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管职能范文10篇

监管职能范文篇1

关键词：国库；监管职能；财会监督

一、彬州市完善国库管理制度、发挥财政和财会监督职能的主要做法

1.完善国库集中支付制度第一，深化国库集中支付制度改革级次。现阶段，国库集中支付制度改革也在学校及乡镇卫生院大力实施，实现了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第二，将重点放在国库集中支付运行机制的完善上，并加强了放管服政策，使财政资金支付及使用效率大大提升。第三，改革公务卡制度，优化公务卡管理使用。第四，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加快推进国库信息化建设。今年财政云上线，各级预算单位实施了集中支付电子化管理。第五，进一步推进预算执行动态监控工作。第六，建立财政扶贫资金动态监控机制。监控平台已实现上下贯通，具备按日监控预算分配下达、资金支付及绩效目标执行等情况的功能，目前正在向各预算单位和乡镇延伸。此外，进行了收入收缴管理改革，进一步提升了综合效能，与此同时，在更为科学、规范的库款管理机制下，使国库现金管理工作得以顺利开展。2.深化政府采购制度彬州市政府采购的范围和规模不断扩大，政府采购机制不断完善，以公开竞争为核心的政府采购制度体系逐步建立。管采分离、机构分设、政事分开、相互制约的工作机制得到完善，以集中采购为主、分散采购为辅的采购模式有序运行，以公开招标为主要采购方式的格局进一步巩固。3.积极实施新政府会计制度彬州市从2019年开始，在全市各级预算单位实施新政府会计制度。彬州市多次请会计教授为全市财务人员进行培训，国库收付局人员对全市财务人员进行上机操作指导，通过财务会计和预算会计两套制度的实施和运行，为政府综合财务报告和决算报告的编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4.推进现代财政财务报告体系彬州市财政部门不断加强制度建设，着力提升决算编制工作质量。第一，健全决算管理制度体系。以上级部门制度体系为主要依据，制定出符合彬州市实际的决算管理方法，保证决算管理工作的良好开展。第二，将全市政府债务、预算收支等方面的情况真实体现，将此作为主要依据，做出科学决策。第三，不断完善决算公开工作。第四，开展了支出经济分类决算试编工作。第五，不断强化决算分析。彬州市从2016年开始政府综合财务报告试点编制，已连续编制了三年，对财政决算报告提供了有力的补充，强化了彬州市资产管理，降低了行政运行成本、提升了运行效率，有效地防范了财政风险。

二、财政和财会监督面临的问题和困惑

一是财政监督与新形势发展不相适应。现阶段，若想使财政监督职能作用得以有效发挥，保持国民经济可以健康、稳定发展，则需要进一步强化财政资金使用的有效性、规范性以及安全性。不过当前财政监督仍存在一定的不足，基层监督强度不够，对于财务制度上也不具备较强的力度，因此并没有取得较好的监督效果。二是相关制度较为滞后。对于财政监督而言，良好的制度建设会对监督工作的开展效果产生直接的影响，因此，需要不断强化财政监督的法律制度建设，以确保财政监督职能的良好发挥。较多法律法规通常只是明确表明执法主体的监督权，并未表明监督主体的具体分工，这种情况下，执法主体工作范围并不清晰，只是凭借以往经验界定出工作范围、开展实际工作，同时，在审批程序上较为复杂，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监督主体的统一执法。由于在财政监督具体职能方面并没有相应的法律法规作出规定，因此相应法律法规实际制定环节，大部分部门并未将法律法规的完整性作为主要考虑的问题，仅将自身利益与需要作为关键，往往导致财政监督职能重复等问题的出现，违背了制定法律法规的最终目的。三是监督独立性不强。较多的财政监督工作都是由政府部门负责开展，被监督的客体会受到较多监督主体的监督，不过这些主体呈相互平行的关系，往往只是在监督职能及监督范围上存在不同。这种平行关系下，会要求相应的监督主体各自都要有明确的分工，才能真正发挥出各自的职能作用，防止监督空缺、重复等不良问题的出现。通常情况下，若是受多个监督主体共同监督，很容易发生覆盖情况，并不会起到较好的监督效果，因为监督环节权责不明，处理同一问题时，不同的监督主体及执法人员会产生不同的处理结果，当关系到监督主体的自身利益时，均会往自身受益的方向倾斜，这种情况下，监督工作性质就发生了变化，影响了监督工作的良性开展。四是缺乏事前、事中监督。对于以往的财政活动，在对某一行为进行监督处理时，不能很好地与经济发展实际相适应。现阶段，财政监督内容逐渐增多，包括会计监督、预算执行监督等，相应的工作量也逐渐增大，导致传统财务监督作用逐渐弱化。以往财政监督工作缺少事前监督过程，虽然在不断发展下，逐渐从专项检查变为事前事中监督及日常检查，不过实际工作中，仍以事后监督为主，由于忽略了事前以及事中监督工作，出现了较多骗取资金的违法行为，并且也很难有效避免挪用资金以及资金浪费问题的出现，导致了较为严重的资金缺失问题。五是财监机构队伍建设滞后，财政监督队伍力量薄弱。现阶段，财政监督部门队伍力量较为薄弱，无法满足日常监督业务的需要，并且，一些财政监督人员素质有待提升，并不能很好地进行财政监督工作，特别是在重点项目的监督检查上，稍显乏力，影响了实际的监督效果。

三、财政云环境下的下一步工作思路及措施

陕西财政云在2020年得以全面上线，将原来相互割裂的部门预算、指标管理、预算执行、账务处理等几大模块相整合，要比原来的信息传输速度更快；预算执行实行了电子化，省去了会计人员跑票时间；会计核算的智能化（如机制凭证的自动提取记账、预算会计收入日报的自动提取等等）为会计人员提供了会计核算的便捷化。总之，财政云的全面上线，为政府（预算会计）及预算单位会计人员在日常工作中提供了信息保障和业务便捷，将会计人员真正从纯粹的核算中解脱出来，不管是财政上的人员，还是预算上的财务人员，都有了参与会计监督的精力和机会。第一，强化制度建设，建立专项法律。通过多样化的手段加快推进财政监督制度建设，提升财政监督的法律地位。明确财政监督的主体、对象以及程序，使得财政监督具备较强的法律强制力，基于法律手段下，提升监督主体法律观念，进而保证财政监督工作的开展效果。第二，明确监督主体职权范围。财政监督工作开展过程中，由于主体关系问题的存在，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监督机制的实际效率。这种情况下，需要明确监督主体的职权范围，进而形成复合型的现代财政监督机制。具体可从两方面进行，首先，强化宏观层面的监督工作。财务监督工作主要由专属审计机构及预算审查委员会承担。通过专属审计机构，开展日常性监督工作，防止人大对于政府部门过于依赖。而预算审查委员会作为人大的职能部门，存在较强的独立性，会与人大共同完成财政监督工作，并且会对各种预算报告进行审查，给出最终建议。其次，强化中层次监督力度，通过提升监督税务机关执法质量，实现对于财政收入的良好监督。财政支出的监督工作应借助于社会监督机构（包括会计师事务所之类）加以实现。第三，强化监督全过程。为确保财政监督工作的顺利开展，需要及时更新监督模式以及监督理念。基于整体情况，全面落实整个收支流程的监督工作，尤其是财政云上线以来，在资金管理的各个方面贯彻监督工作，通过这种方式，构建出财政资金的动态控制体系。与此同时，还应建设全过程的财政监督机制，从而确保财政监督的科学性、有效性以及系统性。第四，促进财政监督信息化发展。将工作重点放在财政信息化建设上，建立健全的信息网络，实现财政监督机制得以不断创新发展。通过不断促进财政监督信息化发展，保证财政监督效果的进一步提升。具体而言，应利用先进的网络技术，实现财政监督信息系统的动态更新，建立起完善的监督平台，并且在现代化技术手段下，对所监督的对象进行细致的分析及预测，找出其中存在的问题，及时加以解决，防止重复监督或者无人监督等不良问题的出现，真正实现降本增效的效果。对于政府财政监督而言，一方面可以有效维护经济秩序，另一方面也能够强化财政管理，进而实现财政管理目标。只有不断健全、完善财政监督机制，才能保证科学发展目标的实现，并且还能规范经济市场秩序，使其得以健康、快速发展，更是财政管理改革的关键所在，因此，今后工作中，应将财政监管工作放在首位，保证其职能作用的良好发挥，最终助力彬州国财政经济得以良好发展。

参考文献

1.陈健慧.提高集中核算水平，强化财政监管职能.财会学习，2018（19）.

2.赵懿红.如何协调财政国库收付中心服务与监管职能.行政事业资产与财务，2017（11）.

监管职能范文篇2

但与此同时出现的情况是：上市公司经营业绩普遍滑坡，“一年绩优、二年绩平、三年ST、四年PT”成为证券市场广为人知的一大特色。上市公司盈利持续恶化与中国宏观经济持续走好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各类违法违规现象增多，造假欺诈、内幕交易、股市操纵、购买审计与审计舞弊等案件层出不穷，社会影响恶劣。面对不规范的市场，投资者要么孤注一掷，以短期投机心态参与股市，要么对市场失去信心，选择“用脚投票”。中国证券市场陷入了长期的低迷。中国证监会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05年3月，中国证券市场市价总值为34802．72亿元，而2001年6月(近几年市场表现最好时)，市价总值为53630．58亿元；2005年3月的流通市值为10996．52亿元，而2001年6月为18866．36亿元；筹资额方面，2005年3月锐减为7．92亿元，而2000年筹资额曾经达到近400亿元。而与此同时，中国经济迅猛发展，国际化程度日益提高，企业的再融资需求旺盛。越来越多的优秀大型企业，尤其是作为国家重要战略资源的优质上市公司，都由于各种原因奔赴海外上市，以解决融资瓶颈。

这些数据说明，发展和完善证券监管体系已经成为我国证券市场和国民经济发展无法回避和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然而，在理论界和证券业界的大多数政策建议都集中在提高监管能力、拓展监管权限和扩大监管机构规模等方面。笔者认为，政府证券监管职能的转变，才是目前完善我国证券监管体系的关键。

1我国证券监管的过度集权

我国股市的市场管理体制自20世纪90年代末期以来向证券监管部门集权的趋势越来越明显，这就是中国证券市场最大的问题。证券市场本来是一个最需要创新、最需要竞争的市场，而在这种高度集权的管理体制下，证券交易所日渐失去了市场发展的规则主导权，成为整个股市监管体系的一个“一线监管单位”，它的市场组织功能已经基本退化。这就意味着，在我国，证券市场完全由政府来操作和经营。

其实，这并非当初的本意在上个世纪9O年代初，中国股市除了1990年11月26日成立的上海证券交易所，1990年l2月1日成立的深圳证券交易所外，还有1990年l2月和1993年4月成立的STAQ(全国证券市场自动报价系统)和NET(全国电子交易系统)，以及1993年8月l8日试运行的淄博证券交易自动报价系统。当时的沪深交易所虽然是地方性的，但面向全国开放，实行由当地政府主管、理事会实际管理的模式。这些不同的交易系统的出现，很适合中国多层次经济结构的状况。

当时，中国的银行体系还是以地方为主的管理体系，一个地方银行存款的多少对地方经济的发展非常重要。资本市场活跃，散户开户就踊跃，券商的客户保证金就越多，银行的存款就越多，加上两个交易所产生的税收利益中相当一部分也归当地政府，这对当地的经济繁荣有很大帮助。所以，交易所之间必然会有竞争，交易所和其他场外交易市场之间也必然有竞争，而且其竞争和地方政府有密切的联系。1995年、1996年，沪深两市激烈的竞争逐步形成了地方政府组织资金拉动股市、地方政府坐庄炒作的情况。这样一种地方政府间的竞争最终发展成了地方的柜台交易市场的无序状态。199年l1月召开的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决定关闭非法股票交易市场，中国证监会在1998年专门下发了lO号文，淄博系统于1999年9月9日关闭，STAQNTE系统也f当天撤牌停止运行。1998年，中国证监会不再让企业自主选择上市地点，业内也有了“上海先上一家，深圳再上一家”的不成文规定中央由此把市场管理权逐步上收，第一是把交易所上收中央，理事长、总经理等都由证监会委派；第二是把各省市政府的证监机构上收，改成了国家证监会的派出机构。

自上个世纪9O年代以来的这样一个渐进演变过程，离不开1998年国有企业三年脱困的政治要求，从此以后，沪深交易所的整个运营就完全交由中央政府直接控制安排。本来，通过发展资本市场解决国有企业的问题，服务国民经济，激活民间资金，这个出发点很好，但问题是，由于没有很好地利用资本市场本身具有的运行规律，在资本市场采取了一种过度集中的管理手段，实际上就转变成为政府内部或国有资源之间的自我循环。

在股票市场为国有企业脱困服务的目标下，国有上市企业的股票就逐步丧失了对中小投资人的吸引力。股民不购买，就得由机构来买。于是就不得不发展机构投资人。一开始是向中小投资人发行封闭式基金，封闭式基金发不动了，接着发行开放式基金，最后是社保基金人市、保险业人市、银行业人市。在这种情况下，股票的投资人主要是金融机构。而我国的金融机构是由政府“背书”的，一旦市场出现问题，最后还都是政府买单。2001年的国有股减持，最终使这个市场结构所存在的问题暴露出来，更使这个过度集权的模式难以运行下去了。

过度集权的市场结构的关键问题在于，这个市场的创造性很弱，难以开发新的金融品种以及新的投资工具。因为，所有事情的决策权都在国务院、证监会，证监会管理的是全国市场，任何口子一开就是全国性的事情，所以不敢轻易放开。在这种情形下，由证监会和市场开发出来的新金融品种和产品就非常有限了。而一个富有竞争力的市场，吸引投资者的主要是品种的丰富。

我们不妨把交易所比作大卖场，经销商比作出售股票这种商品的店家。当我们只有两个不竞争的国营商场时，所卖的东西都是证监会批准的，经销商就没有动力去开发适合投资者的产品，因为经销商只要把能上市的公司提供给证监会，获得批准上市就行了。经销商没有积极性去开发新产品，而证监会也没有职责制造商品，市场怎么会有活力呢?经销商的任务是去发现好企业，帮助企业找到好的投资方式。但由于只有一个市场，而且只卖证监会规定的几种商品，经销商就无活可干。于是自己坐庄，自买自卖，这个市场必然混乱。

高度集权的市场的另一个缺陷是，人为扩大了信息不对称，使得炒作成风。本来上市公司就存在信息不对称的问题，炒作信息使之变成一个更难控制的问题。我国的证券监管机构经常不适当地对市场行情发表带有明显导向性的评论，把自己混同于一个“证券分析师”，有时言辞的激烈程度是任何证券分析师都不敢使用的。这使得我国证券市场的政策性周期特征非常明显，而一旦证券市场成为“政策市”，将产生多方面的消极后果：监管机构对市场的判断不一定正确，不正确的评论会使市场运行偏离正常的轨迹，人为造成市场波动；将助长政策性内幕交易；将引导投资者不再去关注公司业绩等市场基本信息分析，而是关注“内部消息”；助长证券市场的投机风气，也为市场操纵等违法行为创造了更多的机会；将助长券商等市场主体“靠天(政策)吃饭”的懒散心态，不再注重创新和开拓。“政策市”还会将本应由市场主体分担的风险集聚成比较集中的行政风险，而为了控制这种行政风险，监管部门往往只能再度实行更严格的行政控制，但结果会使金融风险又有所积累和增大，陷入“越想管住就越管不住，越管不住就越要管”的恶性循环之中。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本市场”课题组的一份研究报告指出：“由于证券监管部门对应由市场力量决定的事情介入过深，对于政府应该管好的事情未能管好，使得各种违规现象十分突出，严重损坏了证券投资者的利益。”

2我国政府证券监管职能转变的目标和途径

一个制度安排在一定历史阶段是合理的，但到另一个历史阶段就可能不合理了，甚至可能成为发展的障碍，这就是“诺斯悖论”想要说明的道理，即“国家的存在对于经济增长来说是必不可少的，但国家又是人为的经济衰退的根源。”

政府主导对我国证券市场的建立和发展至关重要，但当证券市场从幼稚到逐步成长以后，市场机制开始越来越多地发挥作用。而市场经济运行本身有着一种内在的排斥行政机制和行政功能的特性，市场越来越多地依靠市场本身的自我组织、自我调控和自我发育，越来越多地要求政府干预“淡出”。而此时，如果政府仍然固守自己“万能的上帝”的职能，证券市场内在发展要求与政府职能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就会不断积累、膨胀，将阻碍证券市场进一步发展。

笔者认为，我国政府证券监管职能应在三个方面进行转变：

(1)在经济职能方面，必须尊重政府与市场的界限，在市场经济中凡是市场能做的，应该放手让市场去做，而政府的职能在于弥补市场失灵。

为此，要改革目前这种高度集权化的证券市场管理体制，证监会必须把一部分职能还给市场。在股票发行和上市、信息披露制度、规范市场各参与主体权责利行为方面进一步推进市场化改革，凡是市场能做的，让市场去做，证监会只是加强监督职能；市场一时做不到的，监管部门也要积极创造条件让市场去做。

证监会卸下的另一部分职能应归还给中介组织和行业自律组织。中介组织和行业自律组织是弥补市场缺陷和政府缺陷的重要途径，是实现“有形之手”和“无形之手”的重要环节。有效地发展中介组织和行业自律组织的作用，可以维护市场机制的有效运作，同时还可以改变政府单一的供给机制。中国除了有两个交易所以外，还应该有一些中小型的交易场所，还要有地摊式的场外交易场所，形成地方性的和全国性的、不同品种、多层次的资本市场结构。证监会应采取有效措施扶持行业自律组织的发展，以最终形成财务监督、法律监督、保荐人监督、行业监督、市场监督与行政监督相结合的立体监督网络，保证市场公平，保护投资者利益。

(2)在行政职能方面，政府必须改变以前在市场不成熟时的重管制、重审批的做法。

从2002年开始到2004年，证监会先后3次大规模取消行政审批项目，共取消101项审批项目，7项行政审批项目由证券业协会和期货业协会自律管理，同时还先后颁布了《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执法监督暂行规定》和《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实施程序规定(试行)》等具体的实施规定，声势浩大。但需要注意以下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要注重实际的而非名义上的管制削减。一哄而上的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容易出现的问题是搞形式主义和做表面文章，为体现行政审批项目大幅削减甚至把本应减少的机关内部流转程序作为审批项目取消，应避免削减审批项目“名多实少”的现象。二是，一哄而上的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虽然有轰动性的影响，但未必有持续的效果。如果现有的市场体系承受不了激进式的改革，改革的积极效果就得不到很好的发挥，甚至会带来较大的负面效果。这样的改革不容易巩固，容易走回头路。改革的激情一过，各种行政审批项目就会陆续以新的形式重新出现，甚至更多，应避免陷入“精简——膨胀——再精简——再膨胀”的怪圈。

(3)政府需要强化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职能，集中主要精力加强监管。这方面有不少教训值得吸取，以转轨国家波兰和捷克的证券市场为例。两国几乎同时开始建立和发展证券市场，但到了20世纪末，两国证券市场的发展有了天壤之别。捷克证券市场几乎萎缩殆尽，而波兰证券市场则相对稳定地发展壮大。究其原因，最关键的因素是监管的差异。波兰证券市场从建立之初就实行严格的证券监管，设立了独立的证券委员会专门负责证券监管，在公司法和证券法的制定和修订过程中采取了高度保护投资者的立场，制定和完善了相关的法律细则，监督执法也比较严厉。而捷克没有独立的证券监管机构，相关的立法对投资者保护有所忽视，执法也比较松懈，导致投资者对证券市场失去信心，股权融资不断收缩，证券市场持续衰落。这些都给我国政府的职能转变，尤其是证券监管职能的转变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中国证监会在转变职能的同时，证券监管职能必须及时加以补充、加以强化，包括：

一是，要加强监管，就要完善机构设置，进一步加强证券监管稽查部门、信息披露监管部门、政策法规制定部门的力量；

二是，严厉打击、坚决取缔违规的业务活动；

三是，加强监管人员的培训以及对现代信息技术的学习和运用，提高监管人员的监管水平和技术水平；

四是，重视监管的效率，提高监管的有效性等。

监管职能范文篇3

在当前的改革中，工商工作应保持稳中求进，工商部门应做到有为有位，工商事业应实现持续发展，至为关键的是进一步转变观念，统一思想，提振信心，理清思路，切实做到科学定位、科学谋划、科学管理。

（一）围绕“一个中心”，就是经济社会转型跨越发展这个中心应始终把服务经济社会转型跨越发展作为第一要务，更加自觉地融入大局、更加有力地服务大局，毫不懈怠地履行肩负的各项职责，在服务兰州率先转型跨越发展中体现新的作为。努力把群众所盼、政府所愿和工商所能有机结合起来，紧紧抓住营造良好发展环境这个结合点，抓住维护竞争有序市场环境这个切入点，抓住保障经营者、消费者合法权益这个着力点，全面提升工商工作成效。

（二）坚持“一个定位”，就是全省工商工作“五加二”的职能定位工商部门恢复建制三十多年来，历经六次机构改革，确立了现在市场监管和行政执法的职能定位。甘肃省委省政府又赋予全省工商部门主抓非公企业党建工作和推动非公经济发展两项职责，形成了全省工商系统“五加二”的职责定位。坚持这个职责定位，就是坚持科学布局，统筹兼顾，找到齐抓共管的最佳结合点，强化市场监管的职能链，具体讲就是要扶持非公经济的发展链，完善非公党建的作用链，突出重点、优势互补，形成互相支撑、互相促进的工作格局。

（三）贯彻“一个理念”，就是“大工商”的理念省局党组全面贯彻省委省政府对工商工作的总体部署，立足全省工商工作的发展实际，积极适应经济社会转型跨越发展的客观要求，确定了构建“大工商”的履职理念。在两年多来的监管服务实践中，“大工商”理念得到了有效的落实，内涵得到了进一步丰富和完善。工商部门适应改革的要求，实现工商职能转变和到位，必须坚持构建“大工商”理念，进一步强化市场监管第一职责、服务发展第一要务、消费维权重要使命、队伍建设组织保障，全力推进大服务、大监管和大维权建设，实现监管服务效能的全面提升。（四）强化“一个保障”，就是打造陇原工商“铁军”的队伍保障推动工商职能到位，实现工作方式转变，是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是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建立良好市场经济秩序的需要，同时也是体现工商工作地位和作为的需要。工商部门做到有为有位，就必须把任务理清，管理夯实，措施跟紧，按照“大工商”的理念，实现“强工商”的目标，具体讲就是工商职能工作要强化，促进发展的作用效果要强化，维护公平正义、保障民生的手段要强化，至为关键的是干部队伍的保障要强化。应紧紧抓住能力建设和作风建设两项重点，切实强化改进培训和优化管理两个抓手，努力完善干部管理和绩效考核两个机制，突出提升依法监管和高效服务两个水平，努力建设一支靠得住、过得硬、能力强的陇原工商“铁军”，为推动工商事业可持续发展提供强有力的组织保障。

二、努力探索服务转型跨越发展的新途径，强化落实职能到位的新举措

职能的转变和到位，是一个适应改革要求和形势变化，不断进行自我发展和完善的过程。推动职能转变，需要工商部门始终保持创新进取的精神和求真务实的作风，在服务转型跨越发展的进程中不断探索、实践和完善。

（一）突出深层转型，着力增强市场监管效能市场监管和行政执法是工商工作的根基所在、职责所系，应努力在深层转型上下功夫，在增强监管效能上见成效。一是推动监管理念的转变。坚持用科学的、符合改革发展要求的理念引导监管执法工作，从根本上解决好为什么执法、怎样执法的问题。多措并举推动监管理念的转变，从思想认识层面上，切实树立大监管和强监管的思想，努力营造尽职尽责加强监管、监管就是服务大局的理念；从管理层面上，切实加强法制监督、执法监察、行政监察和纪律检查，促进执法规范，杜绝执法违法；从保障层面上，保证执法办案补助和专项经费供给到位，做到严格管理、规范使用，坚决杜绝执法逐利；从执法方式的层面上，全面加强行政指导工作，制定落实细化的操作规则，把行政指导的开展纳入执法检查和考核，推行行政执法规范化，以行政指导水平的提升扩大监管执法的社会效果。二是推动监管重心的转变。朝着监管社会主义大市场的方向，努力把监管的领域从有形市场、传统市场向生产要素市场、网上交易延伸，扎实推进有序介入、有效监管。兰州市工商局设立了负责生产要素市场管理的专业分局，开展了比较广泛的探索。同时，尽快探索一条网络市场监管的新路子，力争年内形成一套实施网络市场监管的制度体系。对其他生产要素市场的监管，本着积极作为、稳妥介入的原则，加强研究、创造条件。以工商学会为平台，组织各方面力量，主动加强对新型业态、新型市场主体的研究，为市场监管重心转变提供理论支撑，努力保持市场监管工作与市场经济发展同步。三是推动监管方式的转变。积极研究应对商事登记制度改革后监管环境的变化，以推行监管工作规范化为抓手，重点推动工商所的日常监管方式转变，制定一套科学实用的工商所网格化监管和市场巡查工作规范，重点规范巡查主体、巡查内容、巡查程序、案件查办以及督查考核等环节，提升市场巡查工作质量，夯实基层监管基础。四是推动监管手段的转变。加大信息化建设步伐，大力推行电子政务，全面推广使用行政执法软件，创造条件改进监管执法信息化装备，提升监管的信息化、网络化、科学化水平，促进市场监管工作的高效开展。

（二）突出机制创新，着力提升服务发展质量一是积极服务市场主体增量提质。紧紧抓住商事登记制度改革的有利契机，进一步降低准入门槛，提高登记效率，营造宽松环境，促进投资创业，激发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有效释放改革“红利”。全力促进非公经济发展，继续实行非公经济主体发展目标管理，大力支持具有一定规模的非公经济转型升级，培育一批骨干龙头企业，努力实现市场主体总量增长、规模扩大、实力增强。充分运用好促进小微企业发展的扶持政策，创造性地开展股权出质、股权出资、债权转股权、动产抵押、商标权质押等工作，发挥银企合作平台作用，拓宽小微企业融资渠道。二是大力推进商标战略实施和广告策略运用。把商标战略作为提升区域经济竞争力的重要任务，一手抓发展、一手抓保护。加大商标梯次培育发展力度，确保今年内培育申报注册商标超千件，继续深入开展保护注册商标专用权执法行动，有效维护商标持有人的合法权益。积极培育广告产业，同时加大打击虚假广告力度，有效维护广告市场秩序。三是努力建设协会服务新平台。在现行体制下，消费者协会、广告协会、个私协会等在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中具有十分独特的优势，应更加重视加强协会建设，发挥协会作用，按照开展社会化服务的思路，努力把协会建设成为新形势下工商部门服务发展的新平台。

（三）突出平台建设，着力拓展消费维权大格局消费维权是服务民生的重要社会化平台，应努力建立政府主导、工商牵头、企业为主、群众参与、社会监督五位一体的消费维权大格局，全面提升消费维权工作水平。一是完善工作运行机制。应从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和谐的视角，进一步提升全社会对消费维权工作的重视程度，纳入社会管理工作体系，实施统一组织、推进、考核和保障。二是着力打造12315品牌。围绕提升消费环境的安全度、市场主体的诚信度和人民群众的满意度，大力推进12315行政执法体系建设，全面加强消费维权行政执法力度，严肃查处各种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行为，不断夯实工商所和基层消协分会的工作基础，切实提升有效解决消费者申诉的水平，通过打击违法、保护合法、引导守法，充分彰显工商维权效能。三是努力完善社会化维权体系。着力强化市场主体在消费维权中的主体功能和地位，大力推进企业诚信体系建设，不断强化经营者的自律意识，增强企业维权的内生动力；不断扩大企业和参与消费维权的渠道，广泛动员社会资源关注、支持和参与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努力把消费纠纷化解在基层、和解在企业、解决在源头。特别是应发挥好消协组织的优质平台作用，协调政府相关部门、公共服务企业共同构筑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的坚固大堤。四是提升消费教育引导水平。进一步创新形式、丰富内容、提升效果，及时有效开展消费引导，针对投诉热点消费警示，积极帮助引导消费者自觉有效维权。

（四）突出作用发挥，着力提升非公企业党建的科学化水平开展非公企业党的建设，是甘肃省委赋予工商部门党组织的重要政治任务，也是工商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途径。一是抓扩大覆盖，努力加大非公企业党组织的组建工作力度，实现有形覆盖和有效覆盖的有机统一。二是抓作用发挥，以“立足岗位作贡献，同步小康当先锋”活动为主要载体，广泛设立“党员责任岗”和“党员责任区”，有效激发非公企业党组织和党员队伍的活力。三是抓机制建设。认真研究非公党建工作的运行机制，紧紧抓住保障和引领非公经济健康快速发展这个结合点，拓宽工商所党建工作站开展非公党建工作的途径，打牢非公党建工作的基础，进一步彰显工商部门开展非公党建工作的优势和作用。

三、紧紧抓住改革带来的新机遇，切实加快职能到位的新步伐

改革使工商部门面临新的挑战，应积极研究问题，开拓思想视野，创新体制机制，完善法规体系。这些问题的研究和决策，更多需要顶层设计的科学完善，但作为基层工商部门，也应及时做好调查研究，积极应对改革发展。

（一）完善工商法律法规体系无论是职能的调整还是登记制度的改革，都直接牵涉法律法规的修改。特别是商事登记制度的改革，最为重要的是法律制度的修订。国家工商总局已就注册资本实缴制改为认缴制向国务院提交了修订法律法规的建议，并就“先证后照”改为“先照后证”与有关部门共同研究制定清理行政审批项目的方案。工商部门应该抓住机遇，对市场监管涉及的法律法规进行梳理，奠定工商部门市场监管和行政执法的法律地位。

（二）理顺与相关部门的职责分工随着商事登记制度由“先照后证”改变为“先证后照”，工商部门在一些法律法规中的责任和地位将发生变化，在一些执法领域与相关部门的职责分工也将发生变化，这也为工商部门破解一些长期困扰监管执法工作的难题创造了机遇。一是无照经营的综合治理格局将加快形成。长期以来，无照经营的查处取缔一直困扰工商监管执法，特别是涉及前置审批的无照经营，由于综合治理机制建立不起来，彻底取缔不现实，造成法律责任的不落实、不明确。工商部门在这次改革后应积极推动许可审批与登记监管相互协调的工作机制，努力通过法规和政府决定，明确许可审批部门的审批责任及监管责任，形成许可审批部门与监管部门各司其职、相互配合、齐抓共管的工作机制及责任体系。二是新型传销的治理工作需要重新认定。“三定”方案明确了打击传销和规范直销是工商部门的法定职责。但在近年来的执法实践中，由于传销活动的深刻变化，其组织主体不局限于公司等经济组织，传销介质也不一定是具体的商品，更多的是以社会团伙组织的、没有具体商品的传销形式，“人传人”、“老鼠会”性质的传销活动，除了其利益分成形式符合传销“金字塔”的结构特点外，其性质已突破了经济行为和违法行为的界限，已经更多地显现出社会组织行为特质。这一类具体的传销活动应纳入社会治安管理的范围，由公安等部门担负主要监管责任。三是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重新定位。食品安全监管体制改革后，工商部门对流通环节食品安全的行业监管职责将发生改变，更多地履行食品经营主体的登记职责以及运用商标、广告和消费维权职能开展维护食品市场秩序的工作。

监管职能范文篇4

1现代商务秘书在企业内部的重要作用

1．1商务秘书负责企业内部行政秘书工作的正常开展

应该说，企业内部诸多运行机制中，行政秘书工作运行机制最为复杂。商务秘书不但要处理大量的文字材料，还要起草各项通知、公告及内部材料等文件，保持企业内部行政活动的有序开展和信息沟通渠道的畅通。

1．2商务秘书承担管理职能

在现代企业制度中，管理不仅仅是企业管理层的工作，商务秘书也应当分担管理的职能。而这也是现代商务秘书区别于传统秘书的显著特征。下面，笔者将结合现代企业管理制度的特点，重点论述商务秘书的管理职能。

2现代商务秘书的管理职能

管理，是一种工作内容复杂、而范围又十分广泛的社会活动，其职能的划分首先取决于管理的性质。商务秘书丁：作是服务和佐助性质，因此它的管理职能只能通过服务加以体现。这是商务秘书管理与企业管理者从事的管理工作的最大区别。

2．1商务秘书要为企业管理者提供决策的参考和依据

企业管理层在进行决策过程中，往往会要求商务秘书提供有关市场调查报告、数据分析、项目可行性论证等。这些都是企业管理者进行决策的有效依据。商务秘书收集这些依据的过程，实际上就是参与企业内部决策的过程，也是对企业发展各环节进行了间接的管理。

为企业管理者提供决策参考，是商务秘书通过服务体现管理职能。商务秘书在提供决策依据的过程中。要尽量注意为管理者提供伞面、准确、翔实的数据和资料，在保证效率的同时提高准确性。同时，商务秘书还要注意决策实施后的信息反馈，要根据决策实施后企业内部及市场变化情况做出及时判断，并将结果上报企业管理层，为管理者修改和完善决策提供依据。

2．2商务秘书要承担协凋企业内部及外部各项事务的职能

在现代企业中，商务秘书承担着承七启下的重任。它要有机地将企业管理层和员工队伍连接起来，将管理层的决策传达给员工，又要将员工的诉求反映给管理层。从这个意义上说，商务秘书必须要具备协调各种复杂关系的能力，而协调企业内部关系的过程也就是商务秘书体现管理职能的过程。

商务秘书的协调职能还要包括协调与本企业发展相关的外部各种关系，包括与客户、市场、竞争对手等等的复杂关系。很多情况下，商务秘书要代表本企业出席各项活动，这更是商务秘书管理企业职能的表现。

2．3商务秘书要能够处理企业内部的各项具体事务

办理事务是秘书日常工作的主要内容，是为上司服务、为公司服务的重要手段，秘书办事的范围相当广，涉及公司的方方面面和经营管理活动的各个环节，具体有文书处理、会务组织、约见接待、通讯联络、机要保密、档案管理、办公环境管理、设备管理、车辆管理等等。秘书要在提高办事效率上下功夫，首先必须树立效率意识，把办事效率与公司经营管理效益结合起来考虑，办事既果断迅速，又认真细致，讲究质量。其次要建立和遵守各类事务处理规范。再次，要充分运用现代化的办公手段，尽量把办公设备能承担的事务分离出去，集中时间和精力处理其他事务。

3如何进一步提高商务秘书的管理能力

正因为商务秘书在企业发展过程中的地位如此莺要，因此提高商务秘书的管理能力，不仅仅是商务秘书的个体行为，还应当纳入到企业的发展规划之中。笔者就如何进一步提高商务秘书的管理能力提出如下建议。

3．1不断加强日常学习和积累

学习和积累对于商务秘书来说是一项十分重要的日常工作。因为商务秘书随时可能遇到突发情况，随时要准备答复企业管理层的咨询．在有些情况下，商务秘书没有时间查找资料，只能依靠日常的积累处理突发问题。首先秘书要做有心人，在日常工作中必须积累大量的数据和资料。其次．要提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保证参谋服务的及时、准确、适宜、经济。只有这样，参谋服务的效率才会提高，尤其情况紧急而来不及充分论证的情况下，参谋服务的质量也能得到保证。

3．2企业内部应当建市商务秘书定期培训机制

现代企业管理理论认为，企业管理机制中的奖励机制应该更为灵活，不仅包括物质奖励，还应当侧重于对员工实施精神奖励，前比较有效的精神奖励方式就是对员工实施职业能力再培训。根据一项调查显示，企业中层以上的管理人员在参与了职业能力再教育和再培训以后，有87％的受访者表示获得了认同感和满足感，重新焕发了工作的动力。笔者认为，企业建立针对商务秘书的定期培训机制是十分必要的，而且培训机制应当注重灵活性，可以采取多种方式进行。

监管职能范文篇5

一、加大执法力度，提高执法效能

根据__年广告监管工作总体要求，今年以来，××工商分局加大执法力度，严厉查处各类虚假违法广告，严格执行《广告法》等行政法规和规章，加大对药品、医疗、保健食品、化妆品、美容服务等关系到人民群众健康的广告作为整治重点，严厉查处在广告中夸大功能、保证疗效、保证治愈率，使用患者、公众人物、专家名义作疗效证明的行为，严厉查处未经广告审查机关审批擅自的行为，以及以新闻报道形式变相广告的行为，打击虚假违法广告。

__年来共查处各类违法广告案件__起，罚没款_._万元，结案_起，其它案件正在处理中（其中：即时处罚案件__起，罚没款_._万元，立案查处_起，罚没款_万元），较去年同期相比增加__%。通过案件的查处，增强了广告主、广告经营单位、消费者与全社会的广告法律意识，有效的遏制了违法广告行为的产生，同时也使消费者和全社会增强广告识别能力，抵制虚假违法广告，使广告市场不断得到净化。

二、健全监管机制，加大专项整治力度

_、建立联席会议制度。

在开展集中整治虚假广告违法行为工作中，我局结合××辖区的实际情况，根据市场监管部门、各基层工商所巡查和搜集的广告市场反映情况，定期召开广告专题会议，分析广告市场情况，制订整治工作方案。

_、采取多种形式，加大办案力度

为加大违法广告案件的查处力度，提高办案质量，我们采取了多种形式，进一步规范和加强了办案程序，提高执行力度，针对在办案中不予配合的广告主和广告单位，依照相关法规，采取了多种形式，如：下达限期提交广告合法手续，公正送达或派专人进行送达，加大查办案件的证据搜集，有力地保证了案件的顺利进行。

_、强化日常监管，落实分级管理

__年以来，分局在日常的广告监管中，依照市局的部署和要求，强化日常监管，落实分级巡查，充分发挥各基层工商所属地管理作用，属地管理，制定出切实可行的工作方案，将广告监管任务分解到各基层工商所，明确目标，责任到人。对各类违法广告案件加强巡查力度，严格按照市局印发的《××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工商所工作细则（试行）》和《××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工商所市场巡查办法（试行）》的要求，对辖区内设置、张贴的户外广告进行严格监督管理，对未取得《户外广告登记证》的违法行为，发现一起，查处一起，并建立日常巡查监督日志。

三、加大力度，集中整治市区户外广告门头招牌，巩固创卫成果

为进一步落实城市管理长效机制，强化市容市貌管理，配合当地政府巩固创卫胜利成果，以实际行动迎接建市六十周年，今年年初，全局用了一个半月的时间，在辖区内开展了集中整治户外广告、门头招牌专项活动。

针对在整治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及时召开会议，进行专项培训，针对执法过程中的难点和热点进行分析和研究，对辖区内的各类户外广告和门头招牌_、内容是否规范和符合法定要求；_是否按时进行登记；_、是否打有广告登记证号；_广告内容是否有扩大虚假宣传等，在集中整治过程中，充分发挥各基层所、各监管办的作用，按属地管理进行拉网式排查，明确目标，责任到人，对违反规定的户外广告进行登记造册，掌握第一手资料。

整治工作严格按照河南省__号令和《××市户外广告管理实施细则》的要求，进一步落实监督城市管理和监督责任，打造我市市区户外广告新亮点，使市区内的各类户外广告、门头招牌整体达到“新、齐、亮、美”的总要求。

集中整治开展以来，共出动工商执法人员___余人次，执法车辆__余台次，检查各类户外广告、门头招牌____余块，下达责令整改通知书__份，依法取缔违反规定的户外广告内容和画面__余块，即时处罚

_家。配合当地城管、公安拆除未经审批、过期和严重有安全隐患的违规广告__家。全局还联合电视台和广播电台等新闻媒体对户外广告和门头招牌的集中整治工作进行专题报道，公开整治措施，增强舆论氛围

监管职能范文篇6

论文摘要：发展和完善证券监管体系已经成为我国证券市场和国民经济发展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目前，我国证券监管的最大问题是过度集权。证券市场本来是一个最需要创新、最需要竞争的市场，而在我国却成了最具有计划性的“市场”。因此，完善我国证券监管体系的关键是转变政府证券监管部门的职能。

从1990年3月19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成立开业到2004年末，经过10多年的发展，我国的证券市场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已经从最初的地区性市场迅速发展成为有一定规模的全国性市场。上市公司数量不断增加，结构有所改善；市场规模不断扩大，直接融资功能进一步增强；投资者开户数不断增加，机构投资者比重不断提高；证券公司、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证券投资咨询机构及其从业人员也不断增加。我国的证券监管对证券市场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引导、推动和促进作用。并且，随着证券市场的发展，证券监管体系也逐步建立。

但与此同时出现的情况是：上市公司经营业绩普遍滑坡，“一年绩优、二年绩平、三年ST、四年PT”成为证券市场广为人知的一大特色。上市公司盈利持续恶化与中国宏观经济持续走好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各类违法违规现象增多，造假欺诈、内幕交易、股市操纵、购买审计与审计舞弊等案件层出不穷，社会影响恶劣。面对不规范的市场，投资者要么孤注一掷，以短期投机心态参与股市，要么对市场失去信心，选择“用脚投票”。中国证券市场陷入了长期的低迷。中国证监会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05年3月，中国证券市场市价总值为34802．72亿元，而2001年6月(近几年市场表现最好时)，市价总值为53630．58亿元；2005年3月的流通市值为10996．52亿元，而2001年6月为18866．36亿元；筹资额方面，2005年3月锐减为7．92亿元，而2000年筹资额曾经达到近400亿元。而与此同时，中国经济迅猛发展，国际化程度日益提高，企业的再融资需求旺盛。越来越多的优秀大型企业，尤其是作为国家重要战略资源的优质上市公司，都由于各种原因奔赴海外上市，以解决融资瓶颈。

这些数据说明，发展和完善证券监管体系已经成为我国证券市场和国民经济发展无法回避和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然而，在理论界和证券业界的大多数政策建议都集中在提高监管能力、拓展监管权限和扩大监管机构规模等方面。笔者认为，政府证券监管职能的转变，才是目前完善我国证券监管体系的关键。

1我国证券监管的过度集权

我国股市的市场管理体制自20世纪90年代末期以来向证券监管部门集权的趋势越来越明显，这就是中国证券市场最大的问题。证券市场本来是一个最需要创新、最需要竞争的市场，而在这种高度集权的管理体制下，证券交易所日渐失去了市场发展的规则主导权，成为整个股市监管体系的一个“一线监管单位”，它的市场组织功能已经基本退化。这就意味着，在我国，证券市场完全由政府来操作和经营。

其实，这并非当初的本意在上个世纪9O年代初，中国股市除了1990年11月26日成立的上海证券交易所，1990年l2月1日成立的深圳证券交易所外，还有1990年l2月和1993年4月成立的STAQ(全国证券市场自动报价系统)和NET(全国电子交易系统)，以及1993年8月l8日试运行的淄博证券交易自动报价系统。当时的沪深交易所虽然是地方性的，但面向全国开放，实行由当地政府主管、理事会实际管理的模式。这些不同的交易系统的出现，很适合中国多层次经济结构的状况。

当时，中国的银行体系还是以地方为主的管理体系，一个地方银行存款的多少对地方经济的发展非常重要。资本市场活跃，散户开户就踊跃，券商的客户保证金就越多，银行的存款就越多，加上两个交易所产生的税收利益中相当一部分也归当地政府，这对当地的经济繁荣有很大帮助。所以，交易所之间必然会有竞争，交易所和其他场外交易市场之间也必然有竞争，而且其竞争和地方政府有密切的联系。1995年、1996年，沪深两市激烈的竞争逐步形成了地方政府组织资金拉动股市、地方政府坐庄炒作的情况。这样一种地方政府间的竞争最终发展成了地方的柜台交易市场的无序状态。199年l1月召开的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决定关闭非法股票交易市场，中国证监会在1998年专门下发了lO号文，淄博系统于1999年9月9日关闭，STAQNTE系统也f当天撤牌停止运行。1998年，中国证监会不再让企业自主选择上市地点，业内也有了“上海先上一家，深圳再上一家”的不成文规定中央由此把市场管理权逐步上收，第一是把交易所上收中央，理事长、总经理等都由证监会委派；第二是把各省市政府的证监机构上收，改成了国家证监会的派出机构。

自上个世纪9O年代以来的这样一个渐进演变过程，离不开1998年国有企业三年脱困的政治要求，从此以后，沪深交易所的整个运营就完全交由中央政府直接控制安排。本来，通过发展资本市场解决国有企业的问题，服务国民经济，激活民间资金，这个出发点很好，但问题是，由于没有很好地利用资本市场本身具有的运行规律，在资本市场采取了一种过度集中的管理手段，实际上就转变成为政府内部或国有资源之间的自我循环。

在股票市场为国有企业脱困服务的目标下，国有上市企业的股票就逐步丧失了对中小投资人的吸引力。股民不购买，就得由机构来买。于是就不得不发展机构投资人。一开始是向中小投资人发行封闭式基金，封闭式基金发不动了，接着发行开放式基金，最后是社保基金人市、保险业人市、银行业人市。在这种情况下，股票的投资人主要是金融机构。而我国的金融机构是由政府“背书”的，一旦市场出现问题，最后还都是政府买单。2001年的国有股减持，最终使这个市场结构所存在的问题暴露出来，更使这个过度集权的模式难以运行下去了。

过度集权的市场结构的关键问题在于，这个市场的创造性很弱，难以开发新的金融品种以及新的投资工具。因为，所有事情的决策权都在国务院、证监会，证监会管理的是全国市场，任何口子一开就是全国性的事情，所以不敢轻易放开。在这种情形下，由证监会和市场开发出来的新金融品种和产品就非常有限了。而一个富有竞争力的市场，吸引投资者的主要是品种的丰富。

我们不妨把交易所比作大卖场，经销商比作出售股票这种商品的店家。当我们只有两个不竞争的国营商场时，所卖的东西都是证监会批准的，经销商就没有动力去开发适合投资者的产品，因为经销商只要把能上市的公司提供给证监会，获得批准上市就行了。经销商没有积极性去开发新产品，而证监会也没有职责制造商品，市场怎么会有活力呢?经销商的任务是去发现好企业，帮助企业找到好的投资方式。但由于只有一个市场，而且只卖证监会规定的几种商品，经销商就无活可干。于是自己坐庄，自买自卖，这个市场必然混乱。

高度集权的市场的另一个缺陷是，人为扩大了信息不对称，使得炒作成风。本来上市公司就存在信息不对称的问题，炒作信息使之变成一个更难控制的问题。我国的证券监管机构经常不适当地对市场行情发表带有明显导向性的评论，把自己混同于一个“证券分析师”，有时言辞的激烈程度是任何证券分析师都不敢使用的。这使得我国证券市场的政策性周期特征非常明显，而一旦证券市场成为“政策市”，将产生多方面的消极后果：监管机构对市场的判断不一定正确，不正确的评论会使市场运行偏离正常的轨迹，人为造成市场波动；将助长政策性内幕交易；将引导投资者不再去关注公司业绩等市场基本信息分析，而是关注“内部消息”；助长证券市场的投机风气，也为市场操纵等违法行为创造了更多的机会；将助长券商等市场主体“靠天(政策)吃饭”的懒散心态，不再注重创新和开拓。“政策市”还会将本应由市场主体分担的风险集聚成比较集中的行政风险，而为了控制这种行政风险，监管部门往往只能再度实行更严格的行政控制，但结果会使金融风险又有所积累和增大，陷入“越想管住就越管不住，越管不住就越要管”的恶性循环之中。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本市场”课题组的一份研究报告指出：“由于证券监管部门对应由市场力量决定的事情介入过深，对于政府应该管好的事情未能管好，使得各种违规现象十分突出，严重损坏了证券投资者的利益。”

2我国政府证券监管职能转变的目标和途径

一个制度安排在一定历史阶段是合理的，但到另一个历史阶段就可能不合理了，甚至可能成为发展的障碍，这就是“诺斯悖论”想要说明的道理，即“国家的存在对于经济增长来说是必不可少的，但国家又是人为的经济衰退的根源。”

政府主导对我国证券市场的建立和发展至关重要，但当证券市场从幼稚到逐步成长以后，市场机制开始越来越多地发挥作用。而市场经济运行本身有着一种内在的排斥行政机制和行政功能的特性，市场越来越多地依靠市场本身的自我组织、自我调控和自我发育，越来越多地要求政府干预“淡出”。而此时，如果政府仍然固守自己“万能的上帝”的职能，证券市场内在发展要求与政府职能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就会不断积累、膨胀，将阻碍证券市场进一步发展。

笔者认为，我国政府证券监管职能应在三个方面进行转变：

(1)在经济职能方面，必须尊重政府与市场的界限，在市场经济中凡是市场能做的，应该放手让市场去做，而政府的职能在于弥补市场失灵。公务员之家

为此，要改革目前这种高度集权化的证券市场管理体制，证监会必须把一部分职能还给市场。在股票发行和上市、信息披露制度、规范市场各参与主体权责利行为方面进一步推进市场化改革，凡是市场能做的，让市场去做，证监会只是加强监督职能；市场一时做不到的，监管部门也要积极创造条件让市场去做。

证监会卸下的另一部分职能应归还给中介组织和行业自律组织。中介组织和行业自律组织是弥补市场缺陷和政府缺陷的重要途径，是实现“有形之手”和“无形之手”的重要环节。有效地发展中介组织和行业自律组织的作用，可以维护市场机制的有效运作，同时还可以改变政府单一的供给机制。中国除了有两个交易所以外，还应该有一些中小型的交易场所，还要有地摊式的场外交易场所，形成地方性的和全国性的、不同品种、多层次的资本市场结构。证监会应采取有效措施扶持行业自律组织的发展，以最终形成财务监督、法律监督、保荐人监督、行业监督、市场监督与行政监督相结合的立体监督网络，保证市场公平，保护投资者利益。

(2)在行政职能方面，政府必须改变以前在市场不成熟时的重管制、重审批的做法。

从2002年开始到2004年，证监会先后3次大规模取消行政审批项目，共取消101项审批项目，7项行政审批项目由证券业协会和期货业协会自律管理，同时还先后颁布了《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执法监督暂行规定》和《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实施程序规定(试行)》等具体的实施规定，声势浩大。但需要注意以下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要注重实际的而非名义上的管制削减。一哄而上的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容易出现的问题是搞形式主义和做表面文章，为体现行政审批项目大幅削减甚至把本应减少的机关内部流转程序作为审批项目取消，应避免削减审批项目“名多实少”的现象。二是，一哄而上的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虽然有轰动性的影响，但未必有持续的效果。如果现有的市场体系承受不了激进式的改革，改革的积极效果就得不到很好的发挥，甚至会带来较大的负面效果。这样的改革不容易巩固，容易走回头路。改革的激情一过，各种行政审批项目就会陆续以新的形式重新出现，甚至更多，应避免陷入“精简——膨胀——再精简——再膨胀”的怪圈。

(3)政府需要强化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职能，集中主要精力加强监管。这方面有不少教训值得吸取，以转轨国家波兰和捷克的证券市场为例。两国几乎同时开始建立和发展证券市场，但到了20世纪末，两国证券市场的发展有了天壤之别。捷克证券市场几乎萎缩殆尽，而波兰证券市场则相对稳定地发展壮大。究其原因，最关键的因素是监管的差异。波兰证券市场从建立之初就实行严格的证券监管，设立了独立的证券委员会专门负责证券监管，在公司法和证券法的制定和修订过程中采取了高度保护投资者的立场，制定和完善了相关的法律细则，监督执法也比较严厉。而捷克没有独立的证券监管机构，相关的立法对投资者保护有所忽视，执法也比较松懈，导致投资者对证券市场失去信心，股权融资不断收缩，证券市场持续衰落。这些都给我国政府的职能转变，尤其是证券监管职能的转变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中国证监会在转变职能的同时，证券监管职能必须及时加以补充、加以强化，包括：

一是，要加强监管，就要完善机构设置，进一步加强证券监管稽查部门、信息披露监管部门、政策法规制定部门的力量；

二是，严厉打击、坚决取缔违规的业务活动；

三是，加强监管人员的培训以及对现代信息技术的学习和运用，提高监管人员的监管水平和技术水平；

四是，重视监管的效率，提高监管的有效性等。

监管职能范文篇7

关键词：中央银行；宏观审慎政策；金融监管

一、引言

从漫长的中央银行职能演变历史来看，大多数国家的中央银行都是在经历了严重的金融动荡甚至出现金融危机后才建立起来的，中央银行凭借其最后贷款人身份被赋予金融监管和危机处理的重要职责。在20世纪末中央银行去监管化的浪潮中，学者们针对是否应该分离中央银行的金融监管职能展开了激烈的讨论。在当时的背景下，中央银行的金融监管职能更多的是指以银行作为主要监管对象的微观审慎监管。但此次金融危机的经历表明仅仅关注单个金融机构的稳健性是不够的，当市场上大多数金融机构采取趋同的决策时，就会对价格、市场乃至整个金融体系产生显著影响（Borio，2009；2011）。危机后，英国重新赋予英格兰银行维护金融稳定的法定职责并进一步明确了英格兰银行在宏观审慎监管中的核心地位。英格兰银行监管职能的转变引起各国的广泛关注和讨论，也就此拉开了中央银行监管职能全面回归的序幕。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中央银行经历了监管职能从统一到分离再到回归的巨大转变，人们更加清晰地认识到中央银行在金融监管方面的不可替代性。后危机时代，宏观审慎政策正作为一项新的金融监管政策，被越来越多的国家纳入宏观调控框架内，成为政策讨论的重要内容。与此同时，在中央银行金融监管职能回归的浪潮下，学界和各国政府针对中央银行是否应该被赋予宏观审慎监管职责展开了积极的探讨。本文在这种背景下重点探究中央银行的宏观审慎监管职能，这将启发我们更好地理解中央银行在维护金融稳定方面的重要作用，同时也将对各国完善宏观审慎政策制度框架提供参考意见。

二、早期关于是否应分离中央银行金融监管职能的讨论

早期主张分离中央银行金融监管职能的学者主要从三个角度试图论证中央银行分离金融监管职能的必要性。第一，中央银行同时作为货币政策当局和金融监管机构，两种政策会存在冲突从而影响监管效果。当经济上行时，中央银行作为货币政策当局需要提高利率，防止市场流动性进一步扩张；而金融监管者则需要在发展势头良好时放松监管要求，鼓励行业的自由发展和创新。当经济衰退时，中央银行需要降低利率，释放流动性以刺激经济复苏；而金融部门在衰退时期风险集中暴露，此时需要加强金融监管防范金融失衡，两种政策在一定程度上会相互抵消，监管效果难以达到预期（Goodhart&Schoenmaker，1992）。第二，作为金融监管机构的中央银行出于声誉考虑，倾向于实施宽松的货币政策或者推迟紧缩的货币政策来维护银行等金融机构的利益，由此产生通货膨胀效应（Goodfriend&King，1988）。这种救助机制也会诱使金融机构（尤其是那些“大而不倒”的金融机构）放松对自身的监管而产生道德风险。第三，中央银行身兼数职将影响其作为货币政策当局的独立性和专业性。当中央银行的监管职责更加集中时，来自政府的压力和干预也会增加，其政策的自主权将有所降低（Bri-ault，1999）。但支持中央银行加强金融监管职责的学者针对上述内容提出了质疑并强调了中央银行在维护金融稳定方面的重要作用。基于制度体制悖论理论：Goodhart和Schoenmaker（1995）指出若中央银行同时负责金融监管和货币政策会产生政策冲突，那么即使将中央银行的监管职能分离给其他金融监管机构，也同样存在政策冲突的矛盾，仅仅是内部冲突的外部化。解决政策冲突的关键在于不同政策目标的明晰与界定，而不是简单的机构设立形式。陈雨露、马勇（2012）通过实证研究发现，中央银行负责金融监管职能不但没有产生通货膨胀效应，反而更加有利于经济增长和金融稳定。他们认为那些主张分离中央银行监管职能的人并非出于经济效益的考虑，只是权力分割的诉求。此外，从各国的实践来看，机构体制的改变并不足以提高中央银行以及其他监管机构的独立性和专业性（钟伟，2003）。基于最后贷款人理论：对于存款人来说，存款保险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代替中央银行扮演最后贷款人角色，但存款保险制度由于其复杂的赔偿支付程序并不能及时有效的保障存款人的利益。虽然中央银行行使最后贷款人职责会引致道德风险，但中央银行凭借其地位和声望更有利于恢复存款人的信心。基于信息优势理论：对于中央银行来说，监管职能的分离意味着中央银行将缺乏获取金融机构和宏观经济信息的有效渠道（尽管不同机构之间建立信息共享机制，但在信息的时效性方面仍有不足），也将影响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制定和最后贷款人职责的行使，反而不利于维护金融系统的稳定（Briault，1999；钟伟，2003）。

三、危机后中央银行金融监管职能的新内涵———宏观审慎监管

2008年金融危机的爆发似乎也为中央银行应该承担金融监管职能提供了支持。有学者认为此次危机发生的部分原因正是在于过去几十年里中央银行监管职能的丧失，导致其对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信息的掌握并不充分，未能及时发挥最后贷款人角色，造成全球性金融系统的崩盘。在经济学范畴内分析，中央银行作为货币政策当局和最后贷款人，可以在短时间内向市场注入流动性并能够在危机时刻及时救市，应该在金融监管政策的制定和执行中发挥主导作用，承担起维护金融稳定的重要职责（AlanS．Blin-der，2010；BIS，2011）。危机后，各国政府开始重新审视中央银行的金融监管功能，认为中央银行在危机的预防和处置、维护金融稳定方面都具有不可替代性。宏观审慎政策的提出更加丰富了中央银行金融监管职能的内涵。中央银行在履行监管职责时，不仅需要通过微观审慎监管关注单个金融机构的安全性，更需要借助宏观审慎监管政策来实现对系统性风险的监测与防范。各国对宏观审慎监管政策的实践经验表明，中央银行监管职能的回归已经成为一种趋势，越来越多的国家在构建宏观审慎政策的制度框架中赋予中央银行重要职责，部分国家甚至将中央银行视为宏观审慎监管政策的唯一监管主体。无论在信息获取、职责分工，还是在政策协调以及保持独立性方面，宏观审慎监管主体都需要满足很高的要求，而作为传统监管机构的中央银行能够以最小的成本最大程度地满足这些要求。一方面，中央银行相比其他监管机构更有激励去实施宏观审慎政策；另一方面，中央银行在实施宏观审慎政策过程中具有明显优势，也因此在各国实践宏观审慎监管政策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Nier等（2011）通过识别当前各国的监管模式发现，复杂、分割的监管结构会产生风险识别摩擦，降低宏观审慎政策的有效性。相比之下，中央银行具有防范系统性风险的激励、风险识别的经验以及与货币政策、微观审慎政策的协调能力，应该在宏观审慎监管框架中扮演重要角色。财政部虽然在制定政策的过程中发挥作用，但不能在危机预防和危机处理过程中有效保持自主性，因此并不适合作为审慎政策的监管主体。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认为单个监管机构很少考虑其政策决定对宏观经济产生的影响，这些监管机构在制定政策时不可避免地对风险承担产生一个长期的偏差。而综合型的监管机构往往能从大局视角做出更加稳健的政策决定。

四、中央银行实施宏观审慎监管政策的优势

1.激励优势。倡导将中央银行作为宏观审慎监管主体或者在宏观审慎监管框架中起主导作用的学者们认为中央银行相比其他监管机构，具有更加强烈的行使宏观审慎监管政策、维护金融系统稳定的激励。Jakob和Sander曾在2006年对28个OECD国家进行调查，结果显示所有OECD国家都认为中央银行具有维护整个金融系统稳定的职责。首先，中央银行作为货币政策主体，应充分发挥宏观审慎政策与货币政策之间产生的协同效应。一方面货币政策维持价格稳定的目标有利于实现金融系统整体的稳定。另一方面宏观审慎政策的实施也将通过信贷供给规模等宏观经济变量对价格水平和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产生影响。稳健的金融系统有助于提高货币政策的作用精度，降低货币政策传导过程中造成的金融摩擦（AlanS．Blinder，2010；BIS，2011）。其次，中央银行作为最后贷款人也需要通过宏观审慎监管来监测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的运行情况，避免向金融市场投入过多流动性造成通货膨胀，或未能及时注入流动性而加剧金融危机爆发（Nier，2009）。最后，宏观审慎监管还可以为中央银行发挥支付清算中心职能提供支持。Nier（2009）认为信用衍生品场外交易市场的不完善（尤其是缺乏中央对手方）是导致在贝尔斯登及雷曼兄弟等大型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倒闭后引起全球连锁反应的原因之一。对于金融机构来说，它们需要监管当局对支付清算系统进行有力监控并要求系统使用者共同遵守相关规定，但目前这些监管作用的实现仅仅依靠中央银行的道德劝说，难以达到预期效果。而宏观审慎监管政策的提出为中央银行加强对支付清算系统性风险的防范以及对系统使用者的监督提供了新的监管渠道。2.信息资源和分析优势。BIS（2011）认为，中央银行在获取信息方面具有以下三种途径：若中央银行本身就是微观审慎监管主体，则可以直接获得金融机构的相关信息；中央银行可以通过尽职调查进一步掌握金融机构的详细资料；根据相关的信息共享条例、合作备忘录要求等，中央银行有权利从其他监管机构获得信息。当中央银行集多种监管职责于一身时，拥有多元化的信息渠道，作为宏观审慎监管主体具有明显优势。中央银行在宏观金融分析中具有成熟的经验，有利于宏观审慎政策的制定和监管工具的设计。将宏观审慎监管职能授权给中央银行，将进一步扩大中央银行的金融监管工具箱。宏观审慎政策既需要微观机构分析，也需要宏观经济分析，同时也依赖于其他监管政策的协调。宏观审慎工具与货币政策工具、微观审慎工具相互补充，有利于中央银行通过多种监管工具和作用渠道对金融系统整体进行宏观调控。Borio（2009）认为货币政策当局对于宏观经济与金融系统之间的关系具有很深的理解；而宏观审慎政策主体专注于系统性风险管理，两种政策相辅相成。中央银行同时作为货币政策当局、支付清算中心以及最终贷款人（部分中央银行还是微观审慎监管主体），拥有各个方面的专家，熟悉金融机构的经营方式、不同机构之间的关联性以及宏观经济与金融部门的相互作用，有助于分析和识别系统性风险（BIS，2011；Nieretal．，2009、2011）。3.协调优势。宏观审慎监管的有效实施需要与微观审慎监管、货币政策等其他宏观经济政策相互协调。若将宏观审慎政策监管主体分散设立（金融稳定委员会模式由多个监管机构共同组成，监管职责仍然是分散于各个监管主体），则需要保证多个监管主体之间的协调与合作。即使政策的分析和制定可以由独立的监管机构负责，政策的执行也将不可避免地需要由不同监管主体相互配合，但权责界定以及协商机制往往难以建立。因此，相比将宏观审慎监管授权给多个监管机构而产生额外的协调成本和效率成本，由单个监管机构主导行使审慎监管职责更具可行性（AlanS．Blinder，2010；BIS，2011）。Andrew在英格兰银行的一次演讲中提到拥有危机记忆的机构更有可能承担维护金融稳定职责，传统的监管机构在防范和处理金融危机方面更具专业性。因此，将中央银行作为宏观审慎监管主体在目前看来是一个更好的选择。中央银行拥有多种监管身份，可以有效解决在实施审慎监管政策的过程中所面临的政策协调问题，降低政策制定与政策执行之间的沟通成本和政策时滞，及时对金融系统采取监管措施，这对于危机处置来说至关重要（Nieretal．，2011；BIS，2011）。4.独立性优势。若多个监管机构共同承担宏观审慎监管职责，这些分散的监管主体将放弃一定的独立性以确保金融稳定总体目标的实现。在相关信息披露要求下，每个监管主体需要使用特定的目标决策函数进行政策分析，并将决策信息和过程披露给公众。当单个监管主体的自身政策决策与宏观审慎政策目标发生冲突时，将会使公众更加难以分析和理解监管政策，影响监管主体的社会公信力（BIS，2011）。中央银行拥有多种监管身份，可以设立内部协调机制，有效避免不同监管主体之间的独立性损失。此外，中央银行作为货币政策当局在制定政策时免受政治影响方面具有一定的经验，在实施宏观审慎政策的过程中能够避免其他政治干扰。

五、结论与建议

监管职能范文篇8

论文摘要：发展和完善证券监管体系已经成为我国证券市场和国民经济发展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目前，我国证券监管的最大问题是过度集权。证券市场本来是一个最需要创新、最需要竞争的市场，而在我国却成了最具有计划性的“市场”。因此，完善我国证券监管体系的关键是转变政府证券监管部门的职能。

从1990年3月19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成立开业到2004年末，经过10多年的发展，我国的证券市场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已经从最初的地区性市场迅速发展成为有一定规模的全国性市场。上市公司数量不断增加，结构有所改善；市场规模不断扩大，直接融资功能进一步增强；投资者开户数不断增加，机构投资者比重不断提高；证券公司、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证券投资咨询机构及其从业人员也不断增加。我国的证券监管对证券市场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引导、推动和促进作用。并且，随着证券市场的发展，证券监管体系也逐步建立。

但与此同时出现的情况是：上市公司经营业绩普遍滑坡，“一年绩优、二年绩平、三年ST、四年PT”成为证券市场广为人知的一大特色。上市公司盈利持续恶化与中国宏观经济持续走好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各类违法违规现象增多，造假欺诈、内幕交易、股市操纵、购买审计与审计舞弊等案件层出不穷，社会影响恶劣。面对不规范的市场，投资者要么孤注一掷，以短期投机心态参与股市，要么对市场失去信心，选择“用脚投票”。中国证券市场陷入了长期的低迷。中国证监会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05年3月，中国证券市场市价总值为34802．72亿元，而2001年6月(近几年市场表现最好时)，市价总值为53630．58亿元；2005年3月的流通市值为10996．52亿元，而2001年6月为18866．36亿元；筹资额方面，2005年3月锐减为7．92亿元，而2000年筹资额曾经达到近400亿元。而与此同时，中国经济迅猛发展，国际化程度日益提高，企业的再融资需求旺盛。越来越多的优秀大型企业，尤其是作为国家重要战略资源的优质上市公司，都由于各种原因奔赴海外上市，以解决融资瓶颈。

这些数据说明，发展和完善证券监管体系已经成为我国证券市场和国民经济发展无法回避和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然而，在理论界和证券业界的大多数政策建议都集中在提高监管能力、拓展监管权限和扩大监管机构规模等方面。笔者认为，政府证券监管职能的转变，才是目前完善我国证券监管体系的关键。

1我国证券监管的过度集权

我国股市的市场管理体制自20世纪90年代末期以来向证券监管部门集权的趋势越来越明显，这就是中国证券市场最大的问题。证券市场本来是一个最需要创新、最需要竞争的市场，而在这种高度集权的管理体制下，证券交易所日渐失去了市场发展的规则主导权，成为整个股市监管体系的一个“一线监管单位”，它的市场组织功能已经基本退化。这就意味着，在我国，证券市场完全由政府来操作和经营。

其实，这并非当初的本意在上个世纪9O年代初，中国股市除了1990年11月26日成立的上海证券交易所，1990年l2月1日成立的深圳证券交易所外，还有1990年l2月和1993年4月成立的STAQ(全国证券市场自动报价系统)和NET(全国电子交易系统)，以及1993年8月l8日试运行的淄博证券交易自动报价系统。当时的沪深交易所虽然是地方性的，但面向全国开放，实行由当地政府主管、理事会实际管理的模式。这些不同的交易系统的出现，很适合中国多层次经济结构的状况。

当时，中国的银行体系还是以地方为主的管理体系，一个地方银行存款的多少对地方经济的发展非常重要。资本市场活跃，散户开户就踊跃，券商的客户保证金就越多，银行的存款就越多，加上两个交易所产生的税收利益中相当一部分也归当地政府，这对当地的经济繁荣有很大帮助。所以，交易所之间必然会有竞争，交易所和其他场外交易市场之间也必然有竞争，而且其竞争和地方政府有密切的联系。1995年、1996年，沪深两市激烈的竞争逐步形成了地方政府组织资金拉动股市、地方政府坐庄炒作的情况。这样一种地方政府间的竞争最终发展成了地方的柜台交易市场的无序状态。199年l1月召开的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决定关闭非法股票交易市场，中国证监会在1998年专门下发了lO号文，淄博系统于1999年9月9日关闭，STAQNTE系统也f当天撤牌停止运行。1998年，中国证监会不再让企业自主选择上市地点，业内也有了“上海先上一家，深圳再上一家”的不成文规定中央由此把市场管理权逐步上收，第一是把交易所上收中央，理事长、总经理等都由证监会委派；第二是把各省市政府的证监机构上收，改成了国家证监会的派出机构。

自上个世纪9O年代以来的这样一个渐进演变过程，离不开1998年国有企业三年脱困的政治要求，从此以后，沪深交易所的整个运营就完全交由中央政府直接控制安排。本来，通过发展资本市场解决国有企业的问题，服务国民经济，激活民间资金，这个出发点很好，但问题是，由于没有很好地利用资本市场本身具有的运行规律，在资本市场采取了一种过度集中的管理手段，实际上就转变成为政府内部或国有资源之间的自我循环。

在股票市场为国有企业脱困服务的目标下，国有上市企业的股票就逐步丧失了对中小投资人的吸引力。股民不购买，就得由机构来买。于是就不得不发展机构投资人。一开始是向中小投资人发行封闭式基金，封闭式基金发不动了，接着发行开放式基金，最后是社保基金人市、保险业人市、银行业人市。在这种情况下，股票的投资人主要是金融机构。而我国的金融机构是由政府“背书”的，一旦市场出现问题，最后还都是政府买单。2001年的国有股减持，最终使这个市场结构所存在的问题暴露出来，更使这个过度集权的模式难以运行下去了。

过度集权的市场结构的关键问题在于，这个市场的创造性很弱，难以开发新的金融品种以及新的投资工具。因为，所有事情的决策权都在国务院、证监会，证监会管理的是全国市场，任何口子一开就是全国性的事情，所以不敢轻易放开。在这种情形下，由证监会和市场开发出来的新金融品种和产品就非常有限了。而一个富有竞争力的市场，吸引投资者的主要是品种的丰富。

我们不妨把交易所比作大卖场，经销商比作出售股票这种商品的店家。当我们只有两个不竞争的国营商场时，所卖的东西都是证监会批准的，经销商就没有动力去开发适合投资者的产品，因为经销商只要把能上市的公司提供给证监会，获得批准上市就行了。经销商没有积极性去开发新产品，而证监会也没有职责制造商品，市场怎么会有活力呢?经销商的任务是去发现好企业，帮助企业找到好的投资方式。但由于只有一个市场，而且只卖证监会规定的几种商品，经销商就无活可干。于是自己坐庄，自买自卖，这个市场必然混乱。

高度集权的市场的另一个缺陷是，人为扩大了信息不对称，使得炒作成风。本来上市公司就存在信息不对称的问题，炒作信息使之变成一个更难控制的问题。我国的证券监管机构经常不适当地对市场行情发表带有明显导向性的评论，把自己混同于一个“证券分析师”，有时言辞的激烈程度是任何证券分析师都不敢使用的。这使得我国证券市场的政策性周期特征非常明显，而一旦证券市场成为“政策市”，将产生多方面的消极后果：监管机构对市场的判断不一定正确，不正确的评论会使市场运行偏离正常的轨迹，人为造成市场波动；将助长政策性内幕交易；将引导投资者不再去关注公司业绩等市场基本信息分析，而是关注“内部消息”；助长证券市场的投机风气，也为市场操纵等违法行为创造了更多的机会；将助长券商等市场主体“靠天(政策)吃饭”的懒散心态，不再注重创新和开拓。“政策市”还会将本应由市场主体分担的风险集聚成比较集中的行政风险，而为了控制这种行政风险，监管部门往往只能再度实行更严格的行政控制，但结果会使金融风险又有所积累和增大，陷入“越想管住就越管不住，越管不住就越要管”的恶性循环之中。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本市场”课题组的一份研究报告指出：“由于证券监管部门对应由市场力量决定的事情介入过深，对于政府应该管好的事情未能管好，使得各种违规现象十分突出，严重损坏了证券投资者的利益。”

2我国政府证券监管职能转变的目标和途径

一个制度安排在一定历史阶段是合理的，但到另一个历史阶段就可能不合理了，甚至可能成为发展的障碍，这就是“诺斯悖论”想要说明的道理，即“国家的存在对于经济增长来说是必不可少的，但国家又是人为的经济衰退的根源。”政府主导对我国证券市场的建立和发展至关重要，但当证券市场从幼稚到逐步成长以后，市场机制开始越来越多地发挥作用。而市场经济运行本身有着一种内在的排斥行政机制和行政功能的特性，市场越来越多地依靠市场本身的自我组织、自我调控和自我发育，越来越多地要求政府干预“淡出”。而此时，如果政府仍然固守自己“万能的上帝”的职能，证券市场内在发展要求与政府职能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就会不断积累、膨胀，将阻碍证券市场进一步发展。公务员之家

笔者认为，我国政府证券监管职能应在三个方面进行转变：

(1)在经济职能方面，必须尊重政府与市场的界限，在市场经济中凡是市场能做的，应该放手让市场去做，而政府的职能在于弥补市场失灵。

为此，要改革目前这种高度集权化的证券市场管理体制，证监会必须把一部分职能还给市场。在股票发行和上市、信息披露制度、规范市场各参与主体权责利行为方面进一步推进市场化改革，凡是市场能做的，让市场去做，证监会只是加强监督职能；市场一时做不到的，监管部门也要积极创造条件让市场去做。

证监会卸下的另一部分职能应归还给中介组织和行业自律组织。中介组织和行业自律组织是弥补市场缺陷和政府缺陷的重要途径，是实现“有形之手”和“无形之手”的重要环节。有效地发展中介组织和行业自律组织的作用，可以维护市场机制的有效运作，同时还可以改变政府单一的供给机制。中国除了有两个交易所以外，还应该有一些中小型的交易场所，还要有地摊式的场外交易场所，形成地方性的和全国性的、不同品种、多层次的资本市场结构。证监会应采取有效措施扶持行业自律组织的发展，以最终形成财务监督、法律监督、保荐人监督、行业监督、市场监督与行政监督相结合的立体监督网络，保证市场公平，保护投资者利益。

(2)在行政职能方面，政府必须改变以前在市场不成熟时的重管制、重审批的做法。

从2002年开始到2004年，证监会先后3次大规模取消行政审批项目，共取消101项审批项目，7项行政审批项目由证券业协会和期货业协会自律管理，同时还先后颁布了《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执法监督暂行规定》和《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实施程序规定(试行)》等具体的实施规定，声势浩大。但需要注意以下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要注重实际的而非名义上的管制削减。一哄而上的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容易出现的问题是搞形式主义和做表面文章，为体现行政审批项目大幅削减甚至把本应减少的机关内部流转程序作为审批项目取消，应避免削减审批项目“名多实少”的现象。二是，一哄而上的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虽然有轰动性的影响，但未必有持续的效果。如果现有的市场体系承受不了激进式的改革，改革的积极效果就得不到很好的发挥，甚至会带来较大的负面效果。这样的改革不容易巩固，容易走回头路。改革的激情一过，各种行政审批项目就会陆续以新的形式重新出现，甚至更多，应避免陷入“精简——膨胀——再精简——再膨胀”的怪圈。

(3)政府需要强化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职能，集中主要精力加强监管。这方面有不少教训值得吸取，以转轨国家波兰和捷克的证券市场为例。两国几乎同时开始建立和发展证券市场，但到了20世纪末，两国证券市场的发展有了天壤之别。捷克证券市场几乎萎缩殆尽，而波兰证券市场则相对稳定地发展壮大。究其原因，最关键的因素是监管的差异。波兰证券市场从建立之初就实行严格的证券监管，设立了独立的证券委员会专门负责证券监管，在公司法和证券法的制定和修订过程中采取了高度保护投资者的立场，制定和完善了相关的法律细则，监督执法也比较严厉。而捷克没有独立的证券监管机构，相关的立法对投资者保护有所忽视，执法也比较松懈，导致投资者对证券市场失去信心，股权融资不断收缩，证券市场持续衰落。这些都给我国政府的职能转变，尤其是证券监管职能的转变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中国证监会在转变职能的同时，证券监管职能必须及时加以补充、加以强化，包括：

一是，要加强监管，就要完善机构设置，进一步加强证券监管稽查部门、信息披露监管部门、政策法规制定部门的力量；

二是，严厉打击、坚决取缔违规的业务活动；

三是，加强监管人员的培训以及对现代信息技术的学习和运用，提高监管人员的监管水平和技术水平；

四是，重视监管的效率，提高监管的有效性等。

监管职能范文篇9

保险监管,通常是指国家保险监管部门依据国家的法律、法规,对保险机构及其活动进行强制性的监督与管理。就监管体系来讲,国家对保险机构的监管是最高层次的刚性监督形式。

经国务院批准,1998年11月18日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在北京成立。根据国务院规定,中国保监会是中国商业保险的主管部门,为国务院直属事业单位,根据国务院授权履行行政监管职能,依照法律、法规集中统一监管保险市场。

中国保监会的基本职能:一是规范保险市场的经营行为;二是调控保险业的健康发展。具体分为四个方面:1.拟定有关商业保险的政策法规和行业发展规划;2.依法对保险企业的经营活动进行监督管理和业务指导,维护保险市场秩序,依法查处保险企业违法违规行为,保护被保险人利益;3.培育和发展保险市场,推进保险业改革,完善保险市场体系,促进保险企业公平竞争;4.建立保险业风险的评价与预警系统,防范和化解保险业风险,促进保险企业稳健经营与业务的健康发展。

根据上述职能,我国内地保险监管的主要目标是:加快培育和发展保险市场,努力建设一个市场主体多元化、市场要素完善、具有开放性的保险市场体系。其目的是维护市场秩序,保证公平竞争,监督保险企业规范经营、具有充足偿付能力,保护被保险人的合法利益,最终促进保险业的健康发展,为国家的改革和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二、监管的方式

目前,由于我国内地保险业还处于发展中的初级阶段,市场发育不够成熟,保险法制还不健全,企业自我约束能力不强。因此,中国内地的保险监管必须实行市场行为监管和偿付能力监管并重的方式,即不仅要监管保险公司的偿付能力,对保险公司的市场行为、产品及费率等也要进行必要的监管。可以说,中国内地保险监管采取的是较为严格的实体监管方式。同多数国家一样,目前中国内地的保险监管主要通过两种途径进行。一是立法途径。中国的立法机关——全国人大常委会于1995年10月颁布实施了中国第一部《保险法》,这是一部集保险业法和保险监管法于一体的法律,是规范保险业的基本法律,也是中国内地保险监管的主要法律依据。二是行政途径。行政监管是保险监管的核心环节。国家保险监管部门根据国务院授权,依法对保险业进行日常监管,并根据《保险法》制定了《保险管理暂行规定》等行政规章,规范、引导保险业健康发展。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三、当前监管的主要任务

针对当前保险市场存在的问题,考虑到保险分支机构不具有独立的法人地位,只能在其总公司授权的范围内从事经营活动,中国保监会将监管的重点放在各保险公司总公司,确立了“以防范化解风险为重点,以整顿市场秩序为突破口,完善内控,加强监管,深化改革,促进发展”的保险监管指导思想。当前的主要任务是:

(一)防范和化解经营风险。一是大力整顿保险市场秩序。主要通过整顿非法保险机构和保险业务活动、坚决制止恶性竞争、清理保险中介市场等,力争使保险市场秩序在今年有一个明显好转。二是引导保险公司树立以效益为中心的经营指导思想,督促保险公司走集约化经营的路子。三是加强对保险公司内控制度建设的监督指导,进一步健全各项规章制度,严格依法经营,堵塞管理漏洞。

(二)健全保险政策和法律体系。一是抓紧制定与《保险法》配套的行政法规、规章,完善保险法律、法规体系。二是对现行的保险法规、规章进行一次全面清理、修改、完善和补充。三是建立健全保险监管指导体系和风险预警系统,完善监管报表格式和管理办法。四是制定《中国保险业中期发展规划》,明确保险业今后的发展方向,并制定相应的保险产业政策。

(三)积极推进保险体制改革。一是加强中国保监会的自身建设,健全内部运行机制,秉公执法,廉洁奉公,确保公正、公平地履行保险监管职能。同时,抓紧设立保监会派出机构,健全基层保险监管体系,加强监管力量。二是进一步落实分业经营原则,适时成立政策性保险机构,继续深化国有保险公司机构体制改革,增强企业活力和竞争能力。三是推动保险行业自律组织发展,充分发挥其行业自律作用。目前我国各省已有20多个行业协会,中国保险行业协会也在积极的筹备之中。

(四)进一步对外开放保险市场。自1992年9月国家进行保险市场对外开放试点以来,截至1998年底,共有来自美国、加拿大、日本、瑞士、德国、英国、法国、澳大利亚等8个国家的9家保险公司,在上海和广州设立了12家营业机构。最近,中国保监会又批准4家外资保险公司进入中国保险市场。实践证明,对外开放中国保险市场的试点是成功的,效果是好的,对中国保险业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监管职能范文篇10

执行货币政策与实施银行监管是相辅相成的，二者的关系不能割裂开来。货币政策的实施必须要考虑银行体系的状况，而对银行的监管也必须要考虑特定的货币运行状况，这两者之间必然存在着联系。

首先，货币政策与银行监管最终目标一致。虽然货币政策的直接目标是保证货币运行平稳合理，符合经济运行的要求；银行监管的直接目标是保证银行体系的安全。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目标的冲突。但两者的最终目标都是为了服务于整体经济的运行，促进经济的平稳增长。而且，即使在直接目标有冲突的情况下，中央银行也是有可能通过特定的业务手段消除利益的冲突。

其次，货币稳定和银行体系的稳定紧密联系。银行是货币政策的主要传导渠道，银行的安全也离不开一个稳定的货币环境。货币政策的实施是要经过几个中间环节的，这其中银行是重要的传导渠道。如果银行体系存在问题，那么货币政策的实施也很难达到预期的效果。银行对于货币政策实施的作用的程度大小是和银行体系在整个金融体系中的地位相对应的，因为货币政策还可以通过其他渠道传导。如果一个国家的银行体系在金融体系中占绝对的地位，那么货币政策实施的效果将受到银行体系运行状况的巨大影响，这在包括我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表现的尤其明显。同样，如果货币政策出现问题，不能保证一个稳定的货币环境，

银行体系的安全也难以得到保证。因此，可以说，货币政策是实施银行监管的重要依据，银行监管是贯彻落实货币政策，实现货币政策目标的重要保证。货币政策和银行监管的关系决定了二者必须要协调运行。货币政策自身特性也要求银行监管活动的协调配合，没有良性互动的配套监管，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在运行过程中就会出现梗阻现象，货币政策效应就会弱化。

第三，银行监管信息的反馈可以促进货币政策的完善合理。货币政策的决策和银行监管政策的制定，都需要从银行收集大量数据和信息，因此，要顺利的执行两项职能，必须要保证数据和信息的及时性、可靠性和一致性，实现信息的共享。这也可以避免增加银行的负担。货币政策与银行监管的要求在不同的条件下存在着许多差别，实现两种职能之间的信息共享，便于协调二者之间的相互关系。因此，有人认为将银行监管职能和货币政策职能放在统一的中央银行内部运作还是要比分拆有优势。通过对银行进行监管，中央银行可以获得对金融市场形势的第一手资料和感觉，反而有利于货币政策的制定，通过银行监管，还可以进一步增强中央银行贯彻执行货币政策的权威性，也有利于发挥最后贷款人职能。而且由于中央银行与国际清算银行和巴塞尔委员会有着紧密的合作关系，由中央银行负责银行监管，有利于及时交流执行银行监管国际准则的新情况，便于银行业国际间的合作与交流。

本文认为，银行监管与货币政策职能之间存在的这种联系使得在两者之间形成协调非常的重要。这并不必然要求两者一定要由一个统一的机构来实施，也正如并不因为两个职能的分离必然导致银行监管的机构从中央银行分拆一样。

二、从最后贷款人功能的角度看货币政策与监管职能及监管机构的关系

在货币政策职能和银行监管职能分离之后，并不意味着货币当局就可以不考虑银行体系的运行状况。一个重要的问题是货币当局仍然要对银行体系的不安全所造成的系统性风险负责，货币当局仍然要发挥最后贷款人的功能。

银行体系的不安全所造成的系统性风险一个主要的表现是通过银行危机的形式。银行危机可能是由于整个银行体系的问题，也可能是由于个体银行的问题所引起的。个体银行的问题，由于具有传染性，也会危及到整个银行体系的安全，造成银行危机。银行危机对实体经济有影响，可能会严重阻碍经济的发展。因此，作为负有稳定货币运行责任的货币当局，在很多情况下，仍然要发挥最后贷款人的功能以防止银行危机的发生。因为虽然对银行的救援可能与货币政策之间形成目标冲突，而且对于银行的救援也可能造成道德风险，加大银行体系未来的潜在风险。但是，在大多数情况下，银行危机的危害要超过对问题银行注资进行救援的危害。对于这个问题，有学者认为中央银行发挥最后贷款人的功能实际上最终资金来源还是纳税人，还是要由财政出资。因此，完全可以将最后贷款人的功能从中央银行分离，由一个独立的机构，或者直接由银行监管机构来行使。但是，一方面，传统上都是由中央银行来行使最后贷款人的功能，在经验、运作的能力、程序等方面，货币当局都具有不可比拟的优势，由其他机构来行使这部分功能是否具有可能性还有待讨论；另一方面，即使将对于问题银行进行救援的最后贷款人功能分离，货币当局仍然要对另一种系统性风险负责，这是其他机构所不能取代的。就是对于支付清算体系中的风险，中央银行具有独一无二的作用，仍然需要发挥最后贷款人功能。比如，在监管的制度结构变革后，英格兰银行并没有被完全剥夺对银行运作的监管权，它仍然保留着最后贷款人的职能，仍然要对整个支付和清算体系的正常运转负责。另外，清算体系在一国的经济运行中占据着一个关键的地位。每天的清算数额巨大，如果清算过程中出现了风险，有可能演变成为系统风险。而由于中央银行在管理、监督、参与清算体系的运作方面起着基础的作用，所以在防止清算体系中的风险方面有着不可替代的责任。

中央银行的流动性支持是很重要的，因此，即使将对问题银行进行救援的责任交给其他的机构来运作，中央银行的最后贷款人功能仍然是存在的。这就使得货币当局必然还要与银行监管发生联系。

三、货币职能与监管职能的分离、联系与监管组织结构

职能的分离要求对银行的监管必须和执行货币职能的机构分离，但是职能之间的联系又决定了这种分离不一定就表现为将执行银行监管职能的机构从中央银行的分拆。除了直接在中央银行之外再单独成立银行监管机构之外，如英国完全将两个职能分离，分别由英格兰银行和英国金融服务局（FSA）来行使；我国也在2003年把银行监管职能从中国人民银行分离，单独成立了专门履行银行监管职能的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另外，也还可以有其他的选择，比如可以在中央银行内部设立两个相互独立的部门，就像意大利银行的做法；或者设立两个分离但是却互相合作的机构，如在法国，银行管理委员会和法兰西银行分别执行银行监管与货币政策职能，但是法兰西银行又在银行管理委员会中起着很重要的作用；也可以在中央银行内部给予银行监管职能一个半独立的地位。对于不同的国家，没有一个完全统一的模式

职能之间的分离决定了既是将银行监管的职能保留在中央银行内部，执行货币政策职能与银行监管职能的内部机构之间也应该保持相对的

独立以避免目标上的冲突，而职能之间的联系又决定了即使将银行监管的职能从中央银行分拆出去，执行银行监管的机构与中央银行之间也必须要有一个协调。

货币政策职能与银行监管职能的分离是银行监管组织结构从中央银行分拆的基础。由于货币政策职能与银行监管职能之间在目标上存在着冲突，在行为与业绩评价机制方面存在着差别以及由于职能的专业化趋势越来越明显，导致了货币政策职能与银行监管职能出现了分离。但是，由于货币政策与银行监管之间也存在着必然的联系，货币当局也必然要对因为个别银行问题而引起的系统性风险负责，两个职能之间的分离也不是绝对的。因此，在分拆之后，监管当局与货币当局之间还必须建立协调机制，包括在组织、在信息的共享以及在职能交叉所涉及的协调行动方面建立联系。联系的重点指向是保证银行的系统安全，这需要双方在安全评价机制、监控指标体系、预警机制以及金融安全网的建设方面形成协调。

在我国执行货币政策职能的中国人民银行和执行监管职能的中国银监会之间的分拆与设立已经经历了两年多时间，它们之间协调与合作正在日渐加强，但存在的问题也十分突出，特别是在信息搜集与共享及处罚等问题方面需要更加密切的合作。另外，他们同中国证监会与中国银监会之间的监管协调问题也需要在一个统一的大框架下来统筹安排和考虑。总的来说中国人民银行和三大监管机构之间的协调与磨合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还有很多理论和实践问题需要研究和解决。本文最后认为由于多头监管所引发的诸多成本是很大的，未来我国金融业监管应该实行统一监管，无论是从监管成本来讲，还是从金融业混业经营的趋势来讲，金融业统一监管是我国金融业未来监管发展的必由之路。

参考文献：

[1]钱小安.金融开放条件下货币政策与金融监管的分工与协作[J].金融研究2002,(1)

[2]吴风,赵静梅.统一监管与多边监管的悖论[J].金融研究，2002,(9)

[3]刘宇飞.国际金融监管的新发展[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