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意杀人罪范文10篇

故意杀人罪范文篇1

关键词：聚众斗殴罪；《刑法》；故意杀人罪

目前，学界关于聚众斗殴罪转化为故意杀人罪的研究多夹杂在转化犯、故意杀人罪、转化型故意杀人罪中探讨：转化犯概念、特征、立法、认定、种类、罪数形态区别、特殊防卫；海峡两岸故意杀人罪对比、故意杀人罪立法完善；转化型故意杀人罪的存在价值，有的否认其存在，多数认为是必要的；转化型故意杀人罪概念、认定等。聚众斗殴罪转化犯只附带列举，鲜有聚众斗殴罪转化为故意杀人罪专题探讨。已有的研究主要围绕“聚众斗殴致人伤亡”时，如何追究聚众斗殴的首要分子与积极参加者刑事责任进行探讨，有的认为应全部转化，有的认为是部分转化；有的将其分为案内、外人、己方人，判断其有无直接责任；有的认为应根据刑法基本原则、犯罪构成、罪数、共同犯罪特征、当事人主客观条件、因果关系等判断；应结合行为人在聚众斗殴中地位、作用确定转化主体范围。这些研究均有一定价值，但仍不够丰富、深入，全面，有些分析过于繁杂，例如共同犯罪的剖析，已有研究难以实践操控，因此本文在基本原理探讨的基础上，重点对共同犯罪的处理进行分析，除了学者们多涉及的首要分子、积极参加者刑事责任外，还对共同犯罪涉及的其他主体如从犯、胁从犯、教唆犯等进行论述。

1基本原理的探讨

1．1关联法律规定的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以下简称《刑法》）第292条第2款是关于聚众斗殴罪转化为故意伤害罪、故意杀人罪的规定，该条款规定聚众斗殴，致人重伤、死亡的，依照本法第234条、第232条的规定定罪处罚。因为聚众斗殴过程中，行为人侵害的客体由社会公共秩序转变为他人的身体健康权、生命权，主观的故意也转变为杀人的故意，聚众斗殴的犯罪行为与故意杀人的犯罪行为之间满足转化型故意杀人罪的客观方面要件，因此属于转化型故意杀人罪。在适用时应注意区分其与聚众斗殴罪的非转化情况。1．2故意与过失的区分。本条款中，如果将造成重伤、死亡结果的情况，不分故意与过失一律转化为故意伤害罪、故意杀人罪，则会有客观归罪之嫌。因此，一些论者认为过失造成重伤、死亡结果的，属于聚众斗殴罪的结果加重犯，单独设置一档法定刑。［1］笔者赞同这种观点，在聚众斗殴过程中故意造成重伤、死亡结果的，才能适用转化犯的规定。在《刑法》修改之前，过失致人重伤、死亡的，仍以聚众斗殴罪论处。为寻求刺激还是满足某种卑鄙欲念，在聚众斗殴中是难区分的［2］，故此时造成的重伤、死亡情况也应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根据其主观过错情况来认定其行为性质。［3］1．3“致人重伤、死亡”的适用。聚众斗殴罪的成立，虽然需多人参与，但不要求斗殴的双方都必须是3人以上。只要一方在3人以上就可成立聚众斗殴罪，另一方是否少于3人不影响该罪的成立。聚众斗殴行为包括双方互相攻击对方身体的情况，也包括人数众多一方单独攻击对方身体的情形。“致人重伤、死亡”，既包括致斗殴的对方成员重伤、死亡之情形，也包括导致本方成员重伤、死亡的情形。本条款存在转致不明确的问题，建议区别对待：致人重伤、死亡的，应分别依照《刑法》第234条、第232条的规定定罪处罚。

2共同犯罪的处理

故意杀人罪范文篇2

故意杀人罪是侵害个人法益最为严重的犯罪，所以，一方面各国刑法都将其作为最重或最重之一的犯罪排列在侵害个人法益的犯罪之首，与之相适应都规定了较为严厉的刑罚。另一方面故意杀人罪又是较为复杂的罪种之一，行为人一旦犯罪将受到严厉的刑罚处罚，甚至被剥夺生命，基于罪刑均衡与人权保障的考虑，各国刑事立法又将故意杀人的犯罪区分为不同的类型并配置不同的法定刑而加以规定。但从我国刑法的规定来看：刑法第232条规定的罪状与法定刑都比较简单，刑罚从处死刑到三年以上有期徒刑，刑种、刑期跨度很大，罪状与法定刑的设置极不科学。这样的立法设置，往往导致司法人员对一些犯罪行为定性不准、量刑失当。因此，笔者认为有必要对其进行立法重构。

二、故意杀人罪的立法缺陷评析

我国刑法第232条规定：“故意杀人的，处死刑、无期徒刑或者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情节较轻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一，从该条的规定来看，罪状与法定刑过于简单，刑罚跨度太大，罪刑关系难免有失均衡，同时也不能较好地应对故意杀人罪这种较为复杂的罪种。故意杀人罪只有两个量刑幅度，这样的立法设置，曾给予了法官较大的自由裁量权来处理实践中复杂多变的犯罪案件，满足了一定的现实需要。但是，正是因为罪状简单、自由裁量的幅度太大，同样也导致了在司法操作中出现了大量的问题。

为何会出现罪刑关系的不相适应呢？究其原因：一是认识论上的原因，包括立法者和司法者对罪刑关系认识能力的有限性或相对性与罪刑搭配质量状态评价标准本身的抽象性和相对性；二是实践论上的原因，即立法者和司法者由于受功利驱使而令罪刑关系分别在刑法立法和刑法司法环节失去了平衡。由此我们可以认识到：罪刑关系只能永远具有相对的相适应性，其不相适应性则是绝对的。由于罪刑关系的相适应性是包含着刑法报应正义性、功利正义性的刑法有效性的根本保证，故尽管罪刑关系的相适应性是一种永远不能绝对达到的应然状态，但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决不能放弃对之追求。

第二，从该条的规定来看，其罪状并不包括不纯正不作为杀人犯罪的构成要件，对不纯正不作为犯罪（包括不纯正不作为杀人犯罪，下同），我国刑法典总则与分则均未作出明文规定，因此，在司法实务中对不纯正不作为犯罪的定罪处罚就是违背罪刑法定原则的。这是因为：首先，在我们看来，纯正不作为犯是一种犯罪的规范形态，而不纯正不作为犯则是犯罪的事实形态。由于刑法中没有对作为义务的种类和范围作出规定，法官对这种不纯正不作为犯罪进行定罪处罚就失去了依据。其次，作为犯罪的作为能够引起向侵害法益方向发展的因果关系，并能支配、操纵这一因果关系，而不纯正不作为犯罪的不作为只不过能够利用向侵害法益方向发展的因果关系而已。作为具有原因力，不作为没有原因力。再次，两者的规范结构明显不同。作为犯罪的法律规范属于禁止性规范，而不纯正不作为犯罪的法律规范应属于命令性规范（当刑法明文规定有不纯正不作为犯罪时，才可以说不纯正不作为犯罪的法律规范属于命令规范）。

既然两者在犯罪构成结构和规范结构上存在着较大区别，在刑法典总则和分则均未规定有不纯正不作为犯罪的情况下，若直接以其相对应的作为犯罪的罪状、罪名、法定刑来处罚不纯正不作为犯罪，就属于将刑法并未规定为犯罪的不纯正不作为牵强地强行套用其他不同类的犯罪的规定，从实质上看，这是一种无原则的学理类推。

三、故意杀人罪的立法完善

根据笔者的论述，对我国刑法中的“故意杀人罪”和不作为犯罪可做出如下规定：

第二百三十二条故意杀人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根据犯罪的后果、起因、目的、手段、对象和其他相关情况综合评定为情节严重的，处无期徒刑。

故意杀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处无期徒刑或者死刑：

（一）有预谋杀人的；

（二）出于杀人嗜好、报复、奸情、妒忌、图财或者其他卑劣动机杀人的；

（三）为准备或方便实施犯罪或者为掩盖犯罪而杀人的；

（四）手段极其残忍的杀人；

（五）以危害公共安全的危险方法杀人的；

（六）为消除竞争对手或者雇佣杀人的；

（七）杀害两人以上或者多次杀人的；

（八）杀害正在履行职务或者正在履行社会义务的人的；

（九）杀害因年龄、疾病、残疾、怀孕、身体或精神缺陷，明显极易攻击之人或罪犯明知极易攻击之人的；

（十）有组织犯罪团伙、集团杀人的；

（十一）基于恐怖或者政治目的杀害他人的；

（十二）基于民族、种族、宗教的仇恨或敌对或者血亲复仇动机的；

（十三）出于利用受害人的器官或组织的动机的；

（十四）其他情节严重的行为。

故意杀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一）非行为人的责任，而是因被害人对其个人或亲属进行迫害、虐待、重大侮辱或者因被害人有其他明显过错，致行为人当场义愤、激情杀人的；

（二）受他人真实嘱托或者得到他人真实承诺而杀人的；

（三）指使、教唆或者帮助具有认识能力的人自杀的；

（四）共谋自杀而实施第（二）或（三）项规定行为的；

（五）出于同情与怜悯，为免除绝症病人的痛苦而杀害绝症病人的；

（六）基于值得怜悯的动机或为隐瞒羞耻或者在被刺激的情景下，母亲杀害新生儿的；

（七）其他情节较轻的行为。

实施本条第三款第（二）、（三）、（四）项行为的，可以免除处罚或者减轻处罚。

第十三条之一：本法中的行为包括作为、不作为和持有（作为与持有的构建省略）。

不作为具有可罚性，如果本法作了明确规定的。

行为人具有阻止结果发生的作为义务，且有能力阻止而没有阻止结果的发生，其不作为与因作为而实现犯罪构成要件相当的，依照本法处罚。

作为义务的产生可以基于：

（一）法律明文的规定；

（二）职务、职责或职业的要求；

（三）行为人使刑法所保护的某种社会关系处于危险状态的先行行为；

（四）能够引起一定的权利和义务的法律行为。

【摘要】我国刑法中的故意杀人罪规定过于简单，存在着体系性缺陷，无法较好地应对故意杀人罪这种较为复杂的罪种，因而亟待完善，通过合理的规定并配置适当的法定刑，补实不纯正不作为犯罪的阙如，从而实现罪刑法定与罪行均衡。

【关键词】故意杀人罪立法重构

参考文献：

[1]王世洲.中德划分罪与非罪方法的比较研究[J].南京大学法律评论（秋季号），1999.

故意杀人罪范文篇3

故意杀人罪是侵害个人法益最为严重的犯罪，所以，一方面各国刑法都将其作为最重或最重之一的犯罪排列在侵害个人法益的犯罪之首，与之相适应都规定了较为严厉的刑罚。另一方面故意杀人罪又是较为复杂的罪种之一，行为人一旦犯罪将受到严厉的刑罚处罚，甚至被剥夺生命，基于罪刑均衡与人权保障的考虑，各国刑事立法又将故意杀人的犯罪区分为不同的类型并配置不同的法定刑而加以规定。但从我国刑法的规定来看：刑法第232条规定的罪状与法定刑都比较简单，刑罚从处死刑到三年以上有期徒刑，刑种、刑期跨度很大，罪状与法定刑的设置极不科学。这样的立法设置，往往导致司法人员对一些犯罪行为定性不准、量刑失当。因此，笔者认为有必要对其进行立法重构。

二、故意杀人罪的立法缺陷评析

我国刑法第232条规定：“故意杀人的，处死刑、无期徒刑或者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情节较轻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一，从该条的规定来看，罪状与法定刑过于简单，刑罚跨度太大，罪刑关系难免有失均衡，同时也不能较好地应对故意杀人罪这种较为复杂的罪种。故意杀人罪只有两个量刑幅度，这样的立法设置，曾给予了法官较大的自由裁量权来处理实践中复杂多变的犯罪案件，满足了一定的现实需要。但是，正是因为罪状简单、自由裁量的幅度太大，同样也导致了在司法操作中出现了大量的问题。

为何会出现罪刑关系的不相适应呢？究其原因：一是认识论上的原因，包括立法者和司法者对罪刑关系认识能力的有限性或相对性与罪刑搭配质量状态评价标准本身的抽象性和相对性；二是实践论上的原因，即立法者和司法者由于受功利驱使而令罪刑关系分别在刑法立法和刑法司法环节失去了平衡。由此我们可以认识到：罪刑关系只能永远具有相对的相适应性，其不相适应性则是绝对的。由于罪刑关系的相适应性是包含着刑法报应正义性、功利正义性的刑法有效性的根本保证，故尽管罪刑关系的相适应性是一种永远不能绝对达到的应然状态，但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决不能放弃对之追求。

第二，从该条的规定来看，其罪状并不包括不纯正不作为杀人犯罪的构成要件，对不纯正不作为犯罪（包括不纯正不作为杀人犯罪，下同），我国刑法典总则与分则均未作出明文规定，因此，在司法实务中对不纯正不作为犯罪的定罪处罚就是违背罪刑法定原则的。这是因为：首先，在我们看来，纯正不作为犯是一种犯罪的规范形态，而不纯正不作为犯则是犯罪的事实形态。由于刑法中没有对作为义务的种类和范围作出规定，法官对这种不纯正不作为犯罪进行定罪处罚就失去了依据。其次，作为犯罪的作为能够引起向侵害法益方向发展的因果关系，并能支配、操纵这一因果关系，而不纯正不作为犯罪的不作为只不过能够利用向侵害法益方向发展的因果关系而已。作为具有原因力，不作为没有原因力。再次，两者的规范结构明显不同。作为犯罪的法律规范属于禁止性规范，而不纯正不作为犯罪的法律规范应属于命令性规范（当刑法明文规定有不纯正不作为犯罪时，才可以说不纯正不作为犯罪的法律规范属于命令规范）。

既然两者在犯罪构成结构和规范结构上存在着较大区别，在刑法典总则和分则均未规定有不纯正不作为犯罪的情况下，若直接以其相对应的作为犯罪的罪状、罪名、法定刑来处罚不纯正不作为犯罪，就属于将刑法并未规定为犯罪的不纯正不作为牵强地强行套用其他不同类的犯罪的规定，从实质上看，这是一种无原则的学理类推。

三、故意杀人罪的立法完善

根据笔者的论述，对我国刑法中的“故意杀人罪”和不作为犯罪可做出如下规定：

第二百三十二条故意杀人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根据犯罪的后果、起因、目的、手段、对象和其他相关情况综合评定为情节严重的，处无期徒刑。

故意杀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处无期徒刑或者死刑：

（一）有预谋杀人的；

（二）出于杀人嗜好、报复、奸情、妒忌、图财或者其他卑劣动机杀人的；

（三）为准备或方便实施犯罪或者为掩盖犯罪而杀人的；

（四）手段极其残忍的杀人；

（五）以危害公共安全的危险方法杀人的；

（六）为消除竞争对手或者雇佣杀人的；

（七）杀害两人以上或者多次杀人的；

（八）杀害正在履行职务或者正在履行社会义务的人的；

（九）杀害因年龄、疾病、残疾、怀孕、身体或精神缺陷，明显极易攻击之人或罪犯明知极易攻击之人的；

（十）有组织犯罪团伙、集团杀人的；

（十一）基于恐怖或者政治目的杀害他人的；

（十二）基于民族、种族、宗教的仇恨或敌对或者血亲复仇动机的；

（十三）出于利用受害人的器官或组织的动机的；

（十四）其他情节严重的行为。

故意杀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一）非行为人的责任，而是因被害人对其个人或亲属进行迫害、虐待、重大侮辱或者因被害人有其他明显过错，致行为人当场义愤、激情杀人的；

（二）受他人真实嘱托或者得到他人真实承诺而杀人的；

（三）指使、教唆或者帮助具有认识能力的人自杀的；

（四）共谋自杀而实施第（二）或（三）项规定行为的；

（五）出于同情与怜悯，为免除绝症病人的痛苦而杀害绝症病人的；

（六）基于值得怜悯的动机或为隐瞒羞耻或者在被刺激的情景下，母亲杀害新生儿的；

（七）其他情节较轻的行为。

实施本条第三款第（二）、（三）、（四）项行为的，可以免除处罚或者减轻处罚。

第十三条之一：本法中的行为包括作为、不作为和持有（作为与持有的构建省略）。

不作为具有可罚性，如果本法作了明确规定的。

行为人具有阻止结果发生的作为义务，且有能力阻止而没有阻止结果的发生，其不作为与因作为而实现犯罪构成要件相当的，依照本法处罚。

作为义务的产生可以基于：

（一）法律明文的规定；

（二）职务、职责或职业的要求；

（三）行为人使刑法所保护的某种社会关系处于危险状态的先行行为；

（四）能够引起一定的权利和义务的法律行为。

故意杀人罪范文篇4

故意杀人罪是侵害个人法益最为严重的犯罪，所以，一方面各国刑法都将其作为最重或最重之一的犯罪排列在侵害个人法益的犯罪之首，与之相适应都规定了较为严厉的刑罚。另一方面故意杀人罪又是较为复杂的罪种之一，行为人一旦犯罪将受到严厉的刑罚处罚，甚至被剥夺生命，基于罪刑均衡与人权保障的考虑，各国刑事立法又将故意杀人的犯罪区分为不同的类型并配置不同的法定刑而加以规定。但从我国刑法的规定来看：刑法第232条规定的罪状与法定刑都比较简单，刑罚从处死刑到三年以上有期徒刑，刑种、刑期跨度很大，罪状与法定刑的设置极不科学。这样的立法设置，往往导致司法人员对一些犯罪行为定性不准、量刑失当。因此，笔者认为有必要对其进行立法重构。

二、故意杀人罪的立法缺陷评析

我国刑法第232条规定：“故意杀人的，处死刑、无期徒刑或者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情节较轻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一，从该条的规定来看，罪状与法定刑过于简单，刑罚跨度太大，罪刑关系难免有失均衡，同时也不能较好地应对故意杀人罪这种较为复杂的罪种。故意杀人罪只有两个量刑幅度，这样的立法设置，曾给予了法官较大的自由裁量权来处理实践中复杂多变的犯罪案件，满足了一定的现实需要。但是，正是因为罪状简单、自由裁量的幅度太大，同样也导致了在司法操作中出现了大量的问题。

为何会出现罪刑关系的不相适应呢？究其原因：一是认识论上的原因，包括立法者和司法者对罪刑关系认识能力的有限性或相对性与罪刑搭配质量状态评价标准本身的抽象性和相对性；二是实践论上的原因，即立法者和司法者由于受功利驱使而令罪刑关系分别在刑法立法和刑法司法环节失去了平衡转贴于公务员之家（）。由此我们可以认识到：罪刑关系只能永远具有相对的相适应性，其不相适应性则是绝对的。由于罪刑关系的相适应性是包含着刑法报应正义性、功利正义性的刑法有效性的根本保证，故尽管罪刑关系的相适应性是一种永远不能绝对达到的应然状态，但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决不能放弃对之追求。

第二，从该条的规定来看，其罪状并不包括不纯正不作为杀人犯罪的构成要件，对不纯正不作为犯罪（包括不纯正不作为杀人犯罪，下同），我国刑法典总则与分则均未作出明文规定，因此，在司法实务中对不纯正不作为犯罪的定罪处罚就是违背罪刑法定原则的。这是因为：首先，在我们看来，纯正不作为犯是一种犯罪的规范形态，而不纯正不作为犯则是犯罪的事实形态。由于刑法中没有对作为义务的种类和范围作出规定，法官对这种不纯正不作为犯罪进行定罪处罚就失去了依据。其次，作为犯罪的作为能够引起向侵害法益方向发展的因果关系，并能支配、操纵这一因果关系，而不纯正不作为犯罪的不作为只不过能够利用向侵害法益方向发展的因果关系而已。作为具有原因力，不作为没有原因力。再次，两者的规范结构明显不同。作为犯罪的法律规范属于禁止性规范，而不纯正不作为犯罪的法律规范应属于命令性规范（当刑法明文规定有不纯正不作为犯罪时，才可以说不纯正不作为犯罪的法律规范属于命令规范）。

既然两者在犯罪构成结构和规范结构上存在着较大区别，在刑法典总则和分则均未规定有不纯正不作为犯罪的情况下，若直接以其相对应的作为犯罪的罪状、罪名、法定刑来处罚不纯正不作为犯罪，就属于将刑法并未规定为犯罪的不纯正不作为牵强地强行套用其他不同类的犯罪的规定，从实质上看，这是一种无原则的学理类推。

三、故意杀人罪的立法完善

根据笔者的论述，对我国刑法中的“故意杀人罪”和不作为犯罪可做出如下规定：

第二百三十二条故意杀人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根据犯罪的后果、起因、目的、手段、对象和其他相关情况综合评定为情节严重的，处无期徒刑。

故意杀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处无期徒刑或者死刑：

（一）有预谋杀人的；

（二）出于转贴于公务员之家（）杀人嗜好、报复、奸情、妒忌、图财或者其他卑劣动机杀人的；

（三）为准备或方便实施犯罪或者为掩盖犯罪而杀人的；

（四）手段极其残忍的杀人；

（五）以危害公共安全的危险方法杀人的；

（六）为消除竞争对手或者雇佣杀人的；

（七）杀害两人以上或者多次杀人的；

（八）杀害正在履行职务或者正在履行社会义务的人的；

（九）杀害因年龄、疾病、残疾、怀孕、身体或精神缺陷，明显极易攻击之人或罪犯明知极易攻击之人的；

（十）有组织犯罪团伙、集团杀人的；

（十一）基于恐怖或者政治目的杀害他人的；

（十二）基于民族、种族、宗教的仇恨或敌对或者血亲复仇动机的；

（十三）出于利用受害人的器官或组织的动机的；

（十四）其他情节严重的行为。

故意杀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一）非行为人的责任，而是因被害人对其个人或亲属进行迫害、虐待、重大侮辱或者因被害人有其他明显过错，致行为人当场义愤、激情杀人的；

（二）受他人真实嘱托或者得到他人真实承诺而杀人的；

（三）指使、教唆或者帮助具有认识能力的人自杀的；

（四）共谋自杀而实施第（二）或（三）项规定行为的；

（五）出于同情与怜悯，为免除绝症病人的痛苦而杀害绝症病人的；

（六）基于值得怜悯的动机或为隐瞒羞耻或者在被刺激的情景下，母亲杀害新生儿的；

（七）其他情节较轻的行为。

实施本条第三款第（二）、（三）、（四）项行为的，可以免除处罚或者减轻处罚。

第十三条之一：本法中的行为包括作为、不作为和持有（作为与持有的构建省略）。

不作为具有可罚性，如果本法作了明确规定的。

行为人具有阻止结果发生的作为义务，且有能力阻止而没有阻止结果的发生，其不作为与因作为而实现犯罪构成要件相当的，依照本法处罚。

作为义务的产生可以基于：

（一）法律明文的规定；

（二）职务、职责或职业的要求；

故意杀人罪范文篇5

摘要：人的生命是刑法保护的最为重要的客体。侵犯生命的犯罪行为的表现形式多种多样，刑法中规定的非法剥夺人的生命的罪名以及法定刑也相应的有所区别。世界各国都将非法剥夺他人生命的行为规定为犯罪并给予最为严厉的刑罚处罚，但是在具体的规定上又有着很大的差异。我国刑法中对非法剥夺他人的生命的行为，则规定了故意杀人罪、过失致人死亡罪以及故意伤害罪中的致人死亡的情节。本文通过对英美刑法中关于非法剥夺他人的生命的行为的规定进行分析，发现其科学之处，提出完善我国刑法关于非法剥夺他人的生命的犯罪的规定。同时，为刑法中削减死刑的罪名，提供一种渠道。

一、我国刑法关于杀人罪的规定及不足

关于杀人罪，我国刑法主要有以下相关规定：

第二百三十二条：故意杀人的，处死刑、无期徒刑或者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情节较轻的，处g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二百三十三条：过失致人死亡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较轻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本法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

第二百三十四条：故意伤害他人身体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犯前款罪，致人重伤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致人死亡或者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重伤造成严重残疾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本法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

二、我国刑法规定的故意杀人罪包括了一切的故意杀人的行为，不管事前有无预谋，不管故意杀人是否自愿，不管被害人有无过错，不管有无被害人死亡的结果。我国刑法虽然有规定犯罪未遂的可以从轻或减轻，但是仍然没有体现出有预谋与无预谋的差异。同时，由于罪名、罪状的不精细，也带来了法定刑的不明确。我们可以看到故意杀人罪的法定刑种有有期徒刑、无期徒刑和死刑，有期徒刑的量刑幅度从三年到十五年，幅度很大，给法官们很大的自由裁量权，但同时也给法官们带来了如何具体量刑的难题，因此，一些相近的案件在不同的地区，不同的法院可能做出差距很大的判决。另外，在这么大的量刑幅度内为被告人设定一个宣告刑，他们很容易不满意，进而上诉，引起不必要的司法资源的浪费。

我国刑法关于过失杀人罪规定的也是很笼统的，一个过失致人死亡罪，就涵盖了所有过失致人死亡的行为，这样规定是不科学的，也不利于刑法的内容的确定性。过失也有轻重之分，也有可宽恕的与不可宽恕的之分。法定刑的刑种、刑度的设置应当适当而不能差距太大，而且应当明确规定不同的刑种、刑度应当如何适用。

故意伤害罪的法定刑的刑种、刑度更是范围广泛，从管制到死刑，涵盖刑法总则的所有的刑种、刑度。如果这样规定以后有更细致的如何适用的说明也无可厚非。而我国刑法并没有给出此类说明，如何适用，量刑者自己去定夺，以至于相似的案件在不同的法院可能会作出相差很大的判决。这是对罪刑法定原则的变相违反，这显然是行不通的。同时故意伤害罪的死刑与故意杀人罪的死刑有什么区别，为何一样也没有合理的说明。

我国的刑事诉讼案件的上诉率很高，笔者认为，其中的原因之一就是法定刑刑种太多，量刑幅度太大。例如法定刑为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法官给判六年，被告人可能觉得太重了，他觉得可以判四年，在法律的明文规定里他看不到自己的行为为何适用法官已经判给的刑罚，于是就上诉。如果我们规定犯罪、设定刑罚是更加细致一些，把三年以上十年以下的幅度如何适用讲清楚，什么样的犯罪适用三年的，什么样的犯罪适用四年的，又什么样的犯罪适用五年、六年、七年、八年、九年、十年的。把行为对号入座适用已经设定好的刑罚，就能避免被告人因适用法定刑的幅度不满而上诉了。

三、完善我国刑法中杀人罪的立法建议

通过对英美法系的杀人罪的规定以及对我国有关杀人罪的缺陷的分析，笔者认为，宜将我国的杀人罪做以下细致的分类：将杀人罪分为故意杀人罪与过失杀人罪；再进一步将故意杀人罪分为预谋杀人罪和非预谋杀人罪，过失杀人罪分为轻微过失杀人罪、一般过失杀人罪和严重过失杀人罪；再将非预谋杀人罪分为自愿的非预谋杀人罪与非自愿的非预谋杀人罪。以下详细论述。

故意杀人罪，是指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导致他人死亡，而故意为此行为，对他人的死亡持希望或者放任态度的杀人行为。故意杀人罪又可具体分为预谋杀人与非预谋杀人。预谋杀人是指，事前有预谋，并为杀人做了准备的行为，其中确实造成死亡结果的，设有死刑的刑种，未造成死亡结果的不设置死刑，其中造成重伤的设置无期徒刑和十年以上有期徒刑，造成轻伤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未造成任何损害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非预谋的故意杀人罪，是指对杀人的行为是故意的。对死亡结果的发生也是持希望或者放任的态度，但是事前无预谋，因为此种杀人罪的罪过小于有预谋的杀人罪，成功的概率小于预谋杀人罪，有时甚至是正当的，因而应当单独做出规定。非预谋的故意杀人罪又分为自愿的非预谋杀人罪和非自愿的非预谋杀人罪。自愿的非预谋杀人罪是指。杀人的行为不是有预谋的，但却是在行为者自由意识下做出的行为，造成死亡结果的，处无期徒刑。造成重伤结果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造成轻伤结果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未造成损害结果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非自愿的非预谋杀人罪，是与自愿的非预谋杀人罪相对的犯罪，是指非预谋的杀人行为不是在行为人的自愿意识下实施的，因而人身危险性更小的犯罪行为，造成死亡结果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造成重伤结果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造成轻伤结果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未造成损害后果的，处管制或者拘役。同时规定，预谋重伤而实际造成死亡结果的，比照预谋杀人罪量刑，避免行为人以预谋重伤为由逃避处罚。

故意杀人罪范文篇6

有着各种不同的表述。例如,高铭暄教授主编的《刑法学》认为,简单罪状是“在条文中只简单地写出犯罪的名称,而对于犯罪的特征则没有叙述”。何秉松教授主编的《刑法教程》认为,简单罪状是“在条文中简单地而不是具体地描述该犯罪的犯罪构成特征”。在我看来,我国刑法中的简单罪状,是指罪刑式法条在罪名所界定的范围内对具体犯罪的普通犯罪构成特征所做的描述。这一概念包括了简单罪状所应当具备的三个基本特征:

1.简单罪状的载体是罪刑式法条

罪刑式法条是指规定具体犯罪及其法定刑的刑法条文,罪状包括简单罪状,只能规定于罪刑式法条之中,而不是一切法律条文都可以规定简单罪状。

2.简单罪状的描述对象是具体犯罪

的普通犯罪构成特征。各种具体犯罪的犯罪构成可以划分为普通犯罪构成、加重犯罪构成和减轻犯罪构成三种。普通犯罪构成是指一行为构成犯罪所不可缺少的诸犯罪构成要件的总和。加重犯罪构成是指在普通犯罪构成的基础上,具有严重情节而应予以较重处罚的犯罪构成。减轻犯罪构成是指在普通犯罪构成的基础上,具有较轻的情节从而应予以较轻处罚的犯罪构成。因此,以罪状所描述的对象即犯罪构成为标准,则可以将罪状划分为基本罪状即描述普通犯罪构成的罪状、加重罪状即描述加重犯罪构成的罪状、减轻罪状即描述减轻犯罪构成的罪状兰种。以描述方法为标准,则可以将基本罪状划分为简单罪状、叙明罪状、空白罪状和一引证罪状四种。所以,简单罪状的描述对象是具体犯罪的普通犯罪构成。

3.简单罪状之所以“简单”,其标

准在于罪状对具体犯罪构成特征的描述没有超出罪名的概括。简单罪状的一个基本特征,是对具体犯罪的普通犯罪构成特征的简单描述,而不是详细的叙明。但是,简单与详细是一对相对概念,简单只能是相对意义上的简单,详细也只能是相对意义上的详细,在一定条件下属于简单的描述,在另外一种情况下则属于详细的描述。因此,必须确定某种标准,才能将简单与详细区别开来。这一标准就是要看罪状对具体犯罪构成特征的描述是否超出了罪名的概括,没有超出罪名概括的,属于简单罪状,超出罪名概括的,则是详细描述,而不再属于简单罪状的范围。例如,我国刑法第132条规定的基本罪状属于简单罪状,但是,如果我们离开了上述标准,那么就很难确定“故意杀人的”是简单罪状还是叙明罪状。因为在没有上述标准限定的情况下,“故意杀人的”这一描述,完全可以被视为对故意杀人罪进行了详细的描述,即描述了故意杀人罪的主观方面是“故意”,客观六面是“杀”,犯罪对象是“人”。

故意杀人罪范文篇7

【关键词】部分犯罪共同说行为共同说个人责任部分实行全部责任

一、关于共犯本质的学说梳理

共同犯罪之“共同”，其内容究竟是指各参与者之间“犯罪之共同”，抑或“行为之共同”，即两人以上共同实行犯罪时，各共同者就共同之实行所产生的所有结果各负其责任（部分行为、全部责任），其根据究竟在于“共同犯罪”或“共同行为”，此即为共犯本质研究的核心问题。在此问题上长期以来存在犯罪共同说、行为共同说与共同意思主体说的聚讼，时至今日，这种争议仍在继续。不过，由于共同意思主体说将意思共同体等同于其中的个人，将团体责任转嫁给个人，违反了近代刑法所坚持的个人责任原则，因此，该说现在已经江河日下，没有多少人主张。①从目前的日本刑法学界来看，在共犯本质问题上，占主导地位的是（部分）犯罪共同说与（客观主义）行为共同的对立。

（一）犯罪共同说

犯罪共同说由古典学派最先提出，从构成要件的定型性出发，认为共犯就是数人共同实施特定的犯罪，“正是在这种数人的行为实现一个构成要件事实之上，成立了刑法总则中的共犯概念”，②所以，按照犯罪共同说的主张，对于共犯关系的成立，必须以各个共犯人所成立的犯罪罪名的同一为基础，故共同犯罪被理解为“数人一罪”。在犯罪共同说内部，又存在“完全犯罪共同说”与“部分犯罪共同说”两种不同主张。

完全犯罪共同说认为，成立共犯关系必须是数人共同实施特定的犯罪，不但犯罪须特定，且罪名也须同一。由于该说认为，数人须基于同一故意而共同实施为必要，所以又被称为“犯意共同说”。就具体案例来讲，如甲以杀人的故意，乙以伤害的故意，共同殴打丙致其死亡的场合，持完全犯罪共同说的学者认为，由于甲与乙犯意不同，各自触犯的罪名也不同，因而不成立共同正犯，只能分别以单独犯论处。在这种情况下，甲和乙只不过是同时犯而已。这一主张显然没有考虑到行为人共同侵害法益的事实。为缓和该种观点的不合理性，主张完全犯罪共同说的另一部分学者指出，在上例中，甲与乙成立故意杀人罪的共同正犯，但对于乙只能判处故意伤害致死的刑罚（因为不能超越行为人的责任科处刑罚）。这样，没有杀人故意的行为人也成立故意杀人罪，而且，对于乙成立故意杀人罪，却对其只能按照故意伤害致死罪的法定刑处罚，这便导致乙的罪名与法定刑相分离。正是由于完全犯罪共同说的诸多不合理性，在犯罪共同说的理论框架内，有学者提出了部分犯罪共同说。

部分犯罪共同说认为，“数人所共同实施的犯罪，纵然不属于相同的构成要件，但是在不同的构成要件之间，如果存在同质重合的关系时，则在同质重合的限度内，成立共同正犯。”3如前所举例，甲以杀人的故意、乙以伤害的故意共同加害于丙时，只在故意伤害罪的范围内成立共犯。但由于甲具有杀人的故意和行为，对甲应认定为故意杀人罪。再如，甲教唆乙盗窃他人财物而乙实施了抢劫行为时，甲、乙在重合的限度内即盗窃罪的限度内成立共犯。但由于乙具有抢劫的故意和行为，对乙应单独认定为抢劫罪。部分犯罪共同说仍基于客观犯罪理论，因此是在犯罪共同说的理论框架之内的，但由于其可以适度缓和完全犯罪共同说的缺陷，所以一度成为日本刑法学界的通说。

（二）行为共同说

行为共同说最初由新派刑法学者所主张，认为共同犯罪的共同指的是行为的共同，也就是说，只要行为人实施了共同的行为，就可以成立共同正犯，不要求必须是同一或者特定的犯罪。“数人数罪”是这一学说的本质特征。不过，在如何理解“行为的共同”的核心问题上，该说内部存在前后两种不同的主张。最先由新派学者提出的行为共同说被称为“主观主义的行为共同说”，该说认为，行为乃是犯罪人主观恶性的表现，而共同犯罪则是数人由共同行为而各自表现其恶性以企图实现各自的犯罪，“基于这种考虑，应当先预定共同的事实，然后以此为根据讨论犯罪的成立。对于共同的事实，应当与犯罪事实的法律上的构成相分离来考虑，即共同关系既可能跨越数个犯罪事实而成立，也可能只就一个犯罪事实中的一部分而成立。”4但是，此处所谓行为的共同，是指自然行为的共同，即前构成要件的或前法律的事实的共同。这种对“行为”所作的偏离构成要件的理解，显然不符合构成要件的定型性，不利于罪刑法定原则的贯彻，因此，“主观主义的行为共同说”在当今日本刑法学界已经没有市场。

现在的行为共同说，都是站在客观主义基础之上，认为犯罪不能离开构成要件思考，共犯也不例外，所谓行为的共同，并不是指自然行为的共同，而是指构成要件实行行为的共同。“既然是共同实行，构成要件的重要部分就必须是共同的，但各自成立的共同正犯可能是不同的犯罪。”5由于该说奠基于客观主义立场，将“行为”限定为“符合构成要件的实行行为”，因此，又被称为“客观主义的行为共同说”、“温和的行为共同说”、“构成要件的行为共同说”。

主观主义的行为共同说与客观主义的行为共同说虽然在具体内容上不同，但是在基本立场上均是从行为人个人出发，将共同犯罪理解为共犯人相互利用对方的行为来实现自己的犯罪目的的一种犯罪方法、类型：根据（客观主义）行为共同说，在甲乙分别出于杀人、伤害的故意，共同对丙施加暴力，致其死亡的场合，甲是利用乙的伤害行为实现自己杀人的犯罪意图，乙是利用甲的杀人行为实现自己的伤害意图，“从甲的角度看，作为犯罪同伙的乙的伤害行为是自己的杀人行为的一部分，从乙的角度看，作为犯罪同伙的甲的杀人行为也是自己伤害行为的一部分，二者共同组成了故意伤害（致死）罪的实行行为，”6甲成立故意杀人罪的共同正犯，乙成立故意伤害（致死）罪的共同正犯。

二、部分犯罪共同说的理论弱点

共犯必须共同于正犯的犯罪，还是只要共同于正犯的行为、因果关系即可，此一问题在当今大陆法系刑法学界仍存在激烈论争，不仅如此，在此问题上采取的立场不同，还会影响到其他具体共犯理论如共犯的错误、承继共犯、共犯与身份等。不过，在我国刑法学界，对此问题基本上呈一边倒的局势，过去的通说持“完全犯罪共同说”，其后，学界逐渐意识到该说的缺陷，现在“部分犯罪共同说”正取代通说而占支配地位，相反，对行为共同说，则鲜有人主张。7正是基于这样的理论现状，在当下学界，就部分犯罪共同说的理论缺陷进行探讨显得更为必要。笔者认为，部分犯罪共同说在逻辑论证与具体结论两方面存在如下缺陷：

（一）部分犯罪共同说的逻辑论证明显与个人责任原则相悖

任何人只对自己的不法行为承担责任，而不对他人的不法行为承担责任，行为主体与责任主体的同性是个人责任原则的重要体现。8而部分犯罪共同说的逻辑论证恰恰悖离了上述主张：按照犯罪共同说（括部分犯罪共同说）的主张，作为共同正犯的成立要件，要求实行行为的分担，也就是说，为了成立共同犯，要求各共同正犯者至少实现各自的实行行为的一部分。例如，甲乙二人基于抢劫的故意，由甲对被害人丙实施暴力，而乙则夺取财物。如果单独来看，甲的暴力为充其量只能构成故意伤害罪，但是在共同正犯的场合，甲的暴力行为是抢劫这一实行行为的一部分，甲不过是分担了实行行为的一部分而已。因此，按照部分犯罪共同说的理解，其首要出发点即为抢劫的实行行为，而非每一个人的行为。相应的，既然假定了抢劫这一实行行为，那么，这一实行行为的主体必然只能是甲乙二人。问题的关键是，这里所说的抢劫实行行为的主体为甲乙二人，并非甲乙二人的物理存在，而是具有法律意义的人的结合，这种人的结合是已经超越了自然人概念的社会存在，与此对应，作为抢劫的共同犯罪的实行行为，其本质并不是甲所实施的实行行为的一部分与乙所实施的实行行为的另一部分在算数上的总和，甲的暴力行为与乙的夺取财物的行为，不仅在事实上，而且在法律上是互为补充的，两者结合起来成为抢劫这一实行行为。由此可见，犯罪共同说尽管一直强调以“个人责任原则”为由批判共同意思主体说，但“实际上，对于实行行为的主体，通说（犯罪共同说———笔者注）承认了超个人的存在，最终由各分担者就这一超个人的存在所实施的实行行为的全部来担各自的责任”，9申言之，部分犯罪共同导致共同犯罪的行为主体（超个人的存在）与责任主体（共同犯罪中的每个人）之间的分离，因此也必然悖离个人责任原则。此一基本立场正好与其批判的共同意思主体说不谋而合，因为，犯罪共同说（包括部分犯罪共同说）与共同意思主体说在对“共同关系理解上其立场基本一致，前者是以‘集团性合同行为’理解共同关系………，而后者则从‘集团犯罪’的角度来掌握共同关系，认为，共犯是一种属于特殊社会心里现象的共同意思主体的活动，即两个以上异心别体的个人在实现一定犯罪的共同目的下结合而成共同意思主体，该主体中的一人或数人在共同目的下实施犯罪时，则肯定其为共同意思主体之活动，而全体成员皆成立犯罪。”10无论是以“集团性合同行为”还是“集团犯罪”理解共同关系，其立足点均是将共同犯罪实行行为的主体认定为“犯罪团体”这种超个人的概念，而不是从行为人个人角度出发。11

（二）部分犯罪共同说的结论难以自圆其说

在甲出于杀人的故意，乙出于伤害的故意，共同向丙开枪，结果甲的子弹射中了丙导致其死亡的场合，按照部分犯罪共同说的主张，乙尽管没有射中丙，但也必须在故意杀人罪与故意伤害致死罪的重合限度内即故意伤害（致死）罪，和甲成立共同正犯，同样对丙的死亡结果承担责任。这里可能存疑的是，甲的行为所涉及到的故意杀人罪与故意伤害（致死）罪之间究竟在罪数上如何解释，对这一难题可能有两种解释途径：要么将故意杀人罪与故意伤害罪之间视为法条竞合，要么将甲所构成的数罪视为想象竞合。一方面，故意杀人罪与故意伤害罪之间不是包容与被包容的关系，因而不能成立法条竞合关系。因为当行为人的主观心态内容一旦被确定为故意杀人，就不可能同时又是故意伤害，反之亦然，否则刑法中所规定的犯罪故意的内容就无法认定。更为关键的是，如果认为两者成立法条竞合，那么甲的行为“在刑法的评价上只应该认为构成单纯的一罪，而没有实质上认定其构成多数犯罪的意义。”12既然甲的行为本来就只能成立一罪，根本没有成立数罪的可能，那怎么能说甲单独成立故意杀人罪之外，又与乙成立故意伤害（致死）罪的共犯呢？实际上，从犯罪构成来看，故意伤害罪和故意杀人罪之间，所共同的只是客观方面的行为，在这种客观事实范围内，甲、乙的行为才能成立共同正犯，而不是因为共同的主观意思即故意杀人的内容当中包含有故意伤害的意思。13申言之，共同犯罪中的“共同”是由于客观行为的共同，而非包含主观犯意在内的“犯罪”的共同；14如果将甲所构成的数罪认为是想象竞合的话，同样也会产生疑问：想象竞合犯的场合，行为人的行为原本成立数罪，因此，将案例中甲的行为认定为既符合故意杀人罪又符合故意伤害罪就有了实质根据。但是，在上述案例中，就甲的犯罪形态的认定而言仍会发生问题，对此，就是部分犯罪共同说内部的主张也不一致，“有的认为，甲、乙在故意伤害（致死）罪的范围内成立共同正犯，最终甲承担故意杀人罪既遂的罪责，乙承担故意伤害致死的罪责；有的则认为甲、乙成立故意伤害（致死）罪的共同正犯，但甲承担故意杀人罪未遂的罪责，乙承担故意伤害致死的罪责。”15如果认为甲的行为成立故意杀人罪的既遂，很明显会导致重复评价的问题，因为，在说甲构成故意伤害（致死）罪的共同正犯的时候，实际上，已经将丙的死亡结果评价在甲的行为之内了，而将甲的行为又单独定为故意杀人既遂显然是将丙的死亡结果重复评价了，为贯彻重复评价禁止的原则，只能将甲的超出故意伤害限度的故意杀人行为，认定为故意杀人未遂。但是如果认为甲承担故意杀人罪未遂的罪责，乙承担故意伤害致死的罪责的话，无法回答“为何最终的死亡结果只由具有轻罪故意的乙承担，具有重罪的杀人故意的甲反而只承担未遂的责任”这样的问题，而这种处理结果明显给人不公平的感觉。

三、个人责任原则的贯彻———行为共同说之提倡

部分犯罪共同说固守“犯罪”的共同，客观主义的行为共同说则坚持“个人责任原则”，将共同犯罪视为实现自己犯罪目的的一种类型而已，共犯的本质在于“共同的行为”。笔者认为，在共犯本质问题上，应当从数人共同行为，实现各自犯罪目的的行为共同说的角度加以理解。

首先，行为共同说彻底贯彻了刑法中的个人责任原则。个人责任原则被公认为近代刑法学中的根本原则，显然，在共犯的本质论上也必须贯彻此原则。部分犯罪共同说虽然抨击共同意思主体说对共犯本质的理解违反了个人责任原则，但从前文的分析可以看出，该说仍然残留了团体责任、连带责任的痕迹。相反，按照主义行为共同说的理解，共犯的本质是行为人共同实行各自的犯罪，各行为人并不是因为借用他人的可罚性或者与他人共同负担责任而受罚，而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犯罪而利用他人的行为，扩大自己的因果性的影响范围。”16即各行为人相互将他人的行为视为自己行为的延伸而纳入自己的行为，正因为如此，各行为人是对自己的行为负责，相应的，对于所发生的结果也能全部归咎于各个参与者。由此，如果将个人责任原则在共犯论进行贯彻的话，采纳客观主义行为共同说较之部分犯罪共同说要更合理。

其次，行为共同说之下的共犯成立范围适当。支持部分犯罪共同说的学者指出，“甲以杀人的故意、乙以伤害的故意，共同对丙实施暴力行为导致丙死亡的场合，根据行为共同说，甲与乙成立共同正犯，但要么不能回答甲、乙两人成立何种犯罪的共同正犯，要么认为甲、乙既是故意杀人罪的共同正犯，又是故意伤害致死罪的共同正犯，这显然有悖法理，过于扩大共同犯罪的成立范围。”17甚至还有学者主张，“犯罪共同说的宗旨就是力图缩小共犯成立的范围，而行为共同说却与此相反，即力图扩大共犯成立的范围。”18其实，无论是犯罪共同说还是行为共同说，两者都不可能“先天”设定为了缩小或扩大共犯成立范围的目的，毋宁说两者都是为了合理的认定共犯的成立范围，况且，两说目前在具体问题上的结论已基本相同，19这也足以说明单纯从结论着眼，两说对于共犯成立范围的认定是一致的，根本不存在所谓犯罪共同说力图缩小共犯成立范围而行为共同说力图扩大共犯成立范围的现象。之所以有学者得出上述的结论，原因在于，其本身是站在“犯罪共同说”的立场去理解“行为共同说”的内涵：犯罪共同说将共犯理解为“数人一罪”，而行为共同说将共犯理解为“数人数罪”，后者本来就没有限定共犯人必须是犯“特定的一罪”，而是认为，共同犯罪在本质上与单独犯罪无异，他们的差别仅仅在于“单独犯是自己亲自实施到引起结果为止的全部实行行为，而共犯的场合，行为人将他人的行为置于自己行为的延长线上或者作为自己行为加以利用而已。”20当甲以杀人的故意、乙以伤害的故意，共同对丙实施暴力行为导致丙死亡时，甲乙分别利用对方的行为实现自己的犯罪目的，对方的行为均为自己行为的一部分，因此，甲构成故意杀人罪的共同正犯，乙成立故意伤害（致死）罪的共同正犯。

最后，行为共同说的理论根基更为合理。行为共同说认为，共犯仅仅是一种实现犯罪的方法类型。21“所谓共犯，是指为了实现自己的犯罪，通过利用他人而扩张自己行为的因果性影响力的范围。共犯之间只要具有共同的行为、因果关系即可，不以犯罪共同为必要。换言之，共犯之间虽具有相同的违法构成要件，但其责任是个别的，因而各参与者根据责任（故意、过失）的不同，理应分别成立不同的犯罪。因此，即便是不同的罪名、构成要件，其间仍可成立共犯。”22由上可知，用以支撑行为共同说的理论根基是因果共犯论与限制从属性说，作为共犯处罚根据理论的因果共犯论是目前刑法学界的通说观点，即使是持部分犯罪共同说的学者对此也不否认，按照该说的主张，共犯之所以应当处罚，就在于其与不法构成要件的实现之间具有因果性，换言之，所谓共犯是以其他犯罪参与者为媒介而间接的实施了法益侵害的行为者。而限制从属性说是共犯处罚根据论由责任共犯论转化为因果共犯论的理论归结，其强调“个别责任原则”，即在各参与者之间“违法的连带作用、责任的个别作用”。而部分犯罪共同说由于坚持各参与者之间“故意的共同”，将责任的判断“连带”进行，因此，不可避免的落入责任共犯论的窠臼，进而与限制从属性说相矛盾。

附带说明的是，有学者指出，“客观主义的行为共同说完全可能肯定‘过失的共同正犯’，然而，我国新旧刑法都明文规定：”二人以上共同过失犯罪，不以共同犯罪论处；应当负刑事责任的，按照他们所犯的罪分别处罚‘。这表明，客观主义的行为共同说与我国刑事立法并不一致，因此，似乎难以采纳行为共同说来解释现行立法规定。“23对于上述看法，笔者认为，一方面，采纳行为共同说并不必然导致肯定”过失的共同正犯“的概念，”根据温和的行为共同说及因果共犯论，要将一方共同者的行为归属于另一方，并不一定需要成立共同正犯，即使作为过失的单独犯也可以让其承担这样的结果，这就产生了过失的共同正犯不要论。“与此相对应，（部分）犯罪共同说也并非必然否定过失的共同正犯，”近年来，不少学者从（部分）犯罪共同说的立场出发，支持过失共同正犯的概念。根据犯罪共同说，与故意犯中的故意的共同一样，过失犯只要有共同的客观的不注意行为就足够了，并不一定需要有意识的实现犯罪这样的意思的相互联络。也就是说，只要有’共同义务的共同违反‘就可以肯定过失的共同犯罪。“24由此看来，以行为共同说与肯定过失共同犯罪对应、以部分犯罪共同说与否定过失共同犯罪对应，这种绝对化的思考路径未必正确。另一方面，即使是持部分犯罪共同说的学者，如张明楷教授，也不得不承认肯定过失共同犯罪的合理性，并且大张旗鼓的肯定过失共同正犯存在的必要。换言之，我国新旧刑法虽然均在立法上排除了过失共同犯罪的概念，但是，并不意味着此立法例没有缺陷，相反，这种立法本身的缺陷已被多数学者所认同，既然如此，即使用客观主义的行为共同说无法解释我国刑法的立法规定，也不能据此作为否定该种学说的理由。

四、行为共同说之后“部分实行全部责任原则”的修正

共犯本质论的研讨不仅解决共同犯罪的成立范围问题，而且为“部分实行全部责任”原则提供实质的理论根据：（部分）犯罪共同说从“集体责任”或“团体责任”的角度出发，认为，当各行为人只实施了部分实行行为时，如果分别考察，就只能承担部分责任，但在共同正犯的场合，由于各正犯者相互之间具有共同的犯罪故意，通过主观上的犯意联络使行为人的行为结合成一个整体，在客观上，各个共同正犯者的行为互相补充、互相利用、互相配合，因此，即使只是分担了一部分实行行为的正犯者，也要对“犯罪集体”所造成的全部结果承担责任。简言之，（部分）犯罪共同说将“部分实行全部责任”原则的正当性奠基于行为人所属的“犯罪集体”，其对“部分实行全部责任”原则的上述理论解读显然是一种团体责任的思考方式，在此思考方式下也必然导致行为主体与责任主体的分离。公务员之家

与（部分）犯罪共同说不同，行为共同说则是从个人责任原则出发，认为，共犯的本质，是数人根据共同行为来实现自己所追求的犯罪，它是实施犯罪的一种方法类型，与单独犯罪相比，共犯利用的是“人”的行为，而单独犯罪利用的是“工具”，但在规范视角的分析下，这种事实形态的区分在刑法归责上并不具有意义，因为，行为人要实现法益侵害本来就有无限多的方法，是利用人还是工具实现法益侵害，就刑法处罚犯罪的目的即保护法益而言，其性质都是一样的，所以，两者成立犯罪的前提与基础是相同的，对每个共犯人追究刑事责任都是以其符合单独犯罪的构成要件为标准，没有必要也不应该在单独犯罪成立条件之外再重新构建与之有别的所谓“共犯论体系”，简言之，共同犯罪在本质上仍然是行为人个人的犯罪。“所谓多数人参与犯罪，只是现象。在目的思考上，犯罪的支配形态永远是单独正犯。”25与这种对共犯现象的理解相对应，在共同正犯的场合，各个共犯人之间并不要求具有罪名的同一性，也不要求具有共同的犯罪意思，共同犯罪中的每个行为人并不是因为借用他人的可罚性或者与他人共同负担责任而受罚，而是为自己的行为负责。

由此可见，行为共同说之下建构“部分实行全部责任”原则的正当性基础在于行为人个人而非由各个行为人组成的“犯罪集体或集团”。因此，在行为共同说的框架下，共同犯罪中每个行为人负担刑事责任的基础都在于他自己的行为已经符合了单独犯罪的成立标准，从规范的视角分析，共同犯罪中的每个行为人都实施了“全部”的实行行为，而非部分实行行为。而且，按照个人责任原则的要求，行为人也不可能仅仅因为实施了部分实行行为，而要其承担“全部”的责任。“部分实行全部责任”原则只是部分犯罪共同说之下对于共同犯罪事实形态未加分析的简单“素描”，在行为共同说之下，此一原则必须进行某种程度的修正：没有所谓的“部分实行全部责任”，只有“部分行为、部分责任”或“全部行为、全部责任”。

注释：

①此反对理由是主张犯罪共同说与行为共同说的学者都认同的，不过，如后文所述，除行为共同说之外，犯罪共同说与共同意思主体说一样都是对团体责任、集体责任的肯定，对个人责任的悖离。

②[日]小野清一郎著：《犯罪构成要件理论》，王泰译，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51页。

故意杀人罪范文篇8

［关键词］对象错误;犯罪既遂;法定符合说

刑法中的错误问题，尤其是对象错误在司法实践中占有重要地位，不仅影响行为人的责任形式，更重要的是牵涉到犯罪既遂和未遂问题。正确地认识对象错误，能够准确地对行为人进行定罪量刑。如果分别按照抽象符合说、法定符合说和具体符合说等不同的处理方式，其结论将大相径庭。

一、对象错误的定性

行为人侵害的对象具有特定性，是成立对象错误的前提。行为人在产生犯罪意思时，若持一种放任态度，犯罪目标是一个或者是不特定的多数，不管发生任何后果都是和其意思相符合的，实际侵害的对象和意图侵害对象是一致的。［1］比如王某想要报复甲，在甲的水杯中放入毒药，但是其妻乙却喝了甲的水，导致乙死亡。在这种情况下，尽管行为人意图侵害的对象是甲，但其在实施时对甲是否会用其水杯喝水以及是否会有其他人用其水杯是不能确定的。因此，即便发生了毒死乙的情形，也不构成对象错误。还有一点值得注意，如果有人用危害公共安全的方法实施犯罪，虽然行为人主观上的目标是特定的，但是由于方法本身决定了其侵害的对象不可能是唯一的、特定的，这样的情况也不会发生对象错误。犯罪行为客观上侵害了另一对象，导致实际发生的事实与行为人预想的事实不一致。对行为人所认识的对象和实际侵害的对象有怎样的不同，是不可一概而论的。［2］当行为对象是人时，把甲当作乙杀害是最典型的对象错误;如果以物为对象，仅仅体现的是财产所有权的关系时，就以物的所有者为标准来判断对象错误。出现对象错误时应当如何定性，是触犯一罪还是数罪，是既遂还是未遂，这些对定罪量刑都有极大的意义。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观点，但刑法学界对于对象错误的定性有几种比较主要的学说。(一)具体符合说。该说认为，只有当客观上产生的结果与行为人所想要发生的事实一致时，才能成立故意，行为人才能负既遂的刑事责任。例如甲欲开枪杀死乙，却误将丙当作乙而打死。［3］刑法学界较早的具体符合说认为，甲主观上想要杀害的对象是乙，因此只有实际上杀死乙时，才能是完全地、具体地符合甲的意图，甲才能负杀人既遂的刑事责任。但甲事实上杀的是丙，因而不是具体的符合，所以甲对乙构成杀人未遂，对丙构成过失杀人。应根据想象竞合犯的原理，按照杀人未遂定罪处罚。现在的具体符合说认为，所侵犯的客体一致，都是人的生命健康权，并且不违背行为人的犯罪意图，所以构成故意杀人罪既遂。(二)抽象符合说。该说认为，行为人意图侵害的事实与实际发生事实在种类上没有必要是完全的、具体的相同，只要行为人有犯罪的意图，又现实地造成了法益受到侵害，就可以成立犯罪的既遂。例如，甲本想损害蜡像，结果却导致乙死亡，应以毁损财物罪和过失杀人罪中的一个重罪处罚。(三)法定符合说。该说认为，虽然客观发生的事实与行为人主观上意图侵害的对象不完全相同，但两者都在同一构成要件内，侵害的客体也一致，应当以行为人主观上的认识为标准，定为故意犯罪既遂。因为实际发生的结果与行为人的主观认识在法律上的性质是相同的。［4］例如甲欲开枪杀死乙，却误将丙当作乙而打死。该说认为，甲本来想杀的是一个人，结果也造成了一个人的死亡，侵犯了相同的客体，侵犯了同一种法益，因而构成故意杀人罪既遂。法定符合说把行为人的主观恶性和客观侵害结合起来，能更加客观地评价行为人的犯罪行为。虽然针对对象错误来说，运用法定符合说和具体符合说得出的最终结论是一致的，但对打击错误的认识却出现了明显的分歧。［5］具体符合说还存在其他缺陷，如导致罪刑不均衡、与构成要件理论不协调等。抽象符合说只是片面地强调客观损害与主观恶性间的因果关系，不考虑意图侵害事实与实际发生事实是不是具有相同的法律性质，这当然是不科学的。综上所述，在处理对象错误的问题时，我们应当采用法定符合说。

二、单独犯罪对象错误的处理原则

(一)同一犯罪构成要件内单独犯罪对象错误的处理原则。在处理同一犯罪构成内的对象错误问题时，现在的具体符合说与法定符合说结果是一样的，都是成立故意犯罪既遂。［6］但不同学派的学者对此所持观点不一样。具体符合说的主张者认为，行为人实际侵害的对象在刑法上具有同样价值，同一构成要件内的对象错误不能阻却犯罪故意的成立。法定符和说的主张者认为，只要实际侵害对象和行为人认识事实的构成要件基本一致，就应该说行为人具有事实性认识。这时即使发生实际侵害对象的错误，也依然成立犯罪既遂。(二)不同犯罪构成要件间相容的单独犯罪对象错误的处理原则例。1:甲本想偷普通财物，偷走乙的提包，打开发现是枪支。从主观来讲，甲构成盗窃罪。枪支具备普通财物的所有特征，所以枪支可以被评价为财物。从客观出发，甲没有盗窃枪支的故意，根据主客观相一致原则，不应成立盗窃枪支罪，因此甲只构成盗窃罪既遂。在这种情形下，如果行为人基于犯轻罪的故意而发生了重罪的结果，则行为人只构成轻罪。例2:甲本想偷枪支，偷走乙的提包，打开发现是普通财物。从主观来讲，甲构成盗窃枪支罪(未遂)。若从客观出发，甲构成盗窃罪。但甲一个行为触犯了两个罪名，择一从重罪论处，所以对甲以盗窃罪定罪处罚。在这种情形下，行为人本来是基于盗窃枪支(重罪)的故意，而实际符合的是一般盗窃罪(轻罪)的构成要件，行为人依然按照盗窃罪(轻罪)定罪处罚。利用上述方法解决有包容评价关系的两罪罪名问题，如抢劫罪和抢夺罪、盗窃罪和盗窃枪支罪等，适用起来是没有问题的;但在解决没有包容评价关系的两个罪名问题时则很难适用。例如，甲想开枪打死乙，却将乙身边的珍贵文物打碎。主观触犯故意杀人罪(未遂)，客观触犯过失损毁文物罪。这两个罪难以确定轻罪与重罪，并且不存在包容关系。因此该处理方法就不同犯罪构成间的错误而言，不具有普遍适用性。

三、共同犯罪中对象错误的处理原则

我国刑法根据共同犯罪人的作用、具体分工不同，将其分为实行犯、教唆犯和帮助犯。［7］所以，在错误的范围内也会相对应地出现共同实行犯的对象错误、共同教唆犯的对象错误、共同帮助犯的对象错误。以下从这三个方面讨论共同犯罪中的对象错误。(一)共同实行犯的对象错误处理原则。1．同一犯罪构成要件内共同实行犯的对象错误处理原则上文所讨论的单独犯罪对象认识错误和本节共同实行犯的对象认识错误处理原则一致，即采用法定符合说，在同一犯罪构成要件内即使出现认识错误，依然成立犯罪既遂。共同犯罪是一个有机的整体，每个人相互联系、相互影响，所以都要对侵害结果承担责任，即“部分行为，全部责任”。2．不同犯罪构成要件间共同实行犯的对象错误处理原则此种形态的对象错误一般分为以下两种类型:其一，共同实行犯意图侵害轻的法益，但由于发生了对象认识错误，客观上却侵害了较重的法益。如甲、乙二人想共同破坏一座贵重雕塑，两人同时向雕塑开枪，不料甲却击中了站在雕塑旁边的丙而死亡，乙则成功击中雕塑。根据“部分行为、全部责任”进行处罚，两人有共同•的犯罪故意，构成故意毁坏财物罪的共同犯罪。但是共同过失不构成共同犯罪，所以甲单独对造成丙死亡承担责任，过失致人死亡罪与故意毁坏财物罪形成想象竞合。其二，共同实行犯意图侵害重的法益，但由于发生了对象认识错误，客观上却侵害了较轻的法益。如甲、乙意图杀丁，二人携带枪支来到丁家门口，甲未击中丁，而乙将远处的液化气瓶误认为是丁并进行射击，引发一场火灾。本案中，在故意杀人(未遂)的范围内成立共同犯罪，因为二人有意思联络。但对于发生的火灾，乙应当承担责任，失火罪与故意杀人罪(未遂)形成想象竞合。(二)共同教唆犯的对象错误处理原则。1．同一犯罪构成要件内共同教唆犯的对象错误处理原则同一犯罪构成要件内共同教唆犯的对象错误，一般指在教唆犯罪中，教唆犯对其教唆行为或者被教唆者对其实行行为产生了错误认识，造成被教唆者实际加害的对象与教唆犯想要侵害的对象不一致，且实际发生的事实与预想的事实属于同一犯罪构成。例1:教唆者本人发生了对象认识错误。甲本想杀害乙，却把丙误认为乙，教唆丁把丙杀害。例2:被教唆者产生了对象认识错误。甲本想杀乙，于是就教唆丁去杀乙，但实际上丁把丙看成是乙而杀害。上边两个案例在同一构成要件内的对象认识错误，按照法定符合说并不影响定罪，即甲、丁构成故意杀人罪(既遂)的共犯，甲为教唆犯。因为在这种情况下，教唆犯和实行犯之间都有相同的意思联络，而且教唆行为和实行行为有直接的因果关系。虽然出现了意图侵害对象和实际侵害对象不一致的情况，但其侵犯的对象都属于同一构成要件范围内，所以都构成既遂犯。2．不同犯罪构成要件间共同教唆犯的对象错误处理原则不同犯罪构成要件内共同教唆犯的对象错误，一般指在教唆犯罪中，教唆犯对其教唆行为或者被教唆者对其实行行为产生了错误认识，造成被教唆者实际加害的对象与教唆犯想要侵害的对象不一致，且实际发生的事实与预想的事实不属于同一犯罪构成。我国刑法中的共同犯罪只限于共同故意，共同过失不成立共同过失犯罪。(三)共同帮助犯的对象错误处理原则。1．同一犯罪构成要件内共同帮助犯的对象错误处理原则同一犯罪构成要件内共同帮助犯的对象错误，一般指在帮助犯罪中，帮助犯和被帮助犯对其帮助行为和实行行为产生了错误认识，造成被帮助犯实际加害的对象和帮助犯想要侵害的对象不一致，且实际发生的事实与预想的事实属于同一犯罪构成。［8］例1:帮助者本身对侵害对象产生了错误认识。甲误认为乙要杀害丙，给乙提供了枪支，实际上乙杀害的是丁。例2:被帮助者对侵害对象产生了错误认识。乙想要杀丙，甲也想杀丙，甲给乙提供了枪支，实际上乙误把丁当作丙杀害。上述两个案例在同一构成要件内的对象认识错误，按照法定符合说并不影响定罪，不阻却故意，即甲、乙构成故意杀人罪(既遂)的共犯，甲为帮助犯。2．不同犯罪构成要件间共同帮助犯的对象错误处理原则不同犯罪构成要件内共同帮助犯的对象错误，一般指在帮助犯罪中，帮助犯对其帮助行为或者被帮助犯对其实行行为产生了错误认识，造成被帮助犯实际加害的对象和帮助犯想要侵害的对象不一致，且实际发生的事实与预想的事实不属于同一犯罪构成。

作者:刘德法 张奥 单位:郑州大学

［参考文献］

［1］马克昌．犯罪通论［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370．

［2］刘连欢．论刑法事实错误的处理原则［D］．重庆:西南财经大学，2012:14．

［3］张明楷．外国刑法刚要［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222．

［4］林准．中国刑法学［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1989:134．

［5］张明楷．刑法学［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232．

［6］柏浪涛．刑法攻略［M］．北京:中国财经经济出版社，2013:76．

故意杀人罪范文篇9

案例二被告人吴德桥因生活琐事经常与妻子谭财莲争吵、打架，谭财莲因此搬回娘家住并提出离婚。吴德桥不同意，多次到谭家要求谭财莲回家，均遭拒绝以及其岳父谭崇森的驱逐。吴德桥认为是谭崇森挑拨了其夫妻关系，遂蓄意报复谭崇森。1998年11月2日下午，吴德桥携带一只空酒瓶及一根长布带，在南康市坪市乡中学门口，将放学回家的谭崇森的孙子谭亮绑架至自己家里关押。后吴德桥给谭亮的堂姑谭小兰打电话，让谭小兰转告谭崇森与谭财莲，要谭财莲一人于当晚7时之前带3000元来赎人，不许报警，否则杀死谭亮。谭亮的家属报案后与公安干警于当晚7时许赶至吴德桥家，吴德桥见谭财莲未来，即用刀在谭亮的脖子上来回拉割，并提出要谭崇森弄瞎自己的眼睛、自残手足等才肯放人。因其要求未得到满足，吴德桥便不断用刀在谭亮身上乱划致谭亮不断惨叫，后又用刀将谭亮的左手拇指割下并扔下楼。其间，谭亮因失血过多而多次昏迷。直至次日凌晨1时许，公安干警冲入室内将吴德桥抓获。经法医鉴定，谭亮的面部、颈部、肩部、膝部、小腿、脚、指等部位有20余处刀伤，伤情为重伤乙级。一审法院作出判决：被告人吴德桥犯绑架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一审判决后，被告人吴德桥提起上诉。二审法院认为，上诉人吴德桥为勒索钱财、泄愤报复而绑架无辜儿童，并将被绑架人伤害致重伤乙级，其行为构成绑架罪，且手段残忍，情节恶劣，应依法严惩。但是，根据刑法的规定，犯绑架罪只有致被绑架人死亡或者杀害被绑架人的，才能判处死刑，吴德桥在绑架中并未造成被害人死亡的后果，故其辩护人提出原审法院以绑架罪判处吴德桥死刑不当的辩护意见成立。据此，二审判决：被告人吴德桥犯绑架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从上述判决来看，二审改判或维持的法律依据就是一审判决对“杀害被绑架人”的适用是否正确，这就是现实中的“活法”；二级四个法院对“死法”（杀害被绑架人）存在不同的理解。问题出在哪里？究竟谁对谁错？一审法院判决被改判就是错，一审法院判决被维持就是对，还是原本就没有对与错？终局性的二审法院判决仅是一种“法律拟制”，是“法律真理”，并不意味着二审法院就掌握“客观真理”（同是二审法院就作出不同的判决，就是佐证）。

正是“因为绑架罪是一种较为常见被法律规定了极其严厉处罚的犯罪，对其构成要件的不同理解和掌握，可能导致司法适用上的不平衡，使同样的行为受到罪与非罪或者畸轻畸重的对待。对绑架案件的处理，可能因为‘一念之差’导致极为悬殊的结果，以致司法人员在处理绑架案件时每每有如履薄冰之感”，因而“不能不重视绑架罪构成要件的合理统一的解释”。但是，“立法者死了”之后，“立法原意”的探求是否真的可行？谁最终享有“立法原意”的话语权？

立法原意何处寻

在刑事司法实践中，刑事判决的合法性重要基础就是符合“立法原意”。

“立法原意”的寻求，历来就存在主观主义解释学和客观主义解释学的纷争。在刑事法治国时代，客观主义解释学成为主流学说。在笔者看来，若对有关文本做比较分析，处在支配、主导地位的“解释”（简言之，就是被多数人所主张）相对地合理（无疑也存在危险，“真理有时掌握在少数人”）和“客观”。

“杀害被绑架人”的理解，存在两种不同意见：意见一认为是绑架罪的加重结果，即只能是故意杀害被绑架人并致被害人死亡；意见二认为是绑架罪的加重情节，既可以是杀害被绑架人致死，也可以是仅有杀害被绑架人的行为而无致人死亡的结果。

在我国，论述绑架罪的有关文本大都同时对“致使被绑架人死亡”和“杀害被绑架人”进行解释。

意见一下列文本（这些作者在时下的影响力具有代表性）显然主张“加重结果”：

“在绑架过程中，往往造成被害人死亡的后果，有的是故意杀死被害人（通常称为‘撕票’）。但是，并非对致人死亡一律要单独定罪，与绑架罪数罪并罚。根据刑法第二百三十九条的规定，下列致人死亡的情况，仍按绑架罪一罪处理：其一，在绑架过程中，因使用暴力过重，无意中造成被害人死亡，或者伤害致死，或者引起被害人自杀的，应视为绑架罪的结果加重犯，判处死刑。其二，在绑架以后，因勒索财物或其他非法利益未达到目的，而故意杀死被害人，虽然符合独立的故意杀人罪的构成特征，但是，在此仍只定绑架罪一罪，判处死刑”。

“这里的致使被绑架人死亡，是指在绑架过程中采用暴力故意伤害致人死亡。这里的杀害被绑架人的，可以分为两种情况：一是先杀死人质，然后隐瞒事实真相向人质家属勒索赎金。二是在勒赎不成或已成以后杀死人质，即通常所说的撕票”。

“本条将致使被绑架人死亡或者杀害被绑架人作为本款之罪的加重构成，属于包容犯，即本款之罪包含了故意伤害（致死）罪和故意杀人罪，由此而使本款之罪成为死罪。我们认为，对这种情况采用数罪并罚或者转化犯的立法例更好，可以将本款之罪从死罪中排除出去，既减少了死罪，又不影响对犯罪分子的严惩”。

“刑法第二百三十九条规定，犯绑架罪‘致使被绑架人死亡或者杀害被绑架人的’，构成绑架罪的结果加重犯。其中，‘致使被绑架人死亡’，是指绑架人的绑架行为与被绑架人的死亡必须具有直接因果关系，主要包括以下几种情形：其一，在实施暴力劫持过程中，因用力过猛伤及要害部位，或堵嘴捂鼻引起窒息等原因，过失致被害人死亡；其二，在关押过程中，因被害人哭闹、挣扎，对其堵嘴捂鼻或者为其注射麻醉剂过量等原因过失引起死亡；其三，对被绑架人残酷殴打、折磨，致使在关押期间因重伤死亡；其四，被绑架人因不堪忍受折磨自杀死亡，等等。但是，不包括被绑架人亲属因精神受到打击而自杀死亡。如果在被绑架期间，被绑架人死亡，经查明与绑架行为没有直接因果关系，行为人对死亡不能承担刑事责任。‘杀害被绑架人’，是指在绑架过程中故意杀死被害人。杀害的时间，可以是在着手实施绑架之时，因被害人坚决反抗而将其杀死，也可以是在拘禁期间发出勒索之前或之后杀死被害人。如果是在绑架行为已经结束，将被害人释放以后，又以其他原因将被害人杀死，应独立构成故意杀人罪，实行数罪并罚。虽然条文上未写明‘杀死被害人’，但是，‘杀害被绑架人’是与‘致使被绑架人死亡’相并列，显然都是作为结果加重来规定的，即都是以实际死亡结果为必要条件，因此，‘杀害被绑架人’不能适用于杀人未遂和预备行为”。

“行为人绑架他人后，过失致被绑架人死亡，或者故意杀害被绑架人的（俗称‘撕票’），处死刑，不按数罪处理”。

意见二与前述主流观点相对应的是，一种主张认为，“根据罪责均衡原则，‘杀害被绑架人’是加重情节而不是加重结果。过失致人死亡罪的法定刑一般为‘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较轻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而故意杀人罪的法定刑一般为‘处死刑、无期徒刑或者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情节较轻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从法定刑的配置轻重来看，故意杀害被绑架人的刑事责任，即使只是造成被绑架人轻微伤或者轻伤（在视为‘情节较轻’的前提下），仍然不会比过失致人死亡的轻。因此，在刑法第二百三十九条将‘致使被绑架人死亡’与‘杀害被绑架人’并列规定的情况下，刑事责任较轻的‘致使被绑架人死亡’的应适用死刑，那么，刑事责任重的‘杀害被绑架人’（未致被绑架人死亡）的也应适用死刑”。另一种主张认为，“这里所说的‘致使被绑架人死亡’，是指由于在绑架过程中对被绑架人使用暴力、捆绑过紧或者进行虐待等原因致使被绑架人死亡，以及被绑架人在绑架过程中自杀身亡的。‘杀害’，是指在掳走被绑架人后，出于勒索财物或者其他目的得不到实现或者其他原因，故意实施杀害行为，非法剥夺被绑架人生命的行为”。显然，前者直接、明确地主张“杀害被绑架人”是“加重情节”，后者间接地主张“杀害被绑架人”等同“故意非法剥夺他人生命”（自然的结论是包括杀死和没有杀死两种可能）。

在笔者看来，“杀害被绑架人”仅从字面上来说（即语义学立场），既可以理解为一个行为过程，也可以理解为一种结果状态。但是，作为绑架罪加重构成要件的“杀害被绑架人”必然含有立法者的法律评价，因而要做出符合“立法原意”的选择（法律术语的含义不简单地等同于生活术语，否则就不会存在限制解释或扩大解释）。立法者评价“杀害被绑架人”的社会危害性并被配置法定刑“处死刑”的基点是在于杀害被绑架人的行为危险性，还是在于杀害被绑架人的结果实害性，就决定着“杀害被绑架人”是“加重情节”还是“加重结果”。

立足于罪责刑相适应的原则，立法者给“杀害被绑架人”配置绝对的最高刑“死刑”应是有所特别考虑的。

绑架罪，是以追求非法利益为目的，不仅直接是对公民人身权利和其他权利的严重侵害，而且往往要杀害被绑架人或者以杀害被绑架人为威胁，社会影响极为恶劣，社会危险性极大，必须予以严惩。刑法对该罪之所以规定如此重的法定刑，主要是考虑到不论行为人是否勒索到财物或实现了其他要求，其绑架行为都已经给被害人的人身与自由造成了严重的侵害，而且给被绑架人的近亲或其他人造成了痛苦与忧伤，因而是一种极为严重的犯罪。

死刑是极刑，慎杀、少杀是我国的一贯刑事政策，刑事立法和司法都应予以坚持，因此，刑法总则第四十八条规定，死刑只适用于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

既然立法者已经为“杀害被绑架人”配置绝对的法定刑“死刑”，那么，若依照“加重情节”的主张，必然面临如下的现实：

其一，凡是对被绑架人实施杀害行为（极端地包括杀人预备行为）的都应判处死刑。在现实生活中，绑架案件中绑架人出于勒索财物或实现其他目的，大都会声称“如不满足要求，就杀死被绑架人”，难道那些仅有杀人预备行为（杀死被绑架人的主观故意、绑架行为可视为杀人的预备行为）也是属于“罪行极其严重”？

其二，立法者难以再对杀害行为本身的严重性做区别的考虑，最多只能考虑到个案的具体情况在立即执行死刑和缓期执行死刑（尽管从实际效果来看，两者有天壤之别，但是从法律属性来说，都是一个刑种，都只能适用于“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势必导致杀害被绑架人预备、未遂、中止、既遂的都被判处死刑的结果，显然难以体现“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

其三，从被绑架人的人身安全来说，既然只要实施杀害被绑架人（包括预备、未遂、中止、既遂）的都同样的被判死刑，那么，势必促使行为人杀害被绑架人的可能性增大。

基于上述分析，笔者认为，“加重情节”的主张不符合我国立法者关于死刑的政策和立场。相反，若依照“加重结果”的主张，只要行为人没有杀死被绑架人就不会判处死刑，那么，人质的安全系数就会增大，同时更好地实现立法者保护被绑架人的人身安全的目的（人质的安全是绑架行为社会危害性的重要因素）。

出路在何方

“加重结果”的主张具有相对的合理性，但引发的相关问题值得思考。

绑架过失致使被绑架人死亡与故意杀害被绑架人（未出现死亡结果）的处刑不平衡如何解释？

“加重情节”主张的主要理由在于，从法定刑配置的比较来看，过失致被绑架人死亡的刑事责任比故意杀害被绑架人（即使只是造成被绑架人轻微伤或者轻伤，在视为‘情节较轻’的前提下）重。

在笔者看来，过失致人死亡罪在总体上的社会危害性要比故意杀人罪轻，因此，前者的最高刑是七年有期徒刑，后者的最高刑是死刑，但是，法定刑的配置轻重并不能推知个体的罪行的轻重，换言之，个体的过失致人死亡的行为的社会危害性未必就比故意杀人的行为严重。因此，绑架过程中过失致人死亡的行为的社会危害性未必就比绑架过程中故意杀人的行为严重。例如，过失致人死亡未必就比或处在预备阶段，或犯罪中止，而未发生死亡或重伤等其他严重后果的故意杀人行为社会危害性大，进而并不能从“绑架过程中致人死亡”与“杀害被绑架人”相并列规定就推出所有的杀害被绑架人的行为都应“处死刑”。显然，立法者之所以给“绑架过程中致人死亡”与“杀害被绑架人”配置同样的极刑，更多的是意在保护人质的生命安全，也就是说，除非行为人在绑架过程中过失或者故意导致被绑架人死亡，否则就不能判死刑。立法者在整体上给绑架罪配置较高的法定刑，无疑考虑了绑架的特殊性：利用第三人对人质的安全的担忧来实现勒索钱财或达到其他非法目的。既然绑架罪刑事责任轻重的主要根据在于“不仅侵害了人质的自由，而且侵犯了第三人的自决权”，保护的法益包括人质的生命安全和第三人的自决权，那么，只有出现人质死亡结果的绑架行为才能被立法者评价为社会危害性最严重并配置最高的法定刑。

绑架中故意伤害（不包括致死）或者杀害被绑架人未遂的如何处罚？

关于绑架罪的方式，立法未做明确的规定。暴力方法可以成为绑架罪的实施方式，是没有争议的。按照“加重结果”的观点，只有在绑架过程中“杀害被绑架人”并出现被绑架人死亡结果的，才能判处死刑，那么，是否意味着绑架中故意伤害（不包括致死）或者杀害被绑架人未遂的行为都排除死刑的适用？例如，行为人在实施绑架行为过程中或者在绑架行为的持续状态中，以特别残忍的手段故意伤害被绑架人致人重伤并造成严重残疾，或者故意杀害被绑架人未遂，但杀人手段特别残忍且已致被绑架人重伤并造成严重残疾的，如何处理？

司法实践中存在两种不同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只能定绑架罪一罪。理由是，刑法规定行为人犯绑架罪时，只有在实施绑架行为过程中或是在绑架行为的持续状态中，造成被绑架人死亡或者杀死被绑架人，才能而且只能适用死刑，那就意味着立法者将绑架罪和在绑架过程中致被绑架人死亡和杀死被绑架人这种特定的结果结合在一起，单独规定为绝对确定的法定刑即死刑。因此，刑法第二百三十九条的规定并不排斥在绑架过程中故意伤害被绑架人未致死或者故意杀害被绑架人未遂，上述情形也就不能以绑架罪和故意伤害罪或故意杀人（未遂）定罪，实行数罪并罚。另一种观点认为，完全可以且应当以数罪定罪，实行并罚。理由是，在绑架过程中，绑架人对被绑架人同时实施了伤害（仅指未致死）、杀害（仅指未遂）、奸淫行为，若伤害手段特别残忍致人重伤且造成严重残疾的，或者杀害被绑架人未遂但手段特别恶劣、后果特别严重的，或者奸淫被绑架人具有法定严重情形，论罪应当判处死刑的，虽然以绑架罪无法判处绑架人死刑，但依故意伤害罪、故意杀人罪或者强奸罪则完全可以判处绑架人死刑，不存在绑架罪与故意伤害或杀人罪相比所谓的配刑失衡问题。

故意杀人罪范文篇10

一、关于偷税罪的有关问题

偷税罪是指纳税人采取伪造、变造、隐匿、擅自销毁帐薄、记帐凭证，在帐薄上多列支出或者不列、少列收入，经税务机关通知申报而拒不申报或进行虚假的纳税申报的手段，不缴或者少缴应纳税款，数额达到法定额度标准或者因偷税已受过二次行政处罚又偷税的行为。偷税罪是税收犯罪中最常见的一种犯罪。该罪侵犯的客体是国家的税收征管制度；客观方面表现为违犯国家税收征管法律法规，采取欺骗、隐瞒等各种虚假手段，不缴或少缴应纳税款或已扣、已缴税款，情节严重的行为；本罪为特殊主体，即纳税人和扣缴义务人；主观方面表现为直接故意，且具有逃避纳税义务，谋取非法经济利益的目的。该罪争议问题主要有：

1、两类犯罪主体构成犯罪的标准问题。

刑法第201条规定的偷税罪，其犯罪主体包括两类：纳税人和扣缴义务人。对这两类不同的主体，法条在构成犯罪的标准上规定并不完全一致。对于纳税人，第201条第1款规定：“占应纳税额的10％以上不满30％并且偷税数额在1万元以上不满10万元的，或者因偷税被税务机关给予二次行政处罚又偷税的”，应以犯罪论处。也就是具有偷税数额达到一定标准或者因偷税被税务机关给予二次行政处罚又偷税两种情况之一的就可构成偷税罪。而对于扣缴义务人，第201条第2款规定：“扣缴义务人采取前款所列手段，不缴或者少缴已扣、已收税款，数额占应缴税额的10％以上并且数额在1万元以上的，依照前款规定处罚。”有人认为第1款规定的因偷税受过二次行政处罚又偷税的构成犯罪的标准，同样适用于扣缴义务人。我认为，从立法的规定而言，该标准不适用于扣缴义务人。理由主要是：（1）第2款明确规定的是扣缴义务人偷税达到规定的数额及比例的，“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即法律已经明确规定依照前款处罚的标准只是数额加比例，并未涉及因偷税受过二次行政处罚又偷税依照前款规定处罚的问题。在《税收征管法》中，纳税人是与扣缴义务人并列规定的纳税主体，也即纳税人的概念中不包括扣缴义务人。刑法第201条第1款和第2款的犯罪主体，也明确对两者加以区别。（2）扣缴义务人的纳税义务与纳税人有区别。扣缴义务人本无纳税义务，只是根据目前国家的实际情况，从便利税务稽征等方面考虑，国家税法强制性规定扣缴义务人具有纳税义务，其纳税义务是基于国家的强制委托而产生，他是纳税人与国家之间的一个特定中介，无纳税人的经济活动，也就没有扣缴义务人的法律地位。因此，有理由对于纳税人和扣缴义务人采取有区别的标准。不能得出对纳税人的标准同样适用于扣缴义务人的结论。对实践中存在的扣缴义务人因偷税受过二次行政处罚又偷税的，只能根据税法的规定，予以经济的、行政的处罚。另外尽管立法上对扣缴义务人构成犯罪“数额加比例”的标准虽然只规定了下限，而未像第1款对纳税人规定的既有上限又有下限，但其下限的规定，与第1款规定完全一致，说明立法在“数额加比例”构成犯罪的问题上，对扣缴义务人的偷税行为与纳税人的偷税行为构成犯罪的标准是相同的。

2、一般偷税行为与偷税罪的界限

区分偷税罪和一般偷税行为的标准，是看其偷税行为是否达到情节严重的程度。如果行为人偷税数额既未达到一万元以上并占应纳税额的10%以上，也不是因已被税务机关给予两次行政处罚又偷税的，其行为只属于一般偷税行为，不能以犯罪论处。

目前，在实践中对“两次处罚”后的偷税数额有不同的理解。有人认为：“两次处罚”后的偷税数额，只有达到构成偷税罪的数额比例要求，才能定罪处罚；有人认为：“两次处罚”的数额与又偷税的数额总和达到构成偷税罪的数额的比例要求，才构成偷税罪。上述两种均有偏颇，前一种观点忽略了被两次处罚这个犯罪构成的客观要件，仅把它作为一个量刑情节，后一观点则混淆了行政处罚和刑事处罚的本质区别，有悖于立法意图。我认为：法律之所以规定因偷税受过二次行政处罚又偷税的构成犯罪，主要是针对司法实践中有些纳税人小额偷税不断，屡罚屡偷，但每次达不到法定标准，以逃避法律制裁，钻法律空子的现象。这是对“数额加比例”标准的补充。因此，在同时符合上述两个选择性标准的情况下，应以“数额加比例”标准定罪，而且以前被两次行政处罚的情况应作为量刑情节予以考虑。如果又偷税的数额虽未达到偷税罪的数额比例标准，但符合税务机关对行为人偷税进行行政处罚的数额比例规定，则应依照上述补充规定对追究行为人偷税罪的刑事责任。如果又偷税的数额比例达不到税务机关对其进行行政处罚的数额比例标准，则应理解为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不以犯罪论处。

3、偷税罪与避税行为的界限问题

避税亦称节税，是指纳税人利用合法手段和方式，通过资金转移、费用转移、成本转移、利润转移以及企业性质转移等方法躲避纳税义务的行为[1].

关于避税的法律性质目前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认为，避税一般采用合法手段和方法不缴或少缴税款，因此，在法律性质上，避税属于合法行为。尽管其在经济后果上同偷税一样，给国家造成经济损失，但因不具备犯罪构成要件，最终不能以法律处罚，甚至也不能进行行政处罚。唯一的方法就是加强和完善税收立法，堵塞避税漏洞[2].另一种观点认为：避税有合法与非法之分，非法避税属偷税性质，达到偷税标准的，以偷税罪论处[3].

我赞成第一种观点，因为尽管偷税和避税主观上都具有逃避税收的故意，都有少缴或不缴税款的行为，但两者最大区别就在于偷税是采用违法手段，而避税的手段是合法的。如果把利用税法的不完善而不缴或少缴税款的行为看成是非法的话，无疑就无所谓避税的存在。另外，从罪行法定的原则看，既然刑法没有把避税作为法定罪行对待，我们就不能认为其行为为犯罪行为，只属于在现行法律下的规避行为。对于避税，只能通过完善税法来解决。

二、关于抗税罪的有关问题

抗税是指以暴力、威胁方法拒不缴纳税款的行为[4].对于抗税罪的刑事制裁主要取决于对抗税罪的认定，在认定抗税罪时主要是抗税数额和抗税情节[5].但在抗税罪的处罚上，对于以暴力方法抗税，致人重伤或者死亡的如何定罪量刑问题，现行刑法没有规定。而在刑法修订前，1992年的《关于惩治偷税抗税犯罪的补充规定》第6条第2款曾规定按照伤害罪、杀人罪从重处罚。现行刑法虽然没有明确规定，但因法律明文规定暴力是抗税罪客观方面的要件，而由于暴力行为本身的特点所决定，存在着致人重伤

、甚至死亡的可能性，所以对于以暴力方法抗税，致人重伤或者死亡的如何定罪量刑问题，学界存有较大争议，但多数意见认为不再构成抗税罪，而应以伤害罪、杀人罪论处。但对其法理却存在着较大的分歧意见。归纳起来，主要有4种见解：（1）认为暴力抗税致人重伤、死亡是抗税的加重情节，罪名应是抗税罪。并认为，若把触犯属于同一罪名的结果加重犯分别按两个独立的犯罪定罪量刑，不符合犯罪构成理论。一个完整的抗税罪应当既包括基本罪，又包括结果加重犯[6].（2）认为属于牵连犯，即“出于同一犯罪目的，以暴力方法抗税，致人重伤或者死亡的，属于牵连行为，应按从一重论处原则，以故意伤害罪和故意杀人罪论处。”[7]（3）认为应属于想像竞合犯，罪名应为故意伤害罪、过失重伤罪、故意杀人罪或过失杀人（过失致人死亡）罪[8].因为行为人是基于一个犯罪实施的一个抗税行为，暴力是抗税行为的组成部分，不能独立，但又触犯两个罪名，完全符合想像竞合犯[9].（4）认为暴力抗税致人伤亡的应属于转化犯。即罪质由抗税转化为伤害罪、杀人罪。因为，转化犯罪最能够准确体现暴力抗税致人伤亡的案件性质[10].

我认为暴力抗税致人重伤、死亡的，应以想象竞合犯的原则从一重罪处断。因为（1）结果加重犯要取决于法律的明文规定，我国刑法并没有对所有符合结果加重犯基本条件的犯罪，都规定为结果加重犯。（2）牵连犯必须是具有两个以上独立成罪的行为之间，具有牵连关系。但是，在暴力抗税致人重伤、死亡的情况下，行为人的行为只有一个。（3）转化犯应以法律有明文规定为限。如刑法第238条第2款对非法剥夺人身自由罪“使用暴力致人伤残、死亡的”，依照故意伤害罪、故意杀人罪定罪处罚。现行刑法没有明文规定此种情况可以转化，因此主张转化犯也是不合适的。之所以主张为牵连犯，原因是：暴力抗税致人重伤死亡的案件，实质上只有一个行为，即伤害、杀人行为。这一行为既触犯抗税罪，又触犯伤害、杀人罪，属于一行为触犯数个罪名的情况，符合想象竟合犯的行为特征。根据一般刑法理论，对想象竟合犯应按照刑罚较重的罪名定罪处罚，在此应按故意伤害罪、故意杀人罪定罪处罚。

「注释」

[1]黄河、张相军、黄芳、邹绯箭：《危害税收征管罪的认定与处理》，中国检察出版社1998年版，第48页。

[2]陈兴良主编：《刑法新罪评释全书》，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1995年版，第257页。

[3]转引自王作富主编：《经济活动中罪与非罪的界限》，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85页。

[4]]李伟：《税法学》，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300页。

[5]刘剑文主编：《税法学》，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500页。

[6]赵秉志主编：《刑法修改研究综述》，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267页。

[7]刘岩主编：《刑法适用新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98页。

[8]林亚刚：《抗税罪新论》，《法律科学》1993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