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益关系范文10篇

利益关系范文篇1

改革既是对原有计划经济体制的否定，同时也隐含着对基于利益导向的物质利益原则的认同。利益差别是客观存在的，它决定着利益主体的动机从而直接关乎到改革的成败；利益关系及其格局的变动也是客观存在的，它是我们把握和控制改革走向的一个重要依据。

传统观点认为：在国有企业中集中体现着国家、企业和职工三者之间的利益关系，或者说，企业是实现国家利益和职工利益的载体，这样的观点在今天看来仍然没有错，但这样的划分太笼统了，对于我们分析今天国有企业的具体问题来说，已经远远不能适应需要。因为：国有企业经过了四分之一个世纪的改革，利益关系已经更加复杂化，利益主体也发生了相应的分化。例如：所谓国家利益，除税收和剩余索取这些根本利益之外，更主要和更直接地还体现为政府部门利益和政府官员利益；所谓企业利益，更是一个复杂的问题，本文正是要对此展开分析。

笔者的一个一般性结论是：在国有企业中，各级领导者已经形成了一个特殊的利益集团，他们与普通员工已经不再是利益共同体。

国企内部已经生成新的利益主体

如果说改革前国有企业普遍存在对经营管理者激励不足，那么近年来的主要问题则是对经营管理者约束不力；如果说改革前“政府办企业、企业办社会”，国企职工与领导干部在“大锅饭”体制下因缺少利益差别而同属一个利益共同体，那么近年来在政府将国企推向市场的过程中，国企内部的利益关系则发生了新的变化，国企内部已经出现了由领导干部构成的新的利益主体；如果说改革前国家利益凌驾于企业利益和职工利益之上，那么近年来随着国企内部由领导干部构成的新的利益主体的出现，普通职工这个传统的利益主体则成了最大的受害者。

在国有企业的利益格局中，已经形成了普通职工群体和企业领导阶层这两个不同的利益主体。要说明这一点，不需要做多么艰深的理论分析，只要做最简单的实证分析就已经足够了。随便到一家国有企业做一些调查就可以证明：职工下岗的越来越多，即使在岗的职工其收入也在相对减少（甚至绝对减少），而与之相伴的则是企业各级领导者收入的绝对增加；再比如：国企经理完全不与业绩挂钩的高额年薪，与普通工人竟有几十倍甚至上百倍的差距；再比如：国企领导名目繁多的职务消费和各种补贴，等等。事实无不表明：国企领导者和普通员工之间不仅收入差距越来越大，更为重要的是，他们的收入已经呈现出一种“此消彼长”的态势。在一定程度上甚至可以说，没有普通职工的下岗和收入减少，就没有国企领导的升迁和收入增加，这在眼下的国有企业里是不争的事实。

需要指出的是：上述利益集团的分化既不是市场竞争自然出现的局面，也不是报酬与业绩挂钩或奖惩分明的责任制度客观形成的差别。要害在于：工人（普通员工）的利益无人保障，无法保障，连形式上和程序上的保障都没有，所谓的“监督”就更谈不到，“以人为本”更是骗人的鬼话。普通员工是命运被决定的一群，他们没有自己利益的代言人。

问题既源于真正的所有者不到位――政府部门充当所有者代表并直接指派国企一把手，致使委托人缺位、关系混乱，普通职工这些真正所有者的利益得不到有效保障和实现；同时也源于对国企领导缺乏来自内部职工、政府部门、行政司法等多方面的有效监督与约束，致使国企内部出现了基于共同利益的官僚阶层。这个在国企内部新生成的利益主体，也正在成为我们这个社会的一个新的利益群体。这个新的利益群体的出现，致使国企内部甚至整个社会的利益关系正在朝着进一步恶化的方向转化，而且其转化的速度超过了国企改革推进的速度，国企改革的有限收益正在被日益严峻的新利益格局所造成的利益冲突所抵消。

过去我们常说要警惕在劳动者内部出现异己，这种担心不幸成了今天的事实。由国企改革的特殊性所决定，原有的政企不分还没有解决，政府办企业的弊端还没有消除，现在国企内部又形成了这样一个新的官僚利益集团。你叫它“内部人控制”也好，叫它“企业官员腐败”也罢，总之，这已经是一个不容否认的客观存在。“企业民主管理”无论就其内容还是形式，就其手段还是方法，从根本上说还是一个空白。由此造成了这个新的利益集团既不受普通员工的监督，又不受政府部门的控制。与“自己定价、自己买卖”的国有资产流失相比，这种在国企改革幌子下公然登堂入室、动则把员工一脚踢开、公开剥夺劳动者、堂而皇之侵害劳动者权益的恶劣行径，对改革的危害就更大，更甚，更烈。它摧毁的是政府的公信力，它摧残的是员工最起码的尊严，它失掉的是大众对改革的信心和期望。当此之际，如果放弃对社会大众基本权利的有效保护，只能使职工丧失掉最后一点“主人翁”的自豪感，无可奈何地陷入社会最底层，尖锐的社会内部对立从而形成，其恶劣影响在长期内将难以消除，更根本性的社会变革就在酝酿之中。所以，从利益主体和利益关系角度分析国企改革和控制国企改革，是我们当前必须慎重对待的头等大事。

国企一把手成为最特殊的利益主体

前已述及，在国有企业中，各级领导者已经形成了一个特殊的利益集团，他们与普通员工已经不再是利益共同体。笔者接着要证明：在由各级领导者组成的特殊利益集团中，又以由政府指派的一把手的身份和作用最为特殊。

人的行为总是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在社会允许的规范内，这也是每个人的基本权利。同时，人在社会中又是有其角色定位的，每个人对自身利益的追求都要受到自身角色定位的制约。

一般分析表明：国有独资（控股）公司的一把手是政府部门委派的，他的升迁和去留，不单取决于他在企业的业绩，同时更取决于他是否听命于政府部门，这就决定了大型国有企业一把手的身份具有双重性：表面上他是企业家，实际上是政府的代言人，因为不听话就会被撤消。大型国有企业一把手上任初期会较多关注企业发展，因为他有时间、也有可能带领企业发展，从而增加业绩并实现自身价值；而当任期即将结束时，他只能更多地考虑自己的去留和切身利益。所以，一个即将卸任的企业一把手主要是以短期行为给自己涂抹最后的光彩，这是由他自身的角色决定的，与他的思想和道德修养无关。这也就决定了，大型国有企业的一把手只要听话一般都能顺利结束自己的任期，然后可能换个企业继续当头，有的也可能走上政府部门的领导岗位，即使退下来也能保证衣食无忧。

说国有独资（控股）公司一把手是一个特殊的利益主体，其原因还在于：政府的意图除了通过一些法律、法规和政策来体现之外，一些更为具体、更为即时的意图和要求，则主要是通过由其指派的一把手来实现的。或者说，对于一个一个具体的的国有独资（控股）公司而言，对其的控制主要是通过对一把手的控制来实现的。由此我们得出一个基本判断：政府部门指派一把手，并且对一把手的去留（他的职业生涯和经济利益皆系于此）握有生杀予夺的权力。因而，这个被指派的一把手将对其委派者言听计从、俯首听命（不听话的会被换掉，所以这个一把手只能是听话的）。

由此可以推论出：政府、企业和职工作为不同的利益主体，从三者利益差异性角度看，一把手既不代表企业利益，也不代表职工利益，他只能代表政府利益和他个人的利益。这是由一把手的角色定位所决定的，是由国企一把手的委派方式所决定的，是由政府本来代表不了所有者却还要做所有者的代表造成的。前述“内部人控制”的肆无忌惮，也反证出政府部门（国资委）代表不了“全民”利益。这样一来，企业的利益和职工的利益并没有谁来真正代表；或者说，在首先满足政府利益和企业领导层利益之后，企业利益和职工利益不过是一些人口中的“说词”和工作中的“点缀”，没有谁真正是国有企业和国企职工利益的代言人。

只对上级负责成为国企改革的一大难点

如前所述：国企一把手只要听话就可以“寿终正寝”，国企下级领导只要听上级领导的话，就可以在“特殊利益集团”之内谋得一席之地。由此决定了国有企业必然会形成“只对上级负责，不对企业和职工负责”的“唯上是从”的企业文化，这又会反过来使普通员工和官僚阶层这两个利益集团的利益“冲突”更加显性化和公开化。干部是不用害怕“下岗”的，就算把企业搞“黄”了，他也不要为此负什么责任。而一旦企业衰落甚至破产，工人就会落入社会的最底层。由此得出的另一个推论是：更关心企业的是工人（包括普通职工）而不是企业里的各级领导。工人吃的是企业饭而一把手吃的是政府饭；企业其他各级领导吃的则是他的上级的饭。只对上级负责而不对企业和职工负责，已经成为国有企业改革的又一个难点。

利益关系范文篇2

关键词：国家利益时代主题国家利益转变国家战略

国家利益是国际政治学的核心概念之一，从国家利益视角分析国家关系是研究国际关系的一种重要方法。但国家利益从来都不是孤立存在的，它存在于一定的国际社会土壤中，并依国际社会历史阶段的变迁而变动。

换言之，国家利益与时代主题息息相关、紧密相连。分析国家利益与时代主题的关系，有利于我们把握国家利益在内容、结构、维护手段上的变动，辩请国际关系的走势。为国家战略的制定提供依据和参考。为此，本文拟对此进行初步探讨。

一、国家利益是国家对外行为的最基本动因

随着国际关系的不断扩大，延续已久的国际交往的最主要也是最简单的方式，国家间的双边关系已难以涵盖国际关系发展的需要。因此在二战后，逐步形成了以国际组织、世界政党、国际政治运动和跨国公司这四种非国家行为主体为基本类型的国际行为主体。它们与国家行为主体一起共同构成了国际行为主体。非国家行为主体的出现是国际关系不断扩大发展的产物，然而，主权国家作为国际政治学最基本的研究对象和逻辑起点的地位，迄今为止依然是不可动摇的。因此它仍旧是国际关系中最基本和最重要的国际行为主体。

国家利益是国家的对外行为的最基本动因。“国家之间没有永久的朋友，也没有永久的敌人，只有永久的利益”。这种观念为许多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家和政治家、外交家所信奉。

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重要代表汉斯?摩根索指出：“只要世界在政治上还是由国家所构成的，那么国际政治中最后的语言就是国家利益”。他强调了只有国家利益概念才能合理地解释国家及其政府行为，解释国家关系中的种种现象。国家利益概念是研究国际关系的出发点和最终归宿，它使错综复杂的国际关系条理化。只不过循着现实主义的分析路径，国家利益在摩根索那里被确认为权力。他认为所谓的国家利益是以权力作后盾的。

需要指出的是，在国家利益观上存在着另一种观点：即否认国家利益的存在。由于国家利益具有抽象性和具体性的特征，因此在操作中难以避免对国家利益解释上的主观随意性。正如美国学者詹姻斯-罗森诺指出的那样“国家利益的概念、作为分析的工具，它用以描述、解释或估价一国外交政策的本源或适当性。作为政治行动的手段，它用来为某些政策进行辩护，提出谴责或予以肯定。”但因国家利益的主观性难以完全避免，就由此否定国家利益的客观存在，是国家利益观上的主观主义立场和态度，本人是不赞同的。只要国家尚且存在，就一定有可见诸于客观的国家利益的存在，如国家安全利益需要，具体表现为国家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等。为此在国家利益观上，本文是站在客观主义立场上即肯定国家利益的存在。

国家利益是“一切满足民族国家全体人民物质与精神需要的东西，在物质上，国家需要安全与发展，在精神上，国家需要国际社会的尊重与承认。’国家利益具有层次性特点，此其一。国家利益在内容上可区分为：国家安全利益、国家经济利益、国家政治利益和国家意识形态方面的利益。国家安全利益：即指国家主权的独立，领土的完整和国民生存不受侵犯，这是国家生存的最基本要素，也是最为基本的国家利益；国家经济利益：包含一系列具体内容，如国家的经济发展、科技进步、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等。国家经济安全和发展涉及到国家的生存能力和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因而是不可或缺的；国家政治利益：即指包括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取向．如：国家能自主地管理其内政外交。

各项国家利益在内容上并非处于同一地位。显而易见各项国家利益的重要性有所不同．因此可以根据其效用的大小．对国家利益作层次性分析。其二：国家利益具有动态性特点。国家利益的内容不是一层不变的．而是依据国际社会的不同发展阶段而变化的。国家利益内容的变化可以引起不同层面的国家利益结构变动，表现为主次利益地位的转化。

二、时代主题的转换

国家利益不是孤立的、静止的，必须把它置于一定的时代主题中，才能正确揭示它的一系列变动。所谓时代主题是指该时代所面临的全球性、战略性问题，它构成时代最根本的特征，是体现时代个性以区别其它时代的主要标志。

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主义发展到了垄断阶段，资本主义的发展激活了国际社会的许多基本矛盾，表现为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严重激化；少数压迫民族和大多数被压迫民族的尖锐对立；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也日益尖锐，表现为重新瓜分世界的战争不可避免。这一系歹的矛盾冲突使得战争不可避免，革命亦相伴而生。由此确立了人类社会在这一时期的时代主题——战争与革命。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以来，“战争与革命”的时代主题逐渐为“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所取代，尤其是，冷战结束后，“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日益突现出来。时代主题实现了重大转换。

促使时代主题转化的因素很多，如：战后殖民体系的瓦解，亚非拉民族国家的独立，使国际政治力量对比发生了巨大变化，和平力量超过了战争力量；冷战结束后，特别是苏联解体后，由美苏争霸可能导致的大战被排除了．世界大战可以避免；战后科学技术革命突飞猛进的发展对当代世界产生了深刻影响，经济全球化进程加快。全球化条件下，经济优先以及经济和政治的互动对国际关系带来的影响日益深刻和广泛。

三、时代主题的转换与国家利益的变动

时代主题的转换已是不争的事实，不同时代主题下，时代的根本特征不同，国际政治经济格局不同，因此国家利益内容、结构以及维护手段上也有所不同。

第一：“战争与革命”的时代主题与国家利益

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后，在战后雅尔塔体制基础上形成了美苏对抗，以冷战为特点的国际政治格局。“战争与革命”成为这一时代的根本特征。由于存在着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敌对的两大阵营的对峙与对立，特别是其后美苏两国为争夺世界霸权而展开的冷战对抗，国际局势阴云密布，战争一触即发。在国家利益内容上，国家安全利益、国家经济利益以及国家政治利益和意识形态利益是其主要内容。在层次结构上，两极化的国际政治格局中国家安全利益、政治利益以及意识形态利益被置于首位，国家经济利益相对次要。在国家利益维护手段上．主要以政治军事手段为主。如政治结盟．军事对抗等。如冷战时期，反对共产主义被看成是美国最重要的国家利益，杜鲁门在他那篇被称作“杜鲁门主义”产生标志的著名演说中就曾这样说：“全世界自由的人民指望着我们支持他们维护他们的自由。如果我们领导不力，我们就可能危及世界和平——而肯定会危及我们自己国家的利益”。其意思可以概括为：如果推行反共政策不力，就会危及美国的国家利益。尽管这期间“美国所追求的目标有很多．但是它压倒一切的国家目标是遏制并打败共产主义。当其它目标和利益与这一目标发生冲突时．它们通常都被置于从属地位。”

第二：“和平与发展

”的时代主题与国家利益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下．和平与发展成为全球性的根本特征。和平成为国际关系的主流，发展则是世界的核心的问题。

和平成为时代主题，并不表明和平问题已解决．无论是积极的和平——消除战争根源，还是消极的和平——世界已不再有战争发生，都未能实现。相反，自冷战后共爆发了80余起局部战争。如：从1990年一1995年，局部战争呈逐年上升的趋势。因此，当今世界仍旧不太平，局部地区关系紧张，冲突不断(如以巴之间长期以来陷入以暴制暴的泥滩而难于自拔)，战争时有发生。因此，所谓和平是指世界范围内总体呈和平状态，世界和平是大局是主体。

和平与发展不是彼此孤立的，发展需要和平，发展也是最大的安全；和平离不开发展，维护和平是促进发展的基本前提。发展是战后乃至更长期间内避免新的世界大战，维护世界和平的有力因素，战后世界经济的空前发展，特别是经济全球化使得世界各国之间的联系日益紧密，相互间的交流更为广泛，各国经济被联结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彼此依赖加深．彼此间存在着越来越多的共同利益。发展有助于阻止和消除一个国家、地区，乃至世界的不稳定因素，减少军事冲突的诱发因素。

此外，在新科技革命的推动下，人类社会正迈向信息社会。如果说在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里，自然资源、领土是一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条件也是必备条件，因而成为国家问争夺的焦点，国家间的冲突常由此而生，且这种冲突具有你死我活的不相容性和不可调和性。那么，在信息社会里，国家的竞争则主要集中于科技、贸易、投资、金融等领域。信息资源的无限性和开放性，使国家问的冲突和竞争具有相容性和可协商性。因此信息时代国际关系的主旋律也发生深刻的变化，即由国际冲突开始让位于国际合作。

上述方面构成了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的内涵。在此时代主题下，国家利益也发生了重大变动。

首先是国家利益内容上：和平与发展使战争与革命退居幕后，国际关系重心由政治、军事为主转向经济为主。国家利益内容上也发生了相应变化。如经济安全、文化安全成为新课题。经济安全在国家层面上，“是指一个国家经济体系抵御国内外各种干扰、威胁、侵袭的能力：一个国家经济体系得以持续、安全发展的国内、国际环境”。在国际层面上，“是指各国为自身经济利益、经济发展而在国际舞台上获取安全保障的能力和博弈行为：各国为了全球经济秩序的稳定，为了共同的经济利益，全球经济的持续发展，解决全球经济危机所争取的共同行动”。冷战时代，国家利益的表达和维护主要诉诸于政治、军事手段，经济安全问题并不突出，冷战结束后，随着国际关系重心向经济转移，经济安全问题上升。。如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在接受民意调查时表示，日本的经济竞争比苏联的导弹更为可怕。美国国内舆论已经从过去只重视单一的军事安全问题逐渐转向重视美国的经济科技安全利益。

其次：是国家利益结构上：国家利益具有层次性和动态性特点，因此时代主题的转换势必给国家利益内容带来新的变化，也即国家利益动态性的表现，国家利益内容的变动又直接影响到国家利益结构。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下，意识形态和军事安全利益地位下降，经济利益、经济、科技安全文化地位上升，另人瞩目。

第三：国家利益维护手段上，当前的国际政治格局中，两极化已经瓦解，多极化格局正在形成中，国际关系重心由政治、军事对抗为主转向经济竞争为主；信息时代，全球化浪潮中，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趋势加深，在许多利害关系上表现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因此本着利益最大化的理性认识，在国际关系中，国际冲突不得不让位于国际合作，相应地，国家利益维护手段上也由军事手段为主转向合作对话为主。

利益关系范文篇3

个人利益、部门利益、全局利益三者的存在，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合法性和不合理、不合法的两面性。合理、合法的个人利益、部门利益应予肯定。不合理、不合法的就应予否定。个人、部门的合法利益是和全局的利益相统一的，也是不可分的，局部利益是全局利益的一部分，全局利益包括了局部利益，但当两者不一致的时候，局部利益必须服从全局利益。如果出现脱离全局的部门利益、个人利益，就必然要损害全局利益。因此，我们在思考问题、办事情过程中，一定要摆正个人利益、部门利益与全局利益的位置，正确处理好三者的关系。

正确处理个人利益、部门利益与全局利益关系，就必须要下大气力、下大决心，切实解决存在的个人利益、部门利益的问题。笔者认为应从以下五个方面采取措施：

一、靠教育。要在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中进行大局意识，权力观、地位观、利益观等方面的教育。

(一)坚持讲大局、讲团结、讲稳定。大局意识，概括地讲，就是在处理和考虑工作的时候，要多考虑事业因素和全局利益，少考虑本位因素和个人利益。坚持讲大局，就要抓住机遇，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促进发展，保持稳定。我们的一切工作都要服从、服务于这个大局。我们思考问题、决定问题和处理问题都要从大局出发。讲团结，就要善于组织群众、宣传群众、联系群众，永远与人民群众心连心。稳定是深化改革和加快发展的基本前提。没有稳定的社会局面，什么也干不成。维护稳定，创造和谐良好的秩序环境，是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必然要求。讲大局、讲团结、讲稳定，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工作作风，是共产党员党性的集中体现，是我们面对新形势，完成新任务，开创新局面应具有的思想觉悟、精神境界和政治品格。我们要在全党造成浓厚的讲大局、讲团结、讲稳定的良好风气。各级党员领导干部应做讲大局、讲团结、讲稳定的表率，团结和带领广大干部群众，振奋精神，锐意进取，把各方面的工作做得更好。

(二)进行共产党人宗旨教育。我们党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每一位党员领导干部都要认真学习科学理论，切实加强党性修养。每个党员干部都是人民的勤务员，是人民的公仆，这就要求我们每一个同志都要在处理个人利益、部门利益与全局利益时，牢固树立正确的权力观、地位观、利益观。

1、作为党的干部一定要牢固树立正确的权力观，正确地使用权力。当改革触及个人和部门利益的时候，当部门利益与全局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个人利益必须无条件服从党和国家的利益，部门利益必须无条件服从全局利益，决不允许讨价还价，更不允许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软抵硬抗，阳奉阴违。

2、每一个党员干部都要树立正确的地位观，切实摆正公仆位置，真正把群众当作主人。我们是人民的公仆，绝不能有意或无意地颠倒主仆关系。时刻把群众利益放在首位，为群众办实事，解决群众的实际问题，不断让人民群众得到实实在在的利益。

3、每一个党员干部要牢固树立正确的利益观。共产党人也有正当个人利益，但共产党人奉行“党和人民利益高于一切”的原则，个人利益必须服务党和人民利益，部门利益必须服从全局利益。党员干部想问题、办事情，想得对不对，办得好不好，有一个根本的衡量尺度，这就是看群众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

(三)要进一步强化中心意识和服务意识。快发展是乌海市的大局，是乌海上下共同的任务。各级各部门都要紧紧抓住发展这个第一要务，把促进经济发展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全心全意为经济建设服务。要大力解放思想，优化投资环境，牢固树立“投资者是上帝”、“公务员是公仆”的观念，为营造乌海投资软环境创造条件，把损害经济环境，只讲个人利益、部门利益的行为视为对乌海人民的犯罪，认真改进自身的工作，研究支持经济发展的具体措施，努力优化乌海经济发展环境。

二、靠自律。领导干部要增强自律意识、自觉接受监督。领导干部要廉洁自律，这不仅是党风廉政建设工作的要求，也是领导干部所处社会环境的特殊需要。特殊在两个方面：一是官当大了，抬轿子的人多了。现在的确有些领导干部，周围奉承的人多了，容易使人头脑中产生一种错觉，以为自己的能力和水平都高人一等，不会犯错误，就放松了对自己的要求；二是领导干部所处位置居高临下，监督的人少了，如果没有很强的自律意识，就很难保证不出问题。

三、靠制度建设。要加强制度建设，就是要从源头上治理经济发展的软环境，纪检监察工作需要转变传统观念，不怕触及部门利益。推动经济发展，是要触动一些部门、一些人的既得利益的。纪检监察部门一定要把制度建设作为治理经济发展软环境的一项重要措施来抓，努力做到通过建立一项制度，规范一方行为。

利益关系范文篇4

●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关系我们党和国家的性质，关系各项社会事业的根本价值取向，是处理各种利益关系和社会矛盾的立足点。

●按照特殊利益服从共同利益、共同利益照顾特殊利益的原则，统筹协调好共同利益和特殊利益的关系。

统筹协调各方面利益关系、妥善处理社会矛盾，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础。人的行为源于由需要而产生的对利益的追求。这种利益，从时间来讲，有长远利益、当前利益等；从范围来讲，有全局利益、局部利益等；从主体来讲，有国家利益、集体利益、个人利益等。利益是人们行为的内在动因和价值取向。每个人为了实现自身利益，必然与同样具有自身利益的其他人发生一定的社会关系。于是，利益又成为整个社会关系的基础，人们之间的经济关系、政治关系、文化关系等都是由利益关系决定的，是利益关系在这些方面的表现。而由于人们在社会关系中所处地位的不同，又反过来影响其利益的实现和分配，产生出各种各样的社会矛盾。因此，利益和利益关系具有根本性，利益关系和谐是社会关系和谐的基础；处理好利益关系，也就抓住了和谐社会建设的根本和关键。在对利益关系和社会矛盾的处理中，必须把握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现阶段人民群众的共同利益和不同群众的特殊利益及其相互关系。

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最为紧要、最具决定性。能不能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我们党和其他政党的根本区别所在，也是党的先进性的集中体现。党的宗旨和任务，就是为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而奋斗。正因为如此，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关系我们党和国家的性质，关系各项社会事业的根本价值取向，是处理各种利益关系和社会矛盾的立足点。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一个逐步实现的过程，要经历若干不同的历史阶段。当前，我国正处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阶段，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中国人民共同利益之所在。这个共同利益是党领导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现实基础，是化解矛盾、协调关系的重要条件。

充分发挥共同利益在和谐社会建设中的作用。为此，应解决好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扩大各阶层群众对共同利益的认同，加强全体人民在实现共同利益中的团结，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促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全面协调发展，解决好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努力实现好现阶段全体人民的共同利益。二是使全体人民在共同建设中共享实现共同利益所取得的成果。各阶层群众都是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参与者，都为实现共同利益作出了贡献，都应当从社会和国家的发展中受益，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只有这样，才能形成全体人民各尽所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局面。

统筹协调人民群众的共同利益和各自特殊利益的关系。按照特殊利益服从共同利益、共同利益照顾特殊利益的原则，统筹协调好共同利益和特殊利益的关系。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人民群众的特殊利益更加多种多样，这就要求我们在对待这类利益关系时更加注意贯彻统筹协调的原则，不但要尊重和保护人民群众的特殊利益，而且要引导人们在处理个人利益与他人利益、社会利益的关系时，自觉地求同存异、互谅互让、和睦相处、团结协作、相互促进，树立和而不同、互利共赢的思维。

利益关系范文篇5

在现实生活中，不同地域、不同行业、不同群体的利益关系千差万别，各不相同，这既为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了巨大活力，同时也必然会带来一些矛盾和冲突。在这种情况下，只有对各种利益关系进行统筹协调，对各种矛盾进行妥善处理，人们才能各得其所、和睦共处，社会才能保持稳定、实现和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才能始终顺利地向前推进。

当前我国社会中的利益关系有哪些新特点？

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我国长期实行的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所有制比较单一，干部、工人的工资按级别来定，农民按"工分"分配，收入差距不大且比较固定，生活必需品都是凭票定量购买。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与人、群体与群体之间的利益关系相对比较简单。

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经济体制、经济结构等方面相继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从单一公有制形式向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转变；从单一的按劳分配制度向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转变；等等。这些方面的变化引起了利益格局的深刻调整，从而使新时期利益关系呈现出一些新的重要特点。

利益主体趋于多样化。当前，我国社会利益主体呈现出多样化趋势。一是原有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群体内部发生了变化。以工人群体为例，从分布情况看，除传统国有、集体企业外，私营、外资企业职工大量增加。据统计，1991年年底私营和个体就业人员为2491.5万人，到*年年底达7474.1万人，而同期国有企业就业人员则从10664万人下降至7409万人。又如农民群体，除了一部分在农村从事农业生产外，有相当一部分进城务工，成为农民工。二是新的利益阶层不断涌现，如民营科技企业的科技人员和创业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从业人员、自由职业者等。利益主体的分化，导致利益需求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

利益差距有所扩大。随着利益主体的不断分化，不同主体之间利益差距也呈现出扩大的趋势，突出表现在分配领域的收入差距扩大：一是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1978年城乡居民收入之比为2.47∶1，*年扩大为3.27∶1；二是区域差距扩大，1978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最高地区与最低地区之比为3.15∶1，*年达到6.21∶1；三是行业收入差距明显，1978年收入最高行业与最低行业之比为2.17∶1，*年上升为大约4∶1。整体上讲，不同社会成员收入差距呈逐步拉大的趋势，1978年我国基尼系数为0.317，*年则上升到0.496。

矛盾对抗程度有所增强。当前我国社会总体上是和谐稳定的，但随着利益主体分化、利益差距扩大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人民群众内部的利益矛盾日渐凸显。主要表现为经济利益矛盾突出、群体性事件不断增多、对抗程度增强、处置难度加大等。从近期发生的群体性事件来看，绝大多数是属于经济利益问题。据统计，*年1月至8月发生的群体性事件中，因工资、福利待遇等问题引发的事件占总数的18.88%，因征地、拆迁问题引发的事件占15%，因企业改组改制、兼并破产问题引发的事件占7.66%，因民间纠纷问题引发的事件占5.96%，因争矿、林、水、草场、土地问题引发的事件占4.82%，因集资、股票问题引发的事件占2.32%。由经济利益冲突引发的社会矛盾，已成为影响当前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

当前利益关系出现的上述新特点，一方面反映了改革开放以来，广大人民群众在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基础上，对自身利益的更进一步的追求；另一方面也使得协调兼顾各方面利益的难度增大。在这种情况下，尤其需要我们高度重视统筹协调各种利益关系，妥善处理各种利益矛盾，既保护人们追求利益的积极性，又有效整合各种社会关系，促进各种社会力量良性互动。

为什么要统筹协调好各方面的利益关系？

*年年底，北京市朝阳区成立了人民内部矛盾调处中心。当你走进中心大厅时，映入眼帘的就是这样一幅充满象征意味的标志：一只火红的凤凰昂首迎向一轮旭日，凤凰的下方是两只紧紧握在一起的手。丹凤朝阳，象征着作为北京商务中心的朝阳区发展前景一片光明；握在一起的双手，则寓意着经济社会越是发展，就越要重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越要重视各方面利益关系的统筹协调。类似于北京市朝阳区人民内部矛盾调处中心这样的部门，目前在全国各地不断涌现，在统筹协调利益关系、妥善处理各种社会矛盾方面发挥着越来越明显的积极作用。

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一个新阶段。这一阶段，既是实现经济腾飞、加快推进现代化的"黄金发展期"，也是利益格局加快调整、社会矛盾急剧增多的"矛盾凸显期"。从总体上看，我国社会是和谐的，但是总体和谐并不意味着没有矛盾、没有利益冲突。矛盾无处不在，冲突时有发生，而和谐的"真谛"就在于不同领域的统筹兼顾、多种利益的协调统一、人民内部矛盾的化解和各种冲突的妥善处理。构建和谐社会的过程，就是不断协调利益关系、不断化解社会矛盾的过程。因此，统筹协调好各方面利益关系，对于经济社会的协调稳定健康发展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统筹协调利益关系，有利于推动经济又好又快发展。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取得巨大成就，同时也存在一些比较突出的问题。如经济发展方式粗放，资源消耗过大，环境污染严重，区域、城乡发展不平衡等。因此，要真正切实推动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就需要加强各方面利益的统筹协调，更加重视经济领域各个方面、各个层次的均衡发展，更加重视统筹协调好东、中、西部的区域发展和城乡发展，更加重视统筹协调好经济建设、人口增长与资源利用、环境保护的关系，从而促进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和进步。

统筹协调好利益关系，有利于保持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和谐。我国当前存在的许多深层次矛盾和问题，大都与利益密切相关。如劳动就业、社会保障、收入分配、教育收费、医疗卫生、食品安全、司法公正、安全生产、社会治安等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仍比较突出，企业改制、土地征用、城建拆迁、环境污染等方面更存在着不少侵害群众利益的现象。这些问题处理不好，就容易激化矛盾，从而导致出现不和谐、不稳定因素。因此，只有统筹协调好各种利益关系，着力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才能使人民群众不断得到实实在在的利益，真正实现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和谐。

统筹协调好利益关系，有利于实现社会公平正义。公平正义是人类孜孜以求的目标，也是我们构建和谐社会的总要求之一。实现公平正义，说到底就是形成一种合理的利益分配关系，使得社会不同主体的利益需求都兼顾到。这就要求我们不仅要进一步把"蛋糕做大"，还要把"蛋糕分好"。只有不断加大利益整合力度，促进分配公平，缩小收入差距，让发展成果为人民共享，才能使人民群众心情舒畅，也才能增强他们建设和谐社会的积极性、创造性。

如何统筹协调当前社会各方面的利益关系？

春风送暖，玉兰飘香。2007年3月27日至28日，第六次全国信访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这次会议上的统计表明，*年全国县以上党政部门受理的信访总量同比下降明显。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我们在统筹协调社会各方面利益关系方面取得了积极进展。

但也要看到，目前这些方面的工作还是初步的。面对改革攻坚时期和发展的关键阶段，利益调整越来越触及一些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在这种情况下，要把统筹兼顾作为协调各方面利益关系的一条重要指导原则。各种政策措施的制定和推出，要注意统筹规划，精心设计，充分考虑不同群体、不同阶层的利益要求，统筹兼顾不同地区、不同部门、不同行业、不同群众的利益，切实找准大多数群众共同利益和不同方面群众具体利益的结合点，统筹兼顾不同方面群众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权益，最大限度地反映和体现社会各个方面的利益要求，使发展所带来的利益增量为大多数群众所共享。当前，要特别重视加强制度建设，通过创新体制机制，建立一套能够不断解决利益矛盾、妥善化解利益冲突、有效促进和谐的利益调节机制。

要健全诉求表达机制。"累了你就歇歇脚，渴了你就喝杯茶，气了你就消消火，请进--这里就是你的家。"这不是某某茶楼的广告语，而是河南省义马市群众工作局信访大厅里的标语。当群众看到这样亲切的问候时，怎能不想把心中的诉求、希冀倾吐出来？近年来，随着新修订的《信访条例》的颁布，各级党委、政府按照中央的要求，积极畅通信访渠道，不断完善政策措施，在健全诉求表达机制方面积累了许多成功经验。但总体来看，我们在健全诉求表达机制方面还有许多工作要做。要通过民意调查、信息公开、听证会、协商谈判等具体制度，拓宽社情民意表达渠道；完善党政领导干部和党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联系群众制度，使他们主动走到群众中去，倾听群众呼声，解决实际问题；建立全国信访信息系统，搭建各种形式的沟通平台，积极发挥各类媒体作用，重视各种社会组织在反映诉求、规范行为等方面的作用，使群众表达利益诉求逐步走入制度化、规范化、法制化的轨道。

要健全利益协调机制。表达利益诉求只是前提，对各种诉求进行协调才是重头戏。一是通过利益引导机制来教育和引导人们正确看待当前社会利益分化的现象，正确处理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关系。二是健全利益约束机制，通过法律和道德对人们获取利益的行为进行约束，促使个人或群体形成正确的价值观。三是健全利益调节机制，通过税收政策等调控措施，调整和缩小人们之间的利益差距，调整利益分配格局，减少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不公平感。四是利益补偿机制，着力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土地征收征用、城市建设拆迁、环境保护、企业重组改制和破产等工作中的问题，坚决纠正损害群众利益的行为。

要进一步完善矛盾调处机制。必须着力健全社会舆情汇集和分析机制，完善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制度，实现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有机结合和相互衔接，综合运用法律、政策、经济、行政等手段和教育、协商、疏导等办法，充分发挥我们党的政治优势，最大限度地缓解社会冲突，减少社会对立，把矛盾化解在基层、解决在萌芽状态。同时，要通过完善收入分配制度、规范收入分配秩序等政策措施，科学有效地调整各种利益关系，努力缩小不同阶层、不同群体的利益差距，减少由此产生的利益矛盾。

利益关系范文篇6

关键词：死者人格利益生者身份权益法律保护

一、问题之提起

案例:原告陈某系解放前已故艺人荷花女的母亲。1940年，荷花女参加庆云戏院成立的兄弟剧团演出，从此便在当地红极一时，后于1944年病故，年仅19岁。被告魏某以“荷花女”为主人公写小说，曾先后三次到原告陈某家了解“荷花女”的生平以及从艺情况，并向“荷花女”的弟弟了解情况并索要照片，随后创作完成小说《荷花女》，共n万字。该小说使用了荷花女的真实姓名和艺名，陈某在小说中被称为陈氏。小说虚构了荷花从17岁到19岁病逝的两年间，先后同3人恋爱、商谈婚姻，并3次接受对方聘礼之事。其中说某人已婚，荷花女“百分之百地愿意”为其做妾。小说还虚构了荷花女先后被当时帮会头头、大恶霸奸污而忍气吞声、不予抗争的情节，最后影射荷花女系患性病打错针致死。该小说完稿后，作者未征求原告等人的意见，即投稿于某《晚报》报社。该《晚报》自1987年4月18日开始在副刊上连载该小说，并加插图。小说连载过程中，原告及其亲属以小说插图及虚构的情节有损荷花女的名誉为理由，先后两次到《晚报》报社要求停载。晚报社对此表示，若荷花女的亲属写批驳小说的文章，可予刊登;同时以报纸要对读者负责为理由，将小说题图修改后，继续连载。原告以魏某和晚报报社为被告，向法院起诉，要求被告承担侵害死者名誉权的民事责任。

这是我国第一例提出关于死者名誉权保护的案件，并由此引发最高院于1989年4月12日作出《关于死亡人名誉权应受法律保护的函》，最高院在批复中，明确了对死者名誉权的法律保护，并认为可由死者的近亲属提起诉讼。1993年8月7日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对此问题进行了纠正，没有再提到死者的名誉权受保护，而改称为死者的名誉受侵害时的保护。认为:“死者名誉受到损害的，其近亲属有权向人民法院起诉。近亲属包括: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也就是说，死者的名誉受侵害，由其近亲属来加以保护。从该条文理解，既可以认为法律保护的是死者的名誉，即:死者的人格利益;也可以认为法律保护因为死者名誉受损而受到损害的死者近亲属，即:近亲属的身份利益。可见，当时最高法院对此问题没有把握，只好模糊处理。笔者认为，死者既然已死，还能像活人一样感受到别人对他的评价?还会有利益的损害?答案显然是否定的，那么，侵害死者的名誉其损害结果是什么呢?当然是造成死者的近亲属身份利益的损害，尤其是近亲属的精神利益的损害。

关于精神利益损害，我国立法于2001年2月26日颁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3条中规定:“自然人死亡后，其近亲属因下列侵权行为遭受精神痛苦，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赔偿精神损害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受理:

(1)以侮辱、诽谤、贬损、丑化或者违反社会公共利益、社会公德的其他方式，侵害死者姓名、肖像、名誉、荣誉;

(2)非法披露、利用死者隐私，或者以违反社会公共利益、社会公德的其他方式侵害死者隐私;

(3)非法利用、损害遗体、遗骨，或者以违反社会公共利益、社会公德的其他方式侵害遗体、遗骨。”该司法解释认为，被侵犯的不仅仅是死者的权利，更重要的是侵犯了其近亲属的人格利益，是死者亲属自身的权利受侵害而造成精神痛苦，并得以请求精神损害赔偿。但是，在人身权领域，“造成精神损害”并非一种独立的侵权类型，而是在侵犯了某种人身权并进而造成精神损害的情况下，讨论是否以及如何赔偿该精神损害的问题。所以，该司法解释没有明确说明死者亲属的何种人身权受到了侵害，是一个重大缺陷，也造成了解释上和理论上的困扰。但该司法解释至少肯定了这么一个观点，即:对死者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隐私权、身体权等人格权的侵害，实际上是对其近亲属精神利益和人格尊严的侵害;对死者人格的保护，归根结底是为了保护生者的人格利益和尊严。这不得不说是立法上的一大进步。

2005年由王利明教授主编的《中国民法典学者建议及立法理由》在人格编第386条对死者人格利益的保护作了这样规定:“自然人死亡后，其姓名、肖像、名誉、荣誉和隐私等人格利益受法律保护。自然人死亡后，其遗体受法律保护。禁止对遗体、骨灰进行侮辱和损害。死者的人格利益，死者的配偶、父母、子女有权进行保护。没有配偶、父母和子女的，其他近亲属有权进行保护。该规定告诉我们二个观点，第一观点是死者姓名、肖像、名誉、荣誉和隐私等人格权益受法律保护，死者的遗体受法律保护;第二观点是死者的人格利益，由其近亲属加以保护。死者近亲属在该侵权案件中作为诉讼权利主体是毫无疑问的，但对于诉讼权利主体保护的客体是死者的人格利益，还是亲属的身份权益，仍存在模糊的概念，学理上也存在不同的观点。

二、各种学术观点介绍和评价

(一)死者权利保护说

该学说观点是，自然人死亡后，仍可以继续享有某些人身权。如有的认为，自然人死亡后民事权利能力仍部分继续存在，如死者名誉权。闭有的认为，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权利可以分离，即尽管民事权利能力终于死亡，但自然人仍然可以在死后享有某些民事权利。

该观点认为，死者可以成为名誉权、荣誉权、肖像权、人身权、隐私权的权利主体，直接受法律保护，这种观点是错误的。

法律规定死者不具有民事权利能力，当其死后自然就不再享有权利。民事权利能力是享有民事权利、承担民事义务的资格。这种资格意味着可能性，即具有了民事权利能力才存在取得具体的民事权利和义务的可能性。反过来说，没有民事权利能力，就没有这种资格，也就不可能取得任何具体的民事权利或者义务。反而推之，如果确定某项民事权利由某个主体享有，则该主体必定具有民事权利能力。认为“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权利可以分离”的观点在逻辑上是自相矛盾的，是无法成立的。在英国和美国的侵权法上，就不存在对死者权利保护的问题，只有受害人为活人的情况下侵害人格权的侵权行为才可能构成。

(二)死者法益保护说

该学说观点是，自然人死亡后，不能成为民事权利主体，民事权利能力终止，不再享有人身权。对死者，法律保护的是法益，而不是权利。法律不仅仅保护权利，而且还保护超出权利范围的合法权益，保护死者的法益，这不仅仅是死者自身利益的需要，而且是社会利益的需要。“因此，死者名誉应该作为一种合法利益而存在，并受到法律的切实保护。

该观点认为，对死者生前人格权进行保护，法律所保护的是法益，而不是死者的权利，死者不可能成为民事权利主体，更不可能享有权利。但因为人格权中有社会利益因素，法律有必要对此进行保护。该利益受他人侵害，会违背社会公序良俗、侵犯社会公益、违反社会道德，并造成其近亲属的精神痛苦，因此，其近亲属有权请求精神损害赔偿。该观点阐述了与权利能力理论相分离而独立存在的“法益说”，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它回避了我们所争议的死者是否具有民事权利能力问题，创造性地提出一个新的理论观点，以求得对实际问题的解决方法，是为可取。但笔者认为，也有不尽人意之处。

首先，“法益”概念较模糊、抽象，与法条本身的严谨性不符，不宜为法律条文所用;其次，该学说理论不利于实践操作，可能造成法官自由裁量权的无限扩大;最后，侵害死者“法益”，是造成死者近亲属的精神痛苦，保护死者“法益”，其目的是为了保护死者近亲属的身份权益，既如此，确立了近亲属身份权益，就无需再引进“法益”学说。

(三)延伸保护说

该学说观点是，死者利益的保护实际上是对其生前享有权利的保护，在其死亡后延续一段时间转由死者的近亲属行使，其基本理论依据实际上是建立在上述“法益说”基础上。

该观点认为，自然人死后，存在着与人身权利相联系的延续人身法益，延续的人身法益与人身权利相互衔接，一脉相承，构成自然人完整的人身利益，自然人人身利益的完整性和延续的人身法益与人身权利的系统性，决定了法律对自然人人身权利的保护必须以人身权利的保护为中心，向后延伸，保护延续人身法益。其范围包括:延续名誉法益、延续肖像法益、延续身体法益、延续隐私法益、延续姓名法益、延续荣誉法益、延续亲属法益。笔者同样认为此观点不可取。

因为，从法律保护的目的来看，死者身体、姓名、名誉受侵害时，法律予以保护的不是死者人身权的延伸，而是对其近亲属身份权的保护和对社会公序良俗的维护，这其中以死者近亲属身份权的保护为核心。因为自然人死后，他的权利义务便消失，而此时法律仍对他的姓名、名誉、隐私等权利进行保护，其目的显然不是针对死者。因为在死者身后，人间的物质利益和精神利益对其已经毫无意义，此时的姓名、名誉、隐私和其他权利也不再是一种利益，也不可能成为其权利的客体。而此时真正受到影响的是他的近亲属，是近亲属的身份利益。同样，对死者尸体的保护，也是基于对死者的亲属利益和社会利益的保护，而不是对死者利益和权利的保护。死者在死后无利益可言，就好像其他物品自身不会有什么“利益”存在一样。假如死者生前立遗嘱对自身尸体的合法利用，不能说是死者在死后对其自身尸体权利的行使，只能说是将死者生前的利益，转化为其他近亲属的利益而加以保护，死者的近亲属是基于对死者生前的关切，有义务保护死者生前的愿望得以继续实现。如果死者生前没有留下如何处理自己尸体的遗嘱，非法利用尸体的侵权行为所侵害的权利客体则是死者近亲属的身份利益，而不是死者的人格利益。

(四)近亲属权利保护说

该学说观点是，自然人死亡后，民事权利能力终止，一切人格权即告消灭。但是在我国现阶段，根据公民通常的观念，死者的名誉、荣誉、隐私，往往影响对其近亲属的社会评价，因此侵害死者名誉、荣誉、隐私等实际上就是侵害其近亲属身份利益。如果侵害，则其近亲属可以作为诉讼主体向法院提起侵权损害赔偿之诉，要求侵权人直接对其承担侵权责任。还有学者指出，纯粹侵害死者名誉时，因为死者人格已不存在，所以不是侵权行为;如果侵害死者名誉导致死者遗属名誉受损，则属于侵害了遗属的名誉权;或者损害了遗属对死者的敬爱追慕之情，也侵害了遗属的人格利益、身份利益，遗属均得请求停止侵害和损害赔偿。笔者赞成此观点。侵害死者人格权益，实质上是侵害了死者近亲属身份利益。

三、保护死者人格利益就是保护死者亲属身份权益

所谓利益，无非是主体与客体之间的某种价值关系。死者虽死，但其生前所留下的姓名、肖像、名誉、荣誉和隐私等人格利益，并不随死者故去而消灭，亦不发生继承归属新的权利主体。但由于死者的人格利益会受到后人的不法侵害，并给其近亲属造成身份利益的损害，故而法律有必要对此利益加以保护，保护其近亲属身份利益免受非法侵害。具体理由分析如下:

(一)从我国现实情况分析

我们每个人都生活在不同的家庭中，不同的家庭背景、不同的家庭出生，不同的亲属关系，或多或少都会给我们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带来一定的影响。虽然，我们一直强调看待一个人不能注重其出身如何，但在社会上，人们的观念却难以改变。一个好的家庭出身可能会给一个人带来社会对他的尊重等无形利益;而不好的出身则可能带来一生的耻辱。一个基本的交往礼仪知识常常告诉我们，尊重一个人，就必须尊重其家属;如果不尊重一个人的家属，必然被看成是对某人人格尊严的冒犯。同样，一个家庭成员(包括已故亲人)的名誉受到侵害必然给近亲属带来羞辱，使近家属感到愤怒、屈辱并产生精神痛苦;同时，社会对其近亲属的社会评价也随之降低，这是社会的普遍现象。如上述案例，荷花女的母亲陈氏，原本可以作为一个德艺俱佳的艺术家的母亲而受到社会尊重，现在因为其女儿在小说中被写成是有污点的艺人而倍受世人的蔑视，其母亲必然感到受到莫大的侮辱，被告行为严重侵犯了死者近亲属的身份权益，使死者近亲属的身份利益遭受损失。

(二)从我国现行相关法规分析

我国早期的《民法通则》对死者的人格利益的保护没有做出规定。最高人民法院于1989年4月12日作出《关于死亡人名誉权应受法律保护的函》，明确了死者母亲有权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2001年2月26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将死者名誉利益的保护扩展到死者的姓名、肖像、荣誉、隐私、遗体、遗骨的利益的保护，并指出，侵权行为，只有在其近亲属遭受精神痛苦时，才可由其近亲属向法院提起损害赔偿诉讼。可见，法律明确规定了，对死者人格权的侵害，实际上是对其近亲属精神利益和身份利益的直接侵害，对死者人格利益的保护，就是对生者身份利益的保护。侵害死者人格权的行为，破坏正常亲属身份关系，直接侵害了死者近亲属的身份权，造成其精神损害和亲属身份利益的丧失。故“近亲属的救济权是作为侵权行为的受害人由法院直接赋予，并不依赖于死者。”可见，我国现行立法倾向于采用近亲属利益保护说。

(三)从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特殊性分析

侵害死者人格利益，损害其近亲属身份权益的民事责任构成要件，除了要求具备一般侵权责任构成要件外，还具有以下几个特征:

第一，该侵权责任的请求权主体只能是死者近亲属，即:死者的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死者的近亲属基于自身的权利受到侵害而提出请求，包括身份利益丧失和精神损害的赔偿请求。

第二，侵害行为具有违法性，具有侵害其近亲属身份利益的主观故意。该行为主要以作为的方式表现，如:侮辱、诽谤、贬损、丑化等方式使用死者姓名、肖像，侵害死者名誉、荣誉;或者非法公布、非法利用死者隐私，侵害死者人格利益等行为。侵权行为人对侵权行为具有侵害其身份利益的主观故意。如:为了营利，擅自使用死者姓名，利用死者肖像，损害死者近亲属身份利益;为了报复，恶意丑化死者，公开散布死者生前隐私，造成死者近亲属精神痛苦;为了使文章能吸引读者，故意编撰虚构情节，毁损死者名誉，造成死者近亲属身份利益丧失、精神痛苦。

第三，侵权行为必须是侵害了死者名誉权、肖像权、身体权、隐私权、姓名权等，并造成其近亲属精神利益或身份利益损失的后果，该损失后果与侵权行为有直接的因果关系。通常情形下，死者名誉受损时，其近亲属基于身份关系而产生自身名誉权受损致使精神痛苦的法律后果，该观点为常人所接受。但是，使用死者的肖像、揭露死者的隐私，并不能同时造成死者近亲属自身肖像权、隐私权的损害。但使用死者肖像、揭露死者隐私、盗用死者姓名，却可能侵害死者近亲属身份权益，使其身份利益丧失，或精神利益损害。如使用死者肖像进行犯罪、从事不恰当活动，造成死者名誉下降，从而影响其近亲属声誉，使其近亲属身份权益受损，社会评价降低，产生精神痛苦，如此则构成侵权。如在医院的广告上使用死者(原患者)的肖像;将印有死者照片的墓碑作为墓碑石刻的广告宣传等，均构成对死者亲属身份权益的侵害。但如果某些行为侵犯了死者的人格利益，而对其近亲属身份利益却没有造成伤害，或者从社会一般观念来看是可容忍的，则不构成侵权。如某单位为了纪念某人，在单位工作场所仍保留其肖像并介绍之;为了纪念伟人，在书店里出售领袖画像等行为，均不构成对其近亲属的身份利益的侵害。可见，死者近亲属的身份权益是否受损，是该侵权责任构成的关键因素，而不是死者的人格利益是否被侵害这一事实。

利益关系范文篇7

论文关键词：洪水资源利用法律制度建设

洪水资源利用是指按照风险分担、利益共享的原则．通过建设和完善滞、蓄、调、引、灌等工程设施，综合采用规划、预报、调度、应急预案等非工程措施，实施洪水风险管理，对特定规模洪水的公益性增值利用，具有综合、风险、公益、增值等特征。在洪水资源利用过程中，涉及洪水风险管理、洪水资源利用规划、河湖水库调度、蓄滞洪区优化运用、地下水回灌等多种行为．需要调整多重利益关系，亟须加强相关法律制度建设。

一、洪水资源利用法律制度建设的重要性

1．适应洪水资源利用趋势的内在需要

我阚水资源短缺．随着经济社会发展，用水需求的日益增加，缺水威胁将进一步加剧，适度利用洪水资源将成为解决局部地区水资源短缺的重要途径之一因此，洪水资源利用在规模和总量上都将呈现日益增长趋势存洪水资源利用过程中，包括洪水资源利用规划、洪水风险管理、江河湖泊水库调度、蓄滞洪区优化运用及其补偿、回灌地下水等，需要一系列制度予以支持。这些制度的确立和运作，单纯依靠政策难以完全奏效，需要上升到法律层面上予以规范化、法制化．

2．协调洪水资源利用复杂利益关系的迫切要求

在洪水资源利用过程中，涉及各级政府、各级防总、各级政府部门、水工程管理单位、社会公众等多重主体，各主体利益关系复杂而多元。在我国．虽然这些主体的根本利益具有一致性．但个别时候针对具体事件，也会产生不同程度的利益冲突或矛盾。如果不能及时妥善处理，就会形成新的不安定因素，这就需要以法律的形式协调各方的利益．发挥法律制度的教育和引导作用，有效地开展洪水资源利用活动

3．解决洪水资源利用法律缺位的关键举措

尽管目前我同已确立了“保障安全、充分利用”的洪水资源利用基本政策，要求在保障防洪安全的前提下，充分利用洪水资源。然而前我同存洪水资源利用方面的法律法规却处于缺位状态：除了《天津市防洪抗旱条例》等部分地方性法规明确提出“鼓励对雨洪水资源的开发利用之外．水法、防洪法、防汛条例以及各种涉水部门规章均未规定洪水资源利用问题。洪水资源利用法律缺位，导致洪水资源利用面临着一系列法律瓶颈，严重制约着洪水资源利用的有效开展。为此．在推进洪水资源利用过程中．有必要加强洪水资源利用法律制度建设

二、洪水资源利用法律制度建设的重点

1．确立洪水资源利用的基本原则

洪水资源利用具有利害两重性．其“利”体现在洪水一旦资源化，就可以像其他水资源一样进行兴利：其“害”体现在，除了洪水本身可能存在的危害性之外，还可能因为洪水资源化措施的实施带来各种附加风险．如洪水预报误差风险、调度操作误差风险等。因此，为了充分利用洪水资源．需要适度承受洪水风险，并协调好不同主体之间基于洪水资源利用的利害关系．而这首先需要明确洪水资源利用的基本原则。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基本原则：

一是保障安全原则．即利用洪水资源必须结合实时的工情、雨情、汛情，科学决策、审慎操作．保证度汛安全。

二是统一规划原则，即通过合理的规划，按照风险分担、利益共享的原则统筹流域上下游、左右岸、干支流、城乡间基于洪水资源利用的利害关系。

三是因地制宜原则，即利用洪水资源时需要注意结合各个流域的工情、雨情、水情，综合考虑该区域的经济社会发展状况，采取适宜的利用措施，实现洪水资源的优化配置。

四是综合利用原则．即从全流域通盘考虑，既要考虑如何科学合理地进行河库洪水错峰调度以发挥防洪减灾效益．还要考虑如何通过科学调度增加水库容纳水量及调蓄滞洪水量来提高水能水量利用率，综合增加发电、灌溉和防洪效益。

2．确立政府主导的洪水资源利用管理体制

洪水资源利用作为一项有风险的公益性事业，需要建立以政府为主导的管理体制，赋予洪水资源利用主管部门较强的行政权力，以满足应急管理决策的紧迫性和复杂性需要。为此，需要明确洪水资源利用主管机构的职责与权限，建立必要的监督制约机制，追究滥用职权者的法律责任．以避免无序利用、不合理利用引发新的生态与环境问题。

3．确立洪水资源利用规划制度

洪水资源利用与常规水资源开发利用不同，缺乏有效的利益协调与驱动机制．需要在政府主导下编制专业规划，结合具体的雨情、汛情、工情．科学决策，相机实施。为此．需要明确洪水资源利用规划编制的组织形式、编制主体、决策程序、法律地位和有关机构及利益相关者参与的机制．规定洪水资源利用规划的执行与监督等。

4．结合洪水资源利用方式设计不同的法律制度

洪水资源利用主要有四种方式：水库调度．区域内河系联网调度以及跨区域或跨流域水量调度，蓄滞洪区的优化运用，通过工程措施主动回灌地下水。不同的洪水资源利用方式，其法律制度建设重点存在很大区别：

①对于水库调度而言，法律制度建设的重点在于洪水资源调度及风险责任承担。为了充分发挥现有水库等工程的调蓄水功能，最大限度地利用洪水资源，需要改变传统的水库调度模式。建立动态的汛期概念，并在此基础上确定动态的汛限水位、调整具体的水库汛期调度方案。在此过程中，伴随着洪水风险的增加，需要确立相应的风险责任承担主体和承担方式。

②对于区域内河系联网调度、跨区域或跨流域水量调度而言，法律制度建设的重点在于洪水资源在不同区域、流域之间的配置、调度以及不同区域、流域之间在水资源、水环境方面的利益平衡。为了尽可能滞留洪水，可以利用联网的河系或跨流域调水工程等，将本流域、本区域的汛期“弃水”调度到其他流域或区域加以储存或利用，这就需要充分考虑不同区域、流域之间的水资源配置规划．并进行相关的水量调度制度建设。由于洪水往往夹杂着各种污染物．因此，在洪水资源调度过程中，需要有效控制与管理污染物。限制污染灾害在地区间转移，避免造成更为严重的环境污染事故。

（3）对于蓄滞洪区的优化运用而言，法律制度建设的重点在于蓄滞洪区的功能调整和受损者的利益补偿为了合理利用洪水资源．有必要将蓄滞洪区的运用从单一的被动防洪调度转变为主动的蓄洪兴利和错峰防洪等多种形式．为此需要建立有效的社会管理和经济调节机制．建立行之有效的管理法规．制定和实施适宜的人口政策、产业政策，搞好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发展布局，促进蓄滞洪区人与自然的和谐，实现区内经济社会的健康、有序发展。同时。应当根据各流域防洪规划、洪水资源利用规划的要求．结合蓄滞洪区的土地利用、产业结构及经济发展水平，以不同淹没水深及淹没时间为参数．划分蓄滞洪区的启用级别．确定相应级别的启用决策机构。实现蓄滞洪区分级运用管理。在此过程中，需要加强蓄滞洪区运用补偿立法．依法界定有关区域地方政府作为补偿主体，明确补偿资金的来源，规定补偿金的支付方式和用途。健全补偿基金的征收、分配和管理运作、资金管理机构的规章制度，规范补偿金的发放、使用和监督等。

(4)对于主动回灌地下水而言，法律制度建设的重点在于回灌设施建设与管理以及洪水水质的管理问题。有效回灌地下水往往需要修建地下截坝、拦水闸，开挖深井、渗沟等工程．为此需要对回灌设施建设与管理制定专门的法规标准。此外，洪水在较短的时间内汇集，水质难以控制，因此在回灌地下水的同时。必须采取必要的监督控制措施，保证水质不被污染，以免污染了地下水源，造成新的自然灾害。需要明确可回灌地下的洪水水体质量标准体系，建立洪水水质检测、报告制度及操作规程，加大利用决策的信息支持力度，完善利用洪水资源回灌地下的决策机制。对无视洪水水质，强行决策致使地下水体污染的，设定相应的法律责任。

5．建立健全应急管理机制

为控制或减轻洪水资源利用过程巾可能遇到的突发性水灾损失．必须建立健全应急管理制度，包括应急预案的编制、应急预案的启动程序、应急预案的演练、相关单位和个人在各级应急响应中的责任义务与协同机制、加强应急反应能力建设的措施、应急决策后的评估制度以及相关责任追究制度等。

6．其他制度

除了建立、完善或落实上述法律制度外，还需要建立洪水资源利用的生态补偿制度、跨区纠纷解决机制、水质监测与控制制度等各种制度措施。

三、政策建议

1构建由法律、法规、规章所构成的洪水资源利用法规保障体系

在今后开展洪水资源利用法律制度建设过程中，需要构建由法律、法规、规章所构成的洪水资源利用法规保障体系。在法律层面．可通过修订防洪法，增加有关洪水资源利用的条款。如将防洪规划扩展为洪水管理规划，确立洪水资源利用规划的地位；明确洪水资源利用的协调机制．加强中央、地方和各行政管理部门之间在洪水资源利用行动中的沟通与协调，扩展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的职能；将洪水影响评价制度由洪泛区、蓄滞洪区向整个防洪区推广．由建设项目向与土地利用有关的规划推广；在保障措施中，明确洪水资源利用资金的来源，明确中央与地方的洪水资源利用投人原则，明确洪水资源利用基金在洪水管理基金中的比例等。在行政法规层面，需要及时出台“蓄滞洪区管理条例”，合理确定蓄滞洪区的规划管理制度、科学利用制度和损害补偿制度，以促进蓄滞洪区的优化运用：需要在将来出台的“地下水资源管理条例”中建立地下水回灌制度，保障地下水的有效供给，从根本上缓解地下水环境恶化趋势。在部门规章层面，为了具体指导我国洪水资源利用实践，可以在有关水部门规章的制定、修改时加入洪水资源利用的相关制度。比如，在已纳入水利部立法工作安排的“雨洪影响评价分级管理规定”“雨洪影响评价资质管理办法”“丹江口水库管理办法”“尼尔基水利枢纽库区管理办法”“东平湖管理办法”等部门规章中规定与洪水资源利用相关的制度。此外，省、自治区、直辖市人大、政府及相关地方立法机构可以通过制定地方性法规或地方政府规章，结合本地区洪水资源利用的实际需要，将国家确定的洪水资源利用制度予以具体化。

2．采取“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相结合的上下联动路径进行推进

在洪水资源利用法律制度建设过程中．可以采取“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相结合的上下联动路径进行推进。一方面，洪水资源利用在我国尚处于起步阶段．在这种情况下，开展洪水资源利用法律制度建设适宜“自下而上”，由各地方根据情况先行开展相关法规建设，包括制汀适用于本行政区域的地方性法规或者地方政府规章等。通过地方性立法先行．不仅可以满足缺水地区科学合理利用洪水资源的立法需求，而且可以因地制宜，积累经验。另一方面，伴随着洪水资源利用的实践推进和各种制度建设的探索，适时“自上而下”，由国家推出相关法律法规，引导全国范围内洪水资源利用的开展。从洪水资源利用法律制度建设上看．也只有在法律法规层面引进洪水管理理念并对防洪法进行修改，并出台蓄滞洪区管理条例、地下水资源管理条例等法规之后．才能表明洪水资源利用法规保障体系真正建立。

3．分阶段、分步骤、有计划地推进洪水资源利用法规保障体系建设

在洪水资源利用法规保障体系建没过程中．可以考虑分为三个阶段：2015年前为政策先导与框架确定阶段，重点是由地方出台相关的政策法规．同时尽快推进已经列人水法规体系总体规划的蓄滞洪区管理条例、洪水影响评价管理条例、地下水资源管理条例等水法、防洪法的配套法规：2015-2020年为主要法律制度完善阶段．重点是将防洪法修改完善为洪水管理法：2020年之后为制度进一步健全阶段．重点是进一一步修改完善各项政策法规，从而逐步建立起长期、有效的洪水资源利用法规保障体系。

利益关系范文篇8

一、当前利益关系不协调的主要表现

当前我国矛盾较为突出因而需要通过改革加以重点调整的社会利益关系主要表现在五个方面。

一是城乡利益关系。到目前为止，我国13亿人口中仍有近60%生活在农村。现代化过程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将相当一部分农村人口吸纳到非农产业中去，以提高他们的生产率水平、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但我国农业人口数量庞大，人多地少的矛盾十分尖锐，农业人口向非农产业的转移需要一个相当长的历史过程。在这种情况下，需要考虑的问题是在二元经济的转变过程中，如何妥善解决农村和农业领域人口的增收问题与发展问题，使他们也能分享到国家发展的成果。

二是区域利益关系。虽然对于我国不同地区居民之间在收入和生活水平上的差距有不同算法，具体结果也有差异，但区域之间居民收入水平和福利水平差距过大且呈现扩大的趋势，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这种差距不仅表现在东部沿海、西部地区、东北地区和中部地区这样大区之间和行政区域之间，也表现在发达地区与各类问题区域之间，比如资源枯竭地区、老少边穷地区、生态脆弱地区等等。我国幅员辽阔，各地资源禀赋不同，发展条件不同，在发展水平和收入水平上存在一定的差异是正常的。但国家应通过落实区域发展总体战略，遏制并逐步缩小区域间的发展差距。

三是行业利益关系。研究表明，近年来我国不同行业间的收入水平呈现扩大的趋势。行业间最高收入与最低收入相差几倍之多。当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不同行业之间存在收入水平差距是一种正常现象，但目前不同行业的收入水平差距，既有行业特点的影响，也有行业体制和政策的影响。特别是一些行业由于改革措施的不配套，其高利润和高收入水平并非经营管理水平提高的结果，而是利用其垄断地位抬高价格，获取的超额收入。这是需要通过深化改革加以调整的。

四是群体利益关系。在群体收入差距问题上，广大干部群众不满情绪最集中的，并非因为诚实劳动与合法经营而形成的收入差距，而是由于体制和政策的不健全所造成的机会不均等，以及由此产生的收入差距的拉大。特别引起人民群众不满的是由于权钱交易等违法腐败问题导致的收入不公平，等等。因此，治理的重点应当放在打击非法收入和解决由于政策缺陷而造成的机会不公平及其导致的分配不公平。

五是非公有经济成分中的劳资利益关系。我国是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经济社会处于从传统二元经济社会向现代社会、从传统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渡过程之中。这三个因素的同时存在，使我们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面临巨大的劳动力过剩和就业压力。加之我国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的法律法规还有待健全，在资本与劳动的博弈过程中，劳动者常常处于不利地位。在这种情况下，侵害劳动者合法权益的事件常有发生。特别是在大量使用低技术水平劳动力和农民工的制造业、建筑业、采掘业等领域，问题尤为突出。

除了上述五种利益关系外，当前我国经济社会生活中还存在一些较为突出的问题，这些问题虽然严格说来不属于社会利益关系，但对社会的和谐稳定也会产生重大影响，也需要通过改革加以调整。主要包括经济社会发展与资源环境的协调问题、干群关系的协调问题、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协调问题、内外资关系的协调问题以及国际关系的协调问题等。比如，如果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环境遭受严重破坏，质量安全事故频发，将会严重影响社会的和谐；又比如，如果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不能很好协调，经济摩擦不断，也无疑会对国内的和谐稳定产生负面影响。

二、利益关系不协调的根源

分析我国社会利益关系不协调的主要原因，首先与我国经济社会所处的发展阶段有关。改革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但总体来看，当前我国人均GDP只有1700多美元，仍然处于工业化的初中期阶段，收入差距的扩大在一定程度上带有客观必然性。具体来讲，第一，从产业结构来看，工业化过程的一个主要特点就是非农产业的快速发展和比重提高，而在参与非农产业发展方面，人群之间、地区之间的发展能力和发展条件不同，因而不可能实现齐头并进的发展和致富。第二，我国的工业化过程，同时伴随着市场化过程，相对于传统的计划经济而言，市场化的推进无疑会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导致收入差距的扩大。第三，工业化初级阶段也是城市化快速推进的阶段，而经验和实证分析也说明，大量的人口从农村流向城市的过程，必然伴随着人群之间收入差距的扩大。

除了由经济发展阶段所决定的客观的、难以避免的原因外，还有经济体制不健全和政策不完善方面的原因，而这正是今后需要通过改革和政策调整重点加以解决的。

市场竞争的条件和机会不平等。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由于历史原因和改革不到位，旧体制弊端没有完全打破，公平竞争的格局没有真正形成。比如农村户籍人口在就业、收入、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方面的不均等待遇问题、不同行业在公共资源占用和发展环境方面面临的不公平问题等，基本上就是由这种原因造成的。二是改革以来某些政策的不完善、调整不及时，形成了竞争条件和机会的不均等，比如区域之间、不同所有制企业之间、内资企业和外资企业之间竞争条件的不公平问题等。

调节收入分配的制度不完善。即使竞争的条件和机会是公平的，市场竞争的结果也会造成收入差距的拉大。为了将收入差距控制在社会可承受和相对合理的范围之内，需要通过一定的政策和制度对收入差距进行调节。比如累进的个人收入所得税政策、遗产税政策等。我国虽然已经建立了这些制度，但或者由于政策本身的不完善，或者由于执行过程的不力，未能达到有效调节收入差距的目的。比如，当前存在的一个突出问题是，收入较低的工薪阶层的所得税通过工资扣缴，一般都能做到如数纳税，而在收入较高的私营企业主、演艺明星等群体中，却存在着严重的偷漏税现象。

保护困难群众权益的制度不健全。各类工程的移民拆迁补偿问题、城市旧城改造中的移民拆迁补偿问题以及国有企业改革改制中对老职工的补偿问题等等，是近年来利益矛盾较为突出和对社会和谐稳定影响较大的领域。出现这类问题的根源主要有两方面：一是政策本身制定得不尽合理，标准偏低，难以补偿受损群众的损失，或不同补偿标准之间差距过大，形成心理不平衡；二是一些地方干部工作方式简单粗暴，缺乏必要的协商和沟通，致使矛盾激化。此外还有，由于保护劳动者的法律法规不健全，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很难得到有效保护。

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不到位。为实现社会的和谐稳定，必须建立必要的社会保障体系，以保证困难群众能够获得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的、最基本的生存条件和人格尊严。面向困难群众的基本公共服务主要包括最低生活保障、基本医疗、基本教育（包括基础教育和必要的就业培训等）、基本养老保障和基本的住房需要等。如果这方面的政策和服务不到位，就会使得困难群众产生严重的挫折感，产生不满情绪，不仅影响社会的和谐，甚至影响社会稳定。不仅如此，作为政府的公共服务，应当使处于不同地区、不同行业的困难群众能够享受到大体相当的政府公共服务水平。

各种违法腐败问题。由于行政体制改革还未完全到位，一些政府职能部门不仅对微观经济活动的干预过多，而且自由裁量权过大，由此导致了权钱交易、以权谋私等违法腐败行为，这也是造成社会利益关系失调、干部群众意见较大的重要因素。

三、调整社会利益关系需要制度保证

一是公平的市场竞争制度。根据以上分析，调整社会利益关系，促进社会和谐，首先要着力为各市场主体创造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为此，要继续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真正形成有效的市场竞争格局。规范国有企业内部分配秩序，尽快调整区域之间、不同所有制企业之间的差别待遇政策。努力消除城乡壁垒，取消对农民在就业、教育、医疗等方面的不均等待遇，扩大公共服务对农民的覆盖面。

二是通畅的利益表达机制。建立能够全面表达社会利益的机制，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环节。要充分发挥人大和政协在利益表达方面的功能，引导群众以理性合法的形式表达利益要求。要充分发挥各类人民团体、行业组织、社会中介组织的作用，鼓励它们在法律法规允许的范围内代表各自利益群体进行利益表达，提高各类社会利益主体的组织化程度。各级政府要建立有效的民意调查制度，特别要加强对困难群众生活状况和利益诉求的调查与了解，及时掌握利益关系变化中的新情况、新问题。

三是有效的利益调节制度。要把维护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协调利益关系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采取多种形式听取群众意见，正确反映和兼顾不同方面群众的利益。高度重视和维护人民群众最现实、最关心、最直接的利益，坚决纠正各种损害群众利益的行为。要进一步完善税收制度和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充分发挥其在调节社会利益格局方面的重要作用。当前及今后一段时间，要把工作的重心放在解决部分群众生活困难上，通过完善社会救助制度和加大公共服务力度等，改善其生活状况。同时，通过严格执行党纪国法，严惩各种通过权钱交易、以权谋私获取不正当收入的行为。另外，还要健全政策执行的反馈机制，分析具体实施过程中产生的问题，评估政策手段作用的效果，以便对政策作进一步的调整。

四是健全的权益保障制度。要进一步完善保护劳动者权益的各类法律、法规和政策，切实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当前要重点加快保护农民工合法权益的立法进程，依法加大对损害农民工权益事件的处罚力度。要进一步完善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移民拆迁、身份转换等方面的利益补偿政策，转变工作作风，提高透明度。同时，要在法律法规允许的范围内，健全各类代表劳动者和社会困难群众权益的组织，从而使他们的问题能够及时得到解决。

利益关系范文篇9

关键词：顾客企业关系营销

关系营销是一个世界普遍的趋势。绝大部分公司都在研究、评价、实施关系营销的战略和计划，这些公司都在期望与他们最好的顾客建立强有力的关系。

但是，绝大部分关系营销的文献是从企业的视角出发的，很少是从顾客的视角出发的。如果仅从企业的视角出发，就不能形成互动、互利、互惠、相互依赖、互信的真正的关系营销，建立的营销忠诚可能是片面的或伪忠诚，如价格忠诚、方便忠诚、习惯忠诚、态度忠诚、功能忠诚，不能实现顾客真正的忠诚，形成的很可能仅仅是行为忠诚，而无心理忠诚。顾客忠诚是一个极为复杂动态的体系，因此本文是从两个视角出发来分析关系营销来实现顾客忠诚并提出了相应的措施。

从顾客的视角来看顾客与企业关系

关于顾客行为的一般文献都认为目标导向的顾客行为是由动机或需要所驱使。顾客之所以要与企业建立关系，或者说有意识地重复购买某家企业提供的产品和服务，是为了实现某种关系的需要，并且从这个关系中获益。消费者把关系看作是实现自己目的的手段。

格温纳、格利姆勒以及特纳从顾客的视角对关系利益进行了广泛的研究，把顾客从公司获得的利益分为四类：社会利益（b1），涉及到顾客与单个雇员关系的情感部分，即顾客享受到与雇员之间融洽积极的关系，认为这种交往是一种乐趣和把雇员看作老朋友。我认为还要涉及到品牌利益，社会对个人身份的认可和某个群体的归属感；心理利益（b2），降低不确定性和风险，对公司的产品和品牌具有信心。主要是从信任的视角来分析的；经济利益（b3），顾客可以从关系中获得的金钱和非金钱的好处。金钱的好处有获得价格折扣、数量折扣、赠品等经济实惠。非金钱的好处有节约时间和成本，减少购物的复杂性，对产品或服务积极的体验和感觉；特殊待遇利益（b4），如产品或服务的提供者向顾客提供的定制服务。

按照索斯顿·亨尼格—梭罗、凯文·P·格温纳和德怀恩·D·格利姆勒(1999)的观念，从两个纬度来进行划分企业与顾客关系类型，分别是顾客通过关系获得的利益和选择的自由度。把顾客与企业的关系分为两种，一种是“基于贡献”的关系，另一种是“基于约束”的关系。如图一所示：

无论是否可以自由转换，顾客认为保持与企业的关系可以获得巨大的利益，这类关系就是基于贡献的关系。当无转换选择时，顾客与企业保持关系只能获得微小的利益，这类关系是一种基于约束的关系。这种关系可能是由于契约或转换壁垒的障碍，使消费者不得不保持关系。

第一种类型的关系涉及到核心产品或者核心服务有密切联系的利益。第二种类型涉及到与关系本身有关并仅仅与单个交易的质量发生外部联系的利益。巴恩斯把基于顾客关系需要的满足和优质关系利益交付的顾客——公司的关系看作是真正的关系。当竞争产品或服务之间几乎没有差别，或者消费者即使在使用后也很难对产品或服务做出评估，那么第二种利益就很重要。从战略上讲，由顾客——公司关系相互作用派生出来的利益非常重要，因为复制这些利益是非常困难的，这有利于公司创造竞争优势。

根据以上的分析，基于贡献的关系是供应商最感兴趣的也是他们最需要的，因此我们要实现顾客忠诚，必须扩大上述的四种利益，并且这些利益必须要大于顾客从竞争对手那里获得的利益，使顾客认识到和公司建立良好的关系可以获得比竞争对手更多的好处和利益。即B=max(∑bi)（i=1，2，3，4）和B﹥Bt（t表示竞争性的供应商），这两个条件是实现基于贡献的关系同时所必备的。

本达普迪和贝利继续对“基于贡献”的关系和“基于约束”的关系的区别，并说明这两种关系的决定因素。基于约束的关系被认为是来源于顾客对公司的依赖，而基于贡献的关系被认为是顾客对公司的信任。在基于贡献的关系中企业的非机会主义行为加强了这种良好的关系。他们把顾客与公司的关系的决定因素是对顾客对公司的依赖和对公司的信任。这一点将在下一部分的从企业的视角得到认同，信任和依赖无论是顾客的视角还是从企业的视角都是双方互动的。关系从来都不是单方面的。

服务部门对心理利益尤为重要，这是与营销中的信任结构的关键地位是相一致的，顾客对供应商的信任是建立在信任的关系基础之上。公司的信任可以通过产品的质量担保书，增加对顾客、产品和服务的投资来增加顾客的忠诚。

扩展社会利益，最为重要的方面是与顾客建立友谊，企业必须在与顾客建立良好友谊时坚持如下原则：情感支持原则，尊重个人的隐私原则和对其他友谊的容忍，有所为有所不为（是有限制的，主要是成本的原因）。更为重要的是企业必须对与顾客接触的雇员进行培训，以便在接触过程中展示这些原则。

在促销进行拓展顾客的经济利益和特殊待遇时，必须考虑到如下的问题：一是为顾客提供这些待遇时成本多少比较合适；二是考虑到是否会助长顾客的机会主义行为，降低顾客忠诚；三是考虑到那些没有涉及到这些待遇的顾客，可能会认为受到不公平待遇，但他们同时又认为自己是忠诚顾客。

不仅如此，企业必须考虑到满足顾客多方面利益的整体性方案，而不仅仅满足某一方面的利益。而且实施这种关系战略不仅仅要考虑到单个顾客需要还要考虑到关系的细分市场。菲利普·科特勒划分了5种不同的层次：基本型：销售人员出售商品，但不再与其接触。反应型：销售人员出售商品，并鼓励顾客有问题或不满打电话给公司。可靠型：销售人员主动打电话询问产品使用情况并向顾客征集改进产品的建议。主动型：销售人员经常与顾客联系，讨论改进产品用途或新产品开发建议。合伙型：公司与顾客一直相处在一起，找到顾客的消费方式或引导顾客消费的途径。供应商按照这个视角进行分类，采取不同的策略分而治之。关系利益的组合必须依赖于特定的市场环境。

从企业的视角来看公司与顾客的关系

从一开始，关系营销理论就是立足于供应商的视角。关系营销一词是1983年首先引入文献的，1985年巴巴拉·杰克逊在产业市场营销领域提出这个概念，认为：“关系营销是指获得、建立和维持与产业用户紧密的长期关系。”营销大师科特勒说：“在这个新的变化的世纪里，企业唯一可以持续的竞争优势是它与消费者、商业伙伴及公司员工的良好关系。我们认为，关系营销是识别、建立、维护和巩固企业与顾客及其他利益相关人的关系的活动。关系营销的实质是在买卖关系的基础上建立非交易关系，以保证交易关系能够持续不断地确立和发生”。科特勒认为：企业营销应成为买卖双方之间创造更亲密工作关系和相互依赖关系的艺术。

事实上顾客忠诚是很难进行定义的，总的说来，测量顾客忠诚有三种方式：行为测量；态度测量；合成测量。行为的测量，考虑到一致、重复的购买行为，作为一种忠诚的指示器，但问题是重复购买的行为并不总是心理对品牌忠诚的结果。例如，一个旅行者可能待在某家宾馆是因为它具有最便利的位置。当一家新的宾馆出现，他们马上转变行为。这样重复购买的行为并不意味着承诺。

态度测量是使用反映附加在忠诚的情感和心理之上的态度资料，涉及到顾客是否与企业建立真正的关系。态度的测量与忠诚的感觉、承诺、忠贞联系在一起。

第三种测量方式是两种方式都用。就是利用两种纬度去测量顾客忠诚，通过顾客产品的偏好，品牌转换的倾向性、购买的频率、最近的购买、购买的总量用态度、行为两个纬度去测量顾客忠诚，增加了顾客忠诚的预测准确性。用两个纬度去测量顾客忠诚的方式可以在服务领域诸如零售、娱乐、旅馆、航空等使用和支持，对他们而言是一种有重要价值的工具。

Jones和Sessar（1995）认为，顾客忠诚度不仅包括顾客对所购买的产品和服务的满意程度，更重要的是他们继续购买产品和服务的可能性。James（2002）认为，顾客忠诚度不仅仅是一种行为——购买频率、钱包份额、口头传播等，更重要的是，顾客与公司接触交往时的感受和情感体验，关键在于将行为的联系转化为具有情感特征的联系，使之具有信任、信赖、社区感、共同目标、尊重、依赖等内涵。从这里可以看出来，他们包括了顾客的视角和企业的视角。对此做出全面分析的是摩根，他在关系营销的承诺——信任模型中认为关系的建立过程是从根本上是由关系的内容所塑造的。在任何营销关系中，所有的参与者都在某种程度上体验和参与了经济、资源和社会的交换。

我们知道顾客忠诚与企业的盈利有中正相关的关系。Reichheld和Sasser(1990)发现一家公司顾客保留在现有的基础上提高5%，它的盈利增长25%到85%之间。Gould(1995)通过他的研究巩固了顾客忠诚的盈利率，支持了ReichheldandSasser他们二人的发现。

顾客的忠诚导致盈利的增加，这主要是通过减少营销成本，增加销售，减少运行成本取得的。忠诚的顾客因为价格很少转换，他们比非忠诚顾客购买更多(ReichheldandSasser,1990)。Raman(1999)指出，忠诚的顾客作为一种神奇的力量在发挥作用，主要是通过推荐和口头传播。这些合作伙伴关系的活动，对公司而言是最好的可利用的广告。忠诚顾客可能会通过购买更多份额和更加频繁购买。BowenandShoemaker(1998)发现忠诚顾客比非忠诚的顾客购买更多的食品和饮料。最后，忠诚顾客服务的成本低，因为他们了解产品，只需要更少的信息。他们可以作为公司的兼职雇员进行工作。这样忠诚的顾客不仅要求知道很少的信息，而且他们还可以作为别的顾客的信息来源。

罗伯特·M·摩根、泰米·N·克拉迟费尔德和拉塞尔·雷斯提出了顾客忠诚项目的关系模型。如图二。

经济内容是指包括参与关系的经济利益和成本。资源内容，关系各方参与长期关系是为了保证得到他们无处得到的资源，如顾客会寻求品牌、稀缺的产品或感觉很好的服务，而企业会寻求宝贵的分销机会、更高的销售额、信息反馈等，双方都希望通过关系增加他们的竞争力。两者之间通过依赖、战略利益、互惠与公正，在资源内容上实现了双方的承诺。社会内容是指一个培养沟通、诚实、公平交易和对关系伙伴认可的社会环境。

如图二所示，实施顾客忠诚项目有如下的结果：顾客保留、顾客份额（产品溢价、交叉销售、增量销售）、顾客推荐、合作、降低促销费用、降低产品开发费用，这些都加强了企业的竞争优势和提高了核心竞争力。

企业要实施顾客忠诚项目，必须从三个方面出发，即经济内容、资源内容、社会内容。这些和从顾客的视角几乎是一样的，从而实现了关系是相互理解和互利的。一般说来，主要是从产品、顾客、服务的角度来实施这三方面的内容。(见表一)

无论是从顾客的视角还是从企业的视角，他们的目标是一样的——建立关系，只是角度不同而已，都把关系看着实现双方各自目的的手段。虽然他们之间还存在着距离沟，存在着相互排斥的东西，这是因为双方的利益立场根本不相同，但企业的实施项目却体现了双方的目的，即是为了从中实现各自的利益。这可能是未来的研究方向。

实施顾客保留项目要坚持顾客导向，评估顾客满意度，追踪服务质量，努力实现顾客四种利益，在这基础之上实现企业的利益。在实施顾客保留项目中一定要遵循规划、准备、测试、分析的过程，因为实施关系营销需要付出成本，避免给企业造成更大的损失。

参考资料：

利益关系范文篇10

之间的利益分化日渐凸显?利益纷争和利益冲突也有日益增多和激化的趋势?严重影响了社会的和谐与稳定?因此?要建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必须首先协调好人们之间的利益关系?这是社会和谐的首要前提和基础。

关键词：协调；利益关系；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对利益协调与和谐社会的理解

一般来说，利益可以区分为物质利益和非物质利益，还可以进一步区分为经济利益、社会利益、政治利益和文化利益等。从经济的角度来理解，协调经济利益是当前利益协调的核心和重点，但是，利益协调在本质上还包括了协调社会、政治和文化等方面的利益。事实上，在协调经济利益时，往往回避不了对其他方面利益的协调问题，没有其他方面的利益协调，也很难实现真正的经济利益协调。比如说，如果社会成员缺乏必要的政治、社会和文化权利，也就无法有效地表达和实现自身的经济利益。

和谐社会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和谐社会是在不断解决矛盾和化解冲突中仍能保持和谐和快速发展的社会，是从仍有部分地区、部分群众生活贫困到消灭贫困，共同富裕；从收入差距较大到收入差距逐步缩小，从总义，因此，迅速改变在信息技术和相关配套设施上的落后状况是吸引外资，特别是跨国公司和高新技术部分%&’的重要因素。另外，改善基础设施除了中央和地方政府加大扶持力度外，还可以利用市场机制，鼓励外商投资于西部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如积极利用国际通行方式，吸引%&’进入基础设施建设领域。

:;<加速西部地区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

自="年代中期以来，外商投资已经越来越多地涉足中国高新技术产业，并逐渐占据了主导地位。从全球范围看，高新技术产业是跨国公司最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在今后若干年中，只有能够吸引掌握先进技术的跨国公司前来投资的地区，其所在地的高新技术产业才能快速发展。西部某些地区特别是有些中心城市，有较好的科技基础，扩大对外开放，吸引更多的外资进入，能够使西部已有的科学技术较快地转化成现实生产力，形成优势产业，从而带动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

:;#接受并推行贸易自由化和投资自由化

随着中国加入>4.?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则都应该为我们所运用。加快西部对外开放的基本方向是贸易自由化和投资自由化，这种自由化政策主要是指接受并推行投资和贸易的自由化，谨慎地接受和有步骤地实施金融自由化和资本自由化。尽管广泛的自由化已经成为全球性趋势，但是在经历了东南亚金融危机之后，谨慎地实行金融自由化和资本自由化

对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新兴经济国家相当重要，但这并不表明中国要放慢自由化的进程，尤其是广大中西部地区，恰恰是要加快投资自由化和贸易自由化的速度，为应对加入>4.后的经济形势新变化创造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