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益价值范文10篇

利益价值范文篇1

一、“两个维护”是国家立法之本意。

坚持国家利益、消费者利益至上，是国家建立烟草专卖这一法律制度的本意要求。《烟草专卖法》开宗明义，指出：“为实行烟草专卖管理，有计划地组织烟草专卖品的生产和经营，提高烟草产品质量，维护消费者利益，保证国家财政收入，制定本法。”

众所周知，烟草及其制品是一种非常特殊的消费品。其对人体健康有一定危害，需要进行适当的控制；又是一种嗜好品，客观上人们又难以短时间戒除；再者我国有3亿多烟民，必须满足消费需求；同时，作为一种商品，烟草制品用途单一，制作相对简易。这些特性，决定了国家对烟草及其制品既要控制发展又要满足消费需求的，为此，实行了“寓禁于征”的高税政策。原创：这也在客观上使得烟草成为国家和地方建设的财政支柱。因此，国家建立烟草专卖制度，是基于维护国家的利益和消费者的利益，增强财力满足推动社会发展的需要而进行的制度创设。

二、“两个维护”是行业存在之根本。

没有国家利益和消费者利益之所系，烟草行业的专卖体制就完全没有存在的必要。2002年，姜成康局长指出：“国家对烟草行业实行专卖制度，其目的就是要维护消费者利益，保证国家财政收入，否则就失去了专卖的意义。”2003年，姜成康局长又指出，烟草实行专卖是国家垄断，而不是一般意义的行政垄断，国家垄断是为了维护国家利益和公共利益，它和维护地方、部门或行业的利益的一般性行政垄断有本质上的区别，烟草实行专卖，其目的就是为了维护国家利益、维护消费者利益，除此以外，没有烟草行业自身的特殊利益。因此，我们要认识到，烟草行业是顺应维护国家利益、维护消费者利益这种特殊的体制要求而产生的。所以，我们更要清醒地懂得，各级烟草部门只是国家的，只是代表国家进行专卖管理，也完全只是职权法定，只能依法行事，不能违背法律，更不能超越法律。如果专卖体制不存在，如果国家利益、消费者利益不存在，烟草行业就成了“皮之不存，毛之焉附”？

三、“两个维护”是发展动力之源泉。

烟草行业成立以来20多年的历史证明，坚持国家利益、消费者利益至上，切实做到“两个维护”是我国烟草行业贯彻始终的政策宗旨，是行业发展取得巨大成就的一条基本经验。尤其是当前，烟草行业改革与发展正在进入一个重要调整时期，面对新形势、新问题和新任务，更加迫切地要求行业全体干部职工尤要牢固树立国家利益、消费者利益至上价值观。一方面，全球化进程加快带来的同业竞争日益激烈，中国烟草迫切需要壮大总体实力。另一方面，体制效率与吸烟危害健康问题持续问责烟草，社会发展带来的外部环境关注日益强烈。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烟草特殊体制的存在合理性是否充足；随着《烟草控制框架公约》的签署，吸烟有害健康问题如何对待。这从本质上讲，是对烟草行业是否能够坚持国家利益、消费者利益至上的关注，是对烟草行业是否能够给予消费者利益的更高关注，归根到底就是烟草行业能否牢固树立国家利益、消费者利益至上价值观的问题。为此，姜局长多次讲：烟草行业发展到现在，面临的最大风险不是来自外部，而是来自行业内部的经营管理。如果行业内部基础不稳，问题很多，就会严重危害甚至动摇烟草专卖体制。行业当前必须科学理性对待近年来发展所形成的大好局面，珍惜宝贵的发展机遇，正视存在的各种问题，牢固树立国家利益、消费者利益至上价值观，始终切实维护国家利益和消费者利益。只有这样，重要调整时期的工作任务才能够完成，行业才能够在社会当中树立良好形象，才能够继续借助国家的制度支持和政策支持推进烟草事业的发展。实践也证明，只有坚定国家利益、消费者利益至上价值观，切实做到“两个维护”，行业发展无论形势多么复杂，任务多么艰巨，都可以顺利通过，成功完成。近几年的改革实践也充分证明，正是因为坚持国家利益、消费者利益至上，切实做到“两个维护”，行业发展才取得巨大成就。当前重要调整时期，必须进一步坚持国家利益、消费者利益至上价值观，切实努力地做到“两个维护”，才能保证烟草行业各项任务的顺利完成，实现新的飞跃发展。

综上所述，在当前的新形势下，如何科学认识利益问题，妥善处理各种利益关系，正确运用利益的动力机制，构建科学合理的利益格局，对于推动行业改革，维护国家利益和消费者利益，是非常重要的现实问题。维护国家利益和消费者利益，是烟草专卖制度的初衷，是烟草专卖法立法的宗旨，是烟草行业存在与发展的意义所在。也只有切实做到“两个维护”，践行专卖制度的本意要求，行业才能妥善处理好各种利益关系，把“两个维护”落到实处。

一、要不辱使命，切实保证国家利益摆在首位。

权利和义务对等。国家确立烟草专卖制度，烟草行业就拥有了与其他行业完全不同的体制和机制，烟草的生产、经营、管理就有了超乎一般行业管理、一般竞争性领域市场主体的特殊地位，同时也带来特殊的行业使命。为此，2004年姜成康局长明确指出：“我们必须时刻牢记，烟草实行的是特殊的专卖体制，烟草企业都是国有企业，烟草的资产都是国家的资产，我们的责任就是要保护国有资产的安全完整，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维护消费者利益，增加国家财政收入，而决不允许以权谋私，损害国家利益”。他还要求：“我们要把专卖体制所产生的效益真正贡献给国家，回报于社会。要牢牢记住，烟草企业都是国家的企业，我们的责任就是通过加强严格管理，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因此，对于烟草行业，国家利益主要表现为保证足额上缴国家税收，不断增强行业实力，保值增值国有资产，打击各种非法利益。这就要求行业必须切实加强对国有资产的监管，合理配置资源，进一步提高国有资产的运作水平；这就要求要通过推进组织结构调整，减少中间环节和不必要的管理层，从而形成充满生机和活力的市场经营管理实体；这就要求要避免无序竞争，降低经营成本、提高经营效率，维护国家利益。但是，任何改革都势必会触及利益分配，势必会涉及各种错综复杂的利益。对于种种利益纠葛，要从全局的角度来看待，虽然调整可能会对个别企业、地方、个别人的利益暂时有所影响，但从全局看，国家利益得到了保障，这是完全符合烟草行业的发展目的和宗旨的。俗话说，“大河涨水小河满”，国家利益的有效维护和行业整体实力的强大最终会惠及行业的每个角落。

二、要勇担职责，切实保证消费者利益维护到位。

要高度关注卷烟消费者的利益。维护消费者利益，最重要的是满足消费者需求。要高度重视按消费者需求组织货源，使卷烟生产和经营能真正贴近消费者，贴近市场，为其提供质量好、符合其吸食风格和口味的产品。维护消费者利益，必须保证消费者从正规渠道买到放心的卷烟产品。要深入开展卷烟打假打私斗争，始终保持高压态势，努力营造良好的市场氛围。要进一步加大相关法律法规的宣传力度，积极向卷烟零售户和消费者普及卷烟识假辨假知识，营造全民打假氛围。

要高度关注卷烟网络商户的利益。在逐步国际化的国内市场上，零售户作为重要资源，已成为市场争夺的焦点，仅仅依靠法律和行政手段来维持这种资源势必难以为继。因此，保障千千万万个零售户的合理利益是我们科学发展、长远发展的必然选择。姜局长更是强调：零售户是我们的衣食父母。要构建优质的公司、客户关系，必须牢固经济利益纽带，必须实现向客户关注的核心利益的回归，使零售户真正得到属于自己的利益。维护零售户合理利益，关键是要强化卷烟网络的控制力度，保护诚实、守法的零售户利益不受侵害。特别是《行政许可法》实施之后，行业亟需探寻更有效、更合法的调整手段，以缓解目前“僧多粥少”的现状。要调整供求关系，组织适销对路的货源，使零售户销量合理增长。要切实落实和全面推进依法行政、依法管理、依法经营，切实加强专卖队伍建设，不断提高专卖管理人员严格执法、文明执法、公正执法水平，努力提高专卖队伍的依法行政能力。

要高度关注广大种烟农户的利益。要把稳定烟农的积极性，切实维护烟农利益，使农民愿意种烟，能够种出好烟，作为我们工作的根本出发点。要从关心支持“三农”发展的高度，与烟农结成相互支持、原创：共同发展的利益共同体关系。要以合理的价格保护烟农种烟积极性，不断提高生产水平和种烟比较效益，规范收购管理，体现和保护烟农利益。要以科技兴烟为落脚点，加强烟农技术培训，把技术传授给广大烟农，增强烟农发家致富的本领。要通过加大对烟区的技术、基本设施等方面的投入，逐步完善烟叶生产收购的专业化、社会化服务体系，降低烟农劳动强度，实现烟叶生产繁重劳动“轻松化”、复杂技术“简单化”、高度风险“保险化”、投入产出的高效化和烟农收益的最大化。

利益价值范文篇2

摘要：政府作为一种为公民和社会共同利益服务的组织，在公共管理中发挥重要作用。如何通过合理制定公共政策、有效开展公共管理。为国民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最大限度地实现公共利益，是政府改革和职能转变面临的重大课题。要在正确认识“公共利益”这个概念的基础上，有效探索实现公共利益的正确途径。

政府在本质上，是一种为公民和社会共同利益服务的组织，是一国公共利益或公共意志的集中体现。正是这种“公共利益”代表的性质，决定了其职能首先应当是公共职能，亦即通过制定公共政策、有效开展公共管理为国民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实现公共利益。总理在2007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今年要集中抓好三项工作，其中之一就是“要加强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增强基本公共服务的能力，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可见，加强政府公共管理、增强公共服务能力是政府转变职能，加强自身改革和建设的重要目标。

一、“公共利益”内涵的厘定

公共利益和大众福社一直是社会进步和文明发展的关注焦点和产物，也是一般法律所追求的基本目标，在我国努力推行依法治国、依法管理的新的历史时期，公共利益当然成为公共管理及其政策的核心价值。那么，如何界定公共利益?“公共利益”究竟是指谁的利益?《牛津高级英汉双解词典》解释，公共利益是指“公众的、与公众有关的或为公众的、公用的利益”。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国家对公共利益的理解有所不同。在英美法系中，公共利益也称之为公共政策，主要指“被立法机关或法院视为与整个国家和社会根本有关的原则和标准，该原则要求将一般公共利益与社会福社纳人考虑的范围，从而可以使法院有理由拒绝承认当事人某些交易或其他行为的法律效力”。在大陆法系国家，与“公共政策”相关的概念是公共秩序，也称公序良俗。

我国宪法所涉及的公共利益大体上有以下含义：1)公共利益是社会共同体的基础和各种利益的整合，反映宪法价值体系的基本要求。因此，公共利益作为社会分工的产物，实际上承担着为社会提供规则的任务；2)我国宪法的公共利益，凸现国家作为公共利益维护者的功能，所有规定公共利益的规范中，以国家为实施公共利益的主体，从而确立了国家的地位；3)内容上，突出以公共秩序或社会秩序为基本价值趋向，强化了公共利益的工具性价值；4)公共利益、社会利益与国家利益既紧密相连又各自区别。性质上，国家利益主要是以国家为主体而享有的利益，而公共利益主要是由社会成员享有的实际利益，享有利益的主体是不同的。公共利益与社会利益之间的界限主要在于社会利益具有功利性与排他性，社会利益不一定代表公共利益的要求；5)公共利益与民法、合同法等法律中的社会公共利益是不同层面的概念，普通法律上的“社会公共利益”应以宪法的规定为基础，受其价值的制约，不能任意扩大公共利益的范围。公共利益既是解决公益与私益之间冲突的依据，同时也是社会基本价值的指导原则，发挥价值示范作用。

应该说，“公共利益”是一个高度抽象、范围宽泛和含义复杂的概念，如何明定、判断一直见仁见智，众说纷纭，概括国内外学界的主要意见，大多认为，理解和运用公共利益应坚持如下六条判断标准：1)合法合理性必须具有法律依据，才可能对基本权利加以克减和限制，故必须法律保留和法律优先；2)公共利益的受益范围一般是不特定多数的受益人，而且该项利益需求往往无法通过市场选择机制得到满足，需要通过统一行动而有组织地提供。政府就是最大的、有组织的公共利益提供者；3)公平补偿性运用公共权力追求公共利益必然会有代价，这就造成公民权利的普遍牺牲或特别牺牲。有损害必有救济，特别损害应予特别救济，才符合公平正义的社会价值观。

二、公共利益的实现途径

社会转型向政府的公共管理提出了挑战。政府公共管理在回应社会转型的挑战和压力时所做出的调整和创新，是渐进地进行的。其表现形式是政策替代，逐渐替代原先旧公共政策。正是这些政策替代，逐渐引发了政府公共管理的转变，其变革轨迹是：从无限政府向有限政府转变，从管理政府向服务政府转变，从权力和责任相脱离的政府向民主参与的责任政府转变。目前，一些基层政府本着有利于转变政府职能，强化公共服务；推进基层民主政治建设，有利于培育发展民间组织进行着改革和探索。这些探索不是简单地对现有管理体制进行修补增减，而是将政府的组织重建、职能转变、流程再造、管理更新进行有机结合。应该说，这一探索符合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和趋势，为实现政府改革与构建和谐社会找到了一条新的道路。现在，公民对政府的期望已经变得越来越明确：公共管理必须走向民主化和公开化；重视社会公民的参与；强调与他人共享权力，使公民真正得到所需要的公共服务。公共管理的精髓和追求目标，就在于“公众”的利益。

党的十六大和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建设一个与发展市场经济相适应、人民群众满意的行为规范、运转协调、公正透明、廉洁高效的服务型政府。这为我们如何认识、解决这个问题提供了一个清晰的思路。现代政府的实质是服务型政府。政府只有通过提供充足优质的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才能证明其存在的价值与合法性。没有服务就没有现代政府。可见，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与政府转型目标模式存在着内在一致性和契合性。作为政府转型的目标，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对我国政府的施政理念、政府职能、管理方式、绩效标准方面均提出了新的要求。这种转变的动力不仅来自于政府自身变革的需要，而且也来自社会、企业和公民的意愿诉求和互动。首先，施政理念要转变。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中国，施政改革不仅是政府行为方面的改进，更是行政理念方面的变革；实现政府转型，不仅意味着公共服务型政府目标模式的确立，更意味着政府施政理念的全面更新。因为只有具备了全新的施政理念，建设一个高效廉洁、法治透明的服务型政府才会拥有必要的前提和基础。只有首先改变过去长期形成的“管制”理念，才能有效促进政府职能转变，才能真正推进政府组织结构及其权力配置的改进，才能真正促进公务员的行为方式和观念的转变，才能真正建立以公众为导向的“公共服务型政府”。这就意味着政府公务员首先要在思想观念层面进行深刻的变革，要彻底改变过去强调行政审批、行政干预和行政收费等“管”的习惯，而转变为“服务协调”、“责任民主”、“依法行政”、“科学决策”。

众所周知，公共管理和政策不仅要合乎法律程序，还要合乎社会价值取向。因为合乎法律程序的政策，其实质意义上并不一定就具有合法性。从公共政策的来源看，公共政策源于解决政策问题，政策问题来源于社会问题，社会问题是涉及到大多数人的利益、引起社会普遍关注的问题。因此，公共政策所要解决的是大多数人所面临的问题，必须以公共利益为其价值取向。显然，大众所关注的也并非只是管理和政策的合法性，而是其价值取向。社会的发展和道德取向总是要为大多数人谋利益，促进大多数人的发展，因为每个政府为维护其合法性，都不得不考虑大多数民众的利益。从公共管理的本质来看，公共管理作为服务和增进公共利益的手段，是对社会利益的权威性分配，本质上是社会利益的集中反映，这就决定了公共管理必须反映大多数人的利益，才能使其具有内容的合法性。为了实现公共利益，必须从如下方面加强公共管理，制定公共政策：

(一)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

公共管理的方向是从“政府主导型”转变为“社会主导型”，为此，政府公共政策化和公共管理社会化两大趋势不可避免。要精简机构和人员、改革行政审批体制、推行电子政务、建立行政听证制度、实现行政程序公开等等。政府自身着重要“为经济建设服务”变为为公共利益服务。也就是说，政府要履行好公共管理职能，必须搞“瘦身运动”，进行公共服务供给的市场化改革。当然，我国公共服务供给机制改革不能脱离特定的国情和具体的生态环境。由于我国的市场还不成熟、市场运行的机制和规则不完善等因素影响，我国公共服务市场化改革不能象西方市场经济成熟国家那样全面铺开，而应该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当前现实而可行的做法是，应该逐步建立起以政府供给为主，其他供给主体共同参与的一主多元的公共服务供给体制〔’」。这样，我国政府一方面继续成为公共服务的供给主体，另一方面又不再垄断，而是适当地寻求私营部门和第三部门的参与。一旦解决了政府垄断导致效率及质量低下的问题，我们也就寻找到了解决一直以来我国政府公共服务中存在的供给重经济建设服务、轻社会服务的问题的途径，即政府作为公共服务供给的主体将以提供关乎社会稳定的社会服务为主，而其他主体以提供经济建设服务为主。

(二)坚持政府行为法定化

要强化政府的服务意识和功能，必须实施政府行为法定化、改进行政执法作风、规范行政执法行为，努力实现依法行政。把权力、利益、责任、监督等各方面协调统一起来，明确权力与利益的边界，有效制止行政的随意性，克服政府权力部门化、政府权力地方化、部门利益法制化等不良现象，从而建构“法治型政府”。现代文明社会是法制社会，现代政府也应该是法制政府，依法行政是公共行政的基本原则。美国法学家福勒曾经说过，“法治的实质必定是：在对公民发生作用时，政府应忠实地运用预先宣布的应由公民遵守并决定其权力义务的规则，如果法治不是这个意思，它就毫无意义。”因此，所谓行政法治，作为公共行政的一个普遍原则和管理方式，要求政府行政权的获取、组织和行使，必须以法律为依据，政府之行政行为必须受法律的约束，不得逾越法律授权的范围，否则，即为违法，应承担法律责任。政府行为法定化有三个要义：一是依法平等。法律在政府和公民间无所偏袒，政府不能享有不必要之特权；二是依法限制。政府之一切行为必须遵守法律，不得违法逾越；三是依法负责。政府机关或公务员如有违法不当行为，侵害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应承担违法的法律责任川。应当看到，我国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法治化进程有很长的路要走。一方面，依法行政的理念尚未确立；另一方面，健全的法律法规体系尚未建立，影响了公共服务市场化建设。没有健全的法律法规体系，就很难避免行政的人为性和随意性。民主监督制度不健全，不建立公开、公平、公正的招标、投标制度以及严格的审计制度，就很难避免“暗箱操作”、“黑箱操作”。政府公共管理和服务的效率和质量就会大打折扣，政府公共管理行为会成为借“公共利益”之名行一己私利的借口，公共行政会成为权力寻租、滋生腐败的温床。公务员之家

利益价值范文篇3

摘要：政府作为一种为公民和社会共同利益服务的组织，在公共管理中发挥重要作用。如何通过合理制定公共政策、有效开展公共管理。为国民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最大限度地实现公共利益，是政府改革和职能转变面临的重大课题。要在正确认识“公共利益”这个概念的基础上，有效探索实现公共利益的正确途径。

政府在本质上，是一种为公民和社会共同利益服务的组织，是一国公共利益或公共意志的集中体现。正是这种“公共利益”代表的性质，决定了其职能首先应当是公共职能，亦即通过制定公共政策、有效开展公共管理为国民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实现公共利益。总理在2007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今年要集中抓好三项工作，其中之一就是“要加强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增强基本公共服务的能力，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可见，加强政府公共管理、增强公共服务能力是政府转变职能，加强自身改革和建设的重要目标。

一、“公共利益”内涵的厘定

公共利益和大众福社一直是社会进步和文明发展的关注焦点和产物，也是一般法律所追求的基本目标，在我国努力推行依法治国、依法管理的新的历史时期，公共利益当然成为公共管理及其政策的核心价值。那么，如何界定公共利益?“公共利益”究竟是指谁的利益?《牛津高级英汉双解词典》解释，公共利益是指“公众的、与公众有关的或为公众的、公用的利益”。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国家对公共利益的理解有所不同。在英美法系中，公共利益也称之为公共政策，主要指“被立法机关或法院视为与整个国家和社会根本有关的原则和标准，该原则要求将一般公共利益与社会福社纳人考虑的范围，从而可以使法院有理由拒绝承认当事人某些交易或其他行为的法律效力”。在大陆法系国家，与“公共政策”相关的概念是公共秩序，也称公序良俗。

我国宪法所涉及的公共利益大体上有以下含义：1)公共利益是社会共同体的基础和各种利益的整合，反映宪法价值体系的基本要求。因此，公共利益作为社会分工的产物，实际上承担着为社会提供规则的任务；2)我国宪法的公共利益，凸现国家作为公共利益维护者的功能，所有规定公共利益的规范中，以国家为实施公共利益的主体，从而确立了国家的地位；3)内容上，突出以公共秩序或社会秩序为基本价值趋向，强化了公共利益的工具性价值；4)公共利益、社会利益与国家利益既紧密相连又各自区别。性质上，国家利益主要是以国家为主体而享有的利益，而公共利益主要是由社会成员享有的实际利益，享有利益的主体是不同的。公共利益与社会利益之间的界限主要在于社会利益具有功利性与排他性，社会利益不一定代表公共利益的要求；5)公共利益与民法、合同法等法律中的社会公共利益是不同层面的概念，普通法律上的“社会公共利益”应以宪法的规定为基础，受其价值的制约，不能任意扩大公共利益的范围。公共利益既是解决公益与私益之间冲突的依据，同时也是社会基本价值的指导原则，发挥价值示范作用。

应该说，“公共利益”是一个高度抽象、范围宽泛和含义复杂的概念，如何明定、判断一直见仁见智，众说纷纭，概括国内外学界的主要意见，大多认为，理解和运用公共利益应坚持如下六条判断标准：1)合法合理性必须具有法律依据，才可能对基本权利加以克减和限制，故必须法律保留和法律优先；2)公共利益的受益范围一般是不特定多数的受益人，而且该项利益需求往往无法通过市场选择机制得到满足，需要通过统一行动而有组织地提供。政府就是最大的、有组织的公共利益提供者；3)公平补偿性运用公共权力追求公共利益必然会有代价，这就造成公民权利的普遍牺牲或特别牺牲。有损害必有救济，特别损害应予特别救济，才符合公平正义的社会价值观。

二、公共利益的实现途径

社会转型向政府的公共管理提出了挑战。政府公共管理在回应社会转型的挑战和压力时所做出的调整和创新，是渐进地进行的。其表现形式是政策替代，逐渐替代原先旧公共政策。正是这些政策替代，逐渐引发了政府公共管理的转变，其变革轨迹是：从无限政府向有限政府转变，从管理政府向服务政府转变，从权力和责任相脱离的政府向民主参与的责任政府转变。目前，一些基层政府本着有利于转变政府职能，强化公共服务；推进基层民主政治建设，有利于培育发展民间组织进行着改革和探索。这些探索不是简单地对现有管理体制进行修补增减，而是将政府的组织重建、职能转变、流程再造、管理更新进行有机结合。应该说，这一探索符合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和趋势，为实现政府改革与构建和谐社会找到了一条新的道路。现在，公民对政府的期望已经变得越来越明确：公共管理必须走向民主化和公开化；重视社会公民的参与；强调与他人共享权力，使公民真正得到所需要的公共服务。公共管理的精髓和追求目标，就在于“公众”的利益。

党的十六大和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建设一个与发展市场经济相适应、人民群众满意的行为规范、运转协调、公正透明、廉洁高效的服务型政府。这为我们如何认识、解决这个问题提供了一个清晰的思路。现代政府的实质是服务型政府。政府只有通过提供充足优质的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才能证明其存在的价值与合法性。没有服务就没有现代政府。可见，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与政府转型目标模式存在着内在一致性和契合性。作为政府转型的目标，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对我国政府的施政理念、政府职能、管理方式、绩效标准方面均提出了新的要求。这种转变的动力不仅来自于政府自身变革的需要，而且也来自社会、企业和公民的意愿诉求和互动。首先，施政理念要转变。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中国，施政改革不仅是政府行为方面的改进，更是行政理念方面的变革；实现政府转型，不仅意味着公共服务型政府目标模式的确立，更意味着政府施政理念的全面更新。因为只有具备了全新的施政理念，建设一个高效廉洁、法治透明的服务型政府才会拥有必要的前提和基础。只有首先改变过去长期形成的“管制”理念，才能有效促进政府职能转变，才能真正推进政府组织结构及其权力配置的改进，才能真正促进公务员的行为方式和观念的转变，才能真正建立以公众为导向的“公共服务型政府”。这就意味着政府公务员首先要在思想观念层面进行深刻的变革，要彻底改变过去强调行政审批、行政干预和行政收费等“管”的习惯，而转变为“服务协调”、“责任民主”、“依法行政”、“科学决策”。

众所周知，公共管理和政策不仅要合乎法律程序，还要合乎社会价值取向。因为合乎法律程序的政策，其实质意义上并不一定就具有合法性。从公共政策的来源看，公共政策源于解决政策问题，政策问题来源于社会问题，社会问题是涉及到大多数人的利益、引起社会普遍关注的问题。因此，公共政策所要解决的是大多数人所面临的问题，必须以公共利益为其价值取向。显然，大众所关注的也并非只是管理和政策的合法性，而是其价值取向。社会的发展和道德取向总是要为大多数人谋利益，促进大多数人的发展，因为每个政府为维护其合法性，都不得不考虑大多数民众的利益。从公共管理的本质来看，公共管理作为服务和增进公共利益的手段，是对社会利益的权威性分配，本质上是社会利益的集中反映，这就决定了公共管理必须反映大多数人的利益，才能使其具有内容的合法性。为了实现公共利益，必须从如下方面加强公共管理，制定公共政策：

(一)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

公共管理的方向是从“政府主导型”转变为“社会主导型”，为此，政府公共政策化和公共管理社会化两大趋势不可避免。要精简机构和人员、改革行政审批体制、推行电子政务、建立行政听证制度、实现行政程序公开等等。政府自身着重要“为经济建设服务”变为为公共利益服务。也就是说，政府要履行好公共管理职能，必须搞“瘦身运动”，进行公共服务供给的市场化改革。当然，我国公共服务供给机制改革不能脱离特定的国情和具体的生态环境。由于我国的市场还不成熟、市场运行的机制和规则不完善等因素影响，我国公共服务市场化改革不能象西方市场经济成熟国家那样全面铺开，而应该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当前现实而可行的做法是，应该逐步建立起以政府供给为主，其他供给主体共同参与的一主多元的公共服务供给体制〔’」。这样，我国政府一方面继续成为公共服务的供给主体，另一方面又不再垄断，而是适当地寻求私营部门和第三部门的参与。一旦解决了政府垄断导致效率及质量低下的问题，我们也就寻找到了解决一直以来我国政府公共服务中存在的供给重经济建设服务、轻社会服务的问题的途径，即政府作为公共服务供给的主体将以提供关乎社会稳定的社会服务为主，而其他主体以提供经济建设服务为主。

(二)坚持政府行为法定化

要强化政府的服务意识和功能，必须实施政府行为法定化、改进行政执法作风、规范行政执法行为，努力实现依法行政。把权力、利益、责任、监督等各方面协调统一起来，明确权力与利益的边界，有效制止行政的随意性，克服政府权力部门化、政府权力地方化、部门利益法制化等不良现象，从而建构“法治型政府”。现代文明社会是法制社会，现代政府也应该是法制政府，依法行政是公共行政的基本原则。美国法学家福勒曾经说过，“法治的实质必定是：在对公民发生作用时，政府应忠实地运用预先宣布的应由公民遵守并决定其权力义务的规则，如果法治不是这个意思，它就毫无意义。”因此，所谓行政法治，作为公共行政的一个普遍原则和管理方式，要求政府行政权的获取、组织和行使，必须以法律为依据，政府之行政行为必须受法律的约束，不得逾越法律授权的范围，否则，即为违法，应承担法律责任。政府行为法定化有三个要义：一是依法平等。法律在政府和公民间无所偏袒，政府不能享有不必要之特权；二是依法限制。政府之一切行为必须遵守法律，不得违法逾越；三是依法负责。政府机关或公务员如有违法不当行为，侵害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应承担违法的法律责任川。应当看到，我国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法治化进程有很长的路要走。一方面，依法行政的理念尚未确立；另一方面，健全的法律法规体系尚未建立，影响了公共服务市场化建设。没有健全的法律法规体系，就很难避免行政的人为性和随意性。民主监督制度不健全，不建立公开、公平、公正的招标、投标制度以及严格的审计制度，就很难避免“暗箱操作”、“黑箱操作”。政府公共管理和服务的效率和质量就会大打折扣，政府公共管理行为会成为借“公共利益”之名行一己私利的借口，公共行政会成为权力寻租、滋生腐败的温床。公务员之家

利益价值范文篇4

从深层根源看，任何人类活动总是为了一定的需要和利益，并在一定目标驱动下以一定的方式展开的。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也不例外。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人类的社会实践活动，不仅有其追求的价值目标，而且不同的思想政治教育所追求的价值目标具有差异性。围绕不同的价值目标而展开的冲突，其根源不在别的，而在于不同的社会群体或个体之间的利益存在着差异、矛盾和对立。换句话说，思想政治教育价值的冲突，根本就是一种利益冲突。进一步说，价值主体利益的实现是思想政治教育价值生成的关键所在。

1.利益冲突的时代性。当代的利益冲突不仅存在于经济或政治层面，而且进入到精神文化层面；不仅存在于人的行为层次，而且存在于社会和人们的观念层次。这集中体现为当代人不仅要求满足物质生活的需要和利益，而且更要求满足人的精神生活的需要和利益。精神利益指人们在精神上所得到的好处，即精神需要的满足，如人格受到尊重，理想、信念得以实现，精神负担或心理障碍得以解除，良好的思想品德得到认可等。物质动因的实现构成了物质利益，精神动因的实现则构成了精神利益。无论物质利益还是精神利益，都是人类的根本利益。人类社会生产的终极目的不仅为了维持自己的生命，而且为了完善自己的精神，追求精神利益是人类区别于动物的重要特点。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随着人们对精神利益的追求日趋强烈，精神动因在社会进步中的作用也愈来愈明显。在今天，科学、文化、理想、信念、道德、心理、人际关系等体现人们精神利益的因素，与物质生产力系统愈来愈直接地交织在一起，成为社会和人们自身发展的基本动力，从这个意义上讲，保护劳动者的精神利益就是保护社会生产力。保护精神利益非常困难，人的精神利益是一个隐秘的世界，它不像物质利益那样感性直观。由于精神利益自身的隐蔽性，使它很容易被人们所忽视，也往往在不知不觉中受到损害。而且精神利益具有多样性，使人们在关心和保护精神利益时容易顾此失彼。精神利益与物质利益的相互渗透也使人们对精神利益更难把握。现实生活中，人们的需要很少表现为纯粹的物质需要或纯粹的精神需要。精神利益与物质利益的相互渗透，使得人们很容易用显性的物质利益来代替隐性的精神利益，从而使精神利益的保障成为薄弱环节。值得注意的是，历史上我们曾有过为确保人们的“共同的利益和精神需求”[1]的目标价值的实现，而鄙视人们对物质利益追求的失误。其结果是既异化了精神利益的原本意义，又忽却了物质利益的基础作用。因此，辩证地看待物质利益和精神利益及其关系和冲突是全球化背景下研究思想政治教育价值问题的题中之义。走向极端，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在实践中更是有害的。

一言以蔽之，由于当代社会的利益冲突在复杂、深刻得多的程度上超过了传统社会的利益冲突，因而我们不能用传统的态度、简单的方式对待和处理利益冲突。只有依靠思想政治教育，依据当代社会变化了的人类的利益关系，教育人们把人类生存发展的整体利益与个体利益、全局利益与局部利益、长远利益与近期利益结合起来，从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这样的高层次，深刻反省思想政治教育价值的生成根源。

2.利益的激励作用使思想政治教育成为可能。人的意志和愿望是人对自身生存和发展在动机水平上的反映，当这种需要与满足需要的对象物相结合时就体现为人的切身利益。正是这种切身利益构成激励的基础和出发点，使利益对人的激励作用的发挥成为可能。人的社会需要和社会利益是引发、刺激、激励人类社会历史前进的动因。这是因为人的需要和利益触发了人发生行为的思想动机，从而激发人的行为，形成人的利益兴趣和利益认识，继而产生对一定利益目标的持续追求。利益激励可分为物质利益激励和精神利益激励，即满足人的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在激励过程中，“道德因素是满足个体利益需要的调节杠杆”。[2]思想政治教育作为培养人的活动，应该充分发挥利益的激励作用。也就是说，思想政治教育要注意各种利益力量和激励因素的协调性，要经常交换激励信息，优化激励目标，并综合考察人的需要和利益的满足程度。唯有如此，才能形成一种教育活力，达到利益激励的最佳水平。思想政治教育也正是在促使这种利益激励作用机制的达成中生成和发展的。

3.利益是思想政治教育价值生成的动力。人是一种有精神意义的社会存在物，需要在社会关系中以人们自觉意识到了的利益体现出来。需要是利益的真实内容，利益则是需要的社会格局。然而，利益的确认与实现，又不是一个纯粹客观的自发现象，而是一种在社会意识形态的教化下通过人的意识、意志和行为去完成的认识—实践过程。人的全部活动无非是在实践中形成思想，又在实践中实现思想。从这个意义上讲，思想政治教育可以看作是价值的观念建构和现实建构的相互作用、相互联系和相互转化的过程，而贯穿这一过程的核心和动力机制却是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主体生存和发展的利益。一方面思想政治教育价值主体把对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目标和历史使命的理解和追求建立在对自身提出的利益要求、价值要求的合理性、正当性的确认和坚信上，另一方面这种利益又是思想政治教育赖以进行价值观念建构和现实建构的出发点和归宿。

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认定，思想政治教育价值往往以其所蕴涵的价值主体的利益的矛盾、冲突为依据，以解决这些矛盾、冲突为根据，以解决这些矛盾冲突为动力和目标，从而获得生成的空间。

二、坚持物质利益原则是思想政治教育价值生成的客观要求

从本质上讲，物质利益原则是社会主义物质利益关系的反映，是社会主义劳动者争取日益全面地实现国家、集体、个人三者物质利益的行为规范，是不断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人们的思想问题太多是他们物质利益关系中存在的问题的反映，也是同各种实际问题纠缠在一起的。人们思想问题的解决、思想政治觉悟的提高，也有赖于物质利益关系的妥善处理和人们物质文化需求合理的、不断的满足，有赖于确实存在的实际困难的解决。当社会产品还未极大丰富，各取所需的时代还没有到来之前，人们关心自己的物质利益和种种实际问题总是第一位的，它是决定和制约思想状况及其进展的主要因素。社会主义的根本目的也在于不断提高人们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因此，思想政治教育理所当然地要关心人们的物质利益和一切实际问题，要与贯彻物质利益的原则紧密结合起来。这是因为，“人们为之奋斗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3]

1.要端正对物质利益和人们实际问题的认识。人民群众要求不断提高自己的物质生活水平，在兼顾国家、集体利益的前提下，要求保护个人劳动所得；在可能的条件下，要求国家和集体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工作中、生活中的困难

，是完全正当的、合理的；国家和集体也有此责任和义务，这是社会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要摒弃那种把人们对正当物质利益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追求当作个人主义的错误观念，真正把关心人们的物质利益和实际困难作为思想政治教育者的重要职责之一。

2.要协调好各种利益关系。在思想政治教育所协调的各种利益中，个人利益同社会利益间的相互关系问题是比较重要的，说服和教育群众自觉地将个人利益同社会利益有机地结合起来，是妥善处理和解决包括局部利益与全局利益、暂时利益与长远利益在内的其它各种利益关系的一个基本点。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存在着矛盾，这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但是从根本意义上说，个人同社会是相一致的，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有着血脉相连的统一关系。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个人利益服从社会整体利益，社会利益要顾及个人利益，在处理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关系问题上要反对两种倾向：一是反对忽视个人利益、片面强调社会利益的“左倾”思想，二是反对忽视社会利益而片面强调个人利益的右倾思想。

在利益关系范畴中，暂时利益与长远利益、局部利益与全局利益也属重要范畴之列。暂时利益又叫眼前利益，一般是指某个具体阶段上所要实现的某种具体的利益；长远利益是指具有全局性意义，居于支配地位，贯穿于整个社会主义发展过程的那一种利益。暂时利益要服从长远利益，同暂时利益相比较，长远利益是重要的和主要的方面。发展长远利益，同时要顾及眼前利益。一般而言，局部利益包括个别地区、个别部门、个别单位的利益关系；全局利益是指包括所有地区、部门、企业、单位等利益关系，局部利益是全局利益的有机组成部分，局部利益要服从全局利益，全局利益要顾及局部利益。还要处理好利与法、利与理、权利与义务的关系，处理好物质利益与精神激励的关系。因此，能否协调好各种利益的关系直接关系到思想政治教育价值的生成问题。

3.要实现几种有机结合。在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施过程中，要把思想教育与经济管理结合起来，把精神激励与物质激励结合起来，把共产主义、社会主义教育与按劳分配结合起来，把要求发扬革命精神和关心个人利益结合起来，把解决思想问题与帮助解决实际问题结合起来。在这几种有机结合中，引导人们正确认识并解决物质利益关系和生活实践中的矛盾和问题，同时把他们对物质利益的关心变成建设社会主义文明的强大力量。

三、实践活动是思想政治教育价值生成的源泉

价值是主客体之间的一种关系，它的生成是以主客体的实践生成为前提条件的。马克思说：“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4]马克思的这段话至少给我们讨论价值的生成作出这样的启示：价值在实践活动中生成，实践是价值的真正源泉。回答这一命题，有必要弄清下列关系范畴：

1.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关系与社会实践活动。关于价值的概念，从发端到现今，一直处在人们的讨论之中。有的说价值是客体，有的说价值是主体，更多的则认为价值属于主客体之间的一种关系。但是，当人们把客体满足主体需要说成是一个普遍的价值概念时，并没有去说明这样一个问题：客体是怎样成为价值的，主客体之间的价值关系是怎样形成的？主客体之间的任何关系，包括认识关系、价值关系等，都不是各自处于自在的状态所能发生的，它们需要一种中介或桥梁。在古老的主客体价值关系中，这种中介或桥梁就已经有了，这就是人类祖先所从事的原始的、最简单的生产活动。这种为了满足生活需要而从事的生产活动，被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看作最初的也是最基本的社会实践活动，而且以此作为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前提和基础，作为研究和考察整个社会历史发展的逻辑起点。我们说实践是一种中介和桥梁，这只是一个比喻，实际上，实践不是把主体和客体凑在一起，而正是实践创造了主体和客体本身。没有人的社会实践，就没有主体和客体，哪里会有主体和客体之间的价值关系呢？正是人们通过社会实践，使主体作用于客体，在变革客体的同时变革主体，价值和价值关系便在这一过程中产生、形成和发展。思想政治教育本身是一项实践性很强的活动，它在实践中生存和发展，其价值也在实践中创生。实践是思想政治教育价值主客体关系的根基。离开实践去看待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关系和价值生成，其结果只能是被动地对思想政治教育这一客体作直观的线性反映。

2.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主体与客体的双向运动。实践活动从其过程来看，它是通过两种形式进行价值创造的，先前的讨论已说明，价值存在于主体和客体之间，价值的正负、大小取决于主体和客体两种因素。因此，实践创造价值就相应地有改造客体和改造主体这两种形式。换句话说，在实践活动中，经过主客体之间的相互作用，无论是客体的变化，还是主体的变化，都客观地改变了主客体之间的关系，都同样会形成价值。应当说，通过实践，改造客体，使其形态、结构或功能发生变化，这是实践创造价值的最基本、最常见的形式。但是，实践活动也改造价值主体，并通过改造主体，提高主体的能力，从而创造价值。在思想政治教育价值关系行为中，思想政治教育价值主体对思想政治教育这一客体本身来说，不是一种消极的受动关系，而是始终起着主动和积极的作用。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价值客体在满足价值主体的政治社会化的需要和利益的同时，也在不断地改造和完善思想政治教育本身。这就构成了价值主体和客体的双向互动，思想政治教育的生命活力也正是体现在这种互动过程中。

3.思想政治教育过程的基本矛盾和基本规律与价值生成。马克思主义认为，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社会意识，而不是相反。人们不能自由地选择社会形态，总是在既定的现存的条件下创造历史的。“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5]经济的前提和条件归根到底是决定性的，它是全部社会生活的基础。社会历史发展的最终决定因素，当然也决定了社会意识的存在和发展。一切以往的社会意识，都是当时社会经济状况的产物，社会意识反映着经济基础，又随着经济基础的发展变化而变化。社会意识由经济基础所决定，但它又具有相对独立性。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具有能动的反作用，这是社会意识相对独立性最突出的表现，它或者促进社会进步，或者阻碍社会发展。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辩证关系的原理，是唯物史观最根本的原理，它科学地回答了社会历史观的基本问题，揭示了唯物史观的实质。这一原理说明，思想政治教育作为社会意识的组成部分，既被社会物质生活条件所决定，又具有能动的反作用。我们必须据此去正确认识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自觉服从和服务于经济基础进步的要求，防止和克服思想政治教育“无用论”或“万能论”的错误思想。

思想政治教育是指社会或社会群体用一定的思想观念、政治观点和道德规范，对其成员施加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影响，使他们形成符合一定社会或一定阶级所需要的思想品德，从而实现社会的稳定，推动社会发展。社会成员的思想政治观点、道德品质与社会发展要求之间的差别与对立，构成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矛盾，这一基本矛盾几乎是普遍的，贯穿于思想政治教育过程的始终，决定了思想政治教育价值生成的特殊性。从本质上讲，思想政治教育过程是教育者、受教育者、教育介体和教育环体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实践活动过程。这一过程的基本矛盾决定着这四个要素之间的互相联系、互相作用，而这四个要素之间的互相联系、互相作用必然是教育者依据一定社会要求，运用一定的教育介体和教育环体对受教育者

施加影响，使受教育者的思想品德朝着一定社会要求的方向变化和发展。可见，正是这一矛盾的运动，构成了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活动区别于其它实践活动的特殊本质。

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的基本矛盾运动中必然会产生解决这一矛盾的基本规律，即“适应超越规律”。它指的是教育者根据一定社会发展的要求和受教育者精神世界发展的要求以及品德状况，运用一定的方法和手段，以社会要求的思想品德规范去影响受教育者，不断解决其思想品德水平与社会品德规范要求之间的矛盾，使其思想品德朝着社会要求的方向发展并不断提高到新水平。之所以称为基本规律，是因为它是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活动过程中诸要素的本质联系及其基本矛盾运动的必然趋势。这种内在的、本质的、必然的联系涵盖两方面的内容：一方面，受教育者的思想品德状况决定教育者在教育活动中所选择的社会思想品德要求的内容层次以及相应的教育方法；另一方面，教育者的教育活动对受教育者的思想品德状况具有反作用。这一基本规律不仅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的规律体系中居于总体上的最高层次，而且起主导作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的基本规律是在实践中生成的，它的基本矛盾也是在基本规律的实际运用中才得以解决的。因此，思想政治教育价值也就在基本矛盾的不断解决的实践活动中生成和发展。

【参考文献】

[1][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27，187.

[2]TedTrainer.TheNatureofMorality:AnIntroductiontotheSubjectivistPerspective,Aldershot,Hants,England:Avebury,1991:51.

利益价值范文篇5

一,对行业开展的"牢固树立国家利益消费者利益至上的价值观"大讨论活动的认识

国家局提出的国家利益至上和消费者利益至上的共同价值观,是引领行业持续稳定协调健康发展的一项重大战略举措,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首先,行业共同价值观是指导中国烟草发展的重要理论.行业共同价值观的提出,是对中国烟草20多年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抓住了行业发展的本质特征,也为今后烟草行业的改革与发展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支撑,是指导中国烟草改革与发展的主要理论.这种指导性突出表现在行业共同价值建立在"五个基础"之上,具有丰富的科学内涵和全新的时代意义.一是"两个至上"的价值观具有深厚的理论基础,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具体体现;二是"两个至上"的价值观具有深厚的政治基础,是巩固完善烟草专卖制度的根本要求;三是"两个至上"的价值观具有深厚的经济基础,是我们努力提高对国家经济建设贡献率的内在动力;四是"两个至上"的价值观具有深厚的利益基础,是我们承担烟草企业历史使命的重要前提;五是"两个至上"的价值观具有深厚的思想基础,是凝聚人心不断超越的精神支柱.

其次,行业共同价值观体现了烟草行业作为特殊行业所应有的内在价值取向.当前,深刻理解这一共同的内在要求,对于落实科学发展观,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一是"两个至上"的价值观是每个公民都要遵守的社会道德要求;二是"两个至上"的价值观是国有企业应尽的第一职责;三是"两个至上"的价值观是基于行业特殊性提出的特殊要求;四是"两个至上"的价值观是行业利益,企业利益和职工利益的保证与统一.烟草行业职工牢固树立国家利益消费者利益至上的共同价值观,是对《烟草专卖法》立法宗旨的深化,是行业职工职业道德建设和党员保持先进性教育,坚持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内容.

其三,行业共同价值观是指导烟草行业改革与发展的行动指南.在专卖体制下,能否真正做到维护国家利益,实现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能否真正做到维护消费者利益,为消费者提供优质的产品和服务;能否真正做到提高效率,注重自律,自觉规范生产经营行为,构建行业诚信体系,关系到烟草行业在社会上的形象,关系到烟草专卖制度的巩固,关系到烟草行业的生存与发展.我们应站在国家利益和消费者利益至上的全局高度,站在严格行业自律,维护专卖体制的战略高度,以国家利益,消费者利益至上的行业共同价值观为指导,以"两个维护"为已任,以国家赋予的权力扎实推进行业改革与发展,为国家做出更大的贡献,才能保持全行业持续稳定协调健康发展.

二,树立和培养"国家利益和消费者利益至上的共同价值观"是烟草行业的现实选择.

当前,烟草行业正面临着两大挑战,来自国内市场上的和来自国际市场上的.国内市场上主要针对的是社会和政府对烟草行业能否在提供较好的经济效益的同时,又能够提供良好的社会效益,而这两者恰恰正是互相矛盾的;国际市场上指的是烟草行业正面临着三大压力:WH0,WTO和国外烟草巨头.WHO每年对禁烟的呼声都很高,给卷烟生产和销售带来了非常大的阻力;应WTO的要求,中国一旦取消了关税壁垒,首当其冲的就是工业企业要面临巨大的挑战,进而会幅射影响到商业企业;国外烟草巨头如英美公司,美国菲莫公司等都会虎视眈眈地瞄准中国这么庞大的卷烟消费市场,一旦机会来到,他们绝不会放过机会进军中国市场.

在各种挑战交织和各种压力风云际会的今天,烟草行业若不在理论上创新,行动上贴近市场,贴近实际,与市场经济发展规律接轨,顺应历史潮流,那么就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形势下处于秃势,甚至会走上倒退和衰败的边缘.把烟草行业推向市场的一浪高过一浪的呼声,不久就会变成实实在在的行动.基于此,国家局为了做精,做大,做强中国烟草,审时度势地提出了树立国家利益,消费者利益至上的行业共同价值观.这不仅是历史的选择,我认为,这更重要的是现实的选择.

应该说,世界上没有哪一个行业像烟草行业一样,自从诞生以来就倍受争议,在吸烟与反吸烟的矛盾中,在人类健康与国家税收的冲突中,烟草行业以其特殊性承担起了沉重的社会责任.特别是烟草专卖制度确立的那一天起,烟草人就成为了国家利益和消费者利益的守护神,维护国家利益和消费者利益就成为烟草行业义不容辞的责任.

我认为,维护了国家利益,就是奠定了烟草行业的可持续发展的基础;维护了消费者利益,就能够稳定烟草的客户群,就稳定了烟草的未来.

维护国家利益是我们烟草专卖法的立法宗旨,是我们烟草行业在新形势下的航标,它告诉我们如何才能正确处理好国家,集体,个人三者之间的利益关系.俗话说:"大河有水小河满,大河无水小河干",只有维护了国家利益,烟草行业才能得到可持续的发展.国家利益至上要求我们全体烟草同仁在行业正处于体制改革和职能转变的今天,在面临企业兼并重组,工商分离,经营体制转变的过程中,始终能够把国家利益放在首位,尽可能地去创造更多的社会财富,而不去计较行业和个人太多的成败得失,从而为国家做出更大的贡献,以确保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这样才能够保证烟草的可持续性发展.

消费者是烟草行业的衣食父母,是我们决战终端市场时候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资源,如果没有消费者在选择使用我们的产品,烟草行业就成了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就不可能有一代又一代的新产品问世和一拨又一拨的管理与经营机制创新.只有维护了消费者利益,烟草行业才能在市场经济发展中和市场竞争大潮中站稳脚跟,生存的更好,走的更快更稳.

##烟草在过去的几年中也正是按照"两个维护"的指导思想,开展两烟经营工作,取得了不俗的业绩:##的烟叶种植面积达到了10万亩以上,烟叶收购量达到了24万担左右,2003年,2004年产值均超过亿元大关,连续三年顺利实现了购销同步,尽管是贫困山区县,但卷烟年销售量和销售额也分别达到了9000箱左右及5000万元以上,两烟年实现税后利润达到了2500万元以上,经营效益在全市乃至全省都处于领先地位.##烟草自组建至今的21年间,共向国家交纳特产税收2亿多元,实现农民增收12亿元,成为县域经济发展和农民脱贫致富奔小康的重点支柱产业.这些足以表明,我们在维护国家利益和维护消费者(烟农)利益方面是做出一些成绩的,在维护了国家利益和消费者利益的基础上,才有了行业的持续稳定健康发展.

从理论和实际两个层面的分析与对比不难看出,维护国家利益和消费者利益是烟草行业的现实选择,只有切实维护好国家利益和消费者利益,并把它作为我们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我们才会取得更大成绩,也只有站在国家利益,消费者利益至上的前提下,才能够做精,做大,做强烟草,才能够实现##烟草盈利能力,竞争实力和发展潜力的跃升,实现三门峡烟草平稳较快发展,实现河南烟草商业走在中西部发展前列的宏伟目标.

三,身体力行地做维护国家利益和消费者利益的忠实实践者.

牢固树立维护国家利益和消费者利益至上的共同价值观,不是只停留在口头上的一句时髦名词,关键是要落实在具体行动中,通过提高思想认识,端正工作态度,规范经营行为,提高服务质量,切实维护国家利益和消费者利益,切实维护烟草专卖法体制,切实维护行业健康发展,切实维护行业良好形象,促进两烟经营协调稳定健康发展,保证行业的改革与发展进一步向前推进,保证行业"做精做强主业,保持平稳发展"基本方针的落实,不断提高烟草行业的总体竞争实力.

具体讲,维护国家利益和消费者利益应当在三个层面上下功夫:

第一,从思想层面解决认识问题,提高全员的责任意识.行业上下要加强"两个维护"的宣传教育工作,使广大干部职工在思想认识上与国家局,省局,市局党组保持高度统一,要让全员都深刻理解这一共同价值观是烟草专卖制度的根本要求,是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具体体现,是坚持以人为本,创建和谐烟草的关键所在,也是解决行业发展中的突出问题,促使行业持续稳定协调健康发展的根本保证.要把这一理念融入到企业文化中去,将其作为企业经营理念的组成部分和开展烟草工作的指导思想,切实贯彻到各项工作中去,要把树立"两个维护"价值观作为行业的一种共同的价值追求,使全员以高度的责任感把"两个维护"宣传好贯彻好实践好.##烟草在对全员职工进行思想教育,进行企业文化整合建设时,我们决心在继承和发扬原有优秀企业文化和经营理念的同时,尤其要融入国家利益,消费者利益至上的共同价值追求.目前,维护"两个至上"就是要树立高度的责任意识,就是既要把工作干好,又要带好职工,增强上下的执行力,要教育和引导职工心系烟草,维护稳定,促进发展,为企业再做贡献.

第二,以科学发展观统领全局,促进两烟协调发展.烟草企业是国有企业,烟草的资产是国家资产,我们的责任就是要保护国有资产的安全完整,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增加国家财政收入,维护国家利益和消费者利益.坚持以发展为主题,以科学发展观统领全局工作,促进烟草发展,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是维护国家利益和消费者利益的根本途径.

##是烟叶生产大县,卷烟经营小县.维护国家利益和消费者利益,就要因地制宜地不断巩固和加强烟叶的基础地位作用,弥补卷烟经营的弱势,确保两烟协调发展.要正确处理好##卷烟销售和烟叶生产之间的关系,卷烟销售和结构调整之间的关系,烟叶数量与烟叶质量,效益之间的关系,烟叶的投入与产出比的关系,抓实抓好两烟经营工作.在烟叶生产中,就是要在"五个一"指导思想的指引下,全面导入ISO9000质量管理体系,实施烤烟综合标准化示范生产,不断深化技术承包责任制的内涵和加强生产科学化管理,使旱作栽培技术日臻完善,生产水平日益提高,产值效益连年增长,取得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在卷烟经营中,就是要围绕一定区域内实现销量和效益最大化的目标,克服山大沟深,交通不便,经济落后等制约因素,不断完善大访销大配送现代营销机制,实现销量的稳定增长,结构的不断提升,均价,利润的连年增长,满足市场消费需求,为国家创造更多的税收.

第三,加强内部管理监督,确保国家财产安全.要树立国家利益,消费者利益至上的价值观,切实维护国家利益和消费者利益,就要严格按照国家局,省局和市局加强内部管理会议的要求和部署,建立健全各项管理制度,切实加强企业内部管理监督工作,从而确保国家财产安全.一要加强两烟生产经营过程监管,严格执行"七条要求"和"五条纪律",杜绝体外循环和违规操作.二要加强财务管理监督,认真执行预算管理,健全内控制度,规范资金管理,严格支出行业,增强费用盈利能力,提高经营效益和企业经济运行质量.三要严格执行资质认证,招投议标,比质比价采购办法,杜绝暗箱操作.四要加强党风廉政建设,抓好重点岗位,重点环节廉洁自律监督工作,对违纪违法人员给予严肃处理,杜绝腐败事件发生.五要坚持和完善民主集中制原则,建立科学,民主的决策机制,提高生产经营决策的科学性,降低经营风险.六要自觉依法按时纳税,决不偷漏国家税收.

利益价值范文篇6

烟草行业是一个集农工商贸于一体的大系统，其中不同层次、不同领域、不同类型的利益形成了一个纵横交错的利益关系网。纵向来说，有国家利益、行业利益、省级公司利益、下属企业利益、个人利益等。横向来说，有农业利益、商业利益、工业利益、消费者利益、零售户利益等。协调好各方面的利益关系是保持行业平稳发展的关键所在。在众多利益中，国家局为什么要把国家利益、消费者利益至上作为行业的价值观呢？我认为，主要是基于以下考虑：

1.树立国家利益和消费者利益至上的价值观，是烟草行业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落实烟草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烟草的本质体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本质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这就要求烟草行业除了以履行烟草专卖宗旨，维护国家利益和消费者利益、保证国家财政收入为根本任务之外，没有烟草行业自身特殊利益，就应该责无旁贷地树立国家利益、消费者利益至上的价值观，这是衡量我们是不是真心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标志。

2.树立国家利益和消费者利益至上的价值观，是对二十多年来，特别是近几年烟草行业经验与教训进行总结，所得出的必然结论。二十多年来，行业每年实现的工商税收均占国家税收总量的10%左右，亿万农民因种植烟叶而走上了致富道路，中式卷烟质量的不断提高，满足了广大消费者的吸食要求，国产卷烟牢牢的占领着国内市场。同时，我们也应该清醒地看到过去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如卷烟方面，一些企业片面追求自身的效益，生产卷烟数量超计划，结构不合理，满足不了市场需求，消费者特别是农村消费者意见突出，长此以往，必将动摇专卖体制，最终给国家、行业、消费者各方利益带来损害。

3.坚持国家利益和消费者利益至上的价值观，是国家建立烟草专卖制度的本意要求。维护国家利益和消费者利益，是烟草专卖制度的初衷，是烟草专卖法立法的宗旨，是烟草行业存在与发展的意义所在。对于烟草行业，国家利益主要表现为保证足额上缴国家税收，不断增强行业实力，保值增值国有资产，打击各种非法利益。消费者利益主要表现为提供优质产品，满足市场供应。20多年实践证明，由于长期坚持了国家利益和消费者利益至上的专卖制度，行业才能得到长足发展。

4.树立国家利益和消费者利益至上的价值观，是烟草行业应对国际烟草形势深刻变化，应持的必然态度。进入新世纪后，世界烟草形势发生了深刻变化，入世后国外烟草制品关税的不断降低给中国烟草市场带来了冲击，《烟草控制框架公约》的正式签署，使吸烟与健康问题引起社会更加关注，烟草发展环境进一步受到制约，其根本出路就在于提升烟草行业的核心竞争力。只有坚持了国家利益至上，为国家提供充足的税源，专卖体制才能巩固、延续并发展；只有坚持了消费者利益至上，得到消费者的认可，行业就成了有本之木，就能达到提升核心竞争力的目标。

5.树立国家利益和消费者利益至上的价值观，是维护烟草企业和广大职工利益的前提与条件。指出了烟草企业发展的前提与途径，是国家、企业、个人利益，眼前与长远利益的结合点，是责任与利益的统一，揭示了行业发展应遵循的规律，指明了行业发展的愿景，道出了行业发展之所依，职工利益之所系。

作为卷烟生产企业，应如何实践国家利益、消费者利益至上的共同价值观呢？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卷烟生产和消费国，卷烟生产量和消费者数量均占到全球总量的三分之一以上。吸烟有害健康，这是社会的共识，卷烟消费者不可能在一夜之间消失，国家财政不可能轻视烟草行业每年数以千亿计的税收。对于烟草卷烟企业而言，加强企业内部管理监督，提高自律能力，确保企业持续稳定协调健康发展；加快自身建设，增强社会责任，热心公益事业，树立良好企业形象；提升卷烟科技含量，提高产品适应市场的能力；进行技术革新，实施降焦控碱，生产低害产品无疑是当前最科学、理性、负责、务实的解决办法，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消费者的欲求、国家财政的需求、国人的健康状况中间找到一个合理的函数最大值，并且最终实现行业的自身价值——维护国家利益，维护消费者利益。

在维护国家利益上，我厂要切实加强两项工作：

1.要进一步发挥财务审计、纪检监察等部门的职能作用，切实加强企业内部管理监督，提高自律能力，确保企业持续稳定协调健康发展。一个时期以来，我厂经过烟叶流通领域整顿、卷烟体外循环整顿、财经秩序整顿及审前自查，应该说总体是比较好的，但也存在一些问题。当前，烟草行业上下正在学习贯彻加强内部管理监督工作会议精神，力求通过不断提高依法经营、依法管理、依法行政的能力和水平，加强自我完善、自我调节，保持烟草行业的健康发展。我厂作为行业36个重点企业之一，一是要认真学习、传达、贯彻国家局、省中烟工业公司工作会议精神，认真对照国家局关于财经管理的“四个严禁”、关于进一步整顿规范卷烟生产经营秩序的“五条纪律”和烟叶收购的“七条要求”等规定，不折不扣地加以贯彻执行；二是要完善各项制度，严格办事程序，突出四个方面的监管重点：加强“两烟”生产经营全过程管理监督，加强财务管理监督，加强对物资采购、工程建设、软件开发、卷烟促销等方面的管理监督，加强对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管理监督；三是要充分发挥财务、审计部门的管理和审计监督职能，在抓好专项检查和审计中披露问题整改工作的同时，建立财务审计监督和管理的长效机制；四是要充分发挥纪检、监察部门对监督行为的再监督作用，切实加强对党员领导干部的监督管理，把加强内部管理监督切实贯穿到加强领导班子建设、党风廉政建设和企业精神文明建设的各个方面。

2.要加快自身建设，增强社会责任，热心公益事业，树立良好企业形象。要维护好国家利益，其中最根本的一条就是要把发展作为第一要务，加快企业发展，为国家创造更多的税收来源。同时，企业的发展壮大，离不开良好的外部环境，良好的外部环境要靠企业自身的努力去创造，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企业要在社会上树立对国家负责、对消费者负责，是一个负责任的企业的良好形象。近年来，企业能够得到社会的支持，发展壮大，关键一点是妥善处理了各方面的利益关系，调动了各方面的积极性，得到了各方面的关心和支持，使企业改革与发展有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今后，企业在努力做好自身工作的同时，将继续积极热心社会公益事业，支持地方经济建设和各项事业的发展。即要进一步围绕福建省委提出的“建设海峡西岸经济区”和龙岩市委提出的“建设闽粤赣边联结沿海、拓展腹地的生态型经济枢纽，使龙岩成为海峡西岸经济区重要增长极、集聚极、辐射极”的目标，主动融入地方经济建设发展的大潮，为地方建设作出更大贡献，为企业发展创造和谐氛围。

在维护消费者利益上，我厂要着重解决两个问题：

1.提升卷烟科技含量，提高产品适应市场的能力。产品在市场上有没有较强的竞争力、冲击力，很关键是产品要有自己的风格、自己的特色，也就是要在关键技术上取得突破。我国行业内一些著名品牌的成功，原因很多，但有一点是决定性的，那就是产品的背后有强力的技术支撑，产品适应了消费者、适应了市场。我厂“七匹狼”拥有自己的一定特色和风格，但是适应市场，特别是适应和满足消费者需要还不强。因此，我们要围绕《中式卷烟科技发展纲要》，坚持“中式卷烟”发展方向，发挥龙烟技术中心作为行业技术中心的优势，发挥企业一流的生产设备的优势，不断改进制造工艺，深化精细加工理念，推行柔性加工技术，不断提高产品适应市场的能力，将“七匹狼”打造成中式卷烟的代表品牌。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利益价值范文篇7

[关键词]部门法价值；经济法价值；社会公共经济利益

法的价值是一个充满争议的法学范畴。“在法律史的各个经典时期，无论是在古代或近代世界里，对价值准则的论证、批判或合乎逻辑的适用，都曾是法学家的主要活动。”[1]法律实证主义学派认为：法律价值“这个问题是根本不能科学地加以回答的。”[2]而自然法学派则热衷于法律价值的研究。如古希腊的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古罗马的乌尔比安、西塞罗，古典自然法学派的洛克、卢梭、杰菲逊等以及当代的罗尔斯、德沃金等都曾对法律价值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并表达了这些价值在法律体系的建构及现实运作中的重要作用与功能。从形式上看，两派的态度截然相反，真理也好像非此即彼。笔者认为：两个学派都犯了一个错误，即认为公平、正义等法律价值是一个永恒的、绝对的、超验的存在物。事实上，公平、正义等是一个历史的、辩证的范畴。不同的历史形态有不同的公平、正义观，不同的阶级、阶层、社会、个人有不同的公平、正义观。这样，形而上学地研究公平、正义等法律价值，只能是两个结果：或者如法律实证主义学者凯尔森那样认为：“正义是一个人的认识所不能接近的理想。”[1]或者如自然主义法学派，在公平、正义等问题上纷争不休，莫衷一是。因此，只有我们认识到：我们所认识的公平、正义等法律价值只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的公平、正义，才能从根本上理解法律价值，我们对法律价值的研究才不至于自说自话。

一、法的价值概论

法的价值一词由两个部分组成，一个是法，一个是价值。要研究法的价值，首先必须理解价值一词。价值一词源于经济学，后来，价值一词被引入哲学、社会学等领域。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也不时使用价值一词。因此，价值一词在不同的层次与含义上被使用着。美国学者培里归纳出价值的三层含义：（1）“价值”有时被用作抽象名词。在狭义上只包括可以用“善”、“可取”和“美德”等术语来恰当地表示的东西；在广义上则包括了各种正当、义务、美德、美真和神圣；（2）“价值”作为一个更具体的名词（譬如：当我们谈及一种价值或多种价值时）。往往是用来指被评价、判断为有价值的东西、或被认为是好的、可取的东西；也被用来指是有价值或是有价值、是好的东西，“各种价值”就意味着“有价值的各种东西”、“好的各种东西”或“各种善”；（3）“价值”一词还在“评价”、“作出评价”和“被评价”等词组中用作动词。[3]价值一词既然在多种含义上被应用，人们对法的价值也就有不同的理解与应用。归纳起来，学者们对法的价值的理解大体上仍然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指功能作用；另一方面指目标。[4]在应用上，法的价值在多种含义上被使用。有的学者将其归纳为：第一，它指法律在发挥其社会作用的过程中能够保护和增加哪些价值；第二，指称法律所包含价值评价标准；第三，指法律自身所具有的价值因素。[5]法律价值的内容是多方面的，一般认为，法律价值包括和平、安全、自由、平等、秩序、文明、正义、效率等方面。[6]

笔者认为，一方面，法的价值是立法者实现一定社会目标的一种不可或缺的手段。由于立法者的目标可以为善，也可以为恶，因此，法也就有恶法、善法之分。另一方面，目的和手段是一对辩证的范畴。例如，舍身护法的人就在一定意义上把法作为一种目的。此时法的价值就有了目的性，这样看来，有的学者仅看见法的手段价值，有的学者仅看见法的目的价值，都有失偏颇。

法的价值有如此多的含义，因此，我们在研究法的价值时就必须小心谨慎，明确区分自己是在哪种含义上使用法的价值一词。为了不至于引起理解上的混乱，笔者所指法的价值是法所追求的社会价值，即在目的范畴上使用法的价值一词。

二、经济法的价值诸说

经济法的价值是经济法学的一个重要范畴，与经济法的其他范畴一样，学者们对经济法的价值的看法五花八门，不尽一致。归纳起来，主要观点有：（1）经济法的价值是经济法通过其规范和调整所追求的目标。它表现为实质正义、社会效益、经济自由和经济秩序的和谐，他们本质上是统一的，但又表现为不同的方面。[7]（2）经济法的价值，也具有秩序、效率、公平、正义等价值，它的价值链的中心环节也是效率与公平；它固有的基本价值取向是社会本位，当20世纪与21世纪之交，它还要兼顾国际社会利益。经济法的中心价值环节应是：社会总体经济效率和社会总体（实质）经济公平。[8]（3）经济法价值主要指社会整体效益和公平。[9]（4）经济法的价值是“整体效益”。[10]（5）经济法的根本价值取向是权力与权利交融的系统化秩序。[11]（6）经济法的价值是“公平、效率”。[12]（7）经济法的价值是“发展、安全、公平”。[13]（8）经济法的价值是社会公平、经济民主。[14]（9）经济法的根本价值取向是“社会整体利益”。[15]（10）经济法的主导价值理念是“社会公益”。[16]（11）经济法的价值包括“存在价值（商品经济的普遍法）、法权价值（权力规制）、资源价值（发展公平）、社会价值（经济安全）”。[17]（12）经济法的价值主要有二：一是社会经济福利价值，二是经济民主价值。[18]（13）经济法价值目标体系分为两个层次，工具性价值包含结果公平、经济安全和体制效率；目的性价值包含可持续发展。[19]（14）经济法的价值体系分为经济法价值和经济法使用价值。经济法的价值是政府经济管理体制。经济法的使用价值是经济法的功能，其有四个层次：第一层次是终极使用价值，表现为保障和促进政府经济管理体制的运行效率的提高的功能；第二层次是主导使用价值，表现为保障和促进和平时期或战争时期政府经济管理体制的运行效率的提高的功能；第三层次是集合使用价值，表现为保障政府经济管理职权的有效实行的功能；第四层次是分类使用价值，表现为保障政府经济管理主体及其职权、职权运行、运行方式等协调、稳定和发展的功能。[20]

三、确立部门法价值的准则

笔者认为，要确立一个部门法的价值，必须遵循以下五个准则：第一，必须反映该部门法总的价值，即不能将一个部门法的子部门法的价值作为整个部门法的价值。例如《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价值是经济法的一个子部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价值是消费者利益，但不能将消费者利益作为整个经济法的价值；第二，该价值主要由该部门法体现，即法的一般性价值不能作为部门法的价值。例如公平、正义、秩序等是法的一般性价值，每一个部门法、子部门法、孙部门法等都必须在自身的领域内反映和追求公平、正义、秩序。一个国家的全部的法律在各自领域的公平、正义、秩序相互协调、相互配合，就在整个社会领域反映和追求整个法的公平、正义、秩序等。但不能把公平、正义、秩序作为各部门法的价值；第三，必须明确界定是在手段属性还是在目的属性上使用法的价值一词。例如，在法的手段属性使用法的价值，必然会看见法的背后是国家，从而得出经济法的价值是政府经济管理体制也就顺理成章。在法的目的属性上使用法的价值，则必然会看到经济法的各层次目的，经济公平、经济民主、经济安全、经济效率、经济秩序、正义等的观点也就天女散花、层出不穷；第四，必须体现出部门法的价值层次与体系。前文已指出，目的和手段是一个辩证的范畴，目的是一个多层次的体系。一个部门法的价值总是各个子价值构成的价值体系。此时，必须在部门法的各层次目的的基础上进行抽象和概括。即必须区分子价值与终极价值、次要价值与主导价值、手段性价值与目的性价值。例如，经济秩序对于效率来说是手段性价值，利益可分为经济利益、政治利益和社会利益。以此为标准，经济法主要保护与促进经济利益，行政法主要保护与促进政治利益，社会法主要保护和促进社会利益。所以笼统地以社会整体利益来概括经济法的价值，就没有区分开社会利益与经济利益；第五，必须鉴别部门法的价值竞合与互补。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一个社会价值目标往往由几个部门法相互配合、相互协调来实现。当然，各部门法的功能有主次之分。比如社会公共利益主要由经济法实现，但民法也会体现这一点，即表现在民事法律行为的社会公共利益原则。但不能由此而认为，民法的价值目标是社会公共利益。另一方面，当一个部门法的价值目标与另一部门法的价值目标相冲突时，必须有所取舍。例如，民法的所有权绝对体现了权利本位价值，但与社会公共利益价值相冲突。因此民法的所有权绝对就受到限制。但民法的价值并不因此而改变。

四、经济法价值诸说之评价

根据上述标准，对各种观点进行分析与评价。本文认为：

观点（1）有一定道理。但在理论的概括和抽象上有失简单。其没有将法的目的性价值分层次系统考虑，抽象出最根本的价值，而简单列举几个方面，失于凌乱和简陋。而且把实质正义作为经济法的价值，根本不能反映经济法的独特价值，难道民法追求的正义就不包括实质正义？实质正义是法的一般性价值，只有通过各个部门法相互协调配合、共同追求和维护，实质正义才能够实现的。

观点（2）比较系统，有层次。不过本文认为，该观点也有所不足。以社会整体经济公平作为经济法的价值是不妥当的。因为社会整体经济公平更多地属于社会法的范围（主要是社会保障法）。

观点（3）把公平作为经济法的价值，混淆了法的一般性价值与部门法的价值。例如，我国《民法通则》和《合同法》都把公平作为它们各自的基本原则，难道民法就不追求公平？

观点（4）的缺陷在于没有区分经济效益、政治效益与社会效益。因为“整体效益”是经济效益、政治效益与社会效益的上位概念，所以把整体效益作为经济法的价值是犯了逻辑上的错误的。

观点（5）把权力与权利交融的系统化秩序作为经济法的价值则在价值的层次上低于利益的价值层次。因此该观点在理论的抽象与概括上还可以深入。

观点（6）、（7）的缺陷与观点（3）的缺陷如出一辙。

观点（8）将经济公平作为经济法的价值是值得商榷的。第一，经济公平更应该是社会法的价值范畴（如社会保障法），而不应是经济法的价值；第二，经济民主也不是经济法的价值。恰恰相反，经济民主是民法的价值范畴。我们知道，民法以权利为本位，强调意思自治与自由。而权利本位与自由是与民主一脉相承的。因此，将经济民主作为经济法的价值是南辕北辙的。

观点（9）、（10）与观点（4）有相同的缺陷。

观点（11）有三点缺陷。第一，“存在价值、法权价值、资源价值、社会价值”过于抽象，难以反映经济法的价值。例如，难道民法价值就不包括“存在价值、法权价值、资源价值、社会价值”；第二，权力规制作为经济法的价值没有很好的区分经济法与行政法；第三，经济安全并不仅仅是经济法的价值，民法必须而且也能够以经济安全为其价值。很难想象，没有民法，经济法能够单独维护经济安全。

观点（12）有两点值得商榷。第一，将经济民主看作经济法价值显得过于牵强。该观点把经济民主归纳为“规范政府对市场的干预，矫正经济过度集中以及克服市场失灵为己任。”[17]但我们知道，经济法的主要功能是对市场失灵的矫正，而市场机制本身才充分代表了民主与自由。例如垄断，只是经济民主的负面结果，而不能说是经济专制。这样，恰恰相反，经济法并不体现经济民主，反倒是体现经济集中。当然，本文作者并不由此得出经济法的价值是经济集中的结论。第二，社会福利价值也不能概括经济法的价值，而应该是社会法的价值的概括。

观点（13）的长处在于比较系统：把经济法价值分为两个层次：一个是工具性价值，一个是目的性价值。但其也存在不足。第一，把经济法工具性价值归纳为经济安全、结果公平。以笔者的观点，结果公平应当是社会保障法的内容，不是经济法的价值。因为即使反垄断法与反不正当竞争法也只是维护一个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而不是追求什么结果公平；第二，将经济安全作为经济法的价值不能自圆其说。这与观点（11）的缺陷是相同的；第三，将可持续发展作为经济法的目的性价值也是片面的。理由是：首先，通说认为，经济法体系的核心是竞争法和宏观调控法，主要作用与克服市场失灵，也就是说经济法的主要任务并不是可持续发展。当然经济法要体现可持续发展，但这属于部门法的价值竞合问题，而不能说可持续是经济法价值；其次，可持续发展的价值目标是法的最高价值目标，所以不能可持续发展作为经济法的价值。例如，民法、经济法、行政法等部门法的价值与可持续发展冲突时，都必须定位于可持续发展价值，但可持续发展并不因此成为民法、经济法、行政法的独特价值；最后，可持续发展应当是环境法的价值，环境法也主要把可持续发展作为自己的价值取向。

观点（14）视角独特，可谓独树一帜。其对经济法手段性价值———政府经济管理体制的法律形式的论述无疑是极富创见的。把经济法的使用价值归纳为四个层次也可成一家之言。但是该观点似乎偏重于法的形式和功能，忽略了法的背后内容（利益、正义等）。

五、结论

基于上述分析，笔者认为，经济法的价值在经济法的目的范畴意义上（至于经济法其它范畴意义的经济法价值，不在本文范围之内）是社会公共经济利益。这个定义既在理论有足够的抽象和概括，又反映了经济法的本质和重要功能。

第一，从经济法的功能来看，经济法的主要功能就是维护社会公共经济利益。无论学者们的关于经济法范畴的观点有多大的分歧，但对于经济法体系的核心是竞争法和宏观调控法这一点，学者几乎空前的一致。我们知道，竞争法和宏观调控法主要就是作为市场失灵———社会公共经济利益受到损害的对策法而产生发展的。

第二，从社会公共经济利益来看，社会公共经济利益主要是由经济法来保护、促进的。而这又是由经济法的主要功能决定的。而其它部门法虽然也对社会公共经济利益有保护和促进的作用，但并不是主要的，例如，民商法以权利为本位，强调自治，主要保护和促进的是个人利益。行政法以政治统治为本位，主要保护和促进国家统治利益；社会法以社会利益为本位，主要保护和促进社会利益。

第三，从价值范畴的抽象与概括来看，经济效率、社会经济公平、经济民主、经济安全等范畴都不是经济法的独特的或者主要的价值。因此，虽然经济效率、经济安全、经济公平、经济民主是经济法所要追求与维护的，但它们并不是经济法的主要和根本的价值所在。例如，经济法的性质之一是经济集中，所以经济民主并不是经济法的主要目的，甚至相反。学者们的经济公平强调结果公平，则导致经济法的价值更加混乱。因为：首先，这就使经济法理念倒退回计划经济时代的平均主义。其次，经济公平本应是社会法（主要是社会保障法）的价值。即使学者们会辩解，那结果公平与社会保障法的价值又有什么区别呢？

第四，从部门法价值体系的角度来看，民商法价值是权利本位，行政法价值是政治利益，社会法价值是社会利益，经济法价值是社会公共经济利益。从而清楚地区分了经济法价值与其他各部门法的价值。

第五，从部门法价值的概念体系来看，利益分为经济利益、政治利益、社会利益等，因此“社会公益”、“社会整体效益”、“整体效益”等概念是社会公共经济利益的上位概念，因此，把这类概念作为经济法的价值，必然过于宽泛。

第六，从法的价值层次来看，“秩序”、“安全”、“发展”、“民主”、“公平”、“正义”等显然不是同一层次的法的价值，因此，把它们并列为一个部门法的价值，显然是犯了逻辑体系上的错误。

概而言之，经济法的价值是社会公共经济利益，这样既突出经济法的独特的价值取向，从而与其它部门法价值区别开来，又反映了经济法的根本的价值取向，从而将一些层次较低的价值和次要价值概括进来，避免了经济法价值概念的庞杂。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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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单飞跃。经济法的法价值范畴研究[J].成都：现代法学，2000，（1）。

利益价值范文篇8

一“价值”的阐述

“价值”一词被广泛应用于哲学、经济学等各个学术领域，对价值的概念，有多种认识，我国学术界普遍认为有如下两层涵义：1、是指凝聚在商品中的社会必要劳动。2、是指客观事物的有用性或具体的积极作用，在这里，笔者认为作第二种解释较好。

“价值”作为客观事物一种有用性或积极作用，笔者认为应是客观事物的一种特性，这种特性基于物的根本属性产生，包括其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它外在的表现为物的有用性或具体的积极作用，即对人有用的、有利的、能够满足人类某种需要的东西。这里的物应作哲学范畴理解，即其不仅指物理意义上的物，还包括一切社会观念性的东西，如：正义、秩序、平等、安全等。有学者认为：“价值首先表现为一种关系”，“它产生的前提是人的需要”，对此，笔者不敢苟同。物的价值是基于其根本属性产生的，客观事物所固有的属性多种多样，可以在不同的方面满足人的需要，每个人可能只会同其中一个或几个方面建立起价值关系，而且，这些有用的属性，有的会自动暴露于人们面前，为人们感知而满足人们，而有些则不会自动的暴露出来直接展现于人们面前，不能为人们意识到，或即使意识到它们有用，但未能掌握它们的使用方法，人们不能主动的和客观物建立起一种价值关系，那在这种情况下，该物是否就失去了其价值的存在？如果失去了价值，是否就意味着该物所具有的客观属性不存在了呢？如果是这样，那是否更进一步意味着该物的灭失呢？很显然，是不可能的，由此可见，价值具有一定的客观性，它离开客观事物的根本属性，就失去了赖以存在的客观基础和源泉。所以，笔者认为：价值是客观事物的一种特性，这种特性基于物的根本属性而产生，它外在的表现未一种有用性或具体的积极作用。

此外，价值虽然具有客观性，但它又与人们受一定社会历史条件所制约的需要、利益、兴趣、愿望密切相关，受当时社会历史条件的制约，人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变化了、发展了，人们的价值标准或所追求的价值及其构成迟早也要发生变化，而且，作为客观事物根本属性的社会属性也会随之变化，同样也造成价值的历史变化。所以，价值还是一个历史范畴，根本不存在永恒的价值规范和价值标准。

二“利益”的阐述

利益是和价值相近的一个概念，有些人则完全把利益等同于价值，忽略了二者的区别，在笔者看来，二者虽意义相近，但与价值相比，利益还是具有自己显著特征的，依然可以区别开来。首先：利益表征的是一种关系，建立在人与客观事物之间，这里的客观事物也包括作为利益主体的人。利益产生的前提是人的需要，产生的基础是客观事物所具有的价值，所以，笔者认为利益就是一定程度上物的价值的实现。其次：利益具有实践性，利益作为主体对客体的一种主动关系，是通过人的实践建立起来的，即人在某种需要的驱使下，作用于客体，同客体建立起价值关系，这时才产生利益。第三：利益具有主观性，客观事物对主体有无利益、利益的大小，一方面取决于其自身的价值，而另一方面，则取决于人的主观需要，及需要程度的大小。利益不会脱离于客观物存在，更不会脱离于主体存在，而且是相对于主体而言的，没有利益主体的利益是不存在的。最后：利益具有相对性，利益产生的基础是客观事物的价值，其外在的表现为一种有用性或积极作用，但这种有用性只对有需要的、并通过实践与之建立起价值关系的主体发生作用，并非对所有社会主体都发生作用，只相对于特定主体而言。所以，笔者认为，利益是客观事物的价值的实现，这种价值实现是作为利益主体的人基于自身某种需要通过社会实践与客观事物主动的建立起的一种关系，这种关系产生的基础是客观事物的价值，产生的前提是人的需要，产生的方式是社会实践。

利益根据不同的标准可以划分为不同的种类，如根据内容性质的不同，可以分为物质利益、政治利益、精神利益，根据利益主体的不同，可以分为个人利益、国家利益、社会利益等。

三法的价值及价值本质

对法的价值这一概念，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理解，1、法所要实现的价值，也有学者将其表述为法所中介的价值，即法的目的价值，包括公平、正义、秩序、效率、安全等。2、法自身所具有的价值，指法律在形式上所具备的值得肯定的或“好”的品质。3、法所具有的工具性价值，即法作为一种工具，在各种利益发生冲突时，它所发挥的一种评价性作用。对法的价值的认识，学术界基本上是一致的。

对法的价值的本质，笔者想谈一谈自己的认识。就法的产生来看，法是阶级利益分化的产物，从这一视角分析的话，可以说利益是法产生的基础，利益的分化是法产生的前提。而法作为一种政治上层建筑，它所体现的首先是统治阶级的意志，统治阶级作为一个社会阶层，它的意志必然要体现和反映该阶级的利益。“法的功能则在于调整各种社会关系，实质上也即调整各种利益关系”，统治阶级将法作为一种制度、一种工具，在与被统治阶级之间做出一种有利于统治阶级的利益界定和利益分配，同时，在统治阶级内部，协调各方的利益，维护一定的利益秩序，通过法这一制度来降低执政成本，巩固其统治地位，其最终目的也是实现其自身的利益。在这两种利益界定和分配得以实现的同时，法的价值也得以实现。法的诸多目的价值，如正义、平等、秩序、安全、效益等，在笔者看来，都无一例外的可以视为一种利益，而且它们也正是一种以社会观念形态存在的利益，这种利益可以相应的划入物质利益、政治利益、精神利益等范畴。而正义、公平、秩序、效益等不过是披着“美丽外衣”的各种利益在不同社会生活领域的反映和表象而已。所以，笔者认为：法的价值的本质，即是一种利益，但具体是何种利益，则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对待，根据利益冲突的双方、冲突发生的社会背景、冲突利益的类型等具体情况考虑。

社会的发展，社会主体的多样性、主体需求的多样性，客观事物根本属性的多样性等这些都决定了利益的多样性，更造成了利益在各主体间的剧烈冲突，同时也决定了各种利益的必然冲突，而且，这些冲突是在所难免的，在冲突发生的情况下，如何取舍，取何方利益或何种利益，舍何方利益或何种利益；在制定、适用、解释法律时，必然会产生一些根本性的问题，对这些利益如何评价？用什么原则来决定它们相互之间的分量？在发生冲突的情况下，那些利益应该让位？成为人们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而这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法的利益本位问题，或者说法律在调整个人利益、社会利益、国家利益的关系方面发挥作用时，调节的前提是什么的问题。

不同的法律是建立在对个人利益、社会利益与国家利益相互关系的不同认识之上的。因此，对于法的各目的价值，笔者认为应当做出一定的价值梯度的划分，而且，法的各目的价值是应该具有价值梯度的。如果从法的整体性或抽象性来看，正义、平等、秩序、效益等各法的目的价值应是平等的，都作为法共同的价值取向而地位平等的相互依存，但法作为利益调整的工具，其作用体现在“社会失灵”的情况下，也就是在出现利益冲突的情况下来发挥其作用的，而且，作为抽象概念上的法在社会生活中是不具体发生作用的，它的作用的实现则要靠具体的各部门法来实现，而各部门法，都有其独立的调整对象，每一部门法如果都将这些目的价值作为其平等的价值目标而存在的话，则会陷入一种自我纠缠、难以自拔的困境中。所以，笔者建议在各部门法中，根据其调整对象等具体情况对法的目的价值做出一定梯度的划分，这样有利于目的价值的系统化，有利于各部门法的立法和实施。有学者认为由于不能对法的目的价值足够精确的量化，因而不能建立和划分价值梯度。但笔者认为：该论断理由是正确的，但结论却绝对化了。诚然，作为社会观念形态的正义、秩序、安全等法的价值是无法量化的，但是，无法量化并不意味无法进行比较。在利益冲突没有发生时，冲突双方和利益类型是不确定的，但在具体利益冲突发生时，冲突利益的类型及冲突双方就确定了，这时，作为法的价值本质的利益就可以相对量化进行比较，“两利相较取其大，两害相较取其小”，并不是要将其绝对数量化以后才可比较。也并不是要拿出一套绝对顺序化的书面的1、2、3、4……的东西来展示给大家。所以，价值梯度的确立应作为一种原则性的指导，不能陷入教条之中，更不能死搬硬套，而且，这种划分，要根据冲突发生时的具体情况而定，切忌“一刀切”。

四经济法的价值及价值本质

经济法作为一个独立的法学部门，它的价值如法的价值一样有如下三层含义：1、经济法所要表现的价值，即经济法的目的价值，它要表现和促进哪些价值。2、经济法自身的价值，即经济法作为调整社会关系的手段本身的特殊价值。3、经济法所具有的工具性价值，即经济法在其所调整的领域内发生利益冲突时，它所发挥的评价作用如何界定各方利益。

对经济法价值的分析，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来加以分析，一是经济法产生的背景，二是经济法的体系。

一经济法产生的背景

早期的资本主义是一种完全竞争的社会，社会的每个主体在经济生活中都是完全自由的。这种社会模式的形成与建立受到了古典政治经济学代表人物亚当·斯密、重农主义思想和边沁的功利主义思想的影响。亚当·斯密基于资产阶级的人性论和自由主义提出：“人类的一切活动都是为了追求个人利益，它是人们从事经济活动的唯一动力，是人的天性，凡是人都有这种要求，人类的利己心促成了变换”，他认为，每个人虽然追求的是个人利益，而没考虑到他人的利益，但是追求个人利益同社会利益不是矛盾的，而且是一级的，“每个人改善自身境况的一般的、经常的、不断的努力是社会财富、国民财富及私人财富所赖以产生的重大因素”。在斯密看来，政府对自由秩序的干预都几乎是有害的，抽象为“经济人”的个体在自私追求个人利益的同时，他们好像为“看不见的手”引导而实现公众的最佳福利，这是所有可能出现结果中最好的。产生于18世纪中叶的法国的重农主义，把农业中的“自然秩序”推崇到了整个社会领域，崇尚“自然秩序”，反对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主张自由放任。边沁的功利主义思想认为：“社会是一个个人的总和，社会利益是个人利益的总和。只要每个人真正追求他自己的最大利益，最终也就达到了社会的最大利益”。在这几种思想的影响下，早期的资本主义举行完全竞争，国家在社会生活中只充当了“守夜人”的角色，对社会经济生活完全放任，相信其可以遵循“自然秩序”。这种思想在当时占据了主导地位，政府也就作为一个“夜警政府”，除赋税外不再承担任何经济职能，因为他相信，他所统治的“经济人”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过程中，可以自动实现整个社会利益的最大化，同时也就达到国家利益的最大化。

这几种思想在早期的资本主义发展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它们犯了一个共性的错误，他们都忽视了社会关系的存在，割裂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把人看作是绝对独立的个体，而社会是一张“关系之网”，每个人都处在这张网之中，牵一发而动全身，个人利益最大化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会与他人利益、社会利益、国家利益发生冲突。但随着经济进一步发展，生产和资本进一步集中，不可避免的导致了严重的后果。19世纪末20世纪初席卷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打破了“自然秩序”的神话。社会经济过度集中，各种形式的经济垄断大量出现，工人大量失业，社会贫富差距悬殊，市场秩序遭到“理性经济人”的严重破坏，整个社会处于近乎瘫痪状态，这时，充当“守夜人”的政府发现，他们所推崇的“自然秩序”原来只是一种理想，放任主义非但没有促进社会利益的增加，反而对其造成了破坏，于是，应运而生的凯恩思主义通过主张国家对经济的全面干预，不仅拯救了资本主义世界，也促成了实质意义上的经济法的诞生。同时资本主义集团为了各自的利益，发动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战争经济法”也应运而生。所以，从这一时期看，经济法在诞生之初，就承担了维护社会经济秩序，维护国家利益，抑制贫富差距的扩大，实现社会公平的职能，而作为国家干预经济之法的经济法，它最后所要维护的仍然是一种社会利益和国家利益。

二经济法的体系

经济法经过长时期的发展，已经形成了一个多层次。门类齐全的经济法部门组成的有机联系的统一整体。其主要内容包括市场管理和宏观调控两大部分。

市场管理法究其本质是国家权力对市场交易活动的依法适度干预，而其根源则是市场失灵。它的宗旨在于重现和复制公平的市场交易活动，自由竞争是市场经济的根本属性、主要优点和发展动力，要发展市场经济必须促进和维系市场自由竞争，而要实现这一点，最根本的在于赋予和保障市场自由竞争权，作为市场管理法核心和基础的市场竞争法很好的承担了这一职能，它的建立旨在维护公平的市场竞争，通过禁止不正当的竞争行为和限制竞争行为，为社会各主体创造一个良好的竞争环境，提供给大家公平竞争的机会，在全社会实现竞争民主。

宏观调控法其本质是国家通过经济政策间接影响市场主体经济行为的法律手段，和市场管理法不同的是他的干预是间接的，他主要通过一些诸如货币政策、财政税收政策等经济性的政策来影响市场主体的具体经济行为选择。市场经济不是放任自流的无政府主义经济，宏观调控可以校正市场经济的发展方向，协调市场经济的总体平衡，调节市场经济的发展态势，维护市场经济的宏观秩序，抑制市场主体的贫富差距，促进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利益价值范文篇9

一、民法学视角下冲突的类型及成因

在民法学视角下因为观察问题视角的差别而对法律冲突有不同类型的归纳，其中法规范冲突是对于文本上或者运行中具体法规范关系的考察，是居于表象层面的民法冲突;②而法价值冲突则是超越法规范冲突单纯对于规则的考察，涉及到法与周边社会因素综合考量的问题，主要涉及社会的价值判断问题，属于民法冲突的深层表现;③法规范冲突和法价值冲突不能在具体规范的层面上予以解决，最终都涉及到揭示其所包含的利益冲突的问题，社会主体多元化的利益冲突是民法视角下冲突的根本成因。

(一)法规范冲突是民法学冲突的表象

民法冲突首先表现为民法规范上的冲突。④民法视角下的法规范冲突一般应排除显性的法规范冲突，仅指解释适用法律规范的过程中，因相同位阶的法律规范———既包括规则也包括法律原则———之间，因为具体个案纠纷的处理而具体显现的冲突。例如《合同法》第51条关于无权处分合同效力待定的规定与《物权法》第106条善意取得的规定。⑤两个法条所涉及的民法规范相互冲突在适用的过程中不能自我解释，如果符合《合同法》第51条规定的条件，无处分权人取得处分权或者得到原权利人追认，那么无论第三人是善意还是恶意，都因为合同从效力待定变成有效而正常的取得权利。此时第三人取得权利是基于有效的合同继受取得而无需适用善意取得制度即可对抗包括原权利人在内的所有不特定主体。而与之相反的话，则无权处分人与第三人的合同无效，此时第三人要适用善意取得制度对抗原权利人，则其隐含的一个条件是“转让合同无效”，而如果按照我国学界债权形式主义物权变动模式的解释，则只能把善意取得合同认定为有效才符合法律制度的内在逻辑。［3］法规范层面的民法冲突虽然常表现为隐性，但仍然是民法冲突的表象。因为从立法者的角度来说是不能容忍法规范冲突的存在的，显性的法规范冲突会因为法律的位阶等规则得到协调，或者说法律所意图构建的秩序应是自我完善的。而法规范冲突的隐性存在则是因为民事立法过程中某一时点追求的价值目标出现不一致，或者说在此处所欲追求的价值目标与彼处欲实现的价值目标有不一致时，意欲自我完善的秩序无形中让位于多元的价值追求。

(二)法价值冲突是民法冲突的深层表现

价值冲突是民法冲突的深层表现，无论是立法中的价值选择还是司法中的价值判断，都表现为对法规范冲突的具体价值考量。虽然可以从价值目标的角度概括，认为秩序、正义、自由、效益是法律的基本价值，［4］(P195)但是在同一法域下，法律不可能达到同时实现所有目的价值的理想境界。法价值是一个由多种元素构成、以多元形态存在的体系。从一个时点看，可以说某一种价值居于首位，但从社会发展的过程看，多元价值是法价值的基本表现，价值冲突存在也是必然的。例如，在有关工伤保险与侵权责任的人身损害赔偿的适用中，就有法价值冲突的明显表现。甲汽车维修企业的员工乙在上班期间乘坐同事丙驾驶的维修后的车进行试车，与另一人丁驾驶的车发生交通事故，交通管理部门认为丙负全部责任，在这个案件中乙既符合工伤保险适用的条件，也符合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的构成，两者的赔偿是不一致的，工伤保险的赔偿要少于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的赔偿。《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第11条、第12条①和《社会保险法》、《工伤保险条例》在法条的具体规定上是没有矛盾的，但是受害人在主张赔偿的问题上，却因为工伤保险赔偿的数额低而要求选择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裁判也倾向于选择赔偿多的结果，这反映了追求社会公共利益的社会保障法和主要针对私益进行救济的侵权责任法之间是有着价值选择上的冲突的。当这些价值发生冲突时，要以现代民法的精神和理念为指导，或者说只能以基本的价值共识来确定法律价值体系中的价值位阶。法律的价值冲突是多义的，按照卓泽渊的概括:“它可能是指法的价值准则、观念之间固有的内在矛盾及其现实化;它可能是指不同价值主体之间在价值观念、认识、选择等问题上的相互对立情形;它还可能是指法律体系、法律制度、法律规范之间冲突所蕴涵的价值对立状态。”［5］(P587)同时法的价值冲突还可以区分为真实冲突和虚拟冲突，法的价值冲突的真实冲突也就是实实在在客观存在的冲突;而法的价值的虚拟冲突则是由于人们认识上的错误，以为存在其实根本就不存在的冲突。［5］(P602－603)在民法学研究的视角下，法的价值冲突主要指价值准则和观念本身固有的矛盾，而且应是法的价值的真实冲突。

法的价值体系虽然以公理化体系或形式化体系表现，以自我完备为应然状态，但是实然状态不可能既是完备的又是无矛盾的，它只能以牺牲完备为代价来维持其无根本矛盾，并且不断构建新的价值体系，用来应对客观世界和现实世界中的新的不确定因素。例如《工伤保险条例》和《社会保险法》是为了给予劳动者以及时、全面的救济，其价值目标在于社会的秩序、正义和效率，但是无过错归责的工伤保险作为社会保障的手段无法实现对于受害劳动者的完全的赔偿，工伤保险以保障劳动者的生存和劳动力的再生产为宗旨，而侵权责任的救济以个体的损害填补为宗旨，其所考虑的影响价值判断的因素是不完全相同的。②实际上发展中的社会，各种影响价值判断的社会因素时刻以偶发的、变换的方式挑战人们进行价值选择的确定性、稳定性。“人们被投入到了一个未知的、不确定的世界中，很难一劳永逸地找到解决法的价值冲突的根本方法。”［6］

(三)法益冲突是民法冲突的根本成因

法益冲突是民法冲突的根本成因，这是由多元的社会利益结构所决定的。法价值冲突的深层原因在于对各种价值的内涵界定不清，或者对各种度量要素的认识不清，甚或究竟有多少度量要素是未知的也不清楚，但是在冲突的场合从逻辑上可以推知利益的区分，所以民法冲突的原因不是理想图景上的法价值冲突，从根本上说是现实意义的利益冲突。民法调整市民社会中的利益关系，而市民社会的利益关系典型表现为利益主体的多元化和逐利行为的多样性，处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时期的我国社会也不可避免产生各种利益冲突，只有通过调整各主体之间的利益关系，完善利益分配中的平衡机制才能消除利益冲突。“在价值取向多元的背景下，人们讨论价值判断问题，讨论者的阅历、教育背景以及个人偏好的不同，而持守不同的价值取向。”［7］按照赵震江的界定，利益冲突是“利益主体基于利益差别和利益矛盾而产生的利益纠纷和利益争夺”。［8］(P250)在解释适用民法规范裁判民事纠纷的过程中，都要求平衡个体因追求利益最大化而引起的各种机会主义行为的冲突和对抗，将利益实现限定在一定的秩序框架内。民法作为保护私益为价值选择的法律在界定利益关系方面应该是以控制当前社会利益冲突为选择的。

我国现阶段属于转型时期，“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不同的利益群体乃至有组织的利益集团的形成，立法是各种利益衡量的结果，这种结果最后就凝固在具体法律制度之中，并且通过制度利益表现出来”。［9］不仅立法，在法律解释适用的过程中，各种利益冲突更是表现为一种客观存在。①不能放任利益冲突显而易见的表现为法规范的冲突，也不能在某一类型的案件解决中以具有冲突的价值判断去确定裁判的结果。在解决司法难题的过程中，只能对各种民事法益进行具体的衡量，在利益关系上达到一个动态的平衡关系，由于每一具体的场合都或多或少的具有其个性，相关的周边因素会影响到具体民事法律关系的分析，所以考虑的利益也不应该是固定的而应该是处于变化中的。

二、为什么需要进行利益衡量———民法方法论的进化

(一)利益衡量不仅是个案的解决方法更是一种民法方法论

基于前文的论述，利益衡量是民事立法和司法过程中必须把握的一种方法，尤其是在解释适用民法规范的过程中，个案的利益衡量成为一种常态。“之所以必须采取‘在个案中之法益衡量’的方法，正因为缺乏一个由所有法益及法价值构成的确定阶层秩序，由此可以像读图表一样获得结论。”［10］(P279)随着利益衡量在解释适用法规范中的经常应用，利益衡量也从个案的处理方法发展为民法解释学中的一种典型的方法论。②随着社会的发展及在个案解决中普遍的采用，利益衡量论已经超越了其作为对立法者的利益评价的探寻来补充法律漏洞的法律解释方法的意义，发展为支配整个裁判过程的法学方法论。利益衡量论的主要内容在于强调在裁判的过程中排除法规的束缚，依据对各种利益的衡量的价值判断得出裁判的结果。以法规范冲突的解决为例，《合同法》第51条从真实权利人的利益出发判定为合同效力待定，但是在此场合还有代表交易安全的第三人的利益需要保护，同一案件事实符合两种规范构成，究竟在此场合需要保护原权利人还是代表交易安全的善意第三人。在文本上现行《物权法》第106条的表述实际上回避了这一规范冲突的存在。可以说在这样的场合，法律规范本身没有表现出冲突的内容，但如果原权利人和善意第三人分别从合同的效力和善意取得角度主张救济，则隐藏在法律规范背后的潜在冲突就马上被“激活”了。司法过程虽不能使其具有绝对唯一的解决方案，但通过利益衡量却可以明确民法预设的秩序价值目标的所在，其方法论意义不容忽视。

(二)作为民法方法论的利益衡量论的构成

作为方法论的利益衡量论其基本主张是裁判过程中的实质决定论，裁判者论证裁判结论的逻辑是法律之外的其它实质性因素而不是法律的构成，根据“法感”①得出的初步结论是与法律规范相分离的，再根据当下利益衡量结合具体案情论证符合法规范构成的结论。

日本学者加藤一郎认为:“在裁判过程的一开始，就应该有意识地排除既存的法律规范，在一个完全空白状态下，考虑这个纠纷的解决方案。”［11］(P25)当然这种标准并非全然抛弃法律的规范，其根本依据仍然是法律规范所欲构建的秩序，只不过该根据并不直接指向文本上的法律，而是日本学者大村敦志所言的法律内部的标准或者内在型的标准，成文法立法下法律规范所欲构建的秩序是通过其文本表现出来的，但是其所欲构建的秩序又不仅仅是文本所体现的内容，只有超越文本才能为疑难案件找到其规范上的真正依据，这种超越获得的是法律外在的标准或者超越型的标准，即不是考虑民法现有成文法规范，而是解释者从具有基本价值共识的立场出发来建议就该问题、该规定进行一定处理的标准。［12］(P95－96)换句话说，利益衡量论是站在实体法之外所存在的正确的自然法来评价实体法，而且非常重视在衡量过程中对人的法意识以及社会经济发展变化的考察。而利益衡量的根本出发点，是普通人的标准而不是法律人的标准立场，其基本点是不能违背社会常识。但是通过这一利益衡量的过程所得出的结论还不是最终的结论，基于成文法传统，到了最终合理结论的判断上，除了法规范之外的实质的理由以外，还必须有一定的基于法规范的形式理由。当然，按照利益衡量论的要求利益衡量的工作还不止于此，在通过“法感”形成初步结论之后，还必须将其类型化。

在仔细分析各种相互冲突的利益的基础上，确立各种利益的次序框架及其次序的判断标准，以作为同一案型纠纷解决的基准。基准和现实之间的互动是毋须多言的。进行类型化的处理是为了法律处理相互间的平衡，同时也是为了明确利益状态的差异和法律的大众化。

三、利益衡量的前提和基础———利益衡量和价值判断的关系

(一)寻求价值共识是利益衡量的前提

方法论上确认利益衡量论首先就是承认法规范及法律裁判均包含价值判断，民法方法论的课题即在于寻找使价值判断客观化的方法。在不同层次的民法冲突的解释中，价值冲突居于中间的状态，既不像规范冲突那么表面，也不如利益冲突那样复杂，只需要找到最低限度的价值共识，就可以寻找到解决价值冲突的路径。

在对民法冲突解决的论证途径中，“因为确定讨论者在进入论证程序时共同的‘先入之见’———即最低限度的价值共识，对于民法学者讨论价值判断问题至为重要。离开了最低限度的价值共识，民法学者就无以达成相互理解，也更谈不上在具体的价值判断问题上形成共识”。［1］

在基本原则层面达成的价值共识是否可能，需要通过价值判断背后所对应利益关系来揭示。这里要强调对民事法益的协调，法益是由法所保护的、客观上可能受到侵害或者威胁的人的生活利益，法益冲突不是权利冲突，也不是非法利益冲突，是一种合法利益由于立法的不周延性和滞后性导致的冲突。因此，在实证分析的基础上对民事立法、司法中的法益冲突进行分析，才能建立解决法益冲突的利益评价标准和机制。

在讨论价值判断和利益衡量的关系时，“必须确认这样一个前提，民法学者讨论价值判断问题时，即使遵循上述论证规则，也未必一定能够在具体的价值判断问题上达成共识”。［1］在进行利益衡量的时候，依据最基本的法的价值秩序，首先取决于此时涉及的一种法益较他种法益是否有明显的价值优越性，在大多数案件中，或是涉及位阶相同的权利间的冲突，或者正因涉及的权利如此歧异，因此根本无从做抽象的比较，例如个人的自由权与社会法益的冲突，新闻自由与基本人格利益的保护之间的冲突。［10］(P285)最低限度的价值共识应是在利益平衡的基础上寻求协调解决同一类型纠纷的平台。

在解决民法问题范围内首先要在最低限度的价值共识上寻求相互理解，从而相互冲突的利益关系就可以平等对话，至于能否取得新的价值共识也没有关系。但是在个案纠纷处理中进行利益衡量，却要求裁判者必须要对价值判断问题做出明确且惟一的判断，因为争议的双方可能在利益关系上已经达到不可调和的境地。司法实务中的通常做法:“当立法者或裁判者面对价值判断问题出现意见纷争时，在时限内经由讨论仍无法形成共识的，就会依照法律认可的表决程序和表决规则做出决断。这其实就是用‘力量的逻辑’代替了‘逻辑的力量’，为民事立法和民事司法中的价值判断问题的讨论划上句号。”［1］在解释适用民法规范进行裁判的过程中，裁判者应该按照一定的论证规则和程序进行裁判，即按照法律秩序下的妥当逻辑和方法去论证其所坚持的价值取向的正当性和裁判结果的正确性。

(二)法益冲突与价值冲突在解决方法上具有一致性

法益冲突与价值冲突不一致的地方在于，现实中往往基于一定的利益追求而把最低的价值共识的判定设定为多数人的利益选择。

尤其是在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现阶段，对公共利益的考量往往优于私益的考量。例如，在前述工伤保险与侵权责任协调的场合，把工伤保险制度建立的基础———公共利益的衡量作为规范解释适用的当然选择，而实际上在这一场合最大的问题是私益的保护是否周全的问题。在衡量法的价值目标的时候，常把争议作为法的最基本价值，法的其他价值最终都可以化约为这个最基本价值，都要按照这个最基本价值来衡量，由此看来，解决法的价值冲突，选择何种策略方案，关键要看哪种结果更有利于实现正义。只有始终不懈地追求正义，才能最大限度地实现法的价值。［6］

通过最基本的价值的判定来统一可能冲突的各种价值目标，或者说超越法的价值冲突和价值对立在价值的无序和有序之间寻找到基准平衡点。然而，社会经济总是处于不断发展变化中，调动市场积极性的效率目标和公平的目标就很难在一定时点上获得统一，为了缓和社会矛盾，实现可持续发展，保护人人平等生存和共同发展，法在实现效益的基础上也不能偏废公平，实际上很多具体的场合就不能不放弃用价值目标来进行判定，而只能将私益和公益放在一起继续平衡。

民事立法往往试图通过选择法律对当前的利益冲突进行控制，但是由于利益衡量涉及法律之外社会中多元道德观念，就存在没有社会基本的价值共识而仅是将社会的整体利益和当事人的个人利益放在一起进行简单的衡量，其结果是社会和个人都难以信服对冲突的衡平结果。

当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环境中，存在利益冲突与多利益主体地位不平等，不仅需要公平的立法，解释适用法律的过程更需要动态的公平。目前社会资源稀缺与配置不合理同时存在，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需要考虑，但是在公平兼顾效率的前提下，现有的利益分配格局也随时处于调整中。“为了获得利益衡量的‘基本理由’，需要先确定相对固定的衡量参照标准，以实现把复杂情境做简单化处理，使得产生的理由结构得以多次重复成为惯常性判断”。［13］这是获得有效的司法救济的必然要求。

社会的发展变化导致价值取向多元的情形加剧，①但是民法作为解决社会生活中纠纷的一种途径，在说服民众接受其治理规则的时候必须找到多元价值判断的共识，这种共识用利益衡平的协调机制来形容比较合适，可以说法规范冲突和法价值冲突引发的是利益冲突协调与具体社会利益制度安排创新的深层次思考。我国延续至今的转型时期的特征是利益冲突发生的客观原因，但具体的社会利益制度基于多元价值追求目的的不同而表现不合理是利益冲突产生的真正原因。

从民法解释学的角度讲，民法规范终极的目的在于确认和保护利益，作为诸种利益调节和分配手段的司法必须能够做到避免冲突和促进诸利益的协调发展。

四、怎样进行利益衡量:利益衡量作为民法解释方法的规则

(一)对先例判决的遵循

对于民法冲突的研究，重要的不是说明在民法视角下存在着这样的几种冲突，而是要总结这几种冲突存在的规律和导致的问题，不仅是在理论上探讨各种类型民法冲突的成因，而是要运用大量的实证分析方法来考察立法和司法，通过实证分析方法分析各种类型民法冲突，在此基础上总结规律，制定规则并确定冲突的协调机制，明确方法和结论之间的链接。

在民法冲突的法律判断中包含价值判断，对于价值判断不能以科学方法来审查，它只是判断者个人确信的表达。所以在方法和结论的链接上要做出合理的解释，尤其是实证分析方法与法价值、法益冲突的判断之间。在冲突的协调机制中，每一个体所反映的利益要求都有一定的合理性，其都能找到支撑自己利益主张的理由，在解释适用民法规范的场合，如何判断和比较不同个体的利益的优劣，是裁判者必须直面的难题。在民法冲突的利益衡量过程中，先要确定平衡冲突利益的结论然后再寻找合理解释根据。①但是利益衡量不是恣意的自由裁量，进行利益衡量的时候必须完成法律体系之内的合法性论证。利益衡量要有说服力，仍旧不能忘记逻辑，通过利益衡量得出的结论应该可以从形式上结合法规范予以说明，用利益衡量进行实质性判断，实际上就是说服力或可接受性的问题，而对先例判决的遵循无疑是裁判中寻找支撑性理由的捷径。虽然我国司法并未建立先例遵循的司法规则，但也不能忽略先例判决的指导性作用。

“将规范适用于具体争端时，需要进行适用解释，从而保证规范适用的一致性和可操作性。通过个案利益衡量形成的解决判例可以修复规范抽象、模糊的缺陷，确保规范的一致解释和适用，实现规范的连续性、稳定性和可预见性。”［14］在长期的复杂的司法适用过程中，渐次形成达致统一的规律性的处理方案，才能避免个案中利益衡量的恣意可能性，从而使超越文本上法律的利益衡量机制也成为法律秩序的一个环节，而不是超越法律秩序的特例。

(二)利益衡量程序性规范的确立

民法视角下的冲突纷繁复杂，呈现出多元化、多层面的特性，同时冲突解决也涉及实体和程序两个方面并贯穿立法、司法、执法和守法的整个法律运行过程，因此进行利益衡量的难度较大。重要的不是法律规范中体现的立法者所规定的优先利益，而是立法者在立法过程中进行的利益评价和价值判断。

但是法官的价值判断可能会取代立法者的价值判断，而且没有客观标准可以对这些判断做事后的合理性审查，因此明确规则非常重要。在大量的实证调查基础上分析法规范冲突、法价值冲突和法益冲突，并以现代民法的理念为指导总结出冲突的外因和内因及其协调方法的规律和规则，是实证和理论的有机结合。运用实证主义的案例分析模式考察民法中的规范冲突、价值冲突和法益冲突的存在，在法理学和法经济学的基础理论指导下进行分析，得出规律性结论并与现代民法的理念相契合。

利益衡量中涉及的法经济学、法学方法论是法学基础理论中较难掌握的理论课题。要把这些法理上的研究和民法上的实践相结合，进行系统探讨，在切入点的选择上和相关理论的整合上有难度。“遵循作为程序性技术的论证规则和形式，运用妥当的论证方法，方可达致相互理解，也才有可能在相互理解的基础上就具体的价值判断形成价值共识。”［7］(P29)从利益衡量论的基本构成来考虑，似乎人为裁判结论和法规的结合并非不可缺少，但在大陆法系民法传统裁判结果和依据成文法规范的结合成为一项程序性规则，成文法规范不仅是论证结论的依据更是令人信服的法律信念。换句话说没有和成文法规范结合的裁判结果是缺乏权威性的，同时也违反了成文法传统下的法律秩序。在形成最终的判断的过程中，需要通过反复试错最后选择一个和具体利益衡量结果最相近似的成文法规范作为依据，这一过程包括了文义解释在内的民法解释的各种方法的运用。

现代民法的理念是私法社会化下的全面主体性和严格自由主义的统一，是对实质正义的追求，是对人格权的重点关注。因此在价值冲突的定位上动态安全优先于静态安全，效率优先于公平，社会利益优先于个体利益，安全优先于自由。利益衡量论是能够适用复数的领域(重复领域)，还是适用于任何规范都不完全合适的领域。从该视角的采取角度就能明白，这种区别特别具体事例———问题指向型情况下位类型的意义。作为解释技术，在重复型的情况下通过缩小解释来加以处理，在欠缺型的情况下则通过扩张解释、类推来加以处理———不管哪种情况，在这个过程中都进行了利益衡量。［12］(P95－96)首先将对象设定在哪个层面上的问题，也就是说，以特定的法律制度为出发点，是在该规定的适用层面上思考还是为了考虑具体的事件，在为了解决具体事件的层面上思考。前者应该解决的事件类型不限于一类。在后者情况下，应该适用的规范也会是多种。其次是实践性商谈原则的引入，“解决实践性分歧的协商司法不是把对立的当事人‘隔离’，而是根据‘实践性商谈原则’，具体借助于法官的释明权、附加分量的信息传递、司法知识竞争以及当事人重复论辩等方式，拖动消除和减少实践性分歧”。［13］通过这种方式使利益衡量中的对话具有外部论证的形式，增强个案结论在具体的场合获得强势的说服力。最后是二次证明的合法性问题，虽然利益衡量过程一开始考虑的是成文法规范以外的各种影响裁判的因素，但是在论证结论上却必须经受具体法解释的考验，需要考察这种结论在牺牲法律的表面形式合理性的同时，是否从根本上违反了法律的秩序和目的，同时在此过程中形成了新的裁判规则能够适用于今后的同类案型的处理，并促使法律体系本身更加完善。

结论

利益价值范文篇10

关键词：顾客价值;竞争优势;顾客价值领先策略

一、顾客价值的涵义

关于价值的涵义,人们的理解千差万别。作为管理学的一个独特分支,营销学主要研究处于竞争中的企业与顾客之间的关系,营销学中的价值主要是指顾客价值(customernvalue)。早在1980年代初,德鲁克就提出:“营销的真正意义在于了解对顾客来说,什么是有价值的。”在此之后,特别是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来,随着竞争的不断加剧,越来越多的企业将视角转移至顾客价值,考虑通过价值分析,扩大企业所能够提供的顾客价值。但是,人们对如何理解顾客价值却远未取得一致。概念的不统一往往导致学术讨论上的混乱,不仅不同学者在不同意义上使用同一名词,有时甚至出现同一学者在同一著作中使用同一名词含义也不一致的情形。关于顾客价值的涵义,尚需在理论上做进一步的分析。

科特勒在《营销管理》一书中提出了几个不同的价值概念。他认为,“顾客让渡价值是指总顾客价值与总顾客成本之差。总顾客价值就是顾客期望从某一特定产品或服务中获得的一组利益。而总顾客成本是在评估、获得和使用该产品或服务时引起的顾客的预计费用。”其中,总顾客价值包括了产品价值、服务价值、人员价值和形象价值四个方面;总顾客成本则包括了货币价值、时间成本、精力成本和体力成本等四个方面

。他认为,顾客让渡价值可以用绝对数表示,也可以用相对数表示。“当用相对数来比较供应品时,他们通常被称为价值/价格比。”

盖尔在其著作《管理顾客价值》一书中,借助于质量来定义顾客价值。他认为,市场感知质量(market-perceivedquality)是顾客将你的产品(或服务)与竞争者的产品(或服务)相比较时的评价。而顾客价值则是对企业产品的相对价格进行调整后的市场感知质量。

和科特勒教授同在美国西北大学任教的安德森教授与在威克森林大学任教的纳路斯教授在其共同的著作《组织市场管理———理解、创造和交付价值》一书中,则将组织市场上的顾客价值理解为:“组织市场上的价值就是以货币额来衡量的顾客付出价格后从企业所得到的经济、技术、服务和社会利益。”他们提出的利益是指“扣除了顾客在获取期望利益的过程中所发生的除价格之外的各种成本的净利益。”在作了这一规定后,他们认为,看待某一企业的市场供给(marketoffering),主要看两个基本特征,即价值和价格。在此基础上,他们还提出了一个基本的价值表达式:

(企业产品价值-企业产品价格)>(竞争产品价值-竞争产品价格)

式中,左边代表某特定企业的市场供给的价值和价格,右边则代表其竞争者提供的次优选择(市场供给)的价值和价格。

我们认为,顾客价值是由于作为供应商的企业以一定的方式参与到顾客的生产经营活动过程中而能够为其顾客带来的利益。顾客获得的总利益扣除其需要付出的总成本后的余额,即顾客实际获得的利益,也可称为净顾客价值。作为供应商,企业可以以多种形式参与到顾客的经营活动中,如与顾客共同进行产品设计、为改进顾客的生产经营过程提供咨询建议等。不论其以何种方式、何种程度参与,我们假定,在企业S没有参与之前,顾客C的利益函数为:

TB1=f(X1,X2,X3……)

成本函数为:

TC1=f(λ1,λ2,λ3……)

在S参与后,假设其他条件不变,但由于S的参与,C的利益函数发生了变化,成为:

TB2=f(X1,X2,X3……S)

成本函数为:

TC2=f(λ1,λ2,λ3……S)

则S参与后顾客C实际获得的利益(净顾客价值)为:

CV=(TB2-TC2)

由于S的参与而能为顾客C带来的利益增量为:

ΔCV=(TB2-TC2)-(TB1-TC1)

以上各式中,X1、X2、X3……代表在S未参与之前影响顾客C的利益的各种变量;

λ1,λ2,λ3……代表在S未参与之前影响C的成本的各种变量。

TB1代表在S未参与之前顾客C的总收益;

TC1代表在S未参与之前顾客C的总成本;

TB2代表在S参与后顾客C的总收益;

TC2代表在S参与后顾客C的总成本;

CV代表S参与后C获得的顾客价值;

ΔCV是供应商S能够为其顾客C带来的额外的顾客价值。

在这里,ΔCV必须大于零,至少从长期来看,必须是如此。否则,S就没有参加“游戏”的理由。

关于这一概念,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理解。

第一,供应商通过参与到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之中,能够为顾客带来多种形式的利益。换言之,顾客价值的内容和形式是十分丰富的,它既可能是顾客的物质利益的增加,可以表现为货币收益,如顾客生产经营成本的降低、盈利状况的改善等;也可以表现为顾客的心理满足,以及与顾客的经济效益间接相关的各方面情况的改善,如对顾客的市场形象的改善、顾客企业内部的沟通效率的提高等。

第二,我们赞成安德森教授等提出的以货币额度来表示顾客价值的观点。尽管在现实生活中,要将顾客从消费某个特定企业所提供的某种商品或服务过程中所获得的利益全部量化困难很大,但是,不进行这种量化,理论分析就很难展开。进一步而言,这种量化也并非绝对不可能。事实上,科特勒提出的扣除总顾客成本后得到顾客让渡价值的概念中,也隐含了量化这种假设。

第三,在考察顾客价值,研究企业的竞争战略问题时,我们不主张将价格排除在顾客为获取利益所付出的成本之外。企业与顾客之间发生的是一种交换关系。企业为顾客提供一定的价值,为了获取这种价值,顾客也付出了一定的代价,尽管顾客所付出的代价并不等于企业所得,但是,由于顾客的付出直接关系到其购买选择,因此,企业必须要从总体上关心顾客为获得一定价值所付出的代价的大小,而不仅仅是自身所得(主要表现为价格)。把顾客付出的其他成本与价格分开,容易使企业忽视顾客所付出的其他成本。

第四,我们认为,尽管供应商在顾客价值创造过程中经常处于主导地位,但供应商为顾客所带来的顾客价值并不一定完全是由供应商单独创造的。在供应商以特定形式参与到顾客的生产经营过程中之后,顾客能够获得的利益的大小除了取决于供应商的投入程度、其所提供的产品或服务的质量等因素外,还取决于顾客的配合程度。顾客价值的扩大也可能是顾客积极配合的结果。供应商S对顾客C的活动的介入有多种形式,如只是增加了顾客C的购买选择,从而加大了其与其他供应商讨价还价的余地;或是供应商S能够向C提供更有效的市场供给,从而可能会降低C为其顾客服务的成本等。无论以何种形式参与,ΔCV都必须要大于零。顾客价值产生的这一特性决定了供应商与顾客合作的重要性。

第五,正如科特勒教授所提出的,“顾客是价值最大化追求者”。尽管顾客价值并非全部由企业来创造,但企业必须谋求在顾客价值创造方面的竞争优势,即要谋求能比其竞争对手为顾客带来更大的价值。

设某客户C拟开发一个新的项目,其有两种可能的技术选择,一是使用I企业的技术ti,二是使用J企业的技术tj。为简单起见,我们假定C在使用技术ti和tj时不存在其他成本差异。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C使用ti和tj所获得的顾客价值分别为

CV(ti)=TB(ti)-TC(ti)

CV(tj)=TB(tj)-TC(tj)

I企业要拥有竞争优势,必须使CVti>CVtj

即:TB(ti)-TC(ti)>TB(tj)-TC(tj)

式中,CV(ti)代表顾客C使用I企业的技术所能获得的顾客价值;

CV(tj)代表顾客C使用J企业的技术所能获得的顾客价值;

TB(ti)代表顾客C使用I企业的技术所能获得的总收益;

TC(ti)代表顾客C为使用I企业的技术而需付出的总成本;

TB(tj)代表顾客C使用J企业的技术所能获得的总收益;

TC(tj)代表顾客C为使用J企业的技术而需付出的总成本。

对于顾客而言,从一个供应商转向另一个供应商经常会发生转移成本(SwitchingCost,SC),而这个转移成本就是现有的供应商为其提供的顾客价值。当I企业试图竞争J企业已经拥有的顾客时,必须做到TB(ti)-TC(ti)>TB(tj)-TC(tj)。

第六,对顾客价值的考察,必须从顾客角度展开。企业为顾客所能带来的潜在利益带有一定的客观性,但这种具有一定客观性的潜在利益的实现程度却取决于多方面因素。不仅如此,对顾客来说,供应商的参与所能带来的利益的有用性还取决于顾客的评价。有鉴于此,科特勒提出:“价值是指消费者对产品满足各种需要的能力的评价。”企业的某种市场供给可能给其顾客C带来一定的利益,我们将其定义为潜在顾客价值,顾客在作出选择哪个供应商的决定之前,对各供应商能够给其带来的利益也会作出判断,我们将这种判断定义为顾客知觉价值。而由于供应商S的参与使顾客C获得了一定数量的实际利益,我们则将其定义为实际实现的顾客价值。为了更好地赢得目标市场,供应商需要分析市场,分析其提供顾客价值的能力,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供应商对其潜在顾客价值提供能力的判断必须从顾客角度展开,而不是从供应商自身展开,对顾客而言,不符合其利益诉求的供应商的能力是意义不大的。“除非消费者能够认识到你的(产品)质量比竞争者的好,否则,‘质量’几乎没有意义。

二、顾客价值与相关概念辨析

1.顾客价值与顾客感知价值

顾客价值是由于企业的参与而能够为顾客带来的利益。在营销过程中,对于同一商品或服务,作为供应商的企业的知觉与顾客的知觉往往存在着差异。这里的差异既可能是对生产或提供商品的成本而言的,也可能是对商品或服务所能带来的利益而言的。组织行为学中的归因理论认为,人们往往倾向于将成功的原因主要归结为自身的努力,而将失败的原因归结为条件的不成熟。将这一理论运用于营销实践,我们很容易发现,作为供应商的顾客往往会强调其生产的高成本和产品的高价值,而顾客则倾向于低估产品生产的成本及其能够带来的利益。供求双方知觉上的这种差异为交易的进行设置了障碍,但从另一个侧面来看,正是因为供求双方具有不同的文化背景,处于不同的条件,存在不同的需求,他们对同一种产品或服务的作用的认识差异,才使双方之间的交易有可能发生。这种差异用数学语言可以简单地表示为:

从需求方来说,存在Vd(G)>Vd(M),即他认为卖方提供的商品比其手中持有的一定数量的货币更重要;

从供应方来说,存在Vs(M)>Vs(G),即他认为买方愿意付出的货币额比其持有的一定数量的商品更重要。

式中,M为商品价格所代表的货币额;Vd(M)表示买方对为购买特定商品而要付出的货币额的评价;Vs(M)表示卖方对销售特定商品所能获得的货币额的评价。G代表商品;Vd(G)表示持有某种商品对买方的意义;Vs(G)表示持有某种商品对卖方的意义。

有关交易双方交易发生的条件及供求双方知觉差异的各种组合情形,我们在此不作进一步的讨论。从以上的讨论可以看出,供应商和顾客对同样的市场供给的价值的知觉是不一样的,即Vd(G)≠Vs(G)。这种现象的存在喻示着在营销过程中区分顾客价值和顾客感知价值的必要性。顾客感知价值是为顾客所认识的购买某种产品或服务可能为其带来的利益。供应商对其所提供的产品或服务能够为顾客带来的利益与顾客的认识经常是不一致的。当企业没有能够使顾客充分认识到产品或服务客观上能够为其带来的利益时,企业的销售就难以达到应该达到的水平;而当顾客所认识到的产品或服务能为其带来的利益超过其实际能够得到的利益时,则实际消费感受达不到预期(期望),会导致顾客消费后的失望,从而导致不良口碑,影响企业的声誉和未来销售。因此,企业必须要注意区分顾客价值和顾客感知价值,并注意通过宣传、展示等手段,影响顾客感知价值及其期望。

2.潜在顾客价值与实际实现的顾客价值

潜在顾客价值是指某种产品或服务可能为顾客提供的利益,而实际实现的顾客价值则是顾客在购买并消费某种产品或服务后实际获得的利益。注意区分这两个概念也是十分必要的。潜在顾客价值与实际实现的顾客价值之间经常也是不一致的。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往往是因为不同的顾客有不同的条件,在使用产品或服务的过程中的配合程度不同。以目前正在我国企业界兴起的ERP(企业资源计划)系统为例。作为一个高度集成、整合的管理系统,在各方面条件具备的情况下,使用这一系统能够带来的利益是巨大的。但这一系统的使用对企业的各方面条件都有很高的要求。有些条件较好的企业在引入这一系统后,取得了明显的成效,有些尚不具备条件的企业在引入这一系统后,则几乎在花费了巨大代价后,没有取得任何实质性成效。鉴于潜在顾客价值与实际实现的顾客价值之间的区别,企业不仅要充分地向顾客揭示其产品或服务能为顾客带来的利益,而且要选择适当的服务对象,帮助顾客获得各种可能的潜在利益。

3.顾客价值与消费者剩余

消费者剩余等于买者的支付意愿扣除买者的实际支付量。人们很容易将消费者剩余与顾客价值混为一体。事实上,消费者剩余与顾客价值的联系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支付意愿,支付意愿是消费者感知价值(包括总顾客价值和净顾客价值)的函数。顾客对某种产品的感知价值越高,其为得到该产品而愿意付出的价格就越高。二是价格,即实际支付量,实际支付量与消费者剩余和净顾客价值之间均呈反比关系。价格越高,即要求顾客为得到产品而付出的货币成本越高,则消费者剩余越小,净顾客价值也越小。顾客价值与消费者剩余不同的是,“消费者剩余衡量买者参与市场的收益”,而顾客价值是供应商参与能为顾客带来的利益。消费者剩余的大小与市场总体供求状况有密切关系。市场供不应求,价格会发生变化,消费者的支付意愿也会发生变化。顾客价值的大小则与微观因素,特别是供应商为顾客提供利益的意愿和能力有密切关系。

三、顾客价值优势的关键意义

在上文中,我们将顾客价值定义为由于供应商的参与而能够为顾客带来的利益。企业在竞争中可以形成多种不同的优势,如技术优势、人才优势等,这些优势在企业发展中是十分重要的,但是,我们认为,在充分肯定这些优势的重要性的同时,必须认识到,顾客价值优势才是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关键优势。

1.从营销本质看顾客价值优势

营销导向的最终目的是企业利益的最大化,但其区别于其他企业经营导向的本质特征在于:营销强调通过满足顾客需求来实现企业利益的最大化。而如何才能满足顾客需求呢?满足顾客需求的最佳办法不外乎向顾客提供他们希望获得的利益,包括物质的和精神的。市场营销强调以顾客需求为中心展开整个企业的经营活动,所有营销组合策略的制定均应围绕着顾客需求这个中心,具体而言,围绕着顾客需求,实际上就是要使每一个因素都能成为顾客价值增加的驱动因素。企业采用任何一个营销组合策略,包括产品策略、渠道策略、促销策略和价格策略等,如果不能起到直接或间接增加顾客价值的作用,则都是不成功的。广而言之,企业内部的各项活动的开展,也应当围绕着增加顾客价值、形成顾客价值优势这一中心展开。建立和强化顾客价值优势,是营销导向的本质要求,是营销观念的真正体现。

2.从企业持续发展看顾客价值优势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的生存和发展必须要得到各种相关利益群体(stakeholders),如投资者、员工、政府、顾客等的支持。而得到他们支持的前提条件是能够为他们提供一定的利益。多雷与多诺万认为,可以根据为相关利益群体服务的方式对成功企业和失败企业进行区分。企业必须让对其充满信心的投资者获得回报,为购买其产品或服务的顾客提供价值,为其所处的经济和社区服务,为员工提供利益。在对大量企业发展的状况进行研究后,多雷与多诺万发现,高增长企业对顾客的回报相当于低增长企业的5倍,高增长企业为顾客推出的新产品和服务约相当于正常水平的2倍;对员工来说,尽管在高增长企业工作时,跟上节奏的压力非常大,但高增长企业却是最令员工满意的工作场所,对整个经济来说,为数不多的高增长企业创造了大量的工作机会。诚然,如前所述,一个成功的企业应当为所有利益相关者提供理想的利益,因为企业的发展需要得到所有利益相关者,包括投资者、员工、顾客及整个社会的支持。但是,显而易见的是,在所有这些利益相关者中,顾客或许是最不需要向企业承诺任何忠诚和责任的一个利益相关者,具备一定的顾客价值创造能力,能够向顾客提供一定的利益,是企业向其他所有利益相关者提供合理利益的基础。在竞争市场上,企业不具备顾客价值优势,不能向顾客提供理想的利益,就不可能从顾客那里得到理想的回报,从而为投资者、员工及整个社会提供利益就失去了基础,给投资者的分红将失去来源,企业也难以向员工支付令其满意的报酬,就业机会的扩大也难以实现。

企业要持续发展必须得到持续的资金支持和员工的承诺。就资金问题而言,企业的资金投入一方面可以来自外部新的投资,也就是股东的追加投入;另一方面是企业自身的积累。这两方面都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顾客价值优势。在竞争市场上,企业可以获得的销售收入回报与其向顾客提供的顾客价值的大小直接相关。股东投入与顾客价值优势之间的关系则表现在:第一,通过向顾客提供满意的顾客价值,可以获得顾客对企业的理想回报,进而企业可以向股东提供理想的回报,从而吸引其加大投入;第二,通过向顾客提供满意的顾客价值,也可以树立良好的市场形象,建立股东对企业投资的信心,从而股东也会加大投入。企业的持续发展离不开优秀员工对企业发展的承诺和投入。而员工对企业发展的可能承诺和投入程度与理想的顾客价值的提供也有密切关系。这种关系主要表现在:第一,建立在顾客价值基础上的较高的销售收入和企业净收益为企业向其员工提供理想回报奠定了基础,可以加大企业对现有员工和外部优秀员工的吸引力;第二,建立在顾客价值基础上的企业声誉能够提高员工对组织的认同度;第三,向顾客提供理想的顾客价值,对员工来说是一种挑战,会加大其工作的压力,但根据多雷与多诺万的有关研究,随着企业的不断增长,要求员工完成的工作越来越多,员工的压力虽然加大,但大多数员工对此的反应却是:“我们工作得越努力,感觉越好。”公务员之家

以上我们讨论了企业持续发展过程中,建立顾客价值优势对争取股东和员工支持的重要性,同样,在争取社会支持,为社会提供回报方面,道理也是一样的。一个有市场、有效益的企业,才能够较好地履行其税收义务,更好地支持各项社会事业。

顾客价值优势是企业持续发展的关键所在。有鉴于此,谋求建立顾客价值优势,就应当是制定企业发展战略的核心,企业的一切战略,都应当围绕着如何强化这种优势、提高企业的竞争力和后续发展的能力而展开。

3.从优势转化看顾客价值优势

企业具备的竞争优势可以区分为多种不同的层次,基础层次的优势可能但并不必然会转化为高层次的优势。在谋求由基础层次优势向高层次优势转化的过程中,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障碍,如观念障碍、相关技术障碍、资源障碍、市场判断能力障碍等。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观念障碍。在很多情况下,人们意识到建立竞争优势的重要性,但往往只是将优势理解为自身拥有某种资源或技术能力上的优势,理解为与竞争者相比的一种更好的状态,而不是从顾客需求出发来定义自身的优势。这种观念的存在就注定企业不会化很大精力去研究基础层次优势向顾客价值优势转化的问题

,转化也就很难发生。唐丰义等提出的经营力理论也可以帮助我们说明顾客价值优势的关键地位。

自古典经济学以来的各种经济学说提出了六种不同的生产要素,其中包括马歇尔以前的古典经济学家提出的生产力三要素:劳动力(A)、资本力要素(B)和资源禀赋力要素(C);马歇尔提出的组织力要素(D);以及后来的学者提出的科技力要素(E)和知识力要素(F)等。一般情况下,拥有这些生产力要素对企业产出都可以起到促进作用。即假设企业的生产函数为:

F(X)=f(A,B,C,D,E,F)

则有?F(x)/?a>0,?F(X)/?B>O,?F(X)/9C>0,?F(X)/?D>0,?F(X)/?E>0,?F

(X)/?F>0。

式中,?F(X)/?A表示劳动力对产出的贡献率;

?F(X)/?B表示资本力对产出的贡献率;

?F(X)/?9C表示资源禀赋力对产出的贡献率;

?F(X)/?D表示组织力对产出的贡献率;

?F(X)/?E表示科技力对产出的贡献率;

?F(X)/?F表示知识力对产出的贡献率。

但值得注意的是,在运用所有六种生产力要素的过程中,为了实现企业产出的最大化,必须要注意六种要素之间的合理组合。在其他各种要素不变,而只是大量增加某种要素的投入量时,该生产力要素投入量的增加对产出函数的贡献就可能是负的。顾客价值是从顾客视角来看的企业产出。拥有一定量的某种生产力要素,并不等于就一定能够将其转化为能为企业带来利益的顾客价值。企业经营的关键在于要在能够利用的各种资源总量有限的情况下,通过合理的经营,通过对各种生产力要素的合理使用,产生出足够大的顾客价值,以便为企业带来生存和发展所必须的回报。企业竞争是一种合力竞争,而不是单种力量的角逐。

在企业经营实践中,我们可以发现大量下述情形:某企业拥有行业内最好的技术队伍,但其经营效果却远远差于业内其他许多企业;某企业引进了最好的设备,但在新设备投入运营后,经营却很快陷入了困境。这种情形可以表述为:

在两个企业的技术力量相当的情况下,?F1(X)/?E>?F2(X)/?E,即技术要素对企业产出的贡献是不相等的。

明确了以上逻辑关系后,我们认为,企业经营的逻辑应当是首先考虑其在特定的内外部环境条件下,应当提供怎样的顾客价值,谋求怎样的顾客价值优势;其次,为了构建特定的顾客价值优势,应当谋求怎样的支持企业获得顾客价值优势的内在层次优势,如技术优势、人才优势等。对特定的技术和人才等资源的使用造就了顾客价值优势,但是,如果对技术和人才等资源的使用不能产生顾客价值优势,则拥有这些技术和人才等资源对企业来说就是没有意义的,甚至是一种负担。企业生存的首要条件是其具有对市场的适应性。如果企业不能以恰当的成本为市场提供适应其需要的产品或服务,则企业就无法生存,更谈不上发展。因此,只有当以上各种优势转化为顾客价值优势时,这种优势才能够支撑企业的发展。否则,这种优势就只是一种企业内在的优势,而不是市场化的优势;只是可能耗费企业资源的优势,而不能为企业带来足够的收益。

4.从创新成败看顾客价值优势

在现代市场竞争中,创新是企业发展的灵魂。立足于市场,任何创新的成功与否,首先在于其能否为创新成果的使用者带来新的利益。面向企业内部的创新是如此,面向外部市场的创新更是如此。企业经营模式创新和产品创新成功的关键在于,与传统模式或产品相比,其要能够为顾客带来更多的利益。由于创新模式或产品能够为顾客带来更多的利益,因而使其具备了替代传统模式和产品的竞争力,创新成果具有了成功的市场基础。也正是从这一意义上说,熊彼特将创新称为一种破坏性的创造。

零售业经营模式的不断创新充分说明了顾客价值优势是创新成功的前提,一种新的零售经营形式若不能为顾客提供比原有形式更多或更适合顾客需要的利益,就不可能取得成功。在零售业的经营目标中,始终存在四个要素,即帮助消费者以适当的价格、在适当的地点和适当的时间获得适当的产品。在西方社会,最初居主导地位的零售业态是经营范围局限于当地的商店,受交通运输条件的限制,为了满足顾客对品种的需要,这些商店往往持有很大数量的存货,可为顾客提供赊账服务,营业人员与顾客之间相互很熟悉,但高存货导致了平均一年仅两次的极低的存货周转率,零售商不得不通过提高价格来维持生存。在19世纪晚期和20世纪初期,百货商店的兴起导致了零售业的第一次破坏性革新。虽然百货商店的员工与顾客之间的关系不像传统商店员工与顾客之间那样密切,但随着铁路的兴建和交通条件的改善,百货商店有条件在一定零售空间集聚各种品种的商品,为消费者提供了更多的选择机会,同时大批顾客和大量的商品也使得百货商店的存货周转速度提高,从而能以较低的价格向顾客提供产品。经营成功的百货商店的平均存货周转率为每年3次,毛利率为40%。以低成本、高存货周转为特征的折扣商店的兴起是零售业的第二次破坏性革新。其年存货周转率达5次以上,毛利率为23%,可以以更低的价格销售商品,为消费者提供更多的经济实惠。网上商店的出现被视作新一轮零售商业革命的开始。借助于现代信息技术,其突破了零售活动中的许多时间和空间限制,能够为消费者提供更多的品种选择和每天24小时的服务,依托于现代管理技术,其高存货周转率也为消费者提供更多的直接的经济利益提供了可能。亚马逊公司()的存货周转率达每年25次,这意味着其要获得与传统式经营企业相当的利润,只需要获取5%的毛利即可。可以想见,一旦各方面的条件成熟,网上商店对传统零售业的“破坏”将是十分惊人的。

四、顾客价值领先策略

顾客价值优势是关系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关键优势。谋求建立顾客价值优势的策略即顾客价值领先策略。在前文中,我们将顾客价值定义为由于企业的参与而能为其顾客带来利益。在经营实践中,企业为顾客提供利益的途径和方法是多种多样的,顾客知觉利益的程度也是多变的,不同顾客对不同类型利益的敏感性也存在明显差异。在谋求建立顾客价值优势的过程中,企业可以采取的策略不外乎两种,即总顾客价值领先策略和独特顾客价值领先策略。所谓总顾客价值领先,即指企业谋求顾客价值总量的最大化,以求藉此赢得消费者。而独特顾客价值领先,则是指企业努力谋求在某一方面为其顾客提供最大化利益,以求最好地适应特定目标市场顾客的需求。独特顾客价值领先实际上是总顾客价值领先的一种特殊形式。顾客价值可以表述为企业所提供的一系列利益的总和,即:

总顾客价值=∑(A+B+C+……)

其中,A、B、C等分别代表不同的利益,例如零售商店提供的多品种选择利益、低价格利益、方便利益等。总顾客价值领先即谋求各种利益总和的最大化,而独特顾客价值领先则是指谋求A或B等某一种或某几种利益的最大化。对消费需求差异不大的市场,总顾客价值领先是一种较为有效的策略。对不同细分市场需求差异性较大的市场,顾客对某些独特的利益需求的敏感性较强,则往往需要企业采取独特价值领先策略。不同产业市场、不同顾客群体对不同类型价值的敏感性不同,企业必须要根据其对顾客价值敏感性的分析,以及目标市场规模的分析,选择合适的战略。

在零售行业,一个商店提供的商品品种的多少(同一类商店比较)、购物方便程度(表现为距离远近、交通是否方便等)、价格高低、商店牌誉等都会影响到消费者购物所获得的利益。在一般情况下,假定qi、qj分别代表I和J两店提供选择的商品数量,其中qi>qj,Vqi代表I商店的可选择商品数量给顾客带来的满足,Vqj代表J商店的可选择商品数量给顾客带来的满足,则不等式Vqi>Vqj成立。同样,假定ci、cj分别代表两店对购物者而言的方便程度,其中到I店更为方便,则不等式Vci>Vcj也能成立。在此情况下,必然有Vqi+Vci>Vqj+Vcj。但如果两家商店各自拥有一个方面的优势,如I店拥有品种优势,J店拥有区位优势,则顾客到底选择哪一家商店购物呢?企业又应当采取怎样的竞争战略呢?这就取决于消费者对不同利益的敏感程度,要考虑企业本身的条件。一方面,部分企业可以谋求独特价值领先,传统的“夫妻店”、方便店等就是依靠空间上靠近消费者或是为消费者提供更长时间的服务,来赢得部分较看重这些利益的消费者。另一方面,部分企业也可以谋求总顾客价值优势,那些尽可能扩大经营的品种范围,努力为消费者提供多种选择,尽可能增加为消费者服务的时间,甚至提供交易服务的商店,正是采用这种策略。他们试图从总体上的改进,避免自己在某些方面缺乏明显优势所带来的不利影响。[1][2][3]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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