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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收入范文10篇

时间：2023-03-24 06:12:21

劳动收入

劳动收入范文篇1

“卡尔多程式化事实”被提出后不久，美国经济学家库兹涅茨在1959年一篇关于收入分配的文章中否定了关于劳动份额稳定性的假说。擅长于经验统计的库兹涅茨选取1938年和战后两个时期，把一些国家按照人均收入的高低划分为不同的组别。不论是1938年粗略的划分还是战后更为细致的划分，统计数据均显示：“具有较高人均收入的国家中雇员报酬占总收入的份额较高，而在欠发达国家中（雇员报酬的份额）则较低”。[4]同样的方法用于分析美国各州的收入分配情况，即把美国各州按照人均收入的高低划分组别并对1919-1955年这段时期中的部分年份进行考察，也得出上述相同的结论，就是那些具有较高人均收入的州往往雇员报酬的份额也较高，反之亦然。由此，库兹涅茨认为“个人收入中雇员报酬的份额与人均收入正相关”。[4]13在库兹涅茨的研究中，人均收入被用来表示经济发展水平。因此，库兹涅茨的结论可以被理解为劳动份额的变动与经济发展水平正相关，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劳动报酬的份额将呈上升趋势。库兹涅茨用截面数据考察劳动报酬份额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试图以此推断出劳动报酬份额的长期变动趋势。如果说这种做法得出的劳动份额不稳定性的假说是通过间接的途径，那么后来更多的学者采取了直接的办法，即直接考察不同国家劳动份额的时间序列。Young（2004）研究了美国1959-2000年的劳动份额的波动，发现劳动份额的变动具有反周期的特征。而Buchele和Christiansen（2007）基于美国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统计数据，指出劳动份额具有下降的趋势。Ruiz（2005）通过对美国和西班牙的经验检验证明劳动份额的稳定性是不存在的。来自欧洲的数据进一步强化了这一观点。Giammarioli等人（2002）以20世纪60至90年代欧盟11个主要国家为样本，分行业计算它们各自的劳动份额以及总的劳动份额，再进行平均化以表示欧盟劳动份额的平均水平。结果显示，欧盟经济体的劳动份额由20世纪60年代的70%下降到90年代的64%。因此，“过去四十年中主要欧盟国家劳动份额的演进表明的首要一点就是，由标准增长理论所预言的稳定性似乎是不存在的”。[5]类似地，欧盟前15个成员国1970-2004的数据也表明“在过去的30年中许多欧洲国家的劳动份额都下降了”。[6]而Guscina（2006）运用OECD18个国家的数据向我们描绘了劳动份额波动的情形，“在经历了20世纪60、70年代稳步上升之后，工业化国家中劳动在国民收入中所占份额在近几十年中是下降的”，[7]这种波动并非具有周期性的特征。Kr覿mer（2008）指出，“劳动份额的变动在不同国家具有不同的特点。美国（的情况）与增长的程式化事实最为接近，具有（与其他国家相比）相对稳定的劳动份额。在英国劳动份额经历了相当大的短期波动，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下降显著。在欧洲大陆总的情况是在过去的20、30年中（劳动份额）出现明显下降的趋势。德国和法国的劳动份额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达到高峰，而其他国家如奥地利和荷兰高峰出现于20世纪70年代中期。在一些国家中，（劳动份额的）下降是相对温和的（如法国），而另一些国家（的劳动份额）则表现出稳步的甚至是强烈的下降（如奥地利）”。[8]Morel（2005）指出加拿大的劳动份额在1998-2004下降了三个百分点，劳动份额的波动具有明显的反周期特征。Takeuchi（2005）以日本为例也对劳动份额稳定性假说提出质疑。他分析了日本劳动份额的波动情况，认为劳动份额的波动是“有助于解释各种宏观经济活动和微观层面上厂商获利能力的重要基础”。[9]无论以横截面数据还是以时间序列为视角，上述对不同国家的经验研究表明不同国家中劳动收入所占份额并不具有稳定性，“卡尔多程式化事实”的可信度大打折扣。在大量经验证据表明劳动份额不稳定的同时，另一些学者另辟蹊径却得出了相反的结论。Gollin（2002）认为劳动份额计算方法上存在着缺陷，致使计算结果显示劳动份额不稳定。“通常对劳动份额的‘简化的’计算———即用雇员报酬占GDP比例———这是个明显的并且重要的错误（因为）它没有计算个体经营和其他经营者的劳动收入。劳动力的数据表明这个错误在贫困国家尤为突出，这些国家的小企业和个体经济中劳动力比例较大。”[10]Gollin通过对数据和计算方法的修正重新计算了劳动份额，结果表明劳动份额在不同国家和不同时期中都是基本稳定的。Zuleta和Young（2007）通过构建两部门的“具有引致创新的非均衡增长模型”说明“虽然各个行业的劳动份额彼此独立地波动，但总的劳动份额却呈水平趋势”。[11]Young（2006）把稳定定义为均衡，并指出相对于单个行业中劳动份额变动的非均衡特征而言，总的劳动份额变动具有均衡的特质。从这个意义上说，总的劳动份额就是稳定的。劳动份额是稳定的吗？自卡尔多程式化事实被提出以后，人们关于稳定性问题的争论就没有停止过，尤其是近半个世纪以来，在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中，无论是总的劳动份额还是行业的劳动份额均表现出波动特征。究竟是卡尔多程式化事实是虚假的？还是后人的观测不够长期？最近的研究又有了新的进展。Xie（2011）运用1950-2004年123个国家的面板数据研究表明，“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劳动份额与人均真实GDP之间呈三次方的倒N字型关系”，[12]即在工业化（由农业向工业转型）阶段，劳动份额是下降的；在后工业化（由工业向服务业转型）阶段，劳动份额上升；在金融化（金融和房地产部门兴起）阶段，劳动份额又转而下降。而卡尔多程式化事实所表明的劳动份额的稳定性仅仅是这些变化中的一部分。Xie的发现对稳定性的研究有了新的启示。稳定性问题关注的是劳动份额的长期变动趋势，但无论怎样，其实质是关于其演进路径的研究。

争论之实质：劳动份额是如何演进的？

劳动份额随经济发展所呈现出的变动是怎样的？是随机的摆动还是具有内在规律？对与稳定性相关的劳动份额长期趋势的关注最终引导人们转向了劳动份额演进的研究。然而，基于不同的视角，学者们发现了劳动份额演进的不同特征，并据此得出了差异化的演进路径。（一）递减特征劳动份额随时间而表现出递减变动是大部分学者对于近几十年来美国和欧洲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发展的共识。劳动份额具有下降特征的演进路径。尽管学者们对此有普遍的认同，他们给出的解释却大相径庭。首先，基于技术进步的视角。这是目前比较流行的一种说法。工业化过程中由于劳动要素变得愈发昂贵而催生了资本扩张型（或劳动节约型）技术进步，生产中资本要素广泛取代劳动要素，当资本对劳动的替代弹性大于1时，劳动的相对份额便趋于下降。其次，全球化的影响。尽管资本和劳动两种要素的流动性在全球化过程中都得到了很大的提高，但幅度并不相同。与劳动相比，资本具有更大的流动性，并据此拥有更强的谈判力量。因此，全球化会弱化劳动的相对份额。第三，产业结构的调整。若把经济分解成不同的行业，那么各行业内劳动份额及该行业在总产出中的比重将是影响总劳动份额的两大因素。假设某个行业内的劳动份额上升，但该行业在总产出中的比重下降，那么它们对总劳动份额的影响将会因相互抵消而减弱。在工业化过程中，在行业内部劳动份额不变的前提下，由产业升级所带来的对总的劳动份额的冲击将使其趋于下降。第四，制度的因素。制度的因素涵盖较为广泛，一般理解为调整成本、谈判力量、工会及雇主联盟等。当经济和技术上的因素不能完全解释劳动份额下降的演进路径时，社会和制度的因素即被考虑进来。工会谈判力量的削弱及其影响力的下降也被认为是导致劳动份额递减的部分原因。（二）反周期特征在大多数学者认为劳动份额具有下降的演进趋势的同时，另一部分学者认为这仅仅是短期的现象，从长期来看，劳动份额的演进路径并不具有单调性，而是具有反周期的特征。Young（2004）通过建立包含偏向型技术进步的RBC模型，表明由于有利于劳动的偏向型技术进步会使产出下降，而不利于劳动的偏向性技术进步会使产出上升。因此，劳动份额往往具有反周期的特征。而“Gomme和Greenwood（1995）以及Boldrin和Horvath（1995）在解释反周期的劳动份额时引入了以劳动合同形式存在的收入损失保险。其机理在于，由于保险的存在，劳动份额会在衰退的时期更高而在扩张的时期更低。”[13]此外，劳动市场自身的特征在解释劳动份额演进路径时也受到了特别的关注。Kessing（2001）和Giammarioli等人（2002）的研究强调劳动市场上调整成本的作用。由于雇主在经济扩张（或衰退）时雇佣（或解雇）员工时会承担调整成本，这使得雇主在经济繁荣（或衰退）期更不情愿对所使用的劳动进行调整，故工资的波动不及产出波动剧烈，于是造成劳动报酬的份额在经济繁荣时下降，在经济衰退时上升的反周期特征。在经验研究方面，Morel（2005）用加拿大1976-2001年劳动收入份额的数据证明了其反周期性。（三）U型特征还有一小部分学者根据库兹涅茨表示个人收入分配与经济发展之间关系的“倒U曲线”，提出劳动收入份额随经济发展的U型演进路径。李稻葵等（2009）在这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他们基于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理论建立劳动力转移模型，以此说明“经济发展过程中劳动力在不同部门间的转移是有摩擦的，摩擦力大于资本的运动所面临的阻力，因而劳动力转移速度低于资本转移速度。这一结果一定是劳动力获得的回报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低于其边际产出，而资本恰恰相反。所以劳动收入份额在经济发展初期一定是下降的。”[14]待到劳动力转移完毕，情况则出现逆转，劳动收入随经济发展呈上升趋势。因此，劳动收入份额与经济发展之间存在着U型曲线的关系。进一步地，基于跨国间的数据分析，李稻葵等提出U型曲线的转折点将出现在人均6000美元（2000年的购买力平价）。劳动份额演进的U型特征还体现在劳动份额与FDI之间的关系上。Decreuse和Maarek（2008）的研究证明FDI通过技术租金效应和工资竞争效应两个途径对劳动份额产生影响。在金融开放的早期，技术租金效应占主导，国外厂商凭借技术优势压低劳动份额；而在金融开放的后期，工资竞争效应趋于主导，国外厂商之间的相互竞争会抬高劳动份额。总体上看，伴随着金融的不断开放，劳动份额与FDI之间呈现U型曲线的关系。（四）倒N字型特征关于劳动份额随经济发展的演进路径研究的最新进展来自Xie（2011）。Xie沿着经济转型的思路，把经济发展中结构的转型由Kuznets所区分的两次———从农业向工业的转型和从工业向服务业的转型扩展到三次，即延伸到由服务业向金融和房地产业的转型。经济发展由初级到高级会依次经历这三个阶段，不同阶段的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使得劳动份额呈现不同的特征，尤其是发生结构转型的时期，劳动份额的演进趋势会随之变化，最终呈现出先下降、后上升再下降的三次方的倒N字型演进路径。Xie使用123个国家1950-2004的综合面板数据验证了他的结论，这一结论由于考察时期之长、考察范围之广，具有很强的一般性，不仅涵盖了基于二元经济的劳动份额的U型演进路径，而且卡尔多程式化事实所显示的劳动份额的稳定性也只是其中的一个特例而已。

对争论的剖析

劳动收入的份额在长期中具有稳定性，20世纪前半期人们对这一论断深信不疑，尤其是其作为卡尔多程式化事实被提出以后，更是成为研究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前提和基础。然而，战后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劳动份额的波动使人们不得不重新关注和研究这一问题，并掀起了关于劳动份额稳定性的争论。在这场争论中，部分学者通过调整统计口径和测度劳动份额的方法得出劳动份额稳定的结论。与此相反，大部分的研究表明劳动份额并不稳定，并从不同的视角找出了不同的波动特征和规律。分析发现，所使用数据的时空特征、所考察时期的长短差异以及所关注因素的不同侧重是引致争论的深层原因。它们反映了不同研究方法在统计数据运用和分析范式选择上的巨大差异。（一）时间与空间在探索劳动份额的变动趋势和演进路径过程中，基于空间（如跨国）的横截面数据和基于时间（如按年份）的时序数据是通常被采用的两种数据来源。基于空间的横截面数据往往较为充足，易于获得，但由此得出的劳动份额的演进路径只是对其长期变动趋势的近似和模拟。而根据时间序列得出的劳动份额演进规律虽然是其长期趋势的真实描述，但数据较为缺乏，难于获得。库兹涅茨就曾经感叹，由于反映国民收入分配结构的长期数据极为缺乏，所以要想得到分配份额随时间变动的长期趋势是非常困难的。在具体的研究中，两种不同的数据来源对于劳动份额稳定性的判断影响重大。卡尔多程式化事实和库兹涅茨的研究就是典型的例子。卡尔多通过对美国的时间序列数据考察得出劳动份额在长期中是稳定的，并将其作为“程式化事实”。而库兹涅茨选取的是跨国（或州）的横截面数据，得出的结论是劳动份额并不稳定，与经济发展水平存在着正相关关系。两者对于劳动份额稳定性的判断依赖于所用数据的时空特征。Gollin（2002）也曾指出，运用时间序列（time-series）数据得出的劳动份额一般是稳定的，而运用跨部门（cross-section）数据得出的劳动份额则不稳定，“通常的计算表明按照国际间跨国数据计算的国民收入中的劳动份额从0.05到0.8不等”。[10]458（二）短期与长期劳动份额稳定性以及动态演进趋势的争论还取决于所考察时期的长短。争论所涉及的文献中所考察的时期从十几年到几十年不等。重要的是，如果将它们区分为短期和长期，我们会发现考察时期的长短对劳动份额演进规律的判断具有直接的影响。在短期，劳动份额变动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生产上的技术关系，新古典增长理论中的要素替代和技术进步成为劳动份额的重要影响因素。当然，劳动市场的特征也对劳动份额具有决定性的作用。而在长期，除了生产上的技术关系以外，新的因素如经济的转型、结构的调整、制度的变迁、全球化的影响等等都会产生效力，对劳动份额演进趋势的研究有了多元化的视角。长期中，由于劳动份额影响的因素增多，作用机制复杂，对劳动份额演进趋势的研究空间也更为广阔。同时，劳动份额在这些因素的作用下呈现出新的演进趋势和特征，导致学者们对于劳动份额动态趋势和演进路径的判断出现差异化，这是引起争论的又一原因。最近，在Arpaia等（2009）的研究中又演化出了“中期”的概念，其特征介于短期和长期之间。随着时期划分的不断细化，对于劳动份额动态的考察将更为具体，这会令学者们对于劳动份额稳定性及演进路径的判断更为精细，但同时由此而引发的争论也将更为激烈。（三）技术与制度在关于劳动份额演进的研究中，学者们提出了劳动份额的诸多影响因素，Giovannoni（2010）把不同理论和模型中影响功能性分配的主要因素做了大致的总结，如表1所示。不同的学术派别在不同的范式下研究自然具有差别化的视角，他们所强调和关注的影响因素自然互不相同，这也是对劳动份额演进路径的研究得出不同结论的重要原因。有两类值得特别的关注，一类体现新古典生产技术关系的视角，“强调‘技术关系’在经济变量决定中的最终作用”。[16]相对生产率、资本-劳动替代、偏向型技术进步等因素都属于这一类；而另一类反映古典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以及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中关于历史、制度等社会关系的视角，如资本积累、投资率、谈判力量等。两种不同类型的研究视角在剖析和探索劳动份额变动的原因和规律时存在明显差异。前者把劳动收入在总产出中比重的变动与生产技术相联系，抽象掉社会、历史、习俗等一切生产体系之外的因素，局部地观察由于生产过程中因要素替代而产生的要素收入变动及其与总产出之间的相对变化趋势。与之相对，后者则把视野从生产过程中的技术关系转向更为宏观的社会关系，挖掘资本主义经济中制度的、社会的、历史的变化特征，以此解释劳动收入份额的变动规律。这两者是在研究劳动收入份额动态趋势和演进路径中使用最多，也最为突出的两个分析视角。它们反映了新古典和古典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以及后凯恩斯理论在研究范式上的巨大差异，“涉及到经济学的知识基础和基本方法论问题”。[17]由此，关于劳动份额稳定性及其演进趋势的争论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不同分析范式的矛盾和冲突。

劳动收入范文篇2

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已是制约我国消费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它不仅体现在初次分配中，还体现在再次分配中。由于要素间收入差距的提高会显著恶化人际收入分配格局（DaudeyandGarcia-Penalosa，2007），所以初次分配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一个社会最终收入分配的基本格局（李稻葵等，2009）。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初次分配中劳动和资本要素分配关系发生了显著变化，学者们将研究对象聚焦在劳动收入份额上。罗长远等（2009）认为中国劳动收入份额远低于世界多数国家55%—65%的水平，李稻葵等（2009）指出GDP中劳动收入份额的下降已成为无可争议的事实。我国较低的劳动收入份额的持续下降已经引起了众多经济学家的担忧。劳动收入份额下降是中国消费低迷的原因，而且以投资和出口为动力的经济增长可能因消费需求不足而难以持续（Kuijis，2006），还可能动摇政局的稳定，是中国目前应注意的一大问题（Subramanian，2008）。所以，收入优先增长应该是实现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发展战略（范从来，2011），而且还应该体现在初次分配稳步提高劳动收入份额上。劳动收入份额的稳步提升应当平抑波动，这需要密切关注劳动收入份额的产业结构和部门结构。本文将基于收入法GDP和资金流量表提供的数据从产业和部门的视角来研究劳动收入份额稳步提升中的结构优化问题。

二、劳动收入份额的构成与波动

1.数据来源及其说明

从我国统计部门提供的可利用数据看，研究劳动收入份额及其相关问题的数据来源主要有三个渠道。一是投入产出表，不是连续时序数据，应用较少。二是实物部分的资金流量表，是研究政府、企业和住户要素收入分配变化的重要依据，应用广泛。三是按收入法计算的省际国内生产总值，1952—1995年、1952—2004年和1996—2002年的《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核算历史资料》以及《中国统计年鉴》关于各省按收入法计算的相同口径的GDP数据，是研究初次收入分配的基础素材。在研究劳动收入份额及相关问题时，我国学者按照自己理解和研究需要大多对上述来源数据进行了某种方式的处理，其调整方法不尽相同，结果差别也较大。学者们之所以对劳动收入份额的统计数据进行调整以及对2003年之后因统计因素造成的差异进行回调，应有三个原因。一是可得数据的限制和研究问题的需要，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二是基于学理理解上的逻辑关系，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三是借鉴并引用国外学者曾经使用过的调整方法，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那么，应该采取什么立场来看待国家统计部门公布的数据的权威性和实用性呢？①应该肯定国家统计部门提供数据的相对权威性，因为学者们进行数据调整时也指出了调整方法自身可能存在的问题；②相对于2004年以前，2003年以后经调整的统计方法已经被国家统计部门持续采用6年了，分析现行统计数据的经济含义更有意义；③本文研究目的不在于探究我国劳动收入份额的走势、大小和影响因素，而是关注劳动收入份额提升中的结构优化问题。所以，本文将基本尊重统计部门提供的原有数据，不进行某种方式的调整。

2.总体劳动收入份额的构成

一般而言，一个国家或地区总体劳动收入份额可以看做不同行业（部门）劳动收入份额的加权平均，其权重就是该行业（部门）增加值在整个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基于此，总体劳动收入份额的变动是由不同行业（部门）内部劳动收入份额的变动和不同行业（部门）增加值比重的变动共同作用的。假设用i表示行业（部门），t表示年份，LISit表示i行业（部门）在第t年的劳动收入份额，AVPit表示该行业（部门）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那么，第t年的总体劳动收入份额可表示为：LISt=ki=1ΣAVPit×LISit（1）根据收入法GDP和资金流量表核算的我国总体劳动收入份额见图1，其中按收入法GDP可获得数据的年限为1978—2009年（缺2008年数据，用2007年和2009年平均数代替），按资金流量表可获得数据的年限为1992—2008年。按收入法GDP计算的不同产业劳动收入份额见图2，不同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见图3。按资金流量表计算的不同部门劳动收入份额见图4。从图1中收入法GDP核算的全国总体劳动收入份额看，其运行趋势自改革以来在整体上趋于下降，但在不同时期的运行状态有较大的差别。在1990年前，劳动收入份额在略带上升的波动中保持着基本稳定；在1991—2004年间，劳动收入份额以一个较大幅度的下降后逐步形成了持续平稳下降的趋势；2004年快速下降了近5个百分点，此后较为平稳，近两年却有明显回升趋势。从图1中资金流量表核算的全国总体劳动收入份额看，在1992—2008年间总体上保持着平稳持续下降的运行态势，从1992年较高的62.77%下降到2008年较低的47.46%。其中，2004年骤然下降了4个百分点，2005年明显回升后继续保持着整体下行的趋势。综上所述，收入法GDP和资金流量表核算的全国总体劳动收入份额变动趋势在同期具有非常显著的一致性，二者在1992—2008年间整体上均呈现明显的下降趋势。但资金流量表核算的劳动收入份额明显大于收入法GDP核算的劳动收入份额。从图2能看出产业劳动收入份额变动的三个特征。①不同产业劳动收入份额与总体劳动收入份额的变动规律不完全相同。第一产业劳动收入份额并没有明显的升降变化，第二产业劳动收入份额在1998年之前呈逐步上升，1999年之后则有所下降，第三产业劳动收入份额运行最为平稳，集中在43%—45%之间，波动甚微。②由于统计原因，2004年不同产业劳动收入份额波动剧烈，第一产业上升7.1个百分点，第二、三产业分别下降了5.5个百分点和7.2个百分点。③不同产业劳动收入份额大小有别。第一产业劳动收入份额明显高于第二、三产业，其年均值分别是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2.32倍和1.95倍。由式（1）可知，总体劳动收入份额不但与不同产业劳动收入份额有关，而且与不同产业增加值占国民经济的比重紧密相关。从图3不同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看，第二产业增加值占比具有一定的波动性，从1980年较高的48.22%下降到1990年较低的41.34%，随后又渐进回升；第一产业增加值占比在改革之初的略微提高后逐年稳步下降，从1982年最高的33.39%下降到2003年最低的12.80%；与第一产业变动趋势几乎完全相反，第三产业增加值占比逐年稳步上升，从1980年最低的21.60%上升到2002年最高的41.46%。为整体考察实体经济部门劳动收入份额的状况，将非金融企业部门和金融机构部门进行合并，统称企业部门；从而能方便地考察资金流量表中企业、政府和住户三部门劳动收入份额的变动状况。从图4可得，①不同部门劳动收入份额与全国总体劳动收入份额的变动趋势不同。政府和住户部门劳动收入份额形成了较为一致的运行轨迹，均有较大的起伏波动；而企业部门劳动收入份额除较小波动外在总体上呈现稳定的下行走势，且降幅达到了14个百分点。②2004年不同部门劳动收入份额波动剧烈，政府和住户部门劳动收入份额分别下降了25个百分点和29个百分点；而企业部门变动较小。③不同部门劳动收入份额大小有别。政府和企业部门劳动收入份额整体上大小相当，企业部门主要维持在35%—45%的水平；而且，企业部门劳动收入份额在1996年之前较高也较平稳，意味着“工资侵蚀利润”现象的存在；在1995年之后具有快速下降的趋势，这可能就是“要素收入分配向资本倾斜”的结果。根据式（1），总体劳动收入份额不仅与不同部门劳动收入份额有关，还与不同部门增加值占国民经济的比重有关。从部门增加值占GDP比重看，政府部门所占比重较小，年均值为9.26%；企业部门所占比重最高，年均值为62.03%，住户部门所占比重较高，年均值为27.17%；此外，企业和住户部门占比波动较为剧烈，在整体上呈现此消彼长的态势。由此可见，不仅收入法GDP核算的总体劳动收入份额没有形成稳定性特征，而且资金流量表核算的总体劳动收入份额也不具有稳定性；进一步看，不仅总体劳动收入份额不是稳定的，而且收入法GDP计算不同产业劳动收入份额和资金流量表计算不同部门劳动收入份额也同样展现了不同程度的波动。

3.劳动收入份额的波动

劳动收入份额的波动可以通过测度劳动收入份额的稳定性来描述。Solow就“卡尔多事实”提出了衡量劳动收入份额稳定性的两种方法。一是绝对稳定性，用标准差来表示总体劳动收入份额在一定时间跨度内变动程度的大小，这种方法对稳定性判断标准比较模糊。二是相对稳定性，它要求总体劳动收入份额的标准差要小于不同行业或不同部门劳动收入份额的标准差。表1是根据收入法GDP核算的劳动收入份额的稳定性。从绝对稳定性看，1978—2009年总体劳动收入份额标准差是0.0404；分期看，1978—2003年是0.0192，2004—2009年是0.0245。可见，时期的长短对劳动收入份额稳定性的影响较大。2003年之后劳动收入份额标准差（0.0245）明显大于2004年之前的标准差（0.0192），说明2004年统计方法的调整加剧了劳动收入份额的波动性。此外，2003年之后劳动收入份额的稳定状况具有一致性。从相对稳定性看，不同时段不同产业劳动收入份额稳定性是有差别的，1978—2004年不同产业劳动收入份额标准差分别大于1992—2004年不同产业相应的标准差；但1992—2004年全国总体劳动收入份额标准差（0.0271）却大于1978—2004年的标准差（0.0262）。因此，不同产业劳动收入份额波动性对总体劳动收入份额波动性的影响是相对的，不能忽略不同产业增加值占比的影响。劳动收入份额相对稳定性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表现，如1978—2004年间全国总体劳动收入份额标准差大于第一、三产业却小于第二产业的劳动收入份额标准差，部分满足相对稳定性；而在1992—2004年全国总体劳动收入份额标准差大于第一、二、三产业的劳动收入份额标准差，完全不满足相对稳定性。表2是根据资金流量表核算的劳动收入份额的稳定性。从绝对稳定性看，1992—2008年全国总体劳动收入份额标准差是0.0471；分期看，1992—2003年是0.0341，2004—2008年是0.0121。可见，时期长短是影响劳动收入份额稳定性的重要因素。2004年之前和2003年之后劳动收入份额标准差相差较大，表明2004年统计方法的调整确实提高了劳动收入份额波动的程度。此外，2003年之后劳动收入份额运行具有一致性。从相对稳定性看，不同时段不同部门劳动收入份额的稳定性有一定差别。1992—2008年企业和政府部门劳动份额标准差均小于1992—2004年相应部门劳动收入份额的标准差，而同期的住户部门却是相反的；同时，1992—2008年全国总体劳动收入份额标准差（0.0471）却大于1992—2004年的标准差（0.0412）。所以，不同部门劳动收入份额的波动对总体劳动收入份额波动的影响是相对的，还要充分考察不同部门增加值占比对总体劳动收入份额波动的影响。从总体上看，不同时段不同部门劳动收入份额稳定性具有一致性，1992—2004年和1992—2008年全国总体劳动收入份额标准差均小于企业、政府和住户部门劳动收入份额标准差，表明资金流量表核算的劳动收入份额完全满足相对稳定性要求，具有相对稳定性。从上分析知，收入法GDP核算和资金流量表核算的劳动收入份额在稳定性方面具有不同的表现，展示了不同的波动特征。要全面认识这种波动性还必须结合不同产业或不同部门增加值占国民经济比重来进行全面的考察，这可通过对式（1）差分进行劳动收入份额的结构分解来实现。

三、劳动收入份额波动的结构分解

国外学者较早地研究了劳动收入份额波动的结构分解。Solow（1958）、Gujarati（1969）、CloseandShulenburger（1971）等学者考察了美国劳动收入份额的变动；Ruiz（2005）和Young（2006）进一步将劳动收入份额的波动分解为内部效应、结构效应和协方差效应。我国学者白重恩等（2009）、罗长远等（2009）以及肖文等（2010）从不同的角度对我国劳动收入份额进行了相应的研究。这些成果为本文提供了积极的参考和借鉴。

1.分解方法

如果深入探讨一个国家或地区要素分配份额的波动，从产业的角度需要先计算不同产业内部要素分配份额和不同产业增加值占国民经济的比重，再计算这些产业要素分配份额的变化和相应产业的结构变动对总体劳动收入份额变动的影响；从部门的角度则需要先计算不同部门内部要素分配份额和不同部门增加值占国民经济的比重，再计算这些部门要素分配份额的变化和相应部门的结构变动对总体劳动收入份额变动的影响。

2.劳动收入份额波动的产业结构分解

根据式（2），利用图1、图2和图3的数据，能对1979—2004年收入法GDP核算的劳动收入份额的波动性进行产业结构分解，分别测算出产业内部效应、产业结构效应和协方差效应（图5）。在影响总体劳动收入份额波动性的三种效应中，协方差效应绝对值大多小于0.001，在此将其忽略。产业内部效应主要和不同产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差距相关，如果产业结构转型发生在劳动收入份额相差较大的产业之间就能引起总体劳动收入份额发生显著的变动。产业结构效应主要与不同产业增加值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的大小相关，所占比重发生变化越大的产业对总体劳动收入份额变动的影响越大，反之则较小。从图5看，从1979—1992年总体劳动收入份额保持在50%以上，相对于整个考察期波动幅度较小，标准差为0.0114；同期，产业内部效应和产业结构效应没有形成明显的下行趋势，两者相关系数为0.2443。1993年劳动收入份额开始低于50%，此后下降趋势逐渐明朗，波动程度相对于前一时期和整个考察期都较大，标准差为0.0271；这一时期产业内部效应和产业结构效应逐步形成明显的下降走势，相关系数有所减小（0.1832）。可见，产业内部效应和产业结构效应共同决定着总体劳动收入份额的波动；不同组合的产业内部效应和产业结构效应对总体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不同从而引发劳动收入份额不同的波动程度和发展态势。此外，收入法GDP核算的劳动收入份额的产业内部效应和产业结构效应的相关系数是正数，二者在整体上呈同方向变动，这强化了总体劳动收入份额的波动程度，从而降低了相对稳定性，所以收入法GDP核算的总体劳动收入份额不满足相对稳定性要求。

3.劳动收入份额波动的部门结构分解

按照式（2），能对1993—2008年资金流量表核算的劳动收入份额的波动性进行部门结构分解，分别测算出部门内部效应、部门结构效应和协方差效应（图6）。在影响总体劳动收入份额波动的三种效应中，协方差效应很小，在此将其忽略。部门内部效应主要和不同部门劳动收入份额的差距相关，如果某种制度安排导致部门之间劳动收入份额发生较大变化时就会引起总体劳动收入份额发生显著的变动。部门结构效应主要和不同部门增加值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的大小有关，所占比重发生变化越大的部门对总体劳动收入份额变动的影响越大，反之则较小。从图6看，从1993—2003年总体劳动收入份额保持在50%以上，相对于整个考察期波动幅度较小，标准差是0.0341；同期，部门内部效应和部门结构效应振幅越来越小，有趋近于0的迹象，二者相关系数是-0.5561。2004年劳动收入份额开始低于50%，此后下降明显，但波动幅度相对于前期和整个考察期都较小，标准差为0.0121；这一时期的部门内部效应和部门结构效应迅速变小并于2008年基本收敛于0，二者相关系数是-0.9828。所以，部门内部效应和部门结构效应共同决定着总体劳动收入份额的波动；不同组合的部门内部效应和部门结构效应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不同从而导致总体劳动收入份额形成不同波动的程度和发展态势。此外，资金流量表核算的劳动收入份额的部门内部效应和部门结构效应的相关系数为负数，二者在整体上呈反方向变动，这有助于降低总体劳动收入份额的波动程度，从而提高了相对稳定性，这就是资金流量表核算的总体劳动收入份额完全符合相对稳定性要求的原因。

综上所述，从总体劳动收入份额波动性的结构分解可知，协方差效应因作用甚微可以忽略，产业（部门）内部效应和产业（部门）结构效应的影响大。内部效应体现了劳动收入份额自身（产业劳动份额和部门劳动份额）变动的作用，结构效应反应了经济结构（行业结构和部门结构）变动的影响。内部效应和结构效应共同决定着总体劳动收入份额的波动，不同组合的内部效应和结构效应对总体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不同从而引发劳动收入份额不同的波动程度和发展态势；二者不同的相关关系对劳动收入份额稳定性的影响也是有差别的。上述关于劳动收入份额波动性结构分解的研究结论应该运用到提高劳动收入份额的过程中，通过结构优化达到稳步提升劳动收入份额的效果，从而实现我国的收入优先增长。

四、劳动收入份额稳步提升中的结构优化

在经济发展中提升劳动收入份额应避免过度波动，从而实现稳步增长，这需要在劳动收入份额提升中密切关注结构优化。通过合理的经济结构转型以充分利用产业内部效应和产业结构效应来稳步提升收入法GDP核算的劳动收入份额，通过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调节以有效运用部门内部效应和部门结构效应来稳步提升资金流量表核算的劳动收入份额，以及通过内部效应和结构效应的合理搭配以有效地促进两种效应发挥作用的一致性从而共同推动总体劳动收入份额的稳步提升。这需要结合我国经济运行特征和收入分配政策来进行具体的针对性研究。表3报告了1979—2003年劳动收入份额波动性分四阶段按产业结构分解的情况。1979—1984年，产业总效应为正，这有助于提高总体劳动收入份额，事实上这一时段的劳动收入份额是逐年稳步上升的；具体地，产业内部效应的相对贡献较小，为40.65%，产业结构效应的相对贡献较大，为59.35%。进一步看，虽然产业内部效应相对较弱，但是第一、二、三产业内部效应是正向的，对提升总体劳动收入份额均有促进作用；说明在保持产业结构相对稳定时产业劳动收入份额内部分配是相对合理的。虽然产业结构效应的相对贡献更大，是提升总体劳动收入份额的主要力量，但第一、二、三产业结构效应是不均衡的，第一产业对增加劳动收入份额的作用很大，相对贡献为90.51%，第三产业贡献较小，相对比是10.3%，而第二产业却形成了降低总体劳动收入份额的结构效应，相对贡献为-41.73%。出现这种失衡的正负结构效应是由不同产业增加值占比变动程度不同引起的；在此期间，第一产业增加值占比稳步增加，第三产业增加值占比略有提高，而第二产业增加值占比却显著下降；说明在维持产业劳动收入份额内部稳定时仍然需要重视产业结构优化，注重不同产业增加值对提升总体劳动收入份额的相对作用。所以，在提升总体劳动收入份额过程中需要关注两个方面的结构优化，一是在保持产业结构相对稳定时产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内部结构优化；二是在维持产业劳动收入份额相对稳定时提高不同产业增加值的产业结构优化。按照上述思路可以进一步分析1985—1989年、1990—1995年、1996—2003年这三个时段产业内部效应和产业结构效应正向或负向作用对提升总体劳动收入份额的贡献，从而明确如何优化产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内部结构和提高不同产业增加值的产业结构。

通过对比四个时段劳动收入份额产业结构分解及其效应，我们发现，1978—1984年和1990—1995年，总体劳动收入份额在增加过程中的发展态势和提升水平不同，其产业总效应的大小是不同的；不仅如此，在总体劳动收入份额提升过程中起主导作用的产业效应也是不同的，而且产业效应的相对贡献也在发生转移。相比1978—1984年而言，在1990—1995年间虽然产业总效应为正，但对提升总体劳动收入份额起主导作用的效应已经从产业结构效应转移到产业内部效应。在产业内部效应中，不同产业内部效应的相对贡献也在发生转变，相对于1978—1984年间不同产业相对均衡的内部效应来看，在1990—1995年间已经转变为不同产业相对贡献均有提高的同时第二、三产业相对贡献提高水平更加显著的特征。这表明在保持产业结构相对稳定时产业劳动收入份额内部发生了积极变化，其中第二产业劳动收入份额逐年明显提高，比重很高的第一产业劳动收入份额和比重较低的第三产业劳动收入份额均略有提高。由于这种不同产业劳动收入份额内部的结构优化，所以产业内部效应（0.0397）在克服产业结构效应（-0.0209）阻碍劳动收入份额提高的条件下还以正效应（0.0188）促进总体劳动收入份额的提升。更直观的看，在1978—1984年产业内部效应和产业结构效应对提升劳动收入份额均有正向促进作用，在1990—1995年产业内部效应大大增强（0.0397＞0.0150），但产业结构效应却由正变负（0.0218→-0.0209）；所以，在保持产业结构相对稳定时优化产业劳动收入份额内部结构以及在维持产业劳动收入份额相对稳定时优化不同产业增加值的产业结构，还必须重视产业内部效应和产业结构效应的协同以发挥提升劳动收入份额的最大产业效应。

在1985—1989年和1996—2003年间全国总体劳动收入份额均呈现显著下降趋势，与此相对应的是这两个时段产业总效应均为负数（-0.0431，-0.0478），而且这两个时期的产业内部效应和产业结构效应均为负数。显然，能否提高全国总体劳动收入份额是由产业内部效应和产业结构效应共同决定的。进一步看，产业内部效应主要发生在第二、三产业之间，产业结构效应主要发生在第一、二产业之间；这说明在保持产业结构相对稳定时产业劳动收入份额变动程度较高的是第二、三产业，在维持产业劳动收入份额相对稳定时产业增加值占比起伏较大的是第一、二产业；基于此，在优化产业劳动收入份额内部结构时稳定或适当提高第一产业劳动收入份额、在提高产业增加值优化产业结构时努力提高第三产业增加值占国民经济的比重对提升全国总体劳动收入份额至关重要。以类似于按产业结构分解进行的分析方法和思路，从表4能得到如下结论：在提升总体劳动收入份额中，一方面在保持部门结构相对稳定时要重视部门劳动收入份额提升中的内部结构优化，另一方面在维持部门劳动收入份额相对稳定时要关注不同部门增加值提高过程中的部门结构优化；同时，还要重视部门内部效应和部门结构效应的协同以发挥提升总体劳动收入份额的综合效应；而且，在优化部门劳动收入份额内部结构时稳定或适当提高企业部门劳动收入份额、在提高部门增加值优化部门结构时努力提高住户部门增加值占国民经济的比重对提升总体劳动收入份额具有重要意义。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基于收入法GDP和资金流量表核算的劳动收入份额数据，本文在探讨劳动收入份额构成、波动性和结构分解的基础上，通过研究总体劳动收入份额稳步提升中的结构优化，得到以下重要结论。在提升总体劳动收入份额的过程中，在保持产业（部门）结构相对稳定时要重视产业（部门）内部劳动收入份额的结构优化，在维持产业（部门）劳动收入份额相对稳定时要重视不同产业（部门）增加值提高过程中的产业（部门）结构优化；同时，还要重视产业（部门）内部效应和产业（部门）结构效应的协同对稳步提升总体劳动收入份额的综合效应；在优化结构时稳定维持第一产业（企业部门）劳动收入份额和努力增加第三产业（住户部门）增加值占国民经济的比重对稳步提升总体劳动收入份额具有重要作用。上述结论在稳步提升我国劳动收入份额的收入优先增长中对制定产业发展政策和部门分配政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因部门视角类似于产业视角，本文仅从产业视角进行具体分析。

劳动收入范文篇3

对于不同收入水平的个体而言，其劳动收入份额往往不同。一般而言，低收入者的收入来源较为单一，主要是工资收入；这意味着，低收入者具有更高的劳动收入份额。王宋涛等（2012）通过建立一个新古典生产模型，基于CES生产函数推导得出劳动收入份额函数为：其中Ls为个体的劳动收入份额，b>0为常数，y为个体的收入，σ为资本-劳动的替代弹性。这意味着，当σ>1时，收入越高，则劳动收入份额越低，即f′(y)<0。在当前，我国的资本-劳动仍然呈替代关系（魏下海等，2012；王宋涛等2012），即σ>1。因此，收入越高的个体，则劳动收入份额越低。同样，对于不同收入水平的个体，其消费水平也不同。根据凯恩斯（1932）的绝对收入消费理论，收入的边际消费倾向递减。

二、实证分析

回归方程整体显著（1%水平），方程拟合度高。系数的影响都显著，其中，收入对消费的影响在1%水平显著，收入水平每提高1个百分点，消费水平就提高0.85个百分点；本文重点研究的劳动收入份额对消费也有显著（5%水平）的负面影响，劳动份额每下降1个百分点，则消费水平下降0.28个百分点。广东省劳动收入份额从1978年的0.61下降到2012年的0.47，其导致消费水平下降6.5个百分点。

三、结论

劳动收入范文篇4

论文摘要：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崛起的成就非常突出。1980年中国GDP相当于全球GDP的4%，但到2006年，上升到近16%，翻了3倍多，但成就的背后存在着结构问题。

中国劳动收入占比逐年下降

如果看民间消费占GDP的百分比，会发现这样的事实，1952年民间消费差不多是中国GDP的69%，跟今天美国民间消费占美国GDP71%的水平差不多；到1978年时，中国民间消费仍然相当于当时GDP的45%，到最近这个比例却已经下降到36%左右。

另外一个重要的结构问题是劳动收入。

如果考察职工工资的变化，可以从四个方面来分析。第一，1978年全国职工工资总额（不包括各种福利、退休保障、医疗保障等非工资内容）相当于当时GDP的15.5%，但到2008年，这个比值下降到11.2%.第二，1978年所有国营单位工资总额约为当年GDP的13%，到现在则下降到6.1%。

事实上，从1990年到2008年，中国职工平均劳动工资的增速总是比GDP增长速度低一点，根据我的计算，18年时间内，工资总额每年的增长速度比GDP每年的增长速度大概要慢3.8%.劳动者的收入占总体国民收入的比重越来越低。

经济不自由影响中国工资增长

如果进行一些国际对比，也能发现问题。美国有一家民间机构FreedomHouse，从1977、1978年开始对所有国家的政治权利、个人权利、经济权利以及新闻自由等方面进行打分。1995年时，24个自由社会的国家，制造业工人的工资平均按照每年5.09%的速度在增长，而这个速度平均比这些国家当年GDP增速度高0.31%，另外8个部分自由的国家，工人工资增长速度比GDP增长落后2.7%.我们看到经济自由度越高，政府对民间权益压抑越低的国家和社会，他们的劳工工资增长速度越能够跟GDP增长速度同步，甚至超过于GDP的增长速度。非自由的国家数据都不公开，所以无法比较。

如果以创业自由度把这些国家分类，也会看到创业自由度最低的国家的劳动者收入增长的速度最慢，而创业自由度最高的社会则正好相反，劳工工资增长速度更快，并且以超过GDP的增速增长。

回到中国，我们该如何理解经济自由不自由、创业自由度高还是低对劳动收入增长空间的影响？

对于社会底层的农民工而言，这一身份带来的含义不仅仅是一般政治意义上的歧视性安排，而且限制了他们的就业空间、居住空间和权益空间。国企工人，哪怕是一般工人的收入，也比民企或者是乡镇企业高出不少。国企，有政府背景的集体企业，乡镇企业、民营经济，实际上中国的就业就是这三类。首先是有机会进入国企的城市人，城市人口可以进入国企，也可以进入集体企业，最倒霉的就是农民工。

1995年时国企职工人均报酬是人均GDP的1.1倍，比当年人均GDP高出10%，但是2002年之后，随着国进民退程度上升，国企收入从1996年开始基本一直上升，按照人均GDP同样水平增长。但是集体企业、集体单位的人均收入，总体上是维持在全国的人均GDP的0.8倍。到现在，国企职工在方方面面的收入，差不多是集体企业人均收入的2倍，这个多出的收益就可以看成是国企的溢价。

如果将城市的制造企业和农村乡镇集体企业的工资做比较，我们发现，2002年的时薪，农村乡镇制造业企业员工平均3.1元，到2006年上升到3.9元。而城市制造业企业员工时薪2002年差不多是7块钱，到2006年上升到12块钱。城市制造业企业的时薪比乡镇制造业企业的时薪，高出3倍。

因为城镇户口制度、身份差别，即使行业一样，员工收入的差距还是不一样。经济的不自由、迁徙的不自由，所带来的就业、创业空间的区分，创业、就业的歧视，最后会使农民工的企业谈判、议价地位与城市工人的议价地位非常不一样，远低于后者。

行政管制过多带来负面影响

经济不自由、创业不自由的表现，可以从行政管制的角度来理解。不管是农村，还是城市，行政管制导致很多歧视，本质上限制底层劳动者的选择空间，弱化他们的议价谈判地位。

在粮价等方方面面农产品价格上涨空间都受管制的情况下，务农的收益肯定不会高，粮食安全挑战自然更大。为了粮食安全，权力是否有理由限制农民和农民工的工作选择空间呢？没有理由。从本质上说，为了粮食安全让农民不能将土地做更赚钱的种植，之后又逼着他们以低价卖出农产品，这是侵犯农民的经济自由、牺牲他们的权益。实际上，这种做法从根本上跟原来农村和城市的剪刀差是一回事。

除了基于城乡户口的身份差别、国企与民企的身份差别外，行政管制的多与少最后会对农村、乡镇、城市人的创业空间与创业自由带来很大的影响。创业空间如果不是因管制太多而受限的话，农民工的总体就业机会就会越多，对农民工的需求越多，也就是所谓的民工荒的可能性越高的话，民工谈判议价的地位就会越好。如果经济不自由、创业不自由、就业歧视、行政管制多等通过制度改革能削弱的话，可以想象，那对整个社会、特别是农民工的收入机会会产生多么积极的影响呀。

征税太多抑制收入增长

政府征税太多，开支太多是抑制劳动收入增长的重要原因。

根据对32个国家政府开支在1995年到2007年的变化统计数字，可以看出政府开支没有减少或还有增加的国家，12年里平均工资增长速度接近3%，而政府开支减少最多的国家，劳工工资收入增长最多，平均每年增长了6%，这些国家工人的工资增长速度要比GDP增长速度高出0.8%，而政府开支不仅仅没有减少反而还在增加的国家，他们的工人工资增长速度每年要比GDP的增长速度慢1.2%左右。

中国的情况也能说明这一点，按照财政部最新公布今年头5个月数据，相对于去年头5个月国家财政税收增长了30.8%，过去四五年，平均国家财政税收的增长是GDP平均增长速度的2倍到3倍。如果GDP是一个大饼，政府这边分的越来越多，必然意味着民间得到的那一份越来越少。

政府征税的权力如果不受到限制，最后劳动收入占GDP比重只会越来越低。政府占资源、土地、企业股权总的价值相当于整个中国社会财富的接近3/4，70%的财富或资产产权所有者是政府。

如果政治改革不发生，最后对征税权进行根本性的制约，那政府得到的只会越来越多、民间得到的只会越来越少，劳动者总体得到的也只能越来越少，这个趋势就很难改变。而如果这个趋势不改变的话，就意味着并不仅仅是更多的农民只能做农民工，而且很多的城市人口得到的GDP份额也会继续走低。

金融不自由抑制劳动收入增长

此外，金融自由度也会影响到劳动收入的增长。

同样的，根据对32个国家1995年到2007年金融自由度变化的数据，会发现金融自由度增加最多的国家，劳工工资增长的速度也是最快的，年均增长速度接近6%，而金融管制没有什么变化，甚至更加恶化的国家，劳工工资增长速度不仅仅最慢，而且也比这些国家的GDP增长速度更慢。

很多朋友认为金融自由度增加、金融管制减少，那不是帮助华尔街的人赚更多的钱，让他们将民间社会的利益转移到他们的手里吗？实际上不是这样，上面这些数据就显示，金融自由度增加最多的国家，工人工资增长更高。

国有制经济比重影响民间收入

最后，国有制经济比重的高与低，对于民间消费、民间收入有多大的影响呢？

劳动收入范文篇5

中国劳动收入占比逐年下降

另外一个重要的结构问题是劳动收入。

经济不自由影响中国工资增长

回到中国，我们该如何理解经济自由不自由、创业自由度高还是低对劳动收入增长空间的影响？

行政管制过多带来负面影响

征税太多抑制收入增长

政府征税太多，开支太多是抑制劳动收入增长的重要原因。

金融不自由抑制劳动收入增长

此外，金融自由度也会影响到劳动收入的增长。

国有制经济比重影响民间收入

最后，国有制经济比重的高与低，对于民间消费、民间收入有多大的影响呢？

劳动收入范文篇6

在进行的“三看三对比”讨论中我公司职工进一步识到，社会主义的任务是发展生产力，共产主义的目标是实现共同富裕，在社会主义发展的初级阶段，提倡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也是符合我们的国情和追求的，可在实现的过程中作为国有企业阶层（垄断产生的）还要考虑到其它行业（效益不好高耗能低利润）的承受能力，这是由于我们的社会财富归根结底是由全体社会人员创造的，一些单位目前还不能为社会创造更多更好的（高成本低产出）经济效益，而产生了差异，这就需要兼顾各方面的利益均衡，在随着社会发展的今天，产生了现实中的贫富差距逐渐拉大的势态，这可能会对社会的稳定埋下（产生大锅饭时代的阴影）隐患，而稳定的社会环境是我们每个人所需要的，因此作为电力部门更应该为此减薪，采取措施切实保护合法收入，取缔非法收入，调节过高收入，保障最低收入。这样才会给公众心理上平衡和安慰。

讨论大家认为：深化国有企业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建立健全国有企业的激励和约束机制，才能激发广大员工的生产经营积极性，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及现代企业制度相适应的收入分配制度，逐步形成员工个人收入与其职责、贡献以及企业经济效益紧密联系、能增能减的收入分配机制。完善适应各类企业特点的多种分配形式，积极探索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参与收益分配的有效途径。进一步改进政府对国有企业收入分配的宏观调控和管理，充分发挥市场的基础性作用；只有通过深化国有企业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形成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充分调动企业各类人才人员的积极性和创新精神，才能加快促进企业提高效益，加快企业发展的步伐。

电力行业是高危险，技术含量比较高的行业，也是关系到国计民生行业，我们不赞成这种言论：“一些人‘丑富心理’越来越严重，看着别的企业效益好，员工收入高就不爽；”电力系统过高收入，成为当下收入分配改革讨论中的重点对象，当然，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时代主题来看，缩小收入差距势在必行；电力部门生产一线的职工工作也很辛苦，在回顾2005年在对外经营中实行公平、公正、公开，让用户有选择权的阳光管理招投标工作中我公司24名员工，共创九百多万元纯利润，平均每个职工创造经济效益37.5万元，（这不含企业内部的招标采购物资）言而物资部门的收入在同行业来说，岗位级別和收入是比较低的，今年夏季在这热浪滚滚的季节中，烈日下的温度达40多度，我们的职工一直在施工现场进行废旧物资回收工作，他们为减少回收工作的损失紧紧跟随施工队，现场同步进行旧导线的回收，现场回收人员由三个五十多岁的职工组成，连续二个月在施工现场。

物资部门在收入分配上工作三十多年的高中毕业职工的收入还抵不上工作六、七年多的其它科室大学毕业生，有个老职工一家五口人就靠他一千四百元的工资生活，因其子女有病每天要靠20.00元的胰岛素针剂来进行维持治疗，如果不治疗发展下去肾功能就会衰竭；一些青工每个月实际收入只有五百多元，还要买房，连按揭代款多无法付出。通过社会对比使大家认识有所提高，因为我们生活的城市中有许多企业职工的月收入不足千元，扣除保险金等项目后也只能拿到四五百元，何况他们也和我们一样需要生活，面对这种贫富差距逐渐拉大，这就需要调节过高收入，来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矛盾是存在的，而解决也是在进行的，遇到问题我们觉得正确的是首先去思考解决问题的方法，讨论中一些职工认为，“一刀切式”的减薪政策似乎并不妥当，希望在系统内部也应“缩小贫富”差距；尺有所短，寸有所长，正如我们的社会制度有很多缺憾一样，收入和能力也不是标准的等号，企业薪酬确定的依据不合理，职位、绩效、能力因素体现不足，激励作用不够。薪酬确定偏重于职务（职称）、资历，对岗位和绩效因素体现不够，形成了事实上的“身份工资”，其中最大的弱点是：贡献与报酬失衡；员工的收入与公司绩效直接挂钩，才能使电力部门的发展更有后劲。改革的关键还是要打破垄断，形成平均利润率、平均工资率；因为电力行业工资和绩效直接挂钩可以调低，也随时可以调高，这就要看这个企业绩效情况；减薪也好、收入分配也好，最后一定是要有市场的力量来推动，

减薪是要减少收入，降低一些生活水平，当然也许在实施的过程中会减少你个人的利益，可这一点点的付出可以缓和逐渐激化的贫富矛盾，为我们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保障，这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都是有好处的；讨论中大家认为：想一想那些为了新中国而牺牲的革命先烈，把他们年轻的生命奉献出来，也许他们的出发点只是很朴素的希望自己、自己的亲人能过上好日子，可他们的行为却是实实在在的让更多的人得到了益处。我们说他们是高尚的、是可亲可敬的。当然我们可以提倡奉献，而不能简单的去要求奉献，可精神文明、精神财富的极大丰富不也是我们的追求吗？

劳动收入范文篇7

这些论述使我想到一系列问题：如今是否存在着无益的甚至有害于人民和社会的劳动？若有这样的“劳动”，应不应得到承认、尊重和保护？有应该得到保护的合法劳动收入和合法的非劳动收入，也有应取缔的不合法“非劳动收入”（如不法分子偷逃关税、腐败官员贪污受贿等的所得收入）。那么，有无非法的“劳动”及其收入？若存在非法的“劳动”及其收入，应不应属于取缔之列？本文试对诸如此类问题作一些初浅的分析与思考。

思考之一，“无益劳动”不应得到承认和尊重，“有害劳动”更应坚决取缔。我认为，当前确实存在少量无益于人民和社会的劳动，譬如一些偏僻街头巷尾和农村的看相、算命和封建迷信活动，其从业人员也说是“为了生存的劳动”。还有一些迎合少数人低级趣味的娱乐业从业人员的“劳动”等，由于其对社会虽无多大益处，但似乎又无明显的危害，依我之见当属“无益劳动”的范畴（这里暂将那些企业和单位存在的个别“无效劳动”避而缓谈）。目前，这种“无益劳动”虽不应被社会所承认和尊重，但只要不构成对社会的危害，一时可能还无法完全根绝。然而，那些有害于人民和社会的“劳动”，如制假、贩假、卖假和走私贩毒等，虽然其不法从业者也付出了一定的劳动，并承担了相当大的风险，但由于其对社会有害，不仅不被保护，而且必须毫不留情地加以取缔。

思考之二，“有害劳动”必然是非法的劳动，非法的劳动不仅不受国家政策和法律的保护，而且其所得收入属于非法收入，理应被依法收缴，并依据它对社会所带来的危害，还要依法追究当事人责任并予以无情的打击。当前，社会上存在不合法的非劳动收入，如欺诈、蒙骗、受贿等的所得收入，这无疑应该被取缔和打击。那么劳动收入是否也有不合法、且应该取缔和打击的呢？据我们的观察：有，而且不少。须知，如今确实还有一些人竞敢以制假、走私、贩毒等非法劳动谋取暴利。正因如此，我们必须在坚决取缔不合法非劳动收入的同时，对不合法的“劳动”收入，如制假、走私、贩毒、等非法的、不利于增进整个社会财富包括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劳动及其收入，社会不仅不应该承认和保护，而且要像对待那些不合法的非劳动收入一样，也必须依法给予严厉惩处和打击。只有这样，才能在全社会形成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相适应的“有益劳动”。

劳动收入范文篇8

本文使用的数据是1995－2005年中国28个省份的面板数据(不含重庆、四川、西藏)，数据来源主要是国家统计年鉴及中经网提供的公开官方数据。我国大部分的基本建设支出都是属于公共基础设施投资的范畴，因此，我们用国家预算内资金的基础建设支出比例作为政府公共基础设施投资的度量。从图1可看出，平均的政府公共设施投资率基本呈上升的趋势。本文的居民消费率取自国家统计年鉴中各省份私人消费占地方GDP的比例。从图2中可看出，平均居民消费率逐年显著递减，充分体现了我国消费不足的现状。图3进一步给出了政府公共基础设施投资和居民消费率之间的关系，横轴代表居民消费率，纵轴是政府公共基础设施投资率，图中是各省份简单混合的截面数据。可以看出，这两者之间呈较不明显的负相关，若进一步控制其他宏观因素后，两者间则呈显著负相关，即提高一个省的政府公共基础设施投资比例，将会导致省内的居民消费率降低。

二、简约式计量模型和变量

(一)基本回归结果

我们首先分析政府公共基础设施率和居民消费率之间的简约式回归结果，基本回归采用双向(two－way)固定效应模型:hconsmpit=α0+α1pubinvit+βXit+vi+vt+uit(1)其中，hconsmpit是第i个省第t年居民消费率;pub-invit是第i个省第t年政府公共设施投资率;Xit是一组协变量，包括地方政府财政收入占GDP比重、地方人均GDP(万元)及其平方项、地方贸易开放度(进出口总额/GDP)、第二产业从业人员比例;vi和vt分别代表省份和年份的固定效应;uit是独立同分布的残差项;α0，α1，β是待估系数。在这里，如果政府公共基础设施投资率与居民消费率是负相关，则α1应为负。下面讨论引入的协变量。本文用地方政府财政收入占比来控制政府公共基础设施投资率对居民消费率的直接“挤出”效应，这一点可从GDP恒等式得出。C/Y+G/Y+I/Y+(X－M)/Y=1(2)其中，C/Y代表居民消费率，G/Y代表政府支出占GDP比重，I/Y代表私人投资率，(X－M)/Y代表净出口额占比。通过控制G/Y，回归方程(1)中的α1即衡量了政府公共基础设施投资率对居民消费率的间接效应。然而，地方政府财政支出很大一部分是来自中央政府的转移支付，如2008年地方政府支出总额为4．92万亿，而地方政府收入总额仅为2．86万亿，两者之差即为中央政府的转移支付。如果中央政府的转移支付更多用在非资本项目上，如社会医疗保障，那么该省的居民消费率就会提高。由于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与当地经济情况联系更紧密，因此政府收入占比所带来的“挤出”效应更明显，故在本文的基本回归中用政府收入占比代替了政府支出占比，在后面的分析中也会用政府支出占比来进行稳定性检验。加入地方人均GDP及其平方项是基于李稻葵等(2009)的结论:劳动收入份额随经济增长呈U型曲线，而劳动收入份额越高，居民消费率也越高［7］，因此地方人均GDP对地方居民消费率也应有二次项的影响。此外，由于我国出口是劳动密集型，因此，贸易开放度越高的省份所属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越多，劳动收入份额也越高，居民消费率也应越高。最后，地方第二产业从业人员比例也对该地区的居民消费率有影响:一方面，第二产业是资本密集型，其从业人员比例越多，则劳动收入份额越低;另一方面，第二产业从业人员的工资更高一些，使得劳动收入份额也会更高。在基本模型的回归中，可以验证这两种效应的大小关系。表1是本文使用的主要变量的统计描述。对于回归中可能出现的反向因果及联立性问题，其中，贸易开放度及第二产业从业人员比例这两个控制变量不太可能出现联立性问题，因为这两个变量衡量的是一个省份的经济结构，与居民消费没有太大关系。而人均GDP及政府收入这两个变量则可能受到私人消费影响而出现反向因果问题，不过这个问题并不严重:首先，正如传统消费理论的研究认为，居民收入决定居民消费，因此将收入视为先于消费决定的变量更合理些。同理，地方政府收入与地方GDP及税收联系更紧密，也是一个先验的控制变量。其次，即使这两个变量中存在与消费相关的因素，也可以被回归模型中的省份及年份的固定效应所控制。另外，由于公共基础设施投资来源于政府收入，因而公共基础设施投资率也没有严重的联立性问题。对于可能出现的遗漏变量问题，基本回归模型采用了含省份和年份的双向固定效应模型。表2给出了简约式计量回归结果。表2中第1列给出了基本计量模型(双向固定效应模型)的回归结果，所有待估系数都是统计上高度显著的。其中，政府公共基础设施投资率对居民消费率的影响为负:政府公共基础设施投资率提高1%，居民消费率将会降低0．13%，这符合我们的假设。更有趣的结论是，由于样本中平均的政府收入占GDP比例为0．066，因此政府公共基础设施投资占GDP比例提高1%，意味着政府公共基础设施投资率(占政府收入的比例)提高15．15%，那么，回归的结果表明居民消费率将会降低0．132*15．15%=2%，即居民消费占GDP的比例下降的幅度是政府投资占GDP比例的2倍。表2还显示，政府财政收入对居民消费会产生负向作用，政府收入占比每提高1%，居民消费率则下降0．465%，正如前面的分析，这一系数衡量了财政收入对消费的直接“挤出”效应，从GDP恒等式出发，回归的系数小于1，表明政府财政收入还存在其他途径来补偿居民消费，如中央转移支付等。此外，人均GDP对消费的影响呈现出了U型关系，即一次项系数为负，两次项系数为正，这符合了李稻葵等(2009)的结论。进一步，贸易开放度越高，居民消费率越高，这也符合关于我国的出口是劳动密集型的假设。虽然这一影响很微弱:贸易开放度提高1%，消费率仅提高0．036%，但由于我国的出口地是高度集中的，沿海省份几乎贡献了全国总出口额的90%。因此，贸易开放度的提高，会使沿海省份的居民消费率增加更多。最后，第二产业从业人员比例越高，则居民消费率也越高，这表明第二产业对消费的后一种效应更加显著，即第二产业有更高的工资待遇，使得居民劳动收入提高，带动了居民消费。

(二)稳定性检验

在表2的第2－4列分别采用了不同的模型来检验模型的稳定性。在第2列，将所有的解释变量滞后一期，一方面是为了减少模型可能出现的联立性问题，另一方面是考虑到政府公共基础设施投资可能会产生滞后的影响。在前面的分析中，我们假设公共基础设施投资通过改变产业结构和收入分配，从而影响消费，而这些影响都需要经过一段时间才能发生。计量回归的结果表明，滞后一期的影响与原模型基本一致。在表2的第3列，将基本模型中的政府收入占GDP比例替换为政府支出占GDP的比例，更直接的表示出对消费的直接“挤出”效应。虽然此时公共基础设施投资率的系数仍然为负，但已不显著。并且政府支出的影响小于基本模型中政府收入的影响，这表明中央政府的转移支付的确促进了地方私人消费。因此，政府收入占比是控制直接“挤出”效应更合理的变量。在前面的分析中，我们一直研究的是政府公共基础设施投资对消费产生的影响，但并未检验私人投资是否也会对消费产生影响。在表2的第4列，我们用私人投资率代替政府投资率，重新回归了原模型。结果表明，私人投资率并未对居民消费产生显著影响。因此，降低居民消费水平的投资确实是来源于政府部门，我们的基本假设是成立的。

三、结构式计量模型

我们通过回归结构式计量模型来着重研究政府公共基础设施投资是如何影响消费的。在此，本文提出一个先验的假设:政府公共基础设施投资促进了经济中更资本密集型的部门即第二产业的发展，而更庞大的第二产业部门会导致劳动收入份额减少，最终使得居民消费水平降低。我们通过以下的关联方程组来表明这一影响渠道。其中，laborshareit是第i个省第t年的劳动收入份额(劳动收入/GDP)，secondaryit是第i个省第t年的第二产业增加值占GDP比例，vi，vt分别代表省份和年份的固定效应，u为随机残差项，X为一组协变量:其中方程(3)中并未包括任何协变量，因为我们主要关心的是劳动收入份额增加会对居民消费产生的定性影响;方程(4)中包含的协变量有政府收入占比、人均GDP及贸易开放度。这里人均GDP对劳动收入份额没有U型关系，且若包含第二产业从业人员比例易产生多重共线性的问题;方程(5)中包含的协变量有政府收入占比、人均GDP、贸易开放度及私人投资率。之所以加入私人投资率，是考虑到无论是政府投资还是私人投资都会对产业结构产生影响。表3给出了SUR和3SLS回归的结果。首先，SUR的回归中，主要变量的待估系数均为高度显著。方程(5)表明，政府公共基础设施投资越多，第二产业比重越高，验证了前面的假设。并且政府公共基础设施投资对第二产业的经济影响力很大:政府投资率每增加1%，第二产业占地方GDP的比重提高0．21%。政府财政收入对第二产业产生了负向影响，原因可能是由于较高的政府财政收入要求更高的税收，因而削弱了工业部门的发展。此外，人均GDP、贸易开放度和私人投资率均对第二产业的发展有正向促进作用。在方程(4)中，第二产业比重增加对劳动收入份额产生了显著的负向作用:第二产业比重提高1%，劳动收入份额下降0．54%。而政府收入占比、人均GDP及贸易开放度均对劳动收入份额产生负向影响。方程(3)中，劳动收入份额增加1%，居民消费率增加0．64%，即劳动收入越高，居民消费也越高，这验证了白重恩等(2009)的结论。表3中3SLS的回归结果和SUR大体一致，主要变量的待估系数符号均相同。不过，方程(4)中，第二产业比重的增加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更大，但人均GDP和贸易开放度这两个协变量变得不显著，这可能跟方程组的三个残差项的协方差矩阵有关。

四、结论

劳动收入范文篇9

提要：本文计算了我国资本有效税率、劳动有效税率和消费有效税率，从理论和实证两个方面研究有效税率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实证研究结果表明，资本有效税率和劳动有效税率与经济增长负相关，而消费有效税率对经济增长率的影响不显著，但倾向于有正的影响。

有效税率分为边际有效税率和平均有效税率，前者是指边际税基所承担的有效税率，后者等于税收收入与相应税基的比值。相对于法定税率和宏观税负，有效税率更能说明经济增长过程中不同结构要素所承担的税负水平。按照征税对象的不同，本文将税收收入分为资本收入税收、劳动收入税收和消费支出税收。将分别计算资本、劳动和消费的有效税率，并用三种有效税率进行实证分析。

一、税收的归类

（一）资本税收。对资本征收的税收是我国税收收入的主要部分，在所得税、财产税、行为税中都有所体现。对资本征收的税收主要包括土地使用税、土地增值税、耕地占用税、房产税、车辆购置税、车船使用税、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印花税、资源税、城市维护建设税、烧油特别税、牲畜交易税、契税、企业所得税、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等税种，以及增值税、营业税和个人所得税中应计入对资本征收的部分。

（二）劳动收入税收。劳动收入是劳动者出售劳动力所获得的报酬。对劳动收入征收的税收包括农业税、牧业税、社会保险基金和来自于劳动收入的个人所得税等。其中，社会保险基金虽然没有采用税收的形式，但是国际上一般将其作为税负的组成部分之一，因此，本文将其纳入劳动收入的有效税率的计算。

（三）消费支出税收。本文的消费支出税收是指以消费品或消费行为为征收依据的税收的总称，包括特别消费税、农业特产税、集市交易税、筵席税、盐税、屠宰税、关税、增值税和营业税中对消费征收的部分和消费税。

二、对部分税种的处理

（一）流转税的处理。由于我国目前实行的增值税是生产型的，它同1994年前的产品税、营业税都属于部分对资本收入征收（如对机器设备和中间产品征收的增值税），部分对消费支出征收（如对最终消费品征收的增值税）。1994年税制改革后，营业税的征税范围改为流通领域的应税劳务、转让无形资产和销售不动产，应视为完全对资本征收。因此，对于流转税的整理方法，本文参照刘溶沧、马拴友（2002）的方法，按照最终消费率即支出法GDP中最终消费所占的比例核算增值税和营业税对消费支出征收的部分，并与消费税合并计入对消费征收的流转税，计算公式为：1994年前对消费征收的流转税＝（产品税＋增值税＋营业税）×最终消费率；1994年后对消费征收的流转税＝增值税×最终消费率＋消费税。同理，1994年前对资本征收的流转税＝（产品税＋增值税＋营业税）×资本形成率；1994年后对资本征收的流转税＝增值税×资本形成率＋营业税。

（二）个人所得税的处理。由于个人所得税一部分针对劳动收入征收，如工资、薪金所得，一部分针对资本收入征收，如利息、股息、红利所得，因此需要将个人所得税在劳动和资本收入间进行分配。本文按照城市家庭收入中工薪收入与经营净收入、财产性收入所占比例，将个人所得税分为劳动收入的税收和资本收入的税收两部分。

（三）农业税、牧业税、耕地占用税、农业特产税和契税的处理。《中国统计年鉴》将农业税、牧业税、耕地占用税、农业特产税和契税统计为农业各税。而在中国现行税制中，农业税、牧业税属于农业税类，由于农牧业从业者主要是通过投入劳动获得产出，因此作为对劳动收入征税；农业特产税也属于农业税类，但主要对农产品的消费行为征税，因此作为对消费支出征税；契税属于财产税类，耕地占用税属于资源税类，将耕地视为资产的一种，因此将契税和耕地占用税计入对资本收入征收的税收。

（四）关税的处理。Mendoza（1994）就曾指出，在分析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问题时，由于许多产品依赖于进口，应将关税纳入有效税率的核算体系。关税属于流转税类，是海关机构对进出我国关境的货物和物品征收的税收。关税的征收涉及国民经济的投入产出和消费结构，在本文的核算中，将关税计入对消费支出征收的税收。

三、资本、劳动总收入以及消费支出的核算方法

（一）资本总收入。由于缺少直接的统计项目，对资本收入的核算较为复杂，本文采用以下核算方法：资本总收入＝营业盈余－企业亏损补贴＋资本税收。1994～2006年数据根据《中国统计年鉴》各年份计算而得；1985～1993年（营业盈余－企业亏损补贴）数据根据刘溶沧、马拴友（2002）论文中的数据（资本收入－资本征税）计算。

（二）劳动总收入。劳动总收入等于劳动税收与税后劳动报酬之和。由于税后劳动报酬在1990年前缺乏年鉴数据，本文采用以下方法计算劳动收入：1985～1998年劳动收入根据刘溶沧、马拴友（2002）所提供的劳动报酬加上劳动税收计算；1999～2003年由《中国统计年鉴》中各省劳动报酬合计而得。

（三）消费支出。消费支出用最终消费表示。最终消费指常住单位从国内和国外购买货物和服务的支出，包括居民消费和政府消费，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

根据前面的核算方法，计算出资本总收入、劳动总收入和总的消费支出。然后，按照上述各种税收的归类，用下面的公式就可以计算出资本、劳动和消费有效税率：

资本有效税率（ktaxr）=■（1）

劳动有效税率（ltaxr）=■（2）

消费有效税率（ctaxr）=■（3）

图1给出了三种有效税率变化趋势图。（图1）从中可以看出，在三种有效税率中，资本有效税率最高，而且与另外两种有效税率相差比较悬殊。资本有效税率在1986年达到最大值为35.6%，在其他年份有较大的波动，但总体水平一直在20%以上。从国际比较看，我国资本有效税率也达到了一个比较高的程度，OECD国家资本有效税率平均只有22%，G7国家平均为24.4%，欧盟成员国平均为21.2%。图1表明，我国劳动有效税率呈现出逐年上升的趋势，1985～2003年一直低于消费有效税率，在三种有效税率中处于最低水平，而从2004年开始高于消费有效税率，说明随着我国收入水平的提高，劳动税收在总税收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1985～2005年消费有效税率在平稳中呈现下降的趋势，尤其是近几年下降的比较明显，说明目前我国消费有效税率的水平比较低，消费税收还有一定的增税空间。同时，通过三种有效税率比较分析也说明，我国的税制改革应注重结构性减税，降低资本的有效税率，适度提高劳动和消费的有效税率。

四、有效税率对经济增长影响理论分析

我们在Milesi-Ferretti，GianMariaandNourielRoubini（1995）给出的框架下研究有效税率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考虑一个两部门的经济，第一个部门生产物质资本，第二个部门生产人力资本。设K表示物资资本，L表示人力资本，生产函数是规模不变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

Yt=A（vtKt）?琢（utLt）1-?琢（4）

其中：v和u分别表示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用于生产产品的投入比例。设物质资本存量的折旧率为?啄。人力资本是一个非市场性的活动，也采用以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投入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并且设人力资本的折旧与物质资本的折旧相同，也为?啄，则有：

■t=B（xtKt）?茁（ztLt）1-?茁－?啄Lt（5）

其中：xt和zt分别是物资资本和人力资本的投入比例。

政府部门的预算约束为：

■＝rtBt+Gt-Tt（6）

其中：Bt是政府债券，rt是它的利率，Tt是税收收入。整个经济的资源约束为：

■=Yt－?啄Kt-Ct-Gt（7）

其中：Ct和Gt分别是私人消费和政府消费。

假定家庭同质，并且永远存续，其终生效用以下列效用函数表示：

U＝■e■u（C■，l■）dt（8）

其中：p是时间偏好率，l是闲暇时间。假定即时效用函数采用固定跨期替代弹性形式：

u（C■，l■）＝■－1，?兹≠1logC■+?着logl■，?兹＝1（9）

其中：?兹是跨期替代弹性的倒数。在人力资本积累技术约束（5）和下式的预算约束下使效用最大化：

R■■（1-?子■■）v■K■＋R■■（1-?子■■）u■L■+r■B■-C■（1+?子■■）-■■-K■-■K■≥0（10）

其中：R■、R■是资本和劳动的收益率，?子■、?子■■是对资本和劳动征收的税率，?子■■是对消费征收的税率。每个人的时间禀赋假定为1，即lt+ut+zt=1，显然有总的税收收入为：

T=?子■R■vK+?子■■R■uL+?子■■C（11）

企业分别以利率R■、R■雇用资本和劳动，在利润最大化时，劳动和资本的边际产出等于其边际成本：

R■■=?琢A（■）■（12）

R■■=（1-?琢）A（■）■（13）

当消费、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都以相同的增长率?酌增长，要素配置u，v，z保持不变时，经济达到均衡增长路径。

Milesi-Ferretti，GianMariaandNourielRoubini（1995）在一些假设条件下（此处从略）得出平衡增长路径上的经济增长率为：

?酌＝■［D（1－?子■）■（1-?子■）■（u+z）■］■-?籽-?啄］（14）

其中：D＝（?琢A）?茁［B（1－?茁）］1-?琢｛（1-?琢）?茁/［?琢（1－?茁）］｝?茁（1-?琢）。

以上分析表明三种税率通过直接或间接影响资本收益率而影响经济增长速度。

五、有效税率对经济增长影响实证分析

在实证研究中，Bleaney等的研究表明消费税是非扭曲性税收，利用非扭曲性税收来为生产性消费融资，能够促进经济增长，而扭曲性税收则降低了经济增长率。Daveri和abellini的研究则表明劳动税的扭曲效应要大于资本税和消费税。刘溶沧、马拴友（2002）发现我国对资本征税降低了投资率和全要素生产率，但不影响劳动供给，对经济增长有一定的负效应；对劳动征税降低了投资率，刺激了劳动供给，对技术进步没有影响，总效应是降低经济增长；对消费支出征税，提高了投资率和全要素生产率，不影响劳动供给，最终效应是不妨碍或弱促进经济增长。

人均产出增长主要取决于资本或投资大小。另外，经济增长研究表明，经济的开放程度也对经济增长有重要影响。因此，本文建立如下的回归方程（样本期间：1985～2006年）：

gpgdp=-0.02ktaxr+0.0015ctaxr-0.014ltaxr+0.43ifr+0.18open+■t（15）

（-1.75）（0.36）（-3.12）***（2.56）**（1.67）

■■=0.87■■-0.47■■+?着■

（3.93）***（-2.17）**

R2=0.74D.W.=1.73

其中，gpgdp表示实际人均GDP增长率，ktax、ctaxr、ltaxr分别表示由（1）、（2）、（3）式计算的资本有效税率、消费有效税率、劳动有效税率，ifr为投资率，open为进出口总额占GDP的比重，用来衡量开放程度。

主要参考文献：

[1]李芝倩.资本、劳动收入、消费支出的有效税率测算.税务研究，2006.4.

劳动收入范文篇10

一、统筹公平和效率的收入分配改革

构建和谐社会，需要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假定一个社会存在低收入者、中等收入者和高收入者三个层次的居民，低收入者占最大比重的金字塔形的居民结构不可能是稳定的结构，因而是不和谐的社会。和谐社会的基础是中等收入者所占比重最大的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形结构。现在我国许多地区不和谐，就在于中等收入者所占比重小。提高中等收入者比重实际上是减少低收入群体的数量的过程。越来越多的低收入者进入中等收入者群体，这部分人是发展的受益者，也是发展的推动者。从发展的历史进程看，推翻旧社会的动力是低收入群体，建设新社会的动力是中等收入群体。

提高中等收入者的关键是明确收入的来源。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关键是合法的非劳动收入，也就是资产收入、经营收入。富裕人民，低收入者上升为中等收入者，不仅是指提高收入，还要增加财产。其中包括不动产的增加，也包括持有的股权、知识产权等。目前江苏低收入者多，其中的重要原因是江苏人收入的主要来源是劳动收入，民间投资不足。因此，构建和谐社会需要鼓励私人投资，鼓励创业，鼓励企业家成长，鼓励科技入股，通过这些途径增加居民合法的非劳动收入，是缩小居民收入差距从而构建和谐社会的可靠途径。

二、劳资由对立转向合作

和谐社会的重要基础是全社会形成尊重劳动、尊重创造、尊重知识氛围，一切合法的劳动收入和合法的非劳动收入都应该得到保护的法制环境。现实中的劳动者不仅仅提供劳动。他们可以成为有产者，也可以成为私人投资者，并相应得到财产和投资收入。正是在劳动者具有这种地位后，劳动者才真正成为这个社会的建设者，而不是掘墓人。资产者也不仅仅是资本所有者，他们也可能是劳动者，他们可能通过其管理和技术的投入而投入劳动。特别是现阶段许多依靠自己的劳动收入、合法经营和企业家精神而积累起来的资本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有其劳动基础。资本所有者和劳动者都可能获得劳动收入和非劳动收入，都有劳动和创造。这些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劳资可能合作的基础。按此思路我们所要推进的改革和制度安排，就是既要使资本所有者善待员工，又要使劳动者不以资本所有者作为革命的对象，形成社会主义劳动者和社会主义建设者之间的合作。

三、构建和谐社会的所有制基础

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同样也可以成为和谐社会的所有制基础。

现在正在推进国有经济的战略性调整。在不涉及国民经济命脉的一般竞争性部门，国有经济没有占支配地位的要求。但是，在一般竞争性领域，也有不少信誉好、品牌好、效益也不差的国有企业。国有资本在这里就没有必要全部退出。首先，如果国有资本在一般性竞争领域连高效益企业都退出，国有资本在哪里能增值呢？国有资本在高效益企业中获利是对公有制主体地位的重要支持。特别是，信誉好、品牌好、效益好的国有企业存在本身就是公有制为主体的体现。其次，现有的国有企业并不都是像有人所说的废铜烂铁。许多先进的生产要素如较为先进的设备、人力资本还是集中在国有企业，问题是现行的产权制度束缚了其竞争力。因此，对国有企业的态度不是放弃，不是任其关门破产，而是通过新的产权制度安排，来解放其竞争力。新的产权制度安排不等于都要改制为私人企业，只要在明晰产权基础上吸收私人产权进入建立现代公司制度能解决提高效率的制度环境。第三，国有（包含国有控股）企业的存在有其国有的价值。这就是较多的贯彻社会目标，如就业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竞争也不仅仅在私有制企业之间，不同所有制之间的竞争更为有效。两者的竞争不仅仅是你死我活，还包含了相互学习，从而使经济目标和社会目标能够在不同所有者之间的竞争中都得到实现。

四、政府管制部门改革导引和谐社会

构建和谐社会，还需要在国家管制的垄断部门推进市场化改革。一方面，凡是可以打破垄断，没有必要由国家管制的部门就让给市场调节。另一方面需要保持国有资本控制的部门（涉及国家安全的部门除外）可以让出一部分股权给非国有资本，借助股份制引入民间资本、外来资本。由此引入私人股权。只要由国家独家经营的部门被打破垄断，引入竞争，不仅效率可以提高，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关系也可以更为和谐。

政府管制的还有公共产品供给。其中包括教育、卫生、治安、公共服务等。政府在这个领域的改革涉及两个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