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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国收购范文10篇

时间：2023-03-20 10:54:28

跨国收购

跨国收购范文篇1

论文摘要：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跨国并购浪潮正在席卷全球。许多优秀的中国企业纷纷投身于并购浪潮之中，然而，由于异地民族文化差异，由文化差异带来的文化冲突，严重影响并购整合过程。因而，跨国并购后实现有效的跨文化整合已成为中国企业的当务之急，企业跨文化经营管理的有效性命题被提上议程。

一、引言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国际跨国企业纷纷运用跨国并购来实现全球资源配置，掀起跨国并购狂潮。从奔驰与克莱斯勒的合并，惠普与康柏的组合，到埃克森和美孚石油的强强联合，跨国公司搭上并购顺风车，整合各自优势，提高其国际竞争力。近年来，中国企业积极参与全球并购，TCL收购了法国汤姆逊公司的彩电业务，随后又收购了阿尔卡特的手机部门；联想以17.5亿美元的价格收购了美国IBM公司的PC分部；上汽集团购买了韩国双龙汽车50.91％的股份等等。虽然这些并购案金额巨大，涉及世界顶级商业巨头，曾为业内人士看好，但是我们发现几乎所有企业都出现跨国并购的通病——忽视跨文化整合，而就是文化整合决定了并购企业的成败。

跨国并购的出发点是实现并购双方的经营协同效应，实现优势互补，完成并购方的预期商业价值。然而，从全球并购结果来看，部分跨国兼并没有实现1+1>2的协同效应，反而在并购后因双方企业管理，经营理念及企业文化的差异导致并购以失败告终，背离预期结果。“据实界银行的一份报告显示，1/3的中国企业对外投资存在亏损，即使在全球范围内也有65％的跨国合作是以失败而告终，其中有85％的CEO承认管理风格和公司文化差异是造成购并失败的主要原因。”“世界著名商业论坛机构ConferenceBoard对财富500强企业中147位CEO和负责并购的副总进行调查，90％的调查者认为：实现企业并购后的成功，文化因素至少和财务因素一样重要。”可见，客观存在与并购企业与目标企业之间的文化差异是影响并购后企业经营管理模式及发展趋势的重要因素，如不妥善处理，将导致文化冲突的产生，最终导致并购失败。而并购要想成功，关键是进行文化整合。

中国企业要想在并购浪潮中做大做强，一个现实问题就是要理解文化差异，懂得如何应对文化冲突，实现并购企业与目标企业之间的文化整合，激发双方优势互补。本文对明基与西门子之间的“闪婚”背后文化差异与冲突进行分析，以跨文化视角阐述明基西门子跨国并购在文化整合方面存在的三大弊病，并由此提出跨文化整合的建议，对积极投身于跨国并购的中国企业有现实指导意义。

二、明基西门子“闪婚”之跨文化剖析

2005年6月7日，明基正式宣布收购西门子公司的手机业务，西门子填补5亿欧元债务，并向明基提供2.5亿欧元的现金与服务，以5000万欧元购入明基股份，同时明基保证2006年底使公司扭转亏损局面实现赢利，并购使明基迅速成为国际第四大手机生产商。然而，并购以来明基移动连续亏损，自2005年10月以来，明基已向其公司注入了8.4亿欧元资金，并形成了6亿欧元账面亏损，最终明基宣布停止向德国子公司注资，申请破产保护。西门子与明基之间的差异，在并购刚刚宣布时被视为“优势互补”，为何中西合璧最终以“闪婚”宣告结束?“闪婚”的背后是否与文化差异有直接的关系?本文以跨文化视角进行剖析，将“闪婚”症结归结为三种原因，以便深入理解跨国并购与跨文化能力之间的紧密关系。

(一)前收购期准备不充分

根据庄恩平的分析，“合并或合资分为两个阶段，即前期阶段和后期阶段。前期阶段犹如恋爱阶段，后期阶段犹如婚后阶段。在前期阶段，双方选择合作伙伴一般都有一定的要求，有权选择合适的合作伙伴，也可以共同考虑产品开发、产品定位、技术引进与开发、股份比例、管理机构设置和人事安排等事宜。”明基之所以并购西门子手机部门，首先看中的是其品牌，希望借西门子百年品牌打造高端手机品牌，提升明基的国际知名度，开拓更大的市场，实现产业价值。然而真实情况是，西门子手机在收购前已经沦为欧洲低价手机的代名词，不断出现质量问题，以致声誉受损，这与明基的期望恰好相反，显示出明基并购前期的准备工作不够充分，这就导致并购之后双方出现矛盾，由于这一矛盾在并购之后无法调和，也就成为并购失败的另一导火线。此外，在明基与西门子签订收购协议时，双方对联合品牌明基—西门子(BenQ-Siemens)的使用权限也没有进行详细说明，只是笼统地规定明基可在5年内使用明基—西门子(BenQ-Siemens)这个双品牌，这也就导致了双方“闪婚”后在双品牌使用问题上的纠纷：明基坚决声称，明基停止投资后，与西门子签订的协议仍然有效，因此仍将使用“明基—西门子”品牌，而西门子方面则表示将对明基是否有权继续使用西门子品牌进行评估，该品牌只会允许长期合作伙伴使用。明基与西门子争执的根源在于合并前期阶段谈判中所达成的条件。外方是以合同内容与条款作为与中方合作的准则，在谈判中，中方往往忽略细节，在合同中仅确定几条原则，而未注明详细的条款，或仅在口头上达成共识，所有这些都是日后产生冲突的源头。明基在并购前的产品定位上就走错了一步，偏离其既定高端目标，之后又在并购合同问题上忽视了细节，这一切都为并购后整合期的矛盾留下隐患，可谓一着不慎，全盘皆输。

(二)忽视中德文化差异

每个国家都有其独特的文化特征，这一文化特征决定了人们不同的行为方式、思维方式及解决问题的方式。通过分析文化差异，我们可以窥见并预测不同文化国家的认识如何沟通、如何思维、如何解决问题的。中国属于感性的东方文化，德国属于理性的西方文化，二者截然不同的民族文化差异反映在西门子的企业文化中就是其独特的管理制度，经营制度及强势的工会文化。

首先，德国企业管理制度上强调依法治理，注重制度、规范。根据庄恩平“对民族文化、企业文化的分析，只有通过分析该企业的民族文化才能真正理解是该国的民族文化决定了该企业的企业文化。”德企的管理制度是有其固执、坚守而又理性的民族文化决定的。因而，“德企注重法治，按照国家法律依法经营，雇主和员工都极其重视法律和契约。”明基无法理解当中国的研发人员为抢市场为一个产品研发加班加点的时候，德国的工程技术人员却在享受圣诞温馨。因为按照中国的管理制度，一切工作强调人伦化，按照上级指示，这是由中国中庸、注重人际关系的民族文化决定的。因而，明基要求工人加班时，员工不打折扣地服从安排。

其次，德企在经营理念上注重质量，认为质量是成功的核心。明基CEO曾表示，“德国的系统倾向于做出来就是做完美，但花很长时间准备。可手机业容不得我们这样去等。想得很清楚才做，商机就丧失了。”显然，明基对“德国速度”表示不满。在中国企业看来，灵活适应市场才是企业经营理理念。然而，对于具有稳重扎实、谨慎周密德国文化底蕴的西门子而言，其企业文化已深深打上民族文化的烙印。典型的经营理念“以新取胜，以质取胜”规定其必须慢工出精品。明基作为收购方并没有事先对被收购企业文化进行调查了解，足以见得尊重与学习异国文化的重要性。再次，德国的强势工会举世闻名。“德国前总理施密特中肯地评价工会：没有工会富有责任感的、以全体人民福利为目标的态度，我们国家今天就不可能这么好地屹立在世界上；没有工会富有批评的、向前看的合作，我们大家就不可能生活在社会经济、特别是政治方面普遍稳定的德国之中。德国战后经济上的繁荣和成就，其中就凝聚着德国工人阶级及其组织～一工会的巨大努力和卓越贡献。”显然，德国工会的地位和作用与中国工会是截然不同的。德国模式是通过工会参与经济决策，实施经济民主，为工人谋福利，提高其经济地位。德国模式同样存在于西门子手机部门。完成并购后，明基随即意识到西门子有3000名员工在德国工作，劳动力成本有3亿欧元之巨；研发人员冗员过多导致成本开销过大，便想到将工厂转移向工资较低的非德国地区，想到裁员减薪来降低成本，这一切却遭到德国当地工会的强烈抵制，使其领略到德国强势工会享有的发言权，“明基当初的调查了解显然不够充分。”结果，整合过程受到了当地文化和法律的影响，而文化与体制冲突风险加大了整合成本。

(三)忽视文化认同程度差异已错过文化整合最佳期

Olie和Bastin&Ven指出，大多数公司在合并初期就出现了合并后综合症，由此可见，文化整合是跨国并购完成后的首要任务，而此时即为文化整合的最佳时期。根据刘宗明和石文慧的观点，“并购之前需要对并购双方进行文化差异调查，分析包括双方的国家文化和企业文化、战略和其他商务等方面的差异，以及文化方面能否相互融合。”明基在并购西门子手机部门时，并没有进行文化差异调查，忽视与西门子在文化认同程度上的差异，明基是全球第五大及台湾最大的手机生产商，西门子是世界最大的电气和电子公司之一，有着158年的历史。明基作为国内业界的佼佼者，在过去十几年经营中取得显著成绩，形成相对稳定的企业文化，其高管通常将自己定位于民族文化的精英，这种定位决定了他们对民族文化非常执着，从而不愿在文化整合中做出任何有损民族文化的决策，同时容易倾向于将过去在国内经营成功所采取的管理模式运用到被并购企业。而对于西门子这样的成熟型企业，对于自己的企业文化、经营管理模式具有极高的认同感，具有极强的民族优越感，而对于中国的明基新生代认同程度低。

德员工欢度圣诞拒绝加班，与明基“公司成功才有个人成就”不相容；明基追求速度，也与西门子“以质取胜”的百年理念背离。东方的感性文化遇上了西方的理性文化，双方互不妥协，文化差异导致的文化冲突难以避免。正是由于并购前期准备工作没有做好，后期文化整合陷入僵局，双方错过文化整合最佳期。可见，在并购后的文化整合过程中，中国企业应该主动出击，吸收目标企业文化中先进的成分，同时适当放弃原有企业文化中无法为目标企业认同的文化因素，从而推进文化整合过程。

(四)反思

明基与西门子的“联姻”最终以“闪婚”宣告结束，明基宣告停止向德国子公司注资并申请破产保护，而西门子CEO克莱恩菲尔德也表示，“我们会研究对明基采取法律行动”。一场被众人看好的婚姻不欢而散。谈及失败元原因，明基董事长施振荣总结到，“首先是没有考虑到跨国文化的冲击”。在中国企业走出去的过程中，分析文化差异，提高管理者的跨文化意识和能力，通过有效沟通消除文化障碍，实现文化整合是当务之急。

三、跨文化整合建议

梁燕君、张会刚认为，“跨文化整合就是在两个文化背景完全不同的两个企业之间找到‘公约数’，实现统一的人事安排、酬薪设计、行为规范、企业理念及文化设计。”庄恩平提出“以跨文化交际理论与观点解决跨国公司管理中的文化冲突，文化整合是第三文化理念的具体体现，而共同价值观念则是文化整合的核心与内涵，并以此进行跨文化管理，这样才能创造1+1>2的管理效应。”跨文化整合具体要做到：

(一)新公司CEO的跨文化能力是并购后文化整合成功的决定因素

并购时应建立文化整合领导小组，CEO必须是负责人，展开双方文化整合工作。成功的方法是并购运作之时就应启动文化整合领导小组工作，这样在并购之时就可以将文化整合建立企业文化之中。

(二)建立第三文化理念，确立核心价值观，作为员工的行为规范

在新公司组建之时应同时建立以共同价值观为双方共事和合作原则的第三文化管理理念，它可以确定人的行为模式、交往准则，以及何以判别是非、好坏的规范。同时它还能发挥两种文化的优势，提高员工的凝聚力、向心力，这样我们就能消除民族优越感，就能尊重和理解对方的文化，以平等的态度进行合作与共事。

跨国收购范文篇2

一、引言

二、明基西门子“闪婚”之跨文化剖析

(一)前收购期准备不充分

(二)忽视中德文化差异

(三)忽视文化认同程度差异已错过文化整合最佳期

(四)反思

三、跨文化整合建议

(一)新公司CEO的跨文化能力是并购后文化整合成功的决定因素

(二)建立第三文化理念，确立核心价值观，作为员工的行为规范

跨国收购范文篇3

二、明基西门子“闪婚”之跨文化剖析

(一)前收购期准备不充分

(二)忽视中德文化差异

再次，德国的强势工会举世闻名。“德国前总理施密特中肯地评价工会：没有工会富有责任感的、以全体人民福利为目标的态度，我们国家今天就不可能这么好地屹立在世界上；没有工会富有批评的、向前看的合作，我们大家就不可能生活在社会经济、特别是政治方面普遍稳定的德国之中。德国战后经济上的繁荣和成就，其中就凝聚着德国工人阶级及其组织～一工会的巨大努力和卓越贡献。”显然，德国工会的地位和作用与中国工会是截然不同的。德国模式是通过工会参与经济决策，实施经济民主，为工人谋福利，提高其经济地位。德国模式同样存在于西门子手机部门。完成并购后，明基随即意识到西门子有3000名员工在德国工作，劳动力成本有3亿欧元之巨；研发人员冗员过多导致成本开销过大，便想到将工厂转移向工资较低的非德国地区，想到裁员减薪来降低成本，这一切却遭到德国当地工会的强烈抵制，使其领略到德国强势工会享有的发言权，“明基当初的调查了解显然不够充分。”结果，整合过程受到了当地文化和法律的影响，而文化与体制冲突风险加大了整合成本。

(三)忽视文化认同程度差异已错过文化整合最佳期

(四)反思

三、跨文化整合建议

(一)新公司CEO的跨文化能力是并购后文化整合成功的决定因素

(二)建立第三文化理念，确立核心价值观，作为员工的行为规范

(三)并购之后的首要任务是开展跨文化培训，确保新公司员工认同公司的企业文化理念，企业制度文化和企业人员行为规范

通过跨文化培训，增强管理者的跨文化沟通能力。跨文化培训是防治和解决文化冲突的有效途径，但目前我国绝大多数企业都偏重对员工的技术与管理知识方面的培训，却忽视了对员工尤其是管理人员的跨文化培训。而跨文化培训恰恰是解决文化差异，搞好跨文化管理最基本最有效的手段。作为跨国公司或合资公司，要解决好文化差异问题，搞好跨文化管理有赖于一批高素质的跨文化管理人员。因此，双方在选派管理人员时，尤其是高层管理人员，除了要具有良好的敬业精神、技术知识和管理能力外，还必须具有跨文化沟通能力和较强的移情能力及应变能力等。

跨国收购范文篇4

据说，许多发达国家的经济中心，越来越多地见到中国老板的身影，他们手握巨资，盯着那些在危机下艰难度日的外国企业准备出手。据权威部门的初步统计，在全球直接投资锐减的2009年，中国企业的海外投资却达到创纪录高度，仅非金融直接投资就达420亿美元，其中约45%是海外并购。岁末年初，回望2009，在全球经济都处于金融危机之中的灰暗底色下，中国经济可说是少有的亮色之一；而在中国经济总体复杂困难的大格局下，企业走出去进行跨国投资、收购兼并，又可说是特别突出的亮点之一。

然而，略去表面的浮华和热闹，冷静地看待中国企业走出去进行海外并购与投资，我们发现，事情并不像表面所看到的那么简单,那么清晰，那么乐观，那么众口一词。事实上，仅仅两年前,“中国企业是否应该走出去”都还是理论界、学术界、政府部门以及企业家们争议不断的话题。许多研究者质疑中国企业的竞争力以及海外投资的能力和基础：现有海外投资理论不支持中国企业大规模走出去的行为；实践中也确有不少企业在海外投资上碰得头破血流，赚钱者不多，亏损的不少。虽然这两年发生的金融危机使世界经济格局发生很大变化，中国地位不断上升，但是，是不是这两年的变化就已经使中国企业发生根本改变，从不具备跨国经营能力到拥有跨国经营能力，从弱势国际竞争地位变为强势竞争地位呢？发达国家资产确实比前些年前便宜了，但是不是便宜到只要买下就赚钱，可以大举收购呢？

诚然，任何新鲜事物，总会有争议和歧见，不能因为有争议、有歧见就裹足不前，无限期等待，以致坐失良机。很多问题，特别是现实问题，仅仅坐而论道地争来争去不可能有什么结果，只有实践，才能给出正确的结论。如果要等到完全清楚了再行动，恐怕今天也不会有一家中国企业走出海外。在这个问题上，“摸着石头过河”的中国改革思想恐怕也是必要的原则。然而，另一方面，也应当看到，纵然不可能将所有问题弄清之后再行动，但将基本的原则搞清，将已有定论、可能弄清的问题弄清，对行动做出规划，谋定而后动，也是必要的行为准则。否则，不顾任何既有的理论和原则，盲目妄动，轻率行事，必定如“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有可能撞大运似地侥幸成功，也可能落水毙命，输得血本无归。中国企业走出去问题，我觉得正应当这样看待。

1企业跨国经营的传统理论在发展中国家的困境与演变

企业走出去到海外投资设厂进行跨国经营并不是什么新鲜事，最晚在19世纪中叶就有了资本主义国家大公司、大企业到海外投资经营的情况。19世纪末20世纪初，一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跨国大公司已系统性地展开国际投资与跨国经营活动，诸如联合利华、雀巢、西门子、福特、通用等大企业以及花旗、汇丰等大银行，都是跨国经营的先行者。除了发达国家之间的相互投资，对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投资也不少见。我们都熟悉，上世纪的二三十年代，花旗、汇丰等大银行就占据着上海外滩最显赫的位置，美孚石油、通用电气等业早早就进入中国市场。不过，二战前虽然大公司的海外投资已广泛存在，但跨国公司海外投资的真正发展成为一种全球现象，还是二次大战以后的事。对企业海外投资的理论解释——跨国经营理论——也是二次大战以后才出现的。

对于跨国公司海外投资的经典理论解释从美国经济学家海默开始。1960年，海默（S.H.Hymer）完成其博士论文《国内厂商的国际化经营：对外直接投资研究》。在该著作中，海默研究了1914～1956年美国企业的对外投资，他发现，美国企业对外投资以直接投资为主，投资集中于西欧国家的某些特定行业（机械、电子、钢铁、化工），对利率变化不敏感。

这些现象不可能用国际金融学中传统的利率差理论做出满意解释。面对这一现象，海默另辟蹊径，以控制而不是利率差解释直接资本流动，从而突破传统的资本流动理论；以不完全竞争假定代替完全竞争假定，从而在方法论上也做出突破。海默认为，美国企业之所以有必要、有可能大举对外投资，乃是因为它们在无形资产（技术、品牌、专利、管理经验等）以及规模经济方面具有垄断性优势，为了在更大范围内利用垄断优势同时保持对优势的控制，企业便以对外直接投资的形式进行跨国经营，通过垄断优势的内部转让达到盈利和控制的目的。

在海默垄断优势理论后面的另一种重要的跨国经营理论是内部化理论，该理论由英国里丁大学的巴克莱(P.J.Buckley)和卡森(M.C.Casson)两位教授提出。他们直接承接海默垄断优势理论的思想：如果企业的海外投资起源于其垄断优势，那么，企业为什么不直接将垄断优势这一核心资产拿到市场上出售（外部化），而一定要在海外建立企业进行内部转让（内部化）呢？

巴克莱和卡森认为，企业之所以选择垄断优势的内部转让，并为此进行海外投资和跨国经营，原因在于内部化的交易成本低于外部市场交易的成本，内部化更有效率。特别是，巴克莱和卡森认为，与跨国公司垄断优势有关的资产大多是无形资产和知识资源，这些无形资产和知识资源由于具有共享性、非标准化、泄密风险等特点，其交易成本更高，基本上无法以可接受的成本实现外部化，因而只能通过内部交易在企业内使用。这一内部化过程当然不一定跨越国界，但内部化过程的不断发展最终将使企业跨越国界，成为跨国经营企业。

邓宁的“三优势理论”被称为跨国公司与跨国经营的通论，在学术界广受好评。而他关于对外投资与经济发展水平关系的研究，使其对外投资理论与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建立起某种联系。不过，总起来看，邓宁理论的核心思想仍然是海默的垄断优势思想。也就是说，邓宁的理论仍然未能超出垄断优势引致跨国投资的基本思想。至于对外投资与经济发展关系的研究则更多的是一种经验总结，算不得理论探索。所以，在我们看来，企业跨国经营的全部经典理论中，垄断优势的思想实际上是贯穿始终的核心概念，是第一关键词。

以垄断优势为核心的各种传统跨国经营理论，适合于解释发达国家的对外投资和跨国经营。因为，以美、欧、日为代表的发达国家企业的对外投资，恰恰是基于其在技术、品牌、管理经验、营销技巧以及规模经济等方面的优势而展开的。这种从具有优势国家（企业）向劣势国家（企业）的投资，我们一般称为“下行投资”。

显然，技术地方化理论与小规模技术理论一样，都强调发展中国家企业对外投资时的相对优势或比较优势。这些理论，就其思维逻辑而言，都仍未超出垄断优势的范畴。

20世纪90年代以后，发展中国家企业的对外投资和跨国公司进一步发展，其发展速度和规模也远远超过80年代，形成发展中国家企业对外投资的潮流。不仅原来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高、具有相对优势的亚洲四小龙等大举对外投资，其他更广泛的发展中国家也加入到对外投资大军之中。

基于这种现实，对发展中国家相对落后企业对外投资行为的理论解释也迅速发展，出现许多新思想、新观点和新见解。这些最新理论解释中，比较重要的包括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理论、两阶段模式、学习模型与策略竞争理论等。

2中国企业走出去的现实模式与理论困惑

通过对企业国际化经营理论的简要梳理，不难发现，对于像中国这样较低收入水平但是又具有“大国效应”的发展中国家来说，企业走出去跨国投资的基础和逻辑尚不十分清楚。或可说，中国企业走出去进行跨国投资和国际经营的动因并非能单一解释的，而是多样化的、综合的、复杂的。简单而言，有两种可能的基础：一是利用大国效应形成的相对比较优势到其他发展中国家投资经营；二是通过到发达国家的投资与并购，学习、获取和创造垄断优势。

当然，现实中的情况总是比理论所表达的逻辑复杂得多，丰富得多，特别是对于中国这一规模巨大、特色鲜明、文化深厚并且发展不平衡的国度来说。很多一般原理，特别是基于西方文化和西方经验总结出的原理，到了中国就会发生变化，就会衍生出其“中国版本”。这正应了那句名言：“理论是灰色的，而生命之树常青”。由此观之，必须看到，迄今为止中国企业走出去的路程远比上述理论所阐释的逻辑复杂、曲折和丰富多彩，许多都超出既有理论逻辑的路径。这一方面有可能使中国企业走出因为缺乏理论支撑而成为盲动的困境，另一方面也有可能使既有的跨国投资理论，包括发展中国家的跨国投资理论，获得更多新思想和新元素，变得更加丰富多彩，更具有普适性。

为了获得这种理论上的思考，我们还是先看看中国企业走出去与的历史与路径。

实际上，中国企业零星的对外投资和跨国经营，最早可追溯到改革开放初期的1979年。当时，北京的友谊商业服务公司（北京友谊商店）与日本东京丸一商事株式会社在东京合资开办“京和股份有限公司”，建立中国第一家海外合资企业，拉开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跨国经营的序幕。不过，该企业属于商业企业，主要经营一些中国民族特色商品，与一般意义的国际化经营仍有差异。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全球资产价格的暴跌和发达国家经济的危机为中国企业海外并购创造了难得一遇的机会和条件，这一年，也恰恰是中国企业大规模海外并购的高峰之年。2009年，这一趋势继续发展，2009年初的两个月时间，中国海外并购已有22起，涉及金额超过200亿美元，是历史同期的最高水平。2009年2月以后，发生的海外并购又有：湖南华菱钢铁集团收购世界第四大铁矿石供应商FMG17.34%的股权，成为它的第二大股东；鞍钢入股澳洲矿企Gindalbie；中国五矿集团以13.86亿美元100%收购澳大利亚OZ公司主要资产；吉利收购全球第二大自动变速器制造企业澳大利亚DSI公司；中石油完成对新加坡石油公司45.51%股份收购；中石化收购Addax石油公司，总价达82.7亿加元(合72.4亿美元)，创中企海外并购新纪录；苏宁电器注资控股日本老字号电器连锁企业Laox公司，成为第一家收购日本上市公司的中国企业；腾中重工收购悍马；广州健升贸易有限公司和卡丹路公司以总价2亿欧元收购法国皮尔·卡丹公司在华成衣和衣饰业务，如此等等。

从上面所描述的并不全面的图景也很容易看出，包括跨国并购在内的中国企业走出去对外投资确实已经进入到一个全新的阶段。这个阶段来得有点出人意料地快，甚至让人有点措手不及，连走出去的企业也没想到一下子就出现这么好的机会和条件，就被逼到前台，想不出头都不行。所谓时势造英雄。从理论上说，中国经济的超常规发展使中国的人均收入水平大幅度提高，已经达到邓宁所说的对外投资加速发展的阶段（如果考虑到中国人民币汇率某种程度的低估，中国的人均美元收入水平会更高些）。从现实来看，中国经济所面临的生产能力过剩、国内发展一般加工制造业环境的日渐紧张、国家外汇储备的日益累积需要出路、中国企业提升国际竞争力参与全球竞争的需要等等因素决定中国企业走出去将会是一个大趋势。

不过，现在也不晚。如有的研究者所说，中国企业走出去跨国并购与投资刚刚进入大规模发展初期，如果现在能对相关问题进行认真思考和研究，仍然可以对未来的对外投资发展起到重要作用。而对于这些问题的思考，没有什么捷径，其基础仍然是对基本理论的认识、对基本理论的发展，以及从基本理论看待我们的现实。这一点不能回避。

3三种目的、三种类型：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新逻辑

如果按照经典的跨国公司理论，中国企业尚不具备大规模对外投资的基础和条件，因为中国企业缺乏对外投资所依赖的核心优势。然而，这些经典理论都产生于全球化之前，其现实经济背景与今天是显著不同的。在门户顿开的全球化时代，企业所面对的经营环境和国际竞争环境已经全然不同，传统理论中“逐渐积累垄断优势——形成垄断优势——利用垄断优势——开展对外投资”的理论逻辑一定程度上应该被超越，也可以被超越，中国企业可以依据一种新的思维和逻辑做出对外投资以及跨国经营的选择。但是，这一新的思维逻辑是什么呢？

第一种，以获取国际资源、原料等为目的的投资。

中国的国际加工制造中心地位使中国成为全世界的供应者，为全世界生产，因而也就不可能仅仅依靠中国的资源和原料，而要使用全世界的资源。何况，中国本身的资源禀赋决定即使我们想依靠自己也不可得。这样，中国就必须通过贸易和投资等多种方式争取稳定的国际资源，特别是那些对经济发展具有关键作用而中国又缺乏的石油、矿石、天然气、木材等战略资源。为保证稳定的资源来源，中国在这些战略领域的投资甚至可以较少考虑短期经济因素：投资的资金回报是否合适，收购的价格是否偏高，这些都成为第二位的问题。因为，如果失去了对资源来源的控制，就将受制于人，经济利益也就将成为奢谈。

第二种，以获取垄断优势与核心竞争力为目的的投资与并购。这类投资以跨国并购形式的投资为主，主要在发达国家展开，理论上大致可以为前述国际投资新理论所解释。

对于中国企业来说，通过收购国外企业已有的无形资产来形成自己的核心竞争力，或许比自己创造出知名品牌、技术更容易，不失为一种捷径。比如，直接收购皮尔·卡丹品牌和工艺，或许比国内企业花很多年时间和资源创造的杉杉西服、七匹狼更有效率。据此，我们认为，此类收购行为未来仍会是中国企业跨国并购和对外投资的一种重要类型。但是，这里有几个因素应当充分认识。其一，西方企业之所以愿意将其多年经营的品牌等出让，肯定是这些品牌已经过了黄金期，或者不再适合目前的市场。真正高端品牌和优质资产，是不会允许出售的。也就是说，我们获得的品牌等资产，在多大程度上是具有长期价值的资产，需要考虑。其二，除了如危机时期之类的特殊时期外，中国企业收购这些品牌的代价和条件必须充分认识。也就是说，获取这些品牌、技术等无形资产与付出的收购对价相比，是否合算，要经过认真的价值评估。其三，更重要的是，一旦完成了收购，我们的企业成为这些品牌的所有者，如果不能维持和发展品牌的价值，持续地进行产品创新，这些品牌的价值将很快被耗散并最终被淘汰，企业仍然是一无所有。

跨国收购范文篇5

[关键字]:并购跨国并购东道国

一、跨国并购是最近一轮直接投资增长的主要原因

在过去的十年中，大多数国际生产的增长是通过跨国的兼并和收购(包括由外国投资者收购私有化的国有企业)而不是通过新建企业完成的，通过并购完成的交易额已从1987年的不足1000亿美元增长到1999年的7200亿美元。在所有的跨国并购中只有不足3％被正式确认是兼并，其余的都被认作是收购。全资收购大约占总数的2／3。少数股权收购在发展中国家的跨国收购中约占1／3，在发达国家不足1／5。根据形式不同跨国并购可分为水平型(同一产业内部不同公司之间)、垂直型(客户和供给者、买方和卖方之间的并购)和集团收购型(在不相关产业的不同企业之间进行)。20世纪80年代后期，大部分的跨国并购主要是在追求短期财务收益的驱动下进行的。但今天大部分的跨境兼并和收购都具有战略和经济意义，而不是出于追求财务收益的动机。另外，大部分的并购都不是敌意的，1999年敌意收购占并购总金额的比例不足5％，占总数额的比例不足0．2％。

在1980—1999年期间，全世界并购总数(包括跨国和国内的并购)以年均42％的速度增长，并购总金额占世界国内生产总值的份额也从1980年的0．3％增加到1999年的8％。两次较大的并购浪潮主要发生在以下两个时期摘要：一个是在1988—1990年，另一个是从1995年至今。最近的这次浪潮伴随着国内并购的增长而发生。除了传统的银行贷款，最近的并购高潮还因大量使用了一些融资机制(像发行普通股、可转换股票以及公司债券等)而得以顺利进行。另外，风险资本也成为一个重要资金来源，从而使得众多的新公司和中小企业也可以从事并购活动。

在这种趋向下，1999年跨国并购增加了35％，据联合国贸发会议估计，在6000多项交易中总金额高达7200亿美元。2000年几项大宗的交易业已公布或完成，预计跨国并购将进一步增加，2000年跨国并购总额估计超过10000亿美元。

当前的并购高潮和19世纪末发生在美国的并购(1898—1902年期间达到高潮)有某些相似之处。二者都受到重大技术进步、并购的新融资方式以及管制变化的影响。只是最近的一次浪潮是国际化的，而前者只发生在美国境内。正如前一次发生在美国的并购高潮有助于形成全国商品和服务市场及生产体系、为公司提供了统一的全国市场一样，这一次国际化的并购高潮进一步加强了全球商品和服务市场及生产体系的形成，为公司提供了统一的全球市场。

二、跨国并购的好处

一般来讲，从一个外国投资者眼中来看，和直接投资办厂相比，跨国并购作为对外直接投资的一种方式主要有两点优势摘要：效率和市场控制权。在现代企业运营中效率是极其重要的，这可以从高级管理人员的口头语中看出，如“我们生活的新经济中，一年只有50天。”“效率是朋友，时间是敌人。”等。跨国并购通常能以最快的速度在新市场中确立起自己的地位，成为市场领导者，并且最终赢得市场主导权，从而扩大公司规模，分散公司风险。此外，跨国并购还能将有关各方的资源和管理经验集合起来，创造出静态和动态的效率收益。

许多因素促成了公司进行跨国并购、直面全球经济环境的变化，而如今空前的全球和地区性重组的热潮，反映了这些因素之间的动态的相互功能。对许多公司来说，在已初见端倪的全球市场中生存和发展是十分重要的新问题，跨国并购的热潮也应势而起。在全球市场上，无法获得发展和盈利的公司将成为收购的对象。所有这些促使公司进行跨国并购的基本因素成了公司保持和提高自己的竞争地位时首先考虑的新问题。跨国并购的重要性日趋明显，完全是因为它给公司提供了一条取得其它国家有形和无形资产的最方便快捷的途径，并可使公司在全国或全球范围内优化其结构，以联合其它公司，获得竞争优势。简单说来，跨国购并使公司能快速取得位于不同地域的资产，这种资产在全球化的经济中已成为决定竞争地位的重要因素。

三、跨国并购主要发生在发达国家

约90％的跨国并购，包括交易额超过10亿美元的109个大宗购并中的大多数，都发生在发达国家。这些国家并购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最高，同时对外直接投资也迅速增长。

1999年西欧的跨国并购很活跃，售出额为3540亿美元，收购额为5190亿美元。在单一货币和促进深层次一体化政策的推动下，欧盟内部的并购占据了上述交易的相当一部分。该地区以外的大多数购买行为是英国公司并购美国公司。在被收购公司中属于英国、瑞典、德国和荷兰的最多，而英国、德国和法国则拥有最多的购买方公司。

美国公司仍是跨国并购中最大的目标，1999年在并购中向国外投资者售出了2330亿美元。1999年美国所有的并购交易中有1／4强是由国外收购方完成的，而在1997年这个数字是7％。如今，跨国并购已成为外资进入美国的主要方式。1998年，和并购相关的对位于美国的子公司的投资占外资总额90％，占项目数总量的62％。在对外投资方面，美国公司1999年收购国外公司价值为1120亿美元，比1998年少了250亿美元。这主要因为大宗交易的数量减少了。

日本的海外收购价值在1999年有大幅上涨，主要是由于一笔大交易。一般来说，日本的跨国公司比起并购来仍偏爱直接投资办厂，非凡是在发展中国家投资。日本跨国并购中的售出额在最近几年增长很快，在1997—1999年间高于收购额。这是由并购制度上的变化、国外公司倾向于并购的战略选择和日本公司对并购态度上的转变导致的。

直到90年代后期，发展中国家才逐渐成为跨国并购的重要场所。尽管从并购价值上看90年代中期前发展中国家所占的份额一直保持在10％左右，但从并购交易的数量上看，发展中国家的比例却从1987年的5％上升到了90年代末的19％。由发展中国家的公司作为购买方进行的跨国并购从1987年的30亿美元上升到了1999年的410亿美元。

四、跨国并购和直接投资办厂的区别

跨国并购和直接投资办厂的本质区别在于，前者从定义上看是将资产从国内转向国外，并且至少在初始阶段不增加被投资国的生产能力。《2000年世界投资报告》认为，和直接投资办厂相比，跨国并购会给东道国经济发展带来较小的正面影响或者说较大的负面影响，非凡是在市场进入时或进入后不久，表现在摘要：

1．虽然跨国并购和直接投资办厂都能给东道国注入资金，但跨国并购带入的资金并不总是能够增加生产的资本存量，而直接投资办厂就能够。因此一定数量的跨国并购直接投资为生产发展做出的贡献只相当于很少的直接投资办厂方式的直接投资做出的贡献，甚至根本就没有贡献。然而当本地一家公司的唯一选择是关门停产时，跨国并购会扮演救世主的角色。

2．和直接投资办厂相比，跨国并购转移的高新技术较少，至少在市场进入初期是这样。另外，跨国并购还会造成本地企业的生产和其它活动(如研发)层次下降或完全停止，或迫使它们迁址。直接投资办厂则不会直接降低东道国的技术水平和生产能力。

3．跨国并购在东道国不会增加就业，因为并购过程中生产能力没有增加。并且，跨国并购还会引起裁员，尽管收购方假如不至于破产，可能会同意保留原有员工。而直接投资办厂肯定会增加东道国的就业。

4．跨国并购会增加东道国市场的垄断程度，不利于培育竞争。事实上，可以故意用跨国并购的方式来减少或消除竞争。但假如跨国并购中收购的是即将倒闭的企业，那它还有利于防止市场垄断度的提高。而直接投资办厂从定义上看，能增加市场上企业的数量，不会在初始时造成市场垄断度的提高。

但从长期看，考虑到直接和间接效应时，两者之间的许多差别都缩小或消失了，表现在摘要：

1．国外收购方并购后一般都会追加后续投资，有时追加额很大，尤其是在私有化等非凡情况下。因此长期内跨国并购也会像直接投资办厂一样增加东道国的生产能力。这两种方式对东道国企业会产生相似的挤入和挤出效应。

2．跨国并购后收购方会运用高新技术(包括组织和管理模式)，非凡是当需要对被收购公司进行重组以提高生产率时。

3．若收购方追加后续投资，并且保留被收购方的原有员工，随着时间的推移跨国并购会增加东道国就业。因此两种直接投资方式在创造就业上的差别在长期内会逐渐减弱。假如为提高生产效率进行裁员，那也比直接投资办厂迫使本土缺乏竞争力的企业倒闭造成的影响小。

4．对市场结构的影响，不管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在市场进入之后将长期存在。跨国并购较轻易破坏竞争，增加市场垄断，尤其是在政府干预较少的寡头竞争的产业中。

五、东道国的具体情况对确定跨国并购的影响度十分重要

除了上面讨论的市场进入时和长期的区别之外，在评估跨国并购对东道国带来的好处和坏处时，还应认真考虑东道国的具体情况。

1．在正常情况下(即没有经济危机或政治动荡)，非凡是当跨国并购和直接投资办厂都可行时，直接投资办厂比跨国购并更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发展。在其它因素(进人动机，生产能力)相同的条件下，直接投资办厂不仅带入一整套的资产，还同时提高生产能力和创造就业；跨国并购可能达到同样的效果，但不能立即增加生产能力。另外，某些种类的跨国并购在市场进入时会带来一定的风险，如资产剥离时进行裁员、技术改造进展缓慢等。

跨国收购范文篇6

摘要：在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下，世界并购市场受到重创，相比之下中国并购活动明显活跃，中国企业跨国并购的机遇和风险并存。就近两年的中国企业跨国并购事件进行分析。总结了中国企业跨国并购的驱动因素，对企业进行有效的跨国并购提出了相应的建议。

1中国企业跨国并购的三种驱动因素

从中国企业参与跨国并购的20多年的历史中，我们可以发现。企业无非是在获得资源、开拓市场、获取技术、品牌建设等动机的驱使下，通过跨国并购来实现自己的国际化战略。金融危机下，结合中国企业近两年的跨国并购事件，我们可以将其分为三种驱动因素类型：

1.1资源获取驱动型

中国企业海外并购主要集中在自然资源领域。不论是在澳大利亚、非洲还是在拉丁美洲皆是如此。一方面国内经济快速发展，我国部分能源矿产的对外依存度较高。为了保障资源和能源的供给，能源、资源领域已成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重点领域，通过兼并收购国外企业的方式则成为很多企业的选择。另一方面，这次金融危机导致以石油、铁矿石等为代表的能源资源产品价格的大幅下降。国外部分企业面临经营压力，这有助于我国企业降低并购成本，改善交易条件，增强并购的主动性。再者，中国的大型能源企业都是国有企业，资本实力雄厚，已经积累了一定的海外投资经验，具备了开展大规模跨国并购的条件。事实上，一些企业已经有所行动。2008年7月，中国最大的粮油食品公司中粮集团有限公司购得美国SmithfieldFoodslnc，公司5％的股权。2008年11月，中海油田服务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挪威海上钻井公司ASA股权项目全部实施完毕。2009年4月，澳大利亚政府同意了中国五矿以12.06亿美元的总价收购澳大利亚OZ矿业公司大部分资产。海外资源收购的新模式，为我国换取了能源资源的休养生息和可持续生产能力，极大地缓解中国长期浪费所造成的资源紧缺状况，增加中国战略资源储备，提升我们在国际资源领域的影响力。

1.2技术获取驱动型

危机之中的美国企业，资产严重贬值，资产价格下降。陷入困境的美国金融机构，为了寻求出路，纷纷以较低的价格被整体收购。同时。为寻求及早走出金融困境，美国适当放宽了资本进入金融领域的限制，以求广揽资金，全力“救市”。如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放宽了长期限制资本运营和私人投资大景入股银行的规定，投资者可以持有最多33％的银行股权，而不会被视为控股股东。这些都为中国企业进行海外并购提供了便利。而中国金融机构缺乏国际化经营经验，金融掌控能力相对较弱，通过采取参股方式。可以吸收海外金融企业长期积累的品牌、人才、技术等方面的投资价值，以促进中国金融机构的长期发展。2007年末，中国主权财富基金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以50亿美元购入摩根士丹利股权。投资30亿美元购买黑石集团股权。国家开发银行以30亿美元购买巴克莱银行的股权，金融机构并购活动，有利于国内金融机构学习先进的管理经验和技术。挖掘具有高级管理技术的人才。另外，金融危机引发的实体经济衰退为国内制造业通过海外并购获取相关资源和能力，实现转型和升级提供了有利时机。我国企业手里有资金，通过参股或购买世界一流企业，可以使我国企业分享其技术品牌和市场带来的利益，学习管理经验，从中获取品牌资源和技术，提高自身技术能力，增强中国产业的创新能力。目前，一些IT高科技企业、装备制造企业都是技术获取型跨国并购的主力军。

1.3市场获取驱动型

虽然金融危机导致世界经济进入衰退阶段，大多数国家消费能力减弱，市场风险增大。但是，为筹集资金而疲于奔命的欧美企业和相关政府部门都放松了对中国国有企业的监管和审查，减少了跨境并购的政治障碍和隐性成本，同时，欧美企业资产价格走低；如果收购目标企业的长期收益效应大于中国优势企业的并购成本，目标企业符合并购企业的长期发展战略，并购风险能够控制在较好的程度时，中国有实力的优势企业就可以通过跨国并购，快速进入目标市场。扩大国际市场份额，把握盈利机会，促进企业长期发展。中国比较具备优势的机械制造业领域，电子工业领域的企业就可以利用好此次机会。2008年9月。机械企业携手投资公司收购了世界三大混凝土机械制造商之一的意大利CIFA100％股权。完成收购以后，一跃成为世界混凝土机械的行业龙头。CIFA的产品在欧美、中亚、中东、俄罗斯等地区的市场占有率较高，建立了较为完善的销售和服务网路。通过本次交易，公司不仅在短时间内找到了进入东欧、俄罗斯、印度等具有发展潜力的新兴市场的捷径。还节约了开拓欧洲市场的高昂费用，通过品牌互动，可以迅速提高中联品牌在国际市场的知名度与美誉度。

2金融危机下中国企业跨国并购的建议

2.1国家的政策和资金支持

面对中国企业跨国并购的机遇，国家应支持相关企业“走出去”。兼并拥有先进技术、核心专利和人才团队的海外企业。通过政府对海外投资的政策体系的积极调整，加强政策的协调性，增强政策的灵活性，提高政策的竞争性，达到进一步简化前置性审批程序，缩短审批时间的目的，让企业自主决策、自担风险，以免贻误企业的商机。同时，国家要给予适当的资金支持。鉴于目前企业融资渠道单一，企业“融资难”问题难以短期内根本解决。在我国外汇储备极其充裕的情况下，政府外汇资金可以成为缓解企业“融资难”、降低企业境外并购风险的有效手段。对企业支持应不限于国有企业，对民营企业海外并购的支持应一视同仁。特别是上述对于国家在产业结构调整和高科技发展方面具有战略意义的信息安全产业相关企业并购，国家更应该给予充分的支持。另外，还要尽快制定专门保护境外投资的法规。解决企业进行境外投资的后顾之忧，维护企业的海外合法权益。虽然我国已与115个国家签订了双边投资保护协定，但是协定内容更多的考虑保护外商在华投资的权益，没有将保护中国境外直接投资列为重点。

2.2面对“抄底”诱惑，企业需冷静思考

跨国收购范文篇7

在过去的十年中，大多数国际生产的增长是通过跨国的兼并和收购(包括由外国投资者收购私有化的国有企业)而不是通过新建企业完成的，通过并购完成的交易额已从1987年的不足1000亿美元增长到1999年的7200亿美元。在所有的跨国并购中只有不足3％被正式确认是兼并，其余的都被认作是收购。全资收购大约占总数的2／3。少数股权收购在发展中国家的跨国收购中约占1／3，在发达国家不足1／5。根据形式不同跨国并购可分为水平型(同一产业内部不同公司之间)、垂直型(客户和供应者、买方和卖方之间的并购)和集团收购型(在不相关产业的不同企业之间进行)。20世纪80年代后期，大部分的跨国并购主要是在追求短期财务收益的驱动下进行的。但今天大部分的跨境兼并和收购都具有战略和经济意义，而不是出于追求财务收益的动机。另外，大部分的并购都不是敌意的，1999年敌意收购占并购总金额的比例不足5％，占总数额的比例不足0．2％。

在1980—1999年期间，全世界并购总数(包括跨国和国内的并购)以年均42％的速度增长，并购总金额占世界国内生产总值的份额也从1980年的0．3％增加到1999年的8％。两次较大的并购浪潮主要发生在以下两个时期：一个是在1988—1990年，另一个是从1995年至今。最近的这次浪潮伴随着国内并购的增长而发生。除了传统的银行贷款，最近的并购高潮还因大量使用了一些融资机制(像发行普通股、可转换股票以及公司债券等)而得以顺利进行。另外，风险资本也成为一个重要资金来源，从而使得众多的新公司和中小企业也可以从事并购活动。

在这种趋势下，1999年跨国并购增加了35％，据联合国贸发会议估计，在6000多项交易中总金额高达7200亿美元。2000年几项大宗的交易业已宣布或完成，预计跨国并购将进一步增加，2000年跨国并购总额估计超过10000亿美元。

当前的并购高潮与19世纪末发生在美国的并购(1898—1902年期间达到高潮)有某些相似之处。二者都受到重大技术进步、并购的新融资方式以及管制变化的影响。只是最近的一次浪潮是国际化的，而前者只发生在美国境内。正如前一次发生在美国的并购高潮有助于形成全国商品和服务市场及生产体系、为公司提供了统一的全国市场一样，这一次国际化的并购高潮进一步加强了全球商品和服务市场及生产体系的形成，为公司提供了统一的全球市场。

二、跨国并购的好处

一般来讲，从一个外国投资者眼中来看，与直接投资办厂相比，跨国并购作为对外直接投资的一种方式主要有两点优势：效率和市场控制权。在现代企业运营中效率是极其重要的，这可以从高级管理人员的口头语中看出，如“我们生活的新经济中，一年只有50天。”“效率是朋友，时间是敌人。”等。跨国并购通常能以最快的速度在新市场中确立起自己的地位，成为市场领导者，并且最终赢得市场主导权，从而扩大公司规模，分散公司风险。此外，跨国并购还能将有关各方的资源和管理经验集合起来，创造出静态和动态的效率收益。

许多因素促成了公司进行跨国并购、直面全球经济环境的变化，而如今空前的全球和地区性重组的热潮，反映了这些因素之间的动态的相互作用。对许多公司来说，在已初见端倪的全球市场中生存和发展是十分重要的问题，跨国并购的热潮也应势而起。在全球市场上，无法获得发展和盈利的公司将成为收购的对象。所有这些促使公司进行跨国并购的基本因素成了公司保持和提高自己的竞争地位时首先考虑的问题。跨国并购的重要性日趋明显，完全是因为它给公司提供了一条取得其它国家有形和无形资产的最方便快捷的途径，并可使公司在全国或全球范围内优化其结构，以联合其它公司，获得竞争优势。简单说来，跨国购并使公司能快速取得位于不同地域的资产，这种资产在全球化的经济中已成为决定竞争地位的重要因素。

三、跨国并购主要发生在发达国家

美国公司仍是跨国并购中最大的目标，1999年在并购中向国外投资者售出了2330亿美元。1999年美国所有的并购交易中有1／4强是由国外收购方完成的，而在1997年这个数字是7％。如今，跨国并购已成为外资进入美国的主要方式。1998年，与并购相关的对位于美国的子公司的投资占外资总额90％，占项目数总量的62％。在对外投资方面，美国公司1999年收购国外公司价值为1120亿美元，比1998年少了250亿美元。这主要因为大宗交易的数量减少了。

日本的海外收购价值在1999年有大幅上涨，主要是由于一笔大交易。一般来说，日本的跨国公司比起并购来仍偏爱直接投资办厂，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投资。日本跨国并购中的售出额在最近几年增长很快，在1997—1999年间高于收购额。这是由并购制度上的变化、国外公司倾向于并购的战略选择和日本公司对并购态度上的转变导致的。

四、跨国并购和直接投资办厂的区别

跨国并购和直接投资办厂的本质区别在于，前者从定义上看是将资产从国内转向国外，并且至少在初始阶段不增加被投资国的生产能力。《2000年世界投资报告》认为，与直接投资办厂相比，跨国并购会给东道国经济发展带来较小的正面影响或者说较大的负面影响，特别是在市场进入时或进入后不久，表现在：

2．与直接投资办厂相比，跨国并购转移的高新技术较少，至少在市场进入初期是这样。另外，跨国并购还会造成本地企业的生产和其它活动(如研发)层次下降或完全停止，或迫使它们迁址。直接投资办厂则不会直接降低东道国的技术水平和生产能力。

3．跨国并购在东道国不会增加就业，因为并购过程中生产能力没有增加。并且，跨国并购还会引起裁员，尽管收购方如果不至于破产，可能会同意保留原有员工。而直接投资办厂肯定会增加东道国的就业。

4．跨国并购会增加东道国市场的垄断程度，不利于培育竞争。事实上，可以故意用跨国并购的方式来减少或消除竞争。但如果跨国并购中收购的是即将倒闭的企业，那它还有利于防止市场垄断度的提高。而直接投资办厂从定义上看，能增加市场上企业的数量，不会在初始时造成市场垄断度的提高。

但从长期看，考虑到直接和间接效应时，两者之间的许多差别都缩小或消失了，表现在：

1．国外收购方并购后一般都会追加后续投资，有时追加额很大，尤其是在私有化等特殊情况下。因此长期内跨国并购也会像直接投资办厂一样增加东道国的生产能力。这两种方式对东道国企业会产生相似的挤入和挤出效应。

2．跨国并购后收购方会运用高新技术(包括组织和管理模式)，特别是当需要对被收购公司进行重组以提高生产率时。

3．若收购方追加后续投资，并且保留被收购方的原有员工，随着时间的推移跨国并购会增加东道国就业。因此两种直接投资方式在创造就业上的差别在长期内会逐渐减弱。如果为提高生产效率进行裁员，那也比直接投资办厂迫使本土缺乏竞争力的企业倒闭造成的影响小。

4．对市场结构的影响，不管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在市场进入之后将长期存在。跨国并购较容易破坏竞争，增加市场垄断，尤其是在政府干预较少的寡头竞争的产业中。

五、东道国的具体情况对确定跨国并购的影响度十分重要

除了上面讨论的市场进入时和长期的区别之外，在评估跨国并购对东道国带来的好处和坏处时，还应认真考虑东道国的具体情况。

1．在正常情况下(即没有经济危机或政治动荡)，特别是当跨国并购和直接投资办厂都可行时，直接投资办厂比跨国购并更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发展。在其它因素(进人动机，生产能力)相同的条件下，直接投资办厂不仅带入一整套的资产，还同时提高生产能力和创造就业；跨国并购可能达到同样的效果，但不能立即增加生产能力。另外，某些种类的跨国并购在市场进入时会带来一定的风险，如资产剥离时进行裁员、技术改造进展缓慢等。

跨国收购范文篇8

一、跨国公司在华并购现状

1.跨国公司在华并购的类型和方式

(1)跨国公司并购我国非上市企业。这种类型起初主要是通过协议购买产权的形式，并购、改造国内非公司型国有企业、乡镇企业及私营企业。随着并购的发展，跨国公司也开始并购国内非上市的公司型企业，如定向募集股份公司，或通过产权交易市场收购挂牌企业的资产或股权。据上海产权交易所的资料，2000年，在该所登记的外资并购金额达19.66亿元，比1996年增长29倍多。

跨国公司并购非上市企业主要采取以下方式：①整体收购。跨国公司整体买断中国相关的国有企业、集体企业和私营企业的全部资产，组成外商独资企业，从而使该企业成为其独资子公司。如，2001年2月华为集团与艾默生电气签署并购协议，将其电气业务部门——安圣电气有限公司作价7.5亿美元整体出售给美国最老牌公司之一的艾默生电气。②部分收购。一种是跨国公司通过参与国内原有企业的重组，收购企业50%以上的股权，以达到控制企业经营管理的目的。如，2001年3月我国轮胎行业的龙头企业轮胎橡胶与世界上最大的轮胎生产企业米其林组建合资公司，米其林控股70%，然后合资公司斥资3.2亿美元反向收购轮胎橡胶的核心业务和资产。另一种是在原有中外合资企业的基础上，由跨国公司通过增资扩股或内部收购，稀释中方股权，从而由参股变为控股。如，德国汉高公司通过内部收购股份的方法，成功地控制了两家合资企业：上海汉高化学品有限公司和天津汉高洗涤剂有限公司。

(2)跨国公司并购中国上市公司。近年来我国的上市公司越来越受到跨国公司的关注，跨国公司已把并购上市公司作为进军中国市场的跳板。这种类型的并购始于1992年前后，至2001年6月共有71家上市公司拥有外资法人股，其介入方式主要有直接上市和并购方式两种，前者为主要方式，但近几年通过并购方式介入上市公司的案例逐渐增多。

跨国公司收购或控制国内上市公司，又有以下方式：①协议收购上市公司非流通的内资法人股。此类收购始于1995年8月的“北旅模式”。近期最引人注目的案例则是2002年4月格林柯尔企业发展公司受让科龙电器公司法人股东——广东科龙（容声）集团有限公司20477.5755万股法人股（占科龙电器总股本的20.6%），转让价格为每股1.70元人民币，合计转让价款为3.48亿元人民币。此次股权转让后，格林柯尔企业发展公司成为科龙电器第一大股东。②协议认购国内上市公司向外资发行的B股或H股。如华新水泥向全球最大水泥制造商HolchinB.V.定向增发7700万股B股，使其成为华新水泥的第二大股东。③收购国内上市公司原外资股东的股权。耀皮玻璃的外资股东皮尔金顿国际控股公司在1999年12月以每股0.14619美元的价格购买联合发展（香港）有限公司的发起人外资法人股4069.95万股，使其股份占到该公司总股本的18.98%，如愿以偿地成为其第一大股东。④通过收购上市公司大股东的股份间接控股、参股上市公司。法国公司阿尔卡特通过增特其在华合资企业——上海贝尔公司股票至50%+1股，控股上海贝尔，而上海贝尔是上市公司上海贝岭的第二大股东，从而实现其间接参股上海贝岭的目的。

目前受各方面条件的限制，国内绝大多数企业无法通过证券市场上市融资，而这些企业正面临着资金、技术短缺和管理落后的困境。允许外资对非上市企业进行并购，可以加快国有企业存量资产的改造和重组，促进这些企业经营管理水平的提高。对于一般竞争性行业的中小国有企业，完全可以通过拍卖等方式允许外资整体并购。在部分并购方式中，除少数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产业须由中方控股外，许多产业都可以允许外商持股超过49%。目前，外资公司对国内上市公司更感兴趣。在内地A股市场放开之前，B股是惟一对外资进出没有限制的证券品种。发行B股和H股的公司拥有与外资相似的股东基础，这便于股东之间的沟通，也使得并购后的公司整合更容易。目前B股、H股市场与A股市场存在较大的差价，平均市盈率水平较低，是最适宜外资收购的标的。外资可以通过参与B股、H股的认购和配售，成为国内上市公司的大股东。在以往的市场形式下，这种曲线并购的方式比较容易被国际大公司所采用，然而随着国家对外商投资政策的逐步放宽，在未来的时期里这种迂回式的并购方式将会减少，代之以其他更为直接的方式。今后，跨国公司还会采取要约收购、承债式收购、管理层收购等新的方式进入上市公司。要约收购，就是通过公开发出要约的形式，以不同的价格分别收购国家股、法人股和流通股，达到一定的股权比例。协议收购和要约收购可以综合运用。如外资先通过协议的方式收购一定的国家股、法人股之后，再通过要约的方式继续收购部分流通股。承债式收购，即以参与国有资产债转股的方式进入上市公司。在由四大国有资产管理公司所掌握的庞大资产中，大量的对上市公司的不良债权将通过债转股的方式来处置。国有资产债转股的过程，对于允许外资进入的产业领域，外资可以通过购买、承接债权的方式进入上市公司，并由债权人牵头对上市公司进行重组。外资还可以通过为管理者提供融资的方式帮助上市公司的管理者完成对企业的收购，并通过控制管理者的方式进而控制上市公司。

2.跨国公司在华并购的行业特点

目前跨国公司并购的产业主要集中在国家政策重点鼓励的产业、市场前景广阔的基础工业或垄断性较强的行业。如，制造业、信息技术业、零售、电信、金融等行业。在制造业中，主要是汽车业、石化工业、家电业等。我国巨大的汽车市场一直都是外国汽车厂商觊觎已久的。目前跨国公司与上海汽车、天津汽车、江铃汽车、长安汽车等均有合资、股权转让等多种形式的合作。随着我国吸引外资产业政策的调整，“十五”期间将引导外资加强对第一、第三产业的投入，相应减少对消费品工业的投入。因此，从产业来看，在放宽外资收购A股上市公司股权之后，可以预计跨国公司对公用事业、金融服务、商业、其他服务等行业的并购会逐渐增多。外资进入交通运输行业，将围绕货物运输向物流服务等领域渗透，合资、并购将成为其发展的主要方式。在港口业，目前国际港口运营商主要投资于沿海港口的集装箱行业。随着中国“入世”，外资参与中国港口业并购的数目将增加，其领域有望从集装箱码头行业向其他港口及相关行业扩展。第二产业中部分具有较高科技含量、国家产业政策支持的产业如生物工程、新材料、通讯设备等，也有可能成为跨国公司并购的重点。随着金融业的对外开放，继2001年底汇丰银行以8%的比例入股上海银行之后，最近包括花旗银行在内的多家外资银行正与中国交通银行进行实质性接触。据了解，最迟不超过年底，交通银行15%的股权将划归外资股东名下。另外，《外资参股证券公司设立规则》和《外资参股基金管理公司设立规则》已于2002年7月1日开始实行，今后外资与证券公司等金融服务类的合作将会增加。据悉，现在首批有18家外资企业申请成立合资基金公司，而排队申请的也有80家。

3.跨国公司在华并购的对象选择

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外资并购的目标主要集中在以下企业：(1)我国各行业内的龙头企业和效益较好、具有核心资源或核心竞争力的大中型企业。如，格林柯尔收购科龙、美国航空LDC公司控股海南航空、美泰克控股荣事达等。今后，四川长虹、青岛啤酒、上海医药、东方航空，东风汽车等大中型企业极易成为跨国公司感兴趣的对象。虽然跨国公司要控股这些龙头企业并不容易，但他们可能会采取先结成战略联盟，后参股，再争取相对控股，甚至绝对控股的方式来实现自己的投资战略。(2)国有股减持的重点对象将首先受惠。国家经贸委计划出台的《关于外资并购国有大中型企业的暂行管理办法》，将允许国有股海外销售。因此，作为国有股减持重点对象的上市公司有可能成为外资并购的首选对象。(3)已经与外资建立合资或战略合作关系的公司较容易成为跨国公司收购的标的。鉴于中国市场的特殊性和复杂性，外资在进入中国市场的时候，往往不会采取一步到位的做法。基于获取充分信息、进行尽职调查的考虑，跨国公司会首先选择那些已经与之建立了合资企业或良好战略合作关系的上市公司作为收购目标。外资收购耀皮玻璃、上海贝尔等均属此类情况。(4)同时发行A股和B股或H股的公司，因为其股权结构分散，公司治理结构规范，进入障碍较小，收购成本相对较低，也将成为跨国公司收购的目标。

二、跨国公司在华并购面临的问题

1.当前及未来一个时期跨国公司在华并购主要面临的制约因素

(1)有关法律法规的建设滞后。国家计委外资司司长穆虹认为，在中国，给跨国并购活动带来最大障碍的当数法律问题。世界知名的专业服务机构德勤会计师事务所和CFOAsia杂志的一项最新调查显示，90%的在华外资公司高层管理者表示，计划在未来3年间扩展在华业务。但受访者认为中国的法律环境是加入世贸组织后在经营业务上的主要障碍。目前，中国现有的三部外商投资法律主要是规范外商在国内新设企业，对于跨国公司以购并方式进行直接投资则没有涉及。国家经贸委1999年8月颁布的《外商收购国有企业的暂行规定》，明确规定外商可以参与购并国有企业，但在兼并、收购的步骤方面还没有具体的、操作性强的措施。目前还没有一套专门的外资并购审批制度及审批程序，特别是外资对上市公司的并购，标准尚不明确，实际操作的可控性不强。并购还涉及一些配套法规的建立和完善，如证券交易法、公司法、企业破产法等，其中许多规定对于并购这一新的投资方式来说并不适用。

(2)国内企业产权不清晰制约着外资购并的实现。在国内企业尚未建立、健全现代企业制度，国有企业尚未形成市场经济下自主经营、自我发展的公司型企业时，企业产权不清晰势必制约跨国公司的收购意愿。在产权不清晰的条件下，跨国收购存在两个巨大的制度性障碍：一是要收购的目标公司的资产所有权不清晰，收购标的本身就蕴涵了巨大的风险；二是由于产权不清晰，企业法人治理结构不健全，收购后的企业组织将难以通过产权来实现对资源的内部优化配置，影响资源利用效率的提高和生产成本的降低。

(3)企业股份化程度低，产权交易市场不发达。在市场经济较发达的国家，购并一般是通过资本市场来进行，特别是近年来风起云涌的跨国并购，大都是通过换股或股权转让方式进行的。而目前我国产权产易市场的状况不利于外资并购的开展。企业股份化程度低，企业作为一种大宗商品可供买卖交换的程度就低；国有股和法人股占了企业股份的绝大多数，而这些股权只能通过协议转让；股票流通市场机制不完善，受政府影响、控制也较多，外资不能自由入市，这就使得并购失去了一个有利的工具。

(4)缺乏富有跨国投资经验的中介机构。大量的跨国并购是借助于投资银行、资产评估机构、法律咨询机构、财务顾问公司等中介机构进行的。我国则恰恰缺乏谙熟跨国投资和国际化经营的中介机构。以资产评估为例，我国缺乏权威性的资产评估机构、高素质的专业评估队伍和科学的评估标准。资产评估机构往往隶属于国有资产管理部门或行业主管部门，这影响了评估的公正性和独立性，在外资并购中难以令外商信任。再加上评估标准和方法不科学，评估行业又缺乏强有力的监管，结果往往是导致评估操作的不规范。另外，许多地方的国有资产管理部门身份不清楚，同时具有法规制定者和企业所有者的双重身份，这常常引起外商的疑问。

2.从中方看，跨国公司在华并购存在的几个认识和理念方面的问题

(1)关于目标偏差问题。跨国公司在华并购的战略目标与我国国民经济的长远发展目标存在一定偏差。不少跨国公司重视我国的产业政策，愿意同我国政府合作，协调其在华投资目标。但是，跨国公司毕竟是一个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的大型企业集团，其在华并购目标首先要服从其全球战略目标。因此，它们当然要寻找具有一定核心能力、投资回报高的地区和项目投资。例如，跨国公司并购主要集中在中国东部，而十分需要引进资金、技术和管理的中西部投资项目很少。在行业投向上，主要投资于中国新兴产业和高利润行业的市场，如电子移动通讯设备市场。决定企业经济发展水平和竞争力的知识密集型服务业投资项目也投资很少。从这个角度讲，跨国并购与中国引进外资的产业导向和地区导向及国民经济的长远发展目标会发生某种偏离。其实，跨国公司投资不会总是自动符合东道国的最佳利益，即使与其母国的需要和战略也会发生一定程度的偏差。因此，我们面临的任务是如何通过宏观调控，将二者有效地协调起来。

(2)关于垄断和国家安全问题。目前，国内一些行业的龙头企业已被外商控股，特别是轻工、化工、医药、机械、电子等行业中，不少商品已被外资占有约1/3的市场份额。并购式投资具有追求垄断市场的自发倾向，其最终目标是在中国占有绝对优势的市场份额。因此，有人认为，跨国公司在华并购将会形成行业垄断，损害中国主权甚至影响国家经济安全，应当对其进行管制。事实上，“垄断的本义是窒息竞争。生产的集中有可能造成垄断，但是不等于垄断。判断跨国公司投资企业是否形成了行业内的垄断，主要是看其经营是否窒息了竞争，而不是仅仅看这家企业占据了多大市场份额”（王志乐，2001）。西方公司曾经出现过某些大公司垄断某行业的趋势，但由于政府的干预，并没有形成真正的垄断。目前，真正选成中国某些行业垄断经营的不是跨国公司，而是我们自己的行政性垄断公司。而且，中国内正在制定的《反垄断法》，不仅规范中国企业，而且也会规范外国跨国公司的竞争行为。

(3)关于国有资产流失问题。由于股份化程度低，企业股权无法得到动态的价值评估，忽视在长期经营中形成的商标、商誉等无形资产价值以及个别人借企业出售之机谋取私利等原因，外资并购中的国有资产流失问题确实存在，应当引起我们的关注。但另一方面，我们判断国有资产流失的标准与外商也有差距。我们常常认为，低于账面价值出售即意味着国有资产流失。而实际上，由于存货积压变质、应收账款无法回收、固定资产和对外投资大幅减值等等，使企业的账面价值中存在大量虚拟资产，企业资产的市场价值往往低于账面价值。从外商的角度看，我们的评估依据和评估方法是他们无法接受的。因此，我们也应该换个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在中国，国有资产流失问题不是随外资并购出现的新问题，即使没有外资并购它还会存在。所以，关键的问题不是过分强调国有资产流失，而是如何通过完善科学的资产评估标准等措施有效防止国有资产流失。

三、积极应对跨国公司在华并购的思路和战略

1.从经济全球化的角度，动态地把握跨国公司在华并购

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亚太经合组织、东盟等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的发展，推动了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伴随经济全球化的是跨国公司持续地调整其经营战略并在全球配置资源的过程，跨国公司使全球经济一体化从国家、区域层面深入到公司内部。跨国并购是跨国公司根据全球经济环境及时对自身的体制、结构、功能和规模等进行重新组合和战略调整的一种重要方式。随着全球经济格局的变化，跨国公司实现其经济利益最大化的最终目标虽然没有变，但其经营方式和理念发生了很大转变。跨国公司为了其长远发展，不断改善与东道国的关系，对东道国企业的敌意并购减少，更多的是从合作和战略的角度开展跨国并购活动。日本松下公司在海外投资六项原则中的第一条就是“从事受所在国欢迎的事业”。如果我们仍以多年封闭条件下形成的狭隘理念，只强调跨国公司在华并购带来的问题，从而对其进行限制的话，将会失去参与全球化竞争的大好时机。因此，我们应以全新的理念，站在全球化的高度，用历史的思维和动态的眼光看待跨国并购，顺应国际直接投资的发展趋势，实现引进外资战略的调整。

2.借鉴他国经验，积极参与跨国并购浪潮中的引资竞争

(1)按照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则，调整和完善有关利用外资特别是引进并购投资的政策法规。加入WTO后，中国需要遵守由WTO相关协议所构成的国际投资方面的国际规则，履行自己的“入世”承诺，直接面对经济全球化和投资自由化的发展新趋势，对国内的利用外资政策法规进行总结、调整和完善。初步统计，拟修订的外经贸法规、规章共有148件，拟废止的共有571件。2001年3月全国人大批准了《中外合资企业法》的修正草案；2001年11月颁布《关于上市公司涉及外商投资有关问题的若干意见》；2002年4月，出台了新的《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和《指导外商投资方向规定》，根据新修订的内容，以往许多限制外资进入的领域开始解禁。但是，尚有许多法规政策需要完善和尽快出台，如《兼并收购法》、《反垄断法》等。还需修改《证券交易法》、《公司法》、企业《破产法》等法律中对于并购这一新的投资方式并不适用的部分内容；修改其他法规中与WTO规则不符甚至冲突的条款。

(2)针对跨国并购的发展特点，制定有关政策。跨国公司的并购方式既有现金方式，也有换股方式，但股票互换已成为大型跨国公司越来越青睐的融资方式；跨国并购的行业既有第二产业，也有第三产业，但第三产业呈快速上升趋势；跨国并购的地区虽仍以欧美国家为主，但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及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并购数量急剧上升。我们需要针对全球跨国并购特点，制定有关政策。当前，除了应保留那些在引进外资方面卓有成效的优惠措施外，还应针对跨国并购的发展特点，做好以下工作：加快国有资产产权改革进程，完善产权交易市场；适当放宽证券市场的对外开放度；探索新的金融创新方式和创新工具；扩大第三产业特别是跨国公司希望进入的金融、保险、电信等知识密集型服务业的准入；培养和引进有国际投资经验的中介机构，为跨国公司来华并购投资提供优质服务等。这些都是吸引跨国公司来华并购的重要措施。

(3)树立诚信意识，完善信用体系。长期以来，国内许多企业信用观念淡薄，相互欺诈、侵权的事件时有发生。最近美国连续爆出的安然、施乐、世通等造假事件震惊全球，使美国经济陷入了信用危机的恐慌之中，我们应引以为戒。“入世”后，面对跨国公司的合作与竞争，应尽快制定关于信用管理的游戏规则，完善信用市场环境；在企业内部形成一种重契约、守信用、以信用求发展的正气，为企业发展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为吸引更多的跨国公司与我国企业进行合作打下良好的基础。

3.把握跨国公司在华投资的行为规律，引导和规范跨国公司在华并购活动

在跨国公司并购中国企业过程中，不可避免会产生一些负面作用。我们的任务是对其进行规制管理，趋利避害，引导其投资地区、投资项目，使其在华并购活动与中国的长远发展目标相协调。在引导过程中，首要的问题把握跨国公司对外投资尤其是在中国投资的行为规律。跨国公司在中国进行直接投资，最初只是为了利用中国廉价劳动力，或者将其技术落后的夕阳产业转移到中国，因此在20世纪90年代初，投资是单个的、分散的，而且集中在制造业领域，研发投资很少。但从90年代末开始，随着全球经济环境的变化，跨国公司在中国的竞争环境也发生了变化。到2001年底，世界最大500家跨国公司已有近400家在中国投资数千个项目。跨国公司为巩固其在华投资项目，加强与中国企业及其他跨国公司的竞争，纷纷实施当地化战略。不仅包括人才开发当地化、营运管理当地化战略，而且实施研究开发的当地化战略。摩托罗拉、通用汽车、汉高、IBM、松下、三星、爱立信、西门子等著名跨国公司都在中国投资了研发项目。据不完全统计，跨国公司在华设立的研发中心已有100多个。为了便于对在华经营活动进行一体化管理，跨国公司还在华设立地区总部，这将使跨国公司在中国的投资上升到更高的层次。统计资料表明，目前已有11家跨国公司在北京设立地区总部，其中包括IBM、北电网络、康柏、朗讯、三星等著名跨国公司。在上海，也有25家跨国公司在浦东新区设立地区总部。因此，我们应根据跨国公司在不同阶段的行为规律，因势利导。以研发中心为例，与投资于中国的跨国公司总数相比，研发中心的数量还很少，而且基本上还处于适应性开发阶段，尚没有进入创新开发阶段。我们应采取优惠措施积极鼓励、引导跨国公司在华设立研发中心，这是提高中国吸收外资质量与水平的一项主要内容，此外，还需要正确引导外商投资的产业方向，使外资并购符合中国产业结构调整的需要。对于重要战略性行业，在放开跨国并购限制的政策上考虑中国企业竞争力的增强，利用加入WTO的过渡期，使政策放开的程度与竞争力的增强同步。根据《中西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外商投资优势产业目录》，放宽中西部地区吸收外资领域、设立外资企业条件以及持股比例的限制。针对跨国公司投资规模大、技术含量高的特点，优选一批大项目予以推荐，使中西部外资并购的条件更为优惠，吸引外资将目光转向中西部。

4.发展大型企业集团，积极参与跨国公司的合作与竞争

加快中国大型企业集团的发展既是我们积极参与国际合作与竞争的重要途径，也是中国企业成熟发展的必然趋势和重要标志。在美国《财富》杂志2001年公布的世界最大500家公司排名中，中国虽然有11家企业入选，但这些企业的人均营业额和人均利润均为500家大公司平均水平的近1/7。还应看到入选的11家企业基本上都是从计划经济体制下行政垄断性企业演变而来的企业集团，而不是在充分市场竞争中形成的企业集团。可见，中国企业跻身拥有国际竞争力大集团的道路还很长。从外国经济发展的经验看，伴随着国力成长，都形成和发展了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企业。这些大企业又反过来积极促进了本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中国形成和发展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型企业集团应当从以下三个方面努力；通过同业并购整合和战略联盟等方式形成和壮大大型企业集团；加强国有大企业改革，使过去计划经济下行政垄断性企业加快市场化进程，参与国际竞争，不断提高国际竞争力；为更多的中国企业，包括非国有企业提供良好的服务，创造更好的外部环境，不仅要引进来，而且要走出去，在竞争与合作中发展中国自己的大型跨国公司。

【参考文献】

[1]王志乐：《2001跨国公司在中国投资报告》，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1年版。

[2]促进跨国公司在华投资政策课题组：《跨国公司在华并购策略：意义、趋势及应对策略》，载《管理世界》2001年第3期。

跨国收购范文篇9

关键词：新形势跨国并购发展趋势

上世纪90年代中期兴起，至今仍蓬勃发展的第五次全球并购浪潮，其重要特征就是跨国并购。在投资方式上，“绿地投资”越来越少，“绿地投资”与兼并收购相结合的方式不断上升。据统计，跨国并购从1993年的831亿美元到2006年的8800亿美元，增长近10倍。2007年上半年，全球并购总额达到5810亿美元，较2006年同期增长58%，全球新一轮并购浪潮再次呈现在各企业面前。本文拟从本次跨国并购的分布特点出发，探讨新形势下跨国并购的趋势。

跨国并购分布状况分析

2000年以来国际并购的新发展和出现的新动向，实质上是全球一体化程度加深、国际竞争加剧、技术进步加快而带来的一次跨国重组和结构调整浪潮，并又反过来促进全球一体化、国际竞争和技术进步。从并购的分布来看呈现以下几方面的特点。

（一）发达国家的跨国并购总量占绝大部分

发达国家的跨国并购总量主要由欧洲和美国组成。欧盟的跨国并购资本输出量逐渐下降，而资本流入量则没有明显趋势。美国的资本输出量逐渐增加，资本流入量在2000-2002年呈下降趋势，在2002-2005年呈增加趋势；但欧盟和美国是净资本输出国。2000-2005年，发达国家跨国并购资本输出量所占比例总体上呈下降趋势，在86.5%-95%之间波动，平均为90.62%。其中欧盟则从70%下降到43.3%，平均为53.5%；美国所占比例从17.4%增加到37.9%，平均为27.2%。而发达国家跨国并购资本流入量占比从93.6%下降到83%，平均为86.2%，其中欧盟所占比例在56.5%-37%，平均为47.2%；美国占比在38.2%-24.2%，平均为29.9%。2006年由于采矿业的几笔交易使北美的跨国并购几乎翻倍；在欧洲，英国是最主要的收购目标国，西班牙成为主要的收购国。

（二）发展中和转型经济体的跨国并购上升较快

1.发展中和转型经济体的跨国并购总量相对较小，但基本上呈上升趋势。1987-2005年间，发展中和转型经济体的跨国并购资本占全球比例从4%上升到13%，并购交易数量从5%上升到17%。跨国并购资本输出量占全球总输出量的比例，从2000年的4.23%上升到2005年的12.5%，跨国并购总资本流入量占全球总流入量的比例从2000年的6.16%上升到2005年的16.5%，均上涨了1倍多，2005年达到900亿美元，2006年达到1408亿美元。

2.发展中和转型经济体的跨国并购中，亚洲地区和拉丁美洲占了大部分。2000-2005年，亚洲地区跨国并购资本输出量占发展中和转型经济体总跨国并购输出量的比例在45.4%-59.7%，平均为51%；跨国并购资本流入量占比在31.3%-53.9%之间，平均为41.9%。资本输出量占很大比例是因为东亚、南亚和东南亚地区的跨国并购总量占绝大多部分。2000-2005年，该地区占发展中和转型经济体总跨国并购输出量的比例在39.1%-54.7%，平均为46.1%；总跨国并购流入量占比在29.9%-50.2%，平均为40.1%。2000-2005年，拉丁美洲地区跨国并购资本输出量占发展中和转型经济体总跨国并购输出量的比例在36.9%-49.17%，平均为41.7%；跨国并购流入量的占比在64.1%-30.1%，平均为46.5%。

从2006-2007年的跨国并购来看，新兴跨国公司将在发达国家市场、发展中和转型经济体市场与老牌公司针锋相对，展开日益激烈的竞争，这正引起世界各地决策者的注意。

（三）亚洲地区跨国并购持续增加

与以往来自欧美发达经济体的企业并购占全球并购规模绝大部分比重相比，近年来，由于内部经济高速增长和企业国际竞争力的迅速提高，以亚洲、拉美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企业正日益成为全球并购市场的重要力量。如在2007年前9个月中，不包括日本在内的亚洲企业在美国市场购并案金额达到161亿美元，超越2006年全年的39亿美元和2005年的18亿美元；在美国购并的交易数量也达到了75宗，而2006年全年的交易总数为78宗。

亚洲尤其是东亚、南亚、东南亚地区跨国并购的增长是一个亮点，跨国并购总额在2005年达450亿，几乎是2004年的2倍。2006年上半年的跨国并购购买和出售量分别比2005年同期增长40%和26%。中国、印尼、新加坡、韩国、印度占据了跨国并购售出中的大部分份额。同时，亚洲跨国公司针对美国和欧洲的特大跨国并购交易不断增加。东亚、南亚、东南亚对外跨国并购的增长主要集中在石油、采矿等初级产品方面，尤其以中国和印度为代表。

（四）服务业跨国并购比重较大

从全球来看，服务业跨国并购交易额在跨国并购总额中占据支配地位。近年来的一个新现象就是跨国并购中制造业的份额急剧下降，与2004年相比，2005年出售份额在制造业的跨国并购中下降了4个百分点，而以石油行业为主的初级产品部门的跨国并购出售额增长了5倍。在服务业跨国并购中，发展中和转型经济体增长尤其迅速。2006年金属矿业公司跨国并购近600亿美元，创历史记录。如：2006年巴西淡水河谷公司172亿加元收购加拿大镍矿生产企业英可公司；2006年8月古德金矿公司86亿美元收购格拉米斯金矿公司，成为世界第三大金矿公司。2007年以来在自然资源方面的并购金额进一步扩大，2007年10月仅英国力拓集团收购加拿大铝业就达到了381亿美元，组建了世界上最大的铝业公司。

在初级产品方面，近年来出现的一个趋势是：以中国、印度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正加大对石油、采矿等资源类的对外并购力度，而黎巴嫩、叙利亚、科威特、沙特阿拉伯、阿联酋等西亚国家间的跨国并购力度也在加大。发达国家正在加大对高速增长的发展中国家的金融业、房地产业和主要制造业的跨国并购力度。

跨国并购中的新方式和新主体

（一）特大跨国并购通过股份互换完成的次数呈上升趋势

在跨国并购中，特别大的跨国并购一般通过股份互换来实现，一是可减少现金支付，二是可以对资本利得延迟交税。从1989年到2005年，随着跨国并购总量的增加，通过股份互换完成的交易在增加。股份互换从1989年的10%左右，增加到2005年的17%左右。例如，在2007年的“欧洲银行财团并购荷兰银行事件”中，由苏格兰皇家银行（RBS）、西班牙国际银行（SBP）和比利时与荷兰合资的富通银行（FORB）组成的财团以711亿欧元（956亿美元）的天价击败竞争对手巴克莱银行，成功收购了荷兰银行，欧洲银行财团的收购方案中股份支付的比例相当高。

（二）参与跨国并购的集合投资基金逐渐增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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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并购猛增的一个新因素是集合投资基金的跨国并购增多，主要是私人股权投资基金等。进入21世纪，前所未有的低利率和金融一体化因素刺激着私人股权投资基金从事大规模的跨国并购，在2006年达到1580亿美元，占跨国并购总值的近20%，高于上世纪90年代末和2000年的峰值，其中并购资产值的10%和交易数量的30%发生在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亚洲各国。

新形势下国际并购的新特点

（一）并购条件苛刻且要求必须控股

并购对象是行业龙头企业，未来收益必须超过15%，这两条几乎成为近期跨国公司在并购过程中的基本条件。以前跨国公司的“绿地投资”并不要求取得控股优势，仅仅要求参与经营管理。但近年来跨国公司出于整合的需要，表现出强烈的“独资倾向”。即使有些暂时以参股、相对控股完成并购，也明确提出了将来的增资计划和实现绝对控股的要求。

2004年五矿集团成功收购北美第二大氧化铝生产企业Sherwin氧化铝51%的股权；2007年11月28日，平安保险与比利时－荷兰银行保险集团、国际金融服务提供商富通集团签署谅解备忘录，平安子公司平安人寿通过二级市场以18.1亿欧元(约195.5亿元人民币)购入富通集团约9501万股股份，占富通股本4.18%，成为富通最大单一股东；2007年10月25日，刚获取澳门诚兴银行控股权的工商银行再度出手新兴市场，以54.6亿美元(约405.9亿元人民币)对价收购南非标准银行20%的股权，成为该行第一大股东。

（二）并购重点转向重要行业的龙头企业

行业龙头企业拥有较高的市场占有率和较大的生产规模，其技术水平和资产质量在业内都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是跨国公司的重点收购对象。如我国工程机械制造行业的徐州工程机械集团、轴承行业的西北轴承公司、化工机械行业的锦西化机、油泵油嘴行业的无锡威孚有限公司、电机行业的大连电机集团、齿轮行业的杭州前进齿轮箱集团有限公司等，这些在我国制造业中具有举足轻重地位的企业被跨国公司并购重组，表现出明显的产业垄断的倾向。

（三）并购战略呈现整体并购、全行业通吃的趋势

以往跨国并购往往是单向选择的，但近几年发展为有计划、有步骤的战略行动。以美国卡特彼勒公司为例，从1995年开始，卡特彼勒公司与徐工集团建立第一个合资企业起，就着眼于对我国工程机械行业的整体并购，兼并了山东工程机械厂，又谋求收购厦门工程机械公司与三一重工股份有限公司、广西柳州工程机械集团和河北宣化工程机械集团。再如2006年10月，俄罗斯铝业公司（Rusal）收购了西伯利亚乌拉尔铝业公司（Sual)和瑞士嘉能可国际公司氧化铝资产，组成俄罗斯联合铝业公司，成为全球最大的电解铝生产企业。2006年12月，优美科公司与澳大利亚金属矿业公司对下属的锌冶炼和合金制造进行合并，成为世界上最大的锌生产企业。

（四）跨国公司出现联合行动

如对我国部分行业龙头企业的并购，既有跨国公司的单独行动，也有跨国公司间的合作行动。其中既有跨国公司之间的合作，也有与投资公司或基金的相互配合。有时一家跨国公司会联合几家公司竞购，例如2005年在美国凯雷投资集团收购徐工集团时，事实上有包括美国凯雷投资集团、美国国际集团(AIG)和GP摩根等公司竞购。该集团以3.75亿美元收购徐工集团85％的股权，实际上凯雷作为一个风险投资机构的意图，是将来把股份再转卖给卡特彼勒公司。

（五）并购行业呈现多元化趋势

2006年以来，全球许多行业都发生了规模高达逾百亿美元的并购交易，资源开发、金融、电信、房地产等领域一直是资金流向比较集中的部门。在2007年上半年间，全球10宗最大的并购交易案件中，有4件发生在资源领域。其中，力拓和加拿大铝业公司的并购就达380亿美元。另外，金融领域一直在全球并购资金的产业流向中占有很高的比重。2007年的前11个月，全球银行业并购额便达到创纪录的3700亿美元。其中，仅苏格兰皇家银行牵头组成的财团收购荷兰银行一宗，就超过1000亿美元，成为世界银行业有史以来最大的并购案。除了金融、资源领域外，传媒（IT）、钢铁等行业的并购也同样如火如荼。例如，在传媒（IT）行业，新闻集团50亿美元收购道琼斯、Google以31亿美元并购DoubleClick以及诺基亚81亿美元吞并Navteq等，都成为2007年该领域格外醒目的并购案件。

新形势下国际并购的发展趋势

（一）跨国并购总体发展趋势

1.跨国并购呈波浪式前进态势，正成为外国直接投资（FDI）的最主要形式。从1987年到2006年，跨国并购经过了三个阶段，在2000年达到高峰，总体呈波浪式前进态势。自上世纪80年代末期，跨国并购就成为全球FDI的重要模式，这一趋势在最近一次并购浪潮中更明确地显露出来。有关统计资料揭示，20世纪90年代初期，以跨国并购形式流动的FDI占全球FDI流动的比重一直在50%以下，到1994年，跨国并购首次超过“绿地投资”，占FDI一半以上（51.4%）。此后连续五年，该比例直线上升，从1996年的58%增加到2000年的90%。2005年全球外商直接投资额达9160亿美元，同比增长29%，跨国并购总量占全球FDI的83%。

2.跨国并购在自由主义与保护主义的矛盾中发展。在FDI方面的管制改革总体上促进了FDI（尤其是跨国并购）的发展。这些改革主要包括简化手续、加强激励、减少税收，以及对外国投资者加大开放程度，但仍然存在明显的相反动向。在欧盟和美国，拟议的外资收购引起社会各界广泛关注。例如，2006年初，迪拜港口世界公司（DPWorld）并购美国铁行港口公司（P&O）事件在经历了马拉松式的美国外资并购安全审查之后，终被否决。在欧洲，米塔尔钢铁公司竞购阿塞洛钢铁公司一事也引起了关注，而且欧洲内部普遍反对欧盟有关服务业自由化的指令。美欧的外资并购管制措施主要着眼于保护内部经济与防范外国竞争，或加强国家对某些产业的影响。

3.跨国并购中特大并购的数量和规模持续增加，其中发展中和转型经济体增长迅速。2006年全球特大并购多达172笔（金额在10亿美元以上），占跨国并购交易总额的约2/3。是2004年的近3倍，在数量上也达到了2004年的近2.5倍，平均每次并购金额超过35亿美元。特别是2006年以来由于国际大型矿产资源公司的并购加剧，并购规模更加大型化。如：2006年加拿大巴力克黄金公司以104亿美元收购了该国第二大黄金生产企业普莱斯多姆；米塔尔与阿塞洛于卢森堡达成协议组建年产量超亿吨的钢铁巨无霸“阿塞洛-米塔尔”公司，交易金额达350亿美元；2007年9月巴西淡水河谷（CVRD）以158亿美元收购了加拿大国际镍业公司（INCO）等。

4.跨国直接投资额持续高速增长。近年来，全球外商直接投资额持续高速增长，2006年全球外商直接投资额达13060亿美元，同比增长38%，主要增长区域在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和东南欧及独联体中的转型期经济体。发达国家的外国直接投资流入量增长45%，达到8570亿美元，发展中国家和转型期经济体的外资流入量达到他们的历史最高水平，分别达到3790亿美元（同比2005年增长21%）和690亿美元（增长68%）。美国成为最大的东道国，英国、法国紧随其后。在发展中经济体中，中国、新加坡等吸引了数量最多的外资，俄罗斯则在转型期经济体中居首位。

（二）2006年跨国并购与资本市场发展的正相关弱化

1.2005年以前资本市场的发展与跨国并购交易的增长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全球管理咨询机构BCG在其研究报告中发现，欧洲跨国并购交易的增加与各国证券市场的发展和规模的增加密切相关。Julian（2002）利用Thomson金融证券数据库提供的1990-2002年8月间全球跨国并购数据，对影响跨国并购的因素进行实证研究发现，本国资本市场占GDP的比例对跨国并购交易规模的影响系数为正，即资本市场的规模越大，本国企业跨国并购的规模越大。从时间维度来看，随着各国资本市场的发展，通过资本市场实施的跨国并购的规模和数量在显著增加。Anusha、Paige和Linda（2004）就发达国家于1988-2002年间对9个新兴市场国家的跨国并购研究中发现，随着时间的推移，通过资本市场的跨国并购数量在增加。

2.资本市场曾为跨国并购向纵深方向发展提供了全方位的支持。资本市场为实施跨国并购提供了融资渠道和新的支付手段，如发行股票、债券，股份互换等。根据UNCTAD的报告，1999年的109起特大跨国并购交易中，有26起是以股票作为跨国并购的支付手段和融资工具。以股票作为跨国并购对价工具的交易在1999年占到总跨国并购交易额的45%，而在1996年还没有出现。1999年以来，欧洲对美国的跨国并购增加得益于以股票作为对价工具的创新，尤其是在特大跨国并购中。资本市场的发展，直接促进了以集体投资基金形式参与的跨国并购的发展，近年来以这种方式参与的跨国并购逐渐增多。投资银行等中介机构在推动跨国并购中所起的作用越来越大。近年来，投资银行参与的跨国并购占了绝大部分，而投资银行也推动了跨国并购向纵深方向和更大范围内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