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力范文10篇

控制力范文篇1

关键词：资金统收统支预算财务控制

民营企业如何实现财务集中，提高集团的控制力，使集团的财务收支预算得到有效的贯彻落实，减少跑冒滴漏，保证资金安全，提高资金运营效益，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山东爱书人音像图书（集团）有限公司是一家经营正版音像制品的民营企业，其下辖6个分（子）公司，在财务控制上也曾一度走人失控的误区，引起混乱。针对这种境况，爱书人痛定思痛，制定了一系列财务控制的措施，贯彻落实后，起到了良好的效果。现将该集团在资金控制上的一些做法推荐给各位同仁，希望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一、集团所有资金实行收支分离

该集团要求，集团及其分（子）公司的一切收入和支出都必须分开核算和管理，严格实行收支两条线，不允许收支合并使用。对收入和支出分别设置银行账户进行管理：

1、设置专门的银行账户，接受集团及其分（子）公司的一切收入款项。集团财务中心选择了一家服务较好的银行作为合作伙伴，并以该行为依托，建立起一个安全、快捷的资金调度网络。集团总部在其所在地银行开设了接受其自身和各分（子）公司汇（存）款的专门收入账户。规定该账户只用于资金的统一调拨，不能作日常的资金支出。总部还以集团公司的名义在各分（子）公司所在地的集团总部选定的同一银行设立专门的收款账户。

2、设置专门的付款账户。集团财务中心和各分（子）公司财务部均在集团及其分（子）公司所在地设立了资金支出账户，专门用于费用等资金的支出。要求任何收入均不得存（汇）入该账户。集团总部和各分（子）公司只允许保留一个费用支出账户。

二、收入账户的使用与管理

1、集团收入账户的使用与管理。集团收入专户接受其自身和分（子）公司汇入的销售收入及其他来源的资金。该户同时担负集团资金的调拨任务。

集团总部的银行收入专户指定专人负责。该专户的银行支款票据由指定的人员负责保管，有关印鉴由财务总监和出纳人员分别掌管。

资金调拨的依据是资金和费用预算。该收入专户划拨出去的一切资金均需有经董事长和财务总监共同签字的“资金调拨单”。无此两人签字的“资金调拨单”，账户专管员一律不得从该专户向外划拨资金。

资金调拨的内容：1）根据预算定期向总部、各分（子）公司预拨的各种费用；2）根据预算向供货商支付的货款；3）集团不动产的购置支付；4）对外投资；5）归还银行借款；6）其他重大支出。

2、集团设在各分（子）公司所在地收入专户的使用与管理。各分（子）公司的一切收入和其他来源的资金都必须直接存（汇）入该账户，不得截留和隐瞒。对销售和其他来源的现金收入，应于当日全部存入该账户，对通过银行结算的，要事先通知客户将收款单位改为集团总部，并告知客户收入专户及其账号，要求客户直接将货款汇入总部在各分（子）公司所在地设立的账户。

该账户由各分（子）公司财务经理管理。总部选择一种合适的资金划拨方式，其结算凭证由分（子）公司财务经理领取，作为向总部划拨资金的唯一工具。该资金划拨（结算）凭证，在分（子）公司财务经理领用前，应事先在收款单位及相关栏目填制好集团的名称、开户银行及账号。要求分（子）公司财务经理每5天向总部收入专用账户解交一次资金。

三、支出账户的使用与管理

支出账户仅限于预算内费用的支出和经批准的因公借款支出。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使用该账户截留收入。该账户的资金来源是集团财务中心根据资金和费用预算，定期预拨的费用资金。根据集团的实际和预算方案，集团财务中心每旬向专用付款账户预拨一次资金。如果分（子）公司的费用预算超支，则根据预算审批程序事先提出追加预算的方案，经批准后再根据预算安排追拨资金。该种账户分别由出纳人员和集团的财务总监、分（子）公司的财务经理共同控制管理。

四、费用的支出规范

集团总部的费用支出，一律严格按《财务报销与借款管理规定》执行。

分（子）公司费用支出除严格执行《财务报销与借款管理规定》外，还必须执行如下规范：

1、分（子）公司总经理和财务经理在预算范围内有权直接签批如下费用支出：

1）工资性支出；2）招待费支出；3）水电费支出；4）电话费支出；5）运杂费支出；6）会务费支出；7）租赁费支出；8）生活费支出；9）零星办公支出；10）差旅费支出11）各种税款。要求不再在费用科目中设置概念模糊的“其他费用”子目。如果有现行子目中无法核算的内容，应按程序进行审批，并在财务报告中单独进行披露。

2、集团总部代分（子）公司支付现金的费用。下列物品由集团办公室集中采购，根据各分子公司的需要（预算）定期发放；下列劳务由集团办公室集中招标确定供方单位，根据预算安排统一提供，并由总部统一集中结算：

1）微机耗材；2）大宗办公用品；3）通用的低值易耗品；4）促销用品；5）印刷制品；6）总部代办的广告费；7）汽车的大中性修理费；8）固定资产购置；9）保险费支出；10）招待用品，如烟酒等；11）其他由集团统一办理的事项。

集团办公室应根据本规定，制定物品（劳务）采购细目、标准、方案以及分发办法。

五、其他资金支出的管理。

严格控制总部及分（子）公司预算外的一切支出。不允许因私借款。允许借款的事项包括：

1）因公出差；2）合约规定带款的采购；3）到集贸市场采购物资；4）购置办公用品或低值易耗品；5）其他因公必须带款事项。

以上借款集团财务总监和分（子）公司财务经理应按最低需要进行核准。

六、有关帐务处理

1、各分（子）公司收到销售货款并存入分（子）公司所在地总部账户后，应开具“内部转账会签单”注明“货款（或xx资金）由总部统收”一联转总部，一联自留作帐务处理。相关会计分录如下（单独设置“集团内部往来”一级科目）：

1）分（子）公司：

借：集团内部往来――总部贷：销售收入、预收货款、其他应付款等2）总部收到分（子）公司转来的收款“内部转账会签单”后：

借：银行存款――xx公司贷：集团内部往来――xx公司总部财务中心，根据分（子）公司设置银行存款明细帐（微机帐）。

有关银行收款的“内部转账会签单”，各分（子）公司财务部门应通过集团特快专递网络及时发往总部财务中心进行帐务处理。

2、要求各分（子）公司对分管的总部银行账户及相应的收支事项，代总部设置银行存款日记帐进行序时明细核算，其记账依据为银行进帐单和“内部转账会签单”等。该帐及相关的原始、记账凭证、银行对帐单等会计资料应于每月月末全部报总部财务中心，财务中心应指定专人负责核对和管理该帐务资料。要求专管会计人员将银行对帐单与代记的银行明细帐以及总部的银行存款明细帐进行核对，无误后将银行日记帐退给相应公司财务，继续代总部记账，到年末该帐收回总部。有关银行收支凭证、对帐单等会计资料总部留存并专门保管。

控制力范文篇2

1.给定社会和经济结构，什么是政府不能采用的经济政策。

2.政府可选的经济政策工具实现经济目标的时滞和逼近程度的分布。

3.作发展中经济里，国有企业作为一种重要的经济工具，它对国有经济控制力的作用如何。

这三个方面的内在联系如下：首先要确定与经济系统和政府目标不相容的政策工具，只有在确定了政策工具的可行集后才能讨论政策的效果。讨论不可行的政策的效果是无意义的。由于国有经济控制力大小是由政策工具实现政策目标的程度和时滞来衡量的，因此研究政策工具的“威力”和“等待时间”就是理所当然的。国有经济作为发展中国家普遍采用的经济政策工具，它的重要性一直是有争议的。它的存在会对政府对经济的控制力有什么样的影响是决定国有经济前途的主要考虑因素。

从这三个方面的内容来看，第一个是最具思辩色彩的，第二个则完全是实证的问题，第三个则要通过演绎提出一些将由实证分析来证伪的假说，因而本文只分析第一、三两个方面，提出一些分析，由后续研究来作实证研究。

第一节国有经济控制力的定义及实现控制的可行集

现代政府都被认为具有以下几方面的经济职能：维持经济增长和稳定、实现物价平稳和充分就业、推进收入公平分配。为了实现这些经济职能，政府被赋予一些控制经济的权力和实施这些权力的条件。控制在这里的含义是完全技术性的。它是指给定社会和经济结构，政府根据其效用函数，确定政策目标，即要经济系统要达到的状态变量。通过改变控制变量的值来改变经济系统的状态，从而实现其政策目标。因而控制力就是指政府通过改变控制变量来改变状态变量从而达到政策目标时的时滞和实际逼近程度。当政府采用一些政策使某些目标很快很好的实现时，可以将之定义为控制力大，反之则小。当然这里的快慢和逼近程度是由政府的效用函数来提供判别准则的，比如一个民选政府希望在大选前实施的经济扩张计划能在大选前奏效，从而为在选举中获胜创造条件。于是政府自然有对经济控制力的标准。但这不在本研究范围内。本文假定这些判别标准是外生的。

很显然，不同的经济系统中政府的可选政策工具箱是不同的。这是因为不同的经济系统对政策变量的响应是不同的。首先要对经济系统的不同作出说明。经济系统的分类是极其多样的，可以说只受到研究者想象力的限制。本研究遵循发展经济学的传统，将经济系统分为发达的工业化经济系统和二元经济系统。发达工业化经济系统中市场机制发达而且广泛。一项政策对经济的冲击将以市场的方式，在难以计数的经济实体之间，以极其复杂的方式被经济系统所吸收，产生一些后果。研究者需要极其复杂的工具才能粗略地判别一项政策与其效果之间的因果关系。实际上在复杂的经济系统中，因为各种储能单元的存在，如库存、情绪对人们的判断的影响、信息收集与处理的局限性等，对一个经济冲击的响应是如此复杂，以至于人们有时会作出错误的判断，尤其是当社会经济结构发生巨大变化的时候，因此政策的后果往往是难以预料的。当一个经济系统处于平稳运作的，对政策的后果的判定相对要容易一些。

在许多国家，政府曾经或正在使用国有企业作为实现其经济目标的手段。由国有企业代替市场机制来实现同样的目标一方面要求政策制定者准确地知道在市场环境下一项政策的结果。如果不知道后果，通过国有企业来实现同样的目标就无从谈起。另一方面要求政策制定者能准确地控制国有企业来实现同样的结果。但是，发达市场经济的特征就是高度的复杂性。到目前为止，人们只能用一些高度综合的指标来粗略地评估经济的运行情况，比如利率、通货膨胀率、国民收入增长率等。在这样的情况下，要用国有企业来实现政府的经济目标，则国有企业的相对规模必须很大才有可能影响到这些指标。这只是必要条件。这里，国有企业的相对规模指相对于它们所供应的市场而言。首先，如果单个国有企业的规模很小，显然是市场的接受者而不是领导者。如果大量的小型国有企业处于相互替代的市场上，那么除非禁止竞争，否则，国有企业也只能是市场的接受者。如果国有企业规模小，但处于生产的不同阶段，那么，它们实质上是一个巨型国有企业的生产车间而已。因此，要想通过国有企业来控制经济，国有企业首先要有很大的市场权力，即相对市场的规模要很大。国有企业处于垄断地位时，市场权力最大。但是，市场权力不等于经济控制力。 

在发达经济中，经济实体之间的关系通过难以计数的市场之间的互动来实现。如果政府不是通过采用一些依赖市场机制的政策，而是通过创造国有企业来实现经济目标，那么就首先必须对整个经济实行国有化。比如实现充分就业的目标就只可能在政府雇用全部劳动力条件下实现。给定一个经济中有非自愿失业者，政府通过创造一些国有企业来吸收这些劳动力，显然这些国有企业的劳动效率要低于整个经济的平均水平，否则这些劳动力早被私人企业所吸收了。而国有企业也不可能拥有特殊的高效率生产技术。假设政府垄断了这样的技术，因为政府开发这些技术的经费来源于税收或发行国债，但却不向社会公开这样的技术，那么这是违反社会公平的。当然，这不包括国防技术。不过没有政府会吸收街头的失业者去生产核武器或激光制导炸弹来减少失业。那么这将使为生产同样多的产出而需要更多的投入。从而资源价格上升。这将迫使一些处于边际上的企业破产，将所雇佣的劳动力抛向失业队伍，这样政府又必须创造另外一些国有企业来吸收这些劳动力。很显然，这些劳动力的劳动效率是要低于新的平均水平的。这又将导致对资源的争夺。最后只剩下这两种情况：要么是全部经济被国有化，要么只剩下少数十分有效率的私有企业，使之可以在资源被如此浪费的情况下仍能生存。当然后面这种假设只在规模报酬递减情况和效率分布函数是不连续的情况下存在。

首先，大量的实证研究表明，在一个很大的规模区间中，没有显著的规模经济或不经济[1]。其次，效率分布函数是几乎处处连续的。这里的效率指投入产出的效率。尽管经济学家对资本和利率的定义争吵不休，但在现实中，财务状况决定了企业的存亡。因此可以用资本收益率或多个类似的指标的加权平均值来测度企业的效率。显然融资成本、原材料价格、税收、产品市场等都会使企业的这个指标变动，而且经济环境决定了一个企业的最低生存效率。当企业的效率指标长期低于这个最低生存效率指标时，企业就会由于耗尽自有资源而死亡。效率指标的分布是一个随机过程。它的样本函数显然是非负的，单调增的，而且在有界闭区间上取有限值。单调增的性质很容易理解。效率指标越高，低于这个指标的企业的数目越大。因此，效率分布函数是有界变差函数。那么，这个函数除了在一个黎贝格零测集外导函数存在而且黎贝格可积。于是分布密度函数几乎处处连续而且有限。换句话说，效率分布函数只有至多可数个不连续点。事实上，由前面的推理，国有企业吸收的是效率低于平均水平的劳动力，而且国有企业劳动力没有被解雇的压力，劳动效率更低，因此，国有企业无法以市场方式与私有企业竞争。政府必须增加税收或通过发行国债来为国?衅笠悼魉鹑谧省7裨蚬衅笠到蛭木∽杂凶试炊劳觥U庋黾恿俗试吹某杀尽＝⒐衅笠档贾伦畹蜕嫘手副瓴欢仙仙筒欢嫌兴接衅笠灯撇略鍪б怠W詈蟮慕峁牵衅笠蹈涣怂腥ǎ鄹袼酱蟠筇岣吡耍鱿陆盗恕?nbsp;

全部经济实现国有化以后，就出现两个问题：一是必须取消国有企业之间的竞争，否则竞争必然会导致一些企业失败破产，解雇劳动力。这就违背了充分就业的初衷（充分就业不是完全就业）。而一旦取消竞争，就必须实现完备的中央计划，否则就会出现未出清的市场。只要不严禁私人企业，那么就会有在国有化条件下自愿失业的劳动力组建私人企业满足市场出清的要求。这就会在私人与国有企业之间形成竞争。只要这种私人企业与国有企业之间的竞争存在空间和时间上的差异，那么生产可替代产品的国有企业之间就会存在差异。因此，要么通过在国有企业之间转移支付来抹杀这种差异，要么就得面对这种差异所导致的国有企业之间的竞争。前一种选择就是让发达的市场经济转向苏联模式，这是难以想象的，而后一种选择将彻底瓦解以国有企业来解决市场经济中经济问题的努力。

同样的推理可以同于创造国有企业以实现经济增长的情况。因此，在发达市场经济中是不能用国有企业来解决经济问题的。因而国有企业不是发达市场经济的可选政策工具。

在二元经济系统中，经济由占比例较低的现代工业化经济和占统治地位的传统经济部门所组成。实际上，这是二元经济的特征定义。二元经济的绝对规模较小。在其中经济活动的复杂程度较低。在现代经济部门和传统经济部门之间的联系是很简单的，仅仅是传统部门提供给现代部门品种很少的一些初级产品，换回维持再生产的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同时现代部门与国外的联系也局限于进口中间品进行加工后在国内销售或出口。制造品的品种也很少。除了在与原宗主国有密切联系的领域，与大规模复杂工业生产相伴随的商业、金融、保险、法律等制度很幼稚。而且这些活动大部分集中在少数大城市中，广大农村尚处于近似于自给自足的传统经济中。在这样的条件下，政府的经济政策很难以市场机制的方式作用到整个经济中。针对现代部门的经济政策很难通过现代经济与传统经济之间的边界。而除了通过那些直接影响传统经济赖以存在的初级产品，政府对传统经济的作用也是很小的，更何况是国际市场而不是这些国家的政府在决定这些初级产品的价格和需求数量。

在二元经济中，市场机制就很难成为政府政策的工具了。二元经济的政府还有另外的难题。它们必须发展本国经济以维持政权，但极度缺乏资本、技术和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力资源。国内几乎不存在能动员人们的储蓄并将之用于生产性投资的机制（实际上二元经济的一个特征就是储蓄率低），能动用的资本中一大部分是靠出口初级产品换回的外汇，除去进口必需的资本品和消费品，便所剩无几。更困难的是，除了在少数大城市，二元经济缺乏基本的生产和生活基础设施。于是在这样条件下，政府就必须承担资本市场和保险市场的作用，把极其有限的资源分配到经济发展的重点上去。当然，为了实现同样的目的，可以有两种模式：一是由政府设立国有企业，二是由政府指定受偏爱的私人企业去发展这些项目。政府通过授予垄断权、优惠贷款等方式予以支持，并获得相应的政治支持。前一种是拉美模式，后一种是东亚模式。

的确，在经济还处于幼稚阶段时，通过创立国有企业，政府可以直接命令企业生产，尽管产出不一定合意。这使政府有一种安全感和自主感，一定程度上保证了政府认为国家急需的产品的供给。当基本生存需求得到满足后，对国有企业和政府实施经济职能的方式的态度就有了变化。拉美模式坚持国有企业的主导地位，限制和打击私人资本的发育，搞进口替代，这使得市场机制发育十分缓慢。政府所承担的资本市场和保险市场职能迟迟不能得到转移，反而在国内政治斗争中，成为各派争夺的肥肉。这进一步导致了经济中寻租现象的盛行，反过来又进一步阻碍了市场机制的发育。这样的结果就是资源浪费严重，劳动效率低，通胀严重。

而东亚模式则采取了鼓励私人资本发育的态度。本文不探讨这种模式背后的文化、政治根源。尽管私人资本也要通过非市场方式来争抢有限的资源，但是它们之间的竞争更多是市场性的，是培育市场机制的行动，而且政府支持的贷款是一个硬约束，迫使私人资本提高效率。这与拉美模式通过滥印钞票来为国有企业创设与生存融资所形成的预算软约束有本质的不同。更重要的是东亚模式采取了出口导向，把企业拉到国际市场上去锻炼，这进一步刺激了国内市场机制的发育。拉美和东亚的经济发展成果有很大的差异。

通过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到，不同的经济系统决定政府的政策可选集不同。如果是发达市场经济，那么政府的政策工具就必须是以市场机制为基础的，而绝不可能是国有企业。如果是二元经济，在度过了最初求生存的阶段后，政府或者选择依赖国有企业，或者选择鼓励私人资本和市场机制发育。在经济复杂程度不高时，直接控制国有企业的确可以有立竿见影的效果，可以说国有企业在实现政府经济目标方面有很上乘的表现。这时政府通过国有企业的经济控制力最强。但随着经济复杂程度的增加，政府要通晓的经济关系越复杂，而且链越长，成本越高。即使每个国有企业都实现了分配的具体目标，但是最终产品可能得不到市场的欢迎（除非所有产品都实行分配，取消货币），那么产值这个目标达到了，而别的指标却达不到。这在苏联经济史上司空见惯[2]。因而实际上政府的通过国有企业的经济控制力大大降低了。反过来，如果政府更多地依靠市场机制和私人资本，虽然政府不能直接决定经济指标，但是在政府创造稳定的环境的条件下，政府所希望的目标可能会得到更好的实现。

对于上述论点，还可以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作一解释。由于经济复杂程度的提高，产品质量的维度也在增加，那么这增加了政府对国有企业经营考核的难度。比如说，对钢产量的度量就已经超出了原苏联中央计划部门的计算能力。钢种类上千。每种钢的化学成分物理性质，外形等等都不同。对于一个综合钢铁企业，它生产上百种钢。要是按所有的维度来考核其经理，这是最理想的，但是却不可能实现。那么就只能以“吨”作为其绩效的衡量标准。于是经理就会注重产量而非质量。这也先解释了为何前苏联产品质量低劣。而大多数拉美国家国有企业的产品和服务质量差强人意，也就可以理解了。即使按考核标准，政府的经济目标都达到了，那么是否就可以说政府的经济控制力就大了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否则苏联现在还会生龙活虎，拉美各国也不会大刀阔斧地私有化其国有企业。

第二节国有企业作为经济政策工具对经济控制力的影响

上一节已经明确定义了国有经济控制力是政府使用政策变量实现政策目标时的时滞和逼近问题。对于发展中经济而言，国有企业是一项可选政策工具。它对于发展中经济政府控制力的影响是必须深入研究的。

对国有企业这种影响力的研究首先要回答五个方面的问题：

1、为什么政府要设立国有企业？

2、为达到同样的目标，政府是否还有别的选择？

3、在什么条件下必须由政府创立国有企业来达到既定目标？

4、政府控制国有企业的方式和效果如何？

5、政府通过国有企业控制经济效果如何？

政府设立国有企业的目的和动机是复杂的，往往是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的综合作用结果。本文不能过多分析设立国有企业的政治动机和利益，只指出，公共支出是无须偿还的，因而是各派政治利益集团争夺的对象。在特定的政治传统下，设立国有企业是分配预算收入的一种方式。下面主要分析政府设立国有企业的规范性经济动机。

正如前一节所分析的，在经济初建之时，国民经济所能动员的资源是极其有限的，这些资源首先要用于维持国民的生存。而在这种经济系统中，市场机制要么被毁坏殆尽，要么从未存在过，那么政府就必须作为资源的分配者，来实现上述生存目标。这在二战后的德、日和遭受战争蹂躏的国家是普遍的做法。在非洲新独立的原殖民地也都采取了这种做法。也就是说，在市场机制不存在时，政府分配资源的方式在满足人类最基本生存需要方面在这时是最有效率的，因而政府的经济控制力也最大。

在战后的西欧，也曾盛行过国有化的做法。比如具有社会民主传统的法国在本世纪有三次重大的国有化运动，七十年代后期的国有化运动登峰造极。法国政府在密特朗执政期间，通过国有化运动控制了工业企业营业额的40%，出口的34.6%，投资额的23%，在历经多次私有化运动以后，法国国有企业仍雇佣了全部非农业劳动力的23%，创造了28%的增加值，40%的投资，30%的出口，连具有自由主义传统的英国也分别在40年代末和70年代两次掀起国有化高潮。

法国大规模国有化的根源一方面有社会民主传统和中央集权的传统，另一方面和自由主义的英国一样：国内资本市场运作与政府经济目标背离。法国在二战中作为主要战场，英国也遭受纳粹的狂轰滥炸，基础设施破坏严重，因而不约而同地在战后马歇尔计划实行时，大规模地建设国有企业，而且都集中在基础设施方面。其经济学上的理由已经分析过了。在七十年代，随着新技术革命的开始，原来的基础设施已经不再适应经济的需要。在当时固定利率和固定汇率的约束下，私人资本认为投资到基础设施中去所承担的巨大风险无法得到补偿，于是私人资本对基础设施不感兴趣，纷纷进入欧洲资本市场或进入当时的拉美国家以获取高额回报。因此，由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缺陷，英法两国在提高经济竞争力的基础设施方面由市场引致的投资不足。私人资本的利益与政府自认所代表的国家利益产生了矛盾。实际上这是一个公共产品融资的问题。很显然这可以由政府来为之融资。但是由于在欧洲资本市场上的收益率与投入到基础设施中的经风险调整的预期收益率的差别是如此之大，即使加上政府补贴，也不能说服足够多的私人资本进入基础设施投资。于是只能由政府亲自出马，设立国有企业。

当然政府在基础设施方面设立国有企业的原因不完全是由于私人资本回避这些领域，尽管这是政府在此领域设立国有企业的充分条件。从维持和提高经济竞争力的角度，基础设施领域所提供的商品和服务应该是在满足一定标准后价格尽量低的。但是在这些领域，由于技术上的特性，企业具有自然垄断的特征。私人资本一旦进入了，就会利用这种优势，来取得高额利润。也就是说，政府对这些领域必须进行管制的事实使这些行业的风险调整后的预期收收益很低。这才是私人资本回避的主要原因。进一步分析为什么政府要管制这些领域。形成垄断并不是政府进行干预的充分条件。全世界的邮政都是垄断，在美国和欧盟，民用飞机制造现在也是这样，而政府并不动用反垄断法去攻击这些现象。究其原因是因为基础设施和高技术领域对经济作用不一样。比如电力、煤气、自来水、污水处理等基础设施，如果听任它们充分发挥其垄断优势，那么社会生产的一个很大的份额将落入这些领域。但这些领域的产品和服务是无收入弹性的，而且本身也不会有太大的发展。其产品和服务品种单一，质量标准稳定。实际上，在西方，煤气、供水、电力标准在过去一百多年没有太大的变化。把社会增加值一个很大的份额交给这种没有发展前景的产业，从经济的持续发展来看显然不是有效率的。因此政府必须管制使之只能刚刚能够提供符合标准的产品和服务。当一国资本丰富时，在政府给予适当的优惠时，私人资本也可能愿意进入这些领域。比如美国，资本丰富，利率较低，因而私人资本在这些领域也占有很大的比例（一般超过60%）。相对而言资本稀缺的国家，如欧洲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往往由政府设立国有企业来提供产品和服务。邮政服务由政府提供是同样的道理。一封信函的运输价值是无法与其所承载的社会和个人价值相比的，家书抵万金，谁能说清这些关系呢？正是如此，按商业运作的企业会发现将一件信函送到其目的地的费用却无法通过商业途径回收时，它便会退出这个市场。的确，最初的通信就是按商业规则来进行的。但社会的发展表明，政府必须促进人们之间的交流。通信是一种不可缺少的公共产品，因而政府必须提供之。因此，大家看到信函的运输是政府垄断的，因为没有别的企业会进入这个领域，而包裹的运输却是竞争性的。

即使是在上述情况下，如果信息是对称的，那么政府也可以通过向私人资本提供足够的补贴来引诱之进入这些领域。然而我们却看到这是很难做到的。要提供足够的补贴，那么政府必须就企业所提供的服务（产品）的边际成本、质量和数量进行量化。考虑到这些企业行为的外部性，那么这种计算将更复杂。这样政府很难准确地估计出应支付给企业的补贴。在信息经济学中，委托—问题研究在这种情况下如何使人说真话，但这仅是问题的一方面。考虑到这些领域的投资是专用性的，那一旦投资形成，便成为沉淀成本，投资者要撤出只能蒙受巨大损失。那么在私人资本和政府之间就形成一个二阶段动态博弈。第一阶段私人资本根据政府所承诺的优惠条件和所提出的要求作出投资决策，第二阶段政府根据私人资本的绩效作出对承诺的全部或部分兑现。已如博弈论告知的，在这种博弈中双方的行为将是动态不一致的。比如，给定投资者决定投资，那么由于许多与绩效评估和补贴估计相关的衡量指标难以被第三方所认知，那么政府就有动机通过宣布私人资本绩效不合格而削减对私人资本的补贴。只要补贴加上运营收入能抵消变动成本，私人资本就不得不继续生产。预期到这样的结果，私人资本就不会进入。因此，在诱使私人资本进入沉淀成本巨大的领域时，这种博弈的唯一均衡只能是私人资本不进入和政府不提供补贴，尽管投资者进入和政府提供补贴是帕累托最优的。

由于国有企业在何种条件下必须由政府设立来实现政府的经济目标是如此的重要，我们必须提出一个命题：

国有企业合理存在性命题：只有在提供政府重复采购的某种商品所需的投资具有高度资产专用性，而且约束当事人各方的合同是不完备时，才会由政府设立国有企业。即高资产专用性，不完备合同和重复采购是国有企业合理存在的必要条件。但是不满足这三个条件并不是说国有企业不能存在，而是说它的存在是不合乎经济学的效率原理的。

为了从经济学意义上理解这个引理，首先要把政府理解为一个提供公共产品的企业。它是否决定在某个领域建立国有企业就可以理解为政府这个企业是否向这个领域纵向一体化或多角化。

首先资产专用性这个概念不同于专用设备，一台加工螺旋浆的设备是专用设备，但它不一定具有很高的资产专用性。一般来讲，资产专用性是指资产所有者的投资只能通过特定交易所产生的租金回收的这种性质[3]。比如一套被设计专门处理某个矿山的矿石的设备就具有很高的资产专用性。反过来，一台通用型机床就无乎没有资产专用性。一旦具有很高的资产专用性，那么投资者只能期望与这投资相关的特定交易能持续下去。因为他从其他交易中的收益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这部份差异就是经济学中的租金。准确地讲，这就是可掠夺的租金，因为交易另一方可以通过威胁中止交易来迫使投资方接受一个刚够弥补变动成本的价格来获取租金的绝大部分。

合同的不完备性是由于四种交易成本所造成的，一是签约双方不能预见未来的全部情况。二是无法用精确的方式规定未来各方的权责。三是监督契约执行成本很高。四是强制执行契约的成本很高。这是因为由于所涉及问题极复杂的，局外人要花费很大的精力和金钱来了解各方的立场和实际情况，并作出判断：重复购买的含义是自明的。

我们只需证明不满足这三个条件的国有企业的存在是不合乎经济学效率原理的，即此时政府可以采用市场方式来更有效地实现同样的目标。

实际上前面我们已经多角度来论述了这个命题。现在只须从定义之间的内在联系加以说明。根据资产专用性的定义，当投资不是资产专用性的，投资者可以从其他交易中获益并收回投资。因而该交易存在竞争性交易，那么存在着一个竞争性市场。那么显然政府作为某项产品或服务的购买者将面临相互竞争的供给方，因而除非政府具有特殊的技术使它能以更低的成本、更好的质量自行生产此项服务或产品，否则政府应该从市场上采购。然而如果政府有更好的技术，那么它不向社会提供此项产品或服务，就是损害了社会福利。假设政府拥有这样的技术，那么政府应该纵向一体化。那么除非是规模效益递减的，提供此项服务或产品的国有企业将或者垄断市场，或者与私人资本竞争。如果是垄断，那么政府应该动用反垄断法来起诉该国有企业。如果是国有企业和私人资本并存，只向国有企业采购则违反不正当竞争法，同样应受到制裁。如果政府同时向国有企业和私有企业采购，说明即使完全由私有企业来供应也不会形成供方垄断。因此，只要不存在资产专用性，就没有国有企业合理存在的必要性。

如果不存在不完备合同，那么私人资本的所作所为都是可以合理地测度的，那么政府可以准确计算出应给予的补贴，政府因而也无正当理由必须设立国有企业来提供此项产品。

如果不存在重复购买，那么显然更没有正当理由设立国有企业来一次性生产这种产品。

必须注意的是，这三个条件仅仅是必要条件，即使满足了这三个条件也不一定就必须设立国有企业。美国军火工业所提供的产品和服务满足这三个条件，但美国政府采用的是长期契约而不是纵向一体化来提供这种产品，这并没有影响到美国国防。

至此我们已经研究了三个问题：

1、为什么政府要设立国有企业？

2、为达到同样的目的，政府是否有其他途径？

3、在什么条件下，政府必须创立国有企业来到达既定目标？

既然在一定条件下国有企业是政府控制经济的工具，那么就必须回答两个问题：

1、政府如何才能控制国有企业？

2、通过国有企业控制经济的效果如何？

对这两个问题的研究应分成两种情况，一种是在国有企业按前面所定义的合理方式存在时；另一种是国有企业被过多地设置时。如果国有企业合理地存在，那么按定义，政府要实现的目标只能由国有企业来实现，因而就无从谈起控制效果的好坏。这时的判别准则只能是政府提出绝对的标准。这就是说在讨论通过国有企业控制经济的效果好坏时，是在各选择中进行比较的结果，因而只有在国有企业被过多设立时方能有意义。可以清楚地看到政府对国有企业的控制和通过国有企业对经济控制的效果之间是密切相关的，因此对这两个问题的分析是相互联系的。为此，从过多国有企业设立的经济后果开始分析。

国有企业的设立首先是融资问题。从资金来源看只有两种，一是由财政拨款，或发行国债筹资。二是由政府直接贷款或是由政府担保国有企业组建机构获得贷款。即使由财政拨款建立的国有企业在进入营运后，也要依靠银行贷款作为周转资金。因此一旦开始建设新的国有企业，那么一方面公共支出增加，另一方面银行信贷也增加。根据内生货币和外生货币理论，以财政拨款或国债融资建立的国有企业，它的融资是以政府的征税权力为抵押的，只不过是收入在不同阶层和不同时间的重新分配。这种国有企业因而可以被称作内生的。根据实际经济周期理论，这时存在“李嘉图等价”，对经济的冲击将是微小的。这就是说，如果政府建立内生型国有企业，而且这些国有企业具有平均水平的效率，那么对经济的冲击在储蓄率、利率和产出方面是很微小的。显然，如果政府设立这种国有企业，它对经济的控制不会比市场做得更好。当然如果国有企业具有更高的技术水平和管理效率，那么的确会提升经济的增长。但只有在市场很不完善时才能做到这一点，否则没有理由私人资本为什么不采用同样先进的技术和管理。这也指出了国有企业合理的分布。即在私人资本无法从事的大规模、高技术领域。比如政府认为为它需要一座年产40万吨乙烯的化工企业。但是就大陆当前的实际情况，私人资本是无力提供的，于是只能由政府来提供。这样政府就可以提升经济增长。但问题是政府应该努力培育私人资本，使之在复杂的经济建设方面越来越有能力自主，而不是采取压制私人资本，以保持自己的独尊地位。对于经济建设，这种武大郎心态是不行的。

更多的国有企业是靠贷款或增发货币来建成的。那么这种做法就是将资源从那些不能相应提高自己资源价格的弱势集团掠夺过来，比如那些依靠养老金生活的人们。通过这种方式建立的国有企业我们称之为外生性的。显然外生性国有企业是通胀性的。首先外生型国有企业的规模只受信贷规模，最终只受中央银行贷币供给限制。而大力发展国有企业的都是发展中经济，其银行体系是国有的，或受政府直接控制的，因而创立国有企业的冲动往往导致政治压力膨胀，使中央银行贷币政策松动。其次贷款建国有企业有群动效应。一旦政府开始使用贷款兴建国有企业，那么各方面都会努力证明自己项目的重要性，纷纷抢夺信贷资源。大量的项目同时开工，必然对经济造成通胀压力，尤其是通胀的预期压力攀升更快，从而增加经济的不稳定性。

下面分析在外生型国有企业丛生的环境中的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效果。按定义，外生型国有企业的负债率高于平均水平。即使外生型国有企业的负债中很大比例是长期贷款，但它们总是要偿本付息的。一旦政府被迫实施紧缩的货币政策（比如出现了恶性的通货膨胀或国际收支赤字），那么国有企业的短期融资成本显然上升。这一方面减少了营业收入中可以用来偿还长期负债本金和利息的部分。这是因为企业需要短期融资来提供周转资金；另一方面，紧缩的货币政策将从总体上减少支出，这将导致国有企业营业收入的增幅下降，甚至使之绝对下降。显然，除非政府对外生型国有企业注入资本，那么外生型国有企业的负债率将在紧缩的货币政策下上升。如果政府因为政治原因不允许国有企业破产，那么它就必须为外生型国有企业的亏损融资。但是政府之所以建立外生型国有企业，是因为它缺少足够的财政收入来为之融资，因而对国有企业的这种补贴显然也不可能主要由财政支出来融资。因而政府要么利用国债融资，要么放弃紧缩的货币政策，用通货膨胀来融资。在用国债融资的情况下，政府必须用更高的利率（紧缩的货币政策意味着更高的利率）来发行国债，这样将进一步减少私人资本的投资愿望。即使购买国债的居民有正的财富效应，私人支出也要下降。注意到政府的任何一种为国有企业亏损融资的方式都是收入再分配，即政府把不小于亏损的那部分收入分配给了与国有企业亏损直接相关的群体。事实表明国有企业的亏损是导致少数居民富裕的原因之一，那么采用补贴亏损的方式显然将违背政府实现收入公平分配的目标，除非它宣布它是为少数人谋利的。如果这部份人用获得的补贴来购买政府国债，那么他们将有正的财富效应，这是因为首先这部份人所用来购买国债的正是所分到的国有企业亏损。其次，日后这些国债的偿还将由全社会的纳税人来支付，因此这部份人将更富裕。相应地另外的人将更贫穷。这部分人所占人口的比例低，而且从一个社会角度来看，其支出占社会总支出的比例也不应该超过其它人的，否则这个社会就是在制造和维护两极分化而且是毫不掩饰，那么建立国有企业就是为实现这种目标。但是我们不认为讨论这种政府的经济控制力是有意义的。如果我们将讨论限制在一个受其公民支持的民主政府上，那么外生型国有企业显然将在紧缩的货币政策下背离其原先的目标。在膨胀性的货币政策下，将有更多的外生型国有企业被设立，从而要求更猛烈的膨胀性货币政策，显然这是不可选的。因此，货币政策在丛生的外生型国有企业是失控的。

通过财政政策的控制力在这种情况下也将大大削弱，给定外生型国有企业丛生的条件，政府的公共支出的自由空间会很少。这是因为，如果政府可以自由地增加其支出，那么在上述分析的结果下，政府没有理由不增加对国有企业的资本注入。假设政府突然有能力增加其支出，可能性有二：一是政府获得国外援助。二是政府增强了税收征管，使在名义税率不变情况下，税收可大大增加，而且还假设政府并不将新增收入注入外生型国有企业以增加其资本。

对于政府加强税收这一种情况下，显然实际税率将上升。一般而言，这将使那些无法再逃避税收而且处于边际的企业退出，这当然会包括一些外生型国有企业。如果政府不允许这些企业破产，那么就必须对这些亏损企业进行补贴。这自然会降低公开支出增加的刺激作用。若政府允许这些国有企业破产，情况则比致复杂。首先，公共支出增加是由于实际税收增加，那么私人的可支配收入下降，从而使消费减少，进而使投资减少。即使消费者消费惯性使消费不变，那么可支配收入的下降必然使储蓄下降，同样也会使投资减少。公共支出增加无非会有两个后果，一是政府规模扩大，雇佣更多的劳动力，这将增加消费支出。另一方面增加投资，创造更多的国有企业。一方面一部份企业由于实际税率的增加而破产，使产出下降，另一方面消费加投资增加，将提高现有生产能力的利用率。假设总产出增加。这时中央银行面临两难选择：如果不放松银根，那么生产的扩大对流动资金的需求增量将推高利率，这将使那些以借款为基础的外生型企业陷入破产从而使经济陷入衰退。另一方面，如果放松银根，则将进一步扩大投资和消费需求，从而使经济进入通胀螺旋中。如果税收的增加导致总产出下降，这更说明财政政策失效。当然，在实践中会存在一个恰到好处的方法，但是这的确是一个非常危险的钢丝杂技。

控制力范文篇3

国家对全部社会资本的控制，目前一般采取绝对控股与相对控股两种方式。所谓绝对控股，是指国家资本（股本）在企业的全部资本中所占比例大于50％；所谓相对控股，是指国家资本（股本）所占比例虽未大于50％，但仍相对大于企业中的其他经济成份所占比例。

本项研究利用中国国家统计局第二次全国基本单位的普查数据（普查时点为2001年12月31日），来分析国有经济控制方式转变的现状，并试图运用基本的生产函数测算国有经济控制方式转变所带来的各种效应，以便比较国有资产不同的控制方式，为改进国有资产的管理与经营提供若干意见。

这次普查共包括了510.7万个法人单位，其中有302.26万个企业法人单位，覆盖了中国所有产业，详细地记载了截止2001年底中国经济中国有资产的控制状况。通过对普查数据的初步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国有资产的控制方式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归纳起来，有以下七个特征：

（一）在全部企业法人单位中，国家绝对控股的企业已经不到15％，公有制在企业数目的层面上已经不占优势

从调查情况看，在全国302万个企业法人单位中，国家控股占50％以上的企业法人单位数只有42.78万家，占全部企业法人单位数的15％左右。当然，国家绝对控股的企业法人单位达42万家之多，这仍是一个庞大的数字，若与1980年代初相比，则2001年国有绝对控股的企业法人单位数相当于1980年的全国工业中国营与集体企业总数。这说明，国家绝对控股企业数比例的下降只是从动态的、相对的意义上说的，是由于新进入的非国有企业的急剧增加才出现的现象。若从国有独资或国家绝对控股本身的绝对数说，国有主导的企业数在世纪之交仍然不低。

进一步的分析表明，国家绝对控股的企业法人单位占全部企业法人数的比例超过20％的省份，几乎全是西部省份与东北国有经济集中的省份。其中，西藏最高，达54％；超过29％的省份有青海、贵州与湖北。这说明，越是经济不发达的地区或外资进入不多的地区，国有控制方式的转换也就越慢。相反，东部沿海地区，由于民营资本或外资进入较快，国有绝对控股企业法人占全部企业法人的比例已迅速下降，该比例在10％或10％以下的省份依次是：浙江（6％）、江苏（8.68％）、上海（9.7％）、北京（10.11％）与广东（10.4％）。像上海与北京这样的原来国有经济绝对占优势的地区，会迅速转换国有经济的调控方式，说明国有经济原有的基础并不是决定国有经济调控方式变换的主要原因，而迅速对国内民营资本与外资开放，才是变换国有经济调控方式的根本楔机。

（二）目前，国有资本的控制方式仍是以绝对控股方式为主

从国家绝对控股的企业法人单位与国家相对控股的企业法人单位占全部企业法人的比例来看，到2001年底，国家相对控股的企业法人单位共达31125个，与国家绝对控股的单位数（42万多个）相比，前者只及后者的7.26％左右。在全部企业法人单位中，国家间接控股的企业法人单位，平均说来，只占1％。值得注意的是，民营资本与外资进入较快的省份如浙江、江苏与广东，国家间接控股的企业法人单位在全部企业法人中所占比例都只相当于全国平均数的1/5到2/3，说明改制较快的省份并不主要通过国家间接控股的方式来实现转换。相反，像甘肃、西藏、新疆、贵州那些边远省份，国家间接控股的企业法人数的相对比例却远远高于全国平均比例。国家间接控股的企业法人量小，说明间接控股在目前仍然不是国有资本调控的主要方式，绝对控股才是国有资本调控的主要方式。这一特征，在下面分析资本结构时仍会凸现。

（三）在企业实收资本的构成中，公有（国家+集体）资本仍占绝对优势

调查显示了全国企业实收资本的构成现状。在2001年底这一时点上，全部企业的实收资本中，平均说来，国家资本仍占44.29％，集体资本占8.77％。二者相加，公有资本占企业全部实收资本的比重仍达53.06％。这表明，就资产控制权来说，到目前为止，公有资本仍把握着绝对的控制权。

当然，若分地区来看，国有资产在资产中的控制权的程度存着相当大的差异。国有资产比重最高的五个省区仍然在西部与东北，它们依次是青海（达71％）、西藏（达67.5％）、新疆（达66.2％）、贵州（达65％）与黑龙江（达62.68％）。而国有资本占资本比例最低的五个省份则都分布在沿海，由低到高依次为福建（26.44％）、浙江（26.82％）、广东（28.82％）、江苏（30.61％）与上海（35.78％）。至于集体资本，由于在市场转型中集体资本发生了分化，所以目前从全国来看，集体资本占全部资本的比例已经低于个人资本/实收资本的比率。从调查分析，集体资本/实收资本平均为8.77％，而个人资本/实收资本的比率已达12.77％。

集体资本/实收资本比例较高的省份依次为：山东13％、河南12.95％、江苏12.87％、四川11.54％，山西11.14％。但就是在这5个集体资本/实收资本比率较高的省份里，个人资本在企业实收资本中的比率也全部高于集体资本所占的比率。

其实，如果仅看国家资本/实收资本这一比率，国有资产占全部资本的比率已经达到44.29％。集体资本对于保持公用经济的调控地位的作用已经远逊于上世纪80年代了。把集体经济放入公有经济的范围，以此来度量公有经济的主体地位，这种范式在20年以前是对的。但现在，集体经济的作用已经淡出，更广泛的合作经济应是指国有资本参与的、与私人资本、外资的合作经济。因此，现在我们更应强调的，是国有资本在全部资本中的地位与控制权。这是这次普查数据向我们提供的又一启示。

（四）国家资本通过企业法人资本对全部资本的调控作用不可小视

调查显示，在企业全部实收资本里，企业法人资本的所占比例，全国平均20.84％。一般说来，由于“企业法人资本”是指“其他企业法人单位投入本企业的资本”，又由于国有资本占全部企业法人单位实收资本平均达44％，所以，粗略地推算可知（如果这一理由成立的话），国有资本通过“企业法人资本”这一中间环节实质上还占有大约9.16％的全部资本。这样，绝对控股的国家资本，相对控股的国家资本，再加上国家通过“企业法人资本”而更间接掌握的资本这三项合计起来，国家资本在全部企业法人单位的资本中占有比例高达53.45％以上。这一事实，同样说明国有资本对当今中国经济的控制权是稳固的。

（五）在全体企业实收资本中，国家绝对控股的企业与相对控股的企业的资本之和，仍达56.27％

上面所述的第三、第四个特征是就实收资本的来源而言的，而如果我们把全部企业法人单位分为三个子集——（a）国家绝对控股的企业法人，（b）国家间接控股的企业法人，（c）国家没有控股的企业法人——并且将全部企业法人单位的实收资本也按这一规则划分为三个子集，则在资本结构中，a/（a+b+c）的比率达52.8％，b/（a+b+c）的比率达3.46％，（a+b）/（a+b+c）的比率达56.27％，这如表1所示。

应当指出的是，几乎每个省、市、区，国家绝对控股的企业的资本对全部资本的比率，都是高于“国家资本/实收资本”的比率的，这意味着，如果考虑到国家通过绝对控股，将其他经济成份的资本置于自己的调控之下，这会增强国有资本对全社会资本的调控能力。就全国来说，这种放大幅度为8％左右。

这里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上海。上海的“国家资本/实收资本”比率只有35.78％，但国家绝对控股企业资本对全部企业法人的实收资本之比率却为51.4％。这表明，运用控股这一杠杆，国家资本仍可以用不占优势的资本在全社会资本中占到50％的控制权。同时，这一事实也显示，上海在国有资本转变控制方式的过程中，是比较好地运用了国家控股这一杠杆的。

（六）国有资本已经显著地进行了战略调整与转移

截止2001年底，按产业划分，国家资本在企业法人实收资本中的比率是差异很大的。在垄断性强的产业，国家资本仍占有绝对的优势。其中，在地质勘查与水利管理业，国家资本/实收资本的比率达78％之上，其次为金融保险业，这一比率达74.85％，以下依次为交通运输、仓储与电信业（达70.9％）、采掘业（70.58％）、卫生、体育与社会福利业（达64.45％）、教育、文化及广电业（59.93％）、电力、煤气及水业（达57.08％）。显而易见，在这些非竞争性的产业或自然垄断产业里，国家资本在全部资本中的比率仍在60％至70％左右。

然而，在非垄断的竞争性产业，我们可以看到，国家资本/实收资本的比率已经在1/3左右了。其中，房地产业中国家资本的比率最低，为20.87％；其次低的是制造业，国家资本的比率在28.28％；下面依次为社会服务业（31.32％），批发与零售贸易、餐饮业（32.93％）、建筑业（36.74％），农、林、牧、渔业（37.08％）、科技服务业（40.85％）。

这倒不是说，国有经济的战略转移与调整已经完成。而只是说，到目前为止，国家资本在非垄断的产业已经不占优势，大量的非国有资本已经进入且成了主要成份。随着电力改革、电信改革与城市公用事业等领域的改革走向深入，以及金融改革、教育体制改革与科技体制的改革取得进展，这些相关产业中国有资本占全部资本的比率还会下降。

（七）国有控股企业的资本在大部分产业中仍保持着控制力

我们将各个产业中的全部资本分为三个子类：（a）国家直接控股企业的资本；（b）国家间接控股企业的资本；（c）其它企业的资本。表四给出了分地区的a/（a+b+c）、b/（a+b+c）与（a+b）/（a+b+c）三个比率的现状描述。我们发现，在所有产业的全部实收资本中，国家直接控股企业的资本占到52.8％，国家间接控股的企业的资本只占3.46％，两者相加，国家控股企业的资本占全部产业资本的平均比率达56.27％。

分部门来看，在地质、水利业中，国有控股企业的资本占该行业总资本的比率高达91.75％，依次为金融保险业85.89％、电力与公用事业81.74％。即使是在制造业与社会服务业这一类竞争性行业中，国家通过控股方式，使控股企业的资本占本行业总资本的比率也都超过了40％。这又一次说明，通过控股方式，可以提高国家资本对社会总资本的控制力。此外，可以看出，控股方式会使国有资本对总资本的控制力上升12个百分点（拿表一中“国家资本/实收资本”列与表二中的最后一列相比）。

这里，最值得注意的是“电力、煤气及水”这个城市公用事业行业。表1显示，该行业的“国家资本/实收资本”比率为57％。而表2说明，通过国家控股方式，使国家控股公司的资本占该行业全部资本的比率上升到81.74％。这里的背景是，城市公用事业已经引入了国有控股的企业法人资产构架，而控股使国家资本的调控力间接地上升了24个百分点。它意味着，即使在未来的若干年内，国家资本占全部实收资本的比率下降了，只要国家资本仍在水电气这个公用事业产业保持绝对或相对控股方式，国家资本仍可能保持其对资产的调控力。

表1分行业的资本构成

附图

表2分行业的国有控股概况

附图

综上所述，我们得出结论，全国第二次基本单位的普查让我们看清了处于转变调控方式过程之中的国有经济的资产家底。这就是：（1）尽管在全部企业法人单位中，国有绝对控股（包括国有独资）与相对控股的企业法人量只在15％左右，但在全社会总资产中，国家资产仍达44％以上；（2）公有资本（国家与集体资产）仍占全部企业实收资本的53.06％；（3）尽管1980年代蓬勃发展的集体经济已呈相对下降趋势，但国家通过新的合作经济方式，在私人资本与外资参与的公司型企业中通过控股，仍然控制了全社会实收资本的56％以上；（4）国家资本在房地产业、制造业、服务业、商业与餐饮业等竞争性产业中已经逐渐退出，其占上述产业的资本比率已降为30％上下，而在垄断性产业与公用事业和金融行业中，国家资产仍占70％左右；（5）通过国家控股方式，可以使国家资本对全社会资本的调控力间接增加8—12个百分点。

因此，通过转换国有资本的调控方式，中国仍是以公有制为主导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性质由2001年底这次普查得到了完全的证实，我们知道，所有制结构其实就是产权结构，而在全部实收资产中，目前的公有资产仍达53％以上，在半数左右的行业大类中，国有资产的比重仍达60％—70％。这就说明，对中国经济的社会主义性质，在产权结构上是勿庸置疑的。需要研究的倒应该是，我们的国有资产还应怎样进一步转换调控方式，才能更有效地发挥作用，更好地造福最广大的劳动者？

从效率的角度看，国有资产对资产总体的控制权，也是有益的。计量结果表明，提高国有资产与集体资产对全社会实收资本的比重，是有利于提高劳动生产率的。但是，国有资产的调控目前仍主要以绝对控制的方式实现，而绝对控股的国有资产一般只在规模报酬不变的条件下运作，不利于利用递增的规模报酬。国有绝对控制在人均产出这一透视角度下，更多地倒是对经济效率起负面作用；若进一步考虑人均产出的离差，则国有资本的绝对控股的负面作用便更为显著。因此，在肯定国有资本对全社会的调控地位的同时，政府，尤其是国有资产管理部门与国有资本经营公司，应当讲究国有资产的调控方式的选择，进一步降低国有绝对控股的比例，利用国内私人资本与外资，扩大相对控股的范围与比率，使国家相对控股资本对人均产出的正向作用得以充分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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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力范文篇4

1.给定社会和经济结构，什么是政府不能采用的经济政策。

2.政府可选的经济政策工具实现经济目标的时滞和逼近程度的分布。

3.作发展中经济里，国有企业作为一种重要的经济工具，它对国有经济控制力的作用如何。

这三个方面的内在联系如下：首先要确定与经济系统和政府目标不相容的政策工具，只有在确定了政策工具的可行集后才能讨论政策的效果。讨论不可行的政策的效果是无意义的。由于国有经济控制力大小是由政策工具实现政策目标的程度和时滞来衡量的，因此研究政策工具的“威力”和“等待时间”就是理所当然的。国有经济作为发展中国家普遍采用的经济政策工具，它的重要性一直是有争议的。它的存在会对政府对经济的控制力有什么样的影响是决定国有经济前途的主要考虑因素。

从这三个方面的内容来看，第一个是最具思辩色彩的，第二个则完全是实证的问题，第三个则要通过演绎提出一些将由实证分析来证伪的假说，因而本文只分析第一、三两个方面，提出一些分析，由后续研究来作实证研究。

第一节国有经济控制力的定义及实现控制的可行集

现代政府都被认为具有以下几方面的经济职能：维持经济增长和稳定、实现物价平稳和充分就业、推进收入公平分配。为了实现这些经济职能，政府被赋予一些控制经济的权力和实施这些权力的条件。控制在这里的含义是完全技术性的。它是指给定社会和经济结构，政府根据其效用函数，确定政策目标，即要经济系统要达到的状态变量。通过改变控制变量的值来改变经济系统的状态，从而实现其政策目标。因而控制力就是指政府通过改变控制变量来改变状态变量从而达到政策目标时的时滞和实际逼近程度。当政府采用一些政策使某些目标很快很好的实现时，可以将之定义为控制力大，反之则小。当然这里的快慢和逼近程度是由政府的效用函数来提供判别准则的，比如一个民选政府希望在大选前实施的经济扩张计划能在大选前奏效，从而为在选举中获胜创造条件。于是政府自然有对经济控制力的标准。但这不在本研究范围内。本文假定这些判别标准是外生的。

很显然，不同的经济系统中政府的可选政策工具箱是不同的。这是因为不同的经济系统对政策变量的响应是不同的。首先要对经济系统的不同作出说明。经济系统的分类是极其多样的，可以说只受到研究者想象力的限制。本研究遵循发展经济学的传统，将经济系统分为发达的工业化经济系统和二元经济系统。发达工业化经济系统中市场机制发达而且广泛。一项政策对经济的冲击将以市场的方式，在难以计数的经济实体之间，以极其复杂的方式被经济系统所吸收，产生一些后果。研究者需要极其复杂的工具才能粗略地判别一项政策与其效果之间的因果关系。实际上在复杂的经济系统中，因为各种储能单元的存在，如库存、情绪对人们的判断的影响、信息收集与处理的局限性等，对一个经济冲击的响应是如此复杂，以至于人们有时会作出错误的判断，尤其是当社会经济结构发生巨大变化的时候，因此政策的后果往往是难以预料的。当一个经济系统处于平稳运作的，对政策的后果的判定相对要容易一些。

在许多国家，政府曾经或正在使用国有企业作为实现其经济目标的手段。由国有企业代替市场机制来实现同样的目标一方面要求政策制定者准确地知道在市场环境下一项政策的结果。如果不知道后果，通过国有企业来实现同样的目标就无从谈起。另一方面要求政策制定者能准确地控制国有企业来实现同样的结果。但是，发达市场经济的特征就是高度的复杂性。到目前为止，人们只能用一些高度综合的指标来粗略地评估经济的运行情况，比如利率、通货膨胀率、国民收入增长率等。在这样的情况下，要用国有企业来实现政府的经济目标，则国有企业的相对规模必须很大才有可能影响到这些指标。这只是必要条件。这里，国有企业的相对规模指相对于它们所供应的市场而言。首先，如果单个国有企业的规模很小，显然是市场的接受者而不是领导者。如果大量的小型国有企业处于相互替代的市场上，那么除非禁止竞争，否则，国有企业也只能是市场的接受者。如果国有企业规模小，但处于生产的不同阶段，那么，它们实质上是一个巨型国有企业的生产车间而已。因此，要想通过国有企业来控制经济，国有企业首先要有很大的市场权力，即相对市场的规模要很大。国有企业处于垄断地位时，市场权力最大。但是，市场权力不等于经济控制力。 

在发达经济中，经济实体之间的关系通过难以计数的市场之间的互动来实现。如果政府不是通过采用一些依赖市场机制的政策，而是通过创造国有企业来实现经济目标，那么就首先必须对整个经济实行国有化。比如实现充分就业的目标就只可能在政府雇用全部劳动力条件下实现。给定一个经济中有非自愿失业者，政府通过创造一些国有企业来吸收这些劳动力，显然这些国有企业的劳动效率要低于整个经济的平均水平，否则这些劳动力早被私人企业所吸收了。而国有企业也不可能拥有特殊的高效率生产技术。假设政府垄断了这样的技术，因为政府开发这些技术的经费来源于税收或发行国债，但却不向社会公开这样的技术，那么这是违反社会公平的。当然，这不包括国防技术。不过没有政府会吸收街头的失业者去生产核武器或激光制导炸弹来减少失业。那么这将使为生产同样多的产出而需要更多的投入。从而资源价格上升。这将迫使一些处于边际上的企业破产，将所雇佣的劳动力抛向失业队伍，这样政府又必须创造另外一些国有企业来吸收这些劳动力。很显然，这些劳动力的劳动效率是要低于新的平均水平的。这又将导致对资源的争夺。最后只剩下这两种情况：要么是全部经济被国有化，要么只剩下少数十分有效率的私有企业，使之可以在资源被如此浪费的情况下仍能生存。当然后面这种假设只在规模报酬递减情况和效率分布函数是不连续的情况下存在。

首先，大量的实证研究表明，在一个很大的规模区间中，没有显著的规模经济或不经济[1]。其次，效率分布函数是几乎处处连续的。这里的效率指投入产出的效率。尽管经济学家对资本和利率的定义争吵不休，但在现实中，财务状况决定了企业的存亡。因此可以用资本收益率或多个类似的指标的加权平均值来测度企业的效率。显然融资成本、原材料价格、税收、产品市场等都会使企业的这个指标变动，而且经济环境决定了一个企业的最低生存效率。当企业的效率指标长期低于这个最低生存效率指标时，企业就会由于耗尽自有资源而死亡。效率指标的分布是一个随机过程。它的样本函数显然是非负的，单调增的，而且在有界闭区间上取有限值。单调增的性质很容易理解。效率指标越高，低于这个指标的企业的数目越大。因此，效率分布函数是有界变差函数。那么，这个函数除了在一个黎贝格零测集外导函数存在而且黎贝格可积。于是分布密度函数几乎处处连续而且有限。换句话说，效率分布函数只有至多可数个不连续点。事实上，由前面的推理，国有企业吸收的是效率低于平均水平的劳动力，而且国有企业劳动力没有被解雇的压力，劳动效率更低，因此，国有企业无法以市场方式与私有企业竞争。政府必须增加税收或通过发行国债来为国?衅笠悼魉鹑谧省7裨蚬衅笠到蛭木∽杂凶试炊劳觥U庋黾恿俗试吹某杀尽＝⒐衅笠档贾伦畹蜕嫘手副瓴欢仙仙筒欢嫌兴接衅笠灯撇略鍪б怠W詈蟮慕峁牵衅笠蹈涣怂腥ǎ鄹袼酱蟠筇岣吡耍鱿陆盗恕?nbsp;

全部经济实现国有化以后，就出现两个问题：一是必须取消国有企业之间的竞争，否则竞争必然会导致一些企业失败破产，解雇劳动力。这就违背了充分就业的初衷（充分就业不是完全就业）。而一旦取消竞争，就必须实现完备的中央计划，否则就会出现未出清的市场。只要不严禁私人企业，那么就会有在国有化条件下自愿失业的劳动力组建私人企业满足市场出清的要求。这就会在私人与国有企业之间形成竞争。只要这种私人企业与国有企业之间的竞争存在空间和时间上的差异，那么生产可替代产品的国有企业之间就会存在差异。因此，要么通过在国有企业之间转移支付来抹杀这种差异，要么就得面对这种差异所导致的国有企业之间的竞争。前一种选择就是让发达的市场经济转向苏联模式，这是难以想象的，而后一种选择将彻底瓦解以国有企业来解决市场经济中经济问题的努力。

同样的推理可以同于创造国有企业以实现经济增长的情况。因此，在发达市场经济中是不能用国有企业来解决经济问题的。因而国有企业不是发达市场经济的可选政策工具。

在二元经济系统中，经济由占比例较低的现代工业化经济和占统治地位的传统经济部门所组成。实际上，这是二元经济的特征定义。二元经济的绝对规模较小。在其中经济活动的复杂程度较低。在现代经济部门和传统经济部门之间的联系是很简单的，仅仅是传统部门提供给现代部门品种很少的一些初级产品，换回维持再生产的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同时现代部门与国外的联系也局限于进口中间品进行加工后在国内销售或出口。制造品的品种也很少。除了在与原宗主国有密切联系的领域，与大规模复杂工业生产相伴随的商业、金融、保险、法律等制度很幼稚。而且这些活动大部分集中在少数大城市中，广大农村尚处于近似于自给自足的传统经济中。在这样的条件下，政府的经济政策很难以市场机制的方式作用到整个经济中。针对现代部门的经济政策很难通过现代经济与传统经济之间的边界。而除了通过那些直接影响传统经济赖以存在的初级产品，政府对传统经济的作用也是很小的，更何况是国际市场而不是这些国家的政府在决定这些初级产品的价格和需求数量。

在二元经济中，市场机制就很难成为政府政策的工具了。二元经济的政府还有另外的难题。它们必须发展本国经济以维持政权，但极度缺乏资本、技术和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力资源。国内几乎不存在能动员人们的储蓄并将之用于生产性投资的机制（实际上二元经济的一个特征就是储蓄率低），能动用的资本中一大部分是靠出口初级产品换回的外汇，除去进口必需的资本品和消费品，便所剩无几。更困难的是，除了在少数大城市，二元经济缺乏基本的生产和生活基础设施。于是在这样条件下，政府就必须承担资本市场和保险市场的作用，把极其有限的资源分配到经济发展的重点上去。当然，为了实现同样的目的，可以有两种模式：一是由政府设立国有企业，二是由政府指定受偏爱的私人企业去发展这些项目。政府通过授予垄断权、优惠贷款等方式予以支持，并获得相应的政治支持。前一种是拉美模式，后一种是东亚模式。

的确，在经济还处于幼稚阶段时，通过创立国有企业，政府可以直接命令企业生产，尽管产出不一定合意。这使政府有一种安全感和自主感，一定程度上保证了政府认为国家急需的产品的供给。当基本生存需求得到满足后，对国有企业和政府实施经济职能的方式的态度就有了变化。拉美模式坚持国有企业的主导地位，限制和打击私人资本的发育，搞进口替代，这使得市场机制发育十分缓慢。政府所承担的资本市场和保险市场职能迟迟不能得到转移，反而在国内政治斗争中，成为各派争夺的肥肉。这进一步导致了经济中寻租现象的盛行，反过来又进一步阻碍了市场机制的发育。这样的结果就是资源浪费严重，劳动效率低，通胀严重。

而东亚模式则采取了鼓励私人资本发育的态度。本文不探讨这种模式背后的文化、政治根源。尽管私人资本也要通过非市场方式来争抢有限的资源，但是它们之间的竞争更多是市场性的，是培育市场机制的行动，而且政府支持的贷款是一个硬约束，迫使私人资本提高效率。这与拉美模式通过滥印钞票来为国有企业创设与生存融资所形成的预算软约束有本质的不同。更重要的是东亚模式采取了出口导向，把企业拉到国际市场上去锻炼，这进一步刺激了国内市场机制的发育。拉美和东亚的经济发展成果有很大的差异。

通过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到，不同的经济系统决定政府的政策可选集不同。如果是发达市场经济，那么政府的政策工具就必须是以市场机制为基础的，而绝不可能是国有企业。如果是二元经济，在度过了最初求生存的阶段后，政府或者选择依赖国有企业，或者选择鼓励私人资本和市场机制发育。在经济复杂程度不高时，直接控制国有企业的确可以有立竿见影的效果，可以说国有企业在实现政府经济目标方面有很上乘的表现。这时政府通过国有企业的经济控制力最强。但随着经济复杂程度的增加，政府要通晓的经济关系越复杂，而且链越长，成本越高。即使每个国有企业都实现了分配的具体目标，但是最终产品可能得不到市场的欢迎（除非所有产品都实行分配，取消货币），那么产值这个目标达到了，而别的指标却达不到。这在苏联经济史上司空见惯[2]。因而实际上政府的通过国有企业的经济控制力大大降低了。反过来，如果政府更多地依靠市场机制和私人资本，虽然政府不能直接决定经济指标，但是在政府创造稳定的环境的条件下，政府所希望的目标可能会得到更好的实现。

对于上述论点，还可以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作一解释。由于经济复杂程度的提高，产品质量的维度也在增加，那么这增加了政府对国有企业经营考核的难度。比如说，对钢产量的度量就已经超出了原苏联中央计划部门的计算能力。钢种类上千。每种钢的化学成分物理性质，外形等等都不同。对于一个综合钢铁企业，它生产上百种钢。要是按所有的维度来考核其经理，这是最理想的，但是却不可能实现。那么就只能以“吨”作为其绩效的衡量标准。于是经理就会注重产量而非质量。这也先解释了为何前苏联产品质量低劣。而大多数拉美国家国有企业的产品和服务质量差强人意，也就可以理解了。即使按考核标准，政府的经济目标都达到了，那么是否就可以说政府的经济控制力就大了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否则苏联现在还会生龙活虎，拉美各国也不会大刀阔斧地私有化其国有企业。

第二节国有企业作为经济政策工具对经济控制力的影响

上一节已经明确定义了国有经济控制力是政府使用政策变量实现政策目标时的时滞和逼近问题。对于发展中经济而言，国有企业是一项可选政策工具。它对于发展中经济政府控制力的影响是必须深入研究的。

对国有企业这种影响力的研究首先要回答五个方面的问题：

1、为什么政府要设立国有企业？

2、为达到同样的目标，政府是否还有别的选择？

3、在什么条件下必须由政府创立国有企业来达到既定目标？

4、政府控制国有企业的方式和效果如何？

5、政府通过国有企业控制经济效果如何？

政府设立国有企业的目的和动机是复杂的，往往是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的综合作用结果。本文不能过多分析设立国有企业的政治动机和利益，只指出，公共支出是无须偿还的，因而是各派政治利益集团争夺的对象。在特定的政治传统下，设立国有企业是分配预算收入的一种方式。下面主要分析政府设立国有企业的规范性经济动机。

正如前一节所分析的，在经济初建之时，国民经济所能动员的资源是极其有限的，这些资源首先要用于维持国民的生存。而在这种经济系统中，市场机制要么被毁坏殆尽，要么从未存在过，那么政府就必须作为资源的分配者，来实现上述生存目标。这在二战后的德、日和遭受战争蹂躏的国家是普遍的做法。在非洲新独立的原殖民地也都采取了这种做法。也就是说，在市场机制不存在时，政府分配资源的方式在满足人类最基本生存需要方面在这时是最有效率的，因而政府的经济控制力也最大。

在战后的西欧，也曾盛行过国有化的做法。比如具有社会民主传统的法国在本世纪有三次重大的国有化运动，七十年代后期的国有化运动登峰造极。法国政府在密特朗执政期间，通过国有化运动控制了工业企业营业额的40%，出口的34.6%，投资额的23%，在历经多次私有化运动以后，法国国有企业仍雇佣了全部非农业劳动力的23%，创造了28%的增加值，40%的投资，30%的出口，连具有自由主义传统的英国也分别在40年代末和70年代两次掀起国有化高潮。

法国大规模国有化的根源一方面有社会民主传统和中央集权的传统，另一方面和自由主义的英国一样：国内资本市场运作与政府经济目标背离。法国在二战中作为主要战场，英国也遭受纳粹的狂轰滥炸，基础设施破坏严重，因而不约而同地在战后马歇尔计划实行时，大规模地建设国有企业，而且都集中在基础设施方面。其经济学上的理由已经分析过了。在七十年代，随着新技术革命的开始，原来的基础设施已经不再适应经济的需要。在当时固定利率和固定汇率的约束下，私人资本认为投资到基础设施中去所承担的巨大风险无法得到补偿，于是私人资本对基础设施不感兴趣，纷纷进入欧洲资本市场或进入当时的拉美国家以获取高额回报。因此，由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缺陷，英法两国在提高经济竞争力的基础设施方面由市场引致的投资不足。私人资本的利益与政府自认所代表的国家利益产生了矛盾。实际上这是一个公共产品融资的问题。很显然这可以由政府来为之融资。但是由于在欧洲资本市场上的收益率与投入到基础设施中的经风险调整的预期收益率的差别是如此之大，即使加上政府补贴，也不能说服足够多的私人资本进入基础设施投资。于是只能由政府亲自出马，设立国有企业。

当然政府在基础设施方面设立国有企业的原因不完全是由于私人资本回避这些领域，尽管这是政府在此领域设立国有企业的充分条件。从维持和提高经济竞争力的角度，基础设施领域所提供的商品和服务应该是在满足一定标准后价格尽量低的。但是在这些领域，由于技术上的特性，企业具有自然垄断的特征。私人资本一旦进入了，就会利用这种优势，来取得高额利润。也就是说，政府对这些领域必须进行管制的事实使这些行业的风险调整后的预期收收益很低。这才是私人资本回避的主要原因。进一步分析为什么政府要管制这些领域。形成垄断并不是政府进行干预的充分条件。全世界的邮政都是垄断，在美国和欧盟，民用飞机制造现在也是这样，而政府并不动用反垄断法去攻击这些现象。究其原因是因为基础设施和高技术领域对经济作用不一样。比如电力、煤气、自来水、污水处理等基础设施，如果听任它们充分发挥其垄断优势，那么社会生产的一个很大的份额将落入这些领域。但这些领域的产品和服务是无收入弹性的，而且本身也不会有太大的发展。其产品和服务品种单一，质量标准稳定。实际上，在西方，煤气、供水、电力标准在过去一百多年没有太大的变化。把社会增加值一个很大的份额交给这种没有发展前景的产业，从经济的持续发展来看显然不是有效率的。因此政府必须管制使之只能刚刚能够提供符合标准的产品和服务。当一国资本丰富时，在政府给予适当的优惠时，私人资本也可能愿意进入这些领域。比如美国，资本丰富，利率较低，因而私人资本在这些领域也占有很大的比例（一般超过60%）。相对而言资本稀缺的国家，如欧洲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往往由政府设立国有企业来提供产品和服务。邮政服务由政府提供是同样的道理。一封信函的运输价值是无法与其所承载的社会和个人价值相比的，家书抵万金，谁能说清这些关系呢？正是如此，按商业运作的企业会发现将一件信函送到其目的地的费用却无法通过商业途径回收时，它便会退出这个市场。的确，最初的通信就是按商业规则来进行的。但社会的发展表明，政府必须促进人们之间的交流。通信是一种不可缺少的公共产品，因而政府必须提供之。因此，大家看到信函的运输是政府垄断的，因为没有别的企业会进入这个领域，而包裹的运输却是竞争性的。

即使是在上述情况下，如果信息是对称的，那么政府也可以通过向私人资本提供足够的补贴来引诱之进入这些领域。然而我们却看到这是很难做到的。要提供足够的补贴，那么政府必须就企业所提供的服务（产品）的边际成本、质量和数量进行量化。考虑到这些企业行为的外部性，那么这种计算将更复杂。这样政府很难准确地估计出应支付给企业的补贴。在信息经济学中，委托—问题研究在这种情况下如何使人说真话，但这仅是问题的一方面。考虑到这些领域的投资是专用性的，那一旦投资形成，便成为沉淀成本，投资者要撤出只能蒙受巨大损失。那么在私人资本和政府之间就形成一个二阶段动态博弈。第一阶段私人资本根据政府所承诺的优惠条件和所提出的要求作出投资决策，第二阶段政府根据私人资本的绩效作出对承诺的全部或部分兑现。已如博弈论告知的，在这种博弈中双方的行为将是动态不一致的。比如，给定投资者决定投资，那么由于许多与绩效评估和补贴估计相关的衡量指标难以被第三方所认知，那么政府就有动机通过宣布私人资本绩效不合格而削减对私人资本的补贴。只要补贴加上运营收入能抵消变动成本，私人资本就不得不继续生产。预期到这样的结果，私人资本就不会进入。因此，在诱使私人资本进入沉淀成本巨大的领域时，这种博弈的唯一均衡只能是私人资本不进入和政府不提供补贴，尽管投资者进入和政府提供补贴是帕累托最优的。

由于国有企业在何种条件下必须由政府设立来实现政府的经济目标是如此的重要，我们必须提出一个命题：

国有企业合理存在性命题：只有在提供政府重复采购的某种商品所需的投资具有高度资产专用性，而且约束当事人各方的合同是不完备时，才会由政府设立国有企业。即高资产专用性，不完备合同和重复采购是国有企业合理存在的必要条件。但是不满足这三个条件并不是说国有企业不能存在，而是说它的存在是不合乎经济学的效率原理的。

为了从经济学意义上理解这个引理，首先要把政府理解为一个提供公共产品的企业。它是否决定在某个领域建立国有企业就可以理解为政府这个企业是否向这个领域纵向一体化或多角化。

首先资产专用性这个概念不同于专用设备，一台加工螺旋浆的设备是专用设备，但它不一定具有很高的资产专用性。一般来讲，资产专用性是指资产所有者的投资只能通过特定交易所产生的租金回收的这种性质[3]。比如一套被设计专门处理某个矿山的矿石的设备就具有很高的资产专用性。反过来，一台通用型机床就无乎没有资产专用性。一旦具有很高的资产专用性，那么投资者只能期望与这投资相关的特定交易能持续下去。因为他从其他交易中的收益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这部份差异就是经济学中的租金。准确地讲，这就是可掠夺的租金，因为交易另一方可以通过威胁中止交易来迫使投资方接受一个刚够弥补变动成本的价格来获取租金的绝大部分。

合同的不完备性是由于四种交易成本所造成的，一是签约双方不能预见未来的全部情况。二是无法用精确的方式规定未来各方的权责。三是监督契约执行成本很高。四是强制执行契约的成本很高。这是因为由于所涉及问题极复杂的，局外人要花费很大的精力和金钱来了解各方的立场和实际情况，并作出判断：重复购买的含义是自明的。

我们只需证明不满足这三个条件的国有企业的存在是不合乎经济学效率原理的，即此时政府可以采用市场方式来更有效地实现同样的目标。

实际上前面我们已经多角度来论述了这个命题。现在只须从定义之间的内在联系加以说明。根据资产专用性的定义，当投资不是资产专用性的，投资者可以从其他交易中获益并收回投资。因而该交易存在竞争性交易，那么存在着一个竞争性市场。那么显然政府作为某项产品或服务的购买者将面临相互竞争的供给方，因而除非政府具有特殊的技术使它能以更低的成本、更好的质量自行生产此项服务或产品，否则政府应该从市场上采购。然而如果政府有更好的技术，那么它不向社会提供此项产品或服务，就是损害了社会福利。假设政府拥有这样的技术，那么政府应该纵向一体化。那么除非是规模效益递减的，提供此项服务或产品的国有企业将或者垄断市场，或者与私人资本竞争。如果是垄断，那么政府应该动用反垄断法来起诉该国有企业。如果是国有企业和私人资本并存，只向国有企业采购则违反不正当竞争法，同样应受到制裁。如果政府同时向国有企业和私有企业采购，说明即使完全由私有企业来供应也不会形成供方垄断。因此，只要不存在资产专用性，就没有国有企业合理存在的必要性。

如果不存在不完备合同，那么私人资本的所作所为都是可以合理地测度的，那么政府可以准确计算出应给予的补贴，政府因而也无正当理由必须设立国有企业来提供此项产品。

如果不存在重复购买，那么显然更没有正当理由设立国有企业来一次性生产这种产品。

必须注意的是，这三个条件仅仅是必要条件，即使满足了这三个条件也不一定就必须设立国有企业。美国军火工业所提供的产品和服务满足这三个条件，但美国政府采用的是长期契约而不是纵向一体化来提供这种产品，这并没有影响到美国国防。

至此我们已经研究了三个问题：

1、为什么政府要设立国有企业？

2、为达到同样的目的，政府是否有其他途径？

3、在什么条件下，政府必须创立国有企业来到达既定目标？

既然在一定条件下国有企业是政府控制经济的工具，那么就必须回答两个问题：

1、政府如何才能控制国有企业？

2、通过国有企业控制经济的效果如何？

对这两个问题的研究应分成两种情况，一种是在国有企业按前面所定义的合理方式存在时；另一种是国有企业被过多地设置时。如果国有企业合理地存在，那么按定义，政府要实现的目标只能由国有企业来实现，因而就无从谈起控制效果的好坏。这时的判别准则只能是政府提出绝对的标准。这就是说在讨论通过国有企业控制经济的效果好坏时，是在各选择中进行比较的结果，因而只有在国有企业被过多设立时方能有意义。可以清楚地看到政府对国有企业的控制和通过国有企业对经济控制的效果之间是密切相关的，因此对这两个问题的分析是相互联系的。为此，从过多国有企业设立的经济后果开始分析。

国有企业的设立首先是融资问题。从资金来源看只有两种，一是由财政拨款，或发行国债筹资。二是由政府直接贷款或是由政府担保国有企业组建机构获得贷款。即使由财政拨款建立的国有企业在进入营运后，也要依靠银行贷款作为周转资金。因此一旦开始建设新的国有企业，那么一方面公共支出增加，另一方面银行信贷也增加。根据内生货币和外生货币理论，以财政拨款或国债融资建立的国有企业，它的融资是以政府的征税权力为抵押的，只不过是收入在不同阶层和不同时间的重新分配。这种国有企业因而可以被称作内生的。根据实际经济周期理论，这时存在“李嘉图等价”，对经济的冲击将是微小的。这就是说，如果政府建立内生型国有企业，而且这些国有企业具有平均水平的效率，那么对经济的冲击在储蓄率、利率和产出方面是很微小的。显然，如果政府设立这种国有企业，它对经济的控制不会比市场做得更好。当然如果国有企业具有更高的技术水平和管理效率，那么的确会提升经济的增长。但只有在市场很不完善时才能做到这一点，否则没有理由私人资本为什么不采用同样先进的技术和管理。这也指出了国有企业合理的分布。即在私人资本无法从事的大规模、高技术领域。比如政府认为为它需要一座年产40万吨乙烯的化工企业。但是就大陆当前的实际情况，私人资本是无力提供的，于是只能由政府来提供。这样政府就可以提升经济增长。但问题是政府应该努力培育私人资本，使之在复杂的经济建设方面越来越有能力自主，而不是采取压制私人资本，以保持自己的独尊地位。对于经济建设，这种武大郎心态是不行的。

更多的国有企业是靠贷款或增发货币来建成的。那么这种做法就是将资源从那些不能相应提高自己资源价格的弱势集团掠夺过来，比如那些依靠养老金生活的人们。通过这种方式建立的国有企业我们称之为外生性的。显然外生性国有企业是通胀性的。首先外生型国有企业的规模只受信贷规模，最终只受中央银行贷币供给限制。而大力发展国有企业的都是发展中经济，其银行体系是国有的，或受政府直接控制的，因而创立国有企业的冲动往往导致政治压力膨胀，使中央银行贷币政策松动。其次贷款建国有企业有群动效应。一旦政府开始使用贷款兴建国有企业，那么各方面都会努力证明自己项目的重要性，纷纷抢夺信贷资源。大量的项目同时开工，必然对经济造成通胀压力，尤其是通胀的预期压力攀升更快，从而增加经济的不稳定性。

下面分析在外生型国有企业丛生的环境中的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效果。按定义，外生型国有企业的负债率高于平均水平。即使外生型国有企业的负债中很大比例是长期贷款，但它们总是要偿本付息的。一旦政府被迫实施紧缩的货币政策（比如出现了恶性的通货膨胀或国际收支赤字），那么国有企业的短期融资成本显然上升。这一方面减少了营业收入中可以用来偿还长期负债本金和利息的部分。这是因为企业需要短期融资来提供周转资金；另一方面，紧缩的货币政策将从总体上减少支出，这将导致国有企业营业收入的增幅下降，甚至使之绝对下降。显然，除非政府对外生型国有企业注入资本，那么外生型国有企业的负债率将在紧缩的货币政策下上升。如果政府因为政治原因不允许国有企业破产，那么它就必须为外生型国有企业的亏损融资。但是政府之所以建立外生型国有企业，是因为它缺少足够的财政收入来为之融资，因而对国有企业的这种补贴显然也不可能主要由财政支出来融资。因而政府要么利用国债融资，要么放弃紧缩的货币政策，用通货膨胀来融资。在用国债融资的情况下，政府必须用更高的利率（紧缩的货币政策意味着更高的利率）来发行国债，这样将进一步减少私人资本的投资愿望。即使购买国债的居民有正的财富效应，私人支出也要下降。注意到政府的任何一种为国有企业亏损融资的方式都是收入再分配，即政府把不小于亏损的那部分收入分配给了与国有企业亏损直接相关的群体。事实表明国有企业的亏损是导致少数居民富裕的原因之一，那么采用补贴亏损的方式显然将违背政府实现收入公平分配的目标，除非它宣布它是为少数人谋利的。如果这部份人用获得的补贴来购买政府国债，那么他们将有正的财富效应，这是因为首先这部份人所用来购买国债的正是所分到的国有企业亏损。其次，日后这些国债的偿还将由全社会的纳税人来支付，因此这部份人将更富裕。相应地另外的人将更贫穷。这部分人所占人口的比例低，而且从一个社会角度来看，其支出占社会总支出的比例也不应该超过其它人的，否则这个社会就是在制造和维护两极分化而且是毫不掩饰，那么建立国有企业就是为实现这种目标。但是我们不认为讨论这种政府的经济控制力是有意义的。如果我们将讨论限制在一个受其公民支持的民主政府上，那么外生型国有企业显然将在紧缩的货币政策下背离其原先的目标。在膨胀性的货币政策下，将有更多的外生型国有企业被设立，从而要求更猛烈的膨胀性货币政策，显然这是不可选的。因此，货币政策在丛生的外生型国有企业是失控的。

通过财政政策的控制力在这种情况下也将大大削弱，给定外生型国有企业丛生的条件，政府的公共支出的自由空间会很少。这是因为，如果政府可以自由地增加其支出，那么在上述分析的结果下，政府没有理由不增加对国有企业的资本注入。假设政府突然有能力增加其支出，可能性有二：一是政府获得国外援助。二是政府增强了税收征管，使在名义税率不变情况下，税收可大大增加，而且还假设政府并不将新增收入注入外生型国有企业以增加其资本。

对于政府加强税收这一种情况下，显然实际税率将上升。一般而言，这将使那些无法再逃避税收而且处于边际的企业退出，这当然会包括一些外生型国有企业。如果政府不允许这些企业破产，那么就必须对这些亏损企业进行补贴。这自然会降低公开支出增加的刺激作用。若政府允许这些国有企业破产，情况则比致复杂。首先，公共支出增加是由于实际税收增加，那么私人的可支配收入下降，从而使消费减少，进而使投资减少。即使消费者消费惯性使消费不变，那么可支配收入的下降必然使储蓄下降，同样也会使投资减少。公共支出增加无非会有两个后果，一是政府规模扩大，雇佣更多的劳动力，这将增加消费支出。另一方面增加投资，创造更多的国有企业。一方面一部份企业由于实际税率的增加而破产，使产出下降，另一方面消费加投资增加，将提高现有生产能力的利用率。假设总产出增加。这时中央银行面临两难选择：如果不放松银根，那么生产的扩大对流动资金的需求增量将推高利率，这将使那些以借款为基础的外生型企业陷入破产从而使经济陷入衰退。另一方面，如果放松银根，则将进一步扩大投资和消费需求，从而使经济进入通胀螺旋中。如果税收的增加导致总产出下降，这更说明财政政策失效。当然，在实践中会存在一个恰到好处的方法，但是这的确是一个非常危险的钢丝杂技。

突如其来的经济援助不太现实，因而本文不再分析其后果。

至于政府对国有企业的有效控制问题，实质是建立每个人对自己行为负责的制度问题（Account—ability）。从结构的表面来看，政府拥有国有企业和市场经济中机构投资者拥有企业的股份一样。机构投资者对最终投资者只有达不到最终投资者的要求就走人的权利，但是由于政府拥有合法的暴力，如果没有形成社会契约，政府不会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国有企业就可能成为自在之物，或者只是政府的企业。

[1]G·J·施蒂格勒《规模经济、产业组织和政府管制》潘振民译P38—P67上海三联书店（1996）。

控制力范文篇5

摘要：中国从制造和出口大国向产业和资本强国迈进，是未来一段时期整体经济结构升级的内在要求。为此，必须正视短期内难以克服的资源供应瓶颈，并找到可行的对策，早日形成有利于提高资源利用效率的生产模式和消费方式。否则，假如没有足够强的产业控制能力，即使制造能力再强，也很难跻身一流经济强国之列。中国企业在铁矿石、石油、铜、粮食等国际大宗商品上的定价权，几乎全面崩溃。特别是各自为战的中国钢铁企业，虽然占据了全世界65%的铁矿石进口量，但始终无法突破力拓等三大铁矿石企业的定价壁垒。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日前在第二届中国国际商务发展论坛上坦陈，中国企业在铁矿石、石油、铜、粮食等国际大宗商品上的定价权，几乎全面崩溃。特别是各自为战的中国钢铁企业，虽然占据了全世界65%的铁矿石进口量，但始终无法突破力拓等三大铁矿石企业的定价壁垒。

其实，这话还算留有余地。众所周知，在初级产品国际市场上，中国从未握有主导权。以石油定价机制来说，这些年来中国企业基本上是看客。目前国际石油的定价载体是三大期货市场和五大现货市场。国际市场石油交易大多以各主要地区的基准油为定价参考，以基准油在交货或提单日前后某一段时间内现货市场或期货市场价格加上升贴水作为原油贸易的最终结算价格。

至于在铁矿石市场定价权方面一直处于被动接受地位的中国钢铁企业，尽管一再声言要博得定价权，但始终难以撼动三大铁矿石的蛮横地位。其中原因，除了既有铁矿石贸易秩序的惯性作用之外，也与中国企业对国际商业规则知之不深、部分企业内耗严重密切相关。并非铁板一块的中国企业在铁矿石价格谈判中极易出现为了一己私利而损害整个行业的现象。以至于上游企业稍微施展谈判之外的手腕，就能轻易拿到极为重要的商业信息，进而使中国钢铁企业全行业利益受损。

中国企业在石油和铁矿石等大宗初级商品定价权上的缺失，在折射出中国依然处于不平等国际分工地位的同时，也对中国产业控制力亮起了红灯。

近年来，随着中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份额的持续增加，不少西方人把“世界工厂”的高帽戴在了中国的头上。但是在国家之间的经济竞争越来越集中到对产业控制权的争夺的今天，中国的“世界工厂”地位，更多反映的只是全球的产业转移，在全球价值链上的实际获益并不大。

控制力范文篇6

1.给定社会和经济结构，什么是政府不能采用的经济政策。

2.政府可选的经济政策工具实现经济目标的时滞和逼近程度的分布。

3.作发展中经济里，国有企业作为一种重要的经济工具，它对国有经济控制力的作用如何。

这三个方面的内在联系如下：首先要确定与经济系统和政府目标不相容的政策工具，只有在确定了政策工具的可行集后才能讨论政策的效果。讨论不可行的政策的效果是无意义的。由于国有经济控制力大小是由政策工具实现政策目标的程度和时滞来衡量的，因此研究政策工具的“威力”和“等待时间”就是理所当然的。国有经济作为发展中国家普遍采用的经济政策工具，它的重要性一直是有争议的。它的存在会对政府对经济的控制力有什么样的影响是决定国有经济前途的主要考虑因素。

从这三个方面的内容来看，第一个是最具思辩色彩的，第二个则完全是实证的问题，第三个则要通过演绎提出一些将由实证分析来证伪的假说，因而本文只分析第一、三两个方面，提出一些分析，由后续研究来作实证研究。

第一节国有经济控制力的定义及实现控制的可行集

现代政府都被认为具有以下几方面的经济职能：维持经济增长和稳定、实现物价平稳和充分就业、推进收入公平分配。为了实现这些经济职能，政府被赋予一些控制经济的权力和实施这些权力的条件。控制在这里的含义是完全技术性的。它是指给定社会和经济结构，政府根据其效用函数，确定政策目标，即要经济系统要达到的状态变量。通过改变控制变量的值来改变经济系统的状态，从而实现其政策目标。因而控制力就是指政府通过改变控制变量来改变状态变量从而达到政策目标时的时滞和实际逼近程度。当政府采用一些政策使某些目标很快很好的实现时，可以将之定义为控制力大，反之则小。当然这里的快慢和逼近程度是由政府的效用函数来提供判别准则的，比如一个民选政府希望在大选前实施的经济扩张计划能在大选前奏效，从而为在选举中获胜创造条件。于是政府自然有对经济控制力的标准。但这不在本研究范围内。本文假定这些判别标准是外生的。

很显然，不同的经济系统中政府的可选政策工具箱是不同的。这是因为不同的经济系统对政策变量的响应是不同的。首先要对经济系统的不同作出说明。经济系统的分类是极其多样的，可以说只受到研究者想象力的限制。本研究遵循发展经济学的传统，将经济系统分为发达的工业化经济系统和二元经济系统。发达工业化经济系统中市场机制发达而且广泛。一项政策对经济的冲击将以市场的方式，在难以计数的经济实体之间，以极其复杂的方式被经济系统所吸收，产生一些后果。研究者需要极其复杂的工具才能粗略地判别一项政策与其效果之间的因果关系。实际上在复杂的经济系统中，因为各种储能单元的存在，如库存、情绪对人们的判断的影响、信息收集与处理的局限性等，对一个经济冲击的响应是如此复杂，以至于人们有时会作出错误的判断，尤其是当社会经济结构发生巨大变化的时候，因此政策的后果往往是难以预料的。当一个经济系统处于平稳运作的，对政策的后果的判定相对要容易一些。

在许多国家，政府曾经或正在使用国有企业作为实现其经济目标的手段。由国有企业代替市场机制来实现同样的目标一方面要求政策制定者准确地知道在市场环境下一项政策的结果。如果不知道后果，通过国有企业来实现同样的目标就无从谈起。另一方面要求政策制定者能准确地控制国有企业来实现同样的结果。但是，发达市场经济的特征就是高度的复杂性。到目前为止，人们只能用一些高度综合的指标来粗略地评估经济的运行情况，比如利率、通货膨胀率、国民收入增长率等。在这样的情况下，要用国有企业来实现政府的经济目标，则国有企业的相对规模必须很大才有可能影响到这些指标。这只是必要条件。这里，国有企业的相对规模指相对于它们所供应的市场而言。首先，如果单个国有企业的规模很小，显然是市场的接受者而不是领导者。如果大量的小型国有企业处于相互替代的市场上，那么除非禁止竞争，否则，国有企业也只能是市场的接受者。如果国有企业规模小，但处于生产的不同阶段，那么，它们实质上是一个巨型国有企业的生产车间而已。因此，要想通过国有企业来控制经济，国有企业首先要有很大的市场权力，即相对市场的规模要很大。国有企业处于垄断地位时，市场权力最大。但是，市场权力不等于经济控制力。在发达经济中，经济实体之间的关系通过难以计数的市场之间的互动来实现。如果政府不是通过采用一些依赖市场机制的政策，而是通过创造国有企业来实现经济目标，那么就首先必须对整个经济实行国有化。比如实现充分就业的目标就只可能在政府雇用全部劳动力条件下实现。给定一个经济中有非自愿失业者，政府通过创造一些国有企业来吸收这些劳动力，显然这些国有企业的劳动效率要低于整个经济的平均水平，否则这些劳动力早被私人企业所吸收了。而国有企业也不可能拥有特殊的高效率生产技术。假设政府垄断了这样的技术，因为政府开发这些技术的经费来源于税收或发行国债，但却不向社会公开这样的技术，那么这是违反社会公平的。当然，这不包括国防技术。不过没有政府会吸收街头的失业者去生产核武器或激光制导炸弹来减少失业。那么这将使为生产同样多的产出而需要更多的投入。从而资源价格上升。这将迫使一些处于边际上的企业破产，将所雇佣的劳动力抛向失业队伍，这样政府又必须创造另外一些国有企业来吸收这些劳动力。很显然，这些劳动力的劳动效率是要低于新的平均水平的。这又将导致对资源的争夺。最后只剩下这两种情况：要么是全部经济被国有化，要么只剩下少数十分有效率的私有企业，使之可以在资源被如此浪费的情况下仍能生存。当然后面这种假设只在规模报酬递减情况和效率分布函数是不连续的情况下存在。

首先，大量的实证研究表明，在一个很大的规模区间中，没有显著的规模经济或不经济[1]。其次，效率分布函数是几乎处处连续的。这里的效率指投入产出的效率。尽管经济学家对资本和利率的定义争吵不休，但在现实中，财务状况决定了企业的存亡。因此可以用资本收益率或多个类似的指标的加权平均值来测度企业的效率。显然融资成本、原材料价格、税收、产品市场等都会使企业的这个指标变动，而且经济环境决定了一个企业的最低生存效率。当企业的效率指标长期低于这个最低生存效率指标时，企业就会由于耗尽自有资源而死亡。效率指标的分布是一个随机过程。它的样本函数显然是非负的，单调增的，而且在有界闭区间上取有限值。单调增的性质很容易理解。效率指标越高，低于这个指标的企业的数目越大。因此，效率分布函数是有界变差函数。那么，这个函数除了在一个黎贝格零测集外导函数存在而且黎贝格可积。于是分布密度函数几乎处处连续而且有限。换句话说，效率分布函数只有至多可数个不连续点。事实上，由前面的推理，国有企业吸收的是效率低于平均水平的劳动力，而且国有企业劳动力没有被解雇的压力，劳动效率更低，因此，国有企业无法以市场方式与私有企业竞争。政府必须增加税收或通过发行国债来为国有企业亏损融资。否则国有企业将因为耗尽自有资源而死亡。这样，增加了资源的成本。建立国有企业导致最低生存效率指标不断上升，就不断有私有企业破产，新增失业。最后的结果是，所有企业更换了所有权，而价格水平大大提高了，产出下降了。

全部经济实现国有化以后，就出现两个问题：一是必须取消国有企业之间的竞争，否则竞争必然会导致一些企业失败破产，解雇劳动力。这就违背了充分就业的初衷（充分就业不是完全就业）。而一旦取消竞争，就必须实现完备的中央计划，否则就会出现未出清的市场。只要不严禁私人企业，那么就会有在国有化条件下自愿失业的劳动力组建私人企业满足市场出清的要求。这就会在私人与国有企业之间形成竞争。只要这种私人企业与国有企业之间的竞争存在空间和时间上的差异，那么生产可替代产品的国有企业之间就会存在差异。因此，要么通过在国有企业之间转移支付来抹杀这种差异，要么就得面对这种差异所导致的国有企业之间的竞争。前一种选择就是让发达的市场经济转向苏联模式，这是难以想象的，而后一种选择将彻底瓦解以国有企业来解决市场经济中经济问题的努力同样的推理可以同于创造国有企业以实现经济增长的情况。因此，在发达市场经济中是不能用国有企业来解决经济问题的。因而国有企业不是发达市场经济的可选政策工具。

在二元经济系统中，经济由占比例较低的现代工业化经济和占统治地位的传统经济部门所组成。实际上，这是二元经济的特征定义。二元经济的绝对规模较小。在其中经济活动的复杂程度较低。在现代经济部门和传统经济部门之间的联系是很简单的，仅仅是传统部门提供给现代部门品种很少的一些初级产品，换回维持再生产的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同时现代部门与国外的联系也局限于进口中间品进行加工后在国内销售或出口。制造品的品种也很少。除了在与原宗主国有密切联系的领域，与大规模复杂工业生产相伴随的商业、金融、保险、法律等制度很幼稚。而且这些活动大部分集中在少数大城市中，广大农村尚处于近似于自给自足的传统经济中。在这样的条件下，政府的经济政策很难以市场机制的方式作用到整个经济中。针对现代部门的经济政策很难通过现代经济与传统经济之间的边界。而除了通过那些直接影响传统经济赖以存在的初级产品，政府对传统经济的作用也是很小的，更何况是国际市场而不是这些国家的政府在决定这些初级产品的价格和需求数量。

在二元经济中，市场机制就很难成为政府政策的工具了。二元经济的政府还有另外的难题。它们必须发展本国经济以维持政权，但极度缺乏资本、技术和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力资源。国内几乎不存在能动员人们的储蓄并将之用于生产性投资的机制（实际上二元经济的一个特征就是储蓄率低），能动用的资本中一大部分是靠出口初级产品换回的外汇，除去进口必需的资本品和消费品，便所剩无几。更困难的是，除了在少数大城市，二元经济缺乏基本的生产和生活基础设施。于是在这样条件下，政府就必须承担资本市场和保险市场的作用，把极其有限的资源分配到经济发展的重点上去。当然，为了实现同样的目的，可以有两种模式：一是由政府设立国有企业，二是由政府指定受偏爱的私人企业去发展这些项目。政府通过授予垄断权、优惠贷款等方式予以支持，并获得相应的政治支持。前一种是拉美模式，后一种是东亚模式。

的确，在经济还处于幼稚阶段时，通过创立国有企业，政府可以直接命令企业生产，尽管产出不一定合意。这使政府有一种安全感和自主感，一定程度上保证了政府认为国家急需的产品的供给。当基本生存需求得到满足后，对国有企业和政府实施经济职能的方式的态度就有了变化。拉美模式坚持国有企业的主导地位，限制和打击私人资本的发育，搞进口替代，这使得市场机制发育十分缓慢。政府所承担的资本市场和保险市场职能迟迟不能得到转移，反而在国内政治斗争中，成为各派争夺的肥肉。这进一步导致了经济中寻租现象的盛行，反过来又进一步阻碍了市场机制的发育。这样的结果就是资源浪费严重，劳动效率低，通胀严重。

而东亚模式则采取了鼓励私人资本发育的态度。本文不探讨这种模式背后的文化、政治根源。尽管私人资本也要通过非市场方式来争抢有限的资源，但是它们之间的竞争更多是市场性的，是培育市场机制的行动，而且政府支持的贷款是一个硬约束，迫使私人资本提高效率。这与拉美模式通过滥印钞票来为国有企业创设与生存融资所形成的预算软约束有本质的不同。更重要的是东亚模式采取了出口导向，把企业拉到国际市场上去锻炼，这进一步刺激了国内市场机制的发育。拉美和东亚的经济发展成果有很大的差异。

通过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到，不同的经济系统决定政府的政策可选集不同。如果是发达市场经济，那么政府的政策工具就必须是以市场机制为基础的，而绝不可能是国有企业。如果是二元经济，在度过了最初求生存的阶段后，政府或者选择依赖国有企业，或者选择鼓励私人资本和市场机制发育。在经济复杂程度不高时，直接控制国有企业的确可以有立竿见影的效果，可以说国有企业在实现政府经济目标方面有很上乘的表现。这时政府通过国有企业的经济控制力最强。但随着经济复杂程度的增加，政府要通晓的经济关系越复杂，而且链越长，成本越高。即使每个国有企业都实现了分配的具体目标，但是最终产品可能得不到市场的欢迎（除非所有产品都实行分配，取消货币），那么产值这个目标达到了，而别的指标却达不到。这在苏联经济史上司空见惯[2]。因而实际上政府的通过国有企业的经济控制力大大降低了。反过来，如果政府更多地依靠市场机制和私人资本，虽然政府不能直接决定经济指标，但是在政府创造稳定的环境的条件下，政府所希望的目标可能会得到更好的实现。对于上述论点，还可以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作一解释。由于经济复杂程度的提高，产品质量的维度也在增加，那么这增加了政府对国有企业经营考核的难度。比如说，对钢产量的度量就已经超出了原苏联中央计划部门的计算能力。钢种类上千。每种钢的化学成分物理性质，外形等等都不同。对于一个综合钢铁企业，它生产上百种钢。要是按所有的维度来考核其经理，这是最理想的，但是却不可能实现。那么就只能以“吨”作为其绩效的衡量标准。于是经理就会注重产量而非质量。这也先解释了为何前苏联产品质量低劣。而大多数拉美国家国有企业的产品和服务质量差强人意，也就可以理解了。即使按考核标准，政府的经济目标都达到了，那么是否就可以说政府的经济控制力就大了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否则苏联现在还会生龙活虎，拉美各国也不会大刀阔斧地私有化其国有企业。

第二节国有企业作为经济政策工具对经济控制力的影响

上一节已经明确定义了国有经济控制力是政府使用政策变量实现政策目标时的时滞和逼近问题。对于发展中经济而言，国有企业是一项可选政策工具。它对于发展中经济政府控制力的影响是必须深入研究的。

对国有企业这种影响力的研究首先要回答五个方面的问题：

1、为什么政府要设立国有企业？

2、为达到同样的目标，政府是否还有别的选择？

3、在什么条件下必须由政府创立国有企业来达到既定目标？

4、政府控制国有企业的方式和效果如何？

5、政府通过国有企业控制经济效果如何？

政府设立国有企业的目的和动机是复杂的，往往是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的综合作用结果。本文不能过多分析设立国有企业的政治动机和利益，只指出，公共支出是无须偿还的，因而是各派政治利益集团争夺的对象。在特定的政治传统下，设立国有企业是分配预算收入的一种方式。下面主要分析政府设立国有企业的规范性经济动机。

正如前一节所分析的，在经济初建之时，国民经济所能动员的资源是极其有限的，这些资源首先要用于维持国民的生存。而在这种经济系统中，市场机制要么被毁坏殆尽，要么从未存在过，那么政府就必须作为资源的分配者，来实现上述生存目标。这在二战后的德、日和遭受战争蹂躏的国家是普遍的做法。在非洲新独立的原殖民地也都采取了这种做法。也就是说，在市场机制不存在时，政府分配资源的方式在满足人类最基本生存需要方面在这时是最有效率的，因而政府的经济控制力也最大。

在战后的西欧，也曾盛行过国有化的做法。比如具有社会民主传统的法国在本世纪有三次重大的国有化运动，七十年代后期的国有化运动登峰造极。法国政府在密特朗执政期间，通过国有化运动控制了工业企业营业额的40%，出口的34.6%，投资额的23%，在历经多次私有化运动以后，法国国有企业仍雇佣了全部非农业劳动力的23%，创造了28%的增加值，40%的投资，30%的出口，连具有自由主义传统的英国也分别在40年代末和70年代两次掀起国有化高潮。

法国大规模国有化的根源一方面有社会民主传统和中央集权的传统，另一方面和自由主义的英国一样：国内资本市场运作与政府经济目标背离。法国在二战中作为主要战场，英国也遭受纳粹的狂轰滥炸，基础设施破坏严重，因而不约而同地在战后马歇尔计划实行时，大规模地建设国有企业，而且都集中在基础设施方面。其经济学上的理由已经分析过了。在七十年代，随着新技术革命的开始，原来的基础设施已经不再适应经济的需要。在当时固定利率和固定汇率的约束下，私人资本认为投资到基础设施中去所承担的巨大风险无法得到补偿，于是私人资本对基础设施不感兴趣，纷纷进入欧洲资本市场或进入当时的拉美国家以获取高额回报。因此，由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缺陷，英法两国在提高经济竞争力的基础设施方面由市场引致的投资不足。私人资本的利益与政府自认所代表的国家利益产生了矛盾。实际上这是一个公共产品融资的问题。很显然这可以由政府来为之融资。但是由于在欧洲资本市场上的收益率与投入到基础设施中的经风险调整的预期收益率的差别是如此之大，即使加上政府补贴，也不能说服足够多的私人资本进入基础设施投资。于是只能由政府亲自出马，设立国有企业。当然政府在基础设施方面设立国有企业的原因不完全是由于私人资本回避这些领域，尽管这是政府在此领域设立国有企业的充分条件。从维持和提高经济竞争力的角度，基础设施领域所提供的商品和服务应该是在满足一定标准后价格尽量低的。但是在这些领域，由于技术上的特性，企业具有自然垄断的特征。私人资本一旦进入了，就会利用这种优势，来取得高额利润。也就是说，政府对这些领域必须进行管制的事实使这些行业的风险调整后的预期收收益很低。这才是私人资本回避的主要原因。进一步分析为什么政府要管制这些领域。形成垄断并不是政府进行干预的充分条件。全世界的邮政都是垄断，在美国和欧盟，民用飞机制造现在也是这样，而政府并不动用反垄断法去攻击这些现象。究其原因是因为基础设施和高技术领域对经济作用不一样。比如电力、煤气、自来水、污水处理等基础设施，如果听任它们充分发挥其垄断优势，那么社会生产的一个很大的份额将落入这些领域。但这些领域的产品和服务是无收入弹性的，而且本身也不会有太大的发展。其产品和服务品种单一，质量标准稳定。实际上，在西方，煤气、供水、电力标准在过去一百多年没有太大的变化。把社会增加值一个很大的份额交给这种没有发展前景的产业，从经济的持续发展来看显然不是有效率的。因此政府必须管制使之只能刚刚能够提供符合标准的产品和服务。当一国资本丰富时，在政府给予适当的优惠时，私人资本也可能愿意进入这些领域。比如美国，资本丰富，利率较低，因而私人资本在这些领域也占有很大的比例（一般超过60%）。相对而言资本稀缺的国家，如欧洲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往往由政府设立国有企业来提供产品和服务。邮政服务由政府提供是同样的道理。一封信函的运输价值是无法与其所承载的社会和个人价值相比的，家书抵万金，谁能说清这些关系呢？正是如此，按商业运作的企业会发现将一件信函送到其目的地的费用却无法通过商业途径回收时，它便会退出这个市场。的确，最初的通信就是按商业规则来进行的。但社会的发展表明，政府必须促进人们之间的交流。通信是一种不可缺少的公共产品，因而政府必须提供之。因此，大家看到信函的运输是政府垄断的，因为没有别的企业会进入这个领域，而包裹的运输却是竞争性的。

即使是在上述情况下，如果信息是对称的，那么政府也可以通过向私人资本提供足够的补贴来引诱之进入这些领域。然而我们却看到这是很难做到的。要提供足够的补贴，那么政府必须就企业所提供的服务（产品）的边际成本、质量和数量进行量化。考虑到这些企业行为的外部性，那么这种计算将更复杂。这样政府很难准确地估计出应支付给企业的补贴。在信息经济学中，委托—问题研究在这种情况下如何使人说真话，但这仅是问题的一方面。考虑到这些领域的投资是专用性的，那一旦投资形成，便成为沉淀成本，投资者要撤出只能蒙受巨大损失。那么在私人资本和政府之间就形成一个二阶段动态博弈。第一阶段私人资本根据政府所承诺的优惠条件和所提出的要求作出投资决策，第二阶段政府根据私人资本的绩效作出对承诺的全部或部分兑现。已如博弈论告知的，在这种博弈中双方的行为将是动态不一致的。比如，给定投资者决定投资，那么由于许多与绩效评估和补贴估计相关的衡量指标难以被第三方所认知，那么政府就有动机通过宣布私人资本绩效不合格而削减对私人资本的补贴。只要补贴加上运营收入能抵消变动成本，私人资本就不得不继续生产。预期到这样的结果，私人资本就不会进入。因此，在诱使私人资本进入沉淀成本巨大的领域时，这种博弈的唯一均衡只能是私人资本不进入和政府不提供补贴，尽管投资者进入和政府提供补贴是帕累托最优的。

由于国有企业在何种条件下必须由政府设立来实现政府的经济目标是如此的重要，我们必须提出一个命题：国有企业合理存在性命题：只有在提供政府重复采购的某种商品所需的投资具有高度资产专用性，而且约束当事人各方的合同是不完备时，才会由政府设立国有企业。即高资产专用性，不完备合同和重复采购是国有企业合理存在的必要条件。但是不满足这三个条件并不是说国有企业不能存在，而是说它的存在是不合乎经济学的效率原理的。

为了从经济学意义上理解这个引理，首先要把政府理解为一个提供公共产品的企业。它是否决定在某个领域建立国有企业就可以理解为政府这个企业是否向这个领域纵向一体化或多角化。

首先资产专用性这个概念不同于专用设备，一台加工螺旋浆的设备是专用设备，但它不一定具有很高的资产专用性。一般来讲，资产专用性是指资产所有者的投资只能通过特定交易所产生的租金回收的这种性质[3]。比如一套被设计专门处理某个矿山的矿石的设备就具有很高的资产专用性。反过来，一台通用型机床就无乎没有资产专用性。一旦具有很高的资产专用性，那么投资者只能期望与这投资相关的特定交易能持续下去。因为他从其他交易中的收益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这部份差异就是经济学中的租金。准确地讲，这就是可掠夺的租金，因为交易另一方可以通过威胁中止交易来迫使投资方接受一个刚够弥补变动成本的价格来获取租金的绝大部分。

合同的不完备性是由于四种交易成本所造成的，一是签约双方不能预见未来的全部情况。二是无法用精确的方式规定未来各方的权责。三是监督契约执行成本很高。四是强制执行契约的成本很高。这是因为由于所涉及问题极复杂的，局外人要花费很大的精力和金钱来了解各方的立场和实际情况，并作出判断：重复购买的含义是自明的。

我们只需证明不满足这三个条件的国有企业的存在是不合乎经济学效率原理的，即此时政府可以采用市场方式来更有效地实现同样的目标。

实际上前面我们已经多角度来论述了这个命题。现在只须从定义之间的内在联系加以说明。根据资产专用性的定义，当投资不是资产专用性的，投资者可以从其他交易中获益并收回投资。因而该交易存在竞争性交易，那么存在着一个竞争性市场。那么显然政府作为某项产品或服务的购买者将面临相互竞争的供给方，因而除非政府具有特殊的技术使它能以更低的成本、更好的质量自行生产此项服务或产品，否则政府应该从市场上采购。然而如果政府有更好的技术，那么它不向社会提供此项产品或服务，就是损害了社会福利。假设政府拥有这样的技术，那么政府应该纵向一体化。那么除非是规模效益递减的，提供此项服务或产品的国有企业将或者垄断市场，或者与私人资本竞争。如果是垄断，那么政府应该动用反垄断法来起诉该国有企业。如果是国有企业和私人资本并存，只向国有企业采购则违反不正当竞争法，同样应受到制裁。如果政府同时向国有企业和私有企业采购，说明即使完全由私有企业来供应也不会形成供方垄断。因此，只要不存在资产专用性，就没有国有企业合理存在的必要性。

如果不存在不完备合同，那么私人资本的所作所为都是可以合理地测度的，那么政府可以准确计算出应给予的补贴，政府因而也无正当理由必须设立国有企业来提供此项产品。

如果不存在重复购买，那么显然更没有正当理由设立国有企业来一次性生产这种产品。

必须注意的是，这三个条件仅仅是必要条件，即使满足了这三个条件也不一定就必须设立国有企业。美国军火工业所提供的产品和服务满足这三个条件，但美国政府采用的是长期契约而不是纵向一体化来提供这种产品，这并没有影响到美国国防。

至此我们已经研究了三个问题：

1、为什么政府要设立国有企业？

2、为达到同样的目的，政府是否有其他途径？

3、在什么条件下，政府必须创立国有企业来到达既定目标既然在一定条件下国有企业是政府控制经济的工具，那么就必须回答两个问题：

1、政府如何才能控制国有企业？

2、通过国有企业控制经济的效果如何？

对这两个问题的研究应分成两种情况，一种是在国有企业按前面所定义的合理方式存在时；另一种是国有企业被过多地设置时。如果国有企业合理地存在，那么按定义，政府要实现的目标只能由国有企业来实现，因而就无从谈起控制效果的好坏。这时的判别准则只能是政府提出绝对的标准。这就是说在讨论通过国有企业控制经济的效果好坏时，是在各选择中进行比较的结果，因而只有在国有企业被过多设立时方能有意义。可以清楚地看到政府对国有企业的控制和通过国有企业对经济控制的效果之间是密切相关的，因此对这两个问题的分析是相互联系的。为此，从过多国有企业设立的经济后果开始分析。

国有企业的设立首先是融资问题。从资金来源看只有两种，一是由财政拨款，或发行国债筹资。二是由政府直接贷款或是由政府担保国有企业组建机构获得贷款。即使由财政拨款建立的国有企业在进入营运后，也要依靠银行贷款作为周转资金。因此一旦开始建设新的国有企业，那么一方面公共支出增加，另一方面银行信贷也增加。根据内生货币和外生货币理论，以财政拨款或国债融资建立的国有企业，它的融资是以政府的征税权力为抵押的，只不过是收入在不同阶层和不同时间的重新分配。这种国有企业因而可以被称作内生的。根据实际经济周期理论，这时存在“李嘉图等价”，对经济的冲击将是微小的。这就是说，如果政府建立内生型国有企业，而且这些国有企业具有平均水平的效率，那么对经济的冲击在储蓄率、利率和产出方面是很微小的。显然，如果政府设立这种国有企业，它对经济的控制不会比市场做得更好。当然如果国有企业具有更高的技术水平和管理效率，那么的确会提升经济的增长。但只有在市场很不完善时才能做到这一点，否则没有理由私人资本为什么不采用同样先进的技术和管理。这也指出了国有企业合理的分布。即在私人资本无法从事的大规模、高技术领域。比如政府认为为它需要一座年产40万吨乙烯的化工企业。但是就大陆当前的实际情况，私人资本是无力提供的，于是只能由政府来提供。这样政府就可以提升经济增长。但问题是政府应该努力培育私人资本，使之在复杂的经济建设方面越来越有能力自主，而不是采取压制私人资本，以保持自己的独尊地位。对于经济建设，这种武大郎心态是不行的。

更多的国有企业是靠贷款或增发货币来建成的。那么这种做法就是将资源从那些不能相应提高自己资源价格的弱势集团掠夺过来，比如那些依靠养老金生活的人们。通过这种方式建立的国有企业我们称之为外生性的。显然外生性国有企业是通胀性的。首先外生型国有企业的规模只受信贷规模，最终只受中央银行贷币供给限制。而大力发展国有企业的都是发展中经济，其银行体系是国有的，或受政府直接控制的，因而创立国有企业的冲动往往导致政治压力膨胀，使中央银行贷币政策松动。其次贷款建国有企业有群动效应。一旦政府开始使用贷款兴建国有企业，那么各方面都会努力证明自己项目的重要性，纷纷抢夺信贷资源。大量的项目同时开工，必然对经济造成通胀压力，尤其是通胀的预期压力攀升更快，从而增加经济的不稳定性。

下面分析在外生型国有企业丛生的环境中的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效果。按定义，外生型国有企业的负债率高于平均水平。即使外生型国有企业的负债中很大比例是长期贷款，但它们总是要偿本付息的。一旦政府被迫实施紧缩的货币政策（比如出现了恶性的通货膨胀或国际收支赤字），那么国有企业的短期融资成本显然上升。这一方面减少了营业收入中可以用来偿还长期负债本金和利息的部分。这是因为企业需要短期融资来提供周转资金；另一方面，紧缩的货币政策将从总体上减少支出，这将导致国有企业营业收入的增幅下降，甚至使之绝对下降。显然，除非政府对外生型国有企业注入资本，那么外生型国有企业的负债率将在紧缩的货币政策下上升。如果政府因为政治原因不允许国有企业破产，那么它就必须为外生型国有企业的亏损融资。但是政府之所以建立外生型国有企业，是因为它缺少足够的财政收入来为之融资，因而对国有企业的这种补贴显然也不可能主要由财政支出来融资。因而政府要么利用国债融资，要么放弃紧缩的货币政策，用通货膨胀来融资。在用国债融资的情况下，政府必须用更高的利率（紧缩的货币政策意味着更高的利率）来发行国债，这样将进一步减少私人资本的投资愿望。即使购买国债的居民有正的财富效应，私人支出也要下降。注意到政府的任何一种为国有企业亏损融资的方式都是收入再分配，即政府把不小于亏损的那部分收入分配给了与国有企业亏损直接相关的群体。事实表明国有企业的亏损是导致少数居民富裕的原因之一，那么采用补贴亏损的方式显然将违背政府实现收入公平分配的目标，除非它宣布它是为少数人谋利的。如果这部份人用获得的补贴来购买政府国债，那么他们将有正的财富效应，这是因为首先这部份人所用来购买国债的正是所分到的国有企业亏损。其次，日后这些国债的偿还将由全社会的纳税人来支付，因此这部份人将更富裕。相应地另外的人将更贫穷。这部分人所占人口的比例低，而且从一个社会角度来看，其支出占社会总支出的比例也不应该超过其它人的，否则这个社会就是在制造和维护两极分化而且是毫不掩饰，那么建立国有企业就是为实现这种目标。但是我们不认为讨论这种政府的经济控制力是有意义的。如果我们将讨论限制在一个受其公民支持的民主政府上，那么外生型国有企业显然将在紧缩的货币政策下背离其原先的目标。在膨胀性的货币政策下，将有更多的外生型国有企业被设立，从而要求更猛烈的膨胀性货币政策，显然这是不可选的。因此，货币政策在丛生的外生型国有企业是失控的。通过财政政策的控制力在这种情况下也将大大削弱，给定外生型国有企业丛生的条件，政府的公共支出的自由空间会很少。这是因为，如果政府可以自由地增加其支出，那么在上述分析的结果下，政府没有理由不增加对国有企业的资本注入。假设政府突然有能力增加其支出，可能性有二：一是政府获得国外援助。二是政府增强了税收征管，使在名义税率不变情况下，税收可大大增加，而且还假设政府并不将新增收入注入外生型国有企业以增加其资本。

对于政府加强税收这一种情况下，显然实际税率将上升。一般而言，这将使那些无法再逃避税收而且处于边际的企业退出，这当然会包括一些外生型国有企业。如果政府不允许这些企业破产，那么就必须对这些亏损企业进行补贴。这自然会降低公开支出增加的刺激作用。若政府允许这些国有企业破产，情况则比致复杂。首先，公共支出增加是由于实际税收增加，那么私人的可支配收入下降，从而使消费减少，进而使投资减少。即使消费者消费惯性使消费不变，那么可支配收入的下降必然使储蓄下降，同样也会使投资减少。公共支出增加无非会有两个后果，一是政府规模扩大，雇佣更多的劳动力，这将增加消费支出。另一方面增加投资，创造更多的国有企业。一方面一部份企业由于实际税率的增加而破产，使产出下降，另一方面消费加投资增加，将提高现有生产能力的利用率。假设总产出增加。这时中央银行面临两难选择：如果不放松银根，那么生产的扩大对流动资金的需求增量将推高利率，这将使那些以借款为基础的外生型企业陷入破产从而使经济陷入衰退。另一方面，如果放松银根，则将进一步扩大投资和消费需求，从而使经济进入通胀螺旋中。如果税收的增加导致总产出下降，这更说明财政政策失效。当然，在实践中会存在一个恰到好处的方法，但是这的确是一个非常危险的钢丝杂技。

突如其来的经济援助不太现实，因而本文不再分析其后果。

至于政府对国有企业的有效控制问题，实质是建立每个人对自己行为负责的制度问题（Account—ability）。从结构的表面来看，政府拥有国有企业和市场经济中机构投资者拥有企业的股份一样。机构投资者对最终投资者只有达不到最终投资者的要求就走人的权利，但是由于政府拥有合法的暴力，如果没有形成社会契约，政府不会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国有企业就可能成为自在之物，或者只是政府的企业。

[1]G·J·施蒂格勒《规模经济、产业组织和政府管制》潘振民译P38—P67上海三联书店（1996）。

控制力范文篇7

关键词：资金统收统支预算财务控制

民营企业如何实现财务集中，提高集团的控制力，使集团的财务收支预算得到有效的贯彻落实，减少跑冒滴漏，保证资金安全，提高资金运营效益，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山东爱书人音像图书（集团）有限公司是一家经营正版音像制品的民营企业，其下辖6个分（子）公司，在财务控制上也曾一度走人失控的误区，引起混乱。针对这种境况，爱书人痛定思痛，制定了一系列财务控制的措施，贯彻落实后，起到了良好的效果。现将该集团在资金控制上的一些做法推荐给各位同仁，希望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一、集团所有资金实行收支分离

该集团要求，集团及其分（子）公司的一切收入和支出都必须分开核算和管理，严格实行收支两条线，不允许收支合并使用。对收入和支出分别设置银行账户进行管理：

1、设置专门的银行账户，接受集团及其分（子）公司的一切收入款项。集团财务中心选择了一家服务较好的银行作为合作伙伴，并以该行为依托，建立起一个安全、快捷的资金调度网络。集团总部在其所在地银行开设了接受其自身和各分（子）公司汇（存）款的专门收入账户。规定该账户只用于资金的统一调拨，不能作日常的资金支出。总部还以集团公司的名义在各分（子）公司所在地的集团总部选定的同一银行设立专门的收款账户。

2、设置专门的付款账户。集团财务中心和各分（子）公司财务部均在集团及其分（子）公司所在地设立了资金支出账户，专门用于费用等资金的支出。要求任何收入均不得存（汇）入该账户。集团总部和各分（子）公司只允许保留一个费用支出账户。

二、收入账户的使用与管理

1、集团收入账户的使用与管理。集团收入专户接受其自身和分（子）公司汇入的销售收入及其他来源的资金。该户同时担负集团资金的调拨任务。

集团总部的银行收入专户指定专人负责。该专户的银行支款票据由指定的人员负责保管，有关印鉴由财务总监和出纳人员分别掌管。

资金调拨的依据是资金和费用预算。该收入专户划拨出去的一切资金均需有经董事长和财务总监共同签字的“资金调拨单”。无此两人签字的“资金调拨单”，账户专管员一律不得从该专户向外划拨资金。

资金调拨的内容：1）根据预算定期向总部、各分（子）公司预拨的各种费用；2）根据预算向供货商支付的货款；3）集团不动产的购置支付；4）对外投资；5）归还银行借款；6）其他重大支出。

2、集团设在各分（子）公司所在地收入专户的使用与管理。各分（子）公司的一切收入和其他来源的资金都必须直接存（汇）入该账户，不得截留和隐瞒。对销售和其他来源的现金收入，应于当日全部存入该账户，对通过银行结算的，要事先通知客户将收款单位改为集团总部，并告知客户收入专户及其账号，要求客户直接将货款汇入总部在各分（子）公司所在地设立的账户。

该账户由各分（子）公司财务经理管理。总部选择一种合适的资金划拨方式，其结算凭证由分（子）公司财务经理领取，作为向总部划拨资金的唯一工具。该资金划拨（结算）凭证，在分（子）公司财务经理领用前，应事先在收款单位及相关栏目填制好集团的名称、开户银行及账号。要求分（子）公司财务经理每5天向总部收入专用账户解交一次资金。

三、支出账户的使用与管理

支出账户仅限于预算内费用的支出和经批准的因公借款支出。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使用该账户截留收入。该账户的资金来源是集团财务中心根据资金和费用预算，定期预拨的费用资金。根据集团的实际和预算方案，集团财务中心每旬向专用付款账户预拨一次资金。如果分（子）公司的费用预算超支，则根据预算审批程序事先提出追加预算的方案，经批准后再根据预算安排追拨资金。该种账户分别由出纳人员和集团的财务总监、分（子）公司的财务经理共同控制管理。

四、费用的支出规范

集团总部的费用支出，一律严格按《财务报销与借款管理规定》执行。

分（子）公司费用支出除严格执行《财务报销与借款管理规定》外，还必须执行如下规范：

1、分（子）公司总经理和财务经理在预算范围内有权直接签批如下费用支出：

1）工资性支出；2）招待费支出；3）水电费支出；4）电话费支出；5）运杂费支出；6）会务费支出；7）租赁费支出；8）生活费支出；9）零星办公支出；10）差旅费支出11）各种税款。要求不再在费用科目中设置概念模糊的“其他费用”子目。如果有现行子目中无法核算的内容，应按程序进行审批，并在财务报告中单独进行披露。

2、集团总部代分（子）公司支付现金的费用。下列物品由集团办公室集中采购，根据各分子公司的需要（预算）定期发放；下列劳务由集团办公室集中招标确定供方单位，根据预算安排统一提供，并由总部统一集中结算：

1）微机耗材；2）大宗办公用品；3）通用的低值易耗品；4）促销用品；5）印刷制品；6）总部代办的广告费；7）汽车的大中性修理费；8）固定资产购置；9）保险费支出；10）招待用品，如烟酒等；11）其他由集团统一办理的事项。

集团办公室应根据本规定，制定物品（劳务）采购细目、标准、方案以及分发办法。

五、其他资金支出的管理。

严格控制总部及分（子）公司预算外的一切支出。不允许因私借款。允许借款的事项包括：

1）因公出差；2）合约规定带款的采购；3）到集贸市场采购物资；4）购置办公用品或低值易耗品；5）其他因公必须带款事项。

以上借款集团财务总监和分（子）公司财务经理应按最低需要进行核准。

六、有关帐务处理

1、各分（子）公司收到销售货款并存入分（子）公司所在地总部账户后，应开具“内部转账会签单”注明“货款（或xx资金）由总部统收”一联转总部，一联自留作帐务处理。相关会计分录如下（单独设置“集团内部往来”一级科目）：

1）分（子）公司：

借：集团内部往来――总部贷：销售收入、预收货款、其他应付款等2）总部收到分（子）公司转来的收款“内部转账会签单”后：

借：银行存款――xx公司贷：集团内部往来――xx公司总部财务中心，根据分（子）公司设置银行存款明细帐（微机帐）。

有关银行收款的“内部转账会签单”，各分（子）公司财务部门应通过集团特快专递网络及时发往总部财务中心进行帐务处理。

2、要求各分（子）公司对分管的总部银行账户及相应的收支事项，代总部设置银行存款日记帐进行序时明细核算，其记账依据为银行进帐单和“内部转账会签单”等。该帐及相关的原始、记账凭证、银行对帐单等会计资料应于每月月末全部报总部财务中心，财务中心应指定专人负责核对和管理该帐务资料。要求专管会计人员将银行对帐单与代记的银行明细帐以及总部的银行存款明细帐进行核对，无误后将银行日记帐退给相应公司财务，继续代总部记账，到年末该帐收回总部。有关银行收支凭证、对帐单等会计资料总部留存并专门保管。

控制力范文篇8

[关键词]安全管理；控制力；创新力

一、安全管理控制力

控制力是系统结构中一种力的分类和定位，说明系统结构中的各种力量发挥作用时对系统整体或其它力量的影响力度。安全管理控制力则指在安全管理活动中，运用法律、法规、惯例、社会伦理、技术和文化等规制，影响和规范安全管理系统运行方向和频率的各种力量，即能够按照客观规律的要求，使决策的制定与实施动态地符合主客观情况，实现安全管理预期目标的能力。当前社会经济活动中，致使安全生产事故频发的主要原因——安全管理控制力缺失，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政府规制失效，责任缺失。安全法规、制度、技术标准等是客观规律、经验与教训的总结，从国家到企业各个层次都制定了相关政策、法规、条例、标准等来保证安全生产。然而，目前各类重大生产事故时有发生，直接说明政府安全规制流于形式或者无效，在安全管理领域政府责任是缺失的。

2.安全投入不足，技术设备老化。生产组织的技术支撑与投入严重不足，是导致安全生产事故频发的直接原因。安全事故的本质实际上就是技术风险。一方面，在竞争力低下或产权界定不清、利益朝不保夕的情况下，生产组织是无法产生充分的动力去满足安全生产的基本要求的，不会为安全生产进行长期技术设备投资，反而会尽量压缩在安全生产方面的投入，对落后、老化设备不会及时进行淘汰更新，以高风险的运行环境和匮乏的安全保障来谋取高额利润，生产事故的发生就成为必然。另一方面，随着生产工艺和技术的不断进步，危险源和安全隐患也呈现多样性与复杂性，实施安全管理控制就需要具有相应的技术含量。因此，不增加安全投入、不更新技术装备势必会造成管理水平低下，最终导致安全事故失控。

3.作业人员安全技术素质偏低。作业人员安全技术素质的高低对防范安全生产事故风险具有重要作用。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我国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与经济高速发展不相适应，资源相对匮乏的传统产业工人，都在为生存而奋斗，尤其是农民在劳动力剩余的情况下，就会走出“农门”，跳进一些工矿企业充当“脏累差重”活儿的重要承担者，同时也成为安全生产事故的主要牺牲者。社会经济体制的改革，就业结构的变迁，使得生产的主体都是由技术素质、思想素质、文化水平、安全意识低下的农民工、外来工、临时工来承担。同时，生产组织也不愿意为他们的安全技术和文化水平的教育培训支付安全成本。导致作业人员素质低下，安全管理难度加大，违规违章作业比比皆是，安全事故频频发生。

4.安全文化缺乏效力。“安全文化”概念是20世纪80年代国际原子能机构在前苏联切尔诺贝利核电站核泄漏事故评估报告中首次提出，1992年被引入我国。是指企业员工在长期的生产、生活过程中逐步培育形成的并且为全体员工普遍认可和共同遵守的安全价值观念、安全行为准则、团体意识、工作作风及思维方式的总和。

综上所述，要防范安全事故风险，必须改善并提高这几方面的控制力，通过创新激发潜在的创新力来防止控制力失控，使控制力随着创新力的提高而得到不断增强。

二、安全管理创新力

安全管理创新力是安全管理系统内部整合力的源泉，是指把系统中各种要素资源进行有效的内在变革，从而提高其内在素质，确保社会经济能够安全、高效、有序运行的能力。安全管理创新力主要体现在安全制度创新、安全技术创新、安全技能培训创新及安全文化创新方面。

1.安全制度创新。全面整合、建立和完善安全管理法律法规，避免法律法规之间相矛盾，重塑安全管理规制机制。坚持权力与责任共同授予的原则，解决政府间利益分享问题，保证规制机构和人员的独立性，防止各级政府、安全规制机构和人员与生产组织间的利益分享和勾结。建立“国家监察，地方监管，组织负责，群众监督”的安全监管体系与制度；建立软性道德调节与刚性法律调节相结合、行政法律追究与社会追究相结合的责任追究制度，确保安全管理规制效果。激发并调动安全管理人员及作业人员防范安全事故风险的积极性与创造性，建立健全安全管理制度、标准和规范，从制度上加强安全管理创新力建设，增强安全管理控制力。

2.安全技术创新。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生产的规模、工艺、自动化程度、材料的不断变化与发展导致危险源和隐患呈现多样性与复杂性，事故模式不断翻新，灾害规模不断扩大，灾难性后果日益严重。因此，要实现生产过程的本质安全化，必须依靠技术进步，针对生产工艺过程及特点进行安全技术和新的生产工艺研究，努力提高安全技术的装备水平和生产工艺水平，构建安全信息网络，采用专家系统、模糊智能控制技术等预测并识别危险源，不断改进与完善监控预警系统，预防和控制事故发生。因此，安全技术尤其是监控预警技术必须与生产技术、设备同步或优先发展，增强安全管理的控制力，有效防范安全事故风险。

3.安全技能培训创新。严格遵守操作规程，杜绝违章作业行为，提高作业人员的业务能力和工作责任感，是防范控制安全事故风险的重要手段。只有通过安全技能培训创新，使创新的技能和意识能够随着生产的发展而不断得到提高，从整体上提高作业人员的安全技能和安全意识，激发职工遵章守纪的自觉性，消除职工在安全生产上的麻痹大意思想和侥幸心理，确实把安全生产放在第一位，从而为保障安全奠定良好基础，使安全管理控制有效。

4.安全文化创新。思想控制行为，行为导致结果，安全文化建设以提高人的安全思想、意识来规范人的行为，以期达到安全生产的目的。安全文化建设通过对生命意义的领悟和安全价值的认知，使全体员工在安全观念、目标、行为准则方面保持一致，形成心理认同的整体力量，就会表现出强大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在安全文化建设中只有不断创新，才能真正发挥安全文化的导向、激励、凝聚、规范等功能。

安全管理创新力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孤立地只重视某一个方面，而忽视其他方面，不可能形成真正的创新力。只有充分发挥各个部分之间的协作效应，才能从整体上形成有效的创新力，及时纠正并弥补控制力不足的状况，实现安全管理。

三、安全管理控制力与创新力的关系

1.从控制力与创新力的相互作用方式来看，二者具有因果负反馈关系。在安全生产系统中，生产事故之所以频繁发生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安全管理上的缺陷。现实中，安全管理缺乏有效的控制力使生产事故不断发生，而导致控制力不足的真正根源是安全管理缺乏创新力，它们之间是链条型因果关系。同时，在安全管理中，控制力缺失能激发其潜在创新能力，提供管理创新的初始动力；而创新力的提高也能给管理提供新的控制方式，进一步加强控制力，从而使安全管理的控制力呈现螺旋式上升趋势。控制能力的增强能够更好地确保系统安全运行的效果，使控制力与安全管理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小，这种使控制能力不断积累夸大，逐步缩小系统目标差的过程又具有负反馈的特性。由此，安全管理创新力与控制力是因果负反馈关系。

2.从系统动力观来看，安全管理创新力与控制力是源动力和外动力关系。任何系统的运行都必须有源动力驱使和外动力支持。安全生产作为一项系统工程，要能够正常良好地运行，既要充分发挥源动力的推动与促进作用，又要充分依靠外动力的支持。一般来说，源动力位于系统的内部，居于最核心的位置，具有潜在性、隐蔽性，不容易被挖掘和感知。外动力虽然不像源动力那样难以挖掘和感知，但是也不是轻而易举就可以发现并被利用的，它是通过对一系列相关事物外在的表象的特征进行详细总结，找出共性及规律性，进而才能够最终认定。外动力直接作用于事物，是源动力发挥作用的媒介与通道；而源动力是事物发展壮大的本质所在，为事物不断前进提供初始动力。

3.从力的角度分析，安全管理创新力与控制力又具有内外力关系。从创新力与控制力的源动力与外动力出发，创新力又可以看作是内力，而控制力则是外力。

在安全管理这个大系统内，存在着控制与创新两个子系统，其中创新系统位于最里层，外层是控制系统。通常情况下，控制力与创新力分别在各自的空间内朝预期的方向运行。由于控制系统的设置及运作并不是天衣无缝，绝对完美的，所以总会存在这样或那样的缺陷，这些缺陷就成为控制平台上的缺口(这里假定创新系统与控制系统的交界处为控制平台)。在控制平台上，只要有缺口存在，生产事故就有可能随时发生。要弥补控制力缺口，确保安全生产，就要充分发挥系统中的源动力作用，使创新力在系统内加速运动，能够及时识别并跟踪控制系统存在的缺口，当缺口确定之时，创新力与控制力就会汇集于同一方向，从而找到问题所在。这时，创新系统根据存在的具体问题来加强自身创新力建设，从而能够及时采取有效措施改善并提高控制系统，弥合控制缺口，优化控制平台，进一步提高控制力。如此循环往复，最终使创新力与控制力不断得到增强，控制力缺口越来越少，最终达到安全生产。从以上分析中可以看出，内力是根本，外力是条件；内力通过外力爆发出去，外力通过内力得到支持。即控制力是安全生产的充分条件，而创新力是安全生产的必要条件，两力的有效整合可以增强系统安全运行的效果。在两力的整合过程中，它们是同一过程的不同阶段，二者是前承后续一脉相承的统一体。也就是创新力是内力，是根本；控制力是外力，是条件，两力的有机协调促使安全系统不断优化。安全管理就是在这两种力量的共同作用下，呈波浪式前进，螺旋式上升。

四、安全管理控制力与创新力协调统一的途径和方式

安全管理控制力与创新力不是一对非此即彼或此消彼长、一强一弱的矛盾关系，而是同一问题的两个密不可分的阶段，它们相互激发、相互促进，共同提高。控制力与创新力的双重不足导致生产事故不断发生，但随着二者的相互增强与提高，生产事故又可得到避免，也就是在控制力与创新力呈螺旋式上升的过程中，控制力与创新力得到有效的统一。

1.建立和完善授权与责任、监督体系，为两力协调统一提供平台。目前在安全管理工作中，一方面权限过于集中，导致决策链太长，在突发、紧急事件面前，现场作业人员由于无权决策而延误事故处理的最佳时机；另一方面责任体系极不完善，责任模糊不清，出问题后的责任追究具有随意性。因此，必须建立和完善授权、责任与监督体系，实现安全管理创新力与控制力的动态统一。首先，授权就是把权限制度化之后转移给别人，它赋予受权人在一定权限范围内创新的能力。由于受权人的权力是有限的，因而授权本身就解决了创新力和控制力有机结合的问题。其次，建立与授权相配套的责任管理体系，又会大大增强控制力的有效性。第三，是建立和完善监督机制，增强对各级管理人员的约束力和控制力。

2.树立科学安全观，为两力协调统一提供思想保障。科学安全观是安全文化的重要组成，是人们对安全管理的认识和行为规范总和。包括安全理念、安全制度文化、安全设施与环境等。要用新的安全理念指导安全管理与实践，规范安全管理控制力的建设，增强安全管理的责任感及持久的驱动力，把握安全管理主动权，实现安全控制的目标和效果，正确处理安全、效益、质量和发展的矛盾，通过制度约束、机制激励和素质提升等创新手段，激发创新意识，增强安全管理创新力，完善安全管理标准和制度，把“以人为本”的理念落实到了安全管理的全过程，实现安全管理控制力与创新力的协调发展，防范安全事故风险。

3.挖掘创新源，为两力协调统一提供动力支持。创新力是安全管理系统的源动力，而创新力要充分发挥其效力，就离不开创新源的支持。创新源是产生创新力的源泉，是滋生、孕育创新力的摇篮，为创新力的发展壮大提供有利条件。它与制度、技术、材料、工艺及人力资源等密切相关，是各种资源相互整合、共同作用的结果。要根据安全管理系统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安全管理控制力缺失的具体表现，针对其主要方面进行资源整合，形成具有实际意义的创新源。通过挖掘与塑造创新源为创新活动提供动力支持，形成具有竞争优势的创新力，进而增强控制力。

4.善于利用控制缺陷，为两力协调统一提供新的增长空间。由于安全事故具有灾难性后果，所以我们一直以避免安全事故为目标，但安全生产系统不可能绝对完美地运行，安全事故也就不可能完全避免。“福兮祸之所伏，祸兮福之所倚”，安全事故在带来灾难的同时也促使我们不断改进与完善安全生产系统。因此，对于安全生产事故，在有效控制和防范的同时，还要善于经营与利用，从损失中发现潜在收益，充分利用控制缺陷进一步激发创新潜力，不断完善安全生产系统，促进安全生产的良性循环。正确看待并合理利用安全事故所反映的控制缺陷，不但能够激发创新力，而且能够更好地增强控制力，为两力的增强和协调统一提供新的空间。

安全，是社会发展和经济建设的永恒主题，而安全管理控制力与创新力的相互促进并达到协调统一是防范安全事故的有效途径。

参考文献：

[1]戴行信，王友顺.企业灾害风险管理[M].石家庄：河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9.

控制力范文篇9

XX省质量技术监督局党组在深入学习科学发展观的一系列理论基础上，面对世界经济全球化以及科技迅猛发展的趋势，面对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完善过程中出现的新情况，面对质量技术监督工作在促进国民经济健康发展和保障人民群众健康安全等诸多方面出现的新课题，结合职能和事业发展，对质量技术监督部门如何发挥好职能作用进行了深入的调研，总结出提高产品质量控制力是践行科学发展观，有效履行质量技术监督部门的职能的主功方向。

一、XX省产品质量总体状况

“九五”“*”和“*”期间,XX省委、省政府相继做出了“二次创业”，“富民强省”“快发展大发展”的战略目标，全面推动质量工作深入开展，产品质量水平大幅度提高。定期监督检验合格率由1996年的68．4%上升到20*年的86．7%，提高了18．3个百分点。这得益于各级政府的政策引导，也得益于企业对质量工作重视程度的加强。

从质量状况调查总体来评价，企业领导的质量意识普遍增强，全员的质量观念逐步形成。企业的高层管理者都能亲自抓质量工作，直接参与制定质量方针、目标，能坚持质量第一的方针，把产品质量、服务质量和质量管理工作放在企业经营活动的首位，坚持以顾客满意为中心，正确处理质量与产量，质量与成本的关系。

质量管理人员素质普遍提高。从1996年到20*年底，共培训质量管理人员4万余人，培训考前质量管理工程师5000余人。质量管理小组（QC）活动在企业中蔚然成风，并且取得了丰硕成果。十几年来全省企业上万个质量管理小组（QC）获部级优秀QC小组成果奖140多个（省级1800多个），获国家质量效益型企业67家，省级810余家。

实施名牌战略取得突破进展。过硬的产品质量是名牌赢得市场的根本，不断创新是名牌取胜的关键。目前，全省有33家企业的39个产品获中国名牌产品称号，占全省预算内工业企业销售收入14.3%，在有效期内的省名牌产品339个，占全省预算内工业企业销售收入32.2%；全省获得过XX省质量管理奖称号的企业有47户，这些企业和产品对XX省经济发展起到了很好的拉动作用。

标准、计量、认证认可等技术基础性工作得到进一步夯实。围绕XX省经济发展的需要，结合质量兴企和质量立市工作，标准化、计量等技术基础工作得到加强。建立了标准体系和检验检测体系并随着社会经济建设的需要不断完善，农业标准化的推广在我省农业强省建设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功，计量工作稳步推进，计量在节能减排中的作用进一步发挥出来。认证认可活动受到企业的欢迎，认证市场得到进一步规范，与国际接轨的有机认证等认证认可行为和企业提高我省产品的质量竞争力。

社会质量环境明显改善。抓住机遇，迎接挑战，牢固树立“质量第一”的观点，以质量求生存，以效益求发展已经成为龙江企业的共识，他们面向市场，“以人为本”，以满足用户和消费者的需要为目标。多数企业把质量工作放在突出的位置上，建立健全从产品设计到售后服务全过程的质量保证体系和责任制度。在用人和分配上，把工资晋级、资金发放、各种荣誉称号等向为提高质量做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倾斜，形成质量振兴，人人有责的氛围。他们建立质量改进机制。围绕产品竞争的需要，制定产品质量发展目标，不断提高标准化、计量技术基础工作水平。建立创新机制。增加技术创新和更新换代能力，不断开发市场需要、科技含量高、附加值大的新产品。在新产品的适用性、可靠性、安全性方面同国际惯例接轨，达到或接近国际先进水平。

质量诚信体系建设方兴未艾。按照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和国家质检总局的要求，我局较好地完成了初步建立企业档案工作。在全省初步建立了20038个企业的质量档案并实现了动态监管，本着科学、公平、公正、高效并且不给企业增加负担的原则，根据企业在质量管理、名牌评定、质量监督与免检、标准、计量、认证管理等方面表现记载情况。按照省委、省政府的要求，全面开展了打造“诚信龙江”活动，质量诚信体系建设作为“诚信龙江”的组成部分全面推开工作。

二、XX省产品质量监管面临的主要问题

反思十几年来的质量监督工作，在取得卓有成效的佳绩的同时，也存在诸多不适应市场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需要的问题，改革的步子不快，创新的方法不多，有许多问题限制了质监职能的履行和作用的发挥。如，多年的监督检验都是在生产企业和商家的成品中抽样，检验周期长，报告出具不及时，无论对守法经营的企业的合法经营还是打击制售假冒伪劣产品的不法行为都十分不利，这样的监督只是事后监督，对从源头上提高产品质量只有威慑力而无帮抚力；生产许可证、3C认证、产品及体系认证等市场准入过多地重视审查批准，而忽视证后监管，使入市场企业及产品忽视持续的质量控制，造成部分企业的产品质量下降甚至出现不合格产品；多年来对检验、检测、检定技术机构投入不足，计量体系落后于市场经济的需求；基层执法人员和执法设备短缺，检验机构设置不合理，不能满足地方经济建设的需要，监管还存在空白等。这些问题归结起来是对产品质量的控制力不强，没有形成对产品质量进行全过程控制的工作格局。

三、提高产品质量控制力应着力在以下几个方面强力突破

针对在学习落实科学发展观中查找出来的问题，通过上述分析，结合近年来我省质监系统在加强管理、发挥职能、创新实践中的举措，得出如下结论：

（一）提高产品质量控制力，应提高对食品质量安全的控制力。民以食为天，食品质量安全监管责任重于泰山。提高对食品质量安全的控制力是质监部门首要任务。要完成这项任务，就要提高各类审查的标准和操作规程，严格审查责任，严格发证管理，确保高质量发放生产许可等市场准入证。对未具备建立实验室条件的中小企业，引导他们合建实验室，依托大企业实验室，还可以利用质监部门的实验室，实行委托检验，这样既达到资源共享，又解决企业无力建实验室的问题。对已经获证的企业加强证后监管，对未取得生产许可证的食品生产加工企业，督促具备条件的企业尽快申证，从源头上把好食品质量关。并且，通过采取巡查、回访、年度报告审查和监督抽查等一系列食品质量安全监管长效机制，巩固产品质量和食品安全专项整治行动成果，有效保障消费者合法权益，全面提高质监部门对食品质量安全的控制力。

（二）提高产品质量控制力，应提高对生产全过程的控制力。按照全过程监管的要求，监督企业严把产品设计审查关、原材料进货关、生产过程质量控制关、产品出厂检验关、产品售后服务关，构建从种植养殖到生产加工，到流通销售，到餐饮消费的工业品和食品环环相扣的监管体系。要突出重点产品、重点企业、重点区域，抓好与群众生活关系密切，易出问题的产品，特别是要加强对涉及人身健康和安全产品的监管。要把打假工作与源头监管紧密结合起来，建立监管职责，实行严格的责任追究制度。在做好日常管理工作的基础上，继续完善涉及人身健康和安全的16类产品的生产企业产品质量监管。对全省涉及人身健康和安全产品的生产企业要组织市地局进一步加强监督检查。对监督检查发现存在问题的企业要增加检查频次，把监管职责范围内的所有企业、所有产品、所有环节都纳入质量安全监管范围。

（三）提高产品质量控制力，应提高对采标工作的控制力。对列入强制性产品认证目录内的电线电缆、汽车配件、家用电器、低压电器产品生产企业100%建立质量档案；获证企业生产条件、质量保证体系100%符合强制性产品认证制度有关规定；出现的危及人身健康安全的不合格产品100%召回；获证企业生产的产品抽查合格率提高到90%以上，其中大型企业达到95%以上。与质量监督诚信体系建设相结合，基本解决无证出厂销售的问题，重点区域无证出厂、销售违法行为基本得到杜绝，使依标生产、诚实经营成为企业和社会的自觉行为。

（四）提高产品质量控制力，应提高对社会计量行为的控制力。以新的《节约能源法》实施为契机，积极做好能源计量工作，对全省重点耗能单位能源计量工作开展监督检查，组织开展面向重点耗能企业的节能降耗服务活动，总结推广节能降耗经验；强化民生计量执法力度，突出商品量计量监管，集中抓好与老百姓生活密切相关的米、面等定量包装商品生产企业的监管。重点对医用、涉及公平交易、安全防护等方面计量器具的产品质量开展监督抽查，维护公平交易、保障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安全。进一步做好加油机、出租车计价器、衡器的强制检定工作，在全省范围组织开展强制检定计量器具档案和信息化管理工作。加强对法定计量机构和授权机构的监管和量值比对，提高计量技术机构整体水平。建立完善的计量溯源机制和高水平的检测实验室，清理、修订现行计量检定规程，改革计量技术机构的管理机制，培育计量市场，为企业和社会提供良好的计量校准和检测服务。加大计量技术保障体系建设，加强对高精尖领域计量检定、校准和测试技术的开发研究，提升我省科学计量水平。

（五）提高产品质量控制力，应提高对认证企业的控制力。积极推行政务公开、规范申请受理、严格现场实地核查监管、提高办证效率和质量，加强对获证企业的后续监管。继续抓好十六类产品的建档工作，实行全面动态管理，全面掌握全省工业企业的质量状况,加强分类指导,切实从源头抓好产品质量,推动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工作向法制化、程序化、公开化、效率化方向发展，争取出台《XX省省级发证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办法》。抓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审查员培训。强化企业质量安全的第一责任。落实生产企业对于产品质量的第一责任，强化企业保证质量安全、提高质量水平的意识。引导企业建立质量管理、标准和检验体系，指导、督促企业严格按标准组织生产，切实提高产品质量和食品安全水平。实施企业质量信用等级评价制度。以产品及企业日常监督信息，作为诚信评价的主要内容，建立统一的企业质量信用等级评价体系。

（六）提高产品质量控制力，应提高对特种设备安全的控制力。要坚持以防止、减少事故和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为目标，加强特种设备信息网络化建设，进一步完善动态监管体系，推进动态监管从使用环节向生产源头延伸，力争消灭监管盲区和死角。要按照“突出重点、分类监管”的原则，进一步强化对重点区域、重点场所和重点设备的监管，对特种设备使用登记率、定期检验到位率、持证上岗率和事故结案率等实行量化考核。继续开展起重机械、“土锅炉”、车用气瓶、压力管道、危险化学品、承压罐车、废旧特种设备和大型游乐设施等特种设备的专项整治，不断强化电站锅炉、低温罐箱、客运索道等重点设备的检验工作。开展证后监督抽查，加大对不符合条件的企业和违规企业的查处力度，暂停或撤消其许可证书。推进特种设备安全责任体系建设，完善特种设备安全应急救援预案，建立应急救援专家、救援队伍和救援装备信息库，加强应急预案演练，推广企业应急救援先进经验。努力探索及时发现和有效清除特种设备安全隐患的方法和措施，减少事故发生，提高对特种设备安全的控制力。

（七）提高产品质量控制力，应提高对执法监管一线的控制力。大力推进“两个前移”，将部分检验检测仪器设备以移动式、便携式、车载式前移，部分专业技术人员前移，深入执法一线、进入监管现场，实施现场快速检测、在线检测、前沿服务检测，辅助执法和监管，将实验室检验检测向执法和服务一线战略延伸，使监管职能和检测职能得到有效整合，质监部门优势技术力量在执法一线得到优化配置，逐步探索形成具有鲜明质监行业特色的科学监管模式。充分发挥技术能手和公共安全检测车在一线执法中的作用。

（八）提高产品质量控制力，应提高对产品质量经常性监管的控制力。强化“双重监管”责任制，在实施“三员四图、三进五定、两书一报告、十二查”监管手段基础上，我们配备强有力的检验检测技术人员与执法人员共同承担区域监管责任，充分发挥技术机构和质检人员的技术优势，实现食品监管执法行为和检验检测技术行为的融合，对辖区食品质量安全监管实行“双重”责任制，做到整合监管资源,拓宽监管领域，强化技术手段，提高监管效能。今年，各地市局、县局要全面落实食品安全区域监管双重责任制。要以小作坊整治为突破点,注重对试点单位的指导督导和跟踪问效，帮助解决工作中的难点和问题，积极探索，深入研究，以点带面，全面推进，确保双重责任制得到有效落实。有效解决食品生产加工企业普遍存在的原材料把关不严、滥使用添加非食品原料和食品添加物质、不按标准组织生产、不进行产品出厂检验等问题，切实解决食品生产加工小企业小作坊突出问题，保障广大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

控制力范文篇10

关键词：整合管理决策力执行力控制力

整合管理就是指在实现预期目标的过程中，系统思考影响管理效果的各要素，并对这些要素进行整体设计，系统规划，系统控制，确保预期目标的实现。整合管理可分为经营活动的整合性管理，即将企业的所有理念、制度、组织、活动等归结在一个系统之下，发挥其强大作用；管理过程的整合管理。本文主要侧重研究管理过程的整合管理。

最早拥有整合管理思想的人是法约尔，他的整合管理思想过分强调管理是一个过程，而缺乏对构成管理过程各要素的质的论述。在竞争激烈环境中求生存、求发展的中国企业，管理不仅需要“量”的整合，更需要重视对各要素“质”的把握。笔者认为，新时期企业的整合管理应强调决策力、执行力和控制力的整合。三者相对独立，又彼此联系，构成一个完整的管理体系。

整合管理的杀手锏：决策力、执行力、控制力

管理的决策力

就是指管理者做出正确决策的能力。美国管理学者西蒙认为，管理就是决策，整个的管理过程就是决策过程，决策贯穿于管理活动的全过程，贯穿于高、中、基层的管理工作中。决策是指管理者在调查、预测，掌握信息的基础上，预先选择目标，拟定方案，并最终选择出最满意方案的过程。所以，决策问题，是企业发展方向问题，尤其是战略决策，更是涉及企业长期的发展方向、发展重点、发展对策问题，正如海尔首席执行官张瑞敏所说，企业大了以后，决策问题变得更为重要，稍有不甚，企业可能满盘皆输。而正确决策就涉及到决策力的问题。

衡量一个企业是否拥有决策力通常用以下标准：企业各类决策与企业战略目标和谐。即战术决策要为企业战略决策服务，战略决策要为企业的战略目标服务。正所谓智者的决策结果是企业目标快速实现，愚者的决策结果是南辕北辙。决策与外部环境和内部条件三者之间要动态平衡。即决策要抓住外部环境中存在的机会，又能发挥企业自身的优势，是一个趋利弊害的正确抉择。决策与盈利和伦理道德和谐共生。即决策实施后要能给企业带来利润，同时又能把盈利建立在满足消费者需要、推进社会发展的基础上。强调企业决策义利共生性。

管理的执行力

执行力一般是指企业决策的执行能力。它是一套系统化的流程，它包括对目标和方法的严密讨论、质疑、坚持不懈地跟进以及责任的具体落实，直到目标实现。2003年初，拉里·博西迪和拉姆·查兰所著的《执行——如何完成任务的学问》一书风行世界。当许多人把公司经营失败归咎于错误的经营策略时，本书的两位作者却开宗明义地点出是“执行力”影响企业的优劣成败。认为大多企业经营的失败与企业缺乏执行力有关。而笔者认为，决策好比是领导者出题，执行就好比是执行者写出答案，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同等重要。如果决策力来源于管理层，那么执行力就来源于被管理阶层。如果决策力来源于高层，执行力就来源于中、基层人员。

衡量一个企业是否具有执行力的标准有：企业决策的实质和领导意图是否为下属所领会。下属对决策和领导者的意图领会越深，执行力就越强。员工的工作态度。当今流行一句话，态度决定成败。员工对待工作的态度影响工作的责任心、敬业精神、奉献精神，最终体现在工作士气上。员工士气低落，生产效率下降，导致执行力不足，做事不到位，就不会有精彩的细部，也就不会形成壮观的全局。员工的素质。员工素质高低，直接影响工作效果。我们常说好心办坏事，就是形容员工的工作热情如果没有知识、技能、创新力来支持，高士气反而带来低执行力，甚至对企业有破坏作用。企业的诚信水平。企业如果形成至上而下的诚信机制，领导以身作则，说话置地有声；员工诚实守信，与上同意；企业的执行力就强，工作就会雷厉风行。

管理的控制力

控制力是指管理者依靠预定的目标对企业实际的经营活动进行监督、检查和分析，以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使实际的经营活动与预先规定的目标相吻合的能力。它通常包括硬控制（规章制度）和软控制（企业文化）。企业正确决策的实现离不开企业的执行力，而执行决策的过程中又离不开管理的控制力。它是决策最终实施的保证。

衡量企业控制力水平的标志有：

企业制度化管理水平。即企业管理以规章制度为准绳，避免人情化、关系化，制度面前人人平等，坚持公平、公正、公开的用人、激励等机制，又称硬约束。企业越是坚持制度面前人人平等，企业制度的作用力就越强，企业的控制力就越高。

员工的自我控制能力。即员工在工作中能够自我约束、自我管理、自我激励，有较强的创新能力。管理的最高境界是无为而治，尤其是大型企业，员工自我控制能力直接影响决策执行的效果。

企业文化的作用力。即企业精神、价值观念、行为准则对员工的约束力，又称软约束。企业文化对员工的约束力越强，说明企业文化影响力越大，企业员工自我控制的能力就越强，整个企业的控制水平就越高。

总之，企业管理的决策力，为企业发展指明了正确的航向，企业的执行力保证了决策的快速实施，而控制力又保证了决策的正确执行。三个要素相互联系，互为因果，构成了有机的管理系统，真正使企业走向整合管理。

管理水平低成为企业构造强势竞争力的瓶颈

具体表现如下：

决策缺乏可行性。具体讲管理层在制定决策的过程中，没有深入细致的开展市场调查，对决策的可行性缺乏充分的论证，有调查和论证的也是流于形式，不能真正把决策建立在以客户为中心、以结果为导向，以事实和数据为依据的基础上，使决策无法执行。

企业执行力差。具体表现在：一是好的决策思路没有具体执行时间表和科学的执行方法，导致好的思路和策略形成空谈；二是员工自主管理能力差，执行中缺乏诚信，工作马马虎虎，应付了事；三是工作执行中缺乏持之以恒的精神，执行任务不彻底，工作推推拉拉。海尔张瑞敏认为，没有精彩的细部，就没有壮观的全局。执行力差将直接导致企业的经营绩效下滑，影响职工士气，长此以往，把企业推向失败的境地。

管理者思维缺陷影响了成功。如大多数企业搞管理创新，往往都是孤立的提一个方案，而不是一个过程，结果是方案执行中困难重重，半途而废。再如很多企业移植TQC、ISO9000、ERP等等管理工具于企业之所以失败，就是企业缺乏管理工具使用的环境。领导者自己也没有把一个坚定的态度、清晰的目标要求传递给员工和有关方面，甚至不知道自己扮演什么角色。这种缺乏整合管理思想的思维缺陷，是导致管理失败的重要原因。

企业缺乏强有力的软、硬控制系统。具体表现在：一是企业员工主人翁意识不强，共识共和的精神差，不能与企业共风雨。二是大多企业缺乏共同的愿景、使命和目标。三是制度化管理流于形式，没有真正做到让原则、制度说话。四是出台管理制度时不严谨，经常性的朝令夕改，让员工无所适从；五是制度本身不合理，缺少针对性和可行性，或者过于烦琐不利于执行；执行的过程过于烦琐、不合理。

提升整合管理水平和塑造企业强势竞争力

如前所述，新时期企业的整合管理应强调决策力、执行力和控制力的整合。整合管理水平的提高主要通过全面提升管理的决策力、执行力和控制力来实现的。而决策力、执行力和决策力的有机结合所构成的管理体系又是塑造企业强势竞争力的支持系统。

提高决策力。提高决策力就是企业要制定正确的决策，保证企业做正确的事。首先，按正确的程序做决策。决策决不是一拍脑袋计上心来。而是建立在科学决策程序基础上。决策的程序一般包括：确立目标，预知未来环境，核查企业本身的资源，拟定多种可行方案，评价优选方案，把最优方案具体化为数字化的计划，实施并反馈。其次，决策应建立在对内外部环境充分调查，掌握准确信息的基础上。准确的信息才能带来正确的决策。其三，按一定的原则制定决策。限制因素原则。限制因素是指影响决策实现的关键因素。对现实因素了解越多，实现决策的过程中预先采取的对策就越有针对性，决策实现的阻力就越小。贡献原则。即在实现预定目标的过程中，有总决策，又有分决策，在决策分解的过程中，下一级决策要对上一级决策的实现有贡献，各决策方案之间相互支持，构成一个实现同一目标的决策网。弹性原则。它包含两层内容，一层是在制定决策时要有备用决策方案，一旦发现原方案不可行，立即另辟他图。第二层是在决策执行中保持充分可调解的余地，发现决策不可行，立刻采用追踪决策，以适应变动中的环境。

提高决策的执行力。提高执行力就是正确、快速做事。首先，一项正确决策的目标本身一定要清晰，尽量量化，可考核，可检查，本身不能模棱两可；目标不能过多，要抓关键目标。其次，要树立明确的目标和实现目标的先后顺序，明确的决策执行时间表。“科学的程序”是执行的保障。决策制定出来后要明确什么时候开始做，知道什么时候结束，有谁负责，有什么部门在什么地点做，达到什么效果，完成后有什么奖励，完不成会有什么惩罚。其三，领导者要有强有力的沟通能力，领导者要善于表明自己的行为，善于交谈、表明态度、书写和倾听，以便把自己的管理构想给别人，告诉下属，他还要做什么，及如何达成。决策制定出后，让下属清楚明白领导意图，知道与决策有关的政策，知道如何为决策实现效力，使员工有用武之地。同时，上级要知道下属的想法，如，目标清楚吗？能不能完成？授权够不够？资金有没有问题？既要看相应的资源条件具不具备又要看执行者的能力怎么样，包括现实能力与挖掘潜力后的能力。

提高控制力。控制的实质是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把矛盾和问题解决在萌芽状态，是实际执行情况与预先规定的目标相吻合。首先要适时控制。任务布置后，执行权下放后，再定个制度不是领导就可高枕无忧，然后就靠员工靠下属自我约束，自我管理。恰恰相反，正好是工作的刚刚开始，管理的问题不能形而上学，不能惟制度论，要关注过程，善用临床诊断的方法，必要的时候去督促，去指导，对可能发生的事情进行预判断。其次，执行要有反馈机制，这样形成工作连续封闭的回路。我们常说，没有回路的输电线，线再粗也无用。管理也是如此。管理过程要形成决策－执行－反馈－再决策－执行－反馈的机制，才能使管理自如的吸收、加工和做工，形成有效的管理运动。其三，建立以自我控制力为导向的企业文化，形成自我控制力强的团队。

总之，整合管理已成为企业构造强势竞争力的关键环节。在创新管理日益重要的今天，整合管理思想必须为管理者掌握、认同并运用于管理实践。企业任何一个目标的实现，都需要决策力、执行力和控制力三维一体的整合管理，并善于对影响目标实现的各要素进行整合，善抓关键环节，发挥协同效应，使管理超越单一职能的努力效果。从长远来讲，整合管理的协同作用亦能提高企业的整体竞争力，使企业在竞争中处于强势地位。

参考文献：

1.潘永烈.战略与细节孰重要.企业管理，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