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永词范文10篇

柳永词范文篇1

柳永出生于福建莆田(今福建崇安),青年时期随父仕宦于东京汴梁。柳氏家族在当时的家乡势位煊赫、富甲一方,柳永之父柳宜官拜工部侍郎,在京师开着几家珠宝店家资巨万(参见:叶一青,王光炤[主编]《柳永全传》[长春]长春出版社2000年1月版)。汴京热闹繁华的帝里风光,给年轻的柳永留下了太美好太浪漫的回忆了。这时期他经常混迹青楼瓦舍,过着日日笙歌、夜夜喧哗、纵酒豪赌、眠花睡柳的放荡生活。关于这一点,有词为证,比如,“帝城当日,兰堂夜烛,百万呼卢,十千沽酒。未省、宴处能忘管弦,醉里不寻花柳。”(《笛家弄》卷)[1];“帝里风光好,当年少日,暮宴朝欢。况有狂朋怪侣,遇当歌,对酒竟留连。”(《戚氏》)

柳永纵情游荡于京都汴梁,与歌儿舞女们结下了不解之缘,经常为她们谱写新曲制作歌辞。柳永以一颗赤诚火热的心与她们倾心交往,把她们当作自己的红粉知音与之心心相印。柳永在词中坦言了对她们刻骨铭心的思念、怜爱与同情的真挚情愫,写尽了她们交往过程中的点点滴滴,具有很强的写实性色彩。比如:

“心娘自小能歌舞。举意动容皆济楚。”(《木兰花》之一)

“佳娘捧板花钿簇。唱出新声群艳伏。”(《木兰花》之二)

“虫娘举措皆温润。每到婆娑偏持俊。”(《木兰花》之三)

“稣娘一搦腰肢袅。回雪萦尘皆尽妙。”(《木兰花》之四)

以上诸词生动描写了这些歌伎们的姣好的容颜、袅娜的身姿、婉转的歌喉和曼妙的舞姿,使我们有一种身临其境之感。从柳词中可以看出,与词人相好过的歌伎非常多,比如:秀香、英英、虫虫、师师、心娘、稣娘、冬冬、安安等等。词人分别叙写了与她们交往过程中的点点滴滴,着意描写了她们之间纯洁真挚的友谊。这方面的词证非常多遍难举数,兹举一例即可见一斑,如《西江月》:“师师生得艳冶,香香于我多情。安安更比和,四个打成一个。”

此外,柳永词中还描写了作者敢于放下士大夫文人的架子,与歌儿舞女们密切合作为她们制词谱曲这一不争的事实。如,“玉珊筵上,亲持犀管,旋叠香笺,要索新词,殢人含笑立樽前。”(《玉蝴蝶》);“平生身负,风流才调,口儿里,道张陈赵,唱新词,改难令,总知颠倒。”(《传花枝》);“幸自苍黄未款,新词写处多磨。几回写了又重按,奸字心中著我”(《西江月》)。柳永词素以俚俗谐耳、通俗化、市井化见长,很受市民们的欢迎,以至“凡有井水处,即能歌柳词”。[2]柳永深受歌儿舞女们的崇拜与赏爱,如同现在的追星族一般,歌伎们也因唱柳词而很快走红身价倍增。北宋叶梦得在《避暑录话》中有这样的记载:“柳永,字耆卿,为举子时多游邪狭。善为歌辞,教坊乐工每得新腔,必求永为辞。”[3]

总之,词人以他那独有的细腻真实的笔触,为我们如实描绘了其早年放荡冶游的历历往事。这类描写歌伎生活及与歌伎交往的作品,在柳永词中居于大宗具有很强的写事纪实性特点,为我们追索探究词人早年的生活和思想提供了大量可资参考性的文献史料。

二、“冒征尘,匹马驱驱,愁见水遥山远”——词人羁旅漂泊形象的生动展现

柳永早年“追欢买笑”的放荡生涯,为当时正统的文人士大夫们所不耻。再加上柳词骫骳从俗、词语尘土下,词人受到了后人们的不断的攻击和指责。如,吴曾在《能改斋词话》(卷一)中斥其:“好为淫冶讴歌之曲,传播四方。”[4]王灼《碧鸡漫志》(卷二)贬其词“浅近卑俗”,“生态可憎”。[5]以至于仁宗皇帝“及临轩放榜,特落之曰:‘切去浅斟低唱,何要浮名?’”[6]柳永长期被排斥在官场之外,屡考进士屡次失败,以至其穷困潦倒被迫展转流浪。词人直至晚年改名后方才中得进士,中举后又常年蓬转于各地,担任着一些卑微的官职饱尝羁旅漂泊之苦。

柳词中叙写词人浪迹天涯羁旅况味的作品不在少数,这些作品为我们考察词人的行踪和足迹提供了可靠的线索。这些作品,也同样流露着非常浓郁的写实精神,具有很强的自叙传色彩。词人为了个人的功名仕进,像一棵无根的浮萍常年漂泊在外,行遍万里江山,足迹遍涉荆楚吴越。譬如,“楚天晚,坠冷枫败叶,疏红零乱、冒征尘,匹马驱驱,愁见水遥山远。”(《阳台路》),这是词人在荆襄路上行役的写照。“三吴风景,姑苏台榭,牢落暮霭收”(《破阵乐》),这里实写词人在姑苏一带漫游。“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望海潮》),这是词人在杭州的干谒之作。“扬州曾是旧游地,酒台花径仍存,凤萧依旧月中闻。”(《临江仙》),这里写出了作者在扬州的行迹。另外,词人除了在江南一带常年梗泛漂泊外,还有过西上关中的多次行役。比如柳词中,“长安古道马迟迟,高柳乱蝉嘶。”(《少年游》);“参差烟树灞陵桥,风物尽前朝。”(《少年游》);“长安古道恨绵绵,见岸花啼露,对堤柳愁烟。”(《临江仙》);“红尘紫陌,斜阳暮草长安道。”(《引驾行》)等等。

词人善写羁旅行役,往往在写词过程中本着一种实录实写的精神,把自己凄凄惶惶奔走行役的紧张场景如实地呈现在了读者的面前。比如《轮台子》:“一枕清宵好梦,可惜被、邻鸡唤觉。匆匆策马登途,满目淡烟衰草。前驱风触鸣珂,过霜林、渐觉惊栖乌。冒征尘远况,自古凄凉长安道………”该词描写了天朦朦未亮,词人早早起来策马扬鞭,踏着征尘走向了迢迢征途的真实画面。再如《塞孤》:“一声鸡,又报残更歇。秣马催发。草草主人灯下别。山路险,新霜滑。瑶珂响,起栖乌,金钲冷、敲残月。渐渐西风紧,襟袖凄冽。”该词同样生动描写了词人风尘碌碌的羁旅场景:在一个深秋的早晨,天还朦朦未亮,地上铺着一层薄薄的冰霜。词人与店主人在灯下草草作别,迎着凛冽的寒风匆匆地上路远行了。这两首词如同影视片中生活片段的剪辑,这里面有人物、有场景、有情节如同小说一般,流露着强烈的写事纪实性色彩。

结束语

宋朝人项平斋说:“诗当学杜诗,词当学柳词。杜诗、柳词皆无表德,只是实说。”[7]项氏

此论可谓别具有只眼,深刻揭示出了柳词的写实性特点。诚然如此,柳词具有浓郁的写实精神。遍检柳词可以看出,柳永时时处处在实录实说,词人无时无刻不在走着一条写实的创作道路。柳永往往取材于身边平凡的人和事、物与景入词,叙写平生经历、自抒一己之怀抱。对柳永词感事纪实性特色的深入开掘,有利于我们以新的视角对柳词进行全新的诠释与评价。

注释:

[1]:姚学贤,龙建国(纂),《柳永词详注及集评》,第20页,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所引用柳词均出自该书,为行文方便不再一一标注出处)

[2][3]:张惠民(著),《宋代词学资料汇编》,第134页,汕头,汕头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4][6]:唐圭璋(著),《词话丛编》,第135页,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

[5]:唐圭璋(著),《词话丛编》,第84页,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

[7]:转引自谢祧坊(著),《古典文学知识丛书•柳永》,第96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

参考文献:

[1]:叶一青,王光炤,柳永全传[M]•长春:长春出版社,2000

[2]:谢祧坊,古典文学知识丛书•柳永[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3]:曾大兴,柳永和他的词[M]•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90

柳永词范文篇2

关键词：柳永；宋词革新；慢词与词调；审美情趣

柳永是开一代词风的宋词名家，他是北宋词坛上第一个卓有建树的词人。唐五代以来的文人词到了柳永那个时代，已经走向了一条艰难的窘迫小路。词坛上小令占据着主导地位，题材僵硬，思想感情有待于深化，表现手法也有待于创新，形式、题制、语言等等都有待于丰富和完善。而就是柳永，通过对慢词的探索创造，突破了此类种种诟病，为宋词注入了新鲜的血液，使宋词得到了高度的发展。柳永对宋词的革新是多方面的，其影响也是巨大的。

1、慢词的发展和词调的丰富

如果说苏轼通过“以诗为词”的途径，建立了豪迈词风，从而使作为“艳科”的词提高了文学地位，并与传统文学并驾齐驱。那么，柳永则通过“以赋为词”的方式，使慢词得了到长足的发展。整个唐五代时期，词的体式以小令为主，慢词总共不过十多首。柳永生活的那个年代，慢词只在市井艺人口中传唱，柳永勇于摒弃传统的偏见，大量创作慢词、填写慢词。有数据统计，柳永一人就创作了慢词87调125首。柳永大力创作慢词从根本上改变了唐五代以来小令一统天下的格局，使慢词与小令两种体式平分秋色，起头并进。

慢词扩大了篇幅体制，也相应地扩充了词的内容含量，增强了词的表现能力。玩赏冶游、都市风光、歌姬情感、咏史怀古、羁旅行役，在柳永处皆可入词。将自身真实的情感，真实的人生融入词中，词的题材着实得到了大大的拓展。

两宋词坛上，柳永是创用词调最多的词人。他现存213首词，用了133种词调。在宋代所用八百八十多个词调中，有一百多调是柳永首创或首次使用。可以说，宋词流经柳永之手，体制基本完备了。令、引、近、慢、单调、双调、三叠、四叠等长调短令，日益丰富。形式体制的完备，为宋词的发展和后继者在内容上的开拓提供了前提条件。如果没有柳永对慢词的探索创造，后来的苏轼、辛弃疾等人或许只能在小令世界里左冲右突，而难以创造出像《水调歌头》、《念奴娇·赤壁怀古》、《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那样辉煌的慢词篇章。

2、改变词的审美内涵和审美趣味

宋代有冶游的社会风气，许多知识分子都好尚声色之乐，而且还留下了许多有关这方面的文章。但大多数作者都是一种士大夫型的心态，追求单薄清高的虚无境界，给人一种“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的感觉。这与普通市民的世俗心态是不能接轨的，是一种贵族化的文学，随着时代的发展，则愈显老态龙钟。柳永由于仕途失意，一度流落为都市中的浪子，经常混迹于歌楼妓馆，对生活在社会底层的歌妓和市民大众的生活、心态相当了解，他又经常应歌妓的约请作词，供歌妓在茶坊酒馆、勾栏瓦肆里为市民大众演唱。因此，他一改文人词的创作路数，而迎合、满足市民大众的审美需求，用他们容易理解的语言、易于接受的表现方式，着力表现他们所熟悉的人物、所关注的情事。

北宋陈师道说柳词“骫骳从俗，天下咏之”（《后山诗话》），王灼也认为柳词“浅近卑俗，自成一体，不知书者尤好之”（《碧鸡漫志》卷二），都揭示出柳词面向市民大众的特点。

2.1表现了世俗女性大胆泼辣的爱情意识。

在柳永之前以及同时代的同类题材词作中，爱情缺失的深闺女性一般只是自怨自艾，逆来顺受，内心的愿望含而不露。而柳永词作中的世俗女子，则是大胆而主动地追求爱情，无所顾忌地坦陈心中对平等自由的爱情的渴望。如他的《定风波》：

自春来，惨绿愁红，芳心是事可可。日上花梢，莺穿柳带，犹压香衾卧。暖酥消，腻云享单。终日厌厌倦梳裹。无那！恨薄情一去，音书无个。早知恁么，悔当初、不把雕鞍锁。向鸡窗、只与蛮笺象管，拘束教吟课。镇相随，莫抛躲。针线闲拈伴伊坐。和我，免使年少光阴虚过。

该词写女主人公因爱人外出未归而忧愁苦闷，坦率真诚。这种泼辣爽直的性格，直抒其情的写法，正符合市民大众的审美情趣。

2.2表现了被遗弃的或失恋的平民女子的痛苦心声。

在词史上，柳永也许是第一次将笔端伸向平民妇女的内心世界，为她们诉说心中的苦闷忧怨。如《慢卷绸》：

闲窗烛暗，孤帏夜永，欹枕难成寐。细屈指寻思，旧事前欢，都来未尽，平生深意。到得如今，万般追悔。空只添憔悴。对好景良辰，皱著眉儿，成甚滋味。

红茵翠被。当时事、一一堪垂泪。怎生得依前，似恁偎香倚暖，抱著日高犹睡。算得伊家，也应随分，烦恼心儿里。又争似从前，淡淡相看，免恁牵系。

写女主人公与情人分离后的追悔和对欢乐往事的追忆，生动传神。这类表现普通女性心声的词作，配合着哀婉动人的新声曲调演唱，自然容易引起大众情感的共鸣。

2.3表现了下层妓女的不幸和她们从良的愿望。

柳永长期流连坊曲，与歌妓交往频繁。他虽然有时也不免狎戏玩弄歌妓，但更多的是以平等的身份和相知的态度对待他们，认为她们“心性温柔，品流详雅，不称在风尘”（《少年游》），赞美她们“自小能歌舞”、“唱出新声群艳伏”（《木兰花》）的高超技艺；关心同情她们的不幸和痛苦：“一生赢得是凄凉。追前事、暗伤心。”（《少年游》）也常常替她们表白独立自尊的人格和脱离娼妓的愿望：“万里丹霄，何妨携手同归去。永弃却、烟花伴侣。免教人见妾，朝云暮雨。”（《迷仙引》）柳永这类词作，与晚唐五代以来的同类词相比，不仅有内容风格的不同，更体现出一种人格观念的变化。摘去有色眼镜来对待歌妓，不得不说是一种突破。曾大兴说：“把歌妓当人看，这就是最大的善。”在封建统治阶级的价值观念中，歌妓只是一种玩物，好听的会说“尤物”，但终究是不会被当作人来看的。而柳永置她们于平等的地位，并与之产生过强烈真挚的爱情。它排开了政治经济关系的考虑，排开了“门当户对”的陈旧观念，具有反封建的叛逆意义。

2.4展现了北宋繁华富裕的都市生活和丰富多彩的市井风情。

柳永长期生活在都市里，对都市生活有着丰富的体验，“列华灯、千门万户。遍九陌、罗绮香风微度。十里然绛树。鳌山耸、喧天箫鼓”（《迎新春》）的汴京使他流连忘返；“万井千闾富庶，雄压十三州。触处青蛾画舸，红粉朱楼”（《瑞鹧鸪》）的苏州，也使他赞叹不已。他用彩笔一一描绘过当时的汴京、洛阳、益州、扬州、会稽、金陵、杭州等城市的繁华景象和市民的游乐情景。

对于贵族词坛所缺失的，柳永首先在词里发扬了平民风格和平民意识，扩大了词的社会基础。他深切关注着普通人的生活、情感、命运，在他笔下，歌妓们有思想、有情感、有个性、有矛盾、有痛苦，更有热切的理想和追求。将歌妓视为普通人，对之人性人格大肆挖掘，这不能不说柳永具有深刻的人道主义精神和平民意识。

3、语言表达方式的大胆革新

柳永不像晚唐五代以来的文人词那样只是从书面的语汇中提炼高雅绮丽的语言，而是充分运用现实生活中的日常口语和俚语。如“怎”、“争”、“伊家”、“阿谁”、“看承”、“消得”等等通俗又富表现力的词，从而显得生动、活泼、亲切。既使词的语言大为丰富，又让读者亲近，易于理解和接受，贴近市民大众口味。

为适应词的体式和内容的变化，柳永还创造性地运用了铺叙和白描的表现手法。小令由于篇幅短小，只适于用传统的比兴手法，通过象征性的意象群来烘托、传达抒情主人公的情思意绪。而慢词则可以尽情地铺叙衍展，故柳永将“敷陈其事而直言之”的赋法移植于词，或直接层层刻画抒情主人公丰富复杂的内心世界；或铺陈描绘情事发生、发展的场面和过程，以展现不同时空场景中人物情感心态的变化。如《雨霖铃》中，作者用铺叙衍情法，将整个送别的场景、过程、别前、别时、别后的环境氛围以及人物的动作、情态、心绪都进行了细致的描绘和具体的刻画。

柳永还巧妙地利用时空转换来叙事、布景、言情，而创造出独特的回环往复式的多重时间结构，如《驻马听》、《浪淘沙》（梦觉）和《慢卷绸》（闲窗烛暗）等。后来周邦彦和吴文英都借鉴了这种结构方式而加以发展变化。与铺叙相结合，柳永还大量使用白描手法，写景状物，不用假借替代；言情叙事，不需烘托渲染，而是直抒胸臆。如《忆帝京》“薄衾小枕天气。乍觉别离滋味。展转数寒更，起了还重睡。···万种思量，多方开解，只恁寂寞厌厌地。系我一生心，负你千行泪。”不加任何藻饰，却生动地刻画出主人公曲折的心理过程。

4、羁旅行役之感与抒情的自我化

柳永创造和发展了词调、词法，把词的审美趣味方面带向了通俗化的方向发展，他还把词的题材朝着自我化的方向进行了拓展。晚唐五代词，除韦庄、李煜后期词作以外，大多是表现离愁别恨、男欢女爱等类型化情感，柳永词则注意表现自我独特的人生体验和心态。

柳永在仕途上屡受挫折，为了生计，他不得不四处宦游干谒。由于“未名未禄”，必须去“奔名竞利”，于是“游宦成羁旅”，“谙尽宦游滋味”（《安公子》）。而长期在外宦游，又“因此伤行役。思念多媚多娇，咫尺千山隔。都为深情密爱，不忍轻离拆”（《六么令》）。不仅如此，为了追逐利名，不得不远离亲人：“走舟车向此，人人奔名竞利。念荡子、终日驱驱，争觉乡关转迢递。”（《定风波》）《乐章集》中六十多首羁旅行役词，比较全面地展示了柳永一生中的追求、挫折、矛盾、苦闷、辛酸、失意等复杂心态。苏轼就是沿着这种抒情自我化的方向而进一步开拓深化的。

5、结语

作为第一位对宋词进行全面革新的大词人，柳永对宋词的转变和发展以及对后来词人的影响甚大。南北宋之交的王灼即说“今少年”“十有八九不学柳耆卿，则学曹元宠”；又说沈唐、李甲、孔夷、晁端礼、万俟咏等六人“皆有佳句”，“源流从柳氏来”（《碧鸡漫志》卷二）。即使是苏轼、黄庭坚、秦观、周邦彦等著名词人，也无不受惠于柳永。

柳永本来也是积极进取的仕子，但由于种种原因而最终厌恶功名，成为耽于世俗之乐的浪子，将自己融入市井之中。长期与市民交往，使他深刻地认同市民的价值观念和兴趣爱好，从而走出了一条与歌妓乐工合作的创作道路。这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知识分子与市民群众之间在精神文化方面的隔阂，沟通了作家文学和市民文学之间的联系，提高了市民文学的格调，也拓宽了作家文学的视野，从而丰富了整个文学的审美风貌。

参考文献：

[1]袁行霈.中国文学史第三卷［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

[2]曾大兴.柳永和他的词［M].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90年.

[3]王定璋.宋词寻故［M].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2003年.

[4]赵长征.柳永［M].北京：五洲传播出版社2006年.

[5]谢桃坊.柳永词选评［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

[6]谢桃坊.柳永词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

[7]刘占召.张海凤.柳永词赏读[M].北京：线状书局2007年.

[8]薛瑞生.柳永词选——古典诗词名家[M].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

柳永词范文篇3

柳永《乐章集》212首词中有多处用典，概言之可分为以下三类：

一、以女性形象为主的歌妓词和闺怨词

歌妓词是指那些以歌妓的形象和心态以及词人同歌妓的关系为内容所做的歌词；闺怨词则是古代女性生活中对感情的一种抒发，主要侧重于夫妻感情的描写，也有很多是以风尘女子的口吻来写的。柳永摒弃了早先不平等对待歌妓的态度，乐于和歌妓们诗词唱和。同时还以女性的角度来展现女主人公爱恨交织的复杂情感。他的歌妓词是一种俗词，大多数是应歌而作，但是在这些歌妓词中柳永大量运用典故：1.《柳腰轻》第二句“章台柳、昭阳燕。”中“章台柳”典出《本事诗·情感》：“章台柳，章台柳，昔日青青今在否？”。“章台柳”指的是长安柳氏，柳氏是娼女，有着娉婷的身段和绝世的容颜，和韩翃更是历经磨难才终成眷侣。柳永在此引用这一典故，可以借用以前歌妓的形象来暗指自己诗中这一歌妓的美丽容貌、优美的歌声以及不幸的遭遇，更是借用古人的典故来展示歌妓也可以拥有美好的爱情。2.《合欢带》：“……更都来、占了千娇。”中“都”引用《诗·郑风·有女同车》：“彼美孟姜，洵美且都。”“自相逢，便觉韩娥价减，飞燕声消。”中“韩娥”典出《列子·汤问》：“韩娥东之齐，过雍门，卖唱借食，走后余音绕梁，三日不绝。”“檀郎幸有，凌云词赋。”中“凌云词赋”典出《史记·司马相如传》：“相如既奏《大人》之颂，天子大说，飘飘有凌云之气，似游天地之间意。”，“掷果”引用《晋书·潘岳传》：“岳美资仪……妇人遇之者，皆连手萦扰，投之以果。”这首词也是一词数典，引用了古代韩娥是古代韩国一位有名的歌唱家的故事，她唱起歌来感情相当投入，听过她歌的人都为他的歌声动容，柳永在这里用韩娥这种神奇的歌声来暗指自己遇到的歌妓也是歌声甜美，让他亦为之陶醉。以古指今，柳永丰富了词的表现域，也显示出了柳永善于囊括古今的才华和驾驭语言的能力。写歌妓词的时候大量用典，使得这类词多了一分文雅之气，而且他在引用古人的话时还添加自己的词汇加以渲染，使得词更加具有画面感。

二、羁旅行役词和抒怀词

羁旅行役词是指出门在外的游客浪子，眼中所见、耳中所闻、心中所感之作，都包含着由此触发的对遥远故乡的眺望，对温馨家庭的憧憬。柳永的羁旅行役抒怀词运用典故，向我们展现了一个游子心中的忧郁不满，孤独彷徨，而且还写了许多羁旅过程中所见之景。现举例如下：1.《尾犯》：“佳人应怪我，别后寡信轻诺。”中“寡信轻诺”典出《老子》：“夫轻诺必寡信，多易必多难。”而“……按新词、流霞共酌。”中“流霞”语出王充《论衡·道虚》，后泛指美酒，北周庾信《卫王赠桑落酒奉答》诗：“愁人坐狭邪，喜得送流霞。”在这首词中柳永抒发了自己对佳人的思恋之情，运用“轻诺寡性”的典故，表明自己不应该不守承诺，失信与他人，有种伤感和懊悔的情感。2.《宣清》：“念掷果朋侪，绝缨宴会，当时曾痛饮。”“掷果”典出《晋书·潘岳传》：“少时常挟弹出洛阳道，妇人遇之者，皆连手萦扰，投之以果，遂满载以归。”“绝缨”在汉刘向《说苑·复恩》中记载：“战国时楚庄王宴群臣，日暮酒酣，忽然灯烛熄灭，有人拉扯美人衣，美人扯断那人的冠缨，并请求庄王上灯找出绝缨之人。庄王令所有的人都自断冠缨，然后上灯，尽欢而散。”而下片中的“玉钗乱横，任散尽高阳。”里的“高阳”典出《史记·郦生列传》。在这里面，柳永将事典于语典相结合，看上去很混乱，实则却相互之间融合在了一起，几个古爱情的故事同时出现增添了词的柔和情感，抒发了柳永的孤独彷徨以及对美好爱情的向往之情。柳永的羁旅抒怀词融入大量前人的诗句，内容比较丰富，他运用典故将内心的郁闷不平，落寞孤寂，对朋友的怀念等情感都淋漓尽致的表达出来了，让读诗的人在感受他内心多变的情感的同时亦可以怀念前人，知晓一些精美的故事。

柳永词范文篇4

综观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比较著名的妓女,其形象大致有以下几类。人老珠黄,遭弃飘零的娼女形象白居易的《琵琶行》堪称中国古代最佳叙事长诗,是反映妓女悲哀情感的文学范本。此作品所刻画的琵琶女就是一个典型的人老珠黄,遭弃飘零的娼女形象。琵琶女因容变色衰,人老珠黄,即使有一手弹琵琶的绝技,也遭到客人的冷落弃置;虽嫁给了商人,但仍等于被抛弃,因而生计断绝。诗人用对比的方法写出她今昔冰火两重天的落差:从倍受王孙公子追逐求欢,争送缠头到遭到冷眼鄙夷,无人问津;从“一曲红绡不知数”,到“门前冷落鞍马稀”;从珠翠满头到妆残红褪。诚然,这不只是琵琶女的命运,也是所有妓女的最终结局。这一形象具有高度的概括性。其实,不少反映妓女生存状况的作品,大都是着重对准她们在年轻貌美、“风光无限”的巅峰时刻,使得那些采花逐蝶的纨袴子弟为她癫狂,而她们也似乎忘乎所以,颇为自得。

孰不知青春如霰,容颜易衰,顷刻间她们就从云端跌入低谷。白居易所描写的琵琶女别看她年轻时红得发紫,如花之蕊,可是转瞬间就被社会弃如敝屣,抛如烂絮。自以为既有弹琵琶的绝活就可以重操旧业,甘愿沦为下等娼女,指望从贩夫走卒那里讨得一杯羹。但即使降格以求,亦已时过境迁,今非昔比,想靠精湛的琵琶技艺赢得一两声喝彩赚点银两也是镜花水月。这使她陷入无比的痛苦之中。一个偶然的机会得遇白居易的青睐,于是受宠若惊,感慨万千地向诗人倾吐了长期淤积的满腹苦水。作者从侧面告诉读者,当年红极一时的名花此时此刻竟连一个可以听她倾诉委屈的人都找不到了(如果没有遇到白居易的话)。可见其境遇之悲惨,使读者为之动容。作者这一妙笔令人惊叹:既写出了琵琶女的不幸,又倾注了作者的同情之心。

欲攀高枝,强跃“龙门”的妓女形象在古代文学作品中,这样的妓女形象应该说是比较多的。其中唐代蒋防的《霍小玉传》中的霍小玉就是此类形象的典型。《霍小玉传》一向被奉为唐传奇中的翘楚。明代胡应麟说它是“唐代最精彩动人之佳作”[1]。汤显祖一涉足文坛就把它改编为传奇《紫箫记》,以后又更名为《紫钗记》。此作品触发了他的灵感,由此最终发展为“临川四梦”,奠定他的文学巨擘地位。循此传统观念,北大袁行霈在其主编的《文学史》中说“《霍小玉传》是唐传奇中的压卷之作”,认为霍小玉形象“最生动最光彩”。在其他《文学史》中也一致肯定此作是唐传奇中“力拔头筹的魁首”,霍小玉形象产生了“令人震撼的艺术效果”。笔者认为,这篇小说固然有它的优点,霍小玉的形象也令人感叹,但并非无与伦比之妙作。

柳永词范文篇5

1

说到词曲的演变，不能忽略柳永和苏轼、辛弃疾的影响。

柳永之词，以其市民的情调，娴熟的手法，谐婉动听的音律，雅俗共赏的风格，成为曲的一种先导。诚如况周颐《蕙风词话》所云：“柳屯田《乐章集》为词家正体之一，又为金元以还乐语所自出。……自昔诗词之递变，大都随风会为转移。词曲之为体，诚迥乎不同。董（解元）为北曲初祖，而其所为词，于屯田有沆瀣之合，曲由词出，渊源斯在。”

苏轼、辛弃疾之词，以其丰富的内容，开阔的境界，融汇力极强的语言，阳刚之美为主的风格，同样成为曲的一种先导。元好问《自题乐府引》云：“乐府以来，东坡为第一，以后便到辛稼轩。”贯云石《阳春白雪序》云：“盖士尝云：东坡之后，便到稼轩。兹评甚矣。”由此看来，苏辛词与元曲正是一脉相承的。（注：以上问题，可参拙文《从词到典——论金词的过渡性特征及道教词人的贡献》，《山东师范大学学报》1992年第2期。）

除了柳永和苏轼、辛弃疾之外，其他有关词家的影响，也不应当忽略，其中值得提出的一位便是田为。

田为，字不伐。政和中与万俟咏（字雅方）同供职大晟府，“众谓乐府得人云”（注：王灼《碧鸡漫志》卷二。）。宣和八年(1119)八月为大晟府乐令。精通音律，擅长瑟琶。有《＠①呕集》。万俟咏有侧艳之词，田为与他有所不同，故王灼云：“田不伐才思与雅言抗行，不闻有侧艳。”（注：王灼《碧鸡漫志》卷二。）

田不伐的词在金代颇有影响。元好问有《世宗御书田不伐望月婆罗门引先得楚字韵》诗，可见金世宗完颜雍爱好田不伐词，因而亲笔书写。元好问本人亦有《婆罗门引·望月》词，从其内容看，受到田不伐词的影响。

元好问另有《品令》词，自注：“清明夜，梦酒间唱田不伐‘映竹园啼鸟’乐府，因记之。”既然梦见唱田不伐词，可见实际生活中唱田词是确有其事的。

到了元代，田不伐的词仍然很有影响，特别是在音律方面，仍然被词曲家们奉为楷模。白朴《水龙吟》（彩云萧史台空）小序云：“幺前三字用仄者，见田不伐《＠①呕集》，《水龙吟》二首皆如此。田妙于音，盖仄无疑，或用平字，恐不堪协。云和署乐工宋奴伯妇王氏，以洞箫合曲，宛然有承平之意。乞词于余，故作以赠。”可见当时《水龙吟》词尚能演唱，而且音律仍以田不伐之作为准。

元代有不少曲家创作《正宫·黑漆弩》（或作《鹦鹉曲》），而且都押“鱼模”韵。这一创作热潮，或曰由田不伐《黑漆弩》而起，或曰由田贲《鹦鹉曲》而起，是有争论的。

说由田不伐《黑漆弩》而起的是卢挚（约1242—约1314）的《正宫·黑漆弩》小序：“晚泊采石，醉歌田不伐《黑漆弩》，因次其韵，寄蒋长卿佥司、刘芜湖巨川。”曲云：“湘南长忆蒿南往，只怕失约了巢父。舣归舟唤醒湖光，听我篷窗春雨。故人倾倒襟期，我亦载愁东去。记朝来黯别江滨，又弭棹蛾眉晚处。”

而白贲（字无咎，约1270-1330前）有《正宫·鹦鹉曲》一首，实系《黑漆弩》，因首句为“侬家鹦鹉洲边住”，遂改为《鹦鹉曲》。

冯子振（1257-1337后）《正宫·鹦鹉曲》序云：“白无咎有《鹦鹉曲》云：（略）余壬寅岁留上京，有北京伶妇御园秀之属，相从风雪中，恨此曲无续之者。且谓前后多亲炙士大夫，拘于韵度，如第一个‘父’字，便难下语，又‘甚也有安排我处’，‘甚’字必须去声字，‘我’字必须上声字，音律始谐。不然不可歌。此一节又难下语。诸公举酒，索余和之，以汴、吴、上都、天京风景试续之。”

有学者评卢挚《正宫·黑漆弩》云：“此曲原唱，即冯子振所称白贲《鹦鹉曲》，疏斋以为田词，似偶误记。……无咎曲亦传唱当时，或误属不伐。”（注：王文才《元曲纪事》，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25页。）案上述各曲之外，王恽(1226-1304)亦有《正宫·黑漆弩》之作，并在序中提到当时已有一首出现“江南烟雨”词句的《正宫·黑漆弩》。今人李昌集据此及其他有关材料，判断《正宫·鹦鹉曲》（侬家鹦鹉洲边住）并非白贲所作（注：李昌集《中国古代散曲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559-560页。），是有相当道理的。

这里还可以补充两条材料。

一是姚燧(1239-1314)有《黑漆弩》，与卢挚之作用韵相同。小序谓丁亥年听人歌《黑漆弩》而作。丁亥为元世祖至元二十四年(1287)，其时白贲只有十几岁，姚燧所听不可能为白贲之曲。

二是刘敏中(1243-1318)亦有《黑漆弩》二首，所用韵与卢挚之作相同。刘敏中所作，亦未必在白贲所作之后。

由此看来，田不伐的《黑漆弩》在元代确曾传唱，卢挚《正宫·黑漆弩》的原唱是田不伐的《黑漆弩》，大约是不会错的。白贲《正宫·鹦鹉曲》可能也是受了田不伐之作的影响，而它自身也曾产生影响那是下一步的事了。

2

在词曲演变的过程中，歌者所起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

金代歌者，屡见于文人吟咏。元好问《仆射陂醉归即事》：“醉踏扁舟浩歌起，不须红袖出重城。”自注：“是日招乐府不至。”可见平日招歌者乃是常事。《闻歌怀京师旧游》：“楼前谁唱绿腰催，千里梁园首重回。记得杜家亭子上，信之钦用共听来。”这里的“杜家”，指杜仁杰，他是诗人，又是散曲家，所作套曲《般涉调·耍孩儿·庄家不识勾栏》是十分有名的；“信之”即麻革，“钦用”即李献甫，都是当时的诗人。《赠绝艺杜生》：“迢迢离思入哀弦，非拨非弹有别传。解作江南断肠曲，新声休数李龟年。”《杜生绝艺》：“杜生绝艺两弦弹，穆护沙词不等闲。莫怪曲终双泪落，数声全似古阳关。”这些艺人所弹唱，大多是词，也可能包括曲。

歌者对文人的创作，不止是被动地演唱，他们对于演唱规律的认识和把握，他们对于听众审美需求的了解，有时还会对文人的歌词创作起引导作用。如蔡松年《雨中花》（忆昔东山）序云：

数日来，蜡梅风味颇已动，感念节物，无以为怀，于是招二三会心者，载酒小集于禅坊。而乐府有清音人雅善歌《雨中花》，坐客请赋此曲，以侑一觞。情之所钟，故不能已，以卒章记重游退闲之乐，庶以自宽云。

一方面是词人有了郁勃于胸的感情，一方面艺人又具有这样的演唱优势，二者结合，声情匹配，便产生了这首词。

元代有关歌者特别是女歌者的记载更多。从夏庭芝《青楼集》可以看出，这些女艺人能歌词，能歌曲，有的还能作词，能作曲，因此她们在词曲演变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就更加显著。

能歌者如解语花：“尤长于慢词”。曾在卢挚、赵孟fǔ＠②等文人聚会上演唱元好问所作《骤雨打新荷》。小娥秀：“善小唱，能慢词。”宋六嫂：“小字同寿。元遗山有《赠bì＠③篥工张嘴儿》词，即其父也。宋与夫合乐，妙入神品，盖宋善讴，其夫能传其父之艺。”王玉梅：“善唱慢词，杂剧亦精致。”李定奴：“歌喉宛转，善杂剧。勾阑中曾唱《八声甘州》，喝彩八声。”这两位既善唱慢词，又善演杂剧，属于词曲兼精的人才。

能歌兼能作者如梁园秀：“歌舞谈谑，为当代称首。喜亲文墨，作字楷媚；间吟小诗，亦佳。所制乐府，如《小梁州》、《青歌儿》、《红衫儿》、《＠④砖儿》、《寨儿令》等，世所共唱之。”张怡云：“能诗词，善谈笑，艺绝流辈，名重京师。”曾即席歌金人蔡松年《水调歌头》词，又曾即席作北曲《小妇孩儿》。珠帘秀：“著名杂剧演员，又作有散曲小令《双调·落梅风·答卢疏斋》、套曲《正宫·醉西施》。刘燕歌：“善歌舞。”曾即席作《太常引》词。张玉莲：“旧曲其音不传者，皆能寻腔依韵唱之。丝竹咸精，pú＠⑤博尽解，笑谈，文雅彬彬。南北令词，即席成赋；审音知律，时无比焉。”曾即席作小令《折桂令》。

《青楼集》之外，有关元代歌者的材料还有很多。如关汉卿杂剧《钱大尹智宠谢天香》写谢天香能随口将柳永的《定风波》词曲“歌戈”韵改为“齐微”韵歌唱，而十分妥贴自然。谢天香在剧中是宋代人，但实际上是元代妓女的写照。这也是元代歌者艺术修养的一个生动例证。

总之，在词曲演为发展过程中，歌者所起的作用一是唱，二是作。所谓唱，指的是这些歌者既能唱词，又能唱曲，促进了词曲的交流和演变。所谓作，一方面是歌者当中有的人自己能够创作，但更多的是歌者的演唱需求促进了文人的创作，文人有很多词曲作品，就是应歌者的要求而作的，前引蔡松年、白朴、冯子振诸例均是如此。文人的创作，经过歌者的演唱，迅速传播开来，又促进了社会对词曲的需求。元曲之所以能成为一代之文学，同时也是一代之音乐，作为中间环节，广大歌者实在是功不可没。

3

在曲已经占据歌坛主导地位的时候，一部分词仍在传唱。燕南芝庵《唱论》说：

近出所谓“大乐”，苏小小《蝶恋花》，邓千江《望海潮》，苏东坡《念奴娇》，辛稼轩《摸鱼子》，晏叔原《鹧鸪天》，柳耆卿《雨霖铃》，吴彦高《春草碧》，朱淑真《生查子》，蔡伯坚《石州慢》，张子野《天仙子》也。

这里说到的“苏小小《蝶恋花》”，实为北宋词人司马yǒu＠⑦之作。因此这里提到的十位词人，北宋五位（张先、柳永、晏几道、苏轼、司马yǒu＠⑦），南宋两位（辛弃疾、朱淑真），金朝三位（蔡松年、吴激、邓千江）。这可以说是体现了南北的融合，也证明元曲在发展过程中吸收了宋金词的艺术滋养。

这一组“大乐”之所以受到金元人的重视，不仅由于它们的作者知名度高，可以引起读者阅读的兴趣；也不仅由于它们文辞的优美，可以作为创作的楷模；同时也由于它们音律上的成功，可以作为演唱的典范。

我们知道燕南芝庵《唱论》曾对十七宫调的声情作了描述，如“仙吕调唱，清新绵远”，“大石唱，风流蕴藉”，“双调唱，健捷激袅”，“南调唱，凄怆怨慕”，等等。这一描述在演唱实践中是得到了某种程度体现的。

上面一组“大乐”，《乐府阳春白雪》对其中五首注明了宫调：《蝶恋花》为商调，晏叔原《鹧鸪天》为大石调，柳耆卿《雨霖铃》为双调，朱淑真《生查子》为大石调，张子野《天仙子》为中吕调。

我们试看传为苏小小所作，实为司马yǒu＠⑦所作的《蝶恋花》：

妾本钱塘江上住，花落花开，不管流年度。燕子衔将春色去，纱窗几阵黄梅雨。斜插犀梳云半吐。檀板轻敲，唱彻黄金缕。望断彩云无觅处，梦回明月生南浦。

俞陛云评此词：“琢句工妍，传情凄惋。”（注：《唐五代两宋词选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324页。）这首词演唱起来，确实可以是“凄怆怨慕”。再看晏叔原《鹧鸪云》：

彩袖殷勤捧玉锺，当年拼却醉颜红。舞低杨柳楼心月，歌尽桃花扇底风。从别后，忆相逢，几回魂梦与君同。今宵剩把银gāng＠⑧照，犹恐相逢是梦中。

朱淑真《生查子》：

年年玉镜台，梅蕊宫妆困。今岁未还家，怕见江南信。酒从别后疏，泪向愁中尽。遥想楚云深，人远天涯近。

前一首，胡仔《苕溪渔隐丛话》评曰：“词情婉丽。”后一首，《古今女史》评曰：“曲尽无聊之况，是至情，是至语。”这两首词演唱起来，确实也可以是“风流蕴藉”。

以上这些典范之词的唱法，作为一种艺术积淀，可以影响、可以融入曲的唱法。试看燕南芝庵《唱论》所记载的：

凡唱曲有地所：东平唱《木兰花慢》，大名唱《摸鱼子》，南京唱《生杳子》，彰德唱《木斛沙》，陕西唱《阳关三叠》、《黑漆弩》。

这里提到的《摸鱼子》、《生查子》，都在前述宋金十“大曲”之中；而《黑漆弩》则显然与田不伐之词有关。

当然金元人演唱的，并不都是知名作家的词，也有其他作家甚至无名氏的词。元人张翥《南乡子》序云：“驿夫夜唱《孤雁》，隔舫听之，令人凄然。”并形容其演唱效果是：“野唱自凄凉。一曲孤鸿欲断肠。恰似《竹枝》哀怨处，潇湘。月冷云昏觅断行。”这里所说的《孤雁儿》是词调，即《御街行》。《花草萃编》据杨shì＠⑨《古今词话》引无名氏《御街行》：

霜风渐紧寒侵被，听孤雁声嘹唳，一声声送一声悲。云淡碧天如水。披衣告语：“雁儿略住，听我些儿事。塔儿南畔城儿里，第三个桥儿外，濒河西岸小红楼，门外梧桐雕砌。请教且与、低声飞过，那里有、人人无寐。”

词咏孤雁，词牌因之改为《孤雁儿》。这首词情感质朴，语言通俗，上下片浑然一体，显示出与曲相近的特征。

以上情况充分说明，金元时代词曲的并存、交流、融合、演变，是通过各种渠道，由士大夫和民间的作者、歌者，由创作者与接受者共同完成的。周德清《双调·蟾宫曲》写道：

宰金头黑脚天鹅，客有钟期，座有韩娥。吟既能吟，听还能听，歌也能歌。和白雪新来较可，放行云飞去如何？醉睹银河，灿灿蟾孤，点点星多。

作者、歌者、欣赏者、评论者互为知音，其结果，是造成了可与唐诗、宋词媲美的一代之文学，一代之音乐，留下了中国文学史、音乐史上辉煌的一章。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艹下加汗

＠②原字兆加（页繁体）

＠③原字咸下加角

＠④原字扌加只

＠⑤原字艹下加捕

＠⑦原字木加（酉下加灬）

柳永词范文篇6

[内容]

一、处“留恋处，兰舟催发”，“处”字课本未注，大概因其浅易。不少人望文生义，讲成“处所”“地方”，失之，这里的“处”相当于“时”“际”，全句谓：正当依恋不舍之时，船家催促说船要开了。“处”作“时”解，诗、词、曲中例甚多，兹各举一例。杨万里《儿啼索饭》诗：“何时最是思君处，月落斜窗满寺钟。”辛弃疾《踏莎行》词：“最无聊处秋光到。”《汉宫秋》剧二：“太平时卖你宰相功劳，有事处把俺佳人递流。”这三例中的“处”只可作“时”讲，否则不通。更能说明问题的还是异文资料。“留恋处”，一本作“方留恋处”。“方”，时间副词，“正在”；“处”字与之呼应，与处所无关。建议补注：“处，这里相当于‘时’‘际’，不是‘处所’。”

二、经年课本注为“一年”，可商。如果柳永确知自己离京南游一年即归，那便是后会有期；而教材“思考和练习”第一题又说“从此难期再见”（此说无误），显然自相矛盾。《中国历代著名文学家评传》（山东教育出版社）第三卷21页写道：“柳永青壮年时代曾多次离开汴京到外地漫游，而且动辙经年。”“而且”句的口气是强调漂泊时间之长；但从当时的交通条件看，汴京到南方行程数千里，往返用一年时间相对而言不能算太长。大概正因为“经年”在古代一般作“一年”讲，而柳永词中用它又偏偏是强调分别时间之长、相见无期，所以有的注本便采取了“兼收并蓄”的态度：《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逊（上海古籍出版社）中编第二册17页注“经年”为“经过一年或若干年”；《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读》（江西人民出版社）357页注释亦同：“经过一年或几年”，并补充说明：“归期难定，别离可能久长”。这一补充甚切词意，但“一年或几年”的说法失之含糊，有“和稀泥”的味道。

其实，“经年”就是“多年”，“经”有“长久”的意思。现代汉语中的“经久”实是古汉语词汇的保留。“经”训“长”，当由“常”辗转而来（参见《辞源》“经”字下第〈三〉义），“常”与“长”音同义通。如“经川”，即长久地流动着的河流，“别于季节性、间歇性川流”（《辞源》2434页）。

一个词语存在“多解”或“或解”，这是很正常的。问题在于能否细品文意，准确地给予解释。故建议教材编者改注“经年”为：“多年，数年，强调难期再见。

柳永词范文篇7

1

说到词曲的演变，不能忽略柳永和苏轼、辛弃疾的影响。

柳永之词，以其市民的情调，娴熟的手法，谐婉动听的音律，雅俗共赏的风格，成为曲的一种先导。诚如况周颐《蕙风词话》所云：“柳屯田《乐章集》为词家正体之一，又为金元以还乐语所自出。……自昔诗词之递变，大都随风会为转移。词曲之为体，诚迥乎不同。董（解元）为北曲初祖，而其所为词，于屯田有沆瀣之合，曲由词出，渊源斯在。”

苏轼、辛弃疾之词，以其丰富的内容，开阔的境界，融汇力极强的语言，阳刚之美为主的风格，同样成为曲的一种先导。元好问《自题乐府引》云：“乐府以来，东坡为第一，以后便到辛稼轩。”贯云石《阳春白雪序》云：“盖士尝云：东坡之后，便到稼轩。兹评甚矣。”由此看来，苏辛词与元曲正是一脉相承的。（注：以上问题，可参拙文《从词到典——论金词的过渡性特征及道教词人的贡献》，《山东师范大学学报》1992年第2期。）

除了柳永和苏轼、辛弃疾之外，其他有关词家的影响，也不应当忽略，其中值得提出的一位便是田为。

田为，字不伐。政和中与万俟咏（字雅方）同供职大晟府，“众谓乐府得人云”（注：王灼《碧鸡漫志》卷二。）。宣和八年(1119)八月为大晟府乐令。精通音律，擅长瑟琶。有《＠①呕集》。万俟咏有侧艳之词，田为与他有所不同，故王灼云：“田不伐才思与雅言抗行，不闻有侧艳。”（注：王灼《碧鸡漫志》卷二。）

田不伐的词在金代颇有影响。元好问有《世宗御书田不伐望月婆罗门引先得楚字韵》诗，可见金世宗完颜雍爱好田不伐词，因而亲笔书写。元好问本人亦有《婆罗门引·望月》词，从其内容看，受到田不伐词的影响。

元好问另有《品令》词，自注：“清明夜，梦酒间唱田不伐‘映竹园啼鸟’乐府，因记之。”既然梦见唱田不伐词，可见实际生活中唱田词是确有其事的。

到了元代，田不伐的词仍然很有影响，特别是在音律方面，仍然被词曲家们奉为楷模。白朴《水龙吟》（彩云萧史台空）小序云：“幺前三字用仄者，见田不伐《＠①呕集》，《水龙吟》二首皆如此。田妙于音，盖仄无疑，或用平字，恐不堪协。云和署乐工宋奴伯妇王氏，以洞箫合曲，宛然有承平之意。乞词于余，故作以赠。”可见当时《水龙吟》词尚能演唱，而且音律仍以田不伐之作为准。

元代有不少曲家创作《正宫·黑漆弩》（或作《鹦鹉曲》），而且都押“鱼模”韵。这一创作热潮，或曰由田不伐《黑漆弩》而起，或曰由田贲《鹦鹉曲》而起，是有争论的。

说由田不伐《黑漆弩》而起的是卢挚（约1242—约1314）的《正宫·黑漆弩》小序：“晚泊采石，醉歌田不伐《黑漆弩》，因次其韵，寄蒋长卿佥司、刘芜湖巨川。”曲云：“湘南长忆蒿南往，只怕失约了巢父。舣归舟唤醒湖光，听我篷窗春雨。故人倾倒襟期，我亦载愁东去。记朝来黯别江滨，又弭棹蛾眉晚处。”

而白贲（字无咎，约1270-1330前）有《正宫·鹦鹉曲》一首，实系《黑漆弩》，因首句为“侬家鹦鹉洲边住”，遂改为《鹦鹉曲》。

冯子振（1257-1337后）《正宫·鹦鹉曲》序云：“白无咎有《鹦鹉曲》云：（略）余壬寅岁留上京，有北京伶妇御园秀之属，相从风雪中，恨此曲无续之者。且谓前后多亲炙士大夫，拘于韵度，如第一个‘父’字，便难下语，又‘甚也有安排我处’，‘甚’字必须去声字，‘我’字必须上声字，音律始谐。不然不可歌。此一节又难下语。诸公举酒，索余和之，以汴、吴、上都、天京风景试续之。”

有学者评卢挚《正宫·黑漆弩》云：“此曲原唱，即冯子振所称白贲《鹦鹉曲》，疏斋以为田词，似偶误记。……无咎曲亦传唱当时，或误属不伐。”（注：王文才《元曲纪事》，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25页。）案上述各曲之外，王恽(1226-1304)亦有《正宫·黑漆弩》之作，并在序中提到当时已有一首出现“江南烟雨”词句的《正宫·黑漆弩》。今人李昌集据此及其他有关材料，判断《正宫·鹦鹉曲》（侬家鹦鹉洲边住）并非白贲所作（注：李昌集《中国古代散曲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559-560页。），是有相当道理的。

这里还可以补充两条材料。

一是姚燧(1239-1314)有《黑漆弩》，与卢挚之作用韵相同。小序谓丁亥年听人歌《黑漆弩》而作。丁亥为元世祖至元二十四年(1287)，其时白贲只有十几岁，姚燧所听不可能为白贲之曲。

二是刘敏中(1243-1318)亦有《黑漆弩》二首，所用韵与卢挚之作相同。刘敏中所作，亦未必在白贲所作之后。

由此看来，田不伐的《黑漆弩》在元代确曾传唱，卢挚《正宫·黑漆弩》的原唱是田不伐的《黑漆弩》，大约是不会错的。白贲《正宫·鹦鹉曲》可能也是受了田不伐之作的影响，而它自身也曾产生影响那是下一步的事了。

2

在词曲演变的过程中，歌者所起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

金代歌者，屡见于文人吟咏。元好问《仆射陂醉归即事》：“醉踏扁舟浩歌起，不须红袖出重城。”自注：“是日招乐府不至。”可见平日招歌者乃是常事。《闻歌怀京师旧游》：“楼前谁唱绿腰催，千里梁园首重回。记得杜家亭子上，信之钦用共听来。”这里的“杜家”，指杜仁杰，他是诗人，又是散曲家，所作套曲《般涉调·耍孩儿·庄家不识勾栏》是十分有名的；“信之”即麻革，“钦用”即李献甫，都是当时的诗人。《赠绝艺杜生》：“迢迢离思入哀弦，非拨非弹有别传。解作江南断肠曲，新声休数李龟年。”《杜生绝艺》：“杜生绝艺两弦弹，穆护沙词不等闲。莫怪曲终双泪落，数声全似古阳关。”这些艺人所弹唱，大多是词，也可能包括曲。

歌者对文人的创作，不止是被动地演唱，他们对于演唱规律的认识和把握，他们对于听众审美需求的了解，有时还会对文人的歌词创作起引导作用。如蔡松年《雨中花》（忆昔东山）序云：

数日来，蜡梅风味颇已动，感念节物，无以为怀，于是招二三会心者，载酒小集于禅坊。而乐府有清音人雅善歌《雨中花》，坐客请赋此曲，以侑一觞。情之所钟，故不能已，以卒章记重游退闲之乐，庶以自宽云。

一方面是词人有了郁勃于胸的感情，一方面艺人又具有这样的演唱优势，二者结合，声情匹配，便产生了这首词。

元代有关歌者特别是女歌者的记载更多。从夏庭芝《青楼集》可以看出，这些女艺人能歌词，能歌曲，有的还能作词，能作曲，因此她们在词曲演变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就更加显著。

能歌者如解语花：“尤长于慢词”。曾在卢挚、赵孟fǔ＠②等文人聚会上演唱元好问所作《骤雨打新荷》。小娥秀：“善小唱，能慢词。”宋六嫂：“小字同寿。元遗山有《赠bì＠③篥工张嘴儿》词，即其父也。宋与夫合乐，妙入神品，盖宋善讴，其夫能传其父之艺。”王玉梅：“善唱慢词，杂剧亦精致。”李定奴：“歌喉宛转，善杂剧。勾阑中曾唱《八声甘州》，喝彩八声。”这两位既善唱慢词，又善演杂剧，属于词曲兼精的人才。

能歌兼能作者如梁园秀：“歌舞谈谑，为当代称首。喜亲文墨，作字楷媚；间吟小诗，亦佳。所制乐府，如《小梁州》、《青歌儿》、《红衫儿》、《＠④砖儿》、《寨儿令》等，世所共唱之。”张怡云：“能诗词，善谈笑，艺绝流辈，名重京师。”曾即席歌金人蔡松年《水调歌头》词，又曾即席作北曲《小妇孩儿》。珠帘秀：“著名杂剧演员，又作有散曲小令《双调·落梅风·答卢疏斋》、套曲《正宫·醉西施》。刘燕歌：“善歌舞。”曾即席作《太常引》词。张玉莲：“旧曲其音不传者，皆能寻腔依韵唱之。丝竹咸精，pú＠⑤博尽解，笑谈，文雅彬彬。南北令词，即席成赋；审音知律，时无比焉。”曾即席作小令《折桂令》。

《青楼集》之外，有关元代歌者的材料还有很多。如关汉卿杂剧《钱大尹智宠谢天香》写谢天香能随口将柳永的《定风波》词曲“歌戈”韵改为“齐微”韵歌唱，而十分妥贴自然。谢天香在剧中是宋代人，但实际上是元代妓女的写照。这也是元代歌者艺术修养的一个生动例证。

总之，在词曲演为发展过程中，歌者所起的作用一是唱，二是作。所谓唱，指的是这些歌者既能唱词，又能唱曲，促进了词曲的交流和演变。所谓作，一方面是歌者当中有的人自己能够创作，但更多的是歌者的演唱需求促进了文人的创作，文人有很多词曲作品，就是应歌者的要求而作的，前引蔡松年、白朴、冯子振诸例均是如此。文人的创作，经过歌者的演唱，迅速传播开来，又促进了社会对词曲的需求。元曲之所以能成为一代之文学，同时也是一代之音乐，作为中间环节，广大歌者实在是功不可没。

3

在曲已经占据歌坛主导地位的时候，一部分词仍在传唱。燕南芝庵《唱论》说：

近出所谓“大乐”，苏小小《蝶恋花》，邓千江《望海潮》，苏东坡《念奴娇》，辛稼轩《摸鱼子》，晏叔原《鹧鸪天》，柳耆卿《雨霖铃》，吴彦高《春草碧》，朱淑真《生查子》，蔡伯坚《石州慢》，张子野《天仙子》也。

这里说到的“苏小小《蝶恋花》”，实为北宋词人司马yǒu＠⑦之作。因此这里提到的十位词人，北宋五位（张先、柳永、晏几道、苏轼、司马yǒu＠⑦），南宋两位（辛弃疾、朱淑真），金朝三位（蔡松年、吴激、邓千江）。这可以说是体现了南北的融合，也证明元曲在发展过程中吸收了宋金词的艺术滋养。

这一组“大乐”之所以受到金元人的重视，不仅由于它们的作者知名度高，可以引起读者阅读的兴趣；也不仅由于它们文辞的优美，可以作为创作的楷模；同时也由于它们音律上的成功，可以作为演唱的典范。

我们知道燕南芝庵《唱论》曾对十七宫调的声情作了描述，如“仙吕调唱，清新绵远”，“大石唱，风流蕴藉”，“双调唱，健捷激袅”，“南调唱，凄怆怨慕”，等等。这一描述在演唱实践中是得到了某种程度体现的。

上面一组“大乐”，《乐府阳春白雪》对其中五首注明了宫调：《蝶恋花》为商调，晏叔原《鹧鸪天》为大石调，柳耆卿《雨霖铃》为双调，朱淑真《生查子》为大石调，张子野《天仙子》为中吕调。

我们试看传为苏小小所作，实为司马yǒu＠⑦所作的《蝶恋花》：

妾本钱塘江上住，花落花开，不管流年度。燕子衔将春色去，纱窗几阵黄梅雨。斜插犀梳云半吐。檀板轻敲，唱彻黄金缕。望断彩云无觅处，梦回明月生南浦。

俞陛云评此词：“琢句工妍，传情凄惋。”（注：《唐五代两宋词选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324页。）这首词演唱起来，确实可以是“凄怆怨慕”。再看晏叔原《鹧鸪云》：

彩袖殷勤捧玉锺，当年拼却醉颜红。舞低杨柳楼心月，歌尽桃花扇底风。从别后，忆相逢，几回魂梦与君同。今宵剩把银gāng＠⑧照，犹恐相逢是梦中。

朱淑真《生查子》：

年年玉镜台，梅蕊宫妆困。今岁未还家，怕见江南信。酒从别后疏，泪向愁中尽。遥想楚云深，人远天涯近。

前一首，胡仔《苕溪渔隐丛话》评曰：“词情婉丽。”后一首，《古今女史》评曰：“曲尽无聊之况，是至情，是至语。”这两首词演唱起来，确实也可以是“风流蕴藉”。

以上这些典范之词的唱法，作为一种艺术积淀，可以影响、可以融入曲的唱法。试看燕南芝庵《唱论》所记载的：

凡唱曲有地所：东平唱《木兰花慢》，大名唱《摸鱼子》，南京唱《生杳子》，彰德唱《木斛沙》，陕西唱《阳关三叠》、《黑漆弩》。

这里提到的《摸鱼子》、《生查子》，都在前述宋金十“大曲”之中；而《黑漆弩》则显然与田不伐之词有关。

当然金元人演唱的，并不都是知名作家的词，也有其他作家甚至无名氏的词。元人张翥《南乡子》序云：“驿夫夜唱《孤雁》，隔舫听之，令人凄然。”并形容其演唱效果是：“野唱自凄凉。一曲孤鸿欲断肠。恰似《竹枝》哀怨处，潇湘。月冷云昏觅断行。”这里所说的《孤雁儿》是词调，即《御街行》。《花草萃编》据杨shì＠⑨《古今词话》引无名氏《御街行》：

霜风渐紧寒侵被，听孤雁声嘹唳，一声声送一声悲。云淡碧天如水。披衣告语：“雁儿略住，听我些儿事。塔儿南畔城儿里，第三个桥儿外，濒河西岸小红楼，门外梧桐雕砌。请教且与、低声飞过，那里有、人人无寐。”

词咏孤雁，词牌因之改为《孤雁儿》。这首词情感质朴，语言通俗，上下片浑然一体，显示出与曲相近的特征。

以上情况充分说明，金元时代词曲的并存、交流、融合、演变，是通过各种渠道，由士大夫和民间的作者、歌者，由创作者与接受者共同完成的。周德清《双调·蟾宫曲》写道：

宰金头黑脚天鹅，客有钟期，座有韩娥。吟既能吟，听还能听，歌也能歌。和白雪新来较可，放行云飞去如何？醉睹银河，灿灿蟾孤，点点星多。

作者、歌者、欣赏者、评论者互为知音，其结果，是造成了可与唐诗、宋词媲美的一代之文学，一代之音乐，留下了中国文学史、音乐史上辉煌的一章。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艹下加汗

＠②原字兆加（页繁体）

＠③原字咸下加角

＠④原字扌加只

＠⑤原字艹下加捕“公务员之家有”版权所

＠⑦原字木加（酉下加灬）

柳永词范文篇8

1

说到词曲的演变，不能忽略柳永和苏轼、辛弃疾的影响。

柳永之词，以其市民的情调，娴熟的手法，谐婉动听的音律，雅俗共赏的风格，成为曲的一种先导。诚如况周颐《蕙风词话》所云：“柳屯田《乐章集》为词家正体之一，又为金元以还乐语所自出。……自昔诗词之递变，大都随风会为转移。词曲之为体，诚迥乎不同。董（解元）为北曲初祖，而其所为词，于屯田有沆瀣之合，曲由词出，渊源斯在。”

苏轼、辛弃疾之词，以其丰富的内容，开阔的境界，融汇力极强的语言，阳刚之美为主的风格，同样成为曲的一种先导。元好问《自题乐府引》云：“乐府以来，东坡为第一，以后便到辛稼轩。”贯云石《阳春白雪序》云：“盖士尝云：东坡之后，便到稼轩。兹评甚矣。”由此看来，苏辛词与元曲正是一脉相承的。（注：以上问题，可参拙文《从词到典——论金词的过渡性特征及道教词人的贡献》，《山东师范大学学报》1992年第2期。）

除了柳永和苏轼、辛弃疾之外，其他有关词家的影响，也不应当忽略，其中值得提出的一位便是田为。

田为，字不伐。政和中与万俟咏（字雅方）同供职大晟府，“众谓乐府得人云”（注：王灼《碧鸡漫志》卷二。）。宣和八年(1119)八月为大晟府乐令。精通音律，擅长瑟琶。有《＠①呕集》。万俟咏有侧艳之词，田为与他有所不同，故王灼云：“田不伐才思与雅言抗行，不闻有侧艳。”（注：王灼《碧鸡漫志》卷二。）

田不伐的词在金代颇有影响。元好问有《世宗御书田不伐望月婆罗门引先得楚字韵》诗，可见金世宗完颜雍爱好田不伐词，因而亲笔书写。元好问本人亦有《婆罗门引·望月》词，从其内容看，受到田不伐词的影响。

元好问另有《品令》词，自注：“清明夜，梦酒间唱田不伐‘映竹园啼鸟’乐府，因记之。”既然梦见唱田不伐词，可见实际生活中唱田词是确有其事的。

到了元代，田不伐的词仍然很有影响，特别是在音律方面，仍然被词曲家们奉为楷模。白朴《水龙吟》（彩云萧史台空）小序云：“幺前三字用仄者，见田不伐《＠①呕集》，《水龙吟》二首皆如此。田妙于音，盖仄无疑，或用平字，恐不堪协。云和署乐工宋奴伯妇王氏，以洞箫合曲，宛然有承平之意。乞词于余，故作以赠。”可见当时《水龙吟》词尚能演唱，而且音律仍以田不伐之作为准。

元代有不少曲家创作《正宫·黑漆弩》（或作《鹦鹉曲》），而且都押“鱼模”韵。这一创作热潮，或曰由田不伐《黑漆弩》而起，或曰由田贲《鹦鹉曲》而起，是有争论的。

说由田不伐《黑漆弩》而起的是卢挚（约1242—约1314）的《正宫·黑漆弩》小序：“晚泊采石，醉歌田不伐《黑漆弩》，因次其韵，寄蒋长卿佥司、刘芜湖巨川。”曲云：“湘南长忆蒿南往，只怕失约了巢父。舣归舟唤醒湖光，听我篷窗春雨。故人倾倒襟期，我亦载愁东去。记朝来黯别江滨，又弭棹蛾眉晚处。”

而白贲（字无咎，约1270-1330前）有《正宫·鹦鹉曲》一首，实系《黑漆弩》，因首句为“侬家鹦鹉洲边住”，遂改为《鹦鹉曲》。

冯子振（1257-1337后）《正宫·鹦鹉曲》序云：“白无咎有《鹦鹉曲》云：（略）余壬寅岁留上京，有北京伶妇御园秀之属，相从风雪中，恨此曲无续之者。且谓前后多亲炙士大夫，拘于韵度，如第一个‘父’字，便难下语，又‘甚也有安排我处’，‘甚’字必须去声字，‘我’字必须上声字，音律始谐。不然不可歌。此一节又难下语。诸公举酒，索余和之，以汴、吴、上都、天京风景试续之。”

有学者评卢挚《正宫·黑漆弩》云：“此曲原唱，即冯子振所称白贲《鹦鹉曲》，疏斋以为田词，似偶误记。……无咎曲亦传唱当时，或误属不伐。”（注：王文才《元曲纪事》，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25页。）案上述各曲之外，王恽(1226-1304)亦有《正宫·黑漆弩》之作，并在序中提到当时已有一首出现“江南烟雨”词句的《正宫·黑漆弩》。今人李昌集据此及其他有关材料，判断《正宫·鹦鹉曲》（侬家鹦鹉洲边住）并非白贲所作（注：李昌集《中国古代散曲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559-560页。），是有相当道理的。

这里还可以补充两条材料。

一是姚燧(1239-1314)有《黑漆弩》，与卢挚之作用韵相同。小序谓丁亥年听人歌《黑漆弩》而作。丁亥为元世祖至元二十四年(1287)，其时白贲只有十几岁，姚燧所听不可能为白贲之曲。

二是刘敏中(1243-1318)亦有《黑漆弩》二首，所用韵与卢挚之作相同。刘敏中所作，亦未必在白贲所作之后。

由此看来，田不伐的《黑漆弩》在元代确曾传唱，卢挚《正宫·黑漆弩》的原唱是田不伐的《黑漆弩》，大约是不会错的。白贲《正宫·鹦鹉曲》可能也是受了田不伐之作的影响，而它自身也曾产生影响那是下一步的事了。

2

在词曲演变的过程中，歌者所起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

金代歌者，屡见于文人吟咏。元好问《仆射陂醉归即事》：“醉踏扁舟浩歌起，不须红袖出重城。”自注：“是日招乐府不至。”可见平日招歌者乃是常事。《闻歌怀京师旧游》：“楼前谁唱绿腰催，千里梁园首重回。记得杜家亭子上，信之钦用共听来。”这里的“杜家”，指杜仁杰，他是诗人，又是散曲家，所作套曲《般涉调·耍孩儿·庄家不识勾栏》是十分有名的；“信之”即麻革，“钦用”即李献甫，都是当时的诗人。《赠绝艺杜生》：“迢迢离思入哀弦，非拨非弹有别传。解作江南断肠曲，新声休数李龟年。”《杜生绝艺》：“杜生绝艺两弦弹，穆护沙词不等闲。莫怪曲终双泪落，数声全似古阳关。”这些艺人所弹唱，大多是词，也可能包括曲。

歌者对文人的创作，不止是被动地演唱，他们对于演唱规律的认识和把握，他们对于听众审美需求的了解，有时还会对文人的歌词创作起引导作用。如蔡松年《雨中花》（忆昔东山）序云：

数日来，蜡梅风味颇已动，感念节物，无以为怀，于是招二三会心者，载酒小集于禅坊。而乐府有清音人雅善歌《雨中花》，坐客请赋此曲，以侑一觞。情之所钟，故不能已，以卒章记重游退闲之乐，庶以自宽云。

一方面是词人有了郁勃于胸的感情，一方面艺人又具有这样的演唱优势，二者结合，声情匹配，便产生了这首词。

元代有关歌者特别是女歌者的记载更多。从夏庭芝《青楼集》可以看出，这些女艺人能歌词，能歌曲，有的还能作词，能作曲，因此她们在词曲演变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就更加显著。

能歌者如解语花：“尤长于慢词”。曾在卢挚、赵孟fǔ＠②等文人聚会上演唱元好问所作《骤雨打新荷》。小娥秀：“善小唱，能慢词。”宋六嫂：“小字同寿。元遗山有《赠bì＠③篥工张嘴儿》词，即其父也。宋与夫合乐，妙入神品，盖宋善讴，其夫能传其父之艺。”王玉梅：“善唱慢词，杂剧亦精致。”李定奴：“歌喉宛转，善杂剧。勾阑中曾唱《八声甘州》，喝彩八声。”这两位既善唱慢词，又善演杂剧，属于词曲兼精的人才。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能歌兼能作者如梁园秀：“歌舞谈谑，为当代称首。喜亲文墨，作字楷媚；间吟小诗，亦佳。所制乐府，如《小梁州》、《青歌儿》、《红衫儿》、《＠④砖儿》、《寨儿令》等，世所共唱之。”张怡云：“能诗词，善谈笑，艺绝流辈，名重京师。”曾即席歌金人蔡松年《水调歌头》词，又曾即席作北曲《小妇孩儿》。珠帘秀：“著名杂剧演员，又作有散曲小令《双调·落梅风·答卢疏斋》、套曲《正宫·醉西施》。刘燕歌：“善歌舞。”曾即席作《太常引》词。张玉莲：“旧曲其音不传者，皆能寻腔依韵唱之。丝竹咸精，pú＠⑤博尽解，笑谈，文雅彬彬。南北令词，即席成赋；审音知律，时无比焉。”曾即席作小令《折桂令》。

《青楼集》之外，有关元代歌者的材料还有很多。如关汉卿杂剧《钱大尹智宠谢天香》写谢天香能随口将柳永的《定风波》词曲“歌戈”韵改为“齐微”韵歌唱，而十分妥贴自然。谢天香在剧中是宋代人，但实际上是元代妓女的写照。这也是元代歌者艺术修养的一个生动例证。

总之，在词曲演为发展过程中，歌者所起的作用一是唱，二是作。所谓唱，指的是这些歌者既能唱词，又能唱曲，促进了词曲的交流和演变。所谓作，一方面是歌者当中有的人自己能够创作，但更多的是歌者的演唱需求促进了文人的创作，文人有很多词曲作品，就是应歌者的要求而作的，前引蔡松年、白朴、冯子振诸例均是如此。文人的创作，经过歌者的演唱，迅速传播开来，又促进了社会对词曲的需求。元曲之所以能成为一代之文学，同时也是一代之音乐，作为中间环节，广大歌者实在是功不可没。

3

在曲已经占据歌坛主导地位的时候，一部分词仍在传唱。燕南芝庵《唱论》说：

近出所谓“大乐”，苏小小《蝶恋花》，邓千江《望海潮》，苏东坡《念奴娇》，辛稼轩《摸鱼子》，晏叔原《鹧鸪天》，柳耆卿《雨霖铃》，吴彦高《春草碧》，朱淑真《生查子》，蔡伯坚《石州慢》，张子野《天仙子》也。

这里说到的“苏小小《蝶恋花》”，实为北宋词人司马yǒu＠⑦之作。因此这里提到的十位词人，北宋五位（张先、柳永、晏几道、苏轼、司马yǒu＠⑦），南宋两位（辛弃疾、朱淑真），金朝三位（蔡松年、吴激、邓千江）。这可以说是体现了南北的融合，也证明元曲在发展过程中吸收了宋金词的艺术滋养。

这一组“大乐”之所以受到金元人的重视，不仅由于它们的作者知名度高，可以引起读者阅读的兴趣；也不仅由于它们文辞的优美，可以作为创作的楷模；同时也由于它们音律上的成功，可以作为演唱的典范。

我们知道燕南芝庵《唱论》曾对十七宫调的声情作了描述，如“仙吕调唱，清新绵远”，“大石唱，风流蕴藉”，“双调唱，健捷激袅”，“南调唱，凄怆怨慕”，等等。这一描述在演唱实践中是得到了某种程度体现的。

上面一组“大乐”，《乐府阳春白雪》对其中五首注明了宫调：《蝶恋花》为商调，晏叔原《鹧鸪天》为大石调，柳耆卿《雨霖铃》为双调，朱淑真《生查子》为大石调，张子野《天仙子》为中吕调。

我们试看传为苏小小所作，实为司马yǒu＠⑦所作的《蝶恋花》：

妾本钱塘江上住，花落花开，不管流年度。燕子衔将春色去，纱窗几阵黄梅雨。斜插犀梳云半吐。檀板轻敲，唱彻黄金缕。望断彩云无觅处，梦回明月生南浦。

俞陛云评此词：“琢句工妍，传情凄惋。”（注：《唐五代两宋词选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324页。）这首词演唱起来，确实可以是“凄怆怨慕”。再看晏叔原《鹧鸪云》：

彩袖殷勤捧玉锺，当年拼却醉颜红。舞低杨柳楼心月，歌尽桃花扇底风。从别后，忆相逢，几回魂梦与君同。今宵剩把银gāng＠⑧照，犹恐相逢是梦中。

朱淑真《生查子》：

年年玉镜台，梅蕊宫妆困。今岁未还家，怕见江南信。酒从别后疏，泪向愁中尽。遥想楚云深，人远天涯近。

前一首，胡仔《苕溪渔隐丛话》评曰：“词情婉丽。”后一首，《古今女史》评曰：“曲尽无聊之况，是至情，是至语。”这两首词演唱起来，确实也可以是“风流蕴藉”。

以上这些典范之词的唱法，作为一种艺术积淀，可以影响、可以融入曲的唱法。试看燕南芝庵《唱论》所记载的：

凡唱曲有地所：东平唱《木兰花慢》，大名唱《摸鱼子》，南京唱《生杳子》，彰德唱《木斛沙》，陕西唱《阳关三叠》、《黑漆弩》。

这里提到的《摸鱼子》、《生查子》，都在前述宋金十“大曲”之中；而《黑漆弩》则显然与田不伐之词有关。

当然金元人演唱的，并不都是知名作家的词，也有其他作家甚至无名氏的词。元人张翥《南乡子》序云：“驿夫夜唱《孤雁》，隔舫听之，令人凄然。”并形容其演唱效果是：“野唱自凄凉。一曲孤鸿欲断肠。恰似《竹枝》哀怨处，潇湘。月冷云昏觅断行。”这里所说的《孤雁儿》是词调，即《御街行》。《花草萃编》据杨shì＠⑨《古今词话》引无名氏《御街行》：

霜风渐紧寒侵被，听孤雁声嘹唳，一声声送一声悲。云淡碧天如水。披衣告语：“雁儿略住，听我些儿事。塔儿南畔城儿里，第三个桥儿外，濒河西岸小红楼，门外梧桐雕砌。请教且与、低声飞过，那里有、人人无寐。”

词咏孤雁，词牌因之改为《孤雁儿》。这首词情感质朴，语言通俗，上下片浑然一体，显示出与曲相近的特征。

以上情况充分说明，金元时代词曲的并存、交流、融合、演变，是通过各种渠道，由士大夫和民间的作者、歌者，由创作者与接受者共同完成的。周德清《双调·蟾宫曲》写道：

宰金头黑脚天鹅，客有钟期，座有韩娥。吟既能吟，听还能听，歌也能歌。和白雪新来较可，放行云飞去如何？醉睹银河，灿灿蟾孤，点点星多。

作者、歌者、欣赏者、评论者互为知音，其结果，是造成了可与唐诗、宋词媲美的一代之文学，一代之音乐，留下了中国文学史、音乐史上辉煌的一章。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艹下加汗

＠②原字兆加（页繁体）

＠③原字咸下加角

＠④原字扌加只

＠⑤原字艹下加捕

＠⑦原字木加（酉下加灬）

柳永词范文篇9

1

说到词曲的演变，不能忽略柳永和苏轼、辛弃疾的影响。

柳永之词，以其市民的情调，娴熟的手法，谐婉动听的音律，雅俗共赏的风格，成为曲的一种先导。诚如况周颐《蕙风词话》所云：“柳屯田《乐章集》为词家正体之一，又为金元以还乐语所自出。……自昔诗词之递变，大都随风会为转移。词曲之为体，诚迥乎不同。董（解元）为北曲初祖，而其所为词，于屯田有沆瀣之合，曲由词出，渊源斯在。”

苏轼、辛弃疾之词，以其丰富的内容，开阔的境界，融汇力极强的语言，阳刚之美为主的风格，同样成为曲的一种先导。元好问《自题乐府引》云：“乐府以来，东坡为第一，以后便到辛稼轩。”贯云石《阳春白雪序》云：“盖士尝云：东坡之后，便到稼轩。兹评甚矣。”由此看来，苏辛词与元曲正是一脉相承的。（注：以上问题，可参拙文《从词到典——论金词的过渡性特征及道教词人的贡献》，《山东师范大学学报》1992年第2期。）

除了柳永和苏轼、辛弃疾之外，其他有关词家的影响，也不应当忽略，其中值得提出的一位便是田为。

田为，字不伐。政和中与万俟咏（字雅方）同供职大晟府，“众谓乐府得人云”（注：王灼《碧鸡漫志》卷二。）。宣和八年(1119)八月为大晟府乐令。精通音律，擅长瑟琶。有《＠①呕集》。万俟咏有侧艳之词，田为与他有所不同，故王灼云：“田不伐才思与雅言抗行，不闻有侧艳。”（注：王灼《碧鸡漫志》卷二。）

田不伐的词在金代颇有影响。元好问有《世宗御书田不伐望月婆罗门引先得楚字韵》诗，可见金世宗完颜雍爱好田不伐词，因而亲笔书写。元好问本人亦有《婆罗门引·望月》词，从其内容看，受到田不伐词的影响。

元好问另有《品令》词，自注：“清明夜，梦酒间唱田不伐‘映竹园啼鸟’乐府，因记之。”既然梦见唱田不伐词，可见实际生活中唱田词是确有其事的。

到了元代，田不伐的词仍然很有影响，特别是在音律方面，仍然被词曲家们奉为楷模。白朴《水龙吟》（彩云萧史台空）小序云：“幺前三字用仄者，见田不伐《＠①呕集》，《水龙吟》二首皆如此。田妙于音，盖仄无疑，或用平字，恐不堪协。云和署乐工宋奴伯妇王氏，以洞箫合曲，宛然有承平之意。乞词于余，故作以赠。”可见当时《水龙吟》词尚能演唱，而且音律仍以田不伐之作为准。

元代有不少曲家创作《正宫·黑漆弩》（或作《鹦鹉曲》），而且都押“鱼模”韵。这一创作热潮，或曰由田不伐《黑漆弩》而起，或曰由田贲《鹦鹉曲》而起，是有争论的。

说由田不伐《黑漆弩》而起的是卢挚（约1242—约1314）的《正宫·黑漆弩》小序：“晚泊采石，醉歌田不伐《黑漆弩》，因次其韵，寄蒋长卿佥司、刘芜湖巨川。”曲云：“湘南长忆蒿南往，只怕失约了巢父。舣归舟唤醒湖光，听我篷窗春雨。故人倾倒襟期，我亦载愁东去。记朝来黯别江滨，又弭棹蛾眉晚处。”

而白贲（字无咎，约1270-1330前）有《正宫·鹦鹉曲》一首，实系《黑漆弩》，因首句为“侬家鹦鹉洲边住”，遂改为《鹦鹉曲》。

冯子振（1257-1337后）《正宫·鹦鹉曲》序云：“白无咎有《鹦鹉曲》云：（略）余壬寅岁留上京，有北京伶妇御园秀之属，相从风雪中，恨此曲无续之者。且谓前后多亲炙士大夫，拘于韵度，如第一个‘父’字，便难下语，又‘甚也有安排我处’，‘甚’字必须去声字，‘我’字必须上声字，音律始谐。不然不可歌。此一节又难下语。诸公举酒，索余和之，以汴、吴、上都、天京风景试续之。”

有学者评卢挚《正宫·黑漆弩》云：“此曲原唱，即冯子振所称白贲《鹦鹉曲》，疏斋以为田词，似偶误记。……无咎曲亦传唱当时，或误属不伐。”（注：王文才《元曲纪事》，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25页。）案上述各曲之外，王恽(1226-1304)亦有《正宫·黑漆弩》之作，并在序中提到当时已有一首出现“江南烟雨”词句的《正宫·黑漆弩》。今人李昌集据此及其他有关材料，判断《正宫·鹦鹉曲》（侬家鹦鹉洲边住）并非白贲所作（注：李昌集《中国古代散曲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559-560页。），是有相当道理的。

这里还可以补充两条材料。

一是姚燧(1239-1314)有《黑漆弩》，与卢挚之作用韵相同。小序谓丁亥年听人歌《黑漆弩》而作。丁亥为元世祖至元二十四年(1287)，其时白贲只有十几岁，姚燧所听不可能为白贲之曲。

二是刘敏中(1243-1318)亦有《黑漆弩》二首，所用韵与卢挚之作相同。刘敏中所作，亦未必在白贲所作之后。

由此看来，田不伐的《黑漆弩》在元代确曾传唱，卢挚《正宫·黑漆弩》的原唱是田不伐的《黑漆弩》，大约是不会错的。白贲《正宫·鹦鹉曲》可能也是受了田不伐之作的影响，而它自身也曾产生影响那是下一步的事了。

2

在词曲演变的过程中，歌者所起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

金代歌者，屡见于文人吟咏。元好问《仆射陂醉归即事》：“醉踏扁舟浩歌起，不须红袖出重城。”自注：“是日招乐府不至。”可见平日招歌者乃是常事。《闻歌怀京师旧游》：“楼前谁唱绿腰催，千里梁园首重回。记得杜家亭子上，信之钦用共听来。”这里的“杜家”，指杜仁杰，他是诗人，又是散曲家，所作套曲《般涉调·耍孩儿·庄家不识勾栏》是十分有名的；“信之”即麻革，“钦用”即李献甫，都是当时的诗人。《赠绝艺杜生》：“迢迢离思入哀弦，非拨非弹有别传。解作江南断肠曲，新声休数李龟年。”《杜生绝艺》：“杜生绝艺两弦弹，穆护沙词不等闲。莫怪曲终双泪落，数声全似古阳关。”这些艺人所弹唱，大多是词，也可能包括曲。

歌者对文人的创作，不止是被动地演唱，他们对于演唱规律的认识和把握，他们对于听众审美需求的了解，有时还会对文人的歌词创作起引导作用。如蔡松年《雨中花》（忆昔东山）序云：

数日来，蜡梅风味颇已动，感念节物，无以为怀，于是招二三会心者，载酒小集于禅坊。而乐府有清音人雅善歌《雨中花》，坐客请赋此曲，以侑一觞。情之所钟，故不能已，以卒章记重游退闲之乐，庶以自宽云。

一方面是词人有了郁勃于胸的感情，一方面艺人又具有这样的演唱优势，二者结合，声情匹配，便产生了这首词。

元代有关歌者特别是女歌者的记载更多。从夏庭芝《青楼集》可以看出，这些女艺人能歌词，能歌曲，有的还能作词，能作曲，因此她们在词曲演变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就更加显著。

能歌者如解语花：“尤长于慢词”。曾在卢挚、赵孟fǔ＠②等文人聚会上演唱元好问所作《骤雨打新荷》。小娥秀：“善小唱，能慢词。”宋六嫂：“小字同寿。元遗山有《赠bì＠③篥工张嘴儿》词，即其父也。宋与夫合乐，妙入神品，盖宋善讴，其夫能传其父之艺。”王玉梅：“善唱慢词，杂剧亦精致。”李定奴：“歌喉宛转，善杂剧。勾阑中曾唱《八声甘州》，喝彩八声。”这两位既善唱慢词，又善演杂剧，属于词曲兼精的人才。

能歌兼能作者如梁园秀：“歌舞谈谑，为当代称首。喜亲文墨，作字楷媚；间吟小诗，亦佳。所制乐府，如《小梁州》、《青歌儿》、《红衫儿》、《＠④砖儿》、《寨儿令》等，世所共唱之。”张怡云：“能诗词，善谈笑，艺绝流辈，名重京师。”曾即席歌金人蔡松年《水调歌头》词，又曾即席作北曲《小妇孩儿》。珠帘秀：“著名杂剧演员，又作有散曲小令《双调·落梅风·答卢疏斋》、套曲《正宫·醉西施》。刘燕歌：“善歌舞。”曾即席作《太常引》词。张玉莲：“旧曲其音不传者，皆能寻腔依韵唱之。丝竹咸精，pú＠⑤博尽解，笑谈，文雅彬彬。南北令词，即席成赋；审音知律，时无比焉。”曾即席作小令《折桂令》。

《青楼集》之外，有关元代歌者的材料还有很多。如关汉卿杂剧《钱大尹智宠谢天香》写谢天香能随口将柳永的《定风波》词曲“歌戈”韵改为“齐微”韵歌唱，而十分妥贴自然。谢天香在剧中是宋代人，但实际上是元代妓女的写照。这也是元代歌者艺术修养的一个生动例证。

总之，在词曲演为发展过程中，歌者所起的作用一是唱，二是作。所谓唱，指的是这些歌者既能唱词，又能唱曲，促进了词曲的交流和演变。所谓作，一方面是歌者当中有的人自己能够创作，但更多的是歌者的演唱需求促进了文人的创作，文人有很多词曲作品，就是应歌者的要求而作的，前引蔡松年、白朴、冯子振诸例均是如此。文人的创作，经过歌者的演唱，迅速传播开来，又促进了社会对词曲的需求。元曲之所以能成为一代之文学，同时也是一代之音乐，作为中间环节，广大歌者实在是功不可没。

3

在曲已经占据歌坛主导地位的时候，一部分词仍在传唱。燕南芝庵《唱论》说：

近出所谓“大乐”，苏小小《蝶恋花》，邓千江《望海潮》，苏东坡《念奴娇》，辛稼轩《摸鱼子》，晏叔原《鹧鸪天》，柳耆卿《雨霖铃》，吴彦高《春草碧》，朱淑真《生查子》，蔡伯坚《石州慢》，张子野《天仙子》也。

这里说到的“苏小小《蝶恋花》”，实为北宋词人司马yǒu＠⑦之作。因此这里提到的十位词人，北宋五位（张先、柳永、晏几道、苏轼、司马yǒu＠⑦），南宋两位（辛弃疾、朱淑真），金朝三位（蔡松年、吴激、邓千江）。这可以说是体现了南北的融合，也证明元曲在发展过程中吸收了宋金词的艺术滋养。

这一组“大乐”之所以受到金元人的重视，不仅由于它们的作者知名度高，可以引起读者阅读的兴趣；也不仅由于它们文辞的优美，可以作为创作的楷模；同时也由于它们音律上的成功，可以作为演唱的典范。

我们知道燕南芝庵《唱论》曾对十七宫调的声情作了描述，如“仙吕调唱，清新绵远”，“大石唱，风流蕴藉”，“双调唱，健捷激袅”，“南调唱，凄怆怨慕”，等等。这一描述在演唱实践中是得到了某种程度体现的。

上面一组“大乐”，《乐府阳春白雪》对其中五首注明了宫调：《蝶恋花》为商调，晏叔原《鹧鸪天》为大石调，柳耆卿《雨霖铃》为双调，朱淑真《生查子》为大石调，张子野《天仙子》为中吕调。

我们试看传为苏小小所作，实为司马yǒu＠⑦所作的《蝶恋花》：

妾本钱塘江上住，花落花开，不管流年度。燕子衔将春色去，纱窗几阵黄梅雨。斜插犀梳云半吐。檀板轻敲，唱彻黄金缕。望断彩云无觅处，梦回明月生南浦。

俞陛云评此词：“琢句工妍，传情凄惋。”（注：《唐五代两宋词选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324页。）这首词演唱起来，确实可以是“凄怆怨慕”。再看晏叔原《鹧鸪云》：

彩袖殷勤捧玉锺，当年拼却醉颜红。舞低杨柳楼心月，歌尽桃花扇底风。从别后，忆相逢，几回魂梦与君同。今宵剩把银gāng＠⑧照，犹恐相逢是梦中。

朱淑真《生查子》：

年年玉镜台，梅蕊宫妆困。今岁未还家，怕见江南信。酒从别后疏，泪向愁中尽。遥想楚云深，人远天涯近。

前一首，胡仔《苕溪渔隐丛话》评曰：“词情婉丽。”后一首，《古今女史》评曰：“曲尽无聊之况，是至情，是至语。”这两首词演唱起来，确实也可以是“风流蕴藉”。

以上这些典范之词的唱法，作为一种艺术积淀，可以影响、可以融入曲的唱法。试看燕南芝庵《唱论》所记载的：

凡唱曲有地所：东平唱《木兰花慢》，大名唱《摸鱼子》，南京唱《生杳子》，彰德唱《木斛沙》，陕西唱《阳关三叠》、《黑漆弩》。

这里提到的《摸鱼子》、《生查子》，都在前述宋金十“大曲”之中；而《黑漆弩》则显然与田不伐之词有关。

当然金元人演唱的，并不都是知名作家的词，也有其他作家甚至无名氏的词。元人张翥《南乡子》序云：“驿夫夜唱《孤雁》，隔舫听之，令人凄然。”并形容其演唱效果是：“野唱自凄凉。一曲孤鸿欲断肠。恰似《竹枝》哀怨处，潇湘。月冷云昏觅断行。”这里所说的《孤雁儿》是词调，即《御街行》。《花草萃编》据杨shì＠⑨《古今词话》引无名氏《御街行》：

霜风渐紧寒侵被，听孤雁声嘹唳，一声声送一声悲。云淡碧天如水。披衣告语：“雁儿略住，听我些儿事。塔儿南畔城儿里，第三个桥儿外，濒河西岸小红楼，门外梧桐雕砌。请教且与、低声飞过，那里有、人人无寐。”

词咏孤雁，词牌因之改为《孤雁儿》。这首词情感质朴，语言通俗，上下片浑然一体，显示出与曲相近的特征。

以上情况充分说明，金元时代词曲的并存、交流、融合、演变，是通过各种渠道，由士大夫和民间的作者、歌者，由创作者与接受者共同完成的。周德清《双调·蟾宫曲》写道：

宰金头黑脚天鹅，客有钟期，座有韩娥。吟既能吟，听还能听，歌也能歌。和白雪新来较可，放行云飞去如何？醉睹银河，灿灿蟾孤，点点星多。

作者、歌者、欣赏者、评论者互为知音，其结果，是造成了可与唐诗、宋词媲美的一代之文学，一代之音乐，留下了中国文学史、音乐史上辉煌的一章。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艹下加汗

＠②原字兆加（页繁体）

＠③原字咸下加角

＠④原字扌加只

＠⑤原字艹下加捕

＠⑦原字木加（酉下加灬）

柳永词范文篇10

想象是人类创造性思维的一种重要形式。爱因斯坦也强调指出：“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因为知识是有限的，而想象力概括着世界上的一切，推动着进步并且是知识进化的源泉。”可以这样说，一切创造发明都是从想象开始，没有想象，就没有创造发明［2］。直观的画面一览就知的展示常常限制了学生的想像和联想能力。理解领悟语言文字需要联想想象，表达再现思想情感也需要联想想象。“思接千载，视通万里”是联想想像在阅读中的作用。“笼天地于形内，挫万物于笔端”（陆机《文赋》）则是联想想像在写作中的作用。爱因斯坦甚至说“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没有了联想和想象，语言文字的教学只能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是没有了生命力的生搬硬套或鹦鹉学舌。在十分需要想象和联想的文本阅读中，多媒体教学直观的画面一览就知的展示却常常限制了学生的想像和联想能力。不恰当地使用多媒体往往会转移学生注意力。因为多媒体教学常常用对图像、音乐的欣赏取代最基本的文本阅读。久而久之，文本阅读所必需的联想想像能力就被削弱了。例如《林教头风雪山神庙》一课中写到：林冲到了草料场，又饥又寒，于是出门买酒。其中有一句“那雪正下得紧”。作者借这一个“紧”字写天寒地冻，北风怒号，大雪纷纷，环境是如此恶劣，单纯的林冲虽对凭空而来的美差心有疑虑却未深思，浑不知背后一场大祸即将临头，有人正欲取他性命。从而将情节推向高潮，让读者为林冲的未来捏一把冷汗。此外，作者还想借一个“紧”字推动情节为林冲逃过一劫作伏笔。如果不进行如此的联想与想象，只是展现一幅北风呼啸漫天大雪的画面，又怎么让人体会这“紧”字中的深意？相反，却会使学生的思维因这幅画面而受到束缚，从而止步不前。又如学习柳永的《雨霖铃》。课件只能展现这样的画面：一个衣袂飘飘的公子伫立在杨柳依依的岸边，头上一挂残月。这种画面，形象是形象，具体也是具体，却没能让学生在内心里依凭着秋天的晨风秋天的残月和依依的杨柳，通过联想和想像去体会此时此刻词人心中的千般凄苦万般愁怨及无尽相思……许多年之后，也许学生想起这首词时，还能记住那个画面，却没了自己深刻的思想情感的体验。而这却是语文教学最应实现的。本来，一千个学生可以由此读出一千个柳永，而一幅画面却可能将一千个柳永变成一个一成不变的柳永。要让学生体会此情此景，我们仍然只能启发引导学生进行合理联想想象，从而悟出文中百味，光靠画面是远不能解决问题的。过于直观的画面一览就知的展示常常限制了学生的想像和联想能力。这是多媒体教学的一个弊端。

2多媒体教学不利于知识点的变通

教育是因材施教，可是制作一个多媒体课件并不是一件容易事。因此，教师在教学准备时，不可能根据每个班的特点来分别设计多媒体课件。往往是上课时可能因为某个学生发问，教师临时改变策略，引入有关的知识讲解，或者是学生的问题激发了教师的灵感，让教师有更好的发挥。这种课堂上机动灵活掌握的情况是常有的事。但多媒体教学却缺乏种灵活性，学生也只能按照教师设计的思路学下去，束缚了学生的想象力，影响了学生的积极思维［2］。一个优秀的教师常常会因为学生这种突如其来的问题而调整教学思路，使自己的分析讲解更切合学生实际。一堂优质的课堂教学常常因为师生思想感情的碰撞而产生智慧的火花。这种随机应变的传统课堂教学往往因为师生双边交流的密切结合而效果显著。学生的语文兴趣、语文能力，常常就在这中“不知不觉”中萌发生根结果。而多媒体教学中，一方面，无可讳言，CAI课件中，不论是动态图像还是静态画面，不论是纯画面设计还是图文并茂设计，不论是文学形象生动的描绘性文字，还是解释具体事物的说明性语言，多媒体丰富多彩的信息刺激，为学生更好地理解和掌握课文提供了莫大的便利。但是，另一方面，CAI程序的固定性和预设性又严重地制约了课堂教学的随机性和灵活性。多媒体教学中，教师预先做好了课件，编排了教学过程。整个教学流程步骤、板书、思路等都已预先定好，就是连答案也是现成的了，教学过程中只能死抱课件，“按部就班”，不能随机应变灵活处理。多媒体教学中设计内容的固定死板与课堂教学中情况的灵活多变形成的矛盾是不争的事实。这是多媒体教学的又一个弊端。

3多媒体教学不利于课堂教学的驾御

多媒体作为一种先进的教学设备，在语文教学中正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但并非所有的语文教师都能熟练地操作这些设备或者制作课件。事实上，绝大部分的语文教师都只能“客串”多媒体课件制作，而更多的教师只能是请人做嫁衣，代为制作课件。由于教师操作不熟练而出现的错误，或者非专业人士制作的课件“语文的文本味”不浓，在多媒体教学中时常可以看到。语文多媒体教学提高了对教师综合素质的要求。作为现代语文教师，仅仅精通自己的专业是远远不够的。而教师的现代化程度严重制约了语文教学的现代化。其次，多媒体教学是一种较先进的辅助教育手段，但使用多媒体教育手段并不代表教师具有先进的教学理念。我们知道，课堂教学应该是师生双向交流的过程，任何教学方法教学手段的采用都必须以此为准绳，作为现代教育技术的多媒体教学当然不能例外。然而，现在许多教师运用多媒体教学往往是穿着计算机辅助教学这一现代教育的外衣，进行的却是彻头彻尾的传统教学模式。原来一黑板一黑板的习题不见了，换来的却是一张张写得密密麻麻的幻灯片。原来“摇头晃脑”“吐沫横飞”的分析、讲解没有了，换来的却是轻松点击中死板而程式化的解题步骤……实际上，多媒体教学成了教师“书本搬家，习题搬家，板书搬家”的工具罢了。它并没有医治传统教学的弊端，反而将它发挥到了极致。它并没有让学生的主体地位得到充分体现，反而让学生由跟着教师转，转而跟着“机器”转。虽然形式有所改变，但是本质没有变，学生还是跟着屏幕内容亦步亦趋。课堂容量加大了，练习密度增强了，然而学生课业负担也加重了，想象力创造力被禁锢甚至被扼杀了。没能用先进的教学理念，现代的教育思想去统领多媒体教学，也是多媒体教学难驾御或者驾御不好的很重要的原因甚或是根本原因。

参考文献

［1］郭金荣.浅谈中学语文多媒体教学中的弊端［J］.语文学刊，2013，（4）：163，1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