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越论范文10篇

跨越论范文篇1

【英文摘要】TheglobalismandorientalsocialdevelopmenttheoryinMarx’slateyearscanbefurtherprobed.Thefactthatthebackwardcountriestooktheleadinenteringsocialismprovedagainthegenerallawofsocialrevolution,henceinevitable.ThebackwardCountries’takingtheleadinenteringsocialismitselfdeniestheworldcapitalistsystem.Undercertainhistoricconditions,thebackwardcountriescanstrideacrossnotonlythecapitalistproductionrelationshipbutalsoitsproductiveforces.

【关键词】东方社会发展道路/跨越/资本主义体系/生产力developmentalapproachoforientalsociety/strideacross/worldcapitalistsystem/productiveforces

关于马克思晚年提出的跨越论（即东方社会理论），理论界、学术界有过不少论述，其中不乏真知灼见。但在对东方落后国家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有可能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及其发展道路的具体理解上，仍有许多问题值得进一步探究。本文拟从四个方面进入深入分析，以期给世纪之交现实社会主义的发展提供新的方法论。

一、马克思晚年的跨越论及其东方落后国家率先进入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验证了人类社会的一条普遍规律：社会革命总是首先发生在落后地区

马克思主义东方社会理论认为：经济落后的东方国家由于它所处的历史环境，有可能跨越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而直接享用资本主义的肯定成果，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理论界在阐析这一理论时，总是以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形态依次更替的普遍性与不排除个别地区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首先发生社会革命，跨越一个或几个社会形态作为立论依据。这虽然是有道理的，但还不能从根本上令人信服。其实，要说明东方落后国家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率先进入社会主义的必然性，只要我们把目光转向更加久远的人类历史长河，便会发现一个基本的事实，社会形态的变革总是首先发生在落后的国家。

人类最早的社会制度是原始共产主义。在这一社会阶段，发达的地区是中国。散布中国各地的古文化遗址都是明证。以沈阳新乐文化为例，可窥见中国原始共产主义社会的发达状况。这是有距今7000年和5000年的两层遗址，在这块高地上，当年竟居住了12万人之众。他们有供上百人用餐的巨大陶鼎。这里还有7000年前使用煤炭为燃料的余渣，把人类使用煤炭的历史提前到距今7000多年。这里还有大量精致的印纹陶器，还有新乐人的图腾标志——木刻大鹏鸟的完整遗物。这一切说明，当时中国原始共产主义的管理机制较完善，社会交往已有可观的规模，社会运转稳定有序。其他各遗址，也揭示了当时中国原始社会相对发达的事实。在世界其他地区，尚未发现如此繁荣完善的原始共产主义社会的证据。这说明，在原始共产主义社会阶段，中国是较发达的地区，其他各地区则是相对落后的地区。

在进入奴隶制的社会变革中，到底是原始共产主义发达的地区还是落后的地区最先进入新的社会阶段呢？历史选择了后者。原始共产主义社会较为落后的地区如埃及、两河流域、印度首先发生变革，进入奴隶制社会阶段，而原始共产主义较发达的中国则较迟。

在奴隶制阶段，先后发展起来的地区和国家是埃及、巴比伦王国、印度以及后来的古希腊、古罗马民主共和国的奴隶制度。中国奴隶制度则相对落后。这不仅由于它地域狭小，延续时间短，严格地讲只有一千年的时间，同时也没有形成独立的影响强大的意识形态，连中央都城都是不断迁徙的。

然而，在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变革中，正是奴隶制较落后的中国最早发生了成功的封建主义革命，把世界其他地区远远甩在了后面。这是又一次较落后的国家首先发生革命的史实。

在封建主义社会，中华帝国遥遥领先，十分发达。自秦朝开始便出现了中央集权的，大一统的，统一了文字和度量衡的，设立郡县制的发达局面。延续了几千年的中华封建社会，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令世界其他地区和国家相形见绌。

但是，当由封建制向资本主义过渡时，先进和发达的中国封建社会步履艰难，而封建制一直落后的欧洲却首先发生了资产阶级革命并获得成功。英法诸国封建社会成熟较迟，又不典型，时间也短，相比之下谈不上发达，但革命却恰恰又一次发生在这种落后地区。

在资本主义阶段，西欧、北美是发达地区，并且由于资本主义把世界联为一个紧密的整体，所以一切民族都很难改变列强的布局，除非打一次世界大战。相比之下，俄国、中国等国家，则是资本主义发展较迟且不充分的落后国家。

在由资本主义走向社会主义的社会大变革中，再一次出现了落后国家首先发生革命并获得成功的事实。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很难首先发生社会主义革命。

纵观历史，没有一次以一种社会代替另一种社会的革命发生在其原来发达的地方。相反，这种革命总是首先在原来较落后的国家和地区发生，因而这可视为一条规律。

二、“跨越”并非是指取消资本主义阶段，在一定程度上是资本主义的自我否定

首先，马克思在提出跨越“卡夫丁峡谷”这个理论命题时，是把它与外部世界，尤其是把落后的俄国与西欧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马克思指出，俄国要想“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就必须“吸取资本主义制度所取得的一切肯定成果”。[1]俄国的农村公社“和资本主义生产是同时代的东西”，所以“它能够不通过资

本主义生产的一切可怕的波折而吸收它的一切肯定成就。”[2]吸收资本主义的一切肯定成果，只有在与外部世界的联系和交往中才能实现。

如果说跨越论在某种程度上修正或补充了同时发生论、首先发生论，那么跨越论与它们的共同之处就在于，只有把向社会主义过渡看成是一种世界范围的历史过程才是可能的。它始终强调的一个基本思想是：自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形成以来，任何国家、任何民族都不可能在闭关自守的状态下得到发展。

跨越论也是在马克思、恩格斯把俄国村社问题放进与外部世界，尤其是与西欧先进资本主义的联系中形成的。跨越论的这一理论命题的前提条件，是进行跨越的国家所处的历史环境必须是与“资本主义生产是同时代的东西”，或者说是“资本主义生产和它同时存在”[3]，这就为用资本主义的一切肯定成果来改造跨越前的前资本主义的落后状态提供了客观可能性。可见，跨越“卡夫丁峡谷”离不开与外部资本主义世界的联系。

其次，这种“跨越”本质上仍然是对资本主义的否定。这就是说，资本主义登上历史舞台以后，开创了世界历史，使整个世界在经济、政治、思想文化上形成一个有机整体，从而使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超出一个国家、民族、地区的界限，以世界的规模向前发展。在这种情况下，整个资本主义运动和作为其否定物的社会主义运动都不能不具有世界的历史性。东方社会落后的国家对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超越，归根到底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力量在世界范围内斗争的结果。理解这个问题的历史观深层基础是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所提出的历史发展“普照的光”的思想。他指出：“在一切社会形式中都有一种一定的生产支配着其他一切生产的地位和影响；因而它的关系也支配着其他一切关系的地位。这是一种普照的光，一切其他色彩都隐没其中，它使他们的特点变了样。这是一种特殊的以太，它决定着它里面显露出来的一切存在的比重”。[4]资本主义的发展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卷入了文明之中。从这个视角看，在资本主义生产的“普照的光”的照耀下，东方落后国家的前资本主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都不能不带上资本主义的性质并由之决定。所以，虽然一切社会主义革命根源于社会化生产力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矛盾，但由于“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因而，“对于某一国家内冲突的发生来说，完全没有必要等这些矛盾在这个国家本身中发展到极端的地步。由于同工业比较发达的国家进行广泛的国际交往所引起的竞争，就足以使工业比较不发达的国家产生类似的矛盾”[5]。由上可见对“超越”应当作辩证的分析，不可作僵死的理解，绝对的、纯粹的超越是不可能的，东方落后国家恰恰是在人类社会历史已进入资本主义历史阶段并在与资本主义发生关系的过程中，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实现对资本主义的否定。

三、“跨越”虽然绕过了资本主义，但并非是指直接进入到马克思所称的社会主义，这其中还有一个相当长的过渡时期

马克思主义鉴别社会形成及其历史分期有两种方法。一种是以社会技术尺度为核心的“三分法”，它涉及到彼此相关、相互对应的一组情况，即以劳动与生产工具的结合类型为尺度，把人类社会分为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全面自动化社会（社会技术形态）；以劳动与劳动的交换方式为尺度，把人类社会划分为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社会→社会化的商品经济社会→社会化的产品经济社会（社会交换形式）；以人的发展和社会发展的相互关系为尺度，把人类社会划分为人对人的依赖关系社会→人对物的依赖关系社会→自由人的联合体社会（社会主体形态）。另一种是以社会经济尺度为核心的“五分法”，即以生产关系（主要是所有制关系）为尺度，把人类社会划分为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社会主义是其第一阶段）等前后相继的五种社会经济形态。由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因此五种社会经济形态中有其相对应的政治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看法，对于任何一个国家来说，由“三分法”体现的历史发展过程是不可超越的；但对特定的国家来说，在特定的国际环境下，由“五分法”体现的历史发展阶段却是可以超越的。

根据马克思主义的上述思想，可以看到经济落后的国家跨越到社会主义，虽然在经济形态上接近于（仅仅是接近）由后资本主义转变过来的社会主义，它们都处在历史发展的同一序列——社会主义，但在反映生产力发展的三个社会基本要素方面却有很大不同。马克思所说的社会主义，在社会技术形态上属于全面自动化社会，在社会交换形式上属于社会化的产品经济社会，在社会交换形态上属于自由人的联合体（人的全面发展）。而现实中的社会主义，在社会技术形态上则属于工业社会，在社会交换形态上属于社会化的商品经济，在社会主体形态属于人对物的依赖关系（人的片面发展）。这就

是说，跨越后落后国家建立的社会主义与马克思所说的社会主义在社会、经济、技术发展的历史链条中还有整整一个阶段的差距。正是社会基本要素的这些差距决定了落后国家的社会主义在生产关系等方面不能采取纯粹的社会主义形式，而是采取现在这种非纯粹的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形式。

我国社会主义在社会根本制度上与现代资本主义制度有着质的区别，但从社会技术形态、社会交换形态和社会主体形态方面看，却与资本主义近乎同一形态，处在历史发展的共同进程中，执行着同样的历史转化任务，即实现由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化以及从人对人的依赖关系向现代人对物的依赖关系的转化。由于我国现代化发展较晚，无论是在社会技术形态、社会交换形态上，或是在社会主体形态上，其起点都比资本主义低，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在社会基本要素上赶上，更不用说超过资本主义国家。这就是中国还处在并将长时期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客观根据。

上述定位明确告诉我们：东方落后国家跨越“卡夫丁峡谷”后，并没有进入到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主义阶段，究其实质还只是处于“不够格”的社会主义阶段，由“不够格”到“够格”的社会主义，其间必须要经历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在这个时期，还要摆脱封建主义的影响，其竞争对手则是资本主义，发展前景才是马克思设想的社会主义。认识到这三个历史系数，就能看到以往笼罩在人们思想上的迷雾，即只看到现实社会主义与当代资本主义的社会经济形态上的差异性，而忽视二者在社会基本要素上的相通之处。这是一些国家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发生“左”的错误的一个重要的思想理论上的原因。

四、“跨越”不仅是指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超越，本意中也包含了特定历史条件下对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的超越

在我国理论界对东方社会落后国家有可能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理解中，有一种观点认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可以超越，但资本主义生产力不能超越。就一般而言，生产力的发展确实具有不可逾越性。然而，在资本主义降临人世之后，在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之后，生产力发展的国际化，使“人们的世界历史性的而不是狭隘地域性的存在已经是经验的存在了”[6]这种国际间的交互作用所形成的世界生产力的总体联系，使生产力的发展出现了一些新的特点：第一，打破了各个国家、民族、地区生产力发展的重复性。马克思说：“某一地方创造出来的生产力，特别是发明，在往后的发展中是否会失传，取决于交往扩展的情况。当交往只限于毗邻地区的时候，一种发明在每一个地方都必须重新开始。”“只有交往具有世界性质，并以大工业为基础的时候，只有在一切民族都卷入竞争的时候，保存住已创造出来的生产力才有了保障。”[7]第二，打破了各个国家、民族、地区生产力发展的单线性。在前资本主义形态落后的生产力和分工的基础上，不可能形成各个国家、民族和地区之间普遍交往的格局，历史只能被分割在狭隘的民族地域中发展，因而在这种封闭状态下，其生产力的发展只能是一步一步地单线递进；而当世界形成了一个有机整体时，这种单线递进必然受到世界整体生产力发展的规定和制约，它的最终结果必然表现为“合力”的结果，从而打破其生产力发展的单线性。所以，世界历史的形成虽然无法改变整个人类社会生产力发展阶段的循序渐进性，却使某一个国家、民族、地区有可能借助世界先进科学技术力量，绕过一切从头开始来实现生产力发展个别阶段上的超越。正是由于这个原因，马克思在提出俄国有可能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时，曾针对俄国资本主义制度崇拜者提出了这样的问题：“俄国为了获得机器、轮船、铁路等等，是不是一定要象西方那样先经过一般很长的机器生产发育的孕育期呢？”[8]

回答当然是否定的。对生产力不能超越的理解不能绝对化，否则，在理论上必然把它教条化；在实践上必然导致执行传统发展战略或爬行战略，使东方社会主义国家永远只能等距离追赶世界先进水平，永远处于相对落后状态。当然，这种超越又是具体的、历史的，必须对其作出科学的分析。既不能随心所欲地跨越历史必由之路，又不能完全重复西方资本主义的老路，必须结合具体国情，走自己的创新之路，否则，在理论上必然离开唯物史观，陷入“空想论”，在实践上必然导致不切实际的瞎闯蛮干。［收稿日期］1999-11-12

【参考文献】

[1][2][3][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451;431;431-432;436.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4-25.

跨越论范文篇2

【英文摘要】TheglobalismandorientalsocialdevelopmenttheoryinMarx’slateyearscanbefurtherprobed.Thefactthatthebackwardcountriestooktheleadinenteringsocialismprovedagainthegenerallawofsocialrevolution,henceinevitable.ThebackwardCountries’takingtheleadinenteringsocialismitselfdeniestheworldcapitalistsystem.Undercertainhistoricconditions,thebackwardcountriescanstrideacrossnotonlythecapitalistproductionrelationshipbutalsoitsproductiveforces.

【关键词】东方社会发展道路/跨越/资本主义体系/生产力developmentalapproachoforientalsociety/strideacross/worldcapitalistsystem/productiveforces

关于马克思晚年提出的跨越论（即东方社会理论），理论界、学术界有过不少论述，其中不乏真知灼见。但在对东方落后国家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有可能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及其发展道路的具体理解上，仍有许多问题值得进一步探究。本文拟从四个方面进入深入分析，以期给世纪之交现实社会主义的发展提供新的方法论。

一、马克思晚年的跨越论及其东方落后国家率先进入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验证了人类社会的一条普遍规律：社会革命总是首先发生在落后地区

马克思主义东方社会理论认为：经济落后的东方国家由于它所处的历史环境，有可能跨越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而直接享用资本主义的肯定成果，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理论界在阐析这一理论时，总是以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形态依次更替的普遍性与不排除个别地区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首先发生社会革命，跨越一个或几个社会形态作为立论依据。这虽然是有道理的，但还不能从根本上令人信服。其实，要说明东方落后国家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率先进入社会主义的必然性，只要我们把目光转向更加久远的人类历史长河，便会发现一个基本的事实，社会形态的变革总是首先发生在落后的国家。

人类最早的社会制度是原始共产主义。在这一社会阶段，发达的地区是中国。散布中国各地的古文化遗址都是明证。以沈阳新乐文化为例，可窥见中国原始共产主义社会的发达状况。这是有距今7000年和5000年的两层遗址，在这块高地上，当年竟居住了12万人之众。他们有供上百人用餐的巨大陶鼎。这里还有7000年前使用煤炭为燃料的余渣，把人类使用煤炭的历史提前到距今7000多年。这里还有大量精致的印纹陶器，还有新乐人的图腾标志——木刻大鹏鸟的完整遗物。这一切说明，当时中国原始共产主义的管理机制较完善，社会交往已有可观的规模，社会运转稳定有序。其他各遗址，也揭示了当时中国原始社会相对发达的事实。在世界其他地区，尚未发现如此繁荣完善的原始共产主义社会的证据。这说明，在原始共产主义社会阶段，中国是较发达的地区，其他各地区则是相对落后的地区。

在进入奴隶制的社会变革中，到底是原始共产主义发达的地区还是落后的地区最先进入新的社会阶段呢？历史选择了后者。原始共产主义社会较为落后的地区如埃及、两河流域、印度首先发生变革，进入奴隶制社会阶段，而原始共产主义较发达的中国则较迟。

在奴隶制阶段，先后发展起来的地区和国家是埃及、巴比伦王国、印度以及后来的古希腊、古罗马民主共和国的奴隶制度。中国奴隶制度则相对落后。这不仅由于它地域狭小，延续时间短，严格地讲只有一千年的时间，同时也没有形成独立的影响强大的意识形态，连中央都城都是不断迁徙的。

然而，在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变革中，正是奴隶制较落后的中国最早发生了成功的封建主义革命，把世界其他地区远远甩在了后面。这是又一次较落后的国家首先发生革命的史实。

在封建主义社会，中华帝国遥遥领先，十分发达。自秦朝开始便出现了中央集权的，大一统的，统一了文字和度量衡的，设立郡县制的发达局面。延续了几千年的中华封建社会，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令世界其他地区和国家相形见绌。

但是，当由封建制向资本主义过渡时，先进和发达的中国封建社会步履艰难，而封建制一直落后的欧洲却首先发生了资产阶级革命并获得成功。英法诸国封建社会成熟较迟，又不典型，时间也短，相比之下谈不上发达，但革命却恰恰又一次发生在这种落后地区。

在资本主义阶段，西欧、北美是发达地区，并且由于资本主义把世界联为一个紧密的整体，所以一切民族都很难改变列强的布局，除非打一次世界大战。相比之下，俄国、中国等国家，则是资本主义发展较迟且不充分的落后国家。

在由资本主义走向社会主义的社会大变革中，再一次出现了落后国家首先发生革命并获得成功的事实。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很难首先发生社会主义革命。

纵观历史，没有一次以一种社会代替另一种社会的革命发生在其原来发达的地方。相反，这种革命总是首先在原来较落后的国家和地区发生，因而这可视为一条规律。

二、“跨越”并非是指取消资本主义阶段，在一定程度上是资本主义的自我否定

首先，马克思在提出跨越“卡夫丁峡谷”这个理论命题时，是把它与外部世界，尤其是把落后的俄国与西欧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马克思指出，俄国要想“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就必须“吸取资本主义制度所取得的一切肯定成果”。[1]俄国的农村公社“和资本主义生产是同时代的东西”，所以“它能够不通过资

本主义生产的一切可怕的波折而吸收它的一切肯定成就。”[2]吸收资本主义的一切肯定成果，只有在与外部世界的联系和交往中才能实现。

如果说跨越论在某种程度上修正或补充了同时发生论、首先发生论，那么跨越论与它们的共同之处就在于，只有把向社会主义过渡看成是一种世界范围的历史过程才是可能的。它始终强调的一个基本思想是：自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形成以来，任何国家、任何民族都不可能在闭关自守的状态下得到发展。

跨越论也是在马克思、恩格斯把俄国村社问题放进与外部世界，尤其是与西欧先进资本主义的联系中形成的。跨越论的这一理论命题的前提条件，是进行跨越的国家所处的历史环境必须是与“资本主义生产是同时代的东西”，或者说是“资本主义生产和它同时存在”[3]，这就为用资本主义的一切肯定成果来改造跨越前的前资本主义的落后状态提供了客观可能性。可见，跨越“卡夫丁峡谷”离不开与外部资本主义世界的联系。

其次，这种“跨越”本质上仍然是对资本主义的否定。这就是说，资本主义登上历史舞台以后，开创了世界历史，使整个世界在经济、政治、思想文化上形成一个有机整体，从而使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超出一个国家、民族、地区的界限，以世界的规模向前发展。在这种情况下，整个资本主义运动和作为其否定物的社会主义运动都不能不具有世界的历史性。东方社会落后的国家对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超越，归根到底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力量在世界范围内斗争的结果。理解这个问题的历史观深层基础是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所提出的历史发展“普照的光”的思想。他指出：“在一切社会形式中都有一种一定的生产支配着其他一切生产的地位和影响；因而它的关系也支配着其他一切关系的地位。这是一种普照的光，一切其他色彩都隐没其中，它使他们的特点变了样。这是一种特殊的以太，它决定着它里面显露出来的一切存在的比重”。[4]资本主义的发展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卷入了文明之中。从这个视角看，在资本主义生产的“普照的光”的照耀下，东方落后国家的前资本主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都不能不带上资本主义的性质并由之决定。所以，虽然一切社会主义革命根源于社会化生产力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矛盾，但由于“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因而，“对于某一国家内冲突的发生来说，完全没有必要等这些矛盾在这个国家本身中发展到极端的地步。由于同工业比较发达的国家进行广泛的国际交往所引起的竞争，就足以使工业比较不发达的国家产生类似的矛盾”[5]。由上可见对“超越”应当作辩证的分析，不可作僵死的理解，绝对的、纯粹的超越是不可能的，东方落后国家恰恰是在人类社会历史已进入资本主义历史阶段并在与资本主义发生关系的过程中，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实现对资本主义的否定。三、“跨越”虽然绕过了资本主义，但并非是指直接进入到马克思所称的社会主义，这其中还有一个相当长的过渡时期

马克思主义鉴别社会形成及其历史分期有两种方法。一种是以社会技术尺度为核心的“三分法”，它涉及到彼此相关、相互对应的一组情况，即以劳动与生产工具的结合类型为尺度，把人类社会分为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全面自动化社会（社会技术形态）；以劳动与劳动的交换方式为尺度，把人类社会划分为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社会→社会化的商品经济社会→社会化的产品经济社会（社会交换形式）；以人的发展和社会发展的相互关系为尺度，把人类社会划分为人对人的依赖关系社会→人对物的依赖关系社会→自由人的联合体社会（社会主体形态）。另一种是以社会经济尺度为核心的“五分法”，即以生产关系（主要是所有制关系）为尺度，把人类社会划分为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社会主义是其第一阶段）等前后相继的五种社会经济形态。由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因此五种社会经济形态中有其相对应的政治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看法，对于任何一个国家来说，由“三分法”体现的历史发展过程是不可超越的；但对特定的国家来说，在特定的国际环境下，由“五分法”体现的历史发展阶段却是可以超越的。

根据马克思主义的上述思想，可以看到经济落后的国家跨越到社会主义，虽然在经济形态上接近于（仅仅是接近）由后资本主义转变过来的社会主义，它们都处在历史发展的同一序列——社会主义，但在反映生产力发展的三个社会基本要素方面却有很大不同。马克思所说的社会主义，在社会技术形态上属于全面自动化社会，在社会交换形式上属于社会化的产品经济社会，在社会交换形态上属于自由人的联合体（人的全面发展）。而现实中的社会主义，在社会技术形态上则属于工业社会，在社会交换形态上属于社会化的商品经济，在社会主体形态属于人对物的依赖关系（人的片面发展）。这就

是说，跨越后落后国家建立的社会主义与马克思所说的社会主义在社会、经济、技术发展的历史链条中还有整整一个阶段的差距。正是社会基本要素的这些差距决定了落后国家的社会主义在生产关系等方面不能采取纯粹的社会主义形式，而是采取现在这种非纯粹的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形式。

我国社会主义在社会根本制度上与现代资本主义制度有着质的区别，但从社会技术形态、社会交换形态和社会主体形态方面看，却与资本主义近乎同一形态，处在历史发展的共同进程中，执行着同样的历史转化任务，即实现由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化以及从人对人的依赖关系向现代人对物的依赖关系的转化。由于我国现代化发展较晚，无论是在社会技术形态、社会交换形态上，或是在社会主体形态上，其起点都比资本主义低，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在社会基本要素上赶上，更不用说超过资本主义国家。这就是中国还处在并将长时期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客观根据。

上述定位明确告诉我们：东方落后国家跨越“卡夫丁峡谷”后，并没有进入到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主义阶段，究其实质还只是处于“不够格”的社会主义阶段，由“不够格”到“够格”的社会主义，其间必须要经历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在这个时期，还要摆脱封建主义的影响，其竞争对手则是资本主义，发展前景才是马克思设想的社会主义。认识到这三个历史系数，就能看到以往笼罩在人们思想上的迷雾，即只看到现实社会主义与当代资本主义的社会经济形态上的差异性，而忽视二者在社会基本要素上的相通之处。这是一些国家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发生“左”的错误的一个重要的思想理论上的原因。

四、“跨越”不仅是指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超越，本意中也包含了特定历史条件下对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的超越

在我国理论界对东方社会落后国家有可能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理解中，有一种观点认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可以超越，但资本主义生产力不能超越。就一般而言，生产力的发展确实具有不可逾越性。然而，在资本主义降临人世之后，在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之后，生产力发展的国际化，使“人们的世界历史性的而不是狭隘地域性的存在已经是经验的存在了”[6]这种国际间的交互作用所形成的世界生产力的总体联系，使生产力的发展出现了一些新的特点：第一，打破了各个国家、民族、地区生产力发展的重复性。马克思说：“某一地方创造出来的生产力，特别是发明，在往后的发展中是否会失传，取决于交往扩展的情况。当交往只限于毗邻地区的时候，一种发明在每一个地方都必须重新开始。”“只有交往具有世界性质，并以大工业为基础的时候，只有在一切民族都卷入竞争的时候，保存住已创造出来的生产力才有了保障。”[7]第二，打破了各个国家、民族、地区生产力发展的单线性。在前资本主义形态落后的生产力和分工的基础上，不可能形成各个国家、民族和地区之间普遍交往的格局，历史只能被分割在狭隘的民族地域中发展，因而在这种封闭状态下，其生产力的发展只能是一步一步地单线递进；而当世界形成了一个有机整体时，这种单线递进必然受到世界整体生产力发展的规定和制约，它的最终结果必然表现为“合力”的结果，从而打破其生产力发展的单线性。所以，世界历史的形成虽然无法改变整个人类社会生产力发展阶段的循序渐进性，却使某一个国家、民族、地区有可能借助世界先进科学技术力量，绕过一切从头开始来实现生产力发展个别阶段上的超越。正是由于这个原因，马克思在提出俄国有可能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时，曾针对俄国资本主义制度崇拜者提出了这样的问题：“俄国为了获得机器、轮船、铁路等等，是不是一定要象西方那样先经过一般很长的机器生产发育的孕育期呢？”[8]

回答当然是否定的。对生产力不能超越的理解不能绝对化，否则，在理论上必然把它教条化；在实践上必然导致执行传统发展战略或爬行战略，使东方社会主义国家永远只能等距离追赶世界先进水平，永远处于相对落后状态。当然，这种超越又是具体的、历史的，必须对其作出科学的分析。既不能随心所欲地跨越历史必由之路，又不能完全重复西方资本主义的老路，必须结合具体国情，走自己的创新之路，否则，在理论上必然离开唯物史观，陷入“空想论”，在实践上必然导致不切实际的瞎闯蛮干。［收稿日期］1999-11-12

【参考文献】

[1][2][3][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451;431;431-432;436.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4-25.

跨越论范文篇3

林毅夫等从对赶超战略的批判入手，借助于国际分工和贸易的比较优势理论，提出了经济发展的比较优势战略理论。该理论认为，落后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根本差别在于要素禀赋结构的差别。一国最具竞争能力的产业、技术结构是由其要素禀赋结构决定的。一个经济系统中产业结构和技术结构总体水平的升级，从根本上说，依赖于该经济中要素禀赋结构的变化。因此，发展中国家要赶上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的目标应该定位于尽快地提升本国的要素禀赋结构。而提升本国的要素禀赋结构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该国所遵循的经济发展战略。遵循比较优势发展，会使得整个经济具有竞争力，经济发展速度加快，资本积累的速度将远高于劳动力和自然资源增加的速度，要素禀赋结构得到较快的提升。随着要素禀赋结构和比较优势的动态变化，一个经济的产业和技术结构也会自然而然地升级。

正如比较优势理论揭示了国际分工和贸易的一般原理和规律一样，林毅夫教授的比较优势战略理论揭示了一国资源禀赋结构与产业发展关系的一般原理和规律。（1）要素禀赋差异是落后国与发达国的差异所在这一论断，指出了经济演讲过程的特点，经济的发展表现为要素禀赋结构的不断提升。（2）揭示了要素禀赋结构与产业结构的对应性。不可否认，一国要素禀赋结构状况对该国产业结构的形成具有重要制约作用，一个经济的产业结构状况与其要素禀赋结构状况存在对应关系。无论采取何种经济发展战略，要素禀赋结构都是最重要的既定外生变量。合理的产业结构是以要素禀赋结构为基础和支撑的，而一国产业结构的演变和升级无疑也要反映该国要素禀赋结构的变动。符合要素禀赋结构的产业发展会得到促进，不符合要素禀赋结构的产业发展会受阻。（3）要素禀赋结构的升级是产业发展以至于一国经济发展的内在决定因素。发展中国家要想实现产业结构的快速演进，接近并赶超发达国家，必须注重要素禀赋结构的提升，从比较优势上寻求突破。

比较优势战略的合理性和适用性是由比较优势理论的合理性和适用性决定的。比较优势理论是国际分工和贸易的基础，由斯密的绝对成本论到李嘉图的比较成本论，再到赫克歇尔和俄林的要素禀赋理论，比较优势理论形成了完整的体系。这个理论揭示了国际贸易领域客观存在的经济运行的一般原则和规律，萨缪尔森称之为“国际贸易不可动摇的基础”。绝对成本论不仅指出了产品的绝对成本是一国贸易的基础，第一次论证了国际贸易的互利性质，而且揭示了绝对成本优势的来源：一是自然禀赋的优势，二是人民的特殊技巧和工艺上的优势。比较成本论的“两优择重，两劣择轻”思想则揭示了分工和贸易互利性的一般特征，指出不论一国处于什么发展阶段，都可按照比较优势的原则参与国际分工和贸易并从中获利。要素禀赋理论从各国要素禀赋差异的角度说明了比较成本产生的原因，提出了通过要素选择和合理组合降低成本，获取贸易利益的思想。

二、比较优势战略理论的不足

比较优势发展战略在理论界得到一定的认同，但也遭遇到大量的批评。郎永清（2004）认为，要素禀赋对产业结构的形成的确具有重要作用，但由于规模经济和集聚经济的存在，一国的产业结构并非仅由要素禀赋结构先天决定。一国的经济能否实现持续增长主要取决于其在国际分工格局中的位置。如果一国的要素禀赋在较为落后的产业方面具有比较优势，那么，根据比较优势战略理论，该国在国际分工中将一直处于不利位置。因此，如果片面强调要素禀赋对产业选择的决定作用，有可能损害一个国家长期发展的可能性。胡汉昌和郭熙保（2002）认为，比较优势战略存在的问题表现在：第一，就现实的对外贸易而言，比较优势产品特别是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的收益不可能长期化。第二，就长期的对外贸易而言，比较优势产品特别是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也不能自动、自发地向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转变。第三，就整个国民经济发展而言，比较优势战略不能作为经济发展的主体战略。理由在于，一是大国对外贸易作用的局限性和复杂性，二是劳动密集型产业无力带动产业结构升级，三是对外贸易的引擎作用是有条件的。第四，比较优势战略忽略了制度和文化对一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影响。因此，渐进式、分步式的追赶战略即后发优势战略是可行的选择。郭克莎（2003）认为，中国的对外贸易战略虽然要重视发挥比较优势，但不能以比较优势战略作为基本的战略模式，而需要突破以比较优势理论为基础的传统国际分工模式的束缚。中国对外贸易战略的理论依据，是以动态比较优势为基础。以比较优势的转换为导向，同时有选择地利用静态比较优势，有重点地推行逆比较优势战略。廖国民和王永钦（2003）认为，一国即使具有资源禀赋的比较优势，如果存在技术劣势和竞争劣势，该国的产业也必将缺乏国际竞争力，不可能从专业化分工和国际贸易中获得持久的好处。而一国哪怕不具有资源禀赋的比较优势，但如果交易效率和规模经济存在比较优势，该国在分工中同样具有竞争力，能够充分享受到专业化分工和规模经济所带来的内生比较利益，从而能较快地实现产业结构的升级换代并实现向发达国家的收敛。

笔者认为，比较优势战略理论的不足之处，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没有对比较优势战略与国际分工、对外贸易的关系及相互影响进行充分的分析，这是该理论遭到批评的一个主要原因。廖国民和王永钦（2003）认为，中国劳动力优势，是静态的低端的要素优势，劳动生产率和技术的劣势会自然抵消这种优势。规模经济理论（朗永清，2004）也说明了只存在高级要素的优势，而不存在低级要素的优势。因此，落后国家由资源禀赋结构所决定的在国内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和产品在国际上不一定有竞争优势。发展中国家本身所具有的比较优势在国际竞争中可能会变成劣势，结果可能是陷入比较利益陷阱，导致贫困化增长。这必将影响到国内有比较优势产业的经济剩余的积累速度，从而延缓产业结构的升级。从这个角度说，认为由落后国家的比较优势所形成的产品收益不能长期化，其比较优势不能自动带动产业升级的批评是有理论依据的。

第二，比较优势战略理论虽然揭示了一国要素禀赋结构与产业结构的关系，但要素禀赋结构与产业结构的对应性不具有先验性，而是具有后验性。即一国的产业结构及产业竞争力是以其要素禀赋结构为基础和支撑的，产业结构必须符合要素禀赋结构状况，但要素禀赋结构的升级并不必然地带来产业结构的升级及其竞争力的加强。只有在把一国经济发展看成是封闭的自然演变过程时，要素禀赋结构决定产业结构的先验性才能成立。最先发展的国家其产业发展往往是自然演进的，而后起国家大多必须走跨越式扶持发展的道路。

根据比较优势战略理论，一个国家的比较优势要得到发挥，需要有一个能够反映生产要素相对稀缺程度的要素价格结构，即熊贤良（1995）所说，比较优势已经充分反映到产品价格上。但发展中国家由于其市场所固有的缺陷，这个条件是不存在的。因此，比较优势战略理论运用于发展中国家具有一定的不适应性。

第三，更重要的，没有充分论证一国特别是落后国家比较优势及比较优势升级的来源，因此也就很难充分说明落后国家何以实现对发达国家的赶超。尽管比较优势战略所考察的一国要素禀赋结构从而比较优势是动态的，但落后国家如果一味遵循比较优势战略以实现产业结构自然升级，这个过程是过于缓慢的。比较优势战略理论勾画了一个经济自然演进的图景，而忽略了在历史进程中，一国的产业升级和经济发展往往是遵循跨越式途径，自然演进者通常是被世界经济所被抛弃的。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历史也说明了经济发展本身并不是一个自然演进过程，而是跨越式发展过程。没有原始资本积累，就没有英、西、葡、荷等国要素禀赋结构的快速提升，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就无法迅速建立。美国、德国是靠保护扶持了比较优势（竞争优势），后起国家日本、韩国等则采取的是跨越式发展来培育具有竞争优势产业的要素禀赋结构，从而实现了经济赶超。在西方社会进入资本主义快速发展时期，我国明清封建王朝排斥创新，没有实现跨越式发展，最终沦为半殖民地。

落后国家要实现对发达国家的追赶甚至超越，必须首先实现其要素禀赋结构和产业结构的突变，从而快速建立起在前沿产业的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显然，比较优势战略理论没有对这种突变及其发生进行充分的解释。

三、以比较优势为基础的跨越式发展战略

实现在经济上对发达国家的赶超，是所有落后国家制定经济发展战略时的一个普遍取向。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德国和美国对英国的赶超、二战后日本、韩国等对欧洲的赶超，说明落后国家对发达国家的赶超是可能实现的。但也有不少发展中国家在实现赶超的过程中出现了战略和政策的偏差，陷入了困境。赶超战略如果是建立在一国资源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基础上，不是对比较优势的否定。符合产业梯度发展的规律，战略就有可能实现。而如果赶超战略主要受出于政治等因素所决定的经济发展目标的驱动，则往往是反比较优势的，也是违反产业发展规律的，这样的战略容易走向失败。普雷维什、辛格、缪尔达尔等所主张的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的失败就是例证。

发展中国家的后发优势首先体现在其技术的快速发展上。发展中国家要实现对发达国家的赶超，关键的是发展中国家的技术变迁速度从而产生变迁速度要快于发达国家。通过低成本、低风险地从发达国家引进技术，进行技术模仿，可以使发展中国家技术变迁的速度快于发达国家。但技术模仿和引进必须与资本积累特别是人力资本积累相结合，才能转化为赶超的速度，而且在这个过程中，人力资本的积累和提升是起先导和制约作用的。这是一个“干中学”的过程，更重要的是对创新思想和创新能力的培养。

越是新技术，发达国家的保护越严，获取的代价越高，而对成熟技术，则保护轻松，获取的代价也较低。这说明，技术可以模仿，但发展中国家不可能持续地从发达国家那里得到“适宜的技术”。经济的跨越式快速发展，要求在技术模仿的基础上，进行更大更多的创新，突出经济发展中人的作用。要素禀赋结构的提升，要使得一国在最高级的要素方面占有一定的优势，才能支持产业向高级化和具有竞争力的方向转变。为此，落后国家必须实现由资本（包括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积累向技术创新的快速转变，缩短追赶的过程。实现这种快速转变的唯一路径是人力资本存量的快速增加。对于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而言，他们并没有能够通过技术引进和技术模仿缩小与发达国家在人均收入上的差距（邹薇，2003）。在技术引进和模仿的过程中缺少人力资本的积累，技术结构的系统提升就无法实现，从而产业的跨越式变迁和经济赶超就不可能实现。人力资本积累是保障技术引进效率、增加物质资本积累并形成产业竞争力的先导。

人力资本存量的快速增加必须由政府刻意而为，教育是人力资本投资的主要途径。历史上成功的经济赶超都是由落后国家优先发展教育、增加人力资本积累开始的。日、韩等国正是由于优先发展教育和科技，积累了人力资本的优势，才使得要素禀赋结构得以跨越式提升，实现产业升级和经济快速发展。各国在选择产业升级方向时所具备的要素禀赋及比较优势是注重人力资本投资，通过人为扶持所获得的，不是比较优势自然提升的缓慢结果。所以，一方面要看到，日本、韩国等在产业发展上是遵循了比较优势战略的，另一方面，还应当看到，这个比较优势的获得正是它们优势跃升的结果，而不是渐进取得的。

从长期来看，发展中国家要素禀赋结构会逐步提升，但由此所取得的比较优势往往只能是发达国家多年前的比较优势。发展中国家工业品出口的不断增加也往往是来自于发达国家由于产业升级所放弃的。如果发展中国家的要素禀赋结构没有一个跨越式的提升过程，落后将是长期的，循着发达国家曾经走过的老路去实现赶超的希望是渺茫的。发展中国家要发挥后发优势，实现经济赶超，应遵循“人力资本先行追赶——技术追赶——产业跃升——经济赶超”的路径，重在发挥人的优势。发展中国家命运的真正转变应该是发生在佩雷丝和苏蒂所说的“第二种机会窗口”，而不是比较优势战略所倡导的“第一种机会窗口”。

四、结语

经济发展实际上就是产业结构不断变迁、升级，向高级化发展的过程。任何国家在确定主导产业并实现产业升级时，都不能脱离由本国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但发展中国家为实现经济赶超，也不能受限于比较优势战略，而应力求实现要素禀赋结构和比较优势的突变性提升，走跨越式发展道路。通过优先发展教育，增加资本存量中人力资本的比重，是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关键，经济的赶超必须建立在人力资本存量的赶超上。人力资本存量的增加既是落后国家实现经济赶超的关键所在，也是一国经济长期发展并保持其竞争力的源泉。

参考文献：

1.林毅夫，孙希芳.经济发展的比较优势战略理论［J］.国际经济评论，2003（6）

2.张二震.国际贸易分工理论演变与发展述评［J］.南京大学学报（人文哲社版），2003（1）

3.郎永清.国际分工格局的形成及其意义［J］.国际贸易问题，2004（8）

4.胡汉昌，郭熙保.后发优势战略与比较优势战略［J］.江汉论坛，2002（9）

5.郭克莎.对中国外贸战略与贸易政策的评论［J］.国际经济评论，2003（5）

6.廖国民，王永钦.论比较优势与自生能力的关系［J］.经济研究，2003（9）

7.熊贤良.比较优势战略与大国的经济发展［J］.南开经济研究，1995（4）

8.洪银兴.从比较优势到竞争优势［J］.经济研究，1997（6）

9.马云泽.“比较优势战略”与“赶超战略”的再思考［J］.当代经济研究，2003（7）

10.邹薇，代谦.技术模仿、人力资本积累与经济赶超［J］.中国社会科学，2003（5）

11.罗良针，张莹.经济增长中人力资本驱动作用辨析［J］.江西社会科学，2005（1）

跨越论范文篇4

[关键词]马克思恩格斯跨越论卡夫丁峡谷

近几十年来，随着国际范围内“晚年马克思”研究热的兴起和人们对社会主义实践经验与教训的不断反思，马克思、恩格斯晚年提出的俄国在一定条件下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卡夫丁峡谷的设想(以下简称“跨越论”)，成为国内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热点。从研究现状来看。深度和广度较之以前大大增强，取得的共识也在不断增多。然而，由于文本形式的特殊性、相关问题的复杂性，加之研究者在知识背景、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等方面的差异性，人们迄今在一些重要问题的理解上仍存在不少分歧。不同的甚至截然相反的观点的出现，固然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人们对“跨越论”的全面把握，避免理解上的片面性，但同时也给人们的理解增加了困难。影响人们对“跨越论”的科学性和现实意义的判断。因此，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原则指导下，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学风，对有关文本展开全面、系统的研究，努力做到“四个分清”，对于科学阐释“跨越论”的理论内涵、正确发挥“跨越论”的实践指导作用，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跨越论”直接关涉的文献不多，但其思想内涵却十分丰富。其中一些思想反映了马克思、恩格斯对落后国家社会发展道路问题的科学认识，不仅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而且对中国这样的落后国家解决发展问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是我们必须长期坚持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1、东方社会残存的农村公社是古代公社的最新形态

马克思、恩格斯反对民粹派将俄国农村公社神秘化、独特化的做法。马克思认为，从历史上看，农村公社并非为俄国独有，回顾一下遥远的过去，人们就会发现，西欧到处都有不同程度的古代类型的公社所有制。从当时的现实来看，在印度等东方国家也有类似的存在形态。那么，在世界历史条件下，究竟应该如何看待这种农村公社的历史方位呢?马克思认为，将所有的原始公社混为一谈是错误的。他借用地质变化规律来说明原始公社的演变：“地球的太古结构或原生结构是由一系列不同时期的沉积组成的。古代社会形态也是这样，表现为一系列不同的、标志着依次更迭的时代的阶段。俄国农村公社属于这一链条中最新的类型。”由于俄国农村公社具有较早类型原始公社所没有的历史特点，特别是它的所有制兼具公有制和私有制的双重性质，因此，马克思指出：它是“原生的社会形态的最后阶段，所以它同时也是向次生的形态过渡的阶段，即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向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社会的过渡”。

上述思想表明，马克思晚年对人类社会原生形态及其历史残留有了新的认识。在19世纪50年代，马克思曾用“亚细亚生产方式”来表征人类社会的最早形态。在马克思的晚年思想中，他几乎没有再使用“亚细亚生产方式”这一概念，这一概念用以表征人类社会发展最早阶段的历史使命已经结束，取而代之的概念是“原始社会”、“原生社会形态”。通过对原生社会形态及其历史演变轨迹的考察，马克思对当时在俄国、印度等东方落后国家存在的农业公社作了如下历史定位：从时间序列看，它是人类社会生产方式的原生形态向次生形态的过渡物；从空间序列看，它是历史的“残迹”，与西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同时并存。这一思想构成了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的重要内容，为我们认识世界历史条件下各种古老的甚至原始的社会结构提供了科学的方法。

2、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对落后国家的社会发展具有双重影响

马克思早先在《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等著作中，就论述了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对落后国家的二重性影响，认为资本在世界市场扩大化的进程中，将按照自己的生存逻辑不断地将落后民族纳入自己的体系，同时也不断消除其生产的自然状态。马克思晚年结合俄国社会发展道路问题对上述思想作了进一步发挥。在他看来，一方面，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将俄国的传统生产方式特别是它的农村公社推向崩溃的边缘；另一方面，作为资本主义生产和交往发展的产物，世界市场又为俄国学习和掌握西方资本主义的积极成果提供了历史环境，为其准备了“实现大规模组织起来的合作劳动的现成物质条件”。

马克思所说的世界市场的扩大化，就其实质而言，就是今人所说的经济全球化。而当今的时代是世界市场进一步扩大的时代，当今的世界市场仍然是资本主义所主导的世界市场，世界市场仍然是当前落后国家探索自己发展道路不可回避的历史条件。因此，许多中外学者在进行有关探讨时，都不约而同地将目光投向了马克思，力图从他那里寻找宝贵的理论资源。美国学者罗伯特·萨缪尔森关于“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的著名表述，实际上得出了与马克思完全相同的判断。正如美国学者约翰·卡西迪所言：“‘全球化’是加世纪末每一个人都在谈论的时髦词语，但150年前马克思就预见到它的许多后果。”“现代经济学家们又碰到这些问题，他们有时并没有意识到自己正在步马克思的后尘。”由于经济全球化(世界市场扩大化)对落后国家具有双重影响，因此，坚持以积极的态度主动参与和利用经济全球化，不断推进本国现代化发展进程，同时以审慎的态度防范风险，应对挑战，避免沦为西方发达国家的附庸，是落后国家对待经济全球化的正确选择。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双重影响的分析，为我们观察和说明当代经济全球化问题提供了思想武器。

3、落后国家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可以跨越资本主义发展阶段

马克思在1881年3月给俄国女革命家查苏利奇的复信中，将资本主义生产起源的“‘历史必然性’明确地限于西欧各国”在他看来，落后国家是否一定要经过资本主义阶段才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一切都取决于它所处的历史环境”。由于俄国的国情明显不同于西欧各同，因此不能将西欧的资本主义发展模式不加分析地套用在俄国。如果俄国能够发挥历史赋予的有利条件，它“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把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肯定的成就用到公社中来”。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这条道路“不仅适用于俄国，而且适用于处在资本主义以前的阶段的一切国家”。列宁在十月革命胜利后对这个问题作了新的阐发。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针对“落后民族的国民经济必然要经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这种说法究竟对不对”这个热点问题，列宁代表民族和殖民地问题委员会明确指出：“我们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否定的”。。他要求共产国际不仅应该指出而且还应该从理论上说明，在先进国家无产阶级的帮助下，落后国家可以不经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而过渡到苏维埃制度，然后经过一定的发展阶段过渡到共产主义。

落后国家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可以跨越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这一思想具有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的意义。跨越资本主义这条发展道路虽然具有特殊性，但是这种特殊性并不违背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因为“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不仅丝毫不排斥个别发展阶段在发展的形式或顺序上表现出特殊性，反而是以此为前提的”。同时，在世界历史条件下，跨越资本主义这条发展道路虽属特殊但并非个别，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普遍性。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中国等一批落后国家在二战后相继走上社会主义道路，跨越了资本主义发达阶段或充分发展阶段。

4、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必须充分吸收西方资本主义的积极成果

马克思的“跨越论”指出，俄国之所以有可能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关键的原因就在于它和资本主义生产所统治的世界市场联系在一起，可以把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肯定的成就用到公社中来。列宁在领导苏俄经济建设的过程中深刻地认识到，弥补苏俄建设社会主义先天不足的必要的也是可行的办法，就在于向西方国家学习技术和管理经验。“社会主义能否实现，就取决于我们把苏维埃政权和苏维埃管理组织同资本主义最新的进步的东西结合得好坏。”列宁还提出了一个著名的公式：“苏维埃政权+普鲁士的铁路秩序十美国的技术和托拉斯组织+美国的国民教育等等等等++=总和：社会主义”。

可见，在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必须充分吸收资本主义的一切肯定成果，这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一贯思想，也是我们必须长期坚持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邓小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这一原理作了新的阐发。他说，我们是在落后的条件F搞社会主义，“要向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经营管理方法以及其他一切对我们有益的知识和文化”。。“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

“跨越论”是针对俄国当时的社会发展实际提出来的，其中一些具体论断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正确的。然而，在历史条件发生变化的情况下，如何看待“跨越论”的这些具体论断，需要我们结合新的历史条件进行新的思考。此外，从俄国、中国等落后国家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实践来看，人们遇到了马克思、恩格斯所不曾设想和遇到的新问题。探索和解决这些新的问题，要求人们必须结合新的实际对“跨越论”加以丰富发展。在这方面，列宁、、邓小平等马克思主义者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典范。

1、关于农村公社是俄国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起点

在马克思看来，土地公有制赋予农村公社以集体占有的自然基础。因此，他在给查苏利奇的复信稿中指出，如果以公有制为基础的农村公社“在现在的形式下事先被引导到正常状态，那它就能直接变成现代社会所趋向的那种经济体系的出发点，不必自杀就能获得新的生命”。马克思、恩格斯在为《共产党宣言》1882年俄文版合写的序言当中，进一步将农村公社土地公有制视为俄国“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

假如俄国当时能够抓住历史的机遇，马克思、恩格斯的上述分析确有可能变为现实。然而，俄国当时并未能抓住机遇，它在19世纪末进一步朝着资本主义方向发展，农村公社电进一步遭到破坏。到20世纪初期，虽然资本主义在俄国发展时间不长，但是，俄国已经成为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在世界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和俄国卷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条件下，列宁突破了马克思关于俄国跨越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起点的思想，将马克思关于俄国农村公社能否跨越资本主义的思考，转变为对落后的资本主义俄国能否跨越资本主义发达阶段的思考，领导俄国人民夺取十月革命的胜利，开创出一条不发达国家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新路。

中国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标志着中国由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状态进入到社会主义社会。跨越了资本主义充分发展阶段。这无疑也突破了“跨越论”关于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起点条件的具体论断。

由此可见，马克思、恩格斯将农村公社(特别是它的土地公有制)当作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起点，是在俄国资本主义发展刚刚起步、农村公社在俄国普遍存在的情况下所作的一种判断。俄国、中国分别在不发达的资本主义、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基础上取得革命胜利，走的是跨越式的社会发展道路，但是跨越的起点条件同“跨越论”的设想相比有了很大变化。

2、关于西欧无产阶级革命是俄国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必要条件

马克思、恩格斯虽然肯定俄国有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可能，但他们明确反对民粹派理论家特卡乔夫等人宣扬的“落后优势论”。认为俄国农村公社封闭、落后，单靠其自身力量是不能走向社会主义的。恩格斯还进一步指出，西欧的无产阶级革命是俄国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第一个条件”。在《共产党宣言》1882年序言中，马克思、恩格斯还将这一条件概括为俄国革命“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而双方互相补充”。这一思想实际上是马克思、恩格斯“共同胜利论”的特殊表现。

一战爆发后，资本主义不发达的俄国被卷入帝国主义体系并成为当时矛盾的焦点。在西方无产阶级革命没有发生的情况下，列宁提出了“一国胜利论”，并以此为指导，充分利用特殊的革命形势，顺应历史发展的要求，将俄国广大人民群众争取“和平、土地、面包”的斗争巧妙地引向了社会主义革命。十月革命的胜利，表明列宁突破了马克思“跨越论”关于俄国革命和西方无产阶级同时发生并互为补充的“共同胜利论”。中国等落后国家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进一步表明，这些国家的革命已经成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在有利的革命形势和革命条件基本成熟的情况下。即使西方无产阶级革命没有发生，只要有马克思主义政党正确而坚强的领导，这些落后国家的革命也是能够取得胜利的。就此而言，我们应该对马克思、恩格斯在“跨越论”中的有关具体论断作新的考量。

3、关于落后国家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后所处的社会发展阶段

马克思、恩格斯在“跨越论”中指出，俄国一旦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它将进入共产主义新社会。但是，它怎样进入新社会，进入的新社会处于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的哪一个阶段，他们并没有具体论述。根据马克思、恩格斯的其他有关论述和他们在“跨越论”中所规定的实现跨越的必要条件来判断，实现。跨越之后建立的新社会应该是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所规定的“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进入新社会的方式是“直接过渡到高级的共产主义的公共占有形式”。很显然，无论是俄国还是中国都不具备这种条件。但是，社会主义各国过去对此认识不够清楚，长时期犯了超越社会历史阶段的错误。

我们党在认真总结经验、反思历史的基础上，依据我国社会生产力不发达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已经确立的实际，作出了“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还是处于初级阶段”的科学判断。党的十三大召开以前，邓小平就多次强调指出：“现在虽说我们也在搞社会主义，但事实上不够格。”“社会主义本身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我们中国又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的阶段。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根据这个实际来制订规划。党的十三大以此为立论基础，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进行了系统论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表明：我国社会已经是社会主义社会，我们必须坚持而不能离开社会主义；我国的社会主义社会还处在初级阶段，生产力水平远远落后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这就决定了我们必须经历一个很长的初级阶段，去实现别的国家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实现的工业化和生产的商品化、社会化、现代化。”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对当代中国社会的性质作了科学定位，为我们党根据基本国情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提供了理论根据，为当代中国社会历史发展设定了正确的路标；同时，也为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正确认识自己所处的历史阶段提供了参考。它解答了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实现社会特殊跨越以后处于何种历史阶段的问题，以新的结论丰富和发展了“跨越论”。

4、关于落后国家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后面临的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与先进的社会制度的矛盾

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在实现特殊的社会跨越后，面临着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与先进的社会制度不相称的矛盾，这是现实社会主义国家普遍遇到但“跨越论”并没有明确论及的问题。当然，“跨越论”当中蕴含着解决这一矛盾的部分答案，即马克思一再强调的：俄国对外要吸收西方资本主义所创造的现代文明成果，对内要实现对农业的现代化改造，换言之，就是要大力发展现代生产力。

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对俄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困难逐渐有了深刻的认识，将“我们连社会主义经济的基础也没有建设完成”这一认识称作“痛苦的真理”。。列宁在这方面采取两方面的措施：一是大力发展生产力，将创造高于资本主义的社会结构、提高劳动生产率这一根本任务放在首要地位。二是调整生产关系，改变直接过渡的做法，利用资本主义发展社会主义。

列宁之后，斯大林、等社会主义国家领导人在这方面作了进一步探索，既有经验也有教训。历史表明，发展生产力需要一个过程，不尊重经济发展规律的盲目赶超必将付出沉重代价；人为地拔高生产关系，离开生产力盲目追求公有化程度，只能使矛盾加剧。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邓小平重新肯定了列宁的思路，并且结合新的实际作出了新的阐发。一方面，他把发展生产力提到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和本质特征的高度，强调“搞社会主义，一定要使生产力发达，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另一方面，他将改革当作社会主义的发展动力，要求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政治体制。近30年改革开放的实践表明，邓小平的有关思想为破解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与先进的社会制度之间的矛盾这一高难度的历史课题提供了可行的思路。

此外。马克思、恩格斯在“跨越论”中提出，俄国革命是保存和发展农村公社从而跨越卡夫丁峡谷的必要前提，“要挽救俄国公社。就必须有俄国革命。但是，俄国革命究竟是什么性质的革命?它的领导力量和依靠力量又是什么?对于这些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在当时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后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列宁、分别结合俄国革命、中国革命的实际，对有关问题作了系统的回答。

恩格斯在晚年曾特别告诫向自己求教的俄国人，希望他们“不要生搬硬套马克思和他的话，而要根据自己的情况像马克思那样去思考问题，只有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主义者’这个词才有存在的理由”。同马克思、恩格斯提出“跨越论”的历史条件相比，当今时代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现实社会主义实践大不同于马克思的“跨越”设想。这就要求我们，决不可僵化地、一成不变地对待“跨越论”，而必须与变化着的实际情况相结合，“像马克思那样去思考问题”。

1、关于社会主义能否利用市场经济的问题

按照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的一般设想，社会主义是不存在商品货币关系的，这主要是根据西欧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情况得出的结论，是有一定的历史前提和逻辑前提的。马克思晚年所研究的俄国等落后国家，并不具备这些前提。其一，它们没有充分发展的近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多半处于前资本主义的自然经济或小商品经济阶段；其二，它们没有工业化的发达生产力，所拥有的多半是以手共劳动为特点的落后的农业社会生产力；其二，它们没有全国一体化的劳动社会化，存在着二元的甚至多元的社会经济结构。

那么，这些国家如果跨越了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而进入社会主义，将实行什么样的经济体制呢?马克思对此并无详尽的具体论述，只是大致地提出，俄国在实现了以铲除专制制度为目的的政治革命以后，对外要通过世界市场吸收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肯定的成就；对内要消除由于“公社与公社之间的生活缺乏联系”而导致的“孤立性”，要充分利用现代商品经济的“一整套交换机构(银行、股份公司等)”。这些思想虽不足以表明马克思提出了落后国家走社会主义道路可以而且应该利用市场机制的思想，但无论如何，那种将马克思所设想的社会主义模式理解为纯粹的产品经济社会和计划经济体制的流行观点，至少是一种简单化的做法。对于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在跨越资本主义充分发展阶段以后，能否利用市场经济的问题，列宁的新经济政策作了积极的探索。列宁之后，社会主义各国都曾进行过探索，但总的来说，排斥市场作用的计划经济理论一直占据主导地位。邓小平继承并发展了列宁新经济政策的有关思想，在领导我国人民进行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过程中，他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理论勇气，冲破了传统计划经济理论的禁区，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不仅从根本上解除了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看作属于社会基本制度范畴的思想束缚，将社会主义的制度和体制科学地区分开来，而且它还深刻阐明，对于中国这样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而言，在一定历史条件下，资本主义充分发展阶段是可以跨越的，但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的充分发展，则是不可跨越的。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作出的新的开创性贡献，是对“跨越论”的进一步突破和发展。

2、关于中国社会主义道路与“跨越论”的关系问题

近年来，学界一些人士用“跨越论”来解析当代中网的历史发展，用本来实践。“直接验证”、“毫无关系”就是两种具有代表性的观点。“直接验证”说从“跨越论”中寻章摘句地为中国社会主义道路寻找理论依据，据其逻辑。指导中国革命胜利的思想(甚至包括后来的邓小平理论)是根据“跨越论”发展而来的，中国革命胜利是对马克思“跨越论”的直接验证。“毫无关系”说则完全依据“跨越论”的一些具体论断，并将其同中国革命的情况一一对照，并由此得出两者毫无关系的结论。

我们认为，中国革命道路既不是对马克思“跨越论”的直接的简单的验证，也不是与其绝对的毫无关系。中国从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而后取得社会主义革命胜利，超越了资本主义充分发展阶段，实现了社会历史发展的特殊跨越。中国革命并没有验证马克思“跨越论”的具体内容，但是，中国革命的理论和实践又体现了马克思“跨越论”内含的方法论原则，如认识社会形态发展特点的辩证思维方法、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方法。正是贯彻和体现了这些方法论原则，中国共产党人才能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在实践中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总的来说，中国革命道路与“跨越论”之间的关系主要是一种间接的联系，而不是直接的联系；是马克思主义原则方法上的联系，而不是具体内容上的联系。在此问题上，“直接验证说”强调两者之间的联系但将其夸大为直接联系，“毫无关系论”强调两者之间的区别而完全忽视两者之间的联系。实质上，这两种观点都离开了“跨越论”内含的科学方法论原则，都用“跨越论”的某些具体论断来衡量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实践，归根到底是在用教条主义的态度对待“跨越论”。

在“跨越论”问题上，一些不正确的和错误的理解往往是在马克思主义名义下进行的。针对各种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号对自己理论所作的错误理解，马克思曾一针见血地指出，这样做会给自己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自己过多的侮辱。这种附加在马克思主义名下的错误观点，往往具有很大的蒙骗性和危害性，亟待澄清。

1、所谓资本主义是落后国家不可逾越的发展阶段

近年来，有人依据对《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的理解提出，资本主义是人类的必经之路，也是落后国家不可逾越的发展阶段。这种观点其实并不新鲜，马克思当年曾经驳斥过这种强加给自己的错误观点。

针对米海洛夫斯基曲解《资本论》关于西欧资本主义生产起源的历史概述，并由此认为俄国必然经历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错误，马克思在《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中作了理论上的澄清。马克思指出，《资本论》有关章节只不过想描述西欧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从封建主义经济制度内部产生出来的途径。假如米海洛夫斯基“一定要把我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一切民族，不管它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但是我要请他原谅。他这样做，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马克思反对脱离历史环境抽象地谈论社会发展道路，反对将自己的理论曲解为超历史的历史哲学，认为“极为相似的事变发生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就引起了完全不同的结果”。列宁后来引证马克思上述书信的有关内容，明确指出米海洛夫斯基歪曲了马克思。他说：“从来没有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在什么地方论证过：俄国‘应当有’资本主义，‘因为’西欧已经有了资本主义……只有主观哲学家米海洛夫斯基先生才会这样不了解马克思，竟然认为马克思准有某种一般哲学的理论；因此他从马克思那里得到了一个十分明确的解答：他是找错人了。”

总的来看，马克思在“跨越论”中既坚持了他早先创立的唯物史观的一般原理，认为资本主义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经阶段，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产物；同时他认为，某些国家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借助于外界的影响，可以跨越资本主义阶段。俄国之所以有可能跨越资本主义阶段而不必亲历资本主义发展的苦难，就在于它有可能向已经经历资本主义的先进国家学习，把资本主义创造的积极成果拿过来为其所用。可见，在马克思的思想中，通过资本主义与跨越资本主义这两条途径的关系是：前者是普遍，后者是特殊：前者的实现是后者实现的前提，后者是在前者实现了的情况下的一种可能的结果。历史发展的普遍性与特殊性、历史的唯物主义与历史的辩证法，在这里达到了高度的统一。所谓资本主义是落后国家不可逾越的发展阶段的观点是对马克思的曲解。

2、所谓落后国家比发达国家更容易建成社会主义

一种观点认为，“跨越论”表明：在走向社会主义的问题上。落后国家比发达国家具有优势，落后国家比发达国家更容易建成社会主义。这种观点看起来似乎对“跨越论”进行很高的评价，实质上对它作了民粹主义的解读，违背了“跨越论”的本意。

事实上。马克思、恩格斯表明了俄国在一定条件下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但是他们从来没有表达过俄国比西方发达国家更容易建成社会主义的意思。相反，他们多次对民粹派带有浓厚空想色彩的“落后优势论”进行了批判。针对民粹派理论家所谓“俄国农民是天生的共产主义者，俄国比西欧更接近社会主义”的说法，马克思在1870年2月致恩格斯的一封信中明确表示：“对于这种共产主义的黄金国，我从来不抱乐观的看法”。恩格斯1875年在《论俄国的社会问题》中对民粹派的错误观点作了进一步的理论批驳。他明确指出，特卡乔夫所谓俄国农民比西欧工人更接近于社会主义的断言，“完全是胡说八道”。列宁对民粹派的农民社会主义理论历来持批判态度，明确指出它是空想社会主义在俄国的一个变种，是一种社会主义乌托邦。列宁的“一国胜利论”指出俄国等落后国家在特定的革命形势下可以先于西欧发生革命，但是，他从未说过俄国比西欧更容易建成社会主义。相反，他在十月革命胜利后还强调：“与各先进国家相比，俄国人开始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是比较容易的，但是把它继续到获得最终胜利，即完全组织起社会主义社会，就比较困难了。”。

由此可见，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思想当中，可以得出落后国家可以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结论，但是，所谓“落后国家比发达国家更容易建成社会主义”则是强加给他们的不实之词。

3、所谓俄国生产力还没有发展到可以实行社会主义的高度

跨越论范文篇5

面对日益加高的绿色贸易壁垒，笔者认为我国应采取应对措施，增强跨越绿色贸易壁垒的能力。

一、认真分析绿色贸易壁垒出现的时代背景

1．“绿色贸易壁垒”根源于保护生态环境和国民康健的需要。20世纪60年代，随着工业化的迅速发展，许多发达国家发生了一系列重大的环境污染事件，人类面临着日益严重的环境污染，生存和发展受到了威胁。环境保护，成为世界各国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和基础。1972年，联合国首次举行人类环境会议，第一次提出了发展与环境问题，并通过了《人类环境宣言》。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开始从单一追求经济效益方式转变为追求“经济、社会、环境”三个目标效益平衡的发展模式。发达国家公众的环保意识普遍提高，对衣、食、住、行的条件以及用品卫生和安全的要求日益严格，迫使发达国家政府通过立法对生活用品的卫生和安全要求予以保证，从国外进口的产品当然不能例外。

2．世贸组织对正当的绿色贸易壁垒持肯定态度。世贸组织《实施动植物卫生检疫措施协议》规定成员政府有权采取措施，以保护人类与动植物的健康，确保人畜食物免遭污染物、毒素、添加剂的影响，确保人类健康免遭进口动植物携带疾病而造成的伤害。为此，世贸组织成员可采取动植物卫生检疫措施。在采取这些措施时，该协议鼓励世贸组织成员以国际标准为基础，如无国际标准或认为不合适时，可自行设立标准，但要以科学为依据。设立后，要对世贸组织成员非歧视地实施，保持透明度，对达到要求的出口产品等同对待，还可根据有害生物风险程度确定自身的保护水平，对发展中成员采取这些措施时，应给予特殊的考虑，并在技术上予以援助。该协议强调，在规定和实施这些措施时，要把对贸易的消极影响减少到最低的程度。

3．发展中国家环保意识薄弱，环保相关法规滞后。因为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处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各国国民对衣、食、住、行的质量和生活用品安全与卫生的要求，存在相当大的差异。因此，发展中国家整体上环保意识淡薄，相关法规落后，有的国家甚至以牺牲环境换取经济的发展，有的沦为发达国家的“垃圾场”。一些重视环保的发展中国家，也因财力不足、检验技术落后，缺乏对产品标准的科学检验手段，产品难以达到发达国家的标准要求，难以跨越发达国家的绿色贸易壁垒。国际标准化组织于1996年颁布了IS014000环境管理系列标准，为世界各国企业建立了一整套完善的环境管理体系，为企业在各项活动、产品和服务中消除环境污染提供了依据和方法。发达国家已有近万家企业获取了它的认证，而发展中国家获取认证的企业寥寥无几。

4．来自竞争的压力。世界各国为了本国的利益，通过各种手段，在对外贸易中采取“奖出限入”措施，维护和扩大市场的竞争。世贸组织建立以后，世贸组织成员关税下降，非关税措施受到了抑制和规范。为了在竞争中取胜，世贸组织成员，尤其是发达国家成员有意利用世贸组织协议下允许的绿色贸易壁垒，使之成为限制进口、保护国内市场厚实的壁垒。此外，为了竞争的需要，发达国家媒体还有意夸大、渲染竞争对手产品环保方面存在的问题，为实施过分苛刻的绿色贸易壁垒寻求根据。

二、正确认识我国出口产品不能跨越绿色贸易壁垒的原因

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后，受绿色贸易壁垒限制，不能出口的农、畜、水产品增多，并非因我国入世所造成，而是诸多因素结合的后果。

1．我国环保意识淡薄，缺乏绿色经济观念。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环保意识虽有所提高，但整体而言，我国经济发展仍然停留在以消耗自然资源、牺牲环境质量发展经济的模式上。因此，我国的环境标准大大低于发达国家，甚至成为某些国家转移“洋垃圾”的对象国，国内一些一心“向钱看”的人，竟把它们偷运进来，从中渔利。据不完全统计，我国进口的“洋垃圾”从1990年的99万吨，增加到2000年的1750万吨，进一步恶化了我国的生态环境。

2．环保法规不完善，且存在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的现象。目前我国引进外资、进口等环节中的环境条款还不完善，对国外进口产品和外商投资企业的环境保护要求不严，对外国产品和污染密集型企业的进入管制较为宽松。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初步构建了环境保护法的体系，但因地方和部门保护主义的作梗，现行的经济发展政策、会计法规未将环境资源纳入核算范围。在利益驱动下，“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我行我素的局面并未根本改观，保护环境与恶化环境的现象并存，假冒伪劣行为禁而不绝。

3．企业认证意识淡薄，认证能力低下。IS014000环境管理体系已成为世界各国企业跨越绿色贸易壁垒的重要跳板。但遗憾的是，我国企业对此反应迟钝，不积极主动认证。截止到2001年上半年，在我国已获得该认证的企业仅500余家，其中大部分是三资企业，国内通过认证的上市公司主要集中在家电行业，更多的企业仍在IS014000认证之外徘徊。另外一些企业担心认证会降低价格竞争能力，认证不积极，存在侥幸心理。如在绿色标志认证方面，我国外贸企业要获取国外认可的绿色标志，不仅要支付大量的检验、测试、评估等费用，还要支付不菲的认证申请费和标志的使用年费，使一些企业望而生畏

4．我国环境标准过低。环境标准是有关控制污染、保护环境的各种标准的总称。我国的环境标准与国际标准相比过低，缺乏跨越绿色贸易壁垒的实力。在我国19278项已有的国家标准中，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的不足50％，高新技术标准严重缺乏。此外，国外标准在产品研发阶段就已开始制定，而我国的标准制定却相对落后，周期也长。由于我国的食品标准落后于国际标准，造成国内的合格产品，在出口时因抗生素、农药残留超标而被进口国退回或销毁的结局。

5．我国农、畜等产品生产分散，形不成规模生产。我国农、牧业整体而言，存在着组织化程度低、过分分散、标准化生产差、信息反应迟钝、规模小和应对能力弱的特点。如在全国1600万亩茶园中，有70％是分散农户经营的，难以实施统一的茶叶生产标准。水产养殖业生产过于分散，使得质量控制、标准的实施难以落实。

三、采取切实有力的措施，增强跨越绿色贸易壁垒的能力

1．辩证地认识绿色贸易壁垒，不能全盘否定绿色贸易壁垒。所谓绿色贸易壁垒是指各国为保护环境和国民健康，对进出口商品提出的技术、安全和卫生标准。如达不到这些标准，进口国有权对那些商品进行扣留、退回、销毁和要求索赔。判断其合理与否的依据是世贸组织《实施动植物卫生检疫措施协议》，世贸组织成员依据该协议对进口动植物设置的绿色贸易壁垒，不能无端非议，只能适应和改革；反之，对背离该协议设立的绿色贸易壁垒，就要有理、有力、有节地反对，通过世贸组织贸易争端解决机制解决。随着我国对外贸易的不断扩大，绿色贸易壁垒将成为世贸组织成员与我国进行贸易竞争的主要手段，将不断出现摩擦与纠纷，制约着我国这些产品的出口。但我国如采取有力的措施，练好内功，以高标准要求产品，提高跨越能力，又给我国这些产品的出口创造和提供了更多的市场机遇。

2．按照世贸组织《实施动植物卫生检疫措施协议》，迅速设立我国的绿色贸易壁垒，建立和完善国内环保贸易法律体制。它将有利于我国生态环境的保护，实现可持续发展，有利于国民健康和安全，维护国家安全，促进科学技术水平的提高，成为我国与世贸组织成员解决绿色贸易壁垒纠纷的基础和保障。它是我国摆脱绿色贸易壁垒困境、跨越绿色贸易壁垒的根本之所在。在设立中，可援引该协议有关发展中成员的条款，向有关世贸组织成员或通过适当的国际组织申请有关技术的援助；在必要时，可有时限地申请免除在该协议下的全部或部分义务。当与世贸组织成员就绿色贸易壁垒发生贸易摩擦时，应主动按照世贸组织贸易争端解决程序予以妥善解决。

3．对我国已受绿色贸易壁垒所限不能出口的产品，要及时客观地查明原因。如果我国出口的商品确实存在问题，应采取果断措施，停止开发、生产、销售或拒绝收购；如果是进口国家有意刁难和歧视，应迅速向我国政府反映，通过双边或世贸组织谈判解决，防止事态扩大。

4．尽快转变经济发展模式，强化环保法规，建立绿色核算体系。整个中国，尤其是地方省区，应尽快把忽视环境，单一追求经济效益的发展模式转变为追求“经济、社会、环境”相互有机结合的发展模式；在引进外资中，防止把污染严重的企业和产品迁移到我国；严格禁止“洋垃圾”的进口；把环境作为社会成本纳入核算体系，强化环境保护，使我国成为经济发达、产品符合国际标准而山川秀美的国家。

5．深化改革农、牧业生产方式，加快农、牧业结构调整。在把分散的、产供销脱节的农、牧业生产转向综合产业化生产的同时，大力发展农村专业服务组织，提高规模生产能力和快速适应市场变化的能力。在一些大的禽肉生产出口基地倡导由“公司+农户”的生产经营模式转变为“公司+农场”的生产经营模式，形成规模生产，便于实现产品的标准化。通过高科技和示范，加快结构调整，培育品牌。

6．建立与国际标准一致的国家质量标准体系。围绕这个标准体系安排出口产品的生产、加工、包装和储运环节。在动物产品生产中，要从生产环境、饲料、农药、种养方式等源头抓起，制订相互配套的国家标准。

7．积极开展IS014000国际认证，加快卫生注册。我国应按照国际通行做法，大力推行IS014000环境管理体系的认证工作，并向通过该项认证的企业颁发“绿色标志”。动物产品生产企业，要按照国家规定，积极申请卫生注册登记，取得注册证书。

跨越论范文篇6

【关键词】蓝色壁垒；SA8000标准；双刃剑

一、蓝色壁垒的含义

蓝色壁垒是指以劳动者劳动环境和生存权利为借口采取的贸易保护措施。蓝色壁垒由社会条款而来，是对国际公约中有关社会保障、劳动者待遇、劳工权利、劳动标准等方面规定的总称，它与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相辅相成。目前，蓝色壁垒的核心是SA8000标准。总部设在美国的“社会责任国际”（SAI）根据国际劳工组织公约、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及世界人权宣言于1997年发起并联合欧美跨国公司和其他国际组织，制定了SA8000社会责任国际标准，作为全球第一个可用于第三方认证的社会责任管理体系。它包括核心劳工标准（涉及童工、强迫性劳动、自由权、歧视、惩戒性措施等内容）、工时与工资、健康与安全、管理系统等方面。SA8000标准强调企业在赚取利润的同时，要承担保护劳工人权的社会责任。因此，被称为“社会责任标准”。

蓝色壁垒产生是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在国际市场上竞争关系失衡后的一种调整。

在这一背景下，欧美等发达国家把社会责任标准同其对发展中国家事实的普遍优惠制度挂钩。同时，一些国家，一种以社会责任标准为主要内容的、新的贸易壁垒即以SA8000标准为核心的蓝色壁垒逐渐建立起来。

二、蓝色壁垒的特征

近十几年来，随着关税和一般非关税贸易壁垒的不断削弱，“蓝色壁垒”越来越多地被贸易保护主义者所利用，成为限制发展中国家劳动力密集型产品出口的有利工具，其在运用中具有以下的特点：（1）名义上合法；（2）形式上隐蔽；（3）实质上具有歧视性；（4）影响更久远；（5）波及的范围更广泛。“蓝色壁垒”主要影响发展中国家中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这是发展中国家运用其在劳动力成本上的比较优势加入国际经济循环的主要领域，它不局限于某个特定的行业，因此波及的范围比传统非关税壁垒更广泛，将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就业、国际收支产生不利的影响。

三、蓝色壁垒对我国的影响

SA8000标准这一蓝色壁垒对于我国这样一个以劳动密集产业为主的发展中国家，是一把双刃剑。

1．提高企业成本与削弱国际竞争力。在美国，约50%的跨国公司和外贸企业表示如果SA8000标准实施将重新与中国企业签订包含社会责任评估的采购合同，德国制成品进口商协会理事会也作出决议，建议其成员对其供应商的社会行为参考SA8000标准进行审查，可以说，目前几乎所有欧、美企业都开始要求或关注其供应商和承包商进行社会责任评估，其依据的主要标准即SA8000。

2．影响品牌战略与可持续发展。近年来，欧、美国家的调查结果表明，70%的消费者认为公司对社会责任的承诺，是他们购买产品或服务时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

3．降低人力资源优势与阻滞外商投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研究表明，我国制造业劳动力成本不到发达国家的1/30，不及巴西的1/5，低于菲律宾、泰国和马来西亚。

4．引发贸易摩擦与增加出口风险。目前绝大多数的“蓝色贸易条款”都是基于发达国家的价值标准而制定的，诸如SA8000等劳工标准的认证机构也主要为发达国家所垄断(SAI的授权认证机构均来自发达国家)，发达国家与我国在经济发展水平、人均收入水平和文化价值上的差异，决定了双方在国际贸易中对蓝色条款的理解必然存在着差异与对立。

四、我国如何应对蓝色壁垒

蓝色壁垒尽管在理念上体现了人类社会文明的发展与进步，但目前在现实应用中更多的是表现出贸易保护的弊端，因此，有关部门和企业应对其进行积极研究，积极应对“蓝色壁垒”可能造成的挑战与威胁，引领中国企业走向世界

（一）企业层面

1．积极实施SA8000认证。当今时代，经过SA8000认证的产品，将被认为拥有严格的社会责任方面的人性化、道义化标准，贴上这个认证标签就可以在国际市场上畅通无阻。获得SA8000认证还可以促进企业建立起国际公信力，塑造良好的企业形象，提高企业国际竞争力。我国出口企业要高度警觉和重视，积极申请SA8000认证，获得进入世界市场的通行证。2．提高企业国际竞争力。突破蓝色壁垒的根本途径在于提高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为此，一要提高技术水平。加大研发投入，吸引创新人才，完善创新机制，推动企业技术进步。不断调整产品结构，努力提高产品技术含量，实现产品更新换代；二是强化基础管理。针对我国企业劳工保护起步晚、标准低的现状，企业要把SA8000标准看作对症下药，努力改进劳工工作环境和生活环境，改变“劳工标准低，劳工权益保护不充分”的不良国际形象。

（二）商会层面

完善我国蓝色壁垒体系，充分发挥商会的服务职能，为企业提供信息，培养人才。

建立蓝色壁垒的预警机制。国际标准化机构（下转第40页）（上接第17页）和各国政府及其标准化机构经常对其技术法规和标准进行修订，如果企业信息不畅，不能按照已经变化了的法规和标准要求生产产品，在出口时就会遭遇壁垒。

（三）政府层面

跨越论范文篇7

今天，我们召开省管高校、教育厅机关及直属单位（学校）“新解放、新跨越、新崛起”大讨论活动动员大会，认真学习贯彻省委八届八次全会精神，特别是省委书记徐光春同志的重要讲话精神，对省管各高校、教育厅机关及直属单位（学校）开展大讨论活动进行动员和部署，统一思想认识，明确目标任务、方法步骤和工作要求，扎实推进大讨论活动深入开展，以新一轮的思想大解放为契机，推动我省教育事业发展实现新跨越、开创新局面。下面，我讲三点意见。

一、改革开放三十年特别是党的*以来，我省教育事业成就辉煌

改革开放*年，是我省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巨大成就的*年，也是我省教育事业发展最好最快的*年。我省的教育事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指引下，在各级党委、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广大教育工作者与时俱进，解放思想，改革开放，开创了教育事业新局面，实现了大发展、大跨越，谱写了新篇章，为我省现代化建设作出了巨大贡献。*年来，我省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成就，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基础教育成就巨大，全民受教育水平显著提高

经过*年的不懈努力和艰苦奋斗，基础教育建立了“以县为主”的管理体制，逐步建立并完善了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新机制，将义务教育全面纳入公共财政保障范围，公共财政支撑义务教育特别是农村义务教育的框架初步形成，免费的义务教育已经实现，长期以来制约农村义务教育发展的一些突出问题得到有效解决。20*年12月，“两基”顺利通过国家验收。全省小学、初中阶段适龄人口入学率分别达到99.94%和98.79%，残疾儿童少年入学率达到85%以上，青壮年文盲率控制在1%以下。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全国第一人口大省来说，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成就，因为到1982年时，全省文盲率仍高达36.96%。高中阶段教育发展迅速，20*年，全省普通高中在校生212.6万，是1978年的1.8倍。高中阶段教育毛入学率达到67.7%。基础教育的发展为提高全省人民的科学文化素质奠定了重要基础，人均受教育年限由1982年（据第三次人口普查数据）的5年提高到20*年的8.7年。

2、职业教育规模迅速扩大，取得了前所未有的突破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以来，省委、省政府先后采取了一系列重大举措发展职业教育，职业教育规模迅速扩大，改革不断深入，质量不断提高，一个基本适应河南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基本形成。20*年，全省有各类中等职业学校1116所，在校生156.3万人，分别是1978年的13.3倍和26.7倍，占高中阶段在校生的比例由1978年的4.8%提高到20*年的42.4%。*年来，我省中等职业教育（普通中专、职业高中、技工学校、成人中专）培养了568.7万名毕业生。成人教育围绕继续教育、岗位培训、再就业培训、农村劳动力转移和实用技术培训等，努力满足广大人民群众对各种培训的需求。仅2003年以来，全省各类中职学校和乡镇成人学校共完成各类职业技术培训*00多万人次，开展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2000万人次，开展城镇再就业培训750万人次。*年来，我省职业教育特别是中等职业教育事业快速发展，不仅推动了全省整个教育事业协调健康发展，而且较好地满足了人民群众多样化的求学愿望，适应了经济社会发展对多层次人才特别是技能型、实用型人才的需求，促进了社会就业和河南经济社会发展。

3、高等教育发展实现历史性跨越，迈入大众化教育阶段

改革开放前，我省的高等教育非常薄弱，1978年，全省仅有高等学校24所，在校生2.73万人。*年来，省委、省政府根据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和全省人民的强烈愿望，高度重视高等教育的发展。特别是1999年以来，我省抢抓机遇，改革创新，加大投入，推进了高等教育快速健康发展。目前，全省普通高校发展到84所，较1978年增加60所。全省高等教育总规模达到195.4万人，其中普通本、专科在校生109.5万人，较1978年增长39倍。普通高校校均规模由1978年的892人发展到20*年的1.29万人。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19.68%，实现了由精英教育向大众化教育的跨越。高校学位点建设也取得了巨大成就。在1981年第一批硕士、博士学位授权点评审后，我省高校仅有2个博士、28个硕士学位授权点。2001年第八次评审后，增加到15个、281个，2003年第九次评审后，增加到35个、455个，2005年第十次评审后，增加到1*个、845个，在第九、第十次评审中，我省连续两次实现了翻番。20*年，在学研究生达到2.2万，较1978年的138人增长156倍。办学水平显著提高，服务经济社会能力显著增强。*年来，全省高校为社会输送了153.7万名毕业生，是建国后到1977年28年全省累计毕业生总数9.6万人的16倍。每万人口中高等教育在校生由1978年的5人提高到20*年的111人。高等学校重点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结构调整力度不断加大，教育教学改革深入推进，科研实力显著增强，服务经济社会发展能力显著提升，在高新技术产业化和哲学社会科学成果应用方面做出了突出贡献，仅2002年至20*年哲学社会科学方面，全省高校获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61项，占全省项目总数的83%。获省社科基金项目567项，占全省项目总数的81%。高校已经成为我省科技创新特别是基础研究领域的生力军；办学条件显著改善。从1999年到20*年，全省新建和改建学生公寓674.7万平方米，是建国50年我省累计建设131.5万平方米的5.1倍；新建和改造学生食堂104.3万平方米，是建国50年我省累计建设27.1万平方米的3.8倍。

4、民办教育快速发展，多元化的办学体制基本形成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办学体制非常单一，有限的财力难以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教育需求。改革开放以来，民办教育如雨后春笋，应运而生，从无到有，从小到大，民办教育已经成为我省教育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自1986年我省第一所民办普通高校“张仲景国医大学”创建，当年招生84人，其规模只占当时全省普通高校在校生总数的0.11%。经过20多年的发展，特别是2002年以来，民办教育快速发展，到20*年，全省各级各类民办学校发展到5156所，较2002年增加3245所，在校生达到202.4万，增加145万。民办普通高校发展到11所，较2002年增加6所，本专科在校生达到22.2万，增长16.5倍，占全省普通高校在校生比例由2.7%提高到17.5%。与此同时，全省教育战线不断扩大对外开放，加强国际合作与交流，积极利用全球知识和教育资源，加快我省教育事业发展。20*年，全省中外合作办学项目（机构）达到180个，在校生5.7万，世界500强高校中有12所与我省开展合作办学。

5、教师的待遇和社会地位显著提高，教师素质整体提升

十年动乱期间，包括教师在内的广大知识分子遭受极大摧残。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拨乱反正，不断提高教师的待遇和社会地位，教师的职业日益受人尊敬和羡慕。教师工资做到了按时足额发放，彻底解决了教师工资拖欠问题。教师素质不断提高，教师队伍建设取得丰硕成果。1978年，全省小学、初中、高中专任教师学历合格率分别为42.97%、45.55%、38.81%，到20*年，全省小学、初中、高中专任教师学历合格率则分别达到99.4%、99.9%、88.7%。较1978年分别提高了56.43、54.35、49.89个百分点。其中，小学教师中具有专科及以上学历、初中教师中具有本科及以上学历的比例分别达到61.8%和34.2%。73位“两院”院士在我省高校工作，全省普通高校专任教师中具有高级职称的教师由1978年的93人增加到1.91万人，增加20多倍，在高校工作的博士生达到3808人。

6、以政府投入为主、多元筹措教育经费的体制逐步完善，极大地改善了办学条件

各级党委、政府切实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地位，不断加大教育投入，地方政府教育拨款、生均教育事业费和生均公用经费支出逐年增长。20*年，全省教育经费总投入549.4亿元，是2002年226.8亿元的2.4倍，年均递增19.4%。在财政预算内教育经费拨款逐步增加的基础上，多渠道筹措预算外教育经费，确保教育经费的稳定来源和持续增长。特别上世纪90年代以来，“以国家财政拨款为主，多渠道筹措教育经费为辅”的体制不断完善，全省教育投入体制改革深入推进，实现了办学主体和投资主体的多元化，全省教育投入大幅度增长，较大程度上弥补和缓解了教育经费紧张的状况。2003年以来，高校后勤社会化改革吸收社会资金20多亿元，共建学生公寓、食堂等后勤设施260多万平方米。省属公办高校累计利用信贷资金263亿元，偿还131亿元，54所高校新建、扩建了校区，全省普通高校新增教育资产*5亿元。随着教育投入的不断增长，教育资源积累更加雄厚。20*年，全省小学、初中生均校舍建筑面积分别达到4.5平方米和6.3平方米，仪器设备和图书基本达到规定标准。全省普通高校占地面积达到11.9万亩，较1982年的0.83万亩增加11.*万亩，增长13.3倍，校舍建筑面积达到3527.2万平方米，较1982年的162.2万平方增加3365万平方米，增长20.7倍。

总之，在省委、省政府的领导下，*年来，我省教育事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教育优先发展的地位得到确立，教育愈来愈受到党和政府重视和社会各界的关心支持；基本适应河南经济社会发展的现代国民教育体系初步形成，较好的满足了人民群众多样化的教育需求；办学体制、管理体制、投入机制在探索中不断完善，教育发展走向了规范化、科学化、法制化轨道；国民受教育程度和科学文化素质有了较大提高，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有力的人才支撑和知识贡献，教育站在了新的历史发展起点上。

二、解放思想是推动我省教育事业改革发展的强大动力

改革开放*年来特别是党的*以来我省教育事业改革发展的经验很多，成果也很丰富，最根本的经验，就是把解放思想作为主线贯穿教育事业改革发展的始终。可以说，河南教育事业改革开放的*年，是不断解放思想、冲破束缚、改革开放、谋求发展的*年。解放思想是先导，只有不断解放思想，才能打破观念、体制、机制的束缚，不断迸发出改革创新的蓬勃生机和活力。面对教育改革发展的新形势，面对党委和政府对教育改革发展的新要求，面对广大人民群众对教育改革发展的新期待，我们必须坚持不懈地解放思想，以思想的大解放，形成新思路，实现新跨越，推动大发展。

党的十七大作出了“解放思想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大法宝”的科学论断。这一重要论断进一步明确了解放思想的功能和作用、重要性和必要性。刚刚结束的省委八届八次全会明确提出要深入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以纪念改革开放*周年为契机，开展“新解放、新跨越、新崛起”大讨论，在全省上下掀起继续解放思想的热潮，以思想大解放促进改革大深化、开放大推进、创新大弘扬、经济大发展、社会大进步，推动我省在新一轮思想解放和改革开放中，抓住机遇，把握主动，开创中原崛起新局面。中央和省委提出继续解放思想，不仅仅是一个号召，也是在历史转折关键时期的一项重大决策和部署；不仅仅是历史的昭示、现实的需要，也是未来的希望；不仅仅是实践经验的总结，也是思想认识的深化、执政理念的提升。

1、继续解放思想是实现教育科学发展的需要。科学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和贯彻的重大战略思想。近年来，全省教育系统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教育事业持续健康发展，服务经济社会能力显著增强。但我们也要清醒的看到，在我们教育系统还有一些同志特别是领导干部的思想观念还不能很好的适应科学发展的要求，有的习惯于传统的发展观念和思维方式，有的对科学发展的规律研究不够、琢磨不透、思路不宽、办法不多。在学校的发展上，一味求大求全，发展思路不清晰，定位不准确，影响了教育事业的改革发展。有的干部工作不深入，作风不够扎实，服务基层、服务群众意识淡薄；有的干部法制意识薄弱，科学治教、民主治教、依法治教能力不强。我们要以这次解放思想大讨论为契机，促进领导干部学会运用科学发展观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自觉遵循和运用教育规律办事，努力提高领导全省教育事业科学发展的能力和水平。通过这次大讨论活动，把学习贯彻科学发展观不断引向深入，把先进的思想理论转化为强大的精神动力和物质力量，把科学发展观转化为谋划发展的正确思路、促进发展的政策措施、领导发展的实际能力，更好地担负起推动教育事业科学发展、服务全省“两大跨越、两大建设”的历史重任，努力建设人力资源强省。

2、继续解放思想是推进教育改革开放的需要。解放思想是清除障碍、引领发展的强大思想武器，是推动一切工作的“总开关”。改革开放是动力，但改革开放能否发挥作用，还要取决于解放思想的程度。回顾我省教育改革发展的历程，每一次重大发展变化都是以解放思想为前提实现的，教育改革发展取得的每一个巨大成就，无一不是解放思想的成果。可以说，没有解放思想，就没有河南教育*年来发展的辉煌成就；没有解放思想，就没有河南教育改革开放的重大成果；没有解放思想，就没有河南教育今天崭新的发展局面。当前，我省教育改革已进入了攻坚阶段和关键时期，一些长期积累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亟待解决，如教育的科学管理、办学体制改革、素质教育的深入实施、教育均衡发展、教育质量的提高、教育的国际交流与合作等。对于这些问题，我们必须继续抓住解放思想这个推动一切工作的“总开关”，以思想的大解放、观念的大更新，实现改革开放的大突破。

3、继续解放思想是实现教育跨越式发展的需要。跨越式发展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落后者跨过先行者某个发展阶段的赶超行为，是在先进理念指导下突破传统发展模式的大跨越发展、超常规发展、高水平发展和创新型发展。十七大报告把“优先发展教育、建设人力资源强国”作为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的首要任务，对教育事业改革发展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虽然近几年我省教育事业跨越式发展取得了较大进展，但还不够。20*年，我省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为19.68%，而全国为23%，低于全国平均水平3个多百分点。同其他省份相比，山西为24%，江西为23%，江苏则达到37%，浙江达到38%。可以说我们发展的任务仍然十分艰巨，必须走跨越式发展的路子。解放思想是我们实现新跨越的关键之举。如果说我们过去发展落后的主要原因是在思想解放上滞后，近年来的快速发展主要得益于思想上的不断解放，那么要实现发展新跨越、开创新局面，就必须紧紧抓住继续解放思想这个关键，围绕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这一主题，促进科学发展、和谐发展，努力实现河南教育发展新跨越。

4、继续解放思想是努力办好人民满意教育的需要。教育事业涉及千家万户，直接关系到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直接关系到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这一千秋大业。经过连续多年的快速发展，河南教育登上了一个新的发展平台。但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与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要求相比，我省教育改革发展还存在不少矛盾和问题，如教育经费保障机制尚不健全，各类教育生均经费仍然偏低，教育经费正常增长机制尚未形成；教师队伍建设亟待加强，教师队伍结构性矛盾突出，教师编制、管理、保障的体制性障碍依然存在；各类教育发展的协调性有待进一步加强，义务教育发展还不均衡，职业教育发展力度还不够，高等教育质量有待进一步提高，优质教育资源还不能很好地满足人民群众的需求，素质教育还不够深入；教育在推进产学研结合，培养具有创新精神的人才，为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服务的能力和效果，离省委、省政府的期望和广大人民群众的要求还存在不小差距。继续解放思想，就是要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围绕“建设人力资源强省”的目标，自觉把思想从不符合科学发展观的观念、做法和体制束缚中解放出来，始终保持与时俱进、昂扬向上的思想品质和精神状态，在转变观念中破解难题，在创新思路中转变发展方式，树立新的发展理念，确立新的发展追求，构筑新的发展优势，推进全省教育优先发展、率先发展、加快发展、科学发展，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接受优质教育的需求，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解放思想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大法宝，是我们适应改革开放新形势，应对发展阶段新挑战，满足人民群众新期待，把握社会变化新规律的锐利思想武器。这次大讨论期间，省委高校工委、教育厅党组将专门集中一段时间，以纪念改革开放*周年为契机，以“解放思想、深化改革，推进教育科学发展，建设人力资源强省”为主题，组织开展新一轮思想解放大讨论活动，以解放思想引领实践创新，以解放思想推动改革开放，以解放思想促进科学发展。

三、周密部署，精心组织，扎扎实实开展好大讨论活动

这次大讨论活动，是省委作出的一项重大部署。主要目的是推动广大党员干部深刻理解和全面把握科学发展观的科学内涵、精神实质和根本要求，增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自觉性和坚定性，着力转变不适应不符合科学发展观的思想观念，着力解决影响和制约科学发展的突出问题，把全社会的发展积极性引导到科学发展上来，把科学发展观贯彻落实到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

省委对这次大讨论活动高度重视。前一段时间，省委书记徐光春同志多次主持召开“解放思想与中原崛起”座谈会，听取社会各界的意见和建议；7月11日，又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进行专题研究、提出明确要求；在刚刚结束的省委八届八次全会上，徐书记就继续解放思想、掀起新一轮解放思想热潮发表了重要讲话，作出了全面部署。7月23日，省委又召开了大讨论活动电视电话动员会议，陈全国副书记对大讨论活动进行动员和部署。全省大讨论活动电视电话动员会议结束后，教育厅党组立即召开会议传达省委会议精神，研究部署省管高校、教育厅机关及直属单位（学校）开展大讨论活动。省委高校工委、教育厅党组要求省管高校、全厅党员干部要充分认识开展大讨论活动的重大意义，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省委的决策部署上来，要从政治的高度、战略的高度、全局的高度，把大讨论活动摆到重要位置，认真抓好落实，确保取得实效。

根据省委要求，结合教育实际，省委高校工委、教育厅党组研究制定了《关于开展“新解放、新跨越、新崛起”大讨论活动的方案》，对省管高校、教育厅机关及直属单位（学校）开展大讨论活动的指导思想、目标任务、指导原则、方法步骤都提出了明确要求，各学校、各单位一定要认真抓好贯彻落实。

1、要紧扣大讨论活动的总体要求。开展大讨论活动，必须全面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以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为主线，以“新解放、新跨越、新崛起”为主题，以学习讨论、查摆问题、整改提高、巩固成果为主要形式，掀起新一轮解放思想的热潮，着力克服制约我省教育事业科学发展的思想障碍和体制机制障碍，着力破解影响我省教育事业科学发展的突出问题和各种难题，着力探索促进我省教育事业科学发展的新思路、新途径、新举措，努力在继续解放思想上迈出新步伐，在坚持改革开放上实现新突破，在推动科学发展上取得新进展，在促进社会和谐上见到新成效。

2、要明确大讨论活动的目标任务。根据省委的统一部署和要求，结合全省教育改革发展实际，大讨论活动的目标要求主要有四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在解放思想上要有新飞跃。要按照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要求解放思想、统一思想，牢固树立好字优先、又好又快的发展理念，清醒地认识存在的差距和不足，不为过去的成绩而自满；清醒地认识面临的挑战和难题，不为既有的经验所束缚；清醒地认识发展阶段的变化和特征，不为传统的模式所局限；清醒地认识河南教育在全局中的方位和水平，不为已有的优势而停滞，着力转变不适应不符合科学发展观的思想观念。二是在提升能力上要有新进步。要着力解决当前高校、厅机关及直属单位（学校）干部队伍中存在的知识储备不足、理论水平不高、战略思维不够、创新能力不强等突出问题，教育和引导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牢固树立科学发展观和正确政绩观，加强学习，积极实践，着力提高科学决策、统筹发展的能力，着力提高化解矛盾、破解难题的能力，着力提高善于学习、开拓创新的能力，着力提高依法行政、促进和谐的能力，努力成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组织者、推动者、实践者。三是在解决问题上要有新成效。要针对教育事业改革发展中的突出矛盾以及人民群众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以学习实践活动为契机，努力在深化教育改革、扩大教育开放、加快教育发展、提高人才培养质量、促进教育公平、满足人民群众教育需求等方面取得新进展，争创河南教育事业科学发展的新优势。四是在创新机制上要有新突破。要认真研究解决影响和制约教育事业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问题，加大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改革攻坚力度，从创新教育管理体制、深化办学体制改革、深化教育人事制度改革、加强教育民生保障等方面入手，出台和完善相关政策措施，形成促进教育事业科学发展的鲜明导向，加快构建有利于教育事业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

3、要把握大讨论活动的基本原则。这次大讨论活动，以党员领导干部为重点，政策性和实践性都很强，必须把握好六条原则：一是牢牢把握“三个有利于”的原则。在大讨论的活动中，要把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作为根本原则，作为检验各项工作成效的基本标准，切实把握好方向。二是充分发挥“三个带头”的作用。领导机关必须在解放思想中带好头、做表率；领导干部必须在解放思想中带好头、做表率；主要领导必须在解放思想中带好头、做表率，进而通过“三个带头”作用的充分发挥，推动整个单位的思想解放，带动整个系统的思想解放，促进全局的思想解放。三是坚持正面教育为主。要充分调动党员参与讨论活动的主观能动性，引导党员正确运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增强自我提高能力，总结经验教训，明确努力方向。领导班子和科级以上干部要联系思想工作实际，自觉查找在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要坚持典型引路，充分发挥先进典型的示范引领作用。四是始终突出实践特色。要坚持学以致用、注重实践，把开展大讨论活动与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精神和省委八届八次全会的决策部署结合起来，与总结改革开放*年来的成功经验结合起来，与“建设人力资源强省”的实践结合起来，与推动本学校、本单位各项工作结合起来，与解决党性党风党纪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结合起来，把实践特色贯穿活动全过程。五是牢固坚持群众路线。要充分发扬民主，倾听民声、了解民意、集中民智，真诚接受群众监督。要广泛征求群众意见、吸收群众参与、接受群众评议，同时注意教育引导群众。要把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服务群众贯穿大讨论活动始终，把群众是否满意作为衡量大讨论活动成效的重要标准。六是着力解决突出问题。要把解决思想认识问题与解决实际工作问题结合起来，在联系实际、务求实效上下功夫，在广泛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着力解决影响和制约教育事业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问题，解决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解决问题要从实际出发，尽力而为、量力而行，确保大讨论活动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4、要掌握大讨论活动的方法步骤。大讨论活动从7月29日开始，10月底结束。分学习动员、查摆问题、整改提高、巩固成果四个阶段，要精心组织，周密部署，坚持边学习、边调研、边整改，把解放思想、统一认识贯穿始终，把改革创新贯穿始终，把解决问题贯穿始终。

第一阶段：学习动员。时间安排是：7月29日—8月13日；主要任务是：学习文件，统一思想，提高认识；主要环节是：搞好思想发动，组织学习培训，交流心得体会；主要方法是：学原著、学文件，进行座谈讨论，举办专题讲座，请先进典型作报告等。集中学习讨论的时间要不少于20个学时。

第二阶段：查摆问题。时间安排是：8月14日—9月14日；主要任务是：查摆问题，对照检查，剖析根源；主要环节是：广泛征求意见，深入排查问题，召开专题民主生活会，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措施。

第三阶段：整改提高。时间安排是：9月15日—9月*日；主要任务是：针对问题，制定措施，抓好整改；主要环节是：制定整改方案，认真进行整改，公布整改情况。

第四阶段：总结和巩固成果。时间安排是：10月份；主要任务是：搞好总结、巩固成果；主要环节是：认真进行活动总结，检查梳理整改情况，巩固扩大整改成果，真正使大讨论活动成为推动思想解放、深化改革开放、实现科学发展、加快中原崛起的有效载体和实际行动。活动结束后，党组织要在全面总结的基础上，向上级党组织作出书面报告。

在大讨论活动中，我们要始终坚持边学习边思考、边思考边实践，把大讨论活动与解决问题紧密结合、与完善长效机制紧密结合。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要充分发挥表率作用,带头解放思想、科学发展，带头转变作风、改进工作，带头办实事、办好事。一是要通过学习实践活动，建立健全促进科学发展的长效机制。各高校、厅党组和各处室、直属单位（学校）要针对调查研究和征求意见过程中基层和群众提出的意见和建议，针对教育事业改革发展过程中存在的矛盾和问题，紧密联系自身工作和思想实际，认真制订整改方案，精心落实整改措施。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要进一步理清、完善推动科学发展的思路举措，研究制定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实施意见，修订发展规划和影响制约发展的政策规章，加快建立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长效机制。二是要通过大讨论活动，集中解决几个影响和制约教育事业科学发展的突出问题。根据教育事业改革发展实际，我们初步提出了当前亟需解决的影响教育事业科学发展的几个方面的突出问题，如职业教育发展问题、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问题、高等教育质量问题、办学体制和民办教育发展问题、素质教育实施问题、减轻中小学生课业负担问题等。三是要通过大讨论活动，切实办好一批人民群众迫切希望解决的教育实事。高校、厅机关及直属单位（学校）要结合实际特别是广大人民群众的希望和要求，以开展大讨论活动为契机，着力办好几件教育实事，以实实在在的成效让人民群众满意。

5、要确保大讨论活动取得实效。这次大讨论活动，时间紧、要求高、任务重，省委寄予厚望，人民群众充满期待。我们一定要高度重视，加强领导，精心组织，周密部署，确保大讨论活动扎实有效开展。一是要切实加强组织领导。为切实做好大讨论活动的组织协调工作，省委高校工委、省教育厅成立了由我任组长、其他厅领导为副组长的大讨论活动领导小组，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訾新建同志任办公室主任。办公室分6个小组，综合协调组、秘书材料组、宣传教育组和三个督查组。各级党组织也要建立相应的领导机构和工作机构，推动大讨论活动扎实开展。各高校、各单位党委（总支、支部）要切实加强对大讨论活动的组织领导。各高校、各单位党委（总支、支部）书记是第一责任人，要负总责、亲自抓。其他领导同志要分工负责，具体抓。做到一级抓一级、一级带一级、层层抓落实。今天会后，各高校、各直属单位（学校）要根据部署和今天的会议精神，结合各单位工作实际，进行再动员再部署。二是营造良好舆论氛围。各高校、各单位要通过多种形式大力宣传开展大讨论活动的重大意义，《教育时报》、高校校报要开辟专栏、专题，各高校、厅机关及直属单位（学校）网站要设置网页，及时反映活动开展情况，宣传好做法好经验，展示新举措新成效，展现新气象新风貌，形成强大声势，营造浓厚氛围。要加强信息工作，各高校、各单位要及时向省委高校工委、省教育厅活动领导小组办公室报送大讨论活动开展情况。要加强与新闻媒体的联络与沟通，加大宣传力度，宣传推出一批解放思想、改革开放、科学发展的先进典型，发挥示范作用。三是强化活动监督检查。为推动大讨论活动取得实效，省委高校工委、省教育厅大讨论活动领导小组将派出督导组，对各高校、各单位开展活动情况进行督促检查，重点督导大讨论活动的组织领导、工作部署、实际效果，特别是查找和解决突出问题的情况。对重视不够、组织不力、措施不到位、成效不明显的单位，将给予通报批评。

跨越论范文篇8

[关键词]马克思恩格斯跨越论卡夫丁峡谷

近几十年来，随着国际范围内“晚年马克思”研究热的兴起和人们对社会主义实践经验与教训的不断反思，马克思、恩格斯晚年提出的俄国在一定条件下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卡夫丁峡谷的设想(以下简称“跨越论”)，成为国内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热点。从研究现状来看。深度和广度较之以前大大增强，取得的共识也在不断增多。然而，由于文本形式的特殊性、相关问题的复杂性，加之研究者在知识背景、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等方面的差异性，人们迄今在一些重要问题的理解上仍存在不少分歧。不同的甚至截然相反的观点的出现，固然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人们对“跨越论”的全面把握，避免理解上的片面性，但同时也给人们的理解增加了困难。影响人们对“跨越论”的科学性和现实意义的判断。因此，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原则指导下，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学风，对有关文本展开全面、系统的研究，努力做到“四个分清”，对于科学阐释“跨越论”的理论内涵、正确发挥“跨越论”的实践指导作用，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跨越论”直接关涉的文献不多，但其思想内涵却十分丰富。其中一些思想反映了马克思、恩格斯对落后国家社会发展道路问题的科学认识，不仅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而且对中国这样的落后国家解决发展问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是我们必须长期坚持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1、东方社会残存的农村公社是古代公社的最新形态

马克思、恩格斯反对民粹派将俄国农村公社神秘化、独特化的做法。马克思认为，从历史上看，农村公社并非为俄国独有，回顾一下遥远的过去，人们就会发现，西欧到处都有不同程度的古代类型的公社所有制。从当时的现实来看，在印度等东方国家也有类似的存在形态。那么，在世界历史条件下，究竟应该如何看待这种农村公社的历史方位呢?马克思认为，将所有的原始公社混为一谈是错误的。他借用地质变化规律来说明原始公社的演变：“地球的太古结构或原生结构是由一系列不同时期的沉积组成的。古代社会形态也是这样，表现为一系列不同的、标志着依次更迭的时代的阶段。俄国农村公社属于这一链条中最新的类型。”由于俄国农村公社具有较早类型原始公社所没有的历史特点，特别是它的所有制兼具公有制和私有制的双重性质，因此，马克思指出：它是“原生的社会形态的最后阶段，所以它同时也是向次生的形态过渡的阶段，即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向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社会的过渡”。

上述思想表明，马克思晚年对人类社会原生形态及其历史残留有了新的认识。在19世纪50年代，马克思曾用“亚细亚生产方式”来表征人类社会的最早形态。在马克思的晚年思想中，他几乎没有再使用“亚细亚生产方式”这一概念，这一概念用以表征人类社会发展最早阶段的历史使命已经结束，取而代之的概念是“原始社会”、“原生社会形态”。通过对原生社会形态及其历史演变轨迹的考察，马克思对当时在俄国、印度等东方落后国家存在的农业公社作了如下历史定位：从时间序列看，它是人类社会生产方式的原生形态向次生形态的过渡物；从空间序列看，它是历史的“残迹”，与西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同时并存。这一思想构成了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的重要内容，为我们认识世界历史条件下各种古老的甚至原始的社会结构提供了科学的方法。

2、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对落后国家的社会发展具有双重影响

马克思早先在《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等著作中，就论述了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对落后国家的二重性影响，认为资本在世界市场扩大化的进程中，将按照自己的生存逻辑不断地将落后民族纳入自己的体系，同时也不断消除其生产的自然状态。马克思晚年结合俄国社会发展道路问题对上述思想作了进一步发挥。在他看来，一方面，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将俄国的传统生产方式特别是它的农村公社推向崩溃的边缘；另一方面，作为资本主义生产和交往发展的产物，世界市场又为俄国学习和掌握西方资本主义的积极成果提供了历史环境，为其准备了“实现大规模组织起来的合作劳动的现成物质条件”。

马克思所说的世界市场的扩大化，就其实质而言，就是今人所说的经济全球化。而当今的时代是世界市场进一步扩大的时代，当今的世界市场仍然是资本主义所主导的世界市场，世界市场仍然是当前落后国家探索自己发展道路不可回避的历史条件。因此，许多中外学者在进行有关探讨时，都不约而同地将目光投向了马克思，力图从他那里寻找宝贵的理论资源。美国学者罗伯特·萨缪尔森关于“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的著名表述，实际上得出了与马克思完全相同的判断。正如美国学者约翰·卡西迪所言：“‘全球化’是加世纪末每一个人都在谈论的时髦词语，但150年前马克思就预见到它的许多后果。”“现代经济学家们又碰到这些问题，他们有时并没有意识到自己正在步马克思的后尘。”由于经济全球化(世界市场扩大化)对落后国家具有双重影响，因此，坚持以积极的态度主动参与和利用经济全球化，不断推进本国现代化发展进程，同时以审慎的态度防范风险，应对挑战，避免沦为西方发达国家的附庸，是落后国家对待经济全球化的正确选择。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双重影响的分析，为我们观察和说明当代经济全球化问题提供了思想武器。

3、落后国家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可以跨越资本主义发展阶段

马克思在1881年3月给俄国女革命家查苏利奇的复信中，将资本主义生产起源的“‘历史必然性’明确地限于西欧各国”在他看来，落后国家是否一定要经过资本主义阶段才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一切都取决于它所处的历史环境”。由于俄国的国情明显不同于西欧各同，因此不能将西欧的资本主义发展模式不加分析地套用在俄国。如果俄国能够发挥历史赋予的有利条件，它“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把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肯定的成就用到公社中来”。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这条道路“不仅适用于俄国，而且适用于处在资本主义以前的阶段的一切国家”。列宁在十月革命胜利后对这个问题作了新的阐发。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针对“落后民族的国民经济必然要经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这种说法究竟对不对”这个热点问题，列宁代表民族和殖民地问题委员会明确指出：“我们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否定的”。。他要求共产国际不仅应该指出而且还应该从理论上说明，在先进国家无产阶级的帮助下，落后国家可以不经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而过渡到苏维埃制度，然后经过一定的发展阶段过渡到共产主义。

落后国家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可以跨越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这一思想具有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的意义。跨越资本主义这条发展道路虽然具有特殊性，但是这种特殊性并不违背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因为“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不仅丝毫不排斥个别发展阶段在发展的形式或顺序上表现出特殊性，反而是以此为前提的”。同时，在世界历史条件下，跨越资本主义这条发展道路虽属特殊但并非个别，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普遍性。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中国等一批落后国家在二战后相继走上社会主义道路，跨越了资本主义发达阶段或充分发展阶段。

4、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必须充分吸收西方资本主义的积极成果

马克思的“跨越论”指出，俄国之所以有可能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关键的原因就在于它和资本主义生产所统治的世界市场联系在一起，可以把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肯定的成就用到公社中来。列宁在领导苏俄经济建设的过程中深刻地认识到，弥补苏俄建设社会主义先天不足的必要的也是可行的办法，就在于向西方国家学习技术和管理经验。“社会主义能否实现，就取决于我们把苏维埃政权和苏维埃管理组织同资本主义最新的进步的东西结合得好坏。”列宁还提出了一个著名的公式：“苏维埃政权+普鲁士的铁路秩序十美国的技术和托拉斯组织+美国的国民教育等等等等++=总和：社会主义”。

可见，在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必须充分吸收资本主义的一切肯定成果，这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一贯思想，也是我们必须长期坚持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邓小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这一原理作了新的阐发。他说，我们是在落后的条件F搞社会主义，“要向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经营管理方法以及其他一切对我们有益的知识和文化”。。“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

“跨越论”是针对俄国当时的社会发展实际提出来的，其中一些具体论断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正确的。然而，在历史条件发生变化的情况下，如何看待“跨越论”的这些具体论断，需要我们结合新的历史条件进行新的思考。此外，从俄国、中国等落后国家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实践来看，人们遇到了马克思、恩格斯所不曾设想和遇到的新问题。探索和解决这些新的问题，要求人们必须结合新的实际对“跨越论”加以丰富发展。在这方面，列宁、、邓小平等马克思主义者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典范。

1、关于农村公社是俄国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起点

在马克思看来，土地公有制赋予农村公社以集体占有的自然基础。因此，他在给查苏利奇的复信稿中指出，如果以公有制为基础的农村公社“在现在的形式下事先被引导到正常状态，那它就能直接变成现代社会所趋向的那种经济体系的出发点，不必自杀就能获得新的生命”。马克思、恩格斯在为《共产党宣言》1882年俄文版合写的序言当中，进一步将农村公社土地公有制视为俄国“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

假如俄国当时能够抓住历史的机遇，马克思、恩格斯的上述分析确有可能变为现实。然而，俄国当时并未能抓住机遇，它在19世纪末进一步朝着资本主义方向发展，农村公社电进一步遭到破坏。到20世纪初期，虽然资本主义在俄国发展时间不长，但是，俄国已经成为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在世界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和俄国卷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条件下，列宁突破了马克思关于俄国跨越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起点的思想，将马克思关于俄国农村公社能否跨越资本主义的思考，转变为对落后的资本主义俄国能否跨越资本主义发达阶段的思考，领导俄国人民夺取十月革命的胜利，开创出一条不发达国家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新路。

中国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标志着中国由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状态进入到社会主义社会。跨越了资本主义充分发展阶段。这无疑也突破了“跨越论”关于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起点条件的具体论断。

由此可见，马克思、恩格斯将农村公社(特别是它的土地公有制)当作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起点，是在俄国资本主义发展刚刚起步、农村公社在俄国普遍存在的情况下所作的一种判断。俄国、中国分别在不发达的资本主义、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基础上取得革命胜利，走的是跨越式的社会发展道路，但是跨越的起点条件同“跨越论”的设想相比有了很大变化。

2、关于西欧无产阶级革命是俄国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必要条件

马克思、恩格斯虽然肯定俄国有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可能，但他们明确反对民粹派理论家特卡乔夫等人宣扬的“落后优势论”。认为俄国农村公社封闭、落后，单靠其自身力量是不能走向社会主义的。恩格斯还进一步指出，西欧的无产阶级革命是俄国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第一个条件”。在《共产党宣言》1882年序言中，马克思、恩格斯还将这一条件概括为俄国革命“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而双方互相补充”。这一思想实际上是马克思、恩格斯“共同胜利论”的特殊表现。

一战爆发后，资本主义不发达的俄国被卷入帝国主义体系并成为当时矛盾的焦点。在西方无产阶级革命没有发生的情况下，列宁提出了“一国胜利论”，并以此为指导，充分利用特殊的革命形势，顺应历史发展的要求，将俄国广大人民群众争取“和平、土地、面包”的斗争巧妙地引向了社会主义革命。十月革命的胜利，表明列宁突破了马克思“跨越论”关于俄国革命和西方无产阶级同时发生并互为补充的“共同胜利论”。中国等落后国家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进一步表明，这些国家的革命已经成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在有利的革命形势和革命条件基本成熟的情况下。即使西方无产阶级革命没有发生，只要有马克思主义政党正确而坚强的领导，这些落后国家的革命也是能够取得胜利的。就此而言，我们应该对马克思、恩格斯在“跨越论”中的有关具体论断作新的考量。

3、关于落后国家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后所处的社会发展阶段

马克思、恩格斯在“跨越论”中指出，俄国一旦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它将进入共产主义新社会。但是，它怎样进入新社会，进入的新社会处于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的哪一个阶段，他们并没有具体论述。根据马克思、恩格斯的其他有关论述和他们在“跨越论”中所规定的实现跨越的必要条件来判断，实现。跨越之后建立的新社会应该是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所规定的“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进入新社会的方式是“直接过渡到高级的共产主义的公共占有形式”。很显然，无论是俄国还是中国都不具备这种条件。但是，社会主义各国过去对此认识不够清楚，长时期犯了超越社会历史阶段的错误。

我们党在认真总结经验、反思历史的基础上，依据我国社会生产力不发达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已经确立的实际，作出了“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还是处于初级阶段”的科学判断。党的十三大召开以前，邓小平就多次强调指出：“现在虽说我们也在搞社会主义，但事实上不够格。”“社会主义本身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我们中国又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的阶段。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根据这个实际来制订规划。党的十三大以此为立论基础，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进行了系统论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表明：我国社会已经是社会主义社会，我们必须坚持而不能离开社会主义；我国的社会主义社会还处在初级阶段，生产力水平远远落后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这就决定了我们必须经历一个很长的初级阶段，去实现别的国家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实现的工业化和生产的商品化、社会化、现代化。”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对当代中国社会的性质作了科学定位，为我们党根据基本国情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提供了理论根据，为当代中国社会历史发展设定了正确的路标；同时，也为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正确认识自己所处的历史阶段提供了参考。它解答了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实现社会特殊跨越以后处于何种历史阶段的问题，以新的结论丰富和发展了“跨越论”。

跨越论范文篇9

【摘要】本文针对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存在的规模不大、科技含量低、农企利益联结机制不完善等问题，进行了全面、系统的分析，提出为加速推进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的发展，不仅要充分挖掘内部条件，还要积极创造内部条件，实施五“跨越”、五“加强”。

【关键词】农业产业化现状原因对策

一、引言

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是指以农产品生产、加工、流通和农业服务为主，与农民有机结合，形成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联结机制，并能够带动农业发展商品生产的企业。建设一批具有竞争力的生产加工企业、有相当规模的流通组织批发市场以及有一定影响的各类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是农业产业化经营链条中的关键环节，也是提高我国农产品国际竞争力的客观要求。为加快发展步伐、推进农业产业化的发展，本文对灵乡镇、陈贵镇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进行了专项调查和实地研究。

二、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原因

1、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

农业龙头企业的培育是推进农业产业化的关键。近几年来，在政府对农业产业化工作的大力指导和政策扶持下，在“龙头带动战略”的实施下，龙头企业逐步发展壮大。通过调查发现，仍存在以下几点问题。

（1）龙头企业规模不大、带动性不强。一是大多数龙头企业处于起步阶段，工作手段原始，生产规模不大，效益不明显。如灵溪公司年销售额不足一千万，虽然产品畅销省内外，但生产量不足，常常出现断货现象。二是几家较大的龙头企业消耗的农产品绝大部分来自于外地，很难带动本地农产品的生产。

（2）龙头企业科技含量低、市场竞争乏力。企业自主技术创新能力弱，加工水平和科技装备与同等行业先进水平比有较大差距。另外，企业的品牌效应不强，无公害农产品牌很少。

（3）农企利益联结机制不完善、产销脱节。多数龙头企业与农户还没有真正形成“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利益联结机制，企业与农户之间是一种简单松散的买卖关系。因缺乏履约保障机制，企业与农民签订的合同常常成为废纸，从而会出现价高时农民直接向市场出售和价低时企业压级压价的现象。

2、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问题产生的主要原因

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存在的问题是多方面的，本文主要用矛盾分析法系统分析了其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1）内部因素。主要表现为企业的内部发展机制不够畅通和完善。一是思想观念落伍。长期以来，由于受矿铁资源型经济的影响，人们一直把农业视为一项弱势低利产业，投入很少。据调查显示，人们对资金、劳动力的投入占了很大比重，农民文化素质普遍低下，且年龄趋向老龄化，大部分农民还经营着“生活农业”，仅满足于饱肚子。从龙头企业的角度看，在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特别是龙头企业建设中，还存在规模小、档次低、经营机制落后、开拓市场意识差、不注重人才和科技的开发等问题。

二是资源配置效率低。由于该地区的种植业结构、品种和质量与龙头企业之间的需求还存在一定的差距，分散生产与集中加工的矛盾突出，区域优势发挥不充分，从而产生了一些问题。另外，企业加工能力效应没有充分发挥，存在粗加工企业较多、深加工企业较少、产业链短、效益不高等问题。

三是企业发展存在制度缺憾。企业龙型功能不完善。如“公司+农户”的原始组织形式已经与企业的发展壮大不相适应，农户和公司各自的违约事件也频频发生。同时企业内部运行机制不健全。由于龙头企业在产权上划分不清、企业内部激励约束机制还不完善等因素，阻碍了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形成。

四是企业发展缺乏畅通融资渠道。目前大部分龙头企业要边生产边购置先进设备等进行技术改造，还要不断投入资金，加强和扩大原料基地的建设以实现标准化生产，而产品销售收入的回收又呈现分散性和长期性特点。因此，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在资金需求上比其他类型企业更迫切、更短缺，而事实上中小型龙头企业在争取银行贷款方面的难度非常大。通过调查发现，企业吸引民间投资的能力弱、企业获取资金渠道少、金融系统支持力度不够，这些都制约了龙头企业的基地建设，影响了整个农业产业化经营的进程。

五是农产品及其加工产品质量安全检验监测体系不健全。目前农产品加工的标准体系、检测体系、食品安全体系、质量认证体系都很少适应农产品加工业发展的较高要求，认证率较低，品牌效应不好，从而严重影响了农产品加工的销售市场竞争力。

（2）外部因素。主要表现为企业发展环境不够宽松。从政治环境来看，涉农部门指导力度不够。涉农部门虽然为农业基地提供了市场信息，技术培训等服务，但由于受旧的计划经济体制影响，要求农民种什么、弄什么的多，而指导农民怎样加工、怎样进入市场的却少。另外，缺乏切身的指导，真正深入基层指导农民生产实践的并不多。从经济环境上看，企业发展缺乏优良的市场环境，竞争压力大、发展空间受限。目前国家高度重视“三农”问题，各省、市、区都在大搞农业产业化，国内同类企业间的竞争异常激烈，国际市场环境壁垒重。我国加入WTO后虽然对一些龙头企业出口产品有利，但国际农产品贸易中除固有的高关税壁垒外，技术壁垒、反倾销“舆论壁垒”等新型“绿色”壁垒都呈上升趋势，这对中小型龙头企业的发展十分不利。从社会环境上看，社会化服务体系不完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在组织建设、运行机制和服务功能上还不够完善，发展相对滞后。农户与龙头企业、龙头公司和中介组织之间关系松散，还未形成规范、完善的技术服务体系。

三、加快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发展的对策与建议

为加速推进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的发展，既要充分挖掘内部条件，也要积极创造外部环境。

1、从内部发展机制上，实施五个“跨越”

（1）创新发展理念，实现指导思想上的跨越。一般意义上讲，农业产业化需要龙头企业、生产基地、广大农户以及这三者之间的有机结合。发展龙头企业不仅是农业部门的事，而且各有关部门也要把支持产业化经营作为自己的责任。根据灵乡镇的实际情况，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重点考虑。一是调整产业结构、提升传统产业，做到思想到位、政策到位、资金到位、服务到位。二是要把发展龙头企业的重点放在鼓励农产品加工项目上，有重点地进行技术改造，提高产品质量和档次。三是把基地浓缩成园区。要在主导产业发展的中心地带，集中技术、人才、资金等各种要素，建成一批高标准的科技园区。四是用工业理念来指导农业生产，逐步完成以原材料产品结构为主导向以加工产品为主导的过渡，实现标准化生产、全程化监控。

（2）强化扶持保障，实现工作力度上的跨越。重点倾斜，提供财政金融支持。要积极争取国家财政的国债资金和财政补给等其他涉农专项资金的支持；政府和有关部门要积极协调龙头企业与金融系统关系，为龙头企业争取到更多的低息贷款或正常贷款；龙头企业自身应该积极吸收各类社会资金。另外，加快建立推进农业专业化的投资融资新机制，建立“企业和农户投入为主体，社会投入为补充，政府投入为导向”的投资新机制，加大招商引资力度，最大限度地吸收外项资金。

（3）采取多种对策，盘大盘活盘强龙头企业上的跨越。要做大做强一批龙头企业，应针对不同企业、不同产业采取不同的对策。对有影响的企业要一企一策；对有基础的企业要进行改造，采取兼并重组、强强联合等手段，使之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现代企业；对有潜力的项目要招商引资；对现在有基础、无龙头企业，要围绕产业的纵向配套和横向延伸进行项目创新，延长产业链，制定优惠政策，创造宽松环境，把民营资本、工商资本等吸引到农业产业化经营中来。转（4）处理好利益关系，实现利益连接机制上的跨越。企业与农户的关系是一个利益机制分配问题，要处理好利益关系需建立三个有效机制。即建立利益分享机制，真正实现利益共享，农户与企业连体又连心；建立风险补偿机制，产业化组织要建立风险基金，以补偿市场所造成的农户减收和企业亏损；建立法律保障机制，以保证合同顺利履行。

（5）推进科技创新，实现发展动力上的跨越。要实现农业产业化新的跨越，必须加速科技创新步伐，改造传统落后的生产工艺和生产手段。实行产、学、研一体化，积极鼓励企业与大专院校、科研等单位合作，共同研发新技术、新产品。加强科技培训和推广体系建设，稳定现有农技推广队伍，扶持集体、民办等科技服务组织，实行多元化发展，加强农民科技素质教育，造就一批适应农业产业化要求的、有知识的、有技术的农民和农业工人。加大科技研发力度，充分利用农副产品，推进产业化的科技进步。

2、从外部环境条件上，搞好五个“加强”

（1）加强改进农业领导方式和工作。建立一个相应明确的组织协调机构，统一负责规划、指挥、监督、管理和服务。对龙头企业的建设和发展工作，需各级主要领导亲自抓，分管领导具体抓，有关部门协助抓，形成上下抓龙头企业的合力。镇党委、镇政府对龙头企业建设情况应每年定期组织专项检查进行总结评比。充分尊重广大基层干部群众的首创精神，不断探索发现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新途径。

（2）加强市场建设和管理。逐步形成以批发市场为龙头、专业市场为骨干、农贸市场为基础的农产品市场体系。抓好市场网络建设，规划发展市场中介服务组织，壮大经纪人队伍，拓展农产品销售渠道，为龙头企业营造良好的市场环境。

（3）加强农技部门搞好科技服务。为产业化经营提供优良产品，帮助龙头企业提高科技创新能力；要加强农业科技队伍建设，充分发挥他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4）加强原料基地建设。为保证原料来源，不仅要引导龙头企业不断完善生产、加工、流通、仓储等各种设施，提高产品档次，增强竞争力，还要安排农业产业化建设专用资金，切实加大对龙头企业的投入。

（5）加强对农业结构的优化和调整。提高农产品质量，推动企业进一步发展，需继续加强调整和优化农业结构，全面实施科教兴农战略，推进农业标准化建设和加快无公害农产品生产步伐，提高农产品整体质量，夯实农业龙头企业的产业基础。

【参考文献】

[1]刘斌、张兆刚、霍功：中国三农问题报告[M].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2004.

[2]梁荣：农业产业化的顺应和推进[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9.

[3]大冶市灵乡政府信息网

[4]郭红东：农业龙头企业与农户订单安排及履约机制研究[M].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05.

跨越论范文篇10

(一)跨越式发展的含义

跨越式发展是指在一定历史条件下落后者对先行者走过的某个发展阶段的超常规的赶超行为，尤指落后国家或地区在特定条件下，为快速缩小与发达国家或地区的差距，直接借鉴和吸收先进经验和优秀成果，通过不平衡推进和超常规增长，实现经济发展水平整体跃升的一种发展方式和发展过程。

(二)实现跨越式发展的理论依据

发展经济学对跨越式发展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主要包括：不平衡增长理论、后发优势理论、经济起飞理论和新经济增长理论。

1.不平衡增长理论

美国经济学家赫希曼认为，经济增长过程是不平衡的，经济部门或产业的发展也是不平衡的，关联效应和资源优化配置效应是选择优先发展部门的主要依据，应集中有限的资源和资本，优先发展少数主导部门，尤其是直接生产性活动部门。凡有关联效应的产业，不管是前向联系还是后向联系，都能通过该产业的扩张和优先增长，逐步扩大对其他相关产业的投资，带动后向联系部门、前向联系部门和整个产业部门的发展，从而在总体上实现经济增长。关联效应指各个产业部门中客观存在的相互影响、相互依存的关联度，并可用该产业产品的需求价格弹性和收入弹性来度量。

2.后发优势理论

美国经济学家格申克龙认为，工业化进程的后来者具有先行者所不具有的后发优势：一是后发者可以借鉴先行者的成功经验，从而避免走不必要的弯路；二是后发者可以吸收和引进先行者的科技成果，实现跳跃式技术进步，由于后起国家可以直接吸收和引进先进国家的技术，因而其技术成本要比最初开发的国家低得多；三是后发者在劳动力成本上具有比较优势，可以吸引先行者的资本和技术移人，有利于克服要素瓶颈；四是后发者对摆脱经济落后和寻求工业化发展有强烈的责任感和紧迫感，从而激发寻求发展的努力和创造力。这些后发优势最终可以促成后起国家工业化的成功。

3.经济起飞理论

美国经济学家罗斯托认为，某个社会、国家和地区可以通过采用新的科技成果实现经济的突进式发展，从而推动其经济社会迅速进步。

4.新经济增长理论

美国经济学家戴维·罗默认为，落后国家能否追上先进国家主要取决于三个因素：一是储蓄率的高低，储蓄率高，经济增长速度就快；二是经济开放度的大小，国际资本的快速流动将加快落后国家的追赶步伐；三是技术扩散的快慢，技术领先国和技术引进国之间的技术水平差距越大，新技术引进和被模仿的产业项目的收益率就越高，技术引进国的经济规模越大，所引进的项目的收益或外溢效应也就越大。

(三)保险业跨越式发展的含义

保险业跨越发展是指保险业发展水平的整体跃升，表现为一系列保险业发展指标的迅速提高。中国保监会吴定富主席对保险业的跨越式发展进行了概括：一是保险业保持较快的发展速度，包括保费、资产、投资收益等指标的快速增加；二是保险产品和服务的创新，通过积极有效的产品和服务创新，全面提高行业的竞争力；三是服务经济社会能力的提高，不断满足构建和谐社会的要求。

(四)保险业发展的“S”型特征

瑞土再保险公司经济研究与咨询中心资料表明，经济的发展呈现显著的“S”型特征，当人均GDP突破某一临界值后，经济将进入消费结构升级、金融服务业快速增长的阶段。国际保险业发展的经验证明，保险业的发展同样呈现显著的“S”型发展特征，即当一国或地区人均GDP处于1000美元以下较低水平时，该国或地区保险业发展缓慢，但当人均GDP达到3000美元后，保险业将呈现出加速增长的态势。

(五)保险业跨越式发展的国际经验

保险业的跨越式发展已经积累了众多的国际经验，1998年-2005年间，新兴保险市场保险业呈现跨越式发展趋势，进入了一个跨越式发展时期，保费增速超过GDP增速1倍以上，其中寿险保费增速几乎是GDP增速的3倍；同时也明显地超过工业化国家的保费增长，大致是工业化国家保费增长的2倍以上。2005年，新兴保险市场保险业的保费收入为4270亿美元，增长率为7%，而2005年工业化国家保费收入的增长率只有1.9%，远低于同期新兴市场国家保险业的增长速度。

二、中国保险业实现跨越式发展的条件分析

跨越式发展理论研究表明：跨越式发展可以出现在一个国家或地区，亦可出现在一个行业，更多的是出现在某个地区的某个行业，同时实现跨越式发展需要具备相应的条件。下面结合中国保险业实现跨越式发展的条件进行分析。

(一)经济发展达到一定水平

保险需求受投保人的保险意识影响，保险意识决定了保险消费的动机，只有当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才能将大量公众的保险意识形成保险需求，最终实现跨越式发展，因此经济发展水平是保险业实现跨越式增长的重要前提。国际经验表明，要实现跨越式发展，必须具备经济发展的客观条件，即人均GDP至少达到2000美元以上，当人均GDP在2000—10000美元时，保费收入会比经济的增长速度快1-2倍。加人世贸组织以来，中国经济进入景气周期，GDP增长率由8.3%升至10.2%，2006年中国经济总量已经排名世界第四，人均GDP亦超过1900美元，整体进入了钱纳里(1982)工业化的中级阶段，沿海发达地区人均GDP达到了近3000美元，进入了钱纳里(1982)工业化高级阶段。深圳市的人均GDP已经超过8000美元，完全具备了跨越式发展所需的经济水平。

(二)政策环境的长期稳定

加入世贸组织5年来，特别是2006年国家一系列重大政策陆续出台，极大地改善了保险业发展的环境，保险业正处于历史上最好时期。2006年3月份颁布的国家“十一五”规划，是历次国家规划中涉及保险内容最丰富、定位最明确和政策指导性最强的一次；2006年6月份国务院《关于保险业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的文件出台，预示着中国保险业改革发展迎来了历史性的机遇，明确了保险业改革发展的方向，解决了保险业发展的相关重大政策问题；2006年9月份保监会颁布的行业“十一五”规划，提出了保险业未来五年发展的主要目标和任务。

(三)各类资本的积极进入

保险是典型的资本密集型行业，大量国家、民间和国际资本等金融资本的进入，是保险业实现跨越式增长的必要条件。国家资本主要以公共资本的形式集中于公共经济领域，是行业的主导力量；民间资本作为行业的新生力量，起到了积极的补充；国际资本的进入，引进了新的保险理念、保险方法和保险资本运作模式，带动保险需求的上升。民间资本和国际资本的进入获得了后发优势，使保险业与其它金融业的融合速度加快，为形成具有强大竞争力的保险企业创造了契机，为保险业的跨越式发展提供了必要的条件。

(四)实施区域差异化的保险监管

西方国家的保险监管模式概括为四个趋势：从市场行为监管向偿付能力监管转变、从机构监管向功能监管转变、从分业监管向混业监管转变、从严格监管向松散监管转变。中国对保险业进行较严格的监管，随着保险业逐步走向成熟，监管更注重以风险为核心、公司治理为主、偿付能力为目标的动态监管模式。为适应实现中国保险业跨越式的发展，要依据各区域的差别性和保险市场化的程度，实施区域差异化的保险监管。

(五)发达地区率先突破

中国是一个经济发展极不平衡的国家，区域经济的差异性决定了保险业发展区域性特点和明显的区域差异性。东部沿海与中西部地区之间，城镇与农村之间在经济发展水平上存在很大差异，与之相应，保险业发展也呈现出显著的东部、中部、西部梯次递减，城镇与农村差异巨大的特征。2006年东部地区保费收入3493.59亿元，占全国总保费的61.93%；中部地区保费收入为1212.54亿元，占全国总保费的21.49%；西部地区保费收入为918.78亿元，占全国总保费的16.29%。不平衡发展理论要求部分地区率先发展，因此要选择东部地区进行跨越式的发展。

[摘要]根据经济跨越式发展理论特别是经济发展不平衡理论，实现跨越式发展需要在局部有条件地区或行业首先突破。中国保监会和深圳市政府在新的历史时期，站在政治的高度，从经济发展的角度，实施建设深圳保险创新试验区的重大举措，这是中国保险业落实科学发展观、实现又好又快发展，服务构建和谐社会的具体体现。深圳保险创新试验区的实践证明，中国保险业实现跨越式发展需要具备经济发展达到一定水平，政策环境长期稳定，各类资本积极进入，实施区域差异化保险监管，发达地区率先突破等相应条件。必须以产品创新为核心，强化保险的社会管理功能；以服务创新为核心，强化保险的经济补偿功能；以资金运用创新为核心，强化保险的资金融通功能。

[关键词]跨越式发展；保险创新试验区；产品创新；服务创新；资金运用创新

一、跨越式发展理论

(一)跨越式发展的含义

跨越式发展是指在一定历史条件下落后者对先行者走过的某个发展阶段的超常规的赶超行为，尤指落后国家或地区在特定条件下，为快速缩小与发达国家或地区的差距，直接借鉴和吸收先进经验和优秀成果，通过不平衡推进和超常规增长，实现经济发展水平整体跃升的一种发展方式和发展过程。

(二)实现跨越式发展的理论依据

发展经济学对跨越式发展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主要包括：不平衡增长理论、后发优势理论、经济起飞理论和新经济增长理论。

1.不平衡增长理论

美国经济学家赫希曼认为，经济增长过程是不平衡的，经济部门或产业的发展也是不平衡的，关联效应和资源优化配置效应是选择优先发展部门的主要依据，应集中有限的资源和资本，优先发展少数主导部门，尤其是直接生产性活动部门。凡有关联效应的产业，不管是前向联系还是后向联系，都能通过该产业的扩张和优先增长，逐步扩大对其他相关产业的投资，带动后向联系部门、前向联系部门和整个产业部门的发展，从而在总体上实现经济增长。关联效应指各个产业部门中客观存在的相互影响、相互依存的关联度，并可用该产业产品的需求价格弹性和收入弹性来度量。

2.后发优势理论

美国经济学家格申克龙认为，工业化进程的后来者具有先行者所不具有的后发优势：一是后发者可以借鉴先行者的成功经验，从而避免走不必要的弯路；二是后发者可以吸收和引进先行者的科技成果，实现跳跃式技术进步，由于后起国家可以直接吸收和引进先进国家的技术，因而其技术成本要比最初开发的国家低得多；三是后发者在劳动力成本上具有比较优势，可以吸引先行者的资本和技术移人，有利于克服要素瓶颈；四是后发者对摆脱经济落后和寻求工业化发展有强烈的责任感和紧迫感，从而激发寻求发展的努力和创造力。这些后发优势最终可以促成后起国家工业化的成功。

3.经济起飞理论

美国经济学家罗斯托认为，某个社会、国家和地区可以通过采用新的科技成果实现经济的突进式发展，从而推动其经济社会迅速进步。

4.新经济增长理论

美国经济学家戴维·罗默认为，落后国家能否追上先进国家主要取决于三个因素：一是储蓄率的高低，储蓄率高，经济增长速度就快；二是经济开放度的大小，国际资本的快速流动将加快落后国家的追赶步伐；三是技术扩散的快慢，技术领先国和技术引进国之间的技术水平差距越大，新技术引进和被模仿的产业项目的收益率就越高，技术引进国的经济规模越大，所引进的项目的收益或外溢效应也就越大。

(三)保险业跨越式发展的含义

保险业跨越发展是指保险业发展水平的整体跃升，表现为一系列保险业发展指标的迅速提高。中国保监会吴定富主席对保险业的跨越式发展进行了概括：一是保险业保持较快的发展速度，包括保费、资产、投资收益等指标的快速增加；二是保险产品和服务的创新，通过积极有效的产品和服务创新，全面提高行业的竞争力；三是服务经济社会能力的提高，不断满足构建和谐社会的要求。

(四)保险业发展的“S”型特征

瑞土再保险公司经济研究与咨询中心资料表明，经济的发展呈现显著的“S”型特征，当人均GDP突破某一临界值后，经济将进入消费结构升级、金融服务业快速增长的阶段。国际保险业发展的经验证明，保险业的发展同样呈现显著的“S”型发展特征，即当一国或地区人均GDP处于1000美元以下较低水平时，该国或地区保险业发展缓慢，但当人均GDP达到3000美元后，保险业将呈现出加速增长的态势。

(五)保险业跨越式发展的国际经验

保险业的跨越式发展已经积累了众多的国际经验，1998年-2005年间，新兴保险市场保险业呈现跨越式发展趋势，进入了一个跨越式发展时期，保费增速超过GDP增速1倍以上，其中寿险保费增速几乎是GDP增速的3倍；同时也明显地超过工业化国家的保费增长，大致是工业化国家保费增长的2倍以上。2005年，新兴保险市场保险业的保费收入为4270亿美元，增长率为7%，而2005年工业化国家保费收入的增长率只有1.9%，远低于同期新兴市场国家保险业的增长速度。

二、中国保险业实现跨越式发展的条件分析

跨越式发展理论研究表明：跨越式发展可以出现在一个国家或地区，亦可出现在一个行业，更多的是出现在某个地区的某个行业，同时实现跨越式发展需要具备相应的条件。下面结合中国保险业实现跨越式发展的条件进行分析。

(一)经济发展达到一定水平

保险需求受投保人的保险意识影响，保险意识决定了保险消费的动机，只有当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才能将大量公众的保险意识形成保险需求，最终实现跨越式发展，因此经济发展水平是保险业实现跨越式增长的重要前提。国际经验表明，要实现跨越式发展，必须具备经济发展的客观条件，即人均GDP至少达到2000美元以上，当人均GDP在2000—10000美元时，保费收入会比经济的增长速度快1-2倍。加人世贸组织以来，中国经济进入景气周期，GDP增长率由8.3%升至10.2%，2006年中国经济总量已经排名世界第四，人均GDP亦超过1900美元，整体进入了钱纳里(1982)工业化的中级阶段，沿海发达地区人均GDP达到了近3000美元，进入了钱纳里(1982)工业化高级阶段。深圳市的人均GDP已经超过8000美元，完全具备了跨越式发展所需的经济水平。

(二)政策环境的长期稳定

加入世贸组织5年来，特别是2006年国家一系列重大政策陆续出台，极大地改善了保险业发展的环境，保险业正处于历史上最好时期。2006年3月份颁布的国家“十一五”规划，是历次国家规划中涉及保险内容最丰富、定位最明确和政策指导性最强的一次；2006年6月份国务院《关于保险业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的文件出台，预示着中国保险业改革发展迎来了历史性的机遇，明确了保险业改革发展的方向，解决了保险业发展的相关重大政策问题；2006年9月份保监会颁布的行业“十一五”规划，提出了保险业未来五年发展的主要目标和任务。

(三)各类资本的积极进入

保险是典型的资本密集型行业，大量国家、民间和国际资本等金融资本的进入，是保险业实现跨越式增长的必要条件。国家资本主要以公共资本的形式集中于公共经济领域，是行业的主导力量；民间资本作为行业的新生力量，起到了积极的补充；国际资本的进入，引进了新的保险理念、保险方法和保险资本运作模式，带动保险需求的上升。民间资本和国际资本的进入获得了后发优势，使保险业与其它金融业的融合速度加快，为形成具有强大竞争力的保险企业创造了契机，为保险业的跨越式发展提供了必要的条件。

(四)实施区域差异化的保险监管

西方国家的保险监管模式概括为四个趋势：从市场行为监管向偿付能力监管转变、从机构监管向功能监管转变、从分业监管向混业监管转变、从严格监管向松散监管转变。中国对保险业进行较严格的监管，随着保险业逐步走向成熟，监管更注重以风险为核心、公司治理为主、偿付能力为目标的动态监管模式。为适应实现中国保险业跨越式的发展，要依据各区域的差别性和保险市场化的程度，实施区域差异化的保险监管。

(五)发达地区率先突破

中国是一个经济发展极不平衡的国家，区域经济的差异性决定了保险业发展区域性特点和明显的区域差异性。东部沿海与中西部地区之间，城镇与农村之间在经济发展水平上存在很大差异，与之相应，保险业发展也呈现出显著的东部、中部、西部梯次递减，城镇与农村差异巨大的特征。2006年东部地区保费收入3493.59亿元，占全国总保费的61.93%；中部地区保费收入为1212.54亿元，占全国总保费的21.49%；西部地区保费收入为918.78亿元，占全国总保费的16.29%。不平衡发展理论要求部分地区率先发展，因此要选择东部地区进行跨越式的发展。

三、中国保险业实现跨越式发展的战略

(一)影响保险业跨越式发展的主要因素分析

本文以深圳地区为例，以Eviews3.1为工具对影响保险业跨越式发展的主要因素进行回归分析，具体计算过程略。

1.GDP、人均GDP因素

回归结果表明，深圳市保险业的发展水平和深圳市经济实力有较强的正相关。其中，人均GDP每增长1%，保费收入会有1.5%的增长；CDP每增长1%，保费收入会有0.94%的增长，保费收入增长可以实现人均GDP增长速度1.5倍的超速增长。

2.贷款余额因素

回归结果表明，深圳保险业的发展与金融业的发展正相关，金融业每增长1%，深圳保险业只能增长0.75%，深圳保险业的发展落后于金融业的发展，深圳金融业对保险业的拉动作用并不很强。

3.人口因素

回归结果表明，深圳保险业的发展与户籍人口呈正相关，户籍人口每增长1%，保费收入增长3%，即户籍人口对深圳保险业有3倍的拉动作用。暂住人口则表现出较强的不确定性，呈负相关，而且负相关很弱。

(二)跨越式发展的目标与实施步骤

借鉴国际经验，跨越式发展的战略目标分阶段组织实施。

1.近期阶段(2006年—2007年，建立五个平台)

深圳保险创新发展试验区近期的主要任务：完成试验区发展规划、出台系列相关政策法规、优化发展环境、规范市场秩序、鼓励保险企业开展创新，尽快使深圳成为全国保险改革、发展的创新基地和示范基地。完成组织平台建设、宣传平台建设、法制平台建设、创新平台建设、深港合作平台建设。

2.中期阶段(2008年—2010年，建设六个中心)

深圳保险创新发展试验区中期的主要任务：初步实现深圳保险业的跨越式发展，初步成为具有较强可持续创新能力的全国保险业创新发展示范区，完成保险技术和管理经验引进中心、保险产品研发中心、保险人才交流培训中心、保险资金运用中心、有特色的保险机构聚集中心、保险中介市场辐射中心建设。

3.远期阶段(2010年—2015年，实现一个看齐和一个接近)

深圳保险创新发展试验区远期的主要任务：在全国保险业领先，向国际成熟保险市场看齐，成为区域性国际保险中心城市，各项指标接近国际成熟市场的平均水平。

(三)跨越式发展的具体措施

利用良好的环境条件，不断进行重点方面的创新，推动三大功能的实现。

1.以产品创新为核心，强化保险的社会管理功能

产品创新是保险行业竞争的核心。应围绕国家宏观经济与产业政策的变化、经济结构、人口结构与消费特点，大力开展产品创新，体现产品的个性化与针对性，满足多样化的保险需求，形成以社会需求为导向的保险产品创新和社会危机管理体系，最大程度地提高整个社会的灾害和意外事故防范水平，增强社会应对和处置紧急突发事件的能力，保证社会经济的和谐发展，促进传统的以政府为中心的社会管理模式向现代的不同组织机构分工配合的社会管理模式转变，提高社会运转的效率。近年来，保险业推出的公众火灾安全责任险、律师责任险、董事及高管人员责任险以及针对非典和禽流感疫情的保险产品等，拓宽了保险服务领域，今后要继续采取市场运作、政策引导、政府推动、立法强制等方式，贴近市场贴近消费者，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开展产品创新，发展重点的险种，例如，通过发展责任保险，用商业手段解决责任赔偿等方面的法律纠纷，降低社会诉讼成本，提高解决纠纷的效率；通过在高危行业建立强制保险制度，提高生产安全管理水平，分担部分政府责任。

2.以服务创新为核心，强化保险的经济补偿功能

服务创新是市场经济发展对保险业的必然要求。近3年来，保险业累计赔款与给付近3000亿元，保障了国民经济平稳运行，推动保险的经济补偿功能。随着社会的发展。消费者对服务的要求越来越高，这就需要不断更新服务理念，增强服务意识，提高服务水平，通过服务为客户创造价值，与客户建立长期的双赢互惠关系。具有竞争优势的服务应该是个性化的、针对客户需求提供的，这就需要制定以提高客户满意度为导向的业务流程。目前，理赔服务中介化的模式，有效解决了以往理赔效率低，理赔标准随意、公正性差等突出问题，提高了保险业专业化经营水平。今后要继续充分利用市场机制，为客户提供全方位、多层次的高品质服务，推动服务标准化进程，努力提高差异化服务和高附加值水平；适应业务发展需求，引进客户关系管理(CRM)系统，提高信息共享水平，加快开发和技术升级；整合客户服务部门和流程，建立功能强大、技术先进的承保、理赔综合客户服务平台，实现客户服务工作的自动化，提供承保后续服务和报案后的跟踪服务。

3.以资金运用创新为核心，强化保险的资金融通功能

资金运用创新是保险业又快又好、做大做强、跨越式发展的新途径。从国际金融业的发展来看，保险资金运用是一种普遍的发展趋势。保险资金的有效运用，可以提高公司的盈利水平，保护投资者和投保人的利益，从而提高保险业的核心竞争力，特别在业务经营成本较高、利润较低的情况下，这种作用更为明显。保险资金直接进入资本市场，投资基础设施建设，参与国有商业银行的改制，有利于优化金融结构、防范金融风险，对于提高保险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渗透度和贡献度具有重要作用。

近年来，中国保险资金在有效管理和控制风险的前提下，直接投资资本市场的比例逐步提高，稳步扩大了资产证券化产品的规模和品种，增强保险业在全面对外开放条件下的竞争能力。目前，保险资金主动参与上市银行IPO的配售和申购，积极支持商业银行的改革和重组。保险公司投资中国银行、工商银行A股合计188.9亿元，H股125.1亿港元，分别占中国银行A股和H股的23.2%和5.8%，占工商银行A股和H股的30.5%和6.8%。中国人寿成功完成入股中行、工行、中信证券、广发银行、南方电网等一系列涉及几百亿元的资本运作，成为全球市值最大的上市寿险公司，总市值已突破6000亿港元。平安保险参股了国内10家银行，继通过旗下平安信托收购福建亚洲银行的控股股权(现更名为平安银行)后，完成收购深圳商业银行89.24%股权。

总之，保险业要把跨越式发展与发挥保险的三大功能有机融合，充分利用良好的外部环境和改革创新的有利政策，以更大的勇气、更大的魄力、更大的力度、更大的胆识，不断探索新路子，积累新经验，使保险业成为最为活跃的创新型行业。健全保险业市场准人机制，鼓励信誉和经营良好的国有大型企业投资保险业；支持保险机构参与商业银行改革及上市重组；支持具备条件的保险公司通过重组、并购等方式，发展成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保险控股(集团)公司；探索保险机构投资商业银行、基金公司和证券公司等金融机构。

[参考文献]

[1]吴定富.中国保险业发展蓝皮书[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6，3.

[2]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信息网http：//.

[3]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网站htt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