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业物权范文10篇

林业物权范文篇1

关键词：林业物权林权权属客体权能

物权是指权利人依法对特定的物享有直接支配和排他的权利，包括所有权、用益物权和担保物权；用益物权又包括土地承包经营权等四类。物权的客体包括不动产和动产，还包括法律规定可以作为物权客体的一些权利。物权设定的目的在于明晰物的权属，发挥物的效用。因此，随着我国《物权法》的颁布实施，人们通常所说的“林权”也就被进一步合理限定为林业物权，它必须纳入到《物权法》的框架中来。

一、林业物权的涵义及性质

“林权”在法律上并没有明确的定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3条规定，一般认为“林权”主要是指权利人对森林、林木和林地的所有权和使用权。“林权”的特殊性在于其客体的复合性，包括动产、不动产和特定权利。“林权”作为物权的一种，其权利构成也随着物权的演进而不断变化、完善，不过与其他物权种类不同的是，行政命令在“林权”的设定和演变过程中占据了比法律更为重要的地位。在政令推动下，“林权”所包含的内容并不稳定，没有充分发挥物权的完整的效力，这使得“林权”的设定饱受诟议。

具体来说，“林权”的权利客体包括了森林、林木、林地、林地上生长之林木、林上、林中、林下其他自然资源、以及整体森林环境等。林地根据所有权性质的不同可划分为国家所有和集体所有[2]，《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48条、第58条、第60条也分别对不同主体规定了所有权的行使。林地所有权的实现有多种形式，包括自主经营、承包经营、股份制经营及其他经营方式。其特征为在保持公有制的基础上，实现所有权和使用权相分离。林地所有权人保留了林地的最终处置权和流转利益，林地所有权人和使用权人不一致的情况下，林木所有权人一般为林地使用权人。林地使用权人培育林木，并对其培育的林木拥有所有权和流转利益。林地使用权人的权利客体一般也包括了林上、林中、林下的其他自然资源。因此在讨论林权的含义时，必须区分所有权人和使用权人所拥有的不同权能，以及两者之间权能的此消彼长状况。

我国关于林业物权的法律规定大致可分成两部分，一部分直接以林木和林地作为定义对象，如《物权法》和《森林法》中对森林的所有权属规定，另一部分将林地归类为特殊性质的土地，视同土地加以管理，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承包法》中对林地承包经营权及其他权益的规定。综合各时期的法律法规，完整的林业物权应当包括如下具体权能：1.依法享有的采伐权以及由此引申出来的运输权、交易权；2.林上、林中、林下资源的采集利用权；3.征、占林地补偿权；4.流转权、担保权；5.景观开发利用权；6.林木新品种权；以及政府给与林业特殊扶持的相关行政优惠权利。在林地所有权人和使用权人相分离时，各项权能由两个主体分割行使，并以合同对双方权利义务加以制衡。此外，所有权和使用权的行使都由国家法律法规和政策加以约束。

林地所有权的公有制性质，决定了共同所有的主体不能成为具体的经营者。其具体权能的行使必须以一定的方式流转至个体。流转方式的不同决定了双方权利义务的分配原则（参见林业部、国家计委《关于加强国营林业局林地管理的通知》林资字[1991]131号。）。1.自主经营的国营林场，是国家全民所有制企业，经营范围内的各类土地是社会主义的国有财产，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以任何借口侵占和破坏。其经营范围内的各类土地面积以国有林权证所记载的面积为准，对经营范围内的各类土地依法享有使用权。国营林业单位经营范围内的各类土地，即为国家规划的宜林地，要严格按照上级批准的经营方案合理使用，不能长期改变宜林地的用途。2.集体所有的宜林“荒山”的使用权，可以进行拍卖、出租、转让、折股联营。3.集体林地的承包经营，允许因地制宜，可以包到组、包到户、包到劳力。4.自留山、房前屋后和其他指定地点种植的树木永久属个人所有，并且允许继承。

上述各类经营方式下的所有林地经营者都必须服从国家对林地的总体规划，严格执行森林采伐限额和凭证运输制度。1986年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实施细则》对林地的管理、林木的采伐甚至运输设置了多种行政许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行政许可因公共利益而设定，而林权的行使因土地的属性和其广泛的外部性而导致广泛的行政干预。所有权和使用权都不再是纯粹和普通的权利属性，剥离了使用权之后的所有权成了不完整的物权，而使用权因为具备了物权的某些属性也成为了不完整的用益物权。所有权的不完整在于权利人无法成为实际使用人和管理人。使用权的不完整在于该使用权的取得并非基于一般的民事法律行为，受限于合同之外的法律、法规、规章甚至地方政策。一般来说产权越完整，产权效能越集中，通过产权所表现出来的资源利用效率就越高。

二、我国林业物权制度的历史沿革

一项物权制度的设定及完善，其最终目的是为了明晰产权，保障和促进权利人的利益。我国的林业产权制度改革自上世纪50年代开始至今经历了由私有到公有再到公私混合的漫长过程，反思50多年来的制度变迁，可以发现产权制度的变革集中在林地使用权的流转，而林地使用权流转的最终目的在于林木的所有权，林木的所有权才是真正的收益来源。因林木所有权的权属不清，权利范围模糊，利益导向不明确使得林业资源不能得到有效配置。其根本原因在于林木资源的自身价值和外部价值之间的矛盾，林木本身作为木材有作为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而存活的成片林木作为森林对整个外部生态环境有着重要的价值，属于准公共产品。个体对木材交换价值的追求和人类群体对良好生态环境的需求之间一直存在着现实的冲突，这也是由林木内部的商品属性和公共产品属性的矛盾所决定的。我国的林业产权制度改革和土地制度的改革基本保持一致，经历了时期的分林到户、农业合作化时期的山林入社、时期的山林集体所有统一经营。在计划经济时代，林业资源为国家和集体所有，林木也由国家统一购销。1950年6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法》正式实施后，人民政府依法管理和经营森林，建立了一大批国有林场，农民也分得了个体所有的土地和山林。1953年开始的合作化把农民私人所有的山林变成了社员共同所有。经过从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的阶段，林地的私人所有权演变成了对集体林地的股份权，进而成为不实际掌握财产的成员权。全国的土地和林地都成为公有，完全排斥了私有制。

在上世纪80年代之前，“林权”的权属虽为绝对的公有制，但“林权”的构成因政策多变而极不稳定。进入80年代后，在全国经济工作百废待兴，资源普遍匮乏的情况下，中央政府认识到林业工作的重要性和长期以来的混乱局面，1981年，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了《关于保护森林发展林业若干问题的决定》，确定了林业“三定”政策（即划定自留山、确定责任山、稳定山林权。）。改革的核心是肯定了农民对自留山的使用权、受益权，明确了农民对责任山的收益分配关系。“三定”的结果是使农民与林地的关系更紧密了，利益关系更简单明确了，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无疑是能够激发林农的生产积极性的。

林业“三定”后，集体林地也实行承包责任制，但林地和林木都仍属于集体所有，承包人只得按比例分配利益。但在木材流通受限制的情况下，收益分配通常也无法落实。1985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又颁布了《关于进一步活跃农村经济的十项政策》，在集体林区实行了“取消木材统购，开放木材市场，允许林农和集体的木材自由上市，实行议购议销”的政策。开放木材市场后，木材价格飞速上涨，由于集体林区承包到户后尚未分户经营，林木仍由集体统一分配和管理，因此在林区滥砍滥伐的现象十分严重。1987年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出了《关于加强南方集体林区森林资源管理，坚决制止乱砍滥伐的指示》，提出要“严格执行年森林采伐限额制度。”“集体所有集中成片的用材林凡没有分到户的不得再分。”“重点产材县，由林业部门统一管理和进山收购。”此后，各地强化森林资源管理秩序，加强森林保护和培育，木材流通政策再未放开。因此，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集体林地进行的“分股不分山、分地不分林”的股份制改革，集体成员对集体林地的收益按比例分成，林地的经营管理由集体统一实行，个体没有经营权，也没有主动的收益权。产权不清，利益无着的“林权”制度导致有些地方资源出现了严重的毁林开荒、滥砍滥伐，森林资源惨遭破坏。据全国森林资源清查统计，1988年至1991年间各类基本建设、开矿采石以及毁林开荒、乱占滥用等原因，平均每年损失林地52万公顷。全国林木资源过量消耗呈上升趋势，局部地区超限额采伐相当严重；乱砍滥伐林木和乱捕滥猎野生动物的歪风又重新抬头，木材流通秩序混乱，林业案件尤其是重大特大案件急剧上升，林业执法人员被打死打伤的人数增多。由于“林业三定”政策的不彻底性，全国林业工作又陷入了混乱，同时也产生了改革的动力和机遇。

1995年原国家体改委和林业部，在借鉴土地制度改革的成果，探索了多种林权制度的方式方法，吸取了失败和成功两方面改革经验的基础上，联合颁布了《林业经济体制改革总体纲要》，《纲要》鼓励实施山区、沙区林业综合开发，把发展林业产业与解决我国农村、农业、农民的问题结合在一起，允许尚未开发的集体宜林荒山(坡)、荒沟、荒滩、荒地(沙)的使用有偿流转；允许农民和乡村林业合作经济组织引进外资合作开发山区，发展林业；允许投资者跨所有制、跨行业、跨地区到山区、沙区、林区投资开发；允许兴办私营林场；允许基层林业部门运用多种方式与农民、乡村林业合作经济组织联营。对国有林业资产要求明晰产权关系、维护所有者权益、落实经营权。《纲要》的扩展了集体林区的经营模式，打破了林地林木资产由所有者所有、所有者经营的禁锢，但是并没有在明晰产权和经营权上做进一步的明示。1995年11月10日，原国家林业部和国家国有资产管理局联合了《关于森林资源资产产权变动有关问题的规范意见(试行)》，第一次对林业资产的产权和产权变动做了定义。《规范意见》中涉及的森林资源资产主要指“森林、林木和林地资产”。产权变动是指“由于出让、转让、合资、合作、股份经营、联营、租赁经营、抵押、拍卖、企业清算引起的森林、林木和林地资产产权的变动”。允许产权变动的森林资源资产包括用材林(包括竹林)、经济林、薪炭林、林地，包括有林地、采伐迹地、宜林荒山荒地等。并且规定了产权变动的主要形式，实际上也肯定了产权流转的方式：一是森林、林木资产的产权变动；二是林地使用权出让、转让和出租；三是森林、林木与林地使用权同时出让转让。《纲要》和《规范意见》对林业资源的产权明晰和建立林地林木流转制度以及配套的审批、利益补偿制度等提供了法律和政策上的依据。

1998年福建省永安市洪田村率先对林区制度进行改革，对上世纪80年代初林业三定时承包到户的林地全部收回重新进行分配，均山、均权、均力，包干到户，联户经营，利润由集体和个人按比例分配，商品林和公益林区分管护。洪田村林改的成功经验迅速得到推广，2003年6月2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林业发展的决定》颁布。《决定》提出，要深化林业体制改革，进一步完善林业产权制度，稳定自留山和承包责任山，对目前仍由集体统一经营管理的山林，要区别对待，分类指导，积极探索有效的经营形式。第一次提出我国的林业“正经历着由木材生产为主向生态建设为主的历史性转变”。公益林以政府投资为主，吸引社会力量共同建设，建立公益林业认证体系；商品林按照基础产业进行管理，主要由市场配置资源，政府给予必要扶持，建立健全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基金。《决定》中的分类经营管理体制第一次明确地把森林资源的商品性质和公共产品性质的平衡作为林业产权制度改革的一项基本原则。

一般认为，木材的有效供应是决定集体林产权制度变迁的核心。从此，集体林权制度改革跨入了以建立家庭承包经营为主的产权制度改革新阶段。福建、江西、辽宁、浙江等试点省份先行一步，在保持林地集体所有制不变的前提下，把林地的使用权、林木的所有权、经营权、处置权和收益权交给农民，实现“山有其主，主有其权，权有其责，责有其利”。至2007年已有5.25亿亩集体山林分到林农手中，占全国集体林地面积的21%。5年内全国将基本完成以“明晰产权、减轻税费、放活经营、规范流转”为主要内容的集体林权制度改革。2003年以来的改革是建国以来的第五次林业产权制度改革，主要的改革方向一是分类经营管理，二是深化承包责任制，促进商品林的市场化经营。

2007年3月16日第十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通过了《物权法》，物权法在第二编第五章所有权中规定了国家和集体森林的物权属性，在第三编第十一章土地承包经营权中将林地的承包经营权设定为用益物权（林地的承包经营权含占有、使用、收益的权利。）。将集体林地的承包经营权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为商品林顺利进入流通领域，发挥资源的基础配置作用提供了法律依据。

三、我国林业物权制度的现存问题

第五次林业产权制度改革后，我国进入了林业发展的新时期。国有林地和集体林地打破所有权界限，统一划分为公益林和商品林。集体林地深化产权改革，明晰了使用人权益，国有林场的商品林也经过改革进入市场流通。改革卓有成效，产权制度进一步完善，但仍存在着发展中的矛盾。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宏观调控和微观经济体之间的矛盾

从宏观调控来说，《决定》提出我国林业正处在一个重要的变革和转折时期，林业不仅要满足社会对木材等林产品的多样化需求，更要满足改善生态状况、保障国土生态安全的需要，生态需求已经成为社会对林业的第一需求。总体上日益恶化的生态环境要求林业承担其保障生态安全的责任，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也包含了对良好生态环境的基本需求，这是林业经济的基本目标。而从微观经济体来说，我国广大山区“靠山吃山”的传统观念尚未完全转变，集体经济组织把第五次林业产权制度改革视同“第三次土地革命”。林业产权制度改革所期待的利益与基本的生存条件联系起来，改善生存条件的基本途径首先是生产而不是生态。有不少地区经营生态经济，产出经济效益，但生态经济并不是全国商品林都能走的通途，更多的地区商品林的效益目标仍然是木材产出而不是生态效益。

《决定》按照效益目标的不同，虽区分了商品林和公益林，但公益林和商品林同样都受宏观调控目标的指导。在效益目标不一致的情况下，宏观调控必然会受到一定的被动调整。

(二)商品林的双重效益目标之间的矛盾

商品林要按照基础产业进行管理，主要由市场来配置资源，与公益林采取不同的管理体制、经营机制和政策措施，林业资源将进一步进入商品化流通。但由于林业资源的外部效益，林业产品属于准公共产品，还需要承担对外的公益性目标，因此国家对林业资源的管制不同于一般商品。

1.采伐许可。《森林法》第32条规定，“采伐林木必须申请采伐许可证，按许可证的规定进行采伐；农村居民采伐自留地和房前屋后个人所有的零星林木除外”。采伐超过许可或者未经许可，都将受到行政的处罚直至刑法的严厉惩罚。

2.采伐限额。《森林法》第8条规定，“国家对森林资源实行以下保护性措施：(一)对森林实行限额采伐，鼓励植树造林、封山育林，扩大森林覆盖面积”；第29条规定，“国家根据用材林的消耗量低于生长量的原则，严格控制森林年采伐量。国家所有的森林和林木以国有林业企业事业单位、农场、厂矿为单位，集体所有的森林和林木、个人所有的林木以县为单位，制定年采伐限额，由省、自治区、直辖市林业主管部门汇总，经同级人民政府审核后，报国务院批准”。

3.运输管制。《森林法》第37条规定，“从林区运出木材，必须持有林业主管部门发给的运输证件，国家统一调拨的木材除外”。行政执法实践中，对“木材”的定义以及运输的区域限制都有偏向扩大化的理解。

4.垄断交易。1987年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出《关于加强南方集体林区森林资源管理，坚决制止乱砍滥伐的指示》后，各地强化森林资源管理秩序，加强森林保护和培育，木材流通政策再未放开。木材交易必须在指定的木材交易所进行，凭证销售。

应当肯定的是，林业物权的完整性是林业经营模式的市场化转型和产业化持续发展的基础，林地初次流转后，林木的所有权已经转移到了非公有制主体手中。所有权人对林木应当具有完整的物权，包括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但法律法规直至地方政策都对其物权强加了公益目的诸多义务，致使其物权的权利义务极不对等。国家的生态公益目标限制了林业物权的完整性，使得这一目标与商品林的经济产出目标相冲突。

(三)公益林重新划界与既存承包关系之间的矛盾

分类经营后，2004年国家林业局和财政部又制定了《重点公益林区划界定办法》，按照“生态优先、确保重点，因地制宜、因害设防，集中连片、合理布局，实现生态效益和经济社会效益的和谐统一”的原则，在生态环境薄弱和重要的环节划定了重点公益林。重点公益林的划界以林地作为区划对象，而大部分林地上承包关系已经存在。承包合同的订立以出材为目的，一旦该承包合同项下的林地被划入公益林，其公益目的将导致承包合同目的无法实现。根本无法实现“尊重林权所有者和经营者的自主权，维护林权的稳定性，保证已确立承包关系的连续性”。

公益林的划界是典型的行政行为，在与划界相关的一系列问题上都带有明显的行政强制色彩。虽然文件规定在区划界定重点公益林时，地方政府必须本着自愿原则与林权权利人签定禁止或限制采伐协议，权利人不愿意区划为重点公益林的，地方政府要“采取妥善措施处理”。处理的结果不外是通过事后补偿的形式先行划界，行政权对于民事权利的侵犯是显而易见的。

(四)生态补偿机制不健全

生态公益林补偿是实施森林分类经营的基础和核心政策，但迄今为止，我国还没有建立完整的生态公益补偿机制，国家尚未对公益林的补偿程序、补偿办法、补偿对象、补偿标准、筹资渠道等方面制订出明晰的政策，各省、地方政府也未制订明晰的生态公益林补偿政策和办法。公益林以保护和培育森林资源为主要任务，按从事公益事业单位管理，所需资金按行政隶属关系由同级政府承担，但具体的筹资渠道和补偿标准都没有出台。由于林业的生产周期长，公益林的生态效益在短期内难以显现和衡量，享受公益生态益处的群体，对此却不以为然，缺乏生态补偿的意识。因此如果公益林没有合理的管理制度和补偿机制，就难以长期维系。

分类经营的森林包括国有和集体所有两部分。国有的补偿机制可以以法律法规的形式固定下来，而集体林地的补偿机制涉及到农村民主自治的自治范畴，且各地区、各集体经济组织有具体的状况，不宜以统一固定的形式规定补偿模式，因此也容易导致补偿的不统一、不稳定和不连续。

四、完善林业物权制度的对策

2003年开始，我国将分类经营管理的理念落实到了实践，在试点林区取得成功后逐步推广。分类经营的管理模式是目前能够促进生产力发展的模式，也是适合我国国情的模式。这一模式需要作进一步的完善并落实到实践中去。

(一)完善立法

到目前为止，分类经营管理制度及其相关的配套措施大多还停留在政策层面，以分类经营为指导思想的第五次林改已经到了完善阶段。但这些既成事实的林改方案和政策都尚无立法规定，可以朝令夕改。在经营方式并不十分理想或另有更为理想的方案时，行政决策可以重新评价这次林改的成果，并采取新的措施。政策的不稳定是林业改革动荡的主导因素，而林业的发展却需要稳定的政策环境和法律规范。在分类管理模式下，对公益林和商品林经营策略是截然不同的。公益林为了达到改善生态环境的目的，需要长期的维护和管理，支持公益林的行政管理和财政支持需要用法律法规的形式固定下来，只有法律规范的稳定性能够保障公益林的持续有效性。而商品林的经营迎合了矛盾的另一个方面，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对商品林的市场化经营需要商品林具备市场上自由流通的商品的基本要素，首先应具备商品的物权权能，以换取流通的价值。对此《物权法》已经有了规定，但是其他与林业相关的单行法规中对物权权能进行限制的条款却还继续有效。因此必须打破法律和政策的禁锢，完善相关立法，真正发挥林业物权的权能。

(二)深化改革，健全林业物权制度

1.深化经营形式的改革，落实经营权

要依法严格保护林权所有者的财产权，维护其合法权益，将所有没有明确经营主体的山场和森林都落实到家庭和单位。在此过程中保持承包关系稳定，可采用合同的形式进行确认，承包合同到期后，承包者愿意继续承包经营的，应当续签合同，延长承包期。原承包合同经依法认定明显不合理的，可在完善有关合同的基础上继续承包。承包中各环节都要严格依法进行，签订书面承包合同。原国有、集体林都可以采取承包、拍卖、租赁、转让等多种方式将林权分散到愿意经营林业的人手中，但必须明确他们拿到的是森林的采伐利用、采集利用、景观开发利用并获取收益的权利。获得这些权利后，采取委托经营，反向承包经营，合作经营方式将经营活动集中进行。

2.改进采伐限额管理制度，落实处分权

森林、林木的采伐利用权是林权权利人的主要林权。改革的长远目标是修改《森林法》，现阶段，可以试行适应市场经济需要的采伐报告制，报告制在法律上承认经营者对自己经营的林木有决定权；操作上，停止层层下达采伐限额和采伐指标，改由在采伐前由林权权利人向林业主管部门报告采伐地点、面积，由主管部门审查。合法就应该批准；不合法，则由主管部门对其进行说服，劝其改变。如果坚持采伐，由当事人自行承担法律责任。在采伐限额制改为报告制以后，废弃现在强制进行的采伐设计检尺、运输检查、销售环节和加工的众多许可和审批。

3.制定森林、林木、林地使用权流转和抵押、担保办法，落实流转、抵押、担保权

在明晰权属的基础上，鼓励森林、林木和林地使用权的合理流转，重点推动国家和集体所有的宜林荒山荒地使用权的流转。森林、林木和林地使用权可以依法继承、抵押、担保、入股和作为合资、合作造林、经营林木的出资或合作条件，但不得将林地改为非林地。各级人民政府和林业主管部门要积极培育活立木市场，发展森林资源资产评估机构，做好流转服务工作，及时办理权属变更登记手续，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目前森林法对森林、林木、林地使用权的流转已有原则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对用林木和林地使用权用作抵押、担保也有规定，但由于缺乏具体可操作的办法。对一系列具体问题的处理，如怎样评估等还没有具体规定，因此必须尽快制定和实施《森林、林木、林地使用权流转办法》、《森林、林木、林地使用权抵押、担保办法》和《森林资产评估办法》，在当前可制定行政法规或规章加以解决。公务员之家

4.开展森林景观价值和权属研究，落实森林景观开发利用权

森林景观是森林资源的重要部分，是林业生产经营者长期投入和劳动的成果之一。森林景观的开发利用权应属于林权的一个组成部分。林权权利人可以自己开发利用，也可以和他人合作开发利用，并获取收益。但目前这种权利并没有得到政府和社会承认。为了使森林景观的开发利用走上规范，应在调查研究基础上对景观的形成和价值进行研究，并在此基础上制定出森林开发利用办法，确保这一林业物权的落实。

(三)建立健全生态补偿机制

林业生态补偿是环境生态补偿机制的有机组成部分。林业生态效益外部性是整体性和全局性的，其受益群体很难按照行政区划来划分，而且按照地域界限来确定补偿主体和受偿主体没有可以衡量的准则。因此目前生态公益林的补偿资金来源还主要是地方财政，主要补偿对象是林地补偿和劳务补偿，目前的补偿机制仅限于公益林，商品林采用市场化经营模式。但是我们应当看到，商品林实际也承担了部分生态保障功能。政府通过采伐许可和采伐限额等行政行为限制了林木所有人行使所有权，保障社会生态效益。因此，对林木所有人利益的剥夺是通过行政强制而没有任何补偿的。不仅如此，对违反行政许可的惩罚也是相当严厉的，我国每年因没有采伐许可证或超过采伐限额受到刑事处罚的人为数众多。因此，在逐步扩展林业物权权能的过程中，对所有林木所有人的经济补偿都是十分必要的，将被限制采伐的林木所有权人设定为补偿对象，能够对商品林的更新和生态保证产生刺激性和鼓励性的双重效果。

注释：

[1]梁慧星.中国物权法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8.824.

[2]周伯煌，赵瑾，余玉豹.林权争议的法律适用问题探讨[J].浙江林业科技，2001，21(2)：1-4.

[3]周伯煌，宣裕方，徐金锋.浙江省非公有制林业发展的法律问题探讨[J].浙江林学院学报，2005，22(1)：109-113.

[4]肖国兴.论中国自然资源产权制度的历史变迁[J].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2)：63-65.

林业物权范文篇2

（一）所有权

根据《土地管理法》第2、8、10和《物权法》第45、47、58、60条,我国土地要么国有,要么集体所有,这是调整土地所有权的一般规范,在法律没有特别规定时,林地同样也要遵循上述规范。不过,无论是国家还是集体均难言为适当的民事主体,它们都不符合民法有关主体的要求。[1]由此产生了国家所有权和集体所有权主体“虚化”和“缺位”的缺陷,进而导致公有财产难以保值和增值,这可谓公有财产的通病,林地所有权也难逃这个怪圈。[2]由于国家所有权和集体所有权主体的构造和改革是牵涉国家体制的大问题,涉及政治、经济、社会的方方面面,需要专题性的深入探讨,本文在此不赘。

所有权是权能最完全的物权,根据《物权法》第39条,所有权人可以对自己的不动产或动产,依法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能。林地所有权同样也具备这四项权利内容。就林地所有权而言,所谓占有,即权利人事实上对林地的控制和支配,据此,非经权利人允许,他人不得擅自进入林地；所谓使用,即权利人通过开垦、种植等行为实现林地的使用价值；所谓收益,即权利人可以收取因占有、使用林地而产生的利益,如取得林地上种植的林木及其果实；所谓处分,即通过施肥、垦殖等行为在事实上改变林地的物理状况,或者通过将林地所有权转让给他人的行为从法律上改变林地的权属状态。

上述四项内容并非绝对浑然一体,它们的部分内容可以脱离林地所有权而“变种”为新的权利,比如,实践中早已存在的林地使用权,即为所有权人让渡出对土地的占有、使用、收益权能而形成。不过,一旦这些“变种”权利失去存在的正当根据,如期限届满,则林地所有权将恢复其完全的内容。

（二）用益物权

既然我国土地公有,土地属于禁止流通物,林地所有权没有机会进入市场流转,这样难免会浪费资源。作为补救途径,《森林法》允许他人使用公有的林地,从而有可能产生用益物权性质的林地使用权,即对公有林地进行占有、使用、收益的权利,这为亟需利用林地者以及林地所有权的实现提供了相应的渠道。不过,现行法律并未明确规定林地使用权的内涵,也未明晰其完整而具体的内容,以至于在实践中产生大量的问题。为此,有必要根据《物权法》等法律以及实践经验,进一步明确林地使用权的具体形态和内容,而要做到这一步,首先就要梳理林地使用权产生的原因,细分其存在的基础,明晰其权利属性,然后根据其目的,确定用益物权性质的林地使用权的内容。

1.林地使用权的定性

国有林地使用权的产生途径大致为:（1）行政途径,即国家通过无偿划拨或者授权的方式,将林地交由国有林业企业、事业单位经营使用,由后者取得林地使用权。（2）民事途径,即国家通过与其他主体协商、公开竞价等方式,将林地交由他人使用。集体林地使用权的产生也大致有两种途径:（1）政策途径,即林业“三定”时划分的自留山归农民家庭长期使用,自留山主无偿取得林地使用权。（2）民事途径,即农户等通过承包、竞标、租赁等方式取得集体林地使用权。

显然,我国林地使用权产生的途径是多元的,由此产生的后果也相当不同。可以肯定的是,基于租赁而取得的林地使用权,尽管具有占有林地并进行使用和收益的效用,但这种效用蕴涵在租赁合同之中,权利人由此取得的使用、收益权利,在性质上属于债权,应适用《合同法》等债权性法律规范和《土地管理法》等有关土地管理的公法性规范,而不能适用《物权法》。

根据《农村土地承包法》和《物权法》中有关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是一个内涵相当宽泛的权利,只要是以发展林业为目的而通过意思表示一致的方式所产生的林地使用权,皆可归属于《农村土地承包法》和《物权法》规定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应当遵循其中的一般规则。不过,无论在经济效用、生态价值还是在社会效用上,林地都不同于耕地、草地等农用地。比如,它对权利人的社会保障作用远远低于耕地的作用,对于这样的特殊之处,法律应当给予特殊对待和个别调整,不宜一概适用《农村土地承包法》和《物权法》的规定。

通过行政途径和政策途径产生的林地使用权,并非以当事人双方意思表示为基础,其内容往往取决于林地所有权人及其代表者或者相关政策制定者及其执行人的单方意志,基本上可以将它们归属于公法上的物权。鉴于我国林权改革的目的旨在明晰权属关系,以谋求林业物权的最大化效用,要达此目的,对于不涉及林农以及其他林业从业人员基本生存保障的、作为公法上林地使用权之对象的林地,应以意思自治为基本手段,通过平等协商、有偿使用的方式将林地使用权配置给现有权利人,使权利人能真正得到《物权法》的保障,从而完成公法上林地使用权的私法化改造,成为土地承包经营权。

此外,在实践中,存在某一林地使用权人为了提高自己林地的效用而积极利用他人林地,或者要求他人在自己的林地上为或者不为一定行为的客观需求,如林地使用权人甲为了取水方便,而与林地使用权人乙签订合同,利用乙的林地通行取水,此时,根据《物权法》第156条,当事人之间的权利就是地役权。该权利同样旨在利用他人的林地,但直接目的不是利用他人林地来种植林木,不同于前述的林地使用权。

综上所述,林地使用权实际上是一个权利束,既包含了不同性质的权利,也包含了不同内容的权利,要仔细区分,分别对待。具体而言:（1）以租赁为基础的林地使用权不是物权；（2）以土地承包经营为基础的林地使用权是物权,可以将之称为林地承包经营权；（3）以行政以及政策为基础的林地使用权宜改造为林地承包经营权；（4）在林地承包经营权的基础上,能产生地役权。由此,林地使用权大体上可以类型化为林地承包经营权和地役权。

2.林地承包经营权

根据《物权法》第117、118、125条,林地承包经营权的内容主要表现为土地承包经营权人依法对其承包经营的林地享有占有、使用和收益的权利,有权从事林业等农业生产。这种表述基本上反映了林地承包经营权的框架结构,但比较粗略,需要进一步充实完善。另外,尽管作为用益物权的林地承包经营权缺乏处分标的物的权能,但权利人有权对权利本身进行法律上的处分,如转让等,这也应视为权利本身的内容。故而,完整的林地承包经营权的内容分为权利人对林地的占有、使用、收益以及对权利本身的处分,以下分别予以阐述。

（1）占有

在物权法中,占有是特定主体对特定物进行支配和管领的客观事实,作为林地承包经营权内容的占有同样如此。据此,林地承包经营权人可以占领和控制林地,并排除他人的非法进入。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权利人可以在合法的限度内,采用设置篱笆、设置岗哨、安装监控设备等措施。

（2）使用

所谓使用,即权利人对林地加以事实上的利用,以实现林地的使用价值。根据《农村土地承包法》第17条,权利人在使用林地时,要维持土地的农业用途,不得用于非农建设；要依法保护和合理利用土地,不得给土地造成永久性损害；要遵循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义务。在实践中,权利人可以为林业发展而合理挖掘或者开垦林地,种植林木以及其他植物,利用林地、林木驯养繁殖野生动物或者饲养繁殖家畜,并对森林景观进行开发利用。

（3）收益

所谓收益,即权利人可以享有因为使用林地、林木等所产生的利益或者林地、林木等产生的天然孳息,包括取得林木的所有权、取得林木之天然孳息的所有权、依法采集野生植物并取得其所有权、依法取得驯养繁殖的野生动物以及饲养繁殖的家畜的所有权、依法捕猎野生动物并取得其所有权。在符合法律规定的条件下,权利人有权捕猎野生动物并取得其所有权。

（4）处分

在此所谓的处分,即权利人在法律意义上处置林地承包经营权,对该权利进行转包、转让、互换、赠与、出租、入股、抵押等,即通常所谓的林权流转。林地承包经营权的上述处分形态要由《合同法》、《担保法》、《物权法》、《农村土地承包法》、《公司法》等综合调整。根据实践需求以及相关法律规定,下文主要讨论转包、转让、抵押这三种最常见的处分形态:

第一,林地承包经营权的转包,即承包经营权人在自己承包经营的林地上为他人再通过承包的方式设定林地承包经营权。发包人和承包人之间的关系为首次承包关系,由此产生的林地承包经营权为初始权利,正是基于该权利,承包人能作为转包人和次承包人通过协商建立第二次承包经营权关系,由此产生的林地承包经营权可谓是次级权利。为了确保转包行为有效,转包在符合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原则的基础上,还应符合以下要件:其一,转包关系当事人双方应签订书面合同,并将其报发包人备案（《农村土地承包法》第37条第1款）；[3]其二,转包人只能在自己享有的承包经营权的内容、期间等限度内,为次承包人设定承包经营权（《农村土地承包法》第39条）,否则,该转包就属于无权处分,转包行为的效力待定（《合同法》第51条）。

第二,林地承包经营权的转让,即承包经营权人将权利转让给他人,自己不再享有承包经营权,而由受让人和发包人之间直接建立承包关系的行为。显然,与转包不同,转让消灭了承包经营权人的法律地位,不会在同一林地上产生双重或者多重的承包关系。转让应符合的法律要件为:其一,转让关系当事人双方应当签订书面合同,并应经发包人同意（《农村土地承包法》第37条第1款）；其二,非家庭承包的其他方式而取得林地承包经营权的承包人在依法登记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等证书后,方可转让林地承包经营权（《农村土地承包法》第49条）；其三,转让的对象是法律允许流通的林地权利（《森林法》第15条）。

第三,林地承包经营权的抵押。根据《农村土地承包法》第32、49条和《物权法》第128、133条,土地的家庭承包经营权不能抵押,而通过招标、拍卖、公开协商等竞价或者公开方式设立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却没有这样的限制。之所以有如此的区别,就在于立法者考虑到目前我国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尚未全面建立,土地承包经营权是农民安身立命之本,从全国范围来看,目前放开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的条件不成熟。[4]由此,以农村林地为对象的承包经营权尚不具有完全的商品属性,无从获得在市场中变价的机会,不能成为抵押权的客体。

然而,在针对农村土地的承包经营权中,与农民安身立命最为紧密相关的是耕地承包经营权,林地承包经营权在实践中的功用并未达到如此的高度；而且,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核心是在保持集体林地所有权不变的情况下,确立经营主体,明晰林地使用权和林木所有权,放活经营权,落实处置权,建立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多种经营形式并存、责权利相统一的经营体制。从放活经营权、落实处置权的角度看,林农手中的林地的抵押无疑是符合该要求的。[5]另外,以国有林地为对象的承包经营权,既不像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那样承担社会保障功能,而且通常是采用竞价或者公开方式而设定的,具有完全的商品流通属性,应当可以抵押。故而,法律似乎没有必要限制林地承包经营权的抵押。3.地役权

地役权是可以普遍适用于不动产物权的一种用益物权。《物权法》第14章确立了地役权制度,它当然能规范建立在林地所有权和林地使用权基础上的地役权,兹不赘言。

（三）担保物权

根据《担保法》和《物权法》,在我国,不动产及其权利不能成为质权和留置权的客体,故林地承包经营权所能负担的担保物权只能是抵押权。在确定林地承包经营权具有普遍的市场流通性的基础上,以林地承包经营权为客体的抵押权具有抵押权的一般特性和内容,抵押权人可以据此享有优先受偿权、物上代位权、抵押标的价值的保全和恢复权等。

二、有关林木的物权体系

（一）所有权

1.林木所有权的平等地位

根据《森林法》第27条以及其他相关的法律规定,林木所有权可以归为国家所有、集体所有和私人所有。这三种林木所有权的区分标准是不同的所有制形态,符合我国的实际状况。在实践中,我国对非国有林控制得更严格,形成了一种歧视非国有林的政策体系,这体现了我国法律和政策没有平等对待所有权的通病。[6]对此,我们应给各种所有权平等的法律地位,即无论所有权的所有制基础是什么,权利主体地位平等；权利发生冲突时,针对各种主体适用平等规则来解决纠纷；物权受到侵害时,法律平等保护各种权利主体。《物权法》第3条第3款和第4条也体现了这个规则。

给各种林地所有权以平等的法律地位,是我国林业市场健康、快速发展的实践要求,也是建设、健全林业物权体系特别是林木所有权体系的基本出发点,必须引起规则制定者的高度重视。不过,在此所谓的平等,不是绝对的等同和机械的平均,而是针对各类不同的林地所有权,不刻意根据所有制的形态来预设和区分高低不同的法律地位,而是要一视同仁,首先忽略它们的所有制差别,赋予平等的法律地位,然后再根据客观需求和实践价值,着眼于它们的差异之处,具体而微地加以调整和规范。如为了激励权利主体积极的造林和交易,也为了维护国家的林业生态利益,国有林应承担更多的“公共品”功能,基于这样的角色定位,法律应更严格限制国有林木的流通。

2.林木所有权的限制

在所有的物权种类中,所有权是权利内容最完全的物权,也是效力最强的物权,但这并不表明所有权是不受限制的物权。恰恰相反,为了减弱所有权的上述特性给社会发展可能带来的负面效应,法律普遍规定了限制所有权的措施,要求所有权人在保有和行使所有权时要照顾他人以及社会公共利益。这同样适用于林木所有权,而且,由于林木融经济价值和生态价值于一体,国家有更充分的理由对林木所有权加以限制。在我国,法律对林木所有权的限制主要表现为大多数的权利人没有采伐林木的自由,而是必须按照法律规定的途径获取采伐许可证,并在采伐限额的额度内,按照法定的采伐方式进行采伐,在采伐后要负担更新或者重植的义务（《森林法》第29—35条；《森林法实施条例》28—34条）；而且,在林木采伐后,权利人还要向有关部门申请运输证件,才能将木材运出林区进行市场交易（《森林法》第37条；《森林法实施条例》第35—37条）。

应当承认,林木是负载着维护地域性生态安全和自然环境之公共使命的特殊商品,在此意义上,它已经不是所有权人的自家之物,还与公共利益紧密相关。为了防止滥伐而引起生态失衡、环境破坏等问题,国家采用正当法律措施限制林木所有权,应为当然之理,也是具有普遍性的法律经验。[7]然而,确定正确的方向,只是达到正确结果的第一步,如果不采用正确的措施,结果也难以尽如人意。

我国法律对林木采伐以及木材运输的限制,旨在通过国家之手来限制林木所有权,防止权利人滥用权利,以平衡与此有关的各种利益关系。这个方向是促使人和自然和谐以及各方利益和谐的正确方向,但既有规定所采用的限制林木所有权人采伐林木和运输木材之权利的方式,未必是正确的措施,因为在实践操作中,在欠缺必要制约措施的情况下,采伐许可证和运输证件的颁发掺杂大量的权力和人情因素,一直维系着整个林业体制运行的限额采伐制度在现实中带来的消极甚至反面作用远远大于其对森林资源的保护意义。[8]而且,采伐和运输是林木所有权人实现其所有权的必需手段,也是所有权之处分权能的主要体现。如果权利人在这两个方面没有一定的自主性,林木所有权将发生异化,这不仅增大了权利人的交易成本和社会成本,还有悖于《物权法》在物权法定基础上对所有权的界定。

故而,有必要对现有的林木采伐和木材运输许可机制进行反思。由于问题的症结是法律没有完全直接针对当事人设定限制性措施,而是经由主管机构来事先决断和裁量相关证件是否可予颁发,那么,取消或者大幅改革这种授权性的许可机制,在恢复林木所有权之完全性的基础上给予适当的合理限制。具体而言:首先,法律应肯定林木所有权人普遍享有自主决定林木采伐并在采伐后将木材运输出林区的权利,将之复位为林木所有权的必要内容。其次,法律明确禁止采伐或者限伐的林木种类,明确采伐的方式以及权利人的更新或者重植义务,明确规定林木所有权人违背上述法律规定的责任,这些规定是法律对林木所有权的直接限制。再次,权利人在采伐林木时,根据自己的经营计划和种植计划,向林业主管部门报告采伐的地点、林种、面积等,只要采伐不违背法律的禁止性规定和强制性规定,主管部门即应准许,不得再附加条件进行裁量。一言以蔽之,法律应对林木所有权进行限制,但必须在限制中大幅限缩行政权力的范围,将建立在采伐限额基础上的采伐许可变为采伐自由基础上的采伐备案,并以法律的禁止性规定和强制性规定作为规范林木所有权人行为的屏障,在此基础上取消木材的运输许可制度。

（二）用益物权

以林木为对象的用益物权,即对他人所有的林木依法享有的占有、使用和收益的权利。根据实践经验,林木的用益物权应指林木使用权,其主体可以为国家、集体或者私人,客体是他人所有的林木,内容是占有林木并加以使用、收益,如采果、采脂等。

（三）担保物权

由于林木在法律中属于不动产,故以林木为标的的担保物权只能是抵押权。对此,《担保法》第42条第3项提供了基本的法律依据,即以林木抵押的,登记部门为县级以上林木主管部门。林木抵押权的内容及其行使要遵循《担保法》和《物权法》的规定,在此不再赘述。

注释:

[1]孙宪忠.论物权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1.PP487-495

[2]周珂,侯佳儒.论林农合法权益保护[J].法学杂志,2006,（2）.

[3]不过,该规定仅仅为倡导性的规定,并没有强制性的法律效力。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14条,承包方依法采取转包方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发包方仅以该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合同未报其备案为由,请求确认合同无效的,不予支持。

[4]王兆国.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草案）》的说明——2007年3月8日在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上[A].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C].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7.p44

[5]周珂.物权法贴身保护林农权益[N].中国绿色时报,2007-03-23.

[6]孙宪忠.论物权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1.PP9-10

林业物权范文篇3

为了达到上述目的,本文首先以《物权法》第2条第3款对物权的定义为基本依据,即物权是权利人依法对特定的物享有直接支配和排他的权利,其中,物权最本质特性即“直接支配”和“排他”。凡是有关林地、林木的权利,只要符合上述特性,即可认定为物权。其次,现行法对林地、林木权利的规定形成了一个相互交错的网络,其中既有一般规定,又有特殊规定。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重复,也为了避免产生漏洞,有必要总结《森林法》等有关林业的专门法律法规中有关林业物权的规定,并将之与诸如《物权法》等有关物权的一般性法律或者诸如《农村土地承包法》等相对更普遍性的法律进行对比,适用它们的共性规范,保留其本身合理的特殊规定。再次,《物权法》第5条采用了物权法定主义,即物权的种类和内容由法律规定,当事人不得擅自创设新类型的物权,也不得擅自更改物权的内容。为了让当事人明晰自己的权利和义务,有必要展开分析各种林业物权的具体内容,以促进林业物权类型和内容的法定化。

一、有关林地的物权体系

（一）所有权

根据《土地管理法》第2、8、10和《物权法》第45、47、58、60条,我国土地要么国有,要么集体所有,这是调整土地所有权的一般规范,在法律没有特别规定时,林地同样也要遵循上述规范。不过,无论是国家还是集体均难言为适当的民事主体,它们都不符合民法有关主体的要求。[1]由此产生了国家所有权和集体所有权主体“虚化”和“缺位”的缺陷,进而导致公有财产难以保值和增值,这可谓公有财产的通病,林地所有权也难逃这个怪圈。[2]由于国家所有权和集体所有权主体的构造和改革是牵涉国家体制的大问题,涉及政治、经济、社会的方方面面,需要专题性的深入探讨,本文在此不赘。

所有权是权能最完全的物权,根据《物权法》第39条,所有权人可以对自己的不动产或动产,依法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能。林地所有权同样也具备这四项权利内容。就林地所有权而言,所谓占有,即权利人事实上对林地的控制和支配,据此,非经权利人允许,他人不得擅自进入林地；所谓使用,即权利人通过开垦、种植等行为实现林地的使用价值；所谓收益,即权利人可以收取因占有、使用林地而产生的利益,如取得林地上种植的林木及其果实；所谓处分,即通过施肥、垦殖等行为在事实上改变林地的物理状况,或者通过将林地所有权转让给他人的行为从法律上改变林地的权属状态。

上述四项内容并非绝对浑然一体,它们的部分内容可以脱离林地所有权而“变种”为新的权利,比如,实践中早已存在的林地使用权,即为所有权人让渡出对土地的占有、使用、收益权能而形成。不过,一旦这些“变种”权利失去存在的正当根据,如期限届满,则林地所有权将恢复其完全的内容。

（二）用益物权

既然我国土地公有,土地属于禁止流通物,林地所有权没有机会进入市场流转,这样难免会浪费资源。作为补救途径,《森林法》允许他人使用公有的林地,从而有可能产生用益物权性质的林地使用权,即对公有林地进行占有、使用、收益的权利,这为亟需利用林地者以及林地所有权的实现提供了相应的渠道。不过,现行法律并未明确规定林地使用权的内涵,也未明晰其完整而具体的内容,以至于在实践中产生大量的问题。为此,有必要根据《物权法》等法律以及实践经验,进一步明确林地使用权的具体形态和内容,而要做到这一步,首先就要梳理林地使用权产生的原因,细分其存在的基础,明晰其权利属性,然后根据其目的,确定用益物权性质的林地使用权的内容。

1.林地使用权的定性

国有林地使用权的产生途径大致为:（1）行政途径,即国家通过无偿划拨或者授权的方式,将林地交由国有林业企业、事业单位经营使用,由后者取得林地使用权。（2）民事途径,即国家通过与其他主体协商、公开竞价等方式,将林地交由他人使用。集体林地使用权的产生也大致有两种途径:（1）政策途径,即林业“三定”时划分的自留山归农民家庭长期使用,自留山主无偿取得林地使用权。（2）民事途径,即农户等通过承包、竞标、租赁等方式取得集体林地使用权。

显然,我国林地使用权产生的途径是多元的,由此产生的后果也相当不同。可以肯定的是,基于租赁而取得的林地使用权,尽管具有占有林地并进行使用和收益的效用,但这种效用蕴涵在租赁合同之中,权利人由此取得的使用、收益权利,在性质上属于债权,应适用《合同法》等债权性法律规范和《土地管理法》等有关土地管理的公法性规范,而不能适用《物权法》。

根据《农村土地承包法》和《物权法》中有关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是一个内涵相当宽泛的权利,只要是以发展林业为目的而通过意思表示一致的方式所产生的林地使用权,皆可归属于《农村土地承包法》和《物权法》规定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应当遵循其中的一般规则。不过,无论在经济效用、生态价值还是在社会效用上,林地都不同于耕地、草地等农用地。比如,它对权利人的社会保障作用远远低于耕地的作用,对于这样的特殊之处,法律应当给予特殊对待和个别调整,不宜一概适用《农村土地承包法》和《物权法》的规定。

通过行政途径和政策途径产生的林地使用权,并非以当事人双方意思表示为基础,其内容往往取决于林地所有权人及其代表者或者相关政策制定者及其执行人的单方意志,基本上可以将它们归属于公法上的物权。鉴于我国林权改革的目的旨在明晰权属关系,以谋求林业物权的最大化效用,要达此目的,对于不涉及林农以及其他林业从业人员基本生存保障的、作为公法上林地使用权之对象的林地,应以意思自治为基本手段,通过平等协商、有偿使用的方式将林地使用权配置给现有权利人,使权利人能真正得到《物权法》的保障,从而完成公法上林地使用权的私法化改造,成为土地承包经营权。

此外,在实践中,存在某一林地使用权人为了提高自己林地的效用而积极利用他人林地,或者要求他人在自己的林地上为或者不为一定行为的客观需求,如林地使用权人甲为了取水方便,而与林地使用权人乙签订合同,利用乙的林地通行取水,此时,根据《物权法》第156条,当事人之间的权利就是地役权。该权利同样旨在利用他人的林地,但直接目的不是利用他人林地来种植林木,不同于前述的林地使用权。

综上所述,林地使用权实际上是一个权利束,既包含了不同性质的权利,也包含了不同内容的权利,要仔细区分,分别对待。具体而言:（1）以租赁为基础的林地使用权不是物权；（2）以土地承包经营为基础的林地使用权是物权,可以将之称为林地承包经营权；（3）以行政以及政策为基础的林地使用权宜改造为林地承包经营权；（4）在林地承包经营权的基础上,能产生地役权。由此,林地使用权大体上可以类型化为林地承包经营权和地役权。

2.林地承包经营权

根据《物权法》第117、118、125条,林地承包经营权的内容主要表现为土地承包经营权人依法对其承包经营的林地享有占有、使用和收益的权利,有权从事林业等农业生产。这种表述基本上反映了林地承包经营权的框架结构,但比较粗略,需要进一步充实完善。另外,尽管作为用益物权的林地承包经营权缺乏处分标的物的权能,但权利人有权对权利本身进行法律上的处分,如转让等,这也应视为权利本身的内容。故而,完整的林地承包经营权的内容分为权利人对林地的占有、使用、收益以及对权利本身的处分,以下分别予以阐述。

（1）占有

在物权法中,占有是特定主体对特定物进行支配和管领的客观事实,作为林地承包经营权内容的占有同样如此。据此,林地承包经营权人可以占领和控制林地,并排除他人的非法进入。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权利人可以在合法的限度内,采用设置篱笆、设置岗哨、安装监控设备等措施。

（2）使用

所谓使用,即权利人对林地加以事实上的利用,以实现林地的使用价值。根据《农村土地承包法》第17条,权利人在使用林地时,要维持土地的农业用途,不得用于非农建设；要依法保护和合理利用土地,不得给土地造成永久性损害；要遵循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义务。在实践中,权利人可以为林业发展而合理挖掘或者开垦林地,种植林木以及其他植物,利用林地、林木驯养繁殖野生动物或者饲养繁殖家畜,并对森林景观进行开发利用。

（3）收益

所谓收益,即权利人可以享有因为使用林地、林木等所产生的利益或者林地、林木等产生的天然孳息,包括取得林木的所有权、取得林木之天然孳息的所有权、依法采集野生植物并取得其所有权、依法取得驯养繁殖的野生动物以及饲养繁殖的家畜的所有权、依法捕猎野生动物并取得其所有权。在符合法律规定的条件下,权利人有权捕猎野生动物并取得其所有权。

（4）处分

在此所谓的处分,即权利人在法律意义上处置林地承包经营权,对该权利进行转包、转让、互换、赠与、出租、入股、抵押等,即通常所谓的林权流转。林地承包经营权的上述处分形态要由《合同法》、《担保法》、《物权法》、《农村土地承包法》、《公司法》等综合调整。根据实践需求以及相关法律规定,下文主要讨论转包、转让、抵押这三种最常见的处分形态:

第一,林地承包经营权的转包,即承包经营权人在自己承包经营的林地上为他人再通过承包的方式设定林地承包经营权。发包人和承包人之间的关系为首次承包关系,由此产生的林地承包经营权为初始权利,正是基于该权利,承包人能作为转包人和次承包人通过协商建立第二次承包经营权关系,由此产生的林地承包经营权可谓是次级权利。为了确保转包行为有效,转包在符合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原则的基础上,还应符合以下要件:其一,转包关系当事人双方应签订书面合同,并将其报发包人备案（《农村土地承包法》第37条第1款）；[3]其二,转包人只能在自己享有的承包经营权的内容、期间等限度内,为次承包人设定承包经营权（《农村土地承包法》第39条）,否则,该转包就属于无权处分,转包行为的效力待定（《合同法》第51条）。

第二,林地承包经营权的转让,即承包经营权人将权利转让给他人,自己不再享有承包经营权,而由受让人和发包人之间直接建立承包关系的行为。显然,与转包不同,转让消灭了承包经营权人的法律地位,不会在同一林地上产生双重或者多重的承包关系。转让应符合的法律要件为:其一,转让关系当事人双方应当签订书面合同,并应经发包人同意（《农村土地承包法》第37条第1款）；其二,非家庭承包的其他方式而取得林地承包经营权的承包人在依法登记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等证书后,方可转让林地承包经营权（《农村土地承包法》第49条）；其三,转让的对象是法律允许流通的林地权利（《森林法》第15条）。

第三,林地承包经营权的抵押。根据《农村土地承包法》第32、49条和《物权法》第128、133条,土地的家庭承包经营权不能抵押,而通过招标、拍卖、公开协商等竞价或者公开方式设立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却没有这样的限制。之所以有如此的区别,就在于立法者考虑到目前我国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尚未全面建立,土地承包经营权是农民安身立命之本,从全国范围来看,目前放开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的条件不成熟。[4]由此,以农村林地为对象的承包经营权尚不具有完全的商品属性,无从获得在市场中变价的机会,不能成为抵押权的客体。

然而,在针对农村土地的承包经营权中,与农民安身立命最为紧密相关的是耕地承包经营权,林地承包经营权在实践中的功用并未达到如此的高度；而且,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核心是在保持集体林地所有权不变的情况下,确立经营主体,明晰林地使用权和林木所有权,放活经营权,落实处置权,建立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多种经营形式并存、责权利相统一的经营体制。从放活经营权、落实处置权的角度看,林农手中的林地的抵押无疑是符合该要求的。[5]另外,以国有林地为对象的承包经营权,既不像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那样承担社会保障功能,而且通常是采用竞价或者公开方式而设定的,具有完全的商品流通属性,应当可以抵押。故而,法律似乎没有必要限制林地承包经营权的抵押。3.地役权

地役权是可以普遍适用于不动产物权的一种用益物权。《物权法》第14章确立了地役权制度,它当然能规范建立在林地所有权和林地使用权基础上的地役权,兹不赘言。

（三）担保物权

根据《担保法》和《物权法》,在我国,不动产及其权利不能成为质权和留置权的客体,故林地承包经营权所能负担的担保物权只能是抵押权。在确定林地承包经营权具有普遍的市场流通性的基础上,以林地承包经营权为客体的抵押权具有抵押权的一般特性和内容,抵押权人可以据此享有优先受偿权、物上代位权、抵押标的价值的保全和恢复权等。

二、有关林木的物权体系

（一）所有权

1.林木所有权的平等地位

根据《森林法》第27条以及其他相关的法律规定,林木所有权可以归为国家所有、集体所有和私人所有。这三种林木所有权的区分标准是不同的所有制形态,符合我国的实际状况。在实践中,我国对非国有林控制得更严格,形成了一种歧视非国有林的政策体系,这体现了我国法律和政策没有平等对待所有权的通病。[6]对此,我们应给各种所有权平等的法律地位,即无论所有权的所有制基础是什么,权利主体地位平等；权利发生冲突时,针对各种主体适用平等规则来解决纠纷；物权受到侵害时,法律平等保护各种权利主体。《物权法》第3条第3款和第4条也体现了这个规则。

给各种林地所有权以平等的法律地位,是我国林业市场健康、快速发展的实践要求,也是建设、健全林业物权体系特别是林木所有权体系的基本出发点,必须引起规则制定者的高度重视。不过,在此所谓的平等,不是绝对的等同和机械的平均,而是针对各类不同的林地所有权,不刻意根据所有制的形态来预设和区分高低不同的法律地位,而是要一视同仁,首先忽略它们的所有制差别,赋予平等的法律地位,然后再根据客观需求和实践价值,着眼于它们的差异之处,具体而微地加以调整和规范。如为了激励权利主体积极的造林和交易,也为了维护国家的林业生态利益,国有林应承担更多的“公共品”功能,基于这样的角色定位,法律应更严格限制国有林木的流通。

2.林木所有权的限制

在所有的物权种类中,所有权是权利内容最完全的物权,也是效力最强的物权,但这并不表明所有权是不受限制的物权。恰恰相反,为了减弱所有权的上述特性给社会发展可能带来的负面效应,法律普遍规定了限制所有权的措施,要求所有权人在保有和行使所有权时要照顾他人以及社会公共利益。这同样适用于林木所有权,而且,由于林木融经济价值和生态价值于一体,国家有更充分的理由对林木所有权加以限制。在我国,法律对林木所有权的限制主要表现为大多数的权利人没有采伐林木的自由,而是必须按照法律规定的途径获取采伐许可证,并在采伐限额的额度内,按照法定的采伐方式进行采伐,在采伐后要负担更新或者重植的义务（《森林法》第29—35条；《森林法实施条例》28—34条）；而且,在林木采伐后,权利人还要向有关部门申请运输证件,才能将木材运出林区进行市场交易（《森林法》第37条；《森林法实施条例》第35—37条）。

应当承认,林木是负载着维护地域性生态安全和自然环境之公共使命的特殊商品,在此意义上,它已经不是所有权人的自家之物,还与公共利益紧密相关。为了防止滥伐而引起生态失衡、环境破坏等问题,国家采用正当法律措施限制林木所有权,应为当然之理,也是具有普遍性的法律经验。[7]然而,确定正确的方向,只是达到正确结果的第一步,如果不采用正确的措施,结果也难以尽如人意。

我国法律对林木采伐以及木材运输的限制,旨在通过国家之手来限制林木所有权,防止权利人滥用权利,以平衡与此有关的各种利益关系。这个方向是促使人和自然和谐以及各方利益和谐的正确方向,但既有规定所采用的限制林木所有权人采伐林木和运输木材之权利的方式,未必是正确的措施,因为在实践操作中,在欠缺必要制约措施的情况下,采伐许可证和运输证件的颁发掺杂大量的权力和人情因素,一直维系着整个林业体制运行的限额采伐制度在现实中带来的消极甚至反面作用远远大于其对森林资源的保护意义。[8]而且,采伐和运输是林木所有权人实现其所有权的必需手段,也是所有权之处分权能的主要体现。如果权利人在这两个方面没有一定的自主性,林木所有权将发生异化,这不仅增大了权利人的交易成本和社会成本,还有悖于《物权法》在物权法定基础上对所有权的界定。

故而,有必要对现有的林木采伐和木材运输许可机制进行反思。由于问题的症结是法律没有完全直接针对当事人设定限制性措施,而是经由主管机构来事先决断和裁量相关证件是否可予颁发,那么,取消或者大幅改革这种授权性的许可机制,在恢复林木所有权之完全性的基础上给予适当的合理限制。具体而言:首先,法律应肯定林木所有权人普遍享有自主决定林木采伐并在采伐后将木材运输出林区的权利,将之复位为林木所有权的必要内容。其次,法律明确禁止采伐或者限伐的林木种类,明确采伐的方式以及权利人的更新或者重植义务,明确规定林木所有权人违背上述法律规定的责任,这些规定是法律对林木所有权的直接限制。再次,权利人在采伐林木时,根据自己的经营计划和种植计划,向林业主管部门报告采伐的地点、林种、面积等,只要采伐不违背法律的禁止性规定和强制性规定,主管部门即应准许,不得再附加条件进行裁量。一言以蔽之,法律应对林木所有权进行限制,但必须在限制中大幅限缩行政权力的范围,将建立在采伐限额基础上的采伐许可变为采伐自由基础上的采伐备案,并以法律的禁止性规定和强制性规定作为规范林木所有权人行为的屏障,在此基础上取消木材的运输许可制度。

（二）用益物权

以林木为对象的用益物权,即对他人所有的林木依法享有的占有、使用和收益的权利。根据实践经验,林木的用益物权应指林木使用权,其主体可以为国家、集体或者私人,客体是他人所有的林木,内容是占有林木并加以使用、收益,如采果、采脂等。

（三）担保物权

由于林木在法律中属于不动产,故以林木为标的的担保物权只能是抵押权。对此,《担保法》第42条第3项提供了基本的法律依据,即以林木抵押的,登记部门为县级以上林木主管部门。林木抵押权的内容及其行使要遵循《担保法》和《物权法》的规定,在此不再赘述。

注释:

[1]孙宪忠.论物权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1.PP487-495

[2]周珂,侯佳儒.论林农合法权益保护[J].法学杂志,2006,（2）.

[3]不过,该规定仅仅为倡导性的规定,并没有强制性的法律效力。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14条,承包方依法采取转包方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发包方仅以该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合同未报其备案为由,请求确认合同无效的,不予支持。

[4]王兆国.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草案）》的说明——2007年3月8日在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上[A].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C].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7.p44

[5]周珂.物权法贴身保护林农权益[N].中国绿色时报,2007-03-23.

[6]孙宪忠.论物权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1.PP9-10

林业物权范文篇4

一、《物权法》的公布实施，为促进和深化林业产权制度改革提供了法律保障

《物权法》是规范财产关系的民事基本法律，调整因物的归属和利用而产生的民事关系，包括明确国家、集体、私人和其他权利人的物权以及对物权的保护。《物权法》的公布实施，为林业产权制度改革向纵深推进指明了发展方向，奠定了法理基础，提供了法律支持。

（一）明晰林业产权，实现定分止争

《物权法》的基本目的和功能之一，是定分止争，明晰产权归属，杜绝各种纠纷争执。先秦法家曾经揭示阐述过这一深刻道理。管子说过：“律者，所以定分止争也”（《管子•七臣七主》）。慎子提到著名的兔子理论：“一兔走街，百人追之，分未定也；积兔满市，过而不顾，非不欲兔，分定不可争也”（《吕氏春秋•慎势》）。商鞅进一步地阐述：“一兔走，百人逐之，非以兔可分以为百也，由名分之未定也。夫卖兔者满市，而盗不敢取，由名分已定也。故名分未定，尧、舜、禹、汤且皆如骛焉而逐之；名分已定，贪盗不取”（《商君书•定分》）。当兔子所有权这一物权不明确时，按照先占主义原则，谁实际占有该物，就获得了兔子所有权。因此，要避免出现众人争夺物权的不稳定状况，首先要做的就是明确物权。这个确定物权的行为就是“定分”。需要指出的是，社会经济发展到今天，物权日益发达，不仅所有权需要“定分”，用益物权也需要“定分”。

集体林权制度主体改革就是“定分”，具体来说是将林地所有权与使用权分离，在坚持集体林地所有权性质不变的前提下，将林地使用权承包到户，同时由政府登记并颁发权属证书，从法律上予以确认和保护。在通过“定分”、明晰权属关系后，农户成为了权利主体和经营主体，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一定程度的处分等权能，自主安排生产经营活动。实践表明，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实现了“山定主、树定根、人定心”，定分止争的功能得到充分发挥，化解了大量林区纠纷矛盾。据统计，福建省2003年以来，共调处各类涉林纠纷22333起，面积193.1万亩，有力地促进了社会稳定。邵武市家塘镇铁罗村，通过林改，从有名的“上访村”变为“稳定村”。江西省通过林改解决了90%多的山林纠纷。《物权法》的公布实施，将会更加有力地巩固和发展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定分止争”成果。

（二）理顺生产关系，实现物尽其用

物权界限清楚并受到切实的法律保护，物权具有通畅便捷的交易机制，是促进权利人利用其财产，充分发挥物的效用的前提。《物权法》发挥“物尽其用”的功能，关键在于设计好用益物权制度和担保物权制度。物权权利人通过担保物权制度，拓宽融资渠道，分散经营风险，增强物权交易功能，实现物尽所用。所有权人通过用益物权制度，将自己的财产和土地交给最能发挥物的效用的“他人”利用，实现“物尽其用”，这对实行土地公有制的我国具有重要意义。集体林原来的生产经营模式僵硬低效，生产关系不顺导致了植树造林难、护林防火难、科技推广难、产业发展难、农民增收难等问题，最终造成集体林地生产力低下。目前全国25亿亩集体林地平均每亩森林蓄积量仅为3.3立方米，既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更低于世界水平。集体林经营管理模式改革是大势所趋，是农村林业发展的必由之路。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就是实现《物权法》用益物权和担保物权制度的生动的实践。

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创设了林地承包经营权，《物权法》明确林地承包经营权是一种用益物权。这一用益物权交给农户，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极大地发挥了农村土地的效用。2005年以来，福建省植树造林总面积连续3年每年超过200万亩，比改革前翻了一番。江西省林改两年多来，每年人工造林面积是近10年最多的。山区农民成为山林的经营主体，舍得投入、精心经营，“把山当田耕，把树当菜种”，大幅度地提高了林地生产力和单位面积产出率，收入也不断增长。2006年永安市农民人均林业收入2513元，占农民人均收入的51.2%，比改革前增长3.4倍，有的农户收入可达万元。2005年江西省农民林业现金收入比2004年增长40%以上。

（三）明确私有物权地位，平等保护公私财产权利

《物权法》强调对公共财产权利和私人财产权利在法律上给予平等保护，明确规定国家、集体、私人和其他权利人的物权受法律保护，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犯。这在社会主义国家立法中是重大的理论突破和制度创新，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物权法》这一立法价值取向有效化解了困扰非公有制林业主体发展的难题。一方面，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成果得到巩固，广大山区农民享有的承包经营权得到物权保护，在土地调整、征地、拆迁等过程中农民合法权益受到国家法律保护；另一方面，为社会民间资本进入林业领域奠定了基本法律制度基础。江西省非公制造林比重从2004年的不足30%上升到2005年的64.7%,社会投资造林资金达到4.26亿元，全省社会投入造林资金2006年达5.47亿元。福建省南平市2006年个体私营造林面积占全市造林面积的75.5%；莆田市个体私营造林3.3万公顷以上的大户达45家。

（四）理顺公共资产支配秩序，遏制公有资产流失

《物权法》在国家基本经济制度和公共资产支配秩序这个极为重大的制度建设方面，表现出极大的理论创新勇气。无庸置疑，公有制不能仅仅停留在抽象的政治诉求上，更重要的是体现在法律实现上。《物权法》通过具体的民事规范加强了公有制的法律实现形式，利用《物权法》“特定主体、特定客体、特定权利义务和法律责任”这个基本法律规则，将公共财产的占有、使用、收益以及处分等支配关系在法律上规定清楚，并从权利的享有与义务责任承担相结合的角度，建立公共资产保护和利用的法律制度。

我国林地分为国家所有和集体所有两种类型。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坚持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坚持林地集体所有权不变。《物权法》明确规定，农民集体所有的不动产和动产，属于本集体成员集体所有。《物权法》同时规定，涉及土地承包、调整、补偿资金以及集体企业处置等重大事项，应当依照法定程序由本集体成员决定。从各地实践来看，集体林权制度改革依照农村土地承包法、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等法律严格推进，林地承包方案等重要事项由集体成员决定。《物权法》通过相关物权制度，对包括林地在内的集体所有资产支配管理加以规范，为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指明了方向，提供了法律保障。有利于林业各项改革在公共资产领域建立起“权利、义务与责任”清晰的具体制度，为有效地防止公有资产流失奠定了重要的制度基础。

二、《物权法》的公布实施，为推进林业市场机制建设和林业产业发展开创了有利局面

现代林业建设需要规范、高效、通畅、便捷的现代市场机制。经过多年的努力，我国林业市场机制建设取得了较大的成绩，但是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仍然有较大差距。市场交易是优化配置生产要素的基础条件，借助现代市场机制，才能使各种生产要素向林业积聚，促进林业生产力发展。《物权法》的制定和实施，对构建现代林业市场机制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建立符合林业发展要求的市场机制，一是要维护市场主体的平等地位，二是要充分利用好土地和资金两类财产的使用关系。就土地使用关系而言，通过承包流转使林地所有权与林地使用权分离，由最能发挥其价值的人来使用和经营林地。《物权法》通过设定用益物权制度实现这种利用关系。就资金使用关系而言，《物权法》设定的担保物权制度可以极大地提高资金使用效益。建立林业市场机制，这类财产利用关系犹如鸟之两翼，车之两轮，相互促进，相辅相成。林业发展领域如果不能建立起相应的用益物权制度和担保物权制度，现代林业市场机制也就无从谈起。

（一）保护主体平等地位，促进市场公平竞争和共同发展

《物权法》不仅厘清了国有财产、集体财产和私人财产的界限，并从制度上明确保障一切市场主体的平等法律地位和发展权利。马克思说过：“商品是天生的平等派,它要求买者与卖者之间必须遵守交换的等价法则。”因此，失掉了平等，就失掉了市场经济；失掉了公平竞争，就失掉了共同发展。现代林业建设应该对所有的市场主体，包括国有、集体和私有主体，都一视同仁，使其具有平等地位。这需要各级政府和林业主管部门根据物权法律制度的要求提高驾驭市场的能力，进一步统一税费政策、资源利用政策和投融资政策，为各种林业经营主体创造公平竞争的环境。

（二）完善用益物权制度，夯实林业市场机制构建的基础

《物权法》明确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性质是用益物权，并建立起相关的用益物权制度，给予了物权的保障，作为“土地承包经营权人依法对其承包经营的耕地、林地、草地等享有占有、使用和收益的权利，有权从事种植业、林业、畜牧业等农业生产”，这为建立农村林地用益物权制度奠定了基本框架。

同时，《物权法》明确规定，国家所有的农用地实行承包经营的参照用益物权的有关规定，国有林地承包经营权也属于用益物权，也应当实现“物尽其用”的目标。

在土地社会主义公有制性质不改变的前提下，《物权法》对农村集体林地和国有林地用益物权制度的创设，为林业市场机制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用益物权制度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制度的内在要求，也是建设市场经济制度的基本条件。市场交易的前提是拥有可依法交易的财产权。这不仅要求在法律上明确物的总括利益的归属，即明确物在法律上的所有权人，还要明确物的使用价值利益的归属，即明确物的用益物权人。林地是最基本的林业生产要素之一，但由于法律禁止土地买卖，土地所有权不具有可转让性，要通过市场机制来有效配置资源，创立林业用益物权制度，对建立市场经济运行机制具有根本性的意义。

（三）健全担保物权制度，盘活森林资源资产

担保物权在于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担保债权，融通资金。《物权法》在担保物权制度上取得了突破，设立了抵押、质押、留置、权利抵押等诸多制度，并扩大了抵押担保物的范围。根据《物权法》规定，几乎所有可交易的财产均可以作为抵押物。《物权法》完善了抵押担保机制，改变了林权抵押贷款的不利局面，为盘活森林资源资产，拓宽融资渠道，将林权制度改革向纵深推进，提供了相应的法律保障。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有一个历史发展的过程。改革开放初期，由于当时社会历史条件还不成熟，国家对于林地使用权抵押比较谨慎。按照担保法规定，可以抵押的仅限于荒山、荒沟、荒丘、荒滩等荒地的土地使用权，即“四荒地”使用权。同时，担保法规定，“依法可以抵押的其他财产”才可以抵押，也就是说抵押物的范围只限于法律规定可以抵押的财产，这就把“四荒地”以外的林地使用权，排除在可以抵押的财产范围之外。

此外，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中规定：当事人以农作物和与其尚未分离的土地使用权同时抵押的，土地使用权部分的抵押无效。此条规定的农作物包括森林林木，土地使用权也包括林地使用权。按照此规定，林地使用权抵押得不到司法保护，意味着一旦债务不清偿，债权人不能通过司法救济来行使抵押权，无法处置抵押物，要求债务清偿。其结果，必然导致森林资产难以作为财产抵押来融资。

《物权法》完善了不动产担保物权制度，明确规定“法律、行政法规未禁止抵押的其他财产”即可抵押，其立法意图就是抵押财产无需法律规定，只要不被法律禁止，即可抵押。在《物权法》中，林地、草原与耕地都是农业用地类型。《物权法》明确规定，禁止抵押的有耕地、宅基地、自留地、自留山等集体所有的土地使用权，林地使用权并没有在禁止抵押的财产范围之内。同时，《物权法》规定，“建筑物和其他土地附着物”可以抵押，并且允许多项财产一并抵押，所以林地使用权及其附着物的林木可以一并抵押。

林业经营具有周期长、投入大、见效慢的特点，因此森林资产抵押融资对林业生产经营具有重大意义。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林农实现增收，目前主要是对现有森林资源的财富存量进行初始分配带来的，随着改革向纵深推进，林农增收必须依赖于经营森林带来财富增量。广大农户成为经营主体后，要提高林地生产力，必须自己加大投入、加快资金周转。在目前农村融资状况下，山区农民融资十分困难，因而以林权抵押贷款为主的小额贷款显得极其重要。福建、江西等地的实践充分证明，以林权抵押贷款为主的小额贷款成为山区农民发展生产、劳动致富等的原始推动力之一。

三、《物权法》的公布实施，为切实保护广大山区农民的基本利益奠定了坚实基础

《物权法》是保护公民私有财产的基本法律，也是保护广大山区农民基本利益的基本法律。加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解决我国“三林”问题，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通过充分尊重和有力保护广大山区农民的私有财产尤其是新增财产，是激发他们改善私有财产保有状况，创造更多社会财富的积极性和主动性的前提。《物权法》通过设定各种制度和救济方式，规定对公民的私有财产给予平等保护，公民合法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对严重侵犯公民私有财产的违法行为设定了法律责任。

（一）保护林地承包经营权

《农村土地承包法》颁布实施后，社会各界对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权利性质一直存在争议。《物权法》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性质明确界定为用益物权的一种类型，确立了基本的法律地位，为土地承包经营人得到更为全面的物权保护奠定了重要的制度基础。

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借鉴了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经验，将林地所有权与使用权分离，即由原来体制下的集体所有、集体使用，改为集体成员集体所有、集体成员使用，目前主要通过家庭联产承包的合同形式予以确认。这种以承包合同为基础的农地使用关系，受到债权作为相对权的限制，不能对抗善意第三人，林地承包经营权容易受到其他人的侵害。《物权法》确定林地承包经营权为用益物权，使农户对林地的使用权由债权转变成物权，为实现农地使用关系的物权化提供了法律基础，为巩固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成果，消除和减少侵害农户合法权益的行为，保护广大农户的经营自主权，进一步激发其生产积极性，创造财富，促进林业发展，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物权法》不仅明确了林地承包经营权的性质，而且延长了对林地的承包期限，强调土地承包期届满，土地承包经营权人可依法继续承包。“有恒产者有恒心”，这一规定赋予了农民长期而有保障的使用土地的权利，这对经营周期长、投入大的林业来说，意义重大。

（二）完善农村集体成员的决策权

《物权法》首次明确集体所有权的权利性质，并将原来“集体所有权”改为“集体成员集体所有权”，具体规定了土地承包、调整、补偿等处置集体财产事项必须由集体成员决定的法定程序和要求。从制度上堵住了侵害农民“成员”权力的漏洞，十分有利于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巩固集体林经营模式转变的成果。

（三）健全林地征收征用补偿制度

《物权法》为了防止林地等农村集体土地受到侵害，健全和完善了集体土地征收征用制度，建立了更为严格的补偿制度。《物权法》规定了比较详细的关于征收征用土地的补偿原则，强调必须足额补偿。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物权法》还规定了征收农民使用的土地，必须对农民个人承包经营权受到的损害进行补偿；将商业目的的用地排除在国家征收之外，企业取得商业用地，须按照合同法的规定与土地使用权人农户或居民谈判签约；对于任意撕毁承包合同及强行摊派等侵害农民合法权益的问题，《物权法》也明确规定了救济措施。这对保护农民的合法权益将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

四、积极应对新挑战，制定有力措施全面贯彻《物权法》

（一）《物权法》的公布实施对依法治林工作带来新挑战

《物权法》的公布实施，对现代林业产权制度构建、相关林业政策调整，对依法治林、依法行政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对现代林业建设带来发展的机遇，同时，也带来了挑战。

（1）集体林产权不明晰、林权不落实所引发的矛盾将进一步凸显。针对集体山林归属不清、权责不明、经营机制不活、产权流转不规范等制约林业发展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近年来，福建、江西、辽宁、浙江、云南等省率先开展了以“明晰产权、放活经营、减轻税费、规范流转”为主要内容的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取得了阶段性的显著成效。但从全国范围来看，这项基础性林业改革工作的推进速度还不快，大部分省份的改革还没有展开，集体林产权仍然处于不明晰的状态，使得广大群众投身林业、发展林业的积极性迟迟无法调动起来，发挥出来。这也成为农村和林业领域贯彻落实《物权法》、保障农民合法权益的一个制度性障碍，需要加大推进力度，用典型引导这项改革在全国范围的全面展开。

（2）集体林地被划入自然保护区和国营林场经营区所带来的冲突将进一步凸显。其一，在国营林场建立发展过程中，集体林地被划入国营林场经营区，但权属没有改变。《物权法》公布实施之后，集体经济组织对其被占的林地主张其权利成为潜在的冲突因素。国营林场要想继续使用集体林地，应当采取合法手段来获取林地使用权。比如，采取租赁、合营或征用等方式使用集体所有林地。其二，在自然保护区建立发展过程中，集体林地被划入自然保护区，但权属没有改变。无论处于核心区、试验区还是缓冲区，集体经济组织对集体林利用都受到不同程度的限制，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生计受到影响。《物权法》公布实施后，自然保护区建设应当正视这一问题，并积极采取有效措施解决这一问题。

（3）个人投资营造的林木被划入公益林所带来的矛盾将进一步凸显。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各地陆续出台了“谁造谁有、合造共有”等鼓励个人等非公有制主体投资造林的政策，广大林农及其他业主通过林业项目贷款、世界银行贷款或者其他自主投资等发展用材林造林项目，极大地促进了我国林业发展，广大林农和业主对这些“绿色银行”也有着很大的获利预期。按照《物权法》规定，物权权利人对特定的物享有直接支配和排他的权力，享有林地使用权的个人投资者，依法可以主张相应的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林地使用权和林木所有权的权利。但是，目前部分林农等个人投资营造的林木被划入重点公益林，林木被禁伐或限伐，经营受到限制，经济受到损失。虽然有部分政策补偿或者补助，但是相对于林农的巨大付出和沉重的还贷压力，无异于杯水车薪。林农的生产积极性受到挫伤，部分甚至陷入债务重重的窘况，给社会带来了不稳定因素，不利于和谐社会的构建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应该积极探索，采取合法手段妥善解决，化解这些矛盾。

（4）林权确权发证与林业建设改革实践发展的不适应将进一步凸显。按照《物权法》规定，国家将逐步实行不动产统一登记制度，包括统一登记的范围、登记机构和登记办法。按照森林法等相关规定，林权登记管理主要由林业主管部门负责，是林业主管部门的重要职责，也是林业管理的重要手段。总体来看，在林业建设和改革中，尤其是集体林权制度改革中，广大林业基层工作机构较好地完成林权登记的相关工作。但是，目前还有一些地方确认权属发放林权证的工作推进缓慢，与林业改革和发展等工作需要不相适应。《物权法》公布实施之后，国家实施不动产统一登记制度，将会对林权登记工作提出更高的要求，林权登记管理工作机构将面临着新的挑战。

（5）野生动物物权相关规定的不完善导致的相关问题将进一步凸显。《物权法》明确规定：“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野生动植物资源，属于国家所有。”所指的野生动植物是法律明文规定的珍贵、濒危的陆生、水生野生动物和有益的或者有重要经济、科学研究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及野生植物。但是，在实践中逐步暴露出我国现有野生动物物权制度的局限和漏洞。主要是：其一，驯养繁殖国有野生动物资源的产权归属亟需明确。按照《物权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相关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野生动物资源，任何单位和个人都不能取得所有权。国有野生动物资源经过驯养繁殖之后产生的新一代，作为孳息也应该属于国家所有。但是，目前私人获得驯养繁殖国有野生动物许可权之后，可以进行经营交易，获取收益。这明显与《物权法》规定相矛盾，亟需研究国有野生动物经过驯养繁殖后新一代的权属关系，以及出售利用收益的性质和归属。狩猎权也需要按照物权法定的原则确定归属制度。其二，国有野生动物造成损害的赔偿制度需进一步健全完善。《物权法》规定国家享有国有野生动物所有权，野生动物造成他人损害，如果没有免责事由，就应该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但是，目前由国务院代表国家行使所有权，而国家所有的野生动物所造成的危害由有关地方政府承担。这种权责利关系需要进一步合理调整。其三，非国有野生动物的种质资源如何保护，出现法律空档。依照《物权法》规定，个人或者集体对其所有的野生动物依法享有处置权，但是，对非国有野生动物种质资源的保护，法律规定存在缺陷，为防止我国种质资源向境外流失，应强化法律完善。

（6）采伐限额政策与权利主体物权行使的矛盾将进一步凸显。物权是指权利人依法对特定的物享有直接支配和排他的权利，包括占有、使用、收益和处置四个方面权能。目前，采伐限额政策对处置收益的限制已经超出了物权行使所应该承担的社会义务的范围，对于商品林而言更是如此。按照《物权法》的规定，权利人可以请求排除妨碍，也可以请求损害赔偿。虽然国家对公益林已给予了生态效益补助，但是经费的性质仅属于公益林提供生态产品的财政激励，不属于物权损害赔偿，也不属于生态产品的交易价格。这些限制已经与《物权法》相违背，将给林业部门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带来巨大的挑战。在过去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这种限制是必需的，但是到今天，采伐限制政策应该根据实践发展进行调整，或加大购买生态产品的公共财政支付，或形成生态服务交易机制，保护生态服务提供者的合法权益。公权的行使应当在尊重和保护私权的基础上进行。

（二）贯彻《物权法》推进现代林业建设的对策建议

《物权法》的颁布实施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将带来极为深刻的影响，我们应当在分析现代林业建设和依法治林所面临的新形势新情况的基础上，认真学习贯彻《物权法》，加强林业物权制度研究，建立和完善现代林业物权制度，促进林业市场机制建设和宏观调控机制创新。

（1）以《物权法》统一思想，积极推动林权制度改革。《物权法》的核心在于通过物权法定，明确物的归属，达到“定分止争”，从而实现“物尽其用”。林业产权制度改革作为我国林业领域的一项重大改革措施，其根本目的就是要通过明晰产权、分清权责，充分调动广大农民等生产经营者造林营林管林的积极性，保障他们的合法权益和劳动成果，促进林业发展，实现兴林富民。两者的本质目的是一致的。要把在全国范围内推动林业产权制度改革作为林业贯彻落实《物权法》的最重要的手段之一，通过深化改革，使物权法律制度在林业法律制度体系中得到全面体现，并贯穿到林业生产经营活动的全过程，真正搞好用益物权，利用好担保物权，实现物尽其用，促进林兴民富。

（2）抓紧研究应对物权冲突的对策。对国营林场、自然保护区所占集体林地林木情况进行调查，充分了解实际情况，区分不同类型，采取不同的方式，制定相应的政策进行调整。要逐步加大补偿力度，待条件成熟时可以考虑出台土地征收为国有土地的财政政策，也可以采取用经营管理区以外的国有林地置换区内的集体林地、组织核心区居民移民的办法，解决当地原居民的生计和发展问题。对个人投资营造而被划入重点公益林的，适应《物权法》应当积极探索新机制。

（3）加强林权登记工作。《物权法》关于国家实行不动产统一登记制度的规定，明确了既要对城市房地产这一类型的不动产进行统一登记，又要对耕地、林地、草原等其他类型的不动产进行统一登记。对于林地（和林木）这一类型的不动产，林业部门应该根据《物权法》的规定，在坚持林权登记日常管理职能由林业部门执行的前提下，加强研究和完善林权统一登记管理制度，尤其是林地这一不动产类型，满足林业各项改革和工作的要求。

（4）完善野生动物资源物权制度研究和建设。首先，按照《物权法》，研究确定驯养繁殖国家野生动物资源归属，加强驯养繁殖人的合法权益保护，创新各种物权机制实现驯养繁殖野生动物资源的商业开发利用，在保护和利用中寻求发展；其次，应积极探索国有野生动物造成损害赔偿制度，研究建立科学合理的中央政府、地方政府责任承担制度；再次，对法律未做规定的国家所有野生动物种质资源保护问题，要加快研究和强化立法力度，防止种质资源外流。

（5）抓紧推进相关配套立法工作。《物权法》的出台实施，需要一系列的下位法丰富和支持。目前，林业物权制度体系中还有不少需要予以补充和完善的地方，要抓紧审查林业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各级林业主管部门要尽快完成相关配套立法工作计划，抓紧开展行政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清理工作，对有关物权的规定，都要依照《物权法》进行修改或者废止，并将清理结果向全社会公开；对林权流转抵押、森林资源资产评估、国有林经营管理、公益林管理补偿等方面也还存在立法空白，需要加快研究步伐。

林业物权范文篇5

国家林业局党组副书记、副局长李育材，国家林业局党组成员、中央纪委驻局纪检组组长杨继平，国家林业局党组成员、副局长祝列克，国家林业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局直属机关党委书记张建龙，国家林业局副局长印红参加了学习。

贾治邦说，物权法的施行是国家法制建设的一件大事，对于坚持社会主义制度，规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维护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激发全社会的创造活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贯彻实施物权法，是林业部门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要牢固树立物权理念，深入学习贯彻物权法，充分发挥物权法的规范、指导和保障作用，加快推进现代林业建设，实现林业又好又快发展。

一要加强组织领导，继续深入学习物权法。各司局、单位一把手要亲自安排部署，组织好物权法的学习、宣传、培训工作。要一边学习，一边结合工作实际、立法实际进行讨论，交流学习经验。要把学习宣传物权法纳入普法规划中。要学习并深刻理解物权法的立法宗旨、基本内容和各项规定，特别是与林业相关的内容。各个单位的领导干部要带头学习，深刻领会物权法的精神实质，提高认识，更新观念，正确处理行使国家权利与保障公民权利的关系，充分运用物权法来促进林业发展、促进社会和谐。要准确把握物权法的有关规定，自觉维护物权法的权威，严格执法，严厉打击违法行为，不断提高林业部门依法行政的能力和水平。

二要认真贯彻实施物权法，加快推进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和国有重点林区、国有林场改革试点。物权法的基本功能是明确物的归属，定纷止争，物尽其用。物权法高度重视农民权益的保护，将与农民关系最为密切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明确为“物权”予以充分保护，“林地承包期为30年至70年”、“特殊林木的林地承包期，经国务院林业主管部门批准可以延长”。同时规定对公民的私有财产进行平等保护，公民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并对侵犯公民私有财产的违法行为设定了法律责任。当前，我国正在全面推进林权制度改革，特别是集体林权制度改革，首要的任务就是明晰产权、确立主体、明确权利、保障权益，这与物权法的立法宗旨是一致的。认真学习贯彻物权法，有利于保障农民承包经营林地的合法权益，有利于激发广大林农建设林业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加快推进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步伐。

三要通过学习，牢固树立物权观念，特别是平等保护原则的观念，切实保护权利人的合法权益。对国家、集体和私人的物权实行平等保护，是物权法的一项重要原则，这对当前林业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林业建设是全社会参与的事业，多种所有制的社会主体尤其是非公有制主体，已经成为林业建设的重要力量。按照物权法的规定，在财产归属确定的前提下，作为物权的主体，不论是国家的、集体的，还是私人的，对所有的林权权利都应当给予平等保护。因此，各级林业部门在行使行政管理职权过程中，应当按照平等保护的原则，切实保障各种不同主体的合法权利，不得对非公有制主体在林权保护上实行“歧视待遇”，随意侵犯林权主体依法享有的权利，不能打着“这是中央的重点项目”、“维护公共利益”等旗号，不征求权益人意见就强行征占，损害公民的合法权益。

林业物权范文篇6

【关键词】林权森林所有权和森林使用权林木所有权林地所有权和林地使用权

[Abstract]Weconsiderthatforestpropertymeansforestorwoodsorwoodland''''sownershiporuseright.Andforestpropertyconcludesforestownershipanduseright,woodsownership,woodlandownershipanduseright.

[Keywords]forestpropertyforestownershipanduserightwoodsownershipwoodlandownershipanduseright

200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林业发展的决定》明确提出“进一步完善林业产权制度”，“加快推进森林、林木和林地使用权的合理流转。在明确权属的基础上，国家鼓励森林、林木和林地使用权的合理流转，各种社会主体都可通过承包、租赁、转让、拍卖、协商、划拨等形式参与流转”。2005年福建省也颁布了地方性法规：《福建省森林资源流转条例》。2006年3月16日我国颁布的《物权法》中关于森林的权属也作了原则性的规定。国家法律、国家政策以及地方性法规使用了林业产权，但是什么是林业产权，或言之，什么是林权，林权的内涵与外延是什么，这些问题都必须在理论上给予清晰的回答。否则，理论的模糊便会导致实践的困惑。例如国务院《关于加快林业发展的决定》所言的“林权流转”是指“森林、林木和林地使用权的合理流转”；福建省地方性法规则强调的是“森林资源流转”。“森林、林木和林地使用权的流转”与“森林资源流转”是不同概念，因为“森林资源流转”按字面涵义理解往往是指所有权的交易，这就与中央政策确定的“使用权”流转不相符合。即使《福建省森林资源流转条例》的具体内容主要规范的也是“森林、林木和林地使用权的流转”，但至少也说明了林权理论与实践规范之间的逻辑不一致。因此，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从实践规范而言，厘清林权的内涵与外延有着非常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本文从梳理我国现有关于林权涵义的理论学说和考察我国现有法律法规的规定两方面着手，就林权的涵义进行辨析，探析林权的具体的内涵与外延，为规范我国森林资源权属以及森林资源的效用提供理论上的支持。

一、林权内涵与属性

（一）林权内涵

我国法律没有明确界定林权，但有法律明确规定了森林或者森林资源的权属。如《宪法》第九条规定：“矿藏、水流、森林、山岭、草原、荒地、滩涂等自然资源，都属于国家所有，即全民所有；由法律规定属于集体所有的森林和山岭、草原、荒地、滩涂除外。”《森林法》第三条规定：“森林资源属于国家所有，由法律规定属于集体所有的除外。森林、林木、林地的所有者和使用者的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犯。”《森林法》第二十七条规定：“农村居民在房前屋后、自留地、自留山种植的林木，归个人所有。城镇居民和职工在自有房屋的庭院内种植的林木，归个人所有。”这些立法规定只是界定了森林资源的权属，但是什么是林权立法上则没有明确界定。学理上关于林权的内涵通说一般认为林权是指森林、林木、林地等森林资源的所有权和使用权，只是表述的方式以及林权所具有的外延有些不同而已。如有的认为“林权是指森林、林木、林地等森林资源的所有权和使用权。森林、林木的所有权是指所有人依法对森林、林木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使用权是所有权权能的一种，使用权可以由所有者行使，也可以由非所有人行使。”有的则表述为：“林权即为林业物权，是有关森林资源以及森林、林木和林地的所有权和使用权，是林业政策的核心和根本。从纵向上分析，林权权利人的权力包括林业资产所有权及其派生的使用权、收益权和处置权，从横向上分析，它包括森林、林木的采伐利用权，林上、林中、林下资源的采集利用权，森林景观的开发利用权、补偿权、收益权、流转权、抵押权、担保权和品种权等等”。其实，这两种界定只是不同学科领域对林权界定的不同表述而已。例如：前者是法学界关于林权界定的通说；后者是经济学界关于林权界定的一种说法。因为在法学界，“占有、使用、收益、处分”是所有权的权能；而在经济学界，则习惯于将其称之为占有权、使用权、收益权和处分权。但是，若从法律规则制定技术上考虑，我们赞成用法学定义的方法将林权界定为：“林权是指森林、林木、林地等森林资源的所有权和使用权。”

（二）林权属性

林权是指森林、林木、林地等森林资源的所有权和使用权。既然林权是建立在森林资源之上的一种物权，在我国实行土地公有制的国情背景下，以及森林资源的经济价值及生态价值，林权的属性应该既是一种私权也是一种公权，换言之，林权是一种具有公法化色彩的私权。

第一，从林权主体属性来看，林权主体既可以是国家，也可以是集体，还可以是私人。我国已颁布的《物权法》关于所有权的主体主要有国家所有权和集体所有权、私人所有权。森林所有权规定主要体现在《物权法》第四十八条以及第五十八条。第四十八条规定：“森林、山岭、草原、荒地、滩涂等自然资源，属于国家所有，但法律规定属于集体所有的除外。”第五十八条规定：“集体所有的不动产和动产包括：（一）法律规定属于集体所有的土地和森林、山岭、草原、荒地、滩涂；……”。同时第四十五条规定：“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财产，属于国家所有即全民所有。国有财产由国务院代表国家行使所有权；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第六十条规定：“对于集体所有的土地和森林、山岭、草原、荒地、滩涂等，依照下列规定行使所有权：（一）属于村农民集体所有的，由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代表集体行使所有权；（二）分别属于村内两个以上农民集体所有的，由村内各该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小组代表集体行使所有权；属于乡镇农民集体所有的，由乡镇集体经济组织代表集体行使所有权。”根据《物权法》的这些规定，从主体角度分析，林权的属性既有私人性质的主体，也有公有性质的主体。所以，林权主体属性既具有公权属性的主体国家，也具有私权属性的主体私人，还有居于公私中间地带的权属主体集体。

第二，从森林资源价值形态内容上分析，其既有商品性质的经济价值，同时也具有社会公益性质的生态价值。2003年6月2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林业发展的决定》明确指出加快林业发展的基本方针之一便是“坚持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相统一，生态效益优先”。森林资源的价值效益主要体现在生态、经济以及社会效益三个方面，在这三个效益系统中，从私权意义上，主要体现的是经济价值，从公权力上，主要体现的是森林资源的生态价值以及社会价值。因此，从森林资源价值形态内容上分析，林权的属性既有私权内容的经济价值，同时也具有公益性质生态价值即维护公益的公权力性质。

第三，从林权内容上分析，林权既具有私权内容，同时也具有公权内容。林权在私权内容上，森林、林木、林地使用权权利主体追求的是森林、林木、林地的使用价值，这方面与物权中的用益物权是一致的。有的学者对此甚至认为：“林权是源于森林资源所有权的一种他物权形式，是森林资源非所有人依法取得的，自主开发森林资源并获取收益的民事权利。与森林资源所有权和林木所有权不同。”然而，用益物权完全是私权属性的，林权的公权内容则是用益物权所没有的。林权的私权与公权内容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林权的内容是林权人开发利用森林资源并获得收益的权利，并承担相应的义务。比如造林权、流转权、收益权等都是为了满足民事主体生产生活的需要，所以从权利的内容上说它是一种民事权利；另一方面林权又包含了很多公法义务，林权的法律制度也既具有公法色彩又具有私法特征。森林资源的开发利用涉及水土保持、防洪、气候调节等诸多社会公共利益，因此，林权在设立、变更、转让、终止等各个方面均受到法律的一定限制，林权法律制度难免带有浓厚的公法色彩。

二、林权外延及特征

尽管我们界定林权是指森林、林木、林地等森林资源的所有权和使用权，但如何构建林权权属则需要进一步分析。构建林权权属就其实质而言，就是必须界定清楚林权的外延。森林权属体系结构基本上可以分为三类模式：一元模式、二元模式以及混合模式。一元模式，土地将其上的一切物体完全吸附，土地属于谁，其上的一切财产就属于谁。“林随地走”即属此类。二元模式则允许林地与其上的其他财产区分开来，林地、林木、野生动植物等分别设置所有权，并且可以单独转让。混合模式，在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变过程中，我国还出现了无偿划拨林地给某个森工企业或机关团体的现象，林木收益完全归该单位，即“地随林走”模式。这种混合模式随着资源有偿利用制度的全面实施将会逐渐消失。随着资源的进一步稀缺，设定在森林资源上的权属也必然分割得更为细致，人们对于森林的利用，越来越细化，一元主义的模式不能够适应资源优化配置的需要，更无助于缓解加诸在森林资源上权属之间的紧张关系。因此，二元主义才是我们要选择的合理模式。我国《森林法》虽然基本上属于二元模式的立法。

坚持二元模式构造林权体系，首先应该将森林与林地分开进行探讨。森林与林木也是不相同的两个概念。从林权概念外延来看，依不同标准可以对林权进行不同的划分。若从林权法律属性划分，林权可以划分为森林、林木、林地所有权和森林、林地使用权两类。若从林权主体划分，根据我国《森林法》第二十七条规定和《物权法》相关规定，林权可以分为国有林权、集体林权和私人林权。若从林权客体划分，根据《森林法实施条例》第二条规定：“森林资源，包括森林、林木、林地以及依托森林、林木、林地生存的野生动物、植物和微生物”，则可以分为森林所有权和森林使用权、林木所有权、林地所有权和林地使用权。至于“依托森林、林木、林地生存的野生动物、植物和微生物”，因为另有《野生动物保护法》和《野生植物保护条例》进行规范，在此不予论述。结合我国的现行的法律规定，我们认为林权的外延主要包括森林所有权和森林使用权、林木所有权、林地所有权和林地使用权三类。

（一）森林

森林包括乔木林和竹林。建立在森林之上的林权包括森林所有权与森林使用权。

1．森林所有权

《宪法》第九条规定：“矿藏、水流、森林、山岭、草原、荒地、滩涂等自然资源，都属于国家所有，即全民所有；由法律规定属于集体所有的森林和山岭、草原、荒地、滩涂除外。”《森林法》第三条规定：“森林资源属于国家所有，由法律规定属于集体所有的除外。”《民法通则》第七十四条规定：“劳动群众集体组织的财产属于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包括：法律规定为集体所有的土地和森林、山岭、草原、荒地、滩涂等……”《民法通则》第八十一条规定：“国家所有的森林、山岭、草原、荒地、滩涂、水面等自然资源，可以依法由全民所有制单位使用，也可以依法确定由集体所有制单位使用，国家保护它的使用、收益的权利；使用单位有管理、保护、合理利用的义务。公民、集体依法对集体所有的或者国家所有由集体使用森林、山岭、草原、荒地、滩涂、水面的承包经营权，受法律保护。承包双方的权利和义务，依照法律由承包合同规定。”根据这些规定不难看出，在我国，森林的所有权主体只能是国家或者集体，个人不能成为森林所有权的主体。国家、集体享有森林所有权，也即意味着国家或者集体对其所享有的森林所有权享有完全的所有权权能：即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能。

2．森林使用权

关于森林使用权的认识存在否定说和肯定说两种观点。

否定说认为森林乃是指一个以树木为主体的生物群体，当然也是一个以树木为主体的生态系统。森林作为一个整体范畴，不宜成为林业权的客体。森林所包含的几个部分，在我国既有立法体系中，实际上已经将其分割成几个部分，并成立了单独的所有权。并且，现有立法中，森林与森林资源、林木等概念关系不明。森林有时作为森林资源的一部分，有时候又不是；有时包括林地，有时又不包括；有时候就是指林木，有时候又不包括林木。这种极端混乱的用法，已经使既有立法限于矛盾之中，继续沿用甚为不妥。所以，森林权属的构造仅仅包括林地和林木所有权、使用权以及担保物权。否定说其实并不否定森林资源使用权，只是其认为应该将森林所包含的几个部分进行分割单独设权。

肯定说观点虽然承认森林自然资源的使用权，但对其认识主要有五种观点：

一是认为自然资源使用权是为了自然资源有效和可持续利用，使用权在依法取得了自然资源主管部门的许可后，所拥有的对自然资源使用收益的权利，它与用益物权相互之间不存在从属关系，各自有独立存在的必要。

二是认为自然资源使用权属于财产的权利，是非债权性的财产权，具有物权性质。这些权利不是所有权，也不是担保物权，惟将其归入用益物权才为妥当。

三是认为自然资源使用权首先是一项民事权利，不是公法上的权力。其次，自然资源使用权是一种概括了各种财产权利的一种集合性的权利：一是用益物权，二是特别法上的物权，三是典型的行政特许权。

四是认为林权是公权性私权，林权是物权之一种。森林、林木和林地所有权属于物权中的自物权，即所有人在自己的物上享有的权利，是最为完整和充分的物权。森林、林木和林地使用权属于物权中的用益物权，即以物的使用收益为目的的权利。对于林地承包经营权，尽管法律对其保护既有物权方法，又有债权方法，但并不影响林地承包经营权的物权性质，林地承包经营权在法律性质上属于用益物权。

五是认为林权是源于森林资源所有权的一种他物权形式，是森林资源非所有人依法取得的，自主开发森林资源并获取收益的民事权利。与森林资源所有权和林木所有权不同。林权是一种具有公权性质的私权，在物权法体系中属于特许物权的范畴。

关于森林使用权，我们认为：否认森林使用权的存在是不科学的。因为森林具有成为民法上的物或者财产的三大属性：第一，它具有价值，能满足人们的某种需要；第二，它具有稀缺性，不能无限量地供给；第三，它具有独立存在性，可以独立于土地而存在。因此可以设定独立的物权（排他支配权）。所以森林可为民法上的物，成立独立的物权。而且，《民法通则》第八十一条规定：“国家所有的森林、山岭、草原、荒地、滩涂、水面等自然资源，可以依法由全民所有制单位使用，也可以依法确定由集体所有制单位使用，国家保护它的使用、收益的权利；使用单位有管理、保护、合理利用的义务。公民、集体依法对集体所有的或者国家所有由集体使用森林、山岭、草原、荒地、滩涂、水面的承包经营权，受法律保护。承包双方的权利和义务，依照法律由承包合同规定。”这也从立法上肯定了森林的使用权。

关于森林使用权的法律属性，我们认为：森林使用权是源于森林资源所有权的一种他物权形式，是森林资源非所有人依法取得的，自主开发森林资源并获取收益的民事权利。在物权法意义上，森林使用权实质上应列为用益物权范畴。但是森林使用权因为森林的公共产品属性的特征，又决定了森林使用权是一种具有公权性质的私权，并且森林使用权宜在《森林法》中进行规定，所以森林使用权又属于物权法体系中特许物权的范畴。

关于森林使用权的法律特征，我们认为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森林使用权的主旨在于森林使用权权利人对他人之物的使用价值进行支配。建立在森林之上的民事权利有所有权和使用权两类。因为森林所有权的主体在我国只能是国家或者集体，固然国家和集体也能够依据所有权理论而占有、使用、收益、处分森林，但是为了更好的发挥森林的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而由国家或者集体之外的主体使用，从而建立属于用益物权范畴的森林使用权是有其必要的。因为用益物权的社会功能在于“增进物尽其用的经济效用，即拥有其物者得自不使用，而使他人利用之，以收取利益（对价）。无其物者得支付代价而利用他人之物，而不必取得其所有权。”

第二，森林使用权的权能包括占有、使用、收益和管理四个方面。用益物权的权能包括占有、使用、收益而不包括处分三个权能。森林使用权首先表现为一种用益物权，因此，其自然也包含占有、使用和收益三个权能。在具体民事主体开发利用森林资源时，森林使用权权利人首先得占有森林。森林使用权权利人享有的森林使用权是一种手段性权利，是获取收益的权利。在森林使用权行使完毕之后，权利人获取了包括林木所有权在内的收益。此时，林木作为森林使用权行使的结果，是所有权的客体，属于林权人的财产。之所以说森林使用权包括管理权能，是因为一方面森林使用权的内容是森林使用权主体享有森林资源的占有、使用、收益和管理的权利，同时，森林使用权主体也负有管理、保护和合理利用森里资源的义务。管理权能的具备，便是森林使用权又不完全相同于用益物权在具体权能上的一个体现。决定管理权能的因素在于森林不仅仅具有物的使用价值，同时还具有生态效益的社会价值。

第三，森林使用权为独立物权。森林使用权一旦设立，森林使用权人便独立地享有对标的物的使用、收益权能，亦即该权利是独立存在的，依当事人之间设立森林使用权的行为或者法律的直接规定而发生。森林使用权是一种主权利，而不是从属于其他物权的权利，不像担保物权那样必须依附于债权。正是因为森林使用权是一种独立的物权，所以森林使用权可以进行流转，森林使用权也可以为债权而设置担保。

（二）林木

林木包括树木和竹子。关于林木的权属，根据现有法律规定，林木只能界定为林木所有权。

《民法通则》第七十五条规定：“公民的个人财产，包括公民的合法收入、房屋、储蓄、生活用品、文物、图书资料、林木、牲畜和法律允许公民所有的生产资料以及其他合法财产。”《森林法》第二十七条规定：“国有企业事业单位、机关、团体、部队营造的林木，由营造单位经营并按照国家规定支配林木收益。集体所有制单位营造的林木，归该单位所有。农村居民在房前屋后、自留地、自留山种植的林木，归个人所有。城镇居民和职工在自有房屋的庭院内种植的林木，归个人所有。集体或者个人承包国家所有和集体所有的宜林荒山荒地造林的，承包后种植的林木归承包的集体或者个人所有；承包合同另有规定的，按照承包合同的规定执行。”根据这些规定，建立在林木之上的林权便是林木所有权。林木所有权主体包括国有企业事业单位、机关、团体、部队、集体所有制单位、农村居民、城镇居民和职工等。林木所有权取得的方式主要有两种：原始取得和继受取得。原始取得即造林取得林木所有权。继受取得：其一是森林使用权收益实现取得林木所有权，二是合法继承取得林木所有权。当然林木可以设置担保物权。《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四十二条第（三）项也明确规定：“以林木抵押的，为县级以上林木主管部门”。此处，以林木抵押的，便是指以林木所有权抵押，而进行的债权担保。

（三）林地

对林地进行规范的法律法规主要集中在《土地管理法》、《农村土地承包法》以及《森林法》和《森林法实施条例》。然而，根据以上法律的相关规定，林地这一概念，在不同的法律法规中的涵义则是不同的。如《土地管理法》第四条第三款规定：“前款所称农用地是指直接用于农业生产的土地，包括耕地、林地、草地、农田水利用地、养殖水面等；建设用地是指建造建筑物、构筑物的土地，包括城乡住宅和公共设施用地、工矿用地、交通水利设施用地、旅游用地、军事设施用地等；未利用地是指农用地和建设用地以外的土地。”《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条规定：“本法所称农村土地，是指农民集体所有和国家所有依法由农民集体使用的耕地、林地、草地，以及其他依法用于农业的土地。”显然，《土地管理法》和《农村土地承包法》将林地从物权客体意义上规定为土地的一种类型，属于农业生产的土地或者农村土地，即农用地范畴之内。《森林法》和《森林法实施条例》为林业主管部门便于管理森林资源，而将林地规定为森林资源之一种。如《森林法》第二条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从事森林、林木的培育种植、采伐利用和森林、林木、林地的经营管理活动，都必须遵守本法”。《森林法实施条例》第二条规定：“森林资源，包括森林、林木、林地以及依托森林、林木、林地生存的野生动物、植物和微生物。林地，包括郁闭度0.2以上的乔木林地以及竹林地、灌木林地、疏林地、采伐迹地、火烧迹地、未成林造林迹地。苗圃地和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规划的宜林地。”《森林法实施条例》以列举的方式列明了林地的外延范畴，便于林业主管部门对林地的管理。不同法律法规从不同角度对林地进行规范，林地也在不同场合中体现了其不同的意义。在《土地管理法》、《农村土地承包法》中，林地是土地类型之一种，这种规范意义在于便于从理论上建立土地的权利体系；《森林法》和《森林法实施条例》关于土地的描述，则成为林业主管部门管理森林资源的主要的法律依据。因为“林地的首要任务不是为了取得经济效益，而是为了维持生态平衡、发挥生态效益和促进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只能由林业主管部门依据《森林法》进行专门管理。”

关于作为农用地的林地的权利，根据《土地管理法》、《农村土地承包法》、《森林法》以及《民法通则》的规定，主要有林地所有权和林地使用权。

1．林地所有权

《土地管理法》第二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土地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该条从原则上规定了我国土地制度的基本类型，即土地公有制度，实行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关于林地的权属规定，《土地管理法》第十一条作出了明确的规定：“确认林地、草原的所有权或者使用权，确认水面、滩涂的养殖使用权，分别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草原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的有关规定办理。”《森林法》第三条第一款明确规定了林地的权属：“森林资源属于国家所有，有法律规定属于集体所有的除外。”根据《森林法实施条例》第二条第一款关于“森林资源”的解释，林地是属于森林资源的一种。所以，依据以上法律规定，林地的所有权主体是国家和集体。

国家林地所有权是指国家对其所有的林地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国家林地所有权的主体是国家，《土地管理法》第二条第二款规定：“全民所有，即国家所有土地的所有权由国务院代表国家行使。”但是，实践中国家一般不通过直接行使占有、使用等权利来实现所有权，而是通过国有林地所有权与使用权的分离、国家基于所有权而行使林地行政管理权的方式来实现。

集体林地所有权是指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对其所有的林地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关于集体林地所有权，《土地管理法》第八条、第十条，《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十二条作了明确的规定。《土地管理法》第八条规定：“农村和城市郊区的土地，除由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以外，属于农民集体所有；宅基地和自留地、自留山，属于农民集体所有。”第十条规定：“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依法属于村农民集体所有的，由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经营、管理；已经分别属于村内两个以上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农民集体所有的，由村内各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小组经营、管理；已经属于乡（镇）农民集体所有的，由乡（镇）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经营、管理。”《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十二条规定：“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依法属于村农民集体所有的，由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发包；已经分别属于村内两个以上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农民集体所有的，由村内各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小组发包。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发包的，不得改变村内各集体经济组织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的所有权。”根据这些规定，成为集体林地所有权的主体形式主要是农民集体。直接行使林地所有权权能的则主要是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或者村民小组。

2．林地使用权

因为我国实行的是土地公有制度，林地所有权的主体只能是国家和集体，并且土地禁止买卖、出租、抵押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但是，作为林地所有权主体的国家和集体在林地所有权行使中是“缺位”的，所以根据所有权和使用权分离理论，有必要创设林地使用权。林地使用权是指人们依法对国有和集体所有的林地进行开发、利用的权利，是从林地所有权中分离出来的具有相对独立性的一项权利，包括占有权、使用权、收益权和一定条件下的处分权。对此，《民法通则》和《土地管理法》都有相关的规定。如《民法通则》第八十条规定：“国家所有的土地，可以依法由全民所有制单位使用，也可以依法确定由集体所有制单位使用，国家保护它的使用、收益的权利；使用单位有管理、保护、合理利用的义务。公民、集体依法对集体所有的或者国家所有由集体使用的土地的承包经营权，受法律保护。承包双方的权利和义务，依照法律由承包合同规定。”《土地管理法》第十五条规定：“国有土地可以由单位或者个人承包经营，从事种植业、林业、畜牧业、渔业生产。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可以由本集体经济组织以外的单位或者个人承包经营，从事种植业、林业、畜牧业、渔业生产。发包方和承包方应当订立承包合同，约定双方的权利和义务。土地承包经营的期限由承包合同约定。承包经营土地的单位和个人，有保护和按照承包合同约定的用途合理利用土地的义务。”《农村土地承包法》是专门为农村土地使用权而立的一部门法。《森林法》中更是直接使用了“林地使用权”概念。

我们认为，林地使用权具有以下特征：

第一，林地使用权是依法取得的对国有或者集体林地的占有、使用并获取的收益权利，是对国有或者集体林地所有权实现经济效用的具体化。我国林地所有权的主体是国家和集体，国家和集体所有林地并由国家或者集体直接经营林地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典型产物，我国要实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林地权属关系便要进行改革。因为市场经济体制下，市场经济主体为更好的实现其经济利益，首先便要明晰产权。在此意义上，林地所有权的规定仅仅具有林地归属意义，而难以体现林地效用意义。我国近一轮的林权制度改革也正是在此意义上展开。明晰林业产权，表现在林地森林资源上面，便是如何真正实现林地使用权。

第二，林地使用权是一种特殊的用益物权。林地使用权是用益物权是肯定的。因为林地使用权是从他人主体国家或者集体依法取得的林地占有、使用并收益的权利，自然属于用益物权范畴。说其“特殊”，则是因为林地使用权又不同于其他大陆法国家的用益物权，不是私人之间的一种权利安排，不是非所有权人与所有权人之间的权利安排，而是抽象的所有权人与具体的所有权主体之间的权利安排。林地使用权是所有权派生出来的，受所有权制约，但又不能按照传统的用益物权来衡量林地使用权。

第三，林地使用权的权能表现为占有、使用、收益和一定条件下处分四种权能。林地使用权具有独立性、排他性、对世性，它不仅赋予对林地的占有、使用、收益的权利，而且可以排除任何不合法的干涉和妨害，维护其权利，实现其利益。如《森林法》第三条第三款规定：“森林、林木、林地的所有者和使用者的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犯。”而关于处分权权能的设置，有学者论述道：“资源性土地使用权人应当具有受限制的处分权。法律可以规定其进行各种处分的限制性条件和程序规则，以调整资源使用权流转需要，更好地发挥资源性土地使用权财产价值，使其具有融通资金的功能，成为实现其投资和劳动价值的手段。资源性土地使用权应当可以转让、抵押、出租，并且可以继承。”林地使用权作为资源性土地使用权的一种，其权能设置上也应该在一定条件下具有处分的权能。

第四，林地使用权负有特殊的法律义务。林地使用权是负有义务的特殊物权。其义务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对所有人负有的义务，一是对社会所负的义务。对所有权人负有的义务有两项：一项是不得随意改变林地使用权用途，如《土地管理法》第四条规定：“国家实行土地用途管制制度。使用土地的单位和个人必须严格按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确定的用途使用土地”，《森林法》第十五条也明确规定“……但不得将林地改为非林地”；另一项是缴纳有偿使用费用。林地使用权人对国家或者社会的义务也表现为两项：一项是缴纳税收；一项是合理有效的利用林地，保护生态环境，维持生态平衡，实现可持续发展。

第五，林地使用权具有期限性。如《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十条规定：“耕地的承包期为三十年。草地的承包期为三十年至五十年。林地的承包期为三十年至七十年；特殊林木的林地承包期，经国务院林业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可以延长。”

第六，林地使用权的可转让性。林地使用权是一种特殊的用益物权。“用益物权虽然是直接针对有形物的，但是，用益物权本身在物权理论上被称为无形物。因为，从用益物权人的角度，他拥有的不是物，而是权利。”“可转让性是有效率的用益物权所必备的特征。”所以林地使用权可以进行转让。而且，相关法律规定也体现了这一原理。如《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十二条也明确规定了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合法流转：“通过家庭承包取得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可以依法采取转包、出租、互换、转让或者其他方式流转。”《森林法》第十五条也规定：“下列森林、林木、林地使用权可以依法转让，也可以依法作价入股或者作为合资、合作造林、经营林木的出资、合作条件，……”。

第七，在我国，林地使用权的典型形式是林地承包经营权。《农村土地承包法》规定，农民集体所有和国家所有依法由农民集体使用的耕地、林地、草地，以及其他依法用于农业的土地，实行承包经营制度。农户、农村经济组织以及其他单位和个人，可以依法承包农用地。“国家保护集体土地所有者的合法权益，保护承包方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侵犯。”林地承包经营权与林地使用权的关系是种属关系，即林地承包经营权仅仅是林地使用权的一种典型表现形式，林地使用权的表现形式不仅仅局限于林地承包经营权。例如，以林地使用权作价入股而表现出来的股权便是林地使用权的另一种典型形态。

根据我国现行关于森林资源法律法规以及相关政策的规定，总结归纳我国现在关于林权涵义的理论学说，关于林权的涵义，我们认为，在内涵上，林权是指森林、林木、林地等森林资源的所有权和使用权；在外延上，林权包括森林所有权和森林使用权、林木所有权、林地所有权和林地使用权。

注释与参考文献

周训芳、谢国保、范志超著：《林业法学》，中国林业出版社2004年版，第39页。

李然、严立冬：《我国林权改革制度窥见》，载《当代经济》2005年第2期，第59页。

高桂林、吴国刚：《我国林权制度构建之研究》，

胡一鹏、肖琼霞：《略论林权的法律性质》，载《湖北生态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6年第2期。

高利红：《森林权属的法律体系构造》

《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实施条例》第二条第二款。

需注意的是《宪法》第九条中规定的“森林”、《森林法》第三条规定的“森林资源”以及《森林法实施条例》第二条规定的“森林资源”以及“森林”等概念在运用上是比较混乱的。为明确起见，“森林资源”以及“森林”两概念的理解皆按照《森林法实施条例》第二条规定予以解释。

高利红：《森林权属的法律体系构造》以及高利红：《林业权之物权法体系构造》

梁彗星主编：《中国物权法研究》，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631～633页

屈茂辉著：《用益物权论》，湖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71～282页

王利明著：《物权法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416页。

胡一鹏、肖琼霞：《略论林权的法律性质》，载《湖北生态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6年第2期。

高桂林、吴国刚：《我国林权制度构建之研究》

王泽鉴：《民法物权》，第二册，第7页。转引自王利明著：《物权法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412页。

此判断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实施条例》第四条之规定而作出。《森林法实施条例》第四条第一款第（一）、（二）、（三）三项都有如此表述规定：“……核发证书，确认森林、林木和林地使用权以及由使用者所有的林木所有权”。

“可转让性是有效率的用益物权所必备的特征。”详见周林彬著：《物权法新论——一种法律经济分析的观点》，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586页。

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三十四条、第四十二条之规定。虽然《担保法》并没有明确规定森林使用权可以进行担保债权，但是《担保法》明确规定了林木可以抵押。然而，森林使用权的收益可以表现为林木形式。

《土地管理法》第四条第二款规定：“国家编制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规定土地用途，将土地分为农用地、建设用地和未利用地。严格限制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控制建设用地总量，对耕地实行特殊保护。”根据该条规定，土地按照土地用途划分，可以分为农用地、建设用地和未利用地三种类型。

周训芳、谢国保、范志超著：《林业法学》，中国林业出版社2004年版，第90～91页。

周训芳、谢国保、范志超著：《林业法学》，中国林业出版社2004年版，第92页。

《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一条规定：“稳定和完善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赋予农民长期而有保障的土地使用权，维护农村土地承包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促进农业、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村社会稳定，根据宪法，制定本法。”

《森林法》第十七条规定：“单位之间发生的林木、林地所有权和使用权争议，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依法处理。”“个人之间、个人与单位之间发生的林木所有权和林地使用权争议，由当地县级或者乡级人民政府依法处理。”

高富平著：《中国物权法：制度设计和创新》，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87页。

“中国学者们时常用大陆法的用益物权制度来定位中国的土地使用权，这在一定程度上是正确的。但是，大陆法中的用益物权是以土地私人所有为基础设计的，这些旨在解决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土地利用权利的制度安排，不能直接适用于国家或集体与个人之间的土地利用权安排。”详见高富平著：《中国物权法：制度设计和创新》，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05～206页。

高富平著：《中国物权法：制度设计和创新》，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93页。

高富平著：《中国物权法：制度设计和创新》，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3页。

林业物权范文篇7

【关键词】林权森林所有权和森林使用权林木所有权林地所有权和林地使用权

[Abstract]Weconsiderthatforestpropertymeansforestorwoodsorwoodland''''sownershiporuseright.Andforestpropertyconcludesforestownershipanduseright,woodsownership,woodlandownershipanduseright.

[Keywords]forestpropertyforestownershipanduserightwoodsownershipwoodlandownershipanduseright

200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林业发展的决定》明确提出“进一步完善林业产权制度”，“加快推进森林、林木和林地使用权的合理流转。在明确权属的基础上，国家鼓励森林、林木和林地使用权的合理流转，各种社会主体都可通过承包、租赁、转让、拍卖、协商、划拨等形式参与流转”。2005年福建省也颁布了地方性法规：《福建省森林资源流转条例》。2006年3月16日我国颁布的《物权法》中关于森林的权属也作了原则性的规定。国家法律、国家政策以及地方性法规使用了林业产权，但是什么是林业产权，或言之，什么是林权，林权的内涵与外延是什么，这些问题都必须在理论上给予清晰的回答。否则，理论的模糊便会导致实践的困惑。例如国务院《关于加快林业发展的决定》所言的“林权流转”是指“森林、林木和林地使用权的合理流转”；福建省地方性法规则强调的是“森林资源流转”。“森林、林木和林地使用权的流转”与“森林资源流转”是不同概念，因为“森林资源流转”按字面涵义理解往往是指所有权的交易，这就与中央政策确定的“使用权”流转不相符合。即使《福建省森林资源流转条例》的具体内容主要规范的也是“森林、林木和林地使用权的流转”，但至少也说明了林权理论与实践规范之间的逻辑不一致。因此，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从实践规范而言，厘清林权的内涵与外延有着非常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本文从梳理我国现有关于林权涵义的理论学说和考察我国现有法律法规的规定两方面着手，就林权的涵义进行辨析，探析林权的具体的内涵与外延，为规范我国森林资源权属以及森林资源的效用提供理论上的支持。

一、林权内涵与属性

（一）林权内涵

我国法律没有明确界定林权，但有法律明确规定了森林或者森林资源的权属。如《宪法》第九条规定：“矿藏、水流、森林、山岭、草原、荒地、滩涂等自然资源，都属于国家所有，即全民所有；由法律规定属于集体所有的森林和山岭、草原、荒地、滩涂除外。”《森林法》第三条规定：“森林资源属于国家所有，由法律规定属于集体所有的除外。森林、林木、林地的所有者和使用者的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犯。”《森林法》第二十七条规定：“农村居民在房前屋后、自留地、自留山种植的林木，归个人所有。城镇居民和职工在自有房屋的庭院内种植的林木，归个人所有。”这些立法规定只是界定了森林资源的权属，但是什么是林权立法上则没有明确界定。学理上关于林权的内涵通说一般认为林权是指森林、林木、林地等森林资源的所有权和使用权，只是表述的方式以及林权所具有的外延有些不同而已。如有的认为“林权是指森林、林木、林地等森林资源的所有权和使用权。森林、林木的所有权是指所有人依法对森林、林木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使用权是所有权权能的一种，使用权可以由所有者行使，也可以由非所有人行使。”有的则表述为：“林权即为林业物权，是有关森林资源以及森林、林木和林地的所有权和使用权，是林业政策的核心和根本。从纵向上分析，林权权利人的权力包括林业资产所有权及其派生的使用权、收益权和处置权，从横向上分析，它包括森林、林木的采伐利用权，林上、林中、林下资源的采集利用权，森林景观的开发利用权、补偿权、收益权、流转权、抵押权、担保权和品种权等等”。其实，这两种界定只是不同学科领域对林权界定的不同表述而已。例如：前者是法学界关于林权界定的通说；后者是经济学界关于林权界定的一种说法。因为在法学界，“占有、使用、收益、处分”是所有权的权能；而在经济学界，则习惯于将其称之为占有权、使用权、收益权和处分权。但是，若从法律规则制定技术上考虑，我们赞成用法学定义的方法将林权界定为：“林权是指森林、林木、林地等森林资源的所有权和使用权。”

（二）林权属性

林权是指森林、林木、林地等森林资源的所有权和使用权。既然林权是建立在森林资源之上的一种物权，在我国实行土地公有制的国情背景下，以及森林资源的经济价值及生态价值，林权的属性应该既是一种私权也是一种公权，换言之，林权是一种具有公法化色彩的私权。

第一，从林权主体属性来看，林权主体既可以是国家，也可以是集体，还可以是私人。我国已颁布的《物权法》关于所有权的主体主要有国家所有权和集体所有权、私人所有权。森林所有权规定主要体现在《物权法》第四十八条以及第五十八条。第四十八条规定：“森林、山岭、草原、荒地、滩涂等自然资源，属于国家所有，但法律规定属于集体所有的除外。”第五十八条规定：“集体所有的不动产和动产包括：（一）法律规定属于集体所有的土地和森林、山岭、草原、荒地、滩涂；……”。同时第四十五条规定：“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财产，属于国家所有即全民所有。国有财产由国务院代表国家行使所有权；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第六十条规定：“对于集体所有的土地和森林、山岭、草原、荒地、滩涂等，依照下列规定行使所有权：（一）属于村农民集体所有的，由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代表集体行使所有权；（二）分别属于村内两个以上农民集体所有的，由村内各该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小组代表集体行使所有权；属于乡镇农民集体所有的，由乡镇集体经济组织代表集体行使所有权。”根据《物权法》的这些规定，从主体角度分析，林权的属性既有私人性质的主体，也有公有性质的主体。所以，林权主体属性既具有公权属性的主体国家，也具有私权属性的主体私人，还有居于公私中间地带的权属主体集体。

第二，从森林资源价值形态内容上分析，其既有商品性质的经济价值，同时也具有社会公益性质的生态价值。2003年6月2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林业发展的决定》明确指出加快林业发展的基本方针之一便是“坚持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相统一，生态效益优先”。森林资源的价值效益主要体现在生态、经济以及社会效益三个方面，在这三个效益系统中，从私权意义上，主要体现的是经济价值，从公权力上，主要体现的是森林资源的生态价值以及社会价值。因此，从森林资源价值形态内容上分析，林权的属性既有私权内容的经济价值，同时也具有公益性质生态价值即维护公益的公权力性质。

第三，从林权内容上分析，林权既具有私权内容，同时也具有公权内容。林权在私权内容上，森林、林木、林地使用权权利主体追求的是森林、林木、林地的使用价值，这方面与物权中的用益物权是一致的。有的学者对此甚至认为：“林权是源于森林资源所有权的一种他物权形式，是森林资源非所有人依法取得的，自主开发森林资源并获取收益的民事权利。与森林资源所有权和林木所有权不同。”然而，用益物权完全是私权属性的，林权的公权内容则是用益物权所没有的。林权的私权与公权内容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林权的内容是林权人开发利用森林资源并获得收益的权利，并承担相应的义务。比如造林权、流转权、收益权等都是为了满足民事主体生产生活的需要，所以从权利的内容上说它是一种民事权利；另一方面林权又包含了很多公法义务，林权的法律制度也既具有公法色彩又具有私法特征。森林资源的开发利用涉及水土保持、防洪、气候调节等诸多社会公共利益，因此，林权在设立、变更、转让、终止等各个方面均受到法律的一定限制，林权法律制度难免带有浓厚的公法色彩。

二、林权外延及特征

尽管我们界定林权是指森林、林木、林地等森林资源的所有权和使用权，但如何构建林权权属则需要进一步分析。构建林权权属就其实质而言，就是必须界定清楚林权的外延。森林权属体系结构基本上可以分为三类模式：一元模式、二元模式以及混合模式。一元模式，土地将其上的一切物体完全吸附，土地属于谁，其上的一切财产就属于谁。“林随地走”即属此类。二元模式则允许林地与其上的其他财产区分开来，林地、林木、野生动植物等分别设置所有权，并且可以单独转让。混合模式，在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变过程中，我国还出现了无偿划拨林地给某个森工企业或机关团体的现象，林木收益完全归该单位，即“地随林走”模式。这种混合模式随着资源有偿利用制度的全面实施将会逐渐消失。随着资源的进一步稀缺，设定在森林资源上的权属也必然分割得更为细致，人们对于森林的利用，越来越细化，一元主义的模式不能够适应资源优化配置的需要，更无助于缓解加诸在森林资源上权属之间的紧张关系。因此，二元主义才是我们要选择的合理模式。我国《森林法》虽然基本上属于二元模式的立法。

坚持二元模式构造林权体系，首先应该将森林与林地分开进行探讨。森林与林木也是不相同的两个概念。从林权概念外延来看，依不同标准可以对林权进行不同的划分。若从林权法律属性划分，林权可以划分为森林、林木、林地所有权和森林、林地使用权两类。若从林权主体划分，根据我国《森林法》第二十七条规定和《物权法》相关规定，林权可以分为国有林权、集体林权和私人林权。若从林权客体划分，根据《森林法实施条例》第二条规定：“森林资源，包括森林、林木、林地以及依托森林、林木、林地生存的野生动物、植物和微生物”，则可以分为森林所有权和森林使用权、林木所有权、林地所有权和林地使用权。至于“依托森林、林木、林地生存的野生动物、植物和微生物”，因为另有《野生动物保护法》和《野生植物保护条例》进行规范，在此不予论述。结合我国的现行的法律规定，我们认为林权的外延主要包括森林所有权和森林使用权、林木所有权、林地所有权和林地使用权三类。

（一）森林

森林包括乔木林和竹林。建立在森林之上的林权包括森林所有权与森林使用权。

1．森林所有权

《宪法》第九条规定：“矿藏、水流、森林、山岭、草原、荒地、滩涂等自然资源，都属于国家所有，即全民所有；由法律规定属于集体所有的森林和山岭、草原、荒地、滩涂除外。”《森林法》第三条规定：“森林资源属于国家所有，由法律规定属于集体所有的除外。”《民法通则》第七十四条规定：“劳动群众集体组织的财产属于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包括：法律规定为集体所有的土地和森林、山岭、草原、荒地、滩涂等……”《民法通则》第八十一条规定：“国家所有的森林、山岭、草原、荒地、滩涂、水面等自然资源，可以依法由全民所有制单位使用，也可以依法确定由集体所有制单位使用，国家保护它的使用、收益的权利；使用单位有管理、保护、合理利用的义务。公民、集体依法对集体所有的或者国家所有由集体使用森林、山岭、草原、荒地、滩涂、水面的承包经营权，受法律保护。承包双方的权利和义务，依照法律由承包合同规定。”根据这些规定不难看出，在我国，森林的所有权主体只能是国家或者集体，个人不能成为森林所有权的主体。国家、集体享有森林所有权，也即意味着国家或者集体对其所享有的森林所有权享有完全的所有权权能：即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能。

2．森林使用权

关于森林使用权的认识存在否定说和肯定说两种观点

否定说认为森林乃是指一个以树木为主体的生物群体，当然也是一个以树木为主体的生态系统。森林作为一个整体范畴，不宜成为林业权的客体。森林所包含的几个部分，在我国既有立法体系中，实际上已经将其分割成几个部分，并成立了单独的所有权。并且，现有立法中，森林与森林资源、林木等概念关系不明。森林有时作为森林资源的一部分，有时候又不是；有时包括林地，有时又不包括；有时候就是指林木，有时候又不包括林木。这种极端混乱的用法，已经使既有立法限于矛盾之中，继续沿用甚为不妥。所以，森林权属的构造仅仅包括林地和林木所有权、使用权以及担保物权。否定说其实并不否定森林资源使用权，只是其认为应该将森林所包含的几个部分进行分割单独设权。

肯定说观点虽然承认森林自然资源的使用权，但对其认识主要有五种观点：

一是认为自然资源使用权是为了自然资源有效和可持续利用，使用权在依法取得了自然资源主管部门的许可后，所拥有的对自然资源使用收益的权利，它与用益物权相互之间不存在从属关系，各自有独立存在的必要。

二是认为自然资源使用权属于财产的权利，是非债权性的财产权，具有物权性质。这些权利不是所有权，也不是担保物权，惟将其归入用益物权才为妥当。

三是认为自然资源使用权首先是一项民事权利，不是公法上的权力。其次，自然资源使用权是一种概括了各种财产权利的一种集合性的权利：一是用益物权，二是特别法上的物权，三是典型的行政特许权。

四是认为林权是公权性私权，林权是物权之一种。森林、林木和林地所有权属于物权中的自物权，即所有人在自己的物上享有的权利，是最为完整和充分的物权。森林、林木和林地使用权属于物权中的用益物权，即以物的使用收益为目的的权利。对于林地承包经营权，尽管法律对其保护既有物权方法，又有债权方法，但并不影响林地承包经营权的物权性质，林地承包经营权在法律性质上属于用益物权。

五是认为林权是源于森林资源所有权的一种他物权形式，是森林资源非所有人依法取得的，自主开发森林资源并获取收益的民事权利。与森林资源所有权和林木所有权不同。林权是一种具有公权性质的私权，在物权法体系中属于特许物权的范畴。

关于森林使用权，我们认为：否认森林使用权的存在是不科学的。因为森林具有成为民法上的物或者财产的三大属性：第一，它具有价值，能满足人们的某种需要；第二，它具有稀缺性，不能无限量地供给；第三，它具有独立存在性，可以独立于土地而存在。因此可以设定独立的物权（排他支配权）。所以森林可为民法上的物，成立独立的物权。而且，《民法通则》第八十一条规定：“国家所有的森林、山岭、草原、荒地、滩涂、水面等自然资源，可以依法由全民所有制单位使用，也可以依法确定由集体所有制单位使用，国家保护它的使用、收益的权利；使用单位有管理、保护、合理利用的义务。公民、集体依法对集体所有的或者国家所有由集体使用森林、山岭、草原、荒地、滩涂、水面的承包经营权，受法律保护。承包双方的权利和义务，依照法律由承包合同规定。”这也从立法上肯定了森林的使用权。

关于森林使用权的法律属性，我们认为：森林使用权是源于森林资源所有权的一种他物权形式，是森林资源非所有人依法取得的，自主开发森林资源并获取收益的民事权利。在物权法意义上，森林使用权实质上应列为用益物权范畴。但是森林使用权因为森林的公共产品属性的特征，又决定了森林使用权是一种具有公权性质的私权，并且森林使用权宜在《森林法》中进行规定，所以森林使用权又属于物权法体系中特许物权的范畴。

关于森林使用权的法律特征，我们认为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森林使用权的主旨在于森林使用权权利人对他人之物的使用价值进行支配。建立在森林之上的民事权利有所有权和使用权两类。因为森林所有权的主体在我国只能是国家或者集体，固然国家和集体也能够依据所有权理论而占有、使用、收益、处分森林，但是为了更好的发挥森林的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而由国家或者集体之外的主体使用，从而建立属于用益物权范畴的森林使用权是有其必要的。因为用益物权的社会功能在于“增进物尽其用的经济效用，即拥有其物者得自不使用，而使他人利用之，以收取利益（对价）。无其物者得支付代价而利用他人之物，而不必取得其所有权。”

第二，森林使用权的权能包括占有、使用、收益和管理四个方面。用益物权的权能包括占有、使用、收益而不包括处分三个权能。森林使用权首先表现为一种用益物权，因此，其自然也包含占有、使用和收益三个权能。在具体民事主体开发利用森林资源时，森林使用权权利人首先得占有森林。森林使用权权利人享有的森林使用权是一种手段性权利，是获取收益的权利。在森林使用权行使完毕之后，权利人获取了包括林木所有权在内的收益。此时，林木作为森林使用权行使的结果，是所有权的客体，属于林权人的财产。之所以说森林使用权包括管理权能，是因为一方面森林使用权的内容是森林使用权主体享有森林资源的占有、使用、收益和管理的权利，同时，森林使用权主体也负有管理、保护和合理利用森里资源的义务。管理权能的具备，便是森林使用权又不完全相同于用益物权在具体权能上的一个体现。决定管理权能的因素在于森林不仅仅具有物的使用价值，同时还具有生态效益的社会价值。

第三，森林使用权为独立物权。森林使用权一旦设立，森林使用权人便独立地享有对标的物的使用、收益权能，亦即该权利是独立存在的，依当事人之间设立森林使用权的行为或者法律的直接规定而发生。森林使用权是一种主权利，而不是从属于其他物权的权利，不像担保物权那样必须依附于债权。正是因为森林使用权是一种独立的物权，所以森林使用权可以进行流转，森林使用权也可以为债权而设置担保。

（二）林木

林木包括树木和竹子。关于林木的权属，根据现有法律规定，林木只能界定为林木所有权。

《民法通则》第七十五条规定：“公民的个人财产，包括公民的合法收入、房屋、储蓄、生活用品、文物、图书资料、林木、牲畜和法律允许公民所有的生产资料以及其他合法财产。”《森林法》第二十七条规定：“国有企业事业单位、机关、团体、部队营造的林木，由营造单位经营并按照国家规定支配林木收益。集体所有制单位营造的林木，归该单位所有。农村居民在房前屋后、自留地、自留山种植的林木，归个人所有。城镇居民和职工在自有房屋的庭院内种植的林木，归个人所有。集体或者个人承包国家所有和集体所有的宜林荒山荒地造林的，承包后种植的林木归承包的集体或者个人所有；承包合同另有规定的，按照承包合同的规定执行。”根据这些规定，建立在林木之上的林权便是林木所有权。林木所有权主体包括国有企业事业单位、机关、团体、部队、集体所有制单位、农村居民、城镇居民和职工等。林木所有权取得的方式主要有两种：原始取得和继受取得。原始取得即造林取得林木所有权。继受取得：其一是森林使用权收益实现取得林木所有权，二是合法继承取得林木所有权。当然林木可以设置担保物权。《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四十二条第（三）项也明确规定：“以林木抵押的，为县级以上林木主管部门”。此处，以林木抵押的，便是指以林木所有权抵押，而进行的债权担保。

（三）林地

对林地进行规范的法律法规主要集中在《土地管理法》、《农村土地承包法》以及《森林法》和《森林法实施条例》。然而，根据以上法律的相关规定，林地这一概念，在不同的法律法规中的涵义则是不同的。如《土地管理法》第四条第三款规定：“前款所称农用地是指直接用于农业生产的土地，包括耕地、林地、草地、农田水利用地、养殖水面等；建设用地是指建造建筑物、构筑物的土地，包括城乡住宅和公共设施用地、工矿用地、交通水利设施用地、旅游用地、军事设施用地等；未利用地是指农用地和建设用地以外的土地。”《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条规定：“本法所称农村土地，是指农民集体所有和国家所有依法由农民集体使用的耕地、林地、草地，以及其他依法用于农业的土地。”显然，《土地管理法》和《农村土地承包法》将林地从物权客体意义上规定为土地的一种类型，属于农业生产的土地或者农村土地，即农用地范畴之内。《森林法》和《森林法实施条例》为林业主管部门便于管理森林资源，而将林地规定为森林资源之一种。如《森林法》第二条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从事森林、林木的培育种植、采伐利用和森林、林木、林地的经营管理活动，都必须遵守本法”。《森林法实施条例》第二条规定：“森林资源，包括森林、林木、林地以及依托森林、林木、林地生存的野生动物、植物和微生物。林地，包括郁闭度0.2以上的乔木林地以及竹林地、灌木林地、疏林地、采伐迹地、火烧迹地、未成林造林迹地。苗圃地和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规划的宜林地。”《森林法实施条例》以列举的方式列明了林地的外延范畴，便于林业主管部门对林地的管理。不同法律法规从不同角度对林地进行规范，林地也在不同场合中体现了其不同的意义。在《土地管理法》、《农村土地承包法》中，林地是土地类型之一种，这种规范意义在于便于从理论上建立土地的权利体系；《森林法》和《森林法实施条例》关于土地的描述，则成为林业主管部门管理森林资源的主要的法律依据。因为“林地的首要任务不是为了取得经济效益，而是为了维持生态平衡、发挥生态效益和促进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只能由林业主管部门依据《森林法》进行专门管理。”

关于作为农用地的林地的权利，根据《土地管理法》、《农村土地承包法》、《森林法》以及《民法通则》的规定，主要有林地所有权和林地使用权。

1．林地所有权

《土地管理法》第二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土地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该条从原则上规定了我国土地制度的基本类型，即土地公有制度，实行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关于林地的权属规定，《土地管理法》第十一条作出了明确的规定：“确认林地、草原的所有权或者使用权，确认水面、滩涂的养殖使用权，分别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草原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的有关规定办理。”《森林法》第三条第一款明确规定了林地的权属：“森林资源属于国家所有，有法律规定属于集体所有的除外。”根据《森林法实施条例》第二条第一款关于“森林资源”的解释，林地是属于森林资源的一种。所以，依据以上法律规定，林地的所有权主体是国家和集体。

国家林地所有权是指国家对其所有的林地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国家林地所有权的主体是国家，《土地管理法》第二条第二款规定：“全民所有，即国家所有土地的所有权由国务院代表国家行使。”但是，实践中国家一般不通过直接行使占有、使用等权利来实现所有权，而是通过国有林地所有权与使用权的分离、国家基于所有权而行使林地行政管理权的方式来实现。

集体林地所有权是指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对其所有的林地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关于集体林地所有权，《土地管理法》第八条、第十条，《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十二条作了明确的规定。《土地管理法》第八条规定：“农村和城市郊区的土地，除由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以外，属于农民集体所有；宅基地和自留地、自留山，属于农民集体所有。”第十条规定：“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依法属于村农民集体所有的，由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经营、管理；已经分别属于村内两个以上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农民集体所有的，由村内各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小组经营、管理；已经属于乡（镇）农民集体所有的，由乡（镇）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经营、管理。”《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十二条规定：“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依法属于村农民集体所有的，由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发包；已经分别属于村内两个以上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农民集体所有的，由村内各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小组发包。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发包的，不得改变村内各集体经济组织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的所有权。”根据这些规定，成为集体林地所有权的主体形式主要是农民集体。直接行使林地所有权权能的则主要是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或者村民小组。

2．林地使用权

因为我国实行的是土地公有制度，林地所有权的主体只能是国家和集体，并且土地禁止买卖、出租、抵押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但是，作为林地所有权主体的国家和集体在林地所有权行使中是“缺位”的，所以根据所有权和使用权分离理论，有必要创设林地使用权。林地使用权是指人们依法对国有和集体所有的林地进行开发、利用的权利，是从林地所有权中分离出来的具有相对独立性的一项权利，包括占有权、使用权、收益权和一定条件下的处分权。对此，《民法通则》和《土地管理法》都有相关的规定。如《民法通则》第八十条规定：“国家所有的土地，可以依法由全民所有制单位使用，也可以依法确定由集体所有制单位使用，国家保护它的使用、收益的权利；使用单位有管理、保护、合理利用的义务。公民、集体依法对集体所有的或者国家所有由集体使用的土地的承包经营权，受法律保护。承包双方的权利和义务，依照法律由承包合同规定。”《土地管理法》第十五条规定：“国有土地可以由单位或者个人承包经营，从事种植业、林业、畜牧业、渔业生产。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可以由本集体经济组织以外的单位或者个人承包经营，从事种植业、林业、畜牧业、渔业生产。发包方和承包方应当订立承包合同，约定双方的权利和义务。土地承包经营的期限由承包合同约定。承包经营土地的单位和个人，有保护和按照承包合同约定的用途合理利用土地的义务。”《农村土地承包法》是专门为农村土地使用权而立的一部门法。《森林法》中更是直接使用了“林地使用权”概念。

我们认为，林地使用权具有以下特征：

第一，林地使用权是依法取得的对国有或者集体林地的占有、使用并获取的收益权利，是对国有或者集体林地所有权实现经济效用的具体化。我国林地所有权的主体是国家和集体，国家和集体所有林地并由国家或者集体直接经营林地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典型产物，我国要实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林地权属关系便要进行改革。因为市场经济体制下，市场经济主体为更好的实现其经济利益，首先便要明晰产权。在此意义上，林地所有权的规定仅仅具有林地归属意义，而难以体现林地效用意义。我国近一轮的林权制度改革也正是在此意义上展开。明晰林业产权，表现在林地森林资源上面，便是如何真正实现林地使用权。

第二，林地使用权是一种特殊的用益物权。林地使用权是用益物权是肯定的。因为林地使用权是从他人主体国家或者集体依法取得的林地占有、使用并收益的权利，自然属于用益物权范畴。说其“特殊”，则是因为林地使用权又不同于其他大陆法国家的用益物权，不是私人之间的一种权利安排，不是非所有权人与所有权人之间的权利安排，而是抽象的所有权人与具体的所有权主体之间的权利安排。林地使用权是所有权派生出来的，受所有权制约，但又不能按照传统的用益物权来衡量林地使用权。

第三，林地使用权的权能表现为占有、使用、收益和一定条件下处分四种权能。林地使用权具有独立性、排他性、对世性，它不仅赋予对林地的占有、使用、收益的权利，而且可以排除任何不合法的干涉和妨害，维护其权利，实现其利益。如《森林法》第三条第三款规定：“森林、林木、林地的所有者和使用者的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犯。”而关于处分权权能的设置，有学者论述道：“资源性土地使用权人应当具有受限制的处分权。法律可以规定其进行各种处分的限制性条件和程序规则，以调整资源使用权流转需要，更好地发挥资源性土地使用权财产价值，使其具有融通资金的功能，成为实现其投资和劳动价值的手段。资源性土地使用权应当可以转让、抵押、出租，并且可以继承。”林地使用权作为资源性土地使用权的一种，其权能设置上也应该在一定条件下具有处分的权能。

第四，林地使用权负有特殊的法律义务。林地使用权是负有义务的特殊物权。其义务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对所有人负有的义务，一是对社会所负的义务。对所有权人负有的义务有两项：一项是不得随意改变林地使用权用途，如《土地管理法》第四条规定：“国家实行土地用途管制制度。使用土地的单位和个人必须严格按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确定的用途使用土地”，《森林法》第十五条也明确规定“……但不得将林地改为非林地”；另一项是缴纳有偿使用费用。林地使用权人对国家或者社会的义务也表现为两项：一项是缴纳税收；一项是合理有效的利用林地，保护生态环境，维持生态平衡，实现可持续发展。

第五，林地使用权具有期限性。如《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十条规定：“耕地的承包期为三十年。草地的承包期为三十年至五十年。林地的承包期为三十年至七十年；特殊林木的林地承包期，经国务院林业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可以延长。”

第六，林地使用权的可转让性。林地使用权是一种特殊的用益物权。“用益物权虽然是直接针对有形物的，但是，用益物权本身在物权理论上被称为无形物。因为，从用益物权人的角度，他拥有的不是物，而是权利。”“可转让性是有效率的用益物权所必备的特征。”所以林地使用权可以进行转让。而且，相关法律规定也体现了这一原理。如《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十二条也明确规定了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合法流转：“通过家庭承包取得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可以依法采取转包、出租、互换、转让或者其他方式流转。”《森林法》第十五条也规定：“下列森林、林木、林地使用权可以依法转让，也可以依法作价入股或者作为合资、合作造林、经营林木的出资、合作条件，……”。

第七，在我国，林地使用权的典型形式是林地承包经营权。《农村土地承包法》规定，农民集体所有和国家所有依法由农民集体使用的耕地、林地、草地，以及其他依法用于农业的土地，实行承包经营制度。农户、农村经济组织以及其他单位和个人，可以依法承包农用地。“国家保护集体土地所有者的合法权益，保护承包方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侵犯。”林地承包经营权与林地使用权的关系是种属关系，即林地承包经营权仅仅是林地使用权的一种典型表现形式，林地使用权的表现形式不仅仅局限于林地承包经营权。例如，以林地使用权作价入股而表现出来的股权便是林地使用权的另一种典型形态。

三、结语

根据我国现行关于森林资源法律法规以及相关政策的规定，总结归纳我国现在关于林权涵义的理论学说，关于林权的涵义，我们认为，在内涵上，林权是指森林、林木、林地等森林资源的所有权和使用权；在外延上，林权包括森林所有权和森林使用权、林木所有权、林地所有权和林地使用权。

注释与参考文献

周训芳、谢国保、范志超著：《林业法学》，中国林业出版社2004年版，第39页。

李然、严立冬：《我国林权改革制度窥见》，载《当代经济》2005年第2期，第59页。

高桂林、吴国刚：《我国林权制度构建之研究》，

胡一鹏、肖琼霞：《略论林权的法律性质》，载《湖北生态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6年第2期。

高利红：《森林权属的法律体系构造》

《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实施条例》第二条第二款。

需注意的是《宪法》第九条中规定的“森林”、《森林法》第三条规定的“森林资源”以及《森林法实施条例》第二条规定的“森林资源”以及“森林”等概念在运用上是比较混乱的。为明确起见，“森林资源”以及“森林”两概念的理解皆按照《森林法实施条例》第二条规定予以解释。

高利红：《森林权属的法律体系构造》以及高利红：《林业权之物权法体系构造》

梁彗星主编：《中国物权法研究》，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631～633页

屈茂辉著：《用益物权论》，湖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71～282页

王利明著：《物权法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416页。

胡一鹏、肖琼霞：《略论林权的法律性质》，载《湖北生态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6年第2期。

高桂林、吴国刚：《我国林权制度构建之研究》

王泽鉴：《民法物权》，第二册，第7页。转引自王利明著：《物权法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412页。

此判断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实施条例》第四条之规定而作出。《森林法实施条例》第四条第一款第（一）、（二）、（三）三项都有如此表述规定：“……核发证书，确认森林、林木和林地使用权以及由使用者所有的林木所有权”。

“可转让性是有效率的用益物权所必备的特征。”详见周林彬著：《物权法新论——一种法律经济分析的观点》，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586页。

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三十四条、第四十二条之规定。虽然《担保法》并没有明确规定森林使用权可以进行担保债权，但是《担保法》明确规定了林木可以抵押。然而，森林使用权的收益可以表现为林木形式。

《土地管理法》第四条第二款规定：“国家编制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规定土地用途，将土地分为农用地、建设用地和未利用地。严格限制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控制建设用地总量，对耕地实行特殊保护。”根据该条规定，土地按照土地用途划分，可以分为农用地、建设用地和未利用地三种类型。

周训芳、谢国保、范志超著：《林业法学》，中国林业出版社2004年版，第90～91页。

周训芳、谢国保、范志超著：《林业法学》，中国林业出版社2004年版，第92页。

《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一条规定：“稳定和完善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赋予农民长期而有保障的土地使用权，维护农村土地承包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促进农业、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村社会稳定，根据宪法，制定本法。”

《森林法》第十七条规定：“单位之间发生的林木、林地所有权和使用权争议，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依法处理。”“个人之间、个人与单位之间发生的林木所有权和林地使用权争议，由当地县级或者乡级人民政府依法处理。”

高富平著：《中国物权法：制度设计和创新》，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87页。

“中国学者们时常用大陆法的用益物权制度来定位中国的土地使用权，这在一定程度上是正确的。但是，大陆法中的用益物权是以土地私人所有为基础设计的，这些旨在解决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土地利用权利的制度安排，不能直接适用于国家或集体与个人之间的土地利用权安排。”详见高富平著：《中国物权法：制度设计和创新》，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05～206页。

高富平著：《中国物权法：制度设计和创新》，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93页。

高富平著：《中国物权法：制度设计和创新》，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3页。

林业物权范文篇8

【关键词】林权森林所有权和森林使用权林木所有权林地所有权和林地使用权

[Abstract]Weconsiderthatforestpropertymeansforestorwoodsorwoodland''''sownershiporuseright.Andforestpropertyconcludesforestownershipanduseright,woodsownership,woodlandownershipanduseright.

[Keywords]forestpropertyforestownershipanduserightwoodsownershipwoodlandownershipanduseright

200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林业发展的决定》明确提出“进一步完善林业产权制度”，“加快推进森林、林木和林地使用权的合理流转。在明确权属的基础上，国家鼓励森林、林木和林地使用权的合理流转，各种社会主体都可通过承包、租赁、转让、拍卖、协商、划拨等形式参与流转”。2005年福建省也颁布了地方性法规：《福建省森林资源流转条例》。2006年3月16日我国颁布的《物权法》中关于森林的权属也作了原则性的规定。国家法律、国家政策以及地方性法规使用了林业产权，但是什么是林业产权，或言之，什么是林权，林权的内涵与外延是什么，这些问题都必须在理论上给予清晰的回答。否则，理论的模糊便会导致实践的困惑。例如国务院《关于加快林业发展的决定》所言的“林权流转”是指“森林、林木和林地使用权的合理流转”；福建省地方性法规则强调的是“森林资源流转”。“森林、林木和林地使用权的流转”与“森林资源流转”是不同概念，因为“森林资源流转”按字面涵义理解往往是指所有权的交易，这就与中央政策确定的“使用权”流转不相符合。即使《福建省森林资源流转条例》的具体内容主要规范的也是“森林、林木和林地使用权的流转”，但至少也说明了林权理论与实践规范之间的逻辑不一致。因此，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从实践规范而言，厘清林权的内涵与外延有着非常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本文从梳理我国现有关于林权涵义的理论学说和考察我国现有法律法规的规定两方面着手，就林权的涵义进行辨析，探析林权的具体的内涵与外延，为规范我国森林资源权属以及森林资源的效用提供理论上的支持。

一、林权内涵与属性

（一）林权内涵

我国法律没有明确界定林权，但有法律明确规定了森林或者森林资源的权属。如《宪法》第九条规定：“矿藏、水流、森林、山岭、草原、荒地、滩涂等自然资源，都属于国家所有，即全民所有；由法律规定属于集体所有的森林和山岭、草原、荒地、滩涂除外。”《森林法》第三条规定：“森林资源属于国家所有，由法律规定属于集体所有的除外。森林、林木、林地的所有者和使用者的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犯。”《森林法》第二十七条规定：“农村居民在房前屋后、自留地、自留山种植的林木，归个人所有。城镇居民和职工在自有房屋的庭院内种植的林木，归个人所有。”这些立法规定只是界定了森林资源的权属，但是什么是林权立法上则没有明确界定。学理上关于林权的内涵通说一般认为林权是指森林、林木、林地等森林资源的所有权和使用权，只是表述的方式以及林权所具有的外延有些不同而已。如有的认为“林权是指森林、林木、林地等森林资源的所有权和使用权。森林、林木的所有权是指所有人依法对森林、林木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使用权是所有权权能的一种，使用权可以由所有者行使，也可以由非所有人行使。”有的则表述为：“林权即为林业物权，是有关森林资源以及森林、林木和林地的所有权和使用权，是林业政策的核心和根本。从纵向上分析，林权权利人的权力包括林业资产所有权及其派生的使用权、收益权和处置权，从横向上分析，它包括森林、林木的采伐利用权，林上、林中、林下资源的采集利用权，森林景观的开发利用权、补偿权、收益权、流转权、抵押权、担保权和品种权等等”。其实，这两种界定只是不同学科领域对林权界定的不同表述而已。例如：前者是法学界关于林权界定的通说；后者是经济学界关于林权界定的一种说法。因为在法学界，“占有、使用、收益、处分”是所有权的权能；而在经济学界，则习惯于将其称之为占有权、使用权、收益权和处分权。但是，若从法律规则制定技术上考虑，我们赞成用法学定义的方法将林权界定为：“林权是指森林、林木、林地等森林资源的所有权和使用权。”

（二）林权属性

林权是指森林、林木、林地等森林资源的所有权和使用权。既然林权是建立在森林资源之上的一种物权，在我国实行土地公有制的国情背景下，以及森林资源的经济价值及生态价值，林权的属性应该既是一种私权也是一种公权，换言之，林权是一种具有公法化色彩的私权。

第一，从林权主体属性来看，林权主体既可以是国家，也可以是集体，还可以是私人。我国已颁布的《物权法》关于所有权的主体主要有国家所有权和集体所有权、私人所有权。森林所有权规定主要体现在《物权法》第四十八条以及第五十八条。第四十八条规定：“森林、山岭、草原、荒地、滩涂等自然资源，属于国家所有，但法律规定属于集体所有的除外。”第五十八条规定：“集体所有的不动产和动产包括：（一）法律规定属于集体所有的土地和森林、山岭、草原、荒地、滩涂；……”。同时第四十五条规定：“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财产，属于国家所有即全民所有。国有财产由国务院代表国家行使所有权；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第六十条规定：“对于集体所有的土地和森林、山岭、草原、荒地、滩涂等，依照下列规定行使所有权：（一）属于村农民集体所有的，由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代表集体行使所有权；（二）分别属于村内两个以上农民集体所有的，由村内各该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小组代表集体行使所有权；属于乡镇农民集体所有的，由乡镇集体经济组织代表集体行使所有权。”根据《物权法》的这些规定，从主体角度分析，林权的属性既有私人性质的主体，也有公有性质的主体。所以，林权主体属性既具有公权属性的主体国家，也具有私权属性的主体私人，还有居于公私中间地带的权属主体集体。

第二，从森林资源价值形态内容上分析，其既有商品性质的经济价值，同时也具有社会公益性质的生态价值。2003年6月2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林业发展的决定》明确指出加快林业发展的基本方针之一便是“坚持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相统一，生态效益优先”。森林资源的价值效益主要体现在生态、经济以及社会效益三个方面，在这三个效益系统中，从私权意义上，主要体现的是经济价值，从公权力上，主要体现的是森林资源的生态价值以及社会价值。因此，从森林资源价值形态内容上分析，林权的属性既有私权内容的经济价值，同时也具有公益性质生态价值即维护公益的公权力性质。

第三，从林权内容上分析，林权既具有私权内容，同时也具有公权内容。林权在私权内容上，森林、林木、林地使用权权利主体追求的是森林、林木、林地的使用价值，这方面与物权中的用益物权是一致的。有的学者对此甚至认为：“林权是源于森林资源所有权的一种他物权形式，是森林资源非所有人依法取得的，自主开发森林资源并获取收益的民事权利。与森林资源所有权和林木所有权不同。”然而，用益物权完全是私权属性的，林权的公权内容则是用益物权所没有的。林权的私权与公权内容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林权的内容是林权人开发利用森林资源并获得收益的权利，并承担相应的义务。比如造林权、流转权、收益权等都是为了满足民事主体生产生活的需要，所以从权利的内容上说它是一种民事权利；另一方面林权又包含了很多公法义务，林权的法律制度也既具有公法色彩又具有私法特征。森林资源的开发利用涉及水土保持、防洪、气候调节等诸多社会公共利益，因此，林权在设立、变更、转让、终止等各个方面均受到法律的一定限制，林权法律制度难免带有浓厚的公法色彩。

二、林权外延及特征

尽管我们界定林权是指森林、林木、林地等森林资源的所有权和使用权，但如何构建林权权属则需要进一步分析。构建林权权属就其实质而言，就是必须界定清楚林权的外延。森林权属体系结构基本上可以分为三类模式：一元模式、二元模式以及混合模式。一元模式，土地将其上的一切物体完全吸附，土地属于谁，其上的一切财产就属于谁。“林随地走”即属此类。二元模式则允许林地与其上的其他财产区分开来，林地、林木、野生动植物等分别设置所有权，并且可以单独转让。混合模式，在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变过程中，我国还出现了无偿划拨林地给某个森工企业或机关团体的现象，林木收益完全归该单位，即“地随林走”模式。这种混合模式随着资源有偿利用制度的全面实施将会逐渐消失。随着资源的进一步稀缺，设定在森林资源上的权属也必然分割得更为细致，人们对于森林的利用，越来越细化，一元主义的模式不能够适应资源优化配置的需要，更无助于缓解加诸在森林资源上权属之间的紧张关系。因此，二元主义才是我们要选择的合理模式。我国《森林法》虽然基本上属于二元模式的立法。

坚持二元模式构造林权体系，首先应该将森林与林地分开进行探讨。森林与林木也是不相同的两个概念。从林权概念外延来看，依不同标准可以对林权进行不同的划分。若从林权法律属性划分，林权可以划分为森林、林木、林地所有权和森林、林地使用权两类。若从林权主体划分，根据我国《森林法》第二十七条规定和《物权法》相关规定，林权可以分为国有林权、集体林权和私人林权。若从林权客体划分，根据《森林法实施条例》第二条规定：“森林资源，包括森林、林木、林地以及依托森林、林木、林地生存的野生动物、植物和微生物”，则可以分为森林所有权和森林使用权、林木所有权、林地所有权和林地使用权。至于“依托森林、林木、林地生存的野生动物、植物和微生物”，因为另有《野生动物保护法》和《野生植物保护条例》进行规范，在此不予论述。结合我国的现行的法律规定，我们认为林权的外延主要包括森林所有权和森林使用权、林木所有权、林地所有权和林地使用权三类。

（一）森林

森林包括乔木林和竹林。建立在森林之上的林权包括森林所有权与森林使用权。

1．森林所有权

《宪法》第九条规定：“矿藏、水流、森林、山岭、草原、荒地、滩涂等自然资源，都属于国家所有，即全民所有；由法律规定属于集体所有的森林和山岭、草原、荒地、滩涂除外。”《森林法》第三条规定：“森林资源属于国家所有，由法律规定属于集体所有的除外。”《民法通则》第七十四条规定：“劳动群众集体组织的财产属于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包括：法律规定为集体所有的土地和森林、山岭、草原、荒地、滩涂等……”《民法通则》第八十一条规定：“国家所有的森林、山岭、草原、荒地、滩涂、水面等自然资源，可以依法由全民所有制单位使用，也可以依法确定由集体所有制单位使用，国家保护它的使用、收益的权利；使用单位有管理、保护、合理利用的义务。公民、集体依法对集体所有的或者国家所有由集体使用森林、山岭、草原、荒地、滩涂、水面的承包经营权，受法律保护。承包双方的权利和义务，依照法律由承包合同规定。”根据这些规定不难看出，在我国，森林的所有权主体只能是国家或者集体，个人不能成为森林所有权的主体。国家、集体享有森林所有权，也即意味着国家或者集体对其所享有的森林所有权享有完全的所有权权能：即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能。

2．森林使用权

关于森林使用权的认识存在否定说和肯定说两种观点。

否定说认为森林乃是指一个以树木为主体的生物群体，当然也是一个以树木为主体的生态系统。森林作为一个整体范畴，不宜成为林业权的客体。森林所包含的几个部分，在我国既有立法体系中，实际上已经将其分割成几个部分，并成立了单独的所有权。并且，现有立法中，森林与森林资源、林木等概念关系不明。森林有时作为森林资源的一部分，有时候又不是；有时包括林地，有时又不包括；有时候就是指林木，有时候又不包括林木。这种极端混乱的用法，已经使既有立法限于矛盾之中，继续沿用甚为不妥。所以，森林权属的构造仅仅包括林地和林木所有权、使用权以及担保物权。否定说其实并不否定森林资源使用权，只是其认为应该将森林所包含的几个部分进行分割单独设权。

肯定说观点虽然承认森林自然资源的使用权，但对其认识主要有五种观点：

一是认为自然资源使用权是为了自然资源有效和可持续利用，使用权在依法取得了自然资源主管部门的许可后，所拥有的对自然资源使用收益的权利，它与用益物权相互之间不存在从属关系，各自有独立存在的必要。

二是认为自然资源使用权属于财产的权利，是非债权性的财产权，具有物权性质。这些权利不是所有权，也不是担保物权，惟将其归入用益物权才为妥当。

三是认为自然资源使用权首先是一项民事权利，不是公法上的权力。其次，自然资源使用权是一种概括了各种财产权利的一种集合性的权利：一是用益物权，二是特别法上的物权，三是典型的行政特许权。

四是认为林权是公权性私权，林权是物权之一种。森林、林木和林地所有权属于物权中的自物权，即所有人在自己的物上享有的权利，是最为完整和充分的物权。森林、林木和林地使用权属于物权中的用益物权，即以物的使用收益为目的的权利。对于林地承包经营权，尽管法律对其保护既有物权方法，又有债权方法，但并不影响林地承包经营权的物权性质，林地承包经营权在法律性质上属于用益物权。

五是认为林权是源于森林资源所有权的一种他物权形式，是森林资源非所有人依法取得的，自主开发森林资源并获取收益的民事权利。与森林资源所有权和林木所有权不同。林权是一种具有公权性质的私权，在物权法体系中属于特许物权的范畴。

关于森林使用权，我们认为：否认森林使用权的存在是不科学的。因为森林具有成为民法上的物或者财产的三大属性：第一，它具有价值，能满足人们的某种需要；第二，它具有稀缺性，不能无限量地供给；第三，它具有独立存在性，可以独立于土地而存在。因此可以设定独立的物权（排他支配权）。所以森林可为民法上的物，成立独立的物权。而且，《民法通则》第八十一条规定：“国家所有的森林、山岭、草原、荒地、滩涂、水面等自然资源，可以依法由全民所有制单位使用，也可以依法确定由集体所有制单位使用，国家保护它的使用、收益的权利；使用单位有管理、保护、合理利用的义务。公民、集体依法对集体所有的或者国家所有由集体使用森林、山岭、草原、荒地、滩涂、水面的承包经营权，受法律保护。承包双方的权利和义务，依照法律由承包合同规定。”这也从立法上肯定了森林的使用权。

关于森林使用权的法律属性，我们认为：森林使用权是源于森林资源所有权的一种他物权形式，是森林资源非所有人依法取得的，自主开发森林资源并获取收益的民事权利。在物权法意义上，森林使用权实质上应列为用益物权范畴。但是森林使用权因为森林的公共产品属性的特征，又决定了森林使用权是一种具有公权性质的私权，并且森林使用权宜在《森林法》中进行规定，所以森林使用权又属于物权法体系中特许物权的范畴。

关于森林使用权的法律特征，我们认为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森林使用权的主旨在于森林使用权权利人对他人之物的使用价值进行支配。建立在森林之上的民事权利有所有权和使用权两类。因为森林所有权的主体在我国只能是国家或者集体，固然国家和集体也能够依据所有权理论而占有、使用、收益、处分森林，但是为了更好的发挥森林的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而由国家或者集体之外的主体使用，从而建立属于用益物权范畴的森林使用权是有其必要的。因为用益物权的社会功能在于“增进物尽其用的经济效用，即拥有其物者得自不使用，而使他人利用之，以收取利益（对价）。无其物者得支付代价而利用他人之物，而不必取得其所有权。”

第二，森林使用权的权能包括占有、使用、收益和管理四个方面。用益物权的权能包括占有、使用、收益而不包括处分三个权能。森林使用权首先表现为一种用益物权，因此，其自然也包含占有、使用和收益三个权能。在具体民事主体开发利用森林资源时，森林使用权权利人首先得占有森林。森林使用权权利人享有的森林使用权是一种手段性权利，是获取收益的权利。在森林使用权行使完毕之后，权利人获取了包括林木所有权在内的收益。此时，林木作为森林使用权行使的结果，是所有权的客体，属于林权人的财产。之所以说森林使用权包括管理权能，是因为一方面森林使用权的内容是森林使用权主体享有森林资源的占有、使用、收益和管理的权利，同时，森林使用权主体也负有管理、保护和合理利用森里资源的义务。管理权能的具备，便是森林使用权又不完全相同于用益物权在具体权能上的一个体现。决定管理权能的因素在于森林不仅仅具有物的使用价值，同时还具有生态效益的社会价值。

第三，森林使用权为独立物权。森林使用权一旦设立，森林使用权人便独立地享有对标的物的使用、收益权能，亦即该权利是独立存在的，依当事人之间设立森林使用权的行为或者法律的直接规定而发生。森林使用权是一种主权利，而不是从属于其他物权的权利，不像担保物权那样必须依附于债权。正是因为森林使用权是一种独立的物权，所以森林使用权可以进行流转，森林使用权也可以为债权而设置担保。

（二）林木

林木包括树木和竹子。关于林木的权属，根据现有法律规定，林木只能界定为林木所有权。

《民法通则》第七十五条规定：“公民的个人财产，包括公民的合法收入、房屋、储蓄、生活用品、文物、图书资料、林木、牲畜和法律允许公民所有的生产资料以及其他合法财产。”《森林法》第二十七条规定：“国有企业事业单位、机关、团体、部队营造的林木，由营造单位经营并按照国家规定支配林木收益。集体所有制单位营造的林木，归该单位所有。农村居民在房前屋后、自留地、自留山种植的林木，归个人所有。城镇居民和职工在自有房屋的庭院内种植的林木，归个人所有。集体或者个人承包国家所有和集体所有的宜林荒山荒地造林的，承包后种植的林木归承包的集体或者个人所有；承包合同另有规定的，按照承包合同的规定执行。”根据这些规定，建立在林木之上的林权便是林木所有权。林木所有权主体包括国有企业事业单位、机关、团体、部队、集体所有制单位、农村居民、城镇居民和职工等。林木所有权取得的方式主要有两种：原始取得和继受取得。原始取得即造林取得林木所有权。继受取得：其一是森林使用权收益实现取得林木所有权，二是合法继承取得林木所有权。当然林木可以设置担保物权。《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四十二条第（三）项也明确规定：“以林木抵押的，为县级以上林木主管部门”。此处，以林木抵押的，便是指以林木所有权抵押，而进行的债权担保。

（三）林地

对林地进行规范的法律法规主要集中在《土地管理法》、《农村土地承包法》以及《森林法》和《森林法实施条例》。然而，根据以上法律的相关规定，林地这一概念，在不同的法律法规中的涵义则是不同的。如《土地管理法》第四条第三款规定：“前款所称农用地是指直接用于农业生产的土地，包括耕地、林地、草地、农田水利用地、养殖水面等；建设用地是指建造建筑物、构筑物的土地，包括城乡住宅和公共设施用地、工矿用地、交通水利设施用地、旅游用地、军事设施用地等；未利用地是指农用地和建设用地以外的土地。”《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条规定：“本法所称农村土地，是指农民集体所有和国家所有依法由农民集体使用的耕地、林地、草地，以及其他依法用于农业的土地。”显然，《土地管理法》和《农村土地承包法》将林地从物权客体意义上规定为土地的一种类型，属于农业生产的土地或者农村土地，即农用地范畴之内。《森林法》和《森林法实施条例》为林业主管部门便于管理森林资源，而将林地规定为森林资源之一种。如《森林法》第二条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从事森林、林木的培育种植、采伐利用和森林、林木、林地的经营管理活动，都必须遵守本法”。《森林法实施条例》第二条规定：“森林资源，包括森林、林木、林地以及依托森林、林木、林地生存的野生动物、植物和微生物。林地，包括郁闭度0.2以上的乔木林地以及竹林地、灌木林地、疏林地、采伐迹地、火烧迹地、未成林造林迹地。苗圃地和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规划的宜林地。”《森林法实施条例》以列举的方式列明了林地的外延范畴，便于林业主管部门对林地的管理。不同法律法规从不同角度对林地进行规范，林地也在不同场合中体现了其不同的意义。在《土地管理法》、《农村土地承包法》中，林地是土地类型之一种，这种规范意义在于便于从理论上建立土地的权利体系；《森林法》和《森林法实施条例》关于土地的描述，则成为林业主管部门管理森林资源的主要的法律依据。因为“林地的首要任务不是为了取得经济效益，而是为了维持生态平衡、发挥生态效益和促进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只能由林业主管部门依据《森林法》进行专门管理。”

关于作为农用地的林地的权利，根据《土地管理法》、《农村土地承包法》、《森林法》以及《民法通则》的规定，主要有林地所有权和林地使用权。

1．林地所有权

《土地管理法》第二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土地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该条从原则上规定了我国土地制度的基本类型，即土地公有制度，实行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关于林地的权属规定，《土地管理法》第十一条作出了明确的规定：“确认林地、草原的所有权或者使用权，确认水面、滩涂的养殖使用权，分别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草原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的有关规定办理。”《森林法》第三条第一款明确规定了林地的权属：“森林资源属于国家所有，有法律规定属于集体所有的除外。”根据《森林法实施条例》第二条第一款关于“森林资源”的解释，林地是属于森林资源的一种。所以，依据以上法律规定，林地的所有权主体是国家和集体。

国家林地所有权是指国家对其所有的林地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国家林地所有权的主体是国家，《土地管理法》第二条第二款规定：“全民所有，即国家所有土地的所有权由国务院代表国家行使。”但是，实践中国家一般不通过直接行使占有、使用等权利来实现所有权，而是通过国有林地所有权与使用权的分离、国家基于所有权而行使林地行政管理权的方式来实现。

集体林地所有权是指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对其所有的林地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关于集体林地所有权，《土地管理法》第八条、第十条，《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十二条作了明确的规定。《土地管理法》第八条规定：“农村和城市郊区的土地，除由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以外，属于农民集体所有；宅基地和自留地、自留山，属于农民集体所有。”第十条规定：“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依法属于村农民集体所有的，由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经营、管理；已经分别属于村内两个以上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农民集体所有的，由村内各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小组经营、管理；已经属于乡（镇）农民集体所有的，由乡（镇）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经营、管理。”《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十二条规定：“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依法属于村农民集体所有的，由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发包；已经分别属于村内两个以上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农民集体所有的，由村内各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小组发包。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发包的，不得改变村内各集体经济组织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的所有权。”根据这些规定，成为集体林地所有权的主体形式主要是农民集体。直接行使林地所有权权能的则主要是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或者村民小组。

2．林地使用权

因为我国实行的是土地公有制度，林地所有权的主体只能是国家和集体，并且土地禁止买卖、出租、抵押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但是，作为林地所有权主体的国家和集体在林地所有权行使中是“缺位”的，所以根据所有权和使用权分离理论，有必要创设林地使用权。林地使用权是指人们依法对国有和集体所有的林地进行开发、利用的权利，是从林地所有权中分离出来的具有相对独立性的一项权利，包括占有权、使用权、收益权和一定条件下的处分权。对此，《民法通则》和《土地管理法》都有相关的规定。如《民法通则》第八十条规定：“国家所有的土地，可以依法由全民所有制单位使用，也可以依法确定由集体所有制单位使用，国家保护它的使用、收益的权利；使用单位有管理、保护、合理利用的义务。公民、集体依法对集体所有的或者国家所有由集体使用的土地的承包经营权，受法律保护。承包双方的权利和义务，依照法律由承包合同规定。”《土地管理法》第十五条规定：“国有土地可以由单位或者个人承包经营，从事种植业、林业、畜牧业、渔业生产。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可以由本集体经济组织以外的单位或者个人承包经营，从事种植业、林业、畜牧业、渔业生产。发包方和承包方应当订立承包合同，约定双方的权利和义务。土地承包经营的期限由承包合同约定。承包经营土地的单位和个人，有保护和按照承包合同约定的用途合理利用土地的义务。”《农村土地承包法》是专门为农村土地使用权而立的一部门法。《森林法》中更是直接使用了“林地使用权”概念。

我们认为，林地使用权具有以下特征：

第一，林地使用权是依法取得的对国有或者集体林地的占有、使用并获取的收益权利，是对国有或者集体林地所有权实现经济效用的具体化。我国林地所有权的主体是国家和集体，国家和集体所有林地并由国家或者集体直接经营林地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典型产物，我国要实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林地权属关系便要进行改革。因为市场经济体制下，市场经济主体为更好的实现其经济利益，首先便要明晰产权。在此意义上，林地所有权的规定仅仅具有林地归属意义，而难以体现林地效用意义。我国近一轮的林权制度改革也正是在此意义上展开。明晰林业产权，表现在林地森林资源上面，便是如何真正实现林地使用权。

第二，林地使用权是一种特殊的用益物权。林地使用权是用益物权是肯定的。因为林地使用权是从他人主体国家或者集体依法取得的林地占有、使用并收益的权利，自然属于用益物权范畴。说其“特殊”，则是因为林地使用权又不同于其他大陆法国家的用益物权，不是私人之间的一种权利安排，不是非所有权人与所有权人之间的权利安排，而是抽象的所有权人与具体的所有权主体之间的权利安排。林地使用权是所有权派生出来的，受所有权制约，但又不能按照传统的用益物权来衡量林地使用权。

第三，林地使用权的权能表现为占有、使用、收益和一定条件下处分四种权能。林地使用权具有独立性、排他性、对世性，它不仅赋予对林地的占有、使用、收益的权利，而且可以排除任何不合法的干涉和妨害，维护其权利，实现其利益。如《森林法》第三条第三款规定：“森林、林木、林地的所有者和使用者的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犯。”而关于处分权权能的设置，有学者论述道：“资源性土地使用权人应当具有受限制的处分权。法律可以规定其进行各种处分的限制性条件和程序规则，以调整资源使用权流转需要，更好地发挥资源性土地使用权财产价值，使其具有融通资金的功能，成为实现其投资和劳动价值的手段。资源性土地使用权应当可以转让、抵押、出租，并且可以继承。”林地使用权作为资源性土地使用权的一种，其权能设置上也应该在一定条件下具有处分的权能。

第四，林地使用权负有特殊的法律义务。林地使用权是负有义务的特殊物权。其义务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对所有人负有的义务，一是对社会所负的义务。对所有权人负有的义务有两项：一项是不得随意改变林地使用权用途，如《土地管理法》第四条规定：“国家实行土地用途管制制度。使用土地的单位和个人必须严格按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确定的用途使用土地”，《森林法》第十五条也明确规定“……但不得将林地改为非林地”；另一项是缴纳有偿使用费用。林地使用权人对国家或者社会的义务也表现为两项：一项是缴纳税收；一项是合理有效的利用林地，保护生态环境，维持生态平衡，实现可持续发展。

第五，林地使用权具有期限性。如《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十条规定：“耕地的承包期为三十年。草地的承包期为三十年至五十年。林地的承包期为三十年至七十年；特殊林木的林地承包期，经国务院林业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可以延长。”

第六，林地使用权的可转让性。林地使用权是一种特殊的用益物权。“用益物权虽然是直接针对有形物的，但是，用益物权本身在物权理论上被称为无形物。因为，从用益物权人的角度，他拥有的不是物，而是权利。”“可转让性是有效率的用益物权所必备的特征。”所以林地使用权可以进行转让。而且，相关法律规定也体现了这一原理。如《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十二条也明确规定了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合法流转：“通过家庭承包取得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可以依法采取转包、出租、互换、转让或者其他方式流转。”《森林法》第十五条也规定：“下列森林、林木、林地使用权可以依法转让，也可以依法作价入股或者作为合资、合作造林、经营林木的出资、合作条件，……”。

第七，在我国，林地使用权的典型形式是林地承包经营权。《农村土地承包法》规定，农民集体所有和国家所有依法由农民集体使用的耕地、林地、草地，以及其他依法用于农业的土地，实行承包经营制度。农户、农村经济组织以及其他单位和个人，可以依法承包农用地。“国家保护集体土地所有者的合法权益，保护承包方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侵犯。”林地承包经营权与林地使用权的关系是种属关系，即林地承包经营权仅仅是林地使用权的一种典型表现形式，林地使用权的表现形式不仅仅局限于林地承包经营权。例如，以林地使用权作价入股而表现出来的股权便是林地使用权的另一种典型形态。

三、结语

根据我国现行关于森林资源法律法规以及相关政策的规定，总结归纳我国现在关于林权涵义的理论学说，关于林权的涵义，我们认为，在内涵上，林权是指森林、林木、林地等森林资源的所有权和使用权；在外延上，林权包括森林所有权和森林使用权、林木所有权、林地所有权和林地使用权。

注释与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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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一鹏、肖琼霞：《略论林权的法律性质》，载《湖北生态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6年第2期。

高利红：《森林权属的法律体系构造》

《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实施条例》第二条第二款。

需注意的是《宪法》第九条中规定的“森林”、《森林法》第三条规定的“森林资源”以及《森林法实施条例》第二条规定的“森林资源”以及“森林”等概念在运用上是比较混乱的。为明确起见，“森林资源”以及“森林”两概念的理解皆按照《森林法实施条例》第二条规定予以解释。

高利红：《森林权属的法律体系构造》以及高利红：《林业权之物权法体系构造》

梁彗星主编：《中国物权法研究》，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631～633页

屈茂辉著：《用益物权论》，湖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71～28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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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一鹏、肖琼霞：《略论林权的法律性质》，载《湖北生态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6年第2期。

高桂林、吴国刚：《我国林权制度构建之研究》

王泽鉴：《民法物权》，第二册，第7页。转引自王利明著：《物权法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412页。

此判断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实施条例》第四条之规定而作出。《森林法实施条例》第四条第一款第（一）、（二）、（三）三项都有如此表述规定：“……核发证书，确认森林、林木和林地使用权以及由使用者所有的林木所有权”。

“可转让性是有效率的用益物权所必备的特征。”详见周林彬著：《物权法新论——一种法律经济分析的观点》，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586页。

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三十四条、第四十二条之规定。虽然《担保法》并没有明确规定森林使用权可以进行担保债权，但是《担保法》明确规定了林木可以抵押。然而，森林使用权的收益可以表现为林木形式。

《土地管理法》第四条第二款规定：“国家编制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规定土地用途，将土地分为农用地、建设用地和未利用地。严格限制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控制建设用地总量，对耕地实行特殊保护。”根据该条规定，土地按照土地用途划分，可以分为农用地、建设用地和未利用地三种类型。

周训芳、谢国保、范志超著：《林业法学》，中国林业出版社2004年版，第90～91页。

周训芳、谢国保、范志超著：《林业法学》，中国林业出版社2004年版，第92页。

《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一条规定：“稳定和完善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赋予农民长期而有保障的土地使用权，维护农村土地承包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促进农业、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村社会稳定，根据宪法，制定本法。”

《森林法》第十七条规定：“单位之间发生的林木、林地所有权和使用权争议，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依法处理。”“个人之间、个人与单位之间发生的林木所有权和林地使用权争议，由当地县级或者乡级人民政府依法处理。”

高富平著：《中国物权法：制度设计和创新》，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87页。

“中国学者们时常用大陆法的用益物权制度来定位中国的土地使用权，这在一定程度上是正确的。但是，大陆法中的用益物权是以土地私人所有为基础设计的，这些旨在解决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土地利用权利的制度安排，不能直接适用于国家或集体与个人之间的土地利用权安排。”详见高富平著：《中国物权法：制度设计和创新》，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05～206页。

高富平著：《中国物权法：制度设计和创新》，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93页。

高富平著：《中国物权法：制度设计和创新》，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3页。

林业物权范文篇9

2008年6月8日，随着《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意见》的出台，标志着当前我国的林业及农地制度将发生重大转变，其历史意义堪称继30年前分田到户后的“第二次革命”。决策层希望通过林权改革推进农村改革，进一步解放和发展农村生产力。在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之际出台如此重大的改革意见，其意显然在于借助于总结30年农村改革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农村改革的方向。

一步到位的林权改革

从《意见》来看，林权改革是农村家庭承包经营制度从耕地到林地的拓展和延伸，因而，起始于分田到户的农地制度变革的方向就是林权改革的方向。30年来农地制度变革的基本方向是不断确定农户作为农地经营和使用权的基本单位，并朝着长期性和物权性这两个方向汇聚。

简要地分析农村耕地制度的变革过程，主要分为三大步骤：一是改革开放之初的分田到户，部分土地承包到户，但集体保留了部分机动地，并拥有调整土地的权力；二是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期以后，逐步规定农村土地家庭承包经营制度保持长期不变，并最终演变成为“30年不变”及“永远不变”，集体调整土地的权力受到法律限制；三是1990年代中后期以后，中央逐步规定集体统一经营管理的机动地比例将受到限制，并鼓励取消机动地，集体对农村耕地的控制权进一步受到限制。这三个步骤的最终成果集中表现在《物权法》中，也就是说，农村耕地的承包经营权实际上拥有了较为完整的物权。

在这三大步骤的过程中，中央和各地还进行了无数的土地制度改革实践，并对土地流转等改革领域进行了谨慎的探索，并至今仍然在试验之中，并没有形成相对确定的政策制度。

改革开放以来，虽然农户已经成为耕地的基本经营单位，但是，大部分地区出于各种实际情况，实行的是“两田制”，村社集体在相当大程度上保持了对耕地的控制权。从农地制度的实践过程来看，“两田制”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大部分村社集体保留了数量不等的集体统一经营的耕地，即所谓的“机动地”或“公田”；二是大部分地区在村社集体范围内维持着“三年一小调，五年一大调”的土地均分习惯。由于“两田制”的客观存在，使得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各地的实践千差万别，体现了不同的地方习惯，在形成不少问题的同时，也应该承认这种制度事实上对当地的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不过，大概到了土地二轮承包的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两田制”基本上被抛弃，强调农地经营制度中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唯一正确性。其中重要的政策信号是明确规定集体统一经营的机动地应该保持在最小范围内，甚至应该取消机动地（中央规定机动地不能超过总耕地面积的5%），并且，明确规定农地承包一定30年不变，“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甚而总理在2006年3月人大会议闭幕后的记者招待会中指出，“中国要给农民的土地经营权以长期的保障，15年不变，30年不变，也就是说永远不变”。2007年，《物权法》正式颁布施行，土地承包经营权被进一步确定为物权，并明确规定耕地承包期为30年及承包期内发包方不得调整承包地。至此，经过30年的改革，家庭承包经营制基本上到达了其作为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地位。

相对于耕地制度的改革而言，林权改革几乎是一步到位，遵循了《农村土地承包法》、《物权法》等相关法律对30年农地制度的所有改革经验，并有相当大尺度的突破。《意见》决定，在5年之内于全国范围内完成林权改革，而实际上，福建、江西、辽宁等试点省份在《意见》出台之前已基本上完成了改革，浙江、云南、河南等改革力度较大的省份也接近完成，而大部分省市的改革都将在两三年之内完成，换言之，林权改革实际上是要在几年之内完成耕地制度改革几十年来形成的经验。而林权改革的另外一个引人注目的地方在于，改革的意见和方案明确鼓励林权的二次流转，并为此鼓励搭建市场交易平台及政府软件，市场化的取向是相当明晰的，这一点，已经远远突破了耕地制度改革的经验，在农地制度的改革上是惊险一跃。如果说30年来农村耕地制度的变革是一个渐进式的改革的话，那么，当前正在推行的林权改革，则是相对激进的一步到位式的改革。

当年“林业三定”改革为何失败？

林地制度改革一开始就与耕地制度的变革方向相一致。改革开放初期“林业三定”（稳定山权林权，划定自留山和确定林业生产责任制），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被看成是“分田到户”的翻版。不过，与分田到户的成功实践相比，“林业三定”被普遍认为是一次失败的改革。

衡量其失败的标准是实行“林业三定”以后，一些地区的大量的林木资源被破坏，决策部门不得不于1987年叫停改革。从“林业三定”改革终止的1987年到林权改革全面推广的2008年，未尽的改革制度在林业政策领域实行了20余年的时间。20多年来，林业资源的流失并没有因为改革的终止而得以遏制，林业管理实际上陷入了困局，这也实际上构成了林权改革得以推动的背景之一。决策部门基本上把20多年来林业管理的困局归因于“林业三定”政策，认为在不合时宜的情况下推行“林业三定”，广大林农并没有真正理解和接受政策要义，最终导致了林业管理陷于失控的境地。并且，通过这次改革的教训，认识到林地和农地的性质有所不同，其生产周期等方面的不相一致导致了农民对土地产出的预期不一样，从而也就有可能产生不尽一致的行为逻辑。

仔细分析“林业三定”与“分田到户”截然相反的政策后果，对于理解林权改革的方向与实践过程是相当有帮助的。当前的林权改革方向在本质上仍然是家庭承包经营制度从耕地到林地的拓展和延伸，是这一制度在林业上的丰富和完善，这一点与“林业三定”并没有本质的区别。因而，改革的方向本身并非决定成败的唯一要素，关键的还在于改革是否适合时宜。除了决策部门所言的林业与农业的性质有所不一导致了“林业三定”改革的失败这一逻辑之外，还有一个重要背景是先行一步的分田到户已经把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调动起来。客观上的缘由还在于，改革开放后的乡村社会的市场体系已经形成，在这种情况下，解决吃饭问题之后，如何致富已经成为农户最关心的问题。

由此，造成长期以来林业管理困境的根本原因并不在于是否进行“林业三定”的改革，而在于快速启动的现代化刺激了农户致富的欲望。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林业的延伸产业迅速发展，对林木的需求量急剧上升，因而，在市场的撬动之下，无论是集体经营还是家庭经营的林业，无一例外都遭到了冲击。改革开放30年来林木市场需求量的大量增加，是“林业三定”之前及之后林业资源大量减少的根本原因。

因而，进一步分析林业改革的方向及实践时，就不能不考虑林业对于农民家庭生计及村社集体而言所具有的特殊重要的位置。“林业三定”使得大部分林区及山区的集体林地具有三种相互联系而又有所区别的经营制度，一种是自留山，对于农民家庭而言，这是一种最具物权性和长期性的家庭经营的山林，不过，大部分地区的农民家庭所拥有的自留山，不仅所占所有山林面积的比例极小，并且，绝对数量也极少，并不能完全满足农民的日常生产生活的需要；还有一种是承包责任山，由于改革的不完全性，各地的责任山所占的比例并不平衡，不过，总体上都要比自留山要多出不少；绝大部分山林仍然属于集体统一经营管理性质的“公山”。

从“林业三定”后的林业政策实践来看，无论是自留山、责任山还是“公山”，都遭到了极大的破坏，林业管理的政策绩效实际上与林权性质没有直接的关系。“靠山吃山”历来是山区林区农民生存的主要手段，集体化时代甚至一度形成了“农副结合，以林养农”的家庭和集体生计模式。改革开放以后，大部分山区及林区提出的致富口号是向山要钱，林业不仅在维持生存的意义上继续发挥作用，并且在农民发家致富的意义上具有战略地位，如此，应该承认的是，改革开放30年来，林业资源转化成资金和资本的冲动客观上与林业的生态地位发生了冲突。“林业三定”的改革方向并没有错，决定其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分田到户后的农民生产积极性的释放及快速致富的冲动与林业的特殊性质发生了冲突。

林权改革中可能出现的问题

分析至此，可以看出林权改革的实践方向实际上有两个相当重要的历史线索在起作用。一是30年来农村耕地制度的变革，这一变革已随着2007年《物权法》的出台而基本完成；二是30年来林权山权在农村中的实践，“林业三定”政策因为林业管理环境的变化而使得这一政策的实践效果并不尽善尽美。30多年来农村耕地释放出来的巨大的生产力，以及实行家庭承包责任制后农村社会的相对稳定，使人们有理由相信农村耕地制度的变革是相当成功的，也让决策层有理由相信农村耕地制度的变革足以为林权改革提供完整的经验借鉴。尤其是在不满意于当前的林业现状，以及在社会和市场需求对林业提出更高要求的情况下，林权改革被提上议事日程的一开始就抓住了耕地制度变革的经验。

不过，从林权改革相关的政策解读来看，几乎没有提及30多年来农村耕地制度变革的极端复杂性，其成功经验远远还不在于“分田到户”本身，而还在于家庭承包经营制度下的“两田制”在各地的积极实践；同样没有注意到的是，30多年的林地制度实践，客观上已经构成为农地制度实践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是“两田制”在广大山区得以实现的重要基础。

考量30年来农村社会的稳定发展，不仅仅要看到农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更应该看到农村社会的整体发展，各种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及社会福利的不断提高。农村社会的整体发展，应该归因于分田到户以后农村社会生产力的不断释放，还应该归因于在两田制的实践过程中，集体经济承担了大量的水利、教育、公路等基础设施建设任务，为农村生产力的极大发展创造了基础条件。大量的森林资源转化为资金和资本以后，一部分成为农民生产和生活的资金，以及发展的资本，而相当大部分维持了集体经济的运转，并完成了大量的国家税收，林业资源的流失在相当大程度上只是表现为利益主体的分配不均问题。如果不从这方面去认识30多年来的农地制度实践，是不完全的，也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从农地制度的历史和实践经验中审慎地看待当前林权改革的方向及实践是相当有必要的。林权改革坚持了30年来农村改革的基本方向，但是，却与30年来渐进式的农地制度改革多有相悖之处。对照30年来农村改革的基本经验，评估林权改革实践过程可能出现的一些问题是有必要的。诚如《意见》所指出的，“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是农村生产关系的重大变革，事关全局、影响深远”，从30年农地制度改革的实践来看，生产关系的变革是农村生产力发展的重要推手，但同时也是造成各种社会问题的根源，从林权改革的出台来看，人们更容易看到的是前者，而对于后者却有可能估计不足。

事实上，从已有的林权改革的试点和实践来看，如此彻底的改革对农村社会所造成的震动是难以估量的。林权改革同时带来的是林业资源进一步转化为资金和资本，从这个意义上看，林权改革所带来的经济效益几乎是必然的。而问题的关键还在于，从林权改革的实际操作过程来看，资源转化为资金和资本，基本上依赖于市场机制的引入，大规模的资本进入林业领域几乎是必然的趋势。这一点，已经从林权改革的几个试点省份典型如福建省的试点中看出来。《意见》强调了林权改革中初次分配的公平公正性，也即均分到户，但是同时规定落实处置权，鼓励林地和林木的二次流转，而相当多的试点地区在初次分配中就进行了招标的形式，把集体林权一次性地过渡到少数人手中，由此，造成的分配不均等后果已在《意见》出台之时即已表现出来。在允许甚至鼓励二次流转的状况下，林权的集中几乎无法避免，这在事实上改变了30多年来农村社会的基本的生产关系。

在土地二次流转仍受到相当大的限制的情况下，农村社会的生产关系变革实际上仍然只是在村社集体内部进行，换言之是，是村社内部集体和农户之间生产关系的调整，并没有从根本上触动村社集体的完整性。并且，农村耕地经营管理制度中的家庭承包经营制始终坚持的一点是土地均分的原则，在“三年一小调，五年一大调”的情况下，均分的观念已深入人心。因而，必须注意到的是，30年来农地制度的变革不仅仅在制度上实现了家庭承包经营的主体地位，还同时带来了村社集体成员内部的平均主义观念（这一点与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社会主义新传统相衔接），村社成员内部分配关系的不平均必将带来种种社会问题。但是，允许及鼓励二次流转的集体林权改革，不仅容易形成村社集体成员内部的不平均，还事实上造成了村社集体外部力量的进入，这对长期以来形成的集体“成员权”是一个根本的冲击。林权改革打破了改革开放30年，甚至是建国60年来形成的集体成员间平均占有资源的社会主义新传统，无论这种突破是在正面意义上还是在负面意义上。

林业物权范文篇10

（一）理论背景

以科斯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的核心理论是交易成本经济学、产权经济学和制度创新理论。科斯在《社会成本问题》中指出，经济的外部性以及消除市场失灵可以通过严格界定产权来克服，随后张五常和德姆塞斯等人进一步研究出了产权经济学。科斯在《企业的性质》中用交易成本理论解释了企业成立的由来，接下来威廉姆森根据这一理论得出了交易成本经济学。本文将以产权经济、产权制度、林权制度等理论原理为基础来分析新制度经济学中的产权问题研究集体林权改革问题。

（二）主要内容

1．产权经济

科斯定理形式多样，都是借产权和交易成本说明市场机制可以解决外部性问题，产权经济学由科斯定理的发展思路而得来的。科斯定理指出，在交易成本为零的情况下，只要产权明晰市场机制可以纠正经济中的外部性。德姆塞斯和艾尔奇安进一步研究了产权、产权结构和企业制度，并且完全认同科斯的交易成本理论。科斯定理的表现从以下三点分析产权的最初分配是无关紧要的：第一，产权从效率角度来说是能够在完全竞争的市场进行交换。第二，从效率角度分析产权的自由交换。第三，交易成本为零时，从效率角度分析的产权。产权包括使用、占有、转让、赠予或阻止他人侵犯其财产的权利，被认为是一组权利。林业产权在理论上可以应用产权经济这些表现进行分析，从而将这一理论运用于集体林权制度改革中的实际产权划分问题上来。

2．产权制度

产权制度是理顺、调整产权关系的基本规范，所谓产权关系就是产权主体之间，在财产所有、使用、支配、收益中发生的各种关系的总和，凡是财产的所有者以及财产的经营者，都是产权主体，他们之间在财产所有、使用、支配、收益中发生的都是产权关系。因此，所谓产权制度，是指既定的产权规则和产权关系结合且能实行有效组合、保护及调节的制度。换言之是对产权所包含的主体的设定、权能的界定、确立和保护的一系列行为规范。市场经济是以市场为基础的资源配置方式，而实际上，市场经济是一种产权经济。市场经济的运行机制是建立在以下几个前提基础上的：一是产权界定明晰；二是产权可以有效流转；三是产权可以受到保护。与此相适应的法规、制度就构成了一国的产权制度。市场经济的建立，实质上是一个产权制度的建立过程。因次，要建立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现代产权制度，就必须要明确界定产权，并且是排他性的产权。只要明确界定的产权才能够充分调动个体的积极性，产生激励和约束功能。有了明确的产权，就意味着界定了他的行动和策略的集合，并且也意味着他能够得到相应的利益，从而使得产权主体的行为有了内在的动力。从市场经济的运行机制来看，产权制度是否健全，关系着无形的手能否发挥作用。产权界定不清楚，则交换几乎不能发生。而通常情况下，产权的初始界定一般很少是按照效率原则进行分配的，因此，只有让产权充分流转起来，才能促使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并且，这种可以流转的产权必须得到有效的保护，否则资源所有者与使用者的利益得不到保障，造成谁也不愿意投资。

3．林权制度

林权是指权利主体对森林、林木、林地的占有权、使用权、处置权和收益权等。林权制度是对林权所包含的权能的界定、主客体的设定、确立和保护的一系列行为规范。林权主体是指依法享有林权的权利人。作为林权的享有者和构成要素之一，林权主体必须明确，否则，林权归属就无从谈起，林权也就无法称其权利了。从林权的权利主体来看主要包括所有权主体与使用权主体，即所有者与使用者。产权理论认为，产权是一组权利束，产权是广义的所有权，包括狭义的所有权、使用权、收益权、处分权等。可以说林权包括的这四项权利是一种复合性权利，体现在集体林改中。

二、对我国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几点思考

（一）集体林地所有权主体不明确

产权问题是集体林改中普遍遇到的症结，政府在处理这类争议性问题的时候没有一个明确的办法、法规的支撑，导致确权工作停滞不前。我国政府多次强调确权是林改的核心,即物权确定,在实践中就是确定相关财产权的问题。在集体林改中主要是使农村林地作为一种财产资源的功能得到有效的应用,体现农村财产性和林地物权性,将林木及林地的物权给予林地承包经营者,这是市场经济对农村林地制度发展的基本要求。虽然我国相关的法律都明文规定了城市郊区和农村的土地，除法律规定属国家所有即全民所有外，属集体所有。然而这个集体太笼统，到底是指村或乡还是村民小组？这个问题不够明确。而且，所有权还存在着重叠的现象，可以说既归村民小组所有，又归行政村所有。总之，这样的一物二主必然导致产权运行的混乱，给政府山林确权工作设置了障碍。

（二）林地产权的各项权能边界不清

初期出现的插花山现象即按树木的株数划分无四至记录，遗留的产权变更强烈而仓促，无历史记录，从而出现大量的林权纠纷案例，阻碍了集体林改前进的步伐。有些地方当时没有签订合同落实林业生产责任制，对使用权和所有权之间边界没有明确的规定，个人集体之间的权责义务关系不清楚。无具体规定文件，在处理责权利边界的时候模棱两可，林农没有明确的使用权证。经常出现林农林地使用权受到侵犯。地方政府及社区侵犯林农利益，林地处置权没有真正赋予林农，如不尊重林地承包关系，随意中止农民承包权；调整林地承包期越来越频繁，粗暴干涉农民生产决策权等。林地产权的地理位置、历史变更、边界的完整记录非常重要，而集体林区的林地产权制度经历了几次大的变革后由于当时的条件限制、工作中的失误和地籍管理没有及时做更新处理，山林权证书很多都是错、重、漏填，统管山、责任山、自留山的边界没有界碑，面积无有效记录。

三、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路径分析

中国林业发展的一个整体思路是实现林业的市场化操作，而林业的市场化操作是必须建立在以下三个前提条件之上：一是产权界定明晰；二是产权可以自由流转；三是产权可以受到有效保护。因此，改革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一）明晰产权是林业产权制度改革的核心

林业产权是产权的表现形式之一，是经济权利在林业资产的体现，主要有森林、林木和林地的所有权，以及对它们的收益、使用和处置的权利。开展集体林权制度改革，调整林业生产关系，核心问题是明晰产权，理顺并且落实产权。明确产权主体，建立明晰的林业产权制度，体现产权利益，直接关系着林业经济发展的速度。我国以后的林业分类经营改革使市场机制成为林业资源配置有效实施的主要载体，客观上要求决定资源交换的林业经营主体在实现支配资源上要明确产权，即林业经营主体必须有森林和林木林地处置的选择和决定的权利，否则就不是市场主体，就不能吸引并号召林农参与到林业建设中来，且无法担任社会主体其资源配置的主角。可以说，林业的问题，归根结底是林地产权的问题。

（二）规范产权界定，提高林农造林的积极性

明确界定林地产权，在法律上明确产权主体。集体林地产权的界定就是国家、集体、农户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关系的界定。其中国家、集体和农户就是这一产权的主体。国家拥有对集体林地的的管理权，集体行使对林地所有权，农户或其他经营者对林地承担使用权。黄少安的《产权经济学导论》中指出，一个产权的基本内容包括产权主体对资源的转让与使用的权利、以及收入的享用权。对林农来说关键的实惠在经营决策权、生产自主权和对剩余价值的索取方式。因此，将林地使用权物权化，使其具有私人使用权的性质，这一方式是集体林改确权问题处理的可选路径。把使用权上升为物权，这就需要强化林地的使用、收益及转让的权利，并通过使用林地产权物化，塑造其排他性，从而产生内部激励和外部交易功能，在林地产权主体不变的前提下，促进林地使用权流转，以利于形成适度规模经营，实现生产要素的最佳配置。目前，土地制度的表现形式都停留在政策颁布过程上，在具体实施中困难重重，林地使用权如果缺乏切实的法律保障，林农得不到应有的实惠。要消除现实的林地使用权的产权残缺，最好的选择是促使内在制度向外在制度转化，因此，林地的物权化是林地产权制度的最终实现形式，是使林农得到实惠提高林农造林的积极性有效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