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放经济范文10篇

开放经济范文篇1

(1)开放经济理论的初步发展(1979—1991)。从理论内容上看，该时期的开放经济理论的研究仍然主要是在基本概念、原理等方面展开;从理论方法角度看，核心手段为标准剖析，由于受到西方经济学的影响，转而重视客观统计以及实证研究;从开放经济理论领域的研究氛围看，学者更加注重实事求是、客观务实的科研作风，从而切实将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落实到开放经济理论的发展与探究当中。20世纪80年代，在效仿苏联的经济发展模式的失败之后，取而代之以西方经济学的引进，渐渐出现以马克思主义与西方经济学相融合的态势，开放经济理论随之孕育而生。20世纪80年代所倡导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论，要求将中国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与现有经济理论、分析手段等作整体的探索，因此中国基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石，将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与国外经济发展体制的优良因素纳入，对国内经济作了大幅度的调整，如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的融合、商品经济在社会主义背景下的调整等。人们力图建立的理论体制是，在公有制的基础上创设几种公理性的社会及人类生存行为的基本假设，随后展开对社会经济发展和人类经济行为的实证研究，从而构建发展出科学合理的理论框架。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西方经济学产权理论和革新制度成为经济学理论引入的重要部分，而中国的开放经济理论也随之得到发展延伸。该理论对中国经济学领域具有重大的意义和价值，促进中国更迅速地与国际接轨，减少与发达国家经济学发展的差距，标志着开放经济学理论在吸收、探究和运用上有了更大的进步。

(2)开放经济理论的深度发展(1992—1998年)。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开放经济理论处于孕育阶段，它的产生离不开特定的历史文化条件。当时，中国经济正步入“整治”时期，经济学领域所探讨的主题是经济发展速率、经济体制变革的背景、通货膨胀等。1992年邓小平同志南方讲话推进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再次生机，此次讲话的核心内容主要集中于两点:“一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理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二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比例并不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它们同样可以运用于两种体制的社会中。20世纪90年代上半期，中国经济学界主要对这两大基本问题作了多层次多方面的探讨，且成果颇丰。20世纪90年代下半期，中国的经济学领域爆发了一场关于西方经济学的重大讨论，老一辈的经济学者认为西方经济学存在固有弊端，其方针原则并不适合中国的经济现实，照搬西方经济学不但不能解决现有困境，反而会使经济发展误入歧途、形而上学。而另一些学者则持相反态度，他们认为传统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在方法和理论上都反映出弱势，其规律与实际的社会经济活动脱节，中国的经济学发展应该首先对经济体制作重新建设。该争论的焦点在于，双方理论都基于不同的价值观甚至意识、社会形态偏好，似乎永远无法得出一个孰是孰非的结论。事实上，这是改革开放的思潮所带来的中西方文化的碰撞所孕育出的问题，即“欧洲中心观”。众所周知，欧洲在众多领域都形成了一定的优势地位，如意识形态、思想、文化等方面，而这种优势地位对经济学的影响尤为明显。不同社会结构、种族及自然条件下，人们所关心的问题存在很大差异，但正是因为由这些基本元素所构成的不同社会体系，科学研究者们才有必要展开对话，以达成一种可沟通交流的共通的思维架构和言语系统。因此，吸收、引进西方经济学理论为我所用实际上是一种学术探究，它不会将社会主义的传统理论掩盖，也不可能完全替代本来的制度体系。经济开放的目的是发展，亦是交流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中国自身经济理论、经济发展水平的发展不能完全依靠别国现成的理论成果，科学的严谨态度倡导的是在排除人文、种族、意识形态的前提下普遍的包容性。这也是开放经济理论的内在实质。20世纪90年代中，(2)充分的提高创新能力。创新能力是经济发展的内在推动力，只有提高创新能力，才能在激烈的竞争当中立于不败之地，才能稳固在国际经济发展中的优势地位，这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所必要的内容。只有创建出一条具有特色的创新之路，才能有效地推进经济方式的转变，这就必然要求在经济发展当中培养出一批具有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的高素质人才，通过这些创新型人才的不断努力，降低经济发展中能源的消耗，减少经济发展对环境的污染，推动我国的创新建设不断前进。国家应该加大对科技创新的资金投入，建立科学的创新体系，不断地鼓励科学技术的创新，充分高效的利用资源，使创新型人才主动的投入到我国经济建设当中去，以促进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的快速转变。

(3)不断的完善我国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与市场经济体制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它们是互相促进、互相制约发展的。迅速的促进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首先就要不断地深化我国市场经济的变革，减少政府对经济发展的过多干预，加强我国市场在资源的配置当中的重要作用，最终目的是形成能够促进我国经济发展转变的体系。转变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过程要以市场为引导，不断的规范我国市场的竞争，创建出可以真实的反映出市场的供求情况、能源是否短缺以及环境的污染程度的体系，要制定出有效的鼓励措施以及惩罚措施，对一些节能环保企业进行鼓励和奖励，对于一些高损耗、高污染的企业进行严厉的惩罚，以确保资源的充分利用以及环境的保护，还要对财税体系进行有力的改革，政府应该对开征环境以及资源利用进行合理的征税，以促使各行业提高对资源的利用率。除此之外，政府还应该不断的改革行政管理体系，不断的加强政府对社会公共服务职能的履行，让政府充分的服务于社会。在经济发展当中，要以市场中的企业为主体，并且采取有力的措施来鼓励各企业对能源的节约、对科学技术的创新以及对环境的保护。

(4)推进经济结构的调整。经济结构对能源的损耗、环境的质量、人口的结构以及生活的质量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因此，推进经济结构的调整能够有效的加快转变我国的经济发展方式。在经济结构调整中，要结合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策略，全面考虑能源节约和环境保护，通过工业规模的不断扩大来带动我国产业的优化升级。

2新时期中国开放经济理论的创新发展

对所谓“经济理论创新”这一提法作几点说明:首先，仅限于对中国开放经济理论的探究，是通过时间序列的纵向比较分析得出，并不以世界范围内的经济理论发展作类比;其次，创新并非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改革，亦不是针对西方经济学体制，而只是对当今中国在运用两种经济学理论的过程中所发现的新问题、新观点和新理论观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的基本特点是，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是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经济方式并存;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在共同富裕的目标下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大力发展商品经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任务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实现全面的工业化以及生产的商品化、社会化和现代化。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重大价值在于，它从中国的基本国情出发，对社会主义各阶段的实际情况作了全面的认识和考究，这为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学的发展提供了新的理论背景，同时为中国社会的健康发展制定了科学合理的方针路线、政策等重要依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一种新的经济运营机制，它大大促进了开放经济理论的改革创新，在强调国家宏观调控职能的同时，仍十分重视市场对企业的引导作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是新时期开放经济理论的重要组成，它的制度创新具有重要的历史性意义，这不仅是表面上转换经济运行，同时还是对生产关系、意识形态以及经济体制方面的深刻改良。专家指出，要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进行探索性研究，必须要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进行联结，这是改革开放的时代要求、大势所趋。总之，开放经济理论在中国的发展必然需要中国经济学者在诸多方面进行深刻、富有创新意义的考察，从而为中国经济理论的整体发展创造一个新的高度。

开放经济范文篇2

(一)有关概念的界定

所谓开放经济是与经济国际化、经济全球化、经济一体化紧密相连的一个经济概念,是与封闭经济相对应的一种经济形态,其主要特点是:其一,一国经济纳入了国际经济的运行范围;其二,宏观经济政策既要实现内部均衡目标,又要实现外部均衡目标。所谓货币政策也就是金融政策,它是中央银行为实现其特定的经济目标而采取的各种控制和调节货币供应量或信用量的方针和措施的总称,主要包括信贷政策、利率政策和外汇政策。

(二)开放经济对货币政策的影响

从上述定义可以看出开放经济和货币政策是不同性质的两个概念,但两者之间却存在着必然的联系。相对封闭经济而言,开放经济条件下一国货币政策的制定就必然要考虑国际经济的影响。这是因为一国货币政策的实施,必须依赖于具体的经济和金融环境。换句话说,如果客观经济金融环境已经发生了变化,那么货币政策也应该相应地做出调整。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世界金融创新、金融自由化、金融国际化等变化趋势共同改变了货币政策实施所依赖的整个金融环境。尽管市场的开放、资本的国际流动可以在微观层面上改善资源在全球范围内的优化配置,但是在宏观层面上却给政府当局制定宏观经济政策(这里主要指金融政策)带来了困惑:各国货币政策的有效性、独立性受到冲击,传统的货币政策工具显得不能适应新的金融环境,货币政策目标(包括中介目标)以及传导机制也受到了影响。也就是说,在开放经济条件下,货币政策的制定和实施都出现了一些新变化。比如,货币当局不仅要考虑内部均衡还要考虑外部均衡;在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选择上,不得不放弃总量指标(货币供应量)而转向价格性指标(利率);在货币政策操作工具上更多地依靠公开市场业务操作来实现政策目标。当然,更为重要的变化体现在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和有效性方面。传统观点认为,如果实行浮动汇率制度,各国将重新获得利用独立的货币政策来影响国内实际产出水平和实现各自宏观经济目标的能力。然而,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以来的货币政策实践证明,即使是在浮动汇率制度下,各国货币政策之间的相互影响也是很大的,差异性货币政策所诱发的国际资本流动同样严重地干扰了各国货币政策的实际效果。

既然开放经济对货币政策的一系列影响是如此之大,那么,这种影响有解决之道吗?可以说自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以来的国际货币理论及实践都很好地回答了这个问题,也即货币政策的国际协调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减轻这种影响,尽管国际经济学界对协调的收益大小尚无定论。

二、货币政策国际协调的理论基础

(一)货币政策国际协调的定义及前提条件借鉴30国集团1988年对国际经济政策协调所给出的概念,对货币政策国际协调的含义做出以下界定:货币政策国际协调就是“各国充分考虑国际经济联系,有意地以互利的方式调整各自货币政策”的过程。这种协调通常分为两种,即以规则为基础的协调和随机协调,前者是以各种制度为基础的,如金本位制、布雷顿森林体系和欧洲货币体系;而后者主要是指为应付某一具体事件,有关国家进行磋商后作出的、持续时间有限的特殊协议,其典型的案例是1978年的波恩首脑会议、1985年的广场协定以及1987年的卢浮宫会议等。

那么,货币政策国际协调的前提条件是什么呢?首先,政策协调一定是在利益主体(主权国家或经济地区)之间发生了利益冲突的条件下才会发生的合作行为。在开放经济条件下,世界经济相互联系、相互影响是一种常态,一般地理解,只要有交往就难免有冲突,那么协调就有必要。但是,这里依然存在一个问题:什么样的主体之间才需要协调呢?回答当然是大国与大国之间才需要协调,因为对小国来说存在一个谈判地位与力量问题,这里隐含的意思就是有一个协调的成本与收益的比较问题。同样地,当所有的国家都是小国的时候,一个国家实行的政策措施,对其它任何一个国家的经济运行都不会产生多大影响。其次,只有在通过冲突双方的协定或者说妥协可以使双方都获利,亦或说至少可以改善一方的境况而另一方不受到损害的条件下,协调才会发生,如果说只有一方获利,那么这种协调不会进行下去。

(二)为什么要进行货币政策国际协调

1.货币政策国际协调的现实要求———经济的相互依存性。国际经济学界广泛认为经济的相互依存性是进行货币政策国际协调的一个外在动因。按照西方经济学家的理解,这种相互依存主要体现在结构上的相互依存,经济目标上的相互依存,国家之间政策上的相互依存。笔者在这里想强调的是政策上的相互依存,即一个国家的最佳政策得以实现,更多地取决于其他国家的行动。当然我

并不否认其他方面的依存,因为政策上的相互依存是由于结构上和经济目标上的相互依存所直接引起的。

尽管在过去的几十年里,这种对外开放和相互依存为世界经济的发展带来了许多好处,比如,促进了国际贸易的发展,加深了国际资本的自由流动,从而优化了世界资源的配置。但是,不争的事实也有力地说明,国际间经济依存度的加大极大地降低了国内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并增加了世界各国的溢出效应。尽管理论分析表明,一个主权国家的政府可通过国内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调整来实现其经济的内外均衡。但实际上在相互依存的国际环境中,一国货币政策的成败在很大程度上依存于其他国家的政策、行动和做出的反应。由于自主权的减少,其政策的作用与效力便难以预测。所以说,国际货币政策协调是世界经济相互依存不断加深的必然要求。

2.货币政策国际协调的内在动因。如果说开放经济导致各国在货币经济领域的相互联系、相互影响和相互依存日益加深,那么,当一国独立地制定货币政策就可能会对其他国家的政策运行施加显著的影响,也可能受制于它国的货币政策,通常地将这种效应称为货币政策的溢出效应(Monetarypolicyspill-overeffect)。溢出效应很早以来就被国际经济学界所认识,许多学者如哈马达(Hama2da,1974,1976,1979,1985)、米勒和萨曼(MillerandSalman,1985)、柯里和莱文(CurrieandLevine,1985)都已注意到了政策溢出效应。溢出效应可以通过多种渠道传递,一般认为主要是通过贸易渠道和资本流动渠道。以贸易渠道为例,紧缩性的货币政策可能导致进口需求下降,而其政策溢出则给予其主要贸易伙伴一个外源性的需求紧缩。溢出效应产生于各种原因,包括那些将国外政策诱发干扰的影响传递给国内经济关键宏观经济变量的各种贸易与金融联系。

在这里需要强调的是:大量的研究证明这种货币政策溢出是普遍存在的。既然货币政策溢出是普遍的,而从理论上讲,通过国际协调可以降低这种溢出效应(这已为绝大多数经济学家所承认)。那么,从这个意义上说,政策的溢出效应就是国际协调存在的一个内在动因。但是,国际协调是怎样减少这种外部性影响的呢?下面将更进一步地谈到。

(三)货币政策国际协调的基本方法———博弈论分析

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许多经济学家运用各种方法对各国间货币政策的冲突与协作进行了分析,并产生了运用博弈分析的战略决策方法(StrategicApproach),从而为货币政策的国际协调在方法上提供了理论依据。

博弈论(GameTheory)又称对策论,是研究理性的决策主体之间在其行为发生冲突时的决策方法以及这种决策的均衡问题,也是研究理性决策主体之间的冲突与合作的理论。其主要特征是决策主体之间的行为是直接相互影响的,因此,决策主体在决策时必须考虑其他决策主体的反应。在相互依存性很强的开放经济中,各国货币政策的外部性越来越明显,作为世界经济中的经济主体,一国的货币政策会影响到他国的社会福利函数,反过来,又受其他国家政策的影响。因此,各国货币政策的制定和选择过程就好似一局博弈。一国在制定货币政策以及实施经济行为时,不得不考虑它国的反应以及将会采取的措施,以尽可能地做出使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决策,而这种决策取决于双方博弈的结果。博弈理论研究的结果显示:国际间经济政策不协调是无效率的,而通过国际间经济政策的协调可以达到帕累托效率。但需要指出的是,在短期内,协调收益的分配取决于博弈双方的谈判力量。而在长期内,随着博弈双方地位的此消彼长,原有的利益分配格局势必被打破,双方又开始一轮新的谈判与协调。

三、货币政策的国际协调是否有效

从理论上讲,通过国际货币政策协调可以实现帕累托效率,使各国的福利均接近最佳点,整体经济福利也高于非协调状态。但世界经济的现实却与此大相径庭,国际货币政策协调往往不能顺利实施,“以邻为壑”的自利行为经常发生。为何国际货币政策协调出现现实失灵呢?

首先,宏观经济计量模型的不确定性。要进行国际协调,首先要了解相关国家的经济现状,一般是根据各国所用的模型来判断各国的产业结构,在此基础上协调各国的利益。近年来,许多学者对外国货币政策会在多大程度上影响本国的宏观经济变量进行了研究,但由于使用的模型多种多样,在某些具体数值上很难达成一致结论,由此导致协调利益的不确定性,使合作协调很难形成。

其次,违约冲动带来的不确定性。即使知道国际货币政策协调能够获利,也不能保证协调的政策能够顺利实施。如果采取协调以外的政策的获利大于协调政策时的获利,就会出现免费搭车或违约行为。如果很难监督货币政策的话,那么每个国家都可以在振振有辞地证明它坚持了协议政策的同时违约,由此,出现不协调的结果将是很容易的。而且如果政策协调是在多个国家之间进行,那么违约的动机会更强。要消除免费搭车或违约行为,可以采取两项措施:一是使协调经常化,即博弈不仅仅限于一次,这样参与国就必须在背弃协议政策的预期收益与下一期对方国不合作行为的可能成本之间做出比较选择;二是引

进客观指标,完善协调政策的监督体制。

最后,政策协调中分配利益和分摊协调成本的不确定性。到目前为止,经济学者的研究结果还不能计算出成功的政策协调所带来的收益,而且对成功协调的收益分配与协调成本分摊的研究也还很少,对协调收益究竟由什么因素决定仍未达成一致意见。这样一来,即使关于协调的论证再详细,也很难为实践所接受。在这种局面下,要说服任何独立自主的一国政府,为了一些不完全归自己所有且数量不确定的国际协调收益而放弃自己的某些目标是非常困难的,因为,收益可能在任何情况下都会更多地流向其他参与国,而不是本国。尽管货币政策国际协调由于上述不确定因素的存在而出现了失灵,以及在完全信息和静态的一次性博弈的最优化假设下建立的协调模型存在着潜在的局限性,即使是在动态结构模型中也存在着政策协调障碍(比如说政策协调的连续性问题或者说可维持性问题),但是,在这里需要强调的是在不完全信息条件下权威货币当局之间彼此协调对世界如何运作的看法也许比政策协调的本身更为重要。这是因为信息交换不需要规范的政策协调,并且交换也不会使货币主权蒙受伴生性的损失,它可能是一个比成熟的合作本身更容易实现的目的,即使大多数实证经验显示政策协调的收益不如想象的那么好,但结果依然非常显著。根据休斯-哈利特在完全信息假设下的估计,政策协调收益对美国和欧佩克其他国家来说,大约相当于每年额外GDP增长的3%～5%和4%～6%。在这里之所以要列举这样一个数据,只是想表明一种观点:世界各国实现共同目标的奋斗轨迹与合作协定本身应该是同样重要的,也许今后世界经济发展的事实会更充分地证明政策协调在经济福利方面所产生的显著收益。四、中国货币政策的国际协调现状、存在的问题和原因以及对策研究

依据中国近20年来的改革开放实践以及一些学者的实证研究证明,中国目前已经初步具备了开放经济的特点。但是,其他国家的经验教训显示,从封闭经济过渡到开放经济是一个充满风险的过程。开放经济条件下,中国货币政策制定与执行也会同样地受到其他经济体的影响,同时也会影响到其他经济体的政策利益,既然如此,中国也应充分重视货币政策的国际协调。

(一)中国货币政策国际协调的现状、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1.中国货币政策国际协调的现状。中国货币政策的国际协调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首先,体现在中国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性组织在资金贷款、政策对话、技术援助、法律协调以及信息交流等方面卓有成效的合作。当然,中国与IMF的合作与协调更为重要的表现还在于与IMF的积极配合方面。比如在东南亚危机风波中,中国对危机所采取的“同舟共济”的态度,特别是中国政府自东南亚金融危机以来对国际社会所做出的“人民币不贬值”的慎重承诺,这种承诺为国际金融危机的缓解以及国际经济的稳定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其次,体现在中国与区域性经济组织的合作与协调上,比如说,中国与亚太经合组织(APEC)的合作与协调。中国还积极参与区域性货币合作,加强了中国与亚洲各国或地区中央银行的合作,进一步巩固“10+3”(东盟10国加上中、日、韩三国,简称“10+3”)的金融合作成果,同时根据“清迈倡议”,加快了成员国之间签署双边货币互换协议的进程。目前,中国已与日本、泰国、韩国、马来西亚签署双边货币互换协议,涉及金额共计85亿美元,与其它国家的货币互换协议也正在谈判与磋商之中。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了加强各国货币合作的机制。

2.中国货币政策国际协调存在的问题及原因

(1)汇率协调问题。汇率和汇率政策的协调一直是各国货币政策国际协调的核心。中国自1994年实行汇率制度改革以来,官方一再说中国实行的是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中央银行的任务就是稳定人民币汇率。但IMF认为由于人民币汇率波动幅度太小(不足±1%),因此属于固定汇率制。那么中国目前的这种汇率政策是否合理呢?如果说在1997年的东南亚危机中,人民币不贬值的承诺是为了顾全大局(因为如果中国也实行贬值政策的话,那么只会招致国际社会的报复性反应,这对各方都没有好处,只会使景况变得更糟,按照国际协调理论,这也符合其宗旨),那么,在危机过后,是否一定还要履行这种承诺呢?换句话说,中国是否要以汇率稳定作为唯一目标呢?笔者同意何泽荣教授的观点:稳定汇率是汇率政策的一个目的,但不是唯一目的。当然,这里不是说中国货币一定要贬值,只是想表明这样一种观点:中国至少应该寻求一种在国际社会能够承受的合理限度内调整汇率的机制。

(2)利率协调问题。国与国之间的实际利率差异会引起国际间的套利行为,从而导致国际资本的流动,并进而会直接影响到汇率的运动。也就是说,在国际间(特别是经济大国之间)存在利率协调问题。这里有一个问题,即是不是国外(特别是美国)利率调整了中国也应该相应的调整呢?当然不是,中国连续8次下调利率,事实上对内需的刺激并未达到预期的效果也许就是一个有力的证明。在这里要说的是,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利率变动的环境、条件、因素及其范围,与封闭经济条件下相比较是有质的区别的。由于中国目前实行的是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但因汇率变动幅度过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把我国归到固定汇率制),因此对未来汇率变动是一种静态预期;另外,中

国还没有实现资本项目的可兑换,资本是不完全流动的;更为重要的是我国目前没有实现利率市场化,没有形成一种利率的市场反应机制;所有这些因素都决定了中国利率政策从短期来说应该自主性地决定。但这绝对不是说中国不需要进行利率协调,只是说存在一个自我决策问题。

(3)中国在国际协调中的地位问题。由于获得协调利益的大小取决于协调双方的谈判力量,而这种力量从根本上来说又取决于一个国家自身政治、经济实力的强弱。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实力得到极大的提高,但是相对于这样一个10多亿人口的大国来说,中国的经济实力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仍有巨大差距。自布雷顿森林体制崩溃以来,在国际货币领域没有一个专门负责货币国际协调的机构(在崩溃以前是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完成),在这种背景下,由于“八国集团”在经济实力和能力上对世界经济的重大影响,因此它们在国际货币金融领域的合作与协调成为世界关注的中心,是当今世界上除IMF以外最重要的国际经济政策协调机制。尽管这种协调机制只是一种随机协调行为,但在新的统一的国际货币体系(这还需要很长的路要走)未形成之前,它不失为一种最佳选择。但是,中国到目前为止尚未被吸纳为该组织成员,这对中国在国际协调中的地位是有不利影响的。

(二)中国货币政策国际协调的对策

1.完善人民币汇率制度,积极参与国际协调。由于中国汇率市场不完善,不是有效的汇率市场,存在封闭性和垄断性,人民币汇率变动从某种意义上说体现了政府的政策取向,而无法通过市场供求关系来实现。针对目前经济现状,可以采取人民币适度贬值,刺激出口,扩大外需,拉动经济增长,缓解失业压力,与此同时积极参与国际协调,注意国际社会的反应。

2.有步骤地开放金融领域,有效管理国际资本流动,循序渐进地推进人民币可兑换进程。加入WTO,中国金融业对外开放不可避免,但中国金融业对外开放的速度取决于诸多因素,比如经济发展水平、金融体制改革进程、金融法规的完善程度、国家对金融业的监管水平以及金融机构的经营能力和竞争力。因此,中国金融对外开放应该是一个有步骤的、渐进的过程。随着经济金融开放的深入,国际资本流动将加快,由此必须加强对国际资本流动的有效管理和合理利用,建立防范国际资本流动冲击的机制。随着国际资本流动加大,必然会对资本项目可兑换提出要求。但是,人民币的自由兑换不能急于求成,应该是一个渐进的历程。

3.探索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选择,加快利率市场化改革进程。中国目前货币供应量与产出、物价之间仍然具有很大的相关性,而且可以通过利率、再贷款、公开市场操作对其加以调节。因此,中国目前仍需把货币供应量作为货币政策操作的中介目标。但是,从长期来看,也要认真探讨其他参照指标,研究新形势下中介目标的选择问题。今后几年中国应该稳步推进人民币利率市场化改革。以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选择奠定基础。

4.加强国内金融监管,建立危机防范与预警机制。货币政策国际协调也体现在对国际金融犯罪的共同治理上。为此,中国要加强国内监管,规范银行业务,实现与国际接轨;还要积极参与国际合作,建立强大的信息网。同时,面对可能发生的金融危机,要建立危机防范与预警机制。

5.采用多种政策工具,实行政策的相机抉择,保证经济目标的实现。我们知道,一国经济内外均衡目标的实现,并不仅仅依靠货币政策,应该同时依靠其他政策,比如财政政策的配合。就是说可以寻求通过财政政策来控制经常性帐户,从而调整汇率。

参考文献:

[1]PierpaoloBenigno,“ASimpleApproachtoInternationalMonetaryPolicyCoordination”,SSRNWorkingPapers,June24,1998.

[2]PaulR.BerginandOscarJorda,“MonetaryPolicyCoordination:ANewEmpiricalApproach”,SSRNWorkingPapers,February25,2001.

[3]ManjiraDattaandLeonardJ.Mirman,“DynamicExternalitiesandPolicyCoordination”,SSRNWorkingPapers,Septermber1996.

[4]LaurenceH.Meyer,BrianM.Doyle,JosephE.GagnonandDaleW.Henderson,“InternationalCoordinationofMacroeconomicPolicies:StillAliveintheNewMillennium?”,SSRNWorkingPapers,April2002.

[5]保罗•克鲁格曼,茅瑞斯•奥伯斯法尔德.国际经济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

[6]何泽荣.入世与中国金融国际化研究[M].成都:西南财大出版社,2002.

[7]戴维•里维里恩,克里斯•米尔纳.国际货币经济学前沿问题[M].北京:中国税务出版社,2000.

[8]凯文•多德,默文•K•刘易斯.金融与货币

经济学前沿问题[M].北京:中国税务出版社,2001.

[9]姜波克.开放经济下的政策搭配[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

开放经济范文篇3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国际货币合作已经得到来自经济学家和各国政策制定者们的越来越高的重视。早在1978年的波恩峰会上，七国集团就已经达成了一套非常详备的合作方案，使我们不能再对该领域内的重要进展无动于衷。在研究中我们常常将货币政策合作（PolicyCooperation）和货币政策协调（PolicyCoodination）交替使用，用以指称涉及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的货币决策机构或决策当局之间某种形式的合作关系。对国际货币合作的基础和有效性问题，从来都存在广泛的争议，支持者麦金农和威廉姆森宣称，目前国际货币体系中无节制的汇率浮动对国内宏观经济管理和物价稳定非常不利，而一国货币政策的目标恰恰是宏观经济和通货的稳定，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并不是目标本身而仅仅是达成目标的手段，对开放经济体而言，有效的国际货币合作值得优先追求。而反对者则阵容更强大，国内稳定是汇率稳定的前提条件已根深蒂固，哈伯勒等则将支持者的论点反转过来，声称应该优先考虑国内的货币稳定，唯其如此这些国家才有能力遵循一种更稳定和更富有预见性的汇率政策，进行国际货币合作才有起码的基础。至今，如何形成有效的国际货币合作机制，并防范其向逆效合作滑落仍是国际经济学有待探索的前治理论。

一、国际货币台作的原因：市场溢出和政策溢出

如果我们承认全球化导致各国在货币经济领域的相互联系和相互影响日益加深，那么一国资本市场的异常波动就可能影响和波及国际资本市场，而国际资本市场危机也可能无法充分隔疫而困扰国内资本市场，这通常被称为市场的“溢出”和“溢入”（MarketSPill－over）。一国货币政策也既可能传递到也可能受制于它国的货币政策，这通常被称为政策的溢出和溢入（PolicySpill－over）。显然市场或政策溢出及相关命题都仅对开放经济体才有意义。鉴于对全球资本市场和对国际货币体系的管辖权的归属模糊不清，人们试图通过国际货币合作来降低上述溢出效应。

基于“货币政策溢出”的国际货币合作理论的代表人物有库珀等。经济全球化的加深导致只有小型开放经济才可以基本不考虑政策的溢出效应，而大国在制订货币金融政策时，就不能不事先考虑相互间的政策溢出并进行政策协调。一般认为，政策溢出效应主要通过贸易渠道和资本流动渠道传递。以贸易渠道为例，一国紧缩性货币政策可能导致进口需求的下降，而其政策溢出则给予其主要贸易伙伴一个外源性需求紧缩；以资本流动渠道为例，一国紧缩性货币政策意味着本币利率上升，而政策溢出则导致向这个国家的资本流动，他国因资本外流而有意外紧缩。库珀的大致结论是：在开放经济下如果不考虑货币合作，则一国政策效能将大为削弱。此后库里，列文和维达里斯等（1987）研究了近年浮动汇率制发展历程后指出，各国力图确保它们宏观政策的独立性可能对世界经济具有破坏性，溢出效应的存在说明各国可以通过国际货币合作来分享合作体系带来福利增进。富兰克尔的基本思路是：所谓政策溢出，是指在经济相互依存不断加深时，一国的政策行为将影响别国的福利函数，而它国的政策行为同样将影响本国福利函数的达成，因此各国彼此割裂和相互冲突的货币政策是不可取的，必须通过货币合作降低整体福利损失，富兰克尔尤其主张以建立起较大的货币区（CurrencyBloc）来作为国际货币合作的手段。

基于“资本市场溢出”的国际货币合作理论的代表人物归功于蒙代尔，他分别讨论了在固定汇率制和浮动汇率制下，资本流动带来的溢出效应，以及一国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搭配问题。目前基于市场溢出的货币政策合作大致有以下几种思路：一是主张国际货币合作可以降低市场和汇率的不确定性，即浮动汇率制在确保了各国货币政策独立性的同时，并不能完全隔疫资本市场的溢出效应，其频繁波动反过来将削弱各国货币政策的效能，各国让渡部分货币主权进行合作可以降低外汇市场和汇率的不确定性，并最终使货币合作参与者受益；二是主张国际货币合作应该有恰当的水平和方式。S．汉和C．瑞因哈特等认为，估计在1992年时，1．7个百分点的利率差才会因溢出效应而引起货币市场间的波动，而现在0．7个百分点的利率差即可达到类似效果，甚至股票市场等其它资本市场的溢出效应也在增加，因此各国必须在会计准则、银行监管、信息披露等方面进行适当的国际货币合作。可见，各国产生在货币领域进行合作的初衷，就在于通过货币合作降低政策或市场的溢出效应，并改善本国货币政策的效能及资本市场的稳健性。

二、国际货币合作的霸权稳定论

基于霸权稳定结构的货币合作理论的始作佣者可能是金德尔伯格（P．C．Kindleberger），霸权稳定论（HegemonicStabilityTheory）并非由金氏提出，而是另一位学者克欧亨尼（R．Keohane）提出的，但金德尔伯格首先将其运用到国际货币合作领域。在其《1929－1939世界性经济萧条》一书中，金氏认为在国际货币领域需要一个霸主以杜绝政策或市场溢出效应，霸主的作用不仅仅局限于充当发行世界货币和充当全球最后贷款人角色，也应为国际货币体系的稳定发挥作用。但除了霸主和附从者之间以霸权稳定结构维持国际货币秩序之外，金氏甚至否认其他形式的国际货币合作的有效性。1973年正是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之际，但金德尔伯格仍然坚称霸权稳定结构是唯一途径，实在具有讽刺意义。此后，克拉斯纳（S．Krasner）和吉尔芬（R．Gilpin）等对霸权稳定论进行了发展。一般来说，霸权稳定结构必须满足下列条件：1、关键国具有足够的经济规模，在国际经济关系中居于主导地位；2、他国相对于关键国地位的明显逊色和对关键国地位的不言自明的普遍默示；3、体系创立伊始关键国通货稳定，且附从国认为其自身货币政策相对于关键国货币政策的从属性和被动性未对自身利益构成威胁；4、霸权体系内的成员存在一定水平的经济发展趋同性。而霸权合作体系则具有一下特点：1、霸权体系的货币合作体现为霸主决定霸权体系的货币政策，其他附从国认同和接受，一旦默示的接受性受到怀疑，霸权结构就从稳定向非稳蜕变；2、霸权体系的货币合作通过制度予以维持和协调；3、霸权必须能够产生类似“公共产品”的收益以抵补附从国牺牲货币政策独立性的成本，当霸权稳定结构的合作收益趋于枯竭时，该体系就将崩溃。

金德尔伯格等提出的霸权稳定结构的缺陷是显而易见的，克欧亨尼随后提出了后霸权合作论。最早运用霸权稳定结构一词的克欧亨尼在其《霸权衰落之后：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合作与倾轧》中指出：“霸权性合作并不构成唯一可能的合作方式”，“霸权后合作也是可能的”，他指出后霸权稳定结构（Post－HegemonicStabilityTheory）的特征是：1、从逻辑上看，霸权不是寡头合作体系中出现货币合作的必要条件，而后霸权体系则是大国间的寡头合作博弈过程，大国间“可以自己提供集体利益”；2、不管是否属于霸权性质，国际体系所依赖的是共同的或互补的利益关系，频繁的政策和市场溢出将促使货币合作的规模和程度更深更广，尽管着重寡头合作的信誉是可质疑的；3、霸权体制本身具有惯性，霸权的衰落并不意味着合作体系的消亡，但体系中霸主将受到寡头的挑战，从而导致霸权稳定结构向后霸权合作体系渐变。此后库纳（R．Copper）、艾治格林（B．Eichengreen）等一起发展了后霸权合作理论。他们将国家分为两类，一类是小型开放经济体，对于它们，其参与国际货币合作的可能选择只有两种对角选择（TwoCornerSolu－tions），要么保持彻底的浮动汇率制度，要么通过钉住单一货币或货币局制度（CurrencyBoardSystem）固定其汇率。这也被形象地比喻为“暴风雨中的风叶”理论，一个国家的汇率安排就好象风叶一样，在金融全球化的暴风雨中，除了将风叶和风车完全脱钩，让风叶随风而转之外，就只有把风叶和风车完全固定，让风叶和风车静止不动。另一类是大国经济，对于它们，没有一国在货币体系中处于支配地位，国际货币事务必须通过合作来解决。这潜在地反映了世界多极化的趋势，此方面典型的例子是西方七国集团的政策合作体系。

从全球角度观察，霸权和后霸权的货币合作模型可以用以下模型概括。如假定全球由n国组成，且各国均有自己的货币和中央银行，并通过固定彼此之间的汇率建立货币体系，假定第n国的货币汇率为1，用Si表示i国货币相对于第n国货币的汇率，△Fi是i国用本币表示的外汇储备变动，由于全球国际收支差额必为零，则有：S1△F1＋S2△F2十S3△F3＋……Sn－1△Fn-1十△Fn＝0。为了维持该系统的相容性，第n国必须既不为其国际收支变动△Fn规定独立的目标，也不应干预市场，以试图确定S1、S2、S3、Sn-1中的任何一个汇率，结果第n国的唯一选择，就是采取“有益疏忽”政策，把△Fn作为国际货币体系的“残差”来决定。因此包含n国成员为了维持汇率和系统的相容性，其可能的路径只有三种：第一种是后霸权合作体系。在n－1国选择其对于第n种货币的汇率并自主国际收支时，第n国必须成为和体系中其他寡头采取合作姿态的“无为的霸主”，放弃其国际收支和汇率政策的自主性；或者相反，第n国执行独立的货币政策，而其余n－1因为维持对n国货币的稳定，它介1的国际收支和本币供给被动地由n国的货币政策所决定，n国成为要求其余附从国服从霸主的“稳定的霸主”。第二种是霸权稳定结构，即在S1、S2、S3，Sn-1、Sn等被货币同盟所确定时，为维持系统相容，各国必须建立区域内的中央银行，并授权它以统一的货币政策保证S1△F1＋S2△F2十S3△F3＋……Sn－1△Fn-1十△Fn＝0的条件；或者至少在货币政策、汇率和国际收支方面进行非常密切的政策协调，这正是欧盟的德洛尔解法（Delors’SApproach）。第三种，为n国引入第n＋1个约束变量，即“外部驻锚”（ExternalArchor），这样n－1个汇率和外部驻锚的价格是外生的，第n种货币供给才可能成为内生，系统方才具有相容性。但既然全球是n国组成的，故已不可能引入第n＋1个约束变量，这种解法只有在n国是趋于货币同盟而不是全球货币联盟时才可能存在。

三、国际货币台作的博弈分析论

在国际货币合作分析中引入博弈论工具的代表人物是滨田宏一（Y．Hamada）等。从广义上讲，国际经济政策协调在货币领域的表现，指“各国充分考虑国际经济联系，有意以互利的方式调整各自经济政策”的过程，而国际货币合作则是政策协调在货币领域的表现，这一过程在协调范围上有较大的可伸缩性，滨田定一（Y．Hamada，1985）用博弈论直观地说明了两国条件下的政策协调过程。下图中，横轴代表国1的政策工具I1；，越右表示国1相对货币政策越为宽松的财政政策；竖轴代表国2的政策工具I2，越上表示国2相对货币政策越为宽松的财政政策。{U*｝是国1的具有同等福利程度的无差异曲线的集合，即在每一条无差异曲线U*1；上各点的福利是相同的，但距离最佳福利点B*越远的无差异曲线所表示的福利程度越低，即U*i＋1＜u*i；类似地，{U^i}表示国2具有同等福利点程度的无差异曲线的集合，B^表示国2的最佳福利点，并且在图中依然有U^i＋1＜U^；成立。由图可知，滨田宏一分析的依据是相对于一定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越宽松的国家越能获益。

如果不存在政策溢出效应，则各国的无差异曲线可能是直线。在图中，国1的无差异曲线（包括最佳福利点）表现为一系列垂线，而国2的无差异曲线（同样也包括最佳福利点）表现为一系列水平线。这意味着两国自己的政策不会造成对对方的影响，即每一国最优政策的选择是独立于别国最优政策的，各国不必考虑对方采取什么样的政策就能够制定自己的政策以达到最优福利安排。此时各国没有必要展开国际货币合作。但现实中无政策溢出几乎是不可想象的，经济全球化程度越深，一国政策对别国福利的影响更加显著，表现在图上则是使两国原本为直线的无差异曲线变为围绕各自最佳福利点的椭圆形曲线。此时只有使两国无差异曲线相切的货币政策才是有效的，在切点上的政策实现了帕累托最优。因为此时一国福利的改进必须以牺牲另一国福利为代价，这些切点构成的曲线如图所示就是连接两国最佳福利点的契约线B*B^。契约线上的点所代表的政策是国1国2协调的结果。故从博养论角度看，各国必须进行货币合作。

问题是，如果各国拒绝合作会导致什么样的后果？先以国1为分析对象。如果缺乏合作，则对国1而言，国2的政策就是一个既定的函数，其造成的福利结果表现为一条条水平的无差异曲线U^i，由于政策的外部性的客观存在，国1的无差异曲线呈椭圆形曲线。所以，对每一个U^i，国1必须选择一种政策，使得自己的无差异曲线U*i；与水平线U^i相切，切点组成的轨迹构成直线R*，这就是不合作时国1的对策函数。类似地，对国2来说，国1的无差异曲线U*i为一组垂直线，国2为使本国福利最大化必使自己的政策所决定的无差异曲线在与U*i有接触的前提下尽量接近本国的福利最佳点，也即是取与每条垂直的U*i相切的U^i，切点构成的直线R^就是不合作时国2的对策函数。博弈的最终结果是使两国福利的取值在各自反映函数R*和地的交点N上达到稳定。N点是一个稳定的纳什均衡点（NashPoint）。从图一上我们看到，这一点所对应的政策是无效率的，它代表的福利比契约线上进行适当的国际货币合作所对应的任意一点都更远离帕累托最优状态。这说明，在存在政策溢出的前提下，进行国际货币合作将有助于改进参加协调国的福利。

四、国际货币合作的两难：有效合作和逆效合作

除了霸权和后霸权货币合作理论、货币合作的博弈理论之外，还存在其他一些国际货币合作的理论流派，但国际货币合作并不总是有效的，有时反而是无效甚至逆效的。所谓有效的货币合作（ProductiveCooperation），是指成员们通过规则协调或随机协调来参与货币合作时，货币合作的福利产出不仅可以抵销各国所付出的货币政策独立性部分丧失的成本，还可以完全或部分抵销政策和市场溢出带来的损失；所谓逆效的货币合作（Counter-ProductiveCooPeration），是指随着国际经济格局和货币秩序的变迁，货币合作的福利产出逐步下降，当下降到不足以抵补各国所付出的货币政策独立性部分丧失的成本时，货币合作就成为逆效的，此时各国参与货币合作不仅没有降低市场和政策的溢出性，反而还付出了货币政策独立性受损的代价，结果合作不如不合作，原有国际货币合作的制度安排或随机安排在惯性消失后崩溃。人们就不得不经常对货币合作作出评估，以判定其是有效的或逆效的。

基于成本收益法来判定货币合作属于有效或逆效的代表人物是的欧迪兹（G．Oudiz）、J萨克斯（J．Sachs）和罗高天（K．Rogoff）等人。对国际货币合作可能带来的收益并不表示乐观。其开创性研究表明，1984－1986年间，美日德三大国从完全和充分的货币与财政政策协调中的获益还不到GDP的1．5％。这样的结果显然并不能令政策协调的支持者满意。而罗高夫则指出如果政府在货币合作过程中放松了对通货膨胀型货币扩张的约束，那么国际货币合作不仅不能改进福利反而可能使参与国福利降低。在此基础上，列文（P．Levine）＆居里（D．Currie1987）通过使用OECD互连模型的两集团简化版本研究了无信誉政策的不稳定性，指出不讲信誉的政策容易导致过度通货膨胀，从而使福利呈现不升反降的趋势。

基于博弈论来判定货币合作属于有效或逆效的代表人物有滨田宏一和克莱恩（B．Klein）和莱福勒（F．Leffler）等。从博弈论角度观察，货币合作成为逆效的原因有两个：一是搭便车行为。为防止政策溢出，各国采取合作可能改善各国的福利函数，但是货币合作是有成本的，如果合作体系本身缺乏制度化的监督机制，那么合作带来的福利增进就成为类似公共物品的东西，那么货币合作将可能因搭便车行为缺乏制约而失败，即合作为逆效合作。二是国际货币合作的持续性和可置信度问题。由于政府间的货币合作往往时分时合，矛盾重重，因此私人部门对其可持续性持怀疑态度，这在对汇率的联合干预方面尤其突出。

开放经济范文篇4

关键词：对外投资；出口规模；出口结构

当前，对外投资在推进经济转型、外贸发展以及产业结构优化等方面扮演者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对外投资已成为郑州市资本流动的重要形式之一，对郑州市经济和外贸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近年来，国内外学者关于对外投资对贸易的影响做了诸多研究。边婧，张曙霄研究指出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的进口效应和出口效应均显著为正，但对进口的促进效应大于对出口的促进效应。[1]任志成，朱文博通过研究发现，对外直接投资可以促进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进出口贸易。[2]徐文强认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贸易效应主要表现为正相关的贸易互补效应和贸易引致效应。[3]从当前国内研究现状可以看出，国内学者的研究视角更多的以一国作为整体或一个经济区域作为研究对象，从某一城市视角入手来分析两者关系的研究相对较少。因此，本文立足郑州市，不仅从理论上分析对外投资对出口影响的作用机理，并通过实证模型得以检验，有助于郑州市今后经济发展中合理引导企业进行对外投资，优化资源配置，以推动郑州市出口贸易的发展。

一、郑州市对外投资和出口现状

（一）郑州市对外投资和出口规模现状

近年来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带动，郑州市对外投资规模和出口规模不断扩大。由图1可知，2010-2017年河南省对外投资规模不断扩大，2016年之后随着对外投资向理性化、合理化发展，对外投资规模出现下降；而出口规模近十年来呈现不断扩大的态势。综合来看出口规模和对外投资规的变动具有相似性。

（二）郑州市对外投资和出口结构现状

“一带一路”战略的推进，中原经济区的建设以及航空经济的发展，为郑州市经济发展提供极大的发展机遇。郑州市出口规模和出口结构不断优化。由图2可以看出，郑州市出口规模平稳攀升，出口结构不断优化，随着2012年随着经济的复苏，其产品结构优化最突出，出口规模增长幅度最大。2012年后随着经济平稳发展，出口规模和出口结构优化呈现相似的变化趋势。

二、对外投资的贸易效应作用机理

在国家政策的大力扶持下，郑州市对外投资的规模增长十分迅猛。同时，对外投资的质量和水平也逐渐趋于健康化、理性化。正是由于对外投资的多种效应的综合作用，使得郑州市出口规模和出口结构更加合理化。

（一）对外投资对出口规模影响的作用机理

对外投资会产生贸易创造效应，[4]主要分为出口引致效应和市场扩大效应。对欠发达国家地区进行投资，有利于获取资源、市场和区位优势，在这些地区投资建设工厂，需要原材料，需要从投资企业本国或本地区进口，带动了本地区或本市出口，带来出口引致效应。同时对外投资有利于提高在东道国市场的占有率，拓宽东道国对投资企业产品的市场需求，促使本地区出口规模增加。对外投资还会产生进口转移效应和反向进口效应，[5]对外进行投资，原材料、设备从投资企业所在地进行运输，则运输成本会较高，投资企业会选择从东道国进口进而使得投资企业所在地出口减少。总的来说，对外投资的出口规模变动取决于贸易创造效应与进口转移效应、反向进口效应之间力量的较量。

（二）对外投资对出口结构影响的作用机理

企业对外投资可以通过市场扩大效应和国内产业转移效应使得出口结构优化，途径主要有以下两种：第一，企业进行对外投资，随着机械设备的出口，市场规模扩大，进而可以带动服务贸易出口的扩大，进而优化出口结构。第二，企业进行对外投资有利于所在地产业转移，进而促进高新技术产品生产，有利于出口结构的优化。根据以上分析，通过对外投资的贸易创造效应、进口转移效应和反向进口效应以及国内产业转移效应，郑州市对外投资的贸易影响机制如图3。

三、对外投资对郑州市出口影响的实证分析

（一）指标的选取及模型构建

以郑州市对外投资数额odi、和gdp作为解释变量，以郑州市出口额ex、出口结构指数y作为研究中的被解释变量，对上述指标进行对数化处理以减少数据的波动，构建的模型如下：lnext=β0+β1lnodit+β2lngdpt+β3lnfdit+ξt（1）lnyt=β0+β1lnodit+β2lngdpt+β3lnfdit+ξt（2）其中，ext是郑州市第t年的出口额，yt是郑州市t年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占总出口中的比重，odit是郑州是的对外投资额，gdpt是郑州市的生产总值。t指2008，……2018。

（二）模型估计

选取2010—2018年数据，以对外投资额ODIt、国内生产总值GDPt为解释变量，以郑州市出口额ex、出口结构指数y为被解释变量，借助Eviews8进行回归，经整理回归结果如表1所示：根据上面回归结果，得到如下两个回归方程（3）、（4）：lnext=-8.7262+0.1109lnodit+0.6231lngdpt+2.3581lnfdit从回归结果（3）、（4）可知，回归方程的对外直接投资通过了5%显著水平下的T检验，所以对外投资和GDP对出口规模和出口结构有显著影响。其中对外投资每上升1%，出口额提高0.1109%，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占总出口额的比重提升0.1216%。分析回归结果的F统计量的相伴概率可以知道，在1%的显著水平下，回归方程均通过了整体的显著性检验。

（三）格兰杰因果检验

为了分析对外投资、GDP与出口国规模和出口结构之间是否具有因果关系，现在进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其中ODI代表外商直接投资，GDP代表国内生产总值、EX代表出口额，Y代表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占比，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从上面的检验结果可知，在5%的显著水平下，由于0.0461低于5%，原假设被拒绝，即对外投资是出口规模变动和出口结构优化的原因。同理，GDP和FDI亦是出口规模变动和出口结构优化的原因。

（四）实证结果分析

经过实证分析检验，对外投资每上升1%，出口规模随之提高0.1109%，出口结构优化0.1216%。可以看出，对外投资、生产总值和外商直接投资对出口规模和出口结构均有正向影响，其中对外投资相对于生产总值和外商直接投资对郑州市出口规模和出口结构影响较小。此外，对外投资对贸易结构优化的促进效应大于对贸易规模的促进效应。总的来说，对外投资对郑州市出口规模和出口结构具有促进作用。

四、结论

对外投资推动了郑州市出口，促进了出口结构的优化。在ODI的贸易创造效应、进口转移效应、反向进口效应和产业转移效应的作用下，郑州市不断引导资本流动，创造新的贸易，促进产业转移，以促进出口结构合理化，出口规模的增长。在今后的对外投资中，郑州市可以采用以下举措来促进贸易的发展：第一，政府层面应该发挥引导作用，为企业进行对外投资创造良好的环境，协调好对外投资中的财政、金融、税收政策，鼓励企业进行对外投资。第二，企业应审时度势，在对外投资过程中不断地加强对技术的吸收、研发、改造、创新，增强对外投资的竞争优势。此外，抓住时机调整好对外投资策略，转移本市过剩产能的产业，同时形成对外投资与本市产业链的对接。

参考文献：

[1]边婧，张曙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贸易效应———基于“一带一路”倡议的研究[J].北京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5）：34-44.

[2]任志成，朱文博.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进出口贸易关系———基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实证分析[J].南京审计大学学报，2018（5）：103-111.

[3]徐文强.中国企业OFDI对母国出口效应的实证研究[J].现代商业，2019（8）：62-63.

[4]韩家彬，贺洋.农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母国出口贸易效应———基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比较分析[J].辽宁工程技术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2）：81-88.

开放经济范文篇5

关键词：国际金融风险；风险指标体系；监测预警模型。

经济全球化是新世纪世界经济发展的根本特征，也是不可逆转的经济和社会进步的总趋势。金融国际化、金融自由化将推动各国金融制度和金融市场结构走向趋同。随着中国金融市场的开放，在金融效率提高、金融和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同时，我们所面临的国际金融风险也将加大，防范与化解国际金融风险成为金融工作的重点。为此，在搞好自身的金融安全、确保国内金融体系的健康运行、正确选择适当的汇率制度、准确掌握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下自由兑换的进度、选择正确的宏观经济政策组合等前提下，通过国际金融领域的协调与合作，建立一个完善的国际金融体系十分必要。为了更好的防范和管理国际金融风险，本文提出了一个国际金融风险监测预估模型。

一、建立一个金融风险的监测预估指标体系

根据规范性、综合性、灵敏性、互补性和可操作性等金融风险监测预警指标体系的设计原则，结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于1996年建立的金融市场预警系统要求182个成员国及时提供重要指标，我们在预警体系建立的构想中，除了要求各国宏观经济指标的资料外，还应该有反映金融体系变化的指标以及地区外部环境的指标。借鉴国际经验，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从宏观上监测、防范金融风险，应设置一些与经济运行密切相关的、反映金融体系变化的金融相对量预估指标。这一指标体系应包括三大部分指标：国内宏观经济指标体系、国内金融风险指标体系和金融风险外部环境指标体系。三类指标具体内容如下（各个指标后面的字母数字是为下面计算风险当量所设定的代号）：

1.国内宏观经济指标（G1）。大体上包括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G1.1）；通货膨胀率(%)（G1.2）；货币供给增长率（包括M0、M1和M2的增长率）（G1.3）；财政赤字占国内生产总值之比（G1.4）；国内储蓄占GDP之比（G1.5）；外商直接投资额占GDP之比（G1.6）；出口占GDP之比（G1.7）；外汇储备所能支持进口额月份数（G1.8）；经常项目赤字占GDP之比（G1.9）；外债结构指标（G1.10）（有：外汇储备占短期外债之比（G1.10a），短期外债占外债总额之比（G1.10b），负债率（G1.10c），偿债率（G1.10d））；总外债与出口值之比（G1.11）；国际储备与进口值之比（G1.12）；货币化程度指标，即M2占GDP的比例（G1.13）；实物资本与金融资本或虚拟资本的比例（G1.14）；消费率或积累率（G1.15）；货币汇率波动幅度（G1.16）等。

2.微观金融风险指标（G2）。大体上包括资本充足率指标（G2.1）；流动性风险指标（G2.2）（包括：存贷款比例（G2.2a），资产流动性比例（G2.2b），备付金比例（G2.2c））；银行不良贷款比率（G2.3）（包括：损失类贷款比率（G2.3a），可疑类贷款比率（G2.3b），次级类贷款比率（G2.3c））；金融机构海外借款占总存款的比例（G2.4）；金融机构向房地产行业放款占总放款比例（G2.5）；银行同业市场资金拆借利率波动率（G2.6）；银行业风险监测性指标（G2.7）（有：加权风险资产比例（G2.7a），外汇资产比例（G2.7b），利息回收率（G2.7c），资产利润率（G2.7d））；国内证券市场吸收的外国资本数额（G2.8）；股票市场股价指数变动率和日均交易量（G2.9）等。

3.外部环境指标（G3）。大体上有国际资本流入流出量（G3.1）；国际资本在地区结构分布方面的变动（G3.2）；主要相关国的短期利率和汇率变动（G3.3）；主要相关国与本地有关的金融、贸易和投资政策的变动（G3.4）；主要相关国对本地直接投资和证券投资的变动（G3.5）等。

但在评价时应注意上述各项指标尤其是经济增长率和通货膨胀率在不同的国家和同一国家的不同发展阶段，数值是不相同的。也就是说，其横向可比性与纵向可比性都不是很准确。

二、建立量化分析模型

定量地测定国际金融风险当量(Riskexposure)是建立预警体系的客观要求，注意到上述指标体系框架中，大部分指标存在有经验数据，这对我们采用专家评判求得客观结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考虑到各指标对总体金融风险贡献的非线性性，我们的量化过程分为两个阶段：单指标超限预警检验和综合预警评判。

1.单指标超限预警检验

当某一项指标值极为突出，此时无论其它指标值处于何种状态（良好或突显），都有极大可能引起国内或国际金融风险，即此时的国际金融风险当量主要取决于此项指标值，与其它指标值关系不大。这是由指标体系结构的非线性引起的，但我们也因此可将复杂的评估体系简化为单指标检验和评估。

例如：当资本充足率指标大大低于8%时，则认为有充足的理由相信将有可能导致金融风险；再如，当偿债率大大超过20%时，同样应该引起决策层注意。

此步骤虽然简单，却很重要，因为它是下一步得以执行的先决条件。我们这里判断“极为突出”的基础是经验值，是人类长期知识积累的结果，也可以认为当指标值超出经验值范围时，被认为是不能容忍的，相应的国际金融风险当量可以认定为最大值。

2.综合预警评判

单项指标检验剔除掉了指标间的严重非线性关系，使此步骤内所研究的指标值均处于正常范围内。但同时这一范围内各指标间关系高度相关、相互影响，单独那一指标均无法形成对国际金融风险的独立判断。为此我们利用专家知识，借助层次分析工具，构造综合预警评判模型，方法如下。

设国际金融风险当量为R，则R=w1G1+w2G2+w3G3（1）

其中G1、G2、G3分别前述的一级指标，而w1、w2、w3为对应的权重。权重的确定是专家综合判断、填写判断表的过程，在一般管理方法书籍中均可找到，不再赘述。

而（1）式中的G1、G2和G3分别为

G1=w1.1G1.1+w1.2G1.2+…+w1.16G1.16（2）

G2=w2.1G2.1+w2.2G2.2+…+w2.7G2.9(3)

G3=w3.1G3.1+w3.2G3.2+…+w3.5G3.5(4)

（2）、(3)和(4)中的W1.1…W1.16，W2.1…W2.9和W3.1…W3.5为对应的二级指标的权重。

同理，二级指标G1.10、G2.2、G2.3和G2.7分别为

G1.10=w1.10aG1.10a+w1.10bG1.10b+w1.10cG1.10c+w1.10dG1.10d

G2.2=w2.2aG2.2a+w2.2bG2.2b+w2.2cG2.2c

G2.3=w2.3aG2.3a+w2.3bG2.3b+w2.3cG2.3c

G2.7=w2.7aG2.7a+w2.7bG2.7b+w2.7cG2.7c+w2.7dG2.7d

式中所有权重确定方法是统一的层次分析法，其优点在于能对专家判断的一致性进行检验，避免出现对复杂问题的某一方面的偏见。

至此，总的国际金融风险当量R可以表示为指标的逐层加权和，具体预警和监测时只需搜集最基层指标（如G1.4、G1.5、G2.2a等不再分解有下层指标的指标）的现实值，逐层代入上述公式即可得R。

需要注意的是，对基层指标值，实践中应该加以归一化处理，即把所可能出现的取值范围等比例折算到0到1区间内，这样处理使得各指标值均为无量纲单位，且结果值R也在0到1范围内，保证了综合评判R，进而进行预警和监测的规范性。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该体系模型体现了规范性、综合性、灵敏性、互补性和可操作性的原则要求。此外，我们还应注意：上述数值权重值不仅取决于专家的知识，也随不同国家和地区及时段而异。[NextPage]

三、金融风险预估监测体系模式的运作

当然，仅有预警指标(甚至说这些指标还不够完善)，没有建立相应的组织、制度体系，便难以对国际金融运行实行有效的监督，所以，建立起金融风险预警组织和监督机构，并健全法规形成预警制度体系，最后形成国际性的金融风险预警网络。

金融业本就是一个技术性强、利润丰厚、竞争激烈因而存在高度风险的领域。想造就一个无风险的金融运行体系，这在任何国家都无实现的可能。金融风险是客观存在的，这也是集合风险、管理风险、谋求盈利的金融组织存在的原因。所以，追求金融安全只能是将金融风险控制在可能引致危机的临界点以下。为了阻止金融风险向金融危机转化，从统计角度来考察，主要是建立金融风险的监控和预警系统的指标体系，监测可能产生金融风险的动向与征候，及时为政府宏观调控提供决策依据。在我国构建金融风险预警系统，应建立严格、完善的统计报告报表制度；各层次的监测预警组织机构在收集到各阶层被监测金融机构上报的资料后，进行整理、汇总和分析，并运用金融风险预警指标，预测出各家金融机构所面临的风险程度，然后找出有问题的金融机构，及时将金融风险反馈给金融机构，向有问题的金融机构发出警号，提醒有问题的金融机构及有关部门予以高度警惕，并采取有效措施化解其金融风险，政府根据金融企业风险程度的差别而实施分类管理。

图金融风险预估监测体系模式的运作示意图

开放经济范文篇6

本文作者：谭冰工作单位：广西科技大学

广西工业产业结构调整所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广西作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前沿阵地，东盟各国产业的调整、经济的快速增长，使广西工业产业结构面临着很大的调整压力。因此，调整工业产业结构，促进经济快速增长显得尤其重要。广西需要利用先天的地理优势，增强与东盟国工业结构的互补，发展优势产业，加大投资优势不足的产业。区域内的产业分工促进广西工业产业的快速发展从产业分工的角度看，双方的降税进程将促进广西与东盟的产品和产业分工的发展，有助于广西一些产业、行业生产规模的扩大，从而获得规模效益，提高生产效率。在资本密集型产业方面，中国—东盟自贸区建成将使广西的工业产业相对东盟新成员国的竞争优势得以发挥。而在劳动密集型产业方面，中国—东盟自贸区建成，将使广西的工业产业相对东盟老成员国的竞争优势得以发挥。明显的区位优势奠定广西与东盟合作的基础广西与东盟毗邻，是中国唯一与东盟海陆相接的省区，又处于华南经济圈、西南经济圈与东盟经济圈的结合部和中国—东盟自贸区与泛珠经济圈的中心点位置。而便利的公路、铁路、海运、航空和边境口岸，使广西成为中国内陆省份到东盟地区海陆空交通运输距离最短、时间最省的必经区域，也是东盟进入中国的重要门户。中国—东盟自贸区建成后，广西的这一独特优势更有利于企业广借外力，即引入泛珠、东盟国家先进的技术、设备、管理模式和资金来增强自身的产业基础，提高广西的产业素质，同时又可以向东盟欠发达国家输出我区的产业，如通过鼓励有实力的企业“走出去”投资办厂，促进产业链的延伸，从而推动我区工业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显著的战略地位提供广西与东盟合作的保障永久性落户于广西南宁的中国—东盟博览会，以及近年来蓬勃发展的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中国—东盟经济合作论坛成为部级、高层次、大规模、综合性的交流合作平台。2008年国务院批准实施《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发展规划》，标志着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将成为中国与东盟间，第一个“重要国际区域经济合作区”。2009年后开始陆续分期封关运作和拓展功能的钦州、凭祥等四个保税监管区，进一步加大了广西外向型经济对工业产业的辐射作用。2012年国务院正式批准设立中国—马来西亚钦州产业园区，该产业园区的开工建设，为广西加强与东盟国家的联系起到良好示范效应。中国—东盟自贸区的建成提高了广西对外开放程度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成，要求广西用开放的眼光重新审视广西产业的发展，要求广西尽快建立更为开放的产业体系。这有利于广西促进原有封闭式产业体系向开放式产业体系转变，有利于通过资源的集聚和整合以及产业集群的建立，促使广西在认真分析自身产业的比较优势和东盟国家产业优劣势基础上，能科学地选择一些基础较好，又具备资源优势的产业如汽车、铝、锰、糖、蚕丝绸、医药、珍珠等，建立形成广西的优势产业集群。广西与东盟全面对接导致广西工业竞争压力较大中国—东盟自贸区建成从体制、政府职能、观念、发展环境、市场机制、配套设施、人才培养等方面对广西的经济增长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果广西不能及时调整产业发展方向以适应外在变化，非但不能充分把握机遇，更严重的恐怕是被排挤、被边缘化。广西经济水平与东盟多数国家接近，工业产品结构相似，竞争多于互补。虽然广西工业已拥有制糖、有色、冶金、电力、汽车、机械、建材、食品、医药等一批优势产业，但优势限于资源型和初级加工型，深加工及精加工缺乏，上下游产业链不完整，产业附加值不高，竞争力不强。而且中国-东盟自贸区建成后，在广西与东盟成员国的边境贸易与国际贸易中，边境与内地经济政策拉平，使广西边境贸易失去原有的贸易优势和政策优势，将严重影响广西工业产品的出口贸易。争夺外资的竞争日益激烈广西引进外资的主要来源是欧美等国家，与东盟外资来源雷同，加上经济水平接近、地理和气候相似，竞争必然激烈。自由贸易区的建立，使东盟投资环境大大改善和升值，对外资吸引力增加。由此将使广西的外资来源渠道减少，并使原本投向广西的外资转向东盟。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框架下广西工业结构调整思路

针对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成后，广西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在立足自身发展的基础条件下，广西工业产业发展的思路，更应该站在中国—东盟自贸区的区域经济合作背景的高度上去重新考虑工业产业的发展对策。以开放合作促发展，实施“产业兴桂”战略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成为广西与东盟的发展提供一个难得的合作与开放新契机，使广西的工业产业能充分的利用独特的区位优势和地缘优势；利用近7000种零关税产品以低成本的优势，较快的融入到东盟自贸区经济合作中去，通过加强双方产业的合作，推动广西经济的跨越式腾飞。为此，我们应加强自身综合素质的提高，坚持以开放合作促发展，以“产业兴桂”为目标，认真研究东盟国家产业的优劣势，科学分析广西与东盟的竞争性与互补性，在《关于做大做强做优广西工业的决定》和40个配套文件的指引下，明确优先重点发展14个千亿元产业，大力发展四大新兴产业，形成“14＋4”的产业集群。确定广西未来十年广西工业化发展路径。努力通过开放促进国内外产业合作，通过开放吸引国内外资源向广西聚集，通过合作增强区域间上下产业链的延伸，实现我区与东盟双方产业合作的共赢。以产业转移促优化，推动广西工业结构跨越式发展产业转移是国际间或地区间产业分工形成的重要因素。广西在经济发展水平，以及资金、管理、技术和产业结构层次等方面，与东盟发达地区存在着较大差距。有利于用优势区域来吸引和承接东盟新加坡、马来西亚的电子、石油化工、高端制造业，高新技术、信息产业、生物技术等优势产业转移，促进本地产业链的升级。而广西与东盟的越南、老挝、缅甸、柬埔寨之间又明显存在着经济结构的阶梯差异，双方互补空间极大，进行双边合作的前景广阔。广西凭借这些优势向东盟欠发达地区输出本地的优势产业技术和产品，如钢材、五金机电、微型汽车、农用车、制糖、中医药、纺织品、建材等。广西与东盟各国在各自工业化过程中参与程度越深，越有利于推动广西工业结构在新的一轮调整中跨越式发展。以沿海战略为主线，提高产业集群效益随着《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发展规划》深入实施，广西与东盟自贸区合作的突破口应以发展沿海区域战略、提高产业集群效益为主线，重新调整沿海工业园区集聚功能布局，确立沿海产业发展重点，强化产业优化升级的目标。以沿海工业带形成优势集群，有序的积极承接东盟发达国家和国内沿海区域大型工业区优势产业的辐射，通过双向承接国内和东盟的产业转移，形成沿海区域园区产业集群发展优势。在产业布局上，以港口为依托重点选择临海重化工业，如能源、石化、钢铁、铝加工、船舶修造、林浆纸等，充分发挥优势产业的经济和竞争优势，建立能源、石化、有色金属产业集群，利用广西、东盟沿海丰富的海洋资源和沿海区域优势建立海洋高新技术产业集群，如先进的海洋环保产业、电子信息产业、生物工程产业等；提高新兴海洋绿色产业的发展能力，重点发展海洋生物、海洋绿色能源、海洋化工等；通过以上产业布局和发展，逐步形成广西沿海优势产业集群工业带，提高产业集聚效应。以现代物流为基础，推进“国际大通道”建设以现代物流的产业化意识，加强与周边省份和东盟的物流产业对接，通过加强对周边的辐射功能和集聚功能，增强广西工业产业的发展条件，这是目前广西与东盟区域经济合作实践的重点。也是未来广西经济新的增长点。首先是强化物流基础设施建设。加快物流园区建设。为了适应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立的需要，北海、钦州、防城港等沿海城市和凭祥、东兴等沿边口岸城市，南、柳等中心城市的物流园区建设要抓紧搞好。包括与车站、港口、机场相连的路网、仓库、物流中心、送配中心、站场、信息网络设施、运输工具机械等都要配套，以适应货物储运增加的需要。其二是强化物流中心和送配中心建设。(1)把北海、钦州、防城港、凭祥、东兴等五大物流中心建设好。以此形成不断的联线网络，加快物流流通速度和提高经营管理水平。(2)把两南宁、柳州把两大配送中心建设好。这样，远可以发挥物流业承东(广东、华东)接西(西南、西北)的作用，近可为广西沿海、沿边区域性物流中心的后盾，是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物流平台的有力支撑。其三是强化国际区际物流服务。凭借口岸经济，开拓国际区际物流市场。北海、钦州、防城港等沿海城市和凭祥、东兴等沿边口岸城市，凭借区域经济，扩大区际物流服务。凭借城市经济，发展物流服务。

开放经济范文篇7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

**地区是我国综合实力最强的区域，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中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和带动作用。改革开放特别是推进上海浦东开发开放以来，**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巨大成就，对服务全国大局，带动周边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积累了丰富经验。在当前国际经济环境发生重大变化、国内各项改革深入推进的新形势下，为进一步推进**地区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现提出以下意见：

一、进一步推进**地区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意义、总体要求、主要原则和发展目标

（一）重要意义。**地区包括上海市、江苏省和浙江省。进一步推进**地区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有利于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和整体经济素质；有利于增强对中西部地区的辐射带动作用，推动全国区域协调发展；有利于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增强我国国际竞争力和抗风险能力；有利于推进体制创新，促进建立健全充满活力、富有效率、更加开放的体制机制。

（二）总体要求。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进一步解放思想、与时俱进，进一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着力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着力增强自主创新能力，着力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着力提高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水平，着力促进社会和谐与精神文明建设，实现科学发展、和谐发展、率先发展、一体化发展，把**地区建设成为亚太地区重要的国际门户、全球重要的先进制造业基地、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世界级城市群，为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实现现代化做出更大贡献。

（三）主要原则。坚持科学发展，努力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切实加强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推进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坚持和谐发展，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坚持率先发展，加强与周边地区和长江中上游地区的联合与协作，强化服务和辐射功能，带动中西部地区发展；坚持一体化发展，统筹区域内基础设施建设，形成统一开放的市场体系，促进生产要素合理流动和优化配置；坚持改革开放，继续在体制创新上先行先试，率先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取得突破，为又好又快发展提供制度保障。

（四）发展目标。到2012年，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服务业比重明显提高；创新能力显著增强，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大幅提升；区域分工和产业布局趋于合理，对外开放的质量和水平明显提升；单位地区生产总值能耗低于全国平均水平，重点地区生态环境恶化的趋势得到遏制；社会保障体系覆盖城乡，公共服务能力进一步增强，基本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

到2020年，形成以服务业为主的产业结构，三次产业协调发展；在重要领域科技创新接近或达到世界先进水平，对经济发展的引领和支撑作用明显增强；区域内部发展更加协调，形成分工合理、各具特色的空间格局；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得到有效控制，单位地区生产总值能耗接近或达到世界先进水平，形成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环境；社会保障水平进一步提高，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再用更长一段时间，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

二、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努力形成以服务业为主的产业结构

（五）优先发展面向生产的服务业。加快以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和国际金融中心为主的现代服务业发展。进一步整合港口资源，加强港口基础设施、集疏运体系建设，加快发展现代航运服务体系，努力提高管理水平和综合服务能力，尽快建成以上海为中心、以江苏和浙江港口为两翼的上海国际航运中心。依托区域综合交通网络，大力推进现代物流业发展。积极探索金融机构、金融产品和服务方式等多种金融创新，健全多层次金融市场体系，引进和培育高层次金融人才，大力改善金融业发展环境，提高金融服务业发展水平。扶持和培育技术创新型第三方服务企业，大力发展科技服务业。运用信息技术和现代经营方式改造提升传统商贸业，加快现代商贸业发展步伐。整合建立区域内综合性的软件服务公共技术平台和公共信息应用平台，培育创新型特色化的软件服务和信息服务企业，积极发展增值电信业务、软件服务、计算机信息系统集成和互联网产业。

（六）积极发展面向民生的服务业。大力发展旅游业，进一步拓展市场、整合资源，建设世界一流水平的旅游目的地体系。加快发展广播影视、新闻出版、邮政、电信、文化、体育和休闲娱乐等服务业。积极扶持电子书刊、网络出版、数字图书馆、网络游戏、电影特技制作、数字艺术设计、数字媒体、虚拟展示等新兴数字创意产业发展。

（七）大力改善服务业发展环境。加快建设区域服务业联动机制，开展多方面的交流与协作。研究建立区域现代服务业标准规范体系，加强面向现代服务业技术、产品与服务的认证机制建设。加快建立市场化运作的企业和个人信用服务体系，制定行业标准，完善监管制度。大力开展现代服务业人才培训与职业教育，多层次培养现代服务业复合型人才。

三、全面推进工业结构优化升级，努力建设国际先进制造业基地

（八）做大做强高技术产业和优势支柱产业。继续巩固和提高实体经济发展水平，集中力量积极发展电子信息、生物、新材料、新能源等战略性高技术产业，培育更多新的增长点。进一步做大做强石化、钢铁、汽车、船舶及先进装备制造等优势支柱产业，加快形成核心关键技术和提升规模水平。大力发展总部经济和研发、设计、营销中心，促进产业链条向高端延伸。加快淘汰落后生产能力，积极推动传统产业的升级改造和梯度转移。大力培育建设与全球先进制造业基地相适应的优秀经营管理人才和高级技工队伍。

（九）进一步优化空间布局。以沪宁、沪杭甬沿线为重点发展具有先导效应、发展潜力大的电子信息、生物、新材料和先进装备制造等产业；在沿江、沿海、杭州湾沿线优化发展产业链长、带动性强的石化、钢铁、汽车、船舶等产业。促进企业向产业带集中、向园区集聚，引导关联企业集聚发展。加快连云港、温州等发展潜力较大地区的发展，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带动江苏沿海、东陇海沿线、浙江温台沿海、金衢丽高速公路沿线发展。

（十）进一步提升企业竞争力。鼓励和支持优质资本、优势企业跨行政区并购和重组。在电子信息、石化、钢铁、汽车、船舶、装备制造、轻纺、商贸、旅游等重点领域和优势行业，加快培育形成一批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世界级品牌、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企业，形成以大企业为龙头，中小企业专业化配套的协作体系，提升产业整体素质，增强竞争能力。

四、统筹城乡发展，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十一）大力发展现代农业。着力发展高附加值的特色农业、设施农业、生态农业、观光农业、都市农业和现代养殖业。支持创建名优品牌。充分发挥江苏沿海等地区滩涂资源丰富的优势，建立现代农业示范区，积极发展规模化高效农业。稳定发展粮食生产，积极推进大型优质商品粮基地建设。依托沿江靠海的优势，发展现代渔业。积极改造和提升传统农业，大力提高农业机械化水平和土地集约利用水平。加强优势农产品产业带和规模化养殖基地建设。大力支持农业产业化经营和标准化生产，培育一批带动能力强的龙头企业。鼓励扩大农产品出口，进一步做大做强外向型农业。

（十二）加快完善农业生产、经营、流通等服务体系。加快培育生产性的专业服务组织，构建新型农业服务体系。大力发展农村现代物流，在农村培育一批大型流通企业。积极培育、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和农业行业协会、学会等各类组织，加快农业信息服务网络建设。改善农村金融服务，发展农村信用担保和农村小额贷款，加快建立农业保险体系。

（十三）全面深化农村改革。坚持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稳定和完善土地承包关系，按照依法、自愿、有偿的原则，健全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有条件的地方可以适度发展多种形式的规模经营。深化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探索集体经济有效实现形式。加快农村投融资体制改革，合理划分各级政府的财政投入职责，加大政府对农业和农村的投入，引导各类资本进入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和合理开发未利用农业资源。建立健全多层次、广覆盖、可持续的农村金融体系，不断完善对“三农”的金融服务。扎实推进农村综合改革，强化乡镇政府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逐步建立起精干高效的农村基层行政管理体制。建立健全村民自治机制，完善村民一事一议制度，积极推进奖补措施，推广民主恳谈会、村民议事会等有效的民主形式。

（十四）稳步推进城乡一体化进程。统筹城乡基础设施建设，推动城市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和现代文明向农村延伸。进一步做好村庄规划，节约农村建设用地。加强城市饮用水安全保障工作，加快实施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建设和中小河流及湖泊河网水环境整治，推进农村节能减排，加强城乡绿化美化一体化建设。统筹城乡社会事业发展，逐步实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全面落实被征地农民基本生活保障制度，确保做到即征即保，探索建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积极做好城乡社会保障制度的统筹衔接。提高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水平，逐步实行城乡统一的低保制度。统筹城乡劳动就业，逐步建立城乡统一的人力资源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就业制度。

五、大力推进自主创新，加速建成创新型区域

（十五）构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区域创新体系。抓紧编制自主创新规划，加快构建技术创新体系。引导创新要素向企业集聚，支持有条件的企业建立技术研发机构和创办海外研发机构，鼓励有条件的企业与高校、科研院所建立技术创新战略联盟。整合自主研发力量，建设一批一流的研究型大学、科研机构和创新型企业，加强国家重点实验室、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国家重大科学工程的建设，建设开放共享的科技基础条件平台和产业共性技术研发试验平台。构建区域创新网络，建立和完善技术转移转化的公共服务平台和中介服务机构，重点办好若干区域性重点科技园区。实行科技资质互认制度。

（十六）实现关键领域和核心技术的创新突破。重点推进电子信息、生物、先进制造、新能源、新材料、航天航空等领域的自主创新，加强区域联合协作，共同攻克产业核心技术、共性关键技术，组织开展新技术开发和推广示范。充分发挥高新技术产业园区在产业集聚和创新载体方面的作用，协同推进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支持区域联合承担国家重大科技专项。

（十七）营造鼓励自主创新的政策环境。加大财政对竞争前技术和共性技术研发、引进技术消化吸收再创新、初创型科技中小企业的引导性投入。抓好企业研发费用税前抵扣和高新技术企业优惠政策的贯彻落实。进一步改善创新创业投融资环境，鼓励发展创业风险投资和私募股权投资，支持区域内部级开发区中高新技术企业进入股权代办转让系统，鼓励发展金融租赁业，积极发展小企业信用担保体系。推动形成市场化、专业化的创新服务体系。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加强知识产权的集成、运营和管理。

（十八）加强创新型人才的培养和引进。调整完善高等教育的学科布局和专业设置。鼓励企业依托高等院校、职业院校和科研机构，建立区域高新技术和高层次应用型人才、高技能人才培养基地。加强国际合作交流，发展和完善多种形式的科技创新人才国际化培养模式。加大人才引进力度，重点引进高层次人才、高科技人才以及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紧缺人才。

六、走新型城市化道路，培育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世界级城市群

（十九）构建完备的城镇体系。加快建设以特大城市和大城市为主体，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合理发展的网络化城镇体系。发展基础较好、已初步形成城市带的各个城市，要进一步密切相互间的经济、技术、文化联系，促进要素流动和功能整合，发挥同城效应。苏北、浙西南等开发强度相对不高、发展潜力较大的地区，要大力引导产业、人口有序集聚，形成新的城镇发展带。

（二十）完善和提升各类城市功能。继续发挥上海的龙头作用，加快建成国际经济、金融、贸易和航运中心，进一步增强创新能力和高端服务功能，率先形成以服务业为主的经济结构，成为具有国际影响力和竞争力的世界城市。进一步提升南京、杭州等特大城市的综合承载能力和服务功能，扩大辐射半径。其他大城市要按照自身优势，形成特色，提升功能。中小城市和小城镇要进一步增强实力，完善服务功能。

（二十一）提高城乡规划和建设管理水平。合理规划城市规模，优化城镇建设布局。严格控制新增建设用地规模，促进城镇集约紧凑发展。统筹规划建设城镇供排水、供电、通信、垃圾处理和覆盖城乡的区域性防洪排涝、供水、治污工程等重大基础设施。加强城镇防灾减灾和应急管理能力建设。统筹新区开发与旧城保护，切实维护城镇历史文化风貌。

七、积极推进重大基础设施一体化建设，增强区域发展的支撑能力

（二十二）完善综合交通运输体系。铁路要以客运专线和城际轨道交通建设为重点，加快区域对外通道、区域内省际通道、城际快速通道以及跨长江通道、重要枢纽客运设施等建设，优化路网结构，提高路网质量。公路要以加强关键工程和断头路段建设为重点，加快国家高速公路网建设，加强区域对外通道、区域内省际通道、重要的城际快速通道、跨海湾和跨长江通道及重要疏港高速公路建设。抓紧编制实施沿海港口发展总体规划，加强港口群协调发展。提高长江“黄金水道”、京杭运河等高等级航道通航标准，完善集装箱运输系统、外贸大宗散货海进江中转运输系统、江海物资转运系统和客运系统。积极推进空域管理和使用方式改革，科学利用空域资源，加强航空枢纽与配套支线机场建设。

（二十三）构建区域能源安全体系。进一步优化能源结构，鼓励发展可再生能源和清洁能源。加快石油、天然气基础设施建设，共同推进石油和液化天然气码头建设，完善油气输送管道网络，加强油气战略储备，加快建设区域石油流通枢纽和交易中心，研究建立区域天然气交易中心。改善煤炭运输条件，研究规划建设大型储煤基地。优化电力基础设施建设与布局，重点在沿海、沿江地带布置电源点，加快西电东送、北电南送和皖电东送输变电线路等的规划和建设，建设过江电缆通道。加快核电的规划和建设，进一步做好江苏沿海等地区的风电项目规划建设。

（二十四）改善水利基础设施。按照水资源和水环境承载能力，统筹协调区域水利基础设施建设，构筑防洪减灾体系、水资源合理配置和高效利用体系、饮用水安全保障体系以及水生态环境保护体系。加快实施太湖流域第二轮治理、长江口综合整治、淮河治理和沿海防浪堤及防护林等重点工程建设，加强城市防洪排涝能力建设，继续实施病险水库除险加固，加强蓄滞洪区建设和管理，加强低洼易涝地区和山洪灾害易发区综合治理。加快水源工程等水资源调蓄和配置工程建设，继续加强重点地区、重点城市河湖治理和水生态修复工程建设。加快水文、水资源和水环境实时监控系统建设。加强水资源统一管理，完善流域综合管理体制。

（二十五）改进和健全信息基础设施。统筹规划，加快推进区域信息一体化，统一数据标准，完善信息资源共建共享机制。完善信息网络基础设施，不断提高网络性能和技术水平，务实推进“三网”（电信网、广播电视网、计算机网）融合，组织推进光纤接入等高速接入技术的试点，促进传统电信网向宽带综合信息服务网络发展，强化网络信息安全与应急保障基础设施建设。加快区域空间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地理空间信息社会化应用与共享程度。推进综合性网络应用工程、公益性信息服务工程、企业信息化等重点应用项目建设。促进高速公路电子收费系统、交通信息联网、危急抢险信息联网建设。

八、推进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全面提高可持续发展能力

（二十六）提高土地节约和集约利用水平。坚决实行最严格的土地管理制度，严格执行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土地利用年度计划，切实保护耕地和基本农田，加强土地资源需求调控，实行更严格的区域土地供应政策和市场准入标准，制定并实行合理的新建项目土地使用率标准，严格控制新增建设用地。加强对存量建设用地的调整和改造，加大对闲置土地行为的处罚力度，积极盘活闲置和空闲土地。积极开展土地复垦，大力加强农村土地整理，适度开发宜耕后备资源。加强围海造地的管理和调控，合理有序开发利用滩涂资源。

（二十七）全面推进节能降耗。加强区域产业政策和环保政策的衔接，完善节能减排地方性法规。对新建、改建、扩建等涉及新增能力的项目，率先实行国际先进水平的能耗、物耗、水耗等标准。突出抓好高耗能行业和重点耗能企业的节能降耗工作，全面实施节能降耗重点工程，着力推进节能降耗科技进步。到**年全部淘汰国家产业政策明令禁止的落后生产能力。着力抓好高耗水行业的节水改造和水的循环利用，加强工业、农业和城市节水，全面推进节水型社会建设。大力推动发展节能省地环保型建筑，推进政府办公建筑及大型公共建筑节能运行与改造，新建筑严格实施节能强制性标准。大力发展资源再生和环保产业。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实现清洁发展。落实节能降耗目标责任制。

（二十八）强化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加强区域生态环境的共同建设、共同保护和共同治理。落实《太湖流域水环境综合治理总体方案》和《淮河流域水污染防治规划》，加强杭州湾、长江沿岸、长江口和近海海域污染综合治理和生态保护。实行更严格的环境保护标准。完善区域污染联防机制，推进区域环境保护基础设施共建、信息共享和污染综合整治。加快规划和建设城乡污水处理和生活垃圾处理设施，强化对已建成污染治理设施的运行监管。治理农村面源污染，加大畜禽养殖污染防治力度。加大江河湖库饮用水源地建设，加强饮用水水源地保护，确保饮用水安全。坚决关停达不到污染物排放标准的企业，治理工业污染，大幅减少燃煤电厂二氧化硫和汽车尾气排放，控制高架源氮氧化物的排放。加大水土流失综合防治力度，加强水土保持清洁型、生态型小流域综合治理。严格执行开发建设项目“三同时”（建设项目环保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使用）和水土保持方案报告制度。加强林业生态建设，增强涵养水源等能力。强化地下水资源保护，遏制地下水超采，建立区域联动机制，防治地面沉降，保护地质环境。建立海洋重大污染事件通报和海区关闭制度。健全环境违法行为联合惩处机制，加强联合执法检查，完善跨界污染防治的协调和处理机制。披露环境信息，建立健全社会公众参与和监督机制。落实污染减排考核和责任追究制度，实行环境保护一票否决和问责制。研究推进排污权交易和建立生态环境补偿机制。

九、加强文化建设和社会事业建设，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二十九）切实加强社会文化建设。运用生动活泼、寓教于乐的形式，广泛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宣传普及活动，大力弘扬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思想，为和谐社会建设注入精神动力。切实加强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和个人品德建设，形成文明健康的社会风尚。建立区域文化联动发展协作机制，制定区域文化发展规划。不断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着力推进文化创新，加快文化产业基地和区域性特色文化产业群建设。建立完善覆盖城乡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重视城乡区域文化协调发展，着力丰富农村、相对落后地区和进城务工人员的精神文化生活。加强网络文化建设与管理，营造良好网络环境。加强中华优秀文化传统教育，认真做好文物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不断扩大对外文化交流。

（三十）着力推进社会事业发展。整合区域社会事业资源，强化教育、卫生、体育等领域的合作与交流。推进义务教育实现“双高普九”，率先基本实现教育现代化，基本普及包括学前教育、义务教育和高中阶段教育在内的15年教育，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显著提升高校科技创新与服务能力。大力发展职业教育，加快建立完善的区域职业教育培训体系。建立更加完善的现代国民教育体系和终身教育体系，加快学习型社会建设。着力构建覆盖城乡的公共卫生服务体系、医疗服务体系、医疗保障体系、药品供应保障体系。建立健全区域内疾病预防控制、卫生监督、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理协调机制和联防联控网络。积极发展体育产业，加快构建全民健身服务体系。

（三十一）加快完善就业和社会保障体系。制定统一规范的劳动用工制度，完善转移就业的政策制度，建立区域人力资源市场。逐步完善就业服务、社会保障服务、信息服务和劳动维权等人力资源市场管理体系。鼓励自谋职业和自主创业。加快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继续完善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加快实现省级统筹，积极推行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切实做好被征地农民就业培训和社会保障工作。完善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推进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试点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建设。完善失业保险制度，扩大工伤和生育保险覆盖面。鼓励发展补充性保险。加快社会保障服务中心建设，随着经济发展适当提高社会保障标准。规范灾民救助制度和农村五保供养制度，健全教育救助、医疗救助、住房救助、司法救助等专项救助制度，率先建立较为完善、覆盖城乡的社会救助体系。发展适度普惠型社会福利事业，扩大社会福利覆盖范围。大力培育各类慈善组织。率先建立更加科学合理的收入分配调节机制和宏观监测机制，努力缩小城乡、地区和居民间的收入差距。

（三十二）加强外来人口服务和管理。改革区域户籍制度，逐步实行以居住证为主的属地化管理制度。保障外来务工人员子女的同等受教育机会。完善和落实国家有关农民工的政策，切实维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在国家统一规划指导下，建立社会保险关系跨统筹区转移制度和信息网络，完善参保人员社会保险关系转移、衔接的政策措施。建立健全区域内流动人口管理与服务协调机制。健全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制度。

十、着力推进改革攻坚，率先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三十三）大力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切实转变政府职能，全面实现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事分开以及政府与中介组织分开，进一步强化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加快构建责任政府和服务政府。创新政府管理模式，减少和规范行政审批，积极利用市场机制和法律法规进行管理，必不可少的行政审批尽可能采取核准和备案方式。深化机构改革，优化政府管理层次，加强社会管理机构，完善经济调节机构，合并职能相同或相近的政府部门，规范各种类型的办事机构，减少行政层级，提高运行效率。

（三十四）继续推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和国有企业改革。推进公平准入，改善融资条件，优化政策环境，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支持有条件的中小企业做大做强。开展相关试点工作，探索、引导和推动个体、私营企业制度创新，优化产业结构，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实现科学发展。加强和改进对非公有制企业的服务和监管，切实维护企业和职工合法权益。加快国有大型企业和国有垄断企业公司制股份制改革和战略并购重组，鼓励发展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企业集团。运用多种有效方式，推动国有资本、民营资本和外资经济的融合，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平等保护各类产权，推动形成各种所有制经济平等竞争、相互促进的新格局。

（三十五）加快市场化进程。建立统一开放的产品、技术、产权、资本、人力资源等各类市场，实现生产要素合理流动和资源优化配置。进一步整顿和规范市场秩序，以信贷、纳税、合同履约等信用记录为重点，建立区域社会信用平台与体系，构建经济、金融信息共享平台。实施统一的准入标准和技术标准，建立区域市场准入和质量互认制度。抓紧清理和修订阻碍要素合理流动的法规和政策，逐步统一企业创业和经营的地方性法规。完善财税管理体制。建立科技、人力资源共享和联动机制以及人力资源的合理流动机制，建立信息资源的开放共享机制，建立知识产权的协调保护机制。

（三十六）着力构建规范透明的法制环境。进一步清理、修订、完善现有政策和各类法规，建立稳定、规范和可预见的政策环境以及与国际通行做法相适应的法制环境，加快建立与国际接轨的法律规则。大力推进依法行政，加强政府法制建设。加快推进政务公开，建立公开、透明的行政体制和问责机制，实行投诉制、评估制、公示制和监察制，建立完善的监管制度。加强区域立法工作的合作与协调，形成区域相对统一的法制环境。

（三十七）继续推进重大改革试验。深化上海浦东综合配套改革试点，推广相对成熟、行之有效的改革政策。对具备一定人口规模和经济实力的中心镇赋予必要的城市管理权限。在国家批准的范围内，实行城镇建设用地增加和农村建设用地减少挂钩的改革试点，在严格执行土地用途管制的基础上，促进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依法流转。积极探索互利共赢的财政政策，有序推动异地联合兴办开发区。深化金融改革，扩大金融改革试点。推动外汇管理改革创新，优化企业跨区域外汇业务规程，支持中外资金融机构提供多样化的外汇服务。推进地方中小金融机构和农村金融机构改制、重组和上市。

十一、健全开放型经济体系，全面提升对外开放水平

（三十八）加快转变外贸增长方式。进一步优化进出口结构，鼓励高附加值产品、服务产品出口，大力支持自主品牌和自主知识产权产品出口。鼓励能源、原材料、先进技术装备、关键零部件进口。率先实现加工贸易转型升级，严格执行加工贸易禁止类和限制类产品目录，推动加工贸易由代加工逐步向代设计、自主品牌转变，推动加工贸易梯度转移。率先推行符合国际惯例的质量、安全、环保、技术、劳工等标准，强化企业社会责任。加快推进海关特殊监管区域整合，推进大通关建设。

（三十九）着力提高利用外资质量。统筹协调对外开放政策，完善涉外经济管理体制。继续积极有效利用外资，更加注重引进先进技术、管理经验和智力资源。创新外商投资管理方式，试行对外商投资企业合同、章程的格式化审批。进一步优化外资结构，引导外资投向高新技术产业、基础设施领域和高端制造环节。大力承接国际服务外包。积极拓展利用外资方式，规范和引导外国投资者以多种方式参与国有企业改组改造以及向上市公司战略投资。在有条件的地方，扩大离岸金融试点。规范招商引资行为，实行相对统一的土地、税收政策，营造公平、开放的投资环境。

（四十）加快企业“走出去”步伐。鼓励各类有条件的企业开展对外投资与合作，在海外建立生产加工基地、营销网络和研发中心，在境外投资、海关通关、人员出入境、税收等方面予以支持。加大对企业境外重点开发项目的支持力度。鼓励对外工程承包，简化境外工程承包相关物资出口的退税审批手续，简化对境外工程承包相关设备出境的外汇管理。鼓励国内商业银行进一步扩展海外网点和业务，为企业境外并购融资。选择有条件的企业开展国际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

十二、加强组织协调，全面落实各项任务

（四十一）加强统筹协调。推进**地区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是一项系统工程，各有关方面要认真贯彻落实本指导意见提出的各项目标和任务。两省一市要根据本指导意见的要求，研究制订切实可行的实施方案，落实各项工作任务；要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及时总结经验，扎实推进，重大问题要及时向国务院报告。由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牵头，抓紧编制《**地区区域规划》，并做好与相关规划的衔接协调、组织实施和各项政策措施落实的督促检查工作。国务院各有关部门要加快职能转变，增强服务意识，根据本指导意见研究提出本部门支持和推进**地区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具体措施。

开放经济范文篇8

关键词：一带一路；常州；语言环境

“一带一路”战略以经济发展为核心，促进“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建设“一带一路”应当坚持“人文先行”（张日培，2015）,而语言是重要的人文交流工具。中国与沿线64个国家地区间的互通有无、优势互补离不开语言保障。只有语言相通，同心协力，方可实现“一带一路”的“巴别塔”。

一、语言经济学理论

国外学者很早就注意到了语言的经济价值。美国著名经济学家Marschak(1965)于1965年《语言经济学》拉开了语言经济学研究的序幕。他认为“语言具有与其它资源一样的经济特性,即价值、效用、费用和收益”。国内研究起步较晚。陈建民(1992)、何自然(1997)等人较早的从语言与经济、语言与教学、语言使用与语言态度等方面进行了研究。之后，我国的语言经济学研究稳步推进，研究对象和研究范畴不断丰富和变化。研究视角虽有不同，但学者们普遍认同“语言不仅是文化资源，而且还是经济资源，可以产生经济效益”（李宇明，2011），具有“人力资本属性”（张卫国，2008）；同时，“语言是一种有价值、可利用、出效益、多变化、能发展的特殊社会资源”（陈章太，2008），具有“公共产品属性”（张卫国,2008）。

二、常州的语言环境

常州，是著名的苏南五市之一，以外向型经济为主。“一带一路”建设不是“独家”任务。一些没有提到的省份与沿线国家的贸易往来和人文交流反而更密切，如江苏和山东。当前，“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建设”、“长三角一体化”等国家战略在江苏交会叠加，为我省提供了新的机遇。常州同样“必须准备把握战略机遇期内涵的深刻变化”努力形成全方位、多领域、深层次的开放格局,加快开放型经济转型升级。除了常态的产业调整、政策保障、环境治理、基础建设等路径外，必须借鉴其他先进城市既发展经济又重视语言建设的经验。北京以奥运会为契机，第一个出台《首都国际语言环境建设工作规划(2011—2015)》。上海专门召开“世博会语言环境建设”国际论坛助力世博会。义乌在发展过程中大力建设语言环境，助推了经济的快速发展。而常州远远滞后于上述城市。陈立平（2012）发现，“常州市民对英语的掌握情况仍然处于较低水平，基本不具备英语交流的能力，对英语并没有太多情感上的依恋和偏好”，说明常州最基本的外语语言环境比较薄弱。另外，笔者调查发现常州大部分企业员工外语水平较低，90%的企业愿意储备外语人才，并且65%的企业愿意储备英语人才。两份调查说明企业在新常态经济环境下，对外语人才，特别是英语人才需求很大；但社会供给滞后，社会语言环境薄弱，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本市外向型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三、发展新路径

借“一带一路”的东风，建议政府，针对常州的具体情况，厘定发展思路，营造良好的语言环境：1语言规划语言规划是为了“解决信息交流与人际沟通问题，完善语言这一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更好的发挥语言的社会交际功能”是一项把握当下又面向未来的工程。普通话。“2011年流动人口登记数达到近150万，外来人口涌入常州的速度越来越快，规模也有所增加”。针对复杂的人口情况，政府要继续宣传国策，鼓励全民会说普通话，能说普通话，以利于消除隔阂，营造和谐环境。英语和其他语言。“一带一路”涉及国家地区极为广泛，语言情况同样纷繁复杂。但英语作为12个国家的母语和60多个国家的官方或半官方语言，已成为全球化语言，是经济、政治、文化、教育等领域的重要交流工具。为了加快常州“引进来”和“走出去”的步伐，要培养市民的外语意识，鼓励普通市民学习基本的日常交际英语，有基础、有能力、有前瞻性的市民根据自身情况学习英语或其他语言，提高交际能力。常州话。在加强普通话和外语教育的同时，尊重常州方言及其文化，创建一个和谐的多语和多元文化社会，增强本土文化的凝聚力。2语言服务1)语言服务/咨询机构。除北京、上海等国际性大都市以外，绝大多数城市对语言环境建设并未引起重视。若需要国际交流，往往临时招募，依托零散的语言服务机构或学校外语教师进行临时性服务，导致一系列问题。正如王立非（2016）所言“由于企业大都需要将语言服务外包，而目前国内的语言服务市场又呈现良莠不齐的局面，由于没有权威认证和客观标准，所以企业在选择语言服务供应商时带有较大随机性，导致试错成本较高”。因此，政府应组织建立一个专门的语言翻译服务中心。整合、储备专门人才和复合型人才，为国内外企业和政府部门等提供多语种、专业化、标准化的咨询、翻译服务。2)公示语。目前在常州市内，随处可见标识语措辞不当、中式英语、零翻译、胡译和乱译现象，让外国友人贻笑大方；全市餐饮、交通、住宿、文化娱乐等相关单位的菜单、标识、指南、宣传册等所涉及的双语普及率和规范化都不高，多语言网络服务系统还未建立。政府需逐步对旅游景区、文化场馆、商业设施、交通干线、街道等在内的公共场所和设施的多语标识，进行设立、修改和规范。3）信息服务系统。调查显示，常州重要的政府及旅游网站，发改委、财政局、商务局、旅游局、外事办、春秋淹城乐园、嬉戏谷官网等未曾开设英语版本。常州市人民政府开设了繁体中文、英语、日语、韩语版本；环球恐龙城开设了中文、英语、韩语、日语版本。然而，多语种网站依然存在严重问题，网站的板块设计呆板、色彩单调，翻译错误较多，内容更新严重滞后，信息传达不畅。以常州市人民政府为例，其“investmentGuide”板块只有14篇文章，2011年4篇，2016年10篇。网站的外文版本维护性较差，内容更新断断续续，不能进行有效的信息传递。常州的广播电台和电视台也未曾开设专门宣传中外语言的节目；各大门户网站虽开设了微信、微博等互动平台，语言以中文为主。整体而已，本市对外的信息沟通不太顺畅，不利于外国友人了解常州、提升常州的国际形象、加速常州与国际接轨。4)医疗、求助体系。王惠莲（2014）指出“外商对义乌的社会治安满意度最高，对义乌的餐饮条件满意度排在第二位，驾照考取与居住条件排在第三、四位。……尤其对医疗卫生的满意度最低”。义乌在语言环境建设方面已经有了多年的丰富经验，但在医疗服务领域尚且如此，常州亦然。笔者查阅了常州第一、二、三人民医院的网站，仅提供中文版本。实地调查中也仅发现各分类科室牌匾有英文翻译，并未有详细完整的就医指南，医院分布图等提供给外国友人。除此之外，城市公共信息服务体系的求助电话（110、120、119、122等）和咨询电话（114、121、117、168等）服务语言以汉语普通话为主，缺少必要的其他语种的信息服务。这种情况给常州的外国友人造成了很大的生活困难。遇到问题只能求助于好友。3语言教育“一带一路”建设必须要语言铺路，语言人才先行（文秋芳,2016）。常州必须抓住契机，利用学校、培训机构和社区教育，建立多层次的外语人才梯队，以学校培育为主，机构培训为辅，社区教育为有效补充。高等院校要培养专业、复合型外语人才，坚持“国家标准与市场需求”相统一。人才培养方案要符合国家标准，课程设置要考虑学生与市场的双需求。因此，常州高校在外语人才培养方面应更具深度和广度，要求外语人才具有创新意识、国际视野和人文素养，掌握扎实的英语语言基础知识，能运用语言学基础理论和基本方法对语言现象进行思考和分析；同时要具有较为系统的经、管、法等商务类相关学科的基本知识，具备较强的英语运用能力、跨文化交际能力以及国际商务实践能力。语言培训机构是高校教育之外的第二梯队，主要在于是向有需要的社会人员提供量身定做的语言服务，满足个人不同的语言需求。但是，许多语言服务机构规模较小，服务质量良莠不齐，政府必须加强对无序竞争的语言培训市场及语言服务市场的规范工作，盘清各类机构的数量、种类、类型等，对其资质、管理、及服务做好监督与管理，促进其科学有序的发展。最后，语言教育体系必须包括社区教育，这是终身教育的理想实现方式，也将是常州外语教育的有效补充。社区可以与学校、企业结合，确定不同阶段的不同活动主题。通过公益讲座，志愿者活动，外语角，电台或电视节目等传达中西方的语言和文化活动，并形成持续性强、影响较大的外语常态化环境。4语言文化语言是文化的承载，是文化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同时，语言又受到文化的影响与制约。语言环境建设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一种文化建设，两者密不可分。在全球化的语境中，要在对外传播中发掘出民族文化的新精神和新生命，在国际社会塑造一个文化强市的形象，主要有赖于传播媒介所呈现的真实符号（倪建平，2015）。常州打造了十大城市名片：经济名片、科教名片、文化名片等，完全覆盖了让常州市民自豪的城市文化，但如此分散的城市形象符号也难以在日益趋同的城市中脱颖而出，从而让公众对常州有一个完整的认知。故建议对常州文化重新定位，凝练对外宣传的核心文化价值；同时，通过官方与民间结合的方式，利用数字化技术，多渠道、多方式增强常州对外文化宣传的影响力。例如，常州企业在对外交流时，可推出常州特色的纪念品以及3D常州实景旅游，让外国友人“亲身”体验“原汁原味”的常州。5保障机制最后需指出，上述措施的有效实施，必须以“政府为主导，企业为主体，学校为基础，社区为补充”。建设外语环境，是一项艰巨而复杂的任务，涉及学校、企业、社会的各个环节，需要各方共同努力；需要政府通过政策引导、组织协调以及持续有效的工作，影响市民的思想观念，树立先进的、正确的外语学习理念，激励市民外语学习的热情。企业当前的需求要及时反馈，将来的需求由政府与学校做好预测与引导；学校需根据市场需求，调整人才培养结构、知识结构以及实践积累，更好地服务于企业发展。最后，任何语言环境的建设，离不开市民的有效参与。必须把社区纳入其中，以点带面，形成全民学习外语的局面，为语言环境建设奠定坚实的群众基础。

建设“一带一路”，是我国拓展对外经贸交流的重大战略，其合作发展理念要求人文先行，带动经济发展。语言作为交流工具，决定了“人文交流，语言先行”。然而，语言环境是软环境，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需要一定时间才能体现出来。这一项系统工程，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需要全社会各行各业齐心协力，持之以恒，不能急于求成；必须从常州的实际出发，循序渐进，量力而行。

作者:徐亚妮 单位:江苏理工学院外国语学院

参考文献：

[1]Marschak，J．Theeconomicsoflanguage[M]．BehavioralScience1965,10（2）:135-140.

[2]陈建民等.语言的市场价值[J].语言文字应用,1992（2）：59-66.

[3]陈立平.常州市民语言态度调查分析[J].江苏技术师范学院学报,2012（5）:7-12.

[4]陈章太.论语言资源[J].语言文字应用,2008（1）:9-14.

[5]何自然.语用学与英语学习[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7:155－161.

[6]李宇明.语言也是“硬实力”[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11（5）:68-72.

[7]倪建平.“一带一路”建设背景下城市形象与城市文化对外传播策略—以江苏省南通市为例[J].南通职业大学学报,2015（2）：1-5.

[8]王惠莲.义乌市外商投资生活满意度调查分析[J].商业经济，2014（1）：83-86.

[9]王立非.中国企业“走出去”语言服务蓝皮书（2016）[M].北京：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16：50-58.

[10]文秋芳.“一带一路”语言人才的培养[J].语言战略研究，2016（3）:26-32.

开放经济范文篇9

(一)在六省区市七方经济协调会的地位不断提高到2006年止，西南六省市办成经济联合协作目超万项，相互投资为3000多亿元。2005年，六省通过经济协调会共引进到位资金364.24亿元。2007年，重庆作为西南六省区市经济协调会第21次会议主席方，着力推进交通、能源、旅游等合作重点专题，与西南各方签订经济合作项目1709个，到位资金41.7亿元。

(二)重视与长江沿岸中心城市的经济协调重庆是中国经济发展的“H”型布局中的西部主要节点，在全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三)川渝合作不断深化川渝合作由来已久，以前基本上是竞争大于合作，区域合作真正实质性地推进是近几年的事情。2007年4月份，川渝成功签署《关于推进川渝合作共建成渝经济区的协议》，共建成渝经济区成为促进川渝合作向纵深推进的重要标志，也拉开了川渝新一轮战略合作的序幕。

重庆区域合作存在的问题

(一)产业方面:在区域合作中承接产业转移仍然存在着一些不足，主要表现为产业整体实力仍然较弱，缺乏较强竟争力的产业集群。

(二)市场准入方面:行政束缚多，市场准入门槛过高，市场分割和地方保护阻碍了经济资源的自由流动和跨地区的经济合作.

(三)合作机制方面:协商协调机制难以形成和落实，地区之间的协调难度很大，区域“一体化程度不高，对内开放程度远远落后于对外开放进程。

重庆发展区域合作的对策建议

(一)持续争取重庆在全国经济中的影响力和话语权。重庆的经济实力在西部各省区中属于中等水平，更不能与东部发达地区相提并论。只有积极与周边地区展开经济合作，才能不断增强自身实力，并借助合作的整体力量取得在金国经济中的话语权。

(二)与时俱进探索发展区域合作的新境界。第一，金额危机孕育发展机遇，通过区域合作促进重庆经济发展。第二，实施有效的区域合作能够减轻金融危机对经济的影响。

(三)先行一步，做好区域合作的规划与准备。区域合作是应对全球金融危机，将其影响降至最低的良策。重庆要先行一步，积极做好应对准备，并有针对性地制定区域合作规划，待经济形势发展明朗后抢占先机，及时实施区域合作方面的政策和措施。

(四)分层次有重点推进区域合作。层次一:在传统的西南一线、长江_线的基础上波浪式推进区域合作。层次二:依托交通线推进区域合作。层次三:跨区域开展经济合作。

(五)注重科学技术引领，开展对外科技合作。在充分利用好现有资源的基础上，加强区域的技合作与交流，在合作中谋发展，在合作中求突破，进而通过科技合作探索和深化区域合作。把握经济发展转型中“&D”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规律，注重通过“研发中心地区间移动”把握区域合作新机遇。

(六)注重依托产业链方式与产业集群方式拓展区域合作新途径。从产业层面来看，要依据重庆的资源察赋、经济基础条件以及未来经济发展所需要的重点产业，依托产业链方式和产业集群方式推进区域合作。重点发展的产业有:制造业、轻材料、铝合金、农副产品加工产业链、高新技术产业、微电子产业等。

开放经济范文篇10

关键词：开放经济货币政策货币政策调整

开放经济对我国货币政策目标的影响

开放经济下外部均衡在货币政策中的地位显著提高。

首先，央行货币政策需要兼顾内外均衡两个目标，我国对外开放的发展和经济开放度的提高，使得对外经济部门在宏观经济平衡中的影响力显著增大，从而迫使央行在注重内部均衡的同时，也应该给予外部均衡更多的重视。这就要求央行在运用各种政策时，必须注意不同调控手段的综合运用。

其次，开放经济条件下，币值的稳定包括货币的对内稳定和对外稳定两个相辅相成的方面。例如，币值的对外稳定受制于国际收支的变化，国际收支又会影响外汇储备，外汇储备又会制约基础货币的投放量，进而影响货币供给，导致币值对内稳定的波动。

随着我国对外贸易的持续扩大和外资直接投资的不断增加，中国外汇储备也迅猛增长。中国外汇储备的增加很大程度上是在美元贬值、中国的投资环境又较好的背景下，大量国际资本从美国大量流出进而流入我国。外资流入的增加，增大了货币的升值压力，出于自愿或非自愿的原因，央行收购美元投放本国(本地区)货币以降低升值压力，导致的结果就是外汇储备大量增加。虽然我国的外汇储备并非全部由美元构成，但占50%～60%左右的美元币值的变化会极大影响我国对外币值的稳定。随着欧元区在国际经济中崛起，应逐渐增大欧元的外汇储备比重。

再次，开放经济条件下经济开放度的提高，会加速国际资本在国际间的转移，特别是国际投机资本的频繁流动；这会引起金融交易量的扩大化和形式的虚拟化、会加剧金融秩序的混乱性和整个经济体系的不稳定性。

因此，在开放经济下，货币政策目标将更专注于实现外部经济均衡和国际收支的平衡。

开放经济对我国货币政策运行的影响

开放经济对我国货币政策运行的影响主要表现在：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受到制约、货币供给的内生性增强、有效货币政策工具的缺位、货币政策的作用机制发生变化。

货币政策的独立性降低、外在约束增强

1994年汇率并轨以后，我国汇率制度对外宣称是“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但从现实运行看，我国的人民币汇率实行的是钉住美元的固定汇率制度。这种汇率制度降低了我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突出表现在我国经济周期波动与美国经济波动的不一致可能带来的宏观冲击。

与此同时，利率的独立性也有限。1994年以来，尽管外汇管制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短期性资本的流入，但在国内实行宏观紧缩、维持较高利率下，国内外利率差趋于扩大，国际资本通过各种渠道的流入，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国内货币政策所试图达到的政策目标，显著地降低了国内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央行在进行利率政策的决策时，被迫越来越关注国际货币、特别是美元的利率走向，在调整利率时努力维持人民币利率与美元利率的适度利差关系。1998年以来，央行连续下调人民币利率，但是美元的利率无形中成为人民币利率下调的一个限度和重要的制约因素。2004年美联邦储备署于6月底上调利率后，我国在面临大量游资流入的情况下，仍然于10月29日宣布加息，这无形中又加大了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和国际资本的流入。由此可见，近10年来中国的利率政策严重受制于美国的利率政策，中国利率政策的独立性受到了严重的制约。

货币供给的内生性增强

货币供给的内生性指货币供给作为非独立的内生变量，被动受制于客观经济过程，而货币当局并不能有效地控制其变动。随着对外开放程度的不断提高，货币供应越来越内生于国民经济运行，央行除了能够在较大程度上控制再贷款、政策性贷款外，已不能完全控制与对外经济活动相关的货币供应及其变动，而是取决于经济增长状况、进出口状况和资本流动状况。即开放经济下货币供给内生性的增强制约了央行对货币供应量调控的能力。

对外开放的程度越高，与对外经济活动相关的贷币供应所占的比重越大，货币供应的内生性越强，于是央行控制货币供应的主动性就越低，货币政策在控制货币供应方面的有效性也就越低。近年来我国基础货币的投放量中，与对外经济活动相关的货币投放所占的比重呈现明显的扩大趋势。目前，央行一般性再贷款占全部资产的比例已从1993年底的72%降到30%左右，央行控制货币供应量的主动性和回旋余地大大降低。虽然1998年由于出口的急剧下降，导致基础货币投放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购买外汇不再是投放的主要渠道，但这反而从另一方面说明了开放经济下货币供给内生性的增强，央行控制货币供应量能力的下降。

中央银行有效货币政策工具的缺位

在经济开放度不断提高的条件下，面对不完善的经济体制，央行实施货币改策时会面临一个最大的难题：有效货币政策工具的缺位。从我国货币政策实践来看，传统的、占主导地位的直接信贷控制手段已经不能适应开放经济的需要，资本的自由流动、货币供给渠道的增多、外汇占款的增加使央行在运用货币政策工具时力不从心。而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央行通用的货币政策工具——存款准备金、再贴现和公开市场业务，却因我国不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而不能在宏观间接调控中发挥重大作用。

从存款准备金政策看，1998年我国推行了存款准备金制度的改革，合并了准备金账户和备付金账户，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由13%降为8%。1999年11月，央行再次将存款准备金率由8%下调到6%。一般认为，下调准备金率之后，商业银行可贷资金增加，货币供应量就会增加。但是，贷款是否增加还要取决于商业银行的决策。事实上我国1998年下调存款准备金率并没有引起货币供应量M2增长。存款准备金率调整属力度很大的政策工具，不能频繁使用，并且准备金比率已很低，将来运用这种工具的余地不大。

央行再贷款和再贴现也是货币政策工具之一。由于我国目前社会信用机制不健全，商业票据使用不广泛，再贴现始终未成气候。再贴现手段受到种种因素的制约，尚不能成为我国主要的货币控制工具。

公开市场操作的运用需要一个完善的市场机制为载体。我国国债期限较长，品种不多，数量较小，使公开市场业务缺乏载体；持有大量国债的商业银行将国债视为低风险、高效益的优质资产，不愿做空头，市场交易不旺，所以调控基础货币的公开市场业务缺乏交易基础。央行在外汇市场上的公开市场操作不是一种主动的干预手段，只是为了维持人民币汇率的稳定而被动地吞吐外汇或人民币。

货币政策的作用机制发生变化

货币政策的传导途径通常有三个：信贷配给途径、利率途径和国际经济途径。三者在政策传导中的作用大小取决于开放经济的发展和经济对外开放度的变迁。

在封闭经济条件下，央行主要依赖信贷配给和利率途径。在开放经济下，央行调节国内利率水平后，一方面，国外市场的套利活动能够影响国内货币总量；另一方面，利率波动引发的国内供求变化会导致国际收支状况的变化，国际收支的变化会影响到宏观经济活动水平。套利活动、国际收支的变化也会影响到外汇市场的供求，引起汇率的调整和国内货币供求变化。

当前，国际经济途径对于我国货币政策传导的重要性趋于上升。从货币供应扩张的角度看，开放经济的发展和对外开放程度的提高，使本币运行“时滞”缩短。在对外开放程度有限的宏观环境下，央行基础货币从投放到扩张要经过从央行到商业银行的一系列信贷活动，以及从银行体系到企业体系的存款——贷款转化过程，具有较长的时滞。开放经济的发展，特别是1994年汇率并轨，外汇占款成为基础货币投放的重要渠道，而外汇占款能够通过银行结售汇体系将基础货币迅速转化为企业存款，导致货币供应量扩张速度加快和调控时滞缩短。

开放经济下我国货币政策的调整

为适应开放经济，我国货币政策的运用涉及到两个层次的“政策协调”，一是与国内其他政策工具的协调配合,二是与其他国家特别是经济大国的经济政策之间的协调配合。

健全我国的货币政策体系

必须加大货币政策贯彻执行力度，充分发挥货币政策调控金融与经济的作用。逐步建立人民币和境内外汇总量为中国货币供应量统计口径的体系。同时，要积极关注网络金融、金融创新和资本市场发展对货币供应量的影响。

加快利率市场化，扩大人民币汇率浮动范围

只有市场化的利率，才能充分影响市场主体以至整个国民经济，才能保障货币政策有效实施。另外，加强汇率政策和利率政策的配合，实现内外部均衡的统一；减轻外汇储备规模的压力，削弱外汇储备与货币供给的内在联系，提高央行在货币调控中的主导地位。

完善市场机制，确立有效的货币政策工具

要扩大公开市场操作的规模，合理运用央行的再贷款，发挥再贴现等工具在投放基础货币中的作用，运用政策的组合和配套措施扩大基础货币投放。

健全国内金融市场主体，进一步深化我国国有银行的改革

要深化我国国有银行的改革，从总体上提高我国商业银行的素质和国际竞争能力，疏通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完善公司治理机制，加快国有商业银行向现代企业制度的转变，塑造理性的金融市场主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