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国经济范文10篇

跨国经济范文篇1

一、中国经济发展需要进一步利用外资

改革开放初期，我们吸引跨国公司一个重要目标是获取资金，如今，中国的外汇储备已经超过2万亿美元，许多企业拥有充裕的自有资金，银行也拥有大量的贷款能力，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是否仍然需要通过与跨国公司合作来引进资金?

改革开放初期，我们引进跨国公司目的之一是为了引进和消化先进技术，现在我们不少工厂已经有了先进的技术设备，如今，中国企业致力于“自主创新”，获取“自主知识产权”，建立自己的技术标准，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是否仍然需要与跨国公司合作引进他们的技术?

改革开放初期，我们与跨国公司合作目的之一是为了学习现代企业管理。现在我们的银行市值超过所有世界著名跨国银行，我们已经有36家大企业名列《财富》杂志全球最大500家企业排名榜单，我们许多公司已经建立和完善了现代公司治理结构和企业集团管理结构，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是否仍然需要向跨国公司学习企业管理知识和经验?

一个被普遍接受的观点是“引进外资不是越多越好”。那么，我们不禁要思考，中国的经济发展究竟需要引进多少外资为好呢?不妨以美国为例，2007年，流入美国的外商直接投资额为2712亿美元，2008年为3161亿美元。论文百事通中国2008年吸纳外商直接投资达到三十多年来的高峰，是1083亿美元，也只是美国当年吸纳外资的三分之一。美国经济实力在全球堪称最强，仍然还在如此大规模吸引外资。美国通过引进巨额外资和大规模对外投资，实现了与全球经济的互动，实现了经济资源的优化，保持了经济发展的活力。

中国经济发展需要通过引进外资来引进中国经济发展所需要的资源。即使将来中国发展成为经济发达国家，也还需要像美国等发达国家那样继续大规模利用外资，通过引进外资优化资源配置，实现与全球经济互动发展(见表1)。

二、转变思路，调整利用外资的目标

进一步做好外资工作并不仅仅意味着扩大利用外资的总量，更重要的是必须提高利用外资的质量。三十年来，中国对外开放和利用外资的战略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总目标相适应，外国投资在经济发展的各个阶段都发挥了积极作用。三十年后的今天，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成为中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中心问题。当我们站在新起点上，面对新的形势和问题，应当考虑转变吸收和利用外资的思路，调整利用外资的目标。

我们可以从宏观、中观和微观经济三个层面探讨如何调整利用外资的目标。如同过去三十年一样，今后，外资在这三个层面都可以发挥积极作用，关键在于我们如何精准确定这个目标。

首先，在宏观经济层面上，应当把利用外资促进国民经济高速增长调整到促进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促进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目标上来。

许多跨国公司出于长远经营战略的考虑，很早就启动了节能减排、保护环境的发展策略，不仅自身生产制造绿色产品，而且带动当地企业建立绿色供应链。许多跨国公司在华投资的企业已经成为各地低碳经济的模范。只要我们引导得当，跨国公司完全可以在促进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促进中国建立环境友好、资源节约型经济发展方式等方面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

其次，在中观经济层面上，应当从利用外资促进中国产业发展壮大的目标调整到促进中国产业做强的目标上，并使之融入全球产业。

中国产业要进一步做强，首先必须进一步融入全球产业，吸纳整合全球产业资源。通过引进跨国公司投资实现参与全球产业的整合，通过鼓励中国企业“走出去”主动打造全球价值链也可以实现参与全球产业的整合。以往，我们主要通过引进外资参与全球产业的整合；今后我们在促进外国来华直接投资的工作中，应当更加注重吸引处于全球产业链高端的项目，如研发设计中心、市场营销中心、物流配送中心以及运营管理中心等。与此同时，积极推动中国企业“走出去”延伸和完善企业自身价值，打造全球产业链。

第三，在微观经济层面上，应当从利用外资促进中国现代企业硬件方面的成长调整到促进中国企业软竞争力的成长。

近年来，中国企业的竞争实力有了迅速的发展，但是从整体来看，中国企业还处在全球产业链的低端；中国企业硬件竞争实力有了长足的进步，但是在科技创新、全球化经营管理水平以及企业社会责任理念等软竞争力方面，与国际跨国公司相比还有不小的差距。通过吸纳外资企业并且与外资企业合作是中国企业提升软竞争力的一个捷径。我们可以从引进外资促进中国企业完善内部经营管理转变为促进中国企业完善整个价值链管理和建立全球网络管理。

三、借鉴成功经验,调整利用外资的方式

为了实现上述三个层面利用外资的目标，我们在引资工作方式上也需要调整。许多国家吸收外资的历史比中国长，在政策和措施方面有很多可资借鉴的经验和教训。近年来，我国许多地方在投资促进工作中也有很多创新的范例和成功的启示。我们认为以下几个方面的调整值得关注。

(一)引资对象：从主要是产业投资者到多种投资者

过去来华投资的外商多数是产业投资者。近年来，投资的外商类型呈现出多样化。例如，新加坡、纽约、东京以及伦敦等证券交易所纷纷前来吸引中国企业上市，通过海外公众投资者吸引外资，成为不少中国企业吸引外资的有效途径。此外，凯雷等一批世界著名私募股权基金也纷纷进入中国投资。这些财务投资、公众投资者和产业投资者在华投资有着各自的优势。而我们在吸引产业投资者投资方面有着比较多的经验，但是对吸引来自财务投资者或公众投资的投资还比较生疏。

(二)引资主体：从政府为主引资到企业为主引资

由于政府部门掌握土地以及相关的政策资源，政府常常充当着招商引资的主体角色。招商引资目标以及其他引资方式的变化，将使以政府为主的招商引资将转变为以企业为主的引资。尤其是随着并购方式投资、私募基金股权投资和海外上市公众投资等方式的发展，企业将成为引资的主体。

(三)引资方式：从主要以吸引绿地投资到多种方式引资

长期以来，绿地投资即新建企业是中国吸引外商投资的主要方式，我们对这种引资方式比较熟悉。随着中国企业和产业的迅速发展，中国出现了众多有价值和发展潜力的企业。跨国公司现在可以通过兼并和收购当地企业进入中国或进入中国某个行业。与此同时，中国许多产业都不同程度地出现了产能巨大而集中度高度分散的状况，因此，这些产业几乎毫无例外地面临着如何通过重组来做强的选择。这为通过并购、私募、上市等方式吸引外资提供了一个平台。

(四)引资手段：从主要靠政策引导到主要靠市场引导

过去引资的主要促进措施是政府颁布的优惠政策。近年来，专门针对外资企业的优惠政策随着内外资政策统一的推进越来越少。实际上，来华投资的外商看重的是中国迅速扩大的市场规模和相对低廉的人力资源。针对这一点，今后应当把完善市场管理体系，形成内外资平等竞争、相互促进的机制作为吸引外资的主要着力点。

四、外资在华企业是中国企业的有机组成部分

在经济体制改革和经营机制转换的关键时期，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不是要收缩外资规模、限制跨国公司的作用，而是要充分发挥跨国公司的积极作用，使跨国公司成为中国可持续发展的积极因素。

近年来出现的一些议论与发挥外资积极作用的思路相偏离。这些议论的基点在于把外资在华企业视为外国企业。例如，不少人批评外资并购境内企业，认为这是外商“恶意并购”，对当地龙头企业进行“斩首行动”，影响国家经济安全，呼吁抵制外资并购境内企业。

我们对近年来媒体报道过的22个外资并购境内企业的案例进行了调查和分析。结果表明，在这些案例中，没有一个真正影响了国家安全，也没有一个在其所在行业形成了垄断。从已发生的跨国公司并购境内企业案例可以看出，外资并购不仅没有影响经济安全，反而有助于产业集中提升产业竞争力。所以，应当鼓励外资以并购方式参与国内企业改组改造和兼并重组。

至于为什么对同一个案例会有相当不同的看法，我们认为其关键在于如何定位外资在华投资企业，即外资企业是否为中国企业。确认外资企业是否中国企业出现分歧的原因在于观察问题的视角和分析问题的理论框架不同。

1992年冷战结束以来，全球市场形成，跨国公司向全球公司转型，各国的民族产业向全球产业转变。全球市场、全球公司和全球产业的形成根本改变了世界经济发展的图景。各国经济、各国产业以及各国企业的发展的环境发生了根本变化。从传统的冷战结束前的视角看，跨国公司是发达国家经济侵略的工具；但是从经济全球化视角看，跨国公司正在转变成全球公司，这些公司的利益不仅在总部所在国，而且也在投资和经营所在国。全球产业已经把各国经济链接在一起，各国经济发展必须寻找互利共赢的模式。

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历史证明，外资企业、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各有其优势和劣势，他们之间积极的合作与竞争最有利于优势互补，最有利于中国企业整体发展；而形成一个不同所有制经济平等竞争、相互促进的格局，最有利于中国企业抵御金融危机，最有利于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我们在制定各项促进经济发展措施中，应当把跨国公司在华企业作为中国企业的一部分，纠正那些否定外资积极作用甚至排斥外资的错误认识和做法。

五、外资企业要把握机遇，融入中国可持续发展

要进一步发挥外资，特别是著名跨国公司的积极作用，首先需要政府部门调整引资的目标和方式，进一步完善投资环境外，同时，外资企业也需要调整公司在华经营战略，强化在华社会责任。

(一)认真研究在华经营存在的问题

一些跨国公司在中国发展缓慢、业绩平平。值得注意的是，与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相比，跨国公司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影响力在下降，在人们心目中受赞赏的程度也在下降。跨国公司需要回顾和总结在中国发展存在的问题，主要集中在发展战略、管理结构和承担责任三个方面。

首先，成功的跨国公司实行“全球化思维，本土化行动”。

本土化包括组装制造本土化、营销服务本土化和研发设计本土化等全价值链的本土化，还包括人才开发本土化。一些跨国公司在组装制造和营销服务本土化做得比较好，但是研发设计本土化滞后，导致他们在华的产品和服务不能动态地适应当地消费者需求，影响了竞争力。而人才开发本土化滞后则不利于调动当地员工的积极性，直接影响这些公司的经营业绩。

其次，一些跨国公司在华管理架构不适应中国市场的复杂局面。

中国市场规模巨大，且发展不平衡。跨国公司需要在中国设立地区总部。这个管理机构拥有相当大的临机处置权，能够协调各个事业部门在中国的业务。

第三，一些跨国公司对其在华应承担的责任意识比较薄弱。

与历史上的跨国公司不同，现代跨国公司需要承担包括经济、社会和环境在内的全面的责任，还需要承担既包括在本国，也包括在经营所在国的全球责任。特别重要的是，跨国公司还应当反对商业贿赂、承担合规的责任。在中国的跨国公司企业多数能够承担这些责任，但是也有一些企业在社会责任和环境责任方面有缺陷，还有一些在华企业违背基本道德操守，在经营中进行商业贿赂。随着中国现代商业文明的发展，跨国公司企业在责任方面出现问题不仅会严重影响企业声誉，也会影响到企业的正常经营。

通过分析以上问题，我们可以看出，跨国公司在华企业经营不善固然可能有企业外部环境的原因，但是企业自身原因肯定是第一位的。如果跨国公司能够从进入中国以来所取得的成功或者遭遇到的失利中准确总结出个中原因，那么这些公司就一定能够在中国未来的发展中找到自身的位置，实现自身的价值。

(二)准确把握中国未来经济社会变化趋势

近年来，一些跨国公司常常被中国媒体批评，也常常为政府部门出台的某些政策困扰，有些公司甚至担心中国在未来将排斥跨国公司。其实，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在外资问题上一直有两种不同的观点和思路。

20世纪90年代初，针对有人指责引进外资工作，并上纲上线到“姓社姓资”的高度，邓小平同志对此进行了尖锐批评，明确指出：“三资”企业受到中国整个政治、经济条件的制约，是社会主义经济的有益补充，归根到底是有利于社会主义的。邓小平1992年南巡之后，特别是中国加入WTO以后，中国深化改革、扩大开放，跨国公司大规模进入中国。一些人对外资的批评集中在外资是“姓中姓外”的问题。有人把外资企业看作外国企业，认为外资企业扼杀民族工业，影响国家经济安全。1998年4月，中共中央、国务院了《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提高利用外资水平的若干意见》，这份文件的重要意义之一就是给在华外资企业进行了明确的定性：“依法设立的外商投资企业作为中国企业的一部分，是混合所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的形式之一。这种所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2009年12月，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进一步做好外资工作时又一次明确指出“外商投资企业已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会议明确提出“鼓励外资以并购方式参与国内企业改组改造和兼并重组”。

显然，坚持对外开放，把外资企业融入中国经济，发挥外资企业的积极作用，是中国政府三十多年来始终一贯的主张。外国投资者应当看到中国政府一贯的全局的思路，不要因为一时的或者个别的事件动摇对中国坚持改革开放道路的信心。一个充满活力、不断发展、更加开放的中国，不仅会给13亿中国人民带来更大的福祉，而且也会给跨国公司在华发展带来巨大的机遇。

世界金融危机给全球经济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冲击，也推动了世界经济的大调整、大变革。中国把扩大内需、改善民生作为经济发展的立足点和着力点，更加注重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加大节能增效力度，发展绿色经济、循环经济和低碳经济。在这样的环境下，如何抓住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带来的机遇，是跨国公司在中国面临的挑战。

(三)及时调整在中国的经营发展战略

在新形势下，跨国公司应该及时调整中国战略，内容包括在中国加强本土化经营、强化低碳经营、加强合作经营等，在世界金融危机后时代，抓住在中国发展的良好机遇。

首先是加强本土化经营。

调整在华经营战略关键在于强化本土化，全价值链在中国布局，实现组装制造本土化、研发设计本土化、营销服务本土化和管理人才本土化。特别是把研究开发设计环节引入中国，既从事针对中国市场的适应性开发和设计，也从事面向全球市场和未来市场的较为基础性的研发设计。管理结构也需要针对中国市场的特殊性进行必要的调整。一些跨国公司成功的经验表明，在中国设立强势的地区总部，即拥有较高权威能够在华临机处置的管理机构是适应中国市场特殊性的重要举措。另外，跨国公司应该而且有可能启用更多本土化人才，对这些人才进行严格的培训，这些人才了解了公司全球化经营的经验以及规则，可以发挥更通晓中国国情更善于在中国运作的优势。

其次是强化低碳经营。

中国正在加速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发展绿色经济、循环经济、低碳经济。跨国公司在华推广节能减排的低碳产品，改造原有工厂为低碳工厂，推动在华供应商和客户节能减排形成低碳产业链，能够从根本上帮助中国企业和中国产业低碳化，同时获得在华发展的新机遇。

再者是加强合作经营。

跨国公司与中国企业和中国产业进行合作，这种新的发展趋势已经显现。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与中国企业的合作开始从单纯的制造环节转变为研发设计等高端环节；从以硬件为主转变为硬件和软件全方位的合作；从以国内市场为主转变为面向全球市场。例如，通用汽车与上海汽车共同在印度投资，美国铝业与中国铝业共同收购力拓股份，三菱商社与中国能源业公司共同开拓印尼能源。这些案例展示了跨国公司与中国企业合作的新前景。

(四)强化在中国的责任

当前，企业的责任已经从过去主要追求股东价值最大化转变到包括经济、社会和环境在内的全面的责任。作为跨国公司，不仅需要承担公司总部所在的母国责任，还要承担投资和经营所在国家的责任，这是一种全球的责任。

跨国经济范文篇2

[关键词]跨国公司在华研发战略

跨国公司的海外研发活动在最近的二十年中呈现飞速发展的趋势。跨国公司在华设立研发机构的行为开始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随后的十多年呈现出加速增长的态势，根据国家商务部的数据，2005年已经达到750余家。跨国公司在华研发活动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研究其在华研发的战略特征，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分别从投资规模、区位特征、组织特征和功能特征等四个方面进行分析。

一、跨国公司在华研发机构的投资规模

跨国公司研发机构刚开始的资本投资规模都较小（从科研人员的数量看），研究人员一般只有十几到几十人,但最近几年规模增长较快。比如，摩托罗拉在华科研人员已超过2000人、德尔福（中国）科技研发中心一期招聘科研人员500人、西门子（南京）公司2005年扩招200名研发人员。另外，母国来源不同，研发机构的规模不同。从主要几个母国来源地看，欧美公司的研发机构规模较大，日本、韩国公司研发机构的规模次之，中国香港及中国台湾公司的研发机构较小。比如，2003年全球研发投入前十名的公司中，除日本丰田公司排第五外，其他都是欧美的公司。

二、跨国公司在华研发机构的区位特征

首先，区位分布比较集中。跨国公司在华设立的研发机构集中分布于北京、上海、广东、江苏四地。截至2005年底，总计750余家跨国公司在华研发机构中，有200余家位于北京、170余家位于上海、150余家位于广东、120余家位于江苏，这四地所占比例超过了85%。余下的100家左右主要分散在天津、杭州、成都、西安、大连等地。

其次，不同区位有不同的行业特征。各地区跨国公司研发机构的行业分布有所侧重。北京吸引的跨国公司研发投资侧重于电子、通讯、软件等行业；上海还包括了不少汽车、化工、制药等行业；而以深圳、广州为代表的广东的跨国研发机构侧重于通讯行业；以南京、苏州、无锡为代表的跨国研发机构侧重于电子、通讯、软件行业；西部的跨国公司研发机构主要侧重于通讯和软件行业。见下表1。

主要地区高新技术产业与当地跨国公司研发机构的产业对应关系

资料来源：北京统计年鉴2005；2004年江苏省高新技术产业主要数据统计公报；上海统计年鉴2005；2003年广东省高新技术产品统计公报

对每个地区的两组数据进行相关分析，得到北京、上海、广东、江苏的相关系数分别为：0.98、0.996、0.99和0.97。可以看出，在这个问题上，北京、上海、广东、江苏的计算结果都近乎完美地显示了区位/产业相关特征的存在。

最后，不同区位的研发机构功能和规模有所不同。由于北京和上海分别是我国政治和经济中心，集聚了我国大部分的尖端科技人才，另外，著名高校的云集、基础设施的完善和较完善的政策措施，使得北京和上海成为跨国公司设立研发机构的首选地，绝大多数早期的跨国公司在华研发机构设立于这两地。广东和江苏由于利用外资最多，有大量的在具体业务部门或合作企业内部设立的研发部门设立于此。西部地区的跨国公司研发机构则多为其在华研发网络中的一个分支机构。

三、跨国公司在华研发机构的组织特征

跨国公司在华研发机构设立方式通常有四种：设立独立的研发机构；与高校、科研机构合作设立研究机构；在具体业务部门或企业内部设立研发机构;与其他企业合资设立研发机构。资料分析表明，欧美国家偏爱设立独立研发机构，日韩国家则较多地在具体业务部门或企业内部设立研发机构。为了技术保密，以及其绝对优势的保持，跨国公司在华设立的研发机构采用与中方的企业或高校、科研机构合作方式的很少。

早期的跨国公司在华研发机构多为非独立法人，作为其在华公司的一个部门或一个机构存在。但是，它们一般不隶属于中国的总部管理，其活动与业务有较大的独立性。随着政策的开放，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开始设立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研发机构。

另外，其治理模式还与所属行业有关。高新技术行业，如电子、信息、软件等行业的研发机构大多是独立的,如摩托罗拉中国研究院,朗迅贝尔实验室等均具有独立法人资格。一些传统行业,如化工、汽车等，其研发机构一般都以非独立法人的形式存在。

四、跨国公司在华研发机构的功能特征

根据研发机构的功能，跨国公司研发机构可分为五种类型：技术开发型、技术跟踪型、技术支持与技术改进型、基础技术研究型及综合性研究与开发中心。

首先，技术支持与技术改进型为主。跨国公司在华设立的研发机构从其功能上绝大多数可以归为技术支持与技术改进型。主要原因在于我国与欧美、日本等还有较大的差距，这使得其他四种功能类型存在的基础条件不能很好满足。

跨国经济范文篇3

[关键词]跨国公司全球价值链经济效应

一、跨国公司全球价值链的形成机制探讨

从企业角度讲，企业是设计、生产、营销、交货等各项活动的集合，所有这些活动皆可用价值链表示。企业各环节的价值活动既是发展竞争优势的基本单元，也是形成成本与创造顾客价值的关键以及企业利润的来源。同时，企业价值链并非简单孤立，而是存在于由供应商价值链、企业价值链、渠道价值链和买方价值链共同构成的价值链系统中。一个企业的价值链和它所从事的单个活动的方式反映了其历史、战略、推行战略的途径以及这些活动本身的根本经济效益。[1]价值链所表现的总体价值是由各种价值活动和利润所构成，比较竞争者的价值链，就能从其中的差异看出决定竞争优势的关键所在。由此，企业需要在拟合企业定位与策略的基础上，分配资产与成本至各价值活动，界定调适价值链，创造差异竞争以获得竞争优势。

从产业角度看，任何产业都是一系列价值活动的耦合，这些价值活动在提供附加价值的同时也产生成本，同时也是企业竞争优势的潜在源泉。企业价值活动项目的选择，反映出其策略性意图，进而引致产业价值链存在差异。由此可见，价值链分析不仅是一种将企业分割成多个策略性价值活动以便于了解成本动因和产品差异化的各项冲突的方法，而且可以将价值链理念运用于整个产业发展分析。

客观上，价值链在经济活动中无处不在，上下游关联企业之间存在产业价值链，企业内部各业务单元构成企业的价值链。价值链上的每一项价值活动都会对企业最终能够实现多大的价值造成影响。波特的价值链理论揭示：企业与企业的竞争，不只是某个环节的竞争，而是整个价值链的竞争，而整个价值链的综合竞争力决定企业与产业的竞争力。有鉴于价值链涵盖企业内部价值创造的各项活动，而产业链从产业角度出发却包括从原材料到中间产品到最终产品的整个过程种中的不同生产环节，将其置于斯密－马克思－杨小凯的分工分析框架看，价值链与产业链联系非常紧密。客观上，随着市场竞争深化，为了塑造企业核心竞争力，企业势必将那些辅助或非专业化环节进行切片外包，或将非专用性资产出售，企业只专注自己最擅长的价值环节。如果那些切片环节或处理的资产仍在原企业周围，从原料采购到最终销售服务等整个价值链环节都由不同企业来独立运作，最终将形成一条完整的由不同企业分工协作完成的产业链。由此可见，产品价值链在表面上被切片分割，实际上通过集群和更加细化的分工，诞生了更加灵活、精细、更有生命力的价值链。如果这条产业链集聚在一个相对独立的区域且相对完整，就形成本地产业链，产业簇群成为该价值链的载体。当前世界各国的许多专业化产业簇群的成长过程，实质上就是一个“古典企业”内部价值链的切片分解过程，将原来古典企业内部不同环节的价值活动不断地外包，自己只专注核心价值活动环节，让那些专业化生产或服务公司去做其他环节，体现为分工的企业专业化和产业迂回化演进，尽管价值创造环节增加，但效率成倍提升。

如果这条产业链的切片价值活动环节跨越国界并伸展到全球，就会形成全球产业链以及在全球范围内考察产品从概念、设计、生产、销售直至消费全部价值不断增值过程的全球价值链。此时，跨国公司便成为全球价值链的实现载体。跨国公司全球价值链分工是利用不同国家和地区在资源与市场等方面的差异，将价值链的各活动环节设立在投入产出比率最高的国家和地区，实现全球范围的资源与市场整合。这是因为，在企业价值链中，各价值活动环节相互关联、相互影响，如果企业把增值活动的每个生产点都集中布局在该增值活动的最佳地点，则可以降低整个价值链的成本，提高整个价值链的竞争力。[2]20世纪90年代以来，技术进步对跨国公司的价值链分工产生了巨大影响，跨国公司全力抢占产业中的高技术与高附加价值的价值活动环节，而将低技术与低附加价值活动环节转移到其他国家。这样，跨国公司就专注于核心主业的发展，将没有竞争优势的价值活动环节切片外包，以求降低经营成本与风险并强化自己的核心竞争力，由此，跨国公司全球价值链分工得以迅速发展，在一定意义上讲，当今跨国公司的经营全球化过程正是其通过全球价值链切片分工、分散其经济活动区位的过程。在这种价值链分工区位分散的情况下，跨国公司需要在全球范围内进行架构重组与区位调适，推行全球一体化生产经营，这就可能在公司内部形成一个全球范围的价值链垂直地域分工格局，而这种分工格局又将强化跨国公司各种经济活动区位的全球价值链分散化。显然，跨国公司内部这种价值链垂直专业化分工格局势必对东道国带来影响。

与传统的国际分工比较，跨国公司价值链分工具有不同的特征：传统的国际分工是以最终产品表现出来的行业间与行业内的分工，其全部价值活动环节在一国范围内完成，而跨国公司的价值链分工，是在全球范围按照价值链上不同价值活动环节进行的国际分工，在这种分工体系下，单从原产地或出口商品中制成品的比例已经无法判断一国在国际分工中的位置与所获利益，一国关注的重点是其在跨国公司价值链分工中承担的角色与功能的重要程度以及能否通过分工角色与功能的转换来实现在分工体系中的地位升级。[3]

二、跨国公司全球价值链分工对后发东道国的经济效应

当前，飞速的技术进步、贸易和投资的自由化、国际规章制度的强制执行等推动了全球价值链和迂回生产网络的强化延伸。对于后发东道国而言，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和全球迂回生产网络一方面有助于利用全球市场来赚取更多外汇、多元化出口产品、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因此而掌握新技术并提高生产效率，但另一方面也将这些国家的宏观经济和产业环境置于更大的竞争压力之下。

（一）跨国公司全球价值链分工对后发东道国的积极推动效应

1．产业结构升级效应

跨国公司通过海外投资，将后发东道国的部分企业纳入其垂直专业化产业链中，对于东道国企业而言，是一个吸收经验、积累学习效应的良好机遇。通过看中学与干中学效应，跨国公司全球价值链分工有助于提高后发东道国国内的人力资本、改善国内企业的知识诀窍与管理技能，从而为后发东道国的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奠定人力资本基础。随着跨国公司价值链分工不断向更具劳动力成本优势的国家延伸，后发东道国企业会因该产业的知识与技术含量的增加而促使原有产品将逐渐由劳动密集型向资本或技术密集型转变，产生要素逆转效应，促成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同时通过技术外溢效应带动其他相关产业的升级与发展。

2．对外贸易创造效应

当前，以跨国公司为代表的价值链分工所产生的垂直专业化生产贸易已经占据国际贸易的较大比例，而传统的国家间的产品贸易则呈不断萎缩之势，这表明国际贸易的层次已由终端产品转移到中间投入品，贸易的本质已从为了贸易而贸易转变为为了生产而贸易。全球贸易供求链从地缘时代“区域性分割的分工式结构”朝着网络时代“全球化枢纽的互动式结构”的演化说明，在全球迂回生产网络中，跨国公司全球价值链分工与国际经济有着天然的联系，跨国公司将其供销渠道、产品研发、市场和信贷关系等经济联系带进后发东道国，创造了该国外资企业及其国内配套企业产品进出口的贸易创造效应。这种对外贸易创造效应在为后发东道国赚取外汇、优化出口商品结构与地理流向、缓解就业压力的同时，促进了后发东道国的制度变迁与外向型经济的发展。3．国民经济增长效应

在新古典增长理论框架下，跨国公司因价值链分工在东道国进行的投资可以视为东道国生产要素存量的增加，与国内生产要素不存在太大的差异，在短期内能够促进东道国的经济增长；在引入知识与人力资本等内生技术变化因素的新增长理论体系中，跨国公司价值链分工也会在东道国通过人力资本、公共基础设施、创新激励和技术扩散等机制在短期与长期皆能促进后发东道国的经济增长。此时，跨国公司全球价值链分工所带来的增长效应可以被认为是资本存量、技术诀窍和相关技术的有机组合，可以通过不同方式来影响东道国的经济增长；在新制度经济学理论中，大量的重要制度都可以写成经济增长函数的变量，跨国公司价值链分工从更有效的制度绩效的需求和供给对东道国的制度因素产生影响进而导致东道国的制度变迁效应，如果这种制度变迁卓有成效，则有利于东道国的经济增长。

（二）跨国公司全球价值链分工对后发东道国的负面阻碍效应

1．人才流动挤出效应

跨国公司通过全球价值链上的关键环节在相关行业中进行扩散和移植，充分利用各国的智力资源与人力资本来提高其竞争优势。跨国公司看中东道国的技术管理人才以及成本相对低廉的熟练劳动力，运用相对较高的工资的示范效应，产生东道国大量的人力资本与熟练劳动力流向跨国公司在东道国开设的下属机构的集聚效果，在对东道国企业造成运营成本增加的同时，引致东道国企业严重的人才挤出效应。对于东道国而言，尽管跨国公司在东道国建立研究与开发机构有利于东道国享有技术扩散效益，但却可能导致大量的科技人才与高级管理人才由本国的企业、科研机构向跨国公司的下属机构流失。

2．技术核心效应

在跨国公司全球价值链分工中，尽管跨国公司带来了相对领先的生产设备、产品研发与制造技术以及效率较高的管理经验而有利于后发东道国企业积累“经验效应”进而推进产品更新与技术进步，但跨国公司往往对东道国采取有选择有节制的技术战略，严格控制着关键的核心技术，因此东道国企业很难成功模仿或者通过模仿也受益不大，而东道国的下属工厂与下属机构只能够生产的低级的中间产品和零配件，无法触及更为复杂、更为先进的制造技术与工艺流程。同时，由于大量的科技人才向跨国公司的当地研发机构流失，可能不仅无法带给东道国先进的扩散技术，反而可能带走先前积累的大量基础研究成果，被跨国公司所利用而产生技术的逆溢出效应，[4]从而产生在技术上的跨国公司与东道国企业之间的核心－效应。

3．要素价格收敛效应

跨国公司在推进全球价值链分工的进程中，需要在全球范围内进行经济资源与要素的整合配置。东道国比较丰裕而跨国公司母国与他国相对短缺的经济资源与生产要素会因跨国公司在东道国市场需求的增加而呈上扬趋势，东道国比较短缺而跨国公司母国与他国却相对丰裕的经济资源与生产要素会因跨国公司进口在东道国市场供给的增加而呈下降趋势。在东道国市场上，先前相对丰裕、价格较为低廉的原材料、中间产品以及熟练劳动力的价格将上升；先前相对稀缺、价格较为高昂的原材料、中间产品以及资本等的价格，通过跨国公司全球价值链分工从具有比较优势的他国进口增加供给而下降，由此产生较为强劲的要素价格收敛效应，进而进一步打压后发东道国企业的竞争优势与市场空间。

4．价值分配低端效应

跨国公司依据整条全球价值链最佳、非局部最佳的角度进行分工，从战略定位、产品及服务的设计与升级、制造方式、市场营销、增值服务、品牌、上下游企业集群、资源外包、产业依赖等几乎所有匹配因素都在其考虑之中，通过公司内部化战略来克服产品市场的不完全性以降低交易成本。为了谋求利润最大化，跨国公司力图创造内部市场，通过内部“转移价格”战略，使产品在其组织体系内实行内部化转移，既实现对东道国税收支出的最小化又强制占有与之合作的东道国企业的利益，从而导致后发东道国的价值分配低端效应。

三、跨国公司全球价值链分工对后发东道国的启示

目前，经济全球化突破了国家和地域的司隔，跨国公司全球价值链分工不断加深，从而呈现出各国间经济相互依赖程度日益加深的趋势。可以说，积极融入跨国公司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仍然是后发东道国的现实选择。问题的关键在于，后发东道国的政府与企业应如何建立有效应对方略。

（一）后发东道国政府的应对策略

首先，改革政府行政管理体制，优化政府职能。在引导企业融入跨国公司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的同时，政府需要成为积极制度安排的供给者、体制和政策环境的创造者与产业布局的统筹规划者，而非直接参与者或干预者。政府需要通过产业政策等调控手段来进行总体布局，研究产业前景与产业价值链的治理模式，关注地方产业集群之间的关系以及产业链条空间分层问题，促成产业聚落合作，结合本土企业的比较优势与竞争优势，为国内外企业牵线搭桥，坚持有序招商引资，把握参与跨国公司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的主动性与创造性。

其次，创造公平、公正的法律环境。政府需要遵循与国际惯例接轨的原则，深入清理、完善修订相关的法律法规，创造公平、公正的法律环境，对国内企业加入跨国公司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合法权益提供强有力的法律保障，对不符合公平与公正的侵权行为实施坚决打击。

第三，完善人才培养与利用体系。在加大发展高等教育、职业技术培训以及海外留学人才引进等以增加高级技术与管理人才供给为企业参与跨国公司全球价值链分工提供人才支撑的同时，创新和完善用人机制，帮助国内企业在国际市场上增强自己的竞争优势。

第四，深化技术创新机制改革，支持企业科技进步与产品研发。一方面要全面优化科技力量布局与科技资源配置，加强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建立科技创新激励机制、创新的风险投资机制与成果转化机制，加速建设大中型企业技术研发中心建设，把自主研发与引进、消化吸收国外先进技术有机结合，扭转技术逆向溢出效应，抢占产品研发高端进而掌控价值链高端；另一方面，需要培育拥有著名品牌和自主知识产权的大公司和企业集团，发挥竞争优势为其成为未来的跨国公司价值链分工的领头羊，采取各种手段支持、鼓励中小企业发挥灵活的市场适应能力并增强其成长性与竞争力。

第五，加快公正、独立的社会中介组织建设。会计事务所、审计事务所、律师事务所、商会与行业协会等现代中介组织已经成为经济主体发展的重要支撑力量，充分发挥中介组织的沟通协调、信息服务、公正监督、行业自律等职能，既可以降低企业交易费用、提高各价值活动主体的协同效率，又可以应对跨国公司的“转移定价”战略，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降低价值分配的低端效应。

（二）后发东道国企业的应对措施

首先，必须掌握价值链的变化趋势，优化策略以抢占先机。这要求东道国企业站在跨国公司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的角度去判断自己所处的位置，评估企业价值链与跨国公司全球价值链的吻合度，提高自己与跨国公司的谈判能力和合作能力，要达到知己知彼，避免出现忽略自己处于价值链低端的状况。

其次，必须善用知识链的整合优势，通过协同竞争结盟，创造加乘附加价值。这要求企业联合价值链下游各相关主体，注重协同竞争，发挥协同竞争优势，增强竞争能力。

第三，必须重视合作伙伴的选择并充分利用跨国公司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来增强自身的竞争优势与竞争力。

参考文献

[1][美]迈克尔·波特，竞争优势[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1

[2]梁能，跨国经营概论[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

跨国经济范文篇4

关键词跨国公司中国经营变化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化，随着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随着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和世界经济进一步融合整合，随着发达国家跨国公司本身的演变，跨国公司在中国的投资经营出现了战略性的转变。

1跨国公司加大了在中国的投资力度

据商务部统计，截至2004年底，全球最大的500家跨国公司中已有近450家在华投资，2004年1年内投资总额超过600亿美元，比2002年增加约100亿美元，比2001年增加约200亿美元。近几年来，虽然面临世界经济的不景气，但跨国公司在华投资逐年递增。数年前，一个几千万美元的投资项目就算是大项目，但现在，数亿、数十亿美元的项目也屡见不鲜。2004年，三星集团增加对华投资7亿美元，是三星对华投资历史上增长最快的一年。商务部研究院不久前调查了10家著名日资企业，发现3年来，这10家企业在华增加了200个投资项目。摩托罗拉公司计划到2006年在华累计投资100亿美元。欧洲企业也不甘落后，如西门子最近宣布，将增加100亿人民币的在华投资，德国巴斯夫公司2000年开始了总投资将达26亿美元的石油成套项目，欧盟15国在华投资从1992年的2亿多美元一路增加到2004年的近50亿美元。商务部2005年3月的跨国公司对华投资趋势调研报告表明，今后3年，八成以上跨国公司将扩大在中国的产业和研发上的投资。从投资数量看来，跨国公司对华投资额逐年加大，中国已成为全球经济中最能吸引跨国集团投资的热点地区。

2跨国公司倾向于将地区总部设在大陆

以前，负责大中华地区或亚太地区管理运营的跨国公司地区总部一般设在香港或新加坡。但近几年来，跨国公司的地区总部纷纷移至大陆，首选上海，次选北京、深圳。美国《财富》杂志2001年的一项调查显示，92%以上的跨国公司若干年内将考虑在中国设立地区总部。至今，各大公司纷纷实施了自己的迁都计划。2005年3月5日，来自上海海关的信息表明，目前在上海浦东海关办理注册手续的跨国公司地区总部已达18家，投资总额6.4亿美元。其中，仅2004年就有9家办理了注册备案，而此前的5年中，这个数字仅为每年1~2家，除了已经和正在办理入驻手续的公司之外，表现出强烈落户浦东意向的跨国公司也与日俱增。友邦保险等准备把总部移至浦东，三井物产、百安居、欧倍德等跨国公司均表示希望尽快在浦东设立管理性总部，GE、惠普、IBM、西门子等集团也都有在浦东设立功能性总部的意向。除了浦东之外，上海其他地区也已分布了数十家跨国公司总部。在地区总部之下，不少跨国公司还在中国设立营运中心，如采购中心、销售中心、研发中心、培训中心、结算中心、公关中心等。总体看来，跨国公司将大战区司令部和中枢机构设在大陆已是大势所趋。

3跨国公司投资系统化

跨国公司对华投资已不再是单个项目的进入，而是长条价值链的移入。前后衔接的产业链条相互配套，或者是一家跨国公司带动其他跨国公司分工协作、进行整个产业链的共同投资；或者是一家跨国公司将自身业务向上下游产业或左右相关产业延伸，投资开始涵盖制造业和服务业各个领域，覆盖了项目所涉及到的各行各业。研发、设计、原料、采购、生产、仓储、销售、物流、金融、保险、咨询、人力资源开发等一条龙投资，跨国公司对每个环节都在渗透。在早期项目的基础上，跨国公司向纵向一体化和横向一体化发展。摩托罗拉公司以20亿美元建设天津半导体集成电路生产中心和亚洲通讯产业基地，中心集研发、制造、销售、服务、人才培养等功能于一体，能对整个大中华区和亚太区进行辐射。诺基亚公司在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投资于星网工业园，项目涉及移动通讯产品的研发、生产、销售、服务等成套业务。跨国公司往往也将他们在国外的业务伙伴团体带入了中国，如DHL、UPS、Fedex等物流企业就跟随他们的制造业搭档携手进入中国。跨国公司往往是结团而来，系统投资。

4跨国公司投资出现区域极化

跨国公司对华投资在地域分布上并不是均衡的，主要集中在环渤海、长三角和珠江三角经济带。虽然中国政府希望跨国公司对中国西部和偏远落后地区的发展能作更大的贡献，但跨国公司在华投资的“马太效应”却明显存在着。跨国公司在中国东部的投资占总额的几近90％。而中国西部吸引到的外商投资所占的全国比例却呈下降趋势。跨国公司所增加的投资主要集聚在东部城市圈，如北京、天津、上海、苏州、杭州、广州、深圳等地。东西部的跨国公司直接投资的差距越来越大。5跨国公司投资高端化

首先，跨国公司积极在华设立研发中心。GE研究中心2002年注册，一期项目注册资金2900万美元，在浦东拥有2万平方米的中心大厦，二期还会成倍扩张。其他跨国公司在华也已设立研发中心600多家，涉及信息通信、生物制药、重型设备、精细化工等领域。

其次，跨国公司加大了在华项目人力资源的开发力度。各跨国公司在华项目都在大力培训和任用具有国际水准的科研人员和高级管理人员。

第三，跨国公司在华技术投放已逐步与世界同步。现在，汽车业跨国公司在华投放的轿车车型一改当年使用国外淘汰车型的局面，大部分是与国际同步的。东芝公司2001年决定将数码彩电和大屏幕彩电全球生产基地转移到大连，2002年又在杭州出口加工区建立东芝全球IT生产基地，投放的技术就是东芝的最新技术。跨国公司在华的技术转移已出现了几个变化：从过时技术转让变为新型技术转让；从逐步转让变为大幅度转让；从单项转让变为系列转让；从被动转让变为主动转让；从成熟技术转让变为在华研究开发。跨国公司在华项目的技术水平逐步与世界接轨。

第四，跨国公司在华积极投资于高端服务业。知识密集型服务业成为跨国公司投资的热点。银行、保险、国际租赁等金融业，包括增值电信和基础电信在内的电信服务业以及包括管理、咨询、会计、法律、公关、广告、时尚等在内的各种专业服务业，都已集中了大量的跨国公司直接投资。

6跨国公司投资独资化

据学者总结，1997年以来，中国新批外商独资企业项目一直多于合资企业数量，1998年以来，外商独资企业合同金额一直多于合资企业，2000年以来，外商独资企业实际使用金额一直多于合资企业。在原有的中外合资项目中，外方往往也希望通过追加资金和收购的方式达到控股或独资的目的。如本田公司计划追加投资，控股广州本田。在项目数量和资金数量上，跨国公司独资项目超过合资项目越来越多。跨国公司投资独资化趋势明显，这说明了跨国公司已经适应在华投资经营，已成为中国土地上一个能独立的正常成员。

7跨国公司加大了对中国民族企业的兼并

近些年来，跨国公司大大增加了在华兼并力度，这与世界范围内的兼并浪潮是一致的。2003年，欧莱雅收购小护士品牌，及其在宜昌的生产基地和全部销售渠道、管理系统，将中国排名第三的护肤品品牌纳入囊中。2004年，世界500强之一的比利时英特布鲁公司在温州召开其公司全球董事会，布置在华收购计划。这只是日益增多的跨国公司在华并购中的一部分例子，如果说过去跨国公司在华投资主要以绿地投资方式为主的话，那么今后跨国公司将迅速加大对中国民族企业的兼并力度。随着《利用外资改组国有企业暂行规定》、《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暂行规定》、《关于向外商转让上市公司国有股和法人股有关问题的通知》等政策法规的制定，跨国公司也会越来越踊跃地参与到对国企的兼并中来。

8跨国公司经营本土化

首先，品牌本土化。跨国公司在华树立其品牌，更多考虑其品牌文化的本土化，给其产品起中国化的名字，好听又好记，使其品牌对中国消费者更具亲和力。在品牌推广上，热衷于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挖掘卖点，使其产品充满了中华民族的吉祥气息。

其次，产品本土化。跨国公司将研发基地设在中国，针对中国消费者的需求设计产品。如宝洁公司就专门为中国消费者开发了适合东方黑发人种的“润妍”黑发中草药洗发水和滋润喷雾。肯德基适应中国人口味、饮食结构、就餐习惯、消费特点等，在中国北方推出了“榨菜肉丝汤”、“寒稻香磨饭”，在上海推出了“海鲜蛋花粥”、“香菇鸡肉粥”等适应中国人口味的中式食品。

第三，人才本土化。跨国公司在中国投资，在人力资本方面却大力发掘本土资源。人才本土化不仅仅体现于成本降低，更重要的是在文化融合中所起的媒介作用，因为管理、生产、服务都依赖人来消除其中与当地文化不协调的因素。跨国公司每在中国投资，必设立培训部门或开设培训课程，不惜重金培训本土人才。如摩托罗拉公司在北京、天津等地成立摩托罗拉学校，大规模地对本地优秀员工进行培训。在人才的录用和提拔上，本土人才也得到越来越多的尊重，以提高本土人才的积极性。

以上跨国公司在华投资经营的转变表明，跨国公司开始更多地与中国经济和社会整合，成为中国土地上的一个正常成员，跨国公司使中国和世界联系地更紧密，同时也保持了跨国公司自身的特色，如资本技术实力雄厚、逐利性、经营富有谋略等等。

参考文献

1郭睦庚，储冬红.跨国公司在华经营策略的变化及其思考[J].郧阳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学报，2003(3)

2刑燕荣，丛伟君.跨国公司在华投资战略的调整及中国的政策取向[J].北方经贸，2004

跨国经济范文篇5

【关键词】经济全球化/跨国经济立法/全球治理

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趋势进一步深化。有关经济全球化对国际经济法律制度的影响，学界已多有研究；而本文拟探讨的是在很大程度上被忽视的另一方面的问题，即经济全球化对传统国际经济立法模式形成的挑战以及发展中国家的应对之策。

一、经济全球化趋势与传统国际经济立法模式的张力

经济全球化趋势对国际经济领域法律制度的创制提出了强烈的需求，而以“各国共同同意”为基础的传统国际经济立法模式严重制约着国际经济领域法律制度的供给。

正是这种“供求关系”的失衡，加大了经济全球化趋势与传统国际经济立法模式之间的张力。经济全球化趋势要求加快国际经济立法进程的动力主要来自两个方面。首先，从经济全球化的深度来看，其意味着各国间在经济上的相互依赖关系愈加密切。按照国际关系理论中“新制度主义”的原理分析，随着各国间经济交往规模的扩大、广度的增加、密度的加强、频率的加快以及影响力的深入，创制更多的国际经济领域法律制度将有利于减少各国经济交往的成本。其次，从经济全球化的维度来看，全球化已波及贸易（包括货物贸易、服务贸易、技术贸易等）、投资、金融等各个经济领域，原属各国国内法管辖的经济问题不断被跨国化，并进入国际经济法的视野，从而需要制定相应的国际经济法律规则予以调整。

因经济全球化深入而带来的全球经济问题至少可分为协调问题和公共问题两类。其一，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对于各种国际经济交往，如果仍由各国自行其是，使用不同的规则，则各国规则间存在的积极冲突及消极冲突，将破坏交易的稳定性和可预见性，并增加交易的成本，从而阻碍国际经济交往的顺利进行。对于此类全球经济问题的解决，最好的办法是各国能在一致同意的基础上制定统一的国际经济条约或创制相应的国际经济习惯。如果硬性的国际经济条约或国际经济习惯难以形成，也可通过制定国际经济“软法”或由各国政府通过谈判达成相互承认对方标准之协议的方式加以协调。其二，经济全球化将伴随着更多的公共问题，包括经济领域“全球公共物品”的创制和使用问题（如“免费搭车”和“掠夺性使用”等问题）和各国国内经济政策给他国带来的“负外部性”问题等。在这些公共问题上，单个国家不太可能将其行为的社会成本内部化，最好的选择是建立可行的统一法律规则来推动经济合作的进程。总之，随着全球经济问题的日益增加，对国际性集体行动的需求也将上升，而期间国际经济法律规则的供给则必不可少。

从国际经济领域法律制度的供给来看，在各国国内都有一个中央立法机构依靠公权力“垂直式”地制定和修改国内经济立法，当国内经济关系日益复杂，仅靠一个中央立法机构无法满足对法律制度的需求，现代各国都采取“授权立法”等方式加快国内经济法律规则的供给。而国际社会是一种“无政府状态”的国家体系，没有一个权位在各国之上的“世界政府”。在缺乏中央立法机构的国际社会，各国只能通过相互之间的“水平式”博弈，制定国际经济法律规则。由此，国际经济法律规则的供给就不可能像国内经济法律制度那样充裕。

近代国际立法深受实定主义法学派的影响。该学派认为，各国的共同同意构成国际法创制的基础，而共同同意的形式无非分为明示和默示两种，相应地，国际法的主要渊源有二：一是基于各国明示同意而产生的国际条约；二是基于各国默示同意而形成的国际习惯。以各国共同同意为基础制定国际法，势必造成国际经济法律制度生成不易之结果。

现行国际社会由经济发展水平不一的190多个国家组成，且经济全球化加剧了各国间贫富不均的状况。按照“公共选择理论”，由为数众多者联合提供“公共物品”，往往会遇到严重的“集体行动困境”（如“搭便车”、“理性冷漠”等问题）。同样，欲在诸多国家之间以共同同意为基础创制作为“全球公共物品”的国际经济法律制度，其难度可想而知。此其一。其二，当代国际经济法在性质、参与者和功能上均有异于传统国际法。传统的“共存国际法”主要用以调整国家与国家之间的领土、外交等关系，其功能是保证各国之间相安无事，由此建立的以最低限度共存规则为取向的国际法制度，当然容易为各国所普遍接受。然而，国际经济法属于现代“合作国际法”的范畴，其功能不同于消极维持国际最低秩序的传统“共存国际法”，而是在于积极地促进国际间的经济合作。以此观之，作为现代“合作国际法”一部分的国际经济法的创制，显然要比传统的“共存国际法”更为复杂，而以国家和跨国公司等非国家行为体存在“复合相互依赖”关系为特征的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出现，使得当代国际经济法作为“合作国际法”的特征更加凸显，从而进一步加大了以各国共同同意为基础创制国际经济法律制度的难度。

另一方面，传统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下的国际立法模式往往并不考虑各国国内因素对本国政府在国际立法过程中行使“同意权”的影响，其因循的是一种从“国际”到“国内”的“自上而下”的立法方式，即先有国家在国际层面上制定国际法，然后通过转化或纳入的方式将国际法转化为国内法，直接或间接地适用于各国国内的个人和团体。而当代“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认为，国际法的形成是各国政府在国际和国内两大层面“双层博弈”的结果。从国内政治进程对国际经济法的影响来看，国家在国际经济关系中的利益不是“外生”或“给定”的，国家只是国内社会中个人、团体的人，而正是这些个人、团体间利益互动的结果，推动了国家在国际经济关系中利益和偏好的形成，从而最终决定国家是否同意制定一项国际经济法律制度。按照公共选择理论，西方国家政府因受国内各利益集团和选民的影响，即使一项国际经济法律制度的创制从整体上对本国而言利大弊小，但该国政府仍有可能无法作出顾全大局的决策。

二、经济全球化趋势与国际经济立法模式的改良实践

在当代，就国际法的创制而言，恰如美国著名国际法学者亨金所言，国家间“同意的原则本质上仍然未变，但是已经放松。”国际经济法也不例外。在国际经济关系中，由于各国尤其是南北国家之间存在着尖锐的立场对立和利益分歧，相互间很难通过实践行为的默示协调而形成国际习惯；而且国际习惯比较适宜于变化缓慢的传统“共存国际法”，而像国际经济法这样的“合作国际法”需要采取国际条约的形式，以便获得更快的创制速度。为适应经济全球化的需求，加快国际经济条约制定进程的路径也趋向多样化。这些路径可大别为以下两类。

第一类路径主要是引入“共识”机制，以内在地弱化各国共同同意这一国际经济条约的制定基础。传统上作为立法基础的各国共同同意是指每个国家都必须明确表达对国际经济条约的接受；而现在所谓的“共识”则是指，只要谈判方没有明示表示反对，国际经济条约即告通过。显然，这种“不反对即为赞成”的推定放宽了对同意的要求。值得注意的是，引入“共识”机制实际上对小国不利，因为在谈判过程中，出于掌握的信息不足等原因，小国有时无法提出确切的理由反对或推翻一项拟议中的国际经济条约，只能消极地放任该条约通过，但这并不等于他们就积极地支持该条约本身。在实践中可能出现的极端现象是，一个有待解决的国际经济条约没有几个国家真正予以支持，但也没有多少国家正式表示反对，在“共识”这一操作方式下居然也算获得了议决。目前，在WTO体制内就广泛采取这种以取得“共识”为基础的缔约方式。从表面上看，在“共识”方式下，每个WTO成员方对缔约都保留了最终否决权，该项缔约制度似乎对小国有利，然而，在谈判过程中，发达成员方仍能有力地影响乃至控制谈判的结果；⑧相反，发展中成员方往往暴露出谈判能力不足的问题，由此，当谈判进展到最后之时，给出的可能是一种所谓“双赢”或“共赢”（各国均有绝对收益）的结局，但大小国家间存在着“赢多赢少”的严重不均衡状态（相对收益分配失衡）。于是，对发展中成员方而言，在WTO“共识”方式下缔结的条约便出现了“食之无味，弃之不舍”的“鸡肋效应”。

第二类路径主要是通过采取适当的外在谈判策略，在制定国际经济条约的过程中促成各国共同同意的最终取得。国际经济条约的制定是各国共同合作的结果，由于各种不确定性因素的存在，国际合作往往并非一步到位之举，而是一个逐步强化的过程。相应地，许多国际经济条约的定制也是不断演化的结果，其间，各国之间应采取适当的合作路径，方能达到目的。这些路径主要有以下五类。

其一，“由少至多”的方式，即先在容易取得共识的少数国家之间达成国际经济条约，然后通过各种方式将条约推及其他国家。按照公共选择理论，在一个小的国家集团内，因为特殊利益的存在和彼此间相互监督的便利等，容易实现合作，达成相关协议。⑩例如，以复边协议作为缔约进程的起点，往往就反映了“由少至多”的国际经济条约谈判策略。OECD1995年开始的有关多边投资协议的谈判就属典型一例。基于共同的利益和立场，发达国家首先谋求在内部达成多边投资协议，然后再软硬兼施，将该协议“推销”给外部国家。例如，把俄罗斯接受该协议作为其加入OECD的前提条件；又如，将该协议作为新的《洛美协定》的一部分，“搭售”给非、加、太国家等等。

其二，“由低到高”的方式，即允许各缔约国对国际经济条约进行宽泛的保留，形成一个较低起点的标准，然后在此基础上展开后续谈判，逐步提高各缔约国承担义务的水平。例如，在起始阶段，WTO不可能对服务贸易自由化定调太高，否则，只会曲高和寡，导致发展中国家抵制该领域的谈判。就此，乌拉圭回合引入了“由低到高”的谈判方式，就构成服务贸易自由化核心部分（主要涉及市场准入和国民待遇两方面）的义务，采取“具体承诺”的方式。这种承认各国差异，并削低门槛的做法，使得GATS易为各成员方所普遍接受，但此举并非一种一劳永逸的安排。在WTO成立之后，各成员方仍有义务通过双方或多边谈判，逐步减少乃至取消各种限制性措施，以不断提高服务贸易领域的自由化水平。因此，在“由低到高”的谈判方式下，发展中国家要警惕发达国家以比较低的标准引诱其接受某些议题，待这些议题登堂入室之后，再谋求在后续谈判中扩大战果。

其三，“从软到硬”的方式。各国参加国际经济条约，意味着要对其他国家做出确定的承诺。为了保持本国内外经济政策的灵活性，一些国家可能不愿为之，从而导致缔约的失败。反之，国际经济“软法”本身没有法律拘束力，这样的法律规则不会对各国形成过大的压力，有时反而容易得到各国的认同。(11)例如，劳工权利既关系到各国对人权的价值判断，也涉及国家利益，因为劳工标准的提高会削弱发展中国家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比较优势等。因此，在许多劳工标准上，国际劳工组织只有制订“软法”，才能为各国所普遍接受。然后再进一步考虑通过这些“软法”逐步聚拢各国的观念和引导各国的行为，进而消弥相互之间的分歧，以至最终将一些已经形成共识的劳工标准写人有关国际条约。然而，跨国经济“软法”的制定和适用，往往是具有“软实力”之西方大国向他国“输出管理经验”的过程。

其四，“从粗至细”的方式，即在起始阶段先谋求达成一个原则性的协议，因这样的协议只涉及对议题的基本共识，因而磋商的难度往往比较低，但可为各方后续谈判具体的权利义务奠定必不可少的基础。例如，就公共健康与知识产权保护的议题，在2001年多哈回合启动时，WTO各成员方共同发表的《多哈宣言》对此定下了基调，即《TRIPs协议》的实施应有利于公共健康，同时还专门通过了《关于TRIPs协议与公共健康的宣言》。在这两个宣言确立的原则指导下，各成员方经过磋商，2003年终于就该议题项下的核心问题达成了具体协议——《实施关于TRIPs协议与公共健康的宣言第六段的决定》。

其五，“一揽子协议”的方式，即缔约各方就多个领域、多种议题展开谈判，并应同时全盘接受谈判达成的所有国际经济条约，而不能挑三拣四。采取这种方式，可使谈判成果通过尽可能地交叉赢得多数参与方的支持，即谈判各方可以一些领域的妥协换取对方在其他领域的让步。假如就多项议题采取“分项”谈判的方式，因各方利益存在严重分歧，恐难有成效。只有通过“一揽子协议”，以议题“交易”的方式，方能使各方接受在“分项”谈判方式下本来不愿接受的协议成果。例如，乌拉圭回合和多哈回合就采取这种“一揽子协议”的方式。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以交易的方式从发达国家处换得对自己有利的议题，并非出自后者心甘情愿地妥协和让步。缘此，即使就这些议题双方谈判最终达成了纸面上的协议，在以后的执行过程中，发达国家经常推三阻四，不愿兑现全部承诺。在多哈回合发动前夕，发展中国家提出了近百个要求予以落实的有关WTO协定的执行问题。这些执行问题的出现，与乌拉圭回合所采用的“一揽子协议”的内在缺陷有关。

三、经济全球化趋势下国际经济立法模式的变革理论

不难发现，以上各国有关加快国际经济条约创制的改良实践，只是从技术上软化了各国共同同意这一传统的国际立法基础，并非从实质上对之加以变革，其对缓解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国际经济法律规则供求矛盾的作用程度毕竟有限。鉴此，目前一些西方学者夸大国际体系的未来走向，对传统国际经济立法模式提出了比较激进的变革主张。在这些学者看来，经济全球化将不断削弱现行的以民族国家为中心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以各国共同同意为基础的“国家间立法”模式必趋式微，在国际体系演进的基本方向上，他们提出了“集权化”和“分权化”两条截然不同的路径，相应地，国际经济立法模式也将出现或合或分的激变。这些主张都以国家主权的销蚀为代价，对国际经济立法模式发展的影响不容忽视。

（一）集权式的国际经济立法模式

一些学者主张，将来的国际体系应以集权化为特征。在这样的国际体系中，国家虽未完全衰亡，各国间仍可以共同同意的方式制定国际条约及国际习惯，但是，国际间将出现拥有立法权的全球性超国家组织，犹如国内社会，国际社会也会朝着“有政府状态”的方向演进。在国际经济领域，随着各国经济的相互依赖关系日趋加强，需要成立“半联邦”性质的国际经济组织对全球经济问题进行超国家的治理。在此类“半联邦”性质的国际经济组织中，应包括“超国家立法机构”，由它负责制定相应的国际经济法律规则。既然在区域层面上欧盟已有建立“超国家组织”的成功经验，那么这种模式将来也应该能够在全球范围内推行。

无疑，在现行的国际关系中，任何主张建立凌驾于各国主权之上的全球性超国家组织的设想，都带有强烈的乌托邦色彩，其原因在于：第一，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各国、各阶层之间的经济利益冲突有愈演愈烈之势，试图借助一种独立的力量——全球性超国家经济组织来平衡这样的经济利益冲突，凭添的无非是一条新的死胡同；第二，全球性超国家经济组织高高在上，远离所要解决的各种全球经济问题，几乎难以找到有效的制度以保证其民主性和合法性；第三，在组建全球性超国家经济组织的过程中，有可能在国际间生产出一个变异的“利维坦”。即便按照西方的公共选择理论，由全球性超国家经济组织创制国际经济法律制度这一全球公共物品，必然会导致信息缺失、无效率以及寻租等国际政治市场失灵情形的出现。正因如此，迄今为止，在各国哪怕是在西方国家，有关经济全球化催生全球性超国家经济组织的论调，始终是曲高和寡。

（二）分权式的国际立法模式

另一些西方学者则主张，将来的国际体系应以分权化为特征。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推进，政府间组织、跨国非政府组织、跨国公司等各类非国家行为体广泛兴起，形成了由多中心的权力网络构成的全球秩序。

“新中世纪主义”是一种典型的有关分权化的“后国际体系观”。1648年以民族国家为中心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出现，结束了欧洲的中世纪时代。然而，自20世纪末以降，在经济全球化力量的不断推动下，历史发展可能会呈现出螺旋式上升的趋势，即“回到未来”——进入所谓的新中世纪时代。这是一种“权威重叠”的国际体系，国家不再大权独揽，其让出的权力失散于各种政府间组织（如联合国）、超国家组织（如欧盟）、跨国非政府组织（如绿色和平组织）、跨国宗教组织（如罗马教皇）及跨国公司等。犹如欧洲中世纪之时，权威既来自教皇、主教、教会等，也来自皇帝、国王、贵族、行会等。

20世纪70年代后期，英国著名国际关系理论学者布尔提出，国际秩序已经出现了新中世纪主义的某些趋势，但还没有足够的证据说明新中世纪时代已经来临。此后，新中世纪主义理论一度沉寂，直至冷战结束和经济全球化趋势的日益显现，该理论又开始在西方国家复兴。晚近倡导新中世纪主义范式的学者认为，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存在着民族国家体系和跨国市场经济相竞争的二元普世主义，就像中世纪宗教普世主义和世俗普世主义的对立一样。在国家与市场的角力中，并不意味着国家的落败和消亡，因为人类社会需要国家发挥组织化的政治功能，更为重要的是，国家的身份在全球文化的进程中，将不断地得到建构和复制，从而显现出长久的生命力。然而，在全球化冲击和市场力量的挤压下，主权国家在国际体系中的至尊地位将不复存在，各类非国家行为体将参与权力的分享（权威的重叠）。

按照新中世纪主义理论，在“权威重叠”形成过程中，国家对国际立法权的垄断地位也将终结，其他各类非国家行为体开展的“造法”运动方兴未艾，它们不但通过敦促和提供支持等方式间接参与国家间制定“国际公法”的过程，而且还在传统的“国际公法”之外广泛创制其他各种跨国法律规则，包括由政府间组织、跨国非政府组织乃至跨国公司制定的各种“国际软法”等，从而形成多元化的国际立法模式。倘若如此，在将来，各类非国家行为体将与国家并驾齐驱，共同行使国际经济立法权，国际经济法律规则的供给力度将不断加大。

无可否认，新中世纪主义理论确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经济全球化时代国际社会“权威重叠和忠诚交叉”的现实。然而，现行的以民族国家为中心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本身是为了结束黑暗的中世纪时代而生，问题是在推倒该体系之后，谁能保证随之而来的新中世纪时代必定是“回到未来”，而不是“退回过去”——重新进入类似于中世纪那样的混乱状态？首先，新中世纪主义给出的可能是一种杂乱无章的分权体制，一旦这种体制陷入冲突和混乱，国际社会应有的秩序和安全将如何保证？其次，在现行的西方代议民主制下，各国政府要对选民负责，而在分权后的新中世纪时代，又何以建立各类非国家行为体对各国民众的责任机制？再次，在新中世纪时代，对于大权在握的各类非国家行为体，就其创制跨国法律规则等行动，公民只能在最低限度上加以控制，难有表示同意或不同意的权力。由此可见，在新中世纪主义理论憧憬的国家权威丧失和个人忠诚模糊之后的时代，人类社会必定会陷入难以克服的、诸如秩序和安全、负责制和合法性等方面的危机。

四、经济全球化趋势与国际经济立法模式的扩张

全球化时代对国际经济法律规则的需求，给传统的“国家间经济立法”模式带来了强烈的挑战。为了应对这一挑战，仅仅对该传统的国际经济立法模式本身进行技术上的改良，无疑是不够的。如以集权化或分权化的国际经济立法模式取而代之，则显然失之激进。经济全球化时代对国际经济法律规则的需求呼唤着一种新的国际经济立法模式——“跨国经济立法”模式的诞生。这种新的国际经济立法模式是一种“中心—”立法模式，即仍应坚持以“国家间经济立法”为中心，并继续对各国共同同意这一传统国际经济立法基础进行适当的软化处理。但是，与此同时，应进一步就国际经济立法作出分权安排，将部分立法权让渡给各种非国家行为体，由它们来制订相应的国际经济“软法”。在“跨国经济立法”模式下，“法出多门”的结果使得国际经济领域法律制度的供应将趋于丰裕。

“跨国经济立法”模式可援引“全球治理”理论作为自己的理论基础。伴随着冷战的结束和全球化进程的加速，潜伏多年的经济、安全、政治、生态和文化等全球危机渐次显露，仅仅依靠民族国家“自上而下”的单向度“统治”方式已无法应对日趋严重的全球问题。在此背景下，全球治理理论便应运而生，并在当代国际关系理论各流派中大有渐成显学之势。

一方面，全球治理理论强调治理主体的多元化和治理方式的多样性。“跨国经济立法”模式中的分权立法这一特点，就得到了全球治理理论的普遍支持。

首先，从全球治理主体的多元化来看，对于全球问题的解决，民族国家已日益显现出独力难举之势。全球治理理论在肯定国家仍作为一种治理工具的同时，更加强调在不同层次上相互联结在一起的各类非国家行为体在治理中所发挥的作用。具体而言，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国家不可能成为全能的行为体，独揽国际经济立法权。民族国家的权力必将向上、向下或横向分流给各种非国家行为体。就跨国经济立法而言，民族国家的立法权向上主要是向政府间组织，向下主要是向政府下属经济管理职能部门，横向主要是向跨国公司和非政府组织扩散。由此，允许非国家行为体加入跨国经济立法主体的行列，可以充分利用它们的信息、人才等资源，并发挥其高效、制度创新等优势，从而形成“多元的立法程序”。

其次，从全球治理的方式来看，面对错综复杂的全球经济问题，全球治理理论强调“各种路径的综合”，主张各类非国家行为体应通过协调等手段，在营造共识的基础上对全球经济事务实行调节性的管理，从而打破由国家及政府间组织以强制力进行“统治”的单一局面，其中显然包含了对非国家行为体制定国际经济“软法”的倚重。国际经济“软法”虽主要依靠各国的自愿遵行，不像作为“硬法”的国际经济条约那样，可以对违反者进行报复和诉诸司法或仲裁机构，但决不能由此否认国际经济“软法”的法律性质。在经济全球化时代，违反国际经济“软法”者，可能面临着无法进入别国市场的风险，并可能会在全球范围内遭到国家和其他非国家行为体的共同谴责。这种“群起的羞辱”将使违法者声誉扫地，并极大地损害其经济或商业利益，对违法者的制裁效果有时甚至超过司法判决。

另一方面，温和的全球治理理论承认国家在全球治理机制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国家之间制定的经济领域“国际公法”继续构成“跨国经济立法”模式核心这一特点，则可得到这种温和的全球治理理论的有力支持。

在各种全球治理理论中，激进的学说往往过分夸大非国家行为体在全球治理中的作用，主张全球化就是一个“去国家化”的过程，并将导致“民族国家的终结”。此类论调显有夸大其词之嫌疑，而温和的全球治理理论虽也强调应扩大非国家行为体参与全球事务治理的权力，但认为国家在治理机制中的中心地位不可能丧失。该派学者通常认为，国家不是经济全球化的消极牺牲品，而是助推器和建构者。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国家仍然构成本国资本开拓国际市场的强有力后盾。全球治理机制深嵌在国家权力结构和利益分配格局之中，国家不但赋予其它治理主体以形态，且为它们提供合法性，并确保其责任性。在权力多元的全球治理体系中，需要国家这一公共权力作为中心，通过这个中心控制多元群体和多种标准之间的积极冲突和消极冲突，实现不同治理机制的兼容性，以及使各个层次的治理力量被缝合成一个相对完整的体系。肯定经济全球化时代国家在全球治理机制中的中枢地位，可从国际关系理论上佐证国家之间制定的经济领域“国际公法”仍然是“跨国经济立法”的主导力量，同时也划清了该立法模式与新中世纪主义等激进的分权式立法模式的界线。在“跨国经济立法”模式中，非国家行为体的立法将趋于活跃，但仍然是非主流的，只能对国家之间制定的经济领域“国际公法”起到补充作用。首先，从立法的性质来看，非国家行为体制定的毕竟是国际经济“软法”。其次，从立法的权力来看，这些非国家行为体都存在着合法性和责任性欠缺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其一，就政府间组织而言，各国人民赋予本国政府以权力，各国政府又授权于政府间组织。由此可见，政府间组织只不过是权力链上的新环节，然而，权力链过长会实质性地削弱公众权威。

其二，就政府下属的各经济管理职能部门而言，其组成的跨政府网络在制订国际经济“软法”的过程中，同样存在着责任性的问题。而且，相对于由国家通过正式途径共同制定的国际经济条约而言，产生于跨政府网络中的“软法”只是一种补充性的渊源。

其三，就跨国非政府组织而言，其自诩为全球市民社会的代表，意在弥补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的情形。然而，这些跨国非政府组织究竟代表谁的意见，为何能够代表以及如何代表等诸如此类的问题，迄今未有满意的答案。与此同时，在对跨国非政府组织的问责方面，至今也未建立一套有效的责任规范机制来解决由谁享受其带来的利益并承受相应的代价，以及由谁对其行动负责等问题。

其四，就跨国商业组织而言，在全球市场上，它们权力的取得并非经过民主的程序，其虽谈不上非法，但也没有得到合法化，处于一种介于合法和非法之间的“跨合法”或“亚合法”的状态。在国家之间创制经济领域“国际公法”的过程中，虽然也在一定程度上存在民主性和合法性不足的问题，但非国家行为体在这方面的基础要比国家薄弱得多，这也决定了其制定的国际经济“软法”不可能成为“跨国经济立法”模式的中坚力量。wWw.gWyoO

五、尾论

在从传统的“国家间经济立法”模式向“跨国经济立法”模式的转化过程中，发展中国家不可能选择回避，否则就有被边缘化的威胁，而当发展中国家参与其中时，却将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跨国经济范文篇6

[关键词]跨国公司在华研发战略

跨国公司的海外研发活动在最近的二十年中呈现飞速发展的趋势。跨国公司在华设立研发机构的行为开始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随后的十多年呈现出加速增长的态势，根据国家商务部的数据，2005年已经达到750余家。跨国公司在华研发活动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研究其在华研发的战略特征，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分别从投资规模、区位特征、组织特征和功能特征等四个方面进行分析。

一、跨国公司在华研发机构的投资规模

跨国公司研发机构刚开始的资本投资规模都较小（从科研人员的数量看），研究人员一般只有十几到几十人,但最近几年规模增长较快。比如，摩托罗拉在华科研人员已超过2000人、德尔福（中国）科技研发中心一期招聘科研人员500人、西门子（南京）公司2005年扩招200名研发人员。另外，母国来源不同，研发机构的规模不同。从主要几个母国来源地看，欧美公司的研发机构规模较大，日本、韩国公司研发机构的规模次之，中国香港及中国台湾公司的研发机构较小。比如，2003年全球研发投入前十名的公司中，除日本丰田公司排第五外，其他都是欧美的公司。

二、跨国公司在华研发机构的区位特征

跨国经济范文篇7

一、经济全球化趋势与传统国际经济立法模式的张力

经济全球化趋势对国际经济领域法律制度的创制提出了强烈的需求，而以“各国共同同意”为基础的传统国际经济立法模式严重制约着国际经济领域法律制度的供给。正是这种“供求关系”的失衡，加大了经济全球化趋势与传统国际经济立法模式之间的张力。

经济全球化趋势要求加快国际经济立法进程的动力主要来自两个方面。首先，从经济全球化的深度来看，其意味着各国间在经济上的相互依赖关系愈加密切。按照国际关系理论中“新制度主义”的原理分析，随着各国间经济交往规模的扩大、广度的增加、密度的加强、频率的加快以及影响力的深入，创制更多的国际经济领域法律制度将有利于减少各国经济交往的成本。①其次，从经济全球化的维度来看，全球化已波及贸易（包括货物贸易、服务贸易、技术贸易等）、投资、金融等各个经济领域，原属各国国内法管辖的经济问题不断被跨国化，并进入国际经济法的视野，从而需要制定相应的国际经济法律规则予以调整。

因经济全球化深入而带来的全球经济问题至少可分为协调问题和公共问题两类。②其一，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对于各种国际经济交往，如果仍由各国自行其是，使用不同的规则，则各国规则间存在的积极冲突及消极冲突，将破坏交易的稳定性和可预见性，并增加交易的成本，从而阻碍国际经济交往的顺利进行。对于此类全球经济问题的解决，最好的办法是各国能在一致同意的基础上制定统一的国际经济条约或创制相应的国际经济习惯。如果硬性的国际经济条约或国际经济习惯难以形成，也可通过制定国际经济“软法”或由各国政府通过谈判达成相互承认对方标准之协议的方式加以协调。其二，经济全球化将伴随着更多的公共问题，包括经济领域“全球公共物品”的创制和使用问题（如“免费搭车”和“掠夺性使用”等问题）和各国国内经济政策给他国带来的“负外部性”问题等。在这些公共问题上，单个国家不太可能将其行为的社会成本内部化，最好的选择是建立可行的统一法律规则来推动经济合作的进程。总之，随着全球经济问题的日益增加，对国际性集体行动的需求也将上升，而期间国际经济法律规则的供给则必不可少。

从国际经济领域法律制度的供给来看，在各国国内都有一个中央立法机构依靠公权力“垂直式”地制定和修改国内经济立法，当国内经济关系日益复杂，仅靠一个中央立法机构无法满足对法律制度的需求，现代各国都采取“授权立法”等方式加快国内经济法律规则的供给。而国际社会是一种“无政府状态”的国家体系，没有一个权位在各国之上的“世界政府”。在缺乏中央立法机构的国际社会，各国只能通过相互之间的“水平式”博弈，制定国际经济法律规则。由此，国际经济法律规则的供给就不可能像国内经济法律制度那样充裕。

近代国际立法深受实定主义法学派的影响。该学派认为，各国的共同同意构成国际法创制的基础，③而共同同意的形式无非分为明示和默示两种，相应地，国际法的主要渊源有二：一是基于各国明示同意而产生的国际条约；二是基于各国默示同意而形成的国际习惯。④以各国共同同意为基础制定国际法，势必造成国际经济法律制度生成不易之结果。

现行国际社会由经济发展水平不一的190多个国家组成，且经济全球化加剧了各国间贫富不均的状况。按照“公共选择理论”，由为数众多者联合提供“公共物品”，往往会遇到严重的“集体行动困境”（如“搭便车”、“理性冷漠”等问题）。同样，欲在诸多国家之间以共同同意为基础创制作为“全球公共物品”的国际经济法律制度，其难度可想而知。此其一。其二，当代国际经济法在性质、参与者和功能上均有异于传统国际法。传统的“共存国际法”主要用以调整国家与国家之间的领土、外交等关系，其功能是保证各国之间相安无事，由此建立的以最低限度共存规则为取向的国际法制度，当然容易为各国所普遍接受。然而，国际经济法属于现代“合作国际法”的范畴，其功能不同于消极维持国际最低秩序的传统“共存国际法”，而是在于积极地促进国际间的经济合作。以此观之，作为现代“合作国际法”一部分的国际经济法的创制，显然要比传统的“共存国际法”更为复杂，而以国家和跨国公司等非国家行为体存在“复合相互依赖”关系为特征的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出现，使得当代国际经济法作为“合作国际法”的特征更加凸显，从而进一步加大了以各国共同同意为基础创制国际经济法律制度的难度。

另一方面，传统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下的国际立法模式往往并不考虑各国国内因素对本国政府在国际立法过程中行使“同意权”的影响，其因循的是一种从“国际”到“国内”的“自上而下”的立法方式，即先有国家在国际层面上制定国际法，然后通过转化或纳入的方式将国际法转化为国内法，直接或间接地适用于各国国内的个人和团体。而当代“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认为，国际法的形成是各国政府在国际和国内两大层面“双层博弈”的结果。从国内政治进程对国际经济法的影响来看，国家在国际经济关系中的利益不是“外生”或“给定”的，国家只是国内社会中个人、团体的人，而正是这些个人、团体间利益互动的结果，推动了国家在国际经济关系中利益和偏好的形成，从而最终决定国家是否同意制定一项国际经济法律制度。⑤按照公共选择理论，西方国家政府因受国内各利益集团和选民的影响，即使一项国际经济法律制度的创制从整体上对本国而言利大弊小，但该国政府仍有可能无法作出顾全大局的决策。

二、经济全球化趋势与国际经济立法模式的改良实践

在当代，就国际法的创制而言，恰如美国著名国际法学者亨金所言，国家间“同意的原则本质上仍然未变，但是已经放松。”⑥国际经济法也不例外。在国际经济关系中，由于各国尤其是南北国家之间存在着尖锐的立场对立和利益分歧，相互间很难通过实践行为的默示协调而形成国际习惯；而且国际习惯比较适宜于变化缓慢的传统“共存国际法”，而像国际经济法这样的“合作国际法”需要采取国际条约的形式，以便获得更快的创制速度。⑦为适应经济全球化的需求，加快国际经济条约制定进程的路径也趋向多样化。这些路径可大别为以下两类。

第一类路径主要是引入“共识”机制，以内在地弱化各国共同同意这一国际经济条约的制定基础。传统上作为立法基础的各国共同同意是指每个国家都必须明确表达对国际经济条约的接受；而现在所谓的“共识”则是指，只要谈判方没有明示表示反对，国际经济条约即告通过。显然，这种“不反对即为赞成”的推定放宽了对同意的要求。值得注意的是，引入“共识”机制实际上对小国不利，因为在谈判过程中，出于掌握的信息不足等原因，小国有时无法提出确切的理由反对或****一项拟议中的国际经济条约，只能消极地放任该条约通过，但这并不等于他们就积极地支持该条约本身。在实践中可能出现的极端现象是，一个有待解决的国际经济条约没有几个国家真正予以支持，但也没有多少国家正式表示反对，在“共识”这一操作方式下居然也算获得了议决。目前，在WTO体制内就广泛采取这种以取得“共识”为基础的缔约方式。从表面上看，在“共识”方式下，每个WTO成员方对缔约都保留了最终否决权，该项缔约制度似乎对小国有利，然而，在谈判过程中，发达成员方仍能有力地影响乃至控制谈判的结果；⑧相反，发展中成员方往往暴露出谈判能力不足的问题，由此，当谈判进展到最后之时，给出的可能是一种所谓“双赢”或“共赢”（各国均有绝对收益）的结局，但大小国家间存在着“赢多赢少”的严重不均衡状态（相对收益分配失衡）。于是，对发展中成员方而言，在WTO“共识”方式下缔结的条约便出现了“食之无味，弃之不舍”的“鸡肋效应”。

第二类路径主要是通过采取适当的外在谈判策略，在制定国际经济条约的过程中促成各国共同同意的最终取得。国际经济条约的制定是各国共同合作的结果，由于各种不确定性因素的存在，国际合作往往并非一步到位之举，而是一个逐步强化的过程。相应地，许多国际经济条约的定制也是不断演化的结果，其间，各国之间应采取适当的合作路径，方能达到目的。⑨这些路径主要有以下五类。其一，“由少至多”的方式，即先在容易取得共识的少数国家之间达成国际经济条约，然后通过各种方式将条约推及其他国家。按照公共选择理论，在一个小的国家集团内，因为特殊利益的存在和彼此间相互监督的便利等，容易实现合作，达成相关协议。⑩例如，以复边协议作为缔约进程的起点，往往就反映了“由少至多”的国际经济条约谈判策略。OECD1995年开始的有关多边投资协议的谈判就属典型一例。基于共同的利益和立场，发达国家首先谋求在内部达成多边投资协议，然后再软硬兼施，将该协议“推销”给外部国家。例如，把俄罗斯接受该协议作为其加入OECD的前提条件；又如，将该协议作为新的《洛美协定》的一部分，“搭售”给非、加、太国家等等。

其二，“由低到高”的方式，即允许各缔约国对国际经济条约进行宽泛的保留，形成一个较低起点的标准，然后在此基础上展开后续谈判，逐步提高各缔约国承担义务的水平。例如，在起始阶段，WTO不可能对服务贸易自由化定调太高，否则，只会曲高和寡，导致发展中国家抵制该领域的谈判。就此，乌拉圭回合引入了“由低到高”的谈判方式，就构成服务贸易自由化核心部分（主要涉及市场准入和国民待遇两方面）的义务，采取“具体承诺”的方式。这种承认各国差异，并削低门槛的做法，使得GATS易为各成员方所普遍接受，但此举并非一种一劳永逸的安排。在WTO成立之后，各成员方仍有义务通过双方或多边谈判，逐步减少乃至取消各种限制性措施，以不断提高服务贸易领域的自由化水平。因此，在“由低到高”的谈判方式下，发展中国家要警惕发达国家以比较低的标准引诱其接受某些议题，待这些议题登堂入室之后，再谋求在后续谈判中扩大战果。

其三，“从软到硬”的方式。各国参加国际经济条约，意味着要对其他国家做出确定的承诺。为了保持本国内外经济政策的灵活性，一些国家可能不愿为之，从而导致缔约的失败。反之，国际经济“软法”本身没有法律拘束力，这样的法律规则不会对各国形成过大的压力，有时反而容易得到各国的认同。(11)例如，劳工权利既关系到各国对人权的价值判断，也涉及国家利益，因为劳工标准的提高会削弱发展中国家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比较优势等。因此，在许多劳工标准上，国际劳工组织只有制订“软法”，才能为各国所普遍接受。然后再进一步考虑通过这些“软法”逐步聚拢各国的观念和引导各国的行为，进而消弥相互之间的分歧，以至最终将一些已经形成共识的劳工标准写人有关国际条约。然而，跨国经济“软法”的制定和适用，往往是具有“软实力”之西方大国向他国“输出管理经验”的过程。

其四，“从粗至细”的方式，即在起始阶段先谋求达成一个原则性的协议，因这样的协议只涉及对议题的基本共识，因而磋商的难度往往比较低，但可为各方后续谈判具体的权利义务奠定必不可少的基础。例如，就公共健康与知识产权保护的议题，在2001年多哈回合启动时，WTO各成员方共同发表的《多哈宣言》对此定下了基调，即《TRIPs协议》的实施应有利于公共健康，同时还专门通过了《关于TRIPs协议与公共健康的宣言》。在这两个宣言确立的原则指导下，各成员方经过磋商，2003年终于就该议题项下的核心问题达成了具体协议——《实施关于TRIPs协议与公共健康的宣言第六段的决定》。

其五，“一揽子协议”的方式，即缔约各方就多个领域、多种议题展开谈判，并应同时全盘接受谈判达成的所有国际经济条约，而不能挑三拣四。采取这种方式，可使谈判成果通过尽可能地交叉赢得多数参与方的支持，即谈判各方可以一些领域的妥协换取对方在其他领域的让步。假如就多项议题采取“分项”谈判的方式，因各方利益存在严重分歧，恐难有成效。只有通过“一揽子协议”，以议题“交易”的方式，方能使各方接受在“分项”谈判方式下本来不愿接受的协议成果。例如，乌拉圭回合和多哈回合就采取这种“一揽子协议”的方式。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以交易的方式从发达国家处换得对自己有利的议题，并非出自后者心甘情愿地妥协和让步。缘此，即使就这些议题双方谈判最终达成了纸面上的协议，在以后的执行过程中，发达国家经常推三阻四，不愿兑现全部承诺。在多哈回合发动前夕，发展中国家提出了近百个要求予以落实的有关WTO协定的执行问题。这些执行问题的出现，与乌拉圭回合所采用的“一揽子协议”的内在缺陷有关。

三、经济全球化趋势下国际经济立法模式的变革理论

不难发现，以上各国有关加快国际经济条约创制的改良实践，只是从技术上软化了各国共同同意这一传统的国际立法基础，并非从实质上对之加以变革，其对缓解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国际经济法律规则供求矛盾的作用程度毕竟有限。鉴此，目前一些西方学者夸大国际体系的未来走向，对传统国际经济立法模式提出了比较激进的变革主张。在这些学者看来，经济全球化将不断削弱现行的以民族国家为中心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以各国共同同意为基础的“国家间立法”模式必趋式微，在国际体系演进的基本方向上，他们提出了“集权化”和“分权化”两条截然不同的路径，相应地，国际经济立法模式也将出现或合或分的激变。这些主张都以国家主权的销蚀为代价，对国际经济立法模式发展的影响不容忽视。

（一）集权式的国际经济立法模式

一些学者主张，将来的国际体系应以集权化为特征。在这样的国际体系中，国家虽未完全衰亡，各国间仍可以共同同意的方式制定国际条约及国际习惯，但是，国际间将出现拥有立法权的全球性超国家组织，犹如国内社会，国际社会也会朝着“有政府状态”的方向演进。在国际经济领域，随着各国经济的相互依赖关系日趋加强，需要成立“半联邦”性质的国际经济组织对全球经济问题进行超国家的治理。在此类“半联邦”性质的国际经济组织中，应包括“超国家立法机构”，由它负责制定相应的国际经济法律规则。既然在区域层面上欧盟已有建立“超国家组织”的成功经验，那么这种模式将来也应该能够在全球范围内推行。(12)

无疑，在现行的国际关系中，任何主张建立凌驾于各国主权之上的全球性超国家组织的设想，都带有强烈的乌托邦色彩，其原因在于：第一，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各国、各阶层之间的经济利益冲突有愈演愈烈之势，试图借助一种独立的力量——全球性超国家经济组织来平衡这样的经济利益冲突，凭添的无非是一条新的死胡同；第二，全球性超国家经济组织高高在上，远离所要解决的各种全球经济问题，几乎难以找到有效的制度以保证其民主性和合法性；第三，在组建全球性超国家经济组织的过程中，有可能在国际间生产出一个变异的“利维坦”。即便按照西方的公共选择理论，由全球性超国家经济组织创制国际经济法律制度这一全球公共物品，必然会导致信息缺失、无效率以及寻租等国际政治市场失灵情形的出现。正因如此，迄今为止，在各国哪怕是在西方国家，有关经济全球化催生全球性超国家经济组织的论调，始终是曲高和寡。(13)

（二）分权式的国际立法模式

另一些西方学者则主张，将来的国际体系应以分权化为特征。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推进，政府间组织、跨国非政府组织、跨国公司等各类非国家行为体广泛兴起，形成了由多中心的权力网络构成的全球秩序。

“新中世纪主义”是一种典型的有关分权化的“后国际体系观”。1648年以民族国家为中心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出现，结束了欧洲的中世纪时代。然而，自20世纪末以降，在经济全球化力量的不断推动下，历史发展可能会呈现出螺旋式上升的趋势，即“回到未来”——进入所谓的新中世纪时代。(14)这是一种“权威重叠”的国际体系，国家不再大权独揽，其让出的权力失散于各种政府间组织（如联合国）、超国家组织（如欧盟）、跨国非政府组织（如绿色和平组织）、跨国宗教组织（如罗马教皇）及跨国公司等。犹如欧洲中世纪之时，权威既来自教皇、主教、教会等，也来自皇帝、国王、贵族、行会等。

20世纪70年代后期，英国著名国际关系理论学者布尔提出，国际秩序已经出现了新中世纪主义的某些趋势，但还没有足够的证据说明新中世纪时代已经来临。(15)此后，新中世纪主义理论一度沉寂，直至冷战结束和经济全球化趋势的日益显现，该理论又开始在西方国家复兴。晚近倡导新中世纪主义范式的学者认为，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存在着民族国家体系和跨国市场经济相竞争的二元普世主义，就像中世纪宗教普世主义和世俗普世主义的对立一样。在国家与市场的角力中，并不意味着国家的落败和消亡，因为人类社会需要国家发挥组织化的政治功能，更为重要的是，国家的身份在全球文化的进程中，将不断地得到建构和复制，从而显现出长久的生命力。然而，在全球化冲击和市场力量的挤压下，主权国家在国际体系中的至尊地位将不复存在，各类非国家行为体将参与权力的分享（权威的重叠）。(16)转按照新中世纪主义理论，在“权威重叠”形成过程中，国家对国际立法权的垄断地位也将终结，其他各类非国家行为体开展的“造法”运动方兴未艾，它们不但通过敦促和提供支持等方式间接参与国家间制定“国际公法”的过程，而且还在传统的“国际公法”之外广泛创制其他各种跨国法律规则，包括由政府间组织、跨国非政府组织乃至跨国公司制定的各种“国际软法”等，从而形成多元化的国际立法模式。(17)倘若如此，在将来，各类非国家行为体将与国家并驾齐驱，共同行使国际经济立法权，国际经济法律规则的供给力度将不断加大。

无可否认，新中世纪主义理论确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经济全球化时代国际社会“权威重叠和忠诚交叉”的现实。然而，现行的以民族国家为中心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本身是为了结束黑暗的中世纪时代而生，问题是在推倒该体系之后，谁能保证随之而来的新中世纪时代必定是“回到未来”，而不是“退回过去”——重新进入类似于中世纪那样的混乱状态？首先，新中世纪主义给出的可能是一种杂乱无章的分权体制，一旦这种体制陷入冲突和混乱，国际社会应有的秩序和安全将如何保证？其次，在现行的西方代议民主制下，各国政府要对选民负责，而在分权后的新中世纪时代，又何以建立各类非国家行为体对各国民众的责任机制？再次，在新中世纪时代，对于大权在握的各类非国家行为体，就其创制跨国法律规则等行动，公民只能在最低限度上加以控制，难有表示同意或不同意的权力。(18)由此可见，在新中世纪主义理论憧憬的国家权威丧失和个人忠诚模糊之后的时代，人类社会必定会陷入难以克服的、诸如秩序和安全、负责制和合法性等方面的危机。

四、经济全球化趋势与国际经济立法模式的扩张

全球化时代对国际经济法律规则的需求，给传统的“国家间经济立法”模式带来了强烈的挑战。为了应对这一挑战，仅仅对该传统的国际经济立法模式本身进行技术上的改良，无疑是不够的。如以集权化或分权化的国际经济立法模式取而代之，则显然失之激进。经济全球化时代对国际经济法律规则的需求呼唤着一种新的国际经济立法模式——“跨国经济立法”模式的诞生。这种新的国际经济立法模式是一种“中心—”立法模式，即仍应坚持以“国家间经济立法”为中心，并继续对各国共同同意这一传统国际经济立法基础进行适当的软化处理。但是，与此同时，应进一步就国际经济立法作出分权安排，将部分立法权让渡给各种非国家行为体，由它们来制订相应的国际经济“软法”。在“跨国经济立法”模式下，“法出多门”的结果使得国际经济领域法律制度的供应将趋于丰裕。

“跨国经济立法”模式可援引“全球治理”理论作为自己的理论基础。伴随着冷战的结束和全球化进程的加速，潜伏多年的经济、安全、政治、生态和文化等全球危机渐次显露，仅仅依靠民族国家“自上而下”的单向度“统治”方式已无法应对日趋严重的全球问题。在此背景下，全球治理理论便应运而生，并在当代国际关系理论各流派中大有渐成显学之势。

一方面，全球治理理论强调治理主体的多元化和治理方式的多样性。“跨国经济立法”模式中的分权立法这一特点，就得到了全球治理理论的普遍支持。

首先，从全球治理主体的多元化来看，对于全球问题的解决，民族国家已日益显现出独力难举之势。全球治理理论在肯定国家仍作为一种治理工具的同时，更加强调在不同层次上相互联结在一起的各类非国家行为体在治理中所发挥的作用。具体而言，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国家不可能成为全能的行为体，独揽国际经济立法权。民族国家的权力必将向上、向下或横向分流给各种非国家行为体。就跨国经济立法而言，民族国家的立法权向上主要是向政府间组织，向下主要是向政府下属经济管理职能部门，(19)横向主要是向跨国公司和非政府组织扩散。由此，允许非国家行为体加入跨国经济立法主体的行列，可以充分利用它们的信息、人才等资源，并发挥其高效、制度创新等优势，从而形成“多元的立法程序”。(20)

其次，从全球治理的方式来看，面对错综复杂的全球经济问题，全球治理理论强调“各种路径的综合”，主张各类非国家行为体应通过协调等手段，在营造共识的基础上对全球经济事务实行调节性的管理，从而打破由国家及政府间组织以强制力进行“统治”的单一局面，其中显然包含了对非国家行为体制定国际经济“软法”的倚重。国际经济“软法”虽主要依靠各国的自愿遵行，不像作为“硬法”的国际经济条约那样，可以对违反者进行报复和诉诸司法或仲裁机构，但决不能由此否认国际经济“软法”的法律性质。在经济全球化时代，违反国际经济“软法”者，可能面临着无法进入别国市场的风险，并可能会在全球范围内遭到国家和其他非国家行为体的共同谴责。这种“群起的羞辱”将使违法者声誉扫地，并极大地损害其经济或商业利益，(21)对违法者的制裁效果有时甚至超过司法判决。

另一方面，温和的全球治理理论承认国家在全球治理机制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国家之间制定的经济领域“国际公法”继续构成“跨国经济立法”模式核心这一特点，则可得到这种温和的全球治理理论的有力支持。

在各种全球治理理论中，激进的学说往往过分夸大非国家行为体在全球治理中的作用，主张全球化就是一个“去国家化”的过程，并将导致“民族国家的终结”。此类论调显有夸大其词之嫌疑，而温和的全球治理理论虽也强调应扩大非国家行为体参与全球事务治理的权力，但认为国家在治理机制中的中心地位不可能丧失。(22)该派学者通常认为，国家不是经济全球化的消极牺牲品，而是助推器和建构者。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国家仍然构成本国资本开拓国际市场的强有力后盾。全球治理机制深嵌在国家权力结构和利益分配格局之中，国家不但赋予其它治理主体以形态，且为它们提供合法性，并确保其责任性。在权力多元的全球治理体系中，需要国家这一公共权力作为中心，通过这个中心控制多元群体和多种标准之间的积极冲突和消极冲突，实现不同治理机制的兼容性，以及使各个层次的治理力量被缝合成一个相对完整的体系。(23)肯定经济全球化时代国家在全球治理机制中的中枢地位，可从国际关系理论上佐证国家之间制定的经济领域“国际公法”仍然是“跨国经济立法”的主导力量，同时也划清了该立法模式与新中世纪主义等激进的分权式立法模式的界线。在“跨国经济立法”模式中，非国家行为体的立法将趋于活跃，但仍然是非主流的，只能对国家之间制定的经济领域“国际公法”起到补充作用。首先，从立法的性质来看，非国家行为体制定的毕竟是国际经济“软法”。其次，从立法的权力来看，这些非国家行为体都存在着合法性和责任性欠缺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其一，就政府间组织而言，各国人民赋予本国政府以权力，各国政府又授权于政府间组织。由此可见，政府间组织只不过是权力链上的新环节，然而，权力链过长会实质性地削弱公众权威。

其二，就政府下属的各经济管理职能部门而言，其组成的跨政府网络在制订国际经济“软法”的过程中，同样存在着责任性的问题。(24)而且，相对于由国家通过正式途径共同制定的国际经济条约而言，产生于跨政府网络中的“软法”只是一种补充性的渊源。(25)

其三，就跨国非政府组织而言，其自诩为全球市民社会的代表，意在弥补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的情形。然而，这些跨国非政府组织究竟代表谁的意见，为何能够代表以及如何代表等诸如此类的问题，迄今未有满意的答案。与此同时，在对跨国非政府组织的问责方面，至今也未建立一套有效的责任规范机制来解决由谁享受其带来的利益并承受相应的代价，以及由谁对其行动负责等问题。

其四，就跨国商业组织而言，在全球市场上，它们权力的取得并非经过民主的程序，其虽谈不上非法，但也没有得到合法化，处于一种介于合法和非法之间的“跨合法”或“亚合法”的状态。(26)在国家之间创制经济领域“国际公法”的过程中，虽然也在一定程度上存在民主性和合法性不足的问题，但非国家行为体在这方面的基础要比国家薄弱得多，这也决定了其制定的国际经济“软法”不可能成为“跨国经济立法”模式的中坚力量。

跨国经济范文篇8

关键词跨国公司区域经济一体化互动关系

跨国公司和区域经济一体化已成为当今推动世界经济发展和世界经济一体化的两股最重要的力量。两者共同之处在于都促进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跨国界流动，推动国际分工深化和规模经济实现，推动生产要素价格在全球均等化和世界经济一体化向前发展。两者不同之处在于，跨国公司是微观经济一体化，由市场力量推动，以水平分工和垂直分工为主要形式，从事国际规模的生产和销售以代替通常的商品出口。这种一体化构成了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微观基础。而区域经济一体化则属于宏观经济一体化范畴，是成员国基于市场自身发展的需要，通过鉴定协议来为资本在本地区扩张扫除障碍，促进本地区分工深化和创造本地区比较优势，在此基础上还可能形成政治方面的合作与一体化，区域经济一体化构筑了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宏观基础。由于这两种一体化在运行层次和运作机制上的不同，形成了推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两个主要动力源。但是，这两者并非截然分开，而是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相互促进，共同推动世界经济一体化向前发展。本文旨在研究跨国公司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互动关系对世界经济一体化的促进和推动作用。

一、战后区域经济一体化与跨国公司蓬勃发展的原因

战后，区域经济一体化和跨国公司在全球的蓬勃发展有其深刻的历史原因。自市场经济生产方式在全球确立以来，资本积累速度的加快及资本逐利的本性受单个国家尤其是小国的资源与市场局限无法满足资本扩张的需要，战前的殖民地开拓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这种矛盾。但列强也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通过战争方式获得的资源与市场很可能再通过战争的方式失去。另外，战争也破坏了生产力和资本扩张的机制，破坏了生产力和资本向纵深进一步发展的环境条件。显然，从战争转向合作是解决这一矛盾更可行的途径，于是通过一定的制度调节，由资源争夺转向资源共享，从军事竞争转向经济竞争，逐步成为战后各国的共识，这在实际上便构成了区域经济一体化和跨国公司化在战后迅速发展深层次认识的基础。

科技革命和生产力在战后的迅速发展又为区域经济一体化和跨国公司发展提供经济基础。由于生产力发展产生了越来越强烈地逾越国界的要求时，实际上使一国市场无法承受如此分工与规模经济，另外，科技革命的迅速发展使新技术和新产品的R＆D费用不是一个企业甚至是一国所能承受的。所有这些都需要通过跨国性的集体力量或协调来解决，经济一体化组织成了解决这种问题的一种较好选择。但是，生产力的发展只构成一体化的充分条件，而非必要甚至唯一条件。一体化还需要有下述条件才能形成：一是当生产力发展到产生逾越国界的要求却遇到来自其他地区对商品、资本流动设置的各种关税和非关税壁垒，而这种障碍又难以在世界范围内通过双边谈判予以解决时，才有可能率先在本地区形成区域经济组织，以便在局部范围内妥善加以解决；二是当生产力发展的逾越国界要求退到了来自其他地区商品与资本的严峻挑战时，需要依靠地区组织来保护其成员国产业，确保对本地区市场的占有；三是组成一体化的成员国必须同处于一个经济区域中，而不是困于纯粹地理意义上的区域，经济区域是指区内诸成员国经济具有竞争性（可以实行产业内分工）或互补性（可以实行产业间分工），有长期交往传统，否则，即使在同一地理区域里形成一体化组织，也难以获得真正发展，这是一体化形成的基础条件（欧共体和北美自由贸易区便是典范）。战后蓬勃兴起的遍及五大洲的一百多个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成多或少与上述条件有关。

这就告诉我们，并非所有生产力逾越国界的国家都能具备实施一体化的条件。也就是说并非所有的发达国家都能与其他国家成立一体化组织。在有些经济发达的国家中，主要是选择跨国公司的微观一体化来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这种矛盾（这也是跨国公司大多产生于发达国家的原因）。跨国公司把R＆D、生产、销售、服务等诸价值链增殖环节分解到世界上各个具有相对比较优势的国家，把生产力发展与资源和市场的矛盾分散化，充分利用东道国的资本、技术、人才和市场等优势来解决一国无法承担的生产力逾越国界的要求，跨国公司也利用规模化生产和各国要素价格优势组合出价格最低，且最具有竞争优势的产品和劳务，跨国公司遍布世界的子公司和营销网络，把市场交易内部化，使生产力发展大公司化，从而降低交易成本和风险。另一方面，由于区域经济组织具有一定的排外倾向，区外的跨国公司通过对区内的大量投资来绕过这种人为的关税和非关税壁垒。这在实际上也促进了战后跨国公司在全球的扩张。早在欧共体成立不久，美国工商界便提出“把工厂迁到欧洲去”的口号，以避免欧共体的歧视性关税降低其产品的竞争力，以1966－1977年这一时期为例，在1966年美国企业的海外分支机构向世界市场上出口的制成品总额中（不包括返销美国部分），有46％是设在欧共体的分支机构生产的，到了1977年这个比例上升到64%；北美自由贸易区刚刚运作，日本跨国公司便把投资重点转向墨西哥，企图通过这块跳板来减少美国关税对其不利的影响。

战后通讯和运输的迅速发展及其服务费用迅速下降，为世界经济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世界银行、IMF和GATT（WTO）等机构的成立及其对国际经济的协调也为区域经济一体化和跨国公司的发展起了促进作用，其他如联合国的调节、多边国际协定的执行等，也是区域经济一体化和跨国公司蓬勃发展的原因之一。

二、跨国公司的微观一体化推动区域经济宏观一体化

跨国公司作为一种市场的力量，其触角遍及全球各个角落，不局限于民族利益和国家疆界，通过跨国经营活动，追求全球性的机遇、抉择和效果，以获得企业全球战略的实现和最大限度的利润。如果跨国公司在某一区域不断投资，便会促进该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展。这就是说，作为微观层次的跨国公司，其市场机制力量能够推动作为宏观层次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实现。

纵观当今最成功的两个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欧共体和北美自由贸易区，其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的成立主要是由于跨国公司在区内大量投资，使区内比较优势上升，从而为推进一体化创造条件。

以北美自由贸易区为例。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墨西哥为何能与发达国家美、加实施经济一体化，主要原因便是美、加跨国公司对其多年扩张和渗透的结果。1955－1989年间，美国在墨西哥的直接投资总额从6.07亿美元增加到70．79亿美元，增长了10．7倍，分别占当年对拉美投资总额的9．2％和11．5％。事实上，美国一直是墨西哥最大的投资者，在墨西哥的外国直接投资中，美国资本占60％以上，1980年在墨西哥的2349家国外跨国公司的子公司中，美国和加拿大分别占总数的79．7％和2．6％。美国和加拿大跨国公司多年来在北美一直属优势的投资比例，使得北美三国贸易自由化和生产一体化在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生效之前已悄然出现，美加墨经济的相互依存度已很高。这说明，跨国公司在区内的扩张已为其创造了实现经济一体化的基础条件。

为什么跨国公司微观一体化能够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基础条件的实现，我们认为，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分析：

1．跨国公司在一个区域内投资促进了区内国家比较优势的提升。跨国公司在区内扩张，将传统的国家产业间分工，转化为企业之间的产业内分工，这种分工形成的规模经济使该区内跨国公司的竞争优势更加明显，在这个过程中，区内各国根据自身的资源禀赋来重新定位自己的竞争优势。这为跨国公司以本地区为出发点重构企业的区位优势、技术垄断优势和经济资源优势，还可以使那些本来不具备比较优势的或者优势并不明显的国家通过跨国公司的投资，使跨国公司优势定位外化在国际比较优势中，让其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可能性。

2．跨国公司的区内投资趋同了国际经济游戏规则，进而趋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最基本的规则。如果经济纯粹在一国之内而不发生跨越国界的要求时，国际经济活动并没有一个被普遍接受的规则，它往往因时、因地、因人而异，带有很大的随机性，这对国际经济交往产生相当严重的负面影响。当资本开始国际化时，东道国在根据自己国情吸引外资时，也逐渐改变国内立法，接受国际惯例，对跨国公司活动的游戏规则如国民待遇原则予以认同，跨国公司在东道国投资既给自己带来了利润，又实现了其区域战略和全球战略，也使东道国实行更开放的对外经济发展政策，优化了国内的法律、政治和人文环境……这些变化都是形成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基础。公务员之家

3．跨国公司的区内投资深化了区内市场。比较优势、国际分工、规模经济仅仅构成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潜在条件，拥有一个巨大的或潜在的购买力市场，可以将潜在条件转化为现实条件，跨国公司对东道国投资是自己与东道国分享互惠互利，区内的大规模相互投资将使区内市场深化和扩大，从而使区域经济一体化得以实现。

如果该区域经济发展遇到外来的阻碍和威胁时，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便会很快建立起来。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到，充分利用自己的经济比较优势，优化制度环境，吸引跨国公司来本国投资以强化自己的经济优势以及相互优势，是发展中国家参与区域经济一体化走出困境的便捷之路。

三、区战经济一体化促进跨国公司的微观一体化

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的形成促进了跨国公司的微观一体化，这是因为：第一．区域经济一体化引发了投资创造和投资转移效座。这是与贸易创造和贸易转移相对应的现象。投资创造主要是指，关税同盟建立以后产生的贸易转移现象，使区外的企业产品进入该市场变得困难，因此，区外大量直接投资涌入区内，在那里建立分支机构和占领成员国市场。而投资转移则指先前进入的企业，为了利用市场统一以后所提供实现规模经济和专业化的机会，对该地区的生产经济活动进行重新布局，即进行生产合理化方面的投资；第二，区域一体化使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发生了变化，并且为跨国公司实行复合一体化的经营战略提供便利。传统上，对外投资作为要素流动的一种形式，与商品流动之间存在着某种替代关系。可以说，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实践刺激资本的国际化和一体化。因而，区域经济一体化最重要特征便是在宏观层面从制度上保证了跨国公司在区内的微观一体化的顺利实现。因为一旦区域经济一体化形成，通过区内一体化的体制、机制、政策的推动，使区内的跨国公司在这块已经“围起来”的商场上较易占据优势地位，使其在区内扩张更具有便利的条件。而且，一体化组织还会利用自身优势帮助微观一体化的实现。如欧共体执委会在70年代曾援用《欧洲共同体条约》的有关条款对美国大陆崩头公司吞并一家荷兰公司实行了严厉的制裁，80年代还制定了一项10年的“欧洲信息技术研究与开发战略计划”，目标是将西欧在世界技术市场的占有比重从那时的10％提高到90年代的30％，这些倾斜政策一定程度上削弱区外的竞争对手，有利于共同体成员国的跨国公司对这些重要行业的渗透。

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制度保证还表现在，如关税同盟是实现对内取消关税和数量限制、对外统一关税，关税消除后，市场随之扩大并向纵深发展，为区内各国产业间分工转向产业内分工和生产专业化创造了有利条件，各国无法再运用关税或非关税壁垒来保护本国市场；必须面对区域内其他成员国之间的激烈竞争。为了在竞争中保持不败，各国公司便加速对区内直接投资的步伐，成员国之间资本的相互渗透也会加快，这样便促进了跨国公司在区内的微观一体化。例如，在欧共体内，1959中的西德私人对外直接投资总额为5.47亿美元，其中在西欧的投资为1．97亿美元，而到1978年其对外直接投资总额318亿美元，其中对西欧的投资增至212亿美元，分别增加57．1倍和106．6倍，英国1971年对欧共体的直接投资总额为985亿英镑，占全部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14．8％，1973年加入欧共体，1974年对欧共体直接投资总额达到22．82亿英镑，占全部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21.9％，分别较1971年增加1．3倍和上升7．1个百分点。

到了80年代，由于对内部统一大市场的预期，四大流通尤其是资本、服务的自由流通给区域经济微观一体化创造了很好的条件。从1984年开始的6年时间里，成员国之间的相互投资从405亿埃居猛增到3534亿埃居，平均每年以54％的速度增加，这一不平衡发展趋势的直接结果是，成员国相互投资在对外投资中所占比重迅速增大，从1984年的19％上升到1989年的52％。这种状况表明，区域经济一体化反过来又促进跨国公司的迅速发展。

需要说明的是，这种宏观一体化对微观一体化推动作用发生的根本前提仍然是区内各国具有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这里宏观一体化的作用仅是在为潜在的微观一体化显性化扫清障碍。当前不少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一体化实践由于缺乏微观经济一体化的坚实基础，所以比较脆弱。一些发展中国家企图用协议分工和协议投资的方式进行一体化实践，更是违背了市场经济的最基本准则，其困境的出路是必须在区内形成比较优势之后才能实行一体化。

四、区域经济一体化和跨国公司之间的互动与进一步融合

根据我们以上的分析，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形成和发展与跨国公司的形成和发展是互相促进，相互依存的，即跨国公司的形成推动了区域经济在宏观领域实现一体化，而区域经济一体化又反过来推动跨国公司在微观领域的进一步扩张。进一步分析可以看到，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的形成既促进了区内跨国公司的扩张，也促进了区外跨国公司的对内扩张，因为大市场形成给区内跨国公司带来的发展优势是区外跨国公司所没有的，区外跨国公司不得不通过直接投资的方式来取代传统的商品出口，这使跨国公司在规模和素质上都得到提高；而不同区域内跨国公司的相互扩张又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在疆界上的扩大，加上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自身的自我加速机制，使区域经统一体化组织在边界和深度上都获得很大的发展，两者互动的结果，便是跨国公司规模和区域经济组织疆界的扩大。

跨国经济范文篇9

跨国公司是指大型企业或集团，依赖其雄厚的资本和先进的科学技术，通过对外直接投资等方式，在国外设立分公司或控制东道国当地企业，使之成为其子公司，并从事国际化生产、销售和其他经营活动，以获取高额利润为目的国际性企业。一般由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的经济实体所组成，并且在一个或多个决策中心制定的共同战略下从事生产经营活动。

二、跨国公司在中国的发展

自2006年以来，中国已经是世界上仅次于美国和英国的第三大FDI流入国，是最具有投资吸引力的发展中国家。在世界500强的跨国公司中，已有470家在华投资。其在华投资领域主要集中于金融、电子、通讯、计算机、汽车、生活日用品等行业。伴随着跨国公司对华直接投资的增加，中国在跨国公司选择全球投资战略中的地位日益上升。截止到2010年，外商在华投资金额累计已超过1万亿美元，全国新批设立外商投资企业27712家，当年实际使用外资金额为1160.11亿美元，同比增长9.72%。我们可以根据我国自1978年吸引外资的数量将跨国公司在我国经济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1978年到1992年，此时处于市场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引进外资的数量并不是太多，每年吸引外资的数量不超过30亿美元。第二阶段为1993年到2002年，在此阶段内，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初步确立，并且得到较大的发展，吸引外资的数量大幅度增长。第三阶段为2003年至今，在此阶段内我国利用外资的数量快速增加，促进我国经济的又好又快发展。截止到2010年，我国利用外资的数量累计超过1亿美元。跨国公司在我国投资增加，带动了我国经济的发展，加快了推动我国经济融入世界经济的步伐。同时也促进我国积极参与国际分工，不断引进高新科研技术，引进高素质人才，同时促进我国的产业结构升级，促进在经济全球化趋势下我国经济的高度发展。

三、跨国公司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影响

（一）跨国公司为我国经济发展带来的积极影响

1、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有助于我国的资本形成，有利于不断丰富我国的资金量资金和技术一直都是限制我国经济发展的两大因素，跨国公司的投资可以弥补我国公司发展在资金上的缺口。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带来了新的资金，可以建设新的厂房、不断更新设备，大大增加了我国的资本存量，提高企业的生产能力。

2、跨国公司的发展有利于增强我国民族企业在国际上的竞争力跨国公司大多拥有高新技术和管理经验，其产品、服务业有较好的质量，在国内和国际市场上有较强的竞争力。跨国公司保持产品核心部件的生产，与此同时将大量零配件生产分包给具有成本优势和物流优势的上下游加工企业。这种具有产业“集聚效应”的生产方式，使大批具有符合跨国公司产品链需要的中小企业获得了大量加工订单。因而那些生产规模适当、具有较高管理水平、能够为大公司提供配套产品的中国民族企业将获得空前的发展机会。

3、跨国公司能够促进我国的技术创新，不断提高科研能力，引进高素质的人才引进跨国公司也是我国引进新技术的一种主要途径。跨国公司在增加投资的同时也会不断使高新技术进入我国，不断促进我国的技术创新，改善技术。溢出效应和外在效应也证明了在引进外资的同时我们可以不断引进技术和人才。我国本土的民族企业能够通过模仿从而改善现有的生产技术，为我国技术进步产生间接影响。

4、跨国公司的发展可以增加税收，增加我国的财政收入，还可以不断促进我国法律法规的完善我国为了吸引外资，对于来华投资的跨国企业给了很多的优惠，因此近年来越来越多的跨国企业也不断增加对华的投资金额。这也使得我国源于跨国公司的税收收入不断增加。同时跨国公司进入我国市场，其在母公司生产国所适应的法律法规必然会和国内现在所同行的某些法律和规则产生冲突。这有助于我们政府的不断进行思考，去修改原来的法规以适应国际化的发展趋势。因此跨国公司在一定程度上推动着我国政策的变动以及相关法律法规的完善。

（二）跨国公司对我国经济发展的消极影响

跨国公司是一把“双刃剑”，在给我国带来积极影响的同时，也带来许多消极的影响。这种消极影响产生的原因有很多。因此，我们在引进外资的过程中不能忽视跨国公司可能会给我国带来严重的危害，尤其是借助于技术控制的经济控制，有可能对我国的经济安全和国家安全构成威胁。

1、在产业结构上，以对第二产业的投资为主，转移国内污染严重的企业，不断压榨我国廉价的劳动力，剥夺剩余价值目前在我国进行投资的跨国公司仍然是以制造业为主，很多跨国公司在利用我国丰厚的自然资源的同时建设一些高污染的企业，给生态环境带来巨大的危害，却没有为此支付相应的社会成本。目前，我国主要是进行加工再制作，并没有核心的科学技术，因此跨国公司在不断利用我国廉价劳动力的同时也不断压榨员工，降低的薪酬。

跨国经济范文篇10

关键词：跨国公司内部贸易转移定价

跨国公司现已成为影响我国经济的一股重要力量。目前，我国已经取代美国，成为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首选国家，世界500强企业已经有400家在我国投资。与此相对应，跨国公司内部贸易在我国规模巨大，它对我国的对外贸易、技术引进、国家利益以及经济安全等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跨国公司内部贸易获利分析

（一）绕过外部市场降低交易成本

如果外部市场是完全竞争的市场，就没有必要采取公司内贸易形式。但现实中，企业所处的外部市场往往是不完全竞争的，存在种种不确定的因素，交易成本很大。某些中间产品，特别是知识产品的市场尤为不完善，使得企业无法充分利用外部市场有效的协调其经营活动。为了避免市场经营中的不确定性和交易成本过高的缺陷，跨国公司采取内部贸易的方式，使贸易障碍最小、市场成本最低，从而使资源和产品在公司内部得到合理的配置和充分的利用，实现跨国公司的全球战略目标和谋求最大限度利润的目的。

（二）利用转移价格获取高额利润

转移价格是跨国公司进行内部交易时所采用的价格，由母公司确定，与市场价格无直接关系。各国税制的差异以及外汇管制的存在，是促使跨国公司利用转移价格的重要诱因。通常情况下，高税率国家的子公司向低税率国家的子公司出口时价格要压低，进口时价格则要抬高，从而将利润从高税率国转移到低税率国，在总体上降低公司的税收负担，使跨国公司隐蔽的取得高额垄断利润。

（三）增强在国际市场上的技术垄断地位

随着世界科技的迅速发展，产品的生命周期日益缩短，导致大量先期投入面临无法收回的风险，而且知识产品要实现其专有权的价值往往会因为市场的不完全而遇到困难。一方面，知识、技术和技能的研究与开发耗费时间长，投资的费用大，一旦开发出来在一定时间内具有某种“自然垄断”的性质，其价值的实现要靠歧视性定价或差别定价；另一方面，外部市场难以对知识产品正确定价，并且外部交易极易使知识产品泄密而失去原有的价值。若将这一交易置于同一所有权之下，便可消除这种不确定性，借助内部市场的定价机制充分实现知识产品的价值，并可以发挥企业的垄断地位，形成内部化优势。

（四）保证特定产品的生产及确保供销优势

在跨国公司的生产过程中，有些中间投入是高度特定的，这些中间产品在质量、性能或规格上都有特殊要求，外部市场一般难以提供。此类商品纳入整个跨国公司的生产体系，能确保中间产品的提供，直接利用生产技术和销售技术上的优势，保证产品质量的稳定和生产过程的继续。除了高度特定的中间投入外，跨国公司生产的原材料也需要及时供应，因此跨国公司自然要把原材料供应内部化，在原材料储量相对集中的区域设立开发采掘分公司，通过内部贸易来满足整个公司系统生产上的需要。

跨国公司内部贸易对我国经济的影响

（一）通过转移价格等手段损害我国的经济利益

根据美籍华裔专家chan?k?j在华调查的结果发现，有59%的跨国公司选择以交易为基础的定价方法，其中44%采用协议市场定价。在协议市场定价过程中，外方通常要同我国合作方签订价格协议，但由于存在对产品性能、技术含量等方面的信息不对称，外商很容易以高于市场的价格从外国子公司手中购进原材料并以低于市场价格的价格向外国子公司销售产成品，实现其转移利润的目的。另外，跨国公司也利用无形资产转移利润。在我国，国外投资者向国内关联企业转移技术和商标的现象很普遍，超过（更多精彩文章来自“秘书不求人”）65%的外商投资企业向国外投资者支付技术转让费和商标使用费，在这一过程中，由于价格确定不合理，也导致跨国公司利润的转移。

（二）通过对先进技术的垄断使我国技术引进难以达到预期目标

利用外资的主要原因就是期望通过引进外资获取国外先进的技术以及管理经验。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政府提出了“以市场换技术”，有些领域甚至放弃了自主开发的方针。在当今时代，技术作为跨国公司的核心资源，是决定竞争力的首要因素。跨国公司控制着国际技术转让的75%份额和对发展中国家技术贸易90%的份额，为防止所拥有的技术被竞争者仿制，跨国公司一般都选择内部转让的方式，尤其是对外直接投资的方式，这样既以较低的交易成本得到更大的租金，又把技术牢牢控制在手中。因此，跨国公司在技术转让中，不会因中方让出市场而无偿出让专利技术，从而使我国的技术引进难以达到预期目标。

（三）不利于我国产业结构的优化调整

全球80%以上的跨国公司为西方发达国家所拥有，目前，跨国公司正在重塑全球新秩序，强化西方大国在世界经济中的主导地位，这种趋势将会削弱发展中国家参与世界经济的能力。跨国公司来华投资，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国的廉价原料、便宜的劳动力和具有潜力的市场，从某种程度上保持了我国出口初级产品为主的基本贸易模式。但是，纵观当今国际贸易局势，初级产品的贸易条件不断恶化，相对价格呈下降趋势，另外初级产品的需求弹性一般比较小，需求量的增加相对有限。因此，跨国公司投资初级产品的开发不利于我国经济增长的长远目标，同时不利于我国对外贸易可持续发展战略。即使跨国公司向我国的直接投资用以建立制成品工业，在很大程度上也常常是有意识地利用环境保护意识不强、环境保护法规不健全等因素，将耗能大、污染重、效益差的传统工业部门从母国转移到我国，从而致使我国的产业结构很难向高级化发展。

（四）降低我国引进外资的关联效应

跨国公司通过母公司与子公司之间在产品、服务以及资金方面的交易，人为的调高或降低价格或收费，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市场竞争所赖以生存的供求调节价格的机制，内部贸易减弱了价格作为市场信号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干扰了原本以市场为基础的贸易秩序。另外，我国大力引进外资的目的之一就是希望通过跨国公司投资带动相关产业的上、下游产业的发展，然而跨国公司从全球战略出发，有时宁愿高价进口国外关联企业的原材料、半成品，因而降低跨国公司在我国投资的关联效应。

（五）不同程度控制着我国的生产与贸易

大多数跨国公司作为垄断资本的一种形式，具有技术优势、规模优势和差别优势，它们不仅对自己产品的价格和销量拥有相当程度的垄断能力，而且随着其在我国的不断投资，将会在一定程度上控制着我国的生产和出口贸易，因为在许多初级产品的贸易中，它们既是国内市场上的垄断买主，又是不发达国家市场上的垄断卖主。我国作为跨国公司“世界市场工厂”的一角，对其投资存在一定程度的依赖性，制成品工业的生产和出口也可能在很大程度上被跨国公司所控制。另外，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大国利用跨国公司作为其推动全球战略利益的工具，发展中国家面临“西化”以及“边缘化”的危险。

应对跨国公司内部贸易影响的措施

（一）控制跨国公司转移价格的实施

要解决转移定价中存在的问题，必须从法规及监管两方面入手。在法规方面，主要增强其可操作性，在完善原有条款的基础上，扩充新的条款，比如增加预约定价协议条款、要求跨国公司相关资料等，从而使监管法规具有更强的科学性。在监管方面，首先，政府各级监管部门应通力合作，建立估价机构，搜集各种相关信息，并将其应用到对跨国公司内部贸易的管理中；第二，提高涉外税务人员以及审计人员的素质以及查证转移定价的能力，加强海关对进出口商品交易价格的监管及审查；第三，建立国家的转移价格数据库，收集国内外各种设备、原材料、产品的价格、各国的税率及特殊税收规定、在华投资的跨国公司及其子公司间无形资产费用的收取等信息，为查证价格提供依据。

（二）引导企业加大对科技研究与开发的投入

跨国公司在国际竞争中处于优势地位的关键是拥有技术尤其是高新技术，因此不会轻易转让。我国企业在技术引进中，一定要注意适宜技术的引进，同时也要注意技术引进应该从产业转移为主转变为技术改造为主，从以政府引进为主转变为以企业引进为主，从而提高技术引进的经济效益。另外，要发展科技产业尤其是发展高新技术产业，走自主创新之路。自主创新的关键是政府要加大科技投入的力度，建立健全科技风险机制，使企业成为真正的技术研发主体，切实改变企业研发、投入与产生的不协调现象。

（三）对跨国公司投资领域进行规范

虽然我国在《外商投资企业指导目录》中具体规定了鼓励、允许、限制和禁止的投资项目，但多年来，外商投资的产业结构并不合理，而不合理的投资结构导致内部贸易规模的增大以及贸易结构的不合理。为了避免跨国公司大量投资于初级产业部门致使产业结构的低级化，应该对其进入的行业有一定的限制，政府可以通过审批程序，确定优先顺序，禁止和限制其投资有关部门。另外要采取有效措施限制跨国公司进入我国有发展潜力的产业，通过一定期限的保护和适度的竞争，使此类产业尽快成长起来，可以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站稳脚跟。总之，对跨国公司进入行业的限制，应本着既有利于产业结构的优化，又要保护我国有潜力的产业不断发展的原则。

（四）培育大型企业集团以降低跨国公司的垄断程度

在不完全竞争的市场条件下，市场份额的大小，对企业竞争力高低有决定性作用，因此可以通过政府一定限度的扶持，培育大型企业集团，扩大国内企业在某一产业内的市场份额。因为根据规模经济理论，市场份额越大，企业的平均成本越低，竞争实力就越强。而且大型企业集团的培育，将会减少跨国公司在我国市场的份额，从而使跨国公司的成本上升，竞争力下降，这样也就削弱了其对国内市场的垄断程度。目前，绝大多数的跨国公司属于西方发达国家，它们往往以损害东道国的利益为母国服务，为了减少这种不利影响，应鼓励国内有实力的企业开展对外投资，进行全球生产经营，从而达到“双边融入”的目的，这样一方面可以得到众多跨国公司的内部消息，同时当某一跨国公司进行损害我国利益的活动时，也可通过自己的跨国公司进行回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