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管者范文10篇

监管者范文篇1

清楚认识发展方位

推动信息化基于两个判断

首先，我国总体处于工业化发展的中期。“这是一个基本判断。我们不能走工业化国家的老路，要走一条中国特色的跨越式发展的道路。因此，中央提出了工业化和信息化融合的命题。”苏少林说，现在以信息化促进工业化，实现跨越式发展，是一条非常好的道路，应该从这个方面理解和贯彻中央的战略决策。

其次，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已经改变了传统的营销、管理和服务模式。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以及信息化与工业化、国际化、城镇化、市场化的互动发展，是我们国家所处历史方位的一个崭新命题，而这个命题需要行业和国家共同来做好。苏少林表示，工业和信息化部的成立只是国家从组织体系上来保证了命题的落实，更重要的还要有后面的一系列的措施来推动，将信息化上升到国家战略。

对于如何更好地推进信息化建设，苏少林说：“现在的行业信息化是整个信息化发展的一个阶段，我们对信息化的认识也是一个逐步深化的过程。在信息化建设的过程中，我们从不认识到认识，从‘单一应用’到信息合成时代。这是一个过程。”

国家行政体制和行政机构的设立与现在信息化的进程有很大关系，必须逐步改变“各自为战”的状态。苏少林坦言，我国的信息化才解决了从不认识到认识的问题。从发展趋势来看，信息网络“化”本身是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现有的行政体制和管理模式会被打破。虽然对信息化转变的过程认识还没有那么深，但是信息化发展趋势肯定要走到这一步，遵循从“点”到“线”，然后向“面”的突破，这就是一个“化”的过程。苏少林说：“要真正融合好，我们还要抓，其一信息化与工业化的融合，其二信息化与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和国际化的互动发展。即：电子商务、电子政务、农村信息化、社区信息化、中小企业信息化等。”

通信行业担当信息化的主力军

在实现信息化过程中，通信行业要担当主力军的作用。苏少林认为，首先，通信行业已经处于推进信息化的关键地位，基础电信运营商拥有基础网络，而基础网络是信息化的应用平台；其次，通信行业本身的信息化建设走在了其它行业的前列，可以在信息化过程中体现示范引领作用；第三，通信行业具备人才优势，有责任在业务创新和服务创新体系上下功夫，把行业的转型紧密地与信息化的发展结合起来，实现互动。

为此，苏少林强调，通信监管部门在信息化发展过程中要起好牵头、引领、带领的作用，而且，通信管理局是工业和信息化部的派出机构，既然机构设在地方，就要有所作为，要为当地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服好务；作为行业的政府部门代表，要为行业的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同时引领整个行业为信息社会的发展创造良好的信息通信环境。

功在“监管为民”

过去：通信监管促进行业大发展

回顾通信管理局走过的道路，苏少林这样评价：“应该说，监管部门所获成绩有目共睹，应该给予充分肯定。监管部门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电信监管也从陌生到熟悉，从不规范到规范。假如没有通信监管，也不可能有八年通信业大发展的局面。”

当1998年中国电信业开始尝试适应WTO规则，打破垄断引入竞争的时候，通信监管面临政企分开、邮电分营、移动剥离等课题。刚建立的通信管理局花很大力气解决了当时的“联而不通、通而不畅、畅而不久”的互联互通难题。

还由于通信监管部门矢志不渝地高举“监管为民”的旗帜，不断监督、督促整个行业，才有了现在的优质的通信服务；同时，通信管理局在实现电信行业企业利益、公共利益和社会职能方面，起到了积极的牵头、领导甚至主导的作用。特别是在过去的洪灾、今年的雪灾和地震发生时，如果离开了政府部门的主导，应急通信保障很难发挥作用。

实践证明，政府部门在维护电信业健康发展过程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当然，由于人员比较少，地市没有机构，有些问题发生在地、市、县层面，监管部门不能快速反应，存在一些监管缺位的现象，但我认为功劳是主要的，是值得大书特书的”，苏局长这样总结过去的通信监管工作。

现在：管理模式创新是必然趋势

针对电信重组以后如何保持均衡的市场格局，苏少林强调：“我对均衡发展的理解是：让强者更强，让弱者变强。均衡发展不是把强者变弱。”

政府部门需要发挥的作用就是，充分发挥市场优化配置资源的作用，积极鼓励有效竞争，只有当市场这只“无形的手”失灵时，政府这只“有形的手”才能出手。苏少林表示，政府是环境的创造者，政府工作的重心是完善市场的机制和体系，为行业的发展创造良好的政策环境和公平公正的市场竞争环境。

在具体实现监管职能时，苏少林强调，监管部门要监督和管理整个行业，就要树立权威，如果监管部门没有权威，被监管者就会无视你的存在。“监管的手段和监管的法规就要像一把悬在被监管头上的剑，要让他们知道监管制度的存在，这样才能依法经营。”苏少林形象地做比喻。

通信监管将从强化走向放松，从“政监合一”走向“政监分离”，从行业单一管理向综合化管理转变，这是必然趋势。首先，通过强化监管形成市场规范以后，应该逐步走向放松管制，“无为而治”是管理的最高境界；其次，随着多种经济成分进入电信市场，既有国有资本，也有民营、外资等资本形式，如果“政监合一”就有偏袒国企的嫌疑，所以要体现监管的公平和公正，监管体系必然会走向“政监分离”；第三，技术进步造就“三网融合”，实现了信息化发展的巨大成就，也带来政府管理模式的转变，综合化管理和综合性监管也将是一个必然的趋势。

未来：建立动态的市场平衡格局

电信重组以后，电信监管者要发现新问题，找出新对策。苏少林分析，电信运营商进入“三国时代”后，规模相当，实力差距也会逐步缩小，电信管制者要防止新的合谋，比如价格同盟等，就要采用新的管制手段。而且，在现有基础运营商、增值电信运营商的基础上，监管者可以探讨鼓励虚拟运营，推动号码可携带试验等，促进构建多级市场，确保行业的繁荣和发展。

苏少林强调：“所谓电信业的均衡格局是一个动态的、相对的均衡，不是绝对的、静态的。建立和谐的市场格局，就是要实现动态的平衡。江苏管局提出了‘建设电信强省构建和谐行业’的目标，和谐就是均衡的必要和重要的表征，和谐也是一个动态的过程。”

当然，电信重组和运营商整合完成以后，国家将颁发全业务的运营牌照，为保证行业的均衡发展，实施非对称管制是必要的、必需的。苏少林表示，要以业务为依据实施管制政策，即以业务的比重为单位判断谁是主导运营商，谁是非主导运营商。

总结过去的非对称管制经验，苏少林说：“我们以前主要在资费方面实施了非对称管制，我认为效果不是很好。”当时，非对称政策规定，非主导运营商可以比主导运营商低10%的资费进入市场。事实上，电信资费变化很快，加之套餐资费的不明朗性，不便于监管。而且，监管资费老百姓不理解，地方政府也不理解。“初期进行的资费非对称管制，使通信监管部门十分尴尬。”苏少林说。

非对称管制应该在市场份额、结算单价以及业务准入等方面实施，当然中国的电信市场在重组后具体采用哪种方式，还要看融合以后的具体发展状态。苏少林建议，推行非对称管制，还要考虑普遍服务的责任承担，好的企业可以多承担一些普遍服务义务，这也是非对称管制的具体体现，要取得好的效果就要综合采用这些方法，“多管齐下”。

对于“强”的电信运营商，苏少林认为，我国电信企业国际化拓展存在差距。要使“强”的企业“更强”，就要引导企业成功地进行国际化拓展，引领创新型的行业建设，比如TD-SCDMA，避免把眼光放在国内市场、资费、互联互通等问题上，通过支持企业“走出去”，避免国内冲撞，不乏是一种有效的方式。

转型中的监管举措

体现三个原则

江苏管局提出，“监管为民服务发展”、“构建和谐行业建设电信强省”、“在服务中体现监管在监管中深化服务”三大工作原则。“监管为民服务发展”是工作理念，“构建和谐行业建设电信强省”是追求的目标，“在服务中体现监管在监管中深化服务”是实现路径。苏少林强调：“我们的定位是服务型监管机构，我们要服务企业、服务用户、服务地方党委政府，所建立的机制要保证通信通畅，虽然监管者与被监管者之间存在博弈关系，但更重要的是要体现监管机构的服务职能。为此，江苏管局利用三种机制来保障服务职能。”

第一，江苏管局建立了每季度召开的高层例会。定于次季度的第一个月由管局召集，通报并总结全省季度发展情况，并对下一步的工作做出安排。苏少林介绍，最近安排在七月份的例会将要通报上半年的发展情况，包括总结上半年抗雪灾、保奥运、支援抗震救灾等内容，还将部署三季度和整个下半年的工作。

第二，每一个地市组织专门协调互联互通和服务例会。该例会每一个季度召开一次，由当地的行业协会牵头组织，江苏通信管理局根据“分片包干”原则派员参加。这种机制实现了“小事不出市，大事不出省”的目标。

第三，充分发挥“第三种力量”（社会中介组织）的作用，弥补监管力量的不足，江苏省在所有的地市都建立了行业协会。行业协会每个季度组织一个例会来解决本地的服务问题，还牵头组织当地企业参加全省开展的诚信服务、民主评议行风等工作。

今年下半年，江苏通信管理局要在各地市建立互联网协会，现在已经建立了5家，在互联网管理上发挥中介组织的桥梁纽带作用。此外，江苏省监管的立足点是诚心实意的帮助企业构筑一个良好的市场环境，解决企业关心而独家又解决不了的实际问题。

在履行社会责任方面，江苏省通信管理局时刻体现“靠前指挥、靠前协调、靠前组织”的原则，积极发挥牵头、组织和协调作用，包括在应急通信、抗震救灾、互联网信息安全管理、垃圾短信治理等方面，体现了电信行业作为社会支柱产业所应承担的社会责任。

现在，通信技术日新月异，新业务层出不穷，对监管部门和行业企业都是一个巨大挑战。“面对新技术和新业务的变化首先要加强学习，特别是监管部门的人员必须要把握发展和技术进步的趋势，做到未雨绸缪”，苏少林说。

为应对形势发展要求，江苏管局提出了三个原则，即大力推动前景清晰的业务，大胆试验有一定需求潜力但前景尚未明朗的业务，积极鼓励尝试未来可能存在潜在需求的业务。

积极推动电信立法

由于新技术日新月异和新业务层出不穷，《电信条例》已经远远满足不了今天的监管需要。苏少林表示，监管部门无“法”不管、不能不管，要认真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这是监管队伍一直要保持的状态，特别是要不断的解放思想，不断把好的成果固化下来。当然，监管部门要积极推动《电信法》出台，而今天的问题不仅仅是《电信法》的问题，还应该有《信息安全保护法》等等，都要去研究和推进。

苏少林认为，监管转型总体上应该从市场监管和宏观管理为主，向社会管理公共服务转变，具体的重点要从原来的互联互通等方面，向互联网管理和信息化推进，不断完善应急通信体系等方面转变。

苏少林强调，不能就监管而监管，监管不是目的，监管的目的是促进发展，是为老百姓服好务。这几年建设的“村村通”工程、“自然村通电话”和“行政村通宽带”，推动了地方经济发展，就是很好的体现。通信管理局只有根植于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中，发挥好牵头、协调、组织的作用，才有作为，才有生命力。

监管的五个转变

最近，江苏管局提出了监管工作的5个转变。

第一，监管范围要从传统的以通信网为主，向通信网与互联网并重转变。互联网与通信网的融合成为必然，前者的应用技术能力和后者的通信能力经由开放接口相结合，大大促进了业务的创新，使得网络从通信功能延伸出了媒体功能、文化功能。但互联网的发展是把“双刃剑”，在促进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方便人们工作和学习的同时，网络和信息安全问题已成为影响国家稳定的非传统安全因素。政府监管部门必须深入研究互联网发展的规律，发挥主导作用，按照积极利用、大力发展、科学管理的要求，综合运用法律、行政、经济、技术、行业自律等手段，切实维护网络信息安全，营造阳光、绿色的互联网络环境。

第二，监管的对象以基础电信运营商为主向基础电信运营商和增值电信企业并重转变。近年来，我国增值电信市场规模不断扩大，业务种类不断增多，投资主体日趋多元化，应用领域逐渐拓宽，信息内容日益丰富。在全行业加紧实施从电信服务业到信息服务大行业的转型战略的形势下，通信监管一方面要积极支持基础运营企业转型，另一方面更要保护产业链下游的增值电信企业，要站在行业转型的高度认识增值业务发展问题，采取切实措施扶持增值电信企业的业务创新。同时，必须认真研究增值市场中出现的服务质量问题，提出监管对策，特别是要完善电信市场退出机制，加强对信息服务市场的整顿和规范。

第三，监管的措施要以协调为主向协调与处罚并重转变。在政企分开、引入竞争的电信改革初期，在观念尚未完全转变、法律体系尚未健全完善的情况下，监管部门较多地运用行政协调的手段进行监管。新一轮的电信重组，要求通信监管部门要在理念、政策、措施各方面进行相应调整，把维护公平公正作为基本价值取向，进一步加大依法行政力度，建立健全监督机制，对变相阻碍、破坏互联互通、网间漫游的，要对责任企业和责任人给予从严从重处罚，坚决维护电信市场的稳定有序，真正为行业发展创造良好的生态环境。

第四，监管的方式要从监管行业封闭型向社会开放型转变。随着技术业务的发展、市场化进程的加快以及消费者依法维权意识的增强，通信行业的发展，要求通信监管部门与社会各界的联系进一步密切，由以往的专项合作转向全方位、多层次的沟通。江苏管局要体现服务地方发展的思想，要与地方政府互动；在互联网管理上，要与地方的公安部门和文化宣传部门一起加强网络文化的管理；在应急通信上，要与当地的省应急办、救灾办，气象、地震、海洋搜救等部门紧密的配合，建立开放性的广泛关系；比如打击非法经济国际电信业务，治理、网上诈骗、侵权盗版等。

第五，监管运行机制要从临时性、突击性向科学性、持续性转变。一方面要把过去八年积累的成功经验和做法固化下来、规范起来、坚持下去，把经验上升为理论，把经验固化为制度，把经验转化为经常之举；另一方面，要掀起新一轮思想大解放，树立科学监管、常态监管的思想，实现由突击性、间断式的监管向时序性、连贯式的监管转变，真正做到用科学发展观把握监管规律、用科学发展观评判监管成效，推动思路创新、机制创新、环境创新。要善于谋事成事，根据监管对象情况，深入调查研究，合理确定监管周期，科学拟订工作计划，着眼于长效监管机制建设，增强工作的科学性、持续性和协调性，提高监管的服务力、执行力和公信力。要正确处理好适应大气候与营造小气候的关系，加强干部队伍建设，着力提升“七种能力”，即：学习能力，观察、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调查研究的能力，协调能力，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依法管理的能力和驾驭全局的能力。

普遍服务要有“普遍意义”

现在的普遍服务是具备“普遍意义”上的普遍服务。苏少林强调，随着信息通信技术的发展，普遍服务的目标更多地要消除城乡数字鸿沟、弱势群体的数字鸿沟。今年“5·17”活动的主题“让信息通信技术惠及残疾人”，就是一种普遍服务的体现。

苏少林强调，大力推进农村信息化应用，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对于我们来说主要解决三个问题，即让广大农民用得上、用得起、用得好。早在1997年，江苏省就在全国率先实现了行政村村村通电话；2006年底，又率先在全国实现了20户以上的自然村村村通电话；去年，江苏全省又实现了所有的行政村村村通宽带。至此，江苏已基本解决“用得上”问题。

为致力解决“用得起”，2005年11月，江苏固定电话区间费由0.5元/分钟调整为0.40元/分钟，2008年区间资费又调整到0.30元/分钟。此外，江苏电信结合宽带工程，推出“首付198，宽带电脑抱回家”的活动，平均每台电脑优惠1000多元钱，2007全年发展了10万用户。

为了体现“用得好”，江苏电信与致公党联合推出了“致福工程”，其目的专门培训农村群众使用电脑，截至目前，培训人数超过5万人。江苏移动实施三网惠三农工程，大力推动“农信通”业务在江苏农村落地取得了较好的成效，一批发展较好的农村信息化示范村正在江苏大地上涌现。如苏州树山村利用互联网销售茶叶和杨梅，实现了农产品的产销、旅游资源开发、村务管理三位一体的信息化。

灾情处置要有大局观

应急通信体系需完善

在今年的抗雪灾和支持四川抗震救灾中，应急通信发挥了不可估量的作用，但是需要反思的地方也很多。苏少林表示，第一，在突发事件中，需要明确政府和企业的责任，建立责任保障机制；第二，在SARS发生以后，我国非常重视社会公共管理体系中社会应急处置预案的建立，但是预案设计与平时演练，还不能跟“战”时形成一体化；第三，现有的手段不能适应和满足特殊条件下的应急通信要求，比如地震后通信完全阻断，外界对汶川和北川情况一无所知。

有些设备虽然技术传统，但是很有效，比如说单边带的通信。虽然卫星通信发挥了很好的作用。但是电话号码长，很多人不会用，电池维持的时间也不长；再有，雪灾和地震中损坏了通信设施本身只是一个方面，重要的是市电供电系统中断，仅靠蓄电池和小柴油发电机根本不能完成任务。

江苏管局已经开始筹划，将在今年下半年召集全省的应急通信队伍培训，并打算聘请贵州同行讲解雪灾情况下的通信应急经验和启示，请四川的同行交流地震发生后的应急通信经验。

最近江苏管局根据工业和信息化部的指示，联系江苏省政府应急办，将建立一个覆盖全省的应急通信指挥体系，既具备指挥、搜集信息的功能，同时又能够靠前指挥。既要考虑联得通，也要考虑关得掉。

全力支援灾区保通信

苏少林说：“地震后，江苏管局迅速组织在六个方面开展抗震救灾工作”。

第一，从13日开始派遣应急突击队，一共派遣9批249人，13辆应急通信车，价值1200万元的通信设备。应急通信突击队到达绵竹、茂县、阿坝、青川、彭州5个重灾地区的抗震救灾第一线。目前，还有12名应急通信突击队员，220名抢修队员，仍然奋战在一线。

第二，向灾区捐助救灾物资。总共捐赠小灵通基站、便携式发电机、帐篷等物资，总价值4374万元。值得一提的是，中国电信江苏公司捐赠了903套小灵通基站设备，甚至把正在使用的基站都拆下来，运往灾区。

第三，采取有力措施，确保通信畅通。地震发生以后到13日，通信网话务量高达平时的12倍。江苏运营商采取网间路由迂回等办法来疏通话务；协助省政府应急中心、省地震局，向广大群众发送了4334万条提示性公益短信；还招聘了3524名能听懂四川话的志愿服务者，充当编外话务员。

第四，为救灾提供便捷服务。为协助南京卫生系统做好收治四川灾区病重伤员工作，江苏卫通紧急开通20部数字集群电话，进行指挥调度。特别是江苏铁通为保证救灾专列和军列通信畅通，发挥了重要作用。

监管者范文篇2

一、证券监管者的腐败行为

谢平、陆磊(2005)对中国金融腐败的调查数据显示，接近四分之三(71．5％)的证券机构认为证监会的处罚存在弹性，同时近90％券商认为证券监管透明度低，与此相对应的是券商对自身不规范交易行为的坦言不讳：88．8％的券商认为证券市场操纵很严重，虽然其中有一半人认为情况已经有所收敛；82．5％的券商认为证券机构存在为企业进行包装等行为；近四分之三的券商坦承内幕交易的普遍性。谢平、陆磊等通过计算得出证券业腐败指数高达7．268658，亦充分说明了我国证券业的腐败程度较深。相比之下，银行业腐败指数为4．173592，虽然也存在严重的腐败问题，但比证券业隋况稍好。

在金融监管腐败行为中，作为贿赂的供给者，金融机构存在两类行贿行为：一是为开展新业务而不得不承受的监管当局设租盘剥(胁迫)；二是为了对自己的违规行为寻求监管庇护而进行的主动行贿(共谋)。监管者的受贿行为也相应分为两类：一是通过设租进行的贪赃而不枉法的行为，即行政审批中的受贿行为；二是通过收取贿赂而进行的贪赃枉法行为，即保护违规机构以换取个人好处。证券市场上监管者对于中介机构的腐败行为主要包括以下三种类型：

1．监管者在行政审批中的设租行为。权力是产生腐败的源头。监管部门在中介机构市场准人、现场检查、业务监管及非业务监管等诸多环节中拥有完全权利。部分监管者利用手中的行政权力，故意刁难中介机构，存在着能办不办、无故拖延、可一次办毕的多次办理、可一次告知的多次告知等不良现象。不规范行为迫使被监管者花费更多的成本以寻求正常业务开展，其实质是一种监管者盘剥被监管者“买路钱”的“设租行为”。

2．监管者在行政处罚中的自由裁量权弹性过大。突出表现是行政处罚环节中说情主义、打招呼、徇私情的现象严重，部分监管人员接受说情或者违纪收受礼品，违背《金融违法行为处罚办法》的有关规定，性质严重的问题不处罚或就轻处罚，性质较轻的问题可能由于各种原因而就重处罚，当重不重，当轻不轻，被监管者与监管者就处罚问题多有讨价还价，代表国家意志的行政处罚行为表现出极大的弹性，行政处罚的严肃性严重弱化，政策法规的威严受到毁损。

3．监管者在日常管理中收受贿赂的行为。部分监管者违反廉洁自律的制度规定，在各种会议、节假日、现场检查、其他约见场合收受中介机构提供的礼品、有价证券或者支付凭证，参加被监管者公款支付的宴请等。极个别人员甚至发生直接向被监管者索要财物的索贿行为。

二、监管者腐败的心理特征分析

心理学认为社会动机(动因和诱因的总称)是引起社会生活主体达到一定社会目标的内在动力，它隐藏在人们行为的背后，是引起人们行为活动的直接原因。人的各项活动是在动机的指引下，朝着某一目标进行的。因而，监管者的腐败行为也可以认为是监管者在腐败动机的推动下而产生的。监管者的腐败行为模式可以由下图给出：

1．需要产生腐败动机。需要直接会产生行为动机，但不是所有的需要都会如此。人的需要是极其复杂的，而且经常处于不断的变化中，因而不同的时期、不同的场合，所表现出来的需要的强烈程度也各不相同。那些一时不迫切、不强烈的需要，甚至还未被自己意识到的需要就不可能直接转化成行为的动机。对于监管者来说，他们对腐败对象(如金钱、享受等)的需要，尽管也客观存在，但在正常情况下并不是最迫切的。所以要使这样的需要转化成强烈的动机，就取决于外界刺激。

2．外部刺激诱发腐败动机。由于腐败对象的刺激(诱因)，监管者对某种需要会逐渐强化，从而形成相应的腐败动机。在形成某种腐败动机之前，监管者会对其刺激物进行权衡，并通过期望收益与实际收益的比较、收益与风险的比较等进行认同与否的判断。如果实际收益与期望值相符，且收益远远大于风险，那么就可能取认同态度，从而形成相应的腐败动机。反之则采取不认同态度，则无法产生腐败动机。另外，如果需要直接转化成了腐败动机，那么刺激就是一个多余的过程，只起加速作用；如果把需要换成挫折或压力，则刺激就是必不可少的步骤了。

3．腐败机会的存在使腐败动机转化为腐败行为。腐败动机产生之后，监管者就会千方百计地捕捉实施腐败行为的机会。在法律法规、内部控制机制完善且监督力度大的情况下，腐败者无机可乘。然而，由于我国目前正处于社会转型、激烈竞争的环境下，相关的制度还不完善，产生了很多可乘之机。特别是对于腐败动机极其强烈的监管者来说，在机会不充分的情况下，甚至会人为地创造机会。所以，如果制度不完善，监督制约机制不健全，同时周围环境也有利，监管者就会顺其自然地利用手中的职权谋取个人私利，甚至不择手段侵害国家和他人的利益。

4．满足感、外部查处对腐败动机的影响。腐败行为目的达到后，一般来说一定时间内都会有一种满足感。如果在相当的时问内相安无事，腐败者会增强对自己的信心，并纵容自己的私欲进一步膨胀，产生新的需要，同时使通过实施腐败行为来满足需要的动机得到正强化。如果东窗事发，遭到查处，则腐败者得不偿失，会对其贪欲产生负强化作用，进而会校正自己的需求，弱化不良动机。实际上，腐败是不可能完全遭到查处的，那些具有强烈腐败动机的监管者会抱侥幸心理而行事。

此外，人的行为往往是受最迫切的需要所支配的。由于外界刺激物的不断变化，最迫切的需要也会随之而变，如果正强化因素占主导地位，腐败动机就会呈螺旋式上升。所以，腐败者的满足情绪只是一时的，意志力强、品质好的人满足的时问会相对长一些，一旦外界刺激物作用增强，需要也会发生相应变化，有的需要会变得迫切而强烈起来，从而产生新的不满情绪，实施不良行为甚至腐败行为。由此可见，图1所示的行为模式是一个动态的过程，随着时问的推移和外界变量变化，监管者的行为会经历不同的循环。

三、中介机构与监管者的博弈

证券监管者的腐败行为使得违规操作的机会成本急剧降低，加剧了被监管机构的有恃无恐。中介机构的违规行为在监管者存在腐败的情况下很少能被查出，或者是查出后不会受到重处，因而中介机构在利益最大化的目标下会选择违规操作，做出非理性的选择。我们不妨构建中介机构与监管者的博弈模型。假设中介机构与上市公司行为完全一致，即认为二者已经达成了共识，选择共同违规或者是正常经营，在此基础上研究中介机构与监管者的博弈行为。中介机构有两种行动可以选择：“违规”或“不违规”；同时监管者也有两种行为可以选择：“稽查”或“不稽查”。

设E为中介机构违规操作所获得的额外收益(earning)；C为监管者稽查所付出的成本(cost)；A为监管者对中介机构违规行为的罚款(amerce)；L．为监管者对中介机构违规行为做出的停业处罚导致的损失(1ost)和其它无形损失；D为中介机构贿赂监管者的成本，也即监管者腐败(depravity)的收益。同时，假设Pc为监管者进行稽查(check)的概率，因此不稽查的概率为1一PC；PV为中介机构进行违规操作(violate)的概率，从而正常经营的概率为1一PV；PD为监管者腐败(depravity)的概率，从而监管者不腐败的概率为1一PD。

根据以上假设，监管者、中介机构的博弈模型及其收益如下图所示：

1．模型分析

(1)给定中介机构违规操作概率为PV的情况下，监管者的收益分别为：

(2)给定监管者进行稽查概率为Pc的情况下，中介机构进行违规操作和正常经营的预期额外收益分别

2．模型解释

从中介机构的角度出发，模型的均衡表示中介机构将以最优概率P选择违规操作并获得相应的额外收益，此时，监管者的最优选择就是随机的选择稽查或不稽查。如果中介机构选择以P>P的概率进行违规操作，那么监管者的最优选择就是稽查，反之则选择不稽查。

根据模型可以得知，P取值取决于c、E、A、PD的取值，其中额外收益为外生变量，可认为是固定不变的。因此可以通过提高A，降低c和PD的值来降低P的取值。也就是说，可以采取提高对违规操作的惩处力度、降低稽查成本以及降低腐败概率的手段来降低中介机构违规操作的概率。

另外，从监管者的角度考虑。考虑到中介机构的利益最大化，监管者稽查的最优概率为PC=(E—DPD)／[(A++E)(1一PD)]。当监管者选择以概率PC>PC进行稽查时，中介机构的最优选择为正常经营；当监管者选择以概率PC<PC进行稽查时，中介机构的最优选择为违规操作以获取额外收益；当监管者的稽查概率为PC时，中介机构将随机地选择违规操作或者是正常经营。

监管者范文篇3

[论文摘要]在证券市场中，中介机构为特定单位、个人提供专业服务，因其在特定领域有所专长而受到公众信赖；然而，中介机构往往滥用这种信赖和专业优势，做出有损于当事人或其他人合法利益的不当行为。中介机构作为市场的参与者必然会受到监管部门的监督与管理，它的不当行为可能导致监管者的腐败，而当监管者存在腐败行为时，也会进一步诱致中介机构的非理性选择。本文将主要探讨证券监管者的腐败行为，并分析监管者的心理特征，进而构建中介机构与监管者的博弈模型。

[论文关键词]证券监管腐败中介机构监管者

证券监管腐败，是指监管者违反证券市场公认的准则和规则，利用与公共利益相关的权力，通过市场运行的某些环节，谋取个人或小集团利益的行为。在证券市场中，中介机构为特定单位、个人提供专业服务，因其在特定领域有所专长而受到公众信赖；然而，中介机构往往滥用这种信赖和专业优势，做出有损于当事人或其他人合法利益的不当行为。由于中介机构作为市场的参与者必然会受到监管部门的监督与管理，它的不当行为可能导致监管者的腐败，而当监管者存在腐败行为时，也会进一步诱致中介机构的非理性选择。

一、证券监管者的腐败行为

谢平、陆磊(2005)对中国金融腐败的调查数据显示，接近四分之三(71．5％)的证券机构认为证监会的处罚存在弹性，同时近90％券商认为证券监管透明度低，与此相对应的是券商对自身不规范交易行为的坦言不讳：88．8％的券商认为证券市场操纵很严重，虽然其中有一半人认为情况已经有所收敛；82．5％的券商认为证券机构存在为企业进行包装等行为；近四分之三的券商坦承内幕交易的普遍性。谢平、陆磊等通过计算得出证券业腐败指数高达7．268658，亦充分说明了我国证券业的腐败程度较深。相比之下，银行业腐败指数为4．173592，虽然也存在严重的腐败问题，但比证券业隋况稍好。

在金融监管腐败行为中，作为贿赂的供给者，金融机构存在两类行贿行为：一是为开展新业务而不得不承受的监管当局设租盘剥(胁迫)；二是为了对自己的违规行为寻求监管庇护而进行的主动行贿(共谋)。监管者的受贿行为也相应分为两类：一是通过设租进行的贪赃而不枉法的行为，即行政审批中的受贿行为；二是通过收取贿赂而进行的贪赃枉法行为，即保护违规机构以换取个人好处。证券市场上监管者对于中介机构的腐败行为主要包括以下三种类型：

1．监管者在行政审批中的设租行为。权力是产生腐败的源头。监管部门在中介机构市场准人、现场检查、业务监管及非业务监管等诸多环节中拥有完全权利。部分监管者利用手中的行政权力，故意刁难中介机构，存在着能办不办、无故拖延、可一次办毕的多次办理、可一次告知的多次告知等不良现象。不规范行为迫使被监管者花费更多的成本以寻求正常业务开展，其实质是一种监管者盘剥被监管者“买路钱”的“设租行为”。

2．监管者在行政处罚中的自由裁量权弹性过大。突出表现是行政处罚环节中说情主义、打招呼、徇私情的现象严重，部分监管人员接受说情或者违纪收受礼品，违背《金融违法行为处罚办法》的有关规定，性质严重的问题不处罚或就轻处罚，性质较轻的问题可能由于各种原因而就重处罚，当重不重，当轻不轻，被监管者与监管者就处罚问题多有讨价还价，代表国家意志的行政处罚行为表现出极大的弹性，行政处罚的严肃性严重弱化，政策法规的威严受到毁损。

3．监管者在日常管理中收受贿赂的行为。部分监管者违反廉洁自律的制度规定，在各种会议、节假日、现场检查、其他约见场合收受中介机构提供的礼品、有价证券或者支付凭证，参加被监管者公款支付的宴请等。极个别人员甚至发生直接向被监管者索要财物的索贿行为。

二、监管者腐败的心理特征分析

心理学认为社会动机(动因和诱因的总称)是引起社会生活主体达到一定社会目标的内在动力，它隐藏在人们行为的背后，是引起人们行为活动的直接原因。人的各项活动是在动机的指引下，朝着某一目标进行的。因而，监管者的腐败行为也可以认为是监管者在腐败动机的推动下而产生的。监管者的腐败行为模式可以由下图给出：

1．需要产生腐败动机。需要直接会产生行为动机，但不是所有的需要都会如此。人的需要是极其复杂的，而且经常处于不断的变化中，因而不同的时期、不同的场合，所表现出来的需要的强烈程度也各不相同。那些一时不迫切、不强烈的需要，甚至还未被自己意识到的需要就不可能直接转化成行为的动机。对于监管者来说，他们对腐败对象(如金钱、享受等)的需要，尽管也客观存在，但在正常情况下并不是最迫切的。所以要使这样的需要转化成强烈的动机，就取决于外界刺激。

2．外部刺激诱发腐败动机。由于腐败对象的刺激(诱因)，监管者对某种需要会逐渐强化，从而形成相应的腐败动机。在形成某种腐败动机之前，监管者会对其刺激物进行权衡，并通过期望收益与实际收益的比较、收益与风险的比较等进行认同与否的判断。如果实际收益与期望值相符，且收益远远大于风险，那么就可能取认同态度，从而形成相应的腐败动机。反之则采取不认同态度，则无法产生腐败动机。另外，如果需要直接转化成了腐败动机，那么刺激就是一个多余的过程，只起加速作用；如果把需要换成挫折或压力，则刺激就是必不可少的步骤了。

3．腐败机会的存在使腐败动机转化为腐败行为。腐败动机产生之后，监管者就会千方百计地捕捉实施腐败行为的机会。在法律法规、内部控制机制完善且监督力度大的情况下，腐败者无机可乘。然而，由于我国目前正处于社会转型、激烈竞争的环境下，相关的制度还不完善，产生了很多可乘之机。特别是对于腐败动机极其强烈的监管者来说，在机会不充分的情况下，甚至会人为地创造机会。所以，如果制度不完善，监督制约机制不健全，同时周围环境也有利，监管者就会顺其自然地利用手中的职权谋取个人私利，甚至不择手段侵害国家和他人的利益。

4．满足感、外部查处对腐败动机的影响。腐败行为目的达到后，一般来说一定时间内都会有一种满足感。如果在相当的时问内相安无事，腐败者会增强对自己的信心，并纵容自己的私欲进一步膨胀，产生新的需要，同时使通过实施腐败行为来满足需要的动机得到正强化。如果东窗事发，遭到查处，则腐败者得不偿失，会对其贪欲产生负强化作用，进而会校正自己的需求，弱化不良动机。实际上，腐败是不可能完全遭到查处的，那些具有强烈腐败动机的监管者会抱侥幸心理而行事。

此外，人的行为往往是受最迫切的需要所支配的。由于外界刺激物的不断变化，最迫切的需要也会随之而变，如果正强化因素占主导地位，腐败动机就会呈螺旋式上升。所以，腐败者的满足情绪只是一时的，意志力强、品质好的人满足的时问会相对长一些，一旦外界刺激物作用增强，需要也会发生相应变化，有的需要会变得迫切而强烈起来，从而产生新的不满情绪，实施不良行为甚至腐败行为。由此可见，图1所示的行为模式是一个动态的过程，随着时问的推移和外界变量变化，监管者的行为会经历不同的循环。

三、中介机构与监管者的博弈

证券监管者的腐败行为使得违规操作的机会成本急剧降低，加剧了被监管机构的有恃无恐。中介机构的违规行为在监管者存在腐败的情况下很少能被查出，或者是查出后不会受到重处，因而中介机构在利益最大化的目标下会选择违规操作，做出非理性的选择。我们不妨构建中介机构与监管者的博弈模型。假设中介机构与上市公司行为完全一致，即认为二者已经达成了共识，选择共同违规或者是正常经营，在此基础上研究中介机构与监管者的博弈行为。中介机构有两种行动可以选择：“违规”或“不违规”；同时监管者也有两种行为可以选择：“稽查”或“不稽查”。

设E为中介机构违规操作所获得的额外收益(earning)；C为监管者稽查所付出的成本(cost)；A为监管者对中介机构违规行为的罚款(amerce)；L．为监管者对中介机构违规行为做出的停业处罚导致的损失(1ost)和其它无形损失；D为中介机构贿赂监管者的成本，也即监管者腐败(depravity)的收益。同时，假设Pc为监管者进行稽查(check)的概率，因此不稽查的概率为1一PC；PV为中介机构进行违规操作(violate)的概率，从而正常经营的概率为1一PV；PD为监管者腐败(depravity)的概率，从而监管者不腐败的概率为1一PD。

根据以上假设，监管者、中介机构的博弈模型及其收益如下图所示：

1．模型分析

(1)给定中介机构违规操作概率为PV的情况下，监管者的收益分别为：

(2)给定监管者进行稽查概率为Pc的情况下，中介机构进行违规操作和正常经营的预期额外收益分别

2．模型解释

从中介机构的角度出发，模型的均衡表示中介机构将以最优概率P选择违规操作并获得相应的额外收益，此时，监管者的最优选择就是随机的选择稽查或不稽查。如果中介机构选择以P>P的概率进行违规操作，那么监管者的最优选择就是稽查，反之则选择不稽查。

根据模型可以得知，P取值取决于c、E、A、PD的取值，其中额外收益为外生变量，可认为是固定不变的。因此可以通过提高A，降低c和PD的值来降低P的取值。也就是说，可以采取提高对违规操作的惩处力度、降低稽查成本以及降低腐败概率的手段来降低中介机构违规操作的概率。

另外，从监管者的角度考虑。考虑到中介机构的利益最大化，监管者稽查的最优概率为PC=(E—DPD)／[(A++E)(1一PD)]。当监管者选择以概率PC>PC进行稽查时，中介机构的最优选择为正常经营；当监管者选择以概率PC<PC进行稽查时，中介机构的最优选择为违规操作以获取额外收益；当监管者的稽查概率为PC时，中介机构将随机地选择违规操作或者是正常经营。

监管者范文篇4

[论文摘要]在证券市场中，中介机构为特定单位、个人提供专业服务，因其在特定领域有所专长而受到公众信赖；然而，中介机构往往滥用这种信赖和专业优势，做出有损于当事人或其他人合法利益的不当行为。中介机构作为市场的参与者必然会受到监管部门的监督与管理，它的不当行为可能导致监管者的腐败，而当监管者存在腐败行为时，也会进一步诱致中介机构的非理性选择。本文将主要探讨证券监管者的腐败行为，并分析监管者的心理特征，进而构建中介机构与监管者的博弈模型。

证券监管腐败，是指监管者违反证券市场公认的准则和规则，利用与公共利益相关的权力，通过市场运行的某些环节，谋取个人或小集团利益的行为。在证券市场中，中介机构为特定单位、个人提供专业服务，因其在特定领域有所专长而受到公众信赖；然而，中介机构往往滥用这种信赖和专业优势，做出有损于当事人或其他人合法利益的不当行为。由于中介机构作为市场的参与者必然会受到监管部门的监督与管理，它的不当行为可能导致监管者的腐败，而当监管者存在腐败行为时，也会进一步诱致中介机构的非理性选择。

一、证券监管者的腐败行为

谢平、陆磊(2005)对中国金融腐败的调查数据显示，接近四分之三(71．5％)的证券机构认为证监会的处罚存在弹性，同时近90％券商认为证券监管透明度低，与此相对应的是券商对自身不规范交易行为的坦言不讳：88．8％的券商认为证券市场操纵很严重，虽然其中有一半人认为情况已经有所收敛；82．5％的券商认为证券机构存在为企业进行包装等行为；近四分之三的券商坦承内幕交易的普遍性。谢平、陆磊等通过计算得出证券业腐败指数高达7．268658，亦充分说明了我国证券业的腐败程度较深。相比之下，银行业腐败指数为4．173592，虽然也存在严重的腐败问题，但比证券业隋况稍好。

在金融监管腐败行为中，作为贿赂的供给者，金融机构存在两类行贿行为：一是为开展新业务而不得不承受的监管当局设租盘剥(胁迫)；二是为了对自己的违规行为寻求监管庇护而进行的主动行贿(共谋)。监管者的受贿行为也相应分为两类：一是通过设租进行的贪赃而不枉法的行为，即行政审批中的受贿行为；二是通过收取贿赂而进行的贪赃枉法行为，即保护违规机构以换取个人好处。证券市场上监管者对于中介机构的腐败行为主要包括以下三种类型：

1．监管者在行政审批中的设租行为。权力是产生腐败的源头。监管部门在中介机构市场准人、现场检查、业务监管及非业务监管等诸多环节中拥有完全权利。部分监管者利用手中的行政权力，故意刁难中介机构，存在着能办不办、无故拖延、可一次办毕的多次办理、可一次告知的多次告知等不良现象。不规范行为迫使被监管者花费更多的成本以寻求正常业务开展，其实质是一种监管者盘剥被监管者“买路钱”的“设租行为”。

2．监管者在行政处罚中的自由裁量权弹性过大。突出表现是行政处罚环节中说情主义、打招呼、徇私情的现象严重，部分监管人员接受说情或者违纪收受礼品，违背《金融违法行为处罚办法》的有关规定，性质严重的问题不处罚或就轻处罚，性质较轻的问题可能由于各种原因而就重处罚，当重不重，当轻不轻，被监管者与监管者就处罚问题多有讨价还价，代表国家意志的行政处罚行为表现出极大的弹性，行政处罚的严肃性严重弱化，政策法规的威严受到毁损。

3．监管者在日常管理中收受贿赂的行为。部分监管者违反廉洁自律的制度规定，在各种会议、节假日、现场检查、其他约见场合收受中介机构提供的礼品、有价证券或者支付凭证，参加被监管者公款支付的宴请等。极个别人员甚至发生直接向被监管者索要财物的索贿行为。

二、监管者腐败的心理特征分析

心理学认为社会动机(动因和诱因的总称)是引起社会生活主体达到一定社会目标的内在动力，它隐藏在人们行为的背后，是引起人们行为活动的直接原因。人的各项活动是在动机的指引下，朝着某一目标进行的。因而，监管者的腐败行为也可以认为是监管者在腐败动机的推动下而产生的。监管者的腐败行为模式可以由下图给出：

1．需要产生腐败动机。需要直接会产生行为动机，但不是所有的需要都会如此。人的需要是极其复杂的，而且经常处于不断的变化中，因而不同的时期、不同的场合，所表现出来的需要的强烈程度也各不相同。那些一时不迫切、不强烈的需要，甚至还未被自己意识到的需要就不可能直接转化成行为的动机。对于监管者来说，他们对腐败对象(如金钱、享受等)的需要，尽管也客观存在，但在正常情况下并不是最迫切的。所以要使这样的需要转化成强烈的动机，就取决于外界刺激。

2．外部刺激诱发腐败动机。由于腐败对象的刺激(诱因)，监管者对某种需要会逐渐强化，从而形成相应的腐败动机。在形成某种腐败动机之前，监管者会对其刺激物进行权衡，并通过期望收益与实际收益的比较、收益与风险的比较等进行认同与否的判断。如果实际收益与期望值相符，且收益远远大于风险，那么就可能取认同态度，从而形成相应的腐败动机。反之则采取不认同态度，则无法产生腐败动机。另外，如果需要直接转化成了腐败动机，那么刺激就是一个多余的过程，只起加速作用；如果把需要换成挫折或压力，则刺激就是必不可少的步骤了。

3．腐败机会的存在使腐败动机转化为腐败行为。腐败动机产生之后，监管者就会千方百计地捕捉实施腐败行为的机会。在法律法规、内部控制机制完善且监督力度大的情况下，腐败者无机可乘。然而，由于我国目前正处于社会转型、激烈竞争的环境下，相关的制度还不完善，产生了很多可乘之机。特别是对于腐败动机极其强烈的监管者来说，在机会不充分的情况下，甚至会人为地创造机会。所以，如果制度不完善，监督制约机制不健全，同时周围环境也有利，监管者就会顺其自然地利用手中的职权谋取个人私利，甚至不择手段侵害国家和他人的利益。

4．满足感、外部查处对腐败动机的影响。腐败行为目的达到后，一般来说一定时间内都会有一种满足感。如果在相当的时问内相安无事，腐败者会增强对自己的信心，并纵容自己的私欲进一步膨胀，产生新的需要，同时使通过实施腐败行为来满足需要的动机得到正强化。如果东窗事发，遭到查处，则腐败者得不偿失，会对其贪欲产生负强化作用，进而会校正自己的需求，弱化不良动机。实际上，腐败是不可能完全遭到查处的，那些具有强烈腐败动机的监管者会抱侥幸心理而行事。

此外，人的行为往往是受最迫切的需要所支配的。由于外界刺激物的不断变化，最迫切的需要也会随之而变，如果正强化因素占主导地位，腐败动机就会呈螺旋式上升。所以，腐败者的满足情绪只是一时的，意志力强、品质好的人满足的时问会相对长一些，一旦外界刺激物作用增强，需要也会发生相应变化，有的需要会变得迫切而强烈起来，从而产生新的不满情绪，实施不良行为甚至腐败行为。由此可见，图1所示的行为模式是一个动态的过程，随着时问的推移和外界变量变化，监管者的行为会经历不同的循环。公务员之家

三、中介机构与监管者的博弈

证券监管者的腐败行为使得违规操作的机会成本急剧降低，加剧了被监管机构的有恃无恐。中介机构的违规行为在监管者存在腐败的情况下很少能被查出，或者是查出后不会受到重处，因而中介机构在利益最大化的目标下会选择违规操作，做出非理性的选择。我们不妨构建中介机构与监管者的博弈模型。假设中介机构与上市公司行为完全一致，即认为二者已经达成了共识，选择共同违规或者是正常经营，在此基础上研究中介机构与监管者的博弈行为。中介机构有两种行动可以选择：“违规”或“不违规”；同时监管者也有两种行为可以选择：“稽查”或“不稽查”。

设E为中介机构违规操作所获得的额外收益(earning)；C为监管者稽查所付出的成本(cost)；A为监管者对中介机构违规行为的罚款(amerce)；L．为监管者对中介机构违规行为做出的停业处罚导致的损失(1ost)和其它无形损失；D为中介机构贿赂监管者的成本，也即监管者腐败(depravity)的收益。同时，假设Pc为监管者进行稽查(check)的概率，因此不稽查的概率为1一PC；PV为中介机构进行违规操作(violate)的概率，从而正常经营的概率为1一PV；PD为监管者腐败(depravity)的概率，从而监管者不腐败的概率为1一PD。

根据以上假设，监管者、中介机构的博弈模型及其收益如下图所示：

1．模型分析

(1)给定中介机构违规操作概率为PV的情况下，监管者的收益分别为：

(2)给定监管者进行稽查概率为Pc的情况下，中介机构进行违规操作和正常经营的预期额外收益分别

2．模型解释

从中介机构的角度出发，模型的均衡表示中介机构将以最优概率P选择违规操作并获得相应的额外收益，此时，监管者的最优选择就是随机的选择稽查或不稽查。如果中介机构选择以P>P的概率进行违规操作，那么监管者的最优选择就是稽查，反之则选择不稽查。

根据模型可以得知，P取值取决于c、E、A、PD的取值，其中额外收益为外生变量，可认为是固定不变的。因此可以通过提高A，降低c和PD的值来降低P的取值。也就是说，可以采取提高对违规操作的惩处力度、降低稽查成本以及降低腐败概率的手段来降低中介机构违规操作的概率。

另外，从监管者的角度考虑。考虑到中介机构的利益最大化，监管者稽查的最优概率为PC=(E—DPD)／[(A++E)(1一PD)]。当监管者选择以概率PC>PC进行稽查时，中介机构的最优选择为正常经营；当监管者选择以概率PC<PC进行稽查时，中介机构的最优选择为违规操作以获取额外收益；当监管者的稽查概率为PC时，中介机构将随机地选择违规操作或者是正常经营。

监管者范文篇5

[论文摘要]在证券市场中，中介机构为特定单位、个人提供专业服务，因其在特定领域有所专长而受到公众信赖；然而，中介机构往往滥用这种信赖和专业优势，做出有损于当事人或其他人合法利益的不当行为。中介机构作为市场的参与者必然会受到监管部门的监督与管理，它的不当行为可能导致监管者的腐败，而当监管者存在腐败行为时，也会进一步诱致中介机构的非理性选择。本文将主要探讨证券监管者的腐败行为，并分析监管者的心理特征，进而构建中介机构与监管者的博弈模型。

证券监管腐败，是指监管者违反证券市场公认的准则和规则，利用与公共利益相关的权力，通过市场运行的某些环节，谋取个人或小集团利益的行为。在证券市场中，中介机构为特定单位、个人提供专业服务，因其在特定领域有所专长而受到公众信赖；然而，中介机构往往滥用这种信赖和专业优势，做出有损于当事人或其他人合法利益的不当行为。由于中介机构作为市场的参与者必然会受到监管部门的监督与管理，它的不当行为可能导致监管者的腐败，而当监管者存在腐败行为时，也会进一步诱致中介机构的非理性选择。

一、证券监管者的腐败行为

谢平、陆磊(2005)对中国金融腐败的调查数据显示，接近四分之三(71．5％)的证券机构认为证监会的处罚存在弹性，同时近90％券商认为证券监管透明度低，与此相对应的是券商对自身不规范交易行为的坦言不讳：88．8％的券商认为证券市场操纵很严重，虽然其中有一半人认为情况已经有所收敛；82．5％的券商认为证券机构存在为企业进行包装等行为；近四分之三的券商坦承内幕交易的普遍性。谢平、陆磊等通过计算得出证券业腐败指数高达7．268658，亦充分说明了我国证券业的腐败程度较深。相比之下，银行业腐败指数为4．173592，虽然也存在严重的腐败问题，但比证券业隋况稍好。

在金融监管腐败行为中，作为贿赂的供给者，金融机构存在两类行贿行为：一是为开展新业务而不得不承受的监管当局设租盘剥(胁迫)；二是为了对自己的违规行为寻求监管庇护而进行的主动行贿(共谋)。监管者的受贿行为也相应分为两类：一是通过设租进行的贪赃而不枉法的行为，即行政审批中的受贿行为；二是通过收取贿赂而进行的贪赃枉法行为，即保护违规机构以换取个人好处。证券市场上监管者对于中介机构的腐败行为主要包括以下三种类型：

1．监管者在行政审批中的设租行为。权力是产生腐败的源头。监管部门在中介机构市场准人、现场检查、业务监管及非业务监管等诸多环节中拥有完全权利。部分监管者利用手中的行政权力，故意刁难中介机构，存在着能办不办、无故拖延、可一次办毕的多次办理、可一次告知的多次告知等不良现象。不规范行为迫使被监管者花费更多的成本以寻求正常业务开展，其实质是一种监管者盘剥被监管者“买路钱”的“设租行为”。

2．监管者在行政处罚中的自由裁量权弹性过大。突出表现是行政处罚环节中说情主义、打招呼、徇私情的现象严重，部分监管人员接受说情或者违纪收受礼品，违背《金融违法行为处罚办法》的有关规定，性质严重的问题不处罚或就轻处罚，性质较轻的问题可能由于各种原因而就重处罚，当重不重，当轻不轻，被监管者与监管者就处罚问题多有讨价还价，代表国家意志的行政处罚行为表现出极大的弹性，行政处罚的严肃性严重弱化，政策法规的威严受到毁损。

3．监管者在日常管理中收受贿赂的行为。部分监管者违反廉洁自律的制度规定，在各种会议、节假日、现场检查、其他约见场合收受中介机构提供的礼品、有价证券或者支付凭证，参加被监管者公款支付的宴请等。极个别人员甚至发生直接向被监管者索要财物的索贿行为。

二、监管者腐败的心理特征分析

心理学认为社会动机(动因和诱因的总称)是引起社会生活主体达到一定社会目标的内在动力，它隐藏在人们行为的背后，是引起人们行为活动的直接原因。人的各项活动是在动机的指引下，朝着某一目标进行的。因而，监管者的腐败行为也可以认为是监管者在腐败动机的推动下而产生的。监管者的腐败行为模式可以由下图给出：

1．需要产生腐败动机。需要直接会产生行为动机，但不是所有的需要都会如此。人的需要是极其复杂的，而且经常处于不断的变化中，因而不同的时期、不同的场合，所表现出来的需要的强烈程度也各不相同。那些一时不迫切、不强烈的需要，甚至还未被自己意识到的需要就不可能直接转化成行为的动机。对于监管者来说，他们对腐败对象(如金钱、享受等)的需要，尽管也客观存在，但在正常情况下并不是最迫切的。所以要使这样的需要转化成强烈的动机，就取决于外界刺激。

2．外部刺激诱发腐败动机。由于腐败对象的刺激(诱因)，监管者对某种需要会逐渐强化，从而形成相应的腐败动机。在形成某种腐败动机之前，监管者会对其刺激物进行权衡，并通过期望收益与实际收益的比较、收益与风险的比较等进行认同与否的判断。如果实际收益与期望值相符，且收益远远大于风险，那么就可能取认同态度，从而形成相应的腐败动机。反之则采取不认同态度，则无法产生腐败动机。另外，如果需要直接转化成了腐败动机，那么刺激就是一个多余的过程，只起加速作用；如果把需要换成挫折或压力，则刺激就是必不可少的步骤了。

3．腐败机会的存在使腐败动机转化为腐败行为。腐败动机产生之后，监管者就会千方百计地捕捉实施腐败行为的机会。在法律法规、内部控制机制完善且监督力度大的情况下，腐败者无机可乘。然而，由于我国目前正处于社会转型、激烈竞争的环境下，相关的制度还不完善，产生了很多可乘之机。特别是对于腐败动机极其强烈的监管者来说，在机会不充分的情况下，甚至会人为地创造机会。所以，如果制度不完善，监督制约机制不健全，同时周围环境也有利，监管者就会顺其自然地利用手中的职权谋取个人私利，甚至不择手段侵害国家和他人的利益。公务员之家

4．满足感、外部查处对腐败动机的影响。腐败行为目的达到后，一般来说一定时间内都会有一种满足感。如果在相当的时问内相安无事，腐败者会增强对自己的信心，并纵容自己的私欲进一步膨胀，产生新的需要，同时使通过实施腐败行为来满足需要的动机得到正强化。如果东窗事发，遭到查处，则腐败者得不偿失，会对其贪欲产生负强化作用，进而会校正自己的需求，弱化不良动机。实际上，腐败是不可能完全遭到查处的，那些具有强烈腐败动机的监管者会抱侥幸心理而行事。

此外，人的行为往往是受最迫切的需要所支配的。由于外界刺激物的不断变化，最迫切的需要也会随之而变，如果正强化因素占主导地位，腐败动机就会呈螺旋式上升。所以，腐败者的满足情绪只是一时的，意志力强、品质好的人满足的时问会相对长一些，一旦外界刺激物作用增强，需要也会发生相应变化，有的需要会变得迫切而强烈起来，从而产生新的不满情绪，实施不良行为甚至腐败行为。由此可见，图1所示的行为模式是一个动态的过程，随着时问的推移和外界变量变化，监管者的行为会经历不同的循环。

三、中介机构与监管者的博弈

证券监管者的腐败行为使得违规操作的机会成本急剧降低，加剧了被监管机构的有恃无恐。中介机构的违规行为在监管者存在腐败的情况下很少能被查出，或者是查出后不会受到重处，因而中介机构在利益最大化的目标下会选择违规操作，做出非理性的选择。我们不妨构建中介机构与监管者的博弈模型。假设中介机构与上市公司行为完全一致，即认为二者已经达成了共识，选择共同违规或者是正常经营，在此基础上研究中介机构与监管者的博弈行为。中介机构有两种行动可以选择：“违规”或“不违规”；同时监管者也有两种行为可以选择：“稽查”或“不稽查”。

设E为中介机构违规操作所获得的额外收益(earning)；C为监管者稽查所付出的成本(cost)；A为监管者对中介机构违规行为的罚款(amerce)；L．为监管者对中介机构违规行为做出的停业处罚导致的损失(1ost)和其它无形损失；D为中介机构贿赂监管者的成本，也即监管者腐败(depravity)的收益。同时，假设Pc为监管者进行稽查(check)的概率，因此不稽查的概率为1一PC；PV为中介机构进行违规操作(violate)的概率，从而正常经营的概率为1一PV；PD为监管者腐败(depravity)的概率，从而监管者不腐败的概率为1一PD。

根据以上假设，监管者、中介机构的博弈模型及其收益如下图所示：

1．模型分析

(1)给定中介机构违规操作概率为PV的情况下，监管者的收益分别为：

(2)给定监管者进行稽查概率为Pc的情况下，中介机构进行违规操作和正常经营的预期额外收益分别

2．模型解释

从中介机构的角度出发，模型的均衡表示中介机构将以最优概率P选择违规操作并获得相应的额外收益，此时，监管者的最优选择就是随机的选择稽查或不稽查。如果中介机构选择以P>P的概率进行违规操作，那么监管者的最优选择就是稽查，反之则选择不稽查。

根据模型可以得知，P取值取决于c、E、A、PD的取值，其中额外收益为外生变量，可认为是固定不变的。因此可以通过提高A，降低c和PD的值来降低P的取值。也就是说，可以采取提高对违规操作的惩处力度、降低稽查成本以及降低腐败概率的手段来降低中介机构违规操作的概率。

另外，从监管者的角度考虑。考虑到中介机构的利益最大化，监管者稽查的最优概率为PC=(E—DPD)／[(A++E)(1一PD)]。当监管者选择以概率PC>PC进行稽查时，中介机构的最优选择为正常经营；当监管者选择以概率PC<PC进行稽查时，中介机构的最优选择为违规操作以获取额外收益；当监管者的稽查概率为PC时，中介机构将随机地选择违规操作或者是正常经营。

监管者范文篇6

市场风险(MarketRisk)是指因市场波动而导致证券公司某一头寸或组合遭受损失的可能性，这些市场波动包括：1.利率、汇率、股价、商品价格及其他金融产品价格的波动；2.收益曲线的变动；3.市场流动性的变动；4.其他市场因素的变动。除股票、利率、汇率和商品价格的波动带来的不利影响外，市场风险还包括融券成本风险、股息风险和关联风险。

市场风险是证券公司最经常面对的一种风险，是风险管理中的重点内容。市场风险给证券公司带来损失的例子比比皆是，美国奥兰治县(ORANGECOUNTRY)的破产突出说明了市场风险所带来的危害。该县司库将“奥兰治县投资组合”大量投资于所谓“结构性债券”和“逆浮动利率产品”等衍生性证券，但当利率上升时，衍生金融产品的收益和这些证券的市场价值随之下降，从而导致奥兰治县投资组合出现了17亿美元的巨额亏损。

宝洁公司(Procter&Gamble)参与了与德国和美国利率相挂钩的利率衍生工具交易，当两国的利率水平上升高于合约规定的利率时（要求宝洁公司按照高于商业票据利率1412基点的利率支付），这些杠杆式衍生工具就成为公司所需承受的负担。在冲抵这些合约后，宝洁公司亏损了1.57亿美元。

信用风险

信用风险(CreditRisk)是指合同的一方不履行义务的可能性，包括贷款、互换、期权交易及在结算过程中因交易对手不能或不愿履行合约承诺而使公司遭受的潜在损失。这些合约包括：1.按时偿还本息；2.互换与外汇交易中的结算；3.证券买卖与回购协议；4.其他合约义务。

证券公司签订贷款协议、场外交易合同和授信时，将面临信用风险。通过风险管理控制以及要求对手保持足够的抵押品、支付保证金和在合同中规定净额结算条款等程序，可以最大限度降低和规避信用风险。

近年来，信用风险问题在许多美国银行中开始显现出来。例如，由于亚洲金融风暴，J·P·摩根不得小将其约6亿美元的贷款因借款者无法履约而划为不良资产，该银行1997年第4季度的每股盈利为1.33美元，比上年的2.04美元减少了34.8%，比市场预期的每股收益1.57美元也要低15.29%。

流动性风险

流动性风险(LiquidityRisk)是指证券持有者不能以合理的价格迅速地卖出或将该工具转手而导致损失的风险，包括不能对头寸进行冲抵或套期保值的风险。

我们可以用Askin管理公司在1994年3月损失6亿美元的案例加以说明。Askin管理公司擅长投资于按揭保证债务工具，这些工具因具有很高的信用和利率风险而在华尔街被称为“有毒垃圾”。当利率猛升时，这些债务工具的交易停止，因为没有交易对手，Askin公司无法以接近当初购买的价格脱手。此外，Kidder.Peabody公司因贷款给Askin公司从事上述交易也损失了2550万美元。

操作风险

操作风险(OperationalRisk)是指因交易或管理系统操作不当或缺乏必要的后台技术支持而引致的财务损失，具体包括：1.操作结算风险，由于定价、交易指令、结算和交易能力等方面的问题而导致的损失；2.技术风险，由于技术局限或硬件方面的问题，使公司不能有效、准确地搜集、处理和传输信息所导致的损失；3.公司内部失控风险，由于超过风险限额而未被觉察、越权交易、交易部门或后台部门的欺诈（例如账簿和交易记录不完整、缺乏基本的内部会计控制）、职员业务操作技能的不熟练以及不稳定并易于进入的电脑系统等原因而造成的风险。

1995年2月，巴林银行的倒闭突出说明了实行操作风险管理及控制的重要性。英国银行监管委员会认为，巴林银行倒闭的原因是新加坡巴林期货公司的一名职员越权、隐瞒衍生工具交易带来的巨额亏损，而管理层对此却没有丝毫察觉。该交易员同时兼任不受监督的期货交易、结算负责人的双重角色。巴林银行未能对该交易员的业务进行独立监督，并且未将前台和后台职能进行严格分离等，正是这些操作风险导致了巨大损失并最终毁灭了巴林银行。

由于管理不善，日本大和银行在债券市场上遭受了更大的损失。1995年人们发现，大和银行的一名债券交易员因能接触公司会计账簿而隐瞒了约1亿美元的亏损。与巴林银行一样，大和银行的这名交易员同时负责交易和会计。这两家银行都违背了风险管理的一条基本准则，即将交易职能和支持性职能区分开来。

操作风险的另一案例是Kidder.Peabody公司的虚假利润案。1994年春，Kidder确认，该公司一名交易员买卖政府债券获得的约3.5亿美元“利润”源于对公司交易和会计系统的操纵，是根本不存在的。这一风险事件迫使Kidder公司将资产售予竞争对手，并最终清盘。

操作风险可以通过正确的管理程序得到控制，主要包括：完整的账簿和交易记录，基本的内部会计控制，强有力的内部审计部门（独立于交易和收益产生部门），清晰的人事限制和风险管理及控制政策。如果管理层监控得当，并采取分离交易职能和后台职能的基本风险控制措施，巴林银行和大和银行的损失也许就不会发生，至少损失可以大大减少。

1993年，所罗门公司的财务部门及其独立审计师安达信事务所报告，核对公司实际总分类账中存在一些差异。为了加强内部控制，所罗门公司于年中进行了一次详细的检查，以确保总分类账准确无误，并具备适当的核对程序。这次详细的财务检查发现了大量无凭证的余额，需列入1994年3.03亿美元盈利的税前费用。随后，该公司改进了核对和控制程序。由于实行严格的风险管理和控制措施，1996年1月所罗门公司发现了来自计算错误的期权头寸的交易损失。交易员运用了不正确的波动值来掩盖交易损失。公司的内部控制架构，包括由风险管理部门实施的常规抽查，发现了这些差异，并将损失降低到1500万美元。

法律风险

法律风险(LawRisk)来自交易一方不能对另一方履行合约的可能性，是指因不能执行的合约或因合约一方超越法定权限的行为而导致损失的风险。法律风险包括合约潜在的非法性以及对手无权签订合约的可能性。在金融全球化的环境下，大型证券公司因其业务性质和业务范围而面临着大量的法律诉讼风险。

例如，英国在Hazell与Hammersmith&Fulham一案的判决中规定（1991年），地方政府进行互换交易属于越权行为，因此合约在法律上是无效的。这一规定使得银行在违约互换合约上损失大约10亿美元。而Hazell公司的法律顾问层不断保证，互换合约是合法的、可以执行的，这一事实突出说明了法律澄清的必要性。

奥兰治县在对美林公司的控告中指出，美林公司应该知道合约违反了加利福尼亚宪章的一些条款，因此提出，该县签订的衍生工具合约在法律上是无效的。要求美林公司赔偿因越权行为而造成的损失。

系统风险

系统风险(SystemRisk)是指：1.因单个公司倒闭、单个市场或结算系统混乱而在整个金融市场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导致金融机构相继倒闭的情形；2.引发整个市场运行困难的投资者“信心危机”。系统风险包括因单个公司或单个市场的波动触发连片或整个市场崩溃的风险。

对于系统风险来说，场外衍生工具市场是监管的重点。一些金融或证券业务集中在少数金融机构手中，并用以进行非对冲的投机活动。如果一家大公司倒闭，这将成为系统风险所带来的“多米诺骨牌效应”的潜在根源。因市场或交易大量亏损而引起全球交易对手违约的风险已不仅仅是一种潜在的可能了。由于这个市场上机构之间的责任相互交叉，并与现货市场相联系，因此加剧了这种风险。

监管者范文篇7

市场风险(MarketRisk)是指因市场波动而导致证券公司某一头寸或组合遭受损失的可能性，这些市场波动包括：1.利率、汇率、股价、商品价格及其他金融产品价格的波动；2.收益曲线的变动；3.市场流动性的变动；4.其他市场因素的变动。除股票、利率、汇率和商品价格的波动带来的不利影响外，市场风险还包括融券成本风险、股息风险和关联风险。

市场风险是证券公司最经常面对的一种风险，是风险管理中的重点内容。市场风险给证券公司带来损失的例子比比皆是，美国奥兰治县(ORANGECOUNTRY)的破产突出说明了市场风险所带来的危害。该县司库将“奥兰治县投资组合”大量投资于所谓“结构性债券”和“逆浮动利率产品”等衍生性证券，但当利率上升时，衍生金融产品的收益和这些证券的市场价值随之下降，从而导致奥兰治县投资组合出现了17亿美元的巨额亏损。

宝洁公司(Procter&Gamble)参与了与德国和美国利率相挂钩的利率衍生工具交易，当两国的利率水平上升高于合约规定的利率时（要求宝洁公司按照高于商业票据利率1412基点的利率支付），这些杠杆式衍生工具就成为公司所需承受的负担。在冲抵这些合约后，宝洁公司亏损了1.57亿美元。

信用风险

信用风险(CreditRisk)是指合同的一方不履行义务的可能性，包括贷款、互换、期权交易及在结算过程中因交易对手不能或不愿履行合约承诺而使公司遭受的潜在损失。这些合约包括：1.按时偿还本息；2.互换与外汇交易中的结算；3.证券买卖与回购协议；4.其他合约义务。

证券公司签订贷款协议、场外交易合同和授信时，将面临信用风险。通过风险管理控制以及要求对手保持足够的抵押品、支付保证金和在合同中规定净额结算条款等程序，可以最大限度降低和规避信用风险。

近年来，信用风险问题在许多美国银行中开始显现出来。例如，由于亚洲金融风暴，J·P·摩根不得小将其约6亿美元的贷款因借款者无法履约而划为不良资产，该银行1997年第4季度的每股盈利为1.33美元，比上年的2.04美元减少了34.8%，比市场预期的每股收益1.57美元也要低15.29%。

流动性风险

流动性风险(LiquidityRisk)是指证券持有者不能以合理的价格迅速地卖出或将该工具转手而导致损失的风险，包括不能对头寸进行冲抵或套期保值的风险。

我们可以用Askin管理公司在1994年3月损失6亿美元的案例加以说明。Askin管理公司擅长投资于按揭保证债务工具，这些工具因具有很高的信用和利率风险而在华尔街被称为“有毒垃圾”。当利率猛升时，这些债务工具的交易停止，因为没有交易对手，Askin公司无法以接近当初购买的价格脱手。此外，Kidder.Peabody公司因贷款给Askin公司从事上述交易也损失了2550万美元。

操作风险

操作风险(OperationalRisk)是指因交易或管理系统操作不当或缺乏必要的后台技术支持而引致的财务损失，具体包括：1.操作结算风险，由于定价、交易指令、结算和交易能力等方面的问题而导致的损失；2.技术风险，由于技术局限或硬件方面的问题，使公司不能有效、准确地搜集、处理和传输信息所导致的损失；3.公司内部失控风险，由于超过风险限额而未被觉察、越权交易、交易部门或后台部门的欺诈（例如账簿和交易记录不完整、缺乏基本的内部会计控制）、职员业务操作技能的不熟练以及不稳定并易于进入的电脑系统等原因而造成的风险。

1995年2月，巴林银行的倒闭突出说明了实行操作风险管理及控制的重要性。英国银行监管委员会认为，巴林银行倒闭的原因是新加坡巴林期货公司的一名职员越权、隐瞒衍生工具交易带来的巨额亏损，而管理层对此却没有丝毫察觉。该交易员同时兼任不受监督的期货交易、结算负责人的双重角色。巴林银行未能对该交易员的业务进行独立监督，并且未将前台和后台职能进行严格分离等，正是这些操作风险导致了巨大损失并最终毁灭了巴林银行。

由于管理不善，日本大和银行在债券市场上遭受了更大的损失。1995年人们发现，大和银行的一名债券交易员因能接触公司会计账簿而隐瞒了约1亿美元的亏损。与巴林银行一样，大和银行的这名交易员同时负责交易和会计。这两家银行都违背了风险管理的一条基本准则，即将交易职能和支持性职能区分开来。

操作风险的另一案例是Kidder.Peabody公司的虚假利润案。1994年春，Kidder确认，该公司一名交易员买卖政府债券获得的约3.5亿美元“利润”源于对公司交易和会计系统的操纵，是根本不存在的。这一风险事件迫使Kidder公司将资产售予竞争对手，并最终清盘。

操作风险可以通过正确的管理程序得到控制，主要包括：完整的账簿和交易记录，基本的内部会计控制，强有力的内部审计部门（独立于交易和收益产生部门），清晰的人事限制和风险管理及控制政策。如果管理层监控得当，并采取分离交易职能和后台职能的基本风险控制措施，巴林银行和大和银行的损失也许就不会发生，至少损失可以大大减少。

1993年，所罗门公司的财务部门及其独立审计师安达信事务所报告，核对公司实际总分类账中存在一些差异。为了加强内部控制，所罗门公司于年中进行了一次详细的检查，以确保总分类账准确无误，并具备适当的核对程序。这次详细的财务检查发现了大量无凭证的余额，需列入1994年3.03亿美元盈利的税前费用。随后，该公司改进了核对和控制程序。由于实行严格的风险管理和控制措施，1996年1月所罗门公司发现了来自计算错误的期权头寸的交易损失。交易员运用了不正确的波动值来掩盖交易损失。公司的内部控制架构，包括由风险管理部门实施的常规抽查，发现了这些差异，并将损失降低到1500万美元。

法律风险

法律风险(LawRisk)来自交易一方不能对另一方履行合约的可能性，是指因不能执行的合约或因合约一方超越法定权限的行为而导致损失的风险。法律风险包括合约潜在的非法性以及对手无权签订合约的可能性。在金融全球化的环境下，大型证券公司因其业务性质和业务范围而面临着大量的法律诉讼风险。

例如，英国在Hazell与Hammersmith&Fulham一案的判决中规定（1991年），地方政府进行互换交易属于越权行为，因此合约在法律上是无效的。这一规定使得银行在违约互换合约上损失大约10亿美元。而Hazell公司的法律顾问层不断保证，互换合约是合法的、可以执行的，这一事实突出说明了法律澄清的必要性。

奥兰治县在对美林公司的控告中指出，美林公司应该知道合约违反了加利福尼亚宪章的一些条款，因此提出，该县签订的衍生工具合约在法律上是无效的。要求美林公司赔偿因越权行为而造成的损失。

系统风险

系统风险(SystemRisk)是指：1.因单个公司倒闭、单个市场或结算系统混乱而在整个金融市场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导致金融机构相继倒闭的情形；2.引发整个市场运行困难的投资者“信心危机”。系统风险包括因单个公司或单个市场的波动触发连片或整个市场崩溃的风险。

对于系统风险来说，场外衍生工具市场是监管的重点。一些金融或证券业务集中在少数金融机构手中，并用以进行非对冲的投机活动。如果一家大公司倒闭，这将成为系统风险所带来的“多米诺骨牌效应”的潜在根源。因市场或交易大量亏损而引起全球交易对手违约的风险已不仅仅是一种潜在的可能了。由于这个市场上机构之间的责任相互交叉，并与现货市场相联系，因此加剧了这种风险。

监管者范文篇8

市场风险(MarketRisk)是指因市场波动而导致证券公司某一头寸或组合遭受损失的可能性，这些市场波动包括：1.利率、汇率、股价、商品价格及其他金融产品价格的波动；2.收益曲线的变动；3.市场流动性的变动；4.其他市场因素的变动。除股票、利率、汇率和商品价格的波动带来的不利影响外，市场风险还包括融券成本风险、股息风险和关联风险。

市场风险是证券公司最经常面对的一种风险，是风险管理中的重点内容。市场风险给证券公司带来损失的例子比比皆是，美国奥兰治县(ORANGECOUNTRY)的破产突出说明了市场风险所带来的危害。该县司库将“奥兰治县投资组合”大量投资于所谓“结构性债券”和“逆浮动利率产品”等衍生性证券，但当利率上升时，衍生金融产品的收益和这些证券的市场价值随之下降，从而导致奥兰治县投资组合出现了17亿美元的巨额亏损。

宝洁公司(Procter&Gamble)参与了与德国和美国利率相挂钩的利率衍生工具交易，当两国的利率水平上升高于合约规定的利率时（要求宝洁公司按照高于商业票据利率1412基点的利率支付），这些杠杆式衍生工具就成为公司所需承受的负担。在冲抵这些合约后，宝洁公司亏损了1.57亿美元。

信用风险

信用风险(CreditRisk)是指合同的一方不履行义务的可能性，包括贷款、互换、期权交易及在结算过程中因交易对手不能或不愿履行合约承诺而使公司遭受的潜在损失。这些合约包括：1.按时偿还本息；2.互换与外汇交易中的结算；3.证券买卖与回购协议；4.其他合约义务。

证券公司签订贷款协议、场外交易合同和授信时，将面临信用风险。通过风险管理控制以及要求对手保持足够的抵押品、支付保证金和在合同中规定净额结算条款等程序，可以最大限度降低和规避信用风险。

近年来，信用风险问题在许多美国银行中开始显现出来。例如，由于亚洲金融风暴，J·P·摩根不得小将其约6亿美元的贷款因借款者无法履约而划为不良资产，该银行1997年第4季度的每股盈利为1.33美元，比上年的2.04美元减少了34.8%，比市场预期的每股收益1.57美元也要低15.29%。

流动性风险

流动性风险(LiquidityRisk)是指证券持有者不能以合理的价格迅速地卖出或将该工具转手而导致损失的风险，包括不能对头寸进行冲抵或套期保值的风险。

我们可以用Askin管理公司在1994年3月损失6亿美元的案例加以说明。Askin管理公司擅长投资于按揭保证债务工具，这些工具因具有很高的信用和利率风险而在华尔街被称为“有毒垃圾”。当利率猛升时，这些债务工具的交易停止，因为没有交易对手，Askin公司无法以接近当初购买的价格脱手。此外，Kidder.Peabody公司因贷款给Askin公司从事上述交易也损失了2550万美元。

操作风险

操作风险(OperationalRisk)是指因交易或管理系统操作不当或缺乏必要的后台技术支持而引致的财务损失，具体包括：1.操作结算风险，由于定价、交易指令、结算和交易能力等方面的问题而导致的损失；2.技术风险，由于技术局限或硬件方面的问题，使公司不能有效、准确地搜集、处理和传输信息所导致的损失；3.公司内部失控风险，由于超过风险限额而未被觉察、越权交易、交易部门或后台部门的欺诈（例如账簿和交易记录不完整、缺乏基本的内部会计控制）、职员业务操作技能的不熟练以及不稳定并易于进入的电脑系统等原因而造成的风险。市场风险

市场风险(MarketRisk)是指因市场波动而导致证券公司某一头寸或组合遭受损失的可能性，这些市场波动包括：1.利率、汇率、股价、商品价格及其他金融产品价格的波动；2.收益曲线的变动；3.市场流动性的变动；4.其他市场因素的变动。除股票、利率、汇率和商品价格的波动带来的不利影响外，市场风险还包括融券成本风险、股息风险和关联风险。

市场风险是证券公司最经常面对的一种风险，是风险管理中的重点内容。市场风险给证券公司带来损失的例子比比皆是，美国奥兰治县(ORANGECOUNTRY)的破产突出说明了市场风险所带来的危害。该县司库将“奥兰治县投资组合”大量投资于所谓“结构性债券”和“逆浮动利率产品”等衍生性证券，但当利率上升时，衍生金融产品的收益和这些证券的市场价值随之下降，从而导致奥兰治县投资组合出现了17亿美元的巨额亏损。

宝洁公司(Procter&Gamble)参与了与德国和美国利率相挂钩的利率衍生工具交易，当两国的利率水平上升高于合约规定的利率时（要求宝洁公司按照高于商业票据利率1412基点的利率支付），这些杠杆式衍生工具就成为公司所需承受的负担。在冲抵这些合约后，宝洁公司亏损了1.57亿美元。

信用风险

信用风险(CreditRisk)是指合同的一方不履行义务的可能性，包括贷款、互换、期权交易及在结算过程中因交易对手不能或不愿履行合约承诺而使公司遭受的潜在损失。这些合约包括：1.按时偿还本息；2.互换与外汇交易中的结算；3.证券买卖与回购协议；4.其他合约义务。

证券公司签订贷款协议、场外交易合同和授信时，将面临信用风险。通过风险管理控制以及要求对手保持足够的抵押品、支付保证金和在合同中规定净额结算条款等程序，可以最大限度降低和规避信用风险。

近年来，信用风险问题在许多美国银行中开始显现出来。例如，由于亚洲金融风暴，J·P·摩根不得小将其约6亿美元的贷款因借款者无法履约而划为不良资产，该银行1997年第4季度的每股盈利为1.33美元，比上年的2.04美元减少了34.8%，比市场预期的每股收益1.57美元也要低15.29%。

流动性风险

流动性风险(LiquidityRisk)是指证券持有者不能以合理的价格迅速地卖出或将该工具转手而导致损失的风险，包括不能对头寸进行冲抵或套期保值的风险。

我们可以用Askin管理公司在1994年3月损失6亿美元的案例加以说明。Askin管理公司擅长投资于按揭保证债务工具，这些工具因具有很高的信用和利率风险而在华尔街被称为“有毒垃圾”。当利率猛升时，这些债务工具的交易停止，因为没有交易对手，Askin公司无法以接近当初购买的价格脱手。此外，Kidder.Peabody公司因贷款给Askin公司从事上述交易也损失了2550万美元。

监管者范文篇9

本文作者：吴海涛工作单位：武汉供电公司

假设电力市场弈有两个参与人，监管方和被监管方。监管机构对电力企业进行监管时，监管查处所付出的成本为C，它包含对电力企业的市场交易行为进行调查，并对欺诈、违规行为的电力企业进行处理所消耗的费用。监管机构成功监管查处违规行为可带来的货币收益为U，监管者如果进行监管监察发现被监管者有违规行为并进行查处，处以经济处罚为A。如果被监管进行了违法违规的行动，而监管者疏于职守，则造成的损失为D（用货币表示）。被监管者如果守规交易，则得到的收益为E1，如果违规交易，则获得收益为E2，且E2>E1。由于我国电力市场监管能力的有限，为了更接近实际情况，假定市场监管者即使选择监管也不一定能查出市场上的违规行为，由于电力市场信息不对称，交易行为隐蔽性强，还有可能监管者付出了监管成本，没有查处出违规行为，误吧违规行为当作正当行为。假设监管方进行监管的概率为PC，则不监管的概率为1-PC。监管方进行监管，能够正确查处违规行为的概率，我们用稽查的正确率Pr表示，则监管方进行监管，但是没有正确稽查处违规行为而进行查处的概率为1-Pr，且监管部门因为监管不力得到的惩罚也为D。被监管方守法交易的概率为Pk，则进行违规交易的概率为1-Pk。根据上述假设，建立的电力市场交易秩序监管博弈，其战略表达式为：监管机构的纯战略空间为：S1={A1:进行监管并查处违规行为，A2：进行监管但是没有查处违规行为，A3：不进行市场监管}。被监管方的纯战略空间为：S2={B1：被监管单位按照正常市场持续交易，B2：被监管单位违规交易}。由此得到双方博弈矩阵如表1、2所示：表1电力市场交易行为监管博弈矩阵表2不确定信息的监管博弈矩阵由于实际上监管机构能否正确查处被监管对象的违规行为，不受监管方的主管控制，考虑监管机构稽查正确的概率，将表1的博弈矩阵变为表2所示的博弈矩阵。从博弈矩阵中可以看出，当-C+Pr(U+A)-(1-Pr)D<-D时，即Pr(U+A)+PrD<C时，（不监管，违规交易）是该博弈的唯一纳什均衡。它的经济学含义是监管者监管成本太高，其监管得到的收益与不监管时的惩罚之和也不及监管成本，使得监管者没有意愿和激励去进行监管，因为这样的结果是得不偿失的。其原因是两个方面原因，一个是发展初期，电力市场效率低下，监管者发现交易违规弥补的损失对于提高市场效率并不明显；另一个是监管者的经验，手段和技术水平还处在一个比较低下的阶段，因而监管成本非常高。当-C+Pr(U+A)-(1-Pr)D>-D，即Pr(U+A)+PrD>C时，当监管机构不不进行监管时，被监管对象的最优策略是违规交易，当监管机构进行监管时，被监管对象的最优策略取决于E1和E2-PrA，只有在E1>E2-PrA时即PrA>E2-E1时，被监管企业才会选择不违规交易，因此该博弈不存在纯策略纳什均衡。现在考察该博弈存在混合策略纳什均衡的可能性。则监管者采取监管的期望收益为：Ug1=Pk(-C)+(1-Pk)[-C+Pr(U+A)-(1-PrD），监管者不监管的期望收为Ug2=Pk*0+(1-Pk)(-D)，被监管对象合法交易的期望收益为:Uc1=PcE1+(1-PC)E1，被监管对象违规交易的期望收益为：Uc2=PC(E2-PrA)+(1-PC)E2。则监管方的期望效用为：Ug=PCUg1+(1-PC)Ug2，该效用的一阶条件为：坠UC/坠Pk=-C+Pr(U+A)-PkPr(U+A)-(1-Pr)PkD=0解得：Pk*=1-C-(1-Pr)DPr(U+A)-(1-Pr)D由此可以看出，监管成本C越小，被监管方的遵守交易规则的可能性越大；对违规行为的处罚A越大，企业遵守交易规则的可能性越大；由坠P＊k／坠D>0可知，政府对监管机构监管不利的惩罚越大，企业遵守交易规则的可能性越大；由坠P＊k／坠Pr>0可知，监管机构在监管稽查过程中，正确率越高，被监管企业守规的可能性越大，这与现实情况一致。被监管方的期望效用为：UC=PkUC1+(1-Pk)UC2该效用的一阶条件为：坠UC/坠Pk=E1-PC(E2-PrA)-(1-PC)E2=0。解得：P*c=(E2-E1)/(PrPA)由此可以看出，当被监管企业违规交易带来的额外收益VE=E2-E1越大，则监管部门采取监管的可能性越大；当监管部门稽查正确率越低，对违规行为的处罚金额越低时，监管的可能性越大，这与现实情况是一致的。处罚力度为：A*=(E2-E1)(PcPr)。可以看出，当被监管企业的违规交易带来的额外收益越大，则处罚金额越高；当被监管企业的遵守规则的概率越小，监管机构稽查正确率越低的时候，处罚力度应该越大。

通过进一步分析，对我国电力市场监管有如下启示：①由纳什均衡解（不监管，不违规）及均衡条件E1莛E2可知，如果电力企业选择违规交易获得的收益不能够比守规交易获得的收益多时，电力企业将自觉选择遵守市场秩序，而监管部门将将不用进行监管，这是电力市场监管最理想的均衡状态。这可以得到启示对于电力市场的监管，不能一味的采取加强监管力度的单一手段，应该适当从激励的角度出发，从整体上提高电力企业的质量和利润水平，才能从根本上长期降低电力市场上违规行为发生的程度。但是现阶段我国电力业的整体质量和利润水平都不高，要想短期内降低电力市场违规交易行为的发生的程度，提高监管效率，从模型的另外两个均衡解及均衡条件中我们可以找到答案。②由纳什均衡解（不监管，违规交易）及均衡条件E1<E2且Pr(U+A)+PrD<C可知，如果监管机构对电力企业违规交易行为的处罚力度不够，自身监管水平过低，造成稽查正确率不够高，同时违规交易能够比守规交易带来更大的收益，那么电力企业将会纷纷采取违规交易行为，即使遭受经济处罚也在所不惜，造成电力市场的恶性竞争。由此看来，监管部门必须在加大惩罚力度，加强自身监管队伍的建设，提高监管人员素质，才能降低电力企业的非正当行为。③由混合策略的纳什均衡解，P*c=(E2-E1)PrA，以及P*k=1-[C-(1-Pr)D]/Pr(U+A)-(1-Pr)D的分析中可得，当电力企业违规交易得到的额外收益越大，监管机构的稽查正确率以及对违规行为的处罚力度越小时，则需要监管部门以更大的比例进行监管。当监管成本越高，对违规行为的处罚力度越小，监管机构的稽查正确率越低，政府对监管机构监管不力的处罚越低时，电力企业进行违规交易的比例越大。综上所述，要想提高电力市场监管效率，不但要加大对违规行为的处罚力度，也要对监管部门的监管不力加大处罚力度，同时要不断提高监管机构的专业水平，降低监管成本。□

监管者范文篇10

由于金融风险的感染性，美国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很快就波及到欧洲国家。特别是东欧国家，加入欧盟时间不长，其金融体系尤为脆弱，在危机的冲击下几近崩溃。东欧国家的金融危机，一定程度上是因为东欧国家的金融体系过于依赖西欧国家;同时，这场金融危机也暴露了欧盟跨国金融监管体制中存在的严重漏洞。当具有特殊金融体系结构的东欧国家面临流动性困难时，欧盟在对跨国银行监管制度中所采取的母国监管制度根本没有发挥监管保障作用，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东欧国家的金融体系一步步走向崩溃的边缘。全球性金融危机爆发之前，以西欧国家为母国的跨国银行在欧盟得到了蓬勃发展。跨国银行的兴旺，给欧盟各国的金融发展都带来极大的促进作用，那些新近加入欧盟的中欧和东欧国家尤其如此。这些国家大多是已经将金融市场完全自由化的中等规模国家，以西欧发达国家为母国的金融集团控制着这些国家的国内银行业体系以及大部分的银行业资产。斯洛文尼亚36%的银行资产由外国金融集团所掌控，而爱沙尼亚的这一比例甚至高达97%。［1］7自2005年起，欧洲五大银行在各主要中东欧国家的市场集中率维持在48%到99%之间［2］，也就是说，少数几个跨国银行集团控制了中、东欧国家银行业的绝大部分份额。即使是在欧盟新成员国中最大的国家———波兰，外国银行在该国市场所占的份额也很大，以致它们对波兰金融体系的影响远远大于它们的母公司对母国金融体系的影响。［3］211－229

外国银行推动了中欧和东欧国家的国内金融市场转型，使它们能够迅速赶上较发达国家的步伐。这些外国银行并购了很多东道国的当地银行，对它们改进管理结构、注入资金和技术，并且开发了新的市场，包括消费贷款和对那些难以通过外部融资获得资金的企业进行贷款。在这些外国银行所采取的经营策略的推动下，中、东欧东道国的金融业得以迅速发展。1998年，中、东欧国家刚刚开始发展金融市场时，它们的金融市场大多落后于GDP水平相当的其他国家，但是2000年之后，它们已经基本赶超上来。在随后的短短5年时间内，这些国家的信贷相对于GDP的比例就翻了一倍，某些国家的比例甚至高达三倍。［4］

2006年年末，保加利亚、克罗地亚、捷克、爱沙尼亚、匈牙利、拉脱维亚、波兰、罗马尼亚、斯洛文尼亚等国家对私营部门的信贷年增长率从17%增加到64%。［5］这样的数据已经足以让人惊讶，但事实上这些数据仍然低估了实际的信贷增长，因为它们只计算了国内银行的信贷膨胀增长，没有计算对居民、企业的跨境直接借贷。面对金融业的高速增长，中、东欧东道国的监管机构开始担心本国金融业的发展，它们尤其担心信贷市场的快速扩张将难以持续，并且迅速扩张还有可能导致金融危机。于是，这些东道国开始采取措施以减缓国内金融中介信贷扩张的速度，对它们提出更高的资金储备要求，并规定每个银行信贷量的上限。［6］15然而，这些监管措施对于抑制信贷扩张的效果微乎其微，信贷扩张仍在快速膨胀。东道国的监管者们发现，总体来说，那些在东道国获准经营的外国银行的子行还是遵守了新的信贷限制规定，但是它们设立在母国的母公司却并不通过它们这些子公司输送信贷，而是直接提供贷款给东道国的消费者们。另外，一些驻地在母国的母公司还在东道国设立了很多融资租赁公司和其他机构，这些机构能够像银行一样向东道国注入大量信贷资金，并且不受东道国银行业监管规则的规制。因此，东道国监管机构颁布的新监管措施，对于跨国银行集团而言并没有起到有效的监管和规制的作用。［1］6面对这个棘手的问题，东道国的监管机构与母国监管机构进行了磋商，希望能够在监管跨国银行问题上形成母国和东道国之间的监管合作机制。然而，银行母国的监管机构对这些问题却不以为然。它们认为，这些跨国银行不仅仅是在提出这些问题的东道国从事经营活动，它们还在其他很多国家也进行诸多金融产品的经营，母国监管机构觉得自己没有理由去干涉。

恰恰在此期间，美国的金融危机开始溢出其国境，引发了全球性的信贷紧缩。由于全球金融市场中的流动性发生紧急刹车，这些跨国银行的母公司发现自己也很难从银行间市场募集资金来继续在东道国的扩张性经营策略，于是它们舍车保帅，大量削减在外国市场的信贷活动。外国银行的信贷急剧收缩，使得中欧和东欧国家的金融市场遭受了资金大量外流的打击。2008到2009年间，从外国的资金流入忽然停止，随之而来的是东道国国内资金开始大量外流，这使得东道国的经济直线衰退，很多国家被迫向多边国际组织寻求帮助。在此期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向很多国家提供了紧急贷款。欧洲复兴开发银行与世界银行及欧洲投资银行设立了一个联合行动计划，投入245亿欧元以支持这一地区的银行业。另外，欧洲中央银行也为欧元区外的中央银行提供了额外的流动性帮助。作为欧盟诸多跨国银行东道国的中欧、东欧欧盟成员国，在此次金融危机中损失惨重。

二、跨国银行监管制度的缺陷

过去20年里，为了缓和国家保护主义，便利跨国银行进入外国市场，减轻跨国经营的金融机构的监管负担，各国立法者以及广大学者付出了不懈的努力、做出了智识上的贡献，把分裂的各国金融市场整合成为单一的全球市场，由此催生出了一系列监管规则。以共同认可的审慎监管标准为基础的母国监管原则，已经成为设计和建构大部分跨国金融机构监管制度中的核心原则。母国监管原则首先确立在《巴塞尔资本协定》之中。欧盟在其金融监管中同样采用这一制度。比如说，欧盟设立了“单一银行执照”制度，即已经在一个成员国获得执照的金融中介，在其他的成员国提供金融服务和设立分支机构时无须另行取得监管许可，这是对现行的“母国———东道国”监管体系的进一步强化。

对跨国金融机构进行有效监管所面临的主要问题是，要确保各个国家监管职能的有效分配和监管者之间的协调合作，因此，对跨国金融机构监管的国际监管机制所面临的问题主要是监管权力和责任在各个监管者之间的分配。一项有效的跨国金融监管机制必须保证监管权责分配一致，并且要促进监管者之间的积极合作。但是，目前巴塞尔协议和欧盟规则中现存的以母国为中心的跨国银行监管体制，均不能满足这两方面的要求，它们所确定的母国和东道国之间监管责任的分配，并不能很好的缓解东道国和监管国之间在监管方面存在的利益冲突。在欧盟现行监管体制下，监管管辖权分配的设置仅仅与金融中介机构的形式相关联，因而东道国对于跨国银行在本国境内活动的监管权力受到限制。毫无疑问，巴塞尔协议中注重母国监管机制有效运作的前提是，跨国金融服务提供者所进行的核心金融行为，主要是发生在该机构的母国管辖范围之内，而跨国金融中介机构在母国之外所进行的金融行为，只占其业务行为的极小一部分，并且该机构的海外行为很少影响到东道国的金融体系，但是反过来，这些金融机构设立在母国的总部的行为能够实质地影响其在海外分支机构的经营，尤其是当这些分支机构在其东道国具有系统重要性时，这种来自母国的影响会对东道国的金融体系产生系统性风险。欧洲经济共同体国家从信贷繁荣到破产的整个经历表明，在那些本国银行业市场过度饱和的国家里，海外市场已经成为跨国银行发展的新目标，它们在东道国市场的活动日益活跃，而且在东道国的金融市场中占据着很高的市场份额，于是它们对东道国金融稳定的影响日益增强。如果东道国对此监管得力，这些跨国银行的到来可能会对该国金融市场的发展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然而，当母国对跨国银行监管不力、东道国又无法监管时，东道国的整个金融体系都可能落入跨国银行的股掌之中，面临着不稳定的风险。［7］32

另外，国际上现行的跨国银行监管体制忽略了母国和东道国之间潜在的利益冲突，母国对于监管在东道国的银行分支机构的活动风险没有积极性。该体制几乎没有考虑到跨国银行的行为对两个国家制造的风险是不同的。母国的监管者主要关注的是银行的业务范围，而它们并不关心银行活动是否会对外国金融市场的稳定性产生系统性风险。与巴塞尔协议相比，欧盟的监管体制更加注重跨国银行母国的监管。欧盟的单一执照制度规定，一个成员国的银行首次在另一个成员国设立分行或提供跨境服务时，只需要通知后者的监管机构便可，只有设立子公司的情形例外。因此，这种制度实际上削弱了跨国银行在母国以外的其他欧盟成员国的市场准入监管。然而与此同时，欧盟的相关法律却进一步强调了母国监管者在合作监管中主导地位。①欧盟指令虽然规定了委托监管制度，使得东道国可以将其自身享有的在其领土范围内对外国子公司的监管权委托授权给该外国金融机构母国监管者来行使，但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任何一个东道国运用过这种委托权。［1］20

总体来说，虽然巴塞尔协定以及相关的欧盟监管指令和指引都呼吁东道国与母国的监管合作，特别是在发生金融危机的时候这种监管合作格外重要，但是上文所提到的由于欧盟现行的监管体系所造成的监管权力与监管成本、风险承担分配的错位，导致了双方国家在监管上各自明哲保身、合作懈怠情形的出现。而与此同时，各国金融的相互依赖性不断增长。当欧盟中的那些中、东欧国家向外国金融投资者开放他们的边境后，其自身的金融市场被外国集团占据相当大的份额，并且大量的资金跨过边境涌入，这就使得这些东道国暴露在这些外国集团的金融活动的风险中。这样一来，现存监管体制下的母国对于跨国银行进行监管节制的脆弱性就更加凸显出来。在各个金融体系相互高度依赖的现实环境下，危机感染可能会发端于任何地方，继而蔓延祸及其他甚至全球的金融体系。［8］51因此，对于金融风险的早期觉察和防范是首要的，但是这一点实际上却很难做到，因为东道国和母国的监管者获取的信息总是不完整的。［9］31其中，东道国无法获取母国银行那些会影响东道国市场的活动信息，而母国监管者也无法获得足够的信息来了解母国银行的所有活动会如何影响外国金融市场。

目前，在母国监管者起主导监管作用的情形下，东道国监管者不能够对于这些跨国金融机构，特别是掌控整个跨国金融集团业务策略的母公司，进行真正有效的监管，而掌握监管实权的母国监管者希望通过监管成本在国外外部化的方式来避免本国监管不力的不良后果。欧盟各成员国之间国界的存在，使得他们在监管金融市场、承担金融风险以及承担损失方面各自独立，如此一来，各国就都试图将本国银行所承担的风险外部化，从而转嫁本国承担的金融风险以及损失。正因为如此，这些银行的母国监管者愿意不惜一切代价，保证提供足够的资金，以维持母国金融体系的稳定性，但是却将中、东欧市场的残局交给了国际金融组织来收拾。他们只关心其所监管的母国银行的稳定性，而很少对这些银行拥有巨大份额的其他国家金融市场的稳定性予以关照。作为这些银行行为受害者的国家，却要为此付出缓和相关风险和减少损失所带来的成本。最终，因金融危机而产生的成本和损失落到了这些国家的国民身上。然而，欧盟法和巴塞尔协定中典型的跨国金融监管者却只关注东道国对跨国金融机构子公司的监管失误可能对母公司和母国市场产生的不利影响。由此可以看出，欧盟所采用的、也是国际上通行的跨国银行监管制度存在缺漏，这正是导致东道国面临窘境的重大原因。虽然母国银行所采取的行为看似不会对母国银行自身以及母国金融市场稳定性造成任何影响，但是该行为实际上会给东道国造成极大的损失。而母国监管机构也不会愿意去内化这些东道国的特有风险，因为它们自己不会因此而遭受损失。最终，陷入金融危机的东道国只能求助于诸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欧洲复兴开发银行之类的多边贷款机构。

三、可能的改革方向

从以上欧盟跨国银行监管制度存在的疏漏来看，要解决跨国银行监管的问题，就必须有效解决监管管辖权配置与监管责任、不良后果损失承担错位的问题，并且要提高监管者之间合作监管的积极性，这才能够让跨国银行的东道国走出监管的窘境，建立适应现今金融市场监管需要的新监管体制。对于监管失误所导致的成本分配问题进行判断，不能仅仅只考虑相关金融机构的住所地，还要考虑提供金融服务所可能带来的不利影响的发生地、承受地，必须对各方监管者所承担的风险作出正确的评估和判定，它要求首先应当明确跨国银行的不良经营行为所导致的成本和损失最终由哪一个国家实际承担。

综上所述，对于跨国银行的监管，需要建立起一种新的监管权责分配制度。无论金融机构的性质如何(是银行还是非银行金融机构)，无论该机构在法律上的住所地是否位于该国境内，也无论该行为的发生地是在国内还是国外，东道国的监管者都应当对那些给本国金融体系造成实质影响的金融机构所实施的行为享有管辖权。不过，这种注重影响效果的金融监管并不能完全取代实体住所地监管体制，而只是作为原有体制的有效补充和完善。当然，在金融服务领域的实践中，以效果为基础的监管体制也可能面临两方面的问题:第一，该监管体制可能使得国际金融服务提供机构面临更大的监管负担，从而阻碍金融全球化的进程;第二，也可能阻碍各个成员国家监管者之间的合作。就第一方面的问题来讲，金融危机的出现将证明负担转移给了那些仍然坚持资本绝对自由流通主义的一方(国际金融服务提供机构)。在以效果为基础的监管体制下，进行跨国金融服务活动需要牵涉到多个国家的监管者，这也就不可避免的增加了跨国银行的交易成本，但是从社会福利的角度上讲，总归是损益相抵。国际金融市场的自由化以及跨国巨型金融机构的出现和壮大，加大了诸多国家国内金融体系的不稳定性。而增加这些机构进行国际资本不审慎的过度扩张行为的成本，则能在一定程度上减缓各国可能面临的以上风险。另外，监管权力的分配应当与各自所承担风险的大小相一致。同时，应当保证那些金融行为后果承担主体在金融体系内部的独立性。在流动资本方面，金融机构有权对目标市场进行选择，个别金融机构的母国应当有权对该选择权进行干预，因为该国将承担金融机构运营行为所产生的后果。如上文所述，拥有更大的潜在市场的国家享有更大的决定权力，而那些国内市场相对较小的国家则很难享有同等的权力。那么，他们将在国际金融活动中承担更大的风险。对于加强各国监管者之间合作的问题，授予各个监管者一定的监管权力和责任更有利于解决各国之间的分歧，加强相互合作。而现存的监管体制只将监管权授予了银行注册地所在国的监管机构。巴塞尔协议以及欧盟指令所建构的“监管者联盟(CollegeofSupervisors)”等制度都希望加强母国监管者和东道国监管者之间的合作，同时，它又特别规定母国的监管在这里起主导作用。如前面分析所指出的，这种制度架构在另一方面导致了东道国以及母国监管者双方监管的松懈。

相反，注重效果的监管体系则规定，由于东道国与母国监管者负有不同的监管目标，那么就应当根据具体情况作出具体分析，依据最终效果最佳的原则来确定采取何种监管合作的方式。当监管目标能得到很好协调，或者通过社会福利分析，可以认定某方监管者的监管目标优于另一方的时候，采用集中监管更为合理。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仍然坚持采取分散监管权的方式，当然会导致无效率的重复监管。而另一方面，如果各国监管者的监管目标相互冲突，或者很难确定哪个目标更为有利，那么在此种情形下，则应当采取分散监管的方式。而在实践中，各国监管者的监管目标往往会存在分歧，并且监管者很难预料未来可能发生的威胁，那么这就使得采用分散监管权的方式成为必然。诚然，此种方法可能增加监管的成本，因为这毕竟不像在监管者内部分配权力那么简单，同时，它还可能面临国家政策和法律的挑战。一旦缺乏相关条件，这种制度就不能达到原有的目的。但是采用这种方法可以为各国监管者提供积极监管的动因，也就使得监管者负有了相关的监管权力和责任，这便对各国间的监管合作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另外，如果进一步规定各国监管者为协助合作监管所采取的行为将免于承担监管行为所产生的最终后果，那么就更有利于促进以上合作监管的实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