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能性范文10篇

可能性范文篇1

期待可能性思想萌芽于霍布斯的名著《利维坦》，产生于1897年德意志帝国法院对“癖马案”的判决。被告是一马车夫，受雇驾驭一双架马车，一马有用尾绕缰之恶癖，极其危险，马车夫曾多次要求换马，雇主不允且以解雇相威胁，马车夫迫于生计不得不继续驾驭该马车。一日，该马癖性发作，马车夫制御无效，该马失控将行人撞伤。检察官对马车夫起诉。一审法院判马车夫无罪，检察官抗诉，但德意志帝国法院维持了原判。理由是：要认定被告具有过失责任，仅凭其认识到该马有以尾绕缰的恶癖并可能伤人的后果还不够，还必须以马车夫基于此认识而向雇主多次提出拒绝驾驭该马为必要条件。但事实上无法期待马车夫不顾丢失工作的危险而向雇主提出拒绝驾驭此马，故马车夫不应负过失责任。

该判决引起关注，其原因与当时通行的心理责任论有关。该理论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西方责任理论中具有支配地位，它以道义责任论为基础，认为责任的实体存在于行为者对自己行为的心理关系之中，刑事责任的实质就在于行为人自己的心理关系或故意、过失的心理态度，责任就是确定行为者对待行为的心理态度。它把行为者的这种心理态度分为对结果的认识（预见）与认识（预见）的可能性，前者称之为故意，后者称之为过失，进而又把从心理角度把握的故意与过失看成是责任的两个种类，将责任解释为故意和过失的总和。因此，如果责任能力者具有故意或者过失，则行为人即有责任。就本案来说，马车夫显然有过失，因为他已知癖马存在危险，只因雇主拒绝更换且以解雇相威胁，才不得不继续驾驭该马，故对于癖马伤人，他已具有认识的可能性，负有过失责任，而依当时的心理责任论，他承担刑事责任是理所当然的，而法院判被告无罪的结果出乎人们的意料，遂引起关注。

迈耶、弗兰克、戈登施密特等先后对该理论进行了深入研究，修密特大体完成了期待可能性理论，经过上述学者的研究与探讨，期待可能性理论在德国逐渐取得通说地位。

二、期待可能性理论的积极意义

1．期待可能性理论体现相对意志自由，为刑事责任提供了哲学依据

辩证唯物主义认为，人既是自由的又是不自由的，那么行为人在按照自己的意志选择行为时就有一个有没有选择自由的问题。而期待可能性问题正是对人的相对的意志自由的反映。当一种行为，可以实施，也可以不实施，可以这样实施也可以那样实施时，如果行为人通过自己的意志选择了危害社会的行为那就表明这个人在主观上有忽视甚至蔑视社会利益的因素，国家就有理由要求行为人承担刑事责任，如果行为人的意志自由程度较大，则其主观性重，应承担较重的刑事责任；如果行为人的意志自由程度较小，则其主观恶性小，故应承担较轻的刑事责任。但如果行为时没有选择自由，只能实施犯罪行为而不可能实施其他行为，那国家就没有理由谴责行为人，没有理由要求他对自己的行为承担刑事责任。相对的意志自由是行为人承担刑事责任的哲学依据。期待可能性理论正是借助相对的意志自由科学地说明了行为人是否承担刑事责任的原因解决了刑法的基本问题―刑事责任承担的哲学依据。

2．期待可能性理论符合人性论

康德指出,法律不可能对这样的一个人处以残酷的刑罚：当生命处于极端危险中而牺牲他人生命以拯救自身。因为法律的惩罚的威吓不可能比此时此刻完全丧失生命的危险具有更大的力量。因为一个尚未确定的威胁——例如，法庭判决无期徒刑——甚至是死刑——不能超过那种灾难的恐怖。趋利避害是人的本性，当一个人的生存受到严重威胁且无其他选择的情况下，苛求行为人选择适法行为是有悖于人情且不人道的，追究此种情况下行为人的刑事责任更是对人性的漠视。而期待可能性理论正是基于人性论而产生的科学理论，具有较强的合理性。

三、引入期待可能性理论的必要性及相应措施

正是由于期待可能性理论存在诸多合理性，所以要将该理论引入我国,但应注意的是，引入该理论的原因并不在于我国不存在期待可能性理论，而在于我国对这一理论的运用还不够，还未充分发挥其保障人权的功能。我国刑法典在很多方面已经体现了该理论。如刑法总则中第17条至第19条关于刑事责任年龄、精神病人、醉酒的人以及盲聋哑人犯罪的规定；刑法分则也有类似规定，如刑法第134条规定的重大责任事故罪，犯罪主体不包括被强迫违章作业的人员；而司法解释中也体现了期待可能性理论，如1999年最高人民法院《全国法院维护农村稳定刑事审判工作座谈会纪要》，对于那些迫于生活困难、受重男轻女思想影响而出卖亲生子女的，可不作为犯罪处理。在审判实践中，妇女因遭受自然灾害外流谋生而重婚的，因丈夫长期外出下落不明造成家庭生活严重困难而与他人结婚的，因强迫或包办婚姻或因婚后受虐待外逃而重婚的，因被拐卖而重婚的都不以重婚罪论处。

尽管我国刑事立法有很多体现期待可能性理论的规定，但受我国的严格的罪刑法定思想的约束，对于未明确规定期待可能性理论的司法问题却无法适用该理论，从而造成了一系列司法难题，如这样一个案子：一妇女遇一男子企图抢劫，其在反抗过程中该将男子打昏。因其受到惊吓，加上天已黄昏，故投奔一独门独户的农家，农户家中当时只有一老太和女儿在家，二人对该妇女的遭遇深表同情，并安排该妇女留宿其家，与农家之女同宿一室。深夜，老太的儿子回来（此人即企图抢劫该妇女之人），从其母口中得知该女寄宿其家，遂生杀人恶念。儿子在问清该妇女与其妹各自所睡位置后，抹黑进屋，朝该妇女所睡的位置连砍数刀。谁知该妇女因白天受惊吓而未能马上入睡，对于母子二人的谈话听得十分清楚。鉴于当时已无其他其他方法逃脱，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她便与同寝的老太之女换了睡位，结果老太之子将其妹砍死，该妇女则趁母子二人毁尸灭迹之际逃出。对于案中妇女行为的处理，理论界分歧很大，有人认为可定正当防卫，有人认为可定紧急避险。上述两意见均不能做出令人信服的解释。首先，正当防卫只能针对不法侵害者本人实施，而案中该妇女的行为却是针对无辜之人；其次，紧急避险所避免的损失只能大于遭受危险的损失，而案中该妇女却是以她人生命换取自己的生命，二者是等价的。而该问题适用期待可能性理论可以迎刃而解，但却没有学者利用此理论，原因恐怕与刑法未明确规定此类行为可适用期待可能性有很大关系

诸如此类的司法难题还有很多，如何解决这类问题是我们不得不考虑的问题，而这也正是笔者明知我国刑法中已有关于期待可能性的规定仍坚持再引入这一理论的原因。当然，这与期待可能性理论的定性有很大关系。目前大陆法系国家对期待可能性理论的定性有法定阻却责任事由说与超法规责任阻却事由说之争。笔者认为，采取何种学说与一国的经济发展水平、社会保障制度、法制健全程度有很大关系。凡一国经济发展水平较高，人民生活较为富裕，社会保障制度健全，法制水平较高的国家如德国，一般将期待可能性作为法定的责任阻却事由，因为现实中人们出现期待不可能性的情况已较少，完全可以规定在法律的范围内；

相反，一国经济发展水平较低，人民生活较为贫困，社会保障制度尚未形成的国家如我国，将期待可能性作为一个超法规的责任阻却事由才是明智之举。

当然，期待可能性作为一个超法规的责任阻却事由在具体适用方面存在的最大问题便是它对法官的素质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它要求法官必须在对刑法的精神做出全面详尽的把握的基础上做出自己的判断。而这对于法官素质普遍偏低的我国来说无疑是一个具有相当挑战性却又不得不面对的难题。因为素质低下的法官不仅可能无法理解期待可能性的精神，还可能以此作为其实施司法擅断的理由，不仅无法保障不具有期待可能性的行为人的合法权益，还会扰乱整个国家的法律秩序，从而阻碍法治的进步、社会的发展。如果将其作为法定的责任阻却事由，将期待可能性的适用限定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这样做风险固然小，但它却无法解决我国司法实践中存在的诸如上例的那种司法难题，从而无法保障与上例中的妇女的遭遇相同的行为人的合法权益。面对两难境地，笔者认为只能在结合我国国情的基础上将期待可能性作为超法规的责任阻却事由规定在刑法中，当然，此处的“超法规”并不是完全不受法律限制，而是不具体规定到每个犯罪中，鉴于我国刑法总论制约分论的特点，笔者建议将期待可能性规定在总论犯罪和刑事责任部分，可以将第十条修订为：“一切危害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危害——都是犯罪；但是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或者不具有期待可能性的，不认为是犯罪。”也可以在总论第十二条之后单独规定一条：“行为人实施行为时不具有期待可能性，不能要求行为人承担刑事责任。”当然，最终具体如何规定应当由立法者决定。另外还要提高我国法官的素质，笔者认为除了加强法官自身的业务素养的培养，抬高法官的进入门坎以外，别无他途，而这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事，需要长期的努力。

而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笔者认为大力发展我国的生产力，完善我国的社会保障体系，让老百姓过上安居乐业的生活才能从根本上实现期待可能性理论的功能，才能最终实现刑法保障人权的功能。

参考文献：

［1］蔡墩铭.刑法总则论文集.台湾：五南图书出版社，1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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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王立志.待可能性理论的产生及适用.中国检察官，2007，（3）：65-66.

［5］陈兴良.刑事法判解.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313—314.

可能性范文篇2

第一,其应有一个稳定的基准和明确的发行规则,以保证供给有序;

第二,其供给总量应可及时、灵活地根据需求的变化进行增减调节;

第三,这种调节必须超脱于任何一国的经济状况和利益。

基于此2009年3月央行行长周小川在央行网站上提出了超主权国际储蓄货币的概念,在6月结束的金砖四国会议也提到了超主权货币。近日来,超主权货币成为了一个十分热门的话题。

超主权货币是指一种与国家主权脱钩、并能保持币值长期稳定的国际储备货币。而所谓国际储备货币是指一国政府持有的,可直接用于国际支付的国际通用的货币资金;是一国政府为维持本国货币汇率,能随时动用的用于对外支付或干预外汇市场的一部分国际清偿能力。

许多人或许觉得“超主权货币”离我们很远,然而实际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创设的特别提款权便是这样一种储备资产和记账单位,其亦称“纸黄金”。它是基金组织分配给会员国的一种使用资金的权利。会员国在发生国际收支逆差时,可用它向基金组织指定的其他会员国换取外汇,以偿付国际收支逆差或偿还基金组织的贷款,还可与黄金、自由兑换货币一样充当国际储备。特别提款权的创立经过了一个长时间的酝酿过程。60年代初爆发的美元第一次危机,暴露出以美元为中心的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的重大缺陷,使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以一国货币为支柱的国际货币体系是不可能保持长期稳定的。从60年代中期起,改革二战后建立的国际货币体系被提上了议事日程。1964年4月,比利时提出了一种方案:增加各国向基金组织的自动提款权,而不是另创新储备货币来解决可能出现的国际流通手段不足的问题。基金组织中的“十国集团”采纳了这一接近于美、英的比利时方案,并在1967年9月基金组织年会上获得通过。由此可见,“特别提款权”发挥着类似于“超主权货币”的作用,但由于其只是一种记帐单位,不是真正的货币,使用时必须先换成其他货币,并不能直接用于贸易或非贸易的支付。因此,其在使用方面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哈佛大学的经济学家弗兰克尔说,“特别提款权”最多也就是国际货币领域的世界语,根本就得不到使用。

60年代的美元危机为特别提款权的创立提供了契机,而如今此次爆发于美国的金融危机是否会为“超主权货币”的设立提供一个条件?哪国能够担当如此重任?由于与欧洲诸国相比,中国、印度、俄罗斯、巴西四国受经济危机的影响较小。因此,下文作者将从这四个国家入手,以分析“超主权货币”实现的可能性。

“金砖四国”这一概念的由来

“金砖四国”(BRICs)一词最早由高盛证券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吉姆•奥尼尔在2001年11月20日发表的一份题为《全球需要更好的经济之砖》中首次提出,2003年10月,该公司在题为《与BRICs一起梦想:通往2050年的道路》的全球经济报告中预言,BRICs将于2050年统领世界经济风骚,其中:巴西将于2025年取代意大利的经济位置,并于2031年超越法国;俄罗斯将于2027年超过英国,2028年超越德国;如果不出意外的话,中国可能会在2041年超过美国从而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大国,印度可能在2032年超过日本;BRICs合计的GDP可能在2041年超过西方六大工业国(G7中除去加拿大),这样,到2050年,世界经济格局将会大洗牌,全球新的六大经济体将变成中国、美国、印度、日本、巴西和俄罗斯。高盛的这份经济报告,使中国、印度、俄罗斯、巴西四国作为新兴经济体的代表和发展中国家的领头羊受到世界更多的关注,由此“金砖四国”的称谓便风靡世界。

在目前金融危机的背景之下,与欧美发达国家相比,“金砖四国”在国际收支平衡状况、债务和赤字规模等宏观经济指标普遍较好,同时他们也具备足够的储备资金和强有力的国内需求藉以保障各自应对危机的措施得以落实。因此以中俄印巴领衔的“金砖四国”有望比主要发达经济体更早地摆脱危机,并迎来危机过后经济的快速发展。从以上可知,四国在经济上具有一定的实力,但凭借四国的实力,能否将超主权货币由理想变为现实。在下文中我们将从现实因素着手,以分析超主权货币实现的可能性。

首先,从经济因素角度来分析超主权货币实现的可能性

综合国际经济权威机构的统计,目前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新兴经济体外汇储备迅速增加,到2007年已占世界外汇储备的3/4,“金砖四国”的中、俄、印三国都是“大户”。新兴国家经济占全球经济比重已由1990年的39.7%上升到2006年的48%。按购买力平价计算,“金砖四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达50%。“金砖四国”中除中国的发展速度举世瞩目外,印度经济发展十几年来平均年增长率一直保持在6%~7%左右,2007年高达8.9%。此外,中、印已成为全世界投资最具吸引力的三个国家中的两个。俄罗斯经济近7年来也保持了高速发展,GDP平均年增长率达到7.8%,黄金外汇储备达4048亿美元,重新跨入了世界十大经济体行列。巴西发展相对稍慢一些,2007年经济增长也达4.4%。目前,在金融危机的背景下,印度仍将经济增长锁定在9%,其经济实力可见一斑。除此之外,有专家指出,以中俄印巴领衔的“金砖四国”有望比主要发达经济体更早地摆脱危机,并迎来危机过后经济的快速发展。原因在于“金砖四国”的国际收支平衡状况、债务和赤字规模等宏观经济指标普遍较好,同时这些国家具备足够的储备资金和强有力的国内需求来保障各自的应对危机措施得以落实。

但尽管如此,美国的经济总量仍然稳居世界第一位,四国与美国相比仍然有着很大的差距。而且,四国人口中中印两国人口基数较大,所以尽管其经济增长速度较快,但是从人均而言与美国仍然存在着很大的差距。所以单从经济实力而言,四国仍不具备同美国抗衡的实力。此外,据统计,“金砖四国”总共持有2.8万亿美元美国国债,为最大持有者。所以如果这时抛出完全跟美元并行的超主权货币,将有损四国现存的利益,因此,现在建立超主权货币的这个问题显然并不现实。

其次,从政治因素的角度进行分析

除上述经济因素之外,还存在着很多复杂的因素影响超主权货币的建立。在金砖四国中,与美国关系最为疏远的是俄罗斯,最近的是印度,不论怎样,各个国家都与美国有着很强的关联性。除此之外,“金砖四国”是多边合作组织,各国相互之间也存在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在很多方面也存在着冲突。例如,在“金砖四国”之间,贸易争端普遍存在。巴西与俄罗斯和中国都曾就市场准入发生争端,它在多哈贸易谈判中寻求农业贸易完全自由化的策略,也因印度坚持保护本国大米种植者而受阻。同样,政治对“金砖四国”所起的离间作用与凝聚作用不相上下。印度、中国和俄罗斯比邻而居,均为核国家,而巴西不是核国家,位处另一块大陆,与俄罗斯几乎没有贸易往来,与印度的贸易也少得可怜。与此同时,中印大片边境地区仍存在争议,双方均在边境派重兵驻扎,也因边境纠纷爆发过几次战争。中俄在上世纪60年代末还打过好几场边境战争,经过几十年努力,才使两国关系改善。尽管印度也主张跟中国的合作,但在很多方面,中印其实是存在着冲突的可能的,印度在印度洋上的一些举动对中国也并不是一个善意的信号。放大而言,在四国内部也并不太平。然而建立超主权货币的前提条件,首先要求四国对全球的影响必须足够大,其次要求四国可以相互团结以合作,另外还要求四国有足够的建立与美国平行的经济体制的决心。从上述可知,前两个因素并不具备。

最后,从其他因素进行分析

前文提到,建立超主权货币的一个前提条件是四国需要有建立一个与美国平行的经济体制的决心。然而四国是否有足够的决心,四国此时抛出超主权货币的真正意图是什么?

可能性范文篇3

一

民族主义的存在和发展有着坚实的历史逻辑的支撑。

民族主义表示着一种现代社会普遍的生存状态。在人类历史长河中，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现代意义上的解决，赖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伴随着作为主体的人类的认识自然改造自然能力的提高，即社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人类不断改造自然的同时，也在改造着自己。当人类活动能力受到阻碍时，就要设法破除这一障碍。这样的障碍既可能是人类实践活动的对象，也有可能是不同主体间所形成的制约关系。在资本主义最早萌芽和发展的西欧，这种制约深刻地体现在各个民族之间的左冲右突上。所谓“现代性”和所谓“启蒙”，也是近代民族国家成长历程中一种思想表现。总之，在人类历史的矛盾运动中，长期以来有民族主义相伴左右。

从历史走来的民族主义是一个个共同体在争取生存和发展斗争中成长起来的自我意识。由此，批评民族主义是战争的根源也不无道理。但问题也有另一面，不同民族的民族主义构成了互相制衡的力量，世界反而和平了。从这个角度看，民族主义是保持均势的力量。

近现代西方与非西方的民族主义理论与实践表明，人类的民族主义实践不曾中断，总是在世界到处上演内容相同的活剧。民族主义的重演，恰恰说明其历史的先决条件——生产方式并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我们思考的重点不是民族主义有无必要，而是被西方现代性笼罩当代中国思想界能否根据自身的历史与现实创造出不同于西方的新型的民族主义话语。

二

近代惨痛的历史经验是当代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所遭受的苦难是最深重的。帝国主义的掠夺与侵略是近现代中国民族主义的生长之源。特定的历史情境决定了此时的民族主义既是现代的又是非现代的和反现代的，决定了近现代中国的民族主义与西方民族主义的冲突性。面对帝国主义咄咄逼人的态势，为了民族的生存，中国的民族意识曾有体现现代性的“西体中用”愿望，体现非现代性的“中体西用”的愿望，而推翻“三座大山”的愿望则体现了反现代性的中国式的现代化努力。近现代中国民族主义发展的历程中也杂鞣着各种思潮和主义，虽对那个大动荡时代的解说各异，但公认民族解放始终是一个决定性的主题。民族解放在中国近现代历史的长卷上舒展着壮美的历史活剧，中国近现代民族主义是培养中华民族精神的源头活水。

任何欲成为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观念体系都不能无视民族主义的存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彻底地解决了中华民族的民族独立、民族解放问题。在中国革命最艰苦的阶段，马克思主义与民族主义有着“共谋”关系。这是马克思主义革命性与开放性的生动体现。当马克思主义成为官方意识形态后，在马克思主义不断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不断创新之后，民族主义的言说在主流意识形态那里的地位曾经退却了，变的无足轻重。这是由于后发展国家或资本主义国家的民族主义首先要解决的是对外的问题，当外部危机缓解而内部问题上升为主题之后，民族主义的功能便大大减退了。

民族主义从一开始就不是作为一种关注群体或本民族内部的阶级斗争问题的意识形态而出现的，而从最初的民族主义诉求来看，多民族的民族利益共同体还没有出现在历史上西欧那个狭小的领域，对多民族的利益共同体如中华民族的民族主义的如何定义的问题要靠民族主义自身的发展和创新。所以在上个世纪90年代以前的研究民族主义文章或词典基本上都认为民族主义是资产阶级看待和处理民族问题的思想体系。这种认识是与其所处的时代契合的。在发展市场经济，全民求富的新时期，民族主义同样给人以不合时宜之感。民族主义的处境在很长的时间里显得颇为古怪。

三

当代中国民族主义在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开始言说时。它直接的缘起是针对80年代后的中国思想界启蒙与现代性话语。改革开放后，经过近10年的经营，冠以启蒙旗号的自由主义的现代化话语在中国知识界获得了主导权。然而，随着改革的深化以及社会利益的分化，“启蒙”的自由观念与普遍主义诉求逐渐受到了质疑。在中国近20多年实际社会进程中，启蒙主义、自由主义并没有创造出一种不同与以往的现代性。中国的社会在“启蒙”与现代化中还是出现了了社会分化，人们在一定程度上被分成了“你们”与“我们”。现代化以及现代性的另一面显示了出来：人群的分化和利益的冲突。“形势比人强”。曾几何时日如中天的启蒙主义与自由主义，失去了80年代的强势地位，在现实面前常常是强词夺理，或干脆失语了！当20世纪90年代后民族主义思潮在中国出现后，它同样以分析的、批判的，乃至以启蒙的姿态出现，在一个新的历史语境中展开对中国的解读，寻找对新的历史变动的认识。在当代中国观念上层建筑领域，民族主义是被历史选择的。尽管它已沉默多年，但毕竟为时势一点点所激发。

人们普遍地认为，民族主义特别是西方民族主义是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先声。但对当代中国民族主义来说，则完全不能这样地概括。在学理上，如果说前者是为了推动“现代性”，而后者恰恰是对“现代性”的反思和批判。在实际的历史进程中，当中国当代现代性学理越来越在民众中失去神圣的启蒙外衣而露出了赤裸裸的本性时，民族主义也许并不是启蒙与现代性的直接敌手，而是一个话语的转换者，开辟了一块新的论坛，而为各种思想与主义提供继续言说的平台。从历史上看，民族主义似乎从来就没有天然的论敌。它只是一种模糊的全民利益，是能把一个民族凝聚在一起的，远看分明、细看糊涂的一杆大旗。但是，问题是中国是一个争取民族复兴的“”民族，在如此的时间与空间中的中国民族主义，就在一定程度上对自由主义产生了排斥性。因为，“”民族的民族主义是反现代性——反西方的。“恨”屋及乌，当代中国的民族主义如此这般地与自由主义结成了“冤家”。

目前学界对民族主义研究并非空白。特别是对近代中国民族主义思潮和运动有一些研究成果出现，但对当代中国民族主义的研究却是不足的。对民族主义之于世界意义的解读并非空白，但对民族主义之于中华民族意义的解读却是空白。民族主义对中华民族的生存与发展是有着现实的作用，尽管它从来没有成为单独的意识形态而能主导社会潮流。但它在离理论思维远的时候，却离人民群众很近。理解现代中国、展望她的未来，不能没有民族主义的参与、不能没有民族主义的视角。今天民族主义还是在中华大地上潜行，人们只是隐约听到了它的声音，为之心动。民族主义的言说还是单调的，这浮出水面的冰山一角远不能令人满意，但毕竟已经引起了广泛关注，学界对民族主义发出的那些疑问与诘难，就是一种注脚。既然有疑问与诘难，人们就会继续思索：民族主义是什么？民族主义为了什么？经过“启蒙”的人们，不会再是那样的轻信，也不会轻易地排斥一些尚属陌生的东西。

当代中国民族主义毕竟出现了。充耳不闻是不行的，问题的关键是它可能吗？它是什么？它的未来在哪里？。四

全球化是我们这个时代最重要的事实之一。如果在20年前，人们对全球化还十分陌生，学术界甚至还可以置之不理。人们原本以为全球化会消解民族国家，人们还以为民族意识、民族主义也会随民族国家的消解而成为历史的记忆。但事实上，全球化时代在民族国家之间交往不断增强与加深的同时，民族国家之间的竞争与矛盾也在加剧。民族意识与民族主义在全球化条件下，不是消失而是加强了。这至少是到目前为止的事实。全球化时代的民族主义也许是意义更加重大的民族主义，因为和以前时代相比，当代的民族主义对世界以及各个国家的影响更加明显，更加扮演着时代的重要意识形态的角色。在“冷战”结束后，原来国际竞争的舞台上，东西方对抗的大剧谢幕了。东西方对抗结束，人们听到对抗中“台词”的机会也随之稀少了。但世界并未因“冷战”的结束而平静，更未因“冷战”结束而走向大同。时代的问题与矛盾只是改换了形态而继续存在、继续发展，民族主义便是当今时代的问题与矛盾的最主要的表现形式之一。

中国的民族主义就是被打出来的。这是理解中国民族主义问题的起点。民族主义在当代中国，并不是什么巨大而空洞的符号，也日益脱离了知识界话语的禁区。当代中国是一个正在展开的历史文本；而民族主义无论其概念多么飘忽不定，却是一个已有几百年历史的客观存在。在其兴起、发达、普及的过程中，人们在自觉不自觉地投身其中，积累了获得了感受，积累了经验。从民族主义起源的经济学、社会学本质着眼，我们可以看到它在当代中国的表现与中国经济的崛起和社会生活的多元化同步。在日益广泛的经济、文化交往中，普通中国人正逐渐摆脱经验的局限和意识的朦胧状态，开始对个人、集体和国家的利益和前途表现出越来越多的体认、关心和参与意识。

当代中国的民族主义一定意义上是历史的同题演义。在一定程度上是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同主题的当代版本。只是当代民族主义面对的国家、民族的具体问题不同于历史，但主题的实质都是民族、国家的生存与发展问题。西方列强是用坚船利炮打开中国的大门的，近代中国的历史是屈辱的历史，是备受西方列强压迫、剥削、打压的血腥史。这是中国民族主义产生、发展、壮大的深刻根源。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当代的民族主义是受激型和反思型的民族主义。反抗帝国主义侵略压迫，救亡图存是近代以来中国民族主义的第一个高潮，而当代中国民族主义的再兴起，则是基于全球化的新体验，是寻求民族复兴的新意识形态。而这种新的意识形态出现的背景首先就是对西方主导的全球化和西方主导的现代性话语的反思。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的民族主义是一种新的启蒙。

当代中国民族主义是在全球化背景下生发的新话语。在民族主义视野里，全球化本身是一种帝国主义的、专制的、反自由民主的过程。全球化是一个同质化的过程。我们是否需要一个同质化的世界？世界能够真正地同质化吗？同质化能够给人们带来幸福和安康吗？当代中国民族主义认为现实的同质化恰恰是一种分裂化，是形式的相同、利益的分裂。在全球化条件下，发达国家为了维持全球资本在每一个环节的畅通运行，会允许一些后发展国家在局部和特定时段来提升自己国家和民族的实力。但一个有着13亿人口的中国的稳步和健康的发展却令发达国家十分恐惧。中国威胁论和遏制中国的论调在这个逻辑起点上不断攀升。在冷峻的现实面前，“世界大同”、“天下主义”、“世界主义”显得苍白无力。为了生存与发展，为了切实而有效地争取一个发展的外部空间，只有从本民族的立场出发，发展自己经济、政治、军事实力，才能在最大程度上实现国家振兴、社会团结、人民幸福、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在民族主义的立场上，手段与目的达成一致。

当代中国民族主义是中国在改革开放道路上寻找进一步发展壮大动力的结果。苏联解体使得社会主义中国成为西方假想敌。在国内，一部分知识分子对西方怀有较为深刻的亲切感，呼应着西方意识形态的渗透；改革进入更深层次后，诸多矛盾涌现，现代化道路上出现了诸多路障，中国的处境和改革开放初相比情况已大不相同。有人用“群敌环伺”来形容目前中国的处境，不无道理。在新世纪，如何进一步提升民族气节、培育民族精神，以充盈的精、气、神，使中华民族在新的世纪里克服种种困难，民族主义至少是这个问题的一种解答。

五

当代中国民族主义从一开始，就不是如它的抨击者所说的要为“极权”张目，不是极端民族主义、狭隘民族主义，是从本民族长远利益出发呼唤强大的人民民主，推动实现政治、经济的积极变革。属于西方民族主义理论与实践的“狭隘的民族主义”或“极端的民族主义”，不能硬往中国人民头上戴。

中华民族的民族主义被称作“生存主义”也许更合适。

可能性范文篇4

（一）痕迹的传统意义。痕迹一词在《现代汉语词典》中的释义为①物体留下的印儿②残存的迹象；在百度百科的解释指事物经过后，可察觉的形影或印迹。如：航船的航迹；走路的足迹；树枝的划痕。痕迹体现在许多不同的领域，在心理学和侦查等领域起到了帮助作用，如现场勘测、法医鉴定等手段离不开其帮助。这些痕迹是有价值的，也可以被运用在设计领域中。（二）“痕迹”的设计学意义。随着使用条件、方法、环境等不同，人与物的互动可能会形成一种或多种不同痕迹。一些其实也属于痕迹的东西，没有被定义也没有系统的理论。本文将引入一种“心理的痕迹”，它主要指适应、陪伴、回忆、信仰等与情感角色相关的感性因素或心理活动。笔者用以下几个大家较为熟知的例子来简述“心理的痕迹”的作用：1.中西银文化源远流长，至今已有上千年历史。受汗液和空气等的影响，银器随着使用会产生不同的机械性损伤和包浆，使银器呈现出一种古董般的韵味，增加银器的艺术魅力。使用时间和环境不同、银器的不同所产生的色泽也会有所不同，带给人的感受也是不同的。包浆的银器通常要比没有包浆的有所升值，包浆内在的本质其实是生命的升华，是一种人生的感悟。2.中西方也都从很早开始就有了对皮具的使用，至今仍有各种美观并且实用的皮具深受大家喜爱。皮革会随使用变色、变软、出现划痕，甚至破损。然而这是它默默陪伴你、守护你的方式。随着使用，可以感受它带来的生理及心理上的舒适感。3.牛仔裤原是19世纪50年代美国西部的“淘金热”的工作服，在它被使用的100多年里，出现过许多风潮。其中一些元素其实本是劳动者在劳动时日积月累关节弯曲磨出的痕迹及破损，现在的流行为了追求最初磨痕效果制作出了洗水效果，破洞牛仔裤则是将这些“痕迹”放大，并逐渐成为了流行趋势。（三）“痕迹”的本质。“痕迹”的产生源于人对物品触摸的本能。宝宝在长大过程中通过各种行为，来制造和感受“痕迹”。日本东京大学研究生院教育学研究科教授佐佐木正人曾说到，“在小孩长大的过程，有段时间会把纸捏得皱皱的，或是放到嘴里玩；也就是享受表面本身，开始乐于探索物品。然后就开始手指画画涂鸦，每个小孩一定会经过这个过程。而涂鸦到底是在做什么，其实就是乐在痕迹之中；开始对自己的手可以留下痕迹产生兴趣，而非手可以处理什么，行为的痕迹就这样伴随着每个人长大”。

二、设计角度看“痕迹”

人与物经过一定时间的互动，产生了“痕迹”。人的行为会影响“痕迹”，“痕迹”会给人或积极或消极的一个反馈，也会逐渐变成影响物的要素之一，“痕迹”又是人与物之间沟通的桥梁。人与物与痕迹三者是紧密相关、互相影响的（如图1）。人与物的互动产生“行为的痕迹”也产生“心理的痕迹”，这些“痕迹”是行为的证明也是情感的证明，还有时间的证明，这些“痕迹”提升了物的美感，也间接体现了人的品味、个性、生活方式、思想表达等个人化特征，甚至信仰、尊严等更高层精神层面产物。作为一个设计者，应该关注“痕迹”的积极结果所体现出的非物质层面的美感——银器的价值提升、皮革和牛仔裤的舒适感提升及情感作用等，将这些具有感性因素的“痕迹”运用到设计中去，作为产品设计的非物质因素。设计更多的是在研究人的行为和心理，因此本文不考虑自然痕迹和纯机械痕迹，主要关注与人相关的“痕迹”，且与人的行为、心理有关的“痕迹”。（一）DIY与“痕迹”。大受欢迎的DIY，顺应了越来越多的人愿意使用出自自己之手的物品的趋势，为产品设计开拓了新的发展方向。DIY产品与人有更多的交流互动，有更多的情感投入，产生更多的“痕迹”，使人不仅在结果中得到物的积极反馈，在行为过程中也能享受其中乐趣。这种将产品制作的一部分交给使用者的方式，使制作和使用的界限变得暧昧模糊，使使用者对物品倾注更多的情感。DIY这种行为是主动的、刻意的，行为期间人与物品产生了一些情愫，是精神层面的影响，是“心理的痕迹”起到的作用。这是一种通过使用者参与制作来展现“痕迹”的设计方式，通过消费者的行为参与来满足其情感需求。（二）顺应“痕迹”。有些“痕迹”不是在机器生产制作中产生，而是在人的使用过程中产生。一些物品经由使用造成的一些改变可能是消极并且是无法避免的，那么就可以将这些改变用来改良，使物品越用越好，而非变坏。也就是说使用者会造成某些方面的“痕迹”改良，这种行为大部分都是无意的。鞋子和牛仔裤随着购买者的使用会越穿越舒适，许多工具也会随着使用越来越顺手。物品可以随着时间和使用而变得越来越令人满意，越来越令人舒适，多了些人情味。美国《老爷》杂志曾刊登过一篇关于牛仔裤的文章，形象地描述了牛仔裤与美国人之间那种无所不在的“情人”间的亲密关系。文章中提到牛仔裤“耐久、便宜而且性感，比狗更忠实，比人还爽快，她跟随你的时间越长、用得越久，就越使人感觉亲切宜人”。这些物品都是出自使用者的产品，使用者在使物品变得更美好的过程中，又可以从中得到积极反馈。这是一个人与物相互交流，且能彼此受益的过程，是“心理的痕迹”的融入产生的积极结果。从设计角度出发可以顺应这些“痕迹”的规律，增强设计的计划性，在设计最初就考虑到使用之后的效果。（三）放大“痕迹”。文玩经过使用者的精心盘玩形成了包浆，显得沉稳而含蓄，比刚买时更具韵味，赏心悦目。破洞牛仔裤则是将工作服在劳动中日积月累产生的“痕迹”放大，并成为了流行趋势。那身边其他的物品也是否可以产生这样的刻意结果呢？通过一些刻意行为，就像盘玩手钏、制作破洞牛仔裤一样，通过设计手段将一些本是无意间造成的积极“痕迹”，通过设计去放大化或者加以利用，以作为商品买卖的卖点（如图2）。例如最近流行的goldengoose“小脏鞋”，将本是鞋子在不经意间弄脏留下的污渍放大夸张化，将本是消极结果的污渍作为设计亮点，变成一种时尚（如图3）。（四）“痕迹”的设计价值。设计以人为中心，时常关注人的行为和心理，而“痕迹”与人的行为和心理密不可分，研究“痕迹”的同时其实也就是在研究制造它们的人；人与物之间的交流对产品设计具有重大意义，研究“痕迹”的同时其实也就是在研究人与物之间的交互，因此从设计角度来看，“痕迹”具有研究价值，将“痕迹”引入到设计领域会是一个新的研究方向、新趋势。不同物品会与不同的人产生不同互相作用，因而产生不同的“痕迹”，其具体呈现方式需针对具体产品的差异以及目标群体、设计需求等来进行分类归纳总结，后续研究任重而道远。

三、“痕迹”在产品设计领域的发展方向

“痕迹”在产品设计领域的应用未来发展分别从视觉表现、情感表达、文化体现三个角度并结合个别案例来进行研究讨论，不同角度独立存在、相互关联，共同作用在产品设计中。（一）视觉表现。视觉符号是物品最直观的形象呈现，其基本元素主要包括图形状、色彩等。物品随着使用产生的“痕迹”会形成随机性图形，也可能产生色彩、表面材质的肌理改变，这些“痕迹”带来了最直观的视觉感受变化，提升了产品的视觉审美，例如植鞣皮会随使用发生色泽改变。“痕迹”使即使是一模一样的物品在使用中产生细微差异，稳定中又有随机性。在系列化产品当中，“痕迹”可以在保持整体视觉统一性的同时，保留每个单体的独特性。（二）情感表达。“痕迹”具有强烈的感性因素，能够给人带去触觉与视觉上的心理变化。“痕迹”可以记录使用者的个人习惯，体现使用者个人特征，增加物品的归属感，例如键盘经使用后WASD按键的印记特别明显，则其所有者大概率是个游戏爱好者；“痕迹”可以表现人与物之间的适应和陪伴，例如会随着温度改变开花的墙纸（如图4），仿佛陪你渡过一年四季花开花落；“痕迹”是物品在过去时间的见证，可以用来表达怀旧情结，作为一个回忆触发点；“痕迹”可以展现交互体验的乐趣，例如烤年报“Welldone”（如图5）需要按照要求对其进行烘烤才能显示出一部分内容；“痕迹”促进了人与物的磨合而非磨损，从而延长物品使用周期。“痕迹”作为人与物沟通的桥梁，人与物通过“痕迹”彼此影响、彼此受益。（三）文化体现。日本建筑和工业造型设计界的代表人物黑川雅之曾说“设计的终极目的在于抚慰和唤醒人们的感受”。“痕迹”唤醒人们逐渐被削弱变得麻木的触觉感官，追溯过去“自己动手、丰衣足食”依赖双手制作的时代，“痕迹”是手工艺制作中自然的美感呈现，也是制作者对劳动的专注、对生活的热爱之体现。对未来来说现在就是过去，“痕迹”作为一种文化载体，将在未来孕育更多扎根于生活美好之物。

通过上述可以发现，“痕迹”在设计领域进行研究是有所价值的。“痕迹”已经存在在各个领域，探究不同“痕迹”的形成来自于本能。“痕迹”加强了人与物的情感互动，体现物品所展现的非第一印象的“使用之美”，这种美代表了使用者的品味、个性，甚至信仰、尊严等，因此研究“痕迹”的同时其实也就是在研究制造它们的人。将“痕迹”引入到设计领域会是一个新的研究方向、新趋势，“痕迹”可以作为商品卖点，也可以成为产品设计中的一种设计手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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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后藤武，佐佐木正人，深泽直人等．与行为一体的设计[J]．设计，2016（16）：108-112．

可能性范文篇5

关键词：科技；产品设计；创新；功能性；艺术设计

一、艺术设计的发展原因

目前，在科技的发展和文化元素的丰富过程中，在产品设计中进行科技和文化的融合还有极大的进步空间，设计中也需要更多的创新理念和创意设计。通过现代设计史不难发现艺术设计的发展是有客观规律的，虽然艺术设计是人的精神和情感的创作，但艺术设计大发展和社会的发展一样，符合客观规律的。之前艺术设计的发展是通过提出新的理论或者技法来取代之前的艺术设计理论或者技法使其成为当时的主流，就是这样反复的提出一个新的理念发现种新的技法去代替之前的理念或者技法，艺术设计的发展才有了不断被提升。可是如今，现代艺术设计经过长久的变革洗礼，艺术设计的理论已经十分的成熟，而且如今的文化是百花齐放，人们相对之前不再那么偏激，可以接受学习众多的其他艺术理论。在这样的环境下，要想在一个成熟的体系中提出一个新的理论本身就艰难，而想通过新的理论取缔之前的理论成为主流则就更难了。所以艺术设计想要有新的创新和发展就只有从技法和技术上突破，寻求新的材料，新的技术达到新的功能。现代艺术设计发展史从19世纪下半叶的英国工艺美术运动和之后新艺术运动开始，这两和运动都是反对之前反对矫揉造作的维多利亚风格和其他各种古典、传统的复兴风格。这两者都是主要是在艺术设理念上的发展，主要是反对华而不实，繁琐装饰设计，从那是时候开始的艺术设计的理念就已经相当的成熟了。而之后的随着工业的迅速发展，装饰艺术设计运动和现代主义艺术中的无论是德意志工业同盟，俄国构成主义或者荷兰派风格等等各个地方的艺术设计运动和风格基本都是主张采用新材料（如钢铁和玻璃等），主张机械美，采用大量的新的装饰手法使机械形式及现代特征变得更加自然华贵。它们通过运用技术的创新从而使艺术设计发展。当今的社会更使进入了信息的时代，大多的艺术设计不再是通过传统的手绘进行艺术创作，而是通过计算机得以实现艺术设计，传统的技艺手法只会慢慢的蜕变成辅助艺术设计创作的手段。

二、科学技术对艺术设计影响

随着消费者生活质量的飞跃提升，当今消费者对产品质量需求无疑是大大的提升。不在只满足可以使用，华丽装饰和具有冲击力的视觉效果了。更多的是考虑到产品安全性，是否绿色环保，使用能否更为方便等等。那么传统艺术设计出来的产品想要完全满足于消费者是十分的困难，例如某宝在双11期间做促销活动，在几天需要内几亿张招贴，宣传单等创作，就算用单纯的用计算机的P是，AI的设计软件，也是无法完成的。但有某款新出的技术程序，只需要你点击你的海报所需的颜色，类型，主题等几个选项，不一会就可以自动生成成百上千的海报招贴等设计，这是放在两三年前是无法想想的。通过这一例子说明一部分的艺术设计创作理念和技术在一定的条件下难以满足市场的需求，艺术设计的传统理念和技术十分的重要，但设计师们更应该关注现在的新的技术和科技给艺术设计带来的可能。可以说这款程序对设计师们巨大的影响，它的出现则是一艺术设计的发展。艺术设计除来设计的理念和技术外，还有一个重点需要被考虑到，那就是设计材料的选取。设计材料的选取可以直接影响到设计产品的安全性和绿色环保等方面。一种新的材料的发现与使用也对艺术设计发展有着重大的意义。在产品设计一种新的材料取代旧的材料，其对产品的本身有着重大的影响，它可以赋予产品许多新的价值。现代日本建筑设计师坂茂，它向来以选着材料方面目的明确而闻名，他设计了一把超轻椅，为了使椅子更轻，抗张强度更大，碳纤维成为主要的椅子材料，同时碳纤维并非构成这张椅子的唯一材料，坂茂在两层薄碳纤维中加入一层铝金属，创造了一种结实的结构。他将铝与碳纤维结合起来使用，成功地突破了碳纤维的特性。这把碳纤维的超轻椅子能让儿童不费吹灰之力，用小手指便能提起椅子。这不仅使椅子在搬运和移动时得到便利，同时也保护了在家中的儿童嘻嘻疯跑时磕碰到椅子后受到伤害。这碳纤维与铝替代传统的木制椅子或塑料椅，它便有了新的价值。

三、科学技术和新型材料设计产品的情感性

设计师们在运用科技和新型材料的创作，听上去十分理性，功能性，机械感和冷漠的感受。其实实际上运用其出来的创作也是可以充满着感性和浪漫色彩。在日本主办的纤维展中有着许多科技与新材料的设计产物我将挑取一个具有代表性的进行理解分析。这是由原研哉担任设计总监，在2009年所举办的东京纤维展的一件由日本艺术家东信（MakotoAZUMA）所创作的名叫“苔时间”的作品。艺术家东信的特点是风格严谨，他擅长表现植物和花朵的美，展示出它们的尊严和高贵。在这件展品中，他使用了TERRAMAC材料（是一种可生物降解材料，源自于植物的人造纤维），因为它时用可生物降解的植物性聚乳酸制造而成的。换而言之，这是一种最终能回归于自然的纤维。这些纤维被编结在一起，使得最后产生的织物拥有一定的厚度。设计师在这种植物当作一个巨大的培植器皿，并将整个展览场地变成一片长满苔藓的湿地。我将在下面写出这件由技术和新材料的创作的“苔时间”的情感性。TWRRAMAC是一种来源植物的人找纤维，大约十余年后，它便会降解并回归大地，东信将这种材料与另一种植物—苔藓相结合，让这两种材料共同创造一种全新的景观。苔藓是吸取来自空气中的潮气而生存，即便苔藓干枯了，看起来毫无生机，在浇水之后其细胞也能复原，它就像一张不断生长的绿毯。生物的特点之一便是他们能自然地生存发展，作为自然界的一部分，不断循环往复。东信所用到的材料TERRAMAC最终也会纳入到自然循环当中。随着时间的流逝，纤维也会被分解，它就像自然界的一部分。世界上的任何事物都会与其周围所联系，而观察这种关联能够触发人类情感：我们可以感受到事物的美丑，让人愉悦或痛苦，有趣，昙花一现，悲伤，难忘。每当情感被触动使无疑表明了我们与周围事物的联系。“苔时间”表现了两种来历不同的生命形式的相遇与共存。时间或许漫长或许短暂，但，时间是上苍赐予我们的唯一平等之物。岁月如梭，时光总是一去不返，在人生轨道上共度时光尤其珍贵，所以这件作品表现这种生物共存，是我们对周围在发展的事物保持一种关注和警惕。

四、结语

如今，设计学已经从一般意义上的应用造型艺术发展成为与技术、社会学、哲学、心理学、文化等多个学科紧密关联的交叉学科。这种变化为创新体验在社会和企业中的应用提供了有利的机遇，设计学外延的不断拓展，包括无意识设计的兴起，给设计学学科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动力。科技技术对于艺术设计影响甚大，是必不可少的。如果设计师只是专注于传统的设计理念和传统的技法是无法满足当今社会的需求，现在最直接的例子，海报自动生成软件可以在瞬间根据消费者的需求自动生成大量的海报，而且海报的质量并不低于设计师所设计出来的海报。相信顺着现代科技快速发展，电子技术所生成的作品很可能取缔现在大部分的设计师，这无疑对设计师是重大威胁。在这样社会环境，设计师不仅要学习传统的设计理念和技法的同时，也要为自己设计创作学习更多跨行业的知识，例如接触先进的科学技术和聊结多样新材料，为设计创新创造新的可能新。

参考文献：

[1]易博成，王玲.探究科技与文化融合推动产品创意创新设计[J].山东工业技术，2019（15）：216.

[2]钟煜岚.产品设计中的科技与审美应用研究[J].艺术与设计（理论），2017（07）.

可能性范文篇6

近些年我国的输变电技术取得重大进展。在热电的开发和项目运营方面，也随着我国电网建设的不断完善，积累了十分丰富的经验，有能力承接重大国际建设项目。在这种背景之下，适逢我国提出一代一路战略，通过基础设施和双边、多边贸易增强各国之间的经贸往来，形成一个相对完整并且联系紧密的贸易联合体。而热电企业作为基础设施建设和国家之间基础设施连接的重要实施者。在这个过程之中，作为经济主体的企业就要对自身的财务状况和在国际市场中的盈利能力进行计算和考虑。因此，财务的可能性就成为影响热电企业走出去能否得到顺利实施的重要因素。

二、热电企业走出去对财务可能性重视的必要性

（一）强化热电企业的风险控制能力。热电企业的投资建设项目的周期相对比较长，成本回收周期也较长。这就给热电企业的投资运营项目带来了时间上较大的风险不确定因素。在一代一路战略实施的背景之下，我国热电企业走出去一般不仅仅是承担建设提供服务的任务，还包括提供资金支持，这为热电企业的财务状况提出了相对比较高的要求。（二）有利于助推热电企业更好的走出去增强企业实力。热电企业的财务状况是反映热电企业经营状况的信息数据资料，对于企业的经营战略转向和制定有着相对更好的实时监控和导向控制能力。热电企业实施走出去战略，要对政策可能性、企业发展战略可能性、生产布局的可能性等各种可能性加以分析和考虑，而财务可能性是企业考虑的可能性中最直接最具有决定性和针对性的部分。通过对企业财务可能性的探索，可以提前对热电企业的财务问题进行解决，对整个财务模式进行优化，提升企业财务管理能力，更好的助推热电企业参与一带一路建设，更好的实施走出去的战略。通过优化热电企业的财务状况和相应的管理模式，可以带动企业走出去，提升企业的现代化管理水平，实施产业的国际布局，将极大的增强企业的整体实力。推动热电企业服务能力的国际化发展，已经成为我国热电行业发展的必然趋势。对于增强热电行业和热电企业的整体实力具有重要的作用。

三、热电企业走出去过程中财务可能面临的风险原因分析

（一）政策与法律带来的风险。热电企业走出去的国家，主要是中亚、东非、南亚和中东欧国家。这些国家的政局多数不稳，政策与法律的变更相对比较频繁，近些年的引进外资政策变化比较大。这为热电企业走出去带来了较大的财务不确定性。尤其是部分国家还存在着战乱的现象或者危险，对热电企业的长期投资带来了比较大的风险，有可能导致热电企业的前期投资无效，成本难以回收。部分国家的会计的相关法律，也会随着国家政局的变更产生变化。热电企业的财务信息处理模式也就要不断的随着法律的要求而进行变更，不利于企业在较长时间的投资时期，对热电企业自身的财务状况和投资经营行为的实际状况进行分析和控制。（二）异国民俗文化带来的风险。一带一路战略涉及的沿线国家相对较多，多数国家还是多民族国家。各个民族都有自己的风俗习惯，而热电企业作为中资企业深入当地开展投资建设行为，就要对当地的民族风俗习惯给予必要的尊重。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当地居民倾向于民族、宗教的感性判断对企业的投资建设行为进行评判，可能会由于建设行为自身产生的一些破坏性效果，对企业的建设进行阻止。可能会延长企业投资建设周期，进一步加剧热电企业面临的财务风险。（三）企业资金来源及汇率风险。企业资金来源以及汇率风险，是企业财务管理面临的具有明显不确定性的风险。尤其是汇率的变化由国际市场和双边关系进行主导，热电企业作为普通的经济主体，无法获取有效的资料对其预知，这就给企业的国际投资建设行为带来比较大的不确定影响。再者，企业在走出去之后，企业的融资渠道就成为企业财务风险管控的重要制约性因素。融资渠道的单一化倾向，也是我国热电企业走出去面临的主要风险之一。（四）热电企业内部管控可能带来的风险。热电企业的内部管控机制和相应的制度体系建设，是在长期的国内发展中，根据国内的实际情况建立的。对于国外的财务风险管控可能并不适应，尤其是在多个国家进行投资建设的热电企业，仅仅是用一套国内的内部管控体系难以适应诸多国家的市场情况。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企业内部管控的不足，是上述所有风险的诱导因素或决定性因素。因此在财务风险管控中要对企业内部管控给予足够的重视。

四、化解热电企业走出去过程中财务风险的对策

（一）建立有效的信息交流和政策法律风险管控机制。形成对异国法律与政策带来的风险进行防控的综合体系。一方面，政府要与沿线国家建立有效的信息交流渠道和信息共享机制，确保双边的政策、法律沟通畅通有效。加强双边友好合作的经贸和政治关系。另一方面，企业要建立政策法律风险管控机制。首先就要对所在国的政策和法律以及变更情况提前进行了解，分析其风险性。在此基础之上，要建设对政策、法律风险的自主防控机制，使得企业可以更好的应对相应的风险，加强与当地社会的交流，促使企业更好的融入当地的社会生活之中。（二）强化双边民俗文化交流增进了解。热电企业在建设和提供服务的过程中，要充分了解对方的民俗习惯和文化。加强与所在国的民俗文化交流，可以加强企业对当地市场的了解，对建设项目的行为和时间安排以及后期的供电时间调节都有着重要的导向作用。通过热电企业与周边居民举办联谊交流会等具体的形式，强化双边的交流和理解，形成较好的个人关系，营造热电企业等中资企业在当地社会的良好形象，促使当地居民对中国的热电企业的建设投资行为可以更好的认可。（三）建立多元化融资渠道以及汇率风险规避与控制机制。热电企业的投资建设周期相对比较长，仅仅依靠企业自身的资金实力难以对其进行支撑，也不利于企业的财务风险防控。这就要求热电企业要通过广泛的融资渠道，对所需要的资金进行筹集。热电企业，可以通过建立与国内金融机构以及所在国家的金融机构的多元化融资体系，分散热电企业的融资风险，提升企业自身的财务风险管控水平。对热电企业可能面临的汇率风险进行防范主要是通过事前的判断和风险规避。热电企业可以通过对所在国与我国的汇率变化，对其趋势进行相应的预判，并根据预判的结果对企业的投资建设行为和签约价格进行相应的调整，确保企业在建设投资过程中可以将自己因汇率变动带来的损失最小化。（四）完善热电企业内部管控体系建立现代企业管理制度。热电企业对财务的风险管控和财务伴随走出去能力的提升，建立针对性较强的全面性的财务风险管控机制与相应的制度体系。再者，热电企业应当将财务风险管控机制纳入到企业整体的管理体系之中。运用热电企业的各种专业系统要素，帮助强化热电企业面临的各种财务风险管控。

五、结语

本文通过对一带一路背景和热电企业进行投资建设的周期较长特点的介绍，提出对热电企业的财务可能性进行探索的必要性。在一定程度上确立了本文章的研究目的及意义。在实际的分析中，我们发现热电企业在走出去的过程之中可能面临诸多的财务风险，这些风险将会降低热电企业走出去的财务可能性。因此在文中我们针对这些问题和原因，提出了相应的解决对策。限于个人能力和相关信息资料的不健全，在对热电企业的财务风险中还存在着分析不够全面等不足之处。希望在今后的工作和学习中，可以进一步强化对热电企业及其他中资企业走出去的财务可能性的研究。为之后的研究提供相应的借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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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田宇.风力发电企业计算机机房设备运行与维护[J].信息与电脑(理论版).2016(18)

可能性范文篇7

小学数学互动式教学，就是要把教师的教和学生的学进行互动式地整合，把直接经验的改造、发展作为互动学习的重要目的，把间接经验整合、转化为直接经验，成为儿童素质的有机组成部分。以促成新教学目标的达成。在具体的教学实践中我是这样处理的：

一、教，在互动中教

陶行知先生曾经说过：“以教人者教已”，“陶先生不但要拿他教的法子和学生学的法子联系起来，并且和他自己的学问联系起来。”教师在互动教学活动中，不仅要与外界的教育环境相联系，还要与自我的内在环境相协调，并取得均衡，以最优化的方式进行互动的设计、调整、实施和反思。

（1）、互动式教学：在静、动中得到均衡。

教材往往是静止的、先验的，是预设性的，而小学生往往是喜动的，教师在互动教学设计时要化静为动，把教材与学生的日常生活经历相联系，把教材与学生的生理、心理特点相联系，并结合教师的特长以及教学风格、特点，联系教学的环境，创设互动机制，才能取得最优化的教学效果。如我在教学《可能性》一课时，我把教材转化成这样一个互动的过程：首先师生之间开展摸乒乓球的游戏，激发起学生的热情；再引导学生发现这个随机事件发生的可能与乒乓球的多少及颜色的设置的联系；再经过动态变化的互动过程来验证、理解“可能性”与“一定”以及“可能性大小”的联系与区别；最后让学生运用可能性的知识来解释或解决生活中的一些问题；促使学生在互动过程中对知识的理解及内化、激发个体渴望互动的欲望，形成良性的互动教学循环。整个过程符合探索性学习的规律。

（2）、互动式教学：在时空中得到演绎。

教学的每一教时都有相应确定的内容，这是课程标准中的一个目标，也是课程实施的依据，且有它的规定性。但从实施的内容和时空的匹配来看，并不是饱和的，具有一定的伸缩性与机动性。教师在教学设计时要以讲化动，调控出相当的时间和空间，营造学生互动的平台，使学生在互动中形成凝聚，让反应人本发展的力量成为主导旋律。又以《可能性》为例，教学时，我尽可能压缩了教师要讲的内容，增加了和学生的互动，和学生展开了二次摸球比赛，两个盒子各有8个乒乓球，摸到白球多的为胜。第一次由于教师的盒子里都是白球，而学生的盒子里有4个白球、4个黄球，教师自然必胜。学生在不服气的情况下，油然产生了新的更深刻的互动，探索出了随机结果的“一定”与“可能”；第二次比赛同上相仿，由于教师的盒子里是7个白球1个黄球，而学生的盒子里是7个黄球1个白球，学生认识顿悟，又内化了可能性的大小，这种互动的体验是刻骨铭心难以忘怀的。

（3）、互动式教学：在过程中得到调整。

教师上课的教案是事先预设的，是主观上理想的东西，但我们所要面对的每一个班级、每一个学生都是不同的，在不同的场合、不同的环境下，学生又有不同的心理，就会导致互动各种随机状况的出现，而教师绝不能把自己的主观意愿强加给学生，硬把学生拉到预设的轨道上，互动教学活动也是一种教师和学生融合的历史性交流。教师要联系学生的具体情况作出判断和调整，调整自我的互动预设，推动教学进程，并及时做出教学反映，当然这种教学机智得宜于教师的教学经验与人文修养，还取决于投入同步与预设的宽度。又以《可能性》为例，课后有的老师问我，“假如说学生在摸球时要和你换盒子，你换否？”回答是肯定的，换！因为这有利于互动，也是尊重学生人格、尊重学生的生活经验、尊重学生人本发展的需要。又问：“现在学生输了，不服气地探索出了原因，假如你输了又如何？”回答是：我将请学生帮助我寻找到输的原因，同样也能达到预定的教学目标。这也是互动的精彩。

（4）、互动式教学：在放收中得到交融。

互动学习是人的最基本的一种学习方式。如果说互动学习是一种过程，那么，所谓的放就是指让学生尽情地动起来，使个体通过反复观察、感受、实践、探究，亲身经历全过程；如果说互动状态是一种多水平要素的整合，那么所谓的放在于使个体在经验获得及行为变化过程中，通过心理感受，情感互动，认识顿悟，反省内化，提高感知水平、认识水平和意志水平。放要放到位，使内心深层的互动得到深化、扩展和升华。当然这种放绝不是任凭主观意识的放马由缰，而是要指导学生，不仅要用眼睛看，用耳朵听，用嘴讲，用手操作，用身体去经历、体察，而且要用脑子去思考、探究，用心灵去意会、感悟。内化为心理素质，外化为行为习惯。所谓的收即学生已有深层的互动就见好就收。同时发挥收的功能，防止出现被动接收、脱离实际、感受力下降、缺乏互动、忽视内化、知行脱节等问题。收放的交融可以使互动默契、强烈、更有效。

二、学，在互动中学

亲知是一切知识的基础。互动也是亲知的主要方式之一。只有让学生回归自我生活，回归原有知识，并融合新教学的内涵，形成强烈、完整、清晰的互动，才能更好地探索，更好地理解、更好地记忆，更好地创生。

（1）、互动式学习：主动的学习。

互动是亲身经历的体验，这就强调了少年儿童是互动学习的主体，同时也是自我发展的主体。要激活他们自主参与各种富有教育意义的互动学习活动的动机，使互动学习成为自觉的学习，主动的学习。《可能性》教学，创设了师生两次摸球比赛，使比赛成了互动学习的催化剂，输赢成了个体关注首选的焦点，当摸球结果与旧有的生活经验矛盾时，更大热情地融入了互动。本课成功之处就在于通过师生互动，激活了学习互动的热情，自觉并渴望投入到互动活动中去，学生正是有了这些互动，思路打开了，精力投入了，热情高涨了，目标达成了，学习轻松了。追随着互动的实践，得到了成功的体验。

（2）、互动式学习：创造的学习。

在互动中，将学习空间回归自我的生活空间，从而使旧有经验得以激活，也增加了运用的张力。学生能利用原有知识、表象或经验，作为互动的基础，融入新的互动，开展再造想象和创造想象，进行大胆猜想或预测，获得积极互动和顿悟。《可能性》教学中，教师就是为了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能力，设置了新颖的师生互动方式，提出了似乎明白但又说不清的半捆惑问题，在充满情趣的教学情景中，使学生产生创新的动机，激发、强化创新行为，探索出了控制或改变随机事件结果的“一定”“可能”及可能性大、小等规律。享受到了创新的成功与快乐。

（3）、互动式学习：立体的学习。

学生的互动是多元的。不同的教材内容、不同的学习方式都有不同的互动，相同的教学内容也有多元的互动。在学习中联系、尊重自我的互动，使知识能够更好地联系自我的准心理空间，从而产生内化和顺应，进而使互动更加立体。联系的空间更加宽广，能有更多样的运用可能。不仅在认识水平上，而且在个性心理上以及动作操作上，形成立体的发展。《可能性》就是创设了立体学习的互动，课堂的小游戏营造了融洽的氛围，加深了师生情谊，让学生敢说、想说，情商在互动；师生的互动比赛，激活了旧有的生活体验，只有争论，没有胆怯，思维在互动；追朔原因和结果，探索活动在展开，体察、理会、领悟、开窍，再创造在互动；“把球装进口袋里”（每生用一个球根据口袋上的要求设置摸球口袋）的活动，生生交互产生碰撞，智慧在互动；课末学生的自评、互评和激励，点亮了人本发展航船的航标灯，生命在互动。整节课学生对自我、同学、老师的多元互动，形成了立体的学习。

可能性范文篇8

关键词：学校社会工作；高校学生管理；助人自助

随着全球化浪潮和互联网新技术的蓬勃发展，社会各个层面都在发生着或剧烈或温和的社会变迁。作为时代弄潮儿的青年大学生，对各种新思想、新工具的接纳和认可能力强，工具性的变革使得“个性化”成为该群体价值诉求的主要特征。传统高校学生管理模式坚持大多数人一致的管理理念、自上而下的行政工作手段和事本主义的工作模式，既不能高效解决学生管理中存在的问题，满足学生主体的个性化成长需求，也不能建立长效工作机制。

一、学校社会工作的概念及其优势

（一）学校社会工作的概念。《中国社会工作大百科全书》对学校社会工作的定义是：专业社会工作者运用社会工作的理论、方法与技术，对正规和非正规教育体系中全体学生，特别是处境困难的学生提供专业服务。其目的在于帮助学生或学校解决所遇到的某些问题，调整学校、家庭以及社区之间的关系，发挥学生的潜能和学校、家庭及社区的教育功能，以实现教育目的乃至若干社会目标[1]。学校社会工作是社会工作的分支之一，它将社会工作的原则、方法与技巧应用于教育机构及其设施中，通过与家长、学校、社区的的互动，解决学生问题，促进学生成长，形成“家庭—学校—社会”三者的良好关系，构筑“教”、“学”、“成长”的和谐环境，使学生更好的适应社会。[2]李晓凤认为，学校社会工作是将专业社会工作价值观、理论、方法与技术应用在学校领域，帮助学生或学校解决所遇到的某些问题，调整学校、家庭及社区的教育功能，以实现教育目的乃至若干社会目标的各种方式的集合。[3]范明林则将学校社会工作界定为社工依据专业的理论和方法，在学校教师和管理人员的密切配合下，主要以学校为工作范围，以帮助学生解决问题和促进学生发展为工作重点，为学生、家长、教师及相应的学习环节提供服务的一种专业活动。[4]文军认为，所谓学校社会工作就是将社会工作专业的原则、方法及技巧应用于教育机构及其设施中，通过家长、学校、社区的互动，解决学生问题，促进学生发展，构筑“教”、“学”、“成长”的和谐环境，使学生更好地适应社会。[5]台湾学者林胜义在《学校社会工作》中全面的总结了学校社会工作的特质。他指出，学校社会工作在本质上就是学校三合一服务。学校社会工作以全体学生为服务对象，学校社工作为学校辅导工作者的一部分，与心理辅导人员、教育工作者等互相合作，共同帮助学生解决其在学习、生活等方面遇到的各种难题，使学生能够在“家庭-学校-社区”的共同体中友好相处。学校社会工作既以教学为目标，也体现以学生为本的人文关怀。[6]因此，学校社会工作是一种以校园为工作场所，以学生为工作对象的学科，通过家-校-社会联动的方式，运用社会工作的专业价值理念和工作技巧，帮助全体学生解决困境，提升能力，在干预过程中构筑学生成长良好环境，促进学生全面成长成才。（二）学校社会工作的价值。优势1.助人自助的工作原则助人自助指的是通过对服务对象的能力资源进行挖掘，增强服务对象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改变服务对象面对困境时的习得性无助，进而实现服务对象能力提升的目标。助人自助是学校社会工作的基本工作原则，这种工作原则相信服务对象具备改变自身困境的资源和潜力，作为服务者就是要挖掘服务对象的优势资源，激活服务对象的潜力。2.赋权增能增权理论认为，个人的行为方式在很大程度上与其拥有的权利是密切相关的，权力大小会影响个人行为。权利作为一种资源，是没有限制的，它能够在社会介入的过程中产生。因此，在对大学生的增权过程中，使大学生觉悟到自身的地位和能力，进而提升自我人际交往和获得社会资源的能力。3.优势视角优势视角由美国著名学者DennisSaleebey提出，是“一种关注人的内在力量和优势资源的视角，把人们及其环境中的优势和资源作为社会工作助人过程中所关注的焦点”。[7]优势视角认为，个人所具备的能力和内部资源使其能够应对情景中存在的困境。这种不再专注于问题，而把目光投向现实和潜在的可能性，探索和利用服务对象的优势和资源的新视角能够激活大学生的内部资源，特别是在处理特殊学生时，不仅能够有效避免“二次伤害”，而且会在无形之中增强服务对象解决问题的信心。

二、传统高校学生管理工作面临的困境

（一）事本主义的工作取向，忽视“人”的价值诉求。传统高校学生管理坚持以“事”为中心，以解决上级行政命令和学生相关的事务性工作为主。在具体的工作方法上，以行政命令有效执行和事务解决为标准，在这个过程中，管理者更多的是考虑事务的完结，而不会考虑事务本身对于不同学生的价值和意义。繁杂的事务性工作和惯性的执行使得管理者在没有事务性工作和行政任务时，也不会主动对学生的需求进行分类回应。而高校作为育人场所，如不能直面学生的诉求，充分发挥学生的主动性，激发学生的潜能，则不能完成现代教育的目标，培养具有创新思维、满足社会需求的新型人才。（二）集体大多数的管理模式，忽视学生的个性化需求。传统高校学生管理主要按照学院、系、专业班级的方式进行管理，在管理模式上实行大多数一致的原则，集中管理，在具体的管理办法、规章制度设计上也是遵循大多数的原则，解决大多数人会遇到的问题。这种管理模式在社会变迁相对温和、环境相对封闭、保守的状态下，可以很好的维持平稳运行状态，但随着全球化和互联网浪潮的袭击，新的技术革命使得社会变迁的速度不断加快，青年学生作为时代的弄潮儿，对于新工具、新思想的接纳和利用速度快，高校原有的工作模式已经不能应对学生的个性化需求。（三）补救性的工作手段，缺乏应对危机事件的能动性和主动性。学校是青年社会成员习得社会规则，进行个人社会化的重要场所。社会工具的持续更新、社会设置的不断优化使得高校必须要不断进行自我变迁，以应对社会变迁的要求。由于历史原因，我国高校实行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以自上而下的行政命令为主要工作手段，这一工作程序在完成具体的事务性工作时，往往高效有序，但在面对危机事件时，往往显得被动而又滞后，错失解决危机事件的最优时间。

三、将学校社会工作理论与方法引入高校学生管理的必要性和可能性探析

学校社会工作秉承社会工作“助人自助”的工作理念，坚持“人在情境中”的工作思路和全面系统的观点应对学生管理中存在的新问题、新现象，能够很好的补充传统学生管理模式的不足，增强学生管理的主动性，提高学生管理的有效性，为培育高素质的创新人才提供良好的育人环境。因此，在现有的体制下打破传统高校管理的困境，将学校社会工作理论和方法引入高校学生管理，不仅是十分必要，而且是可能的。（一）将学校社会工作理论与方法引入高校学生管理的必要性。1.将学校社会工作方法引入高校学生管理是高校应对剧烈社会变迁的迫切需要。一方面，剧烈的社会变迁使得学生的思维更为活跃，互联网高速发展带来的信息传播速度更快，学生群体出现的诸多变迁使得高校学生管理出现诸多新情况和新问题，高校必须要变革传统的工作思路和工作方法，综合分析家庭、社会等诸多因素，全面考虑影响学生成长成才的因素，突破障碍，系统解决学生管理中的新问题和新挑战。2.将学校社会工作方法引入高校学生管理是高校培育创新型人才的战略需要。大力培育创新型人才是创新型国家战略对新时期高校提出的战略目标。传统的学生管理只重视学生问题的解决，而在预防问题发生、提升学生解决问题的能力和挖掘学生潜能方面明显乏力。学校社会工作方法秉承社会工作“助人自助”的工作理念，重在培养挖掘学生潜能，提升学生解决问题的能力，从而起到预防问题发生的作用。3.将学校社会工作方法引入高校学生管理是高校满足学生个性化成长需求的现实需要。兴趣广泛、求知欲强是当代大学生鲜明的时代特征，传统的学生管理模式的教条般的说教和行政化的管理模式必定不能满足学生的个性发展需要。学校社会工作包含个案、小组和社区三大工作方法，能够根据学生的不同特征、面对的不同困境采取不同的工作方法。个案工作可以采用一对一的形式，针对性的帮助学生解决困境、寻求资源、获得成长。小组工作则可以充分发挥同伴群体在个体成长过程中的积极作用，通过群体互动、群体行为模仿、小组规则强化等方式帮助主体改变失范行为。除了纠正失范行为外，小组工作还可以用来帮助学生组建成长小组，为学生个性化成长提供平台，实现学生的互助成长。社区工作则可以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地位，通过赋权与增能等新途径，实现学生的自我教育、自我管理与自我服务。因此，将学校社会工作理论与方法引入学生管理是高校满足学生成长需求的必然选择。（二）将学校社会工作理论与方法引入高校学生管理的可能性。1.从服务对象上看，学校社会工作的服务对象是全体学生，而不仅仅服务于遭遇困境的学生。传统高校管理模式的行政化的管理手段使其在管理上只关注遭遇困境且症状表现突出的困难学生，工作的最终目标也是帮助其解决困境，对于能够按照学校规章制度正常生活的学生则关注比较少，由于缺乏对问题的预防，当学生爆发出问题时，症状表现往往比较剧烈。行政手段集中高效的特点也使得传统高校学生管理在解决学生困境的过程中简单直接，缺少对困境中学生的关注。学校社会工作通过个案辅导、小组工作等方法，通过一对一或者多对多的形式，帮助遭遇困境的学生，并在解决困境的过程中提升学生解决问题的能力，进而起到预防问题发生的效果。除了关注遇到困境的学生，学校社会工作还会关注行为正常的学生，通过激活学生潜存的资源，激发学生的潜能，全面服务学生的成长成才。2.从服务手段的选择上看，学校社会工作除了关注学生本身和学校外，还会统筹考虑“家庭-学校-社会”的联动。针对学生遇到的困境，传统高校学生管理者更多关注问题本身的社会影响，为尽快消除社会影响，维持校园稳定和谐的环境，管理者会集中调配资源，高校快速的平息事件的影响。因而，在服务手段的选择上，往往简单机械，忽视对主体的关注。另一方面，由于高校学生管理者更多考虑校园这一场所在问题形成中的作用，往往会忽略学生所在家庭和社区在问题形成中的作用。运用这种简单机械的服务手段，往往只能解决问题形成的表面因素，不能从根本上预防和解决此类问题。学校社会工作遵循社会工作“人在情境中”的假设，通过重构“家庭-学校-社会”的良性互动，将问题置于学生所处的“情境”中全面考虑，通过改善外部情境，推动服务对象发生转变。在学生发生转变的同时，学校社会工作坚持“案主自决”的价值观念，引导服务对象发掘自身优势资源，实现自我成长与转变。对学校社会工作而言，每一次问题的解决都是对学生自身系统的重新梳理，在梳理中排除妨碍，突破困境，整合资源，构建“教”、“学”、“成长”的良好生态系统。3.从服务目标上看，除了解决学生面临的困境，学校社会工作更注重增强服务对象发掘资源和改变困境的能力。帮助学生解决其面临的困境是学校社会工作与高校学生管理目标一致的地方。传统高校学生管理坚持事本主义的工作倾向，以学生当前困境的解决作为终极目标，因此，传统高校学生管理为求高效，往往会动用更多的外部资源帮助学生解决其所面临的困境，在这个过程中，传统高校学生管理扮演着资源提供者和问题解决者的双重角色。而对于学校社会工作而言，解决困境只是其工作目标的第一层次。学校社会工作坚持“助人自助”的工作价值理念，在解决学生所面临的困境时，会积极发挥学生本人的积极能动性，协助学生探索问题的成因、梳理解决问题所需要的资源，并为学生获取新的资源提供支持，在此过程中，学校社会工作者承担着引导者和支持者的角色，解决困境的主体依然是学生本人，在解决困境的过程中提高学生解决问题的能力，实现助人自助的终极目标。

参考文献：

[1]中国社会工作大百科全书[M].

[2]范明林，张洁.学校社会工作[M].上海:上海大学出版社，2005：03.

[3]李晓凤.社会工作-原理、方法、事务[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8：430.

[4]范明林．社会工作方法与实践[M]．上海：上海大学出版社，2005．

[5]文军．学校社会工作案例评析[M]．上海：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2010．

[6]林胜义．学校社会工作[M]．巨流图书公司，1998．

可能性范文篇9

论文摘要：美国哲学家弗雷德里克·威尔认为规范不是固定不变的存在，规范研究也不是仅仅对规范进行描述和解释，更重要的是要对规范进行管控。规范可以区分出其显在方面与潜在方面，规范不仅仅是在其常态应用中表现出来的具体场合和反应的关系，更与其相关生活背景紧密相联。规范的长期被人们忽视的潜在方面体现出规范的四个重要性质，同时它也揭示了对规范进行管控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弗雷德里克·威尔(FrederickL.Will)是20世纪美国规范哲学理论领域的佼佼者，规范管控(thegovernanceofnorms)理论是其规范问题研究中最成熟的理论。在阐述规范管控理论之前他做了大量的铺垫工作。他首先批判了传统哲学中演绎主义的思想模式，把它看成是基础主义的一种表现形式。他认为把规范看成是对思想和行为起指导作用的样板这一传统规范观就是上述思维方式所带来的偏见。第二，他区分了规范的显在方面与潜在方面的不同表现形式和性质，阐述了对规范进行哲学管控的可能性。最后在此基础上，威尔提出了如何理解对规范所进行的一系列管控的理论，并论述了经过反思和管控而得来的新规范，其合理性和有效性何在的问题。

一、什么是对规范的管控

威尔是在一个相当广义的意义上使用规范一词的，他用规范指处理问题的多种模式(pat－tern)，这些模式是各个领域中思想和行为的指南或标准。这些领域包括在科学和其他认知学科中得到例证的各种形式的知识，也包括道德、法律、政治，各种实践技术和工艺，以及日常生活。他认为规范在一个极端可能是精确计算的规则，在另一个极端，则可能是被赞同的实践行动的模式。它们可能是科学观察或理论建构的调整原则，又或者是道德的，政治的，或法律程序的原则。规范并不是在严格一致的活动中得到例证的样板(template)，而是“体现在人类生活中的思考和行动的方式”。

而对规范的管控(governance)指的则是对已接受的规范的批评、改正等。它既包括在哲学反思中的管控，也包括非哲学的反思中的管控，还包括非反思中的管控(即根据直觉而进行的管控)。而哲学管控包括了管控活动的两个主要方面，一是哲学反思所表现出来的批评和评价作用，二是更加主动的修正，产生，重建作用。所以管控是“规范不断形成、加强、减弱、改进和退化”的方式。在规范的管控问题中，一个最大的难题就是那些对我们的思想和行为有广泛而深刻影响的规范，尤其是基础性规范，在多大程度上服从于我们哲学反思的控制，对其进行管控具有多大程度的可能性；如果赞成管控是可能的，那么管控所产生的结果，即规范经过管控之后出现的各种变化(包括删除原有规范和建立新规范)，其合理性是来自于原来已接受的规范呢，还是其他。威尔的规范管控理论所要解决的中心问题的实质就是“规范管控何以可能”的问题，也就是规范的合理性和有效性问题。

二、规范管控的必要性与可能性

威尔认为是规范本身具有的性质决定了对规范进行管控具有必要性和可能性，也决定了我们的管控工作应该怎样进行。

他认为有显在方面(manifestaspect)和潜在方面(latentaspect)。规范的显在方面指的是规范固定的和常规的应用，以及在此应用中提炼出来的场合与反应的关系。按规范行动，需要对行动的场合进行正确分辨，并做出进行恰当的行动的决定。一般人们考察一个规范，常用的方式就是考察这些不同场合以及在这些场合下人们的不同反应。所以威尔说规范就存在于这种场合和反应的关系之中，而这一关系在规范的固定应用中得到例证。学习规范的人就是在他自身中建立起这种相应的关系，这种内在化了的关系会为遵循规范的人提供与规范相一致的行动的样板。同时威尔也指出显在方面并不是规范内容的全部，因为我们常常会看到具体行动中含有超出场合与反应的简单关系的内容。这就是规范的潜在方面，即规范对生活方式的依赖。威尔认为规范的潜在方面体现出规范的四个性质：活泼，开放，在有组织的能动的整体中群集的倾向，与相关生活领域的相互依赖和相互决定。这些规范本身所具有的性质是我们理解规范怎样确立，以及从哲学上评价、研究、管控规范的基础。

具体说来威尔认为规范绝不是迟钝的，而是与生活的其他特征处于动态关系之中，它倾向于变化；由于规范是活泼的而不是迟钝的，所以它在一定程度上总是开放的而不是像其显在方面那样是关闭的。因为规范在其适用和使用中，总是可能存在着一些的模糊情况，在其中我们无法判定规范是适用的或是不适用的，也存在一些可能的场合，在其中我们无法判定规范被应用时作出的反应应该是怎样的。同时规范是有组织地被缚在一起的，尽管它们之间绑缚的松紧程度各不相同，但它们紧密联系在一起充当着思想和行动的工具和媒介。在生活的广泛领域中它们被称为生活方式、职业习惯、伦理的和宗教的教养和信仰。这些生活方式，都具体体现着规范并受到它们的引导，有时也会进一步产生相反的和超越性的规范。所以威尔认为我们应该从哲学上认识到，由规范而导致的生活的形成和由生活而导致的规范的不断形成和变革是相互影响的。

然而，威尔对于规范的显在方面和潜在方面，以及由潜在方面体现出来的规范的四个重要特征在某一特定规范中具体如何表现，并没有举出例子来加以说明。他的同事，伊利诺斯大学的哲学教授詹姆斯·华莱士则在《行为的精神》一文中通过“装配线案例”对威尔的这一理论作了具体阐述和发展。比如从装配线上传输过来了一个元件，这时我的工作是要把一个红绿色相间的电阻器接在元件伸出的两个接线端上。华莱士认为这一行为看似简单，但是它也是由许多其他行为组成。指示该行为的规范其实已经事先假设了我知道如何识别电阻器，如何通过颜色来把电阻器分类，如何把电阻器接在接线端上等等。所以我的工作规范要由指导识别电阻器、分类电阻器、把电阻器接在接线端上等具体操作的规范组成。同时我的行为又是生产整个产品的一个组成部分。更进一步，生产这个产品又是经济和生产活动的组成部分，而后者则又是整个社会生活的组成部分。这样分析下来，即使是相对简单的装配线工作也是相当复杂的，它是一种依靠劳动而谋生的活动，也是一种满足人们需要的生产性活动。从显在方面来看，我的工作规范指示我不断进行重复操作。从装配线上传输下来一个元件，我转动它使得接线端可以看得到，拿起一个红绿色相间的电阻器，接线，然后对下一个元件重复这些操作……这就是装配线上的常规情况，规范的显在方面足以应付这种常规情况。但是如果有一天红绿色相间的电阻器用完了或者找不到了，而这时下一个元件已经传输过来，我该怎么办呢?现有工作规范没有指示我如何应对这种意外。我是应该让这个元件没有装配电阻器就通过呢；还是应该让装配线停下来呢?假如有人懂得欧姆定律，告诉我三个黄褐色相间的电阻器相当于一个红绿色相间的电阻器，那么我应该把三个黄褐色相间的电阻器接在接线端上并将元

件放在装配线让它继续传输吗?这个问题的答案依赖很多因素，比如组装最终的产品时，装上了三个电阻器的元件是否能与其他组件相适合；装原成品的盒子是否有足够的空间容纳如此装配之后的元件；黄褐色相间的电阻器是不是会比红绿色相间的电阻器稍贵一些；这样装配之后的元件是否会增加与其他组件相匹配时的开支，这些开支是可接受的吗，等等。当这样的非常规情况出现时，按照威尔的观点，我的原有工作规范需要加以修正，或由另一个新增规范来加以补充，从而使得规范的显在方面能够涵盖和解决意外，重新以明确的指令来指示我该怎么做。这种对规范的管控就有多种因素需要被考虑，这就是威尔说“规范是人们生活和实践的更大的综合体的组成部分”的意义所在。所以规范本身所没有包括的与相关生活领域的方方面面的联系就是规范的潜在方面。如果规范适用的条件或人们使用规范时的具体行动发生了改变，规范也就会随之发生变化。当规范的显在方面无法应对意外情况的出现时，解决问题就要参考“人们生活和实践的更大的综合体”。

然而规范潜在方面的作用，除了要在意外出现时通过揭示规范与生活的紧密联系而指导人们解决问题，更重要的则是通过这种方式指导我们对规范进行管控，并解决这种管控何以可能的问题。对规范进行批判、保留、修正或删除，判断规范是否还是有效的，需要把规范放在相关生活领域的背景中，考察它是否能够通过其显在方面给人的行动以明确的指示，考察它应用的条件是否发生了改变；当原有规范无法解决意外情况的出现，我们要在各种新规范的候选项中进行选择时，同样，我们也需要把它们放在相关生活背景中考察其有效性而选择出最合理的一个；对于已经建立的新规范，如何理解其有效性的来源和保证，我们还是要诉诸于相关生活背景。

威尔区分规范的显在方面和潜在方面，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规范管控的必要性和可能性问题。威尔认为以前人们一直只关注于规范的显在方面，关注于如何在规范的指导下思考和行动，而忽视了规范的潜在的一面。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就无法应对意外情况的出现，也完全没有必要对已接受的规范进行反思、批判和修正，而只需接受并内化规范，严格按照规范的指示去做，在相应的场合中，应用规范作出适当的反应即可。这样一来，我们也就不可能对规范进行管控了，因为我们的任何思想和行动都禁锢在已接受的规范的网中，我们所能做的仅仅是应用规范或复制规范，那么我们怎么可能期待在这些规范所制定的标准下提出对它们自身的批判甚至否定呢?正是因为在生活中存在着规范功能失常的场合，存在着仅仅依靠规范中场合与反应的显在方面我们无法理解和应对的意外，我们才有必要对规范进行管控，也正是这些反常才为我们对规范进行评价和管控提供了依据和线索。威尔也承认我们对规范的管控常常只是集中在规范的显在方面，但是这种管控之所以是可能的，有权威的，合理的，就在于规范显在方面的背后隐藏着规范的潜在方面，对显在方面的管控实际上就是在反映和调整规范与生活的关系。生活为规范的管控提供了源泉和保证。威尔认为我们应该把规范的显在方面与其潜在方面结合起来。他说我们不仅仅是在复制得到认可的场合与反应的关系，而且更是在塑造我们的生活和我们自己，相应地我们也在塑造关于我们自身的规范和思想。

威尔的规范的潜在方面与显在方面的观点具有明显的实用主义的倾向。首先，他认为在许多道德的、政治的和认识的规范中，我们很容易就能辨别出规范对生活方式的依赖，但是因为受到柏拉图主义传统的影响，这种依赖通常被看作规范的一个方面，即使不能完全把它排除掉，也要把它最小化，这样就能使规范尽可能地接近于数学的和逻辑的规则，把它们理想化，而完全独立于人的生活。威尔认为这是一种偏见，他认为规范是文化地、历史地发展的，规范中有许多内容是不能用精确的公式来表达的，我们应该把规范作为更大的人类生活和实践的综合体的组成部分来看待。这样一来，我们研究规范的视野就更加广阔了，我们反思规范的目的也就变成了反思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特别是社会生活了。其次，生活背景为我们对规范进行管控提供出各种候选项，当我们要在其中选择最合理的一项时，合理的标准在威尔看来其实就是能否有效解决意外，就是规范是否有用，是否更有利于反映和促进社会生活的进步。他认为一个未接受的规范的权威就在于它作出的承诺，即承诺能起到一般规范所起到的在个人和社会生活中的同样的广泛的作用。威尔提醒我们要转移哲学研究的注意力，不是要去解释任何新规范如何合理地从旧规范中发展出来，而是关注怎样在不断从规范的源头和基础中产生出来的有效性程度明显不同的各种规范候选项中作出合理选择。复次，威尔认为任何规范脱离了它们的潜在内容，即从现实环境中抽象出来考虑，都无法发挥其指导作用。在他看来，只有具体的规范，而没有适用于任何情况、能够解决任何问题的金规则；规范也只有在特定情境和具体事件中确定下来，才具有可比较性，才有证明其合理性和有效性的意义。

规范的显在方面与潜在方面的区分和关联，为威尔进一步阐述其规范管控思想奠定了基础。一方面只有把规范放在一个超出了其显在方面的更广阔的生活背景之中，我们的管控工作才有了必要性和丰富的可利用的资源；另一方面，在发掘出规范所依赖的真正的生活背景的变化之后，我们才能反过来更好地管控其显在的方面。所以威尔提出对规范进行管控的关键就是重建规范概念，把规范的显在方面与潜在方面结合起来。至于具体如何结合，威尔只提出了对规范进行跨领域研究的建议。因为他认为规范的潜在方面贯穿于它所维持的社会，一个领域之内的规范可以与多个其他领域相关联，比如宗教信仰和惯例，就可能与涉及公民权利、政府征兵、税收、医疗惯例的争论相关；而天文学解释框架则可能与认识的、技术的、经济的、宗教的、法律的、政治的多个领域的发展有关。与其说威尔是在解决问题，还不如说他是在进行呼吁，呼吁更多的具有不同学科背景的人来关注和研究规范问题。国内研究规范问题的学者在分析了规范论的对象和性质后，也提出了相同的建议：“对规范的研究是涉及多学科的综合性研究。……这样的研究需要多学科的专家通力合作才能做好。”

三、规范管控理论的革命性

威尔的规范管控理论，不仅仅致力于对规范及其体系进行描述和解释，更是要论证对规范进行管控的可能性与方法。这与其他许多当代西方规范理论的思路大不相同。比如德国法哲学家凯尔森就认为，研究法律规范所建立起来的纯粹法理论是一门科学，“唯一目的在于认识法律而不在于形成法律”，他认为科学必须就其对象实际上是什么来加以叙述，而不是从某些特定的价值判断的观点来规定它应该如何或不应该如何。但威尔的规范理论正是要在评价的基础上对规范进行管控。他认为规范及其体系是开放的，不断变化着的，而只有经过了反思和管控的规范及其体系才是真正合理的。所以，威尔的管控理论无疑代表了规范研究的另一条思路，同时也体现出了规范研究工作的最终目的所在。

同时，威尔的理论也贯穿着反基础主义和反普遍主义这两个革命性特征，而这两个特征又

是统一的。

威尔认为，在传统规范观中，人们通常只注意到规范的显在方面，把规范看成是对思想和行为起指导作用的样板，这种观点的核心就是演绎主义(deductivism)。演绎主义就是要求有先在的规范存在，并且这些先在的规范能够说明在对它们的使用中出现的新思想或特殊行为，并保证这些思想和行为的有效性。如果采用演绎主义的思维方式，那么先在的、已接受的规范就不在我们反思和管控的范围之内了，它们是独立于人的思想和行动的，我们所能做的只是根据一般规范演绎出特殊事件中的特殊的思想和行动的方式而已。这样对规范进行管控也就毫无必要和可能性了。威尔对这种演绎主义持强烈的批判的态度。如上文所述，他认为规范与我们的思想和行为之间的关系只是规范性质的一个方面，规范同时还要与生活背景紧密相联，而后者才是规范的本质属性。而对于规范与生活背景之间关系是不能仅仅用演绎主义的思路来看待和研究的。

更进一步，威尔认为现代哲学最深的要求就是寻找“不受管控的管控者(ungovernedgover－nors)”。这种“不受管控的管控者”是演绎主义的希望和保证。从规范论的角度来看，威尔所批判的“不受管控的管控者”，其实就是仅仅作为我们思想和行为样板而存在的规范，这样的规范是我们思想和行动最后的根据和标准，通过演绎和复制这些规范，我们一般就能得到有效的和恰当的结果。这样的规范是我们思想和行动的管控者，管控和指示着我们如何去想和如何去做，同时这些规范是在我们管控范围之外的，其权威不受挑战。所以它们就是我们思想和行动的基础，如果要为我们的思想和行为寻找最后的理由，它们就是不断回溯之后我们最终所找到的根据。这种存在“不受管控的管控者”的思维方式是典型的基础主义的表现。威尔认为根本不存在这样的“不受管控的管控者”，因为如前所述，规范既是管控性的，又是被管控的。德国哲学家马提亚·凯特纳(MatthiasKettner)也认为规范总是产生于管控的过程之中，总是包含有学习的因素在其中，因此不存在不受管控的管控者。

威尔采用实用主义来应对基础主义的困境。他认为，首先思想和行为的规范不是从柏拉图式的天国中下降而来的，而是文化地、历史地发展的，它们体现在受特殊传统教育的人中。这一点在关于规范的潜在方面的学说中已经得到了证明。规范长期以来被人们所忽视的与生活的联系，就是其文化性和历史性的表现。规范不仅历史地被确定，而且其发展、变化和消失也是因为生活背景的变化而产生的。没有什么先在于我们的文化和历史的，脱离了人的生活的最终根据和保证。其次，人们可以在面对反常，解决问题的过程之中修正最初的原则和观念。已接受的规范之所以受到了挑战，就在于它们遇到了一些无法解决的问题，而新规范的有效性就在于解决问题上，它们能够作出与旧规范同样甚至更有效的承诺。人们依据实用主义的原则可以对原有的思想和行为的根据作出修正。所以任何规范都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开放的，接受批判、反思和管控的，是处于不断变化之中的。再次，如“装配线案例”中所分析的，规范中有许多内容是不能用精确的公式来表达的。使规范尽可能地接近于数学的和逻辑的规则只是一种无法实现的理想而已。在现实生活中，我们更多地是要依据历史环境和特殊场合作出适宜于当下的决断。

可能性范文篇10

关键词:企业垄断;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违法犯罪

通常认为，企业实施的违法垄断行为属于行政违法行为，不具备刑事可罚性。理由是，我国《刑法》对于《反垄断法》第三条所列举的三种垄断行为没有规定相应的罪名，《反垄断法》第七章“法律责任”对于垄断行为也只规定了行政处罚措施和民事责任。但是随着信息网络成为大众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新的问题随之而来:如果企业的垄断行为是通过信息网络实施的，那么能否成立《刑法》第287条之一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具体而言，该罪惩罚设立用于实施违法犯罪活动的网站、通讯群组、有关违法犯罪的信息或者为实施违法犯罪活动信息，情节严重的行为。假设企业之间为了达成《反垄断法》第三条规定的垄断协议，通过信息网络相关信息，情节严重，并且不属于《反垄断法》第十五条所列举的豁免情形，此时能否适用该罪进行处罚?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理解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中的“违法犯罪”。对此，目前学界大致存在“违法+犯罪说”“犯罪说”和“部分违法+犯罪说”三种观点，不同学说对上述企业违法垄断行为能否入罪的问题回答不尽相同。本文将对这三种学说逐一展开论述。

一、“违法+犯罪说”之质疑

迄今为止的刑事司法实践普遍对“违法犯罪”采取了文义解释，认为“违法犯罪”就是“违法”+“犯罪”，将纯粹违法行为(指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具有刑事可罚性的行为，如企业实施的违法垄断、自然人实施的、组织吸毒和买卖驾照计分等行为)的预备行为，如利用信息网络招嫖信息、吸毒信息的行为也纳入该罪适用范围，并且相关生效案件的比例高达该罪生效案件总数的三分之一。司法实践的这种观点可以概括为“违法+犯罪说”。“违法+犯罪说”之所以在司法实践中盛行，首推两个司法解释:2016年4月6日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犯罪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和2017年7月21日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组织、强迫、引诱、容留、介绍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前者第十四条规定，利用信息网络，设立用于实施传授制造、非法生产制毒物品的方法，贩卖，非法买卖制毒物品或者组织他人吸食、注射等违法犯罪活动的网站、通讯群组，或者实施前述违法犯罪活动的信息，情节严重的，应当以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定罪处罚;后者第八条第二款规定，利用信息网络招嫖违法信息，情节严重的，以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定罪处罚。同时构成介绍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组织他人吸食、注射和、的行为不属于《刑法》处罚对象，只是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行政违法行为。这两条司法解释的规定一方面表明其将普通违法行为也纳入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违法犯罪”的范围内，另一方面也直接催生出司法实践中的大量相关案件。此外，理论界的“摇旗呐喊”无疑也扩大了“违法+犯罪说”的影响力。总的来看，学者们大致提出了以下三点支持理由:第一，一些网络技术预备行为所具有的社会危害性与刑法危险性甚至可能高于技术实行行为，将这些网络技术预备行为单独处罚可以事前控制危险，实现预防早期化。第二，本罪保护的法益包括网络虚拟空间本身的秩序，认为“违法犯罪”包括违法行为可以加强对网络空间法益的保护。第三，如果采取严格限制解释，就意味着本罪行为人必须认识到所服务的对象或利用的主体实施的是刑法意义上的犯罪，但《刑法》第287条之一并没有规定这种“明知”义务，同时，这种过高的认识要求也可能超出主体的认识可能性，明显增加司法证明难度。应当指出，“违法+犯罪说”虽然被上述两个司法解释和相当数量的司法判决所采纳，却隐藏着不容忽视的风险，即变相地将刑法原本并不处罚的违法行为纳入刑法规制范围，违反了罪刑法定原则。我国《刑法》第三条规定了罪刑法定原则，其基本含义是，“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如果某一行为在性质上属于没有刑罚处罚可能性的普通违法行为，那么即使它的准备行为是通过信息网络实施的，这种实施手段的特殊性也不应当改变该行为性质、赋予其刑事违法性。“违法+犯罪说”将所有通过信息网络实施的违法行为均纳入刑法处罚范围，无疑违背了罪刑法定原则。除了违反罪刑法定原则这一硬伤，“违法+犯罪说”在理论上的支持理由也站不住脚。具体表现为以下三点。首先，支持理由对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的社会危害性把握不准。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作为预备行为，其危害程度不可能高于目的行为(实行行为)。预备行为的社会危害性确实可能高于实行行为，但是只存在于牵连犯的场合。这是由于牵连犯中的预备行为侵害了其他犯罪所保护的法益、构成其他犯罪。例如，投保人或者受益人故意杀害被保险人(预备行为)，然后向保险公司索赔(实行行为)，此时，保险诈骗罪的预备行为的客观危害高于实行行为。但是就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而言不存在这种可能性。理由是，保险诈骗罪之类的犯罪，其预备行为方式多样，具有较高的行为非定型性，因此可能侵害到的法益种类较多，有可能预备行为的社会危害性超过实行行为。而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的行为方式被限定为“设立网站、通讯群组”和“信息”，这两种行为方式本身不可能直接侵害到重大人身、财产法益。同时，所的信息内容取决于行为人想要实施的目的犯罪，行为的危害性直接由目的犯罪决定，不可能高于目的犯罪的危害。这两点导致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作为预备行为，其社会危害不可能高于实行行为。如果刑法不处罚实行行为(纯粹违法行为)却处罚危险性更低的预备行为，难言正当。其次，支持理由对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的保护法益认识有误。对于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的保护法益，目前学界存在两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是抽象法益，如网络安全的公共管理秩序、国家对信息网络的管理制度等;第二种观点认为，该罪除了保护正常的信息网络管理秩序，还保护目的犯罪的法益。本文认为，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没有独有法益，所保护的只是目的犯罪的法益。因为该罪行为属于相关目的犯罪的手段行为，这决定了该罪只能服务于对目的犯罪法益的保护。退一步而言，即使承认该罪还保护某种秩序法益，这种秩序法益的内容也40是极其空洞的，因为可以说所有信息网络犯罪都侵害了这种秩序法益。总之，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不存在独有法益，所以纯粹违法行为及其预备行为不可能侵犯刑法所保护的法益，不应成立犯罪。最后，支持理由对违法性认识的理解存在偏差。行为人虽然没有认识到自己所服务的对象或者利用的主体实施的是刑法意义上的犯罪，但是只要他有认识可能性，就具备责任要件。此外，存在违法性认识的可能性是成立故意犯罪的前提，不属于对行为人过高的认识要求，也无须刑法明文规定。

二、“犯罪说”之批判持“犯罪说”的学者主张

“违法犯罪”仅指犯罪行为，并且主要提出了五点理由:第一，只能从预备行为的实行行为化或者预备犯的既遂犯化的角度来理解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否则会导致本罪的处罚范围过于宽泛。第二，直接实施违法行为与为违法行为准备工具、制造条件的行为相比，前者的危害性大于后者。在危害性更大的前者都不构成犯罪的情况下，却将危害性较小的后者入罪，违反了刑事立法的比例性原则，也与我国《刑法》第13条的犯罪概念以及第22条犯罪预备的规定存在冲突。第三，刑法条文的某些规定，如第362条，暗含着“违法犯罪”就是指“犯罪”的意思。第四，从域外网络犯罪的刑事立法来看，也没有将网络违法行为的预备行为犯罪化的规定，只有将网络犯罪行为的预备行为实行行为化的规定。第五，设立网站或网络信息的行为，其本身是中立无害的，并不包含侵害法益的风险，也不违反社会管理秩序，只有当它所要服务的犯罪活动较为严重时，才能证明立法惩罚的正当性。“犯罪说”及其理由虽然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未能考虑到我国犯罪成立条件的特殊性和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的司法实际。就前者而言，根据我国《刑法》第13条，行为成立犯罪有量上或者情节上的要求。同样的行为方式，如盗窃，在数额较少或者情节较轻时，为行政违法行为，但当数量较大或者情节严重时，便会受到刑罚处罚。量变引起质变，程度上的不同，直接导致同一行为方式入罪与否。就后者来说，一方面，司法实践中，行为人所的违法犯罪信息往往类型复杂多样，其信息传播违法行为针对任何一个特定犯罪的构成而言，都难以成立犯罪，但其总量巨大。另一方面，还存在这种情况，即行为人已经设立了相当数量的用于实施违法犯罪活动的网站、通讯群组，了大量相关信息，但是还未来得及实施后续犯罪行为就已经案发。在这两种情形下，行为人所实施的网络预备行为事实上已经严重污染网络环境、扰乱网络秩序，具备实质违法性和刑罚处罚的必要性。如果采纳“犯罪说”，要求“违法犯罪”中的“犯罪”是指现实达到刑法入罪条件的犯罪行为，那么对于前述两种情形就不能以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论处，这样无疑会使该罪的立法目的落空。

三、“部分违法+犯罪说”之提倡

根据2019年10月21日公布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非法利用信息网络、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非法利用信息网络解释》)第七条，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中的“违法犯罪”，是指犯罪行为和属于刑法分则规定的行为类型但尚未构成犯罪的违法行为。这种观点可以概括为“部分违法+犯罪说”。本文赞成“部分违法+犯罪说”。“违法犯罪”应当指具有刑事处罚可能性的行为，包括犯罪行为和具有刑事处罚可能性的违法行为，不包括纯粹违法行为。相比于“违法+犯罪说”和“犯罪说”，“部分违法+犯罪说”具有一系列理论和实践上的优势，具体表现为以下三点。第一，“部分违法+犯罪说”满足罪刑法定原则。事实上，《刑法》第22条犯罪预备的处罚规定针对的就是实行行为还未实施或者已实施但无法查清的情形，因为如果能够查明已经实施的实行行为，则完全可以根据更为严重的实行行为来定罪处罚，无须适用该规定。就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而言，按照“部分违法+犯罪说”，“违法犯罪”所指的行为必须具有刑事处罚可能性。换言之，该行为尽管可能在事实上尚未达到刑法入罪条件，但是与刑法分则描述的行为方式相吻合。在这种情况下，处罚通过信息网络设立网站、通讯群组或者信息、为该行为做准备的行为，符合《刑法》第22条规定。第二，“部分违法+犯罪说”符合刑法体系解释的结论。“违法犯罪”在我国《刑法》中共出现9次，其含义均指具有刑罚处罚可能性的行为，不包括纯粹违法行为。以《刑法》第294条第5款规定的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的第三点特征为例，该特征为:“以暴力、威胁或者其他手段，有组织地多次进行违法犯罪活动，为非作恶，欺压、残害群众。”针对此处的“违法犯罪”，2009年12月9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印发的《办理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案件座谈会纪要》提到:“黑社会性质组织实施犯罪活动过程中，往往伴随着大量的违法活动，对此均应作为黑社会性质组织的违法犯罪事实予以认定。但如果仅实施了违法活动，而没有实施犯罪活动的，则不能认定为黑社会性质组织。”如果某种行为在大量实施时仍然不构成犯罪，那么唯一的可能就是该行为方式缺乏刑事处罚可能性，属于纯粹违法行为。根据上述会议纪要，这种纯粹违法行为不应包含在“违法犯罪”之内，这与本文观点相同。第三，“部分违法+犯罪说”可以合理界定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的适用范围。“违法犯罪”的外延越宽，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的处罚范围也就相应越大。因此，在三种学说中，“违法+犯罪说”所导致的处罚范围最大，“部分违法+犯罪说”次之，“犯罪说”最小。“违法+犯罪说”下，由于“违法犯罪”的种类本身没有限制，将全部违法行为都纳入“违法犯罪”之内，会导致该罪适用范围过广。事实上，目前已经出现了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沦为口袋罪的风险，值得警惕;“犯罪说”将“违法犯罪”限定为犯罪，固然不违背罪刑法定原则，但是它将具有充分的刑罚处罚必要性和刑罚处罚可能性的违法行为排除在外，使得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的适用范围过于狭窄，无法有效地规制相关预备行为。因此，只有采纳“部分违法+犯罪说”，才能将具有独立社会危害性的预备行为尽数合理地纳入刑法处罚范围。

四、结语

回到本文开头提出的问题:如果企业的违法垄断行为是通过信息网络实施的，并且行为方式符合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的规定，那么能否适用该罪进行处罚?不同学说由于对“违法犯罪”的理解不同，因此回答各异。若采取“违法+犯罪说”，“违法犯罪”包括普通违法行为，既然违法垄断行为属于行政违法行为，则无疑包括在“违法犯罪”之内，上述情形应当适用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如按照“犯罪说”，“违法犯罪”只限于犯罪，由于企业违法垄断行为只是行政违法行为，不构成犯罪，因此不属于“违法犯罪”，上述情形不成立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依照“部分违法+犯罪说”，“违法犯罪”指具有刑事处罚可能性的行为，因为企业违法垄断行为是纯粹违法行为，不属于“违法犯罪”，所以上述情形不构成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如前所述，“违法+犯罪说”违背了罪刑法定原则，导致司法者取代立法者、僭越刑法规定，因此并不足取;“犯罪说”虽然符合罪刑法定原则，却未能考虑到我国犯罪成立条件的特殊性和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的司法实际，使得该罪立法目的落空，也应予以摒弃;本文赞成“部分违法+犯罪说”，该说也是最新司法解释所采纳的观点。“部分违法+犯罪说”对“违法+犯罪说”和“犯罪说”予以扬弃，在实现罚当其分的同时，保证了法理上的自洽与融贯。总之，根据“部分违法+犯罪说”，由于企业实施的违法垄断行为不属于刑法分则规定的行为类型，不具有刑事处罚可能性，不应包括在“违法犯罪”之内，因此，为实施违法垄断，通过信息网络设立网站、通讯群组或者信息的行为，不成立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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