同需要和利益采取联合行动的临时性组织。”③据此，利益集团的特征就是共同利益、共同行动、共同目标和组织性。只有某一群体或团体符合了这四个特征，才能成为利益集团。同时，利益集团的产生具有一定的经济、社会、文化条件。社会成员利益的多元化、政治的民主化、经济的市场化是利益集团形成的前提。

具体来说，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社会的资源都由国家统一控制，统一分配，这样就导致了任何社会成员都不可能拥有比别人更多的财富(这并不排除采取非法手段所获取的更多非法财富)。这样的资源配置方式和大致平等的财产分布格局无法产生利益多元化的状态。没有财产占有的多样化或者说贫富的差距，也就无法造就利益的多元化。而没有利益多元化，就不会产生利益冲突；没有利益冲突，也不会产生利益集团。

利益集团范文篇4

利益集团的存在作为现代政治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引起了中外政治学者的广泛重视，并进行了深入研究。利益集团是指在利益多元化的社会中，具有相似观点和利益要求的人们组成的，并企图通过参与政治过程影响公共政策实现或维护其利益的社会团体。从最广泛的意义上说，任何一群为了争取和维护某种共同利益或目标而一起行动的人，就是一个利益集团。

作为一种实现和维护自身利益的社会团体，利益集团有几个基本特征：

首先，利益集团的利益基础相对单一，目标直接而具体。利益集团的利益是在人们拥有共同目的的基础上形成的，只要人们有一个简单的目的，就会有很强的动力支持他们共同为这个目的建立起利益集团，所以，与国家、政党、政治联盟等政治组织相比，利益集团的利益基础显得相对单一；加入这一团体的成员目标也相对直接和具体，只要能实现他们的利益就比较容易使他们得到满足。

其次，利益集团一般没有独立的政治纲领。利益集团并不以夺取和执掌政权为目的，而只是参与和影响政府的决策过程，从而实现和维护自身利益。正因为如此，利益集团通过各种方式和行动来最大程度的影响政府的决策，以利于成员利益的最大化。

最后，利益集团具有较广泛的群众性。利益集团不是政府组织，并不具有绝对的权威和严格的组织结构，利益代表的范围也仅仅是本集团的成员，尽最大努力为本集团成员争取利益，因此最能吸引所有与集团成员有共同目标的人。最为重要的是，由于利益集团直接代表着某一方面群众的利益，存在和活动于群众之中，因此，更能直接感受到群众的呼声和要求，能与群众有更为紧密的联系。

二、证券市场利益集团形成的原因

证券市场利益集团的形成从市场经济发展角度来讲是历史的必然，形成我国证券市场利益集团的现实状态有如下原因：

一是初始制度原因。中国证券市场是伴随着国有企业改革而发展起来的，证券市场的发展客观上为国有企业的制度改革提供了一种市场化的平台，股权分裂、同股不同权、政企不分使权衡个人利益和国家利益之间矛盾重重、监管上漏洞百出，这都为证券市场埋下了深深的制度隐患，在这种投资环境下，证券市场的资源配置功能、价值发现功能、经济晴雨表功能及投资增值功能相当紊乱，但它的融资功能却更加强化。在这种制度缺陷背景下生存的利益主体利益意识觉醒，维权意识加强，集团意识形成，引发了围绕着管理层、上市公司、券商、中小股民等各方利益结构的不断分化重组，使各方利益集团由隐性向显性、由非组织化到泛组织化，成了一种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趋势。

二是利益一致性和信息不对称。对于联合型的利益集团利益一致性是他们联合的基础，信息不对称是他们联合的前提条件。利益集团的形成是利益分化的必然结果，之所以有利益分化，证明某些利益主体的利益是一致的，他们要求将分散的利益凝聚为同样的利益表达（不论是合法的、建设性的还是非法的、损害性的），从而使其能够更接近决策的层面。

市场中的信息永远是大家争相追逐的对象，但由于种种因素信息是不可能公平的完全的取得，只有获取更多的信息才能在竞争中占据优势使利益最大化；因为存在信息不对称的事实，一方利益主体才会要从另一方利益主体那里获得自己没有而又迫切需要的信息，通过信息的交流，两者有着相通的利益可以通过联合来实现，因此联合的利益集团就有了很强的用武之地。

三、证券市场利益集团的现状

证券市场的利益集团并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利益集团，如今我国证券市场的利益集团从总体上说，大多没有完备的组织形态，也没有固定的组织构架，只是松散的、自发的、临时的、若隐若现的“结伙”，以舆论呼吁等方式在报纸上、广电或网络上表达其特定的利益诉求。因为他们仅仅因为各自的利益相同走在一起，所以只要能影响政府的决策向着有益于成员利益的方向发展，与传统意义的利益集团相比，他们并不具有广泛的群众性，不反映某些群众的共同利益，因此不具有代表性。在我国证券市场上形成的利益集团是非常特殊的团体，有着特殊的形成背景，特殊的行为方式和特殊的影响效果。

我国的证券市场是在股权割裂的制度设计中产生的，是由国家资源分配及占有的起点不平等为渊源的。起初利益集团的状态并未在市场中显现，十几年来随着市场的发展和改革的步步尝试，引发了围绕着管理层、上市公司、券商、股民等各方利益结构的不断分化重组，使利益集团由无到有、由隐性向显性、由非组织化到泛组织化同盟的产生和壮大具有了客观的社会基础和制度基础，同时，随着弱势利益集团利益意识的觉醒和维权意识的加强，特别是“集团意识”的形成，又为利益集团的存在和壮大提供了心理基础。证券市场尤其是股票市场市成了各利益集团进行博弈角逐最明显的地方。

四、证券市场利益集团信用缺失的表现

我国证券市场的利益集团信用状况并不是很好，市场中的失信现象比比皆是。上市公司这一利益集团的信用状况是应被关注的焦点，信用缺失状况基本都围绕上市公司展开，诸如虚假包装上市、控股股东占用上市公司资金、随意圈钱、擅改募集资金投向、虚报利润、信息披露不及时、关联交易等，为了实现上市增值增利的目标，上述行为似乎成了默认式，无非程度大小的问题，类似状况都或隐或显的存在着。虽然经过一段时间的股权分置改革，使得上市集团与上市公司的利益统一起来，占用资金、随意圈钱的行为在逐渐淡化，但其他的问题仍旧存在。由于市场运作的需要，上市公司和证券投资机构及中介机构联合违规各取所需；一些民营上市公司没有大型企业或国有企业的实力，与当地政府或相关权力人的联合就是他们最好的选择；更可怕的是国有上市公司和监管部门及政府本身就同属一家，管理人员也是直接被委任或由政府官员兼职，无论政策制定和利益要求，与其他市场主体相比并不在同一水平线上，因此信用缺失问题在所难免。

这样的信用状况为证券市场和各个利益主体都积累起了严重的风险，长期及严重的信用缺失会使市场越来越不规范，投资者心理预期和承受能力越来越差，风险自然会一点点沉积下来。证券市场是市场经济和信用制度高度发展的产物，证券市场的交易形成了大量错综复杂的信用链条，因此证券市场的风险具有很强的传导性和危害性，会波及到整个金融体系和国家经济，而且这类风险的因素有很多不确定性，非证券市场所能控制，另外，由于各种因素的限制，如制度缺陷一时难以弥补等，这样，风险的可控性就更弱了。

摘要：我国证券市场是由上市公司、证券中介机构、投资基金、监管部门等利益主体组合而成，这些利益主体是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基础上发展壮大起来的，由于他们的利益冲突与一致性，形成了一定的利益集团。本文主要分析了证券市场上利益集团形成的原因及现状。从理论角度描述利益集团的涵义与特征，说明其在证券市场的重要地位。

关键词：证券市场利益集团信息不对称

参考文献：

1袁剑.中国证券市场批判[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

2张维迎.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

利益集团范文篇5

在公共政策制定的过程中会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这些因素的存在使得公共政策变得更加规范、更加符合多方的利益需求，同时也可能使得公共政策偏向于某一方的利益。近几年利益集团在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的地位突飞猛进，而其在这一过程中所产生的影响也越来越受大众关注。利益集团在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产生的积极影响表现为：

（一）有助于促成社会问题上升为政策问题。利益集团本身是由具有相近或相似利益的社会成员组成的，它的成员是公民，利益集团在表达自己利益诉求的同时，其实也是社会公民在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利益集团的首要功能就是利益的聚集与表达功能。利益集团一方面将具有共同利益诉求的个体组织起来，将分散的大众利益诉求集中，使之明确化、系统化，从而使政策问题可以引起决策主体的关注并将该问题提上政策议程。同时利益集团还通过各种不同的表达方式，如院外游说、寻找人等，将其利益诉求表达出来，进而影响公共政策的制定。“中国的利益集团通常会通过各种合法或非法途径，采取相应的措施来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和政治意愿，并希望能引起政府重视，从而使其关注的社会问题转化为政策问题。”就比如说前不久的一次性发泡塑料餐具在长达14年被禁之后重新以合法身份进入市场。在这过程中，有媒体曾爆出这是广东省一次性发泡塑料餐具企业联合体与北京市君泽君（深圳）律师事务所签订合同，由该律师事务所与公共政府部门交涉，要求加快解禁进程的结果。广东省一次性发泡塑料餐具企业联合体通过北京市君泽君（深圳）律师事务这一人，借助人这一角色接近公共政策制定主体，将广东省一次性发泡塑料餐具企业联合体要求解禁发泡餐具的利益诉求表达出来，使有关于解禁发泡餐具的问题上升为公共问题，得到公共部门的关注，进而进入政策议程。

（二）有助于保证政策方案规划的民主科学。利益集团作为一个为本团体谋取利益的重要政治角色，它会积极参与到政府的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以保证本集团的利益最大化。所以，利益集团参与公共政策制定过程有利于公共政策决策主体兼顾多方利益，可以扩大公民参与政治生活的范围，进而促进政府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公民参与到公共政策中来己是势在必行，公民参与对于政策质量的提高和政策执行效果的改善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公共政策问题一般涉及各种不同的利益主体，在我国现今的民主集中制度下，国家、政府提倡人民要有主人翁意识，积极参与到政治中来。在这种政治氛围的影响下，一项公共政策的制定和最终的出台必须始终要符合民意。所以，公共政策制定过程要听取大多数人的意见，兼顾各方的利益。政策制定过程其实就是各方利益的博弈。各方利益集团为争取各自利益，必定会提出一个既利于自己又不会受到多数人反对的方案。在这样的环境影响下，公共政策主体便有更大可能选择一个均衡各方利益的决策。这样的决策，一般来说是较为公正合理的，也能促进政府决策的民主化。同时利益集团利用自身的专业的优势及各种人力物力为政策制定者提供更科学的方案，更有利于解决政策问题。

（三）有助于加强对公共政策制定主体的监督与制约。“公共权力的寻租是利益集团谋取非法利益的基础，是导致政治腐败的根源之一。政府部门自身无法解决这些问题，所以代表群体利益的利益集团对政府决策的影响，实际上有一种对政府进行政治监督的作用，有助于提高政府公共行政透明度，规范政府行为，是从体制外监督政府、政府部门及其成员自利行为的有效途径”。[6]按照D.B.杜鲁门对利益集团的定义，利益集团是在社会中提出特定要求，具有共同态度的集团。公共政策制定主体本身也是一个利益集团，在制定政策的过程中也会偏向于本集团的利益，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从而导致政策的偏向性，缺乏公正。但是由于其他的利益集团的参与，利益集团通过对政策制定者进行施加压力，可以使政策制定主体在制定过程中避免过分偏向本集团而忽视其他集团的利益，从而起到一个监督、制约作用。就比如说广州市2012年11月准备在白云山底下建隧道，并且该隧道会穿过广外北校区主干道-外语学院南路。而这一规划一出台，便遭受到了社会各界广议。其中，由于该隧道会穿过广东外语外贸学院北校区，该校区的老师、学生大都持反对意见。由于这一规划出台收到广外师生的一致反对，所以该规划不得不搁置，到现今仍没有表示说这一规划将会继续下去。虽然说这一规划可能会给公众从白云区到天河区带来便利，但是无疑，这一规划将会严重破坏白云山的生态环境，同时也会影响广外北校区的教学建设，科研等，侵害了广外师生的利益。由此我们可以知道，利益集团对公共政策制定主体的监督与制约作用。

二、利益集团对公共政策制定的消极影响

（一）造成了利益表达的片面性。利益集团具有利益表达的功能。政策制定过程其实是政策制定主体对其本身利益及各利益集团之间的利益均衡。而在这个政策制定过程中，每个利益集团都有各自的利益需求，在这过程中都专注于本集团的利益，在发挥其利益表达功能中具有狭隘性。并且在制定过程中，每个利益集团都在为了本集团的利益进行竞争，忽视非本集团成员的利益，同时也忽略了社会公众的利益。这样就可能会导致公众利益受到损害。

（二）使得政策的权威性受到质疑。公共权力机关是人们选举出来，代表人民来管理公共事务的，因而在人民群众中具有一定的权威性。公共权力机关是在人民的授意下，经过国家法律法规的“认证”下管理公共事务，具有权威性、法规性。而公共政策制定主体制定政策的过程中，由于这一过程是利益集团的博弈，利益集团在其中所起的作用是比较大的，往往可以左右政府的决策，这样所制定出来的政策可能会损害公众或者某些利益集团的利益，就会导致公众或者某些利益集团对该项政策产生质疑，从而“阳奉阴违”，不遵从该项政策，导致该项政策的权威性受到冲击。

（三）加剧了政策议程的不平等。在现实社会中，存在着许许多多的利益集团，而这些利益集团并不是每个都拥有着同样强大的实力，他们在掌握资源、专业知识及他们的组织化程度方面都存在着差异，而这些差异也导致他们在公共政策制定中所产生的影响具有很大的不同。“这将会进一步反映在作为社会价值的权威性分配的公共政策的效果上,进一步的加大了不同利益集团间的差别,加剧了各不同政治团体的政治不平等。”一些在资源、专业知识及组织化程度占优势的利益集团在政策制定中会产生更大的影响，他们会利用自身拥有的资源等去影响公共政策问题的提出，使其尽快提上政策议程，并在这一政策制定中影响政策制定主体，使其在制定政策时更加符合该利益集团的利益诉求。相反，对于在资源等方面处于弱势地位的利益集团则缺少了对政策的极大影响力，以致这些弱势的利益集团的利益诉求难以表达出来，即使表达出来也并不一定能够那么快的提上政策议程。

（四）影响了政策的公平公正。由于利益集团之间的不平衡性，各利益集团的影响力是不一样的。在公共政策制定中，占优势的利益集团为了实现本集团的利益，通过自己拥有的资源，对公共政策制定主体进行“权力寻租”、权钱交易或者通过其他的违法活动来影响公共政策的制定，使该项公共政策符合该利益集团的利益诉求。从而导致在这过程中，一些处于劣势的利益集团难以参与到公共政策制定中，难以表达自己的意见。这样，公共政策就变成是占优势的利益集团主导的产物，从而违背了公共政策的本质--社会资源和社会价值的分配，导致公共政策的公平性和公正性受到了极大的威胁。

三、结论

利益集团范文篇6

摘要：我国证券市场是由上市公司、证券中介机构、投资基金、监管部门等利益主体组合而成，这些利益主体是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基础上发展壮大起来的，由于他们的利益冲突与一致性，形成了一定的利益集团。本文主要分析了证券市场上利益集团形成的原因及现状。从理论角度描述利益集团的涵义与特征，说明其在证券市场的重要地位。

关键词：证券市场利益集团信息不对称

一、利益集团的涵义和特征

利益集团的存在作为现代政治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引起了中外政治学者的广泛重视，并进行了深入研究。利益集团是指在利益多元化的社会中，具有相似观点和利益要求的人们组成的，并企图通过参与政治过程影响公共政策实现或维护其利益的社会团体。从最广泛的意义上说，任何一群为了争取和维护某种共同利益或目标而一起行动的人，就是一个利益集团。

作为一种实现和维护自身利益的社会团体，利益集团有几个基本特征：

首先，利益集团的利益基础相对单一，目标直接而具体。利益集团的利益是在人们拥有共同目的的基础上形成的，只要人们有一个简单的目的，就会有很强的动力支持他们共同为这个目的建立起利益集团，所以，与国家、政党、政治联盟等政治组织相比，利益集团的利益基础显得相对单一；加入这一团体的成员目标也相对直接和具体，只要能实现他们的利益就比较容易使他们得到满足。

其次，利益集团一般没有独立的政治纲领。利益集团并不以夺取和执掌政权为目的，而只是参与和影响政府的决策过程，从而实现和维护自身利益。正因为如此，利益集团通过各种方式和行动来最大程度的影响政府的决策，以利于成员利益的最大化。

最后，利益集团具有较广泛的群众性。利益集团不是政府组织，并不具有绝对的权威和严格的组织结构，利益代表的范围也仅仅是本集团的成员，尽最大努力为本集团成员争取利益，因此最能吸引所有与集团成员有共同目标的人。最为重要的是，由于利益集团直接代表着某一方面群众的利益，存在和活动于群众之中，因此，更能直接感受到群众的呼声和要求，能与群众有更为紧密的联系。

二、证券市场利益集团形成的原因

证券市场利益集团的形成从市场经济发展角度来讲是历史的必然，形成我国证券市场利益集团的现实状态有如下原因：

一是初始制度原因。中国证券市场是伴随着国有企业改革而发展起来的，证券市场的发展客观上为国有企业的制度改革提供了一种市场化的平台，股权分裂、同股不同权、政企不分使权衡个人利益和国家利益之间矛盾重重、监管上漏洞百出，这都为证券市场埋下了深深的制度隐患，在这种投资环境下，证券市场的资源配置功能、价值发现功能、经济晴雨表功能及投资增值功能相当紊乱，但它的融资功能却更加强化。在这种制度缺陷背景下生存的利益主体利益意识觉醒，维权意识加强，集团意识形成，引发了围绕着管理层、上市公司、券商、中小股民等各方利益结构的不断分化重组，使各方利益集团由隐性向显性、由非组织化到泛组织化，成了一种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趋势。

二是利益一致性和信息不对称。对于联合型的利益集团利益一致性是他们联合的基础，信息不对称是他们联合的前提条件。利益集团的形成是利益分化的必然结果，之所以有利益分化，证明某些利益主体的利益是一致的，他们要求将分散的利益凝聚为同样的利益表达（不论是合法的、建设性的还是非法的、损害性的），从而使其能够更接近决策的层面。

市场中的信息永远是大家争相追逐的对象，但由于种种因素信息是不可能公平的完全的取得，只有获取更多的信息才能在竞争中占据优势使利益最大化；因为存在信息不对称的事实，一方利益主体才会要从另一方利益主体那里获得自己没有而又迫切需要的信息，通过信息的交流，两者有着相通的利益可以通过联合来实现，因此联合的利益集团就有了很强的用武之地。

三、证券市场利益集团的现状

证券市场的利益集团并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利益集团，如今我国证券市场的利益集团从总体上说，大多没有完备的组织形态，也没有固定的组织构架，只是松散的、自发的、临时的、若隐若现的“结伙”，以舆论呼吁等方式在报纸上、广电或网络上表达其特定的利益诉求。因为他们仅仅因为各自的利益相同走在一起，所以只要能影响政府的决策向着有益于成员利益的方向发展，与传统意义的利益集团相比，他们并不具有广泛的群众性，不反映某些群众的共同利益，因此不具有代表性。在我国证券市场上形成的利益集团是非常特殊的团体，有着特殊的形成背景，特殊的行为方式和特殊的影响效果。

我国的证券市场是在股权割裂的制度设计中产生的，是由国家资源分配及占有的起点不平等为渊源的。起初利益集团的状态并未在市场中显现，十几年来随着市场的发展和改革的步步尝试，引发了围绕着管理层、上市公司、券商、股民等各方利益结构的不断分化重组，使利益集团由无到有、由隐性向显性、由非组织化到泛组织化同盟的产生和壮大具有了客观的社会基础和制度基础，同时，随着弱势利益集团利益意识的觉醒和维权意识的加强，特别是“集团意识”的形成，又为利益集团的存在和壮大提供了心理基础。证券市场尤其是股票市场市成了各利益集团进行博弈角逐最明显的地方。

四、证券市场利益集团信用缺失的表现

我国证券市场的利益集团信用状况并不是很好，市场中的失信现象比比皆是。上市公司这一利益集团的信用状况是应被关注的焦点，信用缺失状况基本都围绕上市公司展开，诸如虚假包装上市、控股股东占用上市公司资金、随意圈钱、擅改募集资金投向、虚报利润、信息披露不及时、关联交易等，为了实现上市增值增利的目标，上述行为似乎成了默认式，无非程度大小的问题，类似状况都或隐或显的存在着。虽然经过一段时间的股权分置改革，使得上市集团与上市公司的利益统一起来，占用资金、随意圈钱的行为在逐渐淡化，但其他的问题仍旧存在。由于市场运作的需要，上市公司和证券投资机构及中介机构联合违规各取所需；一些民营上市公司没有大型企业或国有企业的实力，与当地政府或相关权力人的联合就是他们最好的选择；更可怕的是国有上市公司和监管部门及政府本身就同属一家，管理人员也是直接被委任或由政府官员兼职，无论政策制定和利益要求，与其他市场主体相比并不在同一水平线上，因此信用缺失问题在所难免。

这样的信用状况为证券市场和各个利益主体都积累起了严重的风险，长期及严重的信用缺失会使市场越来越不规范，投资者心理预期和承受能力越来越差，风险自然会一点点沉积下来。证券市场是市场经济和信用制度高度发展的产物，证券市场的交易形成了大量错综复杂的信用链条，因此证券市场的风险具有很强的传导性和危害性，会波及到整个金融体系和国家经济，而且这类风险的因素有很多不确定性，非证券市场所能控制，另外，由于各种因素的限制，如制度缺陷一时难以弥补等，这样，风险的可控性就更弱了。

参考文献：

1袁剑.中国证券市场批判[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

2张维迎.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

利益集团范文篇7

利益集团的存在作为现代政治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引起了中外政治学者的广泛重视，并进行了深入研究。利益集团是指在利益多元化的社会中，具有相似观点和利益要求的人们组成的，并企图通过参与政治过程影响公共政策实现或维护其利益的社会团体。从最广泛的意义上说，任何一群为了争取和维护某种共同利益或目标而一起行动的人，就是一个利益集团。

作为一种实现和维护自身利益的社会团体，利益集团有几个基本特征：

首先，利益集团的利益基础相对单一，目标直接而具体。利益集团的利益是在人们拥有共同目的的基础上形成的，只要人们有一个简单的目的，就会有很强的动力支持他们共同为这个目的建立起利益集团，所以，与国家、政党、政治联盟等政治组织相比，利益集团的利益基础显得相对单一；加入这一团体的成员目标也相对直接和具体，只要能实现他们的利益就比较容易使他们得到满足。

其次，利益集团一般没有独立的政治纲领。利益集团并不以夺取和执掌政权为目的，而只是参与和影响政府的决策过程，从而实现和维护自身利益。正因为如此，利益集团通过各种方式和行动来最大程度的影响政府的决策，以利于成员利益的最大化。

最后，利益集团具有较广泛的群众性。利益集团不是政府组织，并不具有绝对的权威和严格的组织结构，利益代表的范围也仅仅是本集团的成员，尽最大努力为本集团成员争取利益，因此最能吸引所有与集团成员有共同目标的人。最为重要的是，由于利益集团直接代表着某一方面群众的利益，存在和活动于群众之中，因此，更能直接感受到群众的呼声和要求，能与群众有更为紧密的联系。

二、证券市场利益集团形成的原因

证券市场利益集团的形成从市场经济发展角度来讲是历史的必然，形成我国证券市场利益集团的现实状态有如下原因：

一是初始制度原因。中国证券市场是伴随着国有企业改革而发展起来的，证券市场的发展客观上为国有企业的制度改革提供了一种市场化的平台，股权分裂、同股不同权、政企不分使权衡个人利益和国家利益之间矛盾重重、监管上漏洞百出，这都为证券市场埋下了深深的制度隐患，在这种投资环境下，证券市场的资源配置功能、价值发现功能、经济晴雨表功能及投资增值功能相当紊乱，但它的融资功能却更加强化。在这种制度缺陷背景下生存的利益主体利益意识觉醒，维权意识加强，集团意识形成，引发了围绕着管理层、上市公司、券商、中小股民等各方利益结构的不断分化重组，使各方利益集团由隐性向显性、由非组织化到泛组织化，成了一种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趋势。

二是利益一致性和信息不对称。对于联合型的利益集团利益一致性是他们联合的基础，信息不对称是他们联合的前提条件。利益集团的形成是利益分化的必然结果，之所以有利益分化，证明某些利益主体的利益是一致的，他们要求将分散的利益凝聚为同样的利益表达（不论是合法的、建设性的还是非法的、损害性的），从而使其能够更接近决策的层面。

市场中的信息永远是大家争相追逐的对象，但由于种种因素信息是不可能公平的完全的取得，只有获取更多的信息才能在竞争中占据优势使利益最大化；因为存在信息不对称的事实，一方利益主体才会要从另一方利益主体那里获得自己没有而又迫切需要的信息，通过信息的交流，两者有着相通的利益可以通过联合来实现，因此联合的利益集团就有了很强的用武之地。

三、证券市场利益集团的现状

证券市场的利益集团并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利益集团，如今我国证券市场的利益集团从总体上说，大多没有完备的组织形态，也没有固定的组织构架，只是松散的、自发的、临时的、若隐若现的“结伙”，以舆论呼吁等方式在报纸上、广电或网络上表达其特定的利益诉求。因为他们仅仅因为各自的利益相同走在一起，所以只要能影响政府的决策向着有益于成员利益的方向发展，与传统意义的利益集团相比，他们并不具有广泛的群众性，不反映某些群众的共同利益，因此不具有代表性。在我国证券市场上形成的利益集团是非常特殊的团体，有着特殊的形成背景，特殊的行为方式和特殊的影响效果。

我国的证券市场是在股权割裂的制度设计中产生的，是由国家资源分配及占有的起点不平等为渊源的。起初利益集团的状态并未在市场中显现，十几年来随着市场的发展和改革的步步尝试，引发了围绕着管理层、上市公司、券商、股民等各方利益结构的不断分化重组，使利益集团由无到有、由隐性向显性、由非组织化到泛组织化同盟的产生和壮大具有了客观的社会基础和制度基础，同时，随着弱势利益集团利益意识的觉醒和维权意识的加强，特别是“集团意识”的形成，又为利益集团的存在和壮大提供了心理基础。证券市场尤其是股票市场市成了各利益集团进行博弈角逐最明显的地方。

四、证券市场利益集团信用缺失的表现

我国证券市场的利益集团信用状况并不是很好，市场中的失信现象比比皆是。上市公司这一利益集团的信用状况是应被关注的焦点，信用缺失状况基本都围绕上市公司展开，诸如虚假包装上市、控股股东占用上市公司资金、随意圈钱、擅改募集资金投向、虚报利润、信息披露不及时、关联交易等，为了实现上市增值增利的目标，上述行为似乎成了默认式，无非程度大小的问题，类似状况都或隐或显的存在着。虽然经过一段时间的股权分置改革，使得上市集团与上市公司的利益统一起来，占用资金、随意圈钱的行为在逐渐淡化，但其他的问题仍旧存在。由于市场运作的需要，上市公司和证券投资机构及中介机构联合违规各取所需；一些民营上市公司没有大型企业或国有企业的实力，与当地政府或相关权力人的联合就是他们最好的选择；更可怕的是国有上市公司和监管部门及政府本身就同属一家，管理人员也是直接被委任或由政府官员兼职，无论政策制定和利益要求，与其他市场主体相比并不在同一水平线上，因此信用缺失问题在所难免。

这样的信用状况为证券市场和各个利益主体都积累起了严重的风险，长期及严重的信用缺失会使市场越来越不规范，投资者心理预期和承受能力越来越差，风险自然会一点点沉积下来。证券市场是市场经济和信用制度高度发展的产物，证券市场的交易形成了大量错综复杂的信用链条，因此证券市场的风险具有很强的传导性和危害性，会波及到整个金融体系和国家经济，而且这类风险的因素有很多不确定性，非证券市场所能控制，另外，由于各种因素的限制，如制度缺陷一时难以弥补等，这样，风险的可控性就更弱了。

摘要：我国证券市场是由上市公司、证券中介机构、投资基金、监管部门等利益主体组合而成，这些利益主体是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基础上发展壮大起来的，由于他们的利益冲突与一致性，形成了一定的利益集团。本文主要分析了证券市场上利益集团形成的原因及现状。从理论角度描述利益集团的涵义与特征，说明其在证券市场的重要地位。

关键词：证券市场利益集团信息不对称

参考文献：

1袁剑.中国证券市场批判[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

2张维迎.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

利益集团范文篇8

关键词：利益集团；宪法变革；经济解释

宪法是什么?翻开一些宪法学著作，可以看到这样一些话语：宪法是根本法，在一国的法律体系中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宪法集中反映了统治阶级的意志和利益，反映了各种政治力量的对比关系等等。

任何一种对宪法的解释只能反映宪法这一客观事物的一方面或多方面的特征，但不是全部特征。综合各种不同的说法，也许能对宪法作出较为全面的描述。

一、另一种宪法观——宪法的经济解释

美国宪法学者查尔斯·A．比尔德带来了另一个认识宪法的角度。他在《美国宪法的经济观》一书中写道，“宪法是一群财产利益直接遭受威胁的人们，以十分高明的手段写下的经济文献。”宪法不仅仅是抽象的法律，而且是一份经济文献。这样一种对宪法的解释正确吗?为了论证他的这个论断，比尔德先生详细地论述了出席1787年美国的经济利益集团及出席制宪会议的各代表所代表的经济利益。最后在该书的结论中，比尔德先生总结道，“合众国的宪法运动主要是由四个在《邦联条款》下受到损害的动产集团发起和推动的。这四个集团是：货币、公债、制造业、贸易和航运。制宪的第—个稳健的步骤是由—个小而积极的集团完成的，他们通过自己的私人财产从自己的努力结果中获得了直接的利益。”比尔德先生论证了无论是在推动1787年宪法的制定、参与乃至最后批准该宪法的整个过程中，四大动产利益集团都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比尔德先生能对美国宪法进行如此的经济解释，能否运用他的这种方法来对中国宪法进行经济解释呢?在1949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简称《共同纲领》)，1954年第一部新中国宪法及其以后1975年、1978年、1982年宪法(包括1988年、1993年、1999年、20o4年四部修正案)的制定、批准过程中存在利益集团吗?如果存在，这些集团分别代表怎样的经济利益，在制宪及批准宪法的过程中起到怎样的作用?

二、建国以来中国经济体制和各所有制形式宪法身份的演变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有四部宪法，“八二宪法”以后有四部修正案，内容变动最多、最频繁的是我国的经济政策和经济体制。是不是中国的利益集团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发生了变化才导致了宪法对经济体制、经济政策的规定发生了这么多的变化?本文就试图从《共同纲领》及历部宪法、宪法修正案对经济体制及对各种经济成分规定的变化，来论述中国的利益集团演变与宪法变革之间的关系。

在经济体制方面，建国初期，我国就确立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反映在宪法规定上就是1954年宪法第15条规定，“国家用经济计划指导国民经济的发展和改造”。1982年宪法第l5条规定，“国家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上实行计划经济”。这也说明一直到1982年宪法，中国实行的都是计划经济体制。而只有到1993年宪法修正案才正式宣布实行市场经济体制。

建国以来，我国的所有制形式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其他所有制形式为补充。但在不同的时期，各所有制形式经历了不同的“命运”；反映在宪法上，则是不同所有制式的宪法身份处于不断地变动中。

对“国营经济(国有经济)”，我国宪法(包括《共同纲领》)规定的一直是“国民经济中的领导力量”和“物质基础”(《共同纲领》和1954年宪法的表述)。国家对“国营经济(国有经济)”的政策是“优先发展”(1954年宪法)和“保障”(1982年宪法及以后的修正案)。这说明，作为全民所有制形式表现之一的“国营经济(国有经济)”的宪法身份一直是不容置疑的。

“集体所有制经济”的宪法身份也是不容置疑的。当然，“集体所有制经济”的宪法表述在不同时期有所不同。在《共同纲领》和1954年宪法中，并没有“集体所有制经济”的表述，而是以“合作社经济”来表述的。但是对合作社经济的性质，《共同纲领》表述的是“半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第29条)，而1954年宪法的规定是“合作社经济是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的社会主义经济，或者是劳动群众部分集体所有制的半社会主义经济”(第7条)。随着化运动的开展，“农村的集体所有制经济”(1975年宪法第7条)和“农村经济”(1978年宪法第7条)成了“集体所有制经济”的代名词。“”的表述直到1993年宪法修正案才取消。

“私营经济”的宪法身份一直处于变动之中。《共同纲领》第30条规定，“凡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私营经济事业，人民政府应鼓励其经营的积极性，并扶助其发展。”这条就足以说明在建国初期，私营经济还是具有宪法身份的。但随后的1954年宪法一直到1982年宪法，私营经济就不具有宪法地位了。直到1988年宪法修正案才肯定了这种所有制形式的宪法地位。之后的宪法修正案对“私营经济”的政策不断地调整，如1988年宪法修正案第1条规定，“私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1999年宪法修正案第l6条则规定私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2004年宪法修正案对此又做了修正，其第21条规定，“国家保护私营经济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

“个体经济”的宪法命运与“私营经济”相似。《共同纲领》和1954年宪法都肯定了“个体经济”的宪法地位。但1975年宪法和1978年宪法基本上取消了这种所有制形式的宪法身份。到了1982年，宪法才明确赋予了“个体经济”以宪法身份。之后，宪法修正案对“个体经济”采取的政策经历了与“私营经济”相同的变化。

最后，为了适应改革开放的需要，1982年宪法首次认可了“三资”企业的宪法身份(第18条)。

也许我们从宪法对我国经济体制和经济所有制形式规定的变化中感悟许多有价值的东西。但笔者所要探求的是，为什么在这短短的55年内(1949--2004年)，宪法对我国经济体制和所有制形式的规定会发生如此重大的、频繁的变化?

三、理论假设及证伪

根据以上所引证的比尔德先生对美国宪法的研究方法和成果，笔者提出这样一个理论假设：宪法的规定及其变化取决于参与和批准宪法的利益集团力量的此消彼长。宪法是一种经济文献，是不同利益集团斗争的妥协的产物。当某一利益集团无法参与或者即使参与也无法有效表达自身利益诉求的时候，宪法也必然不会反映其在宪法中的地位和身份。故此，中国宪法对所有制形式的规定的变化，反映了不同所有制形式所代表的利益集团在不同时期(制宪和修宪时)力量的变化。公务员之家:

上述的理论假设只有在证明了中国在不同时期(特别是制宪和修宪时)存在不同利益集团，同时这些利益集团对制宪和修宪起了作用，表达了利益诉求(这种利益诉求在这里是指“要求宪法肯定自身所在的所有制形式的宪法地位或身份”)这些问题后才能成立。

按照通常的理解，利益集团是“社会生活中一些具有某种共同利益的人们为了切身利害共同行动而形成的持久性组织，或为了某种共同需要和利益采取联合行动的临时性组织。”③据此，利益集团的特征就是共同利益、共同行动、共同目标和组织性。只有某一群体或团体符合了这四个特征，才能成为利益集团。同时，利益集团的产生具有一定的经济、社会、文化条件。社会成员利益的多元化、政治的民主化、经济的市场化是利益集团形成的前提。

具体来说，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社会的资源都由国家统一控制，统一分配，这样就导致了任何社会成员都不可能拥有比别人更多的财富(这并不排除采取非法手段所获取的更多非法财富)。这样的资源配置方式和大致平等的财产分布格局无法产生利益多元化的状态。没有财产占有的多样化或者说贫富的差距，也就无法造就利益的多元化。而没有利益多元化，就不会产生利益冲突；没有利益冲突，也不会产生利益集团。

利益集团范文篇9

摘要：我国证券市场是由上市公司、证券中介机构、投资基金、监管部门等利益主体组合而成，这些利益主体是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基础上发展壮大起来的，由于他们的利益冲突与一致性，形成了一定的利益集团。本文主要分析了证券市场上利益集团形成的原因及现状。从理论角度描述利益集团的涵义与特征，说明其在证券市场的重要地位。

关键词：证券市场利益集团信息不对称

一、利益集团的涵义和特征

利益集团的存在作为现代政治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引起了中外政治学者的广泛重视，并进行了深入研究。利益集团是指在利益多元化的社会中，具有相似观点和利益要求的人们组成的，并企图通过参与政治过程影响公共政策实现或维护其利益的社会团体。从最广泛的意义上说，任何一群为了争取和维护某种共同利益或目标而一起行动的人，就是一个利益集团。

作为一种实现和维护自身利益的社会团体，利益集团有几个基本特征：

首先，利益集团的利益基础相对单一，目标直接而具体。利益集团的利益是在人们拥有共同目的的基础上形成的，只要人们有一个简单的目的，就会有很强的动力支持他们共同为这个目的建立起利益集团，所以，与国家、政党、政治联盟等政治组织相比，利益集团的利益基础显得相对单一；加入这一团体的成员目标也相对直接和具体，只要能实现他们的利益就比较容易使他们得到满足。

其次，利益集团一般没有独立的政治纲领。利益集团并不以夺取和执掌政权为目的，而只是参与和影响政府的决策过程，从而实现和维护自身利益。正因为如此，利益集团通过各种方式和行动来最大程度的影响政府的决策，以利于成员利益的最大化。

最后，利益集团具有较广泛的群众性。利益集团不是政府组织，并不具有绝对的权威和严格的组织结构，利益代表的范围也仅仅是本集团的成员，尽最大努力为本集团成员争取利益，因此最能吸引所有与集团成员有共同目标的人。最为重要的是，由于利益集团直接代表着某一方面群众的利益，存在和活动于群众之中，因此，更能直接感受到群众的呼声和要求，能与群众有更为紧密的联系。

二、证券市场利益集团形成的原因

证券市场利益集团的形成从市场经济发展角度来讲是历史的必然，形成我国证券市场利益集团的现实状态有如下原因：

一是初始制度原因。中国证券市场是伴随着国有企业改革而发展起来的，证券市场的发展客观上为国有企业的制度改革提供了一种市场化的平台，股权分裂、同股不同权、政企不分使权衡个人利益和国家利益之间矛盾重重、监管上漏洞百出，这都为证券市场埋下了深深的制度隐患，在这种投资环境下，证券市场的资源配置功能、价值发现功能、经济晴雨表功能及投资增值功能相当紊乱，但它的融资功能却更加强化。在这种制度缺陷背景下生存的利益主体利益意识觉醒，维权意识加强，集团意识形成，引发了围绕着管理层、上市公司、券商、中小股民等各方利益结构的不断分化重组，使各方利益集团由隐性向显性、由非组织化到泛组织化，成了一种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趋势。

二是利益一致性和信息不对称。对于联合型的利益集团利益一致性是他们联合的基础，信息不对称是他们联合的前提条件。利益集团的形成是利益分化的必然结果，之所以有利益分化，证明某些利益主体的利益是一致的，他们要求将分散的利益凝聚为同样的利益表达（不论是合法的、建设性的还是非法的、损害性的），从而使其能够更接近决策的层面。

市场中的信息永远是大家争相追逐的对象，但由于种种因素信息是不可能公平的完全的取得，只有获取更多的信息才能在竞争中占据优势使利益最大化；因为存在信息不对称的事实，一方利益主体才会要从另一方利益主体那里获得自己没有而又迫切需要的信息，通过信息的交流，两者有着相通的利益可以通过联合来实现，因此联合的利益集团就有了很强的用武之地。

三、证券市场利益集团的现状

证券市场的利益集团并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利益集团，如今我国证券市场的利益集团从总体上说，大多没有完备的组织形态，也没有固定的组织构架，只是松散的、自发的、临时的、若隐若现的“结伙”，以舆论呼吁等方式在报纸上、广电或网络上表达其特定的利益诉求。因为他们仅仅因为各自的利益相同走在一起，所以只要能影响政府的决策向着有益于成员利益的方向发展，与传统意义的利益集团相比，他们并不具有广泛的群众性，不反映某些群众的共同利益，因此不具有代表性。在我国证券市场上形成的利益集团是非常特殊的团体，有着特殊的形成背景，特殊的行为方式和特殊的影响效果。

我国的证券市场是在股权割裂的制度设计中产生的，是由国家资源分配及占有的起点不平等为渊源的。起初利益集团的状态并未在市场中显现，十几年来随着市场的发展和改革的步步尝试，引发了围绕着管理层、上市公司、券商、股民等各方利益结构的不断分化重组，使利益集团由无到有、由隐性向显性、由非组织化到泛组织化同盟的产生和壮大具有了客观的社会基础和制度基础，同时，随着弱势利益集团利益意识的觉醒和维权意识的加强，特别是“集团意识”的形成，又为利益集团的存在和壮大提供了心理基础。证券市场尤其是股票市场市成了各利益集团进行博弈角逐最明显的地方。

四、证券市场利益集团信用缺失的表现

我国证券市场的利益集团信用状况并不是很好，市场中的失信现象比比皆是。上市公司这一利益集团的信用状况是应被关注的焦点，信用缺失状况基本都围绕上市公司展开，诸如虚假包装上市、控股股东占用上市公司资金、随意圈钱、擅改募集资金投向、虚报利润、信息披露不及时、关联交易等，为了实现上市增值增利的目标，上述行为似乎成了默认式，无非程度大小的问题，类似状况都或隐或显的存在着。虽然经过一段时间的股权分置改革，使得上市集团与上市公司的利益统一起来，占用资金、随意圈钱的行为在逐渐淡化，但其他的问题仍旧存在。由于市场运作的需要，上市公司和证券投资机构及中介机构联合违规各取所需；一些民营上市公司没有大型企业或国有企业的实力，与当地政府或相关权力人的联合就是他们最好的选择；更可怕的是国有上市公司和监管部门及政府本身就同属一家，管理人员也是直接被委任或由政府官员兼职，无论政策制定和利益要求，与其他市场主体相比并不在同一水平线上，因此信用缺失问题在所难免。

这样的信用状况为证券市场和各个利益主体都积累起了严重的风险，长期及严重的信用缺失会使市场越来越不规范，投资者心理预期和承受能力越来越差，风险自然会一点点沉积下来。证券市场是市场经济和信用制度高度发展的产物，证券市场的交易形成了大量错综复杂的信用链条，因此证券市场的风险具有很强的传导性和危害性，会波及到整个金融体系和国家经济，而且这类风险的因素有很多不确定性，非证券市场所能控制，另外，由于各种因素的限制，如制度缺陷一时难以弥补等，这样，风险的可控性就更弱了

参考文献：

1袁剑.中国证券市场批判[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

2张维迎.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

利益集团范文篇10

关键词：利益集团；宪法变革；经济解释

宪法是什么?翻开一些宪法学著作，可以看到这样一些话语：宪法是根本法，在一国的法律体系中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宪法集中反映了统治阶级的意志和利益，反映了各种政治力量的对比关系等等。

任何一种对宪法的解释只能反映宪法这一客观事物的一方面或多方面的特征，但不是全部特征。综合各种不同的说法，也许能对宪法作出较为全面的描述。

一、另一种宪法观——宪法的经济解释

美国宪法学者查尔斯·A．比尔德带来了另一个认识宪法的角度。他在《美国宪法的经济观》一书中写道，“宪法是一群财产利益直接遭受威胁的人们，以十分高明的手段写下的经济文献。”宪法不仅仅是抽象的法律，而且是一份经济文献。这样一种对宪法的解释正确吗?为了论证他的这个论断，比尔德先生详细地论述了出席1787年美国的经济利益集团及出席制宪会议的各代表所代表的经济利益。最后在该书的结论中，比尔德先生总结道，“合众国的宪法运动主要是由四个在《邦联条款》下受到损害的动产集团发起和推动的。这四个集团是：货币、公债、制造业、贸易和航运。制宪的第—个稳健的步骤是由—个小而积极的集团完成的，他们通过自己的私人财产从自己的努力结果中获得了直接的利益。”比尔德先生论证了无论是在推动1787年宪法的制定、参与乃至最后批准该宪法的整个过程中，四大动产利益集团都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比尔德先生能对美国宪法进行如此的经济解释，能否运用他的这种方法来对中国宪法进行经济解释呢?在1949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简称《共同纲领》)，1954年第一部新中国宪法及其以后1975年、1978年、1982年宪法(包括1988年、1993年、1999年、20o4年四部修正案)的制定、批准过程中存在利益集团吗?如果存在，这些集团分别代表怎样的经济利益，在制宪及批准宪法的过程中起到怎样的作用?

二、建国以来中国经济体制和各所有制形式宪法身份的演变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有四部宪法，“八二宪法”以后有四部修正案，内容变动最多、最频繁的是我国的经济政策和经济体制。是不是中国的利益集团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发生了变化才导致了宪法对经济体制、经济政策的规定发生了这么多的变化?本文就试图从《共同纲领》及历部宪法、宪法修正案对经济体制及对各种经济成分规定的变化，来论述中国的利益集团演变与宪法变革之间的关系。

在经济体制方面，建国初期，我国就确立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反映在宪法规定上就是1954年宪法第15条规定，“国家用经济计划指导国民经济的发展和改造”。1982年宪法第l5条规定，“国家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上实行计划经济”。这也说明一直到1982年宪法，中国实行的都是计划经济体制。而只有到1993年宪法修正案才正式宣布实行市场经济体制。

建国以来，我国的所有制形式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其他所有制形式为补充。但在不同的时期，各所有制形式经历了不同的“命运”；反映在宪法上，则是不同所有制式的宪法身份处于不断地变动中。

对“国营经济(国有经济)”，我国宪法(包括《共同纲领》)规定的一直是“国民经济中的领导力量”和“物质基础”(《共同纲领》和1954年宪法的表述)。国家对“国营经济(国有经济)”的政策是“优先发展”(1954年宪法)和“保障”(1982年宪法及以后的修正案)。这说明，作为全民所有制形式表现之一的“国营经济(国有经济)”的宪法身份一直是不容置疑的。

“集体所有制经济”的宪法身份也是不容置疑的。当然，“集体所有制经济”的宪法表述在不同时期有所不同。在《共同纲领》和1954年宪法中，并没有“集体所有制经济”的表述，而是以“合作社经济”来表述的。但是对合作社经济的性质，《共同纲领》表述的是“半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第29条)，而1954年宪法的规定是“合作社经济是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的社会主义经济，或者是劳动群众部分集体所有制的半社会主义经济”(第7条)。随着化运动的开展，“农村的集体所有制经济”(1975年宪法第7条)和“农村经济”(1978年宪法第7条)成了“集体所有制经济”的代名词。“”的表述直到1993年宪法修正案才取消。

“私营经济”的宪法身份一直处于变动之中。《共同纲领》第30条规定，“凡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私营经济事业，人民政府应鼓励其经营的积极性，并扶助其发展。”这条就足以说明在建国初期，私营经济还是具有宪法身份的。但随后的1954年宪法一直到1982年宪法，私营经济就不具有宪法地位了。直到1988年宪法修正案才肯定了这种所有制形式的宪法地位。之后的宪法修正案对“私营经济”的政策不断地调整，如1988年宪法修正案第1条规定，“私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1999年宪法修正案第l6条则规定私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2004年宪法修正案对此又做了修正，其第21条规定，“国家保护私营经济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

“个体经济”的宪法命运与“私营经济”相似。《共同纲领》和1954年宪法都肯定了“个体经济”的宪法地位。但1975年宪法和1978年宪法基本上取消了这种所有制形式的宪法身份。到了1982年，宪法才明确赋予了“个体经济”以宪法身份。之后，宪法修正案对“个体经济”采取的政策经历了与“私营经济”相同的变化。

最后，为了适应改革开放的需要，1982年宪法首次认可了“三资”企业的宪法身份(第18条)。

也许我们从宪法对我国经济体制和经济所有制形式规定的变化中感悟许多有价值的东西。但笔者所要探求的是，为什么在这短短的55年内(1949--2004年)，宪法对我国经济体制和所有制形式的规定会发生如此重大的、频繁的变化?

三、理论假设及证伪

根据以上所引证的比尔德先生对美国宪法的研究方法和成果，笔者提出这样一个理论假设：宪法的规定及其变化取决于参与和批准宪法的利益集团力量的此消彼长。宪法是一种经济文献，是不同利益集团斗争的妥协的产物。当某一利益集团无法参与或者即使参与也无法有效表达自身利益诉求的时候，宪法也必然不会反映其在宪法中的地位和身份。故此，中国宪法对所有制形式的规定的变化，反映了不同所有制形式所代表的利益集团在不同时期(制宪和修宪时)力量的变化。

上述的理论假设只有在证明了中国在不同时期(特别是制宪和修宪时)存在不同利益集团，同时这些利益集团对制宪和修宪起了作用，表达了利益诉求(这种利益诉求在这里是指“要求宪法肯定自身所在的所有制形式的宪法地位或身份”)这些问题后才能成立。

按照通常的理解，利益集团是“社会生活中一些具有某种共同利益的人们为了切身利害共同行动而形成的持久性组织，或为了某种共同需要和利益采取联合行动的临时性组织。”据此，利益集团的特征就是共同利益、共同行动、共同目标和组织性。只有某一群体或团体符合了这四个特征，才能成为利益集团。同时，利益集团的产生具有一定的经济、社会、文化条件。社会成员利益的多元化、政治的民主化、经济的市场化是利益集团形成的前提。

具体来说，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社会的资源都由国家统一控制，统一分配，这样就导致了任何社会成员都不可能拥有比别人更多的财富(这并不排除采取非法手段所获取的更多非法财富)。这样的资源配置方式和大致平等的财产分布格局无法产生利益多元化的状态。没有财产占有的多样化或者说贫富的差距，也就无法造就利益的多元化。而没有利益多元化，就不会产生利益冲突；没有利益冲突，也不会产生利益集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