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意伤害的治安处罚法十篇

故意伤害的治安处罚法篇1

(一)公安机关“以罚代刑”

首先,我们来解读一下《治安管理处罚法》相关条文。①该规定中主要字眼“殴打、伤害”但是殴打和伤害到什么程度并没有详细说明,我们该如何理解,其与刑法规定的伤害有何不同。笔者认为我们可以从法益角度和伤害结果来理解这里所规定的“殴打、伤害”。首先两法规定的法益是完全不同的。笔者理解《治安管理处罚法》保护的应该是他人身体的安全权,故意伤害罪相关规定保护的法益应该是他人身体的健康权。“安全”的范围要广于“健康”,只要行为使受害人感到自身的安全受到威胁即可。“健康”的程度高于“安全”,侵害健康的行为必然会侵害受害人“安全权”,这也是前者位阶低于后者的原因。从危害结果来说,前者的伤害应该包括:暂时性肉体疼痛事后身体可自愈无需治疗的身体伤害、轻微伤,而《刑法》中故意伤害应该造成轻微伤、轻伤、重伤、致死等伤害。所以前者所需的伤害程度远低于后者。司法实践中一个案件的诉讼程序应该是这样的:暴力案件发生后,一般都是由被害人到公安机关进行报案,公安机关在接到案件后,根据案件的性质决定立案,收集证据。如果是一般治安案件便自行处理,如果是刑事案件便将收集的证据移交检察院,建议检察院以什么罪名提起公诉。故意伤害案件便是典型。公安机关接到受害人的办案,通过询问被害人案件发生经过,如果受害人只是遭受轻微伤害,公安机关大多按照治安案件处理。两法的模糊竞合规定赋予公安机关很大的选择性执法权力。实践中绝大部分未达轻伤的暴力伤害类案件都是由公安机关进行治安处罚,只有极少数社会影响较大的案件是按寻衅滋事罪移交检察院处理的。这样的处理方式是值得质疑的。笔者在某法院实习过程中经历过这样一个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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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定性为寻衅滋事罪导致处罚偏重

针对一些情节恶劣、社会广泛关注的,又未达轻伤后果的伤害案件,司法机关一般以寻衅滋事罪进行定罪量刑,来弥补故意伤害罪在适用上的缺陷。虽然这样的处理方式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故意伤害罪的不足,给当事人和民众一个可以接受的交代。但是这样的做法虽然是出于善意的想还民众和社会一个公道,但是这样的做法反过来又会损害刑法的威严,增加社会对刑法规定的不信任度。对于犯罪嫌疑人来说,一方面,其可以辩护其不构成寻衅滋事,应以故意伤害来处理,这就使很多人免于刑事处罚;另一方面,即使司法机关坚持以寻衅滋事罪来处理,但是寻蜱滋事罪的量刑又高于故意伤害罪,②这就在一定程度上侵害了犯罪人的权益。关于寻岬滋事罪的存废问题,学界展幵了大量的讨论,各行己见。废除派从流?罪的立法背景分析,认为流饭罪是受我国重刑主义传统观念的影响,以及为了迎合当时稳定社会秩序的需要而设立的。流ffi罪反映的一个阶段的刑事政策,而随着社会的发展,人民文化水平和素质的提高,那些下流行径基本杜绝,此时流饭罪容易产生冤假错案,不利于保障人权,因此流饭罪显得不合时宜,应该被淘汰;另一方面随着刑法立法的完善,各种犯罪都有了相关规定,一些犯罪行为应该依据各自的条文来科刑,例如伤害案件完全可以依据故意伤害罪来处理。取消流?罪不会导致法治倒退。保留派则主张:寻办滋事罪有其所要保护的法益,不能废除,补充功能只是起到对未来的防范作用,不能因为补充性而否定其存在的根基。但是在新刑法中,出于对公共秩序的保护,设置了寻衅滋事罪,另一方面考虑到一些行为的复杂性,现行刑法可能不能完全罗列犯罪,所以还是赋予了寻衅滋事罪补充性的功能,此即补充说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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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故意伤害未达轻伤结果司法困境产生之原因

(一) 立法的不完善性

刑法规定中“故意伤害他人身体的”,什么行为才能算伤害,伤害行为与殴打行为如何界定?通说认为,只是造成被害人短暂生理疼痛,没有造成被害人组织、器脏的破坏,生理机能完好,不需借助医疗就能自行康复的就是殴打行为。使被害人身体组织受到创伤,例如骨折等,不能自行康复的行为就是伤害行为。有部分学者认为刑法只规定了轻伤、重伤、伤害致死三个梯度结果,在行为人以轻伤的故意伤害他人,由于客观原因未出现轻伤结果时,对嫌疑人的行为作为治安案件处理即可,无需入罪。其主要观点如下:根据刑法但书规定和刑法谦抑性原则,故意轻伤未遂无需以犯罪论处。即便我国刑法并不排除未遂犯遭到制裁的可能性,但在司法实务中并不是所有未遂犯都要追究其刑事责任。①因为刑法中很多是行为犯,这类犯罪对结果没有硬性要求。危害活动是否要要被科刑,关键是看活动本身所具有的危险性。如果行为处于未遂的形态,其社会危险性较小,可以用其他手段进行否定评价,就无需动用刑法追究行为人刑事责任,这是谦抑性的基本要求;如果犯罪行径处于未遂的形态,却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刑法处罚具有不可避免性时,就要处罚其未遂责任。但是我们不能一概不处罚轻伤未遂,应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例如嫌疑人以残忍的手段,想给某个幼童造成轻伤害,却由于客观原因导致行为未遂,这样的行为就应该受到法律严厉的制裁。如果追究所有轻伤未遂行为人的刑事责任,这有重刑主义倾向,反而更不利于社会的稳定。我国没有暴行罪的规定,这就容易导致刑法的泛化,使法治倒退,以这是与我国刑事政策相矛盾的气认定犯罪未遂应该按照如下步骤:首先,审查嫌疑人是否完整的作出了故意伤害罪规定的构成;其次,审查其行为是否完全符合具体罪名的构成要件,没有满足的,只能是属于行为的未遂;最后,审查该未遂行为的危害性是否符合刑事处罚的不可避免性,即无法采取其他手段进行否定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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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司法实践层面存在问题

立案是刑事案件诉讼程序的开端,是最初环节。公安机关在接到群众举报或者自侦到犯罪活动时,按照规定首先要进行立案,立案代表侦查活动的开始,所以立案环节在侦查过程中尤为重要。但是在我国公安系统内有年度考核制度,案件侦破率便是其中之一。所以公安机关迫于压力,通常情况下是在案件侦破之后才补充立案手续,这样他们就能保持较高的侦破率。还有一些群众举报案件,由于有效证据的缺失,使得民警很难抓到犯罪嫌疑人,公安机关只做登记处理,这是消极不立案。中国的检警职能分工与其他各国相比,有诸多不同。在我国,公安局属于行政机关,检察院属于司法机关,二者有各自的职能。公安局只能对法律规定的由其处理的案件进行侦查。这些案件都是由公安局来立案、侦破,同时公安局负责搜集犯罪证据,抓

捕犯罪人。当案件侦查完毕之后,公安局将搜集的证据整理归纳移交给检察院。检察院接到公安移交的案件之后,对证据合法性进行审核,认为证据不能构成完整的证据链时,可以要求公安机关补充侦查。当证据充分有效能够证明嫌疑人处罚刑法时。检查机关就以公诉人的角色向法院提讼,配合法院的审判工作。例如公民张三被李四打断手臂,事发之后张三向公安局报案,民警依据张三的口供大致了解了案发经过,确认是一起刑事案件之后,公安局便会立案调查,对李四实施抓捕讯问,通过对事发现场的排查和相关证据的搜集, 认为证据能够形成链条证明李四触犯故意伤害罪之后,就将证据移交至检察院,建议检察院以故意伤害罪对李四提起公诉。检察机关通过对证据审查,认为犯罪事实明了、证据充分便会至法院,同时配合法院的审判工作。 ……….

三、故意伤害未达轻伤结果司法困境解决之路径...........17

(一)对完善立法的期许......... 17

1.借鉴国外相关立法规定......... 17

2.正确理解刑法谦抑性原则及刑法第十三条规定......... 19

3.明晰故意伤害罪与寻衅滋事罪界限......... 22

(二)运用司法实践手段解决......... 25

1.完善检察机关对公安机关的立案监督工作 .........25

2.司法工作人员转变观念,坚持从客观到主观的犯罪构成......... 26

三、故意轻伤未遂司法困境解决之路径

(一) 完善立法的期许

97年刑法颁布以来,故意伤害案件络绎不绝,案情日益复杂化。但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很少有学者对故意伤害作出学术研究。直至张明棺教授在中国法学上发表《故意伤害罪探疑》,才引起刑法学界对故意伤害罪的重新审视。此后的研究细致入微,而且出现了诸多新研究。但是对于轻伤未遂该如何处理,在我国理论界研究少之又少,接下来笔者用比较研究方法来介绍国外一些立法,希望对我国立法征程有所帮助。各个国家都有对伤害类犯罪的规定,但是由于各国国情、社会历史文化的不同,对故意伤害罪的规定也不尽相同。伤害罪的外部行为表现为侵害他人身体。身体的重要性仅次于生命,因此,刑法应该既保护生命权益,又要保护身体权益。身体法益一般包含身体之完好性、身体之健康与身体之生理机能。目前,大多数国家将伤害案件分为梯度各异的几种犯罪,如暴行罪、轻伤罪、重伤罪和伤害致人死亡罪,并且都由与之相适应的刑罚。暴行罪(殴打罪)是指嫌疑人实施了暴力活动但却未出现伤害结果的犯罪。日本、意大利等国将这种犯罪行为规定为暴行罪,英、美等地规定为殴打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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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意伤害的治安处罚法篇2

《治安管理处罚法》规定的治安管理处罚种类仅四种，即:警告、罚款、行政拘留、吊销由公安机关颁发的许可证。同时还规定对违反治安管理的外国人，可以附加适用限期出境或者驱逐出境的处罚。就治安管理的现实需要来说，处罚种类较少。笔者设想，是否还可以引入和改进“社会服务令”这一新的处罚方式，同时将没收这种行政制裁措施设定为治安处罚种类中的一种。

(一)引入和改进“社会服务令”。“社会服务令”是社区矫正的一种手段。英国最早在1973年《刑事法庭权力法》中创立了“社区服务”的刑种，即法官可以判令被告人进行无偿的21社区工作，弥补因其罪行给社会和个人造成的损害。我国香港的《社会服务令条例》于1984年正式通过，并在1998年扩展至区域法院、高等法院的上诉法庭及高等法院原讼法庭。香港的“社会服务令”具有补偿性及协助违法者复康的双重作用［3］。根据此服务令，违法者须同意在空闲时间进行无薪社会服务工作，以补偿其对社会的损害，并可代替监禁。实施这项计划的目的主要有三:一是自新，通过进行无薪的公益工作，促使其学习奉公守法;二是建设性的处理，即允许违法者继续在社区中生活，避免因监禁而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三是补偿，给罪犯一个贡献社会的机会。虽然我国内地目前对“社会服务令”并没有明文规定，但2007年以来已有一些城市在区一级尝试推行“社会服务令”的做法，主要是针对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如上海的长宁区人民法院、河北省石家庄长安区检察院［4］。通过对犯罪嫌疑人签发“社会服务令”，让其在指定的时间、地点进行无偿劳动。“社会服务令”制度体现了一种现代的刑罚观念，即刑罚社会化的观念，在性质上属于刑罚替代措施，强调的是刑罚的执行与社会紧密联系。对一些未成年人等特定人群的一些没有造成严重后果或影响的违法、违规等行为，偏重于教育而不是惩罚，显示出其一定的优越性，它是实现对未成年罪犯“教育与感化”相结合政策的有益制度［5］。笔者建议，将“社会服务令”进行一定的创新，移植到治安处罚当中，作为治安处罚种类的完善。对某些违反治安管理的行为，如散布谣言、盗窃、故意损毁公私财物等，可由公安机关对行为人签发“社会服务令”，取代单一的行政拘留。另外执行中，应当将依照法律规定不执行行政拘留人员移交社会矫正机构，送达处罚决定书。让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在社会服务的过程中改过自新，能够在不限制人身自由的情况下更好地起到惩戒和教育的目的。而且这种方式更容易为被处罚人接受，收效也会比仅仅进行单独的行政拘留要好，是完全可行的治安处罚方法。当然，怎样能够实施好“社会服务令”，还需要从实际操作中不断积累经验，逐步加以完善。

(二)将没收这种行政制裁措施设定为治安处罚种类中的一种。《治安管理处罚法》第110条中规定，“被决定给予行政拘留处罚的人交纳保证金，暂缓行政拘留，逃避行政拘留处罚的执行的，保证金予以没收并上缴国库，已经作出的行政拘留决定仍执行。”而该条中的没收保证金的行政行为是不是行政处罚呢?从第10条规定的处罚种类看，该条款中并没有将没收这一行政行为设定为行政处罚，可以认为这里的没收行为不是行政处罚。但笔者认为，治安管理处罚法第110条中规定的没收保证金的行政行为就是一种行政处罚。理由有二:一是没收是公安机关将违法行为人所持有的违禁物品或实施违法行为的所得或与违法行为相关的财物收归国有的一种行政制裁措施;二是在《行政处罚法》第8条规定的行政处罚种类中，明确将没收这种行政制裁措施设定为行政处罚种类中的一种。

二、完善双罚制度

在部分处罚中，采取了行政拘留和罚款同时采取的并处制度(双罚制)，在执行中确实存在困难。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49条规定，盗窃、诈骗、哄抢、敲诈勒索或者故意毁坏公司财物，处五日以上拘留，可以并处五百元以上罚款;情节较重的，处十日以上十五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一千元罚款。根据本条文规定，此类案件必须要对行为人作出治安拘留。基层公安机关认为此条法律条文在一定程度上存在问题。如因为民生问题引起的一些破坏行为、故意毁坏公司财物的行为，公安机关就不能一概而论的去做出拘留处罚。还有因为政府的某种不恰当的行为导致了群众激动故意毁坏了公私财物的行为，单纯从法律的层面上讲，公安机关完全可以对嫌疑人进行拘留，但是拘留后很可能会引发社会更加的不和谐。再如现行《治安管理处罚法》第43条中情节严重、第四十条等法条中规定的并罚制度，基层执行较困难，伤害案件能够给被侵害人适当补偿和支付医药费已经不容易。在农村，被处罚人愿意被顶格行政拘留也不愿意处罚款;在城市，愿意被处罚款也不愿意行政拘留。总之，执法的目的是为了实现社会的和谐，如果在一个执法行为结束后，导致了一系列不和谐因素的发生，那就说明这种执法行为本身存在问题。为此，建议在修改时，借鉴刑法有关双罚制度，适度适用，不能简单的用“并”来一概而论，多使用“可以”自由裁量、选择性文字。四、完善程序方面的不足治安管理处罚程序不完备是比较严重的一个问题，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证明标准有缺陷。《行政处罚法》第三十条规定了给予行政处罚“必须查明事实”，可以认为行政处罚法采用了与刑事诉讼证明一样的客观真实标准，《治安管理处罚法》则未作特别规定，原则上应采纳这一标准。但治安管理处罚不同于刑事处罚，其行政性质决定了要符合行政效率原则的要求，治安管理处罚的程度远比刑事处罚的要轻，因此其证明标准应当比刑事诉讼中的证明标准低。治安管理处罚往往涉及转瞬即逝的违法行为，难以收集到明白无误、双方当事人共同认可的证据。加上痕迹、法医及电信记录等证据涉及专业技术问题，行政机关根据现有条件，也无法象刑事侦查一样，收集到准确完整的证据。与诉讼中的证明不一样，部分情况下公安人员直接接触违法事实，对违法事实有清楚了解。如适用当场处罚程序中发现的违反治安管理情况，被侵害人是否受伤流血。也有部分案件不能接触案件事实，只能通过调查和收集证据来认定案件事实。在这两种情况下，执法人员应用证据的程序是不一样的:前者是已知事实，通过收集证据向行政相对人、复议机关和法院证明案件事实;后者是未知事实，通过调查收集证据的过程来认识事实。对于已感知案件事实的情况在采用法律真实标准则明显有违处罚的正义要求，应当采用客观真实标准，以事实为根据。对于未感知事实的情况则可以考虑采用法律真实标准，以证据证明的事实作为处罚依据［6］。

(二)对听证程序的规定较为模糊。《治安管理处罚法》对听证程序的规定仅涉及两条:第3条和第98条。第3条规定:“治安管理处罚的程序，适用本法的规定;本法没有规定的，适用行政处罚法的有关规定”;第98条有关听证程序的适用范围规定:“对公安机关作出的吊销许可证以及二千元以上罚款决定前，当事人要求听证的，公安机关应举行听证。”但是，由于《行政处罚法》有关听证程序的规定比较原则，在实施过程中发现了不少问题，《治安管理处罚法》对本应吸取的教训却语焉不详，所以也至少存在着如下三个问题:首先，把行政拘留排除在听证范围之外。对公民而言，人身自由罚的影响要远远大于财产罚。《行政处罚法》有关听证程序的适用范围仅以责令停产停业、吊销许可证以及较大数额罚款为限，没有将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处罚纳入到听证程序的适用范围。而《治安管理处罚法》则延续了这一缺憾。《治安管理处罚法》比《行政处罚法》的颁行推迟了十年，立法理应有大的进步或者突破，遗憾的是，有关听证程序的适用范围并没有丝毫的扩大或者突破，对行政相对人权利保障的不充分直接导致控权的缺憾。当然，将行政拘留纳入听证范围，要充分考虑到其带来的负面影响，必须要设置严格的前置条件，防止其利用听证程序逃之夭夭。如申请听证时，必须先交纳一定的保证金或提出符合条件的担保人。其次，没有将没收违法所得、没收非法财物的处罚纳入到听证程序的适用范围，对公民影响较大的财产权保护的缺失导致控权的盲区。由于《行政处罚法》对没收违法所得、没收非法财物没有纳入听证程序的适用范围，《治安管理处罚法》又沿袭了《行政处罚法》的相关规定，也未将其纳入听证程序的适用范围。事实上，上述两种处罚的严重性和后果都要远远大于较大数额的罚款或者吊销证照的处罚。立法者不管将其以何种理由排除在听证程序的适用范围以外，都是与该法的立法宗旨和初衷相悖的。再次，法律还规定了“当事人可以亲自参加听证，也可以委托一至二人”等内容，但没有规定其律师和其他人可否查阅或者复制调查人员的指控材料。如果其律师其他人没有查阅案卷的权利，他们就不可能充分有效地行使申辩权，从而影响到行政处罚的合法性和适当性，不免使听证制度流于形式。这些有待于《治安管理处罚法》进一步修改和完善。

(三)被侵害人与侵害人享有不平等权利。原《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第39条规定，被处罚人或者被侵害人对治安管理处罚不服，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102条规定，被处罚人对治安管理处罚不服，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由此两条法律条文可以看出，《治安管理处罚法》在赋予被处罚人复议、诉讼自由选择权时，取消了被侵害人的行政复议的权利。也就是说，按照《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规定，被侵害人无权申请行政复议，这是立法者(包括起草者)给全国人民开了一个“国际玩笑”。后来，在广大基层执法者和有关法律专家的强烈要求下，公安部于2007年关于印发《公安机关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有关问题的解释(二)》的通知中，才明确被侵害人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但我们要明白，首先这是行政解释而不是法律规定和司法解释，其效力比较低，何况又涉嫌违反《立法法》的相关规定。其次，《治安管理处罚法》赋予了被处罚人复议、诉讼自由选择权，而公安部在上述通知中只赋予了被侵害人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的权利，人为设置了前置条件，被侵害人只有对行政复议决定不服时才能申请诉讼。显然，被侵害人与侵害人享有的权利不相同。

(四)将保证金、预付医疗费和损害赔偿费以及担保人程序纳入殴打他人和故意伤害案件办理初查阶段。在日常工作中，尤其是派出所的日常工作中，殴打他人和故意伤害案件是最为普遍的案件。此类案件如处理不及时、不妥当，最容易导致上访、投诉。笔者经过梳理认为，在办理殴打他人和故意伤害案件等侵犯人身权利的案件中主要存在以下几个问题:1、关于伤情不明案件处理。一般情况下，公安机关治安民警在接到报警后首要的是对案件双方当事人进行调查询问，以确定案件的性质、伤害程度以及处罚依据。在具体操作中，派出所首先要求受害人及时提供疾病诊断证明书，如果疾病诊断证明书能够证明是轻微伤，那么派出所就能够在法定期限内作出处罚，或者根据双方的主观意愿进行治安调解处理。然而，对于医院不能及时出具诊断证明，或者诊断证明中不能清晰看到受害人所受伤害的具体程度。比如说，到底是轻伤还是轻微伤，根本无法确定，那就需要法医的鉴定意见，这种情况下，公安机关就要将案件先期受理为治安案件，然后要求受害人去做法医鉴定。那么，此时对嫌疑人的处理就是一个问题。公安机关到底是将嫌疑人行政拘留还是刑事拘留呢，行政拘留是一种具体的行政处罚，做出行政拘留后等于做出了具体的行政处罚行为，如果受害人伤情构成轻伤，我们既可以提请逮捕，也可以告知受害人走自诉渠道来解决。但是如果行政拘留结束了，受害人的法医鉴定还没有做出来，嫌疑人又是外地人，或已到外地打工，此种情况下受害人怎么自诉，在自诉案件中法院的送达文书无法向嫌疑人送达，导致法院无法开庭处理，那么最终法院又将案件退回到公安机关，此时无疑是给公安机关带来了麻烦。近几年，很多派出所办理的案件中就出现过这种问题。但是，刑事拘留是一种刑事措施，不是一种实体上的处罚行为，在我们对嫌疑人作出刑事拘留后，如果受害人伤情经法医鉴定为轻微伤，那样岂不是公安机关的刑拘错误，公安机关无疑要按照《国家赔偿法》的具体规定，给嫌疑人进行赔偿。所以针对此问题，笔者认为《治安管理处罚法》存在操作性不强的问题。2、关于办理殴打他人、故意伤害等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案件受害人医疗费及损害赔偿的问题。一般情况下，公安机关的职责是查清案件性质、案件事实，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对违法行为进行处罚。但是在具体工作中涉及到受害人受伤后的医疗费用以及损害赔偿问题，这是派出所头疼的问题。法律没有规定办案民警必须向对方索取医药费，但是在日常工作中，受害人根本不理解，他们认为警察就应该给他们解决医药费及赔偿问题。如果嫌疑人经济条件好，及时给予支付，那就好办。但是如果嫌疑人经济条件不好，或不愿意支付相关费用，公安机关又不能够在法定期限内对嫌疑人作出处罚(比如说诊断不能及时提供、法医鉴定不能及时作出)，那么在事后必然对公安机关的工作带来麻烦。鉴于上述两种问题，加上基层公安机关本身警力有限，派出所尤其是城镇派出所在受理殴打他人、故意伤害案件时，普遍采取让侵害人交纳保证金或医疗预付款或让侵害人找担保人担保的办法，如果双方对医疗费及损害赔偿的问题达不成协议，由公安机关向被侵害人支付一定合理的医疗费后将剩余的保证金或医疗预付款转交法院。这种办法明显违法，但却得到了基层党委、人大、政府、政协领导的肯定和广大民警及群众的欢迎，受害人上访、投诉明显减少。同时，各级公安机关领导也对此办法进行了默认，当然，一些法律专家也公开指责公安机关严重违法。如果在一个所谓的“违法”执法行为结束后，促进了安定和谐的局面，得到了广大基层执法者和群众的称赞，那就说明这种“违法”行为本身具有相当的合理性。与其让“违法”行为得民心，不如将其合法化。

(五)对执行问题进行规范。孟子云:“徒法不足以自行”，意思是说法律本身不能凭空贯彻，而是要靠人来执行。因此，再好的法律最终能否执行才是真正的关键所在，法律只有在执行中才能体现它的价值，达到调节社会关系的目的。法律能否被执行原因众多，但法律自身的可操作性同样不可忽视。首先，关于行政拘留实际执行情况。自《治安管理处罚法》施行以来，各地公安机关裁处了大量的行政拘留处罚，但执行情况并不乐观，几乎都有一部分行政拘留案件未实际执行，有些比例还比较高。究其主要原因，无外乎是被处罚人恶意逃避处罚。由于治安案件由调查取证到最终裁决有一个过程，在这中间有些被处罚人往往三十六计，走为上策，造成案件裁决下来后找不到执行的对象。另一方面治案案件又要求办案期限最长不得超过六十日，因此未执行的案件也不得不暂时草草结案。还有对逃往外地的被处罚人采取什么方法使其到案接受处罚，又成为一个问题。刑事犯罪嫌疑人可跨地拘留、逮捕，治安案件外逃人员该怎么办?行政拘留能否跨地执行?法律均无明文规定。再加上从实际执法成本和难度角度考虑，外逃人员都似乎成了法外游客。从长远实际出发，建议从以下角度解决这类问题:一是公安部建立全国统一外逃处罚人员网络体系(包括作案后立即外逃的人员)。二是法律上明确赋予公安机关异地调查和执行行政拘留的相关权利，哪个公安机关抓获，就由哪个公安机关就地进行相关调查(主要针对作案后立即外逃的人员)或送达并执行。三是从法律上明确赋予公安机关可以吊销外逃人员的驾驶证、车辆行驶证、各种许可证和营业执照，冻结存贷款及国家地方政策范围内享受的各种福利待遇，禁止购买火车票、飞机票、车票，暂缓发放各种证件，五年内禁止办理银行信用卡、取消享受任何低保以及购买保障房等优惠，且行政拘留仍必须执行。三是实行“社会服务令”。其次，关于罚款执行问题。从某种程度上讲罚款执行难度更大，直接表现就是被处罚人拒不交纳罚款。虽然行政处罚法上规定了对拒不缴纳者可采取三种方式来完成执行，即“每日按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款”、“将扣押的财物拍卖抵缴罚款”、“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这第一种方法明显苍白无力，罚款自身都难缴，还谈什么执行罚。第二种方法也很难行通，且不说不是每个案件都有扣押物，即就有，如何拍卖?适合拍卖吗?拍卖所得不够罚款怎么办?至于第三种方法，笔者也许孤陋寡闻，还未听说过一例公安机关申请法院执行的案例。这样做一是从心理上难以接受。二是程序复杂，效率低。三是法院就一定能执行或执行到位吗?法院由于法警少，执行率本身就不高。行政拘留与罚款之间也有矛盾，有些处罚往往是又拘又罚，实际结果是拘了别想罚，罚了别想拘，处罚只能执行一半。以前《治安管理处罚条例》规定对拒不缴纳罚款者可处以拘留，一些专家学者认为这是变相将处罚升格的表现，同时还认为这对其他行政处罚罚款来说也是不平衡的。但是当时的情况是治安罚款执行到位情况非常好，而且真正因未交罚款被拘留的人数比例也很小。从法理上分析，如果一个裁决不能被很好地执行，法律的尊严何在?它所调整的秩序怎样平衡?受害人的心理如何抚慰?长远考虑，一是可以对原《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做法加以改进与限制后纳入新法。如可规定，未经公安机关许可，三个月内拒绝交纳罚款的，可以处以15日以下拘留，罚款仍应执行。二是从法律上明确赋予公安机关相关权利，如三个月内拒绝交纳罚款的，可以吊销处罚人员的驾驶证、车辆行驶证、各种许可证和营业执照，从存贷款及国家地方政策范围内享受的各种福利待遇划拨罚款，禁止购买火车票、飞机票、车票，暂缓发放各种证件，五年内禁止办理银行信用卡、取消享受任何低保以及购买保障房等优惠。三是实行“社会服务令”。

(六)对超过办案期限和公安派出所办理重大案件进行规范。治安案件办案期限可能使公安机关面临不作为和撤销治安处罚的行政败诉局面。所幸的是，不能在法定办案期限内办结的案件虽然也有不少，但复议或的仅为少数。如出现上述情形如何应对?笔者认为在新修订的《治安管理处罚法》中是否可从以下方面予以考虑:一是建议借鉴公安部公安机关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有关问题的解释:“对因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逃跑等客观原因造成案件不能在法定期限内办结的，公安机关应当继续进行调查取证，及时依法作出处理决定，不能因已超过法定办案期限就不再调查取证。因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在逃，导致无法查清案件事实、无法收集足够证据而结不了案的，公安机关应当向被侵害人说明原因。对调解未达成协议或者达成协议后不履行的治安案件的办案期限，应当从调解未达成协议或者达成协议后不履行之日起开始计算。公安派出所承办的案情重大、复杂的案件，需要延长办案期限的，应当报所属县级以上公安机关负责人批准。”二是建议将移送管辖的规定纳入该法。《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12条规定，下级公安机关认为案件重大、复杂，需要上级公安机关查处的，可以请求移送上一级公安机关查处。对因客观原因不能在法定期限办结的案件，以案情复杂为由移送上一级公安机关查处，重新计算办案期限。以此延长办案期限，同时尽快采取措施，尽快结案。三是借鉴民事诉讼、刑事诉讼程序中的中止规定，对特殊案件可暂时中止调查，待中止原因消除后继续调查处理，重新计算办案期限。四是将听证期限和介于轻微伤和轻伤之间、无法及时作出鉴定案件的受害人住院时间从办理治安案件的期限中扣除。因公安机关从告知当事人召开听证会到实际召开听证会至少需要12天的时间;住院1个月以上或反复住院导致无法作出鉴定的人员大有人在，占用了大量的办案时间。

(七)对检查规定进行规范。《治安管理处罚法》第87条规定:“公安机关对与违反治安管理行为有关的场所、物品、人身可以进行检查，但检查公民住所，应当出示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公安机关开具的检查证明文件。”在这里，该法将一些特殊危险情况排除在外，好在《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68条又进行了有益的补充规定:“．．．．．．对确有必要立即进行检查的，人民警察经出示工作证件，可以当场检查;但检查公民住所的，必须有证据表明或者有群众报警公民住所内正在发生危害公共安全或者公民人身安全的案(事)件，或者违法存放危险物质，不立即检查可能会对公共安全或者公民人身、财产安全造成重大危害。”这个补充规定不但具有可操作性，而且在现实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是规章，效力低，此规定又涉嫌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第3条和《立法法》的相关规定，因此，建议将此补充规定移植到《治安管理处罚法》中。

(八)对送达程序进行规定。《治安管理处罚法》中没有对送达作出规定，建议将《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33条规定全部纳入到新修订的《治安管理处罚法》中。这里需要指出的，《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33条规定与《民法》关于送达规定相比，有所扩大，《民法》中规定，受送达人不在的，可以交付其同住成年家属，而《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中规定，受送达人不在的，可以交付其成年家属，显然，取消了“同住”二字，对此，法官提出异议，他们认为，公安部的规章已明显超出了《民法》规定的范围，涉嫌违法，他们也认为，只有将其纳入到《治安管理处罚法》中才合法。

三、弥补内容上的遗漏

长期以来，在“有总比没有好”、“立法宜粗不宜细”的思想指导下，“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式的立法现象在我国比较突出，造成的结果就是出台法律时忽视了与相关的法律、法规的配套，后立的法与此前相关的法律、法规的衔接、协调方面不够的情况在我国的立法实践中比比皆是，［7］《治安管理处罚法》也同样未能例外。

(一)与刑法对应规定处罚分则，充分体现“尚不够刑事处罚”在许多国家并无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一说，这些行为统一由刑事法律调整。《治安管理处罚法》中的违反治安管理行为定位在“尚不够成刑事犯罪”，所以一般来讲一行为如对社会有危害性，不是被追究刑事责任，就是被追究行政责任。当然这也是理想状态，也是两种法律的完美衔接。但问题是有的行为只规定在刑法之中，一旦违反人被追究刑事责任自不必说，但一旦因情节轻微而不被或未追究刑事责任，同时又未被追究行政责任，那显然是不平衡的。如私藏(制造)枪支行为、职务侵占公私财物、故意毁坏花草树木等行为，达不到刑事追诉标准的，治安处罚无依据。再如，有几种过失犯罪像失火罪，过失爆炸罪等，都要求达到致人死伤或公私财产重大损失才构成犯罪，反之则太平大吉，行为人不用受处罚。还有，对票据诈骗、恶意欠薪、受贿、行贿等都有一定数额限制才达到犯罪，数额以下行为或由单位给予行政处分或不了了之，这也是不合理的。此外，像故意使用假币，数量较少的;少量制造、出售假冒伪劣产品尚不够刑事处罚的行为等也可列为违反治安管理的行为，纳入《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调整范围。当然，不是说将刑法上所有罪名，全部要求行政法一一对应，但最少应在客观公正的前提下衔接到法网恢恢，疏而不漏的地步。

(二)增加对自伤自残违法人员处罚内容刑法对于自伤自残人员不符合取保候审条件的有具体规定，治安案件也应当明确，对于这类人员明确规定必须执行拘留或罚款。

(三)增加其他法律法规规定的内容我国有一些其它法律、法规明确规定，对违反其规定的行为参照《治安管理处罚条例》进行处罚，然而这些违法行为在《治安管理处罚法》中却无法找到。比如《国旗法》、《国徽法》规定，对在公共场所故意以焚烧、损毁、刻划、玷污、践踏等方式侮辱国旗、国徽，情节较轻的行为，参照《条例》的处罚规定，由公安机关处以15日以下拘留，该行为在《条例》及《治安管理处罚法》中均无相应的规定。类似情形，还有许多，希望立法者(包括起草者)予以重视。

(四)将违法纳入该法调整按照国务院《条例》规定，实践中对违法案件依法予以处罚是非常有必要和可能的。由于法律和行政法规规定不明确，导致执行困难。目前，全国公安机关在无法回避的情况下，采取指导意见、与检察、法院联合发文等方式处理法律缺失。立法完全可以考虑将这一内容纳入，一并研究制定与《条例》衔接的法条。

(五)将破坏村(居)党支部(党委)选举纳入该法调整《治安管理处罚法》第23条规定“破坏依法进行的选举秩序的”，将受到拘留、罚款等处罚，但在这里却将破坏村(居)党支部(党委)选举的行为排除在外，不予处罚，而村(居)党支部(党委)选举一般在村委会办公场所举行，村委会又是自治组织，不具备“单位”性质，因而也不能按《治安管理处罚法》第23条第1项给予处罚，造成了保护农村党的选举秩序的法律真空地带。事实上，从现实讲，现在农村政策逐步好转，村干部的待遇与权力不断提高与扩大，特别是一些富裕的农村，村党支部(党委)书记、副书记、委员往往掌握着很大的人、财、物权。相应地也形成人人想当村干部的局面，村党支部(党委)的权力争夺变得相当激烈。而且在一些农村已出现了村霸等黑恶势力以及宗族势力操纵选举，控制村党支部(党委)权力的现象。以贿赂、威胁等方式拉选票的现象时常有之。如不能对这些行为加以打击，村党支部(党委)的选举秩序将会遭到破坏，党和国家的“三农”富民政策就不能很好地执行。从立法上讲，刑法中破坏选举罪将其排除在外有情可说，而做为对尚不够成犯罪的轻微行为处罚的治安管理处罚法也将其排除在外就显得要求过高了。当然，也有人提出，破坏党的选举，不应纳入法律调整，但笔者认为，四项基本原则早已纳入《宪法》，那么，将破坏党的选举纳入该法，具有《宪法》依据，不容质疑。

(六)将购买赃物纳入该法调整《治安管理处罚法》第60第规定了“明知是赃物而窝藏，转移或代为销售的”行为要予以处罚，但独独不见对明知是赃物而购买的行为的处罚，是不是这种行为就不必处罚呢?且不说原治安管理处罚条例中有对这一行为处罚的规定，我们举轻以明重，连转移、代为销售的行为都处罚了，对直接购买的行为不处罚说得过去吗?而且许多侵财案件(如盗窃自行车)之所以多发，往往与销赃渠道畅通不无关系。因此建议将明知是赃物而购买的行为纳入处罚范围。

(七)将惩处非法小广告纳入该法调整目前的非法小广告的者绝大多数是自然人，内容大都违法，如卖假发票、卖假文凭、收购药品、提供某某上门服务、私刻公章等。那么，应当如何处置非法广告行为?目前没有相关规定!基层工作者、居民只能眼睁睁看着他们到处非法张贴、喷涂小广告，反映给任何部门都不管，理由是没有执法依据!但笔者认为，应当将惩处非法小广告纳入新修改的《治安管理处罚法》，加大非法广告者的违法成本，为彻底根除非法小广告这一“城市顽疾”而打下坚实的法治基础。故建议:将对非法广告者的惩罚加进该法第54条规定，作为第4款:即“违法在室外建筑物、路面、居民楼及商业楼内部墙面上等张贴或喷涂广告的”。

(八)增加对组织儿童行乞的行为加大处罚的内容《治安管理处罚法》第41条规定:“胁迫、诱骗或者利用他人乞讨的，处十日以上十五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一千元以下罚款。”而在现实生活中，被胁迫、诱骗或利用去乞讨的对象其实主要是儿童。有人专门组织一些儿童在街上向路人乞讨，利用人们对这些儿童的怜悯为自己敛财。这些儿童讨来钱后全部都要交给这个组织者，而他只维持他们的基本温饱，把他们当成自己赚钱的工具。这种行为不但违反了《未成年人保护法》等相关法律的规定，也给这些儿童带来了极大的身心伤害，侵犯了他们的合法权益，有的儿童甚至连上学的权利也被剥夺了。因此对这种组织儿童行乞的行为应当加大打击力度，建议增加如下表述:胁迫、诱骗或者利用不满十六周岁的人乞讨的，处十日以上十五日以下拘留，并处二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罚款。

(九)增加对盗挖文物处罚的内容盗挖文物在一些地方特别猖獗，但在打击上却出现了盲区。虽然《治安管理处罚法》第63条规定对打击损坏文物、危害文物安全有两条规定，可问题是盗挖文物者，往往盗挖的地点是国家和地方政府还没有列入到“文物保护单位”的地方，也不在“文物保护单位附近”，造成抓了就放，放了再抓的被动局面。建议在第63条中增加第3款“违反规定，挖掘文物的”。

四、对部分条款和条文排列进行修订

(一)处罚幅度不统一，处罚幅度过低1．对故意损毁道路施工安全防护设施以及盗窃、损毁路面公共设施的行为处罚幅度过低。《治安管理处罚法》第37条规定，在车辆、行人通行的地方施工，……故意损毁、移动覆盖物、防围和警示标志的;盗窃、损毁路面井盖、照明等公共设施的，处五日以下拘留或者五百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五百元以下罚款。故意损毁道路施工安全防护设施和盗窃、损毁路面公共设施行为，不仅侵犯了财产的所有权，而且还可能导致车辆、行人陷入或者跌入沟井坎穴，造成车毁人伤的后果，危害了公共安全。一般的盗窃、故意损毁财物行为侵害的只是公私财物的所有权。相比较而言，故意损毁道路施工安全防护设施以及盗窃、损毁路面公共设施行为的危害性较大。《治安管理处罚法》第49条规定:盗窃、故意损毁公私财物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五百元罚款;情节较重的，处十日以上十五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一千元以下罚款。由此可见，《治安管理处罚法》规定危害性较大的故意损毁道路施工安全防护设施以及盗窃、损毁路面公共设施行为反而比一般的盗窃、故意损毁财物行为的处罚幅度要低，不利于更好地保护公民的人身权利，也违反了罚过相当的立法原则。2．对阻碍执行职务的违反治安管理行为处罚幅度过低。《治安管理处罚法》第50条规定:阻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执行职务的，处警告或者二百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五百元以下罚款。阻碍执行职务往往伴有殴打等行为。依照《治安管理处罚法》第43条的规定，一般殴打他人的行为最高可以处十五日拘留并处一千元罚款，而伴有殴打他人行为的阻碍执行职务的行为最高却只能处十日拘留并处五百元罚款。在目前执法环境较差，阻碍执行职务的现象较多的情况下，《治安管理处罚法》规定阻碍执行职务的处罚幅度却比一般的殴打他人行为的处罚幅度还低，不利于保障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依法执行职务，不利于社会管理，不利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同时也违反了罚过相当的立法原则。3．对怀孕或者哺乳自己不满一周岁婴儿的妇女违反治安管理行为处罚幅度过低。现在一些城市很多妇女抱小孩卖假证(身份证，学生证，学历证等)，最多每年挣10多万元，一个假学生证2－3元进货，20－30元卖出，10倍的利润。为何执法人员感觉对这些妇女管理难?正因《治安管理处罚法》规定有漏洞。不能对哺乳1周岁婴儿的妇女进行拘留，过于宽容，应取消这条规定，建议改为”对怀孕4个月以上的妇女或者哺乳自己不满一周岁婴儿的可以进行不超过24小时的拘留”。或者删掉“哺乳不满一周岁婴儿”这句话。并规定取消该妇女在当地城市享受任何低保与购买保障房等优惠待遇，还可实行“社会服务令”。否则，因为执法人员难以区分该婴儿是否为本人所生以及儿童的真实年龄，常常就不管她们了。这就造成不女以此为职业，甚至把别人的小孩抱来贩卖假证。4．对于航空器上扰乱秩序的人处罚过轻。《治安管理处罚法》第23条对扰乱航空器秩序的，非法拦截或者强登航空器的，处警告或者二百元以下罚款;情节较重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五百元以下罚款。本条第一个重大缺点是，对于航空器上扰乱秩序的人处罚明显过轻。因为航空器不同于汽车与火车，任何混乱会对空中乘客有极大危险，所以，对航空器上的违法惩罚应该单独立法，不应与火车汽车写在一起。惩罚力度必须更高，200元罚款显然过轻。第二个缺点，对于情节较重者处罚500元过松，至少应提高到5000元。否则，没有威慑力。

(二)对违反计算机管理的治安管理行为处罚幅度过低第29条规定只处以5日以下拘留，又无罚款金额规定，显然处罚过轻。为何现在利用计算机对老百姓进行诈骗的那么多?那么严重?这和该法制定的处罚幅度过低有很大关系，对他们罚10万、100万都不算多。

(三)扰乱社会秩序的行为规定过于笼统一般情况下，基层公安机关在办理治安案件中很多案件均可以以扰序做出处理。扰序从某种意义上讲是个大概念。我们认为对于扰序案件中应该细化，那些是具体的扰序行为，以及扰序行为引起的原因，不能一概而论。比如说群众因为对政府或某一组织、企业、社团不满，在政府或者某一组织、企业、社团做出了过激行为，比如辱骂或者伤害了某一政府、组织、社团、企业的领导、公安机关就一概而论将肇事者以扰序做出了处罚，这样很可能会导致群众更加的不满，很可能会引起社会动荡。在涉及到群众因为民生问题，比如就业、就医、就学等民生问题中的过激行为很多，公安机关如果不能妥善的处理，一味因为迁就某一组织而对行为人作出了处罚，很可能会引起群众对社会更加的不满，导致小的治安问题变成大的社会问题。

(四)将殴打他人行为并入故意伤害中殴打他人和故意伤害案件是常见的治安案件，《公安部关于规范违反治安管理行为名称的意见》中将它们定为两种违反治安管理行为名称，但实践中，基层执法者往往分不清什么是殴打他人?什么是故意伤害?常常造成使用法律名称错误。究其原因，笔者认为，一是基层执法者水平本身有待提高，二是有的案件很难界定是殴打他人还是故意伤害?三是法律制定者不能要求基层执法者达到法律专家的水平，应在制定法律时，将相近的行为尽量能合并就合并，能简化就简化，避免基层执法者产生理解上的错误。

(五)个别条款重复如《治安管理处罚法》第25条第1款中的“谎报警情”与第60条第2款中的“谎报案情”相重复，公安部网上答复择一处罚。建议保留一个即可。

(六)对“黄、赌、毒”行政处罚力度与违反治安管理违法行为的社会危害程度不相当且法律条文排列的不科学由于“黄、赌、毒”等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性质、情节及社会危害性较之其他违反治安管理行为都要大，且一直是公安机关办理治安案件严厉打击的对象。治安管理处罚法对“黄、赌、毒”这类违法行为的处罚规定了10余个条款，通过对条款的认真分析，发现存在两方面的问题。一方面表现为“黄、赌、毒”行政处罚力度与社会危害程度相悖。原治安管理条例规定对“黄、赌、毒”违法行为处以高额罚款，主要是考虑到这类违法行为具有较重的社会危害性。然而，《治安管理处罚法》对“黄、赌、毒”这类违法行为的罚款数额却没有提高，依然保留了原条例中的3000元至5000元的罚款额度。而对其他的违法行为，却按照不同的行为和性质，将原条例中的200元罚款，增加到500元、1000元的罚款，相对提高了1．5－－5倍的处罚力度。另一方面表现为法条排列顺序的不科学性。治安管理处罚法在“黄、赌、毒”的法条排列顺序上，依然是按照原条例的排列顺序，并不是按照立法规则那样按照社会危害程度的大小来排列的。1986年制定、1994年修改的治安管理处罚条例，正值我国处在改革开放的初期，“黄色”猖獗，打“黄”治“黄”是当时公安机关的一项重要工作，而的违法行为并没有象“黄色”那样严重。然而，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涉及的违法犯罪活动愈发猖獗，世界各地都以将打击的违法犯罪活动放在首位，我国也不例外。由此看来，的社会危害性是远远大于色情和的社会危害性。然而《治安管理处罚法》却忽视这个问题，从条文的排列和处罚程度上看，一是将“毒”违法活动排在“黄、赌”之后，二是对“毒”的处罚力度显然小于“黄、赌”的处罚力度。建议修订时予以考虑。

五、制定程序的公开化

立法公开，是法治社会趋势，同时也是宣传法律、执行法律、遵守法律的基础性工作，一部公开讨论的法律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这一缺陷可以说是上述所有缺陷的直接根源。《治安管理处罚法》在制定过程中是由公安部主持的，在立法过程中没有对全文进行任何公开，其征求意见也是通过内部发文式发给各个职能部门和相关学者，公众除了其透露出来的一小部分之外对这部法律一无所知。这种做法，是自《合同法》采用学者立法以来的一种历史的倒退。对这一关系公众切身利益的法律进行秘密的立法是行政机关愚民思想的反射，是古代“刑不可知则威不可测”思想的现代实践，是对民主立法精神的一次公然违反。在这部法律制定过程中，公众被公安部愚了一回，然而愚人者往往自愚，法律制定的失败对立法者(包括起草者)自身也会带来负面后果，因为公众会因失败的立法而对立法者产生不信任，危及立法者自身。［8］如果当年在制定《治安管理处罚法》时，公开征求意见，就不会出现取消被侵害人行政复议权利的“国际大玩笑”。

故意伤害的治安处罚法篇3

    关键词 死刑； 故意伤害罪； 强迫卖淫罪

    《论我国刑法中的死刑制度及其完善》一文提到一些罪名应该废除死刑，包括全部贪利罪，大部分政治和军事犯罪，还有一些普通犯罪三部分。前两部分即贪利罪和大部分政治军事犯罪是否废除死刑，可以再讨论。笔者不同意第三部分中的多数罪名可以废除死刑。

    第三部分提到：“故意伤害罪，拐卖人口罪（现行刑法中无此罪名——评者注），拐卖妇女儿童罪，绑架妇女儿童罪（应该称作绑架罪——评者注），组织他人卖淫罪，强迫他人卖淫罪，流氓罪（现行刑法已没这个罪名——评者注），传授犯罪方法罪，非法制造、买卖、运输枪支弹药罪，盗窃、抢夺枪支弹药、爆炸物罪，这些犯罪虽然都属于严重罪行，但与故意杀人罪相比，危害程度明显都要轻一个档次，不属于‘罪大恶极’，应当废除死刑。”笔者认为，这一部分所提到的几个罪名，除了组织卖淫罪、传授犯罪方法罪、非法制造、买卖、运输枪支弹药罪外，其余罪名的最高法定刑都应该是死刑。下面仅以故意伤害罪和强迫卖淫罪为例予以说明。

    一、故意伤害罪

    故意伤害罪是指故意非法损害他人身体健康的行为。其程度也使各不相同的。其中怀着极其卑劣的心理，用极其残忍的手段，造成极其严重的结果的故意犯罪，其性质之恶劣，甚至不亚于故意杀人罪。如，怀着极其卑劣的心理，采用极其残忍的手段，把人打成植物人、全身瘫痪或肝肾脾器官的严重损伤，甚至摘除，或给人以毁容，上述行为就断送了受害人的终身幸福并使其亲人们沉浸在阴影中，此种行为罪大恶极，必须予以重判才能抚慰受害者，也才能更好地预防类似的恶性故意犯罪。

    有人拿故意伤害罪与故意杀人罪比较，认为故意伤害应比故意杀人的最高刑格轻一级，理由是故意伤害比故意杀人对人造成的伤害小。从字面上或从表面感觉上看，好像是这样。但仔细研究起来，却不然。这是因为：

    第一，故意伤害可能不止一例，如果罪犯对多人施以故意伤害，那么就应该比对一人进行同样伤害的后果更加恶劣。因此，也应该比对一人的伤害处以更高的刑罚。如果对一人进行的故意伤害被判为无期徒刑，那么对多人进行程度相同的故意伤害，就应该被判为比无期徒刑更高的刑罚，在我国的刑罚体系中，那就是死刑。

    第二，故意伤害行为给人造成不同程度的损害。有的是轻伤，有的是重伤，还有的是高度重伤，还有可能是死亡。根据罪刑相当的刑法原则，对于不同程度的罪行就要给予不同程度的惩罚。罪行轻的给予较轻的惩罚，罪行重的给予较重的惩罚，罪行特别重的给予最严厉的惩罚。那么，分别造成受害人轻伤、重伤、高度重伤、死亡的故意犯罪就要分别处以不同的惩罚。如果造成轻伤的故意犯罪行为处以三年以下有期徒刑，造成一般重伤的处以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造成高度重伤的处以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无期徒刑，那么在其他条件（如手段都特别恶劣）相同的情况下，造成受害人死亡的就应该处以死刑。只有这样，才能体现刑法的层次感，才能维护罪刑相当的原则。

    第三，故意伤害行为的主观恶性和犯罪情节不同。一、故意伤害行为的主观恶性不同。犯罪行为的主观恶性同犯罪心理密切相关。犯罪心理是指罪犯犯罪时的心理状态。故意伤害的行为可能出于各种犯罪心理。如，可能是出于义愤，也可能出于报复，也可能出于掠夺别人财物的需要，还有纯属于以伤害别人为乐的犯罪心理。基于上述几种犯罪心理的故意犯罪，其主观恶性是不同的。出于义愤的故意伤害罪，主观恶性较小，纯属于以伤害别人为乐的故意犯罪主观恶性最大。主观恶性虽然不影响定罪，但影响量刑。量刑的时候，罪犯的主观恶性程度是被考虑进去的。主观恶性大，惩罚就应该严厉。如果在其他情况相同的情况下，出于掠夺别人财物的需要而进行的故意伤害罪，被判为无期徒刑，那么纯属于以伤害别人为乐的故意伤害罪就应该比此判的高，那就应该被判为死刑。二、犯罪的情节不同。有的故意伤害罪犯罪情节相对来说不太恶劣，有的故意伤害罪犯罪情节则十分恶劣，如，在实施故意伤害时，有故意加重受害人痛苦的行为，或者手段极其残忍。这种情况，在量刑的时候就要考虑加重处罚。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当犯罪情节不是最恶劣的故意伤害罪被判处无期徒刑的时候，那么犯罪情节极为恶劣的故意伤害罪就应该被判处死刑。

    基于以上三种考虑，作者认为，只有把故意伤害罪的的最高法定刑规定为死刑，才能体现出刑罚体系的层次感，才能体现出罪刑相当的原则。否则，罪行的程度不同，但却处以相同的惩罚，或者对罪行最为恶劣的犯罪的惩罚，比对罪行相对较小的犯罪的惩罚仅仅重一点点，都会破坏刑罚体系的层次感，损害罪刑相当的刑法基本原则。

    再者，我国刑法只规定了从重处罚，而没有规定加重处罚。也就是说只规定在法定刑的幅度内从重处罚，而没有规定在法定刑以上加重处罚。如果刑法规定对多人实施极其严重的故意伤害，或采用极其恶劣的手段致人死亡，可以在原法定刑的幅度基础上加重处罚，那么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故意伤害罪无死刑的不足。但是，我国刑法并没有这一规定，它只规定在法定刑的幅度内从重处罚，这个幅度是有限的，再从重能从重的什么程度？如果按照故意伤害罪的最高法定刑是无期徒刑的话，从重也只能到判处无期徒刑的地步。而比此罪恶程度低的故意犯罪最高刑也能判到无期徒刑。那么它们的区别何在哪？它又如何能更好地惩罚和预防类似的恶性犯罪哪？那又如何更好地打击犯罪和保护公民的人身权利哪？

    在实际生活中，我们也会看到不少这样的事例：犯罪分子怀着极其卑劣的心理，用极其残忍的手段，造成极其严重的结果。受害人有人失去重要器官，有人全身瘫痪，更甚至有人成为植物人。在这种情况下故意伤害罪对社会的危害就不比仅故意杀死一人的危害和罪恶小，因而其罪行就不应该比故意伤害罪低，故意杀人罪的的最高刑格是死刑，那么这种情况下的故意伤害罪也应该处以死刑，所以故意伤害罪的刑格应为死刑。如果把故意伤害罪的最高刑格处以无期徒刑，则显失公平。如果有人对多人施以极其严重的故意的伤害，却得不到相应的惩罚，就不利于对这种罪行的特殊预防和一般预防。

    如果故意伤害罪的最高法定刑不是死刑，那么某些犯罪分子就会形成这样的逻辑：我就不直接杀死你，而是采用极其恶劣的手段把你弄得不死不活，实际上也跟死了差不多。我还可以把其他我想弄死的人也采用这样的手段，弄个不死不活，多弄几个人没关系，反正判不了死刑。不就是判个无期徒刑嘛！我进去以后好好表现一下，两年后不就减为有期徒刑了，我再好好表现，又可以减几年刑。我是真心悔改还是假意悔改，你们谁知道，减刑看的是行为，不是思想。即使我不想悔改，但我假装好好表现，你们还不得给我减刑。关个十几年就出来了。十几年之后我还是一条好汉，而被我故意伤害的那些人哪，或者撑不住死了，或者仍然半死半活。我还是没有吃亏。如果这种逻辑进而成为某些犯罪分子的集体无意识，那么就会对加重他们的破坏欲，就会给社会造成更大的危害。

    上述内容并不是作者的一种夸大之词，它是实实在在的存在过。我国79刑法典对故意伤害罪的量刑较低，没有死刑规定。之后的一段时期恶性故意伤害案案发率很高，这固然与当时的社会情况有关，但与刑法的这一规定也有很大关系。不少犯罪分子故意把人弄成半死不活的状态，在满足自己的破坏欲的同时，又逃脱更为严厉的惩罚。正是出于对这种现象的救济，1982年召开的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通过《关于严惩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的决定》，对故意伤害罪加大了处罚，规定：故意伤害他人身体，致人重伤或者死亡，情节恶劣的，可以判处死刑。② 这一规定是很有必要，而且非常及时。之后，恶性的故意伤害案案发率下降，与这一规定有很大的关系。因此，97年修改刑法时，把故意伤害罪的最高刑格是死刑正式写入刑法典。这对于惩罚极其恶劣的故意伤害行为，保护公民的人身权利，彰显社会正义具有重大意义。

    当然，要限制故意伤害罪的死刑范围。只有对那些手段极其恶劣、造成后果极其严重的故意伤害行为，才处以死刑。其他程度相对较轻的故意犯罪，就不应处以死刑。

    二、强迫卖淫罪

    刑法分则第六章第八节的内容是组织、强迫、引诱、容留、介绍卖淫罪。组织卖淫罪，是指以招募、雇佣、引诱、容留等手段，控制多人从事卖淫活动的行为；强迫卖淫罪，是指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强制手段迫使他人卖淫的行为；引诱、容留、介绍卖淫罪，是指以金钱、物质或其他利益诱使他人卖淫，或者为他人卖淫提供场所，或者为卖淫嫖娼者进行介绍的行为。从上述定义就可以看出，强迫卖淫罪是手段最为恶劣的罪名，同样它所带来的后果也最为恶劣。

    首先比较一下组织卖淫罪③ 和强迫卖淫罪。我国刑法中这两项罪名都规定了死刑。笔者认为，强迫卖淫罪的最高刑罚是死刑较为合适，而组织卖淫罪处之以死刑未免失之过高。组织卖淫，只不过是把那些愿意卖淫者组织起来从中牟利而已，相对于单个的卖淫行为，它只不过是组织化、集中化的卖淫。从它本身的内在含义而言，并不具有强迫的意义。因为组织卖淫的社会危害性比单个卖淫的行为大得多，所以刑法中没有规定对卖淫罪的处罚，而规定了对组织卖淫罪的处罚。但是它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都建立在卖淫主体自愿的基础上。所以，对组织卖淫罪的处罚应不应该太严厉。最高刑罚是无期徒刑就可以了，处之以死刑未免失之过重。

    但强迫卖淫罪却与此不同。强迫卖淫罪与组织卖淫罪最大的不同之处，就在于它是一种强迫性的行为。以追求不正当目的而强迫别人做他们不愿做的事是一种罪恶，因为它侵犯了他人的自由和权利。强迫卖淫所侵犯的客体不但是社会的管理秩序，它还侵犯了受害人的自由权以及性的不可侵犯权，而且后者比前者还要严重。因此，强迫卖淫罪是一种性质比较恶劣的罪行，其最高法定刑应该超过对组织卖淫罪的最高法定刑。

    某些犯罪行为可能既触犯组织卖淫罪，又触犯强迫卖淫罪，或者说组织卖淫行为中含有强迫行为，那么如何进行处罚哪？这种情况下，就应按数罪并罚来处理。

    如果把强迫卖淫罪与强奸罪进行比较，就会发现强迫卖淫罪并不比强奸罪的罪行小。强奸罪是指违背妇女意志，使用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手段强行与妇女发生性交的行为；强迫卖淫罪，是指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强制手段迫使他人卖淫的行为。下面对两者进行一下比较：第一，两者的手段是相同的，都使用了暴力、强迫或其他强制手段。第二，所侵犯的客体具有相同的部分。强奸罪侵犯了妇女的性的自由权，强迫卖淫罪也侵犯了包括妇女在内的他人的性自由权。只不过方式不同。前者是自己直接侵犯妇女的性自由权，后者是自己虽没有直接侵犯包括妇女在内的他人的性自由权，但通过强制和胁迫手段让其他的人直接侵犯了他们的性自由权，实际上其行为也构成了对他人性自由权的侵犯。第三，从后果上看，强迫卖淫罪所带来的后果不亚于强奸罪。纵然强奸行为给受害人带来了很大痛苦，但大多数强奸行为是即时的，而强迫卖淫是一种连续性的行为。被强迫卖淫的人一旦身陷狼窝，脱身就很困难，要长时间地经受痛苦的折磨，其身心所受得到伤害应比被单纯强奸行为所带来的痛苦大得多。

    第四，强迫卖淫行为中往往包含着或导致强奸行为。这里存在两种情况：一，强迫别人卖淫者往往在强迫别人卖淫前就进行强奸，一是出于性欲，二是作为强迫卖淫的一种手段，想通过对受害人进行强奸的行为而逼使对方卖淫。但强奸行为往往消融在强迫卖淫行为中，或者被忽视，或者难以找到证据，而使罪犯得以逃脱其因强奸行为而应受到的惩罚。所以，这种状况下，必须把强奸行为作为强迫卖淫罪的加重情节，而只有加重到死刑，才能使其得到比单纯强迫卖淫的行为得到更严厉的处罚，才能弥补他们因强奸罪而没有受到的惩罚的缺憾。二，强迫别人卖淫，往往使受害者在以后的时间中不断遭受性侵犯，不断受到强奸。从单纯某个强奸行为看，可能与强迫卖淫者没有直接联系，但是受害者后来的被强奸是被强迫卖淫的自然后果，因此，强迫别人卖淫者也应部分承担后来的强奸行为的责任。所以从这一点看，强迫卖淫罪的罪行比强奸罪要大得多。

    综合以上几点来看，强迫卖淫罪的罪行不亚于强奸罪，既然强奸罪的最高刑罚是死刑，那么强迫卖淫罪的最高刑罚也应该是死刑。

    正是由于强迫卖淫罪的性质十分恶劣，所带来的后果十分严重，所以1983年9月2日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通过《关于严惩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的决定》，把强迫卖淫罪的最高法定刑提高到死刑。④ 这一规定在1997年制定性刑法时得到认可，正式写入刑法。这是很英明的。它对于惩治强制卖淫的罪恶行为具有重要意义。

    以上笔者论述了故意伤害罪和强迫卖淫罪的最高刑罚应该是死刑，同样，其他罪名，如绑架罪、拐卖妇女儿童罪、盗窃抢夺枪支弹药等的最高刑罚也应该是死刑。在此不做详述。只有对这些罪行处以最为严厉的惩罚，才能更好地维护公民的人身和自由权，也才能更好地维护社会秩序。

    也许有人认为对犯罪行为的轻刑化体现了人道主义的要求，符合了历史进步的趋势。这句话没错。但不能一概而论。轻刑化并不是对所有的罪名都进行不适当的减轻刑罚，而是根据科学从轻的原则，重新设定各种罪名的法定刑。人道主义也不是笼统地对罪犯减轻刑罚。它还包括其他方面对罪犯的人道待遇，比如改善监狱犯人的各方面待遇。再者，人道主义的对象不能只是罪犯，还应该是或者说更应该是受害者。如果对某些罪犯的惩罚达不到他们应该所受的惩罚，那么尽管由于对罪犯的减轻刑罚而显得对罪犯“人道”，但它实际上是对受害者的不人道。

    另一方面，它还容易诱发受害者自行报复的现象。如果法律对罪犯的惩罚远远低于它们所应该受到的惩罚，受害者或他们的亲朋好友就会不满意这一判决，进而有可能生出依靠自己的力量进行惩罚罪犯的念头。这实际上又把他们交各国家的惩罚罪犯的权力收了回去，重新回到了无刑罚标准、无最高仲裁者、无强制执行法律的机构的自然状态。⑤ 这种状态下，受害者和施害者处于战争状态中。在这种状态中，人们的各项权利难以得到保障。⑥ 所以，只有按照罪刑相当的原则，对各种犯罪处以适当的刑罚，才能增进国家权力的威信，才能更好地维护社会秩序，才能更好地保卫公民的生命、自由、健康等权利不受他人侵犯。

    综上所述，笔者不同意《论我国刑法中的死刑制度及其完善》一文中对故意伤害罪、强迫卖淫罪等罪名废除死刑。如果说废除死刑是刑罚的必然趋势的话，⑦ 那么对上述这些罪名死刑的废除，也要等到其他与此罪行程度相差不大的罪名废除死刑之时。这些罪名的死刑不废除，上述罪名的死刑也不应该废除。

    注释：

    ①（“刑法中国”网站：elawcn.com 2004-04-04）

    ②“组织卖淫罪”就其本身而言，并不包括强迫因素，从这一罪名的定义中就可以看出。

    ③参见：肖扬：《中国新刑法学》第815页，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7

    ④参见：肖扬：《中国新刑法学》第816页，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7

    ⑤参见《政府论》（下）中洛克对自然状态的描述，商务印刷出版社，2003

故意伤害的治安处罚法篇4

死刑是一种最严厉的刑罚，死刑的适用对于维护社会稳定，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同时，死刑又是一种无法补救的刑罚，即使是冤错一件、一人，都会造成无法挽回的严重的后果，带来及其恶劣的社会影响。我们认识到审理死刑案件人命关天，应当慎之又慎，绝对不能容许出任何差错。在死刑案件的二审和复核过程中，严把死刑案件的质量关。对于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论罪应当判处死刑的犯罪人，坚决依法判处死刑。对于案件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或者论罪不应当判处死刑或者虽然论罪应当判处死刑，但是可不立即执行死刑的案件和犯罪人，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分别坚决地发回重审或者改判。

经过分析，发回重审的主要原因，是因为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因此裁定撤销原判，发回原审法院重新审判。此外，有个别案件因原审法院在审理案件的时侯，违反了刑事诉讼法规定的诉讼程序，可能影响案件的公正判决，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裁定撤销原判，发回原审法院重新审判。

改判的原因比较复杂，经分析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因素排除或者阻却了死刑的适用：一是根据犯罪人的犯罪事实和社会危害程度，论罪不应当判处死刑，而一审判决犯罪人死刑。二审严格把握死刑的裁量标准，予以改判。二是犯罪人具有法定从轻处罚的情节或者酌定从轻处罚的情节，应当从轻处罚，一审法院没有予以认定，或者虽然认定，但没有对犯罪人从轻处罚的。这里包括从犯、自首、重大立功等法定从轻处罚情节和被害人有严重过错、犯罪人实施犯罪行为后又积极实施救治被害人的、归案后认罪态度好以及犯罪人属限定责任能力的人等酌定从轻处罚的情节。三是一审判决定罪不当而导致适用死刑不当，而予以改判的。四是现有证据可以认定犯罪，但是，要判处犯罪人死刑，证据尚有缺陷或者说证据存在瑕疵，致使对犯罪人适用死刑下不了决心；并且，发回重审也无法补充新的证据，为了慎重，在裁量刑罚时留有余地而予以改判的。

通过对死刑案件改判、发回的原因进行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要严格适用死刑，就必须明确适用死刑的标准。否则，就谈不上严格适用死刑。而目前，在司法实践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就是如何准确把握适用死刑的标准的问题。

关于适用死刑的标准，刑法作了严格的规定。刑法总则第四十八条规定：“死刑只适用于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笔者认为，所谓“罪行极其严重”，是通过对犯罪分子的主观动机、犯罪行为以及犯罪结果的考察之后作出的判断，通常理解为犯罪的性质极其严重、犯罪的情节极其严重、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极其严重三者的统一。主要是指犯罪人的主观恶性大、犯罪手段残忍、犯罪情节特别恶劣、犯罪后果特别严重，才能适用死刑。为了保证只对“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人适用死刑，刑法分则在规定死刑的犯罪中，对于适用死刑的情节都作了明确、严格的限制。如，危害公家安全的犯罪必须是“对国家和人民危害特别严重、情节特别恶劣的”适用死刑；又如，重大刑事犯罪中，只有“情节特别严重”或者“造成严重后果”或者“致人重伤、死亡”或者“致使公私财物遭受重大损失”等等。除了总则和分则对死刑所作的明确、严格的规定之外，刑法在总则中还规定了若干从轻处罚的情节，这就是我们通常说的“法定从轻处罚的情节”。这些从轻处罚的情节适用于刑法分则中的任何犯罪以及任何的犯罪人。因此，又从另一方面对死刑的适用作了进一步的限制。刑法规定的从轻处罚的情节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应当从轻或减轻处罚的情节，是指犯罪人只要存在这种从轻或减轻处罚的情节，便应当毫无例外的从轻或减轻处罚。对于论罪应当判处死刑的犯罪人，只要存在这种情节，首先就应当排除死刑，尤其是死刑立即执行的适用。另一类是可以从轻或减轻处罚的情节，是指犯罪人只要具备可以从轻或减轻处罚的情节，如果没有特殊情况，便应对犯罪人从轻或减轻处罚。也就是说，犯罪人论罪应当判处死刑，但由于存在可以从轻或减轻处罚的情节，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也有排除适用死刑的可能性。

除了刑法明确规定的从轻处罚的情节之外，在司法实践中，还存在影响法官对犯罪人适用死刑的情节，俗称为“裁判情节”或“酌定处罚的情节”。这主要的有因婚姻家庭纠纷、邻里纠纷引起的刑事案件或者因被害人的严重过错引起的刑事案件等。案件的起因是复杂的，这要求法官在审判案件时，具体案件具体分析，对于具有可以排除或阻却适用死刑的情节时，对犯罪人就不适用死刑。

二、死刑案件的证据标准

刑事诉讼证据，是指能够证明刑事案件真实情况的事实。刑事诉讼证据具有以下特征：第一，证据的客观性。证据是客观存在的事实，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这是刑事诉讼证据的本质属性。第二，证据的相关性。证据的相关性又称关联性，是指证据必须与案件存在某种联系，正是因为证据与案件之间存在的联系，才能对证明案件事实具有实际意义。第三，证据的合法性。是指证据必须具有法律规定的形式和依照法定程序收集、运用。

为了从重从快的打击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刑事犯罪，人们在“严打”斗争中摸索出“两个基本”的原则，即“基本事实清楚，基本证据确实从分”。“两个基本”的原则的适用，对于排除枝节情节的干扰，快速审理大批刑事案件，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因此，“两个基本”的原则在刑事司法中得到普遍运用和赞同。

但是，正如我们在前面说到的，死刑是一种无法补救的刑罚，人命关天，容不得丝毫的马虎。任何一点粗心大意、任何一点的疏忽，都可能酿成错案、冤案。因此，作为一名刑事法官应当树立“铁案”意识，把审理核准的每一件死刑案件都办成“铁案”。为了把死刑案件办成“铁案”，我们就不能仅仅满足于“两个基本”的要求，而是应当“排除一切合理怀疑”。为了确保死刑案件的质量，我们就应当认真、严格的审查案件的事实、证据：必须认真审阅全部案件的卷宗材料，认真查找案件存在的疑点和问题；必须提审被告人，耐心听取被告人的辩解和要求，从中发现可能存在的问题，同时还必须认真听取辩护人的意见，从另一个角度审视案件的事实、证据，做到“兼听则明”；必须到发案地，认真核实证明案件事实的主要证据是否客观真实，证据的收集是否合法；必须查明证明案件事实的证据是否经过法律规定的程序进行法庭调查、质证。通过认真细致的审核，排除一切合理怀疑，决不放过任何影响案件的蛛丝马迹。在查清案件事实、证据的基础之上，再依照刑法的规定对案件作出准确地评判。如果案件存在无法解释的疑点，决不草率下判。

三、常见严重刑事犯罪的死刑适用

（一）故意杀人案件

故意杀人罪，是指故意非法剥夺他人生命的行为。这是一种侵犯公民生命权利的严重犯罪，是所有危害社会治安犯罪中危害程度最为严重的犯罪之一。刑法分则对故意杀人罪规定了最为严厉的刑罚。刑法第232条规定：故意杀人的，处死刑、无期徒刑或者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情节较轻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立法规定的刑法分则中各种具体犯罪的法定刑的排列顺序，一般都是按照由轻刑到重刑排列。但是，对于故意杀人罪，法定刑的排序则是由重刑到轻刑排列。即刑法对故意杀人罪的首选法定刑是适用死刑，体现刑法对故意杀人这种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犯罪案件从重打击的方针。犯故意杀人罪只是在有其他从轻处罚的情节时才能考虑排除适用死刑。因此，故意杀人罪适用死刑的数量在所有犯罪中一直占第一位。

但是，并非所有的故意杀人案件都是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案件，特别是因婚姻家庭纠纷、邻里纠纷或者被害人有严重过错等民间矛盾激化引发的故意杀人案件。这些案件虽然都造成了被害人死亡的严重后果。但是，由于案件的起因不同，犯罪动机的卑劣程度以及犯罪人的主观恶性的大小不一样，对社会治安的危害程度并不完全相同，与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其他故意杀人案件是有所区别的。因此，在适用刑罚时就同样应当有所区别，特别是适用死刑一定要慎重。也就是说，对于故意杀人的犯罪人是否适用死刑，不能单纯从是否造成被害人死亡的结果上考虑。还要综合考虑案件的全部情况。据有关统计，由于民间纠纷矛盾激化引发的故意杀人犯罪的死刑案件，一直占全部故意杀人犯罪死刑案件的60%左右，占所有死刑案件的三分之一以上，这是一个相当大的比例。这类故意杀人犯罪案件的情况比较复杂。其中有一些是情节特别恶劣、后果特别严重、犯罪手段特别残忍的案件。但是，也有相当一部分故意杀人案件的情节、后果、手段一般，其社会危害程度和犯罪人的主观恶性相对来说要小一些。因此，对这一类案件适用死刑一定要慎之又慎，要与其他故意杀人案件有所区别。如刘某故意杀人案：犯罪人刘某夫妇与被害人夫妇都在农贸市场卖肉，一天，有顾客来买排骨，刘某的妻子因自己摊上的排骨已卖完，便介绍左边摊主卖给顾客。被害人之妻因此降低价格叫卖，但顾客嫌被害人摊上的排骨不好，仍然买了左边摊位上的排骨。为此，被害人的妻子指责刘某的妻子，继而发生争吵、厮打，二人均受轻微伤。被人拉开后，被害人的妻子将刘家摊位上的猪肉全部掀到地上。市场治安科明确“各自看各自的伤，最后凭法医鉴定结果再行处理”。但是被害人夫妇拒绝接受调解，在当天和次日强迫刘某拿出360元给被害人的妻子看病，并殴打了刘某夫妇。刘某多次找公安机关反映请求解决，并拒绝了被害人“私了”的要求。被害人得知刘找公安机关后，扬言“黑道白道都不怕，不给我媳妇看好病绝不罢休。”第三天下午，被害人夫妇又逼迫刘某雇车随被害人夫妇到医院拍片检查，结果无异常。被害人仍然继续纠缠。刘某恼怒，掏出随身携带的剔骨刀将被害人杀死、将被害人的妻子杀成重伤。然后自杀未遂。一审法院认为刘某已构成故意杀人罪，情节恶劣，后果严重，本应判处死刑。但由于本案事出有因，被害人对案件的发生和矛盾的激化有一定的过错，并有悔罪表现，因此判决刘某死刑缓期执行。一审判决后，刘某提出上诉；检察机关以刘某在公共场所有预谋的杀人，手段残忍，后果严重，社会影响极坏，依法应当判处死刑立即执行为理由提出抗诉。二审法院认为，被害人一方虽然有一定过错，但是刘某用剥夺他人生命的手段报复被害人在民事纠纷中的过错，手段残忍，情节恶劣，后果特别严重，检察机关抗诉有理。决定撤销原判，认定刘某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立即执行，报请最高法院核准。最高法院经复核认为，刘某持刀行凶，造成一人死亡、一人重伤的严重后果，构成故意杀人罪；故意杀人的情节严重，并且没有任何法定从轻、减轻处罚的情节，依法应当判处死刑。但是，刘某并不是属于那种罪行极其严重、非杀不可的犯罪人：一、从案件的起因看，是因生产中的纠纷没有及时处理好而使矛盾激化引发持刀杀人，这种起因不属于泄愤报复；二、从案件矛盾发展过程上看，被害人一方殴打刘某、多次逼迫刘拿钱看病、当刘找公安机关要求解决后又对刘威胁，对引起矛盾的激化有严重过错，刘因此而作案与无端杀人的案件有区别；三、有关机关没有及时处理并保护刘某免受被害人的欺负，对犯罪结果的发生有一定的责任。基于以上原因，一审判决对刘某判处死刑缓期执行，并无不当，不属于判决“确有错误”。检察机关抗诉后，二审改判死刑立即执行失当。最高法院决定撤销二审判决，判处刘某死刑缓期执行。从对上述案件的分析可以看到，第一、案件的起因和被害人的严重过错是排除和阻却适用死刑立即执行的重要情节；第二、死刑缓期执行不是一个独立的刑种，而是死刑的一种执行方法，判处死刑缓期执行不能构成“量刑畸轻”。又如，商某故意杀人案。犯罪人商某的丈夫无端怀疑自己的孩子是商某与他人所生，经常打骂被告人，从而导致夫妻矛盾激化。商某乘丈夫不备将丈夫杀害。一审判决认定犯罪人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二审认为，犯罪人故意非法剥夺他人的生命，依法应当判处死刑。但是，考虑到本起案件是因家庭纠纷引起的；同时，考虑到案件的起因，是由于被害人心胸狭隘，无端怀疑并经常打骂被告人，导致了矛盾的激化，具有较严重的过错。因此，虽然依法应对犯罪人适用死刑，但不必立即执行，改判其死刑缓期二年执行。

在审理故意杀人案件时，要严格区分直接故意杀人和间接故意杀人的界限。虽然都是故意杀人，但是由于直接故意杀人的犯罪人在主观上积极追求被害人死亡的结果，因而主观恶性大。而间接故意杀人的犯罪人在主观上并不追求被害人死亡的结果发生，而是对被害人的死亡采取的是漠不关心的态度。因此，相对于直接故意杀人的主观恶性小一些。所以，在刑罚的裁量上应当有所区别。如严某故意杀人案，犯罪人严某与被害人发生口角纠纷后，在十分气愤情绪下，不顾被害人在车前阻拦，驾驶汽车以每小时15.36千米的速度行驶，导致被害人被车推行十余米后被扎死。作案后，严某投案。一审判决认定犯罪人严某犯故意杀人罪，依法应当判处死刑，鉴于其投案自首，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二审认为，本案犯罪人明知被害人在拦车的情况下，驾驶汽车向前行驶可能造成被害人死亡的结果发生，仍然驾车向前行驶，导致被害人死亡，其行为构成故意杀人罪，属于间接故意。虽然，对犯故意杀人罪的犯罪人，刑法规定首先考虑死刑，也就是说依法应当判处死刑。但是，鉴于犯罪人具有自首这一法定从轻处罚的情节；同时，基于该案是因家庭纠纷引起的；犯罪人在主观上又是属于间接故意心理态度，因而依法改判有期徒刑十五年。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死刑缓期执行是死刑的一种执行方法，而不是一个独立的刑种，这在理论界或司法界都是没有歧义的。因此，我们在考虑死刑的裁量时，适用死刑缓期执行时，不需要有法定的从轻处罚的情节。换言之，如果犯罪人具有法定从轻处罚情节的时候，法官就应当考虑排除死刑（包括死刑缓期执行）的适用。正是因为如此，法官在考虑上述案件的处罚时，鉴于犯罪人具有一个法定从轻处罚的情节和两个酌定从轻处罚的情节，对其从轻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

（二）故意伤害案件

故意伤害犯罪与故意杀人罪比较，犯罪人的主观恶性和社会危害性相对要小。但是，由于故意伤害犯罪特别是重伤害犯罪也属于严重危害社会治安暴力性犯罪，历来也是适用死刑较多的犯罪。

刑法第234条规定：故意伤害他人身体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犯前款罪，致人重伤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致人死亡的或者或者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重伤造成严重残疾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据此，犯故意伤害罪适用死刑有两种情况，一是故意伤害致人死亡的；二是以极其残忍的手段致人重伤造成严重残疾的。

1、关于故意伤害致人死亡。在处理故意伤害致人死亡案件的时候，要严格区分故意伤害罪与故意杀人罪的界限。一是要严格区分故意伤害致人死亡与直接故意杀人的界限。二者的共同点都是故意犯罪，都发生了被害人死亡的结果。但是，二者的区别也是十分明显的。在故意伤害致人死亡的情况下，犯罪人主观方面只有伤害的故意。对于致人死亡的结果，不是犯罪人在主观上予以追求或者放任的的结果。因此，致人死亡的结果是犯罪人过失所致。而直接故意杀人，犯罪人在主观方面具有剥夺他人生命的故意，并积极追求死亡的结果发生。二是要注意严格区分故意伤害致人死亡与间接故意杀人的界限。二者的共同点，也都是故意犯罪并造成被害人死亡的结果。二者的区别在于，故意伤害致人死亡只有损害他人身体健康的故意，对于他人死亡的结果，既不希望、也没有放任，是一种过失的心理状态。而间接故意杀人，犯罪人不仅明知自己的行为会造成他人死亡的结果，而且对死亡结果的发生采取放任的心理态度。三是要正确理解立法者制定刑法时的立法本意。根据刑法的规定，虽然故意伤害罪和故意杀人罪都是故意犯罪，刑法规定的最高的刑罚都是死刑。但是，正是由于犯罪人的主观恶性的大小不同，从而社会危险性的程度也不同。因此，立法者对这二种犯罪的处罚的严厉程度也大相径庭。表现在刑法规定刑罚的顺序上的不同。故意伤害罪，刑法是从轻刑向重刑的排列顺序规定刑罚的；而故意杀人罪，刑法规定首先考虑死刑，并以从重刑到轻刑的排列顺序规定刑罚。法律规定表明，对故意伤害致人死亡的，法律并没有规定必须适用死刑，从立法的精神看，只有对那些手段特别残忍，情节特别恶劣的才可以适用死刑。如赵某故意伤害案，犯罪人赵某酒后好打人骂人，一天，赵某在同村村民沈某家喝了大量白酒后回家。其母亲见其酒喝多了，责怪赵某不该喝酒。赵某恼怒将自己家里的木椅打坏。其母亲便拿着坏椅子找到沈某，指责沈不应该给赵喝酒。赵认为母亲使其没有面子，待其母回到家后，赵不顾他人的劝阻，对母亲拳打脚踢。赵某被人拉开，母亲离去后，又追上前对母亲拳打脚踢，致其母脾脏破裂，因大失血性休克死亡。一审法院认定赵某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死刑。二审认为，赵某的行为构成故意伤害罪，犯罪情节特别恶劣，后果特别严重，依法应当适用死刑。但是，考虑到本案是因家庭纠纷引起，赵某酒后控制能力有所减弱等情节，对赵某不必立即执行死刑。因而改判赵某死刑缓期执行。

2、以极其残忍的手段致人重伤，造成严重残疾的，刑法第234条第2款规定“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应当注意的是，在对犯罪人适用刑罚的时候，既不能仅仅看犯罪人的行为是否致人重伤，也不能仅仅看其行为是否特别残忍或者仅仅看是否造成严重残疾。而是应当将特别残忍手段、致人重伤和造成严重残疾者三者联系起来，只有在同时具备这三种情形时，才能对犯罪人“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否则，将会扩大打击面，有违立法本意。

关于故意伤害造成“严重残疾”的标准，没有相应的司法解释加以规定，在一定的时期造成处理此类案件的标准的不统一。最高法院1999年召开的济南会议上，确定统一参照1996年国家技术监督局颁布的《职工工伤与职业病致残程度鉴定标准》来认定故意伤害是否造成“严重残疾”。“工伤标准”将残疾分为十级。其中的一、二级为特别严重残疾；三至六级为严重残疾；七至十级为一般残疾。因此，参照“工伤标准”一至六级伤残为“严重残疾”，主要表现为被害人身体器官大部分缺损、器官明显畸形、身体器官有中等功能障碍、造成严重并发症等等。

关于特别残忍手段。在故意伤害犯罪中，不是对所有致人重伤并造成严重残疾的犯罪人都可以适用死刑。根据刑罚234条第2款的规定，具有特别残忍手段是对故意伤害他人身体，致人重伤并造成严重残疾的犯罪人适用死刑的一个重要的构成要件。什么是特别残忍手段？现行法律及司法解释都没有明确规，在刑法学界的学术著作中也不多见。根据司法实践中的实际情况， 我们认为，大致有以下几种情况：用凶器划割他人面部，致人容貌毁损；用浓硫酸、硝镪水泼洒在他人面部，致人容貌毁损；挖掉双眼；砍断双腿；挑断脚筋；持利器刺、割他人数十刀；用钝器打、砸他人，致人多处骨折、损伤等等。当然，具体案件是多种多样、形形色色的，具体的特别残忍手段也不可能一一列举。这需要在审判实践中，通过考察犯罪人故意伤害他人的手段是否凶狠毒辣以及严重程度加以判断确定。

（三）抢劫犯罪案件

故意伤害的治安处罚法篇5

今天有幸应邀参加溧阳市上兴中学举行的法制课，与大家交流一些法律知识，再讲几例发生在我们中学生身上的典型案例。

我们举办今天的法制讲座主要目的是预防未成年人犯罪，同学们首先要先弄清楚三个概念。一个是法律，一个是违法犯罪，还有一个是未成年人。

先来说说法律。常言道：“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法律就是调整大家行为的“规矩”。可能很多同学会认为，法律就是惩罚坏人的东西。其实这样的理解是片面的。国家的法律是面对每一个公民的。法律赋予了每一个公民各种各样的权利和义务，权利可以放弃，但义务是我们必须严格遵守的。从一定程度上来说，法律是约束公民的自由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就没有自由。法律之所以要限制我们的自由，是为了让我们获得更多的权利。就比如交通安全，只有每一个交通参与者遵守交通规则了，大家才能享受到交通通行的便利。所以，这种自由的约束是相对的。法律就是给我们一定的规则，我们就要去遵守，否则，就将得到法律的惩罚。与我们中学生日常生活相关的有法律有《刑法》《治安管理处罚法》《道路交通安全法》《未成年人保护法》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

第二个，就是要来讲讲违法犯罪。什么是犯罪呢，从法律角度来讲，就是触犯了刑法的行为就是犯罪。再具体点说，就是任何会造成社会危害的，依法律必须得到刑法处罚的行为就是犯罪。通俗一点来讲，就是说，只要你的行为是触犯了我国刑法的规定，就会构成刑法当中规定的某种罪，这就是犯罪。例如我们平常经常说到的故意杀人罪、故意伤害罪、抢劫罪、盗窃罪、寻衅滋事罪等等。什么是违法呢，广义上讲是一切违反法律规定的行为，狭义上主要就是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道路交通安全法》《消防法》的不良行为。

第三个，就要来说说未成年人。在座的都是未成年人、青少年。先说下这两个概念的基本区别，未成年人是一个法律概念，《民法典》《刑法》《未成年人保护法》这几部法律对未成年人的概念都有涉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的规定：不满十八周岁的自然人为未成年人。《未成年人保护法》第二条本法所称未成年人是指未满十八周岁的公民。也就是说，在十八周岁以下的，就都是未成年人。成年人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可以独立实施民事法律行为。十六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以自己的劳动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的，可以视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我国针对未成年人的法律有《未成年人保护法》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

青少年是青春期的年龄段的人。一般指十三岁至十九岁左右的阶段，青少年正好对应的就是我们初中、高中时代。青春期是从童年向成年发展的过渡期。生理上的逐渐成熟是青少年期心理发展变化的基本条件。青少年期心理发展的基本特征是矛盾动荡性，人生、价值观形成逐渐形成。

青少年心理发展的矛盾主要表现为思想意识与心理行为不稳定性。具体表现为：两极性：情绪行为两极波动；闭锁性与开放性：对成人闭锁，对同伴开放；反叛性：反叛传统，喜欢标新立异。

青少年期是最容易出现心理和行为异常问题的时期。常见的心理和行为异常问题有：特俗家庭品德问题、心理问题、亲子沟通障碍、自我中心、心理脆弱、情绪障碍等。

那是不是“只有要十八岁以上才会受到法律制裁”。这点是错误的。并不是说只有十八周岁以上的才会受到刑罚处罚。我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是出于对未成年人的保护，但并不意味着未成年人犯罪就不用受到刑法处罚。《刑法》对刑事责任年龄作了具体规定：14周岁以下是完全不负刑事责年龄段。14周岁至16周岁是相对负刑事年龄段，这一年龄段的公民犯以下8种罪的，应负刑事责任。就是说，在14岁以上16岁以下犯了八种暴力犯罪，即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者死亡、强奸、抢劫、贩卖毒品、放火、爆炸、投放危险物质罪的。14－－16周岁的人犯罪应当从轻或减轻处罚。16岁以上为完全负刑事责任年龄段。也就是16周岁以上的不管犯了什么罪都要受到刑法处罚。但是，在犯罪时或者审判时不满18周岁的，不适用死刑。这也就是对未成年人的保护。还有，就是不满14周岁犯罪的，则依法责令家长或监护人加以管教，必要时可以由政府收容所教养。

我们为什么要开展学习法制教育，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率近几年来逐年上升，这也就意味着有不少未成年人因犯罪而被关进看守所或监狱，仅我们常州市，2020年12岁-15岁未成年人刑事案件702起。盗窃、故意伤害、诈骗、故意毁损公私财物、聚众斗殴、寻衅滋事、强奸、猥亵儿童、组织卖淫等。2020年12岁-15岁未成年人治安案件265起，盗窃、殴打他人、猥亵、卖淫嫖娼、谎报警情、携带管制刀具、谎报险情虚构事实扰乱公共秩序等等。

我国未成年人违法犯罪原因解析：

一、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家庭原因（一）溺爱型教育方式（二）粗暴型教育方式（三）放任型教育方式（四）教唆型教育方式；

二、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社会原因（一）社会经济发展中的贫富差距（二）社会就业难的压力（三）社会文化原因，暴力、色情信息的影响，网络媒介促使未成年人犯罪高发，网络游戏导致未成年人上网成瘾，网络色情导致未成年人直接犯罪；

三、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教育原因：义务教育资源配置不足、学校心理教育的缺位、失学未成年人群体；

四、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个人原因：爱慕虚荣、追求享乐、性格叛逆、自暴自弃等。

案例一常州天宁区某中学学生刘某，2007年出生。2020年4月底5月初在常州化龙巷论坛不实言论，造谣生事，被公安机关抓获。

案例二溧阳燕山中学燕湖校区学生徐某某，2005年出生，到学校老师办公室盗窃香烟、打火机、化妆品等物品，涉案价值数千元，被公安机关抓获。

案例三溧阳职高学生黎某某（2002年出生）、陈某（2002年出生）2019年8月某日，在上兴牌楼公园篮球场，因谈恋爱争风吃醋结伙殴打李某某，致李某某轻伤，构成故意伤害罪；赔偿十余万。

案例四陈某、女、2005年出生，辍学后长期与社会不良青年交往，2019年9月报警称被人强奸，公安机关在调查中过程中发现陈某有卖淫行为，因谎报警情、卖淫被公安机关拘留。

案例五王某、女、2005年出生，金坛某中学学生，2019年9月在吾悦广场以扇巴掌、脚踢等手段无故殴打他人，公安机关定性为寻衅滋事案，被公安机关抓获。

案例六是一起故意伤害案。为了叙述方便，我先把涉案的人员基本情况作以介绍：张某，男，16周岁，某中学学生;孙某，男，16周岁，某中学学生;沈某，男，18周岁，某中学学生。

2014年3月22日晚10时许，张某走出学校宿舍楼大门时，将下晚自习回宿舍的学生孙某撞了一下，把孙某撞坐在地上。孙某回到宿舍，将其被撞的事情告诉了同学沈某，请沈某帮忙。沈某答应后，两人就将张某叫出宿舍楼问张某这件事怎么处理，张某跟沈某、孙某说：“你们想咋办就咋办。”沈某就在张某的右肩上捣了一拳，后又用左手搂住张某的脖子，用右拳在张某的身上捣，孙某就在一旁帮助沈某殴打张某。张某被打急后，从口袋里掏出一把刀，对孙某的胸部、身上捣了几刀，孙某大量出血送医院抢救。孙某左胸部、右胸部、左上腹等处被刺伤。经法医鉴定：孙某的伤情已构成重伤。

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年，缓刑1年；并赔偿若干万元。

本案涉及到的法律概念有：

1、故意伤害罪。故意伤害罪是指故意伤害他人身体的行为。故意伤害罪是怎么构成的，通俗一点讲，就是伤害或者损害他人身体的行为达到一定程度的损害，法医鉴定为轻伤以上。

故意伤害与殴打他人的行为有什么界限，主要就是在后果上的区别，殴打他人造成的后果是尚未构成轻伤。

2、正当防卫。正当防卫在《刑法》中有规制，《治安管理处罚法》中没有涉及这一概念。刑法第二十条明确规定："为了使国家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财产和其他权利免受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而采取的制止不法侵害的行为，对不法侵害人造成损害的，属于正当防卫，不负刑事责任"。正当防卫有四个条件：一，必须是针对不法侵害行为。二，必须是针对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行为;三，必须是针对实施不法侵害行为的人;四是防卫不能超过必要的限度。

现实生活当中，人们经常遇到这样的情况：双方打了架，后动手的一方总说自己是在正当防卫;那么，双方打架，后动手的一方真的是正当防卫吗?一般说来，打架还手的一方，不属于正当防卫!这是因为正当防卫的第一条件是必须针对不法侵害行为，不法侵害行为主要是指《刑法》中规定的各种犯罪行为，如杀人、强奸、抢劫、放火、故意伤害等，对这些行为，如果不果断采取防卫行动，使其停止非法侵害，将会造成重大危害。打架还手就不同了，比如说，甲动手打了乙，乙完全可以通过合法途径，比如报警、向老师报告求助，完全没有必要动手还击。动手还击只能造成一个后果：双方互殴，两人均要收到法律惩罚。所以，两人打架，不论何方被打致伤，还手的一方一般不算正当防卫。如果因还手而使打架事态恶化，不论是先动手的造成的还是后动手的造成的，双方都要依法律负应有的责任。

《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第十四条　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和学校应当教育未成年人不得有下列不良行为：旷课、夜不归宿；携带管制刀具；打架斗殴、辱骂他人；强行向他人索要财物；偷窃、故意毁坏财物；参与或者变相；观看、收听色情、淫秽的音像制品、读物等；进入法律、法规规定未成年人不适宜进入的营业性歌舞厅等场所；其他严重违背社会公德的不良行为。

《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第三十四条列举了九种严重不良行为，这九种都属于违法行为，是要受到《治安管理处罚法》制裁的；纠集他人结伙滋事，扰乱治安；携带管制刀具，屡教不改；多次拦截殴打他人或者强行索要他人财物；传播淫秽的读物或者音像制品等；进行淫乱或者色情、卖淫活动；多次偷窃；参与，屡教不改；吸食、注射毒品；其他严重危害社会的行为。

同学们！

通过学习法律知识，迈好人生的第一步。学会分辨是非，识别善恶，什么是合法，什么是违法，养成遵纪守法的良好习惯。

通过学习法律知识，争做新世纪合格公民。新世纪的中国是一个法治不断完善的国家，学习法律知识，清楚公民的权利与义务，才能更好的依法维护自身权益，成为适应社会发展需要的合格公民。

通过学习法律知识，努力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合格接班人。国家和民族的希望正是在大家的肩上。为了更好地肩负、完成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神圣使命，大家必须具有坚定的政治信念和广博的知识面，不仅要学习掌握科学知识，而且要学习和掌握法律知识，增强法制意识。

故意伤害的治安处罚法篇6

医治疾病从来都与生命风险并存。在医疗风险与纠纷难免的情形下，个别患方出于一已私利，以“小闹小赔，大闹大赔，不闹不赔”的极端错位心理，采取“医闹”“暴力索赔”。对此，《侵权责任法》的规定是：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的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干扰医疗秩序，妨害医务人员工作、生活的，应当依法承担法律责任。最近，国家卫生计生委、中央综治办、公安部、司法部等11个部门在《关于维护医疗秩序打击涉医违法犯罪专项行动方案》中发出的警告是：对伤害医务人员的违法犯罪分子，要果断制服，依法严惩。对“医闹”、“医托”及“号贩子”要坚决依法严厉打击。

“有理”胡闹，未必能免责

因一岁半的女儿突发重症肺炎在某医院经抢救无效后死亡，王某电话通知亲属、老乡20余人赶到该医院，既不听该医院和外院会诊专家的解释，也未要求医疗事故或过错鉴定查清责任，便一口咬定医院存在严重过错，要求追究医院责任。部分人员情绪激动，动手打坏医务室门窗玻璃、追打住院部有关医务人员，造成3名医务人员不同程度轻微受伤，部分医疗设备等损失折合人民币10余万元。混乱的场面导致许多住院病人不得不转院。后经医方报警，公安机关以涉嫌寻衅滋事罪对带着闹事的王某等3人刑事拘留。

说法：

刑法修正案（八）修改后的《刑法》第二百九十三条（二） （四）规定：追逐、拦截、辱骂、恐吓他人，情节恶劣的；在公共场所起哄闹事，造成公共场所秩序严重混乱，寻衅滋事，破坏社会秩序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本案，无论医方是否存在医疗过错责任，王某聚众带头冲击该医院，打砸医疗设备、玻璃等物品，打伤医务人员、扰乱医院公共场所秩序，并造成3名医务人员不同程度轻微受伤，医疗设备等损失10余万元，众多患者转院的严重后果，已构成寻衅滋事犯罪，应受到“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的处罚。

聚众扰乱医院秩序，刑事责任必须承担

郑某妻子因心脏病在某医院住院治疗不到半月，因病情突然加重抢救无效死亡。郑某怀疑医方存在医疗事故问题，既未依法投诉、亦未要求医疗事故鉴定，而是招集亲属多人一起向医院索赔90万元。被拒绝后，郑某的亲戚赵某领其他亲属在医院门口挂横幅、置花圈、烧纸，围堵医院大门及附近道路长达4小时，导致该医院无法正常工作，附近交通严重受阻，此案经公安机关立案侦查、检察机关提起公诉后，人民法院以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对赵某等3人分别判处有期徒刑2年、3年，缓刑3年、4年。

说法：

《刑法》 第二百九十条规定：聚众扰乱社会秩序，情节严重，致使工作、生产、营业和教学、科研无法进行，造成严重损失的，对首要分子，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对其他积极参加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本案中的赵某等人为达到索取巨额赔偿的目的，挂横幅、置花圈、烧纸，围堵医院及附近交通道路长达4小时，导致该医院无法正常工作，附近交通严重受阻，影响比较恶劣，后果严重，已经触犯了法律，构成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犯罪，应当受到相应的刑罚处罚。

胡闹又伤医务人员，数罪应并罚

早年，邹某因妻子患子宫癌转院期间不治身亡。医方本来并无过错，可邹某及家人、老乡打着“还我妻子，还我公道”横幅，不停地哭闹，一举获得3万元的赔偿。偿到“医闹”的甜头后，邹某干起了“职业医闹”行当。然而，多行不义必自毙。在一次帮他人医疗纠纷索赔闹事时，收取2万元“医闹”费的邹某，先是安排其所雇用的10余名“医闹”者打横幅、打砸门诊办公室，当医方人员制止时，邹某用短刀威吓医方人员，相互推搡过程中，将一名前来劝阻的保安人员脸部扎伤，经鉴定构成轻伤害。人民法院以寻衅滋事罪、故意伤害犯罪数罪并罚，判处邹某有期徒刑4年。

说法：

一罪与数罪的判断标准，不是看行为人有几个行为，或有几个犯罪结果、几个目的，而是应该以构成要件为准则，若行为符合一个构成要件就是一罪，符合两个以上的就是数罪。数罪并罚的前提是罪犯同时或先后分别实施了两种以上不同的犯罪行为，侵犯了两个以上的犯罪客体，达到两个以上的犯罪构成要件。本案，邹某先实施了纠结10余名“医闹”打横幅、打砸门诊办公室等寻衅滋事罪犯罪行为；其后又实施了扎伤他人脸部的伤害犯罪行为，完全符合两种不同的犯罪构成要件，应当受到数罪并罚之处罚。

限制医生自由引发伤害，“医闹”难脱干系

曹某儿子（5岁）患有先天心脏病，因病情突发送往某县医院经抢救无效死亡。当日下午直到傍晚，曹某及亲属纠集多人找到就诊医院讨要说法，并要求赔偿。尽管医院再三说明整个抢救过程并无不当，若怀疑医院有过错可依法解决，可曹某非但不听，还与主治医生张某反复纠缠，后发展到打骂张某，将张某逼至医生办公室不让其下班回家。张某为脱离困境，无奈之下选择从2楼窗台处跳楼，造成右腿骨折。经医方报案，公安机关已对此案立案侦查。

说法：

在抢救曹某儿子的过程中，无论医方是否存在过错，曹某绝无变相限制他人人身自由的权利，其行为存在两个方面的过错：

故意伤害的治安处罚法篇7

大家下午好!

今天，我们齐聚一堂，开展一次法制讲座活动。结合我本人多年的工作实践，我认为开展这样一个活动很有必要，也非常及时。希望通过今天的这个讲座，让同学们多了解一些法律知识，从小树立“学法、懂法、守法”的意识，增强法制观念，杜绝违法犯罪行为，做个遵纪守法的好学生、好少年。今天，我主要讲三个问题：

一、未成年人为什么要学习法律知识

近年来，未成年人犯罪日益突出，未成年人犯罪不仅在案件数量上急剧增加，而且犯罪成员在案犯总数中所占比例也大幅度上升，犯罪年龄相对提前，这给我们敲响了警钟。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受教育程度低、法制观念淡薄就是其中重要的一个方面。相当一部分未成年人根本不了解自己的行为性质及严重程度。在一些未成年人盗窃、抢劫等案件中，大部分行为人均表示，根本不知道其行为是犯罪行为。这都是平时不学法、不懂法造成的恶果。

其次，学好法律才能正确地运用法律手段，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学生享有法律赋予的生命权、受教育权、继承权健康权、名誉权、人身自由权等权利受法律保护，用法律来维护自己的权利。例如：有的个别家长让自己正在接受义务教育的子女辍学，作为学生，你遇到这种情况怎么办?如果你学了《义务教育法》就知道你的父母违反了《义务教育法》：父母必须使适龄子女接受九年义务教育的规定，可以向学校或有关单位报告，求得解决。再比如：某家养的狗咬伤了路过的学生怎么办?如果你学习了《民法通则》等127条后，就知道：饲养的动物造成他人损害的，动物的饲养人或管理人应当承担民事赔偿责任。总之，只有学法，才能知法、懂法，才能运用法律武器来保护自己，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二、中学生应当学习哪些法律常识

作为中学生，你们的年龄基本都介于13至16周岁之间，这个年龄是心理成长，变化最大、也是逆反心理最重要的阶段，用一颗平衡的、正直的心态沿着正确的人生方向走下去，便是“条条大路通罗马”!每个人都会在不同的事业中取得辉煌的成就。相反“一失足便成千古恨”!走错了一步也许会贻误终身。鉴于你们年龄还小，知识还不够完备，只需要了解并掌握以下几点与你们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法律常识:

(一)18周岁以下均为未成年人，作为未成年人，我们首先应当学习《未成年人保护法》从而知道当我们受到伤害时应当寻求哪些保护。

(二)14至16周岁，为限制行为能力人。16周岁：完全行为能力人。《刑法》规定16周岁为刑事责任年龄;《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第21条规定14周岁为治安处罚年龄，也就是年满14周岁未满16周岁的人对自己的违法具有一定的认识能力，但认知能力较弱，因此《刑法》第十七条规定，已满16周岁的人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人，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者死亡、强奸、抢劫、贩卖、放火、爆炸、投毒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已满14周岁的不满18周岁的人犯罪，应当以减免或者减轻处罚。因不满16周岁不予刑事处罚的，责令他的家长或者监护人严加管教;在必要的时候，也可以由政府收容教养。

《刑法修正案(十一)》增加规定“已满十二周岁不满十四周岁的人，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罪，致人死亡或者以特别残忍的手段致人重伤造成严重残疾，情节恶劣，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追诉的，应当负刑事责任”。

(三)、10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是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由于他们正处于成长发育的过程中，是不成熟和不稳定的，也是最容易给他人造成伤害的群体，应由本人及其监护人共同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

(四)、不满10周岁的未成年人是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造成他人伤害的，应由其监护人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最重要的还是需要同学们积极学习《中小学生日常行为规范》、《中学生守则》，警惕学习生活中的不良行为，要从小做起，加强自身修养，用科学知识武装自己的头脑，做到明事理、辩是非，“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三、“校园欺凌”以及涉及到的法律法规

校园欺凌案件一直都有，但是因为缺乏具体有效的措施来约束制止，使得校园欺凌案件越演越烈。校园欺凌并不能只依赖于舆论的谴责，法律的约束更加有效。

我国《治安处罚法》《民法通则》《未成年人保护法》有关校园欺凌的相关规定:

第九条对于因民间纠纷引起的打架斗殴或者损毁他人财物等违反治安管理行为，情节较轻的，公安机关可以调解处理。经公安机关调解、当事人达成协议的，不予处罚。经调解未达成协议或者达成协议后不履行的，公安机关应当依照本法的规定对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给予处罚，并告知当事人可以就民事争议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

第三节侵犯人身、财产权利的行为和处罚

第四十条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处10日以上15日以下拘留，并处5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罚款;情节较轻的，处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并处200元以上500元以下罚款:

(一)组织、胁迫、诱骗不满16周岁的人或者残疾人进行恐怖、残忍表演的;

(二)以暴力、威胁或者其他手段强迫他人劳动的;

(三)非法限制他人人身自由、非法侵入他人住宅或者非法搜查他人身体的。

第四十一条胁迫、诱骗或者利用他人乞讨的，处10日以上15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1000元以下罚款。

反复纠缠、强行讨要或者以其他滋扰他人的方式乞讨的，处5日以下拘留或者警告。

第四十二条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处5日以下拘留或者500元以下罚款;情节较重的，处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500元以下罚款:

(一)写恐吓信或者以其他方法威胁他人人身安全的;

(二)公然侮辱他人或者捏造事实诽谤他人的;

(三)捏造事实诬告陷害他人，企图使他人受到刑事追究或者受到治安管理处罚的;

(四)对证人及其近亲属进行威胁、侮辱、殴打或者打击报复的;

(五)多次发送淫秽、侮辱、恐吓或者其他信息，干扰他人正常生活的;

(六)偷窥、偷拍、窃听、散布他人隐私的。

第四十三条殴打他人的，或者故意伤害他人身体的，处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并处200元以上500元以下罚款;情节较轻的，处5日以下拘留或者500元以下罚款。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处10日以上15日以下拘留，并处5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罚款:

(一)结伙殴打、伤害他人的;

(二)殴打、伤害残疾人、孕妇、不满14周岁的人或者60周岁以上的人的;

(三)多次殴打、伤害他人或者一次殴打、伤害多人的。

第四十四条猥亵他人的，或者在公共场所故意裸露身体，情节恶劣的，处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猥亵智力残疾人、精神病人、不满14周岁的人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10日以上15日以下拘留。

据了解，校园欺凌绝大部分发生在小学、初中，施害者多为未成年人，因此，在适用法律时多采取从宽处理的措施，使得他们没有认识到危害的严重性，这种做法无疑过分保护了犯罪未成年人而忽视了受害的未成年人，这是法律的弊端，也从某种角度助长了校园欺凌的发生。因此，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民政部出台的《关于依法处理监护人侵害未成年人权益行为若干问题的意见》，尽快制定专门的反校园欺凌法规，明确监护人、学校、社区、公安、司法等的职责;同时司法机关应加大对典型的校园欺凌案件的惩罚力度，各方形成合力，预防和减少校园欺凌的发生。下面我讲一些具体案例。

案例1、笑某、文某寻衅滋事案

（一）基本案情

刘某某，男，2000年出生，系某中学初中学生，因琐事与一同学发生矛盾，即指使无业青年笑某、文某教训这名同学。2015年1月4日，笑某、文某等人赶到学校门口时，与刘某某有矛盾的同学已经离开学校。刘某某想起朋友殷某某与同学王某某有矛盾，随即指使主父笑某、主父文某等人在学校附近对王某某拳打脚踢，致王某某轻伤。

（二）裁判结果

法院认为，被告人笑某、文某随意殴打他人，情节恶劣，其行为构成寻衅滋事罪。鉴于其归案后如实供述了自己的罪行，通过积极赔偿取得了被害人的谅解，酌情从轻处罚。据此，认定笑某、文某犯寻衅滋事罪，分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零二个月和一年。

（三）典型意义

该案系校内学生纠集社会闲散人员，欺负、伤害校内学生的校园欺凌案件。

同学之间偶有矛盾是正常的，要学会合法合理去解决矛盾。本案中，刘某某结交闲散人员，不仅要教训与自己有矛盾的同学，还“热心”地帮朋友出气，无视法律，恃强凌弱，缺乏对规则的基本认知和敬畏，虽因未达刑事责任年龄不予刑事处罚，但是其家长应当对其严加管教，学校对其严肃处理，必要的时候，也可以由政府收容教养。

被告人笑某、文某作为成年人，不但不帮助未成年人正确处理矛盾，反而逞强滋事，无故殴打未成年学生，不仅伤害了被害人身体健康，也伤害了被害人的心灵，其在学校周边滋事的行为也影响了校园安全，法院依法对其从严惩处。

案例2、张某某故意伤害案

（一）基本案情

被告人张某某，男，1999年9月出生，与被害人葛某某系同班同学。2015年1月9日，葛某某到张某某的宿舍时，碰撞张某某一下，二人因此发生争执并厮打。厮打中，张某某持刀将葛某某捅伤。经鉴定，葛某某的损伤构成重伤。

（二）裁判结果

法院认为，被告人张某某故意伤害他人身体，致人重伤，其行为构成故意伤害罪。鉴于被告人犯罪时未满十六周岁，系未成年人，投案自首，且已与被害人和解，对其减轻处罚，并适用缓刑。据此，认定张某某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二年。

（三）典型意义

本案中，被告人和被害人系同班同学，二人本应和睦相处，共同进步，却因一点琐事大打出手，甚至持刀捅刺，致使一人受重伤，一人被追究刑事责任，两人均为此付出沉重代价。人民法院坚持双向保护原则，在依法认定被告人构成犯罪的前提下，注重化解矛盾，平复被害人受到的伤害，促成双方和解，也给已经认罪悔罪的被告人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

案例3、王某某、李某等聚众斗殴案

一、基本案情

被告人李某、王某某均系某高中二年级学生，二人因琐事产生矛盾，双方约场在学校门口打架。王某某、李某各纠集多人持鱼叉、镐把等物品参与斗殴，双方均有人员受伤。参与斗殴的人员先后有6人归案。

二、裁判结果

法院认为，李某、王某某等六名被告人组织或积极参与持械聚众斗殴，均构成聚众斗殴罪。被告人王某某、李某在聚众斗殴犯罪中已满十六周岁不满十八周岁，案发后投案自首，自愿认罪悔罪，法院对其减轻处罚。依照各被告人的犯罪情节、所起作用、犯罪后果及犯罪后的表现，法院依法认定6名被告人犯聚众斗殴罪，对李某、王某某各判处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二年；对其他4名被告人分别判处三年至八个月不等的有期徒刑。

三、典型意义

两名高中生之间的小矛盾，由于双方纠集多名校外人员参与，最终演变成一起聚众斗殴刑事案件，严重影响了社会秩序，特别是他们在学校门口，又是下晚自习期间斗殴，众多学生围观，鱼叉、木棍打斗的场面引起学生恐慌，影响恶劣。案件发生后，李某、王某某主动投案，对自己的行为痛悔不已，法院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考虑到他们心智尚不成熟，平时表现较好，一时冲动误入歧途，对二人适用缓刑，对其他被告人全部判处有期徒刑。

四、未成年人如何加强对犯罪的自我防范

(一)、未成年人应当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及社会公共规范。

实践证明青少年学生一旦养成了种种不良习性后要矫正过来是很不容易的，需要花费很大的力气，因此，青少年学生就应该在日常生活和学习中，处处遵守国家法律、法规、社会公共规范，遵守社会公德，从小养成良好的习惯，不断加强自我修养，自我调节、自我完善，自觉抵制违法犯罪行为的引诱。

(二)、树立自尊、自立、自强的意识。

自尊、自律、自强是一种积极的人生态度，也是未成年人进行自我防范和赢得社会保护的途径。如果未成年人自甘堕落，外界再怎样帮助，也是无济于事的。如案犯李某原是某中学的学生，因父母离异无人管教学习成绩越来越差，他就自暴自弃，成天泡在网吧里上网玩游戏，并结识了刘某等人，后与刘某等人一同去打架伤人，抢出租车司机，坠落的无法自拔，最后被关进临牢，被判处七年徒刑。

(三)、增强辩别是非和自我保护的能力。

未成年人只有学好知识，丰富社会生活经验，锻炼各种能力，才能对违法犯罪行为有一个清醒的认识。才能分清是非，未成年人还要加强锻炼身体，增强体魄，这样有助于未成年人在遭到暴力侵害的时候，及时逃脱或者进行正当防卫，不至于受犯罪行为的随意侵害。

(四)、加强未成年人用法律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意识。

未成年孩子对犯罪的自我防范，还必需懂得同违法犯罪行为作斗争应该采取哪些措施。

同学们要以躲避免受违法犯罪行为侵害为自己的首要任务，不提倡你们去同违法犯罪分子面对面博斗，比较明智的做法是遇事不慌，然后设法摆脱或向四周的大人呼救，或拔打“110”报警。对于这一点，我给同学们举个案例，这个案例中的作法对同学们很有借鉴作用，一天住在城郊的小女孩娟娟放学后背着书包独自一人往家里赶，罪犯王某看见娟娟脖子上挂着一把钥匙往家赶的样子，王某心想：这个小女孩家可能大人不在家，我就跟着她，待她打开门后我就冲进去抢点东西。于是王某就一直跟着娟娟，走了一段路后娟娟发现后面有个男青年一直跟着她，心里很害怕，在走到自家房子门口时，她心想：如果我现在开门进屋的话，这个坏蛋一定会冲进我家干坏事的，我不能开门。娟娟一直在家门前马路上逛来逛去，王某见娟娟没开门就躲在马路对面等，过了一会儿，娟娟看见隔壁的张阿姨走了过来，就立即凑着张阿姨的耳朵把她遇到的情况告诉了张阿姨，张阿姨叫娟娟去开门，她立即打110报警。在娟娟开门后，王某就冲上前将娟娟逼进一个小房间里反锁起来，并威胁娟娟不准喊叫，他自己就到娟娟父母的房间里翻东西，在王某翻东西时，由于张阿姨报了警，公安人员及时赶到将王某抓获。

总之同学们如遇上不法侵害时，不要害怕，一定要沉着、冷静，机智勇敢，要敢于检举揭发，积极同违法犯罪行为作斗争，我们要坚信邪不可能压正的道理，干坏事的心总是虚的，害怕的应该是他们。

故意伤害的治安处罚法篇8

《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规定，殴打他人的，或者故意伤害他人身体的，处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并处200元以上500元以下罚款；情节较轻的，处5日以下拘留或者500元以下罚款。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处10日以上15日以下拘留，并处5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罚款：

（一）结伙殴打、伤害他人的；

（二）殴打、伤害残疾人、孕妇、不满14周岁的人或者60周岁以上的人的；

故意伤害的治安处罚法篇9

    第二百三十二条故意杀人的,处死刑、无期徒刑或者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情节较轻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二百三十八条非法拘禁他人或者以其他方法非法剥夺他人人身自由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

    具有殴打、侮辱情节的,从重处罚。

    犯前款罪,致人重伤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致人死亡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使用暴力致人伤残、死亡的,依照本法第二百三十四条、第二百三十二条的规定定罪处罚。

    为索取债务非法扣押、拘禁他人的,依照前两款的规定处罚。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权犯前三款罪的,依照前三款的规定从重处罚。

    第二百四十七条司法工作人员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实行刑讯逼供或者使用暴力逼取证人证言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致人伤残、死亡的,依照本法第二百三十四条、第二百三十二条的规定定罪从重处罚。

    第二百四十八条监狱、拘留所、看守所等监管机构的监管人员对被监管人进行殴打或者体罚虐待,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致人伤残、死亡的,依照本法第二百三十四条、第二百三十二条的规定定罪从重处罚。

    监管人员指使被监管人殴打或者体罚虐待其他被监管人的,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

    第二百八十九条聚众“打砸抢”,致人伤残、死亡的,依照本法第二百三十四条、第二百三十二条的规定定罪处罚。毁坏或者抢走公私财物的,除判令退赔外,对首要分子,依照本法第二百六十三条的规定定罪处罚。

    第二百九十二条第二款聚众斗殴,致人重伤、死亡的,依照本法第二百三十四条、第二百三十二条的规定定罪处罚。

    [相关司法解释性文件]

    最高人民法院《全国法院维护农村稳定刑事审判工作座谈会纪要》(1999.10.27法[1999]217号)

    (一)关于故意杀人、故意伤害案件要准确把握故意杀人犯罪适用死刑的标准。对故意杀人犯罪是否判处死刑,不仅要看是否造成了被害人死亡结果,还要综合考虑案件的全部情况。对于因婚姻家庭、邻里纠纷等民间矛盾激化引发的故意杀人犯罪,适用死刑一定要十分慎重,应当与发生在社会上的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其他故意杀人犯罪案件有所区别。对于被害人一方有明显过错或对矛盾激化负有直接责任,或者被告人有法定从轻处罚情节的,一般不应判处死刑立即执行。要注意严格区分故意杀人罪与故意伤害罪的界限。在直接故意杀人与间接故意杀人案件中,犯罪人的主观恶性程度是不同的,在处刑上也应有所区别。间接故意杀人与故意伤害致人死亡,虽然都造成了死亡的后果,但行为人故意的性质和内容是截然不同的。不注意区分犯罪的性质和故意的内容,只要有死亡后果就判处死刑的做法是错误的,这在今后的工作中,应当予以纠正。对于故意伤害致人死亡,手段特别残忍,情节特别恶劣的,才可以判处死刑。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组织和利用邪效组织犯罪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1999.10.20法释[1999]18号)

    第四条组织和利用邪教组织制造、散布迷信邪说,指使、胁迫其成员或者其他人实施自杀、自伤行为的,分别依照刑法第二百三十二条、第二百三十四条的规定,以故意杀人罪或者故意伤害罪定罪处罚。

    第八条对于邪教组织和组织、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的犯罪分子,以各种手段非法聚敛的财物,用于犯罪的工具、宣传品等,应当依法追缴、没收。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交通肇事刑事实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2000.11.15法释〔2000〕33号)

    第六条行为人在交通肇事后为逃避法律追究,将被害人带离事故现场后隐藏或者遗弃,致使被害人无法得到救助而死亡或者严重残疾的,应当分别依照刑法第二百三十二条、第二百三十四条第二款的规定,以故意杀人罪或者故意伤害罪定罪处罚。

    [说明]

故意伤害的治安处罚法篇10

关键词：危险驾驶；刑法规制；立法建议

我国当前正处于社会快速发展的转型时期，汽车拥有率大量提高，因危险驾驶行为引发的恶通事故频频发生，给社会公共秩序和公民生命健康与财产造成巨大的威胁。2010年8月《刑法修正案八草案》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其中第22条规定：在刑法第133条后增加一条，作为第133条之一：“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的，或者在道路上驾驶机动车追逐竞驶，情节恶劣的，处拘役，并处罚金。”笔者认为社会情况复杂多变，我们应冷静思考、审慎分析，学习借鉴先进立法经验，完善我国刑法对危险驾驶行为的刑法规制，以维护公共交通安全。

一、危险驾驶行为的界定

所谓危险驾驶，学术界并没有一个统一的界定，概括而言主要是指以道路交通安全法规禁止的危险驾驶方式驾驶机动车辆的行为，如酒后驾驶、超速驾驶、无证驾驶、吸食后驾驶、疲劳驾驶、超载驾驶以及明知是存在安全隐患的车辆而驾驶等行为。

危险驾驶行为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但是现行法律对危险驾驶的立法规定稍显不足。首先，我国刑法在危险驾驶行为构成犯罪的规定上存在缺陷，第133条规定：“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因而发生重大事故，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缺失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交通运输肇事后逃逸或者有其他特别恶劣情节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因逃逸致人死亡的，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由此可见，刑法只是将造成损害结果的交通违法行为纳入到规范调整的范围，而没有发生人员伤亡、重大财产损失的危险交通违法行为只作为一般的行政违法行为予以处罚，这在处罚的力度上明显不够。其次，我国刑法对于危险驾驶行为构成犯罪适用刑罚上畸轻畸重。如胡斌“飙车撞人”案和孙伟铭“醉酒驾车撞人”案，都是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发生重大交通事故，致人重伤、死亡的危险驾驶行为，但刑罚尺度差异天壤之别，前者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后者被判处无期徒刑。刑罚适用标准不一，公众对司法公正的质疑难以平息。

笔者认为，面对新类型的危险驾驶犯罪的挑战，我国刑法的现行规定在整体性规制上存在缺失，而最高院的相关指导意见也缺乏足够的法理支撑。适时修订刑法规定，对危险驾驶行为准确定罪量刑，已成为维护公众对司法公正信心的迫切需要。

二、危险驾驶主观方面的认定

司法实践中对于危险驾驶行为构成犯罪追究刑事责任时，“同案不同罪”、“同罪不同刑”现象出现的主要原因在于对行为人主观方面的认定。如上面提到的胡斌案和孙伟铭案，两人都是违章危险驾驶，没有采取有效措施避免肇事结果发生，但是判决结果却大相径庭。其中最大的争议即为如何认定相应行为的性质，是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还是交通肇事罪。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和交通肇事罪主要区别在于：主观方面不同，交通肇事罪在主观方面表现为过失，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表现为故意。主观罪过形式的不同直接影响到两罪刑罚的差别，甚至影响到行为人的生命。从刑法总则上看，故意和过失的规定已经非常明了，但是对于具体的危险驾驶犯罪的疑难案件的认定就捉襟见肘了。

笔者认为危险驾驶行为的主观罪过形式很难全部认定为故意或者过失，两种情况都有存在的可能，正确认定的关键在于应该对案件的主客观条件进行全面综合分析，做出合理的判断。

1.一般案件中危险驾驶犯罪的主观罪过是过于自信的过失。过于自信的过失的行为人排斥、反对、否定危害结果的发生，通常会采取一些措施或者凭借一些条件去避免危害结果的发生，又或者在事故发生之后采取一定的补救措施。实践中的难题是在此类案件中难以与间接故意区分开来，间接故意中行为人不希望危害结果的发生，但也不会采取任何措施避免这种结果的发生，对该结果的发生持听之任之的态度。二者的区别主要体现在意志因素上，例如，杭州胡斌案中在发生交通事故之后，胡斌立即停车拨打120急救电话和110报警电话，并按照《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规定在现场等候交警处理。由此可知胡斌并不期望致人死亡的结果的出现，其持的应当是轻信可以避免的意志。一般情况下，在大量的危险驾驶犯罪中，犯罪人在事故中所驾驶的机动车往往严重受损，行为人自己也因此受伤，犯罪后都表现出极大的悔悟：所以此时行为人对危害结果的心理态度只可能是轻信能够避免的过于自信的过失。

2.特殊案件中的危险驾驶行为的主观方面是故意。危险驾驶行为只在极其特殊的情形下行为人的主观方面才是故意，即行为人以危害不特定多数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为目的而进行危险驾驶并肇事的行为。比如孙伟铭案中，孙伟铭是在未取得驾驶资格的情况下无证驾驶，又酒后驾驶，他在整个肇事过程中存在5次撞车行为，当其第一次撞车后不但没有停车反而逃逸，严重超速并越过道路中心线，先后与对面开来的4车相撞。这说明行为人在事故过程中，对危害结果的发生至少存在放任的态度，应该属于故意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那么应当如何认定行为人持有故意的心理态度呢？笔者认为，应当坚持主客观相一致原则，综合考虑各种客观要素，如行为人的日常表现、家庭状况、收入水平、社会关系以及心理健康等。

三、危险驾驶行为入罪的合理性分析

危险驾驶行为在许多国家是作为区别于交通肇事罪的独立犯罪来处理的，因此增设危险驾驶罪有充足的比较法作支撑，同时也是符合罪刑法定原则和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保持了我国的刑罚体系的协调性，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迫切要求。

1.设立危险驾驶罪有充足比较法做支撑。醉酒驾车往往引发恶通事故，比一般的交通违法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更大，应当严惩，因此，很多国家都将其规定为犯罪。英国在道路交通条例中规定了危险驾驶犯罪，经治安法院简易程序审判，可处12个月以下羁押或处/并处5级罚金；经刑事法院审判，可处2年以下羁押或处/并处无限额罚金。危险驾驶致人死亡的可处10年以下监禁或处/并处罚金。日本2001年刑法修正案规定，酒后驾驶、服用禁药后驾驶、严重超速、飙车、闯红灯等致伤的，以危险驾驶罪处15年以下有期徒刑，致死的处1年以上20年以下有期徒刑。韩国于2009年4月修订道路交通发规定了醉酒驾驶车辆罪，处3年以下徒刑或1000万韩元以下罚金。英、日、韩等国的上述立法能够惩戒防范危险驾驶行为，对遏制其国内的危险驾驶行为起到了积极作用。

2.设立危险驾驶罪是符合罪刑法定原则和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在现行法律缺失的情况下，处理危险驾驶案件，坚守罪刑法定原则和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往往与民众感情之间出现冲突。如果将危险驾驶入罪则会有力地解决这一矛盾。首先，无论从行为性质、主观罪过还是社会危害性方面来看，危险驾驶行为均不同于一般驾驶行为，符合犯罪的特点，有独立入罪的必要，这是罪刑法定原则的要求。其次，将危险驾驶行为独立成罪，设置相应的法定刑，使不同危险驾驶行为按其社会危害性与刑事责任承担不同的刑罚，做到罪责刑相适应。这样既可以保持我国刑罚体系的协调性，又避免了上文中提到的因主观罪过不同对此类行为判处刑罚时出现畸轻畸重的局面。

3.设立危险驾驶罪符合我国社会风险控制的需要。当道德、宗教、社会舆论等手段失去其约束力，行政法规、规章制度也无法有效地发挥其作用时，那么用最严厉的国家制裁方法即刑罚进行惩处阻却这种行为就是必要且正当的。在刑法修正案（八）颁布后，网上做了一项关于“您支持刑法中单设危险驾驶罪么？”的调查。认为应对酒驾规定较重法定量刑的有15039票，占92%；持相反意见的有1059票，占6.5%；认为说不清楚的有240票，占1.5%。由此可见，设立危险驾驶罪符合我国的国情现状，是民心所向，是尊重公民的生命财产权，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实在体现，是社会主义民主法制不断健全的体现。

四、危险驾驶行为入罪的立法对策

危险驾驶行为入罪应依照罪刑法定原则区别定性：在没有确切证据可以证明行为人有报复社会等心理的情形下，应当以交通肇事罪定罪处罚。如果有证据可以证明行为人的确怀有对社会的仇恨心理，应当依照以其他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定罪处罚。此外，对于现行刑法的确无法合理规制的某些造成严重后果的一般危险驾驶行为，笔者认为，可以借鉴英国、日本等国家的立法经验，并结合我国惩治交通犯罪的实践需要，增设危险驾驶罪，以维护正常交通秩序和行人车辆安全。但在具体规制上需要注意两个问题：

1.危险驾驶罪是危险犯。正如前述部分的分析，面对危险驾驶行为引起的恶通事故频发的现状，人们的生活的潜在危险也飞跃式地增大。许多犯罪行为一旦得逞，便会造成不可估量的侵害结果。所以，我们不能等待造成侵害结果后再处罚，而必须对各种法益进行提前保护，这也是刑法保护早期化特征的体现。因此我国有必要将危险驾驶规定为一种危害公共安全的危险犯，即行为人实施的危害行为只要造成法律规定的发生某种危害结果的危险状态就构成犯罪既遂的情形。

2.危险驾驶罪刑罚的设置应考虑和相关法律规范的前后衔接。危险驾驶行为在实际中情形千差万别，有可能致人重伤、死亡的，因此适用刑罚是必须符合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对首次危险驾驶，未导致人员死伤或重大财物损失后果的，一般进行行政处罚；如行为人第二次实施危险驾驶（未导致严重后果），则构成犯罪，依危险驾驶罪对当事人处以刑罚。此外，在危险驾驶罪中应设置相应的罚金刑，行为人背负自由刑的同时承担罚金刑的压力，会让行为人更加深切地感受到危险驾驶肇事所带来的苦果，会增强危险驾驶肇事罪的威慑力，对犯罪起到很好的预防作用。

针对现实情况，刑法修正案（八）将危险驾驶罪包括在内，相信其通过也是必然的。我国刑法增设危险驾驶罪，将有力于弥补刑法交通犯罪的立法缺陷，统一危险驾驶犯罪定罪量刑标准，方便司法适用，提高司法效率，维护司法公正，有效惩治危险驾驶交通犯罪，阻遏交通犯罪发展势态，从而促进和谐社会建设。但法律不是万能的，百分百地解决危险驾驶行为，还需要全社会的努力，提高防范风险的意识，树立“饮酒不驾车，驾车不饮酒”的社会风尚，处理好法制与社会观念的关系，认真贯彻综合治理的方针，才能有效治理危险驾驶行为，营造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

参考文献：

［1］ 李朝晖.危险驾驶行为独立犯罪化刍议［J］.江西社会科学，2009，（9）：182-187.

［2］ 吴亚安.危险驾驶犯罪之刑法规制［J］.管理工程师，2010，（4）：55-59.

［3］ 肖中华，王海桥.危险驾驶犯罪的刑法界定［J］.法学论坛，2009，（6）：33-38.

［4］ 刘远.危险驾驶的刑事责任问题探究［J］.法学论坛，2009，（6）：30-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