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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战争范文10篇

时间：2023-04-07 17:45:18

货币战争

货币战争范文篇1

于是等到这个假期之际，我问起看过这本书的室友，他说经过一学期的思考以及与课本知识的对照，这本书的确非常好，每每他对萨缪尔森书中描述的美国银行系统创造货币的过程与实质感到迷惑时（而的确美国的银行系统是很令人迷惑的），他就会去翻阅这本书，每次都会有新的体会。看来这本书起码经过了我这位博学的室友一年的考验，具有一定的含金量。于是我就借了这本书，开始研读之。

这是一本我一口气读完的好书，一连五天。但是我需要在这里说明的是，也许这本书会有些许偏颇，材料也不一定完全准确，但是这本书至少给了我一个全新的视角去看世界的经济与金融，我们应当关注这本书的大价值而忽略小错误，所以这样讲来这本书绝对是好书。

这本书提供了非常丰富的史料，描摹了国际金融集团及其各国人在世界金融市场呼风唤雨乃至兴风作浪的过程，简述了货币的发展史以及对于金钱与财富的角逐是如何引导了近现代西方经济与金融制度、货币制度的变化，最终作者还提出了在当前形势下如何看待人民币与美元汇率的变动以及对于汇率如何进行管理、如何防范国际金融投机分子对中国经济的攻击等问题。

实际上看完这本书我就已经想马上动笔完成这本书的读书笔记，但是细想之余确实不敢贸然动笔。由于金融知识尚属匮乏，如若动笔必然会产生一篇言辞激昂但是内容空洞的东西。因此又取来考夫曼的《现代金融体系》一书，当作金融入门书本进行阅读，至此也开始对金融体系有了一个初步的了解，若再深入则开始进入金融计算部分（写这本书的读书笔记我认为还是不要动用数学工具为好，只运用简单的逻辑推理即可），于是便决定停止深入阅读金融书本而开始写这篇或许会十分冗长的读书笔记。

看完这本书后我经过自己的总结与思考提出了以下的一些问题，而此读书笔记便旨在以我学到的经济与最近恶补的金融知识理解并且结合这本书给出自己的回答——这些答案不一定对，甚至可以被称作浅薄或者错误；但是我认为，只要认真去做就会有收获，在知识层面上就会有较大的提高。

先列举我的原材料问题如下，以作为本文的线索：

金本位制的实质是什么？为什么实行金本位制？金本位制的优势与局限分别是什么？

为什么黄金被称为被软禁的货币之王？

因为黄金白银的增速赶不上经济发展的增速，通货膨胀反而有理了？

银行家通过废除金本位，可以通过通货膨胀掠夺人民财富？

那么，什么是财富？

国际银行家们毕生追求的财富是什么？是黄金？白银？各类证券？还是没有实际兑换能力的纸质的美元或是各种货币？

为什么说债务化的货币靠不住，不能成为世界主要储备货币？

为什么中国提出超主权货币的概念？这样是否可视为在挑战美元霸主的地位？

正文：

首先我们先见识一下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智慧：

关于国际金融巨头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发家史以及其如何取得欧洲各国金融货币霸主地位的故事我便不再赘述，我仅在此援引一个例子，则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智慧或者狡诈，可见一斑。

“1815年6月18日,在比利时布鲁塞尔近郊展开的滑铁卢战役,不仅是拿破仑和威灵顿两支大军之间的生死决斗，也是成千上万投资者的巨大，赢家将获得空前的财富，输家将损失惨重。伦敦股票交易市场的空气紧张到了极点，所有的人都在焦急地等待了滑铁卢战役的最终结果。如果英国败了，英国的公债（Consoles)的价格将跌进深渊；如果英国胜了，英国公债将冲上云霄。”…“当内森快步进入股票交易所时，正在等待战报的焦急和激动的人群立刻安静下来。所有人的目光都注视着内森那张毫无表情莫测高深的脸。这时的内森放慢了脚步，走到自己的被称为“罗斯柴尔德支柱”的宝座上。此时他的脸上的肌肉仿佛像是石雕一般没有丝毫情绪浮动。这时的交易大厅已经完全没有了往日的喧嚣，每一个人都把自己的富贵荣辱寄托在内森的眼神上。稍事片刻，内森冲着环伺在身边的罗斯柴尔德家族的交易员们递了一个深邃的眼色，大家立即一声不响地冲向交易台，开始抛售英国公债。大厅里立时就引起了一阵骚动，有些人开始交头接耳，更多的人仍然不知所措地站在原地。这时，相当于数十万美元的英国公债被猛然抛向市场，公债价格开始下滑，然后更大的抛单像海潮一般一波比一波猛烈，公债的价格开始崩溃。”…“这时的内森依然毫无表情地靠在他的宝座上。交易大厅里终于有人发出惊叫“罗斯柴尔德知道了！”，“罗斯柴尔德知道了！”，“威灵顿战败了!”。所有的人立刻像触电一般醒过味来，抛售终于变成了恐慌。人在猛然失去理智的时候，跟随别人的行为成了一种自我强制性行为。每个人都想立刻抛掉手中的已经毫无价值的英国公债，尽可能地留住一些残余不多的财富。经过几个小时的狂抛，英国公债已成为一片垃圾，票面价值仅剩下5%。”…“此时的内森像一开始一样，仍然是漠然地看着这一切。他以一种不是经过长期训练绝不可能读懂的眼神轻微地闪动了一下，但这次的信号却完全不同。他身边的众多交易员立即扑向各自的交易台，开始买进市场上能见到的每一张英国公债。”…“6月21日晚11点，威灵顿勋爵的信使亨利.波西（HenryPercy)终于到达了伦敦，消息是拿破仑大军在8个小时的苦战后被彻底打败了，损失了三分之一的士兵，法国完了！这个消息比内森的情报晚了整整一天！而内森在这一天之内，狂赚了20倍的金钱，超过拿破仑和威灵顿几十年战争中所得到的财富的总和！”

内森-罗斯柴尔德利用投资者普遍的对其情报系统的信任，先散布英国战败的假消息，引发抛售英国公债的狂潮，然后在价格谷底大量吃入英国公债，大发了一笔横财。

讲到金融方面，我们很有必要了解一下货币的发展史。

人类使用货币的历史产生于物物交换的时代。在原始社会，人们使用以物易物的方式，交换自己所需要的物品。但是有时候受到用于交换的物资种类的限制，不得不寻找一种能够为交换双方都能够接受的物品。这种物品就是最原始的货币。

之后，由于贵金属——以金为代表，由于具有体积小、不易磨损、方便携带与分割、不宜变质且难以取得与伪造等特点成为了广为接受的等价物，这就是现代货币的雏形。

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金属货币同样显示出使用上的不便。此时，就出现了纸质的货币，这些纸币是以黄金为基础作抵押的，与黄金可以自由兑换，两者可以同时流通，纸币的发行量也比较少。到19世纪末，资本主义经济出现了速度空前的膨胀与发展，于是纸币逐渐成为主要的流通货币，但是它们仍然有黄金作为发行的保障。

以黄金作为保障的货币制度就是金本位了。

那么金本位制度究竟有什么优势或者好处呢？

金本位制是比较稳定的货币制度，这种货币制度使货币的国内价值和国际价值相一致，外汇的汇率相对稳定（不同国家间的货币汇率由各自货币含金量决定；含金量：在金本位制下，每单位的货币价值等同于若干重量的黄金）；而且由于黄金供应相对稳定，受自然黄金资源制约，不会由于货币供给过剩产生货币贬值与通货膨胀，对初期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和国际贸易的扩大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

既然金本位制度看起来这么好，那为什么金本位最终会被废弃不用呢？金本位的存在触犯了谁的利益呢？

对于金本位崩溃的原因一般来讲的阐述是这样子的：第一，黄金生产量的增长幅度远远低于商品生产增长的幅度，黄金不能满足日益扩大的商品流通需要，这就极大地削弱了以黄金为基础的货币的流通的基础。第二，黄金存量在各国的分配不平衡。1913年末，美、英、德、法、俄五国占有世界黄金存量的三分之二。黄金存量大部分为少数强国所掌握，必然导致以黄金为基础的货币的自由发行和自由流通受到破坏，削弱其他国家货币流通的基础。第三，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黄金被参战国集中用于购买军火，并停止自由输出和银行券兑现，从而最终导致金本位制的崩溃。

但是，货币战争的作者却给出了不同的观点。就第一点而言，金本位下黄金供给量的不足是否会妨碍经济的发展呢？

众所周知，在金本位下，黄金供给量即等于货币供给量，若货币供给量增长速度跟不上商品生产的增长，就会产生通货紧缩——而根据现代经济观点与实证分析表明，轻微的通货膨胀最有利于刺激经济的发展，而强烈的通货膨胀与通货紧缩都会妨碍经济的发展（见附图）

——但是作者却提出，经济增长率与是否通货膨胀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并且举出了例子：

1974年7月13日，《经济学家》杂志发表了一份令人震惊的英国整个工业革命时代的物价统计报告。从1664年到1914年的250年间，在金本位的运作下，英国的物价在长达250年的漫长岁月中保持着平稳而略微下降的趋势。当今世界中，再也找不出第二个国家能够连续不间断地保持了这样长久的物价数据了。英镑的购买力保持了惊人的稳定性。如果1664年的物价指数被设定为100的话，除了在拿破仑战争期间（1813年），物价曾短暂地上涨到180之外，在绝大部分时间里，物价指数都低于1664年的标准。当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英国的物价指数为91。换句话说说，在金本位的

体制下，1914年的一英镑比250年前的1664年的等值货币的购买力更强。

在金银本位之下的美国,情况也非常类似。1787年，美国宪法第一章第八节授权国会发行和定义货币。第十节明确规定，任何州不得规定除金银之外的任何货币用以支付债务，从而明确了美国的货币必须是以金银为基础。《1792年铸币法案》确立了一美元是美国货币的基本度量衡，一美元的精确定义为含纯银24.1克，10美元的定义为含纯金16克。白银作为美元货币体系的基石。金银比价为15：1。任何稀释美元纯度，使美元贬值的人都将面临死刑的处罚。

1800年，美国的物价指数约为102.2，到1913年时，物价下降到80.7。在整个美国工业化的巨变时代，物价波动幅度不超过26％，在1879年到1913年的金本位时代，物价波动幅度小于17％。美国在生产飞速发展，国家全面实现工业化的历史巨变的113年里，平均通货膨胀率几乎为零，年均价格波动不超过1.3％。

同样是在金本位之下，欧洲主要国家在从农业国向工业国转变的经济空前发展的关键时代，它们的货币同样保持了高度的稳定性。

法国法郎，从1814年到1914年，保持了100年的货币稳定。

荷兰盾，从1816年到1914年，保持了98年的货币稳定。

瑞士法郎，从1850年到1936年，保持了86年货币稳定。

比利时法郎，从1832年到1914年，保持了82年货币稳定。

瑞典克朗，从1873年到1931年，保持了58年的货币稳定。

德国马克，从1875年到1914年，保持了39年的货币稳定。

意大利里拉，从1883年到1914年，保持了31年的货币稳定。

难怪奥地利学派的米赛斯将金本位高度评价为整个西方文明在资本主义黄金时代的最高成就。没有一个稳定合理的货币度量衡，西方文明在资本主义迅猛发展的阶段所展示出来的巨大的财富创造力，将是一件无法想象的事。

黄金与白银在市场的自然进化过程中所形成的高度稳定的价格体系，可以让所有20世纪以来的“天才”经济规划者们汗颜。黄金和白银作为货币是自然进化的产物，是真正市场经济的产物，是人类信赖的诚实的货币。

所谓货币度量衡，就是不以金融寡头的贪婪本性为转移，不以政府的好恶为转移，不以“天才”经济学家的利益投机为转移，历史上只有市场自然进化而来的黄金和白银货币做到了这一点，未来也只有黄金和白银才能担当这一历史重任,只有黄金和白银才能诚实地保护人民的财富和社会资源的合理分布。

当代的经济学家有一种普遍流行的观点，认为黄金和白银增加的速度赶不上财富增加的速度,在黄金和白银货币体系之下，将会导致通货紧缩，而通货紧缩则是所有经济体的大敌。这实际上是一种先入为主为主的错觉。“通货膨胀有理”的歪论完全是国际银行家与凯恩斯们共同炮制出来，用以废除金本位，从而通过通货膨胀的手段向人民“隐蔽征税”,不露痕迹地进行抢劫和偷窃人民财富的理论依据。英美等欧美主要国家从17世纪以来的社会实践，以无可辩驳的事实说明了社会经济的巨大发展并不会必然造成通货膨胀，事实上，英美两国都是在轻度通货紧缩状态下完成了工业革命。

那么，在这一点上，通货膨胀是否是必要的，废除金本位制是历史的必然的要求还是国际银行家们蓄意通过通货膨胀与经济波动剥夺人民财富，我们还是不得而知。

经济学从来就不是一个会有准确答案的学科。

那么，金本位废除以后有什么影响呢？

首先便是各国可以通过滥发没有兑换力的法币，实行货币贬值、推行通货膨胀政策——这是因为废除金本位制后，各国为了弥补财政赤字或扩军备战，会滥发不兑换的纸币，加速经常性的通货膨胀，不仅使各国货币流通和信用制度遭到破坏，而且加剧了各国出口贸易的萎缩及国际收支的恶化。其次各国可以通过控制货币的发行量，“管理”汇率，设定对己方进出口有利的汇率，导致汇价的剧烈波动，冲击了世界汇率制度，对国际贸易造成一定影响，长此以往若引发汇率战，争相贬值货币，则会导致各国现行货币制度趋于崩溃。

最重要的是，币值不稳定则人民的财富价值长期处于波动之中，完全出于国家掌控之下，没有稳定的保障。失去黄金这一标准的度量物，在虚伪的货币面值之下，财富时常趋于虚幻。

这也许就是一些经济学家称黄金白银等贵金属为诚实货币的原因。

列宁曾断言，不断地借助通货膨胀，政府可以秘而不宣地没收其公民的大部分财富。

讲了这么多，利益争夺的核心便是财富。我们不禁要问，究竟什么是财富？国际银行家们不顾一切追求的财富是什么？是黄金？白银？各类证券？还是没有实际兑换能力的纸质的美元或是各种货币？

书中并没有给出准确的答案，而各经济教科书也从未下过定义。我想，没有实际价值的如今已经债务化的纸币不是；曾经被视为财富象征的黄金白银经过国际银行家的打压如今也没有了实际流通作用；各类资产性或是债务性的证券也不会是我们要找寻的答案。

我个人认为，回归到原始的观点上，财富便是实物资产，这一观点我认为可以通过阐述证实：银行家控制银行，通过大量发行货币与信贷，恶意制造通货膨胀，推高资产价格制造泡沫，继而以控制通货膨胀为名猛抽银根制造通货紧缩，通过货币传导机制影响汇率，迫使大批企业倒闭和人民破产，使经济陷入萧条，从而在此时以正常价格的几分之一甚至几十分之一来贱价收购核心资产。而这些资产便是地产、机器设备等可以争取未来现金流的资本，这些便是财富的现实化身。

那么，在全球范围内，金本位制的废除对于各个国家，包括我国，会有什么影响呢？这要从外汇储备谈起。

外汇储备（foreignexchangereserve），又称为外汇存底，指一国政府所持有的国际储备资产中的外汇部分，即一国政府保有的以外币表示的债权，也是一个国家货币当局持有并可以随时兑换外国货币的资产。狭义而言，外汇储备是一个国家经济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国用于平衡国际收支，稳定汇率，偿还对外债务的外汇积累；广义而言，外汇储备是指以外汇计价的资产，包括现钞、国外银行存款、国外有价证券等。外汇储备是一个国家国际清偿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对于平衡国际收支、稳定汇率有重要的影响。

外汇储备的具体形式是：政府在国外的短期存款或其他可以在国外兑现的支付手段，如外国有价证券，外国银行的支票、期票、外币汇票等。主要用于清偿国际收支逆差，以及干预外汇市场以维持本国货币的汇率。

据最新（2009年4月底）数据统计，目前大陆外汇储备排名世界经济体第一，日本居二，俄罗斯居三，中国台湾居四。

脱离了以黄金作为货币担保的货币即是债务化的货币。一般来讲，一个国家储备财富，可以有两种方式：一是持有黄金白银等贵重金属；而是持有全世界普遍接受的储备货币资产。而一般来讲，储备货币的发行国必须有能力保持币值的稳定，维持国际正常的贸易情况。这样的货币需要是有实物如黄金作为担保，而不是以未来的收入作为担保——但如今的美元已经发展到了这一步，成了没有实际价值的债务化的货币。从理论上讲，已经失去了作为世界储备货币应具有的特性。

作者在书中提到：

人类有史以来的经验表明，崛起中的国家或地区总是以更加旺盛的生产力创造出巨大的财富，为了保护自己的财富在贸易中不被别人稀释的货币所窃取，这些地区有着保持高纯度货币的内在动力，恰如19世纪坚挺的黄金英镑和20世纪傲视全球的黄金白银美元，而世界的财富从来就是自动流向能够保护其价值的地方。坚挺稳定的货币反过来又极大地促进了社会分工和市场资源的合理分布，从而形成更加有效率的经济结构，创造出更多的财富。

反之，当强盛的国家开始走下坡路的时候，社会生产力不断萎缩，庞大的政府开销或战争费用逐渐掏空了从前的积蓄，政府总是从贬值货币开始，企图逃避高筑的债台和搜刮人民的财富，此时，财富将不可逆转地外流去寻找其它能够庇护它们的地方。

货币是否坚挺成为一个国家盛衰交替的最早出现的征兆。当1914年英格兰银行宣布停止英镑的黄金兑换时，大英帝国的雄风就一去不复返了。当尼克松1971年单方面关闭黄金窗口时，美利坚的辉煌业已到了盛极而衰的转折点。英国的国力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硝烟中迅速地消散，而美国幸运的是在一个没有重大战争的世界里，还能够保持一段时期的繁荣。但表面上鲜花著锦，烈火烹油的大宅门，里子却已逐渐被巨额债务所掏空了。

从历史上看，凡是操弄货币贬值来试图欺骗财富的国家，最终也必将被财富所抛弃。

中国外汇储备（不含港澳台）的主要组成部分是美元资产，其主要持有形式是美国国债和机构债券，位居全球第一。

而由于美元不再与黄金挂钩，在近年来美国多次实行通过增大货币发行量推动通货膨胀降低汇率促进经济发展的政策下，我国账面资产损失严重。

在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美国“开动印钞机”，运用宽松的货币政策救市，导致美元贬值，使得我国外汇储备遭受重大损失。因此，之后我国开始在国际上提出为了保障各国外汇储备安全，应当考虑使用超主权货币这一工具，我认为这可以视为中国已经对美元的霸主地位提出了试探性的挑战。

事实上，一种已经债务化的价值浮动化的已经无法保证币值坚挺的货币，是不够格充当世界储备性货币的。但是，为什么这一概念仍然只是处于口头上说说的阶段而不被世界各国迅速落实实施？

我认为原因有以下几点：

一是如果采用超主权货币，必然导致美国经济的崩溃。为什么美国走上“高消费，低储蓄”这条道路后，经济增长速度仍旧没有减速？原因是其具有美元这一世界霸主，美联储可以通过向全世界售卖以美国人民未来必须缴纳的税收作为担保的美元债券来融资获得资产投资，保住了经济的发展，美国必须每天继续从世界各国人民的身上“吸血”20亿美元的储蓄才能使美国这部“经济永动机”继续运转。而一旦美元失去其霸主地位，便意味着美国再也不能以“骗人的”美元证券得到外国的投资——“断粮”的美国经济会趋向崩溃，而为了维护其经济安全，美国会不惜一切代价维护美元的霸主地位，所以，尝试以超主权货币替代美元绝对会遭到美国的强烈反抗，可能引起强烈的全球经济波动。

二是，若是超主权货币真的得以实施，美国便不再是最强大的经济体，更有可能的是美国一夜崩溃。国际经济政治秩序将重新洗牌，谁将主导未来的国际社会？谁将取得金融的制空权？这势必会带来一场不小的混乱，若是旷日持久，则全球经济陷于倒退与崩溃也是很有可能发生的，这无疑是所有利益集团都不愿看到的。所以，即便目前以美元为核心的国际金融体系难以让人满意，但是若改变它会伤筋动骨带来更大的伤害，根据成本-效益原则，还是不动为宜。

所以，我认为，中国提出超主权货币这一概念既可以视为对美元的试探性挑战，更多的应视为对美国的一种施压，警告美国不宜以牺牲他国利益换取本国利益而无节制地增大货币发行量救市，是美国不敢贸然再对美元进行贬值，短期来看可以保住我国外汇储备的账面价值。

但是，作者在本书中提出了中国可以尝试用人民币夺取世界储备货币的地位，恢复金本位制度等观点，我不敢苟同。

恢复金本位制度已经是不可行的想法，在信贷如此发达的今天，在人们接受债务化货币身在其中浑然不知的今天，恢复金本位制度带来的初期的经济痛苦远远大于后期的好处。作者将恢复金本位制度带来的通货紧缩与GDP的下降称为游冬泳与GDP减肥，想法是好的；但是，在目前情况看来，这场冬泳可能会使经济溺水身亡，而节食减肥最终可能导致经济消瘦致死。

我认为在今时今日现代金融体系已趋完全，纵使内中具有问题或者矛盾，始终是不可凭一时冲动就对其加以改造的。彻底地解决这些问题阻力奇大，甚至可能造成全球经济崩溃的严重后果；因此我认为，认清形势，维持目前金融形势的微妙制衡，谨防国际金融投机者的攻击，健康化国民经济，方是正道。

货币战争范文篇2

初看似乎讲述的是事实；继续似乎是小说，读到一半似乎是事实；当读到最后感觉是真理；回味反思后让我茫然。

开始，对现实很乐观、雄心勃勃；后来消极、低迷；往下是憧憬；似乎理解、领悟；最后是怀疑加上心情的凝重。

主要内容：书中主要讲述了，银行家们是如何编制和精心巧妙地设计每一场战争、每一次金融危机、每一次的谋杀总统、每一位经济学家的理论来攫取他们利润最大化的。其本质是每一次的战争、危机、总统不是自然规律，不是个人意志的决定，而是全世界中最富有的‘罗斯柴尔德’家族及其人的巧妙设计，而在这其中每个人包括经济学家：凯恩斯等的名流，每一位总统及政客都是‘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棋子，工具。

摘自《货币战争》的几句经典语录：

1.如果说战争是政治斗争的延续，那么政治斗争利益冲突的背后是经济利益的较量。

2.在一个商品社会里，没有人会对金钱具有“免疫力”。在战争中学会战争。

3.纯粹的私人友谊是不够的-----罗斯福

4.细节和操作层面完全透明化、科学化，几近无懈可击，而真正的阴谋在政策层面

5.凯恩斯摇旗呐喊、银行家推波助澜、罗斯福瞒天过海

6.货币的命运最终也将成为国家的命运。

7.萨缪尔森认为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是一本写的很糟、组织混乱、充满混淆的书，之所以流行，是因为银行家门喜欢。

当然里面还有太多的经典，仅记录下这么几句。

思考：

财富的乘数效应，同时让我看到权利的乘数效应和衍生延续：罗斯福除了拥有富有的财富外还与9位当过总统的人沾亲。而且每一位总统的背后都是财团和权力的支持。

货币战争范文篇3

宋鸿兵写的《货币战争》购买时间不短了，但到前段时间才集中精力翻阅。读后整体感觉：作为一本学术著作，有些观点发人深省，有些观点似是而非;作为一本小说，有些情节引人入胜，有些情节催人入眠。下面谈谈几点感受。

《货币战争》讲的是从十九世纪欧洲银行家一步步发展壮大到操控政治、经济的走向，为自身利益服务的故事。比如这些财团与美官员串通成立了私有的美联储，使得美国政府没有发行货币的权力，当政府需要发行货币则必须将美国公民未来的税收抵押给美联署，向其贷款，而为此要支付庞大的利息。美联储要做的只是印钞票，再坐收利息。此外，几大财团还联合引爆两次世界大战，操控石油价格以获取石油美圆，操控各种国际组织如imf、世界银行，掠夺第三世界国家的资源和财富，乃至引发多次经济危机。几大财团就是通过合伙抬高一国的股市和房地产价格，制造巨大的金融泡沫，达到一定高度后再抽身出来打压价格，引发泡沫崩溃，导致此国公司和民众的大量破产，再以极低的价格收购大量优质资产，从而控制一国的经济，获取巨大的利益的。

作者认为，打击这些金融财团最好的办法是恢复金本位的货币制度。所谓金本位，是指以黄金储备为货币发行的依据，并且持币人可以用固定的兑换率随时换取等值黄金。注意，在金本位制下，只有黄金的价格是固定的(即兑换率)，而非其他商品的价格也是固定的，其他商品价格的变化也就反映了它们相对于黄金的比价变化。不过，对于同样实行金本位的多个国家来说，由于其本币的单位含金量是固定的，因此相互间的汇率当然也就固定了。因此，金本位有利于国际货币体系的稳定性，及方便进行国际交易和结算。这样，国家才不会被迫的增大货币供应，引发流动性过剩，导致金融泡沫。这样的货币体系会导致货币具有更强的购买力，而对经济危机免疫，这样受益的还是广大的劳动人民，他们辛苦积攒的财富也不会被外国财团以低价轻易的掠夺。

按照作者的观点，重新确立金本位制就可以稳定货币价格，国际银行家就不能通过制造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的周期性经济危机来剪老百姓的羊毛了。这样看来，黄金的价格难道真的要像一些金融炒家说的要迈向2000美元了?但是按照作者的逻辑，很难相信这些金融炒家会希望确立金本位，减少他们炒作市场制造危机的空间。而且，即使确立金本位，贵金属市场本身会不会遭受炒作?存疑。所以黄金是万能的吗?我看未必。关键还是，要把以货币制定权为核心的经济决策权真正归于人民，归于占这个世界绝大多数的无产者和一般有产者，而不是极少数的极端有产者。

货币战争范文篇4

［关键词］货币战争；人民币汇率；国际货币机制

布雷顿森林体系规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投票权大致与捐款数额成正比。布雷顿森林机制从政治层面讲,不仅源于美国的霸权,也受到各国中央银行之间、财政部之间联系网络发展的促动。

布雷顿森林机制规定了国际货币机制：

(1)在强调成员国政府“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其他成员国合作、确保有序的汇率安排、促进稳定汇率体系”责任的一系列条件下,承认浮动汇率的合法化。允许各国建立本国货币的平价,但这不再是一个要求,尽管拥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85%的多数表决权的成员国投票可以重新设置之(它实际上赋予美国否决权)。

(2)采取各种措施确保特别提款权成为货币体系的主要储备资产,“意在确保黄金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作用逐步降低”。

(3)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承担“对成员国的汇率政策实行严格监督的责任”,其指导方针可随后制定。

这体现着国际上复合相互依赖,例如,国际货币领域中很少使用武力或武力威胁,没有任何迹象表明,政府在和平时期曾威胁直接动武来改变汇率、诱使其他独立国家持有某种特定货币或确保支持其所青睐的货币机制。另外,货币政治并不完全孤立于武力政治。货币是常被用于实现政治和安全目标的工具。雅各布•瓦伊那(JacobViner)得出如下结论,1914年之前,“外交对战前国际金融具有决定性影响”,这种概括确实是正确的。20世纪30年代德国对东南欧的经济支配增强了政治和军事实力。1947年,美国停止要求英镑自由兑换、向英国经济提供更多援助的决定主要出于安全考虑。相反,在1956年英国入侵苏伊士运河时,美国拒绝支持受到沉重压力的英镑,除非英国改变其对苏伊士运河的政策。

这些联系不时走向岔路,为实现国际货币目标,军事手段也得以间接使用。当英国保有其帝国时,各殖民地是英镑力量强大的一个源泉,因为伦敦实际上决定着它们的货币政策。国际货币问题并非与军事、安全、政治完全分离。但是,使用或威胁使用武力(或威胁撤出均是保护)则绝无仅有。更为经常的是,在国际货币问题的谈判中使用的政策工具来自该问题领域本身或贸易政策等与之密切相关的问题领域。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这种联系依旧存在,美国试图同时确保非歧视的贸易体系和货币兑换的固定汇价。1971年,尼克松总统与财政部部长康纳利采用货币和贸易手段强迫美元贬值；但他们并没有明确地威胁使用武力或撤出对美国盟国提供的军事保护。

外交政策议程受国际货币问题增加或问题间等级消失的影响少于受本身特性变化的影响。当这些问题与其他经济问题争议较少时,军事安全往往左右外交政策,问题之间出现明确的等级之分。20世纪以来,对货币问题的政治关注骤然上升,国际货币问题领域的跨政府关系最为显著,最重要的跨政府关系发生在英格兰银行行长蒙塔•古诺曼和纽约联邦储备银行行长本杰明•斯特朗之间。两人对金本位制都深信不疑,并主张各国中央银行应在中央政府的监督之下进行独立的合作,共同制定国际货币政策。这些共同信念为他们之间的合作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也导致他们不时与本国财政部门发生冲突。总体而言,两位央行行长支持紧缩的货币政策,却担心国内政治压力阻止该政策的通过。不过,他们之间的合作可以缓解这种压力。

我们可以用问题结构模式分析布雷顿森林机制的演变。在该机制下,相对于平价而言的货币坚挺或疲软，本国外汇储备规模是一个国家政治上强大或软弱的重要原因。20世纪60年代,美国试图在机制规则内避免对美元的挤兑和美元贬值,因而其地位越来越弱。德国、日本等债权国的外汇储备增加,处于强势地位。美国试图说服它们不使用外汇储备所代表的权力,尽管根据布雷顿森林体系所假定的条件(即美元名义上与黄金自由兑换),这些国家更为强大了。因此,这些假设条件却受到越来越严重的威胁。美元贬值,则德国、日本必深受其害,因为它们不得不降低手中所持美元的价值。显然,债权国对美国的影响,有赖于美国根据旧观念和旧规则进行博弈的意愿。如果美国毅然决定改变它们,则局面将会完全改观。1971年,美国打破旧机制的规则,摆脱该机制对美国行使经济权力影响国际货币政治的限制。此时,它能够运用自己的基本经济力量——其强大的经济、对外贸易占国内生产总值的低比率及其绝对经济规模——和军事、政治影响,改变货币博弈的规则。美国暂停了美元与黄金的自由兑换,不再为兑换的要求所掣肘。美国发现,自己1971年以后的谈判地位比过去稳固得多。我们必须小心对待这些作为权力指数的数字,因为它们至多是粗略的近似值。但是,在布雷顿森林机制中,储备水平至为关键,因为一国货币必须根据既定的比价用黄金或外汇赎回。对任何国家而言,允许本国货币币值变动都是难以作出的抉择,(在得不到普遍的赞同或机制发生变迁的情况下)美国尤其不可能。1971年之后,贸易战或其他形式竞争的阴影使基本权力标准——如一个国家在国际贸易中的比例——成为更重要的权力资源。

“货币战争”之说已经风靡全球,已经使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且拥有全世界最多外汇储备的中国树大招风,西方国家正竭力将挑起货币战争的帽子扣到中国头上,美国某些政客更企图将汇率与贸易战挂钩,从而将目前还只是形象说法的“货币战争”发展成为现实,其中最引人注目者莫过于美国众议院以348∶79高票通过的针对人民币的《汇率改革促进公平贸易法案》,这部法案将中国或别国汇率政策视为对该国出口商品的“不公平补贴”,主张授权美国商务部借此对美国从这些国家的进口征收额外的高关税。

其实,对中国汇率政策的指责充斥了太多的不实事求是。美元是国际货币体系核心货币,这个地位又是美国要竭力维护的,美国又是中国数一数二的贸易伙伴,中国绝大多数对外贸易都用美元计价结算,……所有这些客观事实决定了中国人民币定价的货币篮子中美元占比最高,也就是美元的货币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人民币的汇率,货币领域的争端其实是一个国家对外政策的需要。

参考文献:

［1］RichandN.Gardner,Sterling-DollarDiplomacy：

TheOriginsandProspectsofOurInternationalEconomicOrder［M］.Oxford∶ClarendonPress,1956.

［2］库勒.货币战争［M］.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09.

货币战争范文篇5

1816年5月，英国议会通过《铸币法》，英国首先实行金币本位制度；1871年，德国开始实行金币本位制；1879年，美国恢复金本位制，同年奥匈帝国也实行了金本位制，此时一个国际金币本位体系基本形成，稳健的运作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被中断，战争一方面让法币走进历史舞台，一方面改变了黄金存量的分布，实为国际金本位消亡的开始，从1879年到1914年，“黄金时代”持续了35年左右，稳定、健全的货币制度至今都让人们魂牵梦绕。

在国际金本位体系中，世界上各个主要国家几乎全都实行金币本位货币制度，金币自由铸造，自由兑换，自由流通，黄金成为国际货币，黄金跨国的自由流动可以解决国际收支失衡问题（黄金储备也解决部分问题），也保障着各国相对稳定的汇率（汇率投机进一步加速了汇率的稳定），自由流动的黄金通过对世界物价水平调节而调节黄金的供应量，例如世界货币供应量过剩，物价水平上升，黄金的开采费用增加会导致黄金产量降低。

一切不均衡因素都将在自发的调整状态中实现均衡，且均衡一旦实现便有持续自我维持的内在动力，然而稳定健全的贸易发展被急速蔓延的战火所替代，政治和文化的差异最终瓦解了这种国际货币制度，战争使物资的消耗达到极限，政府印制法币筹集物资成为必然，而战争最大的破坏在于黄金存量的分布，黄金从此不能再自由流通，一切自我调节的机制失效，金本位的根基已经被动摇，其消亡也就指日可待了。但战争加速物资消耗的同时，物资的生产也得到了极大的提升，货币的需求量随之提升，黄金的供应保障成为问题，法币便顺理成章。如果没有战争，只有贸易，英国因经济实力最强，英镑的地位等同于黄金，其他国货币将与英镑挂钩（呈现出布雷顿森林体系类似的格局）。随着经济的发展，物资的丰富，人口的增长，通货紧缩在货币幻觉下演变为经济危机，此时法币便呼之欲出。

《绿野仙踪》（弗兰克·鲍姆1900年的童话巨作《绿野仙踪》影射了自己当时银币自由铸造的经济主张）中的陶丽丝转动鞋跟，在互敲三下之后就飞回了魂牵梦萦的家园，而金本位的家园早已物是人非。

2真假金本位

2．1自由主义与黄金之锚

自由主义者弗里德曼支持无锚的货币制，认为政府不应该把国家货币表示的黄金价格固定，赞成放弃各国货币之间的固定汇率，主张用市场决定的浮动汇率制度，任何固定之价，都是金本位制。另外一种甄别真假金本位的思想为哈耶克的黄金之锚，国家货币表示的黄金价格必须固定下来，政府的任务是维持这个固定比价，政府没有钉住黄金便是伪金本位。两种看似完全相反的思路，却可以解释同一种现象，可惜两种不同的货币制度无法在人类社会里进行试验，来检验哪种交易费用更小，以下从理论上做出简单的推演。

由弗里德曼的思路出发，笔者称之为自由市场的金本位，假设一国黄金供应量上升，通过市场出清，黄金的本币价格下降，物价水平的黄金价格上升，本币对外币的汇率上升，引发黄金的外流（黄金输送点的幅度不大，这里假定一种金币替代另一种金币的费用为0），黄金供给下降，黄金的本币价格回升，物价水平下降，此时汇率及物价水平都存在一个自我调节的机制，政府仅仅要保障的是黄金的自由流动。

本国商品急速发展，速度超过黄金供应，黄金供应相对的减少，黄金本币价格上涨，物价的黄金价格下降，黄金流入，如果各国都如此的话，引发全球性的通缩。通缩并不可怕，可怕的是通缩下的货币幻觉引发的政治问题、社会问题，政府此时多发本币，所导致的是自由市场上黄金的本币价格上涨，物价的黄金价格下降，黄金流入，各国都如此的话，便在自由市场上解决了黄金产量短缺的问题。政府要解决的是货币幻觉引发的社会问题，如果没有货币幻觉，政府是不用出面的，但政府一旦尝到多发货币的好处，便会不断地干预自由市场，可能会引发全球范围内的通胀，而非恶性通货膨胀的货币幻觉又是人们愿意接受的。

从哈耶克的思路出发，本文称之为黄金之锚的金本位，黄金本币价格固定（政府要么买卖黄金，要么政府调节货币发行量，或二者皆施），如果黄金存量上升，一国政府就应该同比增加货币供给，本币对外币的汇率稳定，但物价水平的黄金价格及本币价格同比上涨，出口商品价格上涨导致黄金外流，政府为了固定黄金本币价格，货币供应相应下调，物价水平下降，此时物价水平存在一个自我调节的机制，政府要固定黄金本币价格并维系政治上保障黄金的自由流动。

黄金之锚的金本位也会遇到黄金的软肋，黄金产量无法跟上商品增长的速度，黄金总会相对不足，造成全球性的通货紧缩。由于工资的刚性，政府此时难以守住黄金的本币价格，如果依旧恪守黄金本位，政府只能一次性宣布，守住更高的黄金本币价格，一方面无法把握货币供应量的提升幅度，另一方面导致黄金向政府集中，本币对外币汇率降低，在各国相继完成这一过程中，固定汇率制度将无法维持，而各国完成以新比价与黄金挂钩时，即可在新的水平上恢复固定汇率制，这样也能解决黄金产量短缺的问题。

可见，只要是严格遵循真金本位制，不管是何种真金本位，都能解决其自身的问题。自由市场的金本位依靠的是市场自发的调节能力，政府根本不用插手，只需管住自己的货币发行量，黄金之锚的本位制依靠的是政府的调节能力，政府需紧紧锚住黄金。让政府洞察市场的变化，让政府把握这种权利，其交易费用应在市场自我调节之上，个人认为黄金之锚的金本位方法简单，操作较难，自由市场的金本位虽在危机时会显得冷酷无情，在多数情况下应胜出一筹。

真假金本位实质上很容易辨认，当战争改变黄金分布后，黄金又无法自由流动的时候，金本位即已经开始消亡了，这里具体的理论推演，是在分析真金本位下调节的机制，以便可以解释金块本位，金汇兑本位，布雷顿森林体系以及推测世界货币体系发展的方向。

2．2伪金本位与大萧条

战争加重了世界黄金分配的不平衡，黄金的流动受到限制，恢复全面的国际金本位不可能，1922年西方主要国家在意大利热那亚召开世界货币会议，建议实行金汇兑本位制，除美、英、法三国实行金块本位制外，其他国家相继采用金汇兑本位制，本币与美元、英镑或法郎挂钩，通过这三种货币与黄金挂钩，也因此锁定了危机的传导渠道。这里主要谈与黄金挂钩的美、英、法的金块本位制度，金块本位制以银行券充当本位币流通，黄金输出的情况下，银行券才可以兑换黄金且存在兑换限制。

自由市场金本位认为固定黄金本币价格，成为一种价格管制，是一种伪金本位，自由市场金本位可以理解为政府不要管，让自由市场自我协调；黄金之锚金本位认为政府没有尽力去维持固定的黄金本币价格是一种伪金本位，黄金之锚金本位可以理解为政府要管就必须一定管好，显然两者的共识为政府的失误导致运行着一个伪金本位，这种伪金本位失去自我调节的能力，必然自我灭亡。

一战后，美国实行的扩张政策导致价格上涨，黄金外流，为了阻止黄金外流，联邦储备系统从1919年后期开始，后来又于1920年1月及5月更大幅度地采取了严厉的通货紧缩措施，这些措施先是导致了货币存量增长的减慢，后来又导致了货币存量的急剧下降，由此批发价格崩溃，进入严重的经济紧缩。用自由市场金本位来考虑，黄金的外流将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自由市场的力量，外流速度将减缓直至回流，而政府的货币政策干扰了其自我协调，按照黄金之锚金本位来考虑，政府的紧缩的货币政策过渡，没有维持黄金的本币价格。英国1925年4月28日在丘吉尔的强烈支持下，宣布以战前平价恢复金本位制，但这种恢复不同于McKinnon的“恢复原则”（当一个国家无论因任何原因或方式暂时中断黄金兑换时，其前提假定是在危机或突发事件过后，最终这个国家将以传统的黄金平价恢复自由兑换），当战争改变世界格局，所有国家都无法恢复战前平价的时候，这种“恢复”不是复归，而是脱离，英国是在新的水平下调整它的本币黄金价格，致使英镑高估，为了稳定战前平价，英国通货紧缩严重。20世纪20年代末期的法国的做法完全相反，实行了“普恩加来改革”的贬值政策，即法国维持了战后平价。法国与美国的黄金封存使得英国的通缩压力更大，英国的地位发生动摇，1931年放弃黄金本位。

同样的错误美国犯了第二次，1931年，当美国脱离金本位，且美国正经历着黄金外流时，联邦储备系统再一次地改变方针，对黄金外流作出了过度的反应，而这次的通货紧缩正值经济周期的复苏阶段，它极大地加剧了这次衰退，也大幅度地延长了这次衰退周期。

3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解体

1945年12月27日，参加布雷顿森林会议的22国代表在《布雷顿森林协定》上签字，正式成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从此，开始了国际货币体系发展史上的一个新时期。布雷顿森林体系中，美元直接与黄金挂钩，各国货币则与美元挂钩，并可按35美元一盎司的官价向美国兑换黄金。

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建立，在战后相当一段时间内，确实带来了国际贸易空前发展和全球经济越来越相互依存的时代。而固定的黄金美元价格，及各国要坚守的固定美元本币价格又给各个国家的政府出了难题，美国如果坚持固定的黄金美元价格，特里芬难题是不存在的，也就是在黄金之锚的金本位下，美元的发行量严格地守住黄金量，美元的信心来自黄金，而不是以美国的继续贸易顺差来保证各国对美元的信心，朝鲜战争、越南战争、石油危机使得美国政府无法坚守固定的黄金美元价格的：一方面膨胀的美元，一方面缩减的黄金，固定的黄金美元价格就成为价格管制。而各国钉住美元，无法利用汇率的变动调节国际收支平衡，传导了通胀。

伪金本位下，各国对美元便失去了信心，1971年8月15日，“新经济政策”停止了履行外国政府或中央银行可用美元向美国兑换黄金的义务。1974年4月1日国际协定正式排除货币与黄金的固定关系，以美元为中心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彻底瓦解。

4构建世界货币的遐想

不管怎么样，历史之中政府还是频频出手，通缩很少发生，通胀是较容易的事，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之后的牙买加体系，黄金完全非货币化，国际储备是各国可信任的任何货币或物资，汇率制度多元化，成为一个无体系之体系，此次金融危机的爆发与蔓延，使人们再一次渴望一种能保持全球金融稳定、促进世界经济发展国际储备货币，即寻找一种黄金的替代品。

4．1构建世界货币——特别提款权

2009年3月，中国央行行长周小川在《关于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思考》中借鉴凯恩斯Bancor的思想，将IMF发行的SDR作用进一步扩大，并以此重构国际货币体系。黄金的分布不均，使得回归金本位无法实现，SDR纸黄金替代黄金，能解决黄金的分布不均，但美元曾替代黄金分布到各国的储备货币中，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之后，各国外汇储备之中的外币是否应该全部兑换成SDR，SDR的分配成为问题，是采取自由市场本位还是采取固定SDR本币价格的本位？最理想的状态是SDR为单一外汇储备增长比率与全球经济增长同步，采取自由市场本位，实现浮动汇率制度；次理想的状态是各国政府以SDR为锚，固定SDR的本币价格，实行固定汇率制度，SDR无法实现国内流通的话，次理想状态实行的可能性较高，但不管哪种理想状态，政府依旧具有贬值的动机，任何一国都有可能不遵守“君子协定”，然后进入一种伪金本位状态，这种伪金本位状态又是国际投机所期待的，就像1997年亚洲经济危机中泰铢由于本国的政策而无法钉住美元，本币将因为自己的贬值而无法钉住SDR，会成为国际投机的目标。

政治与文化的未融合，国界依旧树立，世界公币的自我调节机制终会自我瓦解于各国的博弈之中。

4．2一篮子商品为锚

一篮子商品为锚，就是黄金之锚中的黄金换为一篮子商品，由张五常提出来。固定一篮子商品的价格范围，要么政府买卖一篮子商品，要么政府调节货币量。政府买卖商品不太可能，此思路最大的问题便是时滞，也就是从货币量的调整到影响一篮子商品价格指数的时间，这时滞不管什么思路都会遇到的。一篮子商品为锚实际就是货币发行之量与商品数量要挂钩，与货币数量理论的思路是一样的，稳定国内物价，放开汇率。货币发行之量与商品数量挂钩，即为一国货币之强势，也就是一国货币对外的信用保证，如果各国都以此为锚，放开汇率也是无妨的，这样一个国际货币体系下，不需要世界货币，因为彼此国家的货币具有信用保证，且储存一定的外汇可作为本国的应急处理（如缩短经济周期中的萧条期）。完美的钉住一篮子商品价格有难度，一篮子商品价格上涨（上一次的货币调整过度），上涨幅度不大，政府可以适当趁机换锚，以解决商品数量高于货币量，但大约钉住也可以维持相应的稳定状态，此思路从各国国情出发，值得一试。

货币战争范文篇6

红色货币思想的理论依据是马克思主义的货币学说，这是从成立伊始就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指导思想的中国共产党人的题中应有之义。因此，探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红色货币思想，自当以马克思主义货币学说在中国的传播为逻辑的起点与前提。马克思关于货币学说的论述，主要集中在《资本论》和《政治经济学批判》两部著作中。从1919年之后，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开始广泛传播，这两部著作的内容也已开始在中国陆续得到译介。1919年6月至11月，北京《晨报》连载了陈溥贤(陈博生)以“渊泉”为笔名翻译的柯祖基(考茨基)著《马氏资本论释义》(1920年6月商务印书馆以《马克思经济学说》为书名出版)，其第1编第2章即为“货币”，介绍了“价值尺度之货币”、“价格标准的货币”、“货币的流动”、顾及。然而，在1927年8月进入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之后，党对于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的货币学说有了比较迫切的诉求，其中的重要动因，就在于在建立革命根据地的过程中，认识到了红色政权的巩固离不开国民经济的发展，根据地的社会经济生活离不开货币，为此就须有科学的货币理论来指导经济工作。正是有了这种诉求的动因，党领导下的理论工作者经过辛勤耕耘，取得了全面译介马克思主义货币学说的丰硕成果，具体表现在:第一，完整翻译并出版了马克思主义关于货币学说的两部原著。其中，刘曼在1930年3月翻译出版的《经济学批判》，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第1个中文全译本。同月，陈启修翻译出版了《资本论》第1卷第1分册，是该书的第1个单行本，内容为《资本论》第1卷第1篇“商品和货币”，包含了马克思关于货币学说的主要论述。之后，这两部著作均有多种译本出版，其中《资本论》到1933年出齐了三卷的全译本。第二，翻译并出版了一批国外学者关于马克思主义货币学说的著作，其中1929年5月陈豹隐(陈启修)译的日本河上肇《经济学大纲》，1930年朱镜我译的苏联米哈列夫斯基《经济学入门》，1931年季陶达译的苏联拉比杜斯《政治经济学》等著作，都有详细阐述马克思货币学说的专门篇章，拉比杜斯的《政治经济学》中还有关于“苏联经济中的商品与货币”的论述。第三，撰写并出版了一批关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著作，其中对马克思主义货币学说有所论述的著作有1930年出版的王学文著《近世欧洲经济思想史》，1931年出版的马哲民著《社会经济概论》，1933年和1934年相继出版的沈志远著《计划经济学大纲》和《新经济学大纲》，1935年出版的李达著《经济学大纲》以及狄超白著《通俗经济学讲话》等。党的理论工作者在土地革命战争前期和中期所取得的这些成果，基本涵盖了马克思主义货币学说的全部内容，并且具有系统性和通俗性，为中国共产党人完整地学习和把握马克思主义货币学说提供了文本依据和学理基础。党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红色货币思想，就是在运用这一学说的过程中逐渐形成和完善起来的。

二、红色货币思想的内容和实践

1927年7月大革命失败之后，中国共产党人根据八七会议开展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发动了100多次武装起义，并在这些起义的基础上陆续建立起了大小十多块农村革命根据地。1927年10月，率领秋收起义部队到达井冈山，创建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井冈山革命根据地。1929年又和率领红四军向赣南、闽西进军，后来发展成为中央革命根据地。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在江西、福建、广东、广西、湖南、湖北、安徽、浙江、河南、四川、陕西、甘肃以及海南等10多个省份创建了革命根据地和红色政权。这些根据地大都设立了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发行了红色政权的货币。红色货币思想，就是党在巩固和发展革命根据地的过程中，以马克思主义货币学说为依据，并结合革命根据地的具体情况而形成的开展金融工作的指导思想。这些思想相对集中在当时党的领导人的一些报告和文章中，更多的则散见于党在这一时期的决议、法规、公告、布告、命令等文献中。(一)实行商品经济和利用货币关系的思想。中国共产党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建立的农村革命根据地，就内部而言，还是处在以小农经济为主、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状态，即说的:“现在苏区国民经济的发展，是由国营事业、合作社事业与私人的事业，这三个方面同时进行的”①。这种不同利益主体互相之间的物品交换，必然要依靠商品交换的形式。就外部而言，是处在全国整体上的商品经济状态中，根据地为了打破白色政权的经济封锁，开展赤白两区之间的物品交流，也必须要采取商业贸易的形式。因此，党在根据地发展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即发展商品经济，不但是必要的，也是必然的，如在《论苏维埃经济发展的前途》中说的:“苏维埃政府，不但不禁止贸易的自由，而且鼓励商品的流通”，并且“苏维埃政府特别鼓励对外贸易的发展……使赤白的贸易，更能流通起来，使白区的商品大批的廉价的运入，赤区的商品则大批的高价的卖出”②。实行和发展商品经济，必然离不开以货币为媒介形式。因此，各个根据地几乎都是从一开始无一例外地沿用了货币制度。例如，在土地革命战争前期的1928－1930年，革命根据地的红色货币就有1928年2月、领导湘南起义后发行的耒阳工农兵苏维埃政府劳动券，同月海陆丰苏维埃政府加盖印章的银票，1928年5月开始使用的井冈山根据地“工”字银元，1929年8月开始流通于东固根据地的平民银行铜元票，1930年开始流通于赣西南根据地的东古银行铜元票、闽西根据地的工农银行银元票、赣南地区的江西工农银行铜币券，以及赣东北特区贫民银行银元票、监利县苏维埃信用券、沔阳县苏维埃信用券、石首农业银行信用券、鄂西农民银行信用券、鄂豫皖特区苏维埃银行银币券等等③。说明各根据地对利用货币关系的必要性是有共同认识的。马克思主义货币学说的一个基本观点，就是在商品经济的条件下，货币的存在有其客观必然性。因为“货币结晶是交换过程的必然产物”，是“商品流通的中介”，“在商品世界起一般等价物的作用”④。列宁在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经济的过程中，在实行新经济政策之后，也恢复了货币金融关系，指出:“我们没有做到一下子废除货币。我们说，目前货币还保留着，而且在从资本主义旧社会向社会主义新社会过渡的时期，还要保留一个相当长的时间”⑤。中国共产党人关于在夺取政权之后在根据地发展商品经济和利用货币关系的思想，不但符合根据地的实际情况，而且也符合马克思关于货币是商品交换媒介的观点和列宁关于过渡时期和社会主义制度下仍应保留货币的思想。(二)摧毁旧货币机构和建立新货币机构的思想。利用货币关系来发展根据地的商品经济，必然要有相应的经营和管理机构作为依托。在资本主义社会，“银行家成了货币资本的总管理人”⑥。而在工农掌权的革命根据地内，这种具有货币资金“总管理人”职能的银行仍然是必要的，不过前提是要改变其阶级性质。马克思和恩格斯曾明确指出，无产阶级在建立政治统治之后，必须“取消一切私人银行和银行家”⑦。他们还认为，巴黎公社的一个重要教训就是没有把“银行掌握在公社手中”⑧。正是根据这种理论，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根据地的金融工作中，确立起了摧毁旧银行和建立工农银行的指导思想。不过，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土地革命战争，毕竟在性质上属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而不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其斗争对象是反帝反封建而不是反对民族资产阶级。因此，在对待旧的货币机构的政策上，也是有所区别的。其中，对于外国在中国开办的银行，党实行的是没收政策。1928年7月中共六大通过的“十大政纲”明确宣布:“没收外国资本的企业和银行”①。对于封建性质的金融机构，如高利贷的典当行铺，党采取的是严格取缔政策。而对于民族资产阶级的银行，则允许其继续存在，但要进行限制和监督。1931年11月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关于经济政策的决定》规定:“城市与乡村贫民被典当的一切物品，完全无代价的归还原主，当铺应交给苏维埃”;“对各土著及大私人银行与钱庄，苏维埃机关应派代表监督其行动”②。在摧毁和限制旧银行的同时，各根据地都把建立新银行作为经济战略的一项重要任务。例如1929年9月闽西根据地在取缔高利贷之后，马上决定“由县政府设法开办农民银行，区政府设立借贷所，办理低利借与农民”③。1930年5月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通过的十大政纲，其中之一就是:“由政府设立农民银行，借给农民资本以消灭高利贷资本的剥削”④。由于各根据地的创建时间有先有后，且都处于被分割包围、各自为政的状态，因此所建立的银行无论是在时间上还是在名称上，都不够划一。尽管如此，新银行在性质上则是基本相同的，即都是为工农群众服务的银行。例如，1927年10月广东海陆丰根据地建立之后，在1928年2月即成立了“海陆丰劳动银行”，并通令宣布，此银行是为了“使工农贫民在推翻资产阶级革命进程中有此借贷机关，得以从事生产，发展社会经济”⑤。此后，各根据地的银行相继建立，并随着根据地的扩大而扩大。例如，在湘鄂赣地区，相继建立了东固平民银行、江西工农银行、平江工农银行、万载工农兵银行、宜春工农兵银行、浏阳工农兵银行等。其他如湘鄂西根据地、闽赣根据地和陕甘宁根据地等，也都先后建立了工农银行或苏维埃银行。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宣告成立。同月，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关于经济政策的决定》指出:“为着实行统一货币制度并帮助全体劳苦群众，苏维埃应开办工农银行，并在各苏维埃区域内设立分行”⑥。根据这一精神，1932年2月在中央根据地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这种统一性的货币机构为推动各革命根据地实行统一的货币政策，奠定了组织上的保证。(三)清查旧货币和通行新货币的思想。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革命人民在推翻旧政权和建立新政权之后，必须“通过拥有国家资本和独享垄断权的国家银行，把信贷集中在国家手里”⑦。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这一观点，同时也根据中国农村地区的实际情况，中国共产党在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的过程中，提出了清查旧货币、通行新货币的思想。革命根据地建立之前的旧币有硬币和纸币两种形式，苏维埃政权对这两种货币采取了不同的措施。对于旧币中的硬币即银币和铜币，由于它们是用一定重量和面额价值的贵金属铸成的通货，所以仍然允许其在根据地内继续使用，如闽西苏维埃政府在1930年6月的布告规定:“金融为市面流通之物，无论时洋杂洋自应一体流通”，以便把“银色好的杂洋集中至赤色区域的市面来”①。这样，苏维埃政府就可以通过回笼这些货币，筹措到更多到白区去贸易的资金。但是，对于旧货币中的纸币，则采取通过清查加以区别对待的措施。闽西根据地最初的规定是清除旧货币，“禁止劣币及白区纸币的使用”②;“国民党军阀、资本家的纸币应排除出苏区去”③。但很快认识到，这些纸币可以用来到白区去购买货物，于是不再禁止旧币的使用，而是用折价的方式，既允许旧纸币在根据地流通，“但它的价一定要照大洋价减低四分”④。鄂豫皖根据地则从一开始就采取了允许流通折价使用的政策，如该根据地的皖西北地区最初规定:“对于反动的国民党政府中央票不用，但交通银行和中国银行的票子可以通用”，但是要“打八折”⑤。后来，则把中央银行的纸币也包括在可以流通的范围之内，提出“国民党‘交通’、‘中央’等纸钞在苏区一概九六折扣”⑥。对于鄂豫皖根据地的这种做法，中共中央在关于鄂豫皖根据地的决议中予以了肯定，说:“暂时可不必废除旧的货币，它与苏维埃银行或工农银行所发行的货币可有同样的价值”⑦。也有的根据地采取的是对旧纸币加盖红色印章后允许流通的办法，如海陆丰苏维埃政府“暂借南丰织造厂附设劳动银行，并将该厂定制银票贰万元，加盖该行印章发出行使”⑧。江西根据地是“将吉安临时辅助货币一角价值的加盖我‘江西工农银行暂借发行券’与盖五角形赤区通用的图印，后面并加盖‘江西省苏维埃政府财政部’方印以昭信用”⑨。上述这些措施和方法，都体现了清查旧货币和通行新货币思想的具体运用。到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正式成立时，这一思想作为原则正式确定下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关于经济政策的决定》明确规定:“苏维埃区域内旧的货币在目前得在苏维埃区域通行”，但“苏维埃须对于这些货币加以清查以资监督”，同时规定“苏维埃应发行苏维埃货币，并兑换旧的货币”瑏瑠。不过，对于在旧货币上加盖苏维埃印记的做法，则由于考虑到加盖之后再也无法拿到白区去购买根据地所需要的物品，而将其修改为“对于旧的货币开始亦可采用，加盖图记通用。外来之货币须一律兑换已盖苏维埃图记之货币，或苏维埃自己发行之货币”瑏瑡。这就既可以使加盖图记的旧纸币在根据地内流通，又回笼了新流入根据地的外来货币，使白区货币不致浪费而为红色政权所利用。(四)独占货币发行和统一货币制度的思想。实行货币的独占发行，既是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后要对银行和货币“独享垄断权”①的应有之义，也是革命根据地通行新货币思想的逻辑延伸。因为，如果新货币与其他货币同时并行而不是独占发行，那么必然的后果就是货币市场的严重失序及其新生政权经济基础的动摇。因此，中共中央要求各个根据地，必须“把发行纸币的权统一在苏维埃政府银行手里”②。据此，各个革命根据地在发行新货币的同时，都把拥有独占发行货币的特权作为一项原则规定下来。例如闽浙赣根据地规定:“严禁私人银行发行纸币，只有苏维埃银行才能发行纸币”③。鄂豫皖根据地也是“发行根据地货币，确立根据地货币为法定货币地位”，“以根据地货币为各项税收、结算、交换流通的唯一法定货币”④。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关于经济政策的决定》明确指出:苏维埃国家银行“有发行货币之特权”⑤。根据这一精神，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于1932年2月1日正式开业，在同时颁布的国家银行暂行章程第二章第八条中规定:“本行由中央政府授予发行钞票之特权，得发行各种之纸币”⑥。这个货币独占发行的思想后来成为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长期坚持的一项重要原则。为了使货币独占发行的原则在操作层面上有所依托，实行统一的货币制度是必然的要求。然而，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农村革命根据地都是通过“工农武装割据”，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和从少到多而逐渐建立起来的，不但时间不一，地域分散，而且长期处于被敌人分割包围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下，各根据地在初期往往由各县或区苏维埃政府自办银行和自发货币。然而，随着根据地逐渐扩大到多个县区的境域之后，这种各自为政的办法显然是需要改变的。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之后，适时地提出了“实行统一货币制度”⑦的思想。为此，根据地的党和政府主要采取了两项措施:一是建立相对统一的货币体系。土地革命战争初期，中国共产党人通过武装起义和武装割据，建立起了“一小块或若干小块红色政权的区域”⑧。到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时，原来一小块一小块的红色区域已经相对集中地连接成为了若干大块的根据地。在这种形势下，各大根据地在各自的区域内实行了相对统一的货币制度。在中央革命根据地，1932年2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正式成立后，统一了已经连成一片的赣南和闽西两个地区的货币制度。在鄂豫皖根据地，于1932年1月成立了鄂豫皖苏维埃银行，将原来分属于皖西北、豫东南和鄂豫边的银行统一为一体，建立起了在整个区域内相对统一的货币体系。在湘鄂西根据地，于1932年成立了苏维埃国家银行湘鄂西分行，统一了原来分属于鄂西、鄂北和湘鄂边三个地区的货币制度。在闽浙赣根据地，1932年12月成立了苏维埃国家银行闽浙赣省分行，将原来赣东北和闽北两地的货币统一到一个体系中来。在湘赣根据地，于1932年1月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湘赣省工农银行，1933年1月改名为苏维埃国家银行湘赣省分行，在该地区实行统一的货币制度。在湘鄂赣根据地，1931年10月成立了鄂东南工农银行，将原来分属于平江、修水、大冶、铜鼓、万载、宜春、阳新等县的货币制度纳入到一个相对统一的体系之中。这种分区域相对统一的货币制度，起到了巩固政权和发展经济的重要作用。二是实施完全统一的货币政策，即各大根据地可以建立相对独立的货币体系，可以独立发行各自的货币种类，但是在货币政策上则必须是一致的。1932年2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成立之后，虽然在货币体系的范围上还只能限于中央根据地，但是它所颁布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暂行章程》却是具有货币立法性质的文件，其中所规定的各项条例，在各个根据地都是必须要遵行的。(五)控制纸币发行数量和保证纸币流通信用的思想。马克思主义货币学说的一个重要内容是论述货币具有价值尺度、流通手段、贮藏手段、支付手段和世界货币五大职能，其中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又是货币的基本职能。对于根据地建设的实践来说，最具有理论和现实双重指导意义的是货币职能理论中的货币流通规律，即:“就一定时间的流通过程来说是:商品价格总额/同名货币的流通次数=执行流通手段职能的货币量。这个规律是普遍适用的”①。而在纸币流通的条件下，具有直接指导意义的又是纸币流通规律，即:“纸币流通的特殊规律只能从纸币是金的代表这种关系中产生。这一规律简单说来就是:纸币的发行只限于它所象征地代表金(或银)的实际流通的数量”②。根据马克思的这一论述，同时考虑到农村根据地的现实条件和革命战争的实际需要，党在领导开展根据地金融工作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控制纸币发行数量和保证纸币流通信用的思想。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革命根据地所发行的货币既有金属货币，也有纸币和布币，其中纸币是主要的流通货币。在这种情况下，各根据地大都是以一定数量的黄金、白银等贵金属及铸币作为纸币发行的保证基金。例如，闽西第一次工农兵大会通过的决议规定以现金即银元作为基金，说:“信用合作社要有五千元以上的现金，请求闽西政府批准者，才准发行纸币，但不得超过现金之半数”③。湘赣根据地以“群众集股二万元”银元并“收了三万多两银器”为基金，“发行一万至二万纸币”④。湘鄂西根据地作出决议案，要求必须“在有充分基金准备才发行纸币”⑤。中央苏区国家银行成立后，在章程的第三章第十条中明确规定说:“发行纸币，至少须有十分之三之现金，或贵重金属，或外国货币为现金准备，其余应以易于变售之货物或短期汇票，或他种证券为保证准备。”⑥后来，大多数根据地基本都是按照国家银行的这种30%的比例来控制纸币的发行数量，并且在发现纸币发行量超过这一比例后，都相应地采取减少纸币发行、增加准备基金及回收纸币等措施，来确保把纸币的发行数量控制在适当的限度之内。控制纸币的发行数量，目的在于稳定纸币的币值和保证纸币的流通信用。而这一目的能否实现，则取决于纸币能否与金属货币的充分兑换。为此，各根据地都作出了纸币与金属货币自由兑换的规定。在各个根据地发行的纸币票面上，均印有“驳兑现洋”、“凭票即付银元”、“一律通用随时兑现”等字样，例如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发行的一元券就印有“凭票即付银币一元”。1930年9月闽西苏维埃政府在建立工农银行时即规定:“在目前为提高信用起见，凡各级政府以及合作社一律负责兑现这种纸币”①。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的命令要求，在各地设立“国家银行钞票兑换处”，“对持钞票要求兑换者，须尽量兑付现洋，不得拒绝”②。由于苏维埃的纸币可以随时兑换银元，在人民群众中很快赢得了较高的信用。在鄂豫皖根据地，“银行当时能兑银元，群众拿苏维埃票子，随时可以到新集银行兑换成银元”，群众甚为方便，因此“都愿意要苏维埃的票子”③。苏区刊物《斗争报》报道川陕根据地纸币流通的情况说:“苏维埃钞票，境内畅行无阻，且信用极高，群众多自愿以银元存入银行，以其兑现充足故也”④。(六)坚持经济发行货币和积极组织回笼货币的思想。货币是商品经济的产物，货币的流通必须与商品的流通相适应，币值才能稳定，这是货币流通规律的客观要求。因此，货币的发行必须要坚持经济发行的原则。但是，革命根据地毕竟是在战争环境中建立起来的，并且在巩固和发展根据地的过程中始终与战争相伴随，“在长期国内战争的条件之下，增发纸币常常是弥补财政收支不敷的一个办法”⑤。财政性支出除了军费之外，还包括各级政府的行政经费。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处理好经济发展需要和财政性支出这两个方面的货币投向，成为摆在苏维埃政府面前的一个重大问题。在各根据地初创的时期，各地苏维埃政府还都能够按照国民经济的发展需要来组织货币的发行，而把单纯的财政支出放在次要的地位。例如闽西苏维埃政府规定工农银行资金投向的比例是:“存库不动的现金30%;投入闽西政府及各级政府10%，投入各种合作社25%;社会市面流通13%;投入苏维埃商店和土地生产15%”⑥。除了作为准备金的30%之外，一半以上的资金都投向了商品流通和生产领域，而财政性用款只占到10%。按照这种比例，基本能够保持红色货币的币值，是比较审慎和合理的。然而，以比较低的货币投入来支持比较大的政府和军需供给，显然是不能满足的。在这种情况下，红军的军事经费从何而来呢?早在领导创建井冈山根据地时，就确定把“打土豪筹款子”⑦作为红军的三大任务之一，不但红军的军费主要靠自身筹款来解决，即便是苏维埃政府拨付给军队的钱物，也主要靠打土豪所得。1930年10月至1931年9月红一方面军连续取得三次反“围剿”战争的胜利，其中一个重要经验就是战争给养“完全靠红军自己来筹”⑧。然而，到第四、第五次反“围剿”战争时期，由于“左”倾错误的干扰，提出了实行财政统一，以逐渐解除正式红军的筹款任务而专一进行革命战争的思想。1932年9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财政人民委员部发出训令，要“转变过去依靠红军筹款的路线，做到政府供给红军战费，使前方部队解除筹款任务，迅速进攻敌人”⑨。从这时起，“前后方红军给养已经是中央财政部负责支付了”瑏瑠。据时任国家银行副行长曹菊如的回忆，由于军政费用开支浩大，“日渐增多地依靠发行纸币”，到了1933年“纸币发行达到约二百万元”①。超量增发纸币必然引起纸币贬值，导致物价上涨和通货膨胀。为了扭转这种局面，1934年1月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通过的《关于苏维埃经济建设的决议》指出:“苏维埃政府对于纸币的发行应该极端的审慎。纸币的发行如超过市场所需要的定额之外，必然会使纸币跌价，会使物价腾贵，使工农生活恶化起来，以致影响到工农的联合”②。在大会的工作报告中，更是明确提出了发行纸币首先要按照经济发展需要、其次再考虑财政性支出的思想，说:“国家银行发行纸票的原则，应该根据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财政的需要只能放在次要的地方，这一方面的充分注意是绝对必需的”③。为了稳定币值，中国共产党人还提出了积极组织纸币回笼的思想。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关于苏维埃经济建设的决议》要求超量发行纸币的苏维埃地方政府，要“采取一切方法收回他们过去滥发的纸币”，并具体指出纸币回笼的渠道，一是“尽量在苏维埃经济的发展中增加各种税收的收入”;二是“必须更注意于对外对内贸易的发展”;三是“尽量输入现金与限制现金的输出”;四是“使苏维埃金融在经济建设的发展中极大的活泼起来”。通过这些措施，来“增加市场吸收纸币的容纳量”，“免去苏维埃纸币跌价的危险”，“维持苏维埃纸币的信用”④。这一积极组织货币回笼的思想，后来成为党领导金融工作的一个长期指导思想。(七)努力吸收储蓄存款和贷款投放生产事业的思想。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在论述货币具有“贮藏职能”的基础上，又进一步论述了银行通过吸纳处于贮藏阶段的货币，而形成为货币借贷资本的过程。他指出:“自从银行对存款支付利息以来，一切阶级的货币积蓄和暂时不用的货币，都会存入银行”⑤。而银行把这些闲散货币集中起来的目的，则在于生成借贷货币，即“当这一货币在一个地方作为存款沉淀下来时，它在另一个地方就会立即再作为贷款发放出去”⑥。正是基于马克思的有关论述，在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报告中概括出了“吸收群众的存款，贷款给有利的生产事业”⑦的思想。在土地革命时期，各根据地苏维埃政府在建立银行之后，都很快确立起了要努力吸收存款的思想。湘赣根据地在1931年12月的工农银行简章中规定:“凡属各级政府及各革命团体与革命群众，如有余裕金钱愿储蓄在本行者，均一律收储”⑧。闽浙赣根据地在1933年3月的工农兵代表大会上提出:“应该鼓励群众向银行入股与储蓄”⑨。在中央苏区，不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的《暂行章程》中列有“收受各种存款”瑏瑠的业务条款，而且国家银行行长毛泽民还专门发表《发展与参加储蓄运动》的文章，指出储蓄的意义在于:“可以鼓励广大工农群众在日常生活中从事节省，将所节省的零钱存入银行，使得聚少成多，化零为整。而银行普遍地集中与灵活地运用这些社会余资，投放到各种合作社，尤其是信用合作社，以及工农群众中各个人所经营的生产事业上，大大发展苏区生产，扩大对外贸易”①。在贷款投放方面，苏维埃政府确立了重点扶植农业生产、兼顾工业生产和商业贸易的思想。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的《定期信用放款暂行规则》第一条即明确规定:“本规则专为各种合作社和贫苦工农群众，用途确系有利于发展社会经济之放款而定。”并列出具体的借款项目为:“凡工农群众借款用途为下列之一者，均得向本行要求借款。(1)购置农具或肥料;(2)耕种用费;(3)开辟荒田和整顿水利;(4)其他有关于发展社会经济之用途”②。湘赣根据地工农银行简章中规定:“凡革命的工人农民兵士小商人劳动贫民，如遇在发展各种生产事业的需要上得到当地苏维埃政府的保证，而在本银行财力可能时，亦得借贷应用”③。闽浙赣根据地《财政与经济问题的决议案》规定:“银行的资本，最大部分是要用于帮助各种合作事业的建立发展;并贷款于工人、农民、小手工业者，帮助他们制办工具、购买耕牛、耕具和肥料”④。为了扶持农业生产，各根据地都实行了低利借贷。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关于借贷暂行条例的决议》规定:“苏区中借贷利率，高者短期每月不得超过一分二厘，长期周年不得超过一分”⑤。湘鄂西根据地农民银行也明确规定自己的任务是:“本行办理低利借贷”⑥。这种低利贷款不但能够解决农民的暂时困难，有的根据地还以此组织了生产竞赛运动，推动了经济生活的恢复和发展。

三、红色货币思想的作用和意义

货币战争范文篇7

关键词：货币流通；货币统一；欧元；世界货币

400年前，一位名叫达万沙蒂的意大利人在一次演讲中，针对当时货币紊乱的状况，主张使用一种通用货币。2002年1月1日，达万沙蒂的设想在欧洲成为现实。这一天，欧元开始在欧元区11个国家、2.9亿人口范围内自由地计价流通。这是货币史上、也是世界历史上划时代的事件。受此鼓舞，2003年8月19日，非洲各国央行行长们齐聚一堂，决定于2021年前在非洲统一货币；2006年3月14日，海湾国家货币联盟委员会在多哈召集会议，热议2010年前实现海湾货币统一问题；同年5月6日，中日韩三国财长也发表声明，表示同意就亚洲共同货币问题进行深入研究。这些迹象表明，在全世界范围内统一货币已不是遥不可及的事情了。

一、货币统一是货币流通的内在要求和必然结果

在几千年的货币史中，货币经历了从实物货币向贱金属货币铜铁、从铜铁向贵金属货币金银、再从金银向纸币的三大演变过程。通过对货币演变过程的考察我们发现，一部货币流通、演化的历史，也是一部多数货币逐渐地统一于少数货币、少数货币逐渐地统一于单一货币的历史（就一国范围内）。实物货币时期，充当过货币的物品十分庞杂。粮食、牲畜、布帛、皮革、贝壳、酒类、干鱼、石块、盐巴、动物和鱼类的牙齿和生产工具等都曾充当过货币。古代社会的许多氏族部落和城邦都曾有过少则几种、多则上百种实物货币流通的历史。这种原始的、繁杂分散的货币流通状态是与当时落后封闭的自然经济相适应的。实物货币的缺点是体积大价值小、易腐烂、不易分割、不便携带保管、价值不稳定等，这些不便不利于商品交换的发展。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冶炼技术的发明，铜铁因其坚固耐用、易分割和称量、质地差异小等优良特征逐渐取代了实物货币，金属货币取代实物货币使得货币的种类大大减少，这是货币向着统一方面迈出的第一步。然而，这仅仅是第一步，在金属货币时代的大部分时间里，流通中的金属货币仍是多元的。中世纪的德国有六百多种硬币在流通，每一个城堡都铸造自己的货币。18世纪末期，流通于巴黎市面的硬币多达50种。秦始皇统一我国后，用外圆内方的“半两”铜钱统一币制。然而，自秦之后的历代王朝，货币状况仍然杂乱无序，流通中的货币不仅有铜钱，还有银锭和金。宋代的四川，有铜、铁、银、布四种货币在计价流通。到清末，货币状况更是混乱无章，铜元铜钱并用，国外纸币和国内纸币共同充斥市场。有鉴于此，民国初年废两改元，推行银本位制，但实际交易中是银两标价、银元支付的双重币制。

我国用了2000多年时间，才从多元的金属货币流通过渡到银单本位制。从中世纪到19世纪中后期，欧洲一些国家的货币则经历了从多元金属货币到银本位制、从银本位制到金银复本位制、再从金银复本位制到金本位制这三大演进过程。1816年英国实行金本位制，此后，德国、美国、荷兰、法国、俄国和日本等相继效法，推行金本位制。金本位制统治了世界约200年。

金本位的确立可以说是第一次实现了世界货币的统一，统一的国际货币制度也确实方便了国际贸易和投资往来，促进了世界贸易的发展。但金本位制作为货币与作为商品的内在矛盾又破坏了货币要求统一的特性，最终使金本位不得不退出历史舞台，1973年，美国宣布美元与黄金脱钩，实行黄金非货币化。以此为标志，原来依附于黄金、作为黄金的符号与代表的银行券，开始以自己纸币的身份取代黄金，独立地登上了货币历史的舞台。

纸币作为信用货币，明显地避免了以往各种实物货币和金属货币自身价值与社会价值的矛盾，较完美地满足了货币流通的内在要求。然而，纸币也并非自诞生之日起就成为单一种类货币的。与金属货币的演变过程一样，纸币的发行也经历了由紊乱分散到集中统一的过程。先看英国，英国是最早发行银行券的国家，在英格兰银行1928年独占货币发行权之前，几乎每一家商业银行都有权发行银行券，市场上流通着多达数百种五花八门的纸钞。多数银行由于准备金不足而无法应付突发性提现，因银行倒闭而引起的经济危机接连不断。再看美国，在美联储成立之前，美国银行券发行的混乱状况更甚于英国。在1860年前后，美国有多达1600余家银行在发行银行券，在数以千计种类的银行券中，有不少是伪钞和面额改大的纸钞，加上印刷工艺差和纸张的低劣，人们很难熟悉所有在流通中的银行券。据记载，1839年，美国有1395种从1元到500元伪造的或经涂改的银行券在流通，1858年，流通中各类伪钞多达5400种。美国联邦调查局成立之初的职责就是查办伪钞案，它当时隶属于美国财政部。美国银行券发行的混乱状况直到1913年美联储成立之后才消失。我国在建国前后也经历了一次人民币统一各类货币的过程。1948年12月1日人民币诞生后，我国各解放区内仍有数十种纸钞在流通，在敌占区城市，金银和外币已取代了恶性贬值的金元券，当时市场上流通的美钞有3亿美元，港币有5.8亿港元。港币发行的半数流入了华南；在敌占区农村，粮食、布匹和铜钱成为交换的媒介物。随着全国解放战争的胜利，针对货币混乱的状况，我国政府采取用人民币以合理比价收兑各解放区货币、用人民币限期限价收兑和肃清银元券金元券，禁止金银计价流通和严禁外汇流通等措施，在较短时间内完成了人民币对各类货币的统一。这次货币统一结束了我国清末以来50余年的货币混乱状态，成为国家统一的重要标志，也为我国的现代化奠定了基础。

显而易见，无论是多元金属货币向银本位制和金本位制的统一，还是银行券发行权的集中和各类货币向人民币的归附，都是货币流通内在的逻辑要求，货币演进的结果，必然是统一于一种货币。

二、全球化呼唤统一的世界货币

一部货币流通史，还是一部货币不断冲破地域的藩篱，向更广阔的地区伸展、扩张其职能的历史。商品流通内在地要求货币统一，它既要求价值尺度的统一，也要求价值标准的稳定和支付手段的充足。在物物交换或以实物作为交换媒介的漫长岁月里，货币流通的范围被局限在一片山区、一块平原或几个部落之间；金属货币的出现将货币流通的边界拓展到一个诸侯小国或一个国家的几个地区；以纸币为标志的信用货币则将货币流通的区域扩张到一个主权国家辽阔的疆域之内，如今，有180多种货币在180多个国家里计价流通。

由于技术的进步和市场经济的推动，世界各国正面临一体化浪潮的冲击，一个全球村落的时代已经到来：1994年跨国公司达5.3万多家，其控股子公司有45万多家，销售额近10万亿美元；世界贸易总额占全世界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1960年为12.2%，1980年提高到21.8%，而1998年则达到45%；1994年与1954年相比，发达国家对外投资总额增长了42倍，1993年国际性的私人投资有近3万亿美元，是1990年的3倍；全球的股市、汇市、期市已连成一片，不同层次的一体化经济贸易组织如雨后春笋般层出不穷。

全球化为世界货币的统一奠定了基础。1.100多个超国家的经济组织的出现是货币统一的温床，欧元便是欧共体孕育出来的成果。2.金融市场的一体化将融资投资的范围从一国扩展到全世界。银行过去只对本国放款，现在银行放款可遍布全球；企业不仅可以在国内发行债券与股票，也可以到全球各地任何能发出债券与股票的地方去融资。3.依托电讯技术和互联网建立起来的全球货币清算体系和全球证券结算系统，可以在顷刻间实现一只股票的跨境买卖交收和一笔资金的跨境划汇。金属货币时代的货币流动是赶着马车翻山越岭，或搬着箱子漂洋过海，而今，只要坐在家中轻击键盘，便可实现投资、融资的目的。

货币是一种商业语言，它流通的边界应当由商品流通的边界来确定。全球经济的一体化内在地要求世界货币的统一。然而，全球化的过程却遇到了主权国家货币这个最大的障碍。其一，目前全世界有180多种主权货币，在国际贸易中相当于一种商品有180多种不同的标价，这种复杂的价格体系不利于商品流通和交换。其二，由180种货币相互兑换而产生与发展起来的外汇市场交易是人类资源最大的浪费。目前，全世界的外汇交易量每天达2万亿美元以上，其中98%都是虚拟的金融交易，与实体贸易有关的交易额仅2%左右。据测算，欧元问世后，仅公司外汇开支及套头开支一项就可节省650亿美元。不难推算，如果全球货币统一，由此节省的费用将达数千亿美元之巨。其三，由多种因素决定的货币汇率每天都处在变动不定之中，企业除了防范市场风险之外还要防范外汇风险，而外汇风险可能会将从事进出口贸易企业的即将到手的利润一笔勾销。汇率的上下不定阻碍着世界投资和贸易的全球化进程。其四，依附于外汇交易之上的外汇期货交易、期权交易、掉期交易等金融衍生品种买卖已成为金融危机的导火索，巴林银行与大和银行的倒闭、东南亚危机的爆发均与此有关。

货币的统一将节省大量的用于外汇兑换的费用，这笔费用将用于提高各国人民的生活水平；货币统一将彻底消除国际贸易中的汇率风险以及由此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统一的世界货币将促进世界各国经济更快地发展。

三、欧元的启示

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曾认为，货币是国家主权的标志物。的确，在欧元诞生之前，人类历史上任何统一的货币都是随战争建立起来的国家主权的产生而产生的。战争打到哪里，货币流通的边界就扩展到哪里。货币是与国家主权相联系的，是国家主权的象征，这种认识至今仍占主流地位。欧元的出现是对这种认识和现状的突破。11个主权国家共用一种货币，标志着无主权货币时代的开始。欧元的产生说明，货币流通可以跨越主权的障碍，人类完全可以绕开政治分歧和宗教对立，以和平的方式从统一的货币流通中获益。这是欧元给我们的第一个启示。

欧元在欧元区国家自由流通，免去了个人和企业外汇兑换的麻烦，每年节省的用于货币兑换和佣金上的费用就达450亿美元；汇率变动给消费者和企业带来的风险被消除，游客可手持欧元在欧盟15个国家自由游览；欧元将进一步深化欧洲的经济金融的融合，创造出全球最大的国内金融市场（90年代中期，包括债券、股票和银行贷款的欧洲资本总价值已达27万亿美元，美国有23万亿美元，日本只有16万亿美元）；欧元可以使欧元区国家减少交易成本，刺激投资，提高生产效率，优化资源配置；由于欧元对11国货币的统一，使欧元区对外的汇率种类减少了10倍，由此使国际汇率的风险源也减少了10倍以上；由于欧洲中央银行是世界上独立性最强的中央银行，这使欧元诞生后，欧盟各国通货膨胀的风险大大降低。生活在只有一种货币的世界，国家会更加发达和丰裕，人类将会享受到更多的便捷、富足和闲暇。这是欧元给我们的第二个启示。

欧洲的历史是一部战争史。从罗马帝国时期恺撒大帝对欧洲的大规模征讨，到20世纪前半叶欧洲各国之间爆发的惨绝人寰的两次世界大战，1000多年来，欧洲几乎每隔一代人就要发生一次大规模的冲突和战争，许多王朝被战争推翻，不少城市被夷平，一些国家的版图在战火中频繁地改变，死于上百万人口的战争不计其数，纳粹德国在二战中对犹太平民的虐杀达600万之众。地球上没有哪个地区的历史像欧洲那样充满火药味和血腥气息。而在今天，在欧元统一欧洲的背景之下，战争对欧盟各国来说将成为历史陈迹。德国前总理科尔说得好：“欧元的诞生意味着战争完全结束，和平真正开始”。欧元已成为欧洲和平的象征。

有着千年冲突史的欧洲最后统一于欧元，世界上还有哪个地区的对立、争端和歧见不能由货币统一来解决呢？预计几十年后，除了美元、欧元外，世界上还将诞生亚元、非元等，而这几种货币最终将统一于一种世界货币。

生活在只有一种货币的世界里，地球上将再无战乱和冲突，人类将世世代代永享和平。这是欧元给我们的第三个启示。

参考文献：

[1]曹龙骐。金融学[M].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7.

[2]黄达。货币银行学[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3.

货币战争范文篇8

人民币制度诞生于战火纷飞的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年代。抗日战争胜利后，撕毁国共合作宣言，悍然发动内战。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处于被封锁、包围、分割的状态，为了自力更生地支援人民解放战争，各解放区银行纷纷发行地方性的流通货币，用以防止国民党货币的入侵，保护人民群众的物质财富。

在战争环境下，解放区货币制度存在发行和流通不统一的缺点。因为各个解放区在经济上是保持独立的，不可能发行整个解放区的统一货币，各种地方性的货币不能相互流通。由于发行的分散性，解放区的地方性货币价值不同，比价经常发生变化，币值难以稳定。随着解放区的不断开辟和扩大，地区之间的经济关系有所增强，多元化货币流通的格局影响到解放区之间的物资交流和战争供给，因此客观上要求货币发行和流通由分散走向统一，以适应人民解放战争胜利发展的需要。

1947年，人民解放战争从防御转入进攻阶段，华北地区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战略后方，担负着推翻蒋家王朝，解放全中国的伟大任务。4月16日，中共中央作出成立华北财经办事处及任命董必武为主任的决定。次月，华北财办筹备处召开华北财经会议，这是为准备反攻而召开的第一次有众多解放区参加的具有深远影响的会议。会议决定各个解放区货币的兑换比价，可以相互流通，向统一发行过渡，并积极筹建全国性的银行。10月1日，董必武致电中央时提出："银行的名称拟定为中国人民银行"。8日，经中央同意后，即成立南汉辰为主任的中国人民银行筹备处。24日，中共中央华北财经办事处正式成立，统一领导华北各解放区的财经工作，同时，中共中央批准华北财经会议决定，由中国人民银行筹备处具体着手货币的统一事项。

1948年以后，各解放区逐渐连成一片，邻近的解放区开始统一行政区划，统一财政和银行。例如，1948年1月陕甘宁边区与晋绥边区合编为西北解放区，陕甘宁边区银行并入晋绥边区的西北农民银行。5月，华北解放区决定，晋冀鲁豫边区的冀南银行与晋察冀边区的晋察冀边区银行合并成立华北银行总行。这些边区的地方性货币实行固定比价，混合流通，把各区间的货币流通统一向前推进了一大步。10月，山东解放区的北海银行币、西北解放区的西北农民银行币，又与华北解放区的冀南银行币实行按固定比价混合流通。这样，华北、华东和西北三大解放区的货币实现相互流通，为人民币的发行和流通的统一铺平了道路。到了冬季，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相继展开，人民解放战争胜利在望，货币统一的条件已经成熟。1948年12月1日，由华北银行、北海银行和西北农民银行合并组成的中国人民银行宣告成立，发行统一的人民币，定为华北、华东、西北三区的本位货币，统一流通。

中国人民银行的成立和人民币的发行，开创了中国金融史上的新纪元。华北人民政府布告说，所有公私款项收付及一切交易，均以人民币为本位货币。人民币"不但统一华北、华东、西北三区的货币，且将逐步统一所有各解放区的货币，成为新中国战时的本位货币"（注：《华北银行总行关于发行中国人民银行钞票的指示》，1948年11月25日。），标志着新中国货币制度的开端。

从源流上来说，人民币制度是解放区货币制度进一步发展的产物，人民币继承了解放区货币的优良传统，但更加集中统一，"人民银行新货币的发行，预告着解放区货币的进一步巩固，和解放区经济的进一步繁荣"。（注：新华社社论《中国人民银行发行新币》，1948年12月7日《人民日报》。）人民币发行和流通的扩大，首先是从解放区开始的。它的价格是从各解放区货币的固定比价中体现出来的。在合理制定人民币与解放区地方性货币比价的情况下，积极开展对解放区地方性货币的收兑工作，为全国建立统一的人民币市场奠定基础。

二、独立、统一、稳定的人民币制度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采取了一种完全不同于解放前，也不同于世界其他各国的货币制度。《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规定："货币发行权属于国家；禁止外币在国内流通；外汇、外币和金银的买卖，统由国家银行经理。"为此，人民币除了在解放区内部逐渐统一外，各地采取了下列金融措施：

首先是坚决肃清敌币。集团的恶性通货膨胀政策在其统治的最后几年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中国人民遭受的灾难是空前绝后的。人民解放军进入刚解放的地区，立刻宣布急剧贬值、形同废纸的国民党货币为非法货币，并坚决、迅速、彻底地肃清这些敌币，从而为人民币占领市场铺平道路。

其次是严禁金银流通。国民党统治区因纸币毫无信用，造成金银在市场上计价流通，并成为金融投机的主要对象。解放初期，这种现象依然相当普遍，成为人民币占领市场的主要障碍。党和人民政府严禁金银流通，规定金银买卖与兑换统一由国家银行办理，私下买卖和计价行使属于犯法行为。当时采取藏金银于民的政策，允许人民持有金银，并以适当的价格进行收兑，把保存在人民手中的金银逐步集中到国家银行用作外汇储备。依靠广大人民的支持，各地取缔金银投机活动，金银管理的办法取得显著成效。

再次是实行外汇管理。人民解放军每解放一个地区，必须取消外国银行的擅发货币权，禁止外币流通，实施外汇管理。外汇（包括外币）均须存入中国银行换成外汇存单或售予中国银行，任何人不得经营买卖或私下转让，统由国家银行经营管理。

通过以上措施，彻底摧毁了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货币制度，结束了金银、外币在市场上流通计价的历史，使中国人民砸碎了长时期来恶性通货膨胀的桎梏，人民币流通得到空前的统一。

然而，人民币刚发行时，只能解决统一全国货币的问题，还来不及解决货币的稳定性。1949年是人民解放战争取得全面胜利的一年，财政支出猛烈增加，不得不发行大量人民币来弥补赤字。这一年中，曾多次出现程度不等的通货膨胀。特别是10月中旬以来，全国物价剧涨，币值大跌，人民币流通经历一场严峻的考验。陈云同志及时指出："这次币值下跌、物价上涨的主要原因，是政府的财政赤字庞大，因而钞票发行过多。"他又说："在政府的财政措施上，不能单一依靠增发通货，应该在别的方面寻找出路。"（注：《陈云文稿选编》第34-35页，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尽管新中国的通货膨胀与旧中国的恶性通货膨胀的政策有本质的区别，但也对人民生活和经济建设发生负面影响，因此，稳定通货是全国人民最关心的问题。

寻找什么出路才能从根本上稳定通货呢？1950年3月，中央人民政府颁布《关于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实施对稳定通货具有深远意义的"三平衡"政策，即统一全国财政收支，实现全国财政收支平衡；统一全国物资调拨，实现全国物资调拨平衡；统一全国现金收支，实现全国现金收支平衡。由于财政经济工作的统一管理，很快就停止了通货膨胀，全国出现前所未有的通货稳定和物价稳定。

接着，政务院了《关于实现国家机关现金管理的决定》，规定所有公营企业、机关、部队及合作社的现金及票据，除保留规定限额外，全部存入银行。单位往来一般使用转帐支票，而不使用现金。实施现金管理和转帐制度，使原来留在单位中的现金和流通领域中的大批通货，源源流回国家银行，缩减了市场上的货币流通量。同时，货币流通范围相应地发生了很大变化，一部分是现金收付按照一定轨道运转，一部分是非现金（转帐划拨）大量结算，人民币流通渠道有了新的拓展。

为了主动掌握与调剂货币流通，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于1950年12月批准《货币管理实施办法》和《货币收支计划编制办法》，强调货币管理制度是进一步统一财经工作的重要环节，旨在集中资金，统一管理，有效使用，以适应国家经济建设中巨大资金的需要。

另外，政务院在1951年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禁止国家货币出入国境办法》和《妨害国家货币治罪暂行条例》，主要内容是严厉打击伪造、变造人民币或贩运、行使伪造、变造人民币等违法犯罪行为，从法律上进一步保证人民币的正常流通，维护国家货币的尊严和群众的合法权益。

财政经济的根本好转和货币立法工作的开展，是稳定通货的关键。一方面，人民币的稳定性在财政收支平衡、物资调拨平衡、现金收支平衡和国际收支平衡上都能充分地表现出来，这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所决定的。另一方面，人民币的稳定又为平衡财政收支创造了有利条件，使财政年有结余，从而顺利地进入大规模的国民经济建设时期。这样，独立、统一与稳定的人民币制度已经形成。

三、人民币制度的健全和巩固

货币制度是国家以法令规定的货币流通的组织形式。但在建国初期，人民币制度是不够完善的。具体表现在钞票种类复杂，面额大小悬殊，票幅尺寸参差不齐，纸张质量和印刷技术也较差，还没有完全摆脱通货膨胀、物价不稳的痕迹。据统计，"从1948年12月至1953年12月，共印制发行了12种面额、62种版别的人民币，最小面额只有1元，最大面额则50000元"。（注：中国人民银行货币发行司编：《人民币图录》第3页，中国金融出版社1988年版。）这段时期的人民币因券种纷繁，不利于交易和核算，亟需进行整顿和改革。

实际上，人民币的改革从1950年财政收支平衡和物价稳定以后就开始准备工作，原来定于1953年实施，但由于技术上的原因推迟了时间。到1955年2月20日，国务院颁发《关于发行新的人民币和收回现行的人民币的命令》，对货币制度实行改革，以便利交易和核算。《命令》责成中国人民银行自3月1日起发行新的人民币（简称新币），收回现行的人民币（简称旧币），新旧币的折合比率为1比1万。新币主币面额1元至10元，辅币面额1分至5角，每种券别印有汉、藏、蒙、维吾尔四种文字。自新币发行之日起，凡机关、团体、企业和个人的一切货币收付、帐薄记载及国际间的清算等，均以新币为计算单位。

应当指出，这次币制改革并不是重建一种新的货币制度，而是对新生的人民币制度作了改进，主要是改变了货币的单位价值使人民币具有好看、好算、好使用、好记帐的优点。将动辄以万元为单位的价格标度缩小为1元，不仅提高了单位货币所代表的价值量，而且化繁为简为计算和流通提供便利。钞票上印有四种文字，更有益于全国各地区的经济交流，展现了我国各民族的平等和团结。

经过改革的人民币制度是适应国家建设需要的符合广大人民愿望的。新人民币种类简洁，交易与计算均感方便，能节约大量人力和财力，从而一举消除了旧人民币上留有的通货膨胀的痕迹，令人耳目一新。这是我国进入国民经济建设时期在货币流通方面的一项重大改革，在财政收支平衡和金融物价稳定的基础上，进一步健全和巩固我国的货币制度，并提高了人民币在国际上的地位。

作为一种新型的社会主义货币制度，人民币制度有以下几个基本特点：

第一，人民币是集中统一的货币。中华人民共和国唯一合法货币是人民币，也就是说，在我国市场上只准人民币流通。中国人民银行以国家信用作保证发行人民币，代表国家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并通过货币政策的制定和执行来调控国民经济。货币流通规律要求市场货币流通量必须与商品流通量相适应，以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因此，人民币的发行原则是坚持经济发行、计划发行和高度集中统一发行，其中坚持经济发行是最根本的原则。中国人民银行根据国家授权统一掌管人民币，负责集中统一印制和发行人民币，管理人民币流通。法律保护人民币，任何损害人民币和损害人民币的行为，都将受到法律的制裁。

第二，人民币是独立自主的货币。建国不久，我国即排除了市场上流通的外国货币，以坚持独立的货币政策，不受国际金融市场变化的影响。国内一切收付、计价单位和汇价的单位都由人民币承担，在国际上则作为计价、结算手段。人民币对外国货币的比价，是根据国内国际市场情况独立自主确定的。人民币是国家主权的象征。

货币战争范文篇9

关键词：货币流通；货币统一；欧元；世界货币

一、货币统一是货币流通的内在要求和必然结果

二、全球化呼唤统一的世界货币

三、欧元的启示

在只有一种货币的世界，国家会更加发达和丰裕，人类将会享受到更多的便捷、富足和闲暇。这是欧元给我们的第二个启示。

货币战争范文篇10

一、战争赔款的内涵及其中国政府偿付的赔款内容

近代中国偿付的战争赔款总值究竟有多少？说法有七、八种之多。其中，数值最高者为银19．53亿两，①最低者为10余亿两，②被史学界广泛采用者为近13亿两。③

这些数值差异颇大。究其原因，是对以下问题的认识各异：1．“战争赔款”的内涵是什么？自鸦片战争开始，近代中国的对外赔款计有百余次，到底哪些属于战争赔款的范畴？2．确定近代中国战争赔款总值的尺度是什么？是条约中规定的赔款值，还是清政府实际支付的赔款值？中国政府为支付战争赔款而举借的外债是否计入？3．计值单位应该如何折算？近代中国的货币制度非常繁杂。仅条约中提到的计值单位就有关平银（亦称海关银）、库平银等虚银两，以及银元、卢布、卢比、英磅、马克、佛郎克、弗乐林、克勒尼等多种外国货币名称。不同的计值单位给计算工作带来了一定的复杂性。

何谓“战争赔款”呢？战争赔款是一个国际法概念。战争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敌对国家，以武力推行国家政策造成的武装冲突和法律状态。据瑞士人步伦《公法会通》和奥地利法学家阿·菲德罗斯等著《国际法》中所言，一国对另一国宣战，或虽未宣战而侵入另一国领土，或封锁另一国的海港、海岸，就是战争状态的开始。战争状态通常是通过缔结和约而结束。一国由于战败原因，根据和约支付给战胜国军费损失及战胜国商民在战争期间受害损失的款项，称战争赔款。

值得指出的是，在近代历史上，资本主义列强发动的对华战争是侵略性的，为结束战争状态缔结的条约，是列强以威胁手段强加给中国人民的掠夺性、强制性、奴役性的不平等条约。战争赔款，是规定于不平等条约之中的对中国人民的勒索。从现代国际法的角度看是无效的。然而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清政府事实上依约偿付了列强索要的赔款。后来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北洋军阀政府、国民党政府继续偿付了清政府积欠下来的剩余赔款额。参考国际法对战争赔款的界定，近代中国战争赔款的前提应是战争状态发生，中国战败；依据是清政府与列强签订的条约。非战争原因引起的赔款，以及条约规定之外列强对中国的劫掠不应包括在内。一些文章把第一次鸦片战争中英军在定海、厦门、宁波、镇海掠取的官银数，以及在厦门、舟山、宁波、镇海等地抢劫后变卖财产的值银数也计入战争赔款总值。这种作法显然不妥。试想，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英法联军焚掠圆明园给中国人民造成的损失，怎么能简单地用钱来衡量呢？列强在侵华战争中掠取的财、物，只能做为中国方面的经济损失，另行论述。

探讨近代中国的战争赔款时，不可避免地遇到一个问题，即由于清政府软弱、妥协等因素，一些涉及赔款的条约是在中国尚未失败的情况下签订的。这部分赔款是否应纳入战争赔款的范畴？如：

（1）1841年5月，英军炮打广州，清政府靖逆将军奕山派广州知府余保纯向英军求和，并与英国代表义律签署停战协定――《广州和约》，规定中国方面偿付赎城费600万银元，以及英国商馆的损失费。对于后面一项，条约中未注明数额。查当年参战的英军军官宾汉记载，中国方面赔偿的数额为628327银元。④

（2）1874年春，日本以琉球船民在台湾遇难为由，悍然出兵侵犯台湾，遭到中国军民的坚决抵抗。清政府遂派恭亲王奕？与日本特使大久保利通谈判，于同年签署中日《北京专条》，规定中国赔款银50万两，日军退出台湾。⑤

（3）1875年，为在中国西南扩张势力，英国驻华机构职员马嘉理带引英国武装“探路队”，由缅甸侵入中国云南，并蛮横地向前往盘问和阻拦的当地人开枪。当地人民激于义愤，打死了马嘉理。1876年，中英签署《烟台条约》，规定中国偿付“恤款”银20万两。⑥

（4）中日甲午战争后订立的《马关条约》中规定，中国割让辽东半岛给日本。此举引起俄、德、法三国干涉。结果，1895年11月，中日双方签订《辽南条约》，规定日本归还辽东半岛，清政府补偿银3000万两作为赎款。⑦

笔者认为，上述4笔赔款属于战争赔款性质。理由是这些赔款均起因于战争，并规定于旨在结束战争状态的条约之中；前3笔赔款是清政府妥协签约，战争可视为“不败而败”；第4笔赔款是战败与俄、德、法三国干涉双重因素作用的结果。

此外，1901年，八国联军攻陷北京后，胁迫清政府订立《辛丑各国和约》，规定中国赔偿银4．5亿两，是为大赔款。与此同时，约有17个省的中国地方官绅分别与各国领事、教士、教民协商议定了22272708两银的地方赔款。其中5386000两银归入大赔款。地方赔款的实际支付额为银16886708两。⑧因为地方赔款源于八国联军之役，故当属于庚子赔款的一部分，归入近代中国战争赔款总值。这一笔款项，被许多人忽视了。

基于上述原则，在近代战争史上，中国偿付的赔款有：（1）第一次鸦片战争赔款，含《广州和约》规定的赎城费600万银元，英国商馆损失费62372银元；中英《南京条约》中规定的鸦片烟价600万银元、商欠300万银元、军费1200万银元。⑨（2）第二次鸦片战争赔款关平银1600万两，含中英《北京条约》中规定的英军军费银600万两、商亏银200万两；⑩中法《北京条约》中规定的法军军费银700万两、商亏及抚恤费银100万两。⑾（3）1874年琉球事件赔款库平银50万两，含中日《北京专条》中规定的日本修道筑房费40万两、抚恤费10万两。⑿（4）1876年马嘉理事件赔款关平银20万两，含中英《烟台条约》中规定的军费、商欠、抚恤费。⒀（5）1881年伊犁事件赔款900万银卢布，含中俄《改订条约》中规定的军费、商亏、抚恤费。⒁（6）1895年甲午战争赔款库平银23150万两，含中日《马关条约》中规定的军费2亿两、威海卫驻军费150万两；⒂《辽南条约》中规定的赎辽费3000万两。⒃（7）1901年庚子赔款，含《辛丑各国和约》中规定的偿付诸国赔款关平银4．5亿两；⒄地方赔款16886708两。（8）1906年拉萨事件赔款，含中英《续订藏印条约》中规定的250万银卢比。⒅共计八大笔。

二、近代中国战争赔款的实际支付情况

计算近代中国的战争赔款，必须妥善处理条约规定的赔款值与实际支付的赔款值的关系，以向索赔国实际支付的款额作为确定近代中国战争赔款兑值的标准。由于国内外局势的变化，以及货币制度的变革等原因，赔款的实际支付情况比较复杂。其中，以下几个问题是应该引起注意的。

1．条约中涉及利息的赔款及其偿付情况。与这个问题相关的有第一次鸦片战争赔款、甲午战争赔款和庚子赔款。

（1）第一次鸦片战争赔款。在中英《南京条约》中，规定全部赔款于4年内分做7次全部偿清，“倘有按期未能交足之数，则酌定每年每百元加息五元”。⒆结果，清政府在1842―1845年如期偿付了这笔赔款。因为赔款并未逾期，故不存在付息问题。

（2）甲午战争赔款。在中日《马关条约》中，规定2亿两军费分8次交清，第1次5000万两于批约后6个月内交清，第二次5000万两于批约后12个月内交清，其余分6次交清，自第2年起每年交一次。条约还规定，“第一次赔款交清后，未经交完之款应按年加每百抽五之息”，“如从条约批准互换之日起，3年之内，能全数清还，除将已付利息或两年半，或不及两年半，于应付本银扣还外，余仍全数免息”。⒇条约并规定，第一、二次赔款付清之前，日本军队暂行驻守山东省威海卫。（21）中国每年支付其军费50万两。（22）为了筹集偿付日本的赔款，也出于免交利息，并尽早撤除驻威海卫日军的考虑，财政困窘的清政府被迫先后于1895年、1896年和1898年订立俄法借款、英德借款和英德续借款合同，共借债约库平银3亿两。按当时核定的还本付息表计算，中国须偿还本息共库平银741578255两。（23）

这笔债款能否计入赔款，是计算近代中国战争赔款总值中颇具争议的问题之一。笔者对此的回答是否定的。因为，赔款与债务是两个不同的概念。甲午战争赔款支付的对象是日本，而不是俄法英德。中国与俄法英德是债权国与债务国的关系，不应把向俄法英德支付的债款计为向日本支付的赔款。中国在1895年至1898年，如期付清了给日本的赔款，对日本不存在付息问题。应以索赔国日本所得的库平银23150万两做为甲午战争赔款的实际支付值。

（3）庚子赔款。在《辛丑各国和约》中，规定中国偿付诸国赔款关平银4．5亿两，以“保票”的形式，按比例数字，交给各国收执。年息4厘，摊还期39年。条约规定的赔款值与分期摊还本息之和为关平银982238150两。（24）因赔款的支付时间长，过程复杂，庚子赔款的实际支付值与应付本息值出入很大。据江海关档案和旧海关“债赔各款专帐”，以及《辛丑各国和约》“附件十三·还本息表”（1905年7月至1911年）（25）等资料逐年核算，庚子赔款的实际支付值为关平银668661220两。（26）内含赔款原额、实际补息数额、镑亏数额等项。不少文章将按条约推算出的应付本息值作为庚子赔款值，夸大了许多。

2．拉萨事件赔款值的认定。

在拉萨事件赔款值的认定上，以往的一些文章多依据《藏印条约》中作出的西藏向英国交付赔款50万英镑，合750万银卢比，分75年付清，赔款未清前，英国“于丕春驻兵，暂守作质”（27）等规定，把拉萨事件赔款值计为750万银卢比。实际上拉萨事件赔款值并非如此，回顾历史，可以帮助我们做出比较符合实际的结论。

1904年9月，中英《藏印条约》传到伦敦后，英国的印度事务大臣公然声称：该约不符合英国政府的对藏政策。英国政府的对藏政策在于排除别国在西藏的势力，而英国势力的加强又以不引起国际纷争为限度。

当时，在列强对西藏地区的角逐之中，英俄的矛盾比较突出。英国若向西藏索取大量赔款，并长期占领丕春，必使俄国不满。况且，《藏印条约》的签订也在美、德等国产生了反响，他们纷纷表示，希望英国不要改变中国在西藏的地位。英国外交大臣兰士敦清醒地看到，如果英国政府不立即减少西藏赔款，“将产生一种极为严重的困扰局势”。（28）鉴于此，1904年11月11日，印度总督？士尔根据英国内阁的指示，声明“允饬将该约第六款西藏应赔补英国人兵费，由原定七百五十万卢比，减为二百五十万卢比”，并将此声明之款“附于已经批准之光绪三十年七月二十八日，即西历一千九百零四年九月初七日所立英藏条约之内”。（29）该文和《藏印条约》一道，成为1906年中英《续订藏印条约》的附约。所以，应把删减后的250万银卢比做为拉萨事件的赔款值。

3．计值单位的折算。

在近代中国的战争赔款中，不同的计值单位给计算工作带来了相当的难度。计算赔款总值中的一项重要工作是考订并划一计值单位。

在1933年国民党政府财政部宣布废两改元之前，近代中国的货币制度，一直处于银元、银两并行的状态。不仅有元和两之分，又有实银两与虚银两之别。前者指实际流通的白银，如银锭，其重量和成色，各地不一。后者是一种记帐货币。赔款的计值单位库平银、关平银等即是虚银两。库平，是清政府征收赋税时，出纳银两所用的衡量标准。清政府的国家预算，用库平计算。关平，是海关收税时，出纳银两所用的衡量标准，较库平大。1海关两等于1．0164库平两。计算近代中国的战争赔款总值，用库平银作为统一的计值单位比较合适。

中英《南京条约》中规定，用银元做为赔款的计值单位，但未规定银元的具体种类。据考，中国政府正式设局铸造银元，始于光绪十六年（1890年）。此前在中国市场上流通的是外国银元。外国银元自明朝万历年间开始流入中国，到晚清时期，多达数十种。第一次鸦片战争赔款的计值单位应是当时流通最广的西班牙银元。（30）

西班牙银元与中国货币的比价是多少？《南京条约》也没有注明。据道光二十二年九月二十三日耆英、伊里布奏报，中国在支付第一期赔款（600万元）的谈判中，“再三驳议，始约定每圆以纹银七钱一分折给，共应折银四百二十六万两”。（31）比值以一银元总库平银七钱一分讲定。然而，后面的6次分期付款是在广东筹措的，计值单位又有变化。道光二十三年正月二十日伊里布等奏，“臣等查癸卯年份（1843年）议明共给洋银六百万圆，内有商欠三百万圆”，“先于洋商名下，勒限著追”，“至余银三百万圆，应折给广平纹银二百一十万两。”（32）道光二十四、二十五年，清政府偿付赔款的折兑方法是“以洋行老司码平，每洋银一圆合纹银七钱”。（33）“广平”和“司码平”，同为广东地区使用的一种平码。

一些研究赔款的文章多据以上记载，按1银元折广平银7钱的比价，将第一次鸦片战争赔款折算为1470万两，并计入近代中国战争赔款总值。笔者认为不妥。地方性的货币计值单位不宜作为国家对外赔款总值的计值标准，更不宜将该数值与其它不同计值单位的赔款数相加。据马士实测，广平的绝对重量为每两等于579．85英厘，比库平重4．05英厘，是当时中国几种主要平码中重量最大的。（34）所以尽管广平比库平少1分，其实际重量却是大体相同的。故第一次鸦片战争赔款中银元与银两的比值可认定为1银元折合库平银7钱1分。2100万银元折合库平银1491万两。

另据有关条约规定，伊犁事件赔款的计值单位是俄国银卢布，拉萨事件赔款的计值单位是印度银卢比。因为英国货币是当时世界上通用的货币，故又在条约的“专条”或“附约”中，将卢布、卢比与英币进行了折算。按江海关所定汇兑币值统计，1881年关平银与英币的比价为66．5便士。（35）伊犁事件赔款合关平银5166908两，库平银5251645两。1906年关平银与英币的比价为39．5便士，（36）拉萨事件赔款约合关平银1084988两，库平银1102782两。

综上所述，近代中国战争赔款总值约为库平银956814007两，合关银941375451两，合1326323847银元。（37）相当于1901年清政府财政收入的11倍。

三、战争赔款对近代中国社会经济的影响

巨额战争赔款，犹如套在中国人民头上的枷锁，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沉重的负担和深重的灾难，严重地阻碍了近代中国的社会进步，加速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的进程。

（一）中国的财政危机日趋加重，“民生重困”。

在近代中国的财政中，赔款、外债以及战争期间的军费，是三宗最大的支出，总数常占国家岁出的三分之二以上。（38）其中，赔款所占的比重颇大。综观整个近代史，战争赔款并不是一开始就左右了中国的财政经济命脉，而是随着战争赔款数额的不断增多，致使其在财政支出中所占的比例愈来愈大，最后导致了中国财政经济的崩溃。

1．从第一次鸦片战争赔款到伊犁事件赔款，是近代中国支付战争赔款的开始时期，清政府的财政负担增加。据记载，道光时期（1820―1850年）清政府的年财政收入约4000万两。（39）

第一次鸦片战争赔款约占该额的37％。在偿付赔款的过程中，清政府一方面大量动用关税收入，一方面加重地丁漕赋、盐课、兵饷和商捐等的征收科派，致使本该应用于自身发展的大笔款项被索赔国掠走。但是，从宏观上观察，这一时期清政府尚能做到收支平衡，赔款对财政经济的影响还不显著。这是因为：

第一，清政府的财政收支结构发生了变化。鸦片战争前，中国只有广州一个通商口岸，关税收入甚少。鸦片战争后，随着通商口岸的增加和对外贸易的扩大，关税渐成为中国最大的财源之一。仅1861年至1866年，关税收入总额就达到46374398两。（40）再加上1853年以后，厘金税的开征，国家岁收增多。同治末年，清政府年收入达到6000万两左右，（41）比道光时期提高了50％。到光绪初年，又增到8000万两，（42）比道光时期提高了1倍。这些新增收入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赔款对清政府的压力。

第二，赔款在国家财政支出中所占的比例还不太大。第一次鸦片战争赔款分4年偿清，平均每年偿还373万两，约占岁出的9％。伊犁事件赔款900万银卢布，合库平银5251645两，约占岁出的6％。（43）琉球事件和马嘉理事件赔款在岁出中所占的比例就更小了。所以，这一时期赔款的负担，清政府还能承受得起。

2．甲午战争赔款在中国财政史上产生了划时代的影响，近代中国的财政经济自此一蹶不振。

由于清王朝建立后，沿袭的仍是“量入为出”的传统收支原则，所以，当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后，清政府的财政顿感万分支绌。为筹集战时军费，清政府先后两次向英国汇丰银行借债，共计库平银28653961．78两。（44）这两笔债款直到1914年才还清。甲午战后，财政已十分拮据的清政府在短期内根本无力筹集和支付超过当时年财政收入3倍的战争赔款。万般无奈之际，只好借债偿还。其中，1895年俄法借款，计4亿法郎，合银98968370两，折扣94．125％，年息4厘，分36年还清；（45）1896年英德借款，计1600万英镑，合银97622400两，折扣94％，年息5厘，分36年还清；（46）1898年英德续借款，计1600万英镑，合银112776780两，折扣83％，年息4．5厘，分45年还清。（47）以上3笔债款，相当于甲午战争前中国所借外债总和的7倍。中国年均摊还外债本息约2000万两，（48）偿还外债成为国家财政支出的大宗。

苛刻的借款条件，不仅使中国在经济上蒙受了巨大损失，而且在主权上受到了极大损害。（1）俄法借款合同声明，中国“无论何国、何故，决不许其办理照看税入等项权利。如中国经允他国此项权利，亦准俄国均沾”。（49）据此，俄国取得了参与管理中国海关事务的权利，打破了过去由英美法三国垄断中国海关大权的局面。（2）英德续借款规定，中国不得加速偿还，或提前一次清还，也不得变更偿还办法。“至此次借款未还时，中国总理海关事务应照现今办理之法办理”。（50）这样，英国就用限制中国提前偿清债款的办法，获取了在45年内担任中国海关总税务司一职的书面保证。（3）英籍总税务司赫德借英德续借款签署之机，扩大其职权。1898年2月21日，赫德在致驻伦敦办事处税务司金登干的电文中得意地说：“新借款1600万镑的草合同已签字。总理衙门已听从我的意见，应允由我管理盐税和厘金，以每年约五百万两的收入，做为赔款担保，并允将来扩大管理范围。”（51）

由此可见，中国为支付日本赔款举借了庞大的债务，列强通过借贷攫取了中国大量利权，控制了中国部分财政主权。从此，清政府“量入为出”的收支平衡状况遭到破坏，中国的财政经济长期处于列强的压迫之下不能自拔。

3．庚子赔款是对中国人民最大的一次勒索，清政府的财政经济陷入全面崩溃。

1901年《辛丑各国和约》签署之时，清政府因甲午战争举借的外债远未还清。这一年偿付的债款本息即达库平银20593157两。（52）加上八国联军之役中支付的军费，清政府已是不堪重负。而庚子赔款又比甲午战争赔款增加了近1倍，相当于清政府4年以上的财政收入。按当时中国人口平均，每人承担1两。这是近代中国数额最大，涉及国家最多，支付时间最长，过程最复杂的一笔赔款。清政府的户部大员们绞尽脑汁，奏陈筹措偿还赔款之法：一方面由政府紧缩，令户部将各省、关应解部的加放俸饷、加复俸饷、加拨边防经费、漕折等项抵拨赔款，每年计得银3900500两；另一方面由各省、关分摊。全国计有19个省，包括新疆、云南、贵州、广西等向来受协饷的贫瘠省份，也分摊了赔款任务。总计各省筹划之款项、户部改拨之款项，以及部分关税，每年凑足之数当约2500万两。（53）

对于赔款的筹措之法，各省叫苦不迭。署浙抚余联沅早在和约未签之时就奏道：“将来洋款必奉摊派，罗掘均穷，每一念之，兴嗟仰屋，而到处民穷财尽，真有不可终日之势。”（54）光绪二十七年十月二日，湖广总督张之洞等在关于各省分派赔款数额巨大，请减免四成以纾民力电中称：“各省分派赔款为数过巨，筹措万难。方今民生困穷，商业凋弊，经去年之变，各省商民元气大伤，种种筹款之法，历年皆经办过，久已竭泽而渔，若再痛加搜括，民力既不能堪，赔款仍必贻误。”张之洞等并指出：“无论如何，筹加筹捐，无非取之于民。当此时势，民心为国家第一根本。以民穷财尽之时，倘再尽力搜括追呼，以供外国赔款，必然内怨朝政，外愤洋人，为患不堪设想。”“若百事俱废，专凑赔款，将兴学练兵，农工商务，一切养民治民卫民之自强要政，概行搁置不办，则民心日涣，士气日离，国势日微，外侮日甚，内乱将作，大局亦必难支。”（55）

上文揭示了当时地方各省的财政困境及其后果。清政府的财政已经到了无财可言的地步。但是，为了能够“凑足分派之数，如期汇解”，各省、关仍然不得不倾力搜刮。主要办法是加重旧税、开征新税。计有地丁、杂赋、租息、粮料、耗羡、盐课、常税、厘金、洋税、节扣、续完、粮捐、盐捐、官捐、杂捐、节省和赔款捐等项。在这些名目下，各省的筹款方法虽不尽相同，但沉重的赋税负担，都毫无例外地加在百姓身上。结果，中国的社会经济愈加停滞落后，人民的生活状况愈加贫困不堪，财政制度愈加纷乱繁杂，不成体系。国家的财政运转呈恶性循环之势。

（二）资本主义列强利用索取赔款的担保品――海关税、常关税、盐税等，截留中国财源，控制中国财政，左右中国政局。

资本主义列强鉴于中国海关具有组织完备的征收机构、保证可靠的收入、能够进行有效控制等特点，首先把它做为索取赔款的理想来源和重要担保。根据1860年签订的《北京条约》，中国方面偿付的赔款，除先由清户部直接付给英法各50万两，以及由粤海关付给英法各333333两做为撤兵条件外，其余银两，“在中国各海关每年收税银若干，按五分之一扣归”，由此开创了中国以海关税收担保并偿付对外赔款的先例。此后，甲午战争赔款、庚子赔款等均以海关税收做为担保。

在《辛丑各国和约》中，规定距各通商口岸50里以内的“所有常关各进款，在各通商口岸之常关，均归新关管理”，（56）于是，常关税又成了抵押赔款的财源之一。据此，津海、东海、牛庄、宜昌、九江、芜湖、沙市、江海、浙海、瓯海、福海（三都澳）、闽海、厦门、粤海、潮海、江门、梧州、琼海、北海等常关均被划归税务司管理。（57）外籍税务司的职权大大扩展了。帝国主义的经济势力亦由此遍及长江流域和沿海地区，以至东北、西南等边远省份，并进而深入到全国各地。

《辛丑各国和约》还同时规定，中国政府的重要税收盐税，也一并做为赔款担保。据1913年民国政府财政预算，关税占年收入的24．4％，盐税占年收入的23．2％，两者合起来约占年收入的一半。这样，列强就通过截留、控制关税和盐税，扼住了中国政府的财政咽喉。其中，资本主义列强对中国海关的控制，起了特殊的重要作用。

资本主义列强借口关税是赔款的重要担保，谋求攫取中国关税的管辖权。1911年，在辛亥革命的风暴席卷神州大地，清王朝的统治迅即崩溃之际，总税务司英国人安格联命令归革命党控制的各口岸税务司，设法取得关税保管的权利，以“确保关税不致为革命党用作军费，并留供偿还外债”。（58）为此，各地税务司威胁革命政府：海关税收担保外债赔款，“如擅自动用，可能因而与列强发生严重纠纷”，（59）“为了避免与列强发生纠纷，最好暂时将税款交由总税务司或领事团保管”。（60）与此同时，列强又诱迫清政府将其控制下的各口岸的关税也交给总税务司管辖，声称：如果清政府控制的口岸不照办的话，革命党可能要动用税款，这就大大有利于革命党，而不利于清政府。结果，革命党和清政府都节节退让，拱手把关税管辖权交给了外籍税务司。

为使外籍税务司保管和支配关税“合法”化，列强还迫使中国政府同意成立各国银行委员会，由税务司负责全权保管关税并偿付外债赔款。1912年1月15日，安格联向中国政府提交了具体实施方案，主要内容是：（1）成立各国驻沪银行委员会，由“关于庚子以前以关税作抵尚未付清之各洋债银行与关于和约赔款之各国银行之总董”组成。该委员会“应决定各洋债内何款应行尽先付还，并编制一先后次序单”，以便上海关税务司遵照办理。（2）总税务司应向该委员会说明海关净存税款情况，直到“中国政府复能偿还洋债赔款之时为止”。（3）总税务司应制订方案，使“各收税处所将净存税项，每星期汇交上海一次”。（4）英国汇丰银行、德国德华银行、俄国道胜银行，作为上海存管海关税项之处。（5）倘至1912年底情况仍未恢复正常，“届时必须弄清下余若干，可作付还赔款之用。此项清单须交外交团酌核如何分拨”。（6）该委员会应每三个月将所收关税如何拨付的情况提出一份报告，“由驻沪各国领事报告驻京各国大臣”，等等。（61）中国政府很快批准了这个方案。

上述方案是中国关税发展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它宣告了各国驻沪银行委员会的成立，确定了接收中国海关的全部净存税款，监督这些税款的保管和分配，并全权处理用这些税款偿付外债和赔款的办法。汇丰、德华、道胜三家外国银行，获取了存贮中国关税的利益。中国的关税从征入到付出的全部过程都控制在外人之手。

资本主义列强还借中国政府偿付赔款之机，操纵中国的财政金融。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北洋政府用停付或缓付各国赔款等做为担保，大量发行公债。英籍总税务司安格联正式参加了“内国公债局”。1914年8月1日，在“财务部呈报公债局董事推定专员经理出纳公债款项，并定名为会计协理文”中，言明公债局董事“推定公债局协理总税务安格联为经理专员，定名为会计协理”。规定所有“该局收存款项及预备偿本付息及支付存款，均由该员安格联经理，以专责成。一切关于公债款项出纳事务，除经总理签字外，仍均由安格联副署”。（62）于是，安格联成了中国的公债基金保管人，被称为“太上财政总长”。

综上所述，近代中国政府在抵抗资本主义列强所发动的战争中，屡战屡败，并由此背负了庞大的赔款。列强通过中国政府为支付赔款而抵押的关税、盐税等税收，以及赔款的索取过程，控制了中国的财政收支，破坏了中国的财政经济。近代中国的战争赔款，在中国由一个独立的封建社会转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

注释：

①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编：《中国的人权状况》。

②林恂：《青少年要学一点近代史》，载1991年4月21日《光明日报》。

③魏洛：《近代中国割地赔款情况简述》，载《教学与研究》（京）1990年第5期；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近代战争陈列”。

④〔英〕宾汉：《英军在华作战记》，载中国史学会主编《鸦片战争》第5册，第236页，神州国光社1954年版。

⑤⑥⑦⑨⑩⑾⑿⒀⒁⒂⒃⒄⒆⒇（21）（22）（25）（45）（46）（47）（49）（50）

（56）王铁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1册，第343、347、637、31、144―145、147、343、347、382、615―618、637、1005、32、615、616―617、617―618、1014―1016、626―629、641―644、733―737、630、735、1006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版。

⑧王树槐：《庚子地方赔款》，载《中央研究院中国近代史研究专集》第3期。

⒅（27）（29）王铁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2册，第348、347、348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9年版。

（23）1896―1898年本息额据徐义生编：《中国近代外债史统计资料》第75页“表六”计算，中华书局1962年版；1899―1914年本息额据《中国海关与英德续借款》第52、53页，中华书局1983年版。

（24）中国银行总管理处经济研究室编：《中国外债汇编》第32页，1935年版。

（26）王树槐：《庚子赔款》第570―571页，精华印书馆股份有限公司1974年版。

（28）PeterFleming：BayonetstoLbasa．付勒《进军拉萨》第273页，引自丁名楠等著：《帝国主义侵华史》第2卷第223页。

（30）李向前：《关于南京条约用“圆”作计值单位问题》，载《学术月刊》1984年第12期。

（31）（32）（33）《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61卷第2405―2406页；第65卷第2574页；第72卷74、第2862、2918―1919页，中华书局出版。

（35）（36）王宏斌：《晚清货币比价研究》第256、258页，河南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

（34）马士：《中朝制度考》，载《清代货币金融史稿》第80―81页。

（37）货币单位折算（文中做过专门阐述的项目除外）：①1关平两＝1．0164库平两，据汤象龙编著：《中国近代海关税收和分配统计》第8页；②1银元＝库平银7钱2分，据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参事室金融史料组编《中国近代货币史资料》第1辑，第789页。

（38）（53）汤象龙：《民国以前的赔款是如何支付的？》，载《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集刊》第3卷第2期，第262、266―267、27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