贸易保护主义挑战及可能前景

中日韩领导人于2018年5月在东京会晤，一致表示要加快推动中日韩自由贸易协定（FTA）的谈判进程，进一步提升中日韩区域经济一体化水平；日本与欧盟在2018年7月签订了新型伙伴关系协定，强调要通过新的开放型投资模式来推进更加公平、自由的贸易体系建设。这两件事情均是对美国推行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的回击，客观上对于推动中日韩FTA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一、美国贸易保护主义的特质

2016年特朗普凭借着贸易保护主义的思维赢得了总统大选，2017年上台之后为了回报选民，更是推行了极端的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和重商主义政策，并得到了美国普通民众和精英阶层的支持。在普通民众看来，失业、收入下降和社会福利减少是自由贸易带来的不利后果，而精英阶层则担心在多边自由贸易体系下，新兴市场国家的技术和经济竞争会导致美国丧失其主导的国际秩序。1.鼓吹贸易保护主义的合理性。特朗普竞选的口号就是“美国优先”，通过重振美国的制造业以及推进贸易保护主义来使得美国“再度伟大”。从经济学理论上看，如果一国的进口大于出口，则意味着政策的努力效果将会转移至国外，对一国国内的经济拉动效果是比较有限的。[1]因此，在特朗普看来，只有实行贸易保护主义才能促进美国再度繁荣，只有制造业雇佣美国人以及民众购买美国产品，才能够扭转贸易逆差，过度追求自由贸易将会导致失业上升，制造业衰退以及美国社会财富的流失。2.贸易保护主义政策与措施的公开化和法定化。按照WTO全球贸易预警系统的统计显示，仅2017年美国就出台了148项贸易保护措施，占到了全球出台贸易保护措施的20%。[2]进入2018年，美国出台的贸易保护主义措施占到了全球比重的35%。特别是在特朗普的推动下，美国公开采用关税壁垒政策来加强其贸易保护主义的做法，更是使得贸易保护主义政策逐步法定化。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西方大多数国家采取比较隐蔽的非关税贸易壁垒来绕过WTO规则，但美国公开实施保护性关税，并出台相应的法律措施来鼓励本国产品出口以及限制外国商品进入，企图以此来促进企业投资和岗位雇佣回流的做法是较为罕见的。3.以推行公平贸易为名行保护主义之实。特朗普上台之后，将美国与他国的贸易逆差、工人失业等问题归结于全球贸易体系的不公平。美国认为的公平贸易，实际上就是要求世界上其他国家的贸易政策以及贸易措施必须以美国的政策和措施为标准，完全与美国保持一致，特别是进口关税税率应该与美国保持一致，而非关税限制措施也应该按照美国的要求推行。[3]美国的这种做法和要求完全不顾其他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和产业结构差异，片面追求形式上的贸易对等和贸易公平。4.以双边谈判、单边主义来取代多边性、区域性的贸易自由化。发达国家是当今经济全球化的主导者，但各国在全球化格局下的利益分配并不均衡。在特朗普看来，当前多边贸易体系以及各种区域性贸易协定并没有让美国人从中多获益，反而为其他国家的商品和货物占领美国市场提供了机会。特朗普发出警告，美国政府准备向将生产活动转移到美国之外的国家的企业进行征税，如果WTO对此加以阻止，美国将考虑退出WTO。其实在2017年4月的一次讲话，特朗普就表示美国不会再受到WTO规则的束缚。对于区域性自由贸易协定，特朗普一上台就退出了“跨太平洋伙伴关系（TPP）”，同时也退出了“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协定（TTIP）”，并提出要对北美自由贸易区重新谈判，否则也将退出。特朗普对于多边贸易体系持排斥态度，注重单边行动和双边谈判。如此，既可以充分发挥美国的技术优势来最大限度开拓对方市场，又有针对性地将对方的国有企业、工会制度、环境保护等纳入到谈判体系中来，同时，通过双边协议更好地监督对方执行。

二、贸易保护主义下中日韩FTA面临的机遇

美国自特朗普执政后积极推行贸易保护主义政策，由此表明美国对外贸易体系正在发生转变。美国对外贸易体系转向将对全球经济一体化和区域经济合作产生重要影响。对于亚太经济一体化而言，可能会陷入停滞，但亚太内部的一些次区域经济合作，如中日韩FTA，可能是一个发展机遇。1.中日韩在共同面临贸易保护主义冲击下有着共同的利益诉求2017年以来，美国推出了一系列贸易保护措施，中日韩3国因为对美国巨额的贸易逆差成为其主要的削减对象。从特朗普上台至今，美国针对中日韩推出的贸易保护措施有以下几个方面特点：第一，针对中日韩3国发起的贸易保护调查不断增多，特别是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的案件持续上升。涉案的有日本的金属制品、韩国的钢铁制品、中国的化工产品等。[4]第二，针对中日韩3国发起的贸易保护措施种类繁多。除了一般的反补贴和反倾销调查之外，还有针对中日韩3国的国家安全审查，如针对韩国钢铁制品发起的“232调查”和针对中国铝制品发起的“232调查”均属于此类。第三，将中日韩3国的知识产权保护作为贸易保护措施的重点。最著名的就是美国采取的“337调查”，该调查的申诉条件比较低，但处罚措施相当严厉。在针对中日韩3国的知识产权调查中，涉及到的产品领域较为广泛，调查时间也比较短，这在过去是从未有过的。特别是对于中国要求在中国的合资公司分享知识产权以及技术转让等作为调查的重中之重。第四，贸易调查的单边主义倾向比较突出。在2017年8月发起的针对中国技术转让、知识产权等方面是否违背公平贸易原则的“301调查”就是抛开WTO贸易争端解决机制开展的单边调查。在美国贸易保护主义下，不仅中国是美国贸易主义重点打击对象，日韩两国的产品同样也遭受调查。在美国进行贸易制裁的前10个国家当中，中国、韩国高居前两位，日本原来居于第四位，特朗普上台后变为第五位。从遭受贸易调查的产品份额上看，韩国的幅度为4.3%，仅次于加拿大的7.8%。[5]如果从绝对数值上看，中国4622亿美元的商品高居榜首，日本为1322亿美元，韩国为645亿美元。从中日韩3国经济发展特质看，3国经济发展对于对外贸易有较强的依赖性。二战以来，日本经济腾飞得益于其贸易立国战略，从上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日本通过对外投资和加大区域经济合作，在亚太地区形成“日系”生产网络，使得日本的资本、商品、技术能够在东亚、东南亚、南亚等区域自由高效流动。韩国在立国之初，也采取进口替代战略，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转型出口导向战略，在鼓励出口的政策下，经济开始高速发展，到70年代中期就成为新兴工业化国家。由于自然条件所限，韩国与日本相比，其经济对外依赖程度更高，具有明显的外向型经济特质。中国经过改革开放40余年的发展，一跃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所依靠的也是投资加出口导向战略。特别是2001年加入WTO之后，在国际贸易体系中的分工日渐细化，进而成为“世界工厂”。从这个角度看，中日韩3国无论是出口导向战略还是贸易立国战略，均无法离开多边自由贸易体系。美国政策的转向对于全球自由贸易和投资必然会产生较大的负面作用，严重者会危及到全球治理体系。中日韩3国作为战后多边贸易体系的受益者，在维护以WTO为主导的多边贸易体系中有着共同的利益诉求。正如中日韩领导人会晤时的声明所言，维护和构建自由的全球经济体系，有助于各国的开放发展。2.中日韩3国之间相互的贸易依赖会进一步放大贸易保护主义的危害从上世纪的东亚奇迹，到如今的全球经济重心的转移，中日韩3国始终是全球经济繁荣和发展的贡献力量。加上文化、地缘等多重要素，中日韩3国之间的经济互补性和依赖程度比较高。这种相互依赖性的密切关系在遇到贸易保护主义冲击的时候，特别是当遇到贸易制裁的时候，会产生一定连锁效应，其中一国遭受制裁可能会波及他国。从贸易现状看，中日韩3国之间贸易往来极为密切，各方均是对方重要的贸易伙伴。就2017年数据来看，3国之间的贸易额达到了6780.23亿美元，比2016年增加8.5%，超过了全球平均增幅的2.5%。[6]具体而言，2017年中日两国之间货物贸易额为2984.9亿美元，比2016年增加了10%。其中，日本对中国出口总额为1328.5亿美元，增长了17%，占到日本总出口份额的19%；中国对日本出口总额为1656.4亿美元，比2016年增长了5%，占到了日本进口总额的24%。中国是日本第二大出口对象国和第一大进口来源国。再看中韩两国之间的货物贸易水平。2017年中韩两国之间货物和商品贸易总额为2400.1亿美元，比2016年增长了13%。其中，韩国对中国出口了1421.9亿美元，比2016年增长了14%，占到了韩国出口总额的25%；中国对韩国出口978.2亿美元，比2016年增长了12.4%，占到了韩国总进口额的21%。中国是韩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再从对外直接投资看，3国家之间的投资额度与3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以及贸易额度并不相符。由此说明未来3国之间的相互投资空间依然较大。2016年3国相互之间累计投资约为2258.96亿美元，日韩两国分别成为中国的第三大和第六大外资来源国。2017年3国相互之间的投资合作势头继续增长，日韩已经成为中国利用外资的第一和第四大来源国。中日韩3国贸易及投资依赖度体现了3国在全球生产链和价值链的分工差异以及合作的互补性。在上世纪90年代，中国主要从日韩两国进口零部件以及半成品，并在国内进行组装，再销往英美发达国家。自从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之后，中国已经成为全球工厂，日韩两国也不断从中国进口资本品。如此，中国与日韩两国之间在纵向上的垂直分工比重开始下降，而横向上的平行分工在不断上升。水平分工比重不断提升，会进一步导致生产工序的复杂化以及中间品贸易的增加，客观上推动了中日韩3国生产链复杂化，带动了中日韩3国贸易总额不断增长。[7]生产链越复杂，中间环节会越多。一旦其中某个环节出现问题，则整个生产链就可能出现问题。由于美国推行贸易保护主义，导致中美之间发生贸易战，受到影响不仅仅是中国，还会波及到与中国生产链有着密切联系的日韩两国。由于中日韩3国之间贸易多是以中间品为主，一旦遇到贸易制裁或调查，势必影响上下游生产链，制裁的负面影响将会被成倍放大。可见，为了避免区域经济动荡，中日韩3国应联合起来，推进FTA建设，才是抵制美国贸易保护主义的正道。3.美国贸易保护主义的推行使得中日韩FTA更具吸引力美国推行贸易保护主义的外在表现就是要将多边谈判转为双边谈判。为此，美国不惜退出TPP。随着美国的退出，日本在2017年亚太经合组织峰会上宣布除美国以外的其他11国继续推行TPP协定的达成，并将其改名为“全面且先进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但没有美国参加的CPTPP，无论是在经济自由化程度还是政治影响力等方面均会大打折扣。中日韩FTA尽管也是体量巨大的自由贸易区，但无论是在自由化水平还是谈判议题的范围和深度上均无法与TPP相比。换言之，对于日本而言，其自由贸易的重心自然是放在TPP上。美日同盟是战后的重要区域安全同盟，这也一直影响着日本的外交政策，相较于中日韩FTA来说，日本对中国的不信任要高于对美国。但在日本无法说服特朗普的情况下，其不得不将注意力和谈判对象转移到中国、韩国。对于韩国而言，自从美国推行贸易保护主义之后，韩美之间的FTA也存在较大不确定性。特朗普一直认为美国在与其他国家签订FTA的过程中让步过大，加剧了美国的贸易逆差和民众失业。美国政府在2018年提出了不仅要对北美自由贸易协定重新谈判，对韩美FTA也要重新谈判。2018年10月，在美国的压力下，韩国被迫与美国重新进行FTA谈判，根据最新谈判结果，韩国从美国进口的汽车配额将由原来的25000辆提高到50000辆，韩国从美国进口卡车的25%关税水平将维持到2041年；韩国获得了对美国钢铁出口的永久豁免权，但从2019年其出口配额必须维持在过去3年平均水平的70%；韩国要加大从美国进口药品及农产品等等。美国政府在韩美FTA重新修订后，特朗普在谈话中表示韩美FTA是一个全新的贸易协定，对双方而言更公平，有助于降低美国的贸易逆差。[8]对于韩国而言，新版的韩美FTA降低了韩国商品在美国的优势地位，而物美价廉的美国商品大量进口也会冲击国内产业，韩国有寻求新的FTA谈判的动机。事实上，中日韩FTA不输当前任何一个区域经济合作体系。中日韩3国不仅是亚洲地区的主导经济力量，也是全球重要的贸易和投资大国。3个国家加起来的经济总量超过16万亿美元，占到了东亚地区经济总量的90%，亚洲地区的70%以及全球的20%。一旦中日韩FTA谈判达成，不仅会带来巨额的贸易增长，还会产生较大的竞争、聚集和规模效应，在优化产业结构的同时释放了东亚地区经济发展潜力。中日韩FTA覆盖的区域，人口超过了16亿，这是一个潜在的巨大市场，这个市场在美国推行贸易保护主义下具有重要价值，在一定程度上是全球经济增长的源动力。目前，中日韩3国在参与“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谈判。RCEP是2011年东盟提出并主导的区域经济一体化协定，包括了东盟10国以及中日韩3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印度，其目标是建立一个更为自由、开放、互惠、全面的区域贸易协定。尽管RCEP与中日韩FTA存在重合和竞争关系，但从参与成员及范围上看，两者之间还是能够起到相互促进的作用。尽管RCEP的成员较多，但印度、澳大利亚、新西兰等非东亚国家加入，势必会加大区域认同的难度。更重要的是，RCEP各成员国经济发展水平、政治体制、文化传统上差异较大，导致该协定至今未能达成。RCEP原本是想在各国已有的双边FTA基础上进行构建，但中日、中印等国家之间并无FTA，加上各国对于自由贸易的标准认知不同，这些均成为了RCEP的推进障碍。从RCEP的福利效应上看，中国、韩国加入RCEP，其福利效应可以得到0.09%和2.8%的提升，但日本则可能出现-0.049%的下降。[9]但中日韩FTA一旦达成，对中日韩3国的福利均有明显提升。从这个角度看，中日韩3国有推进FTA谈判的动力。再从区域依存度上看，中日韩FTA对美国、欧盟的依存度要小于RCEP，这样能减少来自于美国的压力。既然中日韩FTA的福利效应，对于各国而言均有提升，更容易获得3国的认同，也可以减少其他非成员国的敌意。就学界研究看，中日韩3国FTA一旦达成，对各国经济增长、社会福利、贸易额均会产生积极影响。一旦中日韩FTA达成，也有利于RCEP谈判的推动，加上中日韩3国的经济体量，可以极大地提升中日韩3国在RCEP中的影响力和话语权。中日韩FTA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就已经开始构想，2001年3国民间机构开始启动FTA的论证和研究。2002年3国领导人会议上提出了构建FTA的基本框架，2010年3国政府正式启动官方、产业、学校三方的FTA研究。2013年3月，3国正式开展FTA的第一轮谈判，至今已经完成了13轮谈判，除了常规的货物贸易、服务贸易和投资之外，还成立了电信、金融、环境保护、知识产权等15个工作小组。可以说，中日韩FTA取得了积极的进展。

三、贸易保护主义下中日韩FTA面临的挑战及前景

1.中日韩FTA面临的挑战第一，FTA的主导权之争。区域合作从浅表层次走向深层次的一体化，主导权始终是无法回避的问题。中日韩3国因为地缘因素以及文化传统，主导权之争更是FTA谈判的核心问题。二战以来，日本随着经济的快速复苏，一直主导着东亚经济秩序，2010年中国超越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日本退居第三位。长期以来习惯了东亚经济主导权的日本，难免会在政治、社会心理层面产生巨大震动。2010年至今，中日两国在区域经济方面从合作走向竞争，争夺区域合作主导权也是FTA谈判的题中之义。RCEP的“10+3”、“10+6”方案中就有明显的例证，“10+3”反映了中韩两国要以东亚地区建立亚太经济合作机制，而日本则希望通过“10+6”将印度、澳大利亚、新西兰3国囊括其中，这样就可以通过这3个国家来抗衡经济快速增长的中国，进而维护其在东亚经济合作中的主导地位。就区域经济合作的主导权争论问题，主要有3种基本模式：一是欧盟模式，法国和德国分享欧盟经济主导权；二是北美自由贸易区模式，美国独享经济主导权；三是东盟与中日韩合作的“10+3”模式，由于中日两国在主导权方面无法达成妥协，将主导权让给了相对弱小的东盟，形成了东盟主导的东亚经济合作秩序。在中日韩FTA建设中，第二种模式难以被中国和日本接受，比较可行就是第一种模式，由中日韩3国分享主导权。先成立中日韩FTA，通过中日韩FTA来促进RCEP的成立，由此中日韩3国将在RCEP中分享主导权。第二，历史遗留问题以及领土争端不利于增强FTA建设的政治互信。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目的就是让各个主权国家让渡部分政治权利，进而通过经济一体化来超越民族主义发展模式。欧盟经济一体化的成就在全球是最为突出的，其之所以取得如此成就，就是在经济合作中已经超越了民族主义和民族国家。但对于中日韩FTA而言，区域经济一体化可能会进一步推动民族主义的强化。中日韩3国在二战后经济均经历了高速增长，伴随的是民族国家意识和民族主义意识不断兴起。历史问题、领土争端在民族主义意识兴起中尤为敏感。中国历史上的朝贡体制、日本对中韩两国的侵略、中日钓鱼岛领土争端以及日韩独岛领土争端等问题，近些年来不仅未能弱化，反而有激化趋势。历史问题以及领土争端会影响政治互信，也会激发民族主义情绪，进而难以产生区域认同导致难以取得深层次的经济合作。第三，TPP和RCEP带来的不利影响。从经济学上看，国家也是一个理性人，通过外交政策或策略来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当然，对一个国家来说，关注现实利益多是相对利益，正所谓“没有永恒的朋友，也没有永恒的敌人”。如果各国在合作无法获得应有之利益，必然会影响合作的进展。中日韩FTA多年来徘徊不前，与各国在利益上的纠葛有很大的关系。[10]中日韩FTA从上世纪90年代构想至今，经过了13轮谈判，但一直没有多大进展。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在于中日两国就与东盟建立双边FTA展开了激烈的竞争。东盟地区一直是日本对外投资以及工业原材料的重要来源地，双边关系极为密切，日本对中国与东盟在双边FTA谈判稳步推进中感受到一定的压力。2010年1月1日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立，日本在第二天就与东盟了“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共同宣言”。可见，两国在与东盟双边FTA建设方面有较大的竞争。2011年中日韩FTA再度升温，原因在于2009年美国高调宣布重返亚太以及推动TPP建设，美国的战略改变了中日两国在区域经济合作上的博弈心态。对于中国而言，与日本保持在东亚、东南亚地区的合作比合作方案上的分歧更为重要；对于日本而言，可以借助于东亚合作来推动其在TPP谈判中的主导权。当中日两国恢复了对中日韩FTA的兴趣之后，韩国对此又表现的并不积极，原因在于2012年中韩两国FTA谈判已经开始取得实质性进展，韩国想借助中韩FTA抢得在中国市场上的先机。但2013年随着日本加入TPP谈判，使得中日韩FTA再次遇冷。日本之所以不顾国内民众的反对，高调加入TPP谈判就是为了借助于TPP来强化日美同盟关系以对抗来自中国的安全压力。中国在日本加入TPP谈判后，也将主要精力放在RCEP谈判上，借此抵消TPP的不利影响。为了在区域合作中不落后于日本，韩国也从2013年11月宣布加入TPP谈判。这些因素综合导致了中日韩FTA遇冷，吸引力不足。第四，农产品问题以及敏感产业的开放程度。对于日本、韩国而言，农产品问题始终是它们加入多边和双边区域贸易协定首要考虑的问题。中国相较于日韩而言，在农业上具有较大的比较优势，日韩两国则一直是通过高关税来推行农业保护。按照美国商务部的统计，中日韩3国农产品平均关税水平为8%、25.8%和99.8%。[11]一直以来，中国农业贸易对日韩两国保持着较大的顺差，而且这种趋势还在扩大。这使得日韩两国坚信，一旦中日韩FTA建成，中国农产品必然会对日韩两国农业造成巨大冲击。而日韩两国农民同时又扮演着两国国内选举的“票仓”角色，为此日韩两国对于中日韩FTA中农业议题谈判始终保持着极为谨慎的态度。就2015年1月举行的第6轮谈判看，日韩两国对于开放水产品市场态度极为消极，导致该轮谈判受阻。当时从日本在TPP、韩国在韩美FTA的农业议题谈判结果看，两国在农业议题上是有较大的让步空间的。而在工业品方面，日韩两国在资本密集型产业、技术密集型产业上对中国有较大优势。中国工业以劳动力密集型产业为主，很多工业部门的生产工艺、技术以及创新能力等方面比较落后。这使得各国的敏感部门存在较大不同，对于日本而言，农业、钢铁、能源和造船是敏感部门；韩国是农业、能源、纺织品、服装等；中国是化工、金融、汽车、电子产业等。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希望与日韩两国在FTA谈判中对于敏感产业得到一定的照顾，就如同加入WTO一样，设置一定的过渡期，但实现难度比较大。第五，FTA谈判标准和制定规则上分歧较大。自由贸易协定的谈判、建设标准有高低之分，此种标准主要体现在关税减让、非关税贸易壁垒以及议题范围等方面。比如TPP在谈判中就提出，自各国批准之后，要立即或分阶段取消非农产品全部关税，不允许有例外产品存在。在谈判议题方面，低标准的自由贸易协定，比较侧重于传统议题如商品准入机制、服务贸易问题等；而高标准的则比较注重投资自由化、知识产权保护、劳工环境改善、环境保护等，有的还会突出规则一致性、国有企业问题、供应链问题等。在中日韩FTA谈判过程中，因为日本已经批准了TPP，由此日本一直想将TPP的谈判标准和谈判议题引入到中日韩FTA中。日本希望不断提升关税减让程度和覆盖面、减少非关税贸易壁垒以及不断引入新的谈判议题。[12]其原因在于，一方面可以加强日本在谈判中的主导权，便于其主导谈判规则的制定；另一方面可以不断抬高要价，获取在其他议题上的利益。在当前东亚地区存在大量自由贸易区的情况下，提高中日韩FTA谈判标准有积极的意义，比如可增强FTA的吸引力，扩大自由贸易度。但一味地提升FTA谈判的高标准而不顾其他成员的经济发展水平，可能会进一步加大谈判分歧。2.中日韩FTA的发展前景中日韩FTA多年进展不顺，发展前景不明，但当前也不失为一种应对美国贸易保护主义的区域经济合作解决方案。基于中美贸易摩擦的现状以及中日韩FTA构建中的挑战，中日韩FTA的发展前景有以下4个方面。第一，在美国贸易保护主义可控，中美通过谈判可以解决分歧的前提下，中日韩FTA是对抗美国贸易保护主义的一个基本解决方案。中国可以将更多的精力放在扩大开放，改革贸易体制、改革知识产权管理制度等方面，以实际行动来推进中日韩FTA建设。第二，在美国贸易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进一步扩大的情况下，中日韩3国可以在某种程度上摆脱美国的贸易压力和外部干预，中日韩FTA能够获得一个外在的宽松环境。中国有中日韩FTA、RCEP两种选择，日本则有中日韩FTA、CPTPP、RCEP3种选择，中日韩FTA建设中日两国的态度尤为关键。第三，美国进一步强化贸易保护主义，且可能退出WTO的多边贸易体系，与中国贸易摩擦进一步加大。在这种情况下，整个东亚地区生产链必然会受到冲击，区域经济震荡在所难免。此时，中日韩FTA作为对抗美国贸易保护主义的利器，在引领区域贸易自由化和开拓市场等方面意义重大，为此中国应该与日本、韩国一道超越安全、历史、领土等方面的分歧及冲突，加速推进中日韩FTA建设。第四，美国贸易保护主义强化，与中国贸易摩擦加剧且在亚太地区拉拢日韩的情况下，中日韩FTA由于与CPTPP、RCEP存在竞争关系，实际上则难以推进。中国应该将主要精力放在RCEP的建设上。因为没有美国的压力，CPTPP可能会比RCEP推进更为容易。如果出现这种状况，对中国而言是极为不利的。

四、贸易保护主义下中国在中日韩FTA建设中的立场

就当前形势看，美国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在短期之内难以改变，必然会对全球经济以及区域合作造成较大的负面冲击。对于亚太地区而言，面对美国贸易保护主义的冲击也是在所难免，但与较小范围的次区域而言，在力量和结构重组的前提下，贸易保护主义冲击也可能会带来某种发展机遇。综观亚太区域经济合作史可以看到，支撑亚太地区经济合作的基础，在过去几十年内已经悄然发生了改变。如今亚太经济体系已经发展成为多方力量共同推动且各自有较深依赖关系的生产链体系，这种生产链体系面对外部压力时有一定抵抗力。比如1997年、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亚太地区的双边FTA蓬勃发展就是明证。但鉴于美国对全球经济强大的影响力，其贸易保护主义对于亚太地区特别是东亚地区带来的冲击难以避免，使得中日韩FTA带有较强的不确定性。东亚国家如何面对这些冲击，寻求新的合作机制至关重要。对于中国而言，2018年2月以来与美国已经进行了多轮贸易谈判，在达成共识之后，美国依然单方面提高关税税率，贸易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做法暴露无遗。在这种情况下，中国要继续扩大市场，必须要抓住中日韩FTA建设的机遇，依靠东亚合作来对抗美国贸易保护主义带来的不利影响。从地缘政治上看，中国与日韩结盟，可以避免在国际贸易话语权上被边缘化。基于当前的形势，中国在推进中日韩FTA过程中要根据其发展的4种可能前景，审时度势地把握政治范围和谈判策略，从难点解决、区域合作以及多边体系等3个方面来加以推进。1.针对中日韩FTA谈判中面临的难点问题，中国应该重视已有的谈判成果，针对不同问题采取分步骤、对等利益交换等灵活策略来处理，尽量减少与日本、韩国之间的分歧。比如中日韩FTA建设中的主导权问题，应尽可能采取主导权分享或淡化模式，更多强调FTA建设带来的社会福利和经济收益，避免在相对利益上的计算。[13]对于历史遗留问题和领土争端问题，最明智的做法就是淡化处理，加强民间经济、文化交流，强化区域认同。对于农产品，中国应该通过谈判尽量争取日本、韩国降低对中国农产品准入门槛，加强农业标准、技术等方面的合作，完善中国农产品的技术认证体系，通过提升质量来扩大出口，减少非关税贸易壁垒带来的冲击。对于敏感产业，中国在谈判过程中采取尽量延长过渡期或采取日本、韩国可以接受的适度保护，并在农业、纺织业等优势产业上做出利益让步换取日本、韩国对中国信息产业、金融产业等方面的让步。[14]对中日韩FTA建设标准、规则制定等方面的分歧，中国应在谈判中尽量扩大主题，最大限度寻求日本、韩国客观看到中国在经济发展水平以及产业结构等方面与它们之间的差距，要求日本、韩国做出适当的让步。当然，中国也不能一味要求日韩降低谈判标准，要从长远角度考虑，积极加大国内产业结构改革，提升知识产权保护力度，积极鼓励研发和创新，只要强化了自身的内生发展力，才能够在谈判中掌握主导权，才能够提升在FTA建设中的地位。2.在区域合作方面，中国应该将“一带一路”发展成果引入中日韩FTA谈判中。“一带一路”是新时期中国对外开放的宏观大计，并不是一个单纯的地理概念。在中日韩谈判中可以邀请日本、韩国加入“一带一路”，通过“一带一路”的广阔市场前景来增强中日韩FTA的吸引力，日本、韩国的产业可以分享“一带一路”的红利和成果，进而减少中国与日本、韩国之间的分歧。[15]3.在多边体系构建上，中国应该重视全球化和区域化发展的良性互动。中国在面对美国贸易保护主义下，应该坚定支持WTO改革，自觉履行WTO规则和维护WTO权威。中国参与多边贸易体系建设，是参与全球治理的重要形式，也是减轻美国贸易保护主义压力的方式。在如今逆全球化浪潮甚嚣尘上的时代，推进中日韩FTA建设是加大区域经济合作的方式，也是构建新的自由贸易规则的试验场地。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大国，必须要坚定推进全球化和区域化的良性互动，不断提升自身对自由贸易的认知。

作者:金川 单位:上海社会科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