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普角色范文10篇

科普角色范文篇1

关键词：科学家；科普角色；职业化；评估

Abstract:Nowadayspopularizationofscience(PS)hasbeenembodyingitsownrulesandcharacteristics.ContrarytotheoldnotionthatscientistsshouldactthesubordinateroleofthePS,thispapershowsthatthediversityandspecializationtrendofsubjectsofPSisunavoidable,especiallyduetothemassmediadevelopmentinthisscientificanddemocraticsociety,andsothetraditionalroleofscientistsinthepopularizationactivityofsciencewouldalsobechangedaccordingly.Basedonthegeneralcommunicationmodelofmassmedia,thispaperfirstprovidesanewcommunicationmodelshowingthescientistrolechangesinmodernPS.Thenthepaperdividesthe“scientist”intotwokinds:scientistindividualandscientistgroup,anddiscussestheirdifferentrolesinPS.AsaresultofthedivisionthepapersuggestsapracticalwayforevaluatingthescientistroleinPStoday.

KeyWords:scientists;scientistroleinthePS;professionalism;evaluation

近年来，在科普理论的研究探讨中，对于科学家在科学普及中的角色职责和评估激励问题一直是引起关注和讨论的话题。2006年5月第九届公众科技传播世界大会（PCST－9）在韩国首尔召开，期间专门举办了针对“如何培训科学家与公众对话”的主题研讨会［1］，并计划出版会议的讨论成果。同时，针对科普活动中科普主体的定位和分类也有一些不同的提法，如国内有学者指出，通常认为科普创作者是主要的科学普及工作者，现在看来科学传播的主体可能主要是媒体科学传播工作者，有的学者认为当前科学传播系统中有5个主体，即科学共同体、政府、媒体、公众以及非政府组织。［2］

科学家在科学普及中的角色定位以及评估问题一直是我国科普政策上的难点，急需从理论上进行分析阐述。本文首先从大众传播学的角度，通过建立新的科学知识传播模型尝试对当代科普主体的分化和职业化问题进行探讨，继而通过分析科学家个人和团体的不同科普职责为当前科学家的科普角色评估提供一个可行的思路。

科学家传统科普角色：科普是份内事

长期以来，无论国内国外，对于科学家的科普角色始终有一种较为普遍的观点，即科学家应承担起科学普及的主体角色。在科学界，这种呼声尤其强烈而紧迫：

1985年，英国公众理解科学委员会在其著名报告《公众理解科学》中直言不讳地对科学家提出忠告：“我们最直接和最紧急的呼吁是向科学家提出的：科学家必须学会与大众进行交流，心甘情愿地这样做，并且确实把这视为自己的责任。”“很明显，促进公众理解科学，是每位科学家专业职责的一部分。”［3］

1986年，美国西格玛•希（SigmaXi）科学研究会在庆祝其成立一百周年时提出，让公众理解科学技术是今后一百年间科技界最应首先考虑的问题。

1999年，美国科学促进会主席格林伍德在美国科学年会上呼吁美国科学家“到美国各级学校兼职，直接参与加强科学教育和促进公众了解科学的工作。”［4］

2000年，中国科协主席周光召在国际科普论坛上指出：“广大科技工作者是开展科普工作的主要力量。坚持不懈地开展科普工作，是科技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5］

我国著名科普作家高士其曾说过：“科学普及是科学工作者的重要任务之一。只有把科学研究和科学普及相互结合才是一个完整的科学工作者。”［6］当代科普作家卞毓麟认为，位于科学传播链首端的科学家应当承担起科学普及的主体责任，多次发出了“科学普及太重要了，不能单由科普作家来担当”的呼吁［7］。著名科学家钱学森也曾向西北工业大学提出建议，要求研究生、博士生的学位论文都要加一个副篇，用通俗语言对行外人讲清楚自己的研究题目。

在科学发展历程中，科学普及与科研探索二者的确常常是相伴相随、交相辉映的，科学家也常常责无旁贷地扮演科学普及的主体角色。正是因为有布鲁诺、伽利略的宣扬普及，哥白尼的“日心地动说”才掀起了近代科学的革命风暴；正是由于赫胥黎“斗犬”般的维护宣传，达尔文进化论才得以深入人心；正是有了相对论热，爱因斯坦及其相对论理论也才可能家喻户晓。科学家的这种对真理、对社会的高度责任感，使得科学的理性之光不断照耀着普通大众走进人类的智慧殿堂。被誉为美国“科学先生”的卡尔•萨根曾对阿西莫夫科普作品的深远意义给予过公正评价：“我们永远也无法知道，究竟有多少正在科学前沿研究探索的科学家是因为读了阿西莫夫的某一本书、某一篇文章或者某一个故事而得到最初的鼓舞和激励，我们也无法知道，究竟有多少普普通通的公众基于同样原因而对科学事业给予同情和支持。”［8］

今天，在现代科技进步与社会发展高度一体化的过程中，公众的参与和影响力已越来越显现出来，从一定意义上说，取得公众的理解和支持已日益成为当代科学家开展科学研究的前提条件，大力推进科学普及和传播已然成为当代科技事业自身发展的必然要求，进而对今天科学家的科普职责提出了更高期望和要求。

当代科学家科普角色的转变：科普职业化问题

然而，当代人类科普事业的发展也正逐步显示出自身的规律和新特点。从外部环境上说，一则各国政府、社会各界的普遍关注使得科普工作已成为一项全社会的共同事业，而不再是个人与团体的业余行为；二则在社会信息化、网络化时代，大众传媒在科学普及活动中的作用和地位越来越显著，这一方面体现在大众传媒已成为社会公众获取科技信息的最主要渠道（2003年我国公众通过电视获得科技信息的比例为93.1%［9］），另一方面也体现在今日科学家从事科普工作也越来越离不开大众传媒。

从科普自身发展上说，在方式方面，传统科普活动中，科学家作为科学福音的代言人其科普行为更多地是一种单向的知识传授和灌输，而当代科普在公众警惕而又怀疑的目光下，更多地是一种小心谨慎的双向沟通和协商共识，其中表达的方式、沟通的艺术以及对科学通俗化、形象化的加工过程无疑越来越需要专业化的训练和职业化的运作；在内容方面，传统科普更多地是对各领域科学知识的宣传和介绍，今天则强调促进公众对现代科技事业的全面理解，了解作为知识体系的科学，作为探索活动的科学以及在社会实际运行中的科学，在涉及到科学的发展历史、科研规范以及科学技术的社会功能和正负面效应、社会对科技发展的影响和控制等方面，研究领域不断细化的科学家们并没有多少优势可言，可见科普内容的变化同样呼唤科普专业人才的培养和职业队伍的建设。

显然，当代科学普及活动呈现出的向专业化、职业化发展的趋势，对科学家参与科普活动的传统角色以及评估激励机制将产生很大的影响。

在大众传播学理论中有一个基本的信息传播模型，包括信息传播者、信息、传播渠道和信息接受者四个基本要素［10］，传播者发出信息，经过传播渠道到达接受者，即：

信息传播者→信息→传播渠道→信息接受者

(模型1)

在该理论模型中暗含着一个默认的前提：信息生产者等于信息传播者，两者是合为一体的。这种情形在一般的新闻信息传播过程中是普遍存在的，如记者到事件现场进行报道采访，将所见所闻记录下来而后通过媒介发表。这里记者本人既是信息生产者同时也是信息传播者。在早期的科学历程中，科学家身兼两职（科学知识生产者和传播者）的情形也的确是普遍存在的，如17世纪60年代先后出现的英国皇家学会、法国科学院在成立后便有了经常性的、面向社会公众的科普讲座活动。

但是自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出现首批专门的科学记者以来，专职科技记者以及编辑逐渐地作为一个职业诞生了。尤其在当代科学传播活动中，已经可以明显看到，科学知识生产者与其传播者二者常常是分离的。作为科学信息传播者的科技记者面向社会公众报道科技活动，而作为科学知识生产者的科学家则常常从专业方面提供帮助，各种媒介的从业人员（如电视、广播、报刊、网络科技记者、编辑等）越来越扮演着直接而显著的角色，而科学家却越来越多地在扮演着配角。在科学界与新闻媒体之间合作的情形和方式不断增加的同时，可以看到两者之间的分工也日益明显，即二者在科学普及传播活动中存在着一种职能上不断分化的趋势。这是科学传播不同于一般信息传播的一个新特点（其它一些专业性较强的知识，如经济学知识、医学知识、军事知识等的传播也有类似情况）。

鉴于此，作者认为在科学普及活动中科学知识传播的模型应当建立如下：

科学知识生产者↔信息①↔科学知识传播者↔信息②↔传播渠道↔科学知识接受者

(模型2)

在模型2中，双箭头“↔”表示不同传播环节存在着信息反馈，此外传统的科学家（科学知识生产者）与公众（科学知识接受者）之间的直接交流渠道仍然存在。在科学普及传播活动中，把模型1中的“信息传播者”分解为模型2中的“科学知识生产者”和“科学知识传播者”两个部分应该说也是科普活动自身发展所决定的。首先由于科研本身的高度专业化，生产者（科学家）的科学知识(信息①，面向科学共同体内专家同行的、通常是科研前沿的最新科学知识)与传播者的科学知识(信息②，面向社会大众的、相对通俗的科学知识)之间存在着一定距离——实际上是科学共同体与科技传媒之间的语言差异，需要对信息①和信息②加以区分，相应地对信息①和信息②的制作者进行区分也顺理成章。其次在科学知识生产早已专业化、职业化后，科学知识的普及、传播以及科普创作也在不断走向专业化和职业化，科学知识生产者和传播者两者的专业领域分工已在所难免。近年来，国内外一些知名大学相继设立科技传播专业，甚至设立科学传播的教授席位，而对科技博物馆、展览馆等工作人员的职业培训也已提上日程。说明科学的普及传播正走上专业化、正规化、职业化的道路，把科普视为小儿科已成为外行人的无知之谈。

比较一下上述新的科学传播模型2与一般信息传播模型1，我们可以对当代科普活动中的主体定位和分类，以及科学家的科普角色变化进行初步分析

（1）科学家不是当今科普工作的职业主体。从模型2可以看出，在科普主体中，“科学知识传播者”应该属于其直接的、职业化的队伍，主要应包括：科技传媒的工作人员、科普创作人员、科技展馆工作人员以及科普活动组织管理人员等更直接面向公众传播的专职人员，而科学家属于科普主体中相对间接的、非职业化的队伍。因此，今天科学普及的职业重担不应再加在早已分身乏术的科学家身上了。

（2）科普作品应建立自己的评价体系，不应作为科学界的科研成果来评价。由于科学知识的生产和传播两者在语言规范、评价标准、交流对象等方面存在着诸多差异(信息①≠信息②)，因而科学界也始终难以认同科普类作品作为传统的科研成果进入其学术殿堂。科研人员搞科普被视为不务正业、影响其提职称也就不足为奇了。

（3）科普不应当作为科学家的硬性的职业要求。由于科学普及正逐渐发展成为一个独立的职业，其相应的操作规范和评价标准与科学家的科研探索工作会有本质上的不同，因此把科普作为科学家的职业要求，让科学家“义不容辞”地承担起当代科普的主体角色是不合理的，也是不现实的。科学知识生产者和传播者两者在合作基础上的分工已成必然，不难设想，今后科学家参与科学普及活动也将不可避免地会感到“力不从心”，同样需要传媒方面的合作、帮助甚至专门的业务培训。

当代科学家科普职责评估：个人还是团体？

显然，这并不是说当代科学家可以回避科学普及的社会责任。作为“科学知识生产者”，科学家在科学传播链中仍然扮演着“第一发球员”的角色，是人类认识理解科学的源泉所在，具有重要地位。科学家积极参与科普活动、促进公众理解科学仍是当代社会以及现代科技发展的时代要求。科学家首先应积极适应这一时代需求。国外已有大学为理工科学生──未来的科学家和工程师们专门开设“科学交流课程”以及“科学写作课程”［11］。通过模似记者招待会、相互采访，以及科学文化的“实战”写作来掌握传播交流的基本技巧，从而培养理工科学生与传媒记者以及直接与公众交流合作的能力，并为他们将来在可能的情况下从事科普创作打下良好基础。

其次，科学界应建立相应的机制积极协助职业的科学传播者共同推进当代科普事业的发展。如果说科学家是人类理解科学的必不可少的最终源泉，那么大众传媒就是今天沟通科学和大众的一座桥梁。要在传播媒介中准确、适宜地反映科学，科学家与传播媒介保持和谐一致的良好关系就成为至关重要的前提。在三哩岛事件发生后美国率先成立了科学家大众信息服务社（SIPI），该社新闻资料部为数万名科学家建立了档案库，以便大众传媒在涉及科技知识背景和制作科普节目时，能迅速方便地得到科学界的有效帮助。随后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陆续建立了类似的组织，加强科学界与大众传媒界的交流与合作。此外一些培训机构还专门负责每年安排一些科学家到媒体部门工作数月，同时也安排科技记者到科学家的试验室工作数月，一起查资料、做试验、写研究报告、开评审会等，参与整个科研工作的过程。无疑，这种科学界与大众媒体相互之间的学习交流对双方都是必要而有益的。

不过问题似乎仍然存在，如上所述一方面就科普而言，科学家仍有无可否认的在传播上的优势和权威，以及社会发展上的责任和义务，要求当代科学家更多地关注科学普及、参与科普活动应当是大势所趋，责无旁贷；但另一方面随着科普专业化、职业化发展，俗话说“术业有专攻”，“隔行如隔山”，在职业上要求科学家个人“义不容辞”地承担起科普的责任，恐怕情理上并不适宜，现实中也会勉为其难，其结果便是常常出现呼者切切，应者寥寥的尴尬局面。多年来科普活动的实际状况也一再证实了这一点，似乎也难以找到一个两方面都能有所兼顾和平衡的办法。怎样才可以既适应当代科普的职业化发展趋势，同时又能有效发挥和调动科学家在科普方面的优势和积极性呢？

问题或许可以从分析“科学家”这一概念入手，如果把“科学家”作进一步的区分，如分为科学家个人和科学家团体两类，分别探讨二者的科普责任则可能有助于认清并进而缓解当前存在的尴尬局面。

所谓科学家个人即指作为个体的科研工作者，科学家团体则小到科学研究的课题组、实验室，大到科研院所、科技协会，直至整个科学共同体。

就科学家个人而言，针对每一位科学家在科普方面提出职业上的工作要求、甚至量化的考核指标显然是不现实的，但作为一种观念倡导和一份责任上的提醒，注意提高其自身的科普意识和能力则是十分必要的。

就科学家团体而言，情况有所不同。与科学家个人相比，除科研经费庞大、资源丰富、设施齐备以外，科学家团体一般都还有其复杂程度不同的人员层次结构，尤其是较大的科学家团体或组织，其成员显然不完全是由清一色的科研人员组成，往往包括相当比例的诸如学术秘书、各级科研助手、研究生、各类科研期刊编辑、网络人员、管理人员、学会组织人员等等，以及教育、人事、宣传、综合服务、工会等部门行政人员(在科学家团体中即使这后几类人员常常也具有科研或科学教育背景，甚至由一线科学家兼任)。相对而言，由于科学家团体在经费、人力、设施等方面都有较为充分的资源保障和更大的选择空间，因而其科普责任可以比较明确的进行量化规定和评估，以促使其建立良好的科普工作机制和环境氛围。例如，

经费方面，可以考虑规定科普经费占科研费用的一定比例，以保证针对相关科学研究的科普活动、宣传的顺利、经常性开展。较多、较深涉及公共领域的科研项目和研究机构，该项比例无疑可相应提高。

人员方面，可以考虑在科研机构内设置相应的专门职位，在鼓励一些在科普创作、宣传方面有专长、有兴趣的科研人员兼职科普工作（生产科学知识的同时传播科学知识，此时模型2中的科学知识生产者与传播者、以及信息①与信息②又合为一体）的同时，培养和引进科普专业人才，针对大众媒体以及社会公众建立科研发言人制度。

设施方面，保障一定比例的实验设备、设施定期(或轮流)对社会公众开放，淘汰的仪器设备鼓励设置专门的展览室，或者首先捐赠或折价卖给当地的科普博物馆等。

总之，在科普职业化趋势逐渐显现的今天，科学家的科普角色需要进行调整和适应。对科学家整体而言，更多地关注科学普及、参与科普活动作为一个倡导、一种呼吁，应该说是合情合理的，但若从职业上要求每一位科学家“义不容辞”地承担起科普的主体责任恐怕并不合理和现实。针对当代科学家的科普责任，既需要继续保持相对“软”的、倡导性质的宣传和呼吁，也日益需要采取相对“硬”的、可操作的评估措施和手段，而把“科学家”区分为科普责任有所不同的科学家个人和团体两种类型分别加以对待，把评估科学家科普职责的政策位点放在科学家团体上，应该说是一个可行的思路。

参考文献

［1］参见PCST-9大会主题研讨会（WORKSHOP,May20-21,2006）网址：/scientific03.asp

［2］吴国盛.从科学普及到科学传播(N).科技日报，2000年9月22日，第3版；刘华杰.整合两大传统：兼谈我们理解的科学传播(N).科学新闻，2002，（18）：5—7.

［3］英国皇家学会.公众理解科学(R).唐英英译.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43,45页.

［4］美科协呼吁科学家深入学校(N).人民日报，1999年1月26日，第7版.

［5］周光召.中国科普事业的现状和发展方向(J).科学.2001(1),5.

［6］转引自朱光亚.弘扬光荣传统，肩负历史使命，推进科普大业(R).中共中央、国务院等领导同志在全国科学技术普及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96年2月，第22页.

［7］卞毓麟.科学普及太重要了，不能单由科普作家来担当(J).科学.1993,(2)，4.

［8］CarlSagan.IsaacAsimov(1920-1992)(J).Nature,Vol.357,14May,1992,P.113.

［9］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中国公众科学素养调查课题组编.2003年中国公众科学素养调查报告(R).科学普及出版社，2004年.第31页.

科普角色范文篇2

关键词：科学家；科普角色；职业化；评估

Abstract:Nowadayspopularizationofscience(PS)hasbeenembodyingitsownrulesandcharacteristics.ContrarytotheoldnotionthatscientistsshouldactthesubordinateroleofthePS,thispapershowsthatthediversityandspecializationtrendofsubjectsofPSisunavoidable,especiallyduetothemassmediadevelopmentinthisscientificanddemocraticsociety,andsothetraditionalroleofscientistsinthepopularizationactivityofsciencewouldalsobechangedaccordingly.Basedonthegeneralcommunicationmodelofmassmedia,thispaperfirstprovidesanewcommunicationmodelshowingthescientistrolechangesinmodernPS.Thenthepaperdividesthe“scientist”intotwokinds:scientistindividualandscientistgroup,anddiscussestheirdifferentrolesinPS.AsaresultofthedivisionthepapersuggestsapracticalwayforevaluatingthescientistroleinPStoday.

KeyWords:scientists;scientistroleinthePS;professionalism;evaluation

近年来，在科普理论的研究探讨中，对于科学家在科学普及中的角色职责和评估激励问题一直是引起关注和讨论的话题。2006年5月第九届公众科技传播世界大会（PCST－9）在韩国首尔召开，期间专门举办了针对“如何培训科学家与公众对话”的主题研讨会［1］，并计划出版会议的讨论成果。同时，针对科普活动中科普主体的定位和分类也有一些不同的提法，如国内有学者指出，通常认为科普创作者是主要的科学普及工作者，现在看来科学传播的主体可能主要是媒体科学传播工作者，有的学者认为当前科学传播系统中有5个主体，即科学共同体、政府、媒体、公众以及非政府组织。［2］

科学家在科学普及中的角色定位以及评估问题一直是我国科普政策上的难点，急需从理论上进行分析阐述。本文首先从大众传播学的角度，通过建立新的科学知识传播模型尝试对当代科普主体的分化和职业化问题进行探讨，继而通过分析科学家个人和团体的不同科普职责为当前科学家的科普角色评估提供一个可行的思路。

科学家传统科普角色：科普是份内事

长期以来，无论国内国外，对于科学家的科普角色始终有一种较为普遍的观点，即科学家应承担起科学普及的主体角色。在科学界，这种呼声尤其强烈而紧迫：

1985年，英国公众理解科学委员会在其著名报告《公众理解科学》中直言不讳地对科学家提出忠告：“我们最直接和最紧急的呼吁是向科学家提出的：科学家必须学会与大众进行交流，心甘情愿地这样做，并且确实把这视为自己的责任。”“很明显，促进公众理解科学，是每位科学家专业职责的一部分。”［3］

1986年，美国西格玛•希（SigmaXi）科学研究会在庆祝其成立一百周年时提出，让公众理解科学技术是今后一百年间科技界最应首先考虑的问题。

1999年，美国科学促进会主席格林伍德在美国科学年会上呼吁美国科学家“到美国各级学校兼职，直接参与加强科学教育和促进公众了解科学的工作。”［4］

2000年，中国科协主席周光召在国际科普论坛上指出：“广大科技工作者是开展科普工作的主要力量。坚持不懈地开展科普工作，是科技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5］

我国著名科普作家高士其曾说过：“科学普及是科学工作者的重要任务之一。只有把科学研究和科学普及相互结合才是一个完整的科学工作者。”［6］当代科普作家卞毓麟认为，位于科学传播链首端的科学家应当承担起科学普及的主体责任，多次发出了“科学普及太重要了，不能单由科普作家来担当”的呼吁［7］。著名科学家钱学森也曾向西北工业大学提出建议，要求研究生、博士生的学位论文都要加一个副篇，用通俗语言对行外人讲清楚自己的研究题目。

在科学发展历程中，科学普及与科研探索二者的确常常是相伴相随、交相辉映的，科学家也常常责无旁贷地扮演科学普及的主体角色。正是因为有布鲁诺、伽利略的宣扬普及，哥白尼的“日心地动说”才掀起了近代科学的革命风暴；正是由于赫胥黎“斗犬”般的维护宣传，达尔文进化论才得以深入人心；正是有了相对论热，爱因斯坦及其相对论理论也才可能家喻户晓。科学家的这种对真理、对社会的高度责任感，使得科学的理性之光不断照耀着普通大众走进人类的智慧殿堂。被誉为美国“科学先生”的卡尔•萨根曾对阿西莫夫科普作品的深远意义给予过公正评价：“我们永远也无法知道，究竟有多少正在科学前沿研究探索的科学家是因为读了阿西莫夫的某一本书、某一篇文章或者某一个故事而得到最初的鼓舞和激励，我们也无法知道，究竟有多少普普通通的公众基于同样原因而对科学事业给予同情和支持。”［8］

今天，在现代科技进步与社会发展高度一体化的过程中，公众的参与和影响力已越来越显现出来，从一定意义上说，取得公众的理解和支持已日益成为当代科学家开展科学研究的前提条件，大力推进科学普及和传播已然成为当代科技事业自身发展的必然要求，进而对今天科学家的科普职责提出了更高期望和要求。

当代科学家科普角色的转变：科普职业化问题

然而，当代人类科普事业的发展也正逐步显示出自身的规律和新特点。从外部环境上说，一则各国政府、社会各界的普遍关注使得科普工作已成为一项全社会的共同事业，而不再是个人与团体的业余行为；二则在社会信息化、网络化时代，大众传媒在科学普及活动中的作用和地位越来越显著，这一方面体现在大众传媒已成为社会公众获取科技信息的最主要渠道（2003年我国公众通过电视获得科技信息的比例为93.1%［9］），另一方面也体现在今日科学家从事科普工作也越来越离不开大众传媒。

从科普自身发展上说，在方式方面，传统科普活动中，科学家作为科学福音的代言人其科普行为更多地是一种单向的知识传授和灌输，而当代科普在公众警惕而又怀疑的目光下，更多地是一种小心谨慎的双向沟通和协商共识，其中表达的方式、沟通的艺术以及对科学通俗化、形象化的加工过程无疑越来越需要专业化的训练和职业化的运作；在内容方面，传统科普更多地是对各领域科学知识的宣传和介绍，今天则强调促进公众对现代科技事业的全面理解，了解作为知识体系的科学，作为探索活动的科学以及在社会实际运行中的科学，在涉及到科学的发展历史、科研规范以及科学技术的社会功能和正负面效应、社会对科技发展的影响和控制等方面，研究领域不断细化的科学家们并没有多少优势可言，可见科普内容的变化同样呼唤科普专业人才的培养和职业队伍的建设。

显然，当代科学普及活动呈现出的向专业化、职业化发展的趋势，对科学家参与科普活动的传统角色以及评估激励机制将产生很大的影响。

在大众传播学理论中有一个基本的信息传播模型，包括信息传播者、信息、传播渠道和信息接受者四个基本要素［10］，传播者发出信息，经过传播渠道到达接受者，即：

信息传播者→信息→传播渠道→信息接受者

(模型1)

在该理论模型中暗含着一个默认的前提：信息生产者等于信息传播者，两者是合为一体的。这种情形在一般的新闻信息传播过程中是普遍存在的，如记者到事件现场进行报道采访，将所见所闻记录下来而后通过媒介发表。这里记者本人既是信息生产者同时也是信息传播者。在早期的科学历程中，科学家身兼两职（科学知识生产者和传播者）的情形也的确是普遍存在的，如17世纪60年代先后出现的英国皇家学会、法国科学院在成立后便有了经常性的、面向社会公众的科普讲座活动。

但是自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出现首批专门的科学记者以来，专职科技记者以及编辑逐渐地作为一个职业诞生了。尤其在当代科学传播活动中，已经可以明显看到，科学知识生产者与其传播者二者常常是分离的。作为科学信息传播者的科技记者面向社会公众报道科技活动，而作为科学知识生产者的科学家则常常从专业方面提供帮助，各种媒介的从业人员（如电视、广播、报刊、网络科技记者、编辑等）越来越扮演着直接而显著的角色，而科学家却越来越多地在扮演着配角。在科学界与新闻媒体之间合作的情形和方式不断增加的同时，可以看到两者之间的分工也日益明显，即二者在科学普及传播活动中存在着一种职能上不断分化的趋势。这是科学传播不同于一般信息传播的一个新特点（其它一些专业性较强的知识，如经济学知识、医学知识、军事知识等的传播也有类似情况）。

鉴于此，作者认为在科学普及活动中科学知识传播的模型应当建立如下：

科学知识生产者↔信息①↔科学知识传播者↔信息②↔传播渠道↔科学知识接受者

(模型2)

在模型2中，双箭头“↔”表示不同传播环节存在着信息反馈，此外传统的科学家（科学知识生产者）与公众（科学知识接受者）之间的直接交流渠道仍然存在。在科学普及传播活动中，把模型1中的“信息传播者”分解为模型2中的“科学知识生产者”和“科学知识传播者”两个部分应该说也是科普活动自身发展所决定的。首先由于科研本身的高度专业化，生产者（科学家）的科学知识(信息①，面向科学共同体内专家同行的、通常是科研前沿的最新科学知识)与传播者的科学知识(信息②，面向社会大众的、相对通俗的科学知识)之间存在着一定距离——实际上是科学共同体与科技传媒之间的语言差异，需要对信息①和信息②加以区分，相应地对信息①和信息②的制作者进行区分也顺理成章。其次在科学知识生产早已专业化、职业化后，科学知识的普及、传播以及科普创作也在不断走向专业化和职业化，科学知识生产者和传播者两者的专业领域分工已在所难免。近年来，国内外一些知名大学相继设立科技传播专业，甚至设立科学传播的教授席位，而对科技博物馆、展览馆等工作人员的职业培训也已提上日程。说明科学的普及传播正走上专业化、正规化、职业化的道路，把科普视为小儿科已成为外行人的无知之谈。

比较一下上述新的科学传播模型2与一般信息传播模型1，我们可以对当代科普活动中的主体定位和分类，以及科学家的科普角色变化进行初步分析：

（1）科学家不是当今科普工作的职业主体。从模型2可以看出，在科普主体中，“科学知识传播者”应该属于其直接的、职业化的队伍，主要应包括：科技传媒的工作人员、科普创作人员、科技展馆工作人员以及科普活动组织管理人员等更直接面向公众传播的专职人员，而科学家属于科普主体中相对间接的、非职业化的队伍。因此，今天科学普及的职业重担不应再加在早已分身乏术的科学家身上了。

（2）科普作品应建立自己的评价体系，不应作为科学界的科研成果来评价。由于科学知识的生产和传播两者在语言规范、评价标准、交流对象等方面存在着诸多差异(信息①≠信息②)，因而科学界也始终难以认同科普类作品作为传统的科研成果进入其学术殿堂。科研人员搞科普被视为不务正业、影响其提职称也就不足为奇了。

（3）科普不应当作为科学家的硬性的职业要求。由于科学普及正逐渐发展成为一个独立的职业，其相应的操作规范和评价标准与科学家的科研探索工作会有本质上的不同，因此把科普作为科学家的职业要求，让科学家“义不容辞”地承担起当代科普的主体角色是不合理的，也是不现实的。科学知识生产者和传播者两者在合作基础上的分工已成必然，不难设想，今后科学家参与科学普及活动也将不可避免地会感到“力不从心”，同样需要传媒方面的合作、帮助甚至专门的业务培训。

当代科学家科普职责评估：个人还是团体？

显然，这并不是说当代科学家可以回避科学普及的社会责任。作为“科学知识生产者”，科学家在科学传播链中仍然扮演着“第一发球员”的角色，是人类认识理解科学的源泉所在，具有重要地位。科学家积极参与科普活动、促进公众理解科学仍是当代社会以及现代科技发展的时代要求。科学家首先应积极适应这一时代需求。国外已有大学为理工科学生──未来的科学家和工程师们专门开设“科学交流课程”以及“科学写作课程”［11］。通过模似记者招待会、相互采访，以及科学文化的“实战”写作来掌握传播交流的基本技巧，从而培养理工科学生与传媒记者以及直接与公众交流合作的能力，并为他们将来在可能的情况下从事科普创作打下良好基础。

其次，科学界应建立相应的机制积极协助职业的科学传播者共同推进当代科普事业的发展。如果说科学家是人类理解科学的必不可少的最终源泉，那么大众传媒就是今天沟通科学和大众的一座桥梁。要在传播媒介中准确、适宜地反映科学，科学家与传播媒介保持和谐一致的良好关系就成为至关重要的前提。在三哩岛事件发生后美国率先成立了科学家大众信息服务社（SIPI），该社新闻资料部为数万名科学家建立了档案库，以便大众传媒在涉及科技知识背景和制作科普节目时，能迅速方便地得到科学界的有效帮助。随后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陆续建立了类似的组织，加强科学界与大众传媒界的交流与合作。此外一些培训机构还专门负责每年安排一些科学家到媒体部门工作数月，同时也安排科技记者到科学家的试验室工作数月，一起查资料、做试验、写研究报告、开评审会等，参与整个科研工作的过程。无疑，这种科学界与大众媒体相互之间的学习交流对双方都是必要而有益的。

不过问题似乎仍然存在，如上所述一方面就科普而言，科学家仍有无可否认的在传播上的优势和权威，以及社会发展上的责任和义务，要求当代科学家更多地关注科学普及、参与科普活动应当是大势所趋，责无旁贷；但另一方面随着科普专业化、职业化发展，俗话说“术业有专攻”，“隔行如隔山”，在职业上要求科学家个人“义不容辞”地承担起科普的责任，恐怕情理上并不适宜，现实中也会勉为其难，其结果便是常常出现呼者切切，应者寥寥的尴尬局面。多年来科普活动的实际状况也一再证实了这一点，似乎也难以找到一个两方面都能有所兼顾和平衡的办法。怎样才可以既适应当代科普的职业化发展趋势，同时又能有效发挥和调动科学家在科普方面的优势和积极性呢？

问题或许可以从分析“科学家”这一概念入手，如果把“科学家”作进一步的区分，如分为科学家个人和科学家团体两类，分别探讨二者的科普责任则可能有助于认清并进而缓解当前存在的尴尬局面。

所谓科学家个人即指作为个体的科研工作者，科学家团体则小到科学研究的课题组、实验室，大到科研院所、科技协会，直至整个科学共同体。

就科学家个人而言，针对每一位科学家在科普方面提出职业上的工作要求、甚至量化的考核指标显然是不现实的，但作为一种观念倡导和一份责任上的提醒，注意提高其自身的科普意识和能力则是十分必要的。

就科学家团体而言，情况有所不同。与科学家个人相比，除科研经费庞大、资源丰富、设施齐备以外，科学家团体一般都还有其复杂程度不同的人员层次结构，尤其是较大的科学家团体或组织，其成员显然不完全是由清一色的科研人员组成，往往包括相当比例的诸如学术秘书、各级科研助手、研究生、各类科研期刊编辑、网络人员、管理人员、学会组织人员等等，以及教育、人事、宣传、综合服务、工会等部门行政人员(在科学家团体中即使这后几类人员常常也具有科研或科学教育背景，甚至由一线科学家兼任)。相对而言，由于科学家团体在经费、人力、设施等方面都有较为充分的资源保障和更大的选择空间，因而其科普责任可以比较明确的进行量化规定和评估，以促使其建立良好的科普工作机制和环境氛围。例如，

经费方面，可以考虑规定科普经费占科研费用的一定比例，以保证针对相关科学研究的科普活动、宣传的顺利、经常性开展。较多、较深涉及公共领域的科研项目和研究机构，该项比例无疑可相应提高。

人员方面，可以考虑在科研机构内设置相应的专门职位，在鼓励一些在科普创作、宣传方面有专长、有兴趣的科研人员兼职科普工作（生产科学知识的同时传播科学知识，此时模型2中的科学知识生产者与传播者、以及信息①与信息②又合为一体）的同时，培养和引进科普专业人才，针对大众媒体以及社会公众建立科研发言人制度。

设施方面，保障一定比例的实验设备、设施定期(或轮流)对社会公众开放，淘汰的仪器设备鼓励设置专门的展览室，或者首先捐赠或折价卖给当地的科普博物馆等。

总之，在科普职业化趋势逐渐显现的今天，科学家的科普角色需要进行调整和适应。对科学家整体而言，更多地关注科学普及、参与科普活动作为一个倡导、一种呼吁，应该说是合情合理的，但若从职业上要求每一位科学家“义不容辞”地承担起科普的主体责任恐怕并不合理和现实。针对当代科学家的科普责任，既需要继续保持相对“软”的、倡导性质的宣传和呼吁，也日益需要采取相对“硬”的、可操作的评估措施和手段，而把“科学家”区分为科普责任有所不同的科学家个人和团体两种类型分别加以对待，把评估科学家科普职责的政策位点放在科学家团体上，应该说是一个可行的思路。

参考文献

［1］参见PCST-9大会主题研讨会（WORKSHOP,May20-21,2006）网址：/scientific03.asp

［2］吴国盛.从科学普及到科学传播(N).科技日报，2000年9月22日，第3版；刘华杰.整合两大传统：兼谈我们理解的科学传播(N).科学新闻，2002，（18）：5—7.

［3］英国皇家学会.公众理解科学(R).唐英英译.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43,45页.

［4］美科协呼吁科学家深入学校(N).人民日报，1999年1月26日，第7版.

［5］周光召.中国科普事业的现状和发展方向(J).科学.2001(1),5.

［6］转引自朱光亚.弘扬光荣传统，肩负历史使命，推进科普大业(R).中共中央、国务院等领导同志在全国科学技术普及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96年2月，第22页.

［7］卞毓麟.科学普及太重要了，不能单由科普作家来担当(J).科学.1993,(2)，4.

［8］CarlSagan.IsaacAsimov(1920-1992)(J).Nature,Vol.357,14May,1992,P.113.

［9］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中国公众科学素养调查课题组编.2003年中国公众科学素养调查报告(R).科学普及出版社，2004年.第31页.

科普角色范文篇3

关键词：科学家；科普角色；职业化；评估

Abstract:Nowadayspopularizationofscience(PS)hasbeenembodyingitsownrulesandcharacteristics.ContrarytotheoldnotionthatscientistsshouldactthesubordinateroleofthePS,thispapershowsthatthediversityandspecializationtrendofsubjectsofPSisunavoidable,especiallyduetothemassmediadevelopmentinthisscientificanddemocraticsociety,andsothetraditionalroleofscientistsinthepopularizationactivityofsciencewouldalsobechangedaccordingly.Basedonthegeneralcommunicationmodelofmassmedia,thispaperfirstprovidesanewcommunicationmodelshowingthescientistrolechangesinmodernPS.Thenthepaperdividesthe“scientist”

intotwokinds:scientistindividualandscientistgroup,anddiscussestheirdifferentrolesinPS.AsaresultofthedivisionthepapersuggestsapracticalwayforevaluatingthescientistroleinPStoday.

KeyWords:scientists;scientistroleinthePS;professionalism;evaluation

近年来，在科普理论的研究探讨中，对于科学家在科学普及中的角色职责和评估激励问题一直是引起关注和讨论的话题。2006年5月第九届公众科技传播世界大会（PCST－9）在韩国首尔召开，期间专门举办了针对“如何培训科学家与公众对话”的主题研讨会［1］，并计划出版会议的讨论成果。同时，针对科普活动中科普主体的定位和分类也有一些不同的提法，如国内有学者指出，通常认为科普创作者是主要的科学普及工作者，现在看来科学传播的主体可能主要是媒体科学传播工作者，有的学者认为当前科学传播系统中有5个主体，即科学共同体、政府、媒体、公众以及非政府组织。［2］

科学家在科学普及中的角色定位以及评估问题一直是我国科普政策上的难点，急需从理论上进行分析阐述。本文首先从大众传播学的角度，通过建立新的科学知识传播模型尝试对当代科普主体的分化和职业化问题进行探讨，继而通过分析科学家个人和团体的不同科普职责为当前科学家的科普角色评估提供一个可行的思路。

科学家传统科普角色：科普是份内事

长期以来，无论国内国外，对于科学家的科普角色始终有一种较为普遍的观点，即科学家应承担起科学普及的主体角色。在科学界，这种呼声尤其强烈而紧迫：

1985年，英国公众理解科学委员会在其著名报告《公众理解科学》中直言不讳地对科学家提出忠告：“我们最直接和最紧急的呼吁是向科学家提出的：科学家必须学会与大众进行交流，心甘情愿地这样做，并且确实把这视为自己的责任。”“很明显，促进公众理解科学，是每位科学家专业职责的一部分。”［3］

1986年，美国西格玛•希（SigmaXi）科学研究会在庆祝其成立一百周年时提出，让公众理解科学技术是今后一百年间科技界最应首先考虑的问题。

1999年，美国科学促进会主席格林伍德在美国科学年会上呼吁美国科学家“到美国各级学校兼职，直接参与加强科学教育和促进公众了解科学的工作。”［4］

2000年，中国科协主席周光召在国际科普论坛上指出：“广大科技工作者是开展科普工作的主要力量。坚持不懈地开展科普工作，是科技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5］

我国著名科普作家高士其曾说过：“科学普及是科学工作者的重要任务之一。只有把科学研究和科学普及相互结合才是一个完整的科学工作者。”［6］当代科普作家卞毓麟认为，位于科学传播链首端的科学家应当承担起科学普及的主体责任，多次发出了“科学普及太重要了，不能单由科普作家来担当”的呼吁［7］。著名科学家钱学森也曾向西北工业大学提出建议，要求研究生、博士生的学位论文都要加一个副篇，用通俗语言对行外人讲清楚自己的研究题目。

在科学发展历程中，科学普及与科研探索二者的确常常是相伴相随、交相辉映的，科学家也常常责无旁贷地扮演科学普及的主体角色。正是因为有布鲁诺、伽利略的宣扬普及，哥白尼的“日心地动说”才掀起了近代科学的革命风暴；正是由于赫胥黎“斗犬”般的维护宣传，达尔文进化论才得以深入人心；正是有了相对论热，爱因斯坦及其相对论理论也才可能家喻户晓。科学家的这种对真理、对社会的高度责任感，使得科学的理性之光不断照耀着普通大众走进人类的智慧殿堂。被誉为美国“科学先生”的卡尔•萨根曾对阿西莫夫科普作品的深远意义给予过公正评价：“我们永远也无法知道，究竟有多少正在科学前沿研究探索的科学家是因为读了阿西莫夫的某一本书、某一篇文章或者某一个故事而得到最初的鼓舞和激励，我们也无法知道，究竟有多少普普通通的公众基于同样原因而对科学事业给予同情和支持。”［8］

今天，在现代科技进步与社会发展高度一体化的过程中，公众的参与和影响力已越来越显现出来，从一定意义上说，取得公众的理解和支持已日益成为当代科学家开展科学研究的前提条件，大力推进科学普及和传播已然成为当代科技事业自身发展的必然要求，进而对今天科学家的科普职责提出了更高期望和要求。

当代科学家科普角色的转变：科普职业化问题

然而，当代人类科普事业的发展也正逐步显示出自身的规律和新特点。从外部环境上说，一则各国政府、社会各界的普遍关注使得科普工作已成为一项全社会的共同事业，而不再是个人与团体的业余行为；二则在社会信息化、网络化时代，大众传媒在科学普及活动中的作用和地位越来越显著，这一方面体现在大众传媒已成为社会公众获取科技信息的最主要渠道（2003年我国公众通过电视获得科技信息的比例为93.1%［9］），另一方面也体现在今日科学家从事科普工作也越来越离不开大众传媒。

从科普自身发展上说，在方式方面，传统科普活动中，科学家作为科学福音的代言人其科普行为更多地是一种单向的知识传授和灌输，而当代科普在公众警惕而又怀疑的目光下，更多地是一种小心谨慎的双向沟通和协商共识，其中表达的方式、沟通的艺术以及对科学通俗化、形象化的加工过程无疑越来越需要专业化的训练和职业化的运作；在内容方面，传统科普更多地是对各领域科学知识的宣传和介绍，今天则强调促进公众对现代科技事业的全面理解，了解作为知识体系的科学，作为探索活动的科学以及在社会实际运行中的科学，在涉及到科学的发展历史、科研规范以及科学技术的社会功能和正负面效应、社会对科技发展的影响和控制等方面，研究领域不断细化的科学家们并没有多少优势可言，可见科普内容的变化同样呼唤科普专业人才的培养和职业队伍的建设。

显然，当代科学普及活动呈现出的向专业化、职业化发展的趋势，对科学家参与科普活动的传统角色以及评估激励机制将产生很大的影响。

在大众传播学理论中有一个基本的信息传播模型，包括信息传播者、信息、传播渠道和信息接受者四个基本要素［10］，传播者发出信息，经过传播渠道到达接受者，即：

信息传播者→信息→传播渠道→信息接受者(模型1)

在该理论模型中暗含着一个默认的前提：信息生产者等于信息传播者，两者是合为一体的。这种情形在一般的新闻信息传播过程中是普遍存在的，如记者到事件现场进行报道采访，将所见所闻记录下来而后通过媒介发表。这里记者本人既是信息生产者同时也是信息传播者。在早期的科学历程中，科学家身兼两职（科学知识生产者和传播者）的情形也的确是普遍存在的，如17世纪60年代先后出现的英国皇家学会、法国科学院在成立后便有了经常性的、面向社会公众的科普讲座活动。

但是自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出现首批专门的科学记者以来，专职科技记者以及编辑逐渐地作为一个职业诞生了。尤其在当代科学传播活动中，已经可以明显看到，科学知识生产者与其传播者二者常常是分离的。作为科学信息传播者的科技记者面向社会公众报道科技活动，而作为科学知识生产者的科学家则常常从专业方面提供帮助，各种媒介的从业人员（如电视、广播、报刊、网络科技记者、编辑等）越来越扮演着直接而显著的角色，而科学家却越来越多地在扮演着配角。在科学界与新闻媒体之间合作的情形和方式不断增加的同时，可以看到两者之间的分工也日益明显，即二者在科学普及传播活动中存在着一种职能上不断分化的趋势。这是科学传播不同于一般信息传播的一个新特点（其它一些专业性较强的知识，如经济学知识、医学知识、军事知识等的传播也有类似情况）。

鉴于此，作者认为在科学普及活动中科学知识传播的模型应当建立如下：

科学知识生产者信息①科学知识传播者信息②传播渠道科学知识接受者(模型2)

在模型2中，双箭头“”表示不同传播环节存在着信息反馈，此外传统的科学家（科学知识生产者）与公众（科学知识接受者）之间的直接交流渠道仍然存在。在科学普及传播活动中，把模型1中的“信息传播者”分解为模型2中的“科学知识生产者”和“科学知识传播者”两个部分应该说也是科普活动自身发展所决定的。首先由于科研本身的高度专业化，生产者（科学家）的科学知识(信息①，面向科学共同体内专家同行的、通常是科研前沿的最新科学知识)与传播者的科学知识(信息②，面向社会大众的、相对通俗的科学知识)之间存在着一定距离——实际上是科学共同体与科技传媒之间的语言差异，需要对信息①和信息②加以区分，相应地对信息①和信息②的制作者进行区分也顺理成章。其次在科学知识生产早已专业化、职业化后，科学知识的普及、传播以及科普创作也在不断走向专业化和职业化，科学知识生产者和传播者两者的专业领域分工已在所难免。近年来，国内外一些知名大学相继设立科技传播专业，甚至设立科学传播的教授席位，而对科技博物馆、展览馆等工作人员的职业培训也已提上日程。说明科学的普及传播正走上专业化、正规化、职业化的道路，把科普视为小儿科已成为外行人的无知之谈。

比较一下上述新的科学传播模型2与一般信息传播模型1，我们可以对当代科普活动中的主体定位和分类，以及科学家的科普角色变化进行初步分析：

（1）科学家不是当今科普工作的职业主体。从模型2可以看出，在科普主体中，“科学知识传播者”应该属于其直接的、职业化的队伍，主要应包括：科技传媒的工作人员、科普创作人员、科技展馆工作人员以及科普活动组织管理人员等更直接面向公众传播的专职人员，而科学家属于科普主体中相对间接的、非职业化的队伍。因此，今天科学普及的职业重担不应再加在早已分身乏术的科学家身上了。

（2）科普作品应建立自己的评价体系，不应作为科学界的科研成果来评价。由于科学知识的生产和传播两者在语言规范、评价标准、交流对象等方面存在着诸多差异(信息①≠信息②)，因而科学界也始终难以认同科普类作品作为传统的科研成果进入其学术殿堂。科研人员搞科普被视为不务正业、影响其提职称也就不足为奇了。

（3）科普不应当作为科学家的硬性的职业要求。由于科学普及正逐渐发展成为一个独立的职业，其相应的操作规范和评价标准与科学家的科研探索工作会有本质上的不同，因此把科普作为科学家的职业要求，让科学家“义不容辞”地承担起当代科普的主体角色是不合理的，也是不现实的。科学知识生产者和传播者两者在合作基础上的分工已成必然，不难设想，今后科学家参与科学普及活动也将不可避免地会感到“力不从心”，同样需要传媒方面的合作、帮助甚至专门的业务培训。

当代科学家科普职责评估：个人还是团体？

显然，这并不是说当代科学家可以回避科学普及的社会责任。作为“科学知识生产者”，科学家在科学传播链中仍然扮演着“第一发球员”的角色，是人类认识理解科学的源泉所在，具有重要地位。科学家积极参与科普活动、促进公众理解科学仍是当代社会以及现代科技发展的时代要求。科学家首先应积极适应这一时代需求。国外已有大学为理工科学生──未来的科学家和工程师们专门开设“科学交流课程”以及“科学写作课程”［11］。通过模似记者招待会、相互采访，以及科学文化的“实战”写作来掌握传播交流的基本技巧，从而培养理工科学生与传媒记者以及直接与公众交流合作的能力，并为他们将来在可能的情况下从事科普创作打下良好基础。

其次，科学界应建立相应的机制积极协助职业的科学传播者共同推进当代科普事业的发展。如果说科学家是人类理解科学的必不可少的最终源泉，那么大众传媒就是今天沟通科学和大众的一座桥梁。要在传播媒介中准确、适宜地反映科学，科学家与传播媒介保持和谐一致的良好关系就成为至关重要的前提。在三哩岛事件发生后美国率先成立了科学家大众信息服务社（SIPI），该社新闻资料部为数万名科学家建立了档案库，以便大众传媒在涉及科技知识背景和制作科普节目时，能迅速方便地得到科学界的有效帮助。随后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陆续建立了类似的组织，加强科学界与大众传媒界的交流与合作。此外一些培训机构还专门负责每年安排一些科学家到媒体部门工作数月，同时也安排科技记者到科学家的试验室工作数月，一起查资料、做试验、写研究报告、开评审会等，参与整个科研工作的过程。无疑，这种科学界与大众媒体相互之间的学习交流对双方都是必要而有益的。

不过问题似乎仍然存在，如上所述一方面就科普而言，科学家仍有无可否认的在传播上的优势和权威，以及社会发展上的责任和义务，要求当代科学家更多地关注科学普及、参与科普活动应当是大势所趋，责无旁贷；但另一方面随着科普专业化、职业化发展，俗话说“术业有专攻”，“隔行如隔山”，在职业上要求科学家个人“义不容辞”地承担起科普的责任，恐怕情理上并不适宜，现实中也会勉为其难，其结果便是常常出现呼者切切，应者寥寥的尴尬局面。多年来科普活动的实际状况也一再证实了这一点，似乎也难以找到一个两方面都能有所兼顾和平衡的办法。怎样才可以既适应当代科普的职业化发展趋势，同时又能有效发挥和调动科学家在科普方面的优势和积极性呢？

问题或许可以从分析“科学家”这一概念入手，如果把“科学家”作进一步的区分，如分为科学家个人和科学家团体两类，分别探讨二者的科普责任则可能有助于认清并进而缓解当前存在的尴尬局面。

所谓科学家个人即指作为个体的科研工作者，科学家团体则小到科学研究的课题组、实验室，大到科研院所、科技协会，直至整个科学共同体。

就科学家个人而言，针对每一位科学家在科普方面提出职业上的工作要求、甚至量化的考核指标显然是不现实的，但作为一种观念倡导和一份责任上的提醒，注意提高其自身的科普意识和能力则是十分必要的。

就科学家团体而言，情况有所不同。与科学家个人相比，除科研经费庞大、资源丰富、设施齐备以外，科学家团体一般都还有其复杂程度不同的人员层次结构，尤其是较大的科学家团体或组织，其成员显然不完全是由清一色的科研人员组成，往往包括相当比例的诸如学术秘书、各级科研助手、研究生、各类科研期刊编辑、网络人员、管理人员、学会组织人员等等，以及教育、人事、宣传、综合服务、工会等部门行政人员(在科学家团体中即使这后几类人员常常也具有科研或科学教育背景，甚至由一线科学家兼任)。相对而言，由于科学家团体在经费、人力、设施等方面都有较为充分的资源保障和更大的选择空间，因而其科普责任可以比较明确的进行量化规定和评估，以促使其建立良好的科普工作机制和环境氛围。例如，经费方面，可以考虑规定科普经费占科研费用的一定比例，以保证针对相关科学研究的科普活动、宣传的顺利、经常性开展。较多、较深涉及公共领域的科研项目和研究机构，该项比例无疑可相应提高。

人员方面，可以考虑在科研机构内设置相应的专门职位，在鼓励一些在科普创作、宣传方面有专长、有兴趣的科研人员兼职科普工作（生产科学知识的同时传播科学知识，此时模型2中的科学知识生产者与传播者、以及信息①与信息②又合为一体）的同时，培养和引进科普专业人才，针对大众媒体以及社会公众建立科研发言人制度。

设施方面，保障一定比例的实验设备、设施定期(或轮流)对社会公众开放，淘汰的仪器设备鼓励设置专门的展览室，或者首先捐赠或折价卖给当地的科普博物馆等。

总之，在科普职业化趋势逐渐显现的今天，科学家的科普角色需要进行调整和适应。对科学家整体而言，更多地关注科学普及、参与科普活动作为一个倡导、一种呼吁，应该说是合情合理的，但若从职业上要求每一位科学家“义不容辞”地承担起科普的主体责任恐怕并不合理和现实。针对当代科学家的科普责任，既需要继续保持相对“软”的、倡导性质的宣传和呼吁，也日益需要采取相对“硬”的、可操作的评估措施和手段，而把“科学家”区分为科普责任有所不同的科学家个人和团体两种类型分别加以对待，把评估科学家科普职责的政策位点放在科学家团体上，应该说是一个可行的思路。

参考文献

［1］参见PCST-9大会主题研讨会（WORKSHOP,May20-21,2006）

［2］吴国盛.从科学普及到科学传播(N).科技日报，2000年9月22日，第3版；刘华杰.整合两大传统：兼谈我们理解的科学传播(N).科学新闻，2002，（18）：5—7.

［3］英国皇家学会.公众理解科学(R).唐英英译.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43,45页.

［4］美科协呼吁科学家深入学校(N).人民日报，1999年1月26日，第7版.

［5］周光召.中国科普事业的现状和发展方向(J).科学.2001(1),5.

［6］转引自朱光亚.弘扬光荣传统，肩负历史使命，推进科普大业(R).中共中央、国务院等领导同志在全国科学技术普及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96年2月，第22页.

［7］卞毓麟.科学普及太重要了，不能单由科普作家来担当(J).科学.1993,(2)，4.

［8］CarlSagan.IsaacAsimov(1920-1992)(J).Nature,Vol.357,14May,1992,P.113.

［9］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中国公众科学素养调查课题组编.2003年中国公众科学素养调查报告(R).科学普及出版社，2004年.第31页.

科普角色范文篇4

关键词：科学家；科普角色；职业化；评估

Abstract:Nowadayspopularizationofscience(PS)hasbeenembodyingitsownrulesandcharacteristics.ContrarytotheoldnotionthatscientistsshouldactthesubordinateroleofthePS,thispapershowsthatthediversityandspecializationtrendofsubjectsofPSisunavoidable,especiallyduetothemassmediadevelopmentinthisscientificanddemocraticsociety,andsothetraditionalroleofscientistsinthepopularizationactivityofsciencewouldalsobechangedaccordingly.Basedonthegeneralcommunicationmodelofmassmedia,thispaperfirstprovidesanewcommunicationmodelshowingthescientistrolechangesinmodernPS.Thenthepaperdividesthe“scientist”intotwokinds:scientistindividualandscientistgroup,anddiscussestheirdifferentrolesinPS.AsaresultofthedivisionthepapersuggestsapracticalwayforevaluatingthescientistroleinPStoday.

KeyWords:scientists;scientistroleinthePS;professionalism;evaluation

近年来，在科普理论的研究探讨中，对于科学家在科学普及中的角色职责和评估激励问题一直是引起关注和讨论的话题。2006年5月第九届公众科技传播世界大会（PCST－9）在韩国首尔召开，期间专门举办了针对“如何培训科学家与公众对话”的主题研讨会［1］，并计划出版会议的讨论成果。同时，针对科普活动中科普主体的定位和分类也有一些不同的提法，如国内有学者指出，通常认为科普创作者是主要的科学普及工作者，现在看来科学传播的主体可能主要是媒体科学传播工作者，有的学者认为当前科学传播系统中有5个主体，即科学共同体、政府、媒体、公众以及非政府组织。［2］

科学家在科学普及中的角色定位以及评估问题一直是我国科普政策上的难点，急需从理论上进行分析阐述。本文首先从大众传播学的角度，通过建立新的科学知识传播模型尝试对当代科普主体的分化和职业化问题进行探讨，继而通过分析科学家个人和团体的不同科普职责为当前科学家的科普角色评估提供一个可行的思路。

科学家传统科普角色：科普是份内事

长期以来，无论国内国外，对于科学家的科普角色始终有一种较为普遍的观点，即科学家应承担起科学普及的主体角色。在科学界，这种呼声尤其强烈而紧迫：

1985年，英国公众理解科学委员会在其著名报告《公众理解科学》中直言不讳地对科学家提出忠告：“我们最直接和最紧急的呼吁是向科学家提出的：科学家必须学会与大众进行交流，心甘情愿地这样做，并且确实把这视为自己的责任。”“很明显，促进公众理解科学，是每位科学家专业职责的一部分。”［3］

1986年，美国西格玛•希（SigmaXi）科学研究会在庆祝其成立一百周年时提出，让公众理解科学技术是今后一百年间科技界最应首先考虑的问题。

1999年，美国科学促进会主席格林伍德在美国科学年会上呼吁美国科学家“到美国各级学校兼职，直接参与加强科学教育和促进公众了解科学的工作。”［4］

2000年，中国科协主席周光召在国际科普论坛上指出：“广大科技工作者是开展科普工作的主要力量。坚持不懈地开展科普工作，是科技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5］

我国著名科普作家高士其曾说过：“科学普及是科学工作者的重要任务之一。只有把科学研究和科学普及相互结合才是一个完整的科学工作者。”［6］当代科普作家卞毓麟认为，位于科学传播链首端的科学家应当承担起科学普及的主体责任，多次发出了“科学普及太重要了，不能单由科普作家来担当”的呼吁［7］。著名科学家钱学森也曾向西北工业大学提出建议，要求研究生、博士生的学位论文都要加一个副篇，用通俗语言对行外人讲清楚自己的研究题目。

在科学发展历程中，科学普及与科研探索二者的确常常是相伴相随、交相辉映的，科学家也常常责无旁贷地扮演科学普及的主体角色。正是因为有布鲁诺、伽利略的宣扬普及，哥白尼的“日心地动说”才掀起了近代科学的革命风暴；正是由于赫胥黎“斗犬”般的维护宣传，达尔文进化论才得以深入人心；正是有了相对论热，爱因斯坦及其相对论理论也才可能家喻户晓。科学家的这种对真理、对社会的高度责任感，使得科学的理性之光不断照耀着普通大众走进人类的智慧殿堂。被誉为美国“科学先生”的卡尔•萨根曾对阿西莫夫科普作品的深远意义给予过公正评价：“我们永远也无法知道，究竟有多少正在科学前沿研究探索的科学家是因为读了阿西莫夫的某一本书、某一篇文章或者某一个故事而得到最初的鼓舞和激励，我们也无法知道，究竟有多少普普通通的公众基于同样原因而对科学事业给予同情和支持。”［8］

今天，在现代科技进步与社会发展高度一体化的过程中，公众的参与和影响力已越来越显现出来，从一定意义上说，取得公众的理解和支持已日益成为当代科学家开展科学研究的前提条件，大力推进科学普及和传播已然成为当代科技事业自身发展的必然要求，进而对今天科学家的科普职责提出了更高期望和要求。

当代科学家科普角色的转变：科普职业化问题

然而，当代人类科普事业的发展也正逐步显示出自身的规律和新特点。从外部环境上说，一则各国政府、社会各界的普遍关注使得科普工作已成为一项全社会的共同事业，而不再是个人与团体的业余行为；二则在社会信息化、网络化时代，大众传媒在科学普及活动中的作用和地位越来越显著，这一方面体现在大众传媒已成为社会公众获取科技信息的最主要渠道（2003年我国公众通过电视获得科技信息的比例为93.1%［9］），另一方面也体现在今日科学家从事科普工作也越来越离不开大众传媒。

从科普自身发展上说，在方式方面，传统科普活动中，科学家作为科学福音的代言人其科普行为更多地是一种单向的知识传授和灌输，而当代科普在公众警惕而又怀疑的目光下，更多地是一种小心谨慎的双向沟通和协商共识，其中表达的方式、沟通的艺术以及对科学通俗化、形象化的加工过程无疑越来越需要专业化的训练和职业化的运作；在内容方面，传统科普更多地是对各领域科学知识的宣传和介绍，今天则强调促进公众对现代科技事业的全面理解，了解作为知识体系的科学，作为探索活动的科学以及在社会实际运行中的科学，在涉及到科学的发展历史、科研规范以及科学技术的社会功能和正负面效应、社会对科技发展的影响和控制等方面，研究领域不断细化的科学家们并没有多少优势可言，可见科普内容的变化同样呼唤科普专业人才的培养和职业队伍的建设。

显然，当代科学普及活动呈现出的向专业化、职业化发展的趋势，对科学家参与科普活动的传统角色以及评估激励机制将产生很大的影响。

在大众传播学理论中有一个基本的信息传播模型，包括信息传播者、信息、传播渠道和信息接受者四个基本要素［10］，传播者发出信息，经过传播渠道到达接受者，即：

信息传播者→信息→传播渠道→信息接受者

(模型1)

在该理论模型中暗含着一个默认的前提：信息生产者等于信息传播者，两者是合为一体的。这种情形在一般的新闻信息传播过程中是普遍存在的，如记者到事件现场进行报道采访，将所见所闻记录下来而后通过媒介发表。这里记者本人既是信息生产者同时也是信息传播者。在早期的科学历程中，科学家身兼两职（科学知识生产者和传播者）的情形也的确是普遍存在的，如17世纪60年代先后出现的英国皇家学会、法国科学院在成立后便有了经常性的、面向社会公众的科普讲座活动。

但是自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出现首批专门的科学记者以来，专职科技记者以及编辑逐渐地作为一个职业诞生了。尤其在当代科学传播活动中，已经可以明显看到，科学知识生产者与其传播者二者常常是分离的。作为科学信息传播者的科技记者面向社会公众报道科技活动，而作为科学知识生产者的科学家则常常从专业方面提供帮助，各种媒介的从业人员（如电视、广播、报刊、网络科技记者、编辑等）越来越扮演着直接而显著的角色，而科学家却越来越多地在扮演着配角。在科学界与新闻媒体之间合作的情形和方式不断增加的同时，可以看到两者之间的分工也日益明显，即二者在科学普及传播活动中存在着一种职能上不断分化的趋势。这是科学传播不同于一般信息传播的一个新特点（其它一些专业性较强的知识，如经济学知识、医学知识、军事知识等的传播也有类似情况）。

鉴于此，作者认为在科学普及活动中科学知识传播的模型应当建立如下：

科学知识生产者↔信息①↔科学知识传播者↔信息②↔传播渠道↔科学知识接受者

(模型2)

在模型2中，双箭头“↔”表示不同传播环节存在着信息反馈，此外传统的科学家（科学知识生产者）与公众（科学知识接受者）之间的直接交流渠道仍然存在。在科学普及传播活动中，把模型1中的“信息传播者”分解为模型2中的“科学知识生产者”和“科学知识传播者”两个部分应该说也是科普活动自身发展所决定的。首先由于科研本身的高度专业化，生产者（科学家）的科学知识(信息①，面向科学共同体内专家同行的、通常是科研前沿的最新科学知识)与传播者的科学知识(信息②，面向社会大众的、相对通俗的科学知识)之间存在着一定距离——实际上是科学共同体与科技传媒之间的语言差异，需要对信息①和信息②加以区分，相应地对信息①和信息②的制作者进行区分也顺理成章。其次在科学知识生产早已专业化、职业化后，科学知识的普及、传播以及科普创作也在不断走向专业化和职业化，科学知识生产者和传播者两者的专业领域分工已在所难免。近年来，国内外一些知名大学相继设立科技传播专业，甚至设立科学传播的教授席位，而对科技博物馆、展览馆等工作人员的职业培训也已提上日程。说明科学的普及传播正走上专业化、正规化、职业化的道路，把科普视为小儿科已成为外行人的无知之谈。

比较一下上述新的科学传播模型2与一般信息传播模型1，我们可以对当代科普活动中的主体定位和分类，以及科学家的科普角色变化进行初步分析：

（1）科学家不是当今科普工作的职业主体。从模型2可以看出，在科普主体中，“科学知识传播者”应该属于其直接的、职业化的队伍，主要应包括：科技传媒的工作人员、科普创作人员、科技展馆工作人员以及科普活动组织管理人员等更直接面向公众传播的专职人员，而科学家属于科普主体中相对间接的、非职业化的队伍。因此，今天科学普及的职业重担不应再加在早已分身乏术的科学家身上了。

（2）科普作品应建立自己的评价体系，不应作为科学界的科研成果来评价。由于科学知识的生产和传播两者在语言规范、评价标准、交流对象等方面存在着诸多差异(信息①≠信息②)，因而科学界也始终难以认同科普类作品作为传统的科研成果进入其学术殿堂。科研人员搞科普被视为不务正业、影响其提职称也就不足为奇了。

（3）科普不应当作为科学家的硬性的职业要求。由于科学普及正逐渐发展成为一个独立的职业，其相应的操作规范和评价标准与科学家的科研探索工作会有本质上的不同，因此把科普作为科学家的职业要求，让科学家“义不容辞”地承担起当代科普的主体角色是不合理的，也是不现实的。科学知识生产者和传播者两者在合作基础上的分工已成必然，不难设想，今后科学家参与科学普及活动也将不可避免地会感到“力不从心”，同样需要传媒方面的合作、帮助甚至专门的业务培训。

当代科学家科普职责评估：个人还是团体？

显然，这并不是说当代科学家可以回避科学普及的社会责任。作为“科学知识生产者”，科学家在科学传播链中仍然扮演着“第一发球员”的角色，是人类认识理解科学的源泉所在，具有重要地位。科学家积极参与科普活动、促进公众理解科学仍是当代社会以及现代科技发展的时代要求。科学家首先应积极适应这一时代需求。国外已有大学为理工科学生──未来的科学家和工程师们专门开设“科学交流课程”以及“科学写作课程”［11］。通过模似记者招待会、相互采访，以及科学文化的“实战”写作来掌握传播交流的基本技巧，从而培养理工科学生与传媒记者以及直接与公众交流合作的能力，并为他们将来在可能的情况下从事科普创作打下良好基础。

其次，科学界应建立相应的机制积极协助职业的科学传播者共同推进当代科普事业的发展。如果说科学家是人类理解科学的必不可少的最终源泉，那么大众传媒就是今天沟通科学和大众的一座桥梁。要在传播媒介中准确、适宜地反映科学，科学家与传播媒介保持和谐一致的良好关系就成为至关重要的前提。在三哩岛事件发生后美国率先成立了科学家大众信息服务社（SIPI），该社新闻资料部为数万名科学家建立了档案库，以便大众传媒在涉及科技知识背景和制作科普节目时，能迅速方便地得到科学界的有效帮助。随后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陆续建立了类似的组织，加强科学界与大众传媒界的交流与合作。此外一些培训机构还专门负责每年安排一些科学家到媒体部门工作数月，同时也安排科技记者到科学家的试验室工作数月，一起查资料、做试验、写研究报告、开评审会等，参与整个科研工作的过程。无疑，这种科学界与大众媒体相互之间的学习交流对双方都是必要而有益的。

不过问题似乎仍然存在，如上所述一方面就科普而言，科学家仍有无可否认的在传播上的优势和权威，以及社会发展上的责任和义务，要求当代科学家更多地关注科学普及、参与科普活动应当是大势所趋，责无旁贷；但另一方面随着科普专业化、职业化发展，俗话说“术业有专攻”，“隔行如隔山”，在职业上要求科学家个人“义不容辞”地承担起科普的责任，恐怕情理上并不适宜，现实中也会勉为其难，其结果便是常常出现呼者切切，应者寥寥的尴尬局面。多年来科普活动的实际状况也一再证实了这一点，似乎也难以找到一个两方面都能有所兼顾和平衡的办法。怎样才可以既适应当代科普的职业化发展趋势，同时又能有效发挥和调动科学家在科普方面的优势和积极性呢？

问题或许可以从分析“科学家”这一概念入手，如果把“科学家”作进一步的区分，如分为科学家个人和科学家团体两类，分别探讨二者的科普责任则可能有助于认清并进而缓解当前存在的尴尬局面。

所谓科学家个人即指作为个体的科研工作者，科学家团体则小到科学研究的课题组、实验室，大到科研院所、科技协会，直至整个科学共同体。

就科学家个人而言，针对每一位科学家在科普方面提出职业上的工作要求、甚至量化的考核指标显然是不现实的，但作为一种观念倡导和一份责任上的提醒，注意提高其自身的科普意识和能力则是十分必要的。

就科学家团体而言，情况有所不同。与科学家个人相比，除科研经费庞大、资源丰富、设施齐备以外，科学家团体一般都还有其复杂程度不同的人员层次结构，尤其是较大的科学家团体或组织，其成员显然不完全是由清一色的科研人员组成，往往包括相当比例的诸如学术秘书、各级科研助手、研究生、各类科研期刊编辑、网络人员、管理人员、学会组织人员等等，以及教育、人事、宣传、综合服务、工会等部门行政人员(在科学家团体中即使这后几类人员常常也具有科研或科学教育背景，甚至由一线科学家兼任)。相对而言，由于科学家团体在经费、人力、设施等方面都有较为充分的资源保障和更大的选择空间，因而其科普责任可以比较明确的进行量化规定和评估，以促使其建立良好的科普工作机制和环境氛围。例如，

经费方面，可以考虑规定科普经费占科研费用的一定比例，以保证针对相关科学研究的科普活动、宣传的顺利、经常性开展。较多、较深涉及公共领域的科研项目和研究机构，该项比例无疑可相应提高。

人员方面，可以考虑在科研机构内设置相应的专门职位，在鼓励一些在科普创作、宣传方面有专长、有兴趣的科研人员兼职科普工作（生产科学知识的同时传播科学知识，此时模型2中的科学知识生产者与传播者、以及信息①与信息②又合为一体）的同时，培养和引进科普专业人才，针对大众媒体以及社会公众建立科研发言人制度。

设施方面，保障一定比例的实验设备、设施定期(或轮流)对社会公众开放，淘汰的仪器设备鼓励设置专门的展览室，或者首先捐赠或折价卖给当地的科普博物馆等。

总之，在科普职业化趋势逐渐显现的今天，科学家的科普角色需要进行调整和适应。对科学家整体而言，更多地关注科学普及、参与科普活动作为一个倡导、一种呼吁，应该说是合情合理的，但若从职业上要求每一位科学家“义不容辞”地承担起科普的主体责任恐怕并不合理和现实。针对当代科学家的科普责任，既需要继续保持相对“软”的、倡导性质的宣传和呼吁，也日益需要采取相对“硬”的、可操作的评估措施和手段，而把“科学家”区分为科普责任有所不同的科学家个人和团体两种类型分别加以对待，把评估科学家科普职责的政策位点放在科学家团体上，应该说是一个可行的思路。

参考文献

［1］参见PCST-9大会主题研讨会（WORKSHOP,May20-21,2006）网址：/scientific03.asp

［2］吴国盛.从科学普及到科学传播(N).科技日报，2000年9月22日，第3版；刘华杰.整合两大传统：兼谈我们理解的科学传播(N).科学新闻，2002，（18）：5—7.

［3］英国皇家学会.公众理解科学(R).唐英英译.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43,45页.

［4］美科协呼吁科学家深入学校(N).人民日报，1999年1月26日，第7版.

［5］周光召.中国科普事业的现状和发展方向(J).科学.2001(1),5.

［6］转引自朱光亚.弘扬光荣传统，肩负历史使命，推进科普大业(R).中共中央、国务院等领导同志在全国科学技术普及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96年2月，第22页.

［7］卞毓麟.科学普及太重要了，不能单由科普作家来担当(J).科学.1993,(2)，4.

［8］CarlSagan.IsaacAsimov(1920-1992)(J).Nature,Vol.357,14May,1992,P.113.

［9］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中国公众科学素养调查课题组编.2003年中国公众科学素养调查报告(R).科学普及出版社，2004年.第31页.

科普角色范文篇5

一、新媒体时期对少儿科普期刊带来的机遇

（一）传播内容创新。新媒体时期对少儿科普期刊的传播内容带来创新机遇。首先，少儿科普期刊在新媒体支撑下，选题内容较为鲜明与活泼，能够根据少年儿童的需要，选取引起少年儿童关注的话题作为内容，使少儿科普期刊在传播过程中，激发少年儿童的阅读意识。例如：少儿科普期刊在新媒体时代下，内容更具时代性、新闻性，将科学信息与生活融合，便于读者理解信息内容。其次，少儿科普期刊在新媒体技术支撑下，能够巧用“明星”代言，增强少儿科普期刊的贴合性，获取少年儿童的青睐。少儿科普期刊在新媒体技术的支撑下，以“明星”作为科学的代言人，传递科学信息，加快少儿科普期刊传播速度。例如：《我们爱科学》期刊中，选取主流的“明星”为代言人，获取少年儿童的一致好评与认可，使该期刊得到良好的销售。最后，少儿科普期刊在技术的支撑下，运用动漫的形式，呈现科学信息，使少儿科普期刊内容丰富多样，吸引少年儿童阅读。（二）传播方式的创新。在新媒体时代下，拓宽了少儿科普期刊内容的传播方式，使传播路径得到拓宽。首先，少儿科普期刊在新媒体技术支撑下，不仅能依托于传统的纸媒形式进行科学信息的传播，也能借助电子期刊形式进行内容的传播，诸如：在网络平台中，借助虚拟技术进行少儿科普期刊内容的传播，使少年儿童能够在指定的网络平台中获取少儿科普期刊内容，满足少年儿童对少儿科普期刊阅读需要。其次，少儿科普期刊在新媒体技术的支撑下，以微视频形式进行传播，使少儿科普期刊内容图文并茂化，更吸引少年儿童的关注与认可。例如：《小哥白尼》其以趣味科学为创作核心，将科学信息以短视频、微视频等形式在多个媒体平台中进行传递，便于少年儿童获取与观看科学信息。最后，少儿科普期刊在新媒体技术的支撑下，在微信平台中进行传播，其传播方式多元化，以微视频传播、音频传播、文字传播的融合性，实现科学信息的广泛传播，满足少年儿童多元化获取科学信息需要。

二、新媒体时期少儿科普期刊编辑应具备的能力

（一）用户思维能力。新媒体时期下，拓宽了少儿科普期刊信息传播路径，并丰富少儿科普期刊内容，使少儿科普期刊呈现良好的发展态势。而少儿科普期刊编辑作为少儿科普期刊发展的核心因素，需在新媒体技术的支撑下转变自身编辑思维，迎合新媒体发展形势，具有用户思维，以少年儿童作为其期刊编辑的主要素，编辑满足少年儿童的少儿科普期刊形式。因此，少儿科普期刊编辑在新媒体时期下应具有用户思维，以先进技术，及时获取少年儿童对科学信息获取的需要，明确主题内容，促进少儿科普期刊内容的创新，从而使少儿科普期刊获取少年儿童的认可。（二）运营能力。新媒体时期下，极大地丰富了少儿科普期刊编辑内容，增强了少儿科普期刊内容传递的时效性，实现少儿科普期刊发展模式的创新。在少儿科普期刊发展进程，内容是重要内容，其能吸引少年儿童的眼球与视线，使少儿科普期刊获得良好的销量。在新媒体时期，少儿科普期刊传播的内容不同于以往，其呈现新颖性、独特性。因此，少儿科普期刊编辑应具有运营能力，能够审时度势，根据市场发展趋势，调整自身少儿科普期刊编辑方式，推进少儿科普期刊在新媒体平台中良好地运营，获取少年儿童的支持与认可，进而达到少儿科普期刊良好的发展趋势。（三）服务能力。以往的少儿科普期刊模式多为纸质的阅读读物模式，以其巧妙的配图模式，获取少年儿童的关注与阅读，获得良好的少儿科普期刊传播成效。而新媒体时代下，拓宽了少儿科普期刊受众人群，不仅少年儿童喜欢阅读少儿科普期刊，其他群体，诸如青年群体，甚至中老年群体也喜欢阅读少儿科普期刊。他们依托于网络平台，获取自身喜爱的少儿科普期刊进行阅读，满足自身对科学信息的阅读需要。基于此，新媒体时期下，需要少儿科普期刊编辑具有服务能力，以服务多受众群体为导向，加强少儿科普期刊的编辑，使少儿科普期刊编辑符合多元化受众群体需要，进而达到少儿科普期刊良好的传播模式。例如：借助网络技术，加强受众群体的研究，根据受众群体需要，编辑少儿科普期刊，不断提升少儿科普期刊编辑服务能力。

科普角色范文篇6

一、科技馆教育传播的要素分析

教育传播学是近几年来发展起来的重要交叉学科，对科技馆教育有重要指导意义。教育传播学一般包括四个基本要素，即教育者、教育信息、教育媒体和受教育者。因教育信息和教育媒体与本文研究的内容关系不大，下文将重点从教育者和受教育者两个角度阐述:

1．教育者。科技馆教育者应该由三类人群组成:教育管理者，负责研究科技馆教育理论、策划和组织实施教育项目等;资源建设者，研发学习资源，包括展品及配套的学习单、教材和指导手册等;学习指导者，包括辅导员、实习生、志愿者等。教师群体有丰富教育经验和教学资源，应充分参与科技馆教育传播工作。

2．受教育者。科技馆的受教育者，依年龄、知识结构、心理特征及需求不同，可重点分为以下几类群体:①学生群体，可细分为儿童、少年和青年三阶段，是科技馆最为重要的受众群体。科技馆应依学生群体的知识结构、心理特征及需求特点等进行教育活动的开发和实施。②家庭群体。据统计，科技馆参观受众中有超过50%是亲子家庭，即“家庭群体”。③科普教师群体。是科技馆受教育者的重要部分，他们一方面接受科技馆各种教育资源并参与教育培训;同时也是学习资源的提供者，流动展的种子教师，承担起教育传播者的角色。④社区群体;⑤其他群体。如偏远地区的受众、行为能力障碍人群、有特殊需求的专业人士等。国内科技馆发展的30多年，一直将学生群体以及以青少年为主的家庭群体作为重点服务对象，忽略了教师群体的作用。本文重点围绕教师群体进行分析。

二、国外部分科学中心科普教师项目的情况介绍

(一)美国探索馆的教师项目

1．师范学院。“师范学院”启动于1998年，其对象是初、高中的科学科教师，包括初教者项目(两年以下初、高中科学或数学科教师)、暑期学院(新教师和在职教师)以及领导者项目(丰富教学经验的教练和导师)三个层级。这三个项目相互重叠构成对科学教师的完整培训体系，通过持续的周末讲习班、先进的暑期学院以及互联网资源在线支持来实现。

2．探究学院。这是职业发展项目中最受欢迎的项目，将探究式教育的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进行授课。探究式学习工作室和研讨会适合职业进修者、管理者、首席教师、国家教育改革领导者、校外教育者、大学社团等各种学习者。此外，该项目还在线教学指南供课堂教学实践者使用，指导探究式教育实践。

3．展览教育资源共享。成立于1999年，其目的是帮助每个合作方学会如何将展品作为教学工具进行使用并设计活动或展品。该项目还会依合作方需要开发工作室，包括如何加强讲解员素质、如何设计活动，如何开展教师职业进修项目。

(二)芝加哥科工馆的教师项目

1．教师教育课程，面向学校教师免费开放，包括连续5天的暑期培训课程和学期中6次课程培训，内容涉及生命、地球、环境和宇宙科学等。通过该课程，老师可获得科学课程的课件、材料和视频。参与系统培训的教师还可获得科学教育专业硕士的学分并得到中学科学教育机构的认可。

2．教师实习项目，面向伊利诺斯技术学院和芝加哥州立大学学习教育的学生。他们在芝加哥科工馆工作6周时间，参与教育项目的策划实施、观众辅导等。

(三)安大略科学中心的教师项目

1．教师专业发展项目，通过体验式讲习班，加深教师对科学概念的理解，并应用到实际生活中，再传给学生。这为教师提供提问、讨论并分享的机会。

2．教师学习资源提供项目，提供教师指南、展览查询、课程、电影或展厅相关资源等供教师下载，还提供若干活动，如新型教师资源，提供展厅展品的探索指南;展览/项目探究，为部分项目、讲习班等提供专题展览探究活动;同时还包括如实地考察小提示、学校课程评估表等其他信息。

(四)新加坡科学中心的教师项目

1．专业教师研修班，以实验室为基础并包括大量的动手项目，教师可以依据一定的规则设计不同活动项目，学科内容包括物理科学、生命科学、厨房科学和数字媒体等。同时，还会分享如何提高学生学习科学兴趣的各种方法和途径。

2．科学交流与创新教学研讨会，这为教师提供与专家进行科学交流的机会。它与传统课程不同，除注重教学策略、课程评估外，还关注其教育理念如何应用于实践;并鼓励教师创造新的、展示科学的方法，从而提高学生的科学兴趣。

三、我国部分科学中心科普教师项目的情况介绍

(一)台湾地区科技类博物馆的教师项目

1．台湾自然科学博物馆的科老师项目

科博馆设置科老师(自然科学辅导教师)，高、中小学内担任自然科学教学或具有服务热忱的老师都可申请成为科老师。其职责包括担任义务联络员，负责学校与科博馆之间的联系;协助师生到馆参观或研习活动，随队辅导教学活动，促使学校运用馆内资源开展活动;推广科学教育活动，参与活动规划与推广。

2．台湾自然科学教育馆的科普师资培训课程

科教馆举办常态化的科普师资培训课程，主要面向全台湾的国小教师或本馆科老师免费开放，性质上是国小教师的在职进修课程。内容上配合自然与生活学科各学期单元进度设计课程，是学校课程的延伸。培训课程分三类:①主题式师资培训，围绕某一大主题进行为期3天的培训课程，采取滚动轮换方式更新;②科普式师资培训，开展一次性体验活动，完成某一知识点的小制作任务;③种子教师培训:接受科技馆的先期培训后，负责培训学校教师，教会他们如何利用科技馆的展品和教育项目资源，进行科技馆教育项目的推广。

(二)中国大陆地区科技馆的教师群体活动

在中国大陆，仅中国科技馆、广东科学中心及厦门科技馆开展教师群体活动。中国科技馆的教师活动分两类:(1)科普教师专项培训:对象为各区县青少年科技馆工作人员和北京市中小学科学课老师;内容包括教育理论及演示实验、科技小制作、科技魔术等。(2)团体预约教师培训:针对学免的团体教师进行培训，介绍科技馆可提供的教育资源，如参观路线、实验演示、学习单、活动室活动等。广东科学中心的教师群体活动也分为两类:(1)在线资源提供，如学生工作纸、专项探究活动、室外展项定向探寻活动等电子资源;(2)联合教育部门、师范高校、中小学等开展交流培训活动，内容包括科普教育资源介绍、交流校外科学教育活动的教育理念以及探索课余科学教育的方式和内容等。厦门科技馆会对其培训中心外聘的科学课老师进行教学培训，这些外聘老师多为各中小学的科学课老师。对其进行的教学培训也会提高其教学水平和能力。

四、国内科技馆学校教师项目的发展建议

通过分析，我们发现国内科技馆教师项目尚处于起步阶段，内容和形式较为受限。而国外科学中心的教师项目则呈现出专业化、多样化、层次化的特点。本部分结合我国科技馆发展现状，对教师项目提出如下发展建议:

(一)明确科技馆(科学中心)的功能定位

国内科技馆应努力将自身打造成为学校科学教育资源的提供中心和科普教师群体的培训中心。欧美科学中心经过几十年的发展，科学教育资源已成为馆校结合合作模式的重要保障。如展品资源可作为教学用具，课程、培训等是教师技能发展的重要途径，科普教育人员成为学校的重要合作伙伴，网络资源成为教师学生自主探究的知识宝库。我国科技馆要想与学校建立牢固的合作关系，应努力将自身打造为学校科学教育的资源提供中心。同时，科技馆应担负起中小学科普教师培训的职责，充分利用教育资源，提升科普教师的理论修养和实践水平。

(二)充分认识到教师项目的重要作用

我们应该认识到教师项目的重要作用。他们不仅是正规教育中的重要群体，拥有完备的知识体系、教学经验和媒体使用能力。同时，他们也将成为科技馆科普教育的传播者，一方面，参与科技馆组织的科学教育培训;另一方面，承担起“种子教师”角色，完善科普教师的培训链条。他们既是教育活动的策划者和组织者，也是活动的实施者和评估者，对活动开展的效果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三)分阶段、分步骤的组织教师活动

国内科技馆应借鉴欧美发达国家科学中心在教师项目的先进经验，在结合本馆可利用教育资源的基础上，开发层次化、多样化的科普教师活动。

1．初级阶段应努力将科技馆打造为科学教育资源的提供中心。基于此，除了开展对团队预约教师的培训外，还要充分利用网络、手机等(如官网、微博、微信)新媒体手段来完善学习资源提供项目，如学习单、展项信息、活动信息、电影或展厅等资源;还包括专题探究活动、活动评估表以及问卷调查等。

2．中级阶段应努力将科技馆打造为科普教师群体的培训中心，包括教师交流会和教师培训两种形式。在这一阶段，应与教育主管部门、高等院校及中小学校建立合作关系，充分利用教育主管部门的政策引领作用、高等院校的优秀科研成果和教师资源及中小学校的科普教师力量，推动科普培训和交流活动的开展。

3．高级阶段应开展如美国探索馆的师范学院、探索学院等内容。此时，培训对象已不局限于培训科普教师，学校管理者、国家教育改革领导者、校外教育者都可能成为培训的对象;活动内容扩展至完整的课堂活动、系列化的培训体系、结合探究理念的探究工作室和研讨会等。这是对科学中心的高水平要求，目前在我国科技馆中还比较难以实现，是一个较为长远的发展目标。

作者:张彩霞 单位:中国科学技术馆

参考文献:

科普角色范文篇7

关键词：科普工作；科普主体；科普内容

近年来，科学普及、科学教育、国民科学素质已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耳熟能详的词汇。在科学普及活动中弘扬科学精神、普及科学知识、传播科学思想、倡导科学方法等等也已成为全社会的共识。随着我国《科学技术普及法》的颁布实施，全国科普工作会议的连续召开以及“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2049计划)的启动，可以肯定我国科普工作又将呈现出一个新的可喜局面。

当前，传播科学文化知识，提高国民科学素质已成为世界各国政府共同关注的议题，但在具体的科普实践活动与方式中，各国又因各自的国情不同而既有共识相同之处，同时又呈现出多元化的差异区别。如何结合自己的实际国情，同时又顺应世界发展的潮流从而达到国家科学普及的既定目标，无疑需要深入的探讨和大胆的实践。在我国当前的科普工作中，以下几个问题值得关注和思考。

1，当代科普是社会中的科普

应当说，科学普及始终伴随着科学技术的发生和发展，并且二者是交相辉映、相得益彰，正如车之两轮，鸟之双翼。科学技术渗透到社会的哪个地方，科学普及也需要跟进到社会的哪个地方。今天的科学技术是社会中的科学技术，是国家目标和社会工程，同样今天的科学普及也是社会中的科学普及，科普工作不再仅仅是某些个人和团体的业余、自发行为，也一样成为国家的发展目标和社会的系统工程。

许多国家认识到，科学普及作为一项促进公众理解科学、提高国民科学素质的社会教育活动，是保障科学与社会协调进步、持续发展的基础性社会工程，因而带有社会公益事业的性质。今天科普工作的有效开展依赖于政府的主导作用，以及全社会多方位、多层次地配合与协调。在科普工作的发展和建设中，政府已成为重要的支持者、组织者和管理者，政府行为常常起到基础的和主导的作用。如英国政府从立法和资金保障两个方面大力扶持科技馆建设事业。早在18世纪末英国政府就制定了博物馆法，对包括科技馆在内的博物馆给予法律上的保护，确定其公益法人的地位。英国政府不仅投巨额资金建设科技馆，而且每年为科技馆划拨大量经费，以保证其正常运营。以伦敦科学博物馆为例，每年该馆支出经费总计约2300万英镑，其中85％以上为英国政府拨款。

除直接参与外，政府部门还通过建立适宜的社会机制（包括政策、法规等）来动员和引导社会各方面的力量支持、参与科学普及工作，充分发掘全社会的资源。一些科普宣传并不一定要花很多钱，效果同样很好，关键在于建立适宜的政策引导机制。美国政府曾明文规定，工厂里的生产机器在报废前必须经过当地博物馆机构的挑选，尔后才能报废。在美国的某些高速公路旁边，路基被切开露出断面以帮助人们了解道路是由什么材料铺成的。这类科普方式并不需要花多少钱，有了相应的措施规定，公司企业也愿意做，并且还有广告宣传的作用。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科学普及工作又常带有一定的文化产业属性，借助市场机制引导和促进科学普及也是一条有效途径。闻名世界的美国科幻片不仅吸引了大批科学爱好者，同时也创造了惊人的票房价值。自有电影以来，创造全球最高票房价值的10部电影中美国科幻片就占了5席，据首位的《侏罗纪公园》票房价值高达5亿美元。而利用一些特殊的地理地貌等自然景观开展的科普旅游、科普夏令营等活动同样大受欢迎，并且利润可观。可见，在市场机制下科学普及工作的发展也同样前景广阔。

2，当代科普主体的分化问题

长期以来，在国内外对科普活动的认识讨论中，一直有一种较为普遍的观点，即认为科学家应当承担起科学普及的主体角色。在科学界，这种呼声尤其显得强烈而紧迫。的确，在科学的发展历程中，科学家们常常是义不容辞地扮演着科学普及的主体角色。没有布鲁诺、伽利略的宣扬和普及，哥白尼的“日心地动说”便难以掀起近代科学的革命风暴；没有赫胥黎“斗犬”般的维护和宣传，便不会有达尔文进化论的深入人心；没有相对论热，爱因斯坦及其理论也不可能家喻户晓。正是科学家的这种对真理以及对社会的高度责任感，才使得科学的理性之光不断照耀着普通大众走进人类智慧的殿堂。

然而，随着大众传播手段的发展变化，尤其是电视机、互联网络的出现，以及社会公众对科技发展知情权和参与权的普遍愿望，对今天科学普及的方式、手段和内容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提出了新的时代要求。在科学知识的生产早已专业化、职业化后，科学知识的普及、传播以及科普创作也日益走上专业化和职业化的道路，逐渐呈现出自身的规律和特点。今天已不难看出科普活动中科学界与新闻媒体之间在合作基础上的分工越来越明显，即科学知识生产者和科学知识传播者二者存在着一种职业上不断分化的趋势。如今在科学普及和传播的过程中，各种媒介的从业人员（主要指电视、广播、报刊、网络等的记者、编辑等）越来越扮演着直接而显著的角色，相应地，越来越“专”的科学家们却更多地在扮演着配角。这是今天的科学传播不同于以往的科学普及，并且也不同于当前一般信息传播的一个新特点。

在今天的科普主体中，“科学知识传播者”已逐渐成为一支职业化的队伍，主要由科技传媒的工作人员、科普创作人员、科技展馆工作人员、科普活动的组织策划人员等更直接面向公众传播科学的专职人员组成，当然也包括一些工作在科普一线的科学家，但大多数早已分身乏术的科学家作为“科学知识生产者”则属于今天科普主体中相对间接的、非职业化的队伍。

显然，这并不是说，今日的科学家可以回避其科普的社会责任。科学家在科学普及传播链中始终扮演着“第一发球员”的角色，是人类认识理解科学的源泉所在。积极参与科普活动、促进公众理解科学仍然是当代社会以及现代科技发展对科学家的时代要求。此外，科学界应建立相应的机制积极协助职业的科学传播者共同推进当代科普事业的发展。如果说科学团体是人类理解科学的必不可少的最终源泉，那么大众传媒就是今天沟通科学家和普通大众的一座桥梁。要想在传播媒介中准确、适宜地反映科学，科学家与传播媒介保持和谐一致的良好合作关系就成为至关重要的前提。同时，科技媒体的各类工作人员的职业培训和持证上岗制度，以及科技媒体作品的专家审核制度也应逐步提上议事日程。

3，科普内容与科学素质

国民科学素质对当代国家、民族发展的重要意义各国政府均予以了高度的重视，科普工作如何围绕提高全体国民科学素质这一目标，科普内容如何进行调整同样受到普遍的关注。

自上世纪70年代，西方发达国家陆续开展了对国民科学素质的调查工作。关于科学素质，国际公众科学素质促进中心主任米勒（JonD.Miller）教授认为，科学素质应包括以下几方面的内容：（1）认识和理解一定的科学术语和概念；（2）对科学研究的一般过程和方法要有所了解；（3）理解科学技术对社会的广泛影响，能够对个人生活及社会生活中出现的科技问题做出合理的反应。米勒教授对科学素质的这一规定已逐步被国际社会所认同，与科学社会学的“三层次说”(即科学是一种理性知识、一种认识活动和一种社会建制)也是较为吻合的。

由此可以认为，在现代社会中一个人是否具有科学素质可以具体表现为对科学知识的认知能力、对科学方法的运用能力和参与科学技术的社会管理能力这三个层面。相应地，科学普及在内容上也可以在这三个层次上进行展开。

首先，科学是一个系统严密的、逻辑自洽的知识体系。在科学知识方面，科学普及应当促进公众对科学的知识体系有一个基本的了解和整体的认识，这是理解现代科学事业的基础和前提。主要包括，（1）理解科学的基本术语和概念，认识理解科学知识体系中关于物质世界、生物界、人类机体、人类行为、数学、现代技术等领域里的一些基本的核心概念；（2）理解科学的一些基本的核心理论和观点，如基本的科学原理以及普遍的科学常识。科学知识体系中的科学术语和概念如同砖瓦，科学原理如同骨架，公众掌握了基本的科学知识，就有利于树立起科学的基本的世界观，用科学的观点观察和描述客观世界。

其次，科学不仅是一个静态的知识体系，还是一个动态的研究探索的活动，并在这个探索活动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自己专门的研究方法和职业的行为准则。在科学活动方面，科学普及应当促进公众认识理解科学研究的基本方法和一般过程，通过对科研成果的获取方法以及承认过程的了解增强识别科学与伪科学、假科学的能力；通过了解科学工作中的评审程序和奖惩制度，了解科学家和科学组织的行为规范和职业特点，进而理解人类在科学实践的探索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积极进步的科学精神。再次，科学不仅是一个纯学术性的研究探索活动，同时还是一项系统复杂的社会性工程，是国家目标、政府事业。科学本身，以及更直接的和技术一起对当代人类社会的各个方面产生着空前广泛而又深刻的影响。在科学技术与社会方面，科学普及应当促进公众理解现代科学技术多方面的社会功能，以及与人类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和相互作用。主要包括了解现代科学技术对公众个人生活以及国家、社会发展的深刻影响，了解科技体制的功能特点和社会角色，了解基本的科技政策和重要的相关制度(如知识产权保护，专利制度等)，了解参与科技发展的社会管理、监督等方面的机制和渠道，等等。能够理解现代科技的发展既需要全社会的大力支持同时又必须有相应的监督和制约，能够对社会生活中出现的与科技相关的问题做出合理反应，具备参与科技发展的有关管理与决策的基本能力。

此外，在当前科学普及的内容方面，还应注意以下两点：

第一，科学普及更多的是引导公众认识、理解、欣赏科学，而不是一味儿地鼓励普通公众涉足科研前沿，去攻克什么科学难题，创造什么重大理论。近代科学革命以降，人类科学事业经过几百年的突飞猛进到今天早已是壁垒森严，高度专业化、职业化了，从事前沿科学探索工作首先要经过长期严格系统的专业训练。盲目地鼓励社会公众进行所谓科研探索往往会背离科学普及的初衷。没有高等数学理论的背景就去解决哥德巴赫猜想难题，仅仅只有初中化学的知识就要论证水变油的过程，这些现象应当说与我们的某些科普宣传不无关系。面对真诚而执着的民间“科学家”们五花八门的“成就”和“突破”，职业的科学家曾无奈而又一针见血地指出：“你自行车骑得再快，能上月球吗？”

第二，科学普及应避免使科学神秘化、崇高化，并负载过多的道德使命。科学普及要废除那种科学高高在上作为社会行为向导的权利，使科学工作非神秘化，让科学走下圣坛，更加接近普通公众。实际上，科学事业本身就是魅力无穷的，可以使人类摆脱愚昧、远离无知，值得人们去探索、去创造、去欣赏。正如当代著名的英国科学社会学家约翰•齐曼教授所指出的：“当所有的花言巧语都被揭露无疑时，真理的内核就在这样的见解中出现了：科学是迷人的事业，能够使从事科学的男男女女全力以赴，能够用它的发现扩大和丰富人类的精神财富。”

4，科普工作与学校正规教育

应当说，就提高全体国民的科学素质而言，主渠道、主阵地无疑在于学校的正规教育，科学普及应是学校正规教育的重要补充和社会延伸。为提高普通国民的科学素质，在学校正规教育领域，如何从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转变，如何从分门别类的分科教育到全面整体的综合教育(即从学科到科学)进行转变也一样引起了普遍的关注。在这些方面，科普工作与学校正规教育相互之间显然十分有必要进行合作与借鉴。

不过，学校的正规教育教学与社会化的科学普及两者的区别也是明显的：学校教育带有一定的强制性，有考试、拿文凭的制约，而科普则是非强制性的；学校教育在相对固定的时间范围内针对相对固定的人群，而科学普及则是面对0至99岁各个年龄段的全体社会公民。

由上述不同可以看出，搞好科普工作必须更加重视普及对象的兴趣点和实际需求。科学普及是非强制性的，在科普工作中能否抓住普及对象的兴趣点和实际需要就十分关键；科学普及是面对社会上各个年龄段的人群，积极了解不同人群的心理特点和不同需求就显得非常重要。研究统计表明，对于社会大多数的成年公众来说，他们更关心的是科技成果的实际应用价值及其社会影响后果，而非充满艰深学术术语、并且远离人们现实生活的尖端科技知识。因而科普内容不应只盯着科技最前沿，相对于正规教育而言，科普工作更需要关注普通公众在现实生活中的需求及其心理特点和兴趣点，这样才能不断地提高科普内容的针对性和有效性，进而达到提高公众科学素质的目的。例如，一种新式的电视机问世了，普通公众关心它有哪些新的功能、会给自己的生活带来什么样的变化更甚于关心该电视机的工作原理发生了什么变化以及技术上有哪些突破。在科普工作中需要更多地尊重并且适应社会公众的这一特点和需求，在此基础上再加以引导和提高，从而更好地达到科学普及的目的。

5，我国科普工作与国外科普工作的国情差异

我国的科普工作与发达国家相比，从国情角度看在以下三个方面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在参考借鉴国外经验以及制定我国科普政策措施时必须考虑到这些不同点。

首先，在科学技术发展的整体水平上我国与发达国家存在着相当的差距，客观上造成我国公众对现代科技的了解和需求也必然存在着相应的差距。一个明显的例子是上世纪80年代，我国最畅销的科普书籍是《养鸡500天》，而同一时期美国公众最喜爱的科普图书是卡尔萨根的《宇宙》。我国的普通公众，尤其是广大农村里的公众对科学技术已经给人类带来的巨大恩惠尚未充分感受到，对当代科技运用所产生的负面效应更是无从谈起。因而与发达国家的公众比较而言，现阶段我国公众在对待科学技术的态度上，往往有理解片面、急功近利、追求实用化、盲目乐观等特点。

其次，我国公众受学校正规教育的年限与发达国家公众相比差距较大，公众整体科学素质水平低下，参与科学技术社会管理方面的意识也明显较弱。近年来，国外公众理解科学活动的兴起是与其社会公众普遍较高的科学文化素质分不开的，试想，公众如果对科学家的研究结果或者其影响后果一无所知的话，他们又怎么可能要求与科学家进行交流对话、平等争论甚至发问质疑呢？而我国公众相对科学素质较低，对科学家的科研工作及其影响知之较少甚至没有感觉，自然难以达到理解沟通的地步。公众对科学家及其工作也多是采取敬而远之的态度，相应地参与科学事业发展的管理、监督等方面的能力和意识也就大打折扣了。这无疑也要求我国的科普工作很大程度上要承担起一种“补课”的任务，补学校正规教育不足的课。

再次，我国科学家在参与科普活动方面与国外发达国家的科学家们相比，来自社会公众方面的压力要小得多，也没有那么直接。国外科研工作者面对公众舆论的巨大压力常常要三思而后行，甚至延缓、停止或者取消科研计划。这一点只要想一想英国克隆羊“多莉”以及转基因农作物在发达国家所引起的震荡就足以使人深刻体会到这一点。而我国科学家面临社会公众这方面的压力则相对要小得多。如何促进我国科学家更多地参与科普活动，更多地面向普通公众，学会并乐意与社会公众和媒体打交道，就必须考虑到我国的这一实际国情情况。

参考文献

1刘珺珺著.科学社会学[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7—10.

2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中国公众科学素养调查课题组.2001年中国公众科学素养调查报告[R].北京：科学普及出版社，2002年.121--142.

3樊洪业.科学普及不等于技术培训[N].科学时报，2002年9月15日.

4［英］约翰•齐曼著，刘珺珺等译.元科学导论[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273.

科普角色范文篇8

关键词：科普工作；科普主体；科普内容

近年来，科学普及、科学教育、国民科学素质已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耳熟能详的词汇。在科学普及活动中弘扬科学精神、普及科学知识、传播科学思想、倡导科学方法等等也已成为全社会的共识。随着我国《科学技术普及法》的颁布实施，全国科普工作会议的连续召开以及“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2049计划)的启动，可以肯定我国科普工作又将呈现出一个新的可喜局面。

当前，传播科学文化知识，提高国民科学素质已成为世界各国政府共同关注的议题，但在具体的科普实践活动与方式中，各国又因各自的国情不同而既有共识相同之处，同时又呈现出多元化的差异区别。如何结合自己的实际国情，同时又顺应世界发展的潮流从而达到国家科学普及的既定目标，无疑需要深入的探讨和大胆的实践。在我国当前的科普工作中，以下几个问题值得关注和思考。

1，当代科普是社会中的科普

应当说，科学普及始终伴随着科学技术的发生和发展，并且二者是交相辉映、相得益彰，正如车之两轮，鸟之双翼。科学技术渗透到社会的哪个地方，科学普及也需要跟进到社会的哪个地方。今天的科学技术是社会中的科学技术，是国家目标和社会工程，同样今天的科学普及也是社会中的科学普及，科普工作不再仅仅是某些个人和团体的业余、自发行为，也一样成为国家的发展目标和社会的系统工程。

许多国家认识到，科学普及作为一项促进公众理解科学、提高国民科学素质的社会教育活动，是保障科学与社会协调进步、持续发展的基础性社会工程，因而带有社会公益事业的性质。今天科普工作的有效开展依赖于政府的主导作用，以及全社会多方位、多层次地配合与协调。在科普工作的发展和建设中，政府已成为重要的支持者、组织者和管理者，政府行为常常起到基础的和主导的作用。如英国政府从立法和资金保障两个方面大力扶持科技馆建设事业。早在18世纪末英国政府就制定了博物馆法，对包括科技馆在内的博物馆给予法律上的保护，确定其公益法人的地位。英国政府不仅投巨额资金建设科技馆，而且每年为科技馆划拨大量经费，以保证其正常运营。以伦敦科学博物馆为例，每年该馆支出经费总计约2300万英镑，其中85％以上为英国政府拨款。

除直接参与外，政府部门还通过建立适宜的社会机制（包括政策、法规等）来动员和引导社会各方面的力量支持、参与科学普及工作，充分发掘全社会的资源。一些科普宣传并不一定要花很多钱，效果同样很好，关键在于建立适宜的政策引导机制。美国政府曾明文规定，工厂里的生产机器在报废前必须经过当地博物馆机构的挑选，尔后才能报废。在美国的某些高速公路旁边，路基被切开露出断面以帮助人们了解道路是由什么材料铺成的。这类科普方式并不需要花多少钱，有了相应的措施规定，公司企业也愿意做，并且还有广告宣传的作用。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科学普及工作又常带有一定的文化产业属性，借助市场机制引导和促进科学普及也是一条有效途径。闻名世界的美国科幻片不仅吸引了大批科学爱好者，同时也创造了惊人的票房价值。自有电影以来，创造全球最高票房价值的10部电影中美国科幻片就占了5席，据首位的《侏罗纪公园》票房价值高达5亿美元。而利用一些特殊的地理地貌等自然景观开展的科普旅游、科普夏令营等活动同样大受欢迎，并且利润可观。可见，在市场机制下科学普及工作的发展也同样前景广阔。

2，当代科普主体的分化问题

长期以来，在国内外对科普活动的认识讨论中，一直有一种较为普遍的观点，即认为科学家应当承担起科学普及的主体角色。在科学界，这种呼声尤其显得强烈而紧迫。的确，在科学的发展历程中，科学家们常常是义不容辞地扮演着科学普及的主体角色。没有布鲁诺、伽利略的宣扬和普及，哥白尼的“日心地动说”便难以掀起近代科学的革命风暴；没有赫胥黎“斗犬”般的维护和宣传，便不会有达尔文进化论的深入人心；没有相对论热，爱因斯坦及其理论也不可能家喻户晓。正是科学家的这种对真理以及对社会的高度责任感，才使得科学的理性之光不断照耀着普通大众走进人类智慧的殿堂。

然而，随着大众传播手段的发展变化，尤其是电视机、互联网络的出现，以及社会公众对科技发展知情权和参与权的普遍愿望，对今天科学普及的方式、手段和内容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提出了新的时代要求。在科学知识的生产早已专业化、职业化后，科学知识的普及、传播以及科普创作也日益走上专业化和职业化的道路，逐渐呈现出自身的规律和特点。今天已不难看出科普活动中科学界与新闻媒体之间在合作基础上的分工越来越明显，即科学知识生产者和科学知识传播者二者存在着一种职业上不断分化的趋势。如今在科学普及和传播的过程中，各种媒介的从业人员（主要指电视、广播、报刊、网络等的记者、编辑等）越来越扮演着直接而显著的角色，相应地，越来越“专”的科学家们却更多地在扮演着配角。这是今天的科学传播不同于以往的科学普及，并且也不同于当前一般信息传播的一个新特点。

在今天的科普主体中，“科学知识传播者”已逐渐成为一支职业化的队伍，主要由科技传媒的工作人员、科普创作人员、科技展馆工作人员、科普活动的组织策划人员等更直接面向公众传播科学的专职人员组成，当然也包括一些工作在科普一线的科学家，但大多数早已分身乏术的科学家作为“科学知识生产者”则属于今天科普主体中相对间接的、非职业化的队伍。

显然，这并不是说，今日的科学家可以回避其科普的社会责任。科学家在科学普及传播链中始终扮演着“第一发球员”的角色，是人类认识理解科学的源泉所在。积极参与科普活动、促进公众理解科学仍然是当代社会以及现代科技发展对科学家的时代要求。此外，科学界应建立相应的机制积极协助职业的科学传播者共同推进当代科普事业的发展。如果说科学团体是人类理解科学的必不可少的最终源泉，那么大众传媒就是今天沟通科学家和普通大众的一座桥梁。要想在传播媒介中准确、适宜地反映科学，科学家与传播媒介保持和谐一致的良好合作关系就成为至关重要的前提。同时，科技媒体的各类工作人员的职业培训和持证上岗制度，以及科技媒体作品的专家审核制度也应逐步提上议事日程。

3，科普内容与科学素质

国民科学素质对当代国家、民族发展的重要意义各国政府均予以了高度的重视，科普工作如何围绕提高全体国民科学素质这一目标，科普内容如何进行调整同样受到普遍的关注。

自上世纪70年代，西方发达国家陆续开展了对国民科学素质的调查工作。关于科学素质，国际公众科学素质促进中心主任米勒（JonD.Miller）教授认为，科学素质应包括以下几方面的内容：（1）认识和理解一定的科学术语和概念；（2）对科学研究的一般过程和方法要有所了解；（3）理解科学技术对社会的广泛影响，能够对个人生活及社会生活中出现的科技问题做出合理的反应。米勒教授对科学素质的这一规定已逐步被国际社会所认同，与科学社会学的“三层次说”(即科学是一种理性知识、一种认识活动和一种社会建制)也是较为吻合的。

由此可以认为，在现代社会中一个人是否具有科学素质可以具体表现为对科学知识的认知能力、对科学方法的运用能力和参与科学技术的社会管理能力这三个层面。相应地，科学普及在内容上也可以在这三个层次上进行展开。

首先，科学是一个系统严密的、逻辑自洽的知识体系。在科学知识方面，科学普及应当促进公众对科学的知识体系有一个基本的了解和整体的认识，这是理解现代科学事业的基础和前提。主要包括，（1）理解科学的基本术语和概念，认识理解科学知识体系中关于物质世界、生物界、人类机体、人类行为、数学、现代技术等领域里的一些基本的核心概念；（2）理解科学的一些基本的核心理论和观点，如基本的科学原理以及普遍的科学常识。科学知识体系中的科学术语和概念如同砖瓦，科学原理如同骨架，公众掌握了基本的科学知识，就有利于树立起科学的基本的世界观，用科学的观点观察和描述客观世界。

其次，科学不仅是一个静态的知识体系，还是一个动态的研究探索的活动，并在这个探索活动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自己专门的研究方法和职业的行为准则。在科学活动方面，科学普及应当促进公众认识理解科学研究的基本方法和一般过程，通过对科研成果的获取方法以及承认过程的了解增强识别科学与伪科学、假科学的能力；通过了解科学工作中的评审程序和奖惩制度，了解科学家和科学组织的行为规范和职业特点，进而理解人类在科学实践的探索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积极进步的科学精神。再次，科学不仅是一个纯学术性的研究探索活动，同时还是一项系统复杂的社会性工程，是国家目标、政府事业。科学本身，以及更直接的和技术一起对当代人类社会的各个方面产生着空前广泛而又深刻的影响。在科学技术与社会方面，科学普及应当促进公众理解现代科学技术多方面的社会功能，以及与人类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和相互作用。主要包括了解现代科学技术对公众个人生活以及国家、社会发展的深刻影响，了解科技体制的功能特点和社会角色，了解基本的科技政策和重要的相关制度(如知识产权保护，专利制度等)，了解参与科技发展的社会管理、监督等方面的机制和渠道，等等。能够理解现代科技的发展既需要全社会的大力支持同时又必须有相应的监督和制约，能够对社会生活中出现的与科技相关的问题做出合理反应，具备参与科技发展的有关管理与决策的基本能力。

此外，在当前科学普及的内容方面，还应注意以下两点：

第一，科学普及更多的是引导公众认识、理解、欣赏科学，而不是一味儿地鼓励普通公众涉足科研前沿，去攻克什么科学难题，创造什么重大理论。近代科学革命以降，人类科学事业经过几百年的突飞猛进到今天早已是壁垒森严，高度专业化、职业化了，从事前沿科学探索工作首先要经过长期严格系统的专业训练。盲目地鼓励社会公众进行所谓科研探索往往会背离科学普及的初衷。没有高等数学理论的背景就去解决哥德巴赫猜想难题，仅仅只有初中化学的知识就要论证水变油的过程，这些现象应当说与我们的某些科普宣传不无关系。面对真诚而执着的民间“科学家”们五花八门的“成就”和“突破”，职业的科学家曾无奈而又一针见血地指出：“你自行车骑得再快，能上月球吗？”

第二，科学普及应避免使科学神秘化、崇高化，并负载过多的道德使命。科学普及要废除那种科学高高在上作为社会行为向导的权利，使科学工作非神秘化，让科学走下圣坛，更加接近普通公众。实际上，科学事业本身就是魅力无穷的，可以使人类摆脱愚昧、远离无知，值得人们去探索、去创造、去欣赏。正如当代著名的英国科学社会学家约翰•齐曼教授所指出的：“当所有的花言巧语都被揭露无疑时，真理的内核就在这样的见解中出现了：科学是迷人的事业，能够使从事科学的男男女女全力以赴，能够用它的发现扩大和丰富人类的精神财富。”

4，科普工作与学校正规教育

应当说，就提高全体国民的科学素质而言，主渠道、主阵地无疑在于学校的正规教育，科学普及应是学校正规教育的重要补充和社会延伸。为提高普通国民的科学素质，在学校正规教育领域，如何从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转变，如何从分门别类的分科教育到全面整体的综合教育(即从学科到科学)进行转变也一样引起了普遍的关注。在这些方面，科普工作与学校正规教育相互之间显然十分有必要进行合作与借鉴。

不过，学校的正规教育教学与社会化的科学普及两者的区别也是明显的：学校教育带有一定的强制性，有考试、拿文凭的制约，而科普则是非强制性的；学校教育在相对固定的时间范围内针对相对固定的人群，而科学普及则是面对0至99岁各个年龄段的全体社会公民。

由上述不同可以看出，搞好科普工作必须更加重视普及对象的兴趣点和实际需求。科学普及是非强制性的，在科普工作中能否抓住普及对象的兴趣点和实际需要就十分关键；科学普及是面对社会上各个年龄段的人群，积极了解不同人群的心理特点和不同需求就显得非常重要。研究统计表明，对于社会大多数的成年公众来说，他们更关心的是科技成果的实际应用价值及其社会影响后果，而非充满艰深学术术语、并且远离人们现实生活的尖端科技知识。因而科普内容不应只盯着科技最前沿，相对于正规教育而言，科普工作更需要关注普通公众在现实生活中的需求及其心理特点和兴趣点，这样才能不断地提高科普内容的针对性和有效性，进而达到提高公众科学素质的目的。例如，一种新式的电视机问世了，普通公众关心它有哪些新的功能、会给自己的生活带来什么样的变化更甚于关心该电视机的工作原理发生了什么变化以及技术上有哪些突破。在科普工作中需要更多地尊重并且适应社会公众的这一特点和需求，在此基础上再加以引导和提高，从而更好地达到科学普及的目的。

5，我国科普工作与国外科普工作的国情差异

我国的科普工作与发达国家相比，从国情角度看在以下三个方面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在参考借鉴国外经验以及制定我国科普政策措施时必须考虑到这些不同点。

首先，在科学技术发展的整体水平上我国与发达国家存在着相当的差距，客观上造成我国公众对现代科技的了解和需求也必然存在着相应的差距。一个明显的例子是上世纪80年代，我国最畅销的科普书籍是《养鸡500天》，而同一时期美国公众最喜爱的科普图书是卡尔萨根的《宇宙》。我国的普通公众，尤其是广大农村里的公众对科学技术已经给人类带来的巨大恩惠尚未充分感受到，对当代科技运用所产生的负面效应更是无从谈起。因而与发达国家的公众比较而言，现阶段我国公众在对待科学技术的态度上，往往有理解片面、急功近利、追求实用化、盲目乐观等特点。

科普角色范文篇9

关键词：科普工作；科普主体；科普内容

近年来，科学普及、科学教育、国民科学素质已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耳熟能详的词汇。在科学普及活动中弘扬科学精神、普及科学知识、传播科学思想、倡导科学方法等等也已成为全社会的共识。随着我国《科学技术普及法》的颁布实施，全国科普工作会议的连续召开以及“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2049计划)的启动，可以肯定我国科普工作又将呈现出一个新的可喜局面。

当前，传播科学文化知识，提高国民科学素质已成为世界各国政府共同关注的议题，但在具体的科普实践活动与方式中，各国又因各自的国情不同而既有共识相同之处，同时又呈现出多元化的差异区别。如何结合自己的实际国情，同时又顺应世界发展的潮流从而达到国家科学普及的既定目标，无疑需要深入的探讨和大胆的实践。在我国当前的科普工作中，以下几个问题值得关注和思考。

1，当代科普是社会中的科普

应当说，科学普及始终伴随着科学技术的发生和发展，并且二者是交相辉映、相得益彰，正如车之两轮，鸟之双翼。科学技术渗透到社会的哪个地方，科学普及也需要跟进到社会的哪个地方。今天的科学技术是社会中的科学技术，是国家目标和社会工程，同样今天的科学普及也是社会中的科学普及，科普工作不再仅仅是某些个人和团体的业余、自发行为，也一样成为国家的发展目标和社会的系统工程。

许多国家认识到，科学普及作为一项促进公众理解科学、提高国民科学素质的社会教育活动，是保障科学与社会协调进步、持续发展的基础性社会工程，因而带有社会公益事业的性质。今天科普工作的有效开展依赖于政府的主导作用，以及全社会多方位、多层次地配合与协调。在科普工作的发展和建设中，政府已成为重要的支持者、组织者和管理者，政府行为常常起到基础的和主导的作用。如英国政府从立法和资金保障两个方面大力扶持科技馆建设事业。早在18世纪末英国政府就制定了博物馆法，对包括科技馆在内的博物馆给予法律上的保护，确定其公益法人的地位。英国政府不仅投巨额资金建设科技馆，而且每年为科技馆划拨大量经费，以保证其正常运营。以伦敦科学博物馆为例，每年该馆支出经费总计约2300万英镑，其中85％以上为英国政府拨款。

除直接参与外，政府部门还通过建立适宜的社会机制（包括政策、法规等）来动员和引导社会各方面的力量支持、参与科学普及工作，充分发掘全社会的资源。一些科普宣传并不一定要花很多钱，效果同样很好，关键在于建立适宜的政策引导机制。美国政府曾明文规定，工厂里的生产机器在报废前必须经过当地博物馆机构的挑选，尔后才能报废。在美国的某些高速公路旁边，路基被切开露出断面以帮助人们了解道路是由什么材料铺成的。这类科普方式并不需要花多少钱，有了相应的措施规定，公司企业也愿意做，并且还有广告宣传的作用。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科学普及工作又常带有一定的文化产业属性，借助市场机制引导和促进科学普及也是一条有效途径。闻名世界的美国科幻片不仅吸引了大批科学爱好者，同时也创造了惊人的票房价值。自有电影以来，创造全球最高票房价值的10部电影中美国科幻片就占了5席，据首位的《侏罗纪公园》票房价值高达5亿美元。而利用一些特殊的地理地貌等自然景观开展的科普旅游、科普夏令营等活动同样大受欢迎，并且利润可观。可见，在市场机制下科学普及工作的发展也同样前景广阔。

2，当代科普主体的分化问题

长期以来，在国内外对科普活动的认识讨论中，一直有一种较为普遍的观点，即认为科学家应当承担起科学普及的主体角色。在科学界，这种呼声尤其显得强烈而紧迫。的确，在科学的发展历程中，科学家们常常是义不容辞地扮演着科学普及的主体角色。没有布鲁诺、伽利略的宣扬和普及，哥白尼的“日心地动说”便难以掀起近代科学的革命风暴；没有赫胥黎“斗犬”般的维护和宣传，便不会有达尔文进化论的深入人心；没有相对论热，爱因斯坦及其理论也不可能家喻户晓。正是科学家的这种对真理以及对社会的高度责任感，才使得科学的理性之光不断照耀着普通大众走进人类智慧的殿堂。

然而，随着大众传播手段的发展变化，尤其是电视机、互联网络的出现，以及社会公众对科技发展知情权和参与权的普遍愿望，对今天科学普及的方式、手段和内容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提出了新的时代要求。在科学知识的生产早已专业化、职业化后，科学知识的普及、传播以及科普创作也日益走上专业化和职业化的道路，逐渐呈现出自身的规律和特点。今天已不难看出科普活动中科学界与新闻媒体之间在合作基础上的分工越来越明显，即科学知识生产者和科学知识传播者二者存在着一种职业上不断分化的趋势。如今在科学普及和传播的过程中，各种媒介的从业人员（主要指电视、广播、报刊、网络等的记者、编辑等）越来越扮演着直接而显著的角色，相应地，越来越“专”的科学家们却更多地在扮演着配角。这是今天的科学传播不同于以往的科学普及，并且也不同于当前一般信息传播的一个新特点。

在今天的科普主体中，“科学知识传播者”已逐渐成为一支职业化的队伍，主要由科技传媒的工作人员、科普创作人员、科技展馆工作人员、科普活动的组织策划人员等更直接面向公众传播科学的专职人员组成，当然也包括一些工作在科普一线的科学家，但大多数早已分身乏术的科学家作为“科学知识生产者”则属于今天科普主体中相对间接的、非职业化的队伍。

显然，这并不是说，今日的科学家可以回避其科普的社会责任。科学家在科学普及传播链中始终扮演着“第一发球员”的角色，是人类认识理解科学的源泉所在。积极参与科普活动、促进公众理解科学仍然是当代社会以及现代科技发展对科学家的时代要求。此外，科学界应建立相应的机制积极协助职业的科学传播者共同推进当代科普事业的发展。如果说科学团体是人类理解科学的必不可少的最终源泉，那么大众传媒就是今天沟通科学家和普通大众的一座桥梁。要想在传播媒介中准确、适宜地反映科学，科学家与传播媒介保持和谐一致的良好合作关系就成为至关重要的前提。同时，科技媒体的各类工作人员的职业培训和持证上岗制度，以及科技媒体作品的专家审核制度也应逐步提上议事日程。

3，科普内容与科学素质

国民科学素质对当代国家、民族发展的重要意义各国政府均予以了高度的重视，科普工作如何围绕提高全体国民科学素质这一目标，科普内容如何进行调整同样受到普遍的关注。

自上世纪70年代，西方发达国家陆续开展了对国民科学素质的调查工作。关于科学素质，国际公众科学素质促进中心主任米勒（JonD.Miller）教授认为，科学素质应包括以下几方面的内容：（1）认识和理解一定的科学术语和概念；（2）对科学研究的一般过程和方法要有所了解；（3）理解科学技术对社会的广泛影响，能够对个人生活及社会生活中出现的科技问题做出合理的反应。米勒教授对科学素质的这一规定已逐步被国际社会所认同，与科学社会学的“三层次说”(即科学是一种理性知识、一种认识活动和一种社会建制)也是较为吻合的。

由此可以认为，在现代社会中一个人是否具有科学素质可以具体表现为对科学知识的认知能力、对科学方法的运用能力和参与科学技术的社会管理能力这三个层面。相应地，科学普及在内容上也可以在这三个层次上进行展开。

首先，科学是一个系统严密的、逻辑自洽的知识体系。在科学知识方面，科学普及应当促进公众对科学的知识体系有一个基本的了解和整体的认识，这是理解现代科学事业的基础和前提。主要包括，（1）理解科学的基本术语和概念，认识理解科学知识体系中关于物质世界、生物界、人类机体、人类行为、数学、现代技术等领域里的一些基本的核心概念；（2）理解科学的一些基本的核心理论和观点，如基本的科学原理以及普遍的科学常识。科学知识体系中的科学术语和概念如同砖瓦，科学原理如同骨架，公众掌握了基本的科学知识，就有利于树立起科学的基本的世界观，用科学的观点观察和描述客观世界。

其次，科学不仅是一个静态的知识体系，还是一个动态的研究探索的活动，并在这个探索活动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自己专门的研究方法和职业的行为准则。在科学活动方面，科学普及应当促进公众认识理解科学研究的基本方法和一般过程，通过对科研成果的获取方法以及承认过程的了解增强识别科学与伪科学、假科学的能力；通过了解科学工作中的评审程序和奖惩制度，了解科学家和科学组织的行为规范和职业特点，进而理解人类在科学实践的探索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积极进步的科学精神再次，科学不仅是一个纯学术性的研究探索活动，同时还是一项系统复杂的社会性工程，是国家目标、政府事业。科学本身，以及更直接的和技术一起对当代人类社会的各个方面产生着空前广泛而又深刻的影响。在科学技术与社会方面，科学普及应当促进公众理解现代科学技术多方面的社会功能，以及与人类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和相互作用。主要包括了解现代科学技术对公众个人生活以及国家、社会发展的深刻影响，了解科技体制的功能特点和社会角色，了解基本的科技政策和重要的相关制度(如知识产权保护，专利制度等)，了解参与科技发展的社会管理、监督等方面的机制和渠道，等等。能够理解现代科技的发展既需要全社会的大力支持同时又必须有相应的监督和制约，能够对社会生活中出现的与科技相关的问题做出合理反应，具备参与科技发展的有关管理与决策的基本能力。

此外，在当前科学普及的内容方面，还应注意以下两点：

第一，科学普及更多的是引导公众认识、理解、欣赏科学，而不是一味儿地鼓励普通公众涉足科研前沿，去攻克什么科学难题，创造什么重大理论。近代科学革命以降，人类科学事业经过几百年的突飞猛进到今天早已是壁垒森严，高度专业化、职业化了，从事前沿科学探索工作首先要经过长期严格系统的专业训练。盲目地鼓励社会公众进行所谓科研探索往往会背离科学普及的初衷。没有高等数学理论的背景就去解决哥德巴赫猜想难题，仅仅只有初中化学的知识就要论证水变油的过程，这些现象应当说与我们的某些科普宣传不无关系。面对真诚而执着的民间“科学家”们五花八门的“成就”和“突破”，职业的科学家曾无奈而又一针见血地指出：“你自行车骑得再快，能上月球吗？”

第二，科学普及应避免使科学神秘化、崇高化，并负载过多的道德使命。科学普及要废除那种科学高高在上作为社会行为向导的权利，使科学工作非神秘化，让科学走下圣坛，更加接近普通公众。实际上，科学事业本身就是魅力无穷的，可以使人类摆脱愚昧、远离无知，值得人们去探索、去创造、去欣赏。正如当代著名的英国科学社会学家约翰•齐曼教授所指出的：“当所有的花言巧语都被揭露无疑时，真理的内核就在这样的见解中出现了：科学是迷人的事业，能够使从事科学的男男女女全力以赴，能够用它的发现扩大和丰富人类的精神财富。”

4，科普工作与学校正规教育

应当说，就提高全体国民的科学素质而言，主渠道、主阵地无疑在于学校的正规教育，科学普及应是学校正规教育的重要补充和社会延伸。为提高普通国民的科学素质，在学校正规教育领域，如何从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转变，如何从分门别类的分科教育到全面整体的综合教育(即从学科到科学)进行转变也一样引起了普遍的关注。在这些方面，科普工作与学校正规教育相互之间显然十分有必要进行合作与借鉴。

不过，学校的正规教育教学与社会化的科学普及两者的区别也是明显的：学校教育带有一定的强制性，有考试、拿文凭的制约，而科普则是非强制性的；学校教育在相对固定的时间范围内针对相对固定的人群，而科学普及则是面对0至99岁各个年龄段的全体社会公民。

由上述不同可以看出，搞好科普工作必须更加重视普及对象的兴趣点和实际需求。科学普及是非强制性的，在科普工作中能否抓住普及对象的兴趣点和实际需要就十分关键；科学普及是面对社会上各个年龄段的人群，积极了解不同人群的心理特点和不同需求就显得非常重要。研究统计表明，对于社会大多数的成年公众来说，他们更关心的是科技成果的实际应用价值及其社会影响后果，而非充满艰深学术术语、并且远离人们现实生活的尖端科技知识。因而科普内容不应只盯着科技最前沿，相对于正规教育而言，科普工作更需要关注普通公众在现实生活中的需求及其心理特点和兴趣点，这样才能不断地提高科普内容的针对性和有效性，进而达到提高公众科学素质的目的。例如，一种新式的电视机问世了，普通公众关心它有哪些新的功能、会给自己的生活带来什么样的变化更甚于关心该电视机的工作原理发生了什么变化以及技术上有哪些突破。在科普工作中需要更多地尊重并且适应社会公众的这一特点和需求，在此基础上再加以引导和提高，从而更好地达到科学普及的目的。

5，我国科普工作与国外科普工作的国情差异

我国的科普工作与发达国家相比，从国情角度看在以下三个方面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在参考借鉴国外经验以及制定我国科普政策措施时必须考虑到这些不同点。

首先，在科学技术发展的整体水平上我国与发达国家存在着相当的差距，客观上造成我国公众对现代科技的了解和需求也必然存在着相应的差距。一个明显的例子是上世纪80年代，我国最畅销的科普书籍是《养鸡500天》，而同一时期美国公众最喜爱的科普图书是卡尔萨根的《宇宙》。我国的普通公众，尤其是广大农村里的公众对科学技术已经给人类带来的巨大恩惠尚未充分感受到，对当代科技运用所产生的负面效应更是无从谈起。因而与发达国家的公众比较而言，现阶段我国公众在对待科学技术的态度上，往往有理解片面、急功近利、追求实用化、盲目乐观等特点。

其次，我国公众受学校正规教育的年限与发达国家公众相比差距较大，公众整体科学素质水平低下，参与科学技术社会管理方面的意识也明显较弱。近年来，国外公众理解科学活动的兴起是与其社会公众普遍较高的科学文化素质分不开的，试想，公众如果对科学家的研究结果或者其影响后果一无所知的话，他们又怎么可能要求与科学家进行交流对话、平等争论甚至发问质疑呢？而我国公众相对科学素质较低，对科学家的科研工作及其影响知之较少甚至没有感觉，自然难以达到理解沟通的地步。公众对科学家及其工作也多是采取敬而远之的态度，相应地参与科学事业发展的管理、监督等方面的能力和意识也就大打折扣了。这无疑也要求我国的科普工作很大程度上要承担起一种“补课”的任务，补学校正规教育不足的课。

再次，我国科学家在参与科普活动方面与国外发达国家的科学家们相比，来自社会公众方面的压力要小得多，也没有那么直接。国外科研工作者面对公众舆论的巨大压力常常要三思而后行，甚至延缓、停止或者取消科研计划。这一点只要想一想英国克隆羊“多莉”以及转基因农作物在发达国家所引起的震荡就足以使人深刻体会到这一点。而我国科学家面临社会公众这方面的压力则相对要小得多。如何促进我国科学家更多地参与科普活动，更多地面向普通公众，学会并乐意与社会公众和媒体打交道，就必须考虑到我国的这一实际国情情况。

参考文献

1刘珺珺著.科学社会学[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7—10.

2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中国公众科学素养调查课题组.2001年中国公众科学素养调查报告[R].北京：科学普及出版社，2002年.121--142.

3樊洪业.科学普及不等于技术培训[N].科学时报，2002年9月15日.

4［英］约翰•齐曼著，刘珺珺等译.元科学导论[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273.

科普角色范文篇10

关键词：科普工作；科普主体；科普内容

近年来，科学普及、科学教育、国民科学素质已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耳熟能详的词汇。在科学普及活动中弘扬科学精神、普及科学知识、传播科学思想、倡导科学方法等等也已成为全社会的共识。随着我国《科学技术普及法》的颁布实施，全国科普工作会议的连续召开以及“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2049计划)的启动，可以肯定我国科普工作又将呈现出一个新的可喜局面。

当前，传播科学文化知识，提高国民科学素质已成为世界各国政府共同关注的议题，但在具体的科普实践活动与方式中，各国又因各自的国情不同而既有共识相同之处，同时又呈现出多元化的差异区别。如何结合自己的实际国情，同时又顺应世界发展的潮流从而达到国家科学普及的既定目标，无疑需要深入的探讨和大胆的实践。在我国当前的科普工作中，以下几个问题值得关注和思考。

1，当代科普是社会中的科普

应当说，科学普及始终伴随着科学技术的发生和发展，并且二者是交相辉映、相得益彰，正如车之两轮，鸟之双翼。科学技术渗透到社会的哪个地方，科学普及也需要跟进到社会的哪个地方。今天的科学技术是社会中的科学技术，是国家目标和社会工程，同样今天的科学普及也是社会中的科学普及，科普工作不再仅仅是某些个人和团体的业余、自发行为，也一样成为国家的发展目标和社会的系统工程。

许多国家认识到，科学普及作为一项促进公众理解科学、提高国民科学素质的社会教育活动，是保障科学与社会协调进步、持续发展的基础性社会工程，因而带有社会公益事业的性质。今天科普工作的有效开展依赖于政府的主导作用，以及全社会多方位、多层次地配合与协调。在科普工作的发展和建设中，政府已成为重要的支持者、组织者和管理者，政府行为常常起到基础的和主导的作用。如英国政府从立法和资金保障两个方面大力扶持科技馆建设事业。早在18世纪末英国政府就制定了博物馆法，对包括科技馆在内的博物馆给予法律上的保护，确定其公益法人的地位。英国政府不仅投巨额资金建设科技馆，而且每年为科技馆划拨大量经费，以保证其正常运营。以伦敦科学博物馆为例，每年该馆支出经费总计约2300万英镑，其中85％以上为英国政府拨款。

除直接参与外，政府部门还通过建立适宜的社会机制（包括政策、法规等）来动员和引导社会各方面的力量支持、参与科学普及工作，充分发掘全社会的资源。一些科普宣传并不一定要花很多钱，效果同样很好，关键在于建立适宜的政策引导机制。美国政府曾明文规定，工厂里的生产机器在报废前必须经过当地博物馆机构的挑选，尔后才能报废。在美国的某些高速公路旁边，路基被切开露出断面以帮助人们了解道路是由什么材料铺成的。这类科普方式并不需要花多少钱，有了相应的措施规定，公司企业也愿意做，并且还有广告宣传的作用。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科学普及工作又常带有一定的文化产业属性，借助市场机制引导和促进科学普及也是一条有效途径。闻名世界的美国科幻片不仅吸引了大批科学爱好者，同时也创造了惊人的票房价值。自有电影以来，创造全球最高票房价值的10部电影中美国科幻片就占了5席，据首位的《侏罗纪公园》票房价值高达5亿美元。而利用一些特殊的地理地貌等自然景观开展的科普旅游、科普夏令营等活动同样大受欢迎，并且利润可观。可见，在市场机制下科学普及工作的发展也同样前景广阔。

2，当代科普主体的分化问题

长期以来，在国内外对科普活动的认识讨论中，一直有一种较为普遍的观点，即认为科学家应当承担起科学普及的主体角色。在科学界，这种呼声尤其显得强烈而紧迫。的确，在科学的发展历程中，科学家们常常是义不容辞地扮演着科学普及的主体角色。没有布鲁诺、伽利略的宣扬和普及，哥白尼的“日心地动说”便难以掀起近代科学的革命风暴；没有赫胥黎“斗犬”般的维护和宣传，便不会有达尔文进化论的深入人心；没有相对论热，爱因斯坦及其理论也不可能家喻户晓。正是科学家的这种对真理以及对社会的高度责任感，才使得科学的理性之光不断照耀着普通大众走进人类智慧的殿堂。

然而，随着大众传播手段的发展变化，尤其是电视机、互联网络的出现，以及社会公众对科技发展知情权和参与权的普遍愿望，对今天科学普及的方式、手段和内容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提出了新的时代要求。在科学知识的生产早已专业化、职业化后，科学知识的普及、传播以及科普创作也日益走上专业化和职业化的道路，逐渐呈现出自身的规律和特点。今天已不难看出科普活动中科学界与新闻媒体之间在合作基础上的分工越来越明显，即科学知识生产者和科学知识传播者二者存在着一种职业上不断分化的趋势。如今在科学普及和传播的过程中，各种媒介的从业人员（主要指电视、广播、报刊、网络等的记者、编辑等）越来越扮演着直接而显著的角色，相应地，越来越“专”的科学家们却更多地在扮演着配角。这是今天的科学传播不同于以往的科学普及，并且也不同于当前一般信息传播的一个新特点。

在今天的科普主体中，“科学知识传播者”已逐渐成为一支职业化的队伍，主要由科技传媒的工作人员、科普创作人员、科技展馆工作人员、科普活动的组织策划人员等更直接面向公众传播科学的专职人员组成，当然也包括一些工作在科普一线的科学家，但大多数早已分身乏术的科学家作为“科学知识生产者”则属于今天科普主体中相对间接的、非职业化的队伍。

显然，这并不是说，今日的科学家可以回避其科普的社会责任。科学家在科学普及传播链中始终扮演着“第一发球员”的角色，是人类认识理解科学的源泉所在。积极参与科普活动、促进公众理解科学仍然是当代社会以及现代科技发展对科学家的时代要求。此外，科学界应建立相应的机制积极协助职业的科学传播者共同推进当代科普事业的发展。如果说科学团体是人类理解科学的必不可少的最终源泉，那么大众传媒就是今天沟通科学家和普通大众的一座桥梁。要想在传播媒介中准确、适宜地反映科学，科学家与传播媒介保持和谐一致的良好合作关系就成为至关重要的前提。同时，科技媒体的各类工作人员的职业培训和持证上岗制度，以及科技媒体作品的专家审核制度也应逐步提上议事日程。

3，科普内容与科学素质

国民科学素质对当代国家、民族发展的重要意义各国政府均予以了高度的重视，科普工作如何围绕提高全体国民科学素质这一目标，科普内容如何进行调整同样受到普遍的关注。

自上世纪70年代，西方发达国家陆续开展了对国民科学素质的调查工作。关于科学素质，国际公众科学素质促进中心主任米勒（JonD.Miller）教授认为，科学素质应包括以下几方面的内容：（1）认识和理解一定的科学术语和概念；（2）对科学研究的一般过程和方法要有所了解；（3）理解科学技术对社会的广泛影响，能够对个人生活及社会生活中出现的科技问题做出合理的反应。米勒教授对科学素质的这一规定已逐步被国际社会所认同，与科学社会学的“三层次说”(即科学是一种理性知识、一种认识活动和一种社会建制)也是较为吻合的。

由此可以认为，在现代社会中一个人是否具有科学素质可以具体表现为对科学知识的认知能力、对科学方法的运用能力和参与科学技术的社会管理能力这三个层面。相应地，科学普及在内容上也可以在这三个层次上进行展开。

首先，科学是一个系统严密的、逻辑自洽的知识体系。在科学知识方面，科学普及应当促进公众对科学的知识体系有一个基本的了解和整体的认识，这是理解现代科学事业的基础和前提。主要包括，（1）理解科学的基本术语和概念，认识理解科学知识体系中关于物质世界、生物界、人类机体、人类行为、数学、现代技术等领域里的一些基本的核心概念；（2）理解科学的一些基本的核心理论和观点，如基本的科学原理以及普遍的科学常识。科学知识体系中的科学术语和概念如同砖瓦，科学原理如同骨架，公众掌握了基本的科学知识，就有利于树立起科学的基本的世界观，用科学的观点观察和描述客观世界。

其次，科学不仅是一个静态的知识体系，还是一个动态的研究探索的活动，并在这个探索活动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自己专门的研究方法和职业的行为准则。在科学活动方面，科学普及应当促进公众认识理解科学研究的基本方法和一般过程，通过对科研成果的获取方法以及承认过程的了解增强识别科学与伪科学、假科学的能力；通过了解科学工作中的评审程序和奖惩制度，了解科学家和科学组织的行为规范和职业特点，进而理解人类在科学实践的探索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积极进步的科学精神。再次，科学不仅是一个纯学术性的研究探索活动，同时还是一项系统复杂的社会性工程，是国家目标、政府事业。科学本身，以及更直接的和技术一起对当代人类社会的各个方面产生着空前广泛而又深刻的影响。在科学技术与社会方面，科学普及应当促进公众理解现代科学技术多方面的社会功能，以及与人类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和相互作用。主要包括了解现代科学技术对公众个人生活以及国家、社会发展的深刻影响，了解科技体制的功能特点和社会角色，了解基本的科技政策和重要的相关制度(如知识产权保护，专利制度等)，了解参与科技发展的社会管理、监督等方面的机制和渠道，等等。能够理解现代科技的发展既需要全社会的大力支持同时又必须有相应的监督和制约，能够对社会生活中出现的与科技相关的问题做出合理反应，具备参与科技发展的有关管理与决策的基本能力。

此外，在当前科学普及的内容方面，还应注意以下两点：

第一，科学普及更多的是引导公众认识、理解、欣赏科学，而不是一味儿地鼓励普通公众涉足科研前沿，去攻克什么科学难题，创造什么重大理论。近代科学革命以降，人类科学事业经过几百年的突飞猛进到今天早已是壁垒森严，高度专业化、职业化了，从事前沿科学探索工作首先要经过长期严格系统的专业训练。盲目地鼓励社会公众进行所谓科研探索往往会背离科学普及的初衷。没有高等数学理论的背景就去解决哥德巴赫猜想难题，仅仅只有初中化学的知识就要论证水变油的过程，这些现象应当说与我们的某些科普宣传不无关系。面对真诚而执着的民间“科学家”们五花八门的“成就”和“突破”，职业的科学家曾无奈而又一针见血地指出：“你自行车骑得再快，能上月球吗？”

第二，科学普及应避免使科学神秘化、崇高化，并负载过多的道德使命。科学普及要废除那种科学高高在上作为社会行为向导的权利，使科学工作非神秘化，让科学走下圣坛，更加接近普通公众。实际上，科学事业本身就是魅力无穷的，可以使人类摆脱愚昧、远离无知，值得人们去探索、去创造、去欣赏。正如当代著名的英国科学社会学家约翰•齐曼教授所指出的：“当所有的花言巧语都被揭露无疑时，真理的内核就在这样的见解中出现了：科学是迷人的事业，能够使从事科学的男男女女全力以赴，能够用它的发现扩大和丰富人类的精神财富。”

4，科普工作与学校正规教育

应当说，就提高全体国民的科学素质而言，主渠道、主阵地无疑在于学校的正规教育，科学普及应是学校正规教育的重要补充和社会延伸。为提高普通国民的科学素质，在学校正规教育领域，如何从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转变，如何从分门别类的分科教育到全面整体的综合教育(即从学科到科学)进行转变也一样引起了普遍的关注。在这些方面，科普工作与学校正规教育相互之间显然十分有必要进行合作与借鉴。

不过，学校的正规教育教学与社会化的科学普及两者的区别也是明显的：学校教育带有一定的强制性，有考试、拿文凭的制约，而科普则是非强制性的；学校教育在相对固定的时间范围内针对相对固定的人群，而科学普及则是面对0至99岁各个年龄段的全体社会公民。

由上述不同可以看出，搞好科普工作必须更加重视普及对象的兴趣点和实际需求。科学普及是非强制性的，在科普工作中能否抓住普及对象的兴趣点和实际需要就十分关键；科学普及是面对社会上各个年龄段的人群，积极了解不同人群的心理特点和不同需求就显得非常重要。研究统计表明，对于社会大多数的成年公众来说，他们更关心的是科技成果的实际应用价值及其社会影响后果，而非充满艰深学术术语、并且远离人们现实生活的尖端科技知识。因而科普内容不应只盯着科技最前沿，相对于正规教育而言，科普工作更需要关注普通公众在现实生活中的需求及其心理特点和兴趣点，这样才能不断地提高科普内容的针对性和有效性，进而达到提高公众科学素质的目的。例如，一种新式的电视机问世了，普通公众关心它有哪些新的功能、会给自己的生活带来什么样的变化更甚于关心该电视机的工作原理发生了什么变化以及技术上有哪些突破。在科普工作中需要更多地尊重并且适应社会公众的这一特点和需求，在此基础上再加以引导和提高，从而更好地达到科学普及的目的。

5，我国科普工作与国外科普工作的国情差异

我国的科普工作与发达国家相比，从国情角度看在以下三个方面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在参考借鉴国外经验以及制定我国科普政策措施时必须考虑到这些不同点。

首先，在科学技术发展的整体水平上我国与发达国家存在着相当的差距，客观上造成我国公众对现代科技的了解和需求也必然存在着相应的差距。一个明显的例子是上世纪80年代，我国最畅销的科普书籍是《养鸡500天》，而同一时期美国公众最喜爱的科普图书是卡尔萨根的《宇宙》。我国的普通公众，尤其是广大农村里的公众对科学技术已经给人类带来的巨大恩惠尚未充分感受到，对当代科技运用所产生的负面效应更是无从谈起。因而与发达国家的公众比较而言，现阶段我国公众在对待科学技术的态度上，往往有理解片面、急功近利、追求实用化、盲目乐观等特点。

其次，我国公众受学校正规教育的年限与发达国家公众相比差距较大，公众整体科学素质水平低下，参与科学技术社会管理方面的意识也明显较弱。近年来，国外公众理解科学活动的兴起是与其社会公众普遍较高的科学文化素质分不开的，试想，公众如果对科学家的研究结果或者其影响后果一无所知的话，他们又怎么可能要求与科学家进行交流对话、平等争论甚至发问质疑呢？而我国公众相对科学素质较低，对科学家的科研工作及其影响知之较少甚至没有感觉，自然难以达到理解沟通的地步。公众对科学家及其工作也多是采取敬而远之的态度，相应地参与科学事业发展的管理、监督等方面的能力和意识也就大打折扣了。这无疑也要求我国的科普工作很大程度上要承担起一种“补课”的任务，补学校正规教育不足的课。

再次，我国科学家在参与科普活动方面与国外发达国家的科学家们相比，来自社会公众方面的压力要小得多，也没有那么直接。国外科研工作者面对公众舆论的巨大压力常常要三思而后行，甚至延缓、停止或者取消科研计划。这一点只要想一想英国克隆羊“多莉”以及转基因农作物在发达国家所引起的震荡就足以使人深刻体会到这一点。而我国科学家面临社会公众这方面的压力则相对要小得多。如何促进我国科学家更多地参与科普活动，更多地面向普通公众，学会并乐意与社会公众和媒体打交道，就必须考虑到我国的这一实际国情情况。

参考文献

1刘珺珺著.科学社会学[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7—10.

2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中国公众科学素养调查课题组.2001年中国公众科学素养调查报告[R].北京：科学普及出版社，2002年.121--142.

3樊洪业.科学普及不等于技术培训[N].科学时报，2002年9月15日.

4［英］约翰•齐曼著，刘珺珺等译.元科学导论[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2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