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益观范文10篇

利益观范文篇1

西方资本主义社会认定经济活动事实上都是从利己的动机出发的。十八世纪爱尔维修明确提出“利益支配我们的一切判断”，[1](p457)由此出发，推定人的本性都是自私自利的。1776年，亚当斯密提出经济人学说，经济关系中人是理性的利己人。利己主义是人的一般本性。可见，利己主义是西方经济学研究的事实前提和基本假设。但资本主义社会不同时期对个人主义认识是不同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从萌芽到发展、完善，对个人利益认识经历了利己主义、极端利己主义、合理利己主义等几个主要阶段。在市场经济完善时期，开始强调对个人利益的限制，强调国家制定规范性经济政策、利用秩序来协调个人与整体的利益关系，这表明资本主义社会对利益问题经历了一个由放任“自由”到限制“自由”、由无视“整体”到重视“整体”的认识过程。在资本主义萌芽时期，放任自由主义是迎合当时反封建斗争为资产阶级争取自由的需要。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壮大，人们开始认识到就整个社会而言，完全利己是不可能达到的，要保证长久的个人利益，施以秩序、法律、道德的规范和引导是必不可少的。现代西方市场经济建设的外在型政策法律制约，内在的良心型制约等成熟经验都是值得我们借鉴的。同时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在不同时期采取不同的利益政策，为我国市场利益伦理研究提供了认识和方法上的支持。

我国在制度上根本区别于西方，在价值取向和利益追求上也经历了几乎完全相反的历程。革命战争时期，把马克思的无产阶级利益理论应用于实践，指出“我们不能饿着肚子去‘证谊明道’”。抗战时期提出“发展经济，保障供给”。[2](p868)在实际工作中坚持解决思想问题与解决实际问题相结合，调动了群众的革命热情，团结了一切革命的力量、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无产阶级政权。此时的“群众”，是有特定历史含义的：“人民群众”是被压迫的工农的集合体，关心群众利益是指满足群众全体生存生活的基本需要，而不是鼓励个体自由追逐利益。此时，在利益取向上完全是整体本位的传统伦理价值观，这是符合当时中国革命夺取政权的需要的价值取向。这一理论思想始终建立在经济与道德统一的基础上，从人民切身利益出发，以为人民谋幸福为最终目的，这种利益观和工作方法不仅为当代党的思想政治工作提供了原则和方法上的指南，也对当代党的领导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计划经济时代，社会整合方式上依靠超经济的政治力量形成社会秩序，人们利益动机还是被束缚在维持生计的限度内，政治身份及相应的道德才是衡量一切经济活动的最高准则。有时为了政治需要，维持生计的动机也要受到遏制打击，个人坚决服从整体。此时，劳动者成为国家的主人，生产资料共有，人们之间结成互助合作关系，在以集体主义为核心的共产主义道德规范体系指引下，有利的抵御了反动势力的攻击，保障了社会秩序的稳定。然而此时的进步是建立在经济发展极度缓慢基础上的。随着生产力发展，体制转轨成为历史的必然。面对经济体制的全面改革，计划经济条件下的集体主义道德规范体系并不是处于完全失语状态，“它会以特殊形式渗透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伦理精神当中，且以观念的形式限制人们不合理的行为”。[3](p283)提出的反对官僚主义、禁欲主义的工作作风，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革命者的品质也对当代党员自身建设提供了榜样示范作用。

改革开放，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对个人牟利的限制才逐步被取消，个人合理利益得到承认。邓小平把个人的求利行为纳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动力结构中，提出要勇于承认和鼓励个人在不侵犯社会和他人利益的前提下追求自身的经济利益。邓小平对个人物质利益追求给予了道德上的充分肯定，对于以集体主义为价值取向的中国来说，这无疑是思想观念上的一次重要革命，为市场经济的发展壮大提供了思想上的支持。邓小平提出的公平——效率原则为市场经济中研究“道德”与“市场”这对最为困惑的矛盾打开了缺口。

从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过程，可以看出我国在利益问题上经历了：不言个人-敢于言利-积极求利的过程。不同时期，社会价值取向不同，革命战争时期偏重革命阶级的生存需要，转型时期偏重个性发展的需要。然而，改革开放二十多年，人们仍然没有跨越“义”与“利”这对矛盾的障碍。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个体经济动机普遍得到肯定，然而市场经济还有很大的漏洞，加上传统的重义轻利价值观和计划经济时代的身份限制还没有完全消除，使得人们对个人利益态度差异较大，在处理个人利益问题时存在“过”与“不及”的情况。致使在思想政治工作过程中，一方面教育对象必然受看得见的“利”的引导；另一方面，德育工作仍然束缚在传统集体主义道德思维的框架内，亦步亦趋，不敢大胆言利。

二、新时期思想政治工作的利益原则

市场经济社会中最显著的特征是提倡个人价值和能力本位，社会需求的满足贯穿于个体需求的满足和个人价值的实现过程中。个人利益的追求与满足是适应当前人们基本价值取向的，充分肯定个人正当利益的合理性和道义性是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重

要伦理因素。当今，个人利益不仅具有了伦理意义而且成为经济生活中一条重要道德准则。可见，要实现“在维护集体利益前提下合理发展个人利益”这一德育工作的较高层次目标，如果不与看得见的“利”相结合，德育工作只能是形同虚设。作为思想政治理论工作者有效开展工作的首要前提就是：与时俱进的利益观。

利益在现实生活中的客观存在及其重要性决定了利益问题在人们思想观念和德育工作中的重要地位，利益原则作为思想政治工作的一个基本原则必须牢固把握其时代性、富于创造性。因此，新时期思想政治工作实效性的基本原则应是确定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切身利益需要的利益原则：

首先，以人为基本，尊重人的利益。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确立了以人为本在思想政治工作中的指导性地位。坚持以人为本就是指，在思想政治工作中既要坚持教育人、引导人、鼓舞人，又要做到尊重人、理解人、帮助人。以人为本的基本内涵是：(1)相对于人对人、人对物的依赖而言，把人当作主体；(2)相对于人被边缘化而言，把人看作一切事物的最终本质和中心；(3)相对于作为手段而言，把人作为目的。[4]以人为本进行思想政治工作要求我们改变以往对个人利益的工具性认识。个人利益的满足，不仅是德育工作的手段、途径，更为根本的是思想政治工作的目的。以人为本不仅要关注人的物质欲求，更为重要的是关注人的精神需要。受数千年的封建传统束缚，人们长期被“人”以外的“物”所束缚，导致我国并未形成真正意义上的独立人格。思想政治工作的首要任务就是，尊重人的权利和尊严，启发人的自觉性。

其次，确立公平、公正、效率、竞争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利益观。市场经济的一个最突出特征就是：经济活动遵循市场规则，以效益为目的平等竞争。人们在追求最大利益的同时必须确立符合市场经济原则的利益观。公平的本质表现为现实的人对现实社会存在所作的道德评价，是一个不断发展变化的相对概念。新时期，公平是指参与竞争机会的平等、竞争过程的平等、所得利益与劳动付出的等价，而不只是从所得结果看公平问题。效率是指资源的有效使用和配置。追求经济效率是市场经济社会的共性特征，能够人尽其才、物尽其用才能创造尽可能大的社会财富。效率与公平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主要特征。我国适应经济发展需要，以国情为依据，先后提出“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注重效率维护公平”的经济伦理原则，从这一微妙转变可见社会主义公平是更为根本的原则，因为，社会主义高效率的根本目的是为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共同富裕，所以，社会公平更具有目的性。市场经济讲求效率，离不开竞争。但市场经济的竞争别于一般意义上的竞争，其特性是通过实力、声誉、诚信等进行间接的竞争。公平公正、诚实守信、互惠互利等都是竞争道德的主要内容。

再次，确保制度正义，为个人正当取利创造外部条件，并限制个人的不正当求利。制度正义，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伦理的保障，它是协调个人与集体、个人与个人之间利益关系的契合点，使市场经济活动更加规范化，减少“搭便车”的现象。制度正义是指社会活动、经济制度与安排要按正义原则决定个人与整体利益分配的恰当份额，划定个人的社会经济活动在操作层面上的边界范围。思想政治工作者的任务就是将市场经济的基本伦理规范化成为可操作的“制度”，增强伦理的硬约束力，使道德伦理不再只是“应当”和“理想”。在建立制度正义过程中要借鉴西方的契约理论。契约是市场交易活动中最为典型的伦理规则，然而，它在我国市场经济还不发达情况下始终没有发展起来。只有形成一种以公平-效率为基本原则的契约交往方式，才能使市场经济活动的互利行为具有确定性和可预期性。

三、思想政治工作中育与利转换的利益原则

思想政治工作应从工作对象的角度出发，把帮助其个体发展、个人利益的实现作为工作的目的，把培养“双利人”作为工作的重要内容。证实人的利己性并不是一件坏事，关键在于如何引导和规范人的求利行为。如何全面、准确的保障、引导、规范个人的利益问题，协调各种利益之间的矛盾，是思想政治工作的现时代内容。

首先，思想政治工作与业务工作相结合的时代含义就是打破以往“以义导利”的工作原则和方法，构建从“利益认同”走向“价值认同”的思想政治工作新思路。所谓“利益认同”，就是思想政治工作内容、方法与满足工作对象的利益诉求方面的一致性和统一性：所谓“价值认同”，就是思想政治工作内容、方法与满足工作对象价值追求方面的一致性和统一性。事实上一切影响人们思想行为的手段，归根到底都要以对人们利益关系的调整为基础，长期以来“义”与“利”不合乎逻辑的关系，是思想政治工作有效性缺失的现实原因。在这个彰显个人价值的年代，思想政治工作者要注重迎合客观现实，改变过去“完人化”倾向的“应然”式教育。在教育态度、方法上，尊重、关心工作对象的利益需要，使每一个人从关心切身利益的实现上去关心国家、集体利益的实现。十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指出“高度重视解决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把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就业、社保、医疗、安全生产等方面作为其工作的着力点，把转变群众观念与利益驱动结合起来。

其次，培养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伦理精神。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必然触及和调整原有的利益格局，经济关系势必引起更多利益关系的摩擦和矛盾，由利益问题引发的复杂且带有广泛性的思想障碍，是思想政治工作的重中之重，在引导人们转变观念的同时，最关键的就是培养人们符合市场经济的逐利观和价值取向。应当将经济活动的基本要求提升为经济道德准则，如将经济活动中的“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提升为对公平竞争、锐意进取、敢于创新的伦理精神；将一些道德规则注入经济道德的意蕴，如肯定“正当竞争”、“诚实守信”、“勤俭节约”的经济道德意义，将经济行为的外在要求转化为经济主体的内在价值尺度。另外，面对国内外复杂的利益冲突，思想政治工作介入利益关系调节时，要教育人们分清时代看清本质，辨证的看待我国当前在效率与处理公平和竞争问题上的举措。

第三，建设完善的利益保障机制是协调经济和道德生活的重要内容。由于个体正当利益的保护与不正当利益的限制，只靠道德规约或口号式的维护不够的。这就需要有道德他律的规约和社会制度性的调适。思想政治工作者协调个人与他人利益关系时，必须着手创建和研究符合正义原则的规范化、秩序化的措施手段。比如，在社会实践过程中，在公正、公平原则指导下，建立各种利益关系之间的利益整合的机制：

利益确定机制：由于社会资源有限、利益主体能力有限，改善社会权利不平等现象，在经济活动中，必须以具体法规制度严格落实人们逐利的正当性途径，保证同等付出获得同等回报。要严格落实责任，建立和完善处理纠纷矛盾的工作机制，杜绝工作中出现断档现象，发生矛盾时有利于从源头上解决问题。

利益协调机制：通过宏观调控，克服经济收入领域的混乱现象。通过国民收入再分配领域的税收、价格等手段，调节抑制社会利益过渡分化。对不同性质的收益，严格监督区别对待。通过社会保障体系和社会救助活动关注改善社会弱势群体的生存、生活状态，保证大多数劳动者参加社会建设的积极性。

利益激励机制：物质激励有助于满足人们的物质欲求，具有直接有效的规范作用；精神激励有助于完善人的社会角色，影响人生态度和价值取向。实施思想政治工作激励机制应遵循公平原则，根据群众不同层次的需要，既坚持物质鼓励又坚持思想领先，最大限度调动人民群众的工作热情

。

建设和谐社会离不开利益整合，而利益整合机制上的各个链条要想规范有效的运转还是一项长期系统的工程，需要在党的领导下，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各领域的理论和实践工作者共同努力与探索。

摘要：利益是一个人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条件，是人与人、人与集体之间矛盾的主要根源，是道德和所有人类规范的核心所在，也是人类一切活动和制度的实质。在我国市场经济发展新时期，思想政治工作的利益原则应有新的内涵。本文主张的利益原则不是社会主义道德体系中的“新集体主义”的简单重复，而是在以人为本思想指导下，以经济领域中看得见的“利”作为理论思维的切入点和理论线索，从市场经济利益关系中发掘思想政治教育新的生长点，达到育与利的共存目的。

关键词：新时期/利益观/利益原则/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参考文献】

[1]十八世纪法国哲学[M].商务印书馆，1979.

[2]选集(第三卷)[M].人民出版社，1991.

利益观范文篇2

关键词：邓小平国家利益国家利益观

国家利益观是对国家利益的根本的、总体的看法，是关于国家利益的内容、价值、途径等方面的根本认知、评价与操作方法。不同的民族、国家、阶级，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国家利益观。这种国家利益观既是对客观的国家利益的一种能动反映，也受到历史文化传统、国际规范建构等方面的影响。作为战略思维的重要内容之一，国家利益观一旦形成，便会对国家战略的决策和实施等方面产生积极的影响。邓小平的国家利益观，是邓小平在实现、维护和发展中国国家利益的实践中不断总结全党的智慧所形成的，是对中国国家利益的内容、主体、方式、方法等方面的根本观点和总体看法，是一个有机的整体。

一、以中国人民为本

社会主义中国的国家利益最终是中国人民的利益。我国的国体决定了我们的国家利益必然真正体现、切实维护中国人民的利益。邓小平曾深情地说：“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要把人民满意不满意、答应不答应、高兴不高兴，作为衡量一切工作得失的根本标准。1982年9月，邓小平在与撒切尔夫人谈到香港问题时说：如果在1997年后还不能把香港收回，任何一个中国领导和政府都不能向中国人民交代，甚至也不能向世界人民交代。人民就没有信任我们。在谈到中印边界问题时，他对来访的印度代表团指出，这是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你们有人民感情的问题，我们也有人民感情的问题。这些论述表明，邓小平始终把中国人民的意志、需要、愿望、感情，作为国家利益的最终归宿与依据。另一方面，邓小平还强调，要维护中国人民的利益，就必须坚定地捍卫中国的国家利益。在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还存在的国际社会中，在不合理的国际经济政治旧秩序仍然存在的现实生活中，要维护中国人民的利益和权利，就必须坚定地捍卫国家的利益。

实现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需要坚定不移地维护中国的国家利益。邓小平经常把“中华民族”和“国家”这两个概念交替使用，要求把捍卫民族利益与爱国主义结合起来，把以民族利益为重的行为看成是维护国家利益的爱国行为。早在革命战争年代，邓小平就曾指出，我们共产党认为，没有民族利益就没有了阶级利益，因为国亡了，地主、资本家无出路，工农、小资产阶级也无出路，所以我们始终坚持统一战线，主张各党派、各阶级的密切合作。1983年6月26日，邓小平会见美国新泽西kil西东大学教授杨力宇，在谈到如何解决台湾问题时说：“和平统一已成为国共两党的共同语言。但不是我吃掉你，也不是你吃掉我。我们希望国共两党共同完成民族统一，大家都对中华民族作出贡献。”[](p3o~1990年9月，邓小平在会见马来西亚郭氏兄弟集团董事长郭鹤年时指出：“大陆同胞，台湾、香港、澳门的同胞，还有海外华侨，大家都是中华民族子孙。我们要共同奋斗，实现祖国统一和民族振兴Oly[](P362)邓小平不仅强调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利益是真正全面地代表了中华民族的利益，而且指出，只有真正地爱社会主义中国，才能确实地维护中华民族的利益。

二、以经济利益为核心的综合利益

国家利益的内容是丰富、多样的。邓小平的国家利益观是国家的经济利益、政治利益、文化利益、安全利益和外交利益等方面的有机统一体。在这些国家利益中，邓小平从时代主题的变化和中国社会基本矛盾的转变中，把国家的经济利益作为国家利益的核心，形成了以经济利益为中心的全面的国家利益观。

首先，发展经济是当代中国国家利益的核心。马克思主义认为，经济是社会存在与社会发展的基础，是社会历史的最终决定力量。邓小平针对“”中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倾错误曾反复指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我们当前最大的政治，因为它代表着中国人民最大的利益、最根本的利益。”“现在要横下if,来，除了爆发大规模战争外，就要始终如一地、贯彻始终地搞这件事，一切围绕着这件事，不受任何干扰，就是爆发大规模战争，打仗以后也要继续干，或者重新干。我们全党全民要把这个雄心壮志牢固地树立起来，扭着不放，‘顽固’一点，毫不动摇。”“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他认为，社会主义的本质就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只有不断发展社会生产力，国家才能一步步富强起来，人民生活才能一步步改善”。

其次，建设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推进精神文明建设，把国家的政治利益、文化利益维护好、发展好。邓小平认为，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利益，集中体现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保持政局稳定，保持社会稳定，促进民族团结，坚持政策的连续性，不断推进社会主义的民主法制建设，在党的领导下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改革。在国际生活中，维护中国的国际地位、国际影响，不断改善我国的国际政治环境，开拓对外政治交往。重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把精神文明作为中国文化利益的核，是邓小平的又一重要贡献。早在1979年lO月，邓小平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词中，就提出了精神文明建设的目标：“我们要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发展高尚的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1980年12月，他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进一步把精神文明建设作为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并对精神文明的内涵作了明确的概括：“我们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国家，不但要有高度的物质文明，而且要有高度的精神文明。所谓精神文明，不但是指教育、科学、文化(这是完全必要的)，而且是指共产主义的思想、理想、信念、道德、纪律，革命的立场和原则，人与人的同志式关系，等等。”

1985年9月，他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就精神文明建设对物质文明建设的重要影响曾指出：“不加强精神文明的建设，物质文明的建设也要受破坏，走弯路。光靠物质条件，我们的革命和建设都不可能胜利。”不仅要建设、发展好中国的文化利益，还要在国际交往中坚持维护中国不怕压、不怕邪、讲原则的形象，维护民族尊严，讲国格，重骨气，反对外部势力干涉、破坏我国的社会制度和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

再次，要始终把国家的安全与主权放在第一位，在服从国家经济建设全局的基础上推进国防和军队建设，实行真正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在对外交往中，维护国家利益的核心，就是维护国家的主权独立、领土完整和民族尊严。在十二大开幕词中，邓小平指出，中国人民珍惜同其他国家和人民的友谊和合作，更加珍惜自己经过长期奋斗而获得的独立自主权利。任何外国不要指望中国做他们的附庸，不要指望中国会吞下损害我国利益的苦果。1989年，在会见美国前总统尼克松时，他又说：“人们支持人权，但不要忘记还有一个国权。谈到人格，但不要忘记还有一个国格。特别是像我们这样第三世界的发展中国家，没有民族自尊心，不珍惜自己民族的独立，国家是立不起来的。”同年，他在会见以樱内义雄为团长的日本贸易促进协会访华时说：“国家的主权、国家的安全要始终放在第一位。”邓小平还指出，重视安全与主权，积极展开对外交往，最终要服务于国内经济建设这个大局。“我们的对外政策，就本国来说，是要寻求一个和平的环境来实现四个现代化。这不是假话，是真话。这不仅符合中国人民的利益，也是符合世界人民利益的一件大事。’’

最后，把国内利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是决定性因素。为此，一方面，邓小平反复强调，中国的关键是要把自己的事情办好，不断发展自己。1978年后，邓小平在不同场合多次指出：“中国能不能顶住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压力，坚持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关键就是看能不能争得较快的增长速度，实现我们的发展战略。”现代化建设“是我们解决国际问题、国内问题的最主要条件。一切决定于我们自己的事情干得好不好。我们在国际事务中起的作用的大小，要看我们自己经济建设成就的大小。

如果我们国家发展了，更加兴旺发达了，我们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就会更大。……在国际事务中反对霸权主义。台湾回归祖国、祖国统一，归根结底，都要求我们的经济建设搞好。”[1](P240)另一方面，他又反复强调要善于守拙，不称霸，不当头。他指出，很多朋友说，中国是第三世界的头头，我们说头头不能当，头头一当就坏了。这不是什么客气话，这是一种真实的政治考虑。冷战结束后，他明确指出：“我们千万不要当头，这是一个根本国策。这个头我们当不起，自己力量也不够。当了绝无好处，许多主动都失掉了。中国永远站在第三世界一边，中国永远不称霸，中国也永远不当头。”当然，韬光养晦，也还要有所作为。“作什么?我看要积极推动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为此，就要坚持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

三、中国的国家利益与人类的利益是一致的

邓小平善于从全球的高度来分析战略态势，把中国的国家利益与人类的根本利益紧密地结合起来。1980年4月，邓小平在会见世界银行行长罗伯特·麦克纳马拉时说：“对我们中国来说，考虑问题历来不从中国自身利益一个角度考虑，而是从全球战略来提出问题，考虑问题的。”同年6月，他在会见美国战略机构访华团时又说：“中国考虑问题是从全球战略的角度出发的，而不是只从中国本身，也不是只从亚洲、太平洋地区的角度出发的”。同年8月，他再次强调：“中国是在长期被孤立的状态下奋斗出来的，中国历来考虑问题，包括中美改善关系，不只是从自己安全的一个角度，当然有这一面，更主要的是从全球战略的角度来考虑问题的。”据此，邓小平强调中国要依据时代主题来确定中国的国家利益，维护和促进世界的和平与发展。1985年3月，邓小平在会见日本商工会议所访华时明确提出：“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概括起来，就是东西南北四个字。南北问题是核心问题。”正是立足于这样的判断，邓小平强调，从政治角度说，中国现在是维护世界和平和稳定的力量，不是破坏力量。中国发展得越强大，世界和平越靠得住。从经济角度讲，中国的发展会有利于全世界的发展。

其次，邓小平强调中国永远属于第三世界，与广大第三的世界国家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1974年5月19Et，邓小平在会见塞浦洛斯总统马卡里奥斯时指出，我们要永远站在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一边，不当超级大国。这是我们的一个根本原则，不仅我们这一代，我们的下一代、再下一代，永远要坚持这个原则。在与巴西总统菲格雷多会谈时，邓小平指出：“中国现在属于第三世界，将来发展富强起来，仍然属于第三世界，中国和所有第三世界国家的命运是共同的。”

再次，邓小平坚信，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必将有利于人类进步与发展，促进人类社会的和平、民主与繁荣。他坚信，世界上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会多起来，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它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封建社会代替奴隶社会，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主义，社会主义经历一个长过程发展后必然代替资本主义。这是社会历史发展不可逆转的总趋势，但道路是曲折的。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主义的几百年问，发生过多少次王朝复辟?所以，从一定意义上说，某种暂时复辟也是难以完全避免的规律性现象。一些国家出现严重曲折，社会主义好像被削弱了，但人民经受锻炼，从中吸收教训，将促使社会主义向着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因此，不要惊慌失措，不要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消失了，没用了，失败了。哪有这回事!总之，建设好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比资本主义还要发达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社会主义，和平的社会主义，是中国国家利益的最大体现，也是中国对人类进步的重要贡献。

四、国家间的利益关系是平等的

一方面，邓小平主张在国际交往中要把国家利益作为处理国家关系、确定中国对外行为的最高准则。在与英国协商香港问题时，邓小平义正词严地宣布：“关于主权问题，中国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回旋余地。坦率地讲，主权问题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01)[](p121989年1O月，邓小平在会见美国前总统尼克松时郑重指出：“考虑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主要应该从国家自身的战略利益出发。……不去计较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别。”

另一方面，邓小平也强调，国家间的利益关系是平等的，应该在互相尊重、互谅互让的基础上不断培育国家间的共同利益。他指出：“国家不分大小强弱都相互尊重、平等相待。”[](m30)对中美关系，他强调：“要彼此尊重对方，尽可能照顾对方，……只照顾一方是不行的。”[2](P351)1989年1O月，邓小平在会见泰国总理差猜时说：“中国要维护自己国家的利益、主权和领土完整，中国同样认为，社会主义国家不能侵犯别国的利益、主权和领土。”同时，邓小平力倡国家间的利益冲突要以和平协商的方式来解决，对一时解决不了的问题可以等一等、放一放。在会见美国乔治城大学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代表团时，邓小平指出：“世界上有许多争端，总要找个解决问题的出路。我多年来一直在想，找个什么办法，不用战争手段而用和平方式，来解决这种问题。”“我还设想，有些国际上的领土争端，可以先不谈主权，先进行共同开发。这样的问题，要从尊重现实出发，找条新的路子来解决。”[](P49)“解决国际争端，要根据新情况、新问题，提出新办法。‘一国两制’，是从我们自己的实际提出来的，但是这个思路可以延伸到某些国际问题的处理上。好多国际争端，解决不好会成为爆发点。我说是不是有些可以采取‘一国两制’的办法，有些还可以用‘共同开发’的办法。”[2]

(vs7)根据这一设想，邓小平创造性地提出了“一国两制”的战略构想，成功地解决了香港、澳门问题，并为推进台湾问题的解决作出了积极贡献。围绕中国南海等领土、领海问题与周边国家的争议，邓小平也创造性地提出了“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思想，对维护地区稳定，促进周边合作，增强各方信任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

五、立足长远。着重把握国家全局、根本利益

国家利益是一个复杂的综合体，国家间的利益关系也是一个复杂的有机体。对国家利益的运筹要善于立足全局，关照全局。作为指导全局的战略家，邓小平特别重视对全局利益的把握，在国内强调小道理要服从大道理，想方设法服从服务于大局；在国际交往中，强调从国家问的全局利益关系中来处理国家间的问题。自觉服从大局，立足大局行动，是邓小平在长期革命战争和从事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形成的一贯品格。1975年邓小平重新回到中央工作后指出，现在有一个大局，全党要多讲。也就是说，从现在算起还有二十五年时间，把我国建设成为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全党全国都要为实现这个伟大目标而奋斗。这就是大局。1984年l1月，他在中央军委座谈会上还说：现在需要的是全国党政军民一心一意地服从国家建设这个大局，照顾这个大局。这个问题，我们军队有自己的责任，不能妨碍这个大局，要紧密地配合这个大局，而且要在这个大局下面行动。把握国家利益，还需要立足长远，抓住机遇。

利益观范文篇3

我们党的利益观是以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核心内容的观念体系。思想、邓小平理论都是围绕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个核心内容展开的，党在各个历史时期制定和实行的正确的路线、纲领、方针、政策都是人民利益观的体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迄今对人民利益观核心内容最清晰、最完备的总结和概括，我们党按照“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理论、路线、纲领、方针、政策和各项工作上提出的新观点和新要求，使党的人民利益观得到极大的丰富和扩展。

（一）以逐步满足最大多数人的利益要求为出发点，认真考虑和兼顾不同阶层、不同方面群众的利益，注重帮助解决困难群众生产和生活问题

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指出：“我们是以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最广大群众的目前利益和将来利益的统一为出发点的”[1](P864)。制定和贯彻党的方针政策，必须认真考虑和兼顾不同阶层、不同方面群众的利益，但最重要的是首先考虑并满足最大多数人的利益要求，基本着眼点是要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使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的方向前进。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允许和鼓励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保护发达地区、优势产业和通过辛勤劳动与合法经营先富起来的人们的发展活力，这是加快发展、达到共同富裕的捷径。是否首先考虑并满足最大多数人的利益要求，始终关系党的执政全局，关系国家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的全局，关系全国各族人民的团结和社会安定的全局。把绝大多数人团结在我们党周围，结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是我们战胜一切困难，夺取革命、改革和建设事业胜利的强大力量源泉，是我们党的一大政治优势。

人民群众的生产和生活问题是最基本的民生问题。“关心群众，首先要关心困难群体的疾苦；为最广大人民谋利益，首先要为困难群体谋好利益，因为他们眼前最困难，最需要帮助。”[2](P645)在极端艰苦的战争年代，为了组织和动员人民群众支持和参加革命，我们党帮助群众解决穿衣、住房、柴米油盐、疾病、婚姻问题，党执政后“我们完全拥有解决部分群众生活困难问题的条件和能力。如果不能做好这方面的工作，是无法向党、向人民交代的”[2](P113)。从群众最关心、最迫切需要解决的实际问题入手，注重解决群众的燃眉之急，同时又有发展和治穷的通盘考虑和长远安排，确保有关政策措施落实到位，使困难群众切实感受到党和国家的关心和社会主义社会的温暖。

（二）高度重视广大人民的物质利益，在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的同时，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切实使广大人民不断获得经济利益、政治利益和文化利益

物质需要是人类最基本的需要。“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3](P79)，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它一些东西。物质利益是政治利益和文化利益的基础和保证，主要在既定的经济关系中通过经济活动得以实现，而经济利益则是人民生活中最敏感的神经。“一切空话都是无用的，必须给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福利”[4]，否则很难动员和组织人民、发挥强大的利益整合功能，不可能推动社会全面进步，无法体现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当然，我们历来提倡艰苦奋斗，反对把个人物质利益看得高于一切，但“不讲多劳多得，不重视物质利益，对少数先进分子可以，对广大群众不行，一段时间可以，长期不行。……革命是在物质利益的基础上产生的，如果只讲牺牲精神，不讲物质利益，那就是唯心论。”[5](P146)

社会主义社会是经济、政治和文化全面、协调发展的社会。广大人民的经济利益、政治利益和文化利益密切相关，必须把它们紧密结合起来并使之不断地得到全面实现。“我们共产党人，多年以来，不但为中国的政治革命和经济革命而奋斗，而且为中国的文化革命而奋斗”[6](P663)。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党和国家一切工作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同时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逐步满足广大人民的物质文化需要。改革、发展生产力、经济建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最大的政治，正确的政治领导的成果归根到底要表现在生产力的发展和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改善上。适应经济体制改革的要求，积极有序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和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结合起来。

在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过程中，既着眼于人们现实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又着眼于促进人民素质的提高和人的全面发展。不断发展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归根到底都是为了在社会不断发展进步的基础上，使人民群众不断得到切实的经济、政治、文化利益，努力使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群众共同享受到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全面发展的目标，也是全面实现广大人民利益的目标。

（三）把国家利益放在第一位，按照统筹兼顾的原则调节各种利益关系，承认和保护正当的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大力倡导集体主义和奉献精神

国家利益集中体现广大人民的全局利益和长远利益。在各种利益类别中，国家利益处于最高层次，应当得到优先考虑和安排。大河没水小河干，国家利益保不住或受损害，其它利益也会丧失或不能保全。我国内政外交都必须维护国家利益，当国家利益与集体利益或个人利益发生矛盾时，处于较低层次的利益要服从较高层次的利益，即集体利益服从国家利益，局部利益服从整体利益，暂时利益服从长远利益，一般利益服从根本利益，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要在国家和社会利益的发展中得到实现，其实现和发展必须符合社会主义法律和道德规范，不能损害国家和其他集体或个人的利益。“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共产党员要在大局下做好各自的工作，承担起维护和服从国家利益的责任，时时着眼于大局，处处顾全大局。

当然，“我们提倡和实行这些原则，决不是说可以不注意个人利益，不注意局部利益，不注意暂时利益”[5](P175)。只有把国家利益、集体利益、个人利益结合起来，才能把一切积极因素充分调动和凝聚起来，使一切创造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造福于广大人民。“为此，就不能只顾一头，必须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三个方面”[7](P28)。在承认和保护正当的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并尽可能地为其实现和发展创造条件的同时，必须坚决反对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大力倡导大公无私、克己奉公、埋头苦干等集体主义和奉献精神。“共产党员无论何时何地都不应以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而应以个人利益服从于民族的和人民群众的利益。”[6](P522)

改革是对利益关系的调整。“改革越深化，越要正确认识和处理各种利益关系，把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正确地统一和结合起来，把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把他们的积极性引导好、保护好、发挥好。”[2](P111)

（四）正确区分和妥善处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增强政策观念，提高处理能力，采取正确、有效的应对方法，切实维护社会稳定

敌我矛盾是在根本利益冲突基础上的矛盾。“一般说来，人民内部的矛盾，是在人民利益根本一致的基础上的矛盾。”[7](P206)总体看，解决社会主义社会敌我之间和人民内部这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采用专政和民主这样两种不同的方法。对敌人要用专政的方法，强迫其服从国家法律、从事劳动并在劳动中改造成为新人；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用民主的方法，通过说服教育、加强思想政治工作达到团结——批评——团结的目的，或者用经济、行政和法律的手段处理。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敌我矛盾仍在一定范围内存在，但人民内部矛盾是大量的、层出不穷的，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是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国内还有严重刑事犯罪分子，国际敌对势力不断对我“西化”、“分化”，境内外敌对分子往往相互勾结、伺机兴风作浪，我们要有高度的警觉。随着改革的深化和利益关系的必要调整，人民内部矛盾比我们党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更加错综复杂，各级领导干部要结合新的实际，增强政策观念，提高人民内部矛盾的处理能力。要见微知著，抓好人民内部矛盾的预防，把矛盾解决在基层、当地和萌芽状态，不能麻痹大意、让事态扩大。防止简单粗暴，尤其不能用处理敌我矛盾的办法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注意保护广大人民的合法权益。发现敌对势力趁机煽动破坏，要在迅速查清事实后坚决予以揭露，并依法惩治。

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是维护社会稳定的基础，事关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大局。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得好，可以增强人民的团结，促进我们的事业兴旺发达；处理得不好，使矛盾激化，小事会变成大事，甚至酿成乱子，就会给我们的社会稳定和事业发展带来不应有的损害”[2](P218)。解决人民内部矛盾最根本的途径是深化改革、促进发展，不断满足广大人民的利益需求。

（五）坚持“三个有利于”标准，注重实践效果和人民评判，把广大人民是否拥护、赞成、高兴、答应作为检验政策及其实践是否符合人民利益的根本标准

我们的政策和工作是否符合人民的利益，这归根到底是个实践问题。广大人民是社会实践的主体，“人民，只有人民，才是我们工作价值的最高裁决者”[2](P638)。评判党的政策和工作，要以实践效果和广大人民的切身感受为依据。

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我们想事情，做工作，想得对不对，做得好不好，要有一个根本的衡量尺度，这就是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答应不答应。”[2](P638)凡是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和有利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都是人民拥护、赞成、高兴、答应的。在农村实行任何一项政策和开展任何一项工作，都必须首先考虑是有利于调动还是会挫伤农民的积极性，是维护还是会损害农民的物质利益和民主权利，是解放和发展还是会阻碍农村生产力，“这是我们制定农村政策必须坚持的基本准则，检验政策是否正确的根本标准”[2](P124-125)。

二、中国共产党人民利益观的基本特性

世界上宣示代表人民利益的政党比比皆是。自近现代意义的政党形成后，各政党一切为人民的口号大都言之凿凿、娓娓动听。但利益观宣示仅仅属于政党政治的表层，利益观本身及其与之相关的问题——政党的性质宗旨、思想基础以及传统作风等，则是政党政治的深层问题。在与资产阶级政党比较中探究这些问题，可以凸现我们党人民利益观的特征。

（一）我们党的人民利益观是其性质和宗旨的体现，实现了党性和人民性的高度统一，除了中国无产阶级（工人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的利益，我们党没有自身特殊利益

按阶级属性划分，世界上的政党主要分为无产阶级政党和资产阶级政党两大类。这两类政党各自具有不同的性质、宗旨，由此决定了党的利益、阶级利益与人民利益的关系的不同。

尽管不同的资产阶级政党可能代表资产阶级不同阶层或集团的利益，但总体上都是资产阶级利益的代表。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对抗性矛盾，因而资产阶级政党利益、阶级利益与人民利益是根本对立的，人民群众成了资产阶级政党和整个资产阶级的工具。马克思恩格斯曾对资产阶级政党在革命中把自己的利益说成是社会全体成员共同利益的现象作过透彻分析：“它之所以能这样做，是因为它的利益在开始时的确同其余一切非统治阶级的共同利益还有更多的联系，在当时存在的那些关系的压力下还不能够发展为特殊阶级的特殊利益。”[3](P100)

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而无产阶级的运动则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我们党是中国无产阶级（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也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是唯一联系中国无产阶级（工人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的政党。中国无产阶级（工人阶级）代表中国最先进的生产力，自身解放过程也是一切劳动者解放的过程，并且只有解放全体劳动者才能最后解放自己，其根本利益与中国人民、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他们的历史命运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同资产阶级的政党相反，工人阶级的政党不是把人民群众当作自己的工具，而是自觉地认定自己是人民群众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为完成特定的历史任务的一种工具。”[8](P217-218)

我们党胸襟宽广、目光远大，完全超越了资产阶级政党狭隘的阶级利益局限，达到了自身利益与中国无产阶级（工人阶级）、中国最广大人民利益的高度契合，除了中国无产阶级（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的利益，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由此，我们党才有资格和勇气向世人昭示：“中国共产党员的含义和任务，如果用概括的语言来说，只有两句话：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切以人民利益作为每一个党员的最高准绳。”[8](P257)；“共产党就是要奋斗，就是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要半心半意或者三分之二的心三分之二的意为人民服务。”[9](P285)

（二）我们党的人民利益观摒弃了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在马克思主义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科学、深刻、全面地反映了广大人民的利益愿望和要求

思想理论与利益观是同一类范畴。任何政党都有自己的指导思想或理论基础，而“‘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10]。

资产阶级政党的理论基础的实质是个人主义，主要表现形式是利己主义、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和抽象的人道主义。在资产阶级确立统治地位后，个人主义以极端形式成为资产阶级及其政党的思想理论核心，贯穿于行为活动中的是自私自利、唯利是图、损人利己，从根本上违背了无产阶级的利益。马克思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现在问题不再是这个或那个原理是否正确，而是它对资本有利还是有害，方便还是不方便，违背警章还是不违背警章。不偏不倚的研究让位于豢养的文丐的争斗，公正无私的科学探讨让位于辩护士的坏心恶意。”[11]

当然，在中外历史上，有一些进步思想家曾探讨过如何争取社会大多数人利益的问题。有的空想社会主义者曾设计和实验过“乌托邦”计划，由于不具有科学性而最终归于失败。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哲学家爱尔维修曾提出“合理的利己主义”思想，19世纪英国政治思想家、功利主义创始人边沁提出过以谋求所谓“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的利益计算法命题，但都无法掩盖其个人主义的实质。1842-1843年马克思任《莱茵报》编辑，在为劳动人民利益而斗争中第一次遇到要对所谓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难事，从而促使他研究政治经济学，关注的视野由捡枯枝、采集野果的穷人和摩塞尔地区的贫苦居民转到了无产阶级身上，发现了无产阶级利益与广大人民利益的契合点及其对人类解放的持久体现。在借鉴前人思想成果的基础上，马克思超越了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狭隘自然主义的思想局限，揭示了资产阶级剥削的秘密和资产阶级利益与无产阶级利益之间矛盾的对抗性实质，总结出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争取自身利益、实现彻底解放的规律，创立了新的世界观，使社会主义由空想变为科学。

马克思主义是为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服务的，其显著特征之一是科学性与革命性的结合、理论与实践的统一，而“科学越是毫无顾忌和大公无私，它就越符合工人的利益和愿望”[12]。指出：“我们的党从它一开始，就是一个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为基础的党，这是因为这个主义是全世界无产阶级的最正确最革命的科学思想的结晶。”[1](P1093)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基础，这是我们党的利益与阶级利益、人民利益高度统一的思想保证，也是揭露资产阶级政党利益观的锐利思想武器。列宁指出：“如果你们没有指出哪些阶级的利益，哪些在当前占主导地位的利益决定着各政党的本质和这些政党的政策的本质，那么事实上你们就没有运用马克思主义。”[13]

（三）我们党的人民利益观与实践紧密结合，能够切实贯彻到为人民服务的实际行动中，共产党人坚持不懈地为人民利益而奋斗，是人民利益的践行者

我们党创造了把人民利益观与实践紧密结合的优势和条件。我们党实行民主集中制，具有严格的组织纪律、崇高的理想信念和大无畏的自我牺牲精神。尽管我们党是个大党，但能始终保持全党思想政治上的一致，形成统一意志和行动。我们党遵循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坚持和发扬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谦虚谨慎、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党的人民利益观在各代领导集体多次交接中传承、发展，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利益的信念一以贯之。

我们党切实把人民利益观贯彻到为人民服务的实际行动中。根据不同历史时期的实际，我们党按照人民利益观的要求确定奋斗目标，制定和执行正确的路线、纲领、方针、政策，团结和带领广大人民不懈奋斗。早在1937年就指出：“中国共产党是英勇坚决地领导了中国的革命战争，在十五年的长岁月中，在全国人民面前，表示了自己是人民的朋友，每一天都是为了保护人民的利益，为了人民的自由解放，站在革命战争的最前线。”[14](P184)一个实在的行动胜过一打纲领，我们党为民族解放、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经受过艰苦磨难、作出过巨大的牺牲，大批共产党人在不同历史时期和各条战线为人民利益舍“小我”之私求人民“大我”之利，成为最可歌可泣的人民利益践行者。据统计，从北伐战争到抗日战争牺牲的共产党员有三十余万，一家就有6人为人民利益牺牲。曾深情地说，这些先烈使我们每个活着的人想起他们就心里难过。

资产阶级政党一旦执政，就不遗余力地利用国家政权攫取本阶级、集团和执政官员个人的私利，选民的利益受到漠视和冷落，形成侵害人民利益的既得利益集团。资产阶级政党的执政过程反映的是资产阶级内部的权力争斗规则，由于自身代表的阶级利益的狭隘性、政党内部寡头化倾向的滋生以及金钱政治的困扰，没有也不可能由衷地满足广大人民的切实利益。对于我们党而言，争取和坚持执政不是根本目的，只是我们党为了获得为人民谋利益的政治条件或手段，以便更充分实现、发展和维护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我们党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取得执政地位仅仅是万里长征走完的第一步，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我们党是这样说的，也完全是这样做的。建国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广大人民享受到了从未有过的经济利益、政治利益和文化利益。

（四）我们党的人民利益观具有与时俱进的品格，“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党的人民利益观实践的科学总结，为我们党永葆先进性奠定了新的重要思想基础

我们党是在以马克思主义为主导的先进文化的孕育下成长和壮大起来的。党的人民利益观形成和发展的过程，就是在实践中贯彻落实的过程，同时也是其不断接受实践检验并丰富、发展的过程。

我们党不胜枚举的理论表述和实践活动，一再诠释和证明了党的人民利益观与马克思主义一脉相承，具有与时俱进的品格：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我们所做的一切工作和事业，目的都是为了人民群众的利益，都必须真心实意地依靠群众才能做好”[2](P638)；人民群众的主体是从事物质资料生产的劳动群众——“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工人阶级，广大农民，始终是推动我国先进生产力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的根本力量”[15](P14)；人民是个具体、历史的范畴，包括所有促进社会发展和进步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在我国新时期社会变革中出现的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等新的社会阶层，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以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我们党不断打破旧的利益格局，调整社会利益关系，寻求实现广大人民利益的新途径。在新时期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物质利益和就业方式多样化趋势日益发展的条件下，我们党提出和实行了一系列正确的利益整合新思路，在实践中取得了辉煌成就。

理论创新是实践创新的先导。先锋队的性质，与时俱进的理论基础和指导思想，在积极接受实践检验中不断丰富发展的人民利益观，从根本上保证了我们党的先进性。正因为如此，我们党才能从小到大、由弱到强，在极端艰苦和异常复杂的环境下战胜强敌，在曲折的道路上不断奋起，赢得了全国各族人民的衷心拥护，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是我们党人民利益观实践的科学总结，蕴涵着开拓创新的内在要求，统领着我们党在理论创新、制度创新和科技创新的征程上不断迈进。

三、中国共产党人民利益观的根本实现途径

利益是观念问题，更是实践问题。利益观的实践不仅要有自觉、强烈的意识和愿望，而且要有切实可行的途径。在八十多年的奋斗中，我们党探索出了人民利益观的根本实现途径，这条途径是实现、发展和维护中国最广大人民利益的必由之路。

（一）彻底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建立、巩固和扩大最广大人民根本一致的利益基础，从根本上消除大规模利益对抗的根源

在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利益格局中，没有也不可能形成广大人民根本一致的利益基础，广大人民的利益要求和愿望几乎被完全湮没（注：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以土地兼并为特征、租佃制度为主的地主经济始终占统治地位。地主、官僚疯狂兼并、掠夺土地（在1927年后愈演愈烈），1934年约占全国68%的耕地被占农村人口10%的地主、富农占有，占农村人口90%的中农、贫农、雇农占有的耕地不到1/3。作为中国半封建社会生产关系代表的地主、富农鲜有农业资本家气息，主要靠高额地租购买土地和维持其骄奢淫逸生活，而农民则靠租佃土地为生（大部分地租高达80%），遭受名目繁多的地主、官僚的奴役和盘剥。这种反动、腐朽的生产关系造成了中国近代工业发展资金的严重匮乏，阻断了工业原料的供应和商品粮、工业品销售市场，广大农民无力扩大再生产甚至无法维持简单再生产，是中国人民的一大祸害。再看看与半殖民地社会密切相关的一些事情。向中国输入鸦片，这是外国资产阶级对中国进行的一项极端恶劣的经济侵略活动，中国广大人民由此遭受了巨大的经济损失和身心毒害。与此同时，帝国主义一次次野蛮侵略，逐渐控制中国海关、对外贸易、交通运输、财政金融等经济命脉，疯狂掠夺中国资源和廉价劳动力，操纵中国的政治和军事，中国处于瓜剖豆分、任人宰割、蒙受屈辱的境地。清政府一再割地赔款，倒台后北洋军阀混战不已，国民党内乱频仍，官僚资产阶级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势力紧密勾结，不但压迫工人农民，而且压迫城市小资产阶级，损害中等资产阶级。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造成中国军民伤亡3500余万人，直接经济损失超过1000亿美元，间接经济损失5000亿美元，中华大地千疮百孔，民族工商业步履艰难，广大人民处于饥寒交迫、生死两难的水火境地，何谈他们的利益？）。我们党在贯彻人民利益观过程中，首先致力于彻底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建立和扩大最广大人民根本一致的利益基础。这一利益基础主要通过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建立来奠定，着重体现在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

我们党一再强调，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就是要改变买办的封建的生产关系，消除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的剥削和压迫，赶走外国侵略者和取消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特权。同志指出，八十多年来，我们党领导各族人民为中国社会的进步做了许多事情，“总起来说，就是三件大事：第一，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任务，结束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第二，消灭剥削制度和剥削阶级，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第三，开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逐步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件事情还正在做”[16]。我们党做这三件大事，就是建立、巩固和扩大中国最广大人民根本一致的利益基础，形成社会主义利益关系体系的特点和优势。建国后特别是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广大人民根本一致的利益基础基本形成，并在新时期利益关系的正确调整中不断巩固和扩大。

根本利益是相对的、有层次的。广大人民根本一致的利益基础是一种具有最高形式和决定性作用的根本利益，能够从根本上带动和保证其它利益的实现；没有这种利益基础或利益基础受到损害，其它利益就不可避免地要落空或不能保全。广大人民根本一致的利益基础的建立和不断扩大，消除了国内大规模利益对抗的根源，为进一步协调利益关系，实现、发展和维护最广大人民的利益，创造了至关重要的条件。新时期以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我们凭借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国民经济保持高速增长，民主政治、科学、文化和教育事业稳步发展，广大人民得到了空前的实惠，正以坚定的步伐向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迈进。我国贫困人口已经由1978年的2.5亿减少到目前的不到3000万，24年中消除贫困人口约2.2亿人，基本解决了千百年来困扰中国人的温饱问题，这在中国历史上和世界范围内都是没有的。马克思指出：“这个世界之所以充满危险，是因为世界……是许许多多利益的天下”[17](P216)，但凭借广大人民根本一致的利益基础，我们通过社会主义物质利益原则把各种利益结合、兼顾起来，妥善处理了利益关系中的各种矛盾，保持了社会安定团结，在全球化浪潮和国际综合实力竞争中奋勇搏击。

“中国离开社会主义就必然退回到半封建半殖民地。”[5](P166)捍卫社会主义就是捍卫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就是捍卫我们党和广大人民用鲜血和汗水换来的最基本的公平和正义，没有什么输理的地方。国家独立和统一，人民团结和社会稳定，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广大人民利益的最根本的保证，必须倍加珍惜并为之努力奋斗。

（二）通过改革进一步调整社会利益关系，完善广大人民利益的实现、发展和维护机制，增强我们党的利益整合功能，抵制市场经济活动中的消极因素

利益是人们社会活动的基本动因，而利益关系是社会关系的实质性内容。我国社会主义的经济关系、政治关系和文化关系是基本的利益关系，在为实现、发展和维护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奠定了可靠的基础的同时，某些环节或方面还存在着缺陷，必须通过改革来调整和完善。针对我国社会主义社会建立之初，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之间存在着既相适应又在个别环节和方面不相适应的情况，曾要求通过改革和调整的办法来解决，但未能全面进行下去。传统社会主义体制的弊端束缚社会生产力发展，妨碍广大人民的利益追求和实现，影响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发挥，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危及广大人民根本一致的利益基础。

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每一既定社会的经济关系首先表现为利益”[17]，政治和其它方面的关系又是经济利益关系的体现。改革是全面而深刻的社会变革，其中的每一项措施都涉及人们的切身利益，实质上是对利益关系、利益格局的重大调整。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改革的目的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必须通过调动广大人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来达到。改革的性质、目的和手段，决定了改革带来的利益关系调整和变化必然顺应广大人民的利益要求。尽管在利益关系调整中，有些人的暂时的具体的利益有一些损失，但有助于建构一个更加合理的、对实现现代化更具本质意义的现代阶层结构，形成一种更有效的为社会各阶层广泛认同并共赢的利益实现、发展和维护机制，这种机制符合绝大多数人的长远利益。共产党人用党性来抵制市场经济活动中的消极因素，惩治以权谋私，防止形成既得利益集团，保证和促进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政治体制和文化体制的建立和发展，使新体制服务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目标。我们党把市场经济作为手段，充分运用它为人民创造财富，防止两极分化和权力商品化，不允许把等价交换原则引入党和国家的政治生活。

经过改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初步建立，以此为基础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科技体制和教育体制正在发展和完善。改革打破了平均主义和“大锅饭”，经济缺乏动力、效率和效益等诸多方面的问题得到了基本解决，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在不断发展中走向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在维护社会秩序、规范人们的思想和行为上发挥着重要作用，广大人民追求、争得和保护自身利益总体上有了道德的支撑，更有了制度上的安排和法律上的保证。按照党的十六大对我国改革的部署继续推进，切实加强制度建设，完善制度体系，确保制度落到实处，我国广大人民将在更加合理的利益关系中共享改革和发展的成果。

（三）按照人民的意愿制定和执行政策，贯彻党的群众路线，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坚决反对和克服一切违背人民利益的思想和行为

党的政策以党的主张的权威形式，规定在一定历史时期或阶段内应该达到的奋斗目标、遵循的原则、完成的主要任务、实行的工作方式、采取的一般步骤和措施等。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但是在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以后，多年来没有制定出为发展生产力创造良好条件的政策……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进行改革，就是要选择好的政策。”[9](P134-135)

从根本上说，正确的政策应当是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观念化、主体化和实践化的反映，其制定和实行必须贯彻党的群众路线。党的群众路线——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是我们党的认识路线和工作路线，也是实现党的人民利益观的内在要求和基本途径。贯彻党的群众路线必须实行民主集中制，在基层和群众中做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倾听群众呼声和反映广大人民的意愿，从人民的实践中汲取智慧和经验，把党的政策转化为群众争取自身利益的自觉行动，并在实践中接受检验。政策施行过程中要时刻关注群众的愿望、意见和情绪的变化，把他们的喜怒哀乐放在心上，并以此作为衡量各项政策和工作的第一信号，多数人满意就说明是正确的，少数人满意而多数人不满意就需要调整。尽管有些政策反映了人民的利益，但在实行中由于方法不当也会妨碍或损害人民的利益，曾在党的八届二中全会上举了在河南一个地方修飞机场的例子（注：说：“早几年，在河南省一个地方要修飞机场，事先不给农民安排好，没有说清道理，就强迫人家搬家。那个庄的农民说，你拿根长棍子去拨树上雀儿的巢，把它搞下来，雀儿也要叫几声。邓小平你也有一个巢，我把你的巢搞烂了，你要不要叫几声？于是乎那个地方的群众布置了三道防线……后来，向农民好好说清楚，给他们做了安排，他们的家还是搬了，飞机场还是修了。这样的事情不少。”），这样的事情即使在今天也还很多，应当引起我们的重视。

正确的政策确定后干部就是决定性的因素，领导干部要牢记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提出的“两个务必”，多为群众办好事、办实事，坚决反对和克服官僚主义、形式主义以及其它一切不正之风。要自觉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始终与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决不能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决不与民争利。要有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做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腐败与人民利益是不相容的，对于极少数腐败分子，要依照党纪国法坚决予以惩处。

（四）一切相信和依靠人民，充分调动广大人民追求和实现自身利益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全面贯彻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加强党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

历史是人民群众创造的。“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18]。人民的利益不是哪一个人的“恩赐”和“善待”，也不仅仅是一时一事的“雪中送炭”，必须依靠人民的自觉奋斗去争取。党领导人民群众的实质是宣传、动员和组织群众，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依靠群众的智慧和力量实现其自身解放。“最大多数人的利益和全社会全民族的积极性创造性，对党和国家事业的发展始终是最具有决定性的因素”[2](P14)。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我们党人民利益观的科学总结，也是制定和执行政策的科学指南。全面贯彻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就能从根本上调动广大人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使改革和建设获得广泛、可靠的群众基础和力量源泉。我们党的根基和力量在人民，党的最大政治优势是密切联系群众，党执政后获得了更有利的密切联系群众的条件，同时也增加了脱离群众的危险，执政时间越长脱离群众的危险性越大，在利益关系大调整时期的危险性更大，“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充分发挥“最大优势”和消除“最大危险”的有力保证。按照“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要求，我们党把发展摆在党执政兴国第一要务的位置上，努力推进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推动整个社会走上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必将更加充分地调动广大人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我们党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贯彻到党的建设的各个方面，贯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各个领域，这一切都是为了造福人民、惠泽华夏，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只要全体共产党员坚持党的人民利益观，真正按照“一个宗旨、两个务必、三个代表”去实践，我们党就如同永远不离大地母亲的安泰，与广大人民始终保持血肉联系，立于不败之地。

本文略有删改。

【参考文献】

[1]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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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Z].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16].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七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Z].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5～6.

利益观范文篇4

一、党员干部应当树立什么样的利益观我们的党员干部究竟应当树立什么样的利益观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就要从利益观说起。如果要给利益观下个定义的话，首先就要弄清楚什么是“利益”。通俗地说，利益其实就是好处。从这个意义上说，利益观就是一个人对好处所持的看法和态度。利益观是受世界观支配的，有什么样的世界观就会有什么样的利益观，可见，利益观是有阶级性的。资产阶级利益观的核心是个人利益至上，就是信奉“人不为己，天诛地灭”那一套。这种利益观具有很强的腐蚀性和诱惑力，至今仍在一些人的头脑中根深蒂固。远的不说，就是在我们党员干部队伍里，被资产阶级利益观困扰者也大有人在。以谋取私利为目标的“有权不使，过期作废”等错误观念，正是这种利益观的真实写照！随着我们党执政时间的不断延续，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发展，随着国内外形势的不断变化，随着我们干部队伍成分的不断更新，绝大多数同志能够在正确的利益观指导下，为了党和人民的事业艰苦奋斗，努力工作。但也应当看到，确有一些党员干部经不住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腐蚀与诱惑，利益观出了偏差，导致了内心世界的颓废与堕落。在现实生活中，其主要表现如下：一是与民争利、以权谋私。凭借手中的权力，非法谋取个人、家庭和小团体的利益，甚至为了钱、权、色等不可告人的目的，不惜损害人民群众的利益；二是贪图享乐、奢侈挥霍。把吃喝玩乐当成人生的最大乐趣，视艰苦奋斗为“冒傻气”，整天沉湎于觥（gong）筹交错、纸醉金迷之中；三是突出自己、好大喜功。把个人出名获利当作想问题、办事情的出发点，弄虚作假、欺上瞒下，甚至为了个人名利而不惜劳民伤财；四是心术不正、勾心斗角。把旧时的官场作风带进现实生活，终日里谋人不谋事，干工作敷衍塞责、得过且过，却把心思用于贬低别人、抬高自己，以求升官晋爵；五是见风使舵、庸俗市侩。对上级阿谀奉承，对同事拉拉扯扯，对朋友居心叵测，对群众漠不关心，凡事以对个人是否有利为准则；六是盲目攀比、怨天尤人。收入同多的比、待遇同高的比、条件同好的比，总觉得自己吃亏。事业不成怨条件、工作不力怨环境、关系不顺怨领导、业绩平平怨下属，好像党和人民总是对不起他。上述现象不能不说与一些干部没有树立起正确的利益观有着直接关系。尽管这些问题不是我们干部队伍的主流，但如果不认真对待并切实加以纠正，支流就有可能变成主流，这决不是危言耸听。资产阶级利益观同我们党的性质和宗旨格格不入，如果抱着这样的利益观不肯放手，就不配当共产党员，更不配当党员干部。那么，我们党员干部应该具有什么样的利益观呢？对此，刘少奇同志早在六十多年前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书中就作出了高度概括，他说：“党的利益高于一切，这是我们党员的思想和行动的最高原则。根据这个原则，在每个党员的思想和行动中，都要使个人利益和党的利益完全一致。在个人利益和党的利益不一致的时候，能够毫不踌躇、毫不勉强地服从党的利益，牺牲个人利益。为了党的、无产阶级的、民族解放和人类解放的事业，能够毫不犹豫地牺牲个人利益，甚至牺牲自己的生命，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党性’或‘党的观念’、‘组织观念’的一种表现。这就是共产主义道德的最高表现，就是无产阶级政党原则性的最高表现，就是无产阶级意识纯洁的最高表现”。中国共产党是代表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政党，党的利益就是人民的利益，共产党人应有的利益观归结到一点，就是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过去如此，现在如此，将来也是如此。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短短九个字，却有着极其丰富的内涵。在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条件下，正确的利益观至少应当包括以下几方面。1、个人利益服从整体利益的观念。这里所说的整体利益，就是指党和人民的利益，个人利益则不单指党员干部本人，还包括自己的家庭成员和亲属的利益。当个人利益与整体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必须具有无条件地服从整体利益的观念。2、局部利益服从全局利益的观念。也就是说，党员干部不仅不能只顾个人利益，而且不能只顾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的局部利益，必须站在党和人民的立场上，从全局的高度观察和思考问题。当局部利益与全局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必须具有无条件服从全局利益的大局观念。3、眼前利益服从长远利益的观念。有些事情从眼前看是有益的，但从长远看是有害的，这就需要我们的党员干部具有战略家的眼光和胆识，不为眼前利益所惑，树立为长远利益而奋斗的坚定信念。4、甘于清贫的无私奉献观念。在“先富与后富”等利益关系面前，不仅要把群众摆在前面，还应当时刻不忘人民公仆的本色，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利益的无私奉献精神。5、自律基础上的遵纪守法观念。特别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一切都必须在政策和法律允许的前提下来进行，党员干部更应该强化自己的法制观念，即使在谋取正当利益的时候，也要严格自律，在致富的道路上模范地遵纪守法。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利益，是共产党员对待利益问题的根本原则，也是共产党员一切言行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检验一个党员领导干部是不是称职，最根本的标准也是这一点。最近，全市各级领导干部正在学习市检察院一分院副检察长方工同志的先进事迹，方工同志有一句话讲得非常好，他说：“廉洁没有底线，自律不能封顶。”实际上，这也是我们每一个领导干部在利益观方面应有的追求。

二、党员干部为什么要树立正确的利益观党员干部必须树立正确的利益观，这不是什么人强加给我们的，而是党的性质和宗旨的客观要求，是我们从入党那天起就郑重许下的诺言，倘不如此，就是背信弃义，就失去了当党员干部的资格。为什么这样说呢？我想至少有以下几条理由。1、树立正确的利益观，是实践党的宗旨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需要1944年9月5日，一位普通的八路军战士，在陕北安塞县烧木炭，因为炭窑倒塌牺牲了，他就是张思德。为了纪念他并号召大家向他学习，在中央警备团举行的张思德同志追悼会上，同志做了《为人民服务》的演讲，提出了为人民服务的响亮口号。1945年，党的“七大”正式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写进了党章的总纲。从此，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和为人民服务，成为共产党人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核心内容；成为共产党人权力观、地位观、利益观的永恒主题；成为保持党的纯洁性的根本原则。我们党的三代领导人曾经用不同的语言，表述过同一个思想：中国共产党是为大多数人谋利益的。同志在《为人民服务》中，开宗明义地说：“我们的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是革命的队伍。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上个世纪50年代，邓小平同志在会见国际青年代表团时，针对他们提出的“中国共产党员的含义是什么？”的问题，明确回答：“中国共产党员的含义或任务，如果用概括的语言来说，只有两句话：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切以人民利益作为每一个党员的最高准绳。他的目的是要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同志针对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明确提出“三个有利于”的标准，并多次强调，检验和判断各项改革政策和工作都要始终坚持和考虑“人民满意不满意”、“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拥护不拥护”。这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党的宗旨的进一步丰富和深化。作为党的宗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决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必须体现在全体共产党员的实际行动中。我们知道，一个人的行动是受思想支配的，如果头脑中没有树立起正确的利益观，私心杂念就会占上风，就不会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实际行动，实践党的宗旨也就会成为一句空话。2000年初，总书记从党的事业兴旺发达，国家长治久安的高度，作出了“三个代表”的精辟论述。这一重要思想是在回顾历史、立足现实、展望未来的基础上提出来的。今年5月31日，总书记在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毕业典礼上的重要讲话中，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又做了全面阐述。他强调指出：“三个代表”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一脉相承，其关键在坚持与时俱进，核心在保持党的先进性，本质在坚持执政为民。“三个代表”是我们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是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推进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的强大思想武器。“三个代表”是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先进社会生产力发展要求、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和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三者是密切相关、辩证统一的整体。先进生产力是推动人类社会发展前进的最终决定力量，从根本上决定和影响着先进文化的形成与发展；先进文化是人类文明进步的结晶，是推动社会前进的精神动力，对先进生产力的发展有着巨大的促进作用；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代表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归宿和出发点。我们党除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之外，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这是无产阶级政党先进性的根本体现。“三个代表”不是自封的，也不是凭主观想像就可以做到的。只有真正在实践中做到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才能得到人民群众的认可，老百姓才会认为你可以代表他们的根本利益，也才会真心实意地跟你走，这才是我们党的凝聚力和号召力的真正所在。需要强调的是，党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通过我们每一个党员和党员干部的言行来体现的。要实践党的宗旨、坚持“三个有利于”、落实“三个代表”的要求，需要我们的党员领导干部，牢固树立正确的利益观，并体现在自己的实际行动中。2、树立正确的利益观，是首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需要目前，全市经济发展形势喜人，城市建设实现新突破，改革开放取得新进展，人民生活有了新提高。最近五年，全市GDP年均递增10.3%，地方财政收入年均递增25%以上，去年，全市国内生产总值实现2817.6亿元，比上年增长11%，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过3000美元。这些都是全市各级党组织、各级政府和广大党员干部、人民群众，在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下，认真贯彻中央方针政策，开拓进取，团结拼搏的结果。刚刚闭幕的北京市第九次党代会提出以“新北京、新奥运”为主题，努力在全国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宏伟目标。今后五年经济增长速度要保持在9%左右，力争到2008年人均GDP达到6000美元。目标令人鼓舞，任务十分艰巨。我们既面临着严峻的考验，也面临着难得的机遇。我国加入世贸组织，为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提高竞争力和决策管理水平提供了新的契机；经过长时间的积累，我们有了比较丰富的物质基础和处理各种复杂问题的经验；筹办2008年奥运会，大大地激发了全市人民群众的政治热情和创造精神。要实现我们新确定的奋斗目标，全市各级党组织、广大党员，尤其是党员领导干部，必须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认真学习江总书记“七一”讲话和“5.31”讲话精神,以及下半年召开的党的十六大精神,同心同德,与时俱进,开拓创新,扎实工作。要使首都各项事业健康快速发展，必须走改革之路。改革的过程，是发展的过程，也是利益调整的过程，就是要在发展整体利益的前提下，合理调整国家、集体、个人之间以及不同群体之间的利益格局和利益关系。由此可以作出这样的推论：要发展首都各项事业，就必须坚持改革开放；要搞好改革开放，就必须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要使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得到充分发挥，就必须让群众感受到我们所做的一切符合他们的根本利益；要维护和代表群众的根本利益，就必须有党员干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实际行动；要使党员干部有这样的实际行动，就必须树立起正确的利益观。一句话，我们的党员干部能否树立正确的利益观，关系到首都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大局。我们必须从这样的高度出发和认识问题。3、树立正确的利益观，是建立高素质干部队伍的需要我们党已经走过80多年的历程，执政也已经有50多个年头，为什么党能够从小到大、由弱到强？最根本的一点就是，我们党始终没有忘记为人民服务、为广大人民群众谋利益这个根本。尽管我们也走过一些弯路，尽管在党员干部队伍里确实存在消极腐败现象，但这只是支流问题，从总体上看，我们的干部队伍主流是好的，是党和人民信得过的。对这一点，我们不能有丝毫的含糊。对我们做纪检监察工作的同志来说，这个认识尤为重要。如果把我们的干部队伍看得一团漆黑，在实际工作中就非犯“左”的错误不可；如果认为干部队伍的主流是好的，就会有另外一种结果。判断纪检工作成效的大小，不仅要看办了多少案子，惩处了几个坏人，更重要的是如何加强教育，强化管理，重在治本，预防为主，建立一套科学合理的杜绝腐败的机制，消除产生腐败的土壤。同志早就说过，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这一论断过去适用，今天仍然适用。试想，假如这个“决定因素”出了毛病，还谈什么党和人民的事业呢？因此，加强干部队伍建设，全面提高干部队伍的整体素质，对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历史发展到今天，我们的干部队伍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目前，在各个岗位上工作的领导干部，大多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甚至是改革开放以来成长起来的，改革开放带给我们的不仅是实惠和机遇，同时也带来了如何对待权力、地位与利益的考验。能不能经受住考验，是每个党员干部必须正视的重大问题。正如总书记在中纪委五次全会上指出的：“新中国成立之后，党成为执政党，掌握了政权，有了调动全国人、财、物等资源的权力，而且权力之大，可调动的资源之多，都是执政前无法比拟的。大批党员、干部担任了从中央到地方各个部门、各个地区的领导职务，手中都掌握了这样那样的权力。党的地位的变化，党员和干部的地位的变化，对各级党组织和每个党员、干部都是一个极大的考验，也给我们党的自身建设提出了新的课题。”怎样才能经受住这种考验呢？恐怕只能在全面提高干部队伍的整体素质上下功夫。这就要求每一个党员干部都要加强党性锻炼，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树立正确的权力观、地位观和利益观。其中，能不能树立正确的利益观乃是对每一个党员干部最现实的考验，也是全面提高干部队伍素质的关键一环。如果这个问题不能解决好，我们就将失去民心，其后果不堪设想。以上，是从大的方面回答为什么要树立正确的利益观的问题。如果从党员干部个人角度来考虑，树立正确的利益观也十分重要。这是因为，只有树立了正确的利益观，你才能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站稳脚跟，在金钱和物质利益的诱惑面前方寸不乱，才能受到群众的拥护和爱戴。反之，如果你坚持错误的利益观，一事当前先替自己打算，置群众的冷暖于不顾，甚至见利忘义、以权谋私而自以为得计，就迟早要被人民所抛弃。这样的例子不少。焦裕禄、孔繁森等模范人物、本市的李润五、方工等先进典型之所以受到人们的尊崇和爱戴，重要的一条是他们头脑里有正确的利益观作指导，不为金钱和物质利益所动，时时处处想着群众利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相反，那些在物质利益面前跌跤翻船的人，无一不是在利益观上出了毛病。可以这样说，凡是在经济方面违纪违法的人，其利益观都是错误的，无一例外。这个结论是有充分根据的。从1998年到2001年的四年间，全市纪检监察机关共立案查处各类违纪违法案件5264件，受到党纪或政纪处分的局级干部25人、处级干部461人，挽回经济损失5.06亿元。在这些案件中，绝大多数与经济活动有关，与滥用职权有关，更与当事人的利益观发生扭曲有关。正反两方面的实例告诉我们，党员干部如果不能树立起正确的利益观，不仅有害于党和人民事业的大局，也终将毁了自己。

三、党员干部如何树立正确的利益观当我们知道什么是正确的利益观和为什么要树立正确的利益观之后，接下来的问题是怎样树立正确的利益观。我认为，要树立正确的利益观，必须解决好以下3个问题。1、必须解决好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问题总书记在中纪委七次全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在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中，世界观是基础，是起决定作用的，有什么样的世界观，就有什么样的人生观、价值观。在权力观、地位观、利益观中，权力观是基础，有什么样的权力观，就有什么样的地位观、利益观。”总书记的这番话明确告诉我们，正确的世界观是领导干部的立身之本，不解决好这个问题，正确的权力观、地位观、利益观等等都无从谈起。世界观是指人们对世界总的和基本的看法。共产党人应当具有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它是唯一正确的、科学的世界观。从一定意义上说，世界观就是人生的“总开关”，这个开关工作正常，人就有明确的前进方向；这个开关出了毛病，人生就会迷茫甚至步入歧途。在现实生活中，为什么同样是党员干部，绝大多数能够严于律己，时时想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而有的人却追求一己私利甚至堕落成腐败分子呢？根本原因就在于不同的世界观对人们有着不同的导向作用。因此，要树立正确的利益观，首先就要树立正确的世界观，这不但是对年轻同志的要求，老同志同样应当不断改造世界观。原大兴县房管局局长付冠宇入党当干部多年，论年龄也算得上老字辈了，可就是这样一个人，却因为犯贪污和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6年。他走向堕落的根子在哪里？从他的言行中不难看出，正是错误的世界观在发生作用。他平日里热衷于封建迷信，在他办公室的书架上摆放着很多宣传封建迷信和宗教的书籍，外出时不是算命就是卜卦，事发后在拘留所里，他还对司法人员说：“算命先生讲了，闯过腊月二十三就没事了。”除犯有贪污、受贿罪外，他还听信骗子的谣言，动用公款64万元去找所谓1934年连号的美圆，企图发财。这样的例子还有不少，仔细分析那些党员干部违法乱纪的原因，可以肯定地说，都能从世界观上找到答案。与世界观紧密相连并受世界观制约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同样是党员干部必须注重解决好的问题。简单地说，人生观就是人们对人生目的和意义的根本看法和态度。怎样做人？做一个什么样的人？人生的道路应该怎样走？是每一个人都必须面对的人生现实。总书记对此有一段非常精辟的论述，并写进了党的十五届六中全会《决定》，就是要求党员干部“要在思想上解决好参加革命是为什么、现在当干部应该做什么、将来身后留点什么的问题，自觉抵制各种剥削阶级腐朽思想的侵蚀，增强拒腐防变的能力。”这“三个解决好”，集中反映了党员干部为官做人的基本规律和根本态度，就是告诉我们应该树立什么样的人生观。“参加革命为什么”，讲的是领导干部参加革命的初衷，就是干什么来的、图的是什么；“当干部应该做什么”，讲的是领导干部的现实作为，是打算用人民给的权力去为老百姓服务呢，还是为了光宗耀祖甚至是谋取私利；“身后留点什么”，讲的是历史评价问题，是要留下怀念和好的口碑，还是让人民群众在你离开后戳脊梁骨。贯穿这“三个解决好”的主线就是为什么人掌权、为什么人服务的问题。如果能做到这“三个解决好”，也就为树立正确的利益观打下了坚实根基。人们对某种事物或现象是爱好还是憎恶、是赞同还是反对、是接近还是回避，体现了人的价值观。价值观往往是隐含在人的意识深处的东西，从一定意义上说，它就像人生的“方向盘”，通常情况下，会帮助人们在有关善恶、是非、真假、曲直的判断中明确方向，作出正确选择，即使在遇到复杂局面和突发事件时，也能坚定不移地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总之，要树立正确的利益观，就必须首先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坚定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坚定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这就需要我们认真刻苦地学习马列主义、思想和邓小平理论，学习同志的重要论述，并且要坚持不懈，做到学习、学习、再学习。2、必须树立正确的权力观和地位观权力观、地位观和利益观是紧密相连、相互制约的关系。对于党员领导干部来说，权力观是基础，有什么样的权力观，就有什么样的地位观和利益观。道理很简单，试想，一个人的权力观是扭曲的甚至是错误的，你能指望他具有正确的地位观和利益观吗？肯定不能。同样，如果一个人的利益观是错误的，他的权力观也决不会是正确的。可见，要树立正确的利益观，就必须解决好权力观并进而解决好地位观的问题。有的党员领导干部把党和人民赋予的权力当成私有财产，利用职权谋取私利。如原石景山区房地局局长尚贵，把460万元公款借给老同学经商，当班子里有人提出不同意见时，尚贵说：“我是局长，在我的一亩三分地里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单位的钱我想怎么支配就怎么支配。”最后造成了200万元的损失，尚贵也受到了党纪国法的严厉制裁。什么才是我们所要树立的正确的权力观呢？对此，总书记在中纪委七次全会上的讲话中作了精辟的论述，他说：“领导干部树立正确的权力观，必须正确认识我们手中权力的性质。只有把这个问题真正搞明白了，我们才能正确地看待和运用手中的权力。必须认识到：第一，我们党在革命战争时期是代表人民并领导人民去夺取政权的，革命胜利以后则要代表并领导人民掌握和行使好国家的各项权力。第二，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人民是国家的主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社会主义国家的一切权力，都是来自于人民的。领导干部手中的权力说到底都是人民赋予的。第三，领导干部必须运用人民赋予的权力为国家的安全、发展和富强服务，为人民群众的团结、富裕和安宁服务。一句话，必须始终用来为国家和人民谋利益，而绝不能把它变成谋取个人或少数人私利的工具。第四，一代一代的领导干部都必须始终信守为人民掌握和行使权力的正确原则，同时要始终自觉地接受党和人民对自己行使权力的监督。”总书记的这段话告诉我们，所谓正确的权力观主要包括“四个必须认识到”：一是代表并领导人民掌握和行使权力；二是我们手中的权力是人民给的；三是我们手中的权力必须用来为人民服务；四是权力的行使必须置于党和人民的监督之下。一个党员干部如果能清醒地认识到上述几点，树立正确的利益观问题也就不难解决了。3、必须保持和发扬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与作风以贪图享受、铺张浪费为特征的享乐主义，是资产阶级利益观的典型表现，要树立正确的利益观，就必须同享乐主义作坚决的斗争，就必须保持和发扬艰苦奋斗的作风，坚决反对奢侈浪费的恶习。艰苦奋斗的思想是同志早在井冈山时期就提出来的，正是靠着这种精神，我们党才一步步壮大起来，最后取得了全国政权。中国革命胜利前夕，党中央和同志清醒地认识到，创业难，守成更难。1949年3月，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同志高瞻远瞩地指出："这一点现在就必须向党内讲明白，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此后的情况证明，这番话具有极强的针对性和预见性，1951年便发生了刘青山、张子善案件。同志针对这个问体说：“治国就是治吏，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将不国。如果臣下一个个都寡廉鲜耻，贪污无度，胡作非为，而国家还没有什么办法治理他们，那么天下一定会大乱，老百姓一定当李自成。国民党是这样，共产党也会是这样。”今天，我们重温这些话，仍具有振聋发聩的作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们党开始领导人民进行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邓小平同志又反复强调要坚持不懈地提倡艰苦奋斗精神，他说：“艰苦奋斗是我们的传统，艰苦朴素的教育今后要抓紧，一直要抓六十至七十年。我们的国家越发展，越要抓艰苦创业。提倡艰苦创业精神，也有助于克服腐败现象。”这就告诉我们，党员干部手中都掌握着权力，社会环境复杂，领导干部受到外界各种消极的东西的影响会日益增多，在这样的情况下，不树立正确的利益观，就难免犯错误，甚至走向犯罪的道路。而要树立正确的利益观，绝对离不开保持艰苦奋斗的传统作风。但总有那么一些人不相信这样的道理，他们不惜挥霍浪费，一门心思地追求安逸和享受，车子越坐越小，房子越住越大；什么东西都敢要，什么地方都敢去，什么人的钱都敢拿。玩物足以丧志，奢侈必将失德。党员干部想奢侈享乐多了，想党的事业必然就少了；离灯红酒绿近了，离人民群众必然就远了。久而久之，不犯错误才怪呢！正因为如此，我们的党员干部一定要在保持艰苦奋斗作风上下一番功夫。一要加强思想修养，防止享乐思想的滋生；二要注重防微杜渐，保持严谨的生活态度；三要强化监督意识，把自己置于党组织和群众的监督之下；四要发扬奉献精神，为了党和人民的事业生命不息奋斗不止。四、党员干部需要正确处理的几个关系当前，领导干部要树立正确的利益观，必须正确对待和处理以下几个关系：1、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关系改革开放是一个扬弃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势必要涉及到各种利益调整、利益分化、利益分配等诸多利益矛盾，这些变革会影响到全社会的每一个成员的个人利益。个人利益的实现固然与自己的努力奋斗有关，但更重要的是要靠社会的全面发展进步。因此，个人利益应当服从社会的整体利益，这一点对于党员干部来说尤为重要。这是因为党员干部手中执掌着各种权力，在资源与利益分配中占据着有利地位，属于强势群体，如果能够正确处理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关系，真正做到为人民谋利益，就能形成一种放大效果，影响和带动一片，产生良好的社会效益。否则，不仅有害于改革开放大业，也有害于党员干部个人。原大兴氮肥厂厂长刘集森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由于这个企业不景气，很长时间发不出工资，由此引发数百名职工多次集体上访。作为厂长的刘集森，却利用职权大肆贪污公款，还用贪污所得买了小汽车，最后被判处7年徒刑。同志们想一想，如果容忍这样的事情泛滥，人民群众能答应吗？是不是党员干部就不能有任何个人利益呢？当然不是。我们从来不否定包括党员干部在内的个人利益，但必须在保证和发展社会整体利益的前提下，摆正国家、集体、个人之间以及不同群体之间的利益关系。也就是说，个人利益必须服从于整体利益，服从于党和人民的利益。在改革开放、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进程中，党员领导干部，应该比其他社会成员和一般党员更自觉地顾全大局，做到一切以党和人民的利益为重。2、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的关系当前，改革已经进入攻坚阶段，随着改革的深入，一些改革措施的出台会直接触及人们的切身利益。比如，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住房问题，特别是城市危旧房改造、拆迁、安置暴露出来的矛盾与问题；城镇职工的医疗、养老保险、失业救助等社会保障问题；下岗失业和再就业问题；子女教育问题；农村中的村级财务、农民负担、农村干部作风、宅基地、产业结构调整问题等等。这些问题如果不采取有效的措施加以解决，就会直接影响党和政府在人民群众心目中的形象与威信，阻碍改革的进程。因此，党员领导干部，必须具有长远的眼光和战略家的胸怀，在维护人民群众长远的和根本利益的前提下，竭尽全力解决群众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一时解决不了的，要向群众讲清楚。遗憾的是，现在有的干部却目光短浅，急功近利，总想着在自己的任期内干出些出人头地的事，甚至不惜劳民伤财地大搞所谓的“形象工程”、“政绩工程”。实际上，这些短期行为还是没有脱离个人利益的小圈子，说明白些，就是在为他自己树碑立传，为自己往上爬创造条件。人民群众对这种人是深恶痛绝的。前不久被中纪委查处的原沈阳市市长慕绥新就十分典型：慕绥新上任后一年内搞了两个城建项目，一个是沈阳市的二环路和53公里的高速公路；另一个是沈阳的环城水系。沈阳市一下子迈进了全国卫生先进城市的行列，1998年慕绥新还获得了联合国颁发的“人居奖”。可是慕绥新的这些“政绩工程”，留给沈阳人民沉重的包袱。仅二环路和高速公路，沈阳市就要连续在10年中每天付给投资的港商50-60万元人民币。10年后，还要继续在20年中每年给港商52%的分成。这条路1998年建好后，实际上每天收入只有20-30万元，沈阳市额外要再支付30-40万元才可以持平。据介绍，沈阳市每年用于市政建设的财政拨款不足10亿元，慕绥新上任三年，用在市政建设的钱就超过了100亿元。一个人的政绩，几代人的包袱。作为一名党员干部，必须明白这样的道理，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当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发生矛盾的时候，必须以长远利益为重。3、局部利益与全局利益的关系党员干部必须具有全局观念，做到局部利益服从全局利益，这是树立正确利益观的必然要求。我们这样说，并非否定局部利益。作为党员干部，当然要考虑自己所管辖的地区、单位和部门的利益，关键是看你在局部利益同全局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采取什么态度。如果能够顾全大局，哪怕牺牲局部利益也在所不惜，那就是正确的态度。如果只从本地区、本单位、本部门那个局部考虑问题，对全局利益全然不顾，甚至损害全局利益，那就是狭隘的、自私的、错误的。在全市经济建设、城市建设中，局部利益与全局利益的矛盾冲突是经常发生的。基础设施建设、危旧房改造、企业搬迁、文物保护、绿化隔离带建设等等，都充满着各种利益矛盾，如果处理不好，那什么事情都办不成。目前，在一些地区、部门或单位，小团体主义、本位主义、地方和部门保护主义等现象盛行，这与那里的领导干部不能正确处理局部利益同全局利益的关系直接相关。它是一种扩大了的个人主义和利己主义，不仅有碍于党的事业的大局，也有害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因此，每一个党员干部都应当防止和克服这种不正确的思想行为，站在大局的高度观察、思考和处理问题。4、奉献与索取的关系在改革开放过程中，人们的利益矛盾和思想上的观念冲突常常交织在一起，引起一些困惑，其中，一个十分突出的问题是奉献与索取的关系。这个问题不解决，就很难树立正确的利益观，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就可能成为一句空话。前面已经讲过，我们对物质利益并不是一概排斥，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革命精神是非常宝贵的，没有革命精神就没有革命行动。但是，革命是在物质基础上产生的，如果只讲牺牲精神，不讲物质利益，那就是唯心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都要通过从事诚实劳动，获得满足自身生存与发展必需的物质文化利益，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的原则同样适用于党员干部。但对于党员干部来说，还应当有更高的要求，那就是这种获得除了必须建立在遵纪守法的前提之下外，还应该建立在无私奉献的基础之上。这是因为我们是共产党员，是人民公仆，必须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利益。决不能把商品交换的原则带入政治生活领域，更不能搞权钱交易、与民争利，不然的话，就失去了当党员干部的资格。如今，在一些党员干部身上存在一种不好的风气，就是盲目攀比，不比工作比待遇，不比奉献比索取，越比越觉得自己吃了大亏，也有的人因此而腐化堕落下去。例如：原首钢北钢总公司总经理助理杨立宇，从一个普通技术人员，成长为有7万多职工的企业总经理助理，当年才33岁。当他去发达地区和国外转了一圈回来后，思想就产生了巨大变化，开始不择手段地索取。最终因为伙同他人索贿150万元、个人受贿32万多元而被判处死缓。他在监狱里反思说：“因为我经常出国，去南方，原来我以为我挣的钱不少，可到那儿一看，还不够人家一顿饭钱。于是......”由此可见，一个党员干部如果摆不正奉献与索取的关系，不仅会给党和人民的利益造成严重损害，最后也将毁掉自己。5、权利与义务的关系这里所说的“权利”与前面讲的“权力”不同，并不是指支配力量的那个“权力”，而是指公民或法人依法行使的权力和享受的利益这个“权利”。应当说，党员干部不仅掌有人民赋予的权力，同时也享有一般公民所应当享有的权利。但权利是相对于义务而言的，当你享有某种权利的时候，也就意味着你必须履行相应的义务，普通公民如此，党员干部就更应当正确处理权利与义务的关系。在建立市场经济过程中，各种利益关系变得空前复杂，人们头脑中的利益观也相应地复杂化了。利益是人们行为的原动力，人们的一切活动，都带有一定的道德因素，体现出一定的利益取向。在一般情况下，市场经济活动中的普通生产者、交换者的基本道德意识是平等交换、互惠互利。他们按照“大利大干、小利小干、无利不干”的逻辑去考虑生产经营，是合情合理的，在守法的前提下，也是允许的。但是，作为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则不能仅仅以此作尺度，必须要有更高的标准。一定要把权力当作责任来看待，把履行职责和义务放在首位，讲付出、讲奉献。切不可把履行义务看作无足轻重，而斤斤计较个人利益。当前，经济活动和人的思想都比过去要活跃得多，党员干部如果不能谨慎从事，犯错误的机会也就相对比较多。一些党员干部之所以在经济活动中跌了跤，在很大程度上说，就是由于没有处理好权利与义务的关系。“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一个人追求成名、进步、富裕，追求自我价值的实现，本无可厚非，但是追求这些靠什么？是靠诚实劳动、努力工作，还是靠损人利己、损公肥私、甚至巧取豪夺呢？说起来，谁都明白应当是前者，可在现实生活中，一些人就是做不到。作为党员领导干部，决不能见利忘义，这个义就是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有的人心存侥幸，私欲膨胀，伸出了贪婪的手，结果是“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在党纪国法这条高压线前，碰得头破血流。前不久，本市查处的蔡季良贪污案，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蔡季良是原北京京澳有限公司副董事长、总经理（正局级），任职期间，由于滥用权力、盲目决策、盲目投资，给国家造成一个多亿港币的巨大损失，他自己也从中渔利80多万元。最近，蔡季良已被一审判处死刑。6、先富与后富的关系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是党的既定政策。有的党员干部可能会说，那我就先来充当这“一部分人”岂不挺好吗？说这种话的人倘不是糊涂，就一定是忘记了共产党人应有的品格。想想看，古人尚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说法，何况一个党员干部呢？如果连这样的思想境界都没有，实在可悲，被人民所抛弃也是迟早的事。我们强调正确对待和处理先富与后富的关系，并不是要阻止党员干部走致富的路。我们之所以要致力于改革开放，其目的不就是要让国家强盛起来、人民富裕起来吗？对于国家来说，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对于包括党员干部在内的个人来说，贫穷也决不是什么光彩的事。但作为工人阶级先进分子和人民公仆的党员干部，则必须把人民群众的利益摆在前面，想方设法支持和帮助群众富起来，而后才是自己通过正当的途径迈上富裕之路。决不能只考虑自己如何致富而置群众的安危冷暖于不顾，更不能利用手中的权力谋取不正当的利益。也许有的党员干部会说，我带头致富难道也是错的吗？对此当然不能一概而论，关键要看你怎么“带头”。有的人为了帮助群众脱贫致富不遗余力，处处走在前面，群众富裕了自己也富裕了，这样的带头值得提倡。因为我们共产党员、党的干部也不是苦行僧！我们所反对的是那些热衷于个人发家致富，把群众的冷暖疾苦放在脑后，甚至不惜凭借手中的权力大肆敛财，以致穷了百姓富了他自己，却美其名曰“带头致富”，这种“穷庙富方丈”的现象我们已经见得不少了，必须引起我们的高度警觉！7、纪律约束与严格自律的关系党纪国法对于规范党员干部的行为来说，具有重要的作用，但这种作用需要建立在自觉的基础上，正因为如此，我们才在反腐败斗争中提出建立党纪国法和思想道德两道防线。对于党员干部来说，要使自己树立正确的利益观，沿着正确的方向走好自己的人生之路，仅靠党纪国法的约束是不够的，必须靠自觉、靠严格自律，保持严谨的生活态度和生活作风。起码要做到两点，一是“慎微”，二是“慎独”。首先是慎微。“千里之堤，毁于蚁穴”，这是尽人皆知的道理。因此，必须防微杜渐，重视小节问题。三国时刘备对儿子刘禅说：“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这句话的意思就是一个人必须从小节、小事上开始严格要求自己，也就是要注意生活作风问题。现在有的领导干部认为，吃点、喝点、拿点、占点、玩点没啥了不起，不过是生活小节问题，只要在大是大非上别出纰漏就行。还有的认为，打一点“擦边球”无所谓，充其量是人民内部矛盾。这种想法是非常危险的。各级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都担负着党和人民的重托和期望，我们的一言一行都会给党的事业带来或积极或消极的影响。对我们来说，生活无小事，人生无小事。骄纵起于奢侈，危亡起于细微，古今中外，概莫能外。事物总是从量变到质变的，即使是所谓的突变，也蕴涵着大量的数量的积累。所以，领导干部必须注意从点滴小事上开始，对自己高标准、严要求。可以这样说，一些人之所以堕落成腐败分子，往往就是从一些小事上开始。原通州区工商银行行长卢永元就是个例子。起初的时候，别人送他点儿烟酒，他还觉得不自然，时间一长，也就心安理得了。他在监狱里反思说：“第一次收下人家送的钱时，心里很害怕，晚上睡不着觉……由于事情没有暴露，心里慢慢塌实了，也就为我以后受贿壮了胆。”卢永元最终因为贪污1万元、受贿27万元、挪用公款6万元，受到开除党籍和公职的处分，并被判处7年徒刑。在纪检监察机关查处的案件里，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我想，大家都应当从这些反面典型中汲取教训，自觉地防微杜渐，防止因小节不保而酿成大错。其次是慎独。“慎独”是思想道德修养的一个重要方面，是衡量一个人道德水准和思想境界的试金石。儒家经典《大学》里说：“诚于中，行于外。故君子必慎其独也。”刘少奇同志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中，借鉴“慎独”的观念，提出了共产党员要“慎独”的修养要求。他说：“除开关心党和革命的利益以外，没有个人的得失和忧愁。即使在他个人独立工作、无人监督、有做坏事的可能的时候，他能够‘慎独’，不做任何坏事。他的工作经得起检查，决不害怕别人去检查。”少奇同志的这段话，说明了慎独的重要性。事实上，违纪问题多发生在缺少监督的8小时以外，正是因为当事人缺乏一种慎独的自觉性。原公安部副部长李纪周在他的一份悔罪书里，特别提到自己犯罪的重要原因之一，便是没有做到慎独，“自我约束能力差，违法违纪行为都发生在8小时以外。”其实，这样的原因在每个违法乱纪案件中几乎都存在。因此，党员干部必须注意在缺少监督的情况下自觉地管住管好自己。8、遵纪守法与保持节操的关系党员干部必须模范地遵纪守法，同时又要注重个人道德操守的修养。这是因为，如果不注意道德修养，任凭不正确的利益观充斥头脑，就难免失节，甚至因经不住物质利益的诱惑而不惜以身试法。近年来出现的“59岁现象”等，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因此，党员干部一定要加强道德修养，切实解决好以下几个问题。一是“家庭圈”问题。在我国优秀的文化传统里，有这样一句话，“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它表达了一种递进的关系。首先是修身，也就是必须切实提高个人的道德操守修养。很难设想，一个对父母不孝、对配偶不忠、对子女不负责任的人能是个好官。其次是齐家，也就是要处理好家庭关系、解决好“家庭圈”的问题。如果一个党员干部的家风不正，自私自利等不正确的观念占了上风，你能指望生活在这种环境里的他洁身自好吗？恐怕很难。因此，党员干部不仅应当管好自己，还应当管好自己的配偶、子女等家庭成员，树立良好的家风。中央纪委有一个统计，近几年处理的党员干部违法违纪案件中，有38%的与这些人的配偶、子女有关。一些领导干部借口工作忙，对自己配偶、子女的思想状况不屑一顾。也有的对配偶、子女谋取不正当利益等行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甚至沆瀣一气，共同谋私。一些不法分子正是看到这些干部的弱点，乘虚而入，采取走“迂回路线”、“夫人路线”、“公子路线”的办法来影响领导干部，达到他们不可告人的罪恶目的。不少党员干部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栽了跟头。前几年查处的北京电子动力公司（751厂）总经理陈铭的案子就很典型。陈铭是一个从普通工人成长起来的正局级领导干部，曾经为企业的发展作出过较大贡献，因此而获得北京市和全国劳动模范等多项光荣称号。就是这样一个有着光荣历史的人，在面临退休的时候，却绞尽脑汁地要为子女们留下些家业，于是不择手段地大肆贪污公款，结果鸡飞蛋打，不仅自己因此而掉了脑袋，也把与此有牵连的儿子送进了监狱。清末有个叫奕儇（yixuan）的人，是末代皇帝宣统的祖父，他写过一段治家格言：“财也大，产也大，后来子孙祸也大。借问此理是若何？子孙钱多胆也大，天样大事都不怕，不丧身家不肯罢。财也少，产也少，后来子孙祸也少。若问此理是若何？子孙钱少胆也小，些微产业知自保，俭使俭用也过了。”林则徐给儿子写的一副对联，也表达了相近的意思：“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则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增其祸。”这些连封建士大夫都明白的道理，难道不值得我们党员干部去仔细品味和深思吗？二是“工作圈”问题。作为党员干部，要做好工作，离不开上级的指导、身边同志的帮助、下级的支持。这样，就涉及到一个“工作圈”的问题。我们的党员干部是为着一个共同的目标走到一起来的，这个目标就是为人民服务。因此，上下级之间、同志之间应该协调一致，建立起正常的工作关系，防止形成庸俗的市侩关系和违背党的纪律要求的其他关系。1980年2月通过的《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中指出，在处理领导关系上，不得个人专断，不允许搞“一言堂”、家长制；对领导者禁止无原则的歌颂，不要把上下级关系、领导成员之间的关系变成封建等级关系、人身依附关系。应当说，我们绝大多数党员干部能够按照上述要求，努力营造和谐正常的工作关系，但是，某些与此相悖的行为也必须引起我们的高度警惕。正如总书记在中央纪委七次全会上讲的：“有的党员干部慢慢忘记了自己入党、当干部时的初衷，脑子里个人升官发财的思想滋长，把党和人民的利益抛到了脑后。在这种念头的驱使下，有的到处拉关系、找靠山、跑官要官、买官卖官、造假骗官、甚至杀人谋官，有的官僚主义、形式主义、家长制习气严重，有的贪图享乐、花天酒地、贪赃枉法，有的拉帮结派、任人唯亲、搞裙带关系，等等。各级领导干部必须明白，我们是共产党人，要立志做大事，不要立志当大官，千万要防止把升官发财作为自己的人生目的。如果你的‘官’不是为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服务干出来的，而是靠‘跑’、‘要’、‘买’来的，那不仅不光彩，最后还要栽跟头。要把心思用在工作上，用在为人民群众谋利益上，至于个人的升降去留，应坦然地接受党和人民的选择，把自己摆在什么位置上，就在那个位置上尽心尽力、发光发热。”总书记的这段话具有极强的针对性，我们的党员干部必须牢牢铭记在心，并以此规范自己的行为。三是“社交圈”问题。领导干部应当广交朋友，这是做好工作的必要条件。同时又要慎交朋友，这是保持廉洁的必然要求。事实上，一个人走上领导岗位后，交际面会越来越宽。这时候，和谁交朋友，怎么交朋友就显得非常重要，因而如何处理好“社交圈”问题，是每个党员干部需要特别注意的重要问题。由于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手中执掌着或大或小的权力，很大程度上可以决定利益的分配。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正是看到了这一点，就会千方百计地与你“交朋友”，说的明白些，就是要腐蚀拉拢你。他们会竭尽阿谀奉承之能事，目的是借用你手中的权力来满足他们的私欲。而我们的一些领导干部恰恰对此缺乏应有的警觉，误以为结交了铁哥们儿而暗自高兴，殊不知自己已经迈进了人家设好的陷阱。当然，也有少数意志薄弱的党员干部，本身就怀着私心杂念去交友，乐于把那些谄媚之徒当成朋友。有的人特别热衷于结交有钱的人，于是便出现了“傍大款”现象。还有的甚至与带有黑社会背景的人同流合污、打成一片，成了黑恶势力的保护伞或帮凶，最终受到党纪国法的严惩。胡长清不就是这样吗？他在江西工作只有短短4年的时间，尤其好与“大款”交朋友、打交道，有的人认识他不过20天，见过两次面，就开始向他行贿，在这些“大款”朋友的护送下，他最终把自己送上了断头台。“与善人交，如入芝兰之室，久而不闻其香；与不善人交，如入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这就是“近朱者赤，近墨者黑”的道理。一个领导干部，如果交一个好朋友，就等于多了一面镜子，多了一个参谋。如果交上一个坏朋友，就等于雪入墨池，虽融于水，其色愈污。看看那些以朋友自称的行贿者，有哪个是真的把受贿的党员干部当成朋友呢？一个也没有。有一个行贿者在监狱里说出了心里话：“我在向他们（指受贿人）塞钞票的时候，绝对是将他们当作一条狗来看待的，不然我的心态就没法平衡。凭什么要把自己花花绿绿的票子往他们手里塞，还要赔笑脸呢？”那些把这类如蝇逐臭的人当朋友的党员干部听了这番话以后，不知会做何感想。同志们，在历史的长河中，人的一生是短暂的，非常值得珍重。正因为如此，我们才应该善待它，充分实现它的价值。对于党员干部来说，就是要使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之中去。在劳动仍然是人们谋生手段的情况下，通过正当途径获取物质利益，对谁来说都是必需的，党员干部也不例外。但大家千万要记住，钱财乃身外之物，生不带来死不带去，如果成为它的俘虏，既有损于党的事业和个人名节，也有悖于党员干部的本色，实在是得不偿失。只有树立正确的利益观，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利益，我们就经得起任何风浪的考验，做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利益观范文篇5

我们党的利益观是以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核心内容的观念体系。思想、邓小平理论都是围绕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个核心内容展开的，党在各个历史时期制定和实行的正确的路线、纲领、方针、政策都是人民利益观的体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迄今对人民利益观核心内容最清晰、最完备的总结和概括，我们党按照“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理论、路线、纲领、方针、政策和各项工作上提出的新观点和新要求，使党的人民利益观得到极大的丰富和扩展。

（一）以逐步满足最大多数人的利益要求为出发点，认真考虑和兼顾不同阶层、不同方面群众的利益，注重帮助解决困难群众生产和生活问题

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指出：“我们是以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最广大群众的目前利益和将来利益的统一为出发点的”[1](P864)。制定和贯彻党的方针政策，必须认真考虑和兼顾不同阶层、不同方面群众的利益，但最重要的是首先考虑并满足最大多数人的利益要求，基本着眼点是要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使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的方向前进。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允许和鼓励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保护发达地区、优势产业和通过辛勤劳动与合法经营先富起来的人们的发展活力，这是加快发展、达到共同富裕的捷径。是否首先考虑并满足最大多数人的利益要求，始终关系党的执政全局，关系国家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的全局，关系全国各族人民的团结和社会安定的全局。把绝大多数人团结在我们党周围，结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是我们战胜一切困难，夺取革命、改革和建设事业胜利的强大力量源泉，是我们党的一大政治优势。

人民群众的生产和生活问题是最基本的民生问题。“关心群众，首先要关心困难群体的疾苦；为最广大人民谋利益，首先要为困难群体谋好利益，因为他们眼前最困难，最需要帮助。”[2](P645)在极端艰苦的战争年代，为了组织和动员人民群众支持和参加革命，我们党帮助群众解决穿衣、住房、柴米油盐、疾病、婚姻问题，党执政后“我们完全拥有解决部分群众生活困难问题的条件和能力。如果不能做好这方面的工作，是无法向党、向人民交代的”[2](P113)。从群众最关心、最迫切需要解决的实际问题入手，注重解决群众的燃眉之急，同时又有发展和治穷的通盘考虑和长远安排，确保有关政策措施落实到位，使困难群众切实感受到党和国家的关心和社会主义社会的温暖。

（二）高度重视广大人民的物质利益，在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的同时，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切实使广大人民不断获得经济利益、政治利益和文化利益

物质需要是人类最基本的需要。“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3](P79)，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它一些东西。物质利益是政治利益和文化利益的基础和保证，主要在既定的经济关系中通过经济活动得以实现，而经济利益则是人民生活中最敏感的神经。“一切空话都是无用的，必须给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福利”[4]，否则很难动员和组织人民、发挥强大的利益整合功能，不可能推动社会全面进步，无法体现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当然，我们历来提倡艰苦奋斗，反对把个人物质利益看得高于一切，但“不讲多劳多得，不重视物质利益，对少数先进分子可以，对广大群众不行，一段时间可以，长期不行。……革命是在物质利益的基础上产生的，如果只讲牺牲精神，不讲物质利益，那就是唯心论。”[5](P146)

社会主义社会是经济、政治和文化全面、协调发展的社会。广大人民的经济利益、政治利益和文化利益密切相关，必须把它们紧密结合起来并使之不断地得到全面实现。“我们共产党人，多年以来，不但为中国的政治革命和经济革命而奋斗，而且为中国的文化革命而奋斗”[6](P663)。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党和国家一切工作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同时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逐步满足广大人民的物质文化需要。改革、发展生产力、经济建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最大的政治，正确的政治领导的成果归根到底要表现在生产力的发展和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改善上。适应经济体制改革的要求，积极有序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和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结合起来。

在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过程中，既着眼于人们现实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又着眼于促进人民素质的提高和人的全面发展。不断发展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归根到底都是为了在社会不断发展进步的基础上，使人民群众不断得到切实的经济、政治、文化利益，努力使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群众共同享受到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全面发展的目标，也是全面实现广大人民利益的目标。

（三）把国家利益放在第一位，按照统筹兼顾的原则调节各种利益关系，承认和保护正当的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大力倡导集体主义和奉献精神

国家利益集中体现广大人民的全局利益和长远利益。在各种利益类别中，国家利益处于最高层次，应当得到优先考虑和安排。大河没水小河干，国家利益保不住或受损害，其它利益也会丧失或不能保全。我国内政外交都必须维护国家利益，当国家利益与集体利益或个人利益发生矛盾时，处于较低层次的利益要服从较高层次的利益，即集体利益服从国家利益，局部利益服从整体利益，暂时利益服从长远利益，一般利益服从根本利益，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要在国家和社会利益的发展中得到实现，其实现和发展必须符合社会主义法律和道德规范，不能损害国家和其他集体或个人的利益。“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共产党员要在大局下做好各自的工作，承担起维护和服从国家利益的责任，时时着眼于大局，处处顾全大局。

当然，“我们提倡和实行这些原则，决不是说可以不注意个人利益，不注意局部利益，不注意暂时利益”[5](P175)。只有把国家利益、集体利益、个人利益结合起来，才能把一切积极因素充分调动和凝聚起来，使一切创造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造福于广大人民。“为此，就不能只顾一头，必须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三个方面”[7](P28)。在承认和保护正当的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并尽可能地为其实现和发展创造条件的同时，必须坚决反对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大力倡导大公无私、克己奉公、埋头苦干等集体主义和奉献精神。“共产党员无论何时何地都不应以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而应以个人利益服从于民族的和人民群众的利益。”[6](P522)

改革是对利益关系的调整。“改革越深化，越要正确认识和处理各种利益关系，把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正确地统一和结合起来，把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把他们的积极性引导好、保护好、发挥好。”[2](P111)

（四）正确区分和妥善处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增强政策观念，提高处理能力，采取正确、有效的应对方法，切实维护社会稳定

敌我矛盾是在根本利益冲突基础上的矛盾。“一般说来，人民内部的矛盾，是在人民利益根本一致的基础上的矛盾。”[7](P206)总体看，解决社会主义社会敌我之间和人民内部这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采用专政和民主这样两种不同的方法。对敌人要用专政的方法，强迫其服从国家法律、从事劳动并在劳动中改造成为新人；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用民主的方法，通过说服教育、加强思想政治工作达到团结——批评——团结的目的，或者用经济、行政和法律的手段处理。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敌我矛盾仍在一定范围内存在，但人民内部矛盾是大量的、层出不穷的，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是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国内还有严重刑事犯罪分子，国际敌对势力不断对我“西化”、“分化”，境内外敌对分子往往相互勾结、伺机兴风作浪，我们要有高度的警觉。随着改革的深化和利益关系的必要调整，人民内部矛盾比我们党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更加错综复杂，各级领导干部要结合新的实际，增强政策观念，提高人民内部矛盾的处理能力。要见微知著，抓好人民内部矛盾的预防，把矛盾解决在基层、当地和萌芽状态，不能麻痹大意、让事态扩大。防止简单粗暴，尤其不能用处理敌我矛盾的办法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注意保护广大人民的合法权益。发现敌对势力趁机煽动破坏，要在迅速查清事实后坚决予以揭露，并依法惩治。

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是维护社会稳定的基础，事关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大局。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得好，可以增强人民的团结，促进我们的事业兴旺发达；处理得不好，使矛盾激化，小事会变成大事，甚至酿成乱子，就会给我们的社会稳定和事业发展带来不应有的损害”[2](P218)。解决人民内部矛盾最根本的途径是深化改革、促进发展，不断满足广大人民的利益需求。

（五）坚持“三个有利于”标准，注重实践效果和人民评判，把广大人民是否拥护、赞成、高兴、答应作为检验政策及其实践是否符合人民利益的根本标准

我们的政策和工作是否符合人民的利益，这归根到底是个实践问题。广大人民是社会实践的主体，“人民，只有人民，才是我们工作价值的最高裁决者”[2](P638)。评判党的政策和工作，要以实践效果和广大人民的切身感受为依据。

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我们想事情，做工作，想得对不对，做得好不好，要有一个根本的衡量尺度，这就是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答应不答应。”[2](P638)凡是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和有利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都是人民拥护、赞成、高兴、答应的。在农村实行任何一项政策和开展任何一项工作，都必须首先考虑是有利于调动还是会挫伤农民的积极性，是维护还是会损害农民的物质利益和民主权利，是解放和发展还是会阻碍农村生产力，“这是我们制定农村政策必须坚持的基本准则，检验政策是否正确的根本标准”[2](P124-125)。

二、中国共产党人民利益观的基本特性

世界上宣示代表人民利益的政党比比皆是。自近现代意义的政党形成后，各政党一切为人民的口号大都言之凿凿、娓娓动听。但利益观宣示仅仅属于政党政治的表层，利益观本身及其与之相关的问题——政党的性质宗旨、思想基础以及传统作风等，则是政党政治的深层问题。在与资产阶级政党比较中探究这些问题，可以凸现我们党人民利益观的特征。

（一）我们党的人民利益观是其性质和宗旨的体现，实现了党性和人民性的高度统一，除了中国无产阶级（工人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的利益，我们党没有自身特殊利益

按阶级属性划分，世界上的政党主要分为无产阶级政党和资产阶级政党两大类。这两类政党各自具有不同的性质、宗旨，由此决定了党的利益、阶级利益与人民利益的关系的不同。

尽管不同的资产阶级政党可能代表资产阶级不同阶层或集团的利益，但总体上都是资产阶级利益的代表。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对抗性矛盾，因而资产阶级政党利益、阶级利益与人民利益是根本对立的，人民群众成了资产阶级政党和整个资产阶级的工具。马克思恩格斯曾对资产阶级政党在革命中把自己的利益说成是社会全体成员共同利益的现象作过透彻分析：“它之所以能这样做，是因为它的利益在开始时的确同其余一切非统治阶级的共同利益还有更多的联系，在当时存在的那些关系的压力下还不能够发展为特殊阶级的特殊利益。”[3](P100)

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而无产阶级的运动则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我们党是中国无产阶级（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也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是唯一联系中国无产阶级（工人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的政党。中国无产阶级（工人阶级）代表中国最先进的生产力，自身解放过程也是一切劳动者解放的过程，并且只有解放全体劳动者才能最后解放自己，其根本利益与中国人民、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他们的历史命运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同资产阶级的政党相反，工人阶级的政党不是把人民群众当作自己的工具，而是自觉地认定自己是人民群众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为完成特定的历史任务的一种工具。”[8](P217-218)

我们党胸襟宽广、目光远大，完全超越了资产阶级政党狭隘的阶级利益局限，达到了自身利益与中国无产阶级（工人阶级）、中国最广大人民利益的高度契合，除了中国无产阶级（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的利益，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由此，我们党才有资格和勇气向世人昭示：“中国共产党员的含义和任务，如果用概括的语言来说，只有两句话：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切以人民利益作为每一个党员的最高准绳。”[8](P257)；“共产党就是要奋斗，就是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要半心半意或者三分之二的心三分之二的意为人民服务。”[9](P285)

（二）我们党的人民利益观摒弃了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在马克思主义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科学、深刻、全面地反映了广大人民的利益愿望和要求

思想理论与利益观是同一类范畴。任何政党都有自己的指导思想或理论基础，而“‘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10]。

资产阶级政党的理论基础的实质是个人主义，主要表现形式是利己主义、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和抽象的人道主义。在资产阶级确立统治地位后，个人主义以极端形式成为资产阶级及其政党的思想理论核心，贯穿于行为活动中的是自私自利、唯利是图、损人利己，从根本上违背了无产阶级的利益。马克思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现在问题不再是这个或那个原理是否正确，而是它对资本有利还是有害，方便还是不方便，违背警章还是不违背警章。不偏不倚的研究让位于豢养的文丐的争斗，公正无私的科学探讨让位于辩护士的坏心恶意。”[11]

当然，在中外历史上，有一些进步思想家曾探讨过如何争取社会大多数人利益的问题。有的空想社会主义者曾设计和实验过“乌托邦”计划，由于不具有科学性而最终归于失败。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哲学家爱尔维修曾提出“合理的利己主义”思想，19世纪英国政治思想家、功利主义创始人边沁提出过以谋求所谓“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的利益计算法命题，但都无法掩盖其个人主义的实质。1842-1843年马克思任《莱茵报》编辑，在为劳动人民利益而斗争中第一次遇到要对所谓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难事，从而促使他研究政治经济学，关注的视野由捡枯枝、采集野果的穷人和摩塞尔地区的贫苦居民转到了无产阶级身上，发现了无产阶级利益与广大人民利益的契合点及其对人类解放的持久体现。在借鉴前人思想成果的基础上，马克思超越了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狭隘自然主义的思想局限，揭示了资产阶级剥削的秘密和资产阶级利益与无产阶级利益之间矛盾的对抗性实质，总结出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争取自身利益、实现彻底解放的规律，创立了新的世界观，使社会主义由空想变为科学。

马克思主义是为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服务的，其显著特征之一是科学性与革命性的结合、理论与实践的统一，而“科学越是毫无顾忌和大公无私，它就越符合工人的利益和愿望”[12]。指出：“我们的党从它一开始，就是一个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为基础的党，这是因为这个主义是全世界无产阶级的最正确最革命的科学思想的结晶。”[1](P1093)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基础，这是我们党的利益与阶级利益、人民利益高度统一的思想保证，也是揭露资产阶级政党利益观的锐利思想武器。列宁指出：“如果你们没有指出哪些阶级的利益，哪些在当前占主导地位的利益决定着各政党的本质和这些政党的政策的本质，那么事实上你们就没有运用马克思主义。”[13]

（三）我们党的人民利益观与实践紧密结合，能够切实贯彻到为人民服务的实际行动中，共产党人坚持不懈地为人民利益而奋斗，是人民利益的践行者

我们党创造了把人民利益观与实践紧密结合的优势和条件。我们党实行民主集中制，具有严格的组织纪律、崇高的理想信念和大无畏的自我牺牲精神。尽管我们党是个大党，但能始终保持全党思想政治上的一致，形成统一意志和行动。我们党遵循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坚持和发扬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谦虚谨慎、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党的人民利益观在各代领导集体多次交接中传承、发展，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利益的信念一以贯之。

我们党切实把人民利益观贯彻到为人民服务的实际行动中。根据不同历史时期的实际，我们党按照人民利益观的要求确定奋斗目标，制定和执行正确的路线、纲领、方针、政策，团结和带领广大人民不懈奋斗。早在1937年就指出：“中国共产党是英勇坚决地领导了中国的革命战争，在十五年的长岁月中，在全国人民面前，表示了自己是人民的朋友，每一天都是为了保护人民的利益，为了人民的自由解放，站在革命战争的最前线。”[14](P184)一个实在的行动胜过一打纲领，我们党为民族解放、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经受过艰苦磨难、作出过巨大的牺牲，大批共产党人在不同历史时期和各条战线为人民利益舍“小我”之私求人民“大我”之利，成为最可歌可泣的人民利益践行者。据统计，从北伐战争到抗日战争牺牲的共产党员有三十余万，一家就有6人为人民利益牺牲。曾深情地说，这些先烈使我们每个活着的人想起他们就心里难过。

资产阶级政党一旦执政，就不遗余力地利用国家政权攫取本阶级、集团和执政官员个人的私利，选民的利益受到漠视和冷落，形成侵害人民利益的既得利益集团。资产阶级政党的执政过程反映的是资产阶级内部的权力争斗规则，由于自身代表的阶级利益的狭隘性、政党内部寡头化倾向的滋生以及金钱政治的困扰，没有也不可能由衷地满足广大人民的切实利益。对于我们党而言，争取和坚持执政不是根本目的，只是我们党为了获得为人民谋利益的政治条件或手段，以便更充分实现、发展和维护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我们党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取得执政地位仅仅是万里长征走完的第一步，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我们党是这样说的，也完全是这样做的。建国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广大人民享受到了从未有过的经济利益、政治利益和文化利益。

（四）我们党的人民利益观具有与时俱进的品格，“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党的人民利益观实践的科学总结，为我们党永葆先进性奠定了新的重要思想基础

我们党是在以马克思主义为主导的先进文化的孕育下成长和壮大起来的。党的人民利益观形成和发展的过程，就是在实践中贯彻落实的过程，同时也是其不断接受实践检验并丰富、发展的过程。

我们党不胜枚举的理论表述和实践活动，一再诠释和证明了党的人民利益观与马克思主义一脉相承，具有与时俱进的品格：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我们所做的一切工作和事业，目的都是为了人民群众的利益，都必须真心实意地依靠群众才能做好”[2](P638)；人民群众的主体是从事物质资料生产的劳动群众——“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工人阶级，广大农民，始终是推动我国先进生产力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的根本力量”[15](P14)；人民是个具体、历史的范畴，包括所有促进社会发展和进步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在我国新时期社会变革中出现的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等新的社会阶层，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以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我们党不断打破旧的利益格局，调整社会利益关系，寻求实现广大人民利益的新途径。在新时期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物质利益和就业方式多样化趋势日益发展的条件下，我们党提出和实行了一系列正确的利益整合新思路，在实践中取得了辉煌成就。理论创新是实践创新的先导。先锋队的性质，与时俱进的理论基础和指导思想，在积极接受实践检验中不断丰富发展的人民利益观，从根本上保证了我们党的先进性。正因为如此，我们党才能从小到大、由弱到强，在极端艰苦和异常复杂的环境下战胜强敌，在曲折的道路上不断奋起，赢得了全国各族人民的衷心拥护，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是我们党人民利益观实践的科学总结，蕴涵着开拓创新的内在要求，统领着我们党在理论创新、制度创新和科技创新的征程上不断迈进。

三、中国共产党人民利益观的根本实现途径

利益是观念问题，更是实践问题。利益观的实践不仅要有自觉、强烈的意识和愿望，而且要有切实可行的途径。在八十多年的奋斗中，我们党探索出了人民利益观的根本实现途径，这条途径是实现、发展和维护中国最广大人民利益的必由之路。

（一）彻底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建立、巩固和扩大最广大人民根本一致的利益基础，从根本上消除大规模利益对抗的根源

在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利益格局中，没有也不可能形成广大人民根本一致的利益基础，广大人民的利益要求和愿望几乎被完全湮没（注：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以土地兼并为特征、租佃制度为主的地主经济始终占统治地位。地主、官僚疯狂兼并、掠夺土地（在1927年后愈演愈烈），1934年约占全国68%的耕地被占农村人口10%的地主、富农占有，占农村人口90%的中农、贫农、雇农占有的耕地不到1/3。作为中国半封建社会生产关系代表的地主、富农鲜有农业资本家气息，主要靠高额地租购买土地和维持其骄奢淫逸生活，而农民则靠租佃土地为生（大部分地租高达80%），遭受名目繁多的地主、官僚的奴役和盘剥。这种反动、腐朽的生产关系造成了中国近代工业发展资金的严重匮乏，阻断了工业原料的供应和商品粮、工业品销售市场，广大农民无力扩大再生产甚至无法维持简单再生产，是中国人民的一大祸害。再看看与半殖民地社会密切相关的一些事情。向中国输入鸦片，这是外国资产阶级对中国进行的一项极端恶劣的经济侵略活动，中国广大人民由此遭受了巨大的经济损失和身心毒害。与此同时，帝国主义一次次野蛮侵略，逐渐控制中国海关、对外贸易、交通运输、财政金融等经济命脉，疯狂掠夺中国资源和廉价劳动力，操纵中国的政治和军事，中国处于瓜剖豆分、任人宰割、蒙受屈辱的境地。清政府一再割地赔款，倒台后北洋军阀混战不已，国民党内乱频仍，官僚资产阶级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势力紧密勾结，不但压迫工人农民，而且压迫城市小资产阶级，损害中等资产阶级。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造成中国军民伤亡3500余万人，直接经济损失超过1000亿美元，间接经济损失5000亿美元，中华大地千疮百孔，民族工商业步履艰难，广大人民处于饥寒交迫、生死两难的水火境地，何谈他们的利益？）。我们党在贯彻人民利益观过程中，首先致力于彻底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建立和扩大最广大人民根本一致的利益基础。这一利益基础主要通过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建立来奠定，着重体现在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

我们党一再强调，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就是要改变买办的封建的生产关系，消除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的剥削和压迫，赶走外国侵略者和取消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特权。同志指出，八十多年来，我们党领导各族人民为中国社会的进步做了许多事情，“总起来说，就是三件大事：第一，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任务，结束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第二，消灭剥削制度和剥削阶级，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第三，开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逐步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件事情还正在做”[16]。我们党做这三件大事，就是建立、巩固和扩大中国最广大人民根本一致的利益基础，形成社会主义利益关系体系的特点和优势。建国后特别是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广大人民根本一致的利益基础基本形成，并在新时期利益关系的正确调整中不断巩固和扩大。

根本利益是相对的、有层次的。广大人民根本一致的利益基础是一种具有最高形式和决定性作用的根本利益，能够从根本上带动和保证其它利益的实现；没有这种利益基础或利益基础受到损害，其它利益就不可避免地要落空或不能保全。广大人民根本一致的利益基础的建立和不断扩大，消除了国内大规模利益对抗的根源，为进一步协调利益关系，实现、发展和维护最广大人民的利益，创造了至关重要的条件。新时期以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我们凭借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国民经济保持高速增长，民主政治、科学、文化和教育事业稳步发展，广大人民得到了空前的实惠，正以坚定的步伐向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迈进。我国贫困人口已经由1978年的2.5亿减少到目前的不到3000万，24年中消除贫困人口约2.2亿人，基本解决了千百年来困扰中国人的温饱问题，这在中国历史上和世界范围内都是没有的。马克思指出：“这个世界之所以充满危险，是因为世界……是许许多多利益的天下”[17](P216)，但凭借广大人民根本一致的利益基础，我们通过社会主义物质利益原则把各种利益结合、兼顾起来，妥善处理了利益关系中的各种矛盾，保持了社会安定团结，在全球化浪潮和国际综合实力竞争中奋勇搏击。

“中国离开社会主义就必然退回到半封建半殖民地。”[5](P166)捍卫社会主义就是捍卫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就是捍卫我们党和广大人民用鲜血和汗水换来的最基本的公平和正义，没有什么输理的地方。国家独立和统一，人民团结和社会稳定，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广大人民利益的最根本的保证，必须倍加珍惜并为之努力奋斗。

（二）通过改革进一步调整社会利益关系，完善广大人民利益的实现、发展和维护机制，增强我们党的利益整合功能，抵制市场经济活动中的消极因素

利益是人们社会活动的基本动因，而利益关系是社会关系的实质性内容。我国社会主义的经济关系、政治关系和文化关系是基本的利益关系，在为实现、发展和维护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奠定了可靠的基础的同时，某些环节或方面还存在着缺陷，必须通过改革来调整和完善。针对我国社会主义社会建立之初，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之间存在着既相适应又在个别环节和方面不相适应的情况，曾要求通过改革和调整的办法来解决，但未能全面进行下去。传统社会主义体制的弊端束缚社会生产力发展，妨碍广大人民的利益追求和实现，影响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发挥，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危及广大人民根本一致的利益基础。

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每一既定社会的经济关系首先表现为利益”[17]，政治和其它方面的关系又是经济利益关系的体现。改革是全面而深刻的社会变革，其中的每一项措施都涉及人们的切身利益，实质上是对利益关系、利益格局的重大调整。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改革的目的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必须通过调动广大人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来达到。改革的性质、目的和手段，决定了改革带来的利益关系调整和变化必然顺应广大人民的利益要求。尽管在利益关系调整中，有些人的暂时的具体的利益有一些损失，但有助于建构一个更加合理的、对实现现代化更具本质意义的现代阶层结构，形成一种更有效的为社会各阶层广泛认同并共赢的利益实现、发展和维护机制，这种机制符合绝大多数人的长远利益。共产党人用党性来抵制市场经济活动中的消极因素，惩治以权谋私，防止形成既得利益集团，保证和促进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政治体制和文化体制的建立和发展，使新体制服务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目标。我们党把市场经济作为手段，充分运用它为人民创造财富，防止两极分化和权力商品化，不允许把等价交换原则引入党和国家的政治生活。

经过改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初步建立，以此为基础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科技体制和教育体制正在发展和完善。改革打破了平均主义和“大锅饭”，经济缺乏动力、效率和效益等诸多方面的问题得到了基本解决，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在不断发展中走向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在维护社会秩序、规范人们的思想和行为上发挥着重要作用，广大人民追求、争得和保护自身利益总体上有了道德的支撑，更有了制度上的安排和法律上的保证。按照党的十六大对我国改革的部署继续推进，切实加强制度建设，完善制度体系，确保制度落到实处，我国广大人民将在更加合理的利益关系中共享改革和发展的成果。

（三）按照人民的意愿制定和执行政策，贯彻党的群众路线，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坚决反对和克服一切违背人民利益的思想和行为

党的政策以党的主张的权威形式，规定在一定历史时期或阶段内应该达到的奋斗目标、遵循的原则、完成的主要任务、实行的工作方式、采取的一般步骤和措施等。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但是在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以后，多年来没有制定出为发展生产力创造良好条件的政策……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进行改革，就是要选择好的政策。”[9](P134-135)

从根本上说，正确的政策应当是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观念化、主体化和实践化的反映，其制定和实行必须贯彻党的群众路线。党的群众路线——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是我们党的认识路线和工作路线，也是实现党的人民利益观的内在要求和基本途径。贯彻党的群众路线必须实行民主集中制，在基层和群众中做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倾听群众呼声和反映广大人民的意愿，从人民的实践中汲取智慧和经验，把党的政策转化为群众争取自身利益的自觉行动，并在实践中接受检验。政策施行过程中要时刻关注群众的愿望、意见和情绪的变化，把他们的喜怒哀乐放在心上，并以此作为衡量各项政策和工作的第一信号，多数人满意就说明是正确的，少数人满意而多数人不满意就需要调整。尽管有些政策反映了人民的利益，但在实行中由于方法不当也会妨碍或损害人民的利益，曾在党的八届二中全会上举了在河南一个地方修飞机场的例子（注：说：“早几年，在河南省一个地方要修飞机场，事先不给农民安排好，没有说清道理，就强迫人家搬家。那个庄的农民说，你拿根长棍子去拨树上雀儿的巢，把它搞下来，雀儿也要叫几声。邓小平你也有一个巢，我把你的巢搞烂了，你要不要叫几声？于是乎那个地方的群众布置了三道防线……后来，向农民好好说清楚，给他们做了安排，他们的家还是搬了，飞机场还是修了。这样的事情不少。”），这样的事情即使在今天也还很多，应当引起我们的重视。

正确的政策确定后干部就是决定性的因素，领导干部要牢记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提出的“两个务必”，多为群众办好事、办实事，坚决反对和克服官僚主义、形式主义以及其它一切不正之风。要自觉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始终与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决不能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决不与民争利。要有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做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腐败与人民利益是不相容的，对于极少数腐败分子，要依照党纪国法坚决予以惩处。

（四）一切相信和依靠人民，充分调动广大人民追求和实现自身利益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全面贯彻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加强党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

历史是人民群众创造的。“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18]。人民的利益不是哪一个人的“恩赐”和“善待”，也不仅仅是一时一事的“雪中送炭”，必须依靠人民的自觉奋斗去争取。党领导人民群众的实质是宣传、动员和组织群众，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依靠群众的智慧和力量实现其自身解放。“最大多数人的利益和全社会全民族的积极性创造性，对党和国家事业的发展始终是最具有决定性的因素”[2](P14)。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我们党人民利益观的科学总结，也是制定和执行政策的科学指南。全面贯彻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就能从根本上调动广大人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使改革和建设获得广泛、可靠的群众基础和力量源泉。我们党的根基和力量在人民，党的最大政治优势是密切联系群众，党执政后获得了更有利的密切联系群众的条件，同时也增加了脱离群众的危险，执政时间越长脱离群众的危险性越大，在利益关系大调整时期的危险性更大，“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充分发挥“最大优势”和消除“最大危险”的有力保证。按照“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要求，我们党把发展摆在党执政兴国第一要务的位置上，努力推进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推动整个社会走上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必将更加充分地调动广大人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我们党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贯彻到党的建设的各个方面，贯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各个领域，这一切都是为了造福人民、惠泽华夏，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只要全体共产党员坚持党的人民利益观，真正按照“一个宗旨、两个务必、三个代表”去实践，我们党就如同永远不离大地母亲的安泰，与广大人民始终保持血肉联系，立于不败之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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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Z].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16].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七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Z].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5～6.

利益观范文篇6

一、坚持国家利益至上的原则性

在错综复杂的国际舞台上，用什么样的最高准则来指导我们的对外政策，是一个带有全局性的战略问题。历史经验表明，只有把处理国家间相互关系的最高准则搞清楚，才能制订出正确的战略和策略，从而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对此，有两种绝然不同的观点：一种是以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划线；一种是以国家利益作为最高准则。把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放在处理国际事务的首要地位，是“冷战”时期的一个主要内容和标志。关于这一点，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是有着惨痛的教训的。随着改革开放和现代化事业的推进，中国的国内形势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与此同时，国际环境也在不断发生演变。“两极”对抗已经结束，世界出现了向多极化方向发展的趋势。尽管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阴魂不散，以大欺小、以强凌弱的现象时有发生，但和平与发展已成为当今世界的时代潮流。这就要求我们进一步明确和完善处理国际事务的指导思想和最高准则，以适应变化了的国内外环境。邓小平总结了建国以来我们处理国际关系的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明确提出了制定外交政策的根本出发点，就是要维护国家利益，确保本国在国际上的有利地位，谋求国家在国际社会中的生存和发展。早在1981年初，邓小平就对来访美国人说：“认为中国政府信奉的意识形态旨在摧毁类似美国这样的政府，这样的观点至少不是八十年代观点，也不是七十年代的观点，而是恢复了六十年代以前的观点。”（《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78页）。这就向世人宣示，改革开放以后的中国，不再以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为依据来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到了80年代末期，邓小平十分明确地提出了以国家利益为最高准则的问题。他在会见美国已故前总统尼克松时说：“我知道你是反对共产主义的，而我是共产主义者。我们都是以自己的国家利益为最高准则来谈问题和处理问题的。在这样的大问题上，我们都是现实的，尊重对方的，胸襟开阔的。”（《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30页）。邓小平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路线指导处理国家关系，提出了以国家利益为最高准则的原则，反映了我国国际战略和外交思想的根本性变化。国家利益是民族利益、人民利益和阶级利益的集合。在当今世界，只要仍然存在不同的民族国家，就会产生特定的国家利益。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无产阶级的利益，劳动人民的利益和民族的利益同样集中地体现在国家利益上。离开了国家利益去分析和处理国际事务、国际关系，势必脱离国内外的现实，违背历史潮流，损害人民利益。当然，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同国家利益关系密切。例如，中国之所以坚持社会主义，因为中国人民从长期的斗争中深深地体会到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和发展中国，社会主义最能实现中国的国家利益。同样，中国坚持马列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的意识形态，因为只有这一意识形态才能保持中华民族的凝聚力，从而更好地维护和发展中国的国家利益。但是，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不能成为发展国家关系的障碍，不能作为处理国家关系的最高准则。无数事实说明，相同社会制度和相同意识形态的国家间也可能发生利益冲突甚至流血事件。如两次世界大战，都是在资本主义国家之间进行的；社会主义国家之间，也发生过边境战争。反之，不同社会制度和不同意识形态的国家间也可能进行某些合作。如中国与几个西方大国相继建立起了“战略伙伴关系”，成功地解决了许多双边关系中的问题。因此，处理国家间的相互关系不能以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划线，而只能以国家利益为最高准则。

值得一提的是，在西方仍有少数政客，为一己私利，极端仇视共产主义，顽固地以意识形态划线，以“自由”、“民主”、“人权”等口号为幌子，干涉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内政，企图“西化”、“分化”社会主义中国。这是典型的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冷战思维。如果他们得逞，不仅会损害其他国家的利益，最终也对他们自己的国家不利。邓小平告诫西方有识之士不要上当受骗。他说：“考虑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主要应该从国家自身的战略利益出发。着眼于自身长远的战略利益，同时也尊重对方的利益，而不去计较历史的恩怨，不去计较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别，并且国家不分大小强弱都相互尊重，平等对待。这样，什么问题都可以妥善解决。”（同上）邓小平的这一段话，不仅鲜明地举起了国家利益的旗帜，而且深刻地阐明了邓小平国家利益观的丰富内涵：一是立足于长远的战略利益，而不是计较一时一事的得失；二是立足本国利益，同时尊重和考虑对方的利益；三是向前看，不去计较历史上的恩恩怨怨和意识形态的差别；四是国家不论大小强弱一律平等。

在邓小平以国家利益为最高准则思想指导下，我国制订了一系列正确的国际战略，加强了我国在国际格局中的地位，稳定了我国周边地区，缓和了许多热点地区的紧张局势，从而为我国的现代化建设赢得了时间并创造了良好的外部条件。

二、捍卫国家主权和国家安全的坚定性

国家主权和安全，关系到国家和民族的兴衰存亡，是最根本的国家利益。近代中国的历史，是主权不断受到侵害，中国人民为了维护主权与帝国主义进行抗争的历史。在列强的坚船利炮面前，腐败无能的封建统治者，签订了一个又一个丧权辱国的卖国条约，国家的主权和安全受到了严重侵犯，中华民族面临了前所未有的奇耻大辱。为了捍卫国家主权和安全，百余年来中国人民进行了前赴后继的英勇斗争，终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赢得了国家的主权和民族的解放。中国人民从切身的体验中深深感到国家主权的重要性。邓小平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强调：“中国人民珍惜同其他国家和人民的友谊和合作，更加珍惜自己经过长期奋斗而得来的独立自主权利。任何外国不要指望中国做他们的附庸，不要指望中国会吞下损害我国利益的苦果。”（《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页）。在经济全球化和一体化迅猛发展的今天，传统的主权概念也在出现一些量变，面临一些挑战，这是值得我们加以注意的。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国家观，国家本身有一个产生、发展、直到消亡的过程，民族国家的主权当然也有一个产生、发展、消弱乃至最后消失的过程。早在1896年，威洛比(W·W·Willoughby)就指出了民族国家走向消亡的趋势，他说：“当民族国家发现它被淹没在更高和更理智的单位中时，种族上、语言上，以至政治上的统一都将相对变得越来越没有影响力。同时，经济利益也趋向于跨越国家的政治边界，通过不断增长的紧密联系，与不同国家人的物质利益统一起来。”(W·W·Willoughby《TheFutureoftheNationalstate》，READINGSINPOLITICALSCIENCE,ed.RaymondGettell,(Boston:GinnandCompany,1911)PP.102-3)。但是，只要人类社会仍然以民族国家作为国际法人的形式存在，国家主权的基本内容仍然没有本质的变化。特别是当代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的情况下，在发达国家在经济上和政治上干预和插手发展中国家内政的情况下，对于象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国家主权和安全无疑是当前最根本的国家利益。针对1989年的政治风波中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煽动动乱，妄图颠覆中国国家主权的事实真相，邓小平指出：“这次动乱从反面教育了我们。国家的主权、国家的安全要始终放在第一位，对这一点我们比过去更清楚了。”（《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48页）。邓小平把国家主权和国家安全联在一起，把它们放在国家战略问题的首要地位，充分体现了他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的坚强决心。一个国家的主权和安全不可分割。丧失了主权，安全就失去了基础；丧失了安全，主权就得不到保障。中国共产党人以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为己任，既继承了民族的优良传统，又体现了鲜明的时代特征。

基于同样的道理，当中英两国就香港问题进行谈判时，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挟“马岛战争”胜利者之余威，提出了历史上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三个不平等条约仍然有效，坚持在1997年以后用香港的主权交换香港的治权的主权。对这个无理要求，邓小平斩钉截铁地指出：“关于主权问题，中国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回旋余地。坦率地讲，主权问题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如果中国在一九九七年，也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四十八年后还不把香港收回，任何一个中国领导人和政府都不能向中国人民交待，甚至也不能向世界人民交待。如果不收回，就意味着中国政府是晚清政府，中国领导人是李鸿章！”（同上书第12页）。

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但台湾岛内有人闹独立，国际敌对势力也想插手台湾，阻碍我国的统一。这又是关系到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问题。1983年邓小平在会见外宾时指出，他不赞成台湾“完全自治”的提法，“完全自治”就是“两个中国”，这就涉及到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台湾可以保留自己的某些权力，条件比香港更宽松，甚至可以保留自己的军队，但不能损害祖国统一的国家利益。他坚决反对外国干涉台湾事务，明确指出“万万不可让外国插手，那样只能意味着中国还未独立，后患无穷。”（同上书第31页）。他还说：“我们坚持谋求用和平的方式解决台湾问题，但是始终没有放弃非和平方式的可能性，我们不能作这样的承诺。如果台湾当局永远不同我们谈判，么怎么办？难道我们能够放弃国家统一？”因此，“不能排除使用武力，我们要记住这一点，我们的下一代要记住这一点。这是一种战略考虑。”（同上书第86—87页）。今天，台湾岛内出现的政治动态，充分证明邓小平的告诫是何等的英明正确。如果我们当时为一时的和平气氛所迷惑，宣布了放弃使用武力，那么我们今天就会陷入十分被动的境地。

在谈到国家主权问题时，邓小平提出了一个“国权”概念。他说：“人们支持人权，但不要忘记还有一个国权。谈到人格，但不要忘记还有一个国格。特别是像我们这样第三世界的发展中国家，没有民族自尊心，不珍惜自己民族的独立，国家是立不起来的。”（同上书第331页）。为了推行霸权主义，否定和侵犯别国的主权，美国等西方国家炮制了“人权高于主权”的谬论，不断地在人权问题上对中国施加压力，力图影响中国的政治决策，干预中国的内政。目前，国际上围绕人权问题展开的斗争，实际上是一场政治斗争，是西方发达国家企图利用人权干预别国内政、而发展中国家维护自己国家主权的斗争。人权问题当然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中国的人权状况也不是尽善尽美了，但讨论并不能采取对抗的形式，而且西方的人权标准具有双重性质：对自己严重的人权问题视而不见，对别人的人权问题无限上纲，这显然是带有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的。邓小平在这个问题上旗帜鲜明，“如果中国不尊重自己，中国就站不住，国格没有了，关系太大了。”（同上书第332页）。因为没有国权和国格，就失去了一个国家的政治存在，连国家都没有了，怎么谈国家利益呢？

三、强调国家利益和世界利益的统一性

邓小平的国家利益观不同于狭隘的民族主义国家利益观，是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高度统一的国家利益观。

首先，邓小平不认为中国的国家利益和全世界的利益是对立的，而认为中国人民的利益是世界人民利益的组成部分。中国占世界人口的五分之一，如果中国能发展起来，就改善了人类五分之一的人口的生活条件；如果中国有了充分的安全，就意味着世界五分之一的人口可以生活在和平的环境里。他认为维护中国的安全，实际上也是维护世界的安全；发展中国的经济，实际上也是发展世界的经济。反过来说，如果中国搞乱了，那对世界的影响就大了。中国集中精力进行现代化建设，把自己的事情搞好，本身就是对世界的重大贡献。对此，西方有远见的政治家也是看到的。美国负责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坦利·罗思在2000年4月19日华盛顿州对华关系委员会发表讲话时说：“如果中国获得成功，它就将成为一个日趋繁荣和稳定的中心。如果它失败了，这个国家拼命想在其他国家寻找机会的移民就会蜂拥入其邻国，甚至美国。一个软弱的和动荡的中国将比一个强大和稳定的中国对美国利益构成的威胁要大得多。”(InternationalHeraldTribune,April19th,2000)

其次，邓小平认为，中国强大了，就可以在国际事务中承担更多的责任，为人类的进步事业作出更大的贡献。“中国发展得越强大，世界和平越靠得住”（《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04页）“如果说中国是一个和平的力量、制约战争的力量的话，现在这个力量还小。等到中国发展起来了，制约战争的和平力量将会大大增强。”（同上书第105页）。中国人民历来酷爱和平，现在已经是一支制约战争的重要力量，而且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逐步增强，对消除战争威胁，保持国际局势的稳定，维护世界和平，肯定会起到更加显著的作用，承担起更大的责任。按照国际政治学的观点，责任也是国家利益的组成部分，学者们将它称之为“责任利益”（阎学通：《中国国家利益分析》天津人民出版社第208页）。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增强和国际地位的提高，“责任利益”将在对外政策方面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1994年，在与美国总统克林顿会谈时说：“两国对维护世界和平负有越来越多的责任。”(《CHINADAILY》November15th1994)随着责任的扩大，影响也就扩大，在国际关系中扮演的角色也就越重要。如在联合国安理会扮演一种更活跃、更有建设性的角色；在各种主要的国际组织中获得充分的发言权和代表权；同广大发展中国家一起有效地维护自己的权益，在各种维和行动，难民救援行动，打击走私、有组织犯罪和邪教组织中起到积极的全球性作用，等等。就亚太地区安全而言，这种利益的主要内容就是：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地区大国，努力维护本地区的经济安全和军事稳定，减少和化解军事冲突、金融风险和经济危机，增进相互信任和合作，促进本地区的稳定和发展。可以说，亚太地区所有的潜在冲突，都与我国有直接的利害关系，它不仅涉及到所在国的国家利益，也影响到我国的国家利益。

第三，维护国家利益不能损害别国的利益。国家利益应该是一种平等的利益，这是邓小平与西方现实主义政治家在国家利益观上的主要区别。一些西方政治家认为，一个国家要实现自己的国家利益，不可避免地要损害其他国家的利益。早在17世纪，英国著名的哲学家和政治学家托马斯·霍布斯(1588—1679)就认为，三大自然原因——竞争、猜疑以及荣誉感必然导致人与人之间绝对的争斗，是普遍地和持续不休地“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霍布斯：《利维坦》商务出版社第94—96页）。邓小平则认为，实现国家利益的前提之一，应是承认其他国家也有合法的国家利益，不能以损害他国利益为代价来实现自己的利益，也就是说，要尊重对方的利益。邓小平国家利益至上的原则不仅强调中国的对外政策应从国家利益出发，而且意味着中国知道，其他国家也是从自身的利益为出发点制定对外政策的。所以，中国和其他国家都不应损害对方的利益。1989年，他对当时的泰国总理讲：“中国要维护自己国家的利益、主权和领土完整，中国同样认为，社会主义国家不能侵犯别国的利益、主权和领土。”（《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28—329页）。所以邓小平强调考虑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应着眼于长远的战略利益，要互相尊重，胸襟宽广，不搞损人利己或损人不利己的行为。他提出：“把中日关系放在长远的角度来考虑，来发展”（同上书第53页），在中美关系中，“要彼此尊重对方，尽可能照顾对方，这样来解决纠葛。只照顾一方是不行的。双方都让点步，总能找到好的都可以接受的办法。”邓小平提醒外国友人：“历史最终会证明，帮助了我们的人，得到的利益不会小于他们对我们的帮助。至于政治上战略上的意义就更大了”（同上书第351、80页）。

第四，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不仅符合中国人民的利益，而且符合世界人民的利益。邓小平认为，我国的现代化建设要取得成功，取决于两个条件：一是国内条件，这就需要坚持改革开放的政策和维护安定的局面；二是国际条件，就是要争取维护世界和平。早在1980年，邓小平就指出：“我们的对外政策，就本国来说，是要寻求一个和平的环境来实现四个现代化。这不是假话，是真话。这不仅是符合中国人民的利益，也是符合世界人民利益的一件大事。”（《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41页）但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威胁世界和平事业，是世界战争的根源。这不仅会损害中国人民的现代化建设事业，而且也给世界人民带来灾难。“现在有核武器，一旦发生战争，核武器就会给人类带来巨大的损失。要争取和平就必须反对霸权主义，反对强权政治。”（《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56页）。

四、维护国家利益方式的创造性

邓小平强调国家利益与世界利益的统一性，并不是否定国家与国家之间存在着利益矛盾和冲突，而是在承认国与国之间存在着利益矛盾冲突的基础上，提出了既维护自己国家的利益，又不损害其他国家利益的新思想和新方法。

1.不结盟、不称霸、不当头。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邓小平以维护国家利益为最高准则，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我国一贯奉行的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首先，强调不结盟，不参加任何集团。邓小平说：“中国的对外政策是独立自主的，是真正的不结盟。”（同上书第57页）西方政治学家对联盟的定义是：在特定的时期内，为了打败共同的敌人，自私而理性的国家进行的合作。但任何联盟都不能确保永久安全，一旦共同敌人消失，各国出于自身的利益，必将重新返回完全的自然状态(Doyle:《WaysofwarandPeace》P.125)。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适合中国的情况。20世纪50年代我国同苏联结盟反对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70年代我们又同美国结成事实上的同盟反对苏联。这有当时特定的国际环境，但事实证明也损害了中国的国家利益。现在我们坚持不结盟方针，对任何国际问题，都是从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根据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独立自主地确定自己的立场和态度。说公道话，办公道事；过头话不讲，过头事不做；朋友要交，但心中有数；同谁都往来，谁也不得罪，但对谁也不怕。坚持这样的独立自主路线，增强了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和作用，在目前，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国家利益的最大化。其次，不称霸。中国“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中国永远属于第三世界，永远不能称霸”（《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12页）。霸权主义是世界动荡和战争的根源，不符合包括中国人民在内的世界人民的利益。作为社会主义国家，不仅要反对霸权主义，而且自己坚决不能称霸。现在不称霸，今后发展起来了也不能称霸，“这是主席、总理制定的对外政策，我们要用来教育子孙后代。”（同上）。再次，不当头。两极格局解体后，世界正在向多极化方向发展，但多极化的格局尚未形成，在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下，“第三世界有一些国家希望中国当头。但是我们千万不要当头，这是一个根本国策。这个头我们当不起，自己力量也不够。当了绝无好处，许多主动都失掉了”（《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63页）。

2.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准则，建立国际政治和经济新秩序。中国奉行不结盟、不称霸、不当头的外交政策，并不意味着中国是在消极被动地维护自己的国家利益。中国是一个大国，在世界上“怎么样也算一极”（同上书第353页），随着现代化事业的推进，中国的综合国力不断增强，这一地位决定了中国在国际上要有自己的声音和主张，要有所作为，在维护和发展自己国家利益的基础上，为人类做出应有的贡献。邓小平说：“在国际问题上无所作为不可能，还是要有所作为。作什么？我看要积极推动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我们谁也不怕，但谁也不得罪，按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办事，在原则立场上把握住。”（《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63页）。邓小平提出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准则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主张，有其鲜明的时代特征和现实的客观依据。第一，原有的国际政治和经济秩序是冷战和殖民主义的产物，它不利于世界和平，阻碍了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发展。在和平与发展成为世界主题的背景下，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是时代的呼唤，历史的必然。第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概括了最基本的国际关系准则，符合联合国宪章宗旨，经受了长期的考验，在世界上得到了广泛的认同。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建立的国际政治和经济新秩序的核心，应该是各国不论大小、强弱、贫富一律平等，都有参与国际事务的权利和责任，都有根据本国国情选择自己的社会制度、意识形态、经济模式和发展道路的自由和权利，任何国家都不能把自己的发展模式强加于别国，并以此干涉别国内政。第三，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建立的国际新秩序，摆脱了旧的国际秩序中那种不平等、不公正、不合理的现象。在政治上，它最能体现现代国际关系的民主精神，最适应于多极化的世界政治格局和多样化的世界国家形态；在经济上，它最符合公平合理、平等互利的原则，适应于经济全球化的趋势，有利于缩小南北差距，促进世界各国的共同发展。所以邓小平说：“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最好的方式。其他方式，如‘大家庭’方式，‘集团政治’方式，‘势力范围’方式，都会带来矛盾，激化国际局势。总结国际关系的实践，最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就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同上书第96页）。

利益观范文篇7

关键词：邓小平国家利益观国家关系

一邓小平的国家利益观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内容。

首先，国家利益是处理国家关系的最高准则。1989年l0月，在中美关系处于非常严峻的时刻，邓小平在会见美国前总统尼克松时，十分明确地提出了以国家利益为最高准则的观点。他说：“我非常赞赏你的看法，考虑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主要应该从国家自身的战略利益出发”，“不去计较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别”。“我知道你是反对共产主义的，而我是共产主义者。我们都是以自己国家的利益为最高准则来谈问题和处理问题的。在这样的大问题上，我们都是现实的，尊重对方的，胸襟开阔的”。这里邓小平用“最高准则”四个字鲜明地指出了国家利益在战略决策中的特殊地位和举足轻重的作用，即国家利益具有最高性。这是邓小平对国家关系的科学的实事求是的分析和对国家利益的深刻理解，是对传统国际关系理论的一个重大突破，反映了我国国际战略和外交思想的根本性变化。在国际交往中，国家利益是一种无法回避的客观存在。作为阶级统治工具的国家，必然维护在本国社会制度中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因而意识形态利益是构成国家利益的主要内容之一。但是，意识形态利益只是作为国家整体利益的一部分被体现在各国的对外关系中。由于它是国家利益的一部分，因此，意识形态利益必须服从国家整体利益的要求。这就决定了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不能成为发展国与国关系的障碍，更不能作为处理国与国关系的最高准则。

其次，长远利益是处理国家之间利益关系的着眼点。邓小平认为，国家间的利益关系是长期存在的，主权国家的对外政策应立足于国家的长远战略利益，不要去计较一时一事的得失。对于我国的对外开放，邓小平认为：“现在总的是要允许吃亏，不怕吃亏，只要对长远利益有益就可以干。”针对西方某些大国把是否接受它们的价值观念、意识形态和政治经济发展模式作为提供援助、进行合作条件的做法，邓小平富有远见地指出，那种动辄对不接受自己的价值观念、意识形态和政治经济发展模式的国家进行经济封锁和制裁，甚至大动干戈直接出兵干涉的行为，不仅严重影响着别国的发展，最终也会影响发达国家的自身利益。他特地提醒外国友人：“历史最终会证明，帮助了我们的人，得到的利益不会小于他们对我们的帮助。至于政治上战略上的意义就更大了。”

最后，共同利益是和平解决国家之间矛盾冲突的关键。邓小平认为，在国际社会中由于存在着不同的民族国家，国家间的利益冲突是必然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冲突不可调和，解决冲突的方法也不一定非得使用武力，国与国之间共同利益的寻求才是和平解决国家间冲突的关键。只有这样，才能既维护自己国家的利益，又不损害其他国家利益，达到利益双赢与共同繁荣。依据这一思想，一生务实的邓小平积极探索新时期解决国际争端的有效途径，创造性地提出了“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战略思想。“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新思路，不是不要主权，而是把双方争议的主权问题暂时放一下，通过“共同开发”这个经济利益的共同纽带将争议中的双方连接起来，双方共同受益，这有利于增进友谊和信任，为最终用和平的方式合理解决主权的归属创造了条件。邓小平坚信，只要认真按照“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思路走下去，就一定能获得一个圆满的解决。

二邓小平国家利益观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首先，国家利益与人民利益的一致。邓小平在涉及国家利益问题上，总是与人民的需求、愿望、情感紧密联系在一起。1982年9月，邓小平在谈到香港问题时说：“如果中国在一九九七年，也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四十八年后还不把香港收回，任何一个中国领导人和政府都不能向中国人民交代，……人民就没有理由信任我们”。同年l0月，邓小平在谈到中印边界问题时说：“这是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你们有人民感情的问题，我们也有人民感情的问题。只有采取‘一揽子解决’的办法，才有可能各自说服自己的人民。”1984年2月，他在谈到大陆与台湾统一问题时又指出：应采取“一国两制”的方法，“这样能向人民交代”。邓小平这些论述告诉人们，由于我国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性质，决定了人民性是我国国家利益的显著特点。所以，在决定事关国家利益重大问题上，必须把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放在至高无上的地位，必须以人民最普遍、最强烈的要求和愿望作为基本依据，必须多问几个“人民需要什么”、“人民答应不答应”、“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赞成不赞成”和能不能“向人民交代”。只有这样，我国的国家利益才能始终与人民利益保持一致。

其次，国家利益与人类利益的结合。邓小平以强烈的民族责任感、自豪感、自信心，坚定不移地捍卫中国的国家利益，为了人民富裕、祖国强大，奋斗了一生。但是，他绝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者。他用马克思主义的宽广眼界观察世界，在维护世界和平的宏大视野中，以发展和各国人民的友谊合作的博大胸怀，来维护中国的国家利益。他认为，中国的国家利益和人类的利益不是对立的，而是人类利益的组成部分。人类利益正是通过把自己的国家建设好而实现的。中国实现现代化，彻底改变中国l9世纪末以来积贫积弱的历史，使人民富裕起来，使祖国强大起来，这本身就是对世界发展的最大贡献。不仅如此，中国强大了，就能在国际事务中承担更多的责任。“中国发展得越强大，世界和平越靠得住”。因此，中国的富强，既是中国的国家利益，也是人类利益之所在。正是以这样博大的胸怀和非凡的气度，邓小平一再明确主张，我们要以自己不称霸、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在世界树立一个好的榜样。并积极倡导各国向前看，结束过去，开辟未来，发展友好合作关系，共同维护和促进世界和平。

最后，爱国主义与社会主义的统一。在邓小平的思想里，爱国主义与社会主义始终是有机统一在一起的。他认为，国家利益的最核心内容是国家的主权利益。一国没有了主权，也就谈不上维护国家利益了。

而国家主权的一项十分重要的内容就是每个国家都有选择自己政治制度和信仰的自由，别国无权干涉。他认为，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是根据国情决定的，是历史的选择，是中国人民的选择，人民拥护，怎么能够因为外国干涉加以改变呢?任何国家都没有干涉他国内部事务、把自己的社会制度和价值观念强加于人的特权。事实上，各国的情况千差万别，民族历史不同、文化背景不同、经济发展水平不同，最了解国情的还是本国人民，要求世界上所有的国家都照搬照套某国模式是办不到的。“美国的制度中国不能搬，美国制度究竟好不好，美国人自己说，我们不干预”。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不会向美国学习资本主义制度的。邓小平的这些谈话，有力地回击了西方反华势力对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攻击。体现了邓小平这位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深厚爱国主义情怀，表达了他带领中国人民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坚强决心。

三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已进人一个新的历史时期，认真研究邓小平的国家利益观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首先，邓小平的国家利益观有助于我们深刻理解我国对外战略调整的重要性。以什么为最高准则来指导我们的对外政策，是一个带有全局性的战略问题。对此，一直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一种是以社会制度划线，以意识形态决定亲疏；一种是以国家利益作为最高准则。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邓小平以国家利益为最高准则的思想指导下，我国的外交战略进行了大调整，不再强调意识形态的分歧，把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服务作为外交工作的指导方针，全面发展同世界各国的关系，开创了我国外交的新局面。目前，我国外交，呈现出了全方位、立体式、多层次的可喜局面：既有政府外交，也有民间外交；既有双边外交，也有多边外交。一个更加成熟、自信、负责任的大国形象，呈现在世人面前。全方位、立体式、多层次的外交，有利于世界全方位地了解中国，加深了中国与世界各国人民的友谊，确保了我国在国际上的有利地位，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赢得了时间并创造了良好的外部条件，最大限度地维护了我国的国家利益。

利益观范文篇8

邓小平国家利益观是马克思主义国家利益观与中国客观实际相结合的产物。邓小平在继承前人理论的基础上又超越前人，从而实现了理论的创新。邓小平国家利益观既体现了改革开放时期的我国利益现状，也反映出了新时期我国的利益需求。在邓小平国家利益观的指导下，中国在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中始终能够把握正确的方向，最大限度地实现了国家利益。

关键词：邓小平国家利益观理论创新

恩格斯说过：“每一个时代的理论思维，从而我们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在不同的时代具有非常不同的形式，并因而具有非常不同的内容。”邓小平国家利益观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马克思主义国家利益观在新时期的丰富和发展，洋溢着鲜明的民族精神和强烈的时代特色。

一、将国家利益作为处理国际关系的最高准则

在建国初期，由于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新中国政权的敌视，提出了联苏抗美全方位“一边倒”的外交战略；到了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末，在美苏两个超级大国都与中国为敌的局势下，又提出了建立世界范围反帝反霸统一战线的国际战略；到七十年代初，在面对主要来自苏联霸权主义的现实威胁下，提出联美遏苏的“一条线”外交战略。可以说，我们经历了从联苏抗美到反帝反修再到联美抗苏这样一个艰难过程。在这样一个演变过程中，我们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采用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来划分敌友，从而在外交策略上表现出来的是近乎于结盟的一种做法。这样做法受冷战思维的作用，片面强调阶级斗争，过分强调意识形态，使意识形态分歧的表面现象掩盖了深层次的国家利益矛盾，也使中国的对外政策打上了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甚至有时国家利益要服从意识形态的需要。它造成了我国在较长时期里十分不利的国际环境和周边环境，严重制约了我国的发展。对于这样一种做法，邓小平进行了尖锐批评，认为这实际上是作茧自缚、画地为牢、自设障碍，自己把自己孤立于世界之外。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面对新的国际国内形势变化，他抛弃了冷战思维方式，开始从国际和平和国内发展的高度分析和思考问题。他总结了建国以来我们处理国际关系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明确提出了制定外交政策的根本出发点，就是要维护国家利益，确保本国在国际上的有利地位，谋求国家在国际社会中的生存和发展。早在1981年初，邓小平就对来访的美国人说：“认为中国政府信奉的意识形态旨在摧毁类似美国这样的政府，这样的观点至少不是八十年代的观点，也不是七十年代的观点，而是恢复了六十年代以前的观点。”这就向全世界表明，改革开放以后的中国，不再以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为依据来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到了80年代末，邓小平十分明确地提出了以国家利益作为处理国际关系的最高准则。1989年10月，他在会见美国前总统尼克松时明确指出：“考虑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主要应该从国家的自身战略利益出发。着眼于自身长远的战略利益，同时也尊重对方的利益，而不去计较历史的恩怨，不去计较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别，并且国家不分大小强弱都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他说：“我知道你是反对共产主义的。而我是共产主义者。我们都是以自己的国家利益为最高准则来谈问题和处理问题的。在这样的大问题上，我们都是现实的，尊重对方的，胸襟开阔的。”

二、在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利益的前提下，强调国家的经济利益，把它作为新时期主要的国家利益

国家利益是具有一定的次序性的，是不断发展的。在特定时期，对国家利益各方面的政策维护是有轻有重的，需要根据外部环境的变化而适时调整。邓小平坚持用发展变化的观点看问题，既继承了时期的注重国家主权和安全利益的观点，又根据实际情况的变化发展了的观点。

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主权丧失独立，在百余年时间里任人宰割，国家利益被西方列强践踏无遗。饱受列强欺侮的中国人对主权问题异常敏感和重视。新中国成立后，主权获得独立，但同时面临着以美为首的西方国家的直接或间接威胁和干涉。等新中国领导人也意识到了这点，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护国家安全。邓小平继承了对待国家主权和安全利益的思想，认为“国家的主权、国家的安全始终要放在第一位”。1982年邓小平在同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就香港问题进行谈判时，“铁娘子”提出历史上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三个不平等条约仍然有效，坚持用香港主权交换香港治权等。对此，邓小平立场坚定地说：“关于主权问题，中国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回旋余地。坦率地讲，主权问题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

同时，邓小平的国家利益观是动态的而不是静态的，他认为国家利益的次序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外部环境的变化而变化的。我们知道，新中国成立后，在50年代面临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战略包围，60年代又面临苏联霸权主义的军事威胁，加之国内领导人极“左”思想的泛滥，对国际形势的判断过于严重，安全利益自然成了中国国家利益的最主要考虑。甚至出现一味注重安全利益而忽视国家经济利益的现象，致使中国忙于“备战”，错失了一段发展经济的良机，而且造成了中国长久的封闭状态。到了70年代末80年代初，随着国际国内局势发生巨大的变化，外部对中国的直接威胁开始减弱，而中国内部随着“”的粉碎，的结束，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的思想路线的终止，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邓小平明确提出将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1979年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我们当前最大的政治，因为它代表着人民的最大利益、最根本的利益。”1980年他在《目前的形势和任务》中强调指出：现代化建设的任务是多方面的，但是“要把经济建设当作中心。离开了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就有丧失物质基础的危险。其他一切任务都要服从这个中心，围绕这个中心，决不能干扰它，冲击它。”“发展才是硬道理”。

三、坚持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的高度统一，并赋予国际主义新的内涵

邓小平国家利益观不同于西方资产阶级那种狭隘民族主义的国家利益观，是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高度统一的国家利益观。它继承并发展了国家利益思想中的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相结合的思想，将二者结合的同时，更侧重于爱国主义，并把二者的统一点主要放在自身的发展上。这无疑是对马克思主义国际主义精神的新发展。

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政府就坚持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相结合的方针，反对狭隘的民族主义。1952年在中国驻外使节会议上明确了国际主义与爱国主义的关系，他说：“社会主义的爱国主义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而是在国际主义指导下的加强民族自信心的爱国主义。”但在当时，由于我们在国家利益上的许多看法都受苏联的影响，因此继承了列宁的一些关于国际主义的思想，从推进“世界革命”的愿望出发，认为社会主义国家应该支援世界各国人民反帝、争取民族解放的革命斗争，应该支援第三世界国家发展民族经济。同时也批评了斯大林过于强调苏联利益高于一切，把维护苏联的国家利益作为各国坚持国际主义的标准的大国沙文主义的思想。尊重别国的利益，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独立自主权利，把支持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的正义斗争当作我国应尽的国际义务。对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给予了大量的无偿的物质援助和军事援助。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明确了时代主题的转换，进一步发展了关于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相统一的思想。在对待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的问题上，他比更加现实了。

首先，邓小平认为中国的国际主义贡献不再局限于国家之间的政治支持和提供无偿援助，他认为中国自身的发展和稳定本身就是对世界人民的最大贡献。他更加侧重于爱国主义并把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的统一点主要放在中国自身的发展上。中国人口占世界人口的1/5，而且中国是维护世界和平的，中国的发展就意味着世界上五分之一的人摆脱了贫困，就意味着制约战争的力量和和平力量的发展。邓小平说：“我们现在还很穷，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义务方面，还不可能做很多，贡献还很少。到实现了四个现代化，国民经济发展了，我们对人类特别是对第三世界的贡献可能会多一点。”“如果说中国是一个和平力量，制约战争的力量的话，现在这个力量还很小。等到中国发展起来了，制约战争的和平力量将会大大地增强……..那时中国对于世界和平和国际局势的稳定肯定会起比较显著的作用。”;在邓小平看来，中国的国家利益和全世界的利益并不是对立的，中国人民的利益是世界人民利益的组成部分。

其次，邓小平认为中国的利益与第三世界国家的利益是一致的。70年代，明确提出了“第三世界”的概念，他对中国与第三世界国家的关系十分重视，认为中国在制定外交政策时要把加强和发展同第三世界国家的团结与合作作为基本立足点。邓小平继承了的这一思想，并将这一思想发扬光大。一方面他承认并尊重其他国家的合法利益，不以损害他国利益为代价来实现自己国家的利益。1989年他对当时的泰国总理讲：“中国要维护自己国家的利益、主权和领土完整，中国同样认为，社会主义国家不能侵犯别国的利益、主权和领土。”他主张在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发展同发展中国家的平等互利合作关系。在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之后，一些国家希望中国挺身而出，在斗争中起带头作用，邓小平在关键时刻指出，我们千万不要当头，这是一个根本国策，“很多朋友说，中国是第三世界的头头，我们说，头头不能当，头头一当就坏了。”邓小平认为，“兄弟关系、朋友关系比那个牢靠得多。”另一方面，邓小平认为中国永远属于第三世界，中国的利益和第三世界国家的利益是一致的。由于中国与许多发展中国家有着非常类似的历史遭遇，面临着相同的任务，在许多问题上都有共同语言。中国国家利益的维护也离不开第三世界国家的支持，正是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合作与共同努力下，中国才于1971年恢复了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地位。1984年，邓小平对巴西总统菲格雷多说：“中国现在属于第三世界，将来发展富强起来，仍然属于第三世界，中国和所有第三世界国家的命运是共同的。”

四、承认国家间利益的冲突性，主张寻求共同利益，以和平协商方式解决国家间的利益冲突

在国际社会，国家之间难免出现利益的分歧和争端，解决的方式也无外乎和平和武力两种方式。邓小平认为，国家之间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冲突不可调和，解决冲突的方法也不一定非得采用武力不可。邓小平强调，处理国家之间利益冲突的较好方法应该是寻求共同点。双方寻找共同利益，进行友好协商，从而以和平的方式解决利益上的冲突，并进行合作。在和平解决方案中，要互相照顾，互谅互让，平等互利。只有这样，才能找到一个公平合理的解决方案，才能真正和平地解决国家之间的利益分歧和争端。

基于上述考虑，邓小平针对一些具体问题阐述了自己的看法。在中日关系上，他建议“把中日关系放在长远的角度来考虑，来发展”，要认识到“合作不只对一方有利，而是对双方，对两国，对两国人民都有利”。1988年在谈到关于如何解决中印关系的矛盾时，他指出，“中印关系其实很简单，只要尊重双方利益，不要追求单方面利益”就能解决。对于中美关系，他认为，“两国相处，要彼此尊重对方，尽可能照顾对方，这样来解决纠葛。只照顾一方是不行的，双方都让点步，总能找到好的都可以接受的办法。恢复中美关系要双方努力。”

邓小平以他作为政治家的敏锐思维，不仅提出寻求国与国之间的共同利益是和平解决国家利益冲突的关键，并在次基础上积极探索新时期解决国际争端的有效途径。邓小平说：“世界上有许多争端，总要找个解决问题的出路”，“否则始终顶着，僵持下去，总会爆发冲突，甚至武力冲突。”“找个什么办法，不用战争手段而用和平方式，来解决这种问题。”“一个中国，两种制度。………世界上的许多争端用类似这样的办法解决，我认为是可取的。”“我还设想，有些国际上的领土争端，可以先不谈主权，先进行共同开发。”在邓小平这种战略设想的指导下，不仅创造性地提出了“一国两制”的主张，而且提出了“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设想。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五、主张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来维护世界各国的利益，尤其是弱小国家的利益

国际秩序的本质问题也就是国家间利益关系的地位问题。二战以后的国际秩序是在雅尔塔体系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它本质上是以抹杀和践踏别国主权、控制和剥削别国为主要特征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是强国和弱国在国际关系上的不平等。在这种国际秩序下，弱国的国家利益根本得不到保障，经常会遭致强国的侵犯。80年代中后期，世界形势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旧的世界格局已经打破，新的世界格局尚未定型。这时候各国都从自己国家的利益出发，寻求建立体现自己目标和模式的国际新秩序。霸权主义国家企图继续主宰建立不平等的国际秩序，这自然遭到许多国家尤其是广大发展中国家的一致反对。我们可以看到，由于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继续存在，加剧了全球的矛盾和冲突，恶化了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形势，给这些国家和地区的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和巨大的痛苦。因此，从全世界人民的共同利益出发，必须建立一个公平、公正和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

邓小平一向认为，国家利益是一种平等的利益，实现国家利益的前提之一应是承认其他国家也有合法的国家利益，而不能把实现自己的国家利益建立在牺牲他国利益的代价之上。早在1974年邓小平在联合国大会发言时就倡导建立国际新秩序问题。1988年他再次提出建立国际新秩序的主张，他指出：“世界总的局势在变，各国都在考虑相应的新政策，建立新的国际秩序。霸权主义、集团政治或条约组织是行不通了，………世界上现在有两件事情要同时做，一个是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一个是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并进一步强调指出：“我们应当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指导国际关系的准则。”由他所倡导的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建立和平、稳定、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的战略内容包括：改变不公正不平等的国际经济关系，代之以公正合理、平等互利的国际经济关系，求得共同发展和繁荣;各国不论大小、强弱、贫富，都是平等的，都有权参与协商解决世界事务，摒弃以大欺小，以强凌弱，以富压贫和由一两个大国或几个大国垄断国际事务;各国都有权根据本国国情，选择适合自己的社会制度、意识形态、经济模式和发展道路，反对干涉别国内政，把某种特定模式强加给别的国家;尊重各国主权和领土完整，国际争端应通过谈判合理解决，反对诉诸武力，反对武装入侵和用战争手段解决国际争端。

邓小平所倡导的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设想，虽然不能立即变成现实，但它适应和平与发展的时代潮流，体现了世界各国的利益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必将为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和人民所赞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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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观范文篇9

关键词：邓小平国家利益国家利益观

国家利益观是对国家利益的根本的、总体的看法，是关于国家利益的内容、价值、途径等方面的根本认知、评价与操作方法。不同的民族、国家、阶级，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国家利益观。

这种国家利益观既是对客观的国家利益的一种能动反映，也受到历史文化传统、国际规范建构等方面的影响。作为战略思维的重要内容之一，国家利益观一旦形成，便会对国家战略的决策和实施等方面产生积极的影响。邓小平的国家利益观，是邓小平在实现、维护和发展中国国家利益的实践中不断总结全党的智慧所形成的，是对中国国家利益的内容、主体、方式、方法等方面的根本观点和总体看法，是一个有机的整体。

一、以中国人民为本

社会主义中国的国家利益最终是中国人民的利益。我国的国体决定了我们的国家利益必然真正体现、切实维护中国人民的利益。邓小平曾深情地说：“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要把人民满意不满意、答应不答应、高兴不高兴，作为衡量一切工作得失的根本标准。1982年9月，邓小平在与撒切尔夫人谈到香港问题时说：如果在1997年后还不能把香港收回，任何一个中国领导和政府都不能向中国人民交代，甚至也不能向世界人民交代。人民就没有信任我们。在谈到中印边界问题时，他对来访的印度代表团指出，这是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你们有人民感情的问题，我们也有人民感情的问题。这些论述表明，邓小平始终把中国人民的意志、需要、愿望、感情，作为国家利益的最终归宿与依据。另一方面，邓小平还强调，要维护中国人民的利益，就必须坚定地捍卫中国的国家利益。在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还存在的国际社会中，在不合理的国际经济政治旧秩序仍然存在的现实生活中，要维护中国人民的利益和权利，就必须坚定地捍卫国家的利益。

实现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需要坚定不移地维护中国的国家利益。邓小平经常把“中华民族”和“国家”这两个概念交替使用，要求把捍卫民族利益与爱国主义结合起来，把以民族利益为重的行为看成是维护国家利益的爱国行为。早在革命战争年代，邓小平就曾指出，我们共产党认为，没有民族利益就没有了阶级利益，因为国亡了，地主、资本家无出路，工农、小资产阶级也无出路，所以我们始终坚持统一战线，主张各党派、各阶级的密切合作。1983年6月26日，邓小平会见美国新泽西kil西东大学教授杨力宇，在谈到如何解决台湾问题时说：“和平统一已成为国共两党的共同语言。但不是我吃掉你，也不是你吃掉我。我们希望国共两党共同完成民族统一，大家都对中华民族作出贡献。”[](p3o~1990年9月，邓小平在会见马来西亚郭氏兄弟集团董事长郭鹤年时指出：“大陆同胞，台湾、香港、澳门的同胞，还有海外华侨，大家都是中华民族子孙。我们要共同奋斗，实现祖国统一和民族振兴Oly[](P362)邓小平不仅强调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利益是真正全面地代表了中华民族的利益，而且指出，只有真正地爱社会主义中国，才能确实地维护中华民族的利益。

二、以经济利益为核心的综合利益

国家利益的内容是丰富、多样的。邓小平的国家利益观是国家的经济利益、政治利益、文化利益、安全利益和外交利益等方面的有机统一体。在这些国家利益中，邓小平从时代主题的变化和中国社会基本矛盾的转变中，把国家的经济利益作为国家利益的核心，形成了以经济利益为中心的全面的国家利益观。

首先，发展经济是当代中国国家利益的核心。马克思主义认为，经济是社会存在与社会发展的基础，是社会历史的最终决定力量。邓小平针对“”中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倾错误曾反复指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我们当前最大的政治，因为它代表着中国人民最大的利益、最根本的利益。”“现在要横下if，来，除了爆发大规模战争外，就要始终如一地、贯彻始终地搞这件事，一切围绕着这件事，不受任何干扰，就是爆发大规模战争，打仗以后也要继续干，或者重新干。我们全党全民要把这个雄心壮志牢固地树立起来，扭着不放，‘顽固’一点，毫不动摇。”“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他认为，社会主义的本质就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只有不断发展社会生产力，国家才能一步步富强起来，人民生活才能一步步改善”。

其次，建设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推进精神文明建设，把国家的政治利益、文化利益维护好、发展好。邓小平认为，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利益，集中体现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保持政局稳定，保持社会稳定，促进民族团结，坚持政策的连续性，不断推进社会主义的民主法制建设，在党的领导下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改革。在国际生活中，维护中国的国际地位、国际影响，不断改善我国的国际政治环境，开拓对外政治交往。重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把精神文明作为中国文化利益的核，是邓小平的又一重要贡献。早在1979年lO月，邓小平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词中，就提出了精神文明建设的目标：“我们要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发展高尚的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1980年12月，他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进一步把精神文明建设作为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并对精神文明的内涵作了明确的概括：“我们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国家，不但要有高度的物质文明，而且要有高度的精神文明。所谓精神文明，不但是指教育、科学、文化(这是完全必要的)，而且是指共产主义的思想、理想、信念、道德、纪律，革命的立场和原则，人与人的同志式关系，等等。”

1985年9月，他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就精神文明建设对物质文明建设的重要影响曾指出：“不加强精神文明的建设，物质文明的建设也要受破坏，走弯路。光靠物质条件，我们的革命和建设都不可能胜利。”不仅要建设、发展好中国的文化利益，还要在国际交往中坚持维护中国不怕压、不怕邪、讲原则的形象，维护民族尊严，讲国格，重骨气，反对外部势力干涉、破坏我国的社会制度和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

再次，要始终把国家的安全与主权放在第一位，在服从国家经济建设全局的基础上推进国防和军队建设，实行真正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在对外交往中，维护国家利益的核心，就是维护国家的主权独立、领土完整和民族尊严。在十二大开幕词中，邓小平指出，中国人民珍惜同其他国家和人民的友谊和合作，更加珍惜自己经过长期奋斗而获得的独立自主权利。任何外国不要指望中国做他们的附庸，不要指望中国会吞下损害我国利益的苦果。1989年，在会见美国前总统尼克松时，他又说：“人们支持人权，但不要忘记还有一个国权。谈到人格，但不要忘记还有一个国格。特别是像我们这样第三世界的发展中国家，没有民族自尊心，不珍惜自己民族的独立，国家是立不起来的。”同年，他在会见以樱内义雄为团长的日本贸易促进协会访华时说：“国家的主权、国家的安全要始终放在第一位。”邓小平还指出，重视安全与主权，积极展开对外交往，最终要服务于国内经济建设这个大局。“我们的对外政策，就本国来说，是要寻求一个和平的环境来实现四个现代化。这不是假话，是真话。这不仅符合中国人民的利益，也是符合世界人民利益的一件大事。’’

最后，把国内利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是决定性因素。为此，一方面，邓小平反复强调，中国的关键是要把自己的事情办好，不断发展自己。1978年后，邓小平在不同场合多次指出：“中国能不能顶住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压力，坚持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关键就是看能不能争得较快的增长速度，实现我们的发展战略。”现代化建设“是我们解决国际问题、国内问题的最主要条件。一切决定于我们自己的事情干得好不好。我们在国际事务中起的作用的大小，要看我们自己经济建设成就的大小。

如果我们国家发展了，更加兴旺发达了，我们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就会更大。……在国际事务中反对霸权主义。台湾回归祖国、祖国统一，归根结底，都要求我们的经济建设搞好。”[1](P240)另一方面，他又反复强调要善于守拙，不称霸，不当头。他指出，很多朋友说，中国是第三世界的头头，我们说头头不能当，头头一当就坏了。这不是什么客气话，这是一种真实的政治考虑。冷战结束后，他明确指出：“我们千万不要当头，这是一个根本国策。这个头我们当不起，自己力量也不够。当了绝无好处，许多主动都失掉了。中国永远站在第三世界一边，中国永远不称霸，中国也永远不当头。”当然，韬光养晦，也还要有所作为。“作什么?我看要积极推动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为此，就要坚持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

三、中国的国家利益与人类的利益是一致的

邓小平善于从全球的高度来分析战略态势，把中国的国家利益与人类的根本利益紧密地结合起来。1980年4月，邓小平在会见世界银行行长罗伯特?麦克纳马拉时说：“对我们中国来说，考虑问题历来不从中国自身利益一个角度考虑，而是从全球战略来提出问题，考虑问题的。”同年6月，他在会见美国战略机构访华团时又说：“中国考虑问题是从全球战略的角度出发的，而不是只从中国本身，也不是只从亚洲、太平洋地区的角度出发的”。同年8月，他再次强调：“中国是在长期被孤立的状态下奋斗出来的，中国历来考虑问题，包括中美改善关系，不只是从自己安全的一个角度，当然有这一面，更主要的是从全球战略的角度来考虑问题的。”据此，邓小平强调中国要依据时代主题来确定中国的国家利益，维护和促进世界的和平与发展。1985年3月，邓小平在会见日本商工会议所访华时明确提出：“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概括起来，就是东西南北四个字。南北问题是核心问题。”正是立足于这样的判断，邓小平强调，从政治角度说，中国现在是维护世界和平和稳定的力量，不是破坏力量。中国发展得越强大，世界和平越靠得住。从经济角度讲，中国的发展会有利于全世界的发展。

其次，邓小平强调中国永远属于第三世界，与广大第三的世界国家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1974年5月19Et，邓小平在会见塞浦洛斯总统马卡里奥斯时指出，我们要永远站在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一边，不当超级大国。这是我们的一个根本原则，不仅我们这一代，我们的下一代、再下一代，永远要坚持这个原则。在与巴西总统菲格雷多会谈时，邓小平指出：“中国现在属于第三世界，将来发展富强起来，仍然属于第三世界，中国和所有第三世界国家的命运是共同的。”

再次，邓小平坚信，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必将有利于人类进步与发展，促进人类社会的和平、民主与繁荣。他坚信，世界上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会多起来，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它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封建社会代替奴隶社会，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主义，社会主义经历一个长过程发展后必然代替资本主义。这是社会历史发展不可逆转的总趋势，但道路是曲折的。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主义的几百年问，发生过多少次王朝复辟?所以，从一定意义上说，某种暂时复辟也是难以完全避免的规律性现象。一些国家出现严重曲折，社会主义好像被削弱了，但人民经受锻炼，从中吸收教训，将促使社会主义向着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因此，不要惊慌失措，不要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消失了，没用了，失败了。哪有这回事!总之，建设好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比资本主义还要发达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社会主义，和平的社会主义，是中国国家利益的最大体现，也是中国对人类进步的重要贡献。公务员之家

四、国家间的利益关系是平等的

一方面，邓小平主张在国际交往中要把国家利益作为处理国家关系、确定中国对外行为的最高准则。在与英国协商香港问题时，邓小平义正词严地宣布：“关于主权问题，中国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回旋余地。坦率地讲，主权问题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01)[](p121989年1O月，邓小平在会见美国前总统尼克松时郑重指出：“考虑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主要应该从国家自身的战略利益出发。……不去计较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别。”

另一方面，邓小平也强调，国家间的利益关系是平等的，应该在互相尊重、互谅互让的基础上不断培育国家间的共同利益。他指出：“国家不分大小强弱都相互尊重、平等相待。”[](m30)对中美关系，他强调：“要彼此尊重对方，尽可能照顾对方，……只照顾一方是不行的。”[2](P351)1989年1O月，邓小平在会见泰国总理差猜时说：“中国要维护自己国家的利益、主权和领土完整，中国同样认为，社会主义国家不能侵犯别国的利益、主权和领土。”同时，邓小平力倡国家间的利益冲突要以和平协商的方式来解决，对一时解决不了的问题可以等一等、放一放。在会见美国乔治城大学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代表团时，邓小平指出：“世界上有许多争端，总要找个解决问题的出路。我多年来一直在想，找个什么办法，不用战争手段而用和平方式，来解决这种问题。”“我还设想，有些国际上的领土争端，可以先不谈主权，先进行共同开发。这样的问题，要从尊重现实出发，找条新的路子来解决。”[](P49)“解决国际争端，要根据新情况、新问题，提出新办法。‘一国两制’，是从我们自己的实际提出来的，但是这个思路可以延伸到某些国际问题的处理上。好多国际争端，解决不好会成为爆发点。我说是不是有些可以采取‘一国两制’的办法，有些还可以用‘共同开发’的办法。”[2](vs7)根据这一设想，邓小平创造性地提出了“一国两制”的战略构想，成功地解决了香港、澳门问题，并为推进台湾问题的解决作出了积极贡献。围绕中国南海等领土、领海问题与周边国家的争议，邓小平也创造性地提出了“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思想，对维护地区稳定，促进周边合作，增强各方信任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

五、立足长远。着重把握国家全局、根本利益

利益观范文篇10

在建国初期，由于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新中国政权的敌视，提出了联苏抗美全方位“一边倒”的外交战略；到了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末，在美苏两个超级大国都与中国为敌的局势下，又提出了建立世界范围反帝反霸统一战线的国际战略；到七十年代初，在面对主要来自苏联霸权主义的现实威胁下，提出联美遏苏的“一条线”外交战略。可以说，我们经历了从联苏抗美到反帝反修再到联美抗苏这样一个艰难过程。在这样一个演变过程中，我们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采用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来划分敌友，从而在外交策略上表现出来的是近乎于结盟的一种做法。这样做法受冷战思维的作用，片面强调阶级斗争，过分强调意识形态，使意识形态分歧的表面现象掩盖了深层次的国家利益矛盾，也使中国的对外政策打上了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甚至有时国家利益要服从意识形态的需要。它造成了我国在较长时期里十分不利的国际环境和周边环境，严重制约了我国的发展。对于这样一种做法，邓小平进行了尖锐批评，认为这实际上是作茧自缚、画地为牢、自设障碍，自己把自己孤立于世界之外。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面对新的国际国内形势变化，他抛弃了冷战思维方式，开始从国际和平和国内发展的高度分析和思考问题。他总结了建国以来我们处理国际关系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明确提出了制定外交政策的根本出发点，就是要维护国家利益，确保本国在国际上的有利地位，谋求国家在国际社会中的生存和发展。早在1981年初，邓小平就对来访的美国人说：“认为中国政府信奉的意识形态旨在摧毁类似美国这样的政府，这样的观点至少不是八十年代的观点，也不是七十年代的观点，而是恢复了六十年代以前的观点。”这就向全世界表明，改革开放以后的中国，不再以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为依据来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到了80年代末，邓小平十分明确地提出了以国家利益作为处理国际关系的最高准则。1989年10月，他在会见美国前总统尼克松时明确指出：“考虑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主要应该从国家的自身战略利益出发。着眼于自身长远的战略利益，同时也尊重对方的利益，而不去计较历史的恩怨，不去计较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别，并且国家不分大小强弱都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他说：“我知道你是反对共产主义的。而我是共产主义者。我们都是以自己的国家利益为最高准则来谈问题和处理问题的。在这样的大问题上，我们都是现实的，尊重对方的，胸襟开阔的。”

二、在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利益的前提下，强调国家的经济利益，把它作为新时期主要的国家利益

国家利益是具有一定的次序性的，是不断发展的。在特定时期，对国家利益各方面的政策维护是有轻有重的，需要根据外部环境的变化而适时调整。邓小平坚持用发展变化的观点看问题，既继承了时期的注重国家主权和安全利益的观点，又根据实际情况的变化发展了的观点。

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主权丧失独立，在百余年时间里任人宰割，国家利益被西方列强践踏无遗。饱受列强欺侮的中国人对主权问题异常敏感和重视。新中国成立后，主权获得独立，但同时面临着以美为首的西方国家的直接或间接威胁和干涉。等新中国领导人也意识到了这点，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护国家安全。邓小平继承了对待国家主权和安全利益的思想，认为“国家的主权、国家的安全始终要放在第一位”。1982年邓小平在同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就香港问题进行谈判时，“铁娘子”提出历史上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三个不平等条约仍然有效，坚持用香港主权交换香港治权等。对此，邓小平立场坚定地说：“关于主权问题，中国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回旋余地。坦率地讲，主权问题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

同时，邓小平的国家利益观是动态的而不是静态的，他认为国家利益的次序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外部环境的变化而变化的。我们知道，新中国成立后，在50年代面临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战略包围，60年代又面临苏联霸权主义的军事威胁，加之国内领导人极“左”思想的泛滥，对国际形势的判断过于严重，安全利益自然成了中国国家利益的最主要考虑。甚至出现一味注重安全利益而忽视国家经济利益的现象，致使中国忙于“备战”，错失了一段发展经济的良机，而且造成了中国长久的封闭状态。到了70年代末80年代初，随着国际国内局势发生巨大的变化，外部对中国的直接威胁开始减弱，而中国内部随着“”的粉碎，的结束，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的思想路线的终止，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邓小平明确提出将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1979年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我们当前最大的政治，因为它代表着人民的最大利益、最根本的利益。”1980年他在《目前的形势和任务》中强调指出：现代化建设的任务是多方面的，但是“要把经济建设当作中心。离开了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就有丧失物质基础的危险。其他一切任务都要服从这个中心，围绕这个中心，决不能干扰它，冲击它。”“发展才是硬道理”。

三、坚持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的高度统一，并赋予国际主义新的内涵

邓小平国家利益观不同于西方资产阶级那种狭隘民族主义的国家利益观，是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高度统一的国家利益观。它继承并发展了国家利益思想中的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相结合的思想，将二者结合的同时，更侧重于爱国主义，并把二者的统一点主要放在自身的发展上。这无疑是对马克思主义国际主义精神的新发展。

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政府就坚持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相结合的方针，反对狭隘的民族主义。1952年在中国驻外使节会议上明确了国际主义与爱国主义的关系，他说：“社会主义的爱国主义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而是在国际主义指导下的加强民族自信心的爱国主义。”但在当时，由于我们在国家利益上的许多看法都受苏联的影响，因此继承了列宁的一些关于国际主义的思想，从推进“世界革命”的愿望出发，认为社会主义国家应该支援世界各国人民反帝、争取民族解放的革命斗争，应该支援第三世界国家发展民族经济。同时也批评了斯大林过于强调苏联利益高于一切，把维护苏联的国家利益作为各国坚持国际主义的标准的大国沙文主义的思想。尊重别国的利益，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独立自主权利，把支持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的正义斗争当作我国应尽的国际义务。对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给予了大量的无偿的物质援助和军事援助。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明确了时代主题的转换，进一步发展了关于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相统一的思想。在对待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的问题上，他比更加现实了。

首先，邓小平认为中国的国际主义贡献不再局限于国家之间的政治支持和提供无偿援助，他认为中国自身的发展和稳定本身就是对世界人民的最大贡献。他更加侧重于爱国主义并把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的统一点主要放在中国自身的发展上。中国人口占世界人口的1/5，而且中国是维护世界和平的，中国的发展就意味着世界上五分之一的人摆脱了贫困，就意味着制约战争的力量和和平力量的发展。邓小平说：“我们现在还很穷，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义务方面，还不可能做很多，贡献还很少。到实现了四个现代化，国民经济发展了，我们对人类特别是对第三世界的贡献可能会多一点。”“如果说中国是一个和平力量，制约战争的力量的话，现在这个力量还很小。等到中国发展起来了，制约战争的和平力量将会大大地增强……..那时中国对于世界和平和国际局势的稳定肯定会起比较显著的作用。”;在邓小平看来，中国的国家利益和全世界的利益并不是对立的，中国人民的利益是世界人民利益的组成部分。

其次，邓小平认为中国的利益与第三世界国家的利益是一致的。70年代，明确提出了“第三世界”的概念，他对中国与第三世界国家的关系十分重视，认为中国在制定外交政策时要把加强和发展同第三世界国家的团结与合作作为基本立足点。邓小平继承了的这一思想，并将这一思想发扬光大。一方面他承认并尊重其他国家的合法利益，不以损害他国利益为代价来实现自己国家的利益。1989年他对当时的泰国总理讲：“中国要维护自己国家的利益、主权和领土完整，中国同样认为，社会主义国家不能侵犯别国的利益、主权和领土。”他主张在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发展同发展中国家的平等互利合作关系。在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之后，一些国家希望中国挺身而出，在斗争中起带头作用，邓小平在关键时刻指出，我们千万不要当头，这是一个根本国策，“很多朋友说，中国是第三世界的头头，我们说，头头不能当，头头一当就坏了。”邓小平认为，“兄弟关系、朋友关系比那个牢靠得多。”另一方面，邓小平认为中国永远属于第三世界，中国的利益和第三世界国家的利益是一致的。由于中国与许多发展中国家有着非常类似的历史遭遇，面临着相同的任务，在许多问题上都有共同语言。中国国家利益的维护也离不开第三世界国家的支持，正是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合作与共同努力下，中国才于1971年恢复了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地位。1984年，邓小平对巴西总统菲格雷多说：“中国现在属于第三世界，将来发展富强起来，仍然属于第三世界，中国和所有第三世界国家的命运是共同的。”

四、承认国家间利益的冲突性，主张寻求共同利益，以和平协商方式解决国家间的利益冲突

在国际社会，国家之间难免出现利益的分歧和争端，解决的方式也无外乎和平和武力两种方式。邓小平认为，国家之间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冲突不可调和，解决冲突的方法也不一定非得采用武力不可。邓小平强调，处理国家之间利益冲突的较好方法应该是寻求共同点。双方寻找共同利益，进行友好协商，从而以和平的方式解决利益上的冲突，并进行合作。在和平解决方案中，要互相照顾，互谅互让，平等互利。只有这样，才能找到一个公平合理的解决方案，才能真正和平地解决国家之间的利益分歧和争端。

基于上述考虑，邓小平针对一些具体问题阐述了自己的看法。在中日关系上，他建议“把中日关系放在长远的角度来考虑，来发展”，要认识到“合作不只对一方有利，而是对双方，对两国，对两国人民都有利”。1988年在谈到关于如何解决中印关系的矛盾时，他指出，“中印关系其实很简单，只要尊重双方利益，不要追求单方面利益”就能解决。对于中美关系，他认为，“两国相处，要彼此尊重对方，尽可能照顾对方，这样来解决纠葛。只照顾一方是不行的，双方都让点步，总能找到好的都可以接受的办法。恢复中美关系要双方努力。”

邓小平以他作为政治家的敏锐思维，不仅提出寻求国与国之间的共同利益是和平解决国家利益冲突的关键，并在次基础上积极探索新时期解决国际争端的有效途径。邓小平说：“世界上有许多争端，总要找个解决问题的出路”，“否则始终顶着，僵持下去，总会爆发冲突，甚至武力冲突。”“找个什么办法，不用战争手段而用和平方式，来解决这种问题。”“一个中国，两种制度。………世界上的许多争端用类似这样的办法解决，我认为是可取的。”“我还设想，有些国际上的领土争端，可以先不谈主权，先进行共同开发。”在邓小平这种战略设想的指导下，不仅创造性地提出了“一国两制”的主张，而且提出了“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设想。

五、主张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来维护世界各国的利益，尤其是弱小国家的利益

国际秩序的本质问题也就是国家间利益关系的地位问题。二战以后的国际秩序是在雅尔塔体系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它本质上是以抹杀和践踏别国主权、控制和剥削别国为主要特征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是强国和弱国在国际关系上的不平等。在这种国际秩序下，弱国的国家利益根本得不到保障，经常会遭致强国的侵犯。80年代中后期，世界形势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旧的世界格局已经打破，新的世界格局尚未定型。这时候各国都从自己国家的利益出发，寻求建立体现自己目标和模式的国际新秩序。霸权主义国家企图继续主宰建立不平等的国际秩序，这自然遭到许多国家尤其是广大发展中国家的一致反对。我们可以看到，由于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继续存在，加剧了全球的矛盾和冲突，恶化了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形势，给这些国家和地区的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和巨大的痛苦。因此，从全世界人民的共同利益出发，必须建立一个公平、公正和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

邓小平一向认为，国家利益是一种平等的利益，实现国家利益的前提之一应是承认其他国家也有合法的国家利益，而不能把实现自己的国家利益建立在牺牲他国利益的代价之上。早在1974年邓小平在联合国大会发言时就倡导建立国际新秩序问题。1988年他再次提出建立国际新秩序的主张，他指出：“世界总的局势在变，各国都在考虑相应的新政策，建立新的国际秩序。霸权主义、集团政治或条约组织是行不通了，………世界上现在有两件事情要同时做，一个是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一个是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并进一步强调指出：“我们应当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指导国际关系的准则。”由他所倡导的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建立和平、稳定、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的战略内容包括：改变不公正不平等的国际经济关系，代之以公正合理、平等互利的国际经济关系，求得共同发展和繁荣;各国不论大小、强弱、贫富，都是平等的，都有权参与协商解决世界事务，摒弃以大欺小，以强凌弱，以富压贫和由一两个大国或几个大国垄断国际事务;各国都有权根据本国国情，选择适合自己的社会制度、意识形态、经济模式和发展道路，反对干涉别国内政，把某种特定模式强加给别的国家;尊重各国主权和领土完整，国际争端应通过谈判合理解决，反对诉诸武力，反对武装入侵和用战争手段解决国际争端。

邓小平所倡导的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设想，虽然不能立即变成现实，但它适应和平与发展的时代潮流，体现了世界各国的利益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必将为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和人民所赞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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