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资料文库正文

基本范畴范文10篇

时间：2023-03-25 08:12:22

基本范畴范文篇1

政治行为背后的价值取向，是由价值链条所构成的价值体系。厘清这些价值及其内在关联，是政治哲学的基本任务。有关这些价值的判断及推理，构成了政治哲学的基本范畴体系。在这个范畴体系中，最基本的构成要素是：自由与秩序、民主与权力、分配与公平、程序与合法性。这些范畴的基本内涵以及关联性，正是本文所要探讨的问题。

一、自由与秩序(libertyandorder)

在政治哲学的话语体系中，作为人的基本权利的自由，也许应该被置于最高的价值层次。然而罗兰夫人在法国大革命的恐怖统治高潮时说过这样一句话：“自由，有多少罪名假汝名进行！”罗兰女士关于追求自由有危险的观点为很多人所赞同，但是对自由本质及其价值的认识却不能获得大家一致的赞同。[1]实际上，人们对政治价值及其排序（priority）的认同往往是相互冲突的，从语义逻辑的角度解构和调适这些冲突，应该说是政治哲学的重要任务。

现实政治冲突的认识论原因，就是人们对政治价值及其排序的各持一端，沟通不了，妥协不成。就政治价值本身而言，它们不应该是断裂的，而是内在和谐的整体。自由就是这个整体的起点和归属。这个观点符合马克思的基本主张。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认为，劳动是人的社会类本质，而劳动的本质就是自由，因此自由是人的社会类本质。既然自由是人区别于动物的本质特性，那么自由就是人类行为（如劳动）的出发点。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的旧社会，就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2]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充分肯定了自由的价值特别是重视实现每个人的政治自由，这就是从资本对人的压迫中解放出来。当然，马克思主义把自由的实现寄望于那消灭了阶级剥削和压迫的共产主义社会。在马克思主义看来，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就是从不自由走向自由，也就是说，自由的社会是人类发展的归属。就政治历史来看，人类社会对自由孜孜不倦的追求，归根到底是出于对专制权力（absolutegovernment）进行防范和约束的要求。无论如何，自由提供了社会大众及边缘群体诉求权利、抵制强暴的正当理由。因而自由往往成为社会弱势群体的权利话语。然而，自由又是与一定社会秩序相联系的权利运动，这样的权利运动，要么是暴力革命，要么是点滴改良。因此，自由又可以成为社会精英的政治动员口号。

自由的理念不是横空出世而来的，而是历史经验发酵的产物。然而，人类所记载的历史比比皆是对专制暴政的控诉，个人的历史经历也往往是对专制权力的痛苦回忆。因此，那些呼喊自由的人们，他们的一个潜意识就是如何从根本上防止悲怆历史的重演。人们诉求自由权利的政治行动，既是现实权利的诉求，也是对一种良好社会的寄托。因此，自由概念的争议性质，不仅在于解释者的社会背景及其个体经验的差异，还在于人们对历史的解释以及未来的憧憬都大相庭径。

自由是在一定社会秩序中个人权利的张扬。自由与秩序不可分割，因为自由获得意义的参照物不是别的，正是秩序。反过来说，秩序得以存在的理由，在本质上就是为了保障作为人权的自由。因此，脱离了秩序，自由不能张扬。因为任何一个负载自由价值的个体，只能在社会交换中生存，而社会交换得以进行的前提是保有一定的社会秩序。自由主义者哈耶克也认为，只有有了秩序，也就是说，只有当个人的活动彼此协调一致时，社会生活才有可能。而秩序可区分出建构的自发形成的两大类。[3]同样的道理，脱离了自由，秩序不能持续。否则，任何社会秩序必然失去存在的理由而崩溃。因此，自由与秩序具有偶性关系，构成政治哲学的一对范畴。

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之争，并不是自由与秩序本身的价值之争。自由主义不否定秩序的价值，保守主义也不否定自由的价值。两个主义之争的实质，是自由多一点还是秩序多一点的问题，或者说是自由优先还是秩序优先的问题。了解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的基本立场，对理解自由与秩序的偶性关系是必要的。自由主义一般从个人主义出发，强调尊重个人的价值与权利，坚持社会秩序奠定在维护个人权利的基础之上，认为表现为权威、法律和制度的秩序是所有自由的个人参与缔造的产物。这就是说，自由是秩序的前提，不尊重、不维护个人自由的秩序，就没有继续的正当理由。斯蒂文·霍尔姆斯（StephenHolmes）在回答“什么是自由主义”时，指出自由主义包含如下核心规范。[4]第一，个人的安全，即强调垄断合法暴力权力的国家机构之行为必须受到法律的监督与制约；第二，公正性或者普遍性，即同一法律制度适用于所有的人；第三，个人自由，即个人享有不受集体或国家制约的广泛领域的自由权；第四，民主，即通过选举或公开讨论的方式参与决策的权利。[5]霍尔姆斯对自由主义价值观的解说，尽管不会被其他的自由主义流派全部接受，但这个解说反映了政治自由主义者的关注点，这就是担心个人的自由权利遭受垄断的国家?Φ那址福胰Φ谋缁ご释恰拔ぶ刃颉薄?nbsp;保守主义的基本特征是对某一社会秩序的尊重或维护的诉求。保守主义同样是历史范畴，脱离特定历史环境就不能理解保守主义。说起保守主义，不得不面对埃德蒙·伯克（EdmundBurke）这个保守主义鼻祖。他要人们相信，那些受自由（解放）所激励的革命，在破坏了旧秩序之后，并不一定能够建立那促进社会繁荣与人类解放的新秩序，因而革命者往往不能兑现革命的承诺。实际上，集结在伯克旗子下的新老保守主义者，不一定都是故步自封、死守传统的顽固分子。他们批判革命，不仅在于他们恐惧革命，还在于他们坚信传统、秩序、制度等具有牢固的历史延续性。正是基于这种信念，他们是改良主义或渐进主义孜孜不倦的倡导者。而且，保守主义对激进运动的怀疑，不仅在于他们怀疑芸芸众生的知性和德性，还在于他们根本就不相信“破旧立新”的神话！保守主义对传统、道德、制度、权威等的辩护，所维护的首先是秩序。然而，一定社会的秩序，总是有利于那些既得利益者集团。他们是些什么人物？他们或者是掌权人物，或者是世袭贵族、或者是社会上流，或者是这些权贵阶级的精神盟友。因此，随着社会分层的结构性变化，保守主义所维护的实质内容必然随之?浠佣苌鲂涡紊谋J刂饕濉6]当然，它们各自的特征取决于它所维护的那些阶级、那些阶层以及那些价值。

极端保守主义同极端民族主义、权威主义、极权主义具有相通性。专制统治青睐于极端保守主义的根由，在于它把秩序当作王牌，把秩序的稳定预设为价值之上的价值。极端保守主义对个人品质的预设是人性不完善。当保守主义者为了那个作为王牌的秩序而否定作为个人权利的自由的时候，就有可能自觉或不自觉地成为暴政的帮办。

如果说资本主义经济的深刻危机是极端保守主义的温床，那么以自由市场为标榜的资本主义经济运行机制的失灵则催生了新保守主义。新保守主义是一种妥协运动，是有限自由与有限政府的混合，这种价值混合反映了资本主义混合经济的基本要求。在政治实践上，它所期待的是那种维护经济自由的政治秩序。于是，我们查看政治哲学的家谱，上面写有一大堆混成性的词汇，如“自由保守主义”、“保守自由主义”、“自由平等”、“平等自由”、“自由民主”、“民主自由”等等。

自由与秩序的不可分割性，使得纯粹的自由主义和纯粹的秩序主义都缺乏理据。自由与秩序其实构成一个连续的变量体（continuity）。现实政治中的自由与秩序构成，就是处于自由-秩序连续变量体上的某一个位置。图1的假设是，极端的自由主义处于图1的左端点F，极端的秩序主义处于图1的右端点C，现实政治的价值结构总是处于FC直线上的某个位置。参见图1：

F________C__________

极端自由主义极端秩序主义

极端自由主义与极端秩序主义，分别是从左右入手割裂了自由与秩序的内在关联。极端自由主义与无政府主义是相通的。无政府主义的根本主张就是：任何形式的政府都或多或少地违反了一些道德原则，因此，国家的成立，在道德上是无法找到根据的。[7]尽管国家不等于秩序，但垄断权力的国家机构得以存在的基本理由就是维护最低限度的秩序。被列入极端自由主义阵营的诺齐克（RobertNozick），认为政府乃是一种必要的罪恶（necessaryevil），主张最低限度的国家（minimalstate）。诺齐克把政府限定在“守夜人”的角色上面，是基于他对权力扩张、进而对权力侵犯个人自由的深刻担忧。他的理路就是以“职能剥夺”来限制政府权力。这样的理念在中国那些政府职能改革派那里张扬得淋漓尽致。无论如何，诺齐克“最低限度国家”所预设的价值，就是维护作为个人权利的自由。然而，即使建立了这种“最低限度的国家”，其目标价值也不一定实现，因为侵犯个人自由的另一来源，就是任何个人都不能游离的社会。

无政府主义者和自由至上主义者，突显了国家对个人自由侵犯的可能，而对社会侵犯个人自由的可能缺乏警惕。这也使我们看到，政府得以设立的根由或实质合法性的来源之一，就是以它的公共权力来防止社会对个人自由的侵犯。为此，有效的制度安排就是建立起维护每个人自由权利的法治秩序。

秩序是相对稳定的社会交往规则、途径和程序。建立在不同基础上的政治秩序，是由政治交往的途径、制度和规则所构成的整体。就政治类型的历史来看，政治秩序可能建构在神权政治、王权政治、集权政治以及民主政治的基础之上。如果说市场交易的秩序可以自发生成，那么政治秩序只能是建构的产物。也就是说，作为公共生活场所的政治秩序，是按照一定的政治理由（公共理性的或公共不理性的）建立的。因此，政治人有理由去寻求某种良好的政治秩序。

罗尔斯的政治建构主义认为，“并不是所有的一切都是被建构的；我们必须有某些由之开始的东西。在一种较实际的意义上讲，只要具体规定着政治正当和政治正义之内容的那些实质性原则才是被建构的。程序本身仅仅是作为基本的社会观念和个人观念、实践理性原则和一种政治正义观念的公共作用的出发点而被制定出来的。”[8]就笔者的理解，罗尔斯所强调的政治正义就是：自由权利之人享有平等对待的权利。而这种政治的正义原则可以表述为一种建构（结构）程序的结果。因而，建构的秩序不一定是不自由的，自发的秩序也不一定是自由的。政治秩序的建构是一个历史的过程，这一过程也就是国家建设（statebuilding）过程。政治学家对国家建设过程的关注，归根到底是对政治秩序稳定性的关注，是对国家长治久安的考虑。这样的考虑，首先应该关注的是：稳定的政治秩序应当建构在什么样的基础之上。当然，秩序的稳定性由其正当性来保障。被政治哲学家反复论证的是，一个由自由和平等的公民所组成的正义社会为政治秩序的稳定奠定了基础。反过来说，以专制权威（无论是传统的神权统治、王权专制，还是现代的个人集权）为凭借的政治秩序，由于它否定了个体的自由以及这种自由的伸展——民主，因而不可避免地具有内在的脆性。这种内在脆性使得专制权威不管其外壳多么坚硬，所维系并引为凭借的政治秩序终将崩溃。远久的历史事件就不用陈列了，现代的案例就有苏哈托政权的瓦解、波尔布特恐怖统治的覆灭、苏东集团的支离。古往今来的政治故事不断地重复着这样道理：否定自由权利、拒绝民主参与的政治秩序是脆弱的，而维护自由权利、允许民主参与的政治秩序才具有内在稳定性。由于这种稳定的秩序所负载的基本价值具有正当性，因此维护这种秩序的政治权力、制度、法律、规则等由此而获得了实质合法性。绝对秩序主义是不理会自由权利要求的纯粹秩序论者。无论如何，绝对秩序主义同绝对权威主义、极权主义在理据和实践上都具有相通性或者说兼容性。绝对权威主义与极权主义也许并不排斥法治。但是，如果这种法治所维护的秩序是以排斥自由、否定权利为代价的制度安排，那么这样的秩序则为“合法地”侵犯预留了后门，结局也许比人治的道德秩序更糟糕。林毓生曾经说：“自由的政治秩序必须建立在法治之上。没有法治便没有自由。”[9]同理，似乎还需要明确这样一个前提：建构这种法治秩序的出发点就是维护作为公民权利的自由。这就是衡量法治秩序的价值尺度。

抽象地说，FC线条上的各个位置，可以涵盖一般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的各种类型。从自由-秩序的偶性关系来看，一般意义上的自由自由和保守主义，其实并无原则的区分。如果说它们有区别的话，只不过是强调自由多一点还是秩序多一点的程度差异问题。因此，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是混合的。[10]那种断然否定自由与断然否定秩序的观点，所玩耍的只能是全盘皆输的游戏。

二、民主与权力（democracyandpower）

民主与权力成为现代政治哲学的第二对对偶性范畴，在很大程度上是自由主义推演的结果。在实际政治发展中，自由与民主的亲和性，秩序与权威的关联性，也促成了民主与权力的对偶性质。

萨托利（G.Sartori）说过这样一句话：“只要自由主义的民主死了，民主也就死了”。[11]这就是萨托利对自由与民主的那种亲和关系的表达方式。萨托利为什么要把自由主义和民主捆绑起来，并认为割裂自由与民主的后果，就是既得不到自由，也无法民主。这就需要追溯伯林（I.Berlin）的自由主义理念。

伯林对自由主义理论的贡献，就是明确区分了“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所谓消极自由，按照伯林的解释，就是“在什么样的限度以内，某一个主体（一个人或一群人），可以、应当被容许，做他所能做的事情，或成为他所能成为的角色，而不受到别人的干涉？”所谓积极自由，就是指这么一种自我实现的能力：“我希望我的生活与选择，能够由我自己来决定，而不是取决于任何外界的力量。我希望成为我自己的意志，而不是别人意志的工具。我希望成为主体，而不是他人行动的对象；我希望我的行为出于我自己的理性、有意识的目的，而不是出于外来的原因。”[12]尽管伯林认为“个人自由和民主统治之间，没有什么必要的关联。”这一点似乎与萨托利的立场相左，显示了伯林对积极自由的悲观，但伯林对此仍然是有保留的。[13]然而，消极自由仅仅是自由的最低要求，是以消极退让的方式诉求于“免于……的自由”。问题是，如果个人的自由权力不见诸于政治参与的行动，仅仅呼吁把自由当作一种权利来对待，那么自由是缺乏牢固保障的。

如果说把自由解释为一种权利，那么这种权利话语的目的就是建立一种内在的权力，即个人享有不受外在侵犯的人权。而民主就是作为权利的自由见诸于政治行动的要求和行动。抽离了自由权利，民主就变成一种空壳。民主自身不产生任何价值，民主的价值由自由所带来、所赋予。当民主变成了一种价值，这种负载了价值的民主就能够伸张公民的权利，保障自由的秩序。消极自由的实质是划定了个人自由的边界，于是边界之内的领域构成私域（privacy）。然而，如果缺乏维护这种私域的民主参与行动，即积极的自由，那么这个私域之门的钥匙就丢给他人。结果，不设防的私人领域随时随地面临着公共权力入侵的危险，公共权力就有可能随时随地地把自由从私域的碉堡中驱逐出来。因此，民主是自由的保障。这就是自由与民主亲和的根由。

民主主义者把民主当作个人的基本权利。那正是因为，作为一种权利的民主，所负荷的价值只不过是它所张扬的自由。反过来说，如果民主不负载自由的价值，维护的不是个人的基本权利，那么民主只能是“字面上的民主”、“形式的民主”。这种“形式的民主”就是萨托利所谓的“自由主义之外的民主”，[14]这样的民主就连专制权力也会亲吻的。

自由的底线要求就是保护公民免于国家压迫的自由。然而，囿于消极层面的自由并不能自动地保障它自己，要把私域之门的钥匙掌握在自己的手中，还得凭借积极自由的途径。这样的途径就是把自由的权利附载于民主参与的行动之中。既然国家、公共权力是一种“必要的罪恶”，而且谁不能逃避国家，那么躲避在私域之堡的自由是无法应对公共权力的挑战的。自由必须走出它们各自的碉堡，参与公共生活或政治，才有可能将公共权力限定在法治的秩序之上。这就是积极自由的价值，也是民主之所以成为价值的理由。民主是一种集体行动。这种集体是拥有自由权利的个体为维护其权利而自愿构成的集合。民主的行动就是政治参与。民主本身并不是权力，但可以成为正当权力的基础。所谓正当的权力，就是经由了民主认可从而拥有合法性的权力。这种权力的边界，并不是由权力自己来划定，而是经由民主、通过某种宪政安排而划定的。如果说自由为民主定了方向，那么民主则为权力立了规则，而法治就是把这些价值、规则稳定起来的制度手段。我们强调民主是见诸实践的集体行动，是因为只有集体行动的民主参与才有效力。显然，分散的个体，无论他/她对自由权利的渴望多少强烈，也无论他们内心那捍卫自由的碉堡修筑得多么坚固?诟叨茸橹墓胰γ媲埃谟凶橹纳缁嵝员┝γ媲埃际侨醪唤纭⒁磺眉雌频摹6遥鎏逍缘恼尾斡耄涫挡⒉痪哂姓涡裕还歉鋈说囊恢终尉秤觥H欢杂捎胫刃虻囊来嫘裕沟米杂捎直匦肫窘韫踩次ぷ杂伤瞪さ纳缁嶂刃颉R虼耍杂芍饕宀⒉环炊砸磺腥Γ环炊阅侵置晔痈鋈恕⒓とɡ娜ΑJ导噬希杂芍饕迤惹行枰侵纸ɑ诿裰鞯墓踩ΑH绻杂芍饕逭卟幌虢鼋龇⒍怀安璞械姆绫保琜15]如果自由主义者寄望于自由秩序（即宪政秩序），那么这种秩序的生成不是自发力量能够成就的，必须见诸于民主参与的集体行动。

即使是马克思主义者，也不否定国家、公共权威的两重性质。综观当代世界各国政治发展，恐怕没有那个国家公开拒绝民主、排斥自由、否则公民权利。而且，把这些价值统统纳入自由主义的思想弹药库中，要么是出于自由主义者的自私，要么是由于非自由主义者的短视。新权威主义者，固然要彰显权威的价值，但也不会断然否决民主、自由等政治价值，反而会强调他们的立场正是为民主的发展、自由的实现提供良好的制度框架。问题在于，不解决公共权威的建基问题，这样的制度框架就是不牢靠的。

牢靠的制度框架应该建立在什么样的民主基础之上？是兼容于自由权利的民主，还是兼容于集团权力的民主？这是一个真问题。如果是那种兼容于自由权利的民主，那么就是以权利来规约权力；如果是那种兼容于集团权威的民主（所谓“自由主义之外的民主”），那么就可以转化为“以权力制约权力”的老话题。关键的问题是，以权力制约权力往往是靠不住的。因为那些脱离自由民主基础的权力，都有可能形成某种共谋关系，如“官官相护”、“兔死狐悲”等。

基于自由权利的民主，其基本使命就是如何划定公共权力的合理范围，保障公共权力的正当行使。这时，民主与权威关联的意义就突显出来了。作为公共权力合法载体的国家，其正当的理由就是维护那种保障自由权利的秩序。国家保留暴力的最后理由，就是防止公共权力及私人暴力对公民权利的侵犯。上面，我们已经指出，对公民权利的侵犯可能有两个来源，一是国家，二是社会。防止国家对公民权利侵犯的根本途径就是制度化了的民主，这种制度化了的民主，可以是定期的选举制度，也可以是程序化的司法制度，等等。这些现象层面的东西，都是宪政秩序的构成要素。而防止社会对公民权利的侵犯，最有效的途径不是民主本身，而是建立在民主宪政基础之上的国家权力。由此，我们不难梳理出这样的逻辑链条：自由驱使民主的行动；民主赋予国家权力正当性或合法性并对权力加以约束；国家权力保护公民的权利并防范来自社会的私人暴力对公民权利的侵犯。这样的政治秩序是合乎正义的。

三、分配与公平（allocationandimpartiality）

保守的自由主义追求一种保护自由权利的稳定的秩序，这样的理由无疑是正当的。但是，正当的东西不一定持久，它还取决于其他条件。即使是那种标榜保护自由的社会秩序，也往往因分配不公存在分崩离析的可能。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种分配不公的根由，往往自由主义者所捍卫的资本主义经济自由，这种经济自由的本质就是捍卫私人财产权。因此，分配的公平问题难以从纯粹自由主义立场中获得解决，自由至上主义者甚至认为平等对于自由是一种妨碍。[16]诺齐克与罗尔斯之争恰好反映了自由与平等的内在张力。

公平既是一个价值取向，也是一种实践要求。公平所进入的是社会交换的关系领域。社会交换其实是价值资源的自然分配及有干预的分配过程。正是在价值资源分配的原则上，出现了自由至上论与平等主义的激烈争论，这种争论演变成左派和右派的对立。我们可以把那些坚持自由优先于平等的人划分到右派的阵营，把那些坚持平等优先于自由的人划分到左派的阵线。那么自由至上论者如诺齐克就是极右派的代表，而社会主义者、福利国家论者就是左派的代表。自由至上论者，一般从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原则出发，认为公正的分配原则就是在公平竞争中适得其所。而社会主义者、福利国家论者，一般强调社会财富的平等分配，各得其所才有公平。自由至上论不主张有模式、按公式的分配方式。他们有关财富的分配原则，正如诺齐克所概括的那样：“按其所择给出，按其所选给予”。[17]保守自由主义的显赫人物哈耶克也说过：“我们的目的是要反对把一种精心选择的分配模式强加给社会的所有企图，而不管它是平等的仰或不平等的模式。”[18]诺齐克对模式化分配的怀疑，是担心国家对个人的自由权利特别是经济自由和私有财产权的侵犯。然而，以诺齐克为代表极右翼似乎没有注意到，在放任自由的市场经济条件下，不受节制的资本为寻求更多的剩余价值，必然寻求资本的垄断，导致社会财富分配的马太效应。而社会贫富差距加剧，必然把越来越多的劳动者抛进无产者的队伍，使得他们因物质的匮乏不能自由。因此，绝对的自由主义最终只能走向经济的不平等，并最终损害自由。而且，消除这种经济不平等也就成了无产阶级革命的正当理由。这正是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危机的精当分析。对于自由主义者和保守主义来说，为了维护神圣的私有财产（当作权利来对待），一方面他们要限制国家的干预，具体来说就是限制国家对社会财富的再分配；另一方面就是拒绝甚至恐惧革命。因为革命意味着维护原有财富分配秩序的打破，最终导致资产者财富的剥夺。正是出于这样的深层担忧，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不得不对平等主义做出必要的让步或者妥协。于是，就有了凯恩斯主义，有了福利国家，有了罗尔斯的正义论等等。罗尔斯在《正义论》中反复论证了两条正义原则，一是平等原则，二是差异原则（或不平等原则）。按照罗尔斯的说法，平等原则就是：“每个人都具有这样一种平等权利，即与其他人的同样自由相容的最广泛的基本自由。”所谓差异原则就是：“社会和经济的不平等是这样安排的：（一）合理地指望它们对每个人都有利；（二）加上地位?凸僦岸运腥丝拧！盵19]在罗尔斯看来，第一原则优于第二原则，因为第一原则规定了实现这些价值的基本制度。这些原则包含三层基本含义：一是自由权利人人皆有，不属于分配的范畴；二是财富分配要遵守利己利人至少是利己不损人的原则；三是机会平等。在《政治自由主义》中，罗尔斯对他的修正了的正义原则做了这样的解释：“这两个原则通过三个要素表达了一种平均主义的自由主义形式。这三个要素是：1）保证政治自由的公平价值，以使这些自由不是纯形式的；2）机会的公平（也不是纯形式的）平等；3）所谓差异原则，它要求社会和经济的不平等要从属于职位和岗位的调整，以使这些工作机会最有利于那些最不利的社会成员，无论这些不平等达到的层次如何，也不论这些不平等的大小程序怎样。”[20]

从罗尔斯、诺齐克以及哈耶克等人的争论中，我们可以看到，并不是所有的价值资源都具有分配性。罗尔斯坚持自由权利人人皆享的政治平等原则，是说这种政治自由不能分配所得。诺齐克拒绝模式化的分配，其要旨也是为了辩护自由权利不可分配的性质，为了使他的这个论点更加牢固，诺齐克甚至怀疑国家对社会财富的再分配权力，因为在他的眼中，国家卷入社会财富的再分配，就有可能限制人的自由权利。哈耶克认为“公正”一词只用来描述人的行为，若分配不是人为而是自然运行所致，则此分配亦无所谓公正与否。哈耶克的公正观就是强调“交换的公正，而不是所谓的分配公正或现在经常谈论的‘社会’公正”。[21]无论是激进的还是保守的自由主义者，自由权利在他们眼中都是不可分配的。如果对不可分配的东西进行分配，就失去了正义即最低限度的公正。这样一来，对可分资源的分配也就失去公正的基础。

极端自由主义者从自由至上的原则出发，把社会财富排除在分配的范畴，使得“自由主义的方法在取得物质平等上有着严格的局限性”。[22]这种观点不仅为平等主义者所拒绝，也为许多持自由主义立场的人所不接受。应该说，财富及获得财富的机会（如岗位、职位），都是可分配的价值。问题是采取什么样的分配途径才能满足公平的原则。这个问题过去、现在、未来都将是一个争论不休的问题。

分配的公平是公平地分配的结果。然而，分配的公平也许只是一个理想，凡夫俗子能做到的也许只能是少一点不公平的分配。尽管罗尔斯的正义原则不易实现，但他的分配公正并不复杂，那就是，每个人都有差异地各得其所，而非平分一份。

四、程序与正当（procedureandlegitimacy）

当一个享有自由权利的人，能够通过一定的程序来表达对一个合法权威认同或者不认同的时候，他就转化成一个公民了。由此，程序和合法也就成了重要的价值，一种使自然人转变成公民的价值。政治是公共生活。不参与公共生活的人，即使是一个自由人，也无论是出于何种理由，都还不算是一个“公民”。也就是说，那些躲藏在内心堡垒中的人，他可以是自由人，也可以是不自由人，但都不是公民。所谓“参与公共生活”就是参与自由的公共交谈、自由的选举、自由的集会以及其他公共行动，这种公共参与的能力就是公民的能力。[23]所谓“无论出于何种理由”，包括“不许”、“不能”、“不愿”三种可能的情况。

第一，“不许”假设。假设一个人具有公民的能力，愿意甚至力争参与社会公共生活，但不被允许，那么他不能成为公民的原因是外在的。假如不许者是另一个人，那么这个人就侵犯了他的自由权利。假如不许者是国家，那么可能的原因有两个，一是这个人由于侵犯了别人的权利而被依法剥夺了他的这种权利，那么国家的行为是正当的。二是国家不许可任何人有这种参与的权利，由于国家的这种“不许可”缺乏正当理由，由此面临着合法性危机。而且，假如国家根本不打算让人们享有这种权利或机会，那也就谈不上什么参与的程序及其正当性了。因此，在“不许假设”的条件下，政治参与程序及其合法性是由国家的实质合法性所赋予和决定的。当一个国家的权力缺乏正当性或合法性的情境下，任何程序、制度都缺乏实质性正义。这种情况满足程序性正义依赖实质性正义的原理。[24]

第二，“不能”假设。假设一个国家的宪法载明了每个人都拥有参与公共生活或政治的公民权（citizenship），个人不能参与的原由，或者是缺乏制度化的政治参与程序，或者是人们不知道这个秩序，或者是认为这种参与对自己毫无利益，那么他不能成为公民的原因有可能是外在的，有可能是内在的，还有可能是内外混合的。如果说是内在的原因，一是显示出这个人的公民能力或政治效能感低。如果说是外在，则主要是没有建立正当的政治参与程序。如果说，一个声称或者确实具有实质性正义的国家，认为建立这种政治程序是多余，由此而使得个人不能实现他参与公共生活或政治的自由权利，那么这样的国家首先缺乏的是政治参与的程序及程序正义。这种情况满足秩序正义与实质正义同等重要的原则。[25]

第三，“不愿”假设。不愿假设就是，假设一个人，既没要别人的妨碍，也不是国家的不许；既具备程序知识，也具备正当秩序的前提下，放弃作为一种公民权的政治参与机会。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个人之所以不能成为公民，主要是内在的原因。也许这种原因导源于这个人对公共生活的反感以及对国家政府天然不信任的情绪。这种情况满足个人自由与民主参与无关的假设。

由此，我们就有了讨论程序与正当性的三个假设。

不许假设表明，程序的正当性（程序正义）是由实质性正义所决定的，程序性正义依赖于实质性正义。民主参与秩序的正当性，归根结底来源于它所负载的或者它所保障的公民权利，这些权利一般都由国家的自由宪章所载明了的。而且，以宪法的形式载明这些基本权利，是一个国家成其为民主国家的最低要求。因此，一个在宪法中不载明保护公民自由权利的国家，无论它建立了什么样的政治秩序，都没有正义性。反过来说，这样的国家，无论它建构了一个什么样的政治参与秩序，都不能证明国家具有合法性。在现实政治历史中，法西斯国家就是这样。

不能假设表明，实质性正义还得由秩序性正义来彰显。一个被假定具有正义性的国家，如果不能建构正当的政治参与程序，那么它的实质性正义仍然无法体现，从而使得国家的合法性面临危机。这种危机也就是亨廷顿所谓的“参与性危机”。而“合法性面临危机”与“合法性缺乏”是两个根本不同的概念。

不愿假设表明，即使一个社会建立了正当的政治参与程序，而且国家以宪章的形式确认了个人的自由权利，国家也有可能由于那些逍遥于个人碉堡的人们对政治参与的逃避而面临合法性不足的危机。

五、结论

政治哲学所担负的基本使命，就是系统地梳理政治行为背后的价值取向，从而为社会政治正义如何可能、正当稳定的国家政治秩序何以建构提供理据。

现代政治生活的价值评判，当然不是一种主义所能概括得了的。无论是自由主义，还是保守主义；无论是民主主义，还是权威主义，都不能独占政治话语的市场。然而，我们看到，在政治哲学的话语体系中，恐怕所有的价值都不能脱离“权利”二字。如果权利不是被解释为每一个公民的权利，而被解释为集体的权利、国家的权利，那么权利就什么都不是了。这样，权利也就成了所有政治哲学范畴的灵魂，从而有可能取代那个纠缠不清的“利益”。

政治哲学的基本范畴体系不是杂多。毫无疑问，既然政治现实之间的关系呈现出网状结构，因此政治学范畴之间，不是直接联系，就是间接关联。笔者提出的四对偶性范畴，是按“直线距离最短”的线段原则加以规范的。这四对范畴就是“自由与秩序”、“民主与权力”、“分配与公平”、“程序与合法（性）”。当然，政治哲学还有一些不可或缺的范畴，如“权利”、“正义”、“平等”等。这些范畴在本文也进行了相应的解释。例如，权利是个人自由在法治秩序上确认，正义是这种权利在宪政秩序上的平等安排。

范畴的偶性结构，其实是现实政治关系的抽象，反过来又对经验政治以及经验政治研究提供学理支持。

既然自由是存活于一定秩序中的自由，那么我们思考自由的时候，就不得不思考它所依赖的秩序；我们思考秩序，就不得不思考这个秩序得以建构的正当理由，即它维护什么。

既然民主在本质上是作为一种权利的自由伸张，那么民主能够做的事情就是通过制度化的途径去制约权力，如果民主不是那些以权利制约权力的民主，那么它什么也不是。反过来说，我们考察权力，就要考察这个权力的基础，它本身的范围以及它的运行规则是否经由了那些拥有权利的公民的民主认可。

既然公平总是同分配纠缠在一起，那么一谈到分配，我们就要追问这样做公平吗？我们还要追问哪些东西能够拿来分配，哪些东西根本就不能提“分配”两字。例如你能把言论、集会这样的自由权利拿来分配吗？显然不能。分配首先要区分配的界限，宪法载明的基本公民权利是不可分配的，而财富以及获得财富的机会则是可分配的。也就是说，获得可分配之物是公民的权利，但不是公民的基本权利。就这一点来说，自由至上主义者是很自私的，他们把自由主义原则推至极点，就会导致更多的人不自由。这样的结局尽管不是自由主义者愿意看到的，但现实如此。最关键的问题是，如果一个标榜自由民主的社会，不能相对公平地解决社会贫富差距的问题，这个社会无论看起来多么美好，其社会秩序仍然有被颠覆的可能。而颠覆者就是那些在社会中处于不利阶层的人，他们因物质的匮乏而无法自由，尽管自由主义者许诺他们有自由。

最后，我们强调了程序的价值和合法性价值的并存，这不仅在于逻辑证明了程序正义与实质正义的内在关联，还在于程序正义与实质正义对于建构一个正当稳定的政治秩序同等重要。

--------------------------------------------------------------------------------

[1]参见戴维·米勒、韦农·波格丹诺编：《布来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中文本，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第271-273页，“自由主义”条目。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73页。

[3]参见霍伊著，刘锋译：《自由主义政治哲学》，北京：三联书店1992，第47-48页。

[4]参见李强：《自由主义》，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第18页。

[5]StephenHolmes,TheAnatomyofAntiliberalism,HarvardUniversityPress,1993,pp.3-4.

[6]参见吉登斯（AnthonyGiddens）：《超越左与右》，李惠斌、杨雪东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第24-34。同时，参见刘军宁著：《保守主义》，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第235-239页。

[7]参见石元康著：《当代自由主义理论》，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0，第143页。

[8]罗尔斯：《政治自由主义》，万俊人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0，第110页。

[9]林毓生：<两种关于如何构成政治秩序的观念>，见韩水法主编《社会正义是如何可能的——政治哲学在中国》，广州：广州出版社，2000，第314页。

[10]关于保守主义与自由主义的关系，可参见刘军宁的分析。刘军宁：《保守主义》，第26-29页。

[11]萨托利：《民主新论》，冯克利、阎克文译，北京：东方出版社，1998，第445页。

[12]伯林：<两种自由概念>，见《市场逻辑与国家观念》（公共论丛），北京：三联书店，1995，第196-229页。

[13]对伯林两种自由观点的评论，可参见石元康：《当代西方自由主义理论》，第22-26页。

[14]萨托利：《民主新论》，第441页。

[15]袁伟时：<自由主义论争管窥——答友人>，见广州《开放时代》，2000（7），第38页。

[16]石元康：《当代西方自由主义理论》，第186页。

[17]诺齐克：《无政府、国家与乌托邦》，何怀宏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第166页。

[18]哈耶克：《自由宪章》（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60），第87页。转引自诺齐克《无政府、国家与乌托邦》（何怀宏译），第163页。

[19]罗尔斯在《政治自由主义》中，将这两个原则修正为：“甲、每一个人对平等的基本权利和基本自由之完全充分的图式都有一种平等的要求。该图式与所有人同样的图式相容；在这一图式中，平等的政治自由能——且只有这些自由才能——使其公平价值得以保证。乙、社会的和经济的不平等要满足两个条件：第一，它们所从属的各位岗位和职位应在机会公平均等条件下对所有人开放；第二，它们要最有利于那些最不利的社会成员。”中译本，万俊人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0，第5页。

[20]同上，第6页。

[21]哈耶克：<自由主义>，见《自由主义与当代世界》（公共论丛），北京：三联书店，2000，第129页。

[22]同上，第132页。

[23]参见罗尔斯：《政治自由主义》第二讲“公民的能力及其表现”。

基本范畴范文篇2

关键词：宪法学，范畴，历史，逻辑

在中国宪法学发展历史上，20世纪50年代是宪法学承前启后的重要历史时期。旧中国50多年的宪法学成长历史与新中国宪法学历史使命之间的价值与事实的关系构成了宪法学的基本框架与方法论特色。无论学者们采取何种研究方法或研究态度，在中国社会结构与背景下分析宪法学的历史时，50年代宪法学所具有的时代特色与学术风格是不得不面临的重要学术问题。[2]在作者看来，当代中国宪法学的发展也无法完全脱离50年代宪法学所建立的基本范畴与方法论的学术影响。作为人类智慧之学的宪法学理论的创新应在历史事实所提供的环境与背景下进行，尊重历史与维护社会共同体价值是宪法学发展的价值基础。因此，当我们反思、思考与分析中国宪法学基本范畴与方法时，有必要客观地评价50年代宪法学形成的背景、历史贡献与时代局限性。本文试图对50年代中国宪法学基本范畴与方法进行实证分析，探讨其中的学术经验与教训，为建立21世纪中国宪法学基本范畴提供有益的方法论基础。

一。20世纪50年代宪法学形成的社会背景

20世纪50年代是新中国宪法学的初创阶段，也是宪法学基本范畴初步建立时期。从50年代中国社会所处的特定社会环境看，宪法学体系的形成反映了社会的政治、经济与文化发展的客观需要，面临着价值与事实关系的选择与判断。其直接的推动因素主要有：

1.制宪的社会需求。宪法与宪法学是不同的范畴与概念。虽然两者有着共同的价值目标与追求，但具体的构成与社会功能是不同的。50年代的宪法学建立，直接受制宪活动的政治选择与宪法学知识专业化的影响。为了完成制宪任务，政治家们需要动用可能的政治和知识的资源，为制宪提供丰富的学术支持。从比较宪法的角度看，制宪过程是一种利益的冲突与协调过程，需要在政治决断、宪法文化与宪法环境之间寻求合理的平衡。而这种平衡的确立一方面取决于政治家的政治智慧，而另一方面也取决于宪法学知识的专业化程度，特别是学者在制宪过程中的功能与角色。学术界的学术理性与学者的积极参与，有助于把学术的理性与成果反映在制宪过程之中，以保持宪法体制的客观性与理性。

2.法制的初创与学者的社会责任。在新的国家体制建立时，学者的理论贡献是十分重要的，特别是政权合法性的取得往往需要学术的支持与逻辑力量。在整个50年代，国家面临的重要任务是建立统一的法律体系，维护法律秩序。在政权的性质与学者的社会功能问题上，50年代面临的学术问题是非常复杂的，在新旧制度的转型过程中学者的客观、中立的学术理性产生重要的社会影响。特别是，在彻底废除“旧法统”的社会环境下，如何继承旧时代学术传统是社会关注的重要问题。

3.在54年宪法制定过程中，学者们获得了一定的参与空间。国家宪法起草委员会33名委员主要由政治家和派组成，但其中也包括了马寅初、张澜等学术界的代表。宪法起草委员会下设的一些机构中也有部分学者参与。在讨论宪法草案的过程中，中央指派董必武、彭真、张际春等同志组成研究小组，并请周鲠生、钱端升为法律顾问，叶圣陶、吕叔湘为语文顾问，对宪法草案的内容进行了具体的讨论与专业论证。另据王铁崖教授回忆，1954年宪法制定时，宪法起草委员会设立了法律小组，由钱端升为组长，成员有费青、楼榜彦和王铁崖。他回忆说，当时这个小组对宪法草案中的与国际法有关的问题进行了讨论，如国家代表权、庇护权、战争和条约缔结权等问题。小组成员曾有过讨论宪法与国际法关系的想法，但没有进行具体的讨论。[3]另外，不可忽视的问题是学者们还参与了对草案的讨论和论证。如在全国政协宪法草案座谈会上学者们针对宪法草案发表了许多学术见解。宪法起草委员会划分17个座谈小组，每一组设了2—4名召集人。在召集人名单中我们可以发现当时具有代表性的宪法学或政治学界的学者，如张澜、罗隆基、费孝通、沈钧儒、黄炎培、章乃器、张溪若、侯外庐、马寅初、张志让等学者。根据目前保留下来的当时讨论的档案材料，学者们对草案的讨论基本上围绕着宪法学的专业性问题，从宪法学基本理论角度对各种草案的内容进行了分析。[4]

4.在旧中国宪法学向新中国宪法学“转型”过程中形成了50年代宪法学特定的内容与学术风格。如前所述，在100多年的中国宪法学成长过程中，宪法学有时无法回避陷入政治权力旋涡的命运，有时不得不沦为“政治俾女”。但在中国社会发展中，宪法与宪法学遵循着不同的发展途径与逻辑，政治对宪法学的影响力并不是绝对的。即使在宣布废除“六法全书”的政治环境中，宪法学的命题、逻辑与学术影响仍然具有一定的生命力，对50年代宪法学基本范畴的确立提供了有益的理论支持。特别是，通过“旧时代”宪法学者的学术活动，旧中国建立的宪法学体系与传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继承。因此，讨论50年代宪法学基本范畴并不仅仅限于50年代的社会环境的分析，也需要讨论对前50年宪法学历史传统的评价与继承问题。[5]

二。20世纪50年代宪法学的基本范畴

宪法学基本范畴是特定的概念表述，是人们对不同时代宪法现象的高度概括和提炼。不同时代的宪法学有不同的时代课题，体现不同的宪法学范畴。作为人类理性思维的逻辑形式，宪法学的存在以各自的范畴体系为条件和存在形态。作为新中国宪法学创立时期的50年代宪法学也确立了适应当时社会发展需求的自身范畴体系与研究方法。

在50年代出版的宪法学著作和论文中，我们首先发现学者们的范畴意识主要表现为对宪法阶级性命题的情结与理论论证上。可以说，50年代宪法学的基本范畴（基石范畴）是阶级性命题的学术论证。阶级性的范畴基本上概括了当时社会存在的宪法现象与社会问题，同时反映了当时宪法学的基本概念、规则与具体表述方式，是人们解释宪法现象的基本方法。

首先，按照阶级性范畴，多数学者从阶级本质上将社会主义宪法与资本主义宪法区别开来，把宪法分为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种类型。当时的基本认识是：资产阶级革命胜利以后，资本主义国家通过宪法将新的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和政治关系确定下来，构成了资产阶级国家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而苏联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成功以后，又改变了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和政治关系，建立了保护劳动人民利益的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和工人阶级对资产阶级进行统治的政治关系，苏联用宪法把这种新的生产关系和政治关系确定下来，便形成了苏联的社会制度和国家制度。因此得出宪法每一种类型，都有其相应的一定的阶级本质。资产阶级类型的宪法，是代表资产阶级的利益和反映资产阶级意志的，就其本质来说是剥削阶级的意志，是反人民的宪法。而社会主义类型的宪法，是代表劳动人民的利益和反映劳动人民的意志的，按其本质来说，是反剥削者

的宪法，是人民的宪法。

其次，根据阶级性这一基本范畴，有的宪法学者提出对宪法问题的基本认识。宪法概念的定位是确立宪法学范畴的基本条件，其理论判断与认识方法决定了宪法学的基本框架与要素。当时对宪法阶级性的基本认识是：第一，从宪法所反映的阶级关系来看，宪法是表现统治阶级的意志的，它反映了统治阶级对被统治阶级的经济统治和政治统治；第二，从宪法所反映的阶级演变来看，它又是阶级力量对比和阶级斗争的总结，资产阶级类型的宪法反映了资产阶级力量的强大及其斗争胜利的总结，而社会主义类型的宪法则反映了工人阶级力量的强大及其斗争胜利的总结，并将这两点认识归结为宪法的本质。同时又指出认识宪法的这种阶级本质，不能仅仅从宪法的形式上去了解，而必须从宪法的实质上去了解。[6]同时认为社会主义类型的宪法也有两种不同的形式：一种是苏联的胜利了的社会主义的宪法，它贯穿着彻底的社会主义原则，其表现就是土地、森林、工厂、矿山以及其他生产工具和生产资料都归社会主义所有，以及剥削制度和剥削阶级的消灭，社会中已经没有彼此对抗的阶级，而社会由相互友爱的工人阶级和农民组成并在工人阶级的领导下共同执掌政权等等；另一种形式是人民民主宪法，也就是以工人阶级为领导而进行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在取得胜利以后而制定的代表人民利益的宪法。这种宪法的阶级本质，体现着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阶级意志，而把主要生产资料的公共所有制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固定下来。根据这种理论分析，学者们认为，1954年宪法性质是人民民主的宪法，是属于社会主义类型的宪法。

第三，以阶级性为基本出发点分析宪法现象是五十年代多数中国宪法学者研究宪法的基本方法，表明了当时的宪法理论的价值趋向。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学者们在遵循宪法学基本范畴的前提下，也在努力使宪法学范畴的解释“中国化”，在具体范畴的层面上寻求宪法学的专业化途径。如有的学者关注了宪法本身具有的法律性质，强调宪法学研究中区分宪法、国家与法律的重要性。[7]认为，宪法是国家最基本的法律，规定一个国家的国家制度和社会制度的基本原则、国家机关的组织与活动原则以及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在分析宪法概念时学者们特别强调，研究作为国家根本法律的宪法时，必须研究国家和法律的关系，揭示宪法的法律性质。吴家麟在《宪法基本知识讲话》一书中对宪法概念做了比较概括的表述：宪法是阶级力量对比关系的表现；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宪法是社会的上层建筑的一部分。[8]关于宪法与普通法律的区别，有学者们提出了如下基本观点：（1）宪法确立了国家的社会制度和国家制度，规定的都是国家政治、经济的一些根本方面的内容，而普通法律规定的都是社会关系的某一些具体的方面；（2）宪法是普通法律的基础，国家制定宪法要根据宪法规定的原则来制定；（3）宪法制定和修改的程序是按照一种特别程序，而这种程序比一般普通的法律更为严格；（4）如果普通法律与宪法有抵触时，则有效的是宪法而不是普通法律，在事实上，一切普通法律都是根据宪法并为了贯彻宪法而制定的。[9]

第四，以阶级性为基本范畴的宪法学在混合性和综合性规范体系中确立自己的学科和理论框架。新中国宪法学体系最早主要借鉴了苏联的宪法学理论，并主要以苏联模式为自己的发展模式，导致宪法学理念与特定社会环境之间的矛盾。但从宪法学内部知识体系的组合与具体理论的构成看，50年代宪法学也包含着一些“非苏联”的内容与特色。传统中国宪法学的思想、理论与方法，一定程度上影响了50年代宪法学形成过程。即使在以阶级性为基本范畴的宪法学体系占主导地位的背景下，当时的一些学者们也在一定范围内探讨了与中国社会现实有密切关系的具体范畴与概念。除阶级性范畴外，当时的宪法学研究还采用了其他的范畴。如李达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讲话》一书中，采用的范畴主要包括：宪法问题与法律问题、宪法经验与历史经验、民主与自由、公民与人民、平等与普遍性价值、义务与基本义务、社会主义与人民民主主义、国家与法律、国家与社会等。[10]在本书中李达试图从宪法—国家—法律的角度建立宪法学体系，强调“当我们研究这个国家的根本法律的宪法时，必先研究国家和法律的意义”，并论证了“宪法虽然是国家的根本法律，但它仍然是一种法律”的命题。从国家存在的正当性出发，说明宪法与法律的不同功能与性质是李达宪法理论的重要特色，他同时给我们提供了以阶级性为基石范畴，以国家、法律与宪法为基本范畴的新中国宪法学的理论框架。[11]1955年出版的《学习宪法若干问题解答》一书，虽是一本通俗性的著作，但其中也可发现具有宪法学专业价值的几种范畴：制宪与宪法制定活动、宪法与纲领、人民民主与民主集中制、国家机构与社会力量、主权与领土、私有财产与公共利益等。

从50年代出版的几本专门写公民基本权利与义务的著作中我们可以看到基本权利与义务的基本范畴。如杨化南写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建立了如下基本权利体系：平等权、政治权利和自由、人身自由、宗教信仰自由、社会经济权利、文化教育权利、华侨的正当权利、居留权。[12]以权利、自由与基本权利为基本概念说明宪法体制是当时学术界普遍关注的研究思路与方法。

以上是对50年代宪法学基本范畴的一般性的分析。从严格的意义上讲，50年代宪法学所确立的基本范畴是不成熟的，范畴中包含着一些矛盾与冲突的因素，但从宪法学的历史发展看，仍有其存在的合理基础。

三。20世纪50年代宪法学基本范畴的影响与评价

宪法学基本范畴是宪法历史与逻辑的统一，历史背景是我们评价宪法学社会功能的重要尺度。我们知道，新中国宪法发展的源头是1954年宪法，这是不可否认的历史事实，直到现在1954年宪法的精神仍体现在现实宪法制度的内容与具体运行过程之中。同样的道理，新中国宪法学发展的历史渊源仍然是50年代所建立的宪法学体系。从21世纪中国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出发，建立规范、开放和多样化的宪法学基本范畴是宪法学者需要完成的重要历史使命。而完成这一历史使命的前提就是对宪法学历史的反思，要实事求是地评价50年代宪法学的历史贡献与历史局限性。

如前所述，50年代宪法学有它自身的知识体系与范畴，并以自己的专业话语（虽然不成熟）回答了社会实践的要求，为刚刚建立的国家政权提供了合法性的理论基础。同时，我们看到，在第一部宪法的制定和宣传过程中，学者们树立了宪法学的专业性与范畴意识。因此，1954年宪法的历史贡献中自然包含了50年代宪法学的历史功能。作者认为，对50年代宪法学基本范畴的评价应坚持历史、客观、宽容的原则，需要从历史与学术使命的相互关系中合理地作出评价。如对阶级性基本范畴的分析上，我们不能简单地否定其范畴的价值，要探讨这种范畴存在的社会与历史背景，给予符合历史事实的评价。从宪法学说史与宪法史学的角度看，把阶级性作为宪法学基本范畴也存在一定的历史合理性，表明了当时宪法存在的真实的国内和国际环境，体现了当时宪法学所承担的社会功能。可以说，阶级性这一范畴中既有一定的历史合理性，同时也表现其历史的局限性。

50年代宪法学给新

中国宪法学发展提供的资源中有些是消极或负面的因素，需要从学术的角度澄清与评价。其历史局限性主要表现在：1.在宪法学基本范畴中把阶级性确立为观察、分析和解释宪法现象的基本视角和思维模式，使宪法学自身的体系、结构和文本失去了必要的学术价值；2.这一基本范畴导致了宪法学的“政治化”倾向，宪法学逻辑被政治逻辑所代替，学术的社会功能受到严格限制；3.尽管50年代的宪法学者们，试图建立与新的社会结构相适应的宪法学基本范畴，但由于学术的力量无法战胜“阶级性”的逻辑统治，使宪法学失去了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存在的基础；4.以阶级性为基本范畴的宪法学理论过于强调服从政治需求的必要性，破坏了宪法学专业知识体系的完整性；5.宪法学基本范畴的自我认同程度比较低，没有充分发挥宪法学在知识整合和形成社会共同体意志中的协调功能。

四。如何建立当代中国宪法学基本范畴？

建立科学的宪法学基本范畴是中国宪法学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当宪法学开始成为“显学”，并在社会生活中呈现出越来越多的亮点时，宪法学界应注意完善自身体系的，提高专业化水平。什么是宪法学基本范畴，如何确立宪法学基本范畴？基本范畴的构成要素是什么？基本范畴内部的各个要素是通过何种形式发挥作用？基本范畴的普遍性与特殊性价值如何评价？基本范畴的历史性与现实性是如何结合，等等问题是学术界需要研究与解释的重大课题。反思与分析50年代宪法学基本范畴的目的是正确定位当代中国宪法学历史基础与现实使命，使宪法学成为人类对宪法理性思维的逻辑形式与规则，并以此为基础建立专业化、规范化的宪法学知识体系。

（一）建立宪法学基本范畴的原则

在讨论宪法学基本范畴以前，我们首先需要对基本范畴本身作出学术评价。范畴作为哲学的基本命题，它指“反映事物本质属性和普遍联系的基本概念”。[13]按照基本范畴的理论，宪法学基本范畴回答的问题是：在宪法世界中哪些属于宪法现象的本质属性？哪些概念是最普遍、最本质的宪法概括？在我国，有关宪法学基本范畴的讨论是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在思考中国宪法学理论体系的过程中有的学者注意到了宪法学基本范畴的确立问题[14].另外，在宪法学理论体系、宪法学研究逻辑起点、宪法学研究对象、宪法学调整方式等问题的探讨中也涉及了宪法学自身范畴的若干问题。不过，学术界对基本范畴的关注程度是不够的，缺乏理论与方法论方面的论证，满足于“用中国的资料论证西方的宪法理论”，导致概念与现实、原则与理论、事实与价值的冲突，造成宪法学过于“大众化”的现象，直接影响了宪法学的社会功能。

在建立中国宪法学基本范畴的过程中需要坚持的基本原则是“历史与逻辑统一”，通过对各种宪法现象的分析，揭示宪法发展的历史过程与逻辑联系，再现宪法社会形成的历史环境。自范式理论产生后，在社会科学的研究中学者们普遍采用了“范式”的概念，以寻找研究问题的系统的思考方式与思维框架。库恩认为，范式是常规科学所赖以运作和成立的理论基础和实践规范。由于社会现象的复杂性与意识形态性，学者们在研究某一问题时必然涉及普遍接受和运用的概念、模式、基本的理论框架与研究方法等。宪法学作为社会科学的组成部分，在理论研究与实践过程中也需要确立共同的“研究范式”或核心范畴，以保持宪法学理论基础和实践规范的统一。

按照“历史与逻辑统一”原则，在建立中国宪法学基本范畴时，我们需要解决的理论与实践问题是：

首先，在中国宪法学基本范畴与宪法学基本问题之间建立互动的价值联系，重视宪法存在的历史与现实环境，以宪法基本问题的解释与解决为基本出发点；

其次，中国宪法学基本范畴应当在文化传统与现代性之间寻求合理的平衡，在中国国情和文化背景下建立新的研究范式；

再次，在范畴的主观性与客观性统一中寻求对基本范畴的学术共识，提倡学术研究的规范化，以范畴为基础建立宪法学专业化体系；

第四，合理地解决宪法学基本范畴的动态性与稳定性之间的关系，在社会变动中保持基本范畴的相对稳定性，使范畴的内容与人们的思维模式之间保持其内在的一致性。

（二）宪法学基本范畴的构成

从研究范式看，宪法学研究范式可分为本体论、认识论与方法论三个部分。[15]宪法学本体论主要涉及宪法在现实世界中的形态与表现，要求学者们探求宪法的正当性与真实性的价值，描述人类所追求的宪政制度。宪法学认识论主要涉及宪法学研究者与作为研究对象的宪法现象之间的相互关系问题，即研究者应遵循什么样的研究规则与程序解释客观的宪法世界，并解决宪法问题。宪法学方法论主要涉及研究者解释和说明宪法现象时采用的方法与具体步骤等。宪法学研究范式的三个部分是相互联系的，共同形成宪法学研究的普遍性规则与实践的基础，如对宪法学本体论的不同分析和观察，直接影响研究者对宪法现象的认识水平与程度，而对宪法现象的不同认识又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研究者的研究方法与研究步骤。按照宪法学范式理论来考察宪法学发展历史，我们可以发现，实证主义宪法学与自由主义宪法学的争论实际上是围绕不同的研究范式而进行的，宪法学正是在不同范式之间的更新与持续性的发展中不断完善自身的理论体系。研究范式所体现的规范与现实、事实与价值、理想与实践之间的互动与开放性实际上要求针对不同研究对象所确定的特定范式的多样性。对某种特定研究范式的盲目推崇与应用并不是合理的选择，应当承认由社会现象多样性而造成的研究范式之间的多元性，应鼓励学者们基于对学术的信念与真理的追求，不断挖掘新的范式，或者重新认识与解释同一范式内部的构成要素。

按照宪法学研究范式，宪法学基本范畴建立的标志或基本条件是符合历史、现实和逻辑发展要求。作者认为，构成中国宪法学基本范畴的要素主要包括：国家—社会；宪法——法律；立宪主义——民主主义；人权——基本权利；主权——国际社会。其中，最核心的范畴是人权——基本权利，即宪法学应成为发现与维护人的基本尊严的“人学”，它的发展实际上是解决人类的生存与发展问题的，是解决人类在生存与发展过程中如何最大化地实现人自身需求的科学。这一范畴体系的特点是：在选择基本范畴原则上，考虑了中国宪法学历史、理论与现实的统一；把宪法学具有的普遍意义与中国国情结合起来，有助于避免现实与范畴之间的矛盾；有利于揭示“中国宪法学”成立的历史与现实条件，区分“中国宪法学”和“中国的宪法学”[16]；有利于保持宪法学基本范畴的历史性与开放性；有利于建立综合化的宪法学体系。为了完成历史赋予中国宪法学的使命，中国宪法学应在宽容和严肃的形态中实现自己的发展，防止理论的庸俗化与功利主义倾向，实现宪法学的通俗化与平民化。

作者认为，在中国建立和完善宪法学基本范畴的基本途径是走“宪法学中国化”的道路，提倡宪法学在中国社会中的具体范式与具体运用，确立中国宪法学的主体性，建立中国的宪法学理论体系与学术风格。具体地讲，宪法学中国化的命题强调了外来宪法学的合理因素与本土社会宪法现实的结合，使宪法学成为能够合理地解释本国宪法现象

的学术体系与学术取向，建立具有本土特色的宪法学理论、规则与方法。在世界宪法学的发展史上，宪法学的本土化一直是影响宪法学理论发展的主要趋势与学术潮流，各国通过本土化的宪法理论解决本国面临的大量的宪法问题。由于宪法制度与理论本身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与地方性，各国在发展宪法学体系时普遍注意把外国社会发展中积累的合理的经验与本国社会的具体特点相结合，不断地开发具有本土特色的宪法理论。

宪法学中国化是综合性和开放性的概念，经过时代的变迁最后确立为宪法学发展与完善的

学术发展形式。在建立中国宪法学基本范畴的过程中强调宪法学中国化的意义主要在于：

（1）宪法学作为研究宪法现象的知识体系，其本质的价值在于解决本国实践中存在的宪法问题。由于各国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具有不同的历史、文化与传统，社会发展中所面临的宪法问题也是不同的，很难采用一种统一的理论体系或方法解决自己的宪法问题。外国的宪法学范畴或研究方法是在该国的历史与传统中孕育和诞生的，虽不能否认其一定程度的普遍性价值，但它首先是该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综合因素的体现，具有该国的理论特色。因此，当我们运用外国的宪法学范畴解决本国宪法问题时，需要考虑特定理论产生与存在的社会脉络（contexts），客观地分析所移植的理论或方法的文化承受能力，避免简单的移植或模仿。

（2）中国社会中存在的宪法现象的特殊性也要求中国化的宪法学基本范畴。宪法学的价值在于为社会共同体提供解决现实的宪法问题的框架，并为人权价值的社会化提供有效的理论支持与价值基础。当代中国社会正处于变革时期，改革的实践不断向宪法学提出新课题，并推动宪法学研究的不断创新。随着社会改革的深入，越来越多的社会深层次的矛盾逐渐暴露出来，表现其解决这些矛盾的困难。对这些问题的解决目前中国宪法学理论所能提供的资源是非常有限的，仅仅以外国宪法理论解决问题也可能遇到认识与实践、价值与事实、方法与现实之间的矛盾。

（3）建立中国化的宪法学范畴有助于为当代中国社会发展提供理论支持。现代中国宪法学面临两个重要课题：一是认真总结宪法发展的经验，为进一步深入研究宪法学寻找新起点；二是对正在发生的宪法范式的转型提供认识基础，为建立21世纪中国宪法学体系寻找基点。而上述两个目标的实现都与宪法学中国化的命题有关。在寻找宪法学研究起点时，首先需要清醒地认识中国社会结构的特点与宪法在社会文化语境下的特殊意义，并从宪法文化价值出发思考现代宪法的理念问题。另外，宪法范式的转型中我们也需要关注宪法存在的社会背景与社会生活中的宪法意义。

（4）宪法学固有的“反思——批判意识”的学术品格也是宪法学中国化的认识与逻辑基础。宪法学作为研究宪法现象的知识与价值体系，具有强烈的反思与批判的学术品格，在宪法实践中不断地发现理论体系中存在的问题，提倡不同学术观点之间的争鸣，以理性的态度评价传统宪法学的价值与不足，鼓励理论创新，推动宪法学理论的发展。反思与批判意识既适用于对本国宪法学理论的评价，也适用于对外国宪法学理论的评价，这样才能实现宪法学的科学精神。

总之，在建立中国宪法学基本范畴的过程中需要把中国社会当作自己的立足点、出发点和归宿点，建构能动地解释和反映中国社会现实并与宪政普遍性价值相结合的宪法学体系。这种客观性实际上决定了中国宪法学不能不具有一定形式和程度的“中国化”特色，并体现宪法学基本范畴的自主性与多样性。

[1]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法学博士

[2]2004年围绕1954年宪法制定50周年活动，学术界举办了各种讨论会，发表了一定的研究成果。但学术界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作为实定法的1954年宪法的研究，对1954年宪法制定过程中的宪法学的影响、宪法制度的建立与宪法学基本体系之间的联系、50年代的宪法学对新中国宪法学发展产生的影响等问题缺乏必要的学术论证。

[3]王铁崖：《宪法与国际法》，载《钱端升纪念文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7页。

[4]见韩大元编著：〈1954年宪法与新中国宪政〉，湖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17页。

[5]如民国时期宪法学者张知本的《宪法论》是有代表性的宪法学著作，采用了比较规范的学术范畴与体系。他把宪法学分为三编：第一编绪论，涉及国家概念与宪法概念；第二编人民之权利与义务，包括总论、平等权、自由权、受益权、参政权、人民之义务；第三编，国家机关的组织与职权，包括总论、行政机关、立法机关、司法机关、考试机关、监察机关、地方制度等。以国家和宪法概念为出发点的宪法学体系，比较全面地反映了当时宪法学基本内容与体系，较好地结合了体系的完整性与命题的具体性。

[6]孟光：《人民宪法讲话》，华南人民出版社，1955年第1—5页。

[7]李达：《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讲话》，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1页。

[8]吴家麟编著：〈宪法基本知识讲话〉，中国青年出版社1954年，第2—5页。

[9]作者认为，目前有关宪法与法律的区别方面的理论，我们基本上沿用了50年代的表述，没有实质性的发展。

[10]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

[11]《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讲话》一书的框架是：第一章宪法及宪法之史的考察；第二章我国宪法是社会主义类型的宪法；第三章我国的国家制度和社会制度；第四章国家机构；第五章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

[12]中国青年出版社1955年版。

[13]《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1），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7年版，200页。

[14]如张广博：《宪法学基本范畴再认识》，〈法学研究〉1987年3期，李龙、周叶中〈宪法学基本范畴简论〉，《中国法学》1996年6期。李、周两位学者提出的宪法学基本范畴由五对范畴构成：宪法与宪政、主权与人权、国体与政体、基本权利与基本义务、国家权力与国家机构。

基本范畴范文篇3

【论文内容提要】本文通过对范畴的界定，阐明研究经济法范畴的重要性，并提炼了经济法的基本范畴——发展权，分配权（公平权）与安全权。然后以此为红线，进一步分析了经济法的调整对象、经济法的原则、经济法主体、经济权利义务、经济法律任务、经济法中的责任等经济法范畴群，借此构筑中国基本经济法之立法框架。

一、探讨经济法学基本范畴的意义

1、范畴的含义

“范畴”一词有两种用法：一是指类型、范围；一是指人的思维对客观事物的普遍本质的概括和反映。后者是个哲学名词，中外哲学家们对此进行过系统的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范畴是反映客观事物的本质联系的思维形式，是各个知识领域中的基本概念。

每门成熟的学科都有自己特有的范畴。如哲学中的矛盾、现象和本质、必然和自由，经济学中的商品、价值、成本、利润；化学中的分解、化合；等等。可以说，范畴作为一门学科的细胞，它的科学性、系统性和稳定性反映了并且决定着这门学科的存在基础和发展前景。

2、经济法学应当形成自己特有的基本范畴

经济法是20世纪中外法制史上最突出的成就之一。它在理论上的表现就是经济法学。新兴的经济法学实践性强，应用而广，然而由于其产生的时间较短，理论上显得有些不足，这是不奇怪的。但这种状况不能充分适应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要求。没有创新就没有出路。

探讨经济法学的基本范畴（即基本概念），正是创建科学的经济法的基础工作，属于经济法学研究的前沿课题。迄今为止，中外法学上尚未完全突破这一难题。本文所作的工作，也只能算是初步探讨而已。

二、探讨经济法学基本范畴的途径

1、经济法学范畴群的构成

经济法学的范畴，首先应属于一般法学，其次属于部门法学，同时也兼具有经济学、行政管理学、社会学以及科学技术规范的某些属性。

经济法学的范畴，最基本的东西是什么？可否概括为国民经济发展、社会整体经济利益协调（宏观平衡和微观平衡）和国家经济安全？首先是发展权。正如邓小平同志所深刻揭示的：“发展才是硬道理。”“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注：见《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77页、375页。）其次是分配权。这里所用的“分配”一词应是广义的。马克思曾经指出：“法律在巩固分配关系方面的影响和它们由此对生产发生的作用，要专门加以确定。”

经济法学的范畴，有些是对应的或对称的，如管理与协调、干预与参与、宏观调控与市场调节、市场准人与市场禁入、垄断与竞争等等；有些是单独使用的，如经营者、消费者、发展规划、定价权、经济监督等等。上述对应的或对称的范畴亦可单独使用，某些单独的也可对应使用。

经济法学的范畴，分别表现于经济法的对象、原则、主体、行为、责任等具体内容之中。

经济法学的范畴，一部分要从经济法的实在形态中提炼出来，另一部分可从其他学科领域借用过来，经济扬弃、磨合，形成一体。作为发展中的经济法学，不排除运用某些公法、私法混合的范畴。

2、构建经济法学范畴群必须注意的几个关系

（1）经济学的范畴对经济法学的影响

经济法学研究经济领域的法律现象及其规律性，经济与法的关系成为贯穿始终的主题。大量的经济学范畴，如计划、预算、价格、成本、企业、竞争等，必然被运用到经济法学中。有些概念和原理，可以从经济学的角度去考察，也可以从法学的角度去考察，例如效率与公平的关系。研究经济法问题，应当从经济到法律，再从法律到经济，而不是从法律到法律、从法学概念到法学概念。经济法是经济与法律的有机结合，不好说是几分经济、几分法律。

（2）行政管理学与经济法学的密切关系

行政管理学研究行政机关如何依法管理国家经济、行政和社会事务以及行政机关的内部事务。经济法学的研究对象中，对政府的法律地位和经济管理行为的规范化问题。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今天，行政机关最大量的工作就是依法（发展计划法、预算法、税法、金融法、审计法、反不正当竞争法、产品质量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土地管理法、对外贸易法等等）管理国民经济，由此产生了经济法与行政管理的结合点。经济法学、行政管理学这两门学科共同使用的基本概念之一是：国家经济行政机关的法定职权（我们不妨简称之为经济管理职权，也有人认为可称之为经济权力、经济职权）。

如果说，经济法学从经济学中借用经济收益、交易成本一类基本范畴的话，那么它人行政管理学中则借用行政权力、公共管理一类基本范畴。

（3）法学一般范畴和民法学、行政法学等相邻学科的若干范畴在经济法学中的应用

在人文社会科学中，法学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法学的基本范畴有：权利、义务、责任，等等。法学又分为许多具体学科，如宪法学、民法学、经济法学、行政法学、刑法学、诉讼法学。各门法学分支学科都会形成反映本学科特点的一些基本范畴，同时也可能交叉使用若干共同的范畴。不能认为，各门法学分支学科中的概念绝对不能相通。如果这样，那就无异于否认了法学一般范畴和原理对各门具体法学学科的指导性意义。这实际上涉及到法学资源如何共享的问题。

经济法学可以引用、参考民法、行政法等相邻学科的有关概念和原理，并对其中一些概念和原理赋予新的含义或解释，但不应简单照搬或机械套用。如有些场合可用“经营者”一词概括“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而不必将“企业法人”改为“经济法人”。又如可称“纳税人”为“义务主体”，而不必称为“受控主体”或“管理受体”。某些材料将“民事法律关系三要素”的具体内容简单套用到“经济法律关系”的阐述中，无法把真正的意思表达清楚。

（4）从经济法律、法规中提炼出反映经济法特点的法律术语

抽象的法律概念往往存在于实在的法律形态之中。既然经济法学是一门研究经济法现象及其发展规律的科学，这就决定了它必须取材于丰富的经济法律、法规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为什么能以一系列的经济法律、法规为基础概括出一个整体意义上或实践意义上的经济法，关键在于它们在法律形态上具有一定的共性。检讨起来，这项理论提炼工作我们目前做得还很不够。需要注意的是，与传统的法律部门、法学分支学科相比，经济法、经济法学尚处于初级发展阶段，因而我们的研究工作不必局限于现有的经济立法，还须有一定的前瞻性。比如，在世纪之交，可持续发展、国家经济安全、现代企业制度、知识经济等崭新的、敏感的社会经济问题，必将对经济法、经济法学发生深刻的影响。

三、经济法学若干基本范畴分析

1、关于经济法的对象

民法调整民事关系，行政法调整行政关系，经济法调整特定经济关系。“特定”在哪里？就在于国家因素影响——管理和协调。经济法是调整国家从社会整体利益出发，管理和协调国民经济运行过程中发生的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因此，“国民经济运行关系”或者“经济管理与经济协调关系”可否作为表现经济法对象的范畴？对这一事关经济法的基本格局的理论前提，尚需详加论证。

西方国家用“国家干预经济关系”来表述经济法的对象是贴切的，国家因素与市场经济、政府与私人资本、公法与私法，的确是一种外在的影响关系。在中国经济法律（如《价格法》）中，“干预”一词往往作狭义的理解。1993年11月4日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指出：“政府运用经济手段，法律手段和必要的行政手段管理国民经济，不直接干预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

2、关于经济法的原则

经济法的目的是谋求国民经济的发展（包含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和经济建设与人口、资源、环境的关系即可持续发展），谋求社会整体经济利益的平衡，谋求国家经济（包含金融）的安全。经济法就其价值取向而言，就是国民经济发展法、社会整体经济利益平衡法、国家经济安全法。为实现此种眼展、公平、安全三位一体的目标，必须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把宏观调控与市场调节有机结合起来；必须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统筹兼顾个人与集体、局部与整体、暂时与长远的利益关系。

关于防范和化解市场风险、金融风险的现实状况，必须引起我们高度的注意。最近，同志在一次国际性会议上指出：“经济全球化趋势是当今世界经济和科技发展的产物，给世界各国带来发展的机遇，同时也带来了严峻的挑战和风险，向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提出了如何维护自己经济安全的新课题。”（注：见1998年11月19日《人民日报》第一版。）所以，“经济安全”应作为经济法的一项基本原则，而以往有关经济法的著作中对此重视不够。

社会主义经济法与资本主义经济法相比有共同性，也有特殊性。西德1967年出台的《经济稳定与增长促进法》，“提供了一个对经济发展进行宏观控制的松散的法律框架”。（注：见张精华：《德国市场经济体制》，兰州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65页。）该法关于国民经济管理的目标、各方面经济利益的平衡、对付经济危机的措施等等规定，包含了发展、公平、安全三项指导思想，值得借鉴。

3、关于经济法律关系的主体

经济法律关系的主体是指经济法规制下的国民经济管理和市场经济活动的参加者，具体可包括：

（1）国民经济管理者。国家管理经济直接出面的是各级政府及政府经济管理部门，还有负责审批计划，预算的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

（2）投资者。政府、法人及其他组织，公民个人均可依法投资于企业、公司，成为股东。《公司法》上称之为“投资主体”。

（3）经营者。主要组织形式为企业、公司、还有个人。企业、公司是国民经济的微观基础，必须朝着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方向努力。《反不正当竞争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对外贸易法》、《价格法》等将从事生产、经营商品或者提供有偿服务的法人、其他组织和个人统称之为“经营者”。投资者与经营者可以合一，也可以分开。

（4）用户、消费者。这是与经营者相对称的主体。《产品质量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确认了这两个名称。

（5）劳动者。这也是与经营者相对称的主体——经济组织内部主体。

（6）其他主体。如：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中介机构，行业性自律组织等。其中，有的可归入经营者之列，有的属于官方或半官方管理机构。

以上主体，大致可分为两大类：经济管理主体；经济活动主体。假如我们不是简单沿用民法学中的公民、法人、合伙和行政法学中的行政机关、行政相对人等主体名称的话，那么，“国家经济管理机关”、“社会性团体（非政府经济管理组织）”、“投资者”、“经营者”、“消费者”、“劳动者”等可否作为表述经济法律关系主体的范畴呢？应该说，这几个概念反映的角色定位在经济实践中还是明确的。

4、关于经济权利义务

在一定经济体制下，上述主体分别参加国民经济管理关系、市场竞争和市场交易关系以及企业内部关系，享有一定的权利，承担一定的义务。

法律关系的核心是权利义务。由于主体参与不同的关系、居于不同的地位，其权利义务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经济管理关系中的经济管理权，在各种经济法律、法规条文里采用过职权、职能、职责、权力、权限等术语，它们都包含着权和责两个内容，成为一个整体。另一类是经济活动中的权利义务，在各种经济法律、法规条文里采用过权利、权益、经营自主权、义务、责任等术语，这类经济权利、经济义务往往是对应的。如是这样，经济法律关系主体的权利义务可否分别用“经济管理职权”（经济管理主体）和“经济权利与经济义务”（市场活动主体）来表示？有人觉得经济权利、经济义务的概念含糊不清，其实还是清楚的。经济法关于主体的权利义务的表述方法，既不等同于行政法，又不等同于民法。

曾经听到一种议论：经济法是管政府的，还是管企业的？我们认为，政府和企业是经济法律关系的两大基本主体。经济法确立政府管理国民经济的法律地位，规范政府的经济管理行为，保障（或说维护、促进）和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行政职权，有效实施经济行政管理；经济法确立企业的法律地位，规范企业的市场经济行为，保障（或说维护）企业的经营权，同时也要建立必要的约束机制而使之避免滥用自主权。

5、关于经济法律行为

经济法律行为是指经济法规制下各类主体的经济管理和经济活动。按主体划分，有国家（政府）行为与企业行为；在国家（政府）行为中，有参与行为与管理行为；在国家（政府）管理行为中，有宏观调控行为与市场规制行为；在国家（政府）与企业之间，有管理监督行为与接受管理监督行为。以下作些具体分析：

基本范畴范文篇4

关键词：国际经济基本范畴

各门学科都有自己的基本范畴。这些基本范畴不是由人们随意设定的,而是取决于各门学科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所以,一门学科的基本范畴可以反映出该学科的基本内容和特征。法学以权利义务为其基本范畴,但这种权利义务在不同的部门法学中又表现为不同的子范畴部门法的基本范畴,从而使一个部门法学区别于另一部门法学。例如在民法学中,其基本范畴可归结为物权、债权。以此为核心而延伸出的各项物权制度、债权制度和其他相关制度,梅成了庞大而完整的民法学体系,反映了地位平等的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

国际经济法是一门较为特殊的法律体系。目前多数学者将其定义为调整国际经济关系的法,而不是调整经济关系的国际法排除国内法为其渊源,或调整国际经济流转关系的法排除以经济管理关系为其调整对象,从而使国际经济法突破了传统的国际法与国内法的界限以及公法与私法的界限,成为一门综合性的法的体系。随着近年来对国际经济法研究的不断深化,人们已从其调整对象、组成范围等方面揭示出国际经济法的基本内容和主要特征,但对国际经济法学的基本范畴却一直缺乏必要的归纳,这就不能不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国际经济法学体系的完整性。本文认为,基子对国际经济法的定义和调整对象的研究,可以将国际经济法学的基本范畴归结为交易权、管理权和经济主权三个基本概念。

一

交易权是指作为国际经济法主体的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经济实体参加某类特定的国际经济交往以实现其经济利益的权利。

国际经济法是调整国际经济关系的，,而国际经济关系首先表现为国际经济流转关系,即不同国家的当事人之间的商品交换关系。

这种跨国商品交换关系从本质上说是一种平等的当事人之间的关系,或可称之为私法上的关系。既然如此,为什么不沿用传统的国内私法上的物权、债权等基本范畴,而要另设“交易权”这一概念呢其原因在于,传统的国内私法,如财产法、合同法,尽管已融进了一定的公法内容,但其作为私法而存在的特征仍未消失。在私法领域中,任意法规范仍占主导地位权利人的意志受到很大程度的尊重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基本上不由当事人自行设定也就是说,国家对当事人权利的限制仍体现在很小的范围之内。而在国际经济交往中,当事人的私法上的权利则受到更多的限制。首先,一国政府对本国当事人参与国际经济交往会施加一定的限制。例如许多国家实行的出口许可制度使得本国当事人无法完全按照自己的意志将某种商品出售给另一国家的当事人。这种限制虽然并不影响本国当事人的物权的成立,但却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物权的行使。其次,除受本国政府所施加的限制之外,当事人参与国际经济交往还须受其他国家所设置的种种法律限制。例如,尽管各国政府通常都鼓励资本的翰出,但在得到有关国家的明确承诺之前,投资者是无法或不能安全地将其资本投入东道国的。在一个禁止外资输入的国家,尽管对外商的财产所有权不会提出疑问,但这种所有权却不会转为投资权。正因为如此,传统的私法上的物权、债权等范畴已无法揭示当事人参与国际经济交往的可能性和现实性,从而有必要确立交易权这一新的范畴。

交易权的成立不能仅以一国法的确认为依据,而必须同时得到一项国际经济交往所涉及的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家的法律的承认。国的商人若想在国投资,他首先必须获得本国政府对其资本外投的许可,同时他的投资又必须获得国政府的同意。有关的国际法规范对交易权的成立当然也产生影响,但这种影响不会脱离有关国家的立法而单独发生。换言之,不作为一国立法的组成部分的国际法规范不会对交易权的成立产生影响从本质上说,交易权是一种其使用范围被有关国家所承认或限制了的财产权这一范畴并不涉及所有权方面的评价,而只是与财产权的运用问题相关。一国政府禁止本国当事人将某种商品输往某一特定的国家,并不影响该当事人对该商品的所有权,而仅仅是限制其对其所有的财产的使用和处分。一国政府对该当事人依外国法所取得的所有权通常也不能予以否认或歧视,这就是国际私法上的平权原则。由于工业产权具有严格的地域性,因此一项专利权在某一外国的成立必须以该国的特别认可为基础。但这种决定所有权产生的特别认可与交易权的成立并没有必然联系。国的当事人在国的专利申请获得批准不等于说他就有权向国的当事人转让该项专利技术的使用权。技术转让的交易不仅要有本国政府的许可,还要受制于受让方国家的限制性规定。

交易权的成立是国际经济交往的当事人之间结成债权债务关系的基础。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的约定必然要在很大程度上受着交易权的内容的影响,因为交易权体现着有关国家对当事人的财产权的运用的限制。例如,有的国家在向某类商品的出口商发放许可时,要求其向对方定期索取商品使用情况的报告,这就在确立交易权的同时又确立了当事人之间的某种权利义务关系。只有在没有强行法规定的情况下,当事人才可以自由地对债权债务作出约定。

交易权作为国际经济法学的基本范畴,在国际经济法学的各个分支学科中又表现为各个子范畴。在国际贸易法学中,交易权应表现为贸易权在国际投资法学中,交易权应表现为投资权在国际金融法学中,交易权应主要表现为借贷权在国际税法学中,交易权则无从体现。因为国际税法具有明显的公法色彩,它调整的不是经济流转关系,而是基于经济流转而产生的国家与当事人之间就税款征缴而结成的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

二

管理权,或称国家经济管理权,是指国家对国际经济交往活动进行干预和管理的权利。管理权的指向对象是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经济实体的跨国经济交往交易权可以说是跨国经济交往的当事人的私法上的权利主要是财产权受到管理权的限制的后果。

在当代社会中,各种经济交往都须接受有关国家的不同程度上的干预,而涉外经济交往则在更大程度上受到国家权力的制约,从而在有关国家的政府同跨国经济交往的当事人之间结成十分复杂的权利义务关系。国家经济管理权即用来概括地表述这种关系。

管理权与交易权不同它完全是一种公法上的权利。虽然交易权也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国家对私人权利的干预,但它在本质上仍是私人的权利。在管理权限定的范围内,当事人仍可按照自己的意志来决定是否以及如何参加国际经济交往、处理自已的经济科益。某种商品是否可以或须按什么样的条件输向国外由国家确定而将何种数量的商品在何种期何内按何种价格以何种方式出售给何方当事人则仍是由交易的当事人来确定的。

如果说交易权的基本特征在于其具体内容是由交易当事人所确定的话,那么管理权的特征则在于其内容是由有关国家所单方面确定的,而不受跨国交易的当事人的意志的影响,外国资本须依何种条件才可进入本国,向特定国家出口某种商品须申领何种许可,国际汇兑须依何种方式进行等,都是由有关国家以国内立法或国际协定的方式单方面加以确定的。国际经济交往的当事人只能被动地接受这种来自国家的强制国家的经济管理权源于国家经济主权国家经济主权在国际法上是一个较新的概念几。联合国大会第届会议通过的《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宪章》对这一概念作了钦为充分的阐述。该《宪章》第二条规定“每个国家对其全部财富、自然资源和经济活动享有充分的永久主权,包括拥有权、使用权和处置权在内,井得自由行使此项主权。”也许有人令怀疑《宪章芬本身的效力,因为根据《联合国宪章》联大没有立法权。但是,正如许多学者所指出的那样,联大决议作为一种国际文件在国际社会中的实际效力,从根本上说,来自于国际社会的某种井同意志,而不取决于联大本身是否具有立法权。联大决议所表述的许多原则、规则,或是对既存国际法的内容的进一步揭示,或是在归纳某种形成中的国际法规则。就国家经济主权这‘概念而言,它的内容早已包含在国家主权这一国际法的最基本的范畴之中主权是国家的根本属性之一。完整的国家主权不仅表现为政治上的自主独立,也应表现为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自主独立。在以往的实践中,人们对国家主权所包含的经济主权注意不够,而在现襄生活中,许多发展中国家虽然在政治上获得了独立,但在经济领域中却没有完全自主。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国家经济主权被作为一个单独的概念而提出,以表达构成国际社会成员绝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实现其完全意义上的主权的决心和便利其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努力。

国家经济主权的内容,依据《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宪章》的解释,包括一国对其全部财富的主权、自然资源的主权和经济活动的主权。经济主权也可分成对内、对外两方面的内容。对内,一国可自主地选择其经济制度,制定各种经济管理措施,决定其自然资源和财富的使用,规范本国人和外国人的经济活动对外,一国财有权平等地与其他国家一起商定发展国际经济的方针步骤,进行平等互利的国际合作,抵制他国对本国经济事务的干预和强制,国家经济主权是国家经济管理权的基础,而且也只能通过国家经济管理权予以体现由于各国都同时依据属地原则和属人原则行使其经济管理权,所以必然会出现国家间的管理权上的冲突。为了缓解这种冲突,国家间就要通过协议对各自的权利加以限定,使有关国家就跨国经济问题彼此承担一定的权利义务。这种权利义务关系同样以国家经济主权为基础。因为各国都享有经济主权,所以各国的地位都是平等的。任何国家都不得将自己的意志强加到他国身上。国家间经济管理权的冲突只能通过平等谈判,以表达各有关国家的真实意志的协议予以解决。国家间有关国际终济问题的协议不以解决国家经济管理权冲突为其全部内容,这种协议还会包含具有更为积极意义的内容,例如普惠制待遇的提供、投资安全的保障等,以促进国际经济交往的发展和繁荣。

三

在法学领域中,权利的概念总是反映着特定当事人之间的某种社会联系,交易权、管理权及经济主权当然也不例外。经济主权这一范畴揭示出在经济领域中国家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各国有权官主地珍与国际经济关系,有权决定自己的经济制度、管理相关的经济活动,同时又负有不干预他国内部事务,不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的义务。国家经济管理权则主要反映出有关国家同跨国经济交往的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在这种关系中,双方当事人的地位是不平等的—一方处于管理者的地位,而另一方则处于被管理者的地位双方的权利义务内容不是协商确定的,而是由国家单方面规定的。但也不是说国家一方可以毫无顾忌地向交易的当事人施加义务。在这方面,一国要受到两方面力量的制约一是客观经济规律的制约,如果一国对跨国经济交往设置了过多的限制,则必然会阻碍其经济的发展,遭到客观经济规律的报复二是其他国家的制约。一国在制定其涉外经济管理措施时,不能不考虑对其他国家的利益的影响,也不能不考虑其他国家的行之有效的方法,特别是不能违背自己所承担的条约义务如缓解双重课税方面的允诺,杏则也会遭到其他国家的报复。从这个意义上说,管理权也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有关国家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交易权则主要是反映了跨国经济交往的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交易权作为一种被有关国家的法律所限定的财产权,其权利人可要求他认、对其财产所有权的尊重,可要求相关人对其因交易权而发生的债权的尊重。交易权在绝大多数场合下都要体现导致为某种债权,从而表现为交易当事人之间的某种关系。当然从交易权的范围的设定上看,它充分体现出有关国家的意志,从这个意义上说,交易权也反映了有关国家同交易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

经济主权和经济管理权是国家的权利,不能由私人行使交易权基本上是私人的权利,但在个别情况下可由国家行使。正因为国家作为国际经济法的主体既可以行使公法上的权利,又可以行使私法上的权利,所以,对国家在国际经济交往中所行使的权利的性质的判断应给予足够的注意。例如,当一国政府从外国商业银行借款时,如果它没有明示地放弃其主权豁免身份那么,在其行使私法上的校利特殊的交易权的同时,是可以行使公法上的权利管理权、经济主权的。对方当事人不能因为其后来的行为与先前的允诺不符而对其提起诉讼,要求法院对其实行财产方面的强制等。而在目前的国际贷款实践中,贷方银行往往要求借方政府在协议中订入“放弃豁免条款”及“遵从管辖条款”,从而将该项借贷活动确定为一项纯粹的商业交易使借款国政府处于一般借款人的地位而不能申张公法上的权利。

与此不同的是国家间投资保护协议中的代位求偿权的规定。这类条款的内容通常为当资本输出国根据某种事先的担保协议,向其在资本输入画投资的国民或其他投资者支付了赔偿金,则有权代位行使投资者的各项权利。如果一国根据此类规定而行使代位求偿权,那么这种权利,尽管是国家行使的,却是私法上的权利,因为它是“代”私人之“位”而要求私人的交易权得到保障代位权的范围也不得超出投资者的权利的范围。在美国与其他国家所签订的投资保证协定中,在规定代位求偿权的同时还通常规定,当出现东道国拒绝受理或执法不公的情况、或者发生国际法所认定的有关国家责任的其他问题,承保国政府保留以主权地位提出某种要求的权利。这时,国家又跳出私人权利的圈沼,而以主权者的身份行使其公法上的权利了。

四

交易权、管理权和经济主权这三个概念确定了国际经济法主体各自钓地位,表明了它们之间基本的权利义务关系并揭示了国际经济法所调整的对象,即国际经济交往中当事人之间的关系、当事人与国家的关系及有关国家之间的关系,从而梅成国际经济法学的基本范畴。可以考虑以这三个范畴为支撑点来构筑国际经济法学的完整体系。而在交易权、管理权与经济主权这三个范畴中,又宜以交易权为核心范畴,因为第一,国际经济法是以当事人之间的跨国经济交往为首要调整对象的第二,交易权本身即体现了国家经济管理权的存在,而经济管理权又植根于国家经济主权。

如果以交易权为线索来展开国际经济法学的体系,那么这一体系的基本框架为,交易权主体交易权的客体交易权的成立交易权的行使表现方式交易权的限制沐交易权的保护包括争议的解决。交易权在国际经济法学的各个分支中又有不同的表现。在国际投资法学中,交易权则表现为投资权。以投资权为核心,国际投资法学体系可简要地表述为

1.投资权主体。自然人。法人。跨国公司作为投资权主体的特殊伺题‘国家的主体地位问题。

2.投资权客体。货币资本。物料形式的投资。工业产权投资。其他权利的资本化。投资者对资本运行的控制。投资收益卜

3.投资权的成立。资本输出国对海外投资的限定,包括鼓励与限缸海外投资韵法律措施资本输入国对外国资本的认许,包括鼓励与限制外国资本的法律措施。

4.投资权的行使。直接投资与间接投资。外商独资企业。股权式合资企业。契约式合作企业。其他投资方式。

5.投资权的限制。投资范围。投资期限。出资比例。自然资源使用。劳工雇用。外汇管理。

基本范畴范文篇5

行政伦理范畴是行政伦理规范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行政良心和行政义务作为行政伦理范畴的基本内涵，历来受到人们的重视。

一

行政伦理范畴，从广义上说，就是反应行政伦理现象的一些基本概念：凡是反映和概括行政伦理现象的特性、方面和关系的基本概念，都可以看做行政伦理范畴。但是，严格地讲，反映行政伦理学的一些基本概念仅仅只是行政伦理范畴的一部分。只有那些反映国家公务员与社会和公众之间的最本质、最重要、最普遍的行政伦理关系的概念，才具有行政伦理学基本范畴的意义，如行政良心和行政义务。①

因此，行政伦理学的基本范畴，就是反映行政关系的最本质、最重要、最普遍的行政伦理关系的基本概念，或者说是最基本、最一般的行政伦理范畴。

二

行政伦理具有自律性的作用，而这一作用正是通过行政良心发挥出来的。行政良心是行政伦理范畴非常重要的内涵。

良心在《辞海》中的解释是：“良心古谓本然之善心、仁义之心，今谓存在于内心的是非、善恶之认识”。由于良心表现形式的复杂性和主观性，行政良心也往往被人认为是不可捉摸、甚至是虚无飘渺的。事实上，虽然行政良心具有主观心理上的表现形式，但它确实是客观存在的，并且具有其自身的特点：

第一,行政良心有强烈的阶级性。

行政良心是对一定社会和国家的行政伦理关系和行政伦理要求的反应，是对特定社会关系及其客观要求的主观心理反应和主观心理的升华。行政良心实际上就是行政主体对其所代表和服务的阶级的良心。

第二,行政良心有相对独立性。

行政良心一旦形成,就是相对独立的，以国家公务员的内含信念的形式而存在。它能成为政府及其公务员的共同意识,对社会产生巨大的影响。②

第三,行政良心具有高度的自觉性。

行政良心是政府及其公务员意识的一种内在的形式,其作用的发挥是出自于政府及其公务员内心的、自觉自愿的要求，而并不是外力强加给政府及其公务员的。因此，行政良心作用的发挥并不需要外在的监督，它具有高度的自觉性。③

按照行政良心在行政行为中发生的时间顺序，费尔巴哈曾经把良心区分为“行为之前的良心、伴随行为的良心和行为之后的良心”。因此，我们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分析行政良心的作用。

第一,在行政行为发生前，行政良心影响行为动机的形成并评估可能出现的后果。

在某一行政行为发生之前，行政良心以行政道德义务为标准，对行政行为动机的善恶性质进行检查，并对行政行为的后果从道德角度进行估计，对符合行政伦理规范要求的动机予以肯定和鼓励，对不符合行政伦理规范要求的动机进行否定和抵制。此外，还预测和评估行政行为的结果，对可能带来好结果的行为给予鼓励，对可能产生不良后果的行政行为进行阻止，把恶行消除在萌芽状态。④

第二,政府及其公务员行政行为之中,行政良心对其行政行为趋向的变化起监督和控制作用。

当行为保持正确的方向时，行政良心会给以内在的激励和支持，当行为的方向发生偏离行政道德的要求时，它会以心理方式加以制止和克服。⑤

第三,政府及其公务员行政行为之后,行政良心对其行政行为后果起反思和评价的作用。

当行为后果符合行政道德的要求时，行政良心就给予肯定，从而在内心产生一种道德上的满足感，由此也可进一步增强政府及其公务员践履行政道德的自觉性，巩固符合良心要求的行政行为动机和行政行为方式。当国家公务员从行政良心的角度，通过反思，感到自己的行为违反了行政道德要求，他就会形成一种心理上的负罪感，受到良心的责备，这时，这种良心的责备还会转为一股动力，促使他设法纠正其行政行为所造成的不良后果。⑥

三

行政义务是以伦理的形式所确定的行政使命、职责和任务。

义务是法律对公民或法人必须作出或禁止作出一定行为的约束。作为对政府及其公务员行政行为的一种要求,义务在一般意义上,就是规定政府要对他人和社会做与自己的职责、任务和使命相宜的事情。各级政府在社会生活中都要担负与其社会角色相应的对于他人和社会的一定职责、任务和使命。这种职责、任务和使命一旦被社会集团以规范的形式明确肯定下来,就成为政府必须或应当履行的义务。而行政义务,就是以行政道德的原则、规范的形式所明确肯定下来的政府的职业责任、职业任务和职业使命,即政府在其职业活动中应当履行的道德义务。⑦

行政义务具有如下两个特点：

第一，无偿利他性。

义务是一种道德上应尽的责任，行政义务虽然是与职权”相联系的具体义务，但它作为道德上的职业义务，具有无偿利他性。所谓无偿利他性，就是指政府及其公务员履行道德上的行政义务，不以获得相应的利益为前提，有时还要做出一定的牺牲。

第二，高度的自觉性。

对政府及其公务员来说，行政义务是一种客观外在的要求，具有外在约束性。行政道德义务一旦升华为行政主体道德责任感，就摆脱了一般义务的那种他律性，而成为行政主体的道德意识中的有机组成部分，这是一种高度自觉自愿的行为，正是通过义务的自律，政府及其公务员的行政道德义务才内化为行政道德良心。⑧

公共行政既讲行政义务更讲行政良心。行政义务是他律，行政良心是自律，只有将二者统一起来即达到主体自律和他律的统一，道德义务与道德良心的统一，才能使行政伦理达到成熟的程度，有效地发挥着行政伦理的强大功能。

【参考文献】

[1][2]王伟，鄯爱红.行政伦理学〔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

基本范畴范文篇6

重构宪法学理论体系是我国宪法学发展的必然趋势。但如何重构则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我们认为，任何一门学科体系的构成主要决定于两大要素：一是基本范畴；二是基本范畴间的逻辑联系。因此，研究宪法学的基本范畴是推动宪法学基础理论研究，进而重构宪法学理论体系的关键。

根据宪法学范畴反映宪法现象的深度、广度以及抽象化程度的不同，可以把宪法学范畴分为普通范畴和基本范畴。宪法学基本范畴是贯穿整个宪法学最基本的概念，也是整个宪法学理论体系的支柱。无论是完善现有宪法学理论体系，还是重构新的理论框架，都离不开确立和界定宪法学基本范畴这一重要的基础研究。

由于我国宪法学界对宪法学基本范畴的研究较少，因而基本范畴究竟应该包括哪些，尚未形成共识。在此，我们提出宪法与宪政、主权与人权、国体与政体、基本权利与基本义务、国家权力与国家机构共五对基本范畴，希望作为引玉之砖能引起大家的讨论。

一、宪法与宪政

宪法与宪政是宪法学范畴体系的逻辑起点。它们不仅直接涉及宪法学理论体系的构成，而且直接涉及宪法学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可以说，离开宪法与宪政来讨论宪法学，会使宪法学成为失去理论与实践支撑的空壳。

因此，宪法与宪政是宪法学的第一对基本范畴。

（一）宪法

什么是宪法？应该怎样来认识宪法？对此问题的回答事关宪法学理论体系的建构和具体的宪政实践。因此，在世界各国宪法学发展的不同历史时期，宪法概念始终得到政治家和学者们的普遍关注，并因而提出了各种互有差异的宪法概念。但我们认为，虽然在宪法概念表述上人们可以不尽一致，但对宪法本身的认识却绝不可片面。既然科学的概念是反映科学研究对象所具有的特殊属性的一种思维形式，它要求反映出一个事物得以区别于其他事物的本质属性，那么对宪法的认识和概括也必须立足于此。不过我们在此无意给宪法下什么“标准”定义，只想提供一个基本思路。我们认为，从宪法的起源、宪法的核心内容、宪法与其它法律间的异同以及宪法的本质四大方面就能基本揭示宪法的内在属性。

第一，商品经济的普遍化发展是宪法产生的根本原因。尽管宪法的产生既有经济原因、政治原因、也有思想文化原因和法律自身发展的原因，但经济原因是核心，是根本原因，其它原因都决定于经济原因。如果说法律归根结底决定于统治阶级的物质生活条件，那么宪法与物质生活条件相互关系的特点就在于，宪法是商品经济普遍化发展的产物。正是这一点从根本上决定了前资本主义国家不可能产生宪法。

第二，权利制约权力是宪法的核心。我们认为，无论是宪法的产生、宪法的内容，还是宪政实践都始终贯穿着权利制约权力这一基本红线。［①］首先，近代国家权力所有者的转换，亦即人民主权的出现，决定了通过根本法确认权利制约权力体制，是实现国家权力的所有者对国家权力的行使者进行有效控制的最好形式。

其次，尽管从内容上说，作为国家根本法的宪法涉及国家生活的各个方面，但其基本内容仍然可以分为两大块，即国家机关权力的正确行使和公民权利的有效保障。然而，这两大块并非地位平行的两部分。就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来说，公民权利的有效保障居于支配地位。最后，宪政实践状况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权利对权力的制约状况。

第三，宪法是法律现象中的特殊现象。这也就是说，宪法首先是法律现象中的一种，其次是特殊的一种。具体说来即宪法具有与一般法律相同的特性，但宪法又不同于一般法律，它是国家的根本法。但我们认为，理论界关于宪法为什么是国家根本法的论证有待修正。原因就在于，从宪法的内容、效力和制定与修改程序三方面进行的论证只适用于成文宪法国家。然而，我们难道能够说，实行不成文宪法的英国没有国家根本法吗？事实上，宪法之所以具有最高法律效力，之所以制定与修改必须遵循严格的程序，从根本上来说是决定于宪法的内容。也就是说，决定宪法是国家根本法的基本原因是宪法规定了国家最根本、最重要的问题。

第四，宪法的本质在于集中表现了各种社会力量对比关系。我国宪法学者们大多认为宪法的本质是集中表现了阶级力量的实际对比关系。但我们认为，这一结论只适用于存在对立阶级的社会和国家中。一旦敌对阶级被消灭，这一结论就显露出了其局限性。我国现阶段的阶级结构和阶级斗争状况就呈现出这样的特点：一方面作为阶级的敌对阶级已经消灭，另一方面阶级斗争依然存在。既然如此，宪法和法律当然还不能退出历史舞台。那么，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什么是宪法的本质呢？通过对整个社会结构进行考察，得出了这样的结果：阶级与阶级的矛盾、斗争正日趋削弱，而阶层、集团间的矛盾、斗争则日渐增强。也就是说，在统治阶级内部，由于各阶层、集团间利益的差异，决定了它们各自要求和目的的不同。因此，为了实现各自的要求、利益，彼此间势必有矛盾、有冲突。这也就是所谓的力量较量。而宪法和法律当然也会对此予以反映。而且事实上，宪法和法律就是这种力量较量的产物和表现。但这种力量对比不是所谓阶级力量对比，而是阶层、集团力量对比，或者说是所谓社会力量对比。我们认为，这就是敌对阶级消灭以后宪法的本质。实际上这也适用于对立阶级的社会，只不过在对立阶级的社会中，社会力量的对比主要表现为阶级力量的对比而已。

（二）宪政

宪政与宪法存在非常密切的联系。可以说，宪法是宪政的前提，宪政则是宪法的生命。也可以说，宪法是静态的宪政，宪政是动态的宪法。因此，宪法的内容直接决定宪政的内容，立宪的目的就是宪政的目的：没有宪法就谈不上宪政，而离开了宪政，宪法则成了一纸空文。因此，宪政在宪法学理论体系中居于非常重要的地位。尽管在宪政的概念问题上，中外学者们众说纷纭，但在宪政与宪法紧密相联，以及宪政的核心是限制政治权力，保障公民权利，也就是实行民主政治等方面则认识一致。因此我们认为，宪政是以宪法为前提，以民主政治为核心，以法治为基石，以保障人权为目的的政治形态或政治过程。而且我们还认为，在理解和分析宪政问题时必须明确以下几点：

第一，宪法实施是建立宪政的基本途径。尽管宪法是宪政的前提，但有宪法却不一定有宪政。而这里最关键的环节就在于，宪法制定出来后能否实施。另一方面，既然宪政是动态的宪法，那么，实施宪法的过程，也就是建立宪政的过程。因此，宪法实施是建立宪政的基本途径，加强宪法实施研究应该成为我国宪法学的重要课题。［②］

第二，建立有限政府是宪政的基本精神。如前所述，权利制约权力是宪法的核心。这一核心在政治实践中的集中表现，就是一切公共权力的合法性都植根于宪法之中，概言之即必须建立有限政府。因此，建立有限政府应该是宪政的基本精神。这一精神具体表现为二个宪政原则：一是公共权力是人民通过宪法授予的，不得行使宪法没有授予的和禁止行使的权力；二是公共权力不得侵犯宪法所规定的公民权利，而且有义务保障公民权利的实现。

第三，树立宪法的最高权威是宪政的集中表现。虽然建立有限政府是宪政的基本精神，但权力的诱惑和人性的弱点，无时无刻不在威胁着公民的权利，从而最终冲击着宪政的基本精神。与此同时，尽管实施宪法是建立宪政的基本途径，但宪政能否真正建立起来，却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宪法实施状况。我们认为，这两个问题的解决实际上取决于一个问题的落实，即能否真正树立起宪法的最高权威。如果宪法在国家和社会管理过程中真正具有最高法律效力，那么，公共权力的限制、公民权利的实现也就有了坚实的保障，而宪政也就能最终建立起来。因此可以说，树立宪法的最高权威是宪政的集中表现。［③］

二、主权与人权

主权是国家最基本的构成要素，是国家具有的独立自主地处理自己的内外事务的最高权力。［④］宪法则是国家主权在法律上的最高表现形式。而人民主权的出现，亦即国家权力所有者的转换又是导致宪法产生和发展的政治原因。因而我们认为，主权是宪法学的又一基本范畴，而人权则是人民主权最鲜明、最直接的表现。而且从宪法的角度来说，一方面，主权是人权的根本保障，离开了国家主权，人权就不可能被法律化，就只能停留于抽象的道德观念；另一方面，人权是主权的出发点，不尊重人权就谈不上主权。因此，主权与人权是宪法学的第二对基本范畴。

（一）主权

在历史上，主权观念是15—16世纪欧洲政治经济发展的产物，并与当时实行君主专制的民族国家的兴起紧密相联。最早系统论述国家主权的布丹认为，主权是“绝对的永恒的权力”，其主要特点在于，主权是不受外来权力限制的、不受法律约束的最高权力，也是不受时间限制的永久权力。当然，真正对宪法的产生、宪法的内容和宪政实践具有重大影响的主要还是人民主权思想。

人民主权思想的集大成者是法国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卢梭。卢梭在吸取布丹主权观念的基础上，以社会契约论为思想武器，提出并阐明了人民主权理论。他认为，国家是人民转移权力、缔结社会契约的产物。国家的目的是保护每个人的人身安全和财富。既然国家权力来自人民，人民就是理所当然的主权者。如前所述，人民成为国家权力的所有者是宪法产生的政治原因。也就是说，实现国家权力的所有者对国家权力的行使者的制约和控制，内在地需要一种具有至高无上权威的国家根本法。另一方面，近现代国家在制定宪法时不仅要确认人民的主权者地位，而且在规定宪法内容过程中，还必须以人民主权为根本的指导原则。然而，由于人民主权只是一种高度抽象的概括，因此在进行宪法规定时尚须具体化。具体说来即一方面将这一原则转化为公民享有的各种权利和自由。另一方面，人民利益的维护，国家任务的完成，公民权利和自由的实现，又离不开国家权力的运用。因而人民主权除转化为公民的权利和自由外，还经过人民的委托转化为国家机关的权力。

（二）人权

人民主权经宪法确认后，人民即是国家的主权者，自然应该成为享有人权的主体。而且，既然“法典就是人民自由的圣经”，［⑤］那么作为国家根本法的宪法自然更应如此。因此，人民主权与人权密不可分，可以说，人权实际上是人民主权的具体表现。

尽管人权理论由来已久，其思想渊源于欧洲文艺复兴，但在宪法中得以体现却始于1791年美国宪法的十条修正案（又称权利法案）和同年颁布的法国宪法。继美、法两国之后，各资本主义国家的宪法相继确认了人权内容。社会主义国家的宪法虽然公开宣布剥夺敌视和破坏社会主义制度的反动阶级和反动分子的政治权利，亦即限制了小部分人的部分人权，扬弃了以往的所谓普遍人权原则，但确认人权仍然是宪法的基本内容。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人权是宪法的出发点和归宿。［⑥］

由于人权内容的广泛而丰富，因而各国宪法一般确认的只是基本人权。基本人权是人权的核心部分，具有固有性、排他性和派生性三大特征。同时，在两类不同宪法规定和实现基本人权的特点上，我们赞成一种这样的观点：资本主义宪法的特点是以人权的普遍性掩盖人权的阶级性，以宣扬普遍性人权作手段达到实现阶级性人权的目的；社会主义宪法的特点则在于以人权的阶级性，谋求人权的普遍性，即以阶级的人权作手段达到实现普遍人权的目的。［⑦］

三、国体与政体

如前所述，主权是国家最基本的构成要素，宪法是国家主权在法律上的最高表现形式。因此，“国家主权的归属”和“国家主权的运行方式”无疑是一国宪法最根本的内容。在我们看来，“国家主权的归属”和“国家主权的运行方式”实际上亦即我们所说的国体与政体。［⑧］而且在某种意义上，一个国家离开了国体与政体，也就不成其为国家了。因此，国体与政体是宪法学的第三对基本范畴。

（一）国体

在我国宪法学界，学者们大多认同同志的说法，即国体“只是指的一个问题，就是社会各阶级在国家中的地位”。［⑨］应该说，这一认识基本把握了国体的内涵。然而我们认为，在深入阐述国体问题时应该明确以下几点：

第一，不宜将国体与国家性质、国家的阶级性质和国家本质简单等同。国家性质、国家的阶级性质和国家本质主要指国家政权的阶级归属。尽管这是国体的核心，但国体的内涵应该比这些更广。也就是说，社会各阶级在国家中的地位应该是全方位的，除体现在国家政权方面外，还应该体现在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等诸方面。

第二，社会各阶级在国家中的地位实际上取决于国家主权的归属。换句话说，主权掌握在哪个阶级手中决定一个国家的国体。如果资产阶级掌握了国家主权，这个国家就是资产阶级统治的国家。相反，无产阶级掌握了国家主权，国家就是无产阶级统治的国家。

第三，对国体内涵的分析应该从政治、经济、思想三方面进行。也就是说，政治、经济、思想三者共同决定并反映国体。具体说来，社会各阶级在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如何，是决定并反映国体的第一个重要因素。而社会各阶级在政治生活中的地位是他们在社会经济结构中所处地位的反映。因此，经济制度的性质和内容等乃是决定并反映国体的第二个重要因素。与此同时，任何在经济、政治领域里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如果未能在思想领域占统治地位，那么它的政权是不稳固的。所以，社会的精神文明是决定并反映国体的第三个重要因素。［⑩］

由于国体是一个国家最重要的问题之一。因此，近代宪法从产生起，一般说来就在条文中明确规定了国体，从而明确全体社会成员在国家生活和社会生活中的法律地位。不过，站在宪政实践的角度分析两种不同类型的宪法对国体的规定，可以发现如下特点：第一，资本主义国家的宪法关于国体的规定与实际相脱节，表现为宪法规范和国体实质之间的矛盾。第二，社会主义国家的宪法关于国体的规定却表现出了原则性与真实性的统一。

（二）政体

关于政体，同志曾经指出：“那是指的政权构成的形式问题，指的一定的社会阶级取何种形式去组织那反对敌人保护自己的政权机关”。⑾长期以来，我国法学界特别是宪法学界都是在这种特定或专门的意义上理解和使用这一概念的。但我们认为，这种理解有失片面。

第一，我们赞成何华辉教授关于政体与政权组织形式应予区分的观点。⑿在我国宪法学界，人们大多肯定政体亦即政权组织形式。但何教授认为，这种认识不妥。尽管政体与政权组织形式都是实现国家权力的形式，因而二者紧密相联，但二者间的区别也很明显：前者着重于实现国家权力的体制，后者则着重于实现国家权力的机关组织。我们认为，不仅政体的内涵比政权组织形式更加丰富，而且政体与政权组织形式实际上分属两个不同的层次，政体是对政权组织形式的抽象和概括，是宏观上的国家政权构架；政权组织形式则是政体

的具体化，是宏观政权构架的微观体现。⒀

第二，应该从“国家主权的运行方式”入手来理解政体的内涵。如前所述，国体是指“国家主权的归属”，与此相对应，政体则指“国家主权的运行方式”。由于主权是国家的最高权力，是对国家一般权力的概括和总结。因此，“国家主权的运行方式”，或者说国家主权的实现，有赖于由国家主权派生的一般国家权力。从这一意义上我们也可以说，政体是实现国家主权的宏观体制，或者说是实现国家权力的宏观体制。由此我们认为，政体在具体构成上应该是四大部分：一是政权组织形式，这是一国权力结构中的横向权力关系；二是国家结构形式，这是一国权力结构中的纵向权力关系；三是选举制度；四是政党制度。

四、基本权利与基本义务

众所周知，宪法是公民权利的保障书，因而公民权利的有效保障在宪法内容中居于支配地位。而且如前所述，无论是宪法的产生、宪法的内容，还是宪政实践都始终贯穿着权利制约权力这一基本红线。因此可以说，公民的基本权利是宪法的核心。同时，根据马克思主义法学原理，权利和义务紧密相联，没有无权利的义务，也没有无义务的权利。因此，公民的基本权利和基本义务是宪法学的第四对基本范畴。

（一）基本权利

本来，基本权利与人权在内容上存在根本上的一致性，因而不应将二者分列开来作为两个基本范畴。然而在本文中，我们之所以没有把它们结合起来，主要出于以下考虑：第一，二者阐述的角度不一样。人权立足于贯穿整个宪法的基本原则，基本权利则立足于宪法规范的具体内容。第二，二者的范围和表现形式不同。人权包括基本权利，也就是说人权的范围广于基本权利；在形式上，基本权利是人权的法律化。第三，二者对应的范畴也有区别。基本权利对应的最佳范畴是基本义务，而人权与主权的高度统一性，特别是目前的国际人权斗争又决定了我们不能不把主权作为人权的对应范畴。

毋庸置疑，公民的法律权利名目繁多，范围广泛，既有基本权利，也有一般权利。然而，宪法作为国家根本法，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对公民的各种权利一一加以规定。因此，宪法所确认的只能是一些基本权利。所谓基本权利是指那些表明权利人在国家生活的基本领域中所处的法律地位的权利。尽管在本质上，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一般权利是一致的，但它们二者之间也有区别。换言之，基本权利具有其自身的法律特性：第一，基本权利决定着公民在国家中的法律地位。第二，基本权利是公民在社会生活中必需的权利。第三，基本权利具有母体性，它能派生出公民的一般权利。第四，基本权利具有稳定性和排他性，它与人的公民资格不可分，与人的法律平等地位不可分，因而是所谓“不证自明的权利”。

至于对基本权利的分类，我们赞成何华辉教授的观点，即把公民这个法律概念还原为人这个原始概念，再从人的本质属性中探索与之相联系的各种权利，进而作出相应的分类。⒁也就是说，由于在现代国家中，人就其社会属性而言，包括三个方面，即政治生活中的人、社会生活中的人和私人生活方面的人。因此，与这三个方面相联系、相适应的公民基本权利，也应该有政治生活、社会生活和个人生活三种类型。

（二）基本义务

所谓基本义务是指由宪法规定的公民必须履行的义务，是公民对于国家的具有首要意义的义务，它构成普通法所规定的义务的基础。公民的基本义务与基本权利一起共同反映并决定着公民在国家中的政治与法律地位。

从宪法发展史来看，不同的历史时期，宪法对公民基本义务的规定也各不相同。一般说来，在18世纪以前，公民只有义务而无权利，即所谓公民的纯粹义务时期。进入18世纪以后，由于个人自由主义的盛行，宪法在内容上偏重于个人权利的保护，而对公民义务的规定则较为狭小。19世纪以后，由于法律观念由个人本位转变为社会本位，因而公民义务也随之扩大。社会主义国家的宪法则从产生开始就既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也规定了公民的基本义务。

就相互关系来说，基本权利与基本义务之间是相互统一的。然而，在我国法学界，不少人认为，在资本主义国家里，由于存在资本的特权，因而决定了一些人只享受权利而不履行义务，另一些人则只履行义务不享受权利，并进而推导出一个颇为流行的结论，即资本主义国家中公民的权利和义务是相互分离的，只有社会主义国家里，公民的权利和义务才是统一的。但我们认为，从各国宪法规定及其政治实践看，不同国家或者一国之内的公民只有享受权利与履行义务的多少之分，而绝不可能有只享受权利不履行义务，或者只履行义务而不享受权利。尽管资本主义国家的有产者享有较多的权利，但决非不尽任何义务，如纳税就是有产者必须履行的义务；而劳动者阶级尽管履行的义务较多，但也决非不能享有任何权利。在对国家安全不构成威胁的前提下，劳动人民仍然可以享有某些权利和自由。因此，这一结论值得商榷。

五、国家权力与国家机构

如前所述，宪法的基本内容主要可以分为国家机关权力的正确行使和公民权利的有效保障两大部分。而且我们还认为，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实际上是宪法与宪政最基本的矛盾。因此，国家权力作为国家主权的具体表现，无论是在宪法内容中，还是在宪政实践中都处于非常重要的地位。尽管我国宪法学界对公民权利问题还有一定程度的研究，但对国家权力问题的研究则基本处于被忽视的状态，并常常被国家机构问题所掩盖。因此，将国家权力作为宪法学的基本范畴很有必要。由于国家机构是国家权力的物质承担者，因此，我们把国家机构与国家权力作为宪法学的第五对基本范畴。

（一）国家权力

国家权力是国家的重要属性，是统治阶级运用国家机器实现阶级统治的一种特殊的公共权力。从国家权力的构成来说，它主要包括层次不同的两部分：一是国家的最高权力，亦即主权；二是国家的一般权力。就它们的相互关系而言，主权是对国家一般权力的概括和抽象，而国家的一般权力则是派生于主权的国家权力。因此，国家权力与国家主权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另一方面，它们在是否可分问题上也表现出不同的特点，作为国家最高权力的主权是不可分割的；但国家的一般权力则是可以分立的，比如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等等。而且我们认为，对宪法来说，国家权力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首先，近现代国家的任何阶级如果不掌握国家的最高权力。也就是说不上升为国家的统治阶级，就绝不可能制定作为整体国家根本法的宪法。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宪法从属于国家主权，宪法是国家主权在法律上的最高表现形式。

其次，宪法的实际内容离不开国家权力。可以说世界上没有不规定国家权力的宪法。无论是对国体、政体的确认，还是对国家机关职权的规定和划分，都直接涉及国家权力问题。而且，由于宪法内容的核心是以权利制约权力，因而宪法规范国家权力的根本目的就在于有效地保障公民的权利。因此，可以说宪法是制权之法，宪法学是有关以法制权的科学。从各国宪法规定与宪政实践看，宪法对国家权力的规定主要有二大特点：第一，宪法从总体上规定整个国家权力结构体系及其运行机制，以作为所有国家机构和组织运用权力的依据；第二，宪法对国家权力的规定具有广泛性、完整性和全面性，它不仅要规范行政权，从而约束政府的行政行为，而且还要规范立法权和司法权，以防止立法机关随意立法和司法机关徇私枉法。同时，各国宪法对国家权力的制约方式主要也有二种：一是通过赋予和保障公民以及社会组织的权利来以权利制约权力；二是通过规范国家制度、国家机构之间权力的合理分配、使用、运行以及监督来以权力制约权力。

最后，宪法的实施更离不开国家权力。宪法和其他法律一样，必须以国家权力作为它实施的后盾和保障。尽管社会主义国家的宪法实施主要依靠人民的自觉遵守，但同样离不开国家的强制力。正如列宁指出：“如果没有政权，无论什么法律，无论什么选出的代表都等于零。”⒂

（二）国家机构

国家机构亦称国家机器，是统治阶级为行使国家权力，实现国家职能而建立起来的国家机关的总和。由此可见，国家权力与国家机构存在非常密切的联系：第一，国家机构是国家权力的载体和体现。也就是说，国家权力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它是由国家机构这个载体体现出来的。因此，没有国家机构的国家权力是不存在的。同时，国家机构又是国家权力的体现，任何一个国家机关的组成和活动，实际上就是运用国家权力的结果。因此，国家权力与国家机构是内容与形式的关系。第二，国家权力是国家机构的依据和保障。也就是说，国家机构来源于国家权力，依据于国家权力。如果离开了国家权力，国家机构便建立不起来，既使建立起来了，也无法进行活动。同时，国家机构在依法行使职权过程中，虽然宣传教育和说服工作是必要的，但最重要的还是要依靠国家权力。

既然规范国家权力是宪法的基本内容之一，而国家权力与国家机构又存在如此密切的联系，那么，规定国家机构自然也是宪法最基本的内容。从世界各国的宪法发展史看，尽管在是否规定其它内容的问题上，不同的宪法之间会存在不同，但在规定国家机构的问题上却存在惊人的一致。也就是说，在近现代国家，没有哪部宪法不规定国家机构。甚至于可以说，一国宪法规定的国体、政体等问题，都要具体地通过国家机构的设置、职权、活动的程序和方式等表现出来。

参考文献：

①参见周叶中《宪法至上：中国法治之路的灵魂》，《法学评论》1995年第6期。

②参见周叶中：《宪法实施：宪法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法学》1987年第5期。

③参见周叶中：《论宪法权威》，《学习与探索》，1993年第2期；《再论宪法权威》，载《中国的改革开放与法制建设》（论文集），武汉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略论影响我国宪法权威的主要因素》，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理论与实践》（论文集），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

④参见周鲠生：《国际法》（上册），商务印书馆1976年版，第75页。

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71页。

⑥参见李龙：《宪法新论三则》，《法学研究》1994年第3期。

⑦参见何华辉：《比较宪法学》，第148—150页。

⑧参见周叶中：《代议制度比较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48—150页。

⑨《选集》合订本，第673页。

⑩参见许崇德主编：《中国宪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09—110页。

⑾《选集》第5卷，第637—638页。

⑿参见何华辉：《比较宪法学》，第144—145页。

⒀参见周叶中：《代议制度比较研究》，第150—151页。

基本范畴范文篇7

关键词：国际经济基本范畴

一

交易权是指作为国际经济法主体的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经济实体参加某类特定的国际经济交往以实现其经济利益的权利。

国际经济法是调整国际经济关系的，,而国际经济关系首先表现为国际经济流转关系,即不同国家的当事人之间的商品交换关系。

二

合国大会第届会议通过的《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宪章》对这一概念作了钦为充分的阐述。该《宪章》第二条规定“每个国家对其全部财富、自然资源和经济活动享有充分的永久主权,包括拥有权、使用权和处置权在内,井得自由行使此项主权。”也许有人令怀疑《宪章芬本身的效力,因为根据《联合国宪章》联大没有立法权。但是,正如许多学者所指出的那样,联大决议作为一种国际文件在国际社会中的实际效力,从根本上说,来自于国际社会的某种井同意志,而不取决于联大本身是否具有立法权。联大决议所表述的许多原则、规则,或是对既存国际法的内容的进一步揭示,或是在归纳某种形成中的国际法规则。就国家经济主权这‘概念而言,它的内容早已包含在国家主权这一国际法的最基本的范畴之中主权是国家的根本属性之一。完整的国家主权不仅表现为政治上的自主独立,也应表现为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自主独立。在以往的实践中,人们对国家主权所包含的经济主权注意不够,而在现襄生活中,许多发展中国家虽然在政治上获得了独立,但在经济领域中却没有完全自主。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国家经济主权被作为一个单独的概念而提出,以表达构成国际社会成员绝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实现其完全意义上的主权的决心和便利其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努力。

三

四

1.投资权主体。自然人。法人。跨国公司作为投资权主体的特殊伺题‘国家的主体地位问题。

2.投资权客体。货币资本。物料形式的投资。工业产权投资。其他权利的资本化。投资者对资本运行的控制。投资收益卜

4.投资权的行使。直接投资与间接投资。外商独资企业。股权式合资企业。契约式合作企业。其他投资方式。

5.投资权的限制。投资范围。投资期限。出资比例。自然资源使用。劳工雇用。外汇管理。

基本范畴范文篇8

一、宏观和微观

经济分析中区分宏观和微观，不仅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而且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微观经济学研究企业和个人等个别经济单位的行为，宏观经济学则着眼于对经济总量和经济整体行为的研究。这是一般的经济学道理，但对于宏观调控而言，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微观上合理的行为宏观上可能并不合理，微观形势好并不意味着宏观形势也好。在传统计划经济下，宏观与微观混淆，闭经济调控包罗万象，既涵盖了宏观层面，也囊括了微观活动，实践证明是不合理、不成功的。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需要把握好宏观与微观的区别，在经济分析和宏观调控中尤其需要有宏观眼光。

首先，要把宏观调控主体与微观经济主体区别开来。企业和个人属于微观，中央政府属于宏观，这是没有疑义的。关键在于明确，地方(包括省一级)和行业都不是宏观，即使广东的GDP总量已达到3000亿美元，新疆的国土面积有165万平方公里，均超过许多小国，但从整个国家的角度讲都是局部或微观，只有国家或国民经济才是宏观。因此，一些地方讲要加强宏观调控，这种说法其实是不合适不准确的，尤其不宜简单地从一个省或一个地区的范围出发自求总量平衡，如钢铁消费大省为了生产与消费平衡而不顾条件大上钢铁厂，原料生产大省为了平衡上下游产业而不顾条件大上加工厂。可以说，宏观调控是中央的独有职责，地方、行业、企业只是从局部的、微观的、个体的角度来服从和执行中央的宏观调控政策。

其次，要把对经济形势的宏观判断与千差万别的微观状况区别开来。投资方面的例子很典型。目前中国投资增长出现了明显的区域分化现象，在经历了过去的投资高潮后，目前东部沿海一些地区的投资增长有心无力，如上海、浙江、广东等地的投资增幅只有10%左右，而中西部一些地区的投资增长则异军突起，近几年内蒙古、吉林和安徽的投资增幅先后达到50%甚至更高。对投资形势的判断自然会存在较大差异，一些沿海地区可能会说自己的投资增幅很低，没必要调控，而一些中西部地区可能会说自己的基数很低，也不应当调控。这种情况下，宏观调控固然需要考虑微观主体的不同情况，但更应当避免在差别很大的微观情况面前举棋不定、无所适从，更应当坚持从宏观的、全国的角度清醒看待投资形势，正确做出调控决策。

最后，要把宏观上的利弊得失与微观上的利弊得失区别开来。近年来中国经济运行的一个新现象是，钢铁、有色金属等高能耗、高污染、资源性产品不仅在国内有很大的市场，而且在国外也找到了新的“广阔”市场。在2006年生产和出口大幅增长的基础上，2007年以来继续呈现生产和出口大量增加的趋势。从钢铁等企业和行业自身看，似乎存在一个良性循环：从扩大投资开始—首先扩大生产能力—然后扩大生产—在国内市场容量不足时扩大出口—扩大外汇收入和利润—然后再扩大投资和生产。但从国民经济的角度看，钢铁等“两高一资”产品不断扩大规模实际上导致一个恶性循环：这些行业过度扩张投资推动整个投资增长过快—这些行业扩大生产和出口推动经济增长过快—加重国内能耗和污染—助长贸易顺差过大和流动性过剩—形成资源性产品过度依赖进口的局面。这是微观上合理、宏观上不合理的一个典型案例。可见，区别宏观和微观对于判断形势和宏观调控的意义非同小可。

二、供给和需求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萨缪尔森在《经济学》教科书中曾引用一句名言：你甚至可以使鹦鹉成为一个博学的政治经济学者——它所必须学的就是“供给”和“需求”这两个名词。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对任何经济问题的认识和解决恐怕都离不开供给和需求。房地产市场也不例外。近年来政府对调控房地产市场已经采取了诸多措施，其力度之大、频度之高，是少见的，其目的主要有两个：一是要稳定住房价格，二是要优化住房供给结构，增加价位低的普通商品住房，但这两个目标都还没有很好实现，与广大居民的愿望和要求相比还有较大差距。其实，促进房地产市场均衡和价格稳定，从最基本的方面看，无非是扩大供给和调节需求两条，这是极简单的原理。分开来看，由于土地资源的稀缺和硬约束，决定了住房供给必然是有限的，而不是无限的。这种情况下，住房供给结构状况就十分关键。既然市场力量驱动大户型、高价位住房供给，抑制小户型、低价位住房供应，而很大一部分居民的需求是小户型、低价位住房，表明在住房市场上存在比较明显的市场失灵，政府应当填补这一空白，但实际上政府长期缺位。

从住房需求看，可以分为消费需求、投资需求、投机需求三类。本来应当在首先满足当地居民的住房消费需求之后，再逐步满足投资和投机需求，但实际情况却是在各地政府的利益驱使之下，三类需求同时膨胀，导致投资需求和投机需求挤占了消费需求，并大大抬高了消费需求的成本。同时应看到，在购房需求之外，还有大量的租房需求，但当初的城镇住房制度改革方案要求所有居民都要买房，没有为住房租赁市场留下足够的空间，也造成了供给与需求之间的错位。据此，理顺住房供给和需求关系的政策趋向是：在供给上，明确要求各地政府在一定时期内重新成为中低价位住房的直接和间接提供者，承担起相应的责任，以弥补市场失灵；明确实行租售并举的方针，大力发展房屋租赁市场，最终可能会形成租房与购房比例大体相当的市场格局。在需求上，优先保障真实消费需求，严格限制投资需求，坚决遏制投机需求。在住房供给相对有限的情况下，合理调节需求是关键。如果不限制不合理需求，如果需求是个无底洞，那么住房价格永远不可能得到有效抑制。总之，对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经济问题，理解供给与需求是一把总钥匙。

三、总量与结构

经济中的总量问题和结构问题，各有其独立性，也存在相互联系。总量矛盾的发生，往往伴随着结构问题，甚至在本质上是由结构问题引发，因此，解决总量矛盾的关键常常在于调整结构。

最典型的例子是，中国过去30年出现的几次经济总量过热，多数是由投资膨胀引起的，投资与消费比例关系失调和总量矛盾的显现同时并存。1993年出现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投资增长61.8%，投资率从1991年的34.8%上升到1993年的42.6%，达到一个历史高峰；消费率则从62.4%下降到59.3%。前几年中国出现经济增长“偏快”，同样由于投资增长过快引起，投资与消费的关系更趋失衡。2003年投资增长27.7%，投资率从2000年的35.3%上升到2004年的43.2%，达到另一个历史高峰；消费率则从2000年的62.3%下降到2005年的51.9%。

另一个具有重要现实意义的例子是，2006年在节能减排上付出了很大的努力，但结果有些令人沮丧，没有完成年度节能减排的目标任务，关键在于产业结构“恶化”。当前中国产业结构变化的一个重要特征是，第一产业在国民经济中所缩减的份额，不是由第三产业所填补，而是由第二产业特别是工业所填补，在工业中重工业的增长速度更是遥遥领先。2001年到2006年，GDP中第一产业所占比例从14.1%降低到11.8%，降低了2.3个百分点，同期第二产业的比例由45.2%提高到48.7%，提高了3.5个百分点，其中工业比重提高了3.3个百分点。尤为突出的是，在工业中重工业比重从2001年的近63%上升到2006年的近70%。这一趋势在2007年一季度还在加快发展。

另外，重工业是主要的能源消耗者和主要的污染排放者，重工业单位产出的能源消耗和污染排放成倍于轻工业和服务业。在2006年全国电力消费中，工业用电占75.5%，其中重工业占60%。重工业单位产出(增加值)的电力消耗约为0.28千瓦时／元，大约是轻工业的近2倍，农业和第三产业的8倍。结果是，即使轻、重工业自身由于技术进步和管理严格而使能耗和排污水平下降，但由于重工业比重上升，从国民经济的角度看，能耗和排污水平难以明显下降。换言之，各产业自身的能耗和排污水平下降的影响，抵不过产业结构重型化所产生的能耗和排污水平上升的影响，这叫做胳膊扭不过大腿。如果2007年和今后几年产业结构继续呈现重型化趋势，那么完成“十一五”时期的节能减排任务也将是极其困难的。因此不难理解，中国宏观调控的一个重要特征是既调总量、也调结构，并把两者有机结合起来。

四、流量与存量

流量是一定时期内所达到、完成、实现的某项经济指标的总量，例如某年内一国的国内生产总值规模。存量是一定时期末或一定时点上所达到、完成、实现的某项经济指标的余额，如某年底一国的国民总财富或储蓄存款余额。存量是由流量逐步积累形成的，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把流量叫做增量。盘活存量、用好增量是优化资源配置、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途径。

国有企业兼并重组、国有资本向优势领域集中是存量调整的范例。着眼未来发展，有两个与流量、存量相联系的问题值得思考：一是把流量与存量同时调整的思路和机制拓展应用到经济社会生活的其他领域。例如对收入分配的调整。目前收入分配格局的重要特征是，一方面居民收入差距明显扩大，另一方面居民收入在全部国民收入中的份额下降，这些都严重制约了消费扩大。有资料显示，城镇居民中20%的高收入户的平均收入相当于20%的低收入户的平均收入的倍数，2000年为3.6倍，2006年预计为6倍，而目前低收入户的收入中用于消费的比例(消费倾向)为92%，高收入户的收入中用于消费的比例为68%，一定程度上已经形成有钱的不消费、想消费的没有钱的态势。同时，2002-2005年居民可支配收入在国民总收入中的比重从62.1%下降到57.5%，下降了4.6个百分点。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需要在增量和存量上同时进行，增量调整包括增加中低收入者的收入，加大对高收入的税收调节，存量调整则包括划转部分国有资产给社会保障基金持有，加快建立覆盖全社会的社会保障制度，以及征收遗产税、物业税等。目前流量调整的力度不足，存量调整尚未启动，因此收入分配格局的上述两方面不合理特征还在发展。这种状况亟待改变，这是促进国民经济良性循环和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改变这种状况，特别是从存量上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需要很大的勇气和决心。二是注重处理国民生产和国民财富之间的关系。生产是流量，财富是存量，生产扩大的结果应当是财富的不断积累。当前存在的不合理现象是：一方面，生产与财富之间不成比例，生产规模很大，但财富积累没有相应扩大，特别是许多房屋建了又拆、拆了又建，房屋内部装修了又铲掉、铲掉了又装修，城市地下管道挖开了埋上、埋上了又挖开，街头路面砖石铺上了又拿掉、拿掉了又铺新的，如此等等，都计算在当年的生产规模之内，但没有增加财富。如果从质的角度衡量，那么财富存量更要打折扣。另一方面，在生产过程中还可能破坏原有的财富存量，例如一些地方的旧城改造将历史遗留的宝贵建筑和城市特色一扫而光，代之以近乎千篇一律的“现代化建筑”，以及由于人为因素造成的资源、环境、气候状况的恶化等，原有财富存量的损失难以估计。因此，必须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才能有效扩大国民财富的总量，改善国民财富的质量，增强国家综合竞争力。

五、对内平衡和对外平衡

在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和国际产业分工不断扩大的情况下，一国经济的对外不平衡与内部不平衡往往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对外不平衡往往是内部不平衡的一种反映。

当前中国经济的对外不平衡突出表现为贸易顺差过大，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两方面的内部不平衡长期存在、不断发展的结果：

第一，不平衡的储蓄与消费关系。国内消费相对不足是贸易顺差过大的最深层的原因。目前的消费率只有50%略多一点，比发达国家和世界平均水平低20个百分点。消费之外的总储蓄部分，不是用于投资，就是用于出口。投资率已经很高，但储蓄率更高，因此净出口的比例必然上升。而且投资与出口之间形成了一种自我循环，投资导致生产能力扩大，过剩生产能力导致出口扩大，出口换取的收入和利润又推动投资和生产规模扩大。因此，减少贸易顺差最终还要从扩大消费做起。

第二，不平衡的奖出限入外贸政策和体制。影响较大的是，多年来我们鼓励扩大利用外资，鼓励外资企业出口，甚至曾经限制内销比例，结果是目前外资企业出口占全部出口的57%，占贸易顺差的5帆；多年来我们鼓励加工贸易转型升级，结果是加工贸易的附加值越来越大，由过去的加工贸易进出口大体平衡、略有逆差或顺差，转变为巨额顺差，目前占全部顺差的80%以上；近年来我们明显地扩大和放开了各类企业的进出口贸易权，结果是在国有企业和外资企业之外，私营企业等贸易主体异军突起，在外贸中的地位由微不足道发展为不可等闲视之，占全部顺差的比例超过50%。

基本范畴范文篇9

关键词：国际经济基本范畴

一

交易权是指作为国际经济法主体的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经济实体参加某类特定的国际经济交往以实现其经济利益的权利。

国际经济法是调整国际经济关系的，,而国际经济关系首先表现为国际经济流转关系,即不同国家的当事人之间的商品交换关系。

二

三

四

1.投资权主体。自然人。法人。跨国公司作为投资权主体的特殊伺题‘国家的主体地位问题。

2.投资权客体。货币资本。物料形式的投资。工业产权投资。其他权利的资本化。投资者对资本运行的控制。投资收益卜

4.投资权的行使。直接投资与间接投资。外商独资企业。股权式合资企业。契约式合作企业。其他投资方式。

5.投资权的限制。投资范围。投资期限。出资比例。自然资源使用。劳工雇用。外汇管理。

基本范畴范文篇10

关键词：原型；范畴；高职英语；基本词汇

英语词汇十分丰富，除英语词典中所收录的词汇外，新词仍在不断地出现。英语学习者不可能掌握和记住所有的词汇。其中有些是最常用的，也是学习者首先需要掌握的词汇，这些词汇就是基本词汇。基本词汇所表示的是与人们生活密切相关的事物，其形成是人类认知的结果。世界万物划分为不同的范畴是基于人的认知能力，涉及感知、判断、记忆等。人们通过范畴化认识世界、了解世界。

1原型范畴

客观世界纷繁芜杂，千变万化。人们为了认识世界，了解事物的结构和事物间的联系，必须对各种事物分类，这样才能有效记忆和储存。人们根据事物和现象的特性进行分析、判断和归类。这种主客观相互作用对事物分类的过程就是范畴化过程（categorization），其结果是认知范畴（cognitivecategory）。范畴化的过程十分复杂，如对自然现象的范畴化过程包括刺激、选择、鉴别、分类和命名。因此，范畴化是采取分析、判断、综合的方法将千变万化的事物进行分类和定位的过程，是人类最基本的认知活动之一，在此基础上人类才具有了形成概念的能力，才有了语言符号的意义。由此看来，范畴并不是对世界现象的任意的区分，而是基于人类认知能力的。那么，人们如何对事物进行范畴化？原型范畴理论认为原型（prototype）在范畴化过程中有着重要的认知参照作用[1]。该理论是在批判范畴的经典理论（classicaltheory）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范畴观。经典理论认为范畴是客观事物在大脑中的机械反映，是通过一组拥有共同特征而建构起来；范畴的边界是明确的，其所有成员均地位平等。哲学家L.Wittgenstein[2]首先从“游戏”范畴发现了经典理论的局限性。Wittgenstein认为各种游戏是由交叉相似性网络连接起来的，并提出家族相似性原则（familyresem⁃blance）。后来心理学和人类学研究都对经典的范畴观提出大量反证。美国心理学家Rosch[3]通过实验证明，焦点色在感知上比非焦点色显著；在短时记忆中得到更准确的记忆，并且在长时记忆中更容易保留；焦点色的名称能被更快地给出并为孩子更早习得。焦点色具有特殊的感知和认知的显著性。在此基础上Rosch提出原型范畴，即范畴是围绕原型建构的，并将原型扩展到其他生物体、物体等实体上。如在对“鸟”范畴的研究中发现，知更鸟是这一范畴的最好样本，即原型样本，而鸵鸟则是这一范畴的差样本，即边缘样本。由此可见，原型范畴有以下特点：范畴成员之间具有互相重叠的属性组合，即内部成员依靠家族相似性联系在一起；成员之间的地位是不平等的，有中心成员和边缘成员，具有更多的共同属性的成员是中心成员，即原型成员；范畴的边界是模糊的，在边缘上与其他范畴相互交叉。

2基本层次范畴

范畴化导致了等级结构的产生，从最具概括性的范畴到最特例的范畴形成的层次结构。例如：furnitureanimalplant上位范畴chairdogtree基本层次范畴rockingchairpoodlepine下位范畴认知科学发现人类是从基本层面开始认识事物的。在范畴化的过程中，基本层次在认知上比其他层次更加显著。在此层面上所感知的范畴叫基本范畴（basiclevelcategory）。基本层次范畴的重要性体现在以下方面。1）感知：基本层次范畴具有整体感知形状和心理意象，能被快速识别。2）功能：人类与外界事物互动时，对基本层次范畴上所进行的动作最为丰富和详细。3）交流：基本层次范畴的名称最短，在言语交际中经常被使用，最先被儿童习得并进入心理词库。4）知识组织：基本层次范畴具有最多的分类属性和信息量。这些属性使范畴内成员拥有相似性，并区别其他范畴。基本层次范畴之所以具有上述功能，是因为它们以原型为参照建构起来的。原型使得基本层次范畴的完形感知和区别性最大化。原型范畴在基本层次上得到最好的体现。所以，具有原型特征的基本层次范畴是人们对世界进行范畴化的有力工具。上位范畴（superordinatecategory）寄生于基本范畴之上，缺乏完形特征。它们依赖基本范畴获得完形和大部分属性。其特点是突出所属范畴成员的普遍属性，这些属性也为所有的各个基本层次范畴所共有。下属范畴（subordinatecategory）是在基本范畴上进一步的切分，也是寄生范畴，其特点是突出特殊属性。与基本层次范畴相比，下位范畴成员之间的相似性高，其微小差别让人们难以区分原型、中心成员和边缘成员。根据范畴的特点，认知范畴不是离散的，范畴之间没有清晰的边界，因而范畴层级之间并不是截然分开，而是一个渐进体。例如flower的下位范畴中，rose已成为基本层次范畴。

3基本词汇与非基本词汇

在不同范畴等级上形成了不同的词汇范畴，构成一定的词汇等级结构，基本层次词汇具有特殊的地位。基本词汇的数量有限，但其构词和搭配能力强。基本词汇通过合成构词法形成大量复合词，而且构成大量短语、谚语和习语。基本词汇一般有具体的形象，容易引起人们丰富的联想，比起其他词汇具有更多的隐喻和转喻意义，尤其是表示日常生活中常见的植物、动物、基本颜色词、食物和人的身体部位的词汇蕴含丰富的隐喻意义，并且这些意义都具有文化含义。非基本词汇包括古词语，新词语，俚语，行话，专业术语，方言等。非基本词汇可以转化为基本词汇，如jeep,baby-sitter,bus,lab,jazz,pants,chap,VIP,bet,trip,fun等，原来是俚语，现已成为基本词汇。还有一些新词由于反复使用已被人们所熟知，也已进入基本词汇，如mailorder（邮购）,multimedia（多媒体）,e-mail（电子邮件）,net⁃work（网络），online（上网）等。

4基本词汇与构词

4.1基本词汇与复合词基本词汇通过合成法构成大量的复合词。如复合名词air⁃plane,raindrop,shoelace,applejuice,readinglamp,jumpsuit,nightfall,snowfall,sunrise,sunset,football,waterfall；复合形容词life-long,grass-green,home-sick,stone-deaf,care-free,icy-cold,red-hot,bitter-sweet；复合动词speed-read,honeymoon,out⁃line,overlook等。4.2基本词汇与下位范畴词英语中的下位范畴词有两种构成方式。1）独立型下位范畴词由单独一个词语构成。例如lookgaze（凝视），stare（盯着看），glare（怒目而视），glimpse（瞥见），glance（扫视），peek（窥视），peer（仔细看），peep（偷看），squint（眯着眼看），scan（扫视）2）复合型下位范畴词由两个词语构成。例如：raincoat（雨衣），wheel⁃chair（轮椅），evergreen（常青树），cocktail（鸡尾酒），strawberry（草莓），peanuts（花生），eggplant（茄子），pineapple（菠萝），mush⁃room（蘑菇）。

5基本词汇教学

英语词汇数量巨大，英语学习者掌握所有的词汇是不可能的。掌握好基本词汇是学好英语的前提。据语言研究者发现，学会英语最常用的1000个词，就能理解任何一篇规范文字的80.5%的内容；学会常用的2000个词，就能理解89%左右的内容；学会常用的3000个词，就能理解93%左右的内容；学会常用的4000个词，就能理解95%的内容，而学会5000个词就能掌握97%左右的内容。在词汇教学中，教师应重视对基本词汇多义和词组搭配的学习有利于词汇的习得。英语词汇中的基本词汇数量在3000至5000个，其中2000个词语是核心词汇（corevocabulary）。原型范畴理论认为基本词汇是人类对事物进行分类的最基本心理等级，也是最典型的原型范畴。基本词汇使用频率高，英语词典通常用2000个常用词来定义和解释其他的单词，在日常交际中使用频繁，具有更多的引申意义且词义灵活。词汇教学必须遵守循序渐进的原则，尤其在基础教学阶段，无论是教师还是教材的编写者应重视词汇及其用法的引入和选择。哪些词汇应最先学会和掌握，这涉及词汇的使用频率（wordfrequen⁃cy）。MichaelWest[4]根据书面文本中词义的频率统计，制定了英语最常用词汇表，其统计标准是：覆盖率；对定义和构词的价值；风格中性化的程度；可用度（首先出现在头脑中的）；学习的难易度。这些标准与认知语言学所描述的基本层次范畴相对应。如覆盖率与使用频率相关，可用度是基本层次范畴的主要心理标准，学习的难易度与儿童首先习得基本层次范畴的词语相关。由此可见，范畴化的基本层次可以指导教师选择合适的词汇及其意义进行教学。Nation[5]运用统计学的方法，参照英语为母语的学习者的词汇量以及词汇出现的频率来确定二语学习者所需要的词汇及其数量。他以母语学习者使用的课文词汇分析为基础，把词汇划分为高频词汇、低频词汇和专业词汇，以此来判断词语的实际有用的程度。掌握大约2000个高频词汇是英语学习者运用语言的基础。根据《高职高专教育英语课程教学基本要求》中A级词汇要求，高职学生应能熟练掌握3400个常用单词以及由这些词构成的常用词组，其中包括1600个中学所学词汇。一味地扩大词汇量并不能有效提高语言的应用能力。学生对come，get，keep，make，put，turn，take这些常见的单词非常熟悉，却未能准确掌握与它们有关的短语意义，而且容易混淆，也不能在交际活动中自如运用，如getacross，getin，geton，getthrough，putaside，putforward，putupwith，takein，takeafter等。这些动词本身用法也非常灵活，常常被学生忽略。

作者:李健民单位:娄底职业技术学院

参考文献：

[1]UngererF,SchmidHJ.AnIntroductiontoCognitiveLinguistics[M].Beijing:ForeignLanguageTeachingandResearchPress,2006.

[2]WittgensteinL.PhilosophicalInvestigation[M].Oxford:Black,1958.

[3]RoschE.Ontheinternalstructureofperceptualandsemanticcategories.inTimothyE.Moore(eds.)CognitiveDevelopmentandtheAcquisitionofLanguage[C].NewYork:AcademicPress,19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