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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贸范文10篇

时间：2023-03-29 05:08:41

国贸范文篇1

1950年以来的58年间，我国有20年出现贸易逆差，37年出现贸易顺差，1年达到贸易平衡。我们将1950年以来我国贸易差额变化分为三个阶段。

(一)贸易差额规模较小阶段(1950年至1977年)。在这28年间，有10年出现逆差，其中，1950年逆差最小，为0.3亿美元，1974年逆差最大，为6.7亿美元，平均每年逆差为2.6亿美元；有18年出现顺差，其中1961年顺差最小，为0.4亿美元，1973年顺差最大，为6.6亿美元，平均每年顺差为2.68亿美元。这一阶段无论是顺差还是逆差规模都很小，变动幅度也很小。

(二)以贸易逆差为主阶段(1978年至1993年)。在这16年间，有10年出现逆差，平均每年逆差为63.5亿美元，规模超过100亿美元的有3年，1985年逆差最大，为149亿美元；有5年出现顺差，平均每年顺差为50亿美元，1983年顺差最小，为8.4亿美元，1990年顺差最大，为87.4亿美元；有1年出现贸易平衡。这一阶段，总体上是以逆差为主的。

(三)持续贸易顺差阶段(1994年至2007年)。从1994年开始，我国进入持续贸易顺差阶段。1994年至2004年，11年累计顺差达到2819.3亿美元，每年平均顺差规模为256.3亿美元，大部分年份顺差规模均维持在200－400亿美元之间。2005年顺差1020亿美元，2006年1775亿美元，预计2007年可达2600亿美元，这三年贸易顺差规模持续扩大，平均顺差规模将达到1798亿美元。

二、贸易顺差的国际比较

与世界主要工业化大国相比，我国贸易顺差主要有三个特点：

(一)我国贸易顺差持续时间不算长。从历史上看，英国、美国、德国、日本在其工业化过程中均出现过大规模的贸易顺差，而且持续较长时间。英国工业革命后的1784年至1913年，贸易顺差持续129年，其后顺差也时有出现；美国自1874年至1970年的97年中，有93年顺差；德国自1952年以来，连续55年顺差，近5年来顺差规模一直位于世界第一，2006年顺差达2021亿美元，占出口总额的18.2％；日本自1981年以来连续26年顺差，连续18年高居世界第一。而我国从1994年开始连续出现贸易顺差也不过只有14年。从国际经验看，一般各国都是在国际收支出现较大负数情况下，才把国际收支平衡作为宏观调控目标。很少有国家在顺差时要求贸易实现平衡。德国、日本长期存在较大贸易顺差，但都强调是市场经济作用的结果，是“德国制造”、“日本制造”得到世界公认，是外需强劲的结果。这对我们回应近年来欧美等西方国家以顺差为借口不断对人民币升值施压，突破外国贸易壁垒和封锁，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二)我国顺差规模增长幅度最大。我国贸易顺差2004年为320亿美元，2005年、2006年、2007年，依次增加了700亿美元、755亿美元、825亿美元。而德国贸易顺差从2001年的955亿美元上升到2002年的1328亿美元，属于年度最大增幅，只增加了373亿美元。日本贸易顺差从1997年826亿美元上升到1998年的1073亿美元，属于最大增幅，也只增加了247亿美元。

(三)我国顺差占出口总额比重仍处于合理水平。目前我国顺差占出口总额的比重，与德国相当，比日本最高点还低一些。2006年，我国顺差占出口总额比重为18.3％，德国为18.4％，日本为11％。日本、德国和我国顺差占出口总额比重(在持续顺差期间)最高水平进行比较，日本最高(39％，1986年)，我国(23.7％，1998年)略高于德国(22.6％，1988年)。

三、我国贸易顺差规模剧增的原因

2005年以来，我国贸易顺差规模急剧扩大，主要原因有以下几点：

(一)国际制造业加速向我国转移，由此转移部分贸易顺差。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国际制造业加速转移，在亚太地区形成了以我国为加工装配中心，以东亚为原材料和零部件供应方，以美欧为技术研发方、品牌持有方和主要市场的产业链，使我国对美欧顺差在很大程度上替代了东亚对美欧顺差。2006年，我国对美国顺差1443亿美元，对欧盟顺差917亿美元。而同期我国对台湾地区逆差663亿美元，对韩国逆差452亿美元，对日本逆差240亿美元，对东盟逆差182亿美元，以上逆差累计达到1537亿美元。

(二)国际市场需求强劲，对我国形成严重依赖。近几年世界经济持续增长，对我国产品需求强劲。2004年至2007年，世界经济增长率超过3.0％，最高达5.4％，世界贸易增长率均在6.0％以上，最高达8.0％。我国制造业基地珠三角、长三角地区很多企业反映，近年来出口订单明显增加，一些公司由以前的抢订单变成挑订单。有些公司由于订单量都很大，而且客户还在继续加单，公司春节期间没有放假，各生产线都已满负荷运转。随着我国出口产品国际市场份额的不断提高，国际市场对我国产品的依赖程度也不断增强。目前，我国超过50种机电产品占世界市场份额80％以上，轻工产品占60％甚至达到70％，纺织产品占30％。从短期看，国际市场采购商没有替代选择，只能从中国采购。(三)我国经济发展阶段决定了大规模顺差有其历史必然性。随着经济全球化不断深入和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特别是加入世贸组织后，我国制造业产业链迅速伸延，配套供给能力大大提高，国产材料和配件的竞争力不断增强，在全球产品供应体系中所处的地位稳步上升，“中国制造”已得世界公认。目前我国是世界消费品生产和出口大国，而很少从发达国家进口消费品。由此可见，我国大规模顺差产生是目前经济发展阶段的必然反映。

(四)我国特殊贸易结构是造成大规模顺差的客观原因。从进出口商品结构看，我国进口产品以能源、原材料、技术设备为主，出口以低附加值的消费品和机电产品为主。在国内投资需求减弱的情况下，这种贸易结构一方面造成能源、原材料、技术设备进口增速减缓，另一方面由于国内市场容量有限造成制成品出口大量增加。从贸易方式看，我国加工贸易占据半壁江山，虽然一般贸易顺差很少且经常出现逆差，但由于加工贸易存在大量顺差，使加工贸易顺差在弥补一般贸易和其他贸易方式逆差后，还出现较大规模顺差。(五)国内综合优势集中释放造成大规模顺差。一是我国劳动力优势明显。我国劳动力资源丰富，价格低廉，素质相对较高，具有不同知识层次的人才储备，适合工业制造业上、中、下游各个环节对各种层次人才的需求，使我国劳动力资源无论在绝对数量还是质量层次上均具有优势。二是投资环境明显改善。几年来我国通过发行国债扩大固定资产投资规模，铁路、公路、能源、通讯等基础设施建设加快，为吸引外资、扩大出口创造了良好的基础设施环境。三是产业综合配套能力大大增强。随着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我国制造业产业链迅速伸延，配套供给能力大大提高。目前我国珠三角和长三角地区已形成电子信息、光机电一体化、家电、机械、光学仪器等比较完备的产业集群，在方圆数公里之内，企业均可实现产品配套。尤其是加入世贸组织以来这几年，国际产业加速向我国转移，制造业产能快速扩张，目前已进入集中释放期，推动了出口大量增加。

在一国工业化的过程中，随着制造业竞争力的不断提高，出口能力明显增强，出口规模不断扩大，同时国内生产对进口的替代效应越来越强，贸易顺差的出现不可避免。目前我国所处的国际分工地位、经济发展阶段及自身资源优势决定我国贸易顺差的产生有其历史必然性。

四、我国贸易顺差走势

从近期贸易顺差情况看，我国进出口增速有所放缓，进出口差距有所缩小。这种发展趋势还将会持续下去，主要原因有：

(一)我国人民币持续升值。我国从2005年7月实行汇率改革，当月人民币即升值2％，之后人民币累计升值已经超过10％。预计今后我国人民币还将会保持小幅升值态势。随着人民币持续升值，其抑制出口、扩大进口的作用将会进一步显现。

国贸范文篇2

关键词:低碳贸易；低碳转型；出口贸易

随着低碳经济发展，作为世界经济增长发动机的世界贸易也将显现出一系列的低碳化发展趋势，高耗能，高污染产品在世界贸易的比重将逐步趋于下降，而低耗能，低污染产品在世界贸易的比重将趋于上升。可以说“低碳贸易”已成为全球热点，欧美等发达国家已大力推进以高能效、低排放为核心的“低碳革命”，投入研发“低碳技术”，并对产业、能源、技术、贸易等方面进行整体布局和规划，以抢占先机和产业制高点。因此贸易低碳转型是大势所趋，也是我国产业结构调整、能源结构优化以及跨越式发展的有效途径。

一、中国贸易低碳现状

(一)贸易大国并非贸易强国。自十一届三中全会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中国对外贸易飞速发展，对外贸易进出口额年年攀升。改革开放初期(1978年～1991年)，我国对外贸易进出口总额由206.4亿美元增长至1356.3亿美元，我国外贸地位在世界的排名从第32位跃居第11位；入世后，我国的进出口贸易更是有了突飞猛进的增长；2004年，我国进出口总额在世界上的排名已上升到了第3位；2019年，我国进出口贸易总额达到31.55万亿美元，比1978年增长将近1530倍。与此同时，由于技术水平相比发达国家要低，很长一段时间，我国出口的产品主要是劳动密集型的初级产品，工业附加值不高。加入WTO之后，随着我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和技术的创新，工业制成品在出口贸易商品中的比重逐年下降，但劳动密集型产品和资源密集型产品所占比例依然较大，因此，我国虽成为了贸易大国但还不是贸易强国，尤其在低碳贸易的主战场上，中国必须加快贸易结构的调整。很多“高污染、高消耗、高投入”的中国企业因此正处于“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二)高碳产能过剩。目前我国仍处于新型工业化、城市化建设大力推进的阶段，工业尤其是重化工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远高于西方发达国家，但如今中国进行工业化所处的外部环境与发达国家相较已经发生了很大的不同，一个非常显著的不同之处就是，中国的工业化正受到来自资源和环境的两大约束。一方面，工业化必然伴随着煤炭、石油、天然气等化石能源的大量投入使用，随着经济规模的扩大、产业结构调整，经济高速增长对能源的依赖明显上升，而我国的能源生产已不能满足能源消费，尤其是石油、天然气等能源缺口不断扩大，这些缺口不得不依靠进口来弥补，对能源进口的持续增加将使我国能源安全面临严重威胁，也使我国面临巨大的国际资源市场价格风险。另一方面，从长期来看贸易国对碳排放的约束会越来越严格，“碳关税”“绿色贸易壁垒”会使得我国工业生产和出口产品的成本越来越高。但在这种日趋严厉的全球范围的资源环境约束形势下，我国出口贸易中诸如钢铁、水泥、平板玻璃等获得政府能源补贴的重化工业普遍存在着持续的、大规模产能过剩的情况。(三)能源利用率低。能源是一国国民经济的重要物质基础，其开发及利用效率的高低是一国生产技术水平和生活水平高低的重要标志。我国虽然是能源生产大国，拥有较为丰富的化石能源资源，尤其是煤炭资源在所有资源储备中占主导地位，但其他优质能源资源相对不足。同时，我国也是能源消费大国。据国家统计数据显示，2010年～2019年我国能源消费总量由36.06亿吨标准煤上升至42.99亿吨标准煤，且呈逐年增长的态势，能源消费中以煤炭消费为主。从行业来看，冶金、化工、制造、建材、纺织、橡胶等行业的能源消费占工业能源消费总量70％以上，这些高耗能产业对能源的需求量非常大，但由于能源技术水平较低和管理水平相对落后等原因，导致能源的利用率却不高。(四)中国外贸出口的碳排放逐年上升加入WTO之后，我国进出口贸易迅速发展，工业、制造业的发展也明显加快，以致对能源的需求和消耗也急速升高，受资源禀赋的影响，我国煤炭资源丰富，其他能源如天然气、石油的储存量却较低，能源消耗主要以煤炭为主，而煤炭消耗所带来的碳排放量是各种能源中最高的，因此，我国碳排放总量也呈现出急剧上升的势头，2006年更是超过了美国，成为全球碳排放第一大国。我国出口贸易产品中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煤炭开采业、金属冶炼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石油天然气开采业及化学行业均为高碳排放行业。出口贸易中隐含碳排放量基本处于逐年增加的态势。

二、中国贸易低碳转型面临的问题

(一)低碳技术存在障碍。低碳技术是低碳贸易发展的核心。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早在上世纪就已实现了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开启以第三产业为核心的经济发展模式，高度重视对低碳经济的探索和发展，其低碳技术相对成熟，低碳生产已初具规模。而我国仍处于工业化阶段，对低碳经济发展还处于探索和起步的阶段，低碳技术水平远低与发达国家，尤其是能源生产利用技术与发达国家存在较大差距，大部分企业现代化水平不高、生产设备和生产技术更新慢、管理水平落后、能源利用率低，部分生产劳动密集型产品的中小企业生产效率更低。而且我国低碳技术往往是通过国际技术市场购买引进，发达国家为了维护其竞争优势，限制低碳技术转让条件，对关键技术进行技术封锁、漫天要价，这无疑增加了我国发展低碳经济的成本和难度，制约了我国外贸的低碳转型。(二)低碳立法不够完善。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和全球一体化进程的加快，我国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不可或缺的成员之一，我们已经融入到世界经济发展的浪潮中，环境问题、能源问题、经济持续问题等多方因素使得低碳经济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必然方向，而发展低碳经济、低碳贸易必须要有制度保障，我国与低碳经济相关的法律制度建设才刚起步，已经制定了《节约能源法》《清洁生产促进法》《可再生能源法》《煤炭法》等法律，这些法律对节约能源资源、提高能源转化率、控制CO2排放等方面提供了有力的保障。但低碳经济法律制度体系不是单靠几部法律就能建好的，低碳经济相关立法还有很大的完善空间。(三)快速增长的碳排放量使得压力倍增。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我国能源消费总量也在不断攀升。尽管中国正在实施的一系列国家节能减排措施效果显著，碳排放量年增长率在持续下降，但仍是世界上新增碳排放量最多的国家。碳排放量的不断增加使得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问题日渐突出，这不仅使得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和产品结构的调整面临巨大压力，也成为了西方发达国家对我国施压的重要理由，贸易国通过征收“碳关税”、设置“技术壁垒”“绿色贸易壁垒”的方式提高对我国出口产品的准入条件和市场准入门槛，对我国的出口贸易带来了非常不利的影响。可以预见，在未来的国际往来中，由于绝对碳排放量的不断增加，中国必然面临来自西方发达国家和其他附和发达国家的发展中国家越来越大的压力。

三、推动我国贸易低碳转型的几点措施

(一)加强低碳技术的开发与创新。要增强出口产品的竞争力，抵御碳关税、规避绿色贸易壁垒，实现我国从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转变，唯一的途径就是走低碳贸易之路。而低碳贸易发展的核心就是低碳技术。因此，政府要做好低碳发展规划，营造低碳发展的社会氛围；创新低碳技术，不断深化产业结构调整，改造传统高碳产业、促进高碳产业向低碳转型；加大对科研机构的投入，尤其是对低碳技术研发机构的投入，加快低碳技术创新并做好低碳技术的示范和推广；鼓励和引导企业进行低碳领域创新，开发低碳技术、生产低碳产品。此外，敞开国门积极主动与发达国家进行技术交流与合作，引进低碳经济发展先进国家的技术和人才，加强国际合作。(二)建立健全低碳发展法制保障。我国现有与低碳相关的立法工作包括：《清洁生产促进法》《循环经济促进法》。这两部法律为我国倡导节能减排，发展低碳贸易提供了基本法制保障；《环境保护法》《环境影响评价法》《大气污染防治法》等环境保护立法是低碳立法的重要组成部分；《可再生能源法》《节约能源法》《矿产资源法》《煤炭法》《电力法》这些调整能源关系的法律也是低碳经济发展法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此外，我国还有适时开展一些环境和资源领域法律的修改工作。但现存这些环保法律体系在碳发展领域仍然存在不足和空白。发达国家在促进低碳经济发展的立法体系建设方面已经形成了较为成熟的理念和思路，我们可以在总结和汲取发达国家在促进低碳经济发展的立法经验和措施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国情，制定和实施适合我国低碳发展的能源法律、法规，建立健全与碳排放相关的法律体系，并对已有的法律法规，不断地修改、修订和完善，增强法律法规的可操作性，增加法律法规与低碳经济发展的适应性。(三)制定和实施向低碳经济倾斜的激励政策。低碳经济是低碳贸易的基础。在促进低碳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国家引导是一方面，另外也需要制定和实施向低碳经济倾斜的激励政策。大多发达国家就采用了如贷款、税收和补贴等方面的经济激励政策。财政政策方面，可采取与能源、环境相适应的补贴和税收政策。对于利用新能源、运用低碳技术、碳排放少的企业给予低碳补贴，这样有利于降低企业的生产成本，提高其积极性；而对于高能耗、高污染、高碳排放的企业征收碳税。短期来看，碳税措施会提高这类企业的生产成本，打击企业的生产积极性；但长期来看，碳税措施可促进企业进行技术创新，节约能源，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对节能减排有很大的促进作用。货币政策方面，国家要充分发挥金融对低碳经济的调节作用，比如可以在信贷方面制定一些优惠措施，对于符合低碳生产的企业给予政策优惠；中央银行可引导各商业银行在防范风险和确保盈利的前提下为低碳经济项目提供融资便利，通过这些金融机构调节，使更多的资金流入到低碳行业中去，推动低碳经济的发展，促进低碳贸易的成长。(四)进一步优化贸易结构。目前我国外贸结构仍以能耗大、排放高的工业和制造业为主，而以服务业为代表的能耗低的第三产业比重偏低。要发展低碳贸易，就要在国家低碳经济战略的导向下，大力发展服务贸易，优化服务贸易结构，加快加工贸易的转型升级，对那些能耗高、排放高、附加值低的产品从源头上进行严格的控制，并通过产业结构升级、低碳技术创新，引导出口产品向能耗低、排放低、附加值高的服务业和新兴高科技产业转移，提高出口产品的多样化，提高产品的技术含量，进一步提升我国对外贸易的整体水平和国际竞争力。经济全球化趋势和贸易开放促进了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但由此所产生的环境问题又反向制约着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阻碍了我们从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的迈进。而党的报告中将生态文明建设提升为千年大计，为我们发展低碳贸易指明了方向。因此中国应尽快转变贸易发展方式，从政策、立法、技术创新等多方面推动对外贸易产能调整，优化产业结构，促进对外贸易的绿色低碳发展。

参考文献：

[1]贾林娟.全球低碳经济发展与中国的路径选择[D].东北财经大学,2014.

[2]肖莎.我国出口贸易与低碳经济关系及协调发展研究[D].天津商业大学,2016.

[3]冯碧梅.“一带一路”视角下我国低碳贸易体系构建——以福建省为例[J].发展研究,2017(02):81-87.

[4]张剑波.低碳经济法律制度研究[D].重庆大学,2012.

国贸范文篇3

1999年1月26日，欧共体根据DSU第6条请求设立专家组。“争端解决机构”（DSB）同意了这一请求。巴西、喀麦隆、加拿大、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古巴、多米尼加、多米尼加共和国、厄瓜多尔、中国香港、印度、以色列、牙买加、日本、韩国、圣路西亚和泰国保留作为第三方参加专家组程序的权利。1999年12月22日，专家组将报告散发给所有成员。2000年1月27日，DSB通过了专家组报告。

一、本案事实

（一）美国贸易法“301条款”

本案争议的问题是美国贸易法“301条款”是否违反WTO的有关规则。

美国贸易法“301条款”是指1974年《美国贸易法》第3编第1章（第301－310节）的内容，标题为“实施美国依贸易协定所享有的权利和回应外国政府的某些贸易做法”。

1、基本内容

第301节（a）适用的情况是，“美国贸易代表（USTR）根据第304节（a）（1）确定，（A）美国依据任何贸易协定的权利正在受到否定”或“（B）外国政府的法律、政策或做法－（i）违反了任何贸易协定的规定，或者否定了美国依该协定所享有的利益，或者（b）是不正当的，并且给美国商业造成了负担或限制。”如果存在这些情况，USTR就应根据总统的具体指令，采取该法授权的行动，以实施美国的权利，或消除外国政府的法律、政策或做法。所采取的行动是为了影响该外国的货物或服务，并在价值上相当于美国商业所受限制的水平。

但在以下四种情况下，不要求USTR采取行动：

（1）DSB通过了报告，认为美国依据WTO协定的权利没有受到否定，或者有关法律、政策或做法“（I）没有侵犯美国的权利或与该权利不一致，或者（II）没有否定、抵销或减损美国依据任何贸易协定的利益。”（第301节（a）（2）（A））。

（2）USTR认为外国正在采取令人满意的措施给予美国依贸易协定所享有的权利（第301节（a）（2）（B）（i））。例如，WTO成员承诺在DSU第21条规定的合理期限内实施有利于美国的DSB建议，就曾被USTR认为是“令人满意的措施”，可以终止调查，不采取行动。

（3）该外国同意取消或逐步取消有关做法，或者同意立即解决对美国商业的负担或限制，或者向美国提供令USTR满意的贸易利益补偿。（第301节（a）（2）（B）（ii）、（iii））。

（4）对美国经济的负面影响大大超过采取行动所得到的利益，或者严重损害美国的国家安全（第301节（a）（2）（B）（iv）、（v））。

第301节（b）适用的情况是，外国的做法虽然没有否定美国依贸易协定所享有的权利或利益，但这些措施是“不合理的、歧视性的，给美国商业造成了负担或限制。”不合理的做法包括：否定设立企业的机会，没有保护知识产权，出口鼓励，容忍私营企业的反竞争行为，否定工人权利。歧视性的做法包括：否定了美国货物、服务或投资的国民待遇或最惠国待遇的做法。如果存在这些情况，USTR按照总统的具体指令，应采取报复行动。

2、授权采取行动的范围

第301节（c）授权USTR“中止、撤回或阻止适用贸易协定减让的利益”，或者“在USTR认为适当的时间内，对该外国的货物征收关税或实施其他进口限制，以及对其服务征收费用或实施限制”。如果该外国的做法不符合普惠制等法定免税标准，则USTR也有权撤回、限制或中止该待遇。此外，美国可以与有关国家签订有约束力的协定。

2、程序

“301条款”为美国公民提供了一种途径，可以请求美国政府对潜在的违反国际贸易协定的行为进行调查和采取行动。这些条款还授权USTR主动发起这种调查。USTR是内阁级别的官员，服从总统的命令，在总统的指导下工作，并协助总统工作。

根据第302节的规定，调查既可由公民提起，也可由USTR主动发起。如果有人提出请求，则USTR必须在45天内决定是否发起调查。第303节规定，如果发起调查，则USTR必须在发起调查之日，但最迟不得晚于此后90天，要求与有关国家磋商。

第303节（a）（2）规定，如果调查涉及贸易协定，而在该协定规定的磋商期限内或自要求磋商之日起第150天（以较早者为准）未达成双方接受的解决方案，USTR就必须要求开始贸易协定所规定的正式争端解决程序。

第304节（a）规定，争端解决程序结束后30天或调查发起后18个月（以较早者为准），根据调查和磋商的结果，USTR应确定美国的权利是否正在受到否定。如果答案是肯定的，则USTR应同时决定采取什么行动。

第306节（a）要求USTR监督外国政府实施承诺的措施或所签订的协定，以解决争端，实现美国依贸易协定所享有的权利。第306节（b）规定，根据监督的结果，如果USTR认为外国没有令人满意地实施该措施或协定，则应确定应当采取什么样的进一步行动；如果该措施或协定涉及实施WTO争端解决程序所作出的建议，则USTR应在不迟于DSU第21条所规定的合理期限届满后30日，确定采取什么行动。

第305节（a）（1）规定，按照总统的具体指令，USTR应在作出决定后30日内实施有关行动。但第305节（a）（2）（A）规定，如果请求采取行动者或该行动的受益产业提出请求，或者USTR认为正在发生实质性的进展，或有必要推迟采取行动以获得美国的权利或令人满意地解决争议，则可以最多推迟180天采取行动。

（二）当事方的主张

1、欧共体的主张

欧共体请求专家组确认：

（1）“301条款”与DSU第23条第2款（a）不一致：第304节（a）（2）（A）要求USTR确定另一成员是否否定了美国依WTO协定所享有的权利或利益，而不管DSB是否通过了专家组或上诉机构有关该事项的裁决；第306节（b）要求USTR确定DSB的建议是否得到实施，而不管DSB第21条第5款有关该事项的程序是否结束。

（2）“301条款”与DSU第23条第2款（c）不一致：第306节（b）要求USTR，在DSB的建议未得到实施的情况下，确定应采取的进一步的行动；第305节（a）要求USTR实施这一行动。这些要求都没有考虑到DSU第21条第5款和第22条的程序是否已经完成。

（3）第306节（b）与GATT1994第1条、第2条、第3条、第8条和第11条不一致，因为它要求在涉及货物贸易争端时，USTR应征收关税、费用或实施限制，而这违反了GATT1994的一项或多项规定。

总之，欧共体认为，在乌拉圭回合协定生效后，美国仍然保留和适用“301条款”，违反了美国与乌拉圭回合其他参与者之间的所达成的协议。欧共体认为，这个协议就是以DSB报告和中止减让授权的实际上必定通过，换取美国完全放弃长期实行的单边行动政策。但“301条款”仍然要求采取单边行动。此外，欧共体认为，即使“301条款”可以解释为允许USTR避免采取与WTO不一致的决定和行动，但也不能视为美国实施其WTO义务的明确的法律基础，而缺乏“明确的法律基础”将对WTO其他成员及其经济操作者构成一种威胁和法律上的不确定性，进而根本性地损害多边贸易体制的“安全性和可预见性”。

为此，欧共体请求专家组作出裁决，认定美国没有使其1974年《贸易法》与DSU第23条及GATT1994第1条、第2条、第3条、第8条和第11条相一致，其行为违反了这些规定及《WTO协定》第16条第4款所规定的义务，因此抵销或减损了欧共体依DSU、GATT1994及《WTO协定》的义务。因此，欧共体建议DSB要求美国使其1974年《贸易法》与DSU、GATT1994及《WTO协定》相一致。

2、美国的主张

美国要求专家组驳回欧共体的全部主张。美国认为：

（1）第304节（a）（2）（A）并非与DSU第23条不一致，因为欧共体没有证明，该条款要求USTR在没有DSB裁决的情况下确定美国依贸易协定所享有的权利受到了否定。

（2）第306节（b）并非与DSU第23条不一致，因为欧共体没有证明，该条款要求USTR确定美国依贸易协定所享有的权利受到了否定。

（3）第306节（b）和第305节（a）（1）并非与DSU第23条不一致，因为欧共体没有证明，这些规定要求USTR未经DSB授权就中止减让。

（4）第306节（b）并非与GATT1994第1条、第2条、第3条、第8条和第11条不一致，因为欧共体没有证明，这一规定要求以与DSB授权不一致的方式中止减让。

（5）“301条款”并非与第16条第4款不一致，因为它们没有要求采取违反DSU或GATT1994任何规定的行为，也没有排除与这些义务一致的行为。

总之，美国认为，欧共体是借法律分名义提起了一起政治案件。欧共体的请求是建立在一系列假设基础上的。美国贸易法“301条款”是完全符合DSU的规则和程序的：第304节允许USTR依据通过的专家组和上诉机构裁决作出决定；第305节和第306节允许USTR根据DSU第22条请求和接受对中止减让的授权。

二、专家组裁决

专家组认为，本案的政治敏感性是显而易见的。美国自己就声称，“301条款”不是一个普通的法律。在16个第三方成员中，12个对该法提出批评。

专家组称，他们的职责是司法上的。根据DSU第11条，专家组“应对审议的事项作出客观评估，包括对该案件事实及有关适用协议的适用性和一致性的客观评估，并做出可协助DSB提出建议或提出适用协议所规定的裁决的其他调查结果。”因此，专家组的职责限于欧共体的具体请求。专家组没有被要求对“301条款”与WTO协定的一致情况作出一个总体评价；专家组没有被要求审查适用“301条款”的个案中美国的行为与WTO的一致性；专家组也没有被要求审查USTR所采取的决定和行动未涉及美国依WTO协定所享有的权利时，这些规定是否与WTO一致，包括授权USTR确定某一事项是否超出了WTO协定范围的规定。

（一）第304节是否与DSU第23.2条（a）不一致

1、双方的主张

欧共体主张，第304节授权USTR“单方面”确定另一WTO成员是否侵犯了美国依WTO所享有的权利。欧共体称，USTR的决定必须在依第302节发起调查之日起18个月内作出。这一日期一般与依据DSU提起的磋商请求一致，但DSU程序可以持续19个半月。因此，即使DSU未就此事项作出裁决，依据第304节也必须作出决定，因而违背了DSU第23.2条（a）。

美国称，第304节并没有强迫USTR在WTO专家组或上诉机构未作出裁决的情况下，就美国的权利受损害作出决定；不仅如此，第304节（a）（1）的决定必须以WTO争端解决程序为基础，这就预先排除了在DSB作出裁决之前确定美国权利受损害的情况。美国称，第304节只是要求USTR确定美国权利“是否”（而非“是”）受到了损害。根据美国的观点，USTR有权确定不存在违反的情况，DSB未确定违反的情况，违反的情况将于DSB通过专家组或上诉机构裁决时予以确定，以及正在进行的调查必须终止。美国还辩称，完成争端解决程序的有关期限，即从请求磋商到DSB通过报告，不是欧共体所说的19个半月，而是16个月零20天。

2、对第304节用语的初步裁决

专家组认为，从第304节用语本身，提交的证据和观点，以及WTO相关规定的解释等各个方面看，对第304节的用语可以得出如下结论：第一，根据第304节（a）（2）的用语，USTR必须在提出磋商请求后18个月内就美国的权利是否正在受到损害作出裁决。这是一个强制性的规定，立法部门未给行政部门留有自由裁量权。第二，DSU中多数的时限，要么是最低时限，上不封顶；要么是最高期限，但仅仅是指导性的。DSU程序，从请求磋商到DSB通过裁决，可能超过18个月，实践中也常常超过18个月。因此，在某些情况下，USTR是可能会在DSU多边程序结束前就美国权利是否受损害单方面作出决定的。事实上，USTR也是这样做的。第三，虽然USTR必须在18个月内作出决定，但根据第304节的宽泛授权，并不存在强迫他在DSU程序结束前确定美国依WTO所享有的权利已经受到损害的情况（即“不一致的决定”）。第304节（a）要求USTR在8个月内确定美国权利“是否”正在受到损害，并没有要求在18个月结束时确定美国的权利“是”受到了损害。这就给USTR很大的自由裁量权以确定该决定的内容。第四，根据第304节的用语，并不排除作出这种“不一致的决定”。总之，第304节授权USTR在某些情况下于DSB作出裁决前单方面决定美国权利是否受到损害，但第304节既没有要求，也没有排除USTR作出“不一致的决定”。第304节的用语将18个月后，甚至在DSU程序结束前，单方面作出“不一致的决定”的权力授予了USTR。

3、第304节的用语与成员根据DSU第23条的义务

如上所述，第304节并没有强性要求USTR作出“不一致的决定”。因此，专家组要审查的问题，就是第304节本身，而不是在具体适用时，是否违反成员根据DSU第23条第2款（a）所规定的义务。专家组首先对DSU第23条进行了解释。

（1）DSU第23条义务的双重性质

第23条的标题是“多边体制的加强”，其主要目的是为了防止成员在涉及WTO权利和义务时单方面解决其争议，要求成员遵守DSU的多边规则和程序。第23条的含义是：应由WTO通过其DSU程序，而不是由个别WTO成员，确定存在与WTO不一致的情况；应由WTO或争端双方通过第21条的程序，而不是由个别WTO成员，确定实施DSB建议和裁决的合理时限；应由WTO通过第22条的程序，而不是个别WTO成员，在达不成协议的情况下确定中止减让的水平或因为与WTO不一致而实施的其他义务，以及授权实际实施这些中止减让。因此，第23条明确禁止WTO成员在任何争议中采取单方面的具体行动。这是第23条的第一类义务。

但专家组在本案中的任务，不是审查在某一特定争议中依据第304节采取的具体行动是否符合WTO，而是确定第304节本身是否违反DSU。这便涉及了第23条的第二类义务。

总的说来，GATT实践、《WTO协定》第16条第4款以及近期的WTO专家组报告，都非常明确地表明，这样的立法本身，即使不在具体情况下适用，也是可能违反GATT/WTO义务的。例如，在GATT实践中，对进口产品进行税收歧视的法律，即使没有具体适用于具体产品，即还没有产品受到歧视，就是与GATT不一致的。《WTO协定》第16条第4款更明确确认，这类立法有可能违反WTO，因为该款规定，每个成员都应确保其法律、法规和行政程序与其在WTO各协议中的义务相一致。“法律、法规和行政程序”都是一般适用的措施，而不一定是适用于某种具体情况的措施。该款虽然没有扩大WTO各项协议的实质性义务，但扩大了服从这些义务的措施的类型。近期的WTO专家组报告也确认，这种立法即使没有适用于具体情况，也可能与WTO规则不一致。

立法可能如此违反WTO义务，也因此可能违反DSU第23条。专家组认为，这不仅仅是因为有上述案例法和第16条第4款，还决定于第23条义务的性质。

第23条第1款不仅仅是有关违反的具体情况的，它还规定了一个一般性的、具有双重性质的义务。首先，它要求WTO所有成员在寻求纠正WTO不一致行为时，必须援引DSU规定的多边程序。WTO成员应援引WTO争端解决程序，而不是其他的制度，特别是那些单方面实施WTO权利和义务的制度。这一规定可以称为“排他性争端解决条款”，是成员在DSU中权利和义务的重要的、新的组成部分。其次，第23条第1款还要求，成员在援引DSU的争端解决制度时，必须遵守DSU的规则和程序。这个义务是确认性的：成员援引DSU程序，必须遵守DSU的所有规则和程序。

现在看一下第2款。该款从文字上看，就是处理具体争议中的行为的。因此，该款明确是与第1款相联系的，必须结合第1款理解，并且必须服从第1款。

第2款第2、3项是与DSU规则和程序明显抵触行为的例子，而这些规则和程序的覆盖范围显然超过了该款所特别提及的行为。国家的很多行为都可能违反第1款的总义务而没有在第2款中列明。

因此，第23条不仅仅禁止具体争议中的行为，还对成员寻求纠正WTO不一致行为时规定了纪律。所以，有两种违反第23条规定的行为：在某个争议中所采取的临时、具体的行为；通过普遍适用的措施，例如立法或法规，提供一种不援用DSU争端解决制度或不遵守DSU规则和程序的制度。

（2）违反DSU第23条的立法

举个极端的例子，WTO专家组一作出裁定就必须作出“不一致的决定”的立法，显然就是违反DSU第23条的立法。第304节的用语要求，在某些情况下应在DSU程序用尽之前就作出“不一致的决定”，但何时履行这一义务，单方面作出“不一致的决定”，则交由USTR决定。专家组认为，如果USTR在具体的争议中行使这一权利，则美国就符合违反第23条第2款（a）的若干要素。然而，第304节并没有要求USTR在每个具体争议中作出违反第23条的“不一致的决定”，而仅仅是从法律用语看，USTR有权这么做。因此，此处的问题是，这是否违反了第23条的第二种义务，即由于一般性法律这样的普遍适用的措施而违反第23条。

当事方的争论集中在什么样的法律是与WTO义务不一致的。美国坚决认为，只有授权与WTO不一致或者排除与WTO一致的法律才是违反WTO规定的。这是美国抗辩的核心。美国因此认为，第304节从未要求在用尽DSU程序之前作出某一“不一致的决定”，或者排除美国在所有的情况下采取与WTO义务一致的行为，所以该法律不违反第23条。而欧共体同样坚决地主张，某些法律没有授权，但允许采取与WTO不一致的行为，也可能违反WTO义务，而第304节就属于这种性质的法律。

专家组认为，尽管这个问题是双方争论的核心，但抽象地解决关于什么样的法律能够违反WTO义务的争议，与解决本案的争议没有太大的关系。在这种案件中，正确的方法是仔细考察有关WTO义务的性质，然后根据考察的结果审查有关措施。因此，问题是，在正确解释具体WTO义务的基础上，仅仅强制性的还是也包括任意性的国内法是禁止的。并没有一条简单的规则可以适用于所有的国内法。第304节是否违反第23条，首先决定于该条所规定的准确义务。具体地说，即使我们同意美国所说的只有授权与WTO不一致或者排除与WTO一致的法律才是违反WTO规定的，并且确认USTR完全有权确定决定的内容，我们也不能同意美国的说法，即这就一定使第304节符合第23条，因为第23条可能禁止含有某些任意性因素的法律，因而在法律中含有这样的任意性也可能与WTO不一致。美国认为，WTO规定从未禁止任意性的法律。专家组否定这一点，并不等于推翻了过去实践中采用的检验方法，即只有授权与WTO不一致或者排除与WTO一致的法律才是违反WTO规定的。相反，这恰恰是专家组所要使用的检验方法。只是这种检验方法得不出含有任意性规定的法律决不违反WTO这样的结论。例如，如果能够发现第23条中的具体义务禁止某种法律上的任意性，则第304节用语中的任意性就是与WTO不一致的。

前面已经得出过结论，根据第304节的用语，USTR履行法定职责时，有权在DSU程序结束前就作出“不一致的决定”。从第23条的通常含义看，第304节初步构成了对DSU规则和程序的违反。维也纳公约第31条的一般解释规则，以及DSU第23条的条款（不仅仅是抽象地看，而且从其上下文和DSU以及WTO的目标看），都说明了这一点。

4、根据维也纳公约的条约解释规则解释DSU第23条第2款（a）

（1）“条约应根据条约条款的通常含义解释...”

第23条第1款是非常简单的，成员应援引并遵守DSU的规则和程序。这些规则和程序在第2款（a）就具体体现为在用尽DSU程序之前，禁止单方面确定不一致的行为。因此，成员授权在用尽DSU程序之前作出“不一致的决定”的法律违反了成员在第23条中义务的通常含义。换句话说，第23条是WTO成员间的一种相互承诺，以国际法律义务的形式相互担保某种具体行为不会出现，其中第1款尤其表明，如果成员在立法中明确允许去做其承诺不做的事情，那么承诺就违背了，担保就丧失了。

按照这样的理解，第304节所授予的任意权就导致了推定的违反。该节的用语看上去影响了美国遵守其WTO义务。一旦在DSU程序尚未用尽的情况下作出决定，则受影响的成员就受制于USTR的决定，而这种危险正是第23条所要消除的。应当说，这种危险不是能够完全消除的。那些没有有关国内贸易立法的成员，也可以在任何时候决定违反WTO义务，包括第23条的义务。

如果成员没有具体法律规定实施WTO权利的程序，一般只能出现第一种违反的情况，即违反不在DSB对具体争议通过裁决前作出“不一致的决定”的承诺。然而，有些成员，包括美国和欧共体，都通过了立法以寻求纠正违反WTO的行为。制定这种立法的成员可以解释说，这是基于透明度、民主和法治的理念。但成员制定任何法律时，都必须当心不要违反了WTO义务。授权成员去做它在第23条第2款（a）中承诺不做的贸易法律，是违反该项的通常含义的。

（2）“条约必须以善意解释...”

在以第三方的方式解决争端时，理解维也纳公约中的这一要求是非常困难的，而这不仅仅是因为当事一方可能是怀有恶意的。因此，专家组决定考察一下什么样的解释是“较为善意的”，并且只简单地对待这个解释要素。将善意解释的要求适用于第23条，可能不会带来结论性的结果，但会使专家组沿着上述通常含义的方向向前走。

想象一下，有两个农夫，土地相邻，长期争议不断。过去，是用武力和威胁使用武力的自助方式来解决问题的。自然地，使用边界的土地是痛苦的，因为这是危险地带。他们于是签了一个协议，说从此以后一旦有争议，就不采取自助的方式，而完全交由警察和法院处理。他们特别承诺，决不使用武力。协议签订后，一个农夫在边界上竖了一块牌子：“不得进入！进入者一经发现，可被射杀！”

这个农夫当然可以争辩说，牌子上没有说进入者一定会被射杀，因此他没有违背承诺。但这是对承诺“较为善意的解释”吗？

同样，将第23条的义务解释为允许成员在对其WTO伙伴承诺援用和遵守DSU的规则和程序，特别是承诺不在用尽DSU程序前做出决定之后，制定立法允许其行政部门做出这样的决定，这能是善意的解释吗？专家组认为不是。维也纳公约的善意解释要求表明，承诺援用和遵守DSU规则和程序，是承诺不通过制定国内法律采取禁止的行为。不敢说在审阅DSU和WTO的目标之前，如此理解第23条和善意解释规则就是绝对正确的，但这至少看上去是有道理的。因此，专家组否定了美国的观点，即第23条第2款（a）仅指实际的“不一致的决定”或要求做出这种决定的立法。从文本本身看，这种理解也是没有道理的。

（3）“依据条约目的的通常含义...”

专家组认为，与解释第23条有关的DSU和WTO的目的，是在国内和全球创造有助于个人经济活动的市场条件和提供一个安全、可预见的多边贸易体制。

按照“直接效果理论”，对国家施加的义务，应解释为给个人也创设了法律上可执行的权利和义务。欧共体的法律命令和某些自由贸易区协定就是这样的。GATT和WTO目前还没有被其机构解释为产生直接效果的法律命令。WTO也没有做出什么新的法律命令，涵盖成员及其国民。

但认为个人立场与WTO法律制度无关则是错误的。成员接受WTO各种纪律所带来的利益，很多都决定于个人在国内和全球市场的行为。许多纪律的目的，事实上也是WTO的一个主要目的，就是为了创设一个稳定的市场条件，使这些个人活动繁荣起来。《WTO协定》开宗明义，声明成员“在处理它们在贸易和经济领域的关系时，应以提高生活水平、保证充分就业、保证实际收入和有效需求的大幅稳定增长以及扩大货物和服务的生产和贸易为目的。”

给多边贸易体制提供安全和可预见性是该体制的另一个中心目标，对首先上述广泛的目标是必要的。在WTO的所有纪律中，DSU是保护多边贸易体制，并通过这一体制保护市场及其主体的安全和可预见性的最重要文件之一。因此，DSU的规定应依据其目标进行解释，并且解释的方式应当是最有效地实现其目标。所以，不仅仅要看序言的文字，而且要看DSU本身的正面法律规定。

DSU第3条第2款规定：“WTO争端解决机制在为多边贸易体制提供安全和可预见性方面是一个核心要素。各成员认识到它是为了保护各成员在适用协定项下的权利和义务...”

安全和可预见性针对的是“多边贸易体制”，而组成这一体制的不仅仅是国家，而且还有个人经济操作者。贸易常常，并且越来越多地是由私营操作者所从事的。正是通过为这些私营操作者改善条件，成员才能从WTO纪律中获益。违反纪律对成员利益的损害常常是间接的，并且来自对市场及在其中的个人活动的影响。“301条款”本身也承认这种关系。美国采取行动以维护依据适用协定所享有的权利，主要原因之一，就是所谓的违反协议对个人经济操作者带来了影响，而且他们提出了申请。这样，可能就便于在WTO的法律命令中不仅谈直接效果原则，而且可以谈间接效果原则。专家组认为，这并不是专家组的发明制造，而是根植于WTO本身的语言的。另外，这也代表了GATT和WTO多年来的一贯做法，包括专家组和上诉机构报告，以及WTO成员的实际做法。

首先看一下成员有关其国内立法的整体义务。根据传统国际公法，一国不得以其国内法作为不遵守义务的理由。但同样根据传统国际公法，最终可能甚至一定违反义务的立法，本身通常并不导致国家责任。例如，承诺未经适当补偿不得没收外国国民财产的国家，通常只有在外国财产被实际没收的情况下，才承担国家责任。然而，即使在GATT中，在《WTO协定》第16条第4款明确提到普遍性质的措施之前，这类立法在没有适用于具体情况时，也被认为是违法的。相当多的GATT专家组报告都确认了这一点，本案双方也表示同意。

这样的立法违反GATT规则，主要原因之一当然是对个人的间接影响。在仅涉及国家间关系的条约中，国家责任只有在实际违反发生时才产生。但对于其利益部分决定于个人操作者行为的条约，立法本身就可以理解为一种违反，因为它可能会对个人经济活动产生一种“不寒而栗的效果。”例如，GATT1947第3条第2款就不仅仅是在表面上禁止未适用于具体产品的立法，而根据GATT的目标，在GATT的实践中被理解为缔约方不仅承诺不实际采取歧视性的税收，而且不制定有这种效果的法律。

对进口产品实行歧视性税收的有效国内法，本身肯定是违反GATT第3条的，而无需证明在某种具体的情况下是否实际实施了歧视。不仅如此，使进口产品未来可能受到歧视的国内法，一些GATT专家组也认为其违反了第3条，尽管该法尚未生效。更有说服力的是，国内法中税收的歧视性即使不是确定的，而仅仅是有可能，也被GATT专家组认为了第3条的义务。在“阿根廷纺织品和服装案（美国）”中，当审查是否违反GATT1994第2条时，专家组认为，将从价税改为具体税，违反了阿根廷从价关税约束的承诺，尽管根据进口产品的价格，这种变化仅仅是有可能使关税约束被超过。

这些案件背后的理论，都是这种国内法对经济操作者产生了负面影响。个人可能因此改变其贸易方式，购买国产货而不是进口货，以避免立法所宣布的可能的税收，或者仅仅是歧视性税收的风险。这种风险或威胁，一旦变成现实，就会影响进口产品和国内产品之间的相对竞争关系，因为其本身就会使消费从进口产品转向国内产品。例如，这种转变可以是进口产品成本增加，对经济计划和投资产生负面影响，从而有损于进口产品。在“美国超级基金案”中，专家组就认为，GATT第3条和第11条保护缔约方对自己的产品和进口产品之间竞争关系的期待；它们不仅仅保护当前的交易，还对计划未来的交易提供必须的可预见性。因此，第3条第2款不仅仅是不在具体情况下进行歧视的一种承诺，还是对市场和操作者的某种保证，即不实施歧视性税收。

同样，DSU第23条也应按照这些体现了WTO中心目标的原则予以解释。如果在严格的成员对成员的情况下，也许可以坚持认为第23条的义务不适用于威胁但没有实际要求做出单方面决定的立法。但如果考虑该法对个人和市场的间接影响，而保护它们恰恰是WTO的一个主要目标，那么就不宜做这种解释了。

的确，在上述情况下，可能性是否转化为现实性，决定于某些市场要素，例如对进口产品征税所依据的，由国内法所引起的浮动引导价格。在这种情况下，是否转化为现实性就政府机关的决定。但从个人经济操作者的角度看，这并没有什么区别。事实上，预测随意性的政府行为比预测市场条件可能更为困难，从而加大了此处所讨论的国内法的负面经济效果。

当成员在具体争议中违反DSU第23条采取单方面措施时，对其他成员和市场就造成了严重损害。但如前所述，损害的产生不仅仅限于在具体情况下采取实际行动。授权违反DSU规则和程序采取单方面措施的法律可能构成一种持续的威胁，在很多方面产生严重损害。首先，对另一成员直接造成了损害。面临单方面行动威胁的成员，特别是当威胁来自经济上强大的成员时，可能在DSU程序开始之前就对实施威胁成员的要求做出让步了。在很多情况下，手持大棒与实际使用大棒能够达到同样的效果。这种威胁可以使有关成员对其他成员采取不适当的手段，进而扰乱多边争端解决机制旨在培养和建立的稳定和平衡，即成员不论大小强弱，都适用同一套规则和程序，受到同等保护。其次，对市场本身也造成了损害。在贸易争议中可以对其他成员采取单方面行动，可能会促使经济操作者改变商业行为，扰乱贸易。例如，经济操作者可能不敢继续从事受威胁产品的贸易，或不敢继续投资受威胁的行业。现有贸易也有可能受到影响，因为操作者也许需要为可能的违法行为采取特别的保险措施，从而降低了其产品在市场上相对竞争机会。其他操作者与该成员的贸易可能全面受到影响，从而扰乱了潜在的贸易。当国内法允许个人经济操作者启动单边政府行为时，就象“301条款”所规定的那样，对市场的损害可能就更大。这本身并不违法，但经济操作者威胁其外国竞争者要采取国家程序，可能采取单方面违法行动，就另当别论了。这可能会影响他们的竞争经济关系，否定其外国竞争者可能应当拥有的某些商业利益。因此，单边行动的威胁能够象行动本身一样损害市场。

总之，在GATT的实践中，歧视的可能性构成了对GATT第3条的违反，原因是它对经济操作者产生的“不寒而栗”的效果。从第304节的用语看，单方面做出“不一致的决定”的可能性，即使不能肯定这种决定是否做出，也对成员和市场具有同样的效果。其他成员，特别是个人，都不能确定该决定是否会做出。作为国际法律制度一部分的国家可能会期待其他缔约方善意履行其条约义务，而个人则做不到这一点。对DSU第23条也应做这样的解释。

（4）“联系上下文...”

将某项WTO义务解释为禁止“仅仅”有可能采取与WTO不一致行为的国内法，这一点不应轻率地做出。这取决于具体的WTO义务，有关措施，以及具体情况。专家组认为，第23条不仅在字面上看有这种义务，而且其上下文和整个WTO制度下的DSU也说明了这一点。

WTO的争端解决制度更为有效、近乎自动，常常被视为乌拉圭回合协议中根本性变化和主要成就之一。正因为如此，第23条义务对个人和市场的相关性就尤为重要，因为这涉及到WTO的所有实质性义务。如果个人经济操作者不能确信WTO争端解决的连续性，担心在DSU所提供的担保和纪律之外还有单边措施，那么他们对于该体制的每一个实质性义务的信心也会受到伤害。整体利益的损害也会随之而来。专家组认为，DSU的这种保证甚至比WTO实质性规定更为重要。第23条对WTO所有实质性权利和义务有溢出效应，因此维护它所提供的担保尤为重要。

5、审查第304节法律用语的初步结论

专家组认为，看看维也纳公约第31条的其他规定，对第23条第2款（a）的解释也是正确的。因此，成员在第23条中援用并遵守DSU规则和程序，并不单方面做出决定的义务，是为了给成员以及市场和在其中的操作者提供一种担保，不会在WTO权利和义务方面做出这种单方面的决定。

因此，第304节的用语，即授权在DSB裁决通过前做出决定，从法律上保留做出一个有关不一致的决定的权利，应推定为与第23条第2款（a）不一致。授权USTR做出“不一致的决定”，对成员及个人经济操作者产生了一种真实的危险或威胁，即23条第2款（a）所禁止的决定将被实施。USTR作出这种决定的权利，消除了第23条旨在不仅仅为成员，而且也间接为个人和市场提供的担保。从这个意义上讲，USTR的权利没有象美国所主张的那样，确保第304节与WTO一致。相反，正是初步不一致的核心因素。

总之，专家组认为，根据对23条第2款（a）的文本、上下文和目标的审查，第304节是初步不符合23条第2款（a）的。这是由第23条义务的性质决定的。根据第23条，美国承诺援用并遵守DSU的规则和程序，特别是不使用23条第2款（a）所指的单边措施。而在第304节中，美国却从法律上保留了这样做的权利。因此，第304节的用语构成了对23条第2款（a）的初步违反。

6、第304节的非法定要素

（1）专家组分析概述

专家组从法律用语得出了初步违反的结论，但没有说该违反就是确定的。这是正在审查的措施的性质决定的。该措施包括法律用语，还包括机构上和行政上的要素。为了审查整体上是否符合WTO，就必须对这些要素一起评价。

首先看一下法律用语构成初步违反的性质。初步违反的产生，是基于这种可能性，即USTR依该法作出“不一致的决定”，否定了美国的贸易伙伴和市场中的个人根据第23条有权期待的担保。但可以用不同的方式消除这种初步违反的情况。例如，对用语本身进行修改，使得USTR没有义务在18个月期限内作出决定，而是等到DSU程序完成，这样第23条想提供的担保就不受影响，初步违反就不存在了。同样，通过改变法律用语，取消USTR在DSU程序用尽前作出决定，初步违反也就不存在了。

改变法律并非消除初步违反的唯一途径。如果USTR在DSU程序用尽前作出决定的可能性能够合法消除，也能达到同样的法律效果。成员使其法律与WTO一致的义务，是这一制度的根本性特点。尽管这影响了一国的内部法律制度，但必须予以严格实施。但实施这一义务，应尽量减少对成员的干扰。有关成员应具有最大限度的确保遵守的自主权，并且如果有不止一种合法方式实现这一点，成员就有权选择最适合自己的方式。

但关键的问题是，这种任意性的因素必须“合法地”取消，因为在WTO的实践中，遵守WTO义务，不能通过行政承诺不遵守其自己有效的国内义务，即行政上承诺采取非法的行为得以实现。

根据以下理由，专家组认为，本案的初步违反实际上已经合法取消，不复存在。

该贸易法整体上，特别是“301条款”，是美国立法的一部分，涵盖广泛的美国贸易关系，包括与那些非WTO成员以及非属WTO义务的关系。第304节的法律用语授予了USTR处理贸易贸易关系的广泛权力，其中只有一部分涉及WTO义务。USTR有权根据美国的利益和义务，决定适用该贸易法，而这些利益和义务是因国家不同而异的。也就是说，USTR有权根据是否涉及WTO义务，决定以不同的方式适用第304节。

第304节允许考虑多边争端解决程序，也允许USTR将其决定推迟到DSU程序结束之后作出。这一用语当然允许行政当局限制USTR的任意权，使得在DSU程序用尽之前不作出“不一致的决定”。这种广泛的授权应当理解为美国行政当局有权通过一项行政命令，使USTR以符合美国国际义务的方式行事。根据下述理由，专家组认为，本案恰恰就是这种情况。简言之，美国当局已经在一般性适用贸易法时，考虑到了WTO的这种情况。它是用非常权威的方式作出的，包括一项由总统提交并经国会批准的行政行动声明。在该声明中，国会表示，希望行政当局遵守并适用该声明中的承诺。声明中的承诺之一，就是根据“301条款”作出的有关违反或否定美国权利的决定，必须依据DSB所通过的专家组或上诉机构的裁决。这种对任意权的限制就有效地排除了在DSU程序用尽前作出“不一致的决定”。行使这种任意权有行政当局决定，而这是行政当局作出了这个承诺。的确，一个当局作出的承诺可以由该当局或另一个当局废除。但这与专家组正在审查的法律用语随后被同一个或其他立法者修改没什么差别。关键问题是，对任意权的限制是否合法有效。而专家组认为是合法有效的。

（2）国际方面：美国的行政行动声明

如上所述，对USTR权力的限制，规定在美国行政行动声明中。该声明与美国实施乌拉圭回合结果的立法一起，由总统提交国会。声明规定如下：在为美国的国际义务和国内法的目的而解释和适用乌拉圭回合协议方面，本声明代表了行政当局的权威观点；不仅如此，行政当局了解到，国会期望行政当局能够遵守和适用声明中的解释和承诺；更为重要的是，由于该声明将在其实施乌拉圭回合协议时由国会批准，对声明中所包括的协议的解释就具有了特别权威。因此，该声明表达了行政当局的观点，其解释和适用具有权威性，其承诺应由行政当局在国内和国际方面实施。

在该声明中，行政当局提到了对“301条款”的解释，以及准备使用该条款的方式：尽管DSU会提高“301条款”的效力，但在涉及违反乌拉圭回合协议或损害美国在这种协议项下利益的调查时，它并不要求对该条款进行重大改变；在这种情况下，USTR应：按照现行法律的规定，援引DSU争端解决程序;关于美国在有关贸易协定中的权利被违反或受到否定的任何“301条款”的决定都应依据DSB所通过的专家组或上诉机构报告作出；在专家组或上诉机构通过有利的报告后，应允许被诉方有合理的时间实施报告所提出的建议；在该时间内问题无法解决时，报复应寻求DSB授权。

这个官方声明，特别是第二点，已经得到国会批准，将得到美国政府的遵守。专家组认为，由于这个主要因素，法律用语所导致的允许在DSU程序用尽前作出“不一致的决定”权力得到了有效的限制。从第304节的用语看，美国政府这样做是合法的。

欧盟提到了声明中后面的段落，认为它与上引声明抵触。专家组认为，这些段落结合上下文看，不与美国以与WTO义务相一致的方式适用“301条款”的决定相抵触。某些用语上的歧义显然并没有涉及此处所讨论的问题，即WTO全体成员与所谓的否定美国依WTO协定所享有权利的问题。那些段落只处理涉及WTO全体成员的问题，而没有涉及美国在WTO协定中的权利问题，即WTO所没有包括的事项。应当说，声明中的有些用语看上去是矛盾的，但根据美国宪法，法律文件解释中模糊不清的情况应尽可能以符合美国国际义务的方式解决。专家组认为，在本案中可以这样做。

（3）美国对专家组的说明

声明中国际因素虽然明确提到了，但这并不是声明的核心。声明是在国内作出的，是为了实施乌拉圭回合谈判的结果而向国会提交的。由于所谓的违反问题是国内法，原则上讲，在法律上与立法解释相关的国内因素是决定性的。

美国承诺的国际法律相关性也在本专家组程序中得到了确认和肯定。在回答专家组一再提出的问题时，美国明确、正式、反复并无条件地确认了声明中的承诺，即USTR根据“301条款”作出美国依相关协定的权利被违反或否定的决定，将依据DSB所通过的专家组或上诉机构裁决。专家组虽然否定了一种观点，即第304节的法律用语本身就排除了不符的决定，但专家组完全同意美国行政当局的权力，即确定按照符合WTO义务的方式行使权力是其职责，通过该声明使这项职责成为未来政府的正式政策，并且使作为行政当局组成部分的USTR把遵循这种政策视为其法律职责。

将国际法律意义赋予一国作出的单方面声明，不是轻易作出的，需要符合严格的条件。专家组称，与国际上其他类似的情况相比，尽管赋予该声明的法律效力在性质和范围上已经非常狭窄和有限，但仍然必须满足最为严格的标准。在当今相互高度依存的世界上，主权国家在法律上一般不受在国际场所代表它讲话的人所作出的随便声明的影响，也不受在激烈的法律辩论中代表一国所发表的意见的影响。当然，本案远不是这种情况。

鉴于专家组的职责是客观评价案件事实，作出调查结果以协助DSB提出建议，因此在本案中，专家组认为，美国在专家组所作的声明，是美国官方政策的反应，是为了表达美国对纳入其国内法的国际义务的理解。该声明并不是新的美国政策或承诺，而只是将先已存在的在国内作出的政策和承诺引入国际领域。美国代表在专家组的表述和声明是严肃的、审慎的，反复以书面形式表达，并在专家组第二次听证时得以确认。这些声明不是随意作出的，也不是在激烈的辩论中作出的。有充裕的时间可以反悔，但美国不但没有反悔，反而强调了在这方面的法律承诺。专家组认为，在专家组陈述的代表有全权作出这种法律表述，并且是在其权限范围内作出的。专家组程序是DSB争端解决程序的组成部分。除非在极端情况下，专家组不能否决一成员的法律代表在专家组作出声明权力，并且通过专家组向DSB表明的依据WTO义务其国内法的立场。如果不能推定这种权力，专家组制度就无法运转。

专家组同时认为，美国对专家组所作声明是用作记录的，美国完全知道和理解声明会向其他官方文件一样，可能成为专家组报告的组成部分；并且表示不仅专家组会使用该声明，而且欧共体和第三方以及所有WTO成员都会使用。因此，专家组认为，这些声明表达了美国明确的官方观点，其方式也是所有成员可信赖的，即美国承诺USTR的权力已经受到限制，不会在DSU程序用尽前作出决定。尽管该表述并没有为美国设定新的国际法律义务，（事实上美国在成为WTO成员时已经受到DSU第23条的约束），但在美国国内法，特别是美国履行DSU第23条第2款（a）的义务方面，它在国际层面明确并作出了一个承诺。美国声明和说明的效果，是直接向其他成员和间接向市场提供了DSU第23条所意在提供的保证。通过这些声明和说明可以清楚地看出，结合不同因素来考虑第304节，是不允许USTR违反DSU第23条第2款（a）作出决定的。从国际法看，美国承诺的效果是能够预见或者说消除任何可能产生的国家责任，因为本案所审查的国内法仅仅是法律用语而已。如果美国以任何方式否认或改变这些承诺，都会产生国家责任，因为其法律可能与DSU第23条的义务不一致。

（4）美国依第304节的实践

为了更好地理解“301条款”的含义，专家组还审查了USTR在具体具体情况下的做法。

美国代表曾经向专家组说，USTR从未根据第304节（a）（1）作出美国在GATT或WTO中的权利遭到否定的决定而没有依据GATT和WTO争端解决程序的结果。鉴于欧共体和第三方对“301条款”的激烈批评，专家组请它们提供WTO生效后美国不一致行为的证据。它们虽然提交了日本汽车部件案、欧共体第三次香蕉案和阿根廷纺织品服装案，但专家组认为，这些证据不足以推翻美国认为其符合DSU的观点，也不足以推翻专家组对第304节本身的结论。

7、专家组就欧共体对第304节指控所作的分析和裁决：小结

第304节的法律用语构成了一种严重威胁，有可能会作出违背第23条第2款（a）的决定，在本案中结合第23条第1款看，是与第23条第2款（a）初步不符的。但行政行动声明和美国在专家组所作说明消除了这种威胁，也消除了这种初步不符，满足了美国依第23条应当承担的保证。如前文所述，“不得进入！进入者一经发现，可被射杀！”的标牌被解释为违背了邻里之间的相互承诺，即在出现进入的情况时，永远并仅仅求助于警察和法院。接着这个例子，在本案中，农夫在标牌上又加上了一行字：“邻居进入则即求助警察和法院”。加上了这一点，协议就得到了尊重。

这个结论是把第304节作为含有法定、机构和行政因素的多重法律的一部分理解而作出的。虽然出于谨慎的原因，曾假设仅仅考虑法定因素，但方法尽管略有不同，结论却是完全相同的。首先，行政行动声明可以不被视为行政当局确定实施第304节政策的方法，但应看作理解第304节本身法律用语的重要解释性因素。尽管法律用语本身并不排除不一致的决定，但行政行动声明具有这样的效果。其次，假定专家组的结论是第304节的法律用语给予USTR广泛的权力，因而该法违反了第23条，专家组接着就需要考虑适当的救济方法，即考虑美国如何对其WTO伙伴恢复第23条的保证。美国行政当局能够限制这种任意因素的任何合法方式都足以达到这一目的。在本案中，行政行动声明和通过专家组向DSB所作的说明就有效地提供了这种救济。因此，从法律用语中发现的违反，由于后面的情况而得到了救济。

基于上述分析，专家组认为第304节并非与美国在DSU第23条第2款（a）中的义务不一致。

行政行动声明和对专家组所作说明中所包含的承诺若被美国立法、司法或行政部门否认或取消，专家组上述裁决则不能保证。

（二）第306节是否与DSU第23条第2款（a）不一致

1、双方的主张

第306节涉及USTR在依据第304节作出美国的WTO权利被否定的决定后的后续决定。欧共体认为，第306节预先假定专家组和上诉机构程序以及裁决是有利于美国的。当美国认为另一成员没有充分实施DSB的裁决时，就可以根据第306节所规定的程序，获得DSB授权以中止减让。

欧共体认为，第306节（b）要求USTR“考虑”一WTO成员是否实施了DSB建议，并且在未实施的情况下，确定应采取什么进一步的行动。这种“考虑”构成了第23条所指的“确定”，即由USTR确定有关成员是否违反了美国在WTO协定中的权利。根据第23条，关于不一致的决定不得在DSB程序用尽前作出。但按照第306节，这种具体决定不得迟于给予败诉方实施DSB建议的合理期限结束后30天作出。欧共体认为，任何实施的问题都应根据DSU第21条第5款解决，即在90天内交原专家组裁决。由于提交原专家组可能会在合理时间结束时，甚至结束后进行，因此第306节（b）要求对实施问题作出单方面决定，而没有等待WTO第21条第5款的结果，这就违反了第23条第2款（a）。

美国辩称，第306节不要求USTR违反第23条第2款（a）作出决定。为了使USTR维护美国在DSU第22条中的权利，USTR不仅被允许，而且明确地被要求作出决定，即“考虑”DSB建议是否得到了实施。想根据第22条中止减让的成员应在合理时间结束后30天内，要求DSB的授权，否则它就由于反向一致而失去了获得这种授权的权利。由于胜诉方必须在30天内提出授权请求，即使随后该事项被提交仲裁，授权只是在其后才作出，第22条本身也支持USTR在30天期限内表示如何中止减让。这30天期限已经被转入第306节（b），因此符合第23条第2款（a）。

至于30天期限与第21条第5款期限可能发生冲突的问题，美国认为，第21条第5款的援用和结束并非在发生实施争议时请求授权中止减让的前提。

2、对第306节法律用语的初步结论

专家组在此处采用了与审查第304节相同的方法，首先按照美国在第23条中的义务审查第306节的法律用语。为便于理解，专家组将第306节分为两个步骤。第一步处理USTR“考虑”外国没有令人满意地实施一项措施或协议的问题，或者说对外国没有实施的“考虑”。第二步处理USTR应采取什么进一步行动的“决定”。

第二步有一个强制性因素：采取何种行动的决定必须不迟于实施DSB裁决的合理时间结束后30天作出。第二步必须在第一步的“考虑”作出后，即USTR认为实施已经失败后才能采取。这就等于说，第一步也必须遵守30天的期限。专家组由此认为，第306节事实上是要求USTR在合理时间结束后30天内“考虑”有关WTO成员是否实施了DSB裁决。

专家组称，欧共体认为在某些情况下，USTR的这种“考虑”肯定会是在第21条第5款所规定的实施程序结束前，这是对的。该程序的正常结束期限是将该事项提交原专家组后90天。该款没有进一步说明应何时及如何提交，也没有规定当事方援引该款的期限。因此，可以假定会出现这种情况，即在合理期限结束前晚60天才援引该款。结果，结束该程序中专家组工作的期限就晚于合理期限结束后30天。在这种情况下，“考虑”就在第21条第5款的程序结束前发生了。

专家组认为，USTR第一步国内监督中的“考虑”和未实施就采取行动，符合第23条第2款（a）的“决定”所必备的确定不变的特点。因此，“考虑”就是“决定”。专家组认为，尽管USTR必须在30天内作出决定，但决定的内容却有很大的自由度。尤其是，第306节的用语没有强迫USTR在第21条第5款程序仍在进行的情况下，必须确定实施已经失败，即作出“不一致的决定”。换句话说，在DSB程序尚未用尽的情况下，USTR有权确定实施仍未失败。但就象第304节一样，由于法律用语所产生的任意性，USTR也并未被排除作出这样的决定。

但重要的是，此处的决定仅仅是根据第306节寻求DSB授权中止减让或其他义务的的第一步。决定的结果不是未经DSB授权就中止减让，而是请求DSB授权予以中止。

3、美国适用第306节时在DSU第23条第2款（a）项下的义务

专家组强调，其职责是审查第306节与第23条第2款（a）的一致性，而不是第306节在某一争议中的具体适用问题。

专家组对第304节的结论是，在具体案件中，于专家组或上诉机构程序结束并由DSB通过裁决前作出“不一致的决定”，是违反第23条第2款（a）的。正是在此基础上，专家组认为法律用语仅仅保留作出这种决定的权利也构成了初步违反。

对于第306节，专家组也发现法律用语为USTR保留了这种权利，即考虑没有实施的情况，在第21条第5款的程序结束前作出“不一致的决定”。然而，在裁定保留这种权利的法律用语构成初步违反前，专家组需要确定在具体案件中的这种决定是否构成违反。与第304节不同的是，第306节中的这个问题分歧很大、模糊不清。只有在USTR于具体案件中使用了之后，才能确定法律用语本身是否违反的问题。结合美国在第23条第2款（a）项下的义务来看第306节，就产生了第306节决定的作出是否“按照DSU的规则和程序援用了争端解决”和“与DSB所通过的专家组或上诉机构报告或仲裁裁决一致”的问题。第23条第2款（a）的这两个因素在性质上是累积性的，即只有援用DSU并且与裁决一致才能作出决定。

专家组认为，这个问题涉及欧共体主张的核心。如前所述，美国是认为，第22条规定，确定实施未进行是在第21条第5款程序结束前请求授权中止减让的前提。但欧共体不同意这个观点。专家组的职责是审查第306节是否与第23条第2款（a）相符。专家组应尽量不去解决第21条第5款和第22条的正确解释及其关系的争议（因为这属于DSU审议谈判所应当解决的问题）而履行其职责。因此，专家组决定，在审查第306节是否与第23条第2款（a）相符时，先假定美国对于第21条第5款和第22条的理解是正确的，然后再假定欧共体的理解是正确的。

（1）假定美国的理解是正确的

美国的观点是，中止减让的建议应在30天的时限内提交DSB，并且随之美国就有权在此时限内确定没有实施。

美国的上述观点是基于对第22条的如下理解。第22条第6款说，DSB应在合理时限期满后30天内授权中止减让或其他义务，除非DSB全体一致否决该请求，或者有人反对该请求而提交仲裁。因此，第22条就至少通过反向一致而为DSB授权规定了明确的时限。第22条和第23条没有明确提到第21条第5款。如此理解，为了从反向一致规则中获益，美国就有权在第306节规定的时限内确定实施是否发生。如果不是这样，假如恢复正向一致，DSB授权就只有在所有成员，包括被告方同意的情况下才能获得。按照美国的理解，在欧共体提及的所有情况下，依第306节作出的决定都是与第23条第2款（a）一致的，因为它是根据DSU规则和程序，特别是第22条，援用争端解决作出的。这样，该决定就不是寻求救济的单边行为，而是寻求DSU本身所规定的多边授权所必须的行为。

按照这种理解，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即通过援用DSU作出的有关未实施的决定是否也是与DSB通过的报告或仲裁裁决相一致的决定。如果认为这指向了原争议中的裁决，那么这个要求也满足了，USTR有关未实施的决定也就遵循了DSB的裁决。

第23条第2款（a）所指的裁决是否可以视为正在进行的第21条第5款程序中审查实施问题的专家组的裁决，而不是原专家组的裁决呢？如果是，则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即由于第21条第5款仍在进行，这样的裁决尚未作出。那么决定就是违背第23条第2款（a）的。因此，专家组认为，如果假定美国的理解是正确的，则这并不能构成对第23条第2款（a）令人信服的解释。

如前所述，反向一致规则适用的是第22条所指的决定。正因为此，它也应是第23条第2款（c）所要求，至少是授权的行为，即成员必须遵循第22条的程序，以确定中止减让或其他义务的水平，并且获得DSB授权。因此第23条第2款（a）和第23条第2款（c）就可能有一个冲突。但将第23条第2款（a）所指的裁决理解为原专家组裁决，而不是第21条第5款专家组裁决，就可以避免这一冲突。基于这些理由，并且假定美国的观点是正确的，专家组第23条第2款（a）所指的裁决是第21条第5款专家组的裁决。

因此，如果美国对第22条的理解是正确的，则作为第21条第5款程序结束前请求授权中止减让前提的关于实施未进行的决定，并不与第23条第2款（a）不一致。因此，授权作出这种决定的立法也不违反。

（2）假定欧共体的理解是正确的

欧共体认为，只有在第21条第5款程序完成后，才能援用第22条。第21条第5款规定，如在是否存在为遵守建议和裁决所采取的措施或此类措施是否与适用协定相一致的问题上存在分歧，则此争端应通过援用这些争端解决程序加以决定。这就意味着，在对实施有分歧时，应援用第21条第5款，而不是第22条。不仅如此，第22条第6款仅适用于有关成员没有使不一致的措施与适用协定相符的情况。由于本案正在就这个问题进行第21条第5款的程序，所以就不具备依据第22条第6款要求中止减让的条件。

因此，按照欧共体的观点，在具体案件中，在第21条第5款程序结束前依据第306节作出未实施的决定，是违反第23条第2款（a）的，因为它不是通过援用DSU的规则和程序，特别不是按照第21条第5款和第22条作出的。但专家组认为，正如已经指出的那样，第306节的法律用语允许USTR在30天内作出决定，即使第21条第5款程序尚未完成，并且允许USTR作出违背第23条第2款（a）的有关未实施的决定。因此，假定欧共体的理解是正确的，则第306节的法律用语在未适用于具体案件时，就是初步违反美国在第23条第2款（a）义务的。如前所述，这是美国在第23条中义务的性质决定的。在第23条中，美国承诺不使用第23条第2款（a）所指的单方面措施。但假定欧共体对第21条第5款和第22条的理解是正确的，在第306节中，美国恰恰在法律上保留了这样做的权利。

专家组认为，即使存在这种初步违反，在考虑了第306节的其他因素后也会得到消除。美国的行政行动声明和通过专家组向DSB所作说明，有效、合法地阻止了存在于第306节中的可能初步违反第23条第2款（a）的权利。这些承诺的确能够向其他WTO成员以及市场中的经济操作者满足第23条所提供的担保。

专家组还认为，不管正在进行中的其他专家组程序的结果如何，USTR在第三次香蕉案中的确在第21条第5款程序结束前作出了未实施的决定，即使最后被判定是非法的，在本专家组看来，美国的行为也不是恶意的。该行为是基于美国对第21条第5款和第22条的解释，而其他成员也有这种解释并正在进行谈判。美国在这方面的态度，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第21条第5款和第22条规定的抵触，是为了维护美国通过反向一致从DSB获得中止减让授权的权利。专家组没有理由怀疑，根据这些谈判和第三次香蕉案争端解决程序，如果欧共体对第21条第5款和第22条的解释是正确的，美国不会在第306节中信守其尊重DSU程序的承诺。事实上，一旦美国在该事项的义务变得清楚，欧共体的观点得到确认，美国所作的在第306节决定前遵循并等待DSU程序结束的承诺就会得到兑现。

4、专家组就欧共体对第306节主张的裁决

不管美国或欧共体对第21条第5款和第22条的理解是否正确，专家组对第306节符合第23条第2款（a）的结论是一样的。由于专家组可以履行职责但不寻求解决第21条第5款和第22条解释的分歧及其关系，专家组就不去进一步审查第21条第5款和第22条矛盾的问题，否则就超越了专家组的权限。

因此，就欧共体的主张而言，第306节并非与DSU第23条第2款（a）不一致。

（三）第305节和第306节是否与第23条第2款（c）不一致

欧共体主张，第306节（b）与DSU第23条第2款（c）不一致，因为它要求USTR在合理时限结束后30天内决定，在没有履行DSB建议的情况下应采取什么进一步的行动。欧共体还主张第305节（a）（2）与第23条第2款（c）不一致，因为它要求USTR在合理期限结束后60天内实施根据第306节所确定的行动。

第23条第2款（c）包括两个累积的义务：美国必须遵循第22条所规定的程序以确定中止减让或其他义务的水平；美国必须获得DSB授权。为此，专家组的结论是：

1、关于第306节（b）的问题

欧共体的前一个主张涉及根据第306节“考虑”实施已经失败的问题，而此处的主张是关于作出这种未实施的决定后应随后采取的行动。这属于第306节的第二个阶段。这个决定必须在合理期限结束后30天内作出，并且可以早于第21条第5款的实施程序结束。

专家组认为，事实上，在第二阶段采取什么行动的决定只有在USTR于第一阶段确定实施已经失败后才能作出。专家组决定，在审查第306节是否与第23条第2款（c）相符时，首先假定美国对第21条第5款和第22条的理解是正确的，然后假定欧共体的观点是正确的。

前面已经说过，如果接受美国关于第21条第5款和第22条关系的观点，则美国根据第22条就有权在确定实施已失败的情况下，在合理期限结束后30天内确定采取什么进一步的行动。如果不这样，美国就失去了按照反向一致获得DSB授权的权利。在那种情况下，依据第306节作出的任何关于行动的决定都将遵循第22条的程序，因此与第23条第2款（c）一致。

再看看欧共体关于第21条第5款和第22条关系的观点。专家组在对第306节第一阶段进行审查时已得出结论，即在第21条第5款程序结束前作出未实施的决定的权利，是初步违反第23条第2款（a）的。如果保留这种权利，就会溢出到第二阶段。但这种权利已经被美国承诺有效地阻止了。由于美国作出了承诺，在第二阶段采取行动的决定就不再可能，并且任何潜在的违反第23条第2款（c）也就不存在了。事实上，按照欧共体对第22条的理解，关于行动的决定和关于不一致的决定一样，都必须在第21条第5款程序结束后才能作出。因此，关于行动的决定是符合第23条第2款（c）的。

因此，第306节并非违反美国在第23条第2款（c）中的义务。

2、关于第305节的问题

对于欧共体在第305节方面的主张，也适用同样的推理。USTR根据第306节采取的中止减让或其他义务的决定，必须在根据第305节（a）（1）作出这种决定后30天内实施。换句话说，如果USTR在第306节所指的合理期限结束后30天内确定采取行动，则必须在该合理期限结束后60天内实施该行动。专家组同意欧共体的观点，即在此60天内，第21条第5款，甚至第22条第6款关于中止水平的仲裁程序可能尚未结束。因此，孤立地看第305节（a）（1），在某些情况下是允许在DSB授权前实施行动的。

然而，根据第305节（a）（2），有权在合理期限结束后60天外，中止实施行动180天。例如，USTR就有权为了维护美国的权利（例如获得DSB中止减让的授权）而决定推迟。此外，实施行动还必须服从总统的具体指示。

在DSB授权尚未获得的情况下，在60天内实施行动的要求可能会构成初步违反美国在第23条第2款（c）下的义务。行动可能会推迟，并不一定提供了第23条第2款（c）向所有WTO成员提供的担保。但美国的承诺消除了这种初步违反。行政行动声明明确要求，如果争议在合理期限内不能解决，应向DSB寻求报复的授权。

根据上述分析，专家组认为，USTR不会在得到DSB授权前采取第305节的行动。第305节并非与第23条第2款（c）不一致。

（四）欧共体关于GATT1994的主张

最后，欧共体主张，在涉及货物的争端中，第306节要求USTR在未经DSB授权而“单方面”确定未实施DSB建议后，“单方面”采取措施，必定违反了GATT1994第1条、第2条、第3条、第8条或第11条。因此，欧共体认为第306节本身违反了上述GATT的规定。

专家组认为，这些有关GATT的主张取决于欧共体的主张是否在DSU中被接受。如果行动在DSU中明确得到准许，那么在更为广泛的GATT规定中，就很难说是禁止的。由于专家组已经确定第306节不违反DSU第23条，所以否决了对GATT的主张。不仅如此，就其主张的实质性内容而言，欧共体没有进一步论证其主张，甚至没有提及所援引的GATT规定的条款。因此，专家组认为，欧共体没有证明第306节违反GATT1994。

三、结论

基于“301条款”的法律和非法律成分，特别是美国在实施乌拉圭回合协定时国会所批准的行政行动声明中的承诺，以及美国在本专家组所作的确认和说明，专家组认为，本案中提交专家组审查的美国贸易法“301条款”的各个方面并非与美国在WTO中的义务不一致。具体地说：

1、第304节（a）（2）（A）并非与DSU第23条第2款（a）不一致；

2、第306节（b）并非与DSU第23条第2款（a）或（c）不一致；

3、第305节（a）并非与DSU第23条第2款（c）不一致；

4、第306节（b）并非与GATT1994第1条、第2条、第3条、第8条和第11条不一致。

但专家组强调，所有这些结论都是全部或部分建立在美国承诺的基础上的。因此，如果这些承诺被美国行政部门或政府的其他部门摒弃，则专家组结论中的裁决就不能得到保证。

关于美国贸易法“301条款”的历史演变、内容、美国国内赞成和反对两种观点、美国贸易伙伴的评价、中美“301条款”谈判等内容，可参见杨国华：《美国贸易法“301条款”研究》，法律出版社，1998年5月第1版。

第304（a）（1）节规定，在调查和磋商的基础上，USTR应确定美国依贸易协定所享有的权利是否正在受到影响，或者外国政府的做法是否违反了贸易协定的规定，给美国商业造成了负担或限制。

在欧盟香蕉案中，美国即以此为依据终止了调查。

例如，第4条第7款规定，磋商的期限最少为60天。

例如，第12条第8、9款规定，从组成专家组到向当事方分发报告，“一般”为6个月，但不得超过9个月。第17条第5款规定，上诉机构程序一般不得超过60天，最长不得超过90天。但这个看上去强制性的时限也在3个案件中被超过了（美国限制棉和人工纤维案为91天，欧共体有关肉和肉类产品（荷尔蒙）措施案（“欧共体荷尔蒙案”）114天，美国虾产品案为91天）。还有，第20条规定，专家组设立到DSB通过报告，“一般”为9个月，在上诉的情况下为12个月。

专家组指出，在到当时为止的26个DSU提出建议的案件中，17个案件超过了18个月，而其中有11个是美国作为起诉方或共同起诉方的。

例如，在美国对汽油和某些进口物质税收案中（“美国超级基金案”，专家组报告于987年6月17日通过），实行税收歧视的立法只有在专家组审查该事项后的年底，才会由税收当局实施；在美国影响酒类和麦芽饮料措施案中（“美国麦芽饮料案”，专家组报告于1992年6月19日通过），当局未予实施有歧视的立法。另外，以下案件也有类似情况：欧共体进口零部件案（“欧共体零部件案”，专家组报告于1990年5月16日通过），泰国限制进口香烟和征收国内税案（“泰国香烟案”，专家组报告于1990年11月7日通过），美国影响烟草进口、国内销售和使用案（“美国烟草案”，专家组报告于1994年10月4日通过）。

专家组认为，该款比维也纳公约前进了一步。公约第27条规定，缔约方不得援引其国内法的规定，作为不履行条约的理由。而该款不仅排除了引用抵触的国内法作为不遵守WTO的理由，还要求WTO成员实际确保其国内法与WTO义务一致。

例如，阿根廷影响鞋类、纺织品、服装及其他商品进口案（1998年4月22日）、加拿大飞机案（1999年4月14日）、土耳其限制进口纺织品和服装产品案（1999年5月31日）。

第1项禁止成员作出某些确定，而在DSU的其他地方没有提及。

例如，在依据第6条请求设立专家组之前，依据第4条请求磋商的要求。

例如，没有遵守DSU第3条第6款的规定，将相互达成的解决办法通报DSB，或者没有遵守第4条和第6条关于请求磋商和设立专家组的要求，也是违反DSU规则和程序的行为，而第23条第2款就没有提及。

专家组认为，违反第23条第2款（a）必须具备4个要素：该行为必须是在具体情况下采取的，即成员采取行动是“为了寻求纠正违反义务，或其他造成适用协定项下利益丧失或减损的情形，或妨碍适用协定任何目标的实现”（第1款）；该行为构成了一种“决定”；决定的内容是出现了违反义务的情况，利益已经丧失或减损，适用协定目标的实现受到了妨碍；该决定要么不是通过援引DSU规则和程序所规定的争端解决作出的，要么与DSB所通过的专家组报告、上诉机构报告，或者依据DSU作出的仲裁裁决不一致（这两个要求必须同时满足，即决定必须通过援引DSU，并且DSB通过的报告或根据DSU作出的仲裁裁决相一致）。

专家组注意到，当事方同意，在依据第304节作出决定时，美国是在寻求纠正WTO不一致行为，即符合上述第一个要素。的确，在通过第302节的调查，WTO磋商和程序，根据第304节确定美国依WTO所享有的权利是否受到损害时，美国是在寻求纠正其认为不符合WTO的行为。

当事方也同意，依据第304节的决定符合第二个要素。“决定”（determination）在字典中的含义包括：由法官或仲裁员的权威裁决解决诉讼或冲突；如此作出的裁决或决定，权威意见...作出裁决的行为；确定的意向。（TheNewShorterOxfordEnglishDictionary）。专家组认为，从通常含义看，“决定”含有一种高度的确定性或不变性，即成员对另一成员采取的措施是否符合WTO所作出的多少是最后的决定。由于第23条第2款（a）只处理成员寻求纠正WTO不一致行为时的“决定”，专家组认为，“决定”只有在成员认为存在WTO不一致行为，即在成员决定寻求纠正这种不一致行为之后才可能出现。在此阶段之前仅仅表达的意见或观点不属于（a）项的范围。然而，一旦成员依据DSU提起一个案件，特别是当它请求设立专家组时，那么就可以推定该初级阶段结束，“决定”的标准满足了。USTR依据第304节作出的决定，是在自己调查、WTO磋商和程序之后作出的，并且在有不一致行为的情况下，必须依据“301条款”采取行动。这种决定属于第23条的“决定”。但事实上，具有决定性作用的不是某一行为是否构成了“决定”，而是它是否与DSU规则和程序一致，即下述第四个要素。

第三个要素也是满足的。这种决定可以是关于美国依WTO所享有的权利受到损害的，即属于“有关违反义务，或其他造成适用协定项下利益丧失或减损的情形，或妨碍适用协定任何目标的实现”的决定。

第四个要素应当也是具备的。此处审查的具体决定可以是DSB裁决通过之前作出的，而不是通过援引DSU规则和程序所通过的争端解决，或者以与DSB通过的专家组或上诉机构报告一致的方式作出的。事实上，这种在用尽DSU程序之前作出的决定，不仅不需要遵守DSU的步骤或程序，而且看上去还可能与按照DSU程序所产生的结果相抵触。不仅如此，这种决定是不可能符合DSB裁决的，因为这种裁决不可能获得通过。

综上所述，如果USTR在具体争议中履行其职责，在用尽DSU程序前作出关于不一致的决定，则美国的行为就符合违反第23条的所有四个要素。

专家组特别指出，这是事实，而不表明专家组做出了什么判断。专家组认为，WTO协定给成员施加的义务是否给个人创设了权利，国内法院是否可以援引以保护其权利，这是一个没有定论的问题，而对于在具体争议中应用尽DSU程序的义务尤为如此。WTO机构至今未将任何义务解释为具有直接效果，并不排除在某一成员的法律制度中，按照国内宪法原则，一些义务给个人创设了某种权利。专家组声明，他们对这一事实的说明，不应影响国内法院就这个问题做出裁定。

例如，在前引“美国超级基金案”中，税收法尚未生效，但被认为违反了GATT义务。在““美国麦芽饮料案””中，当局尚未实施歧视性税收立法。

见“欧共体对油菜籽和有关动物饲料蛋白加工商和生产商付款和补贴案”专家组报告（1990年1月25日通过）第141段。

专家组认为，对于歧视的可能性是否违反WTO义务的问题，应作如此理解。“欧共体零部件案”的专家组报告认为，GATT的规定没有要求缔约方不制定行政部门可能实施某种措施的立法；“泰国香烟案”专家组报告认为，只让行政部门有可能违反第3条第2款的法律，本身并不违反该规定。本案专家组认为，这种观点不应适用于所有WTO义务和所有情况。

专家组承认，成员违反第23条第2款（a）义务的可能性是始终存在的。从这个意义上讲，担保永远不能完全实现。但违反义务的远期可能性，即所有贸易关系中都存在的正常风险，应当与下述情况区别开来：来自法律的风险或威胁，即一成员告知其所有的贸易伙伴，他们可能必须服从某项国内程序，而依据该程序，该成员有权违反WTO义务。

专家组认为，经对照第31条的要素，没有使第23条第2款（a）的含义出现第32条所指的“不明或难解”，其结果也不是“显属荒谬或不合理”，因此没有必要使用第32条所说的解释之补充资料。

美国在回答专家组问题时曾声明，“301条款”并没有禁止USTR在同一案件中作出两个决定；USTR必须在规定时限内作出决定，但这并不妨碍她在此后作出其他决定。

专家组称，得出这一结论，不仅仅是因为有美国宪法上解释国内法的原则，即尽可能以符合美国国际法义务的方式解释国内法。美国在本案中提出，在美国法中，法定解释的一项基本原则是，不得将国会通过的立法解释为违反国际法；当国际义务不能优于不一致的国内法时，含糊的法律规定应尽可能解释得与美国国际义务一致。

专家组认为，象贸易政策和法律领域的其他情况一样，该声明使用“301条款”，是指“301条款”的整体程序。因此，当提及“301条款决定”时，应指根据“301条款”作出的任何决定。

美国在回答专家组的提问时明确确认了这种解释。美国特别指出，根据法律，在任何司法程序中，该声明都必须作为有关该法解释的权威表述对待。

当然，改变行政决定比改变法律容易。但专家组认为，如果美国当局废除其有关美国国内法的承诺，那么它就不仅仅要与声明中国会所表示的明确期待相违背，而且美国自己也会被裁决为违背其WTO义务。

在这方面，欧共体提到了美国1994年《乌拉圭回合协定法》第102节（a）；美国国会就是通过该法批准WTO协定的。第102节（a）的内容为：“抵触时美国法优先。乌拉圭回合协定中的任何规定，或者任何这种规定对任何人或任何情况的适用时，如果与美国任何法律相抵触，则不得有效。”“解释。本法的任何规定都不得解释为...限制美国任何法律，包括1974年贸易法第301节所赋予的任何权力，除非本法另有规定。”尽管有人可以主张WTO协定和《乌拉圭回合协定法》不能影响USTR在第304节中的权力，但专家组认为，美国行政当局本身可以这么做，并且在该声明中也确实这么做了。行政当局行使的是第304节所赋予的权力，因而是有效的。

欧盟所指段落的内容是：

“没有依据担心乌拉圭回合协定整体上，特别是DSU，会使未来当局更加不愿适用可能与美国贸易义务不一致的第301节的制裁，因为这种制裁会导致DSU授权的反报复。尽管在某些情况下，美国表示将为打击不公平的外国做法而采取未经GATT授权的第301节行动，但美国并不经常这么做。美国曾采取过这样的行动，但那是因为外国政府阻碍通过对它便利的专家组报告。

正象美国可以选择采取未经GATT授权的第301节行动一样，行动所针对的政府也可选择作出同样的反应。在乌拉圭回合协定中，这种情况也不会改变。根据GATT进行反报复的风险，并没有妨碍美国在半导体、药品、啤酒以及荷尔蒙牛肉等案中采取行动。”

专家组认为，似乎可以将上述两段理解为，事实上表明过去解释滥用第301节，特别是阻碍专家组报告通过的情形，在WTO中不复存在了。即使将这两段做最坏的解释，即这两段与美国的承诺有抵触，这种抵触也由于美国宪法中支持维护国际法律义务解释的原则而得到了解决。另外，美国正式承诺，USTR不会以不符合WTO义务的方式适用“301条款”，这也解决了上述的抵触。

在1974年的澳大利亚诉法国核试验案中，国际法院认为，法国应受代表法国政府公开作出的停止大气核试验行为的承诺的法律约束。。义务的标准是：作出声明的国家受其条款约束的意思；承诺是公开作出的。在1986年的东格林兰法律地位案中，一项声明也被认为具有法律约束力，尽管该声明不是公开作出的，而是来自与挪威外交部长的谈话。

专家组认为，美国声明的法律效力并不至于远至创设新的法律义务，但专家组仍然适用同样甚至更为严格的条件。在核试验案后，有些人曾批评对并非直指一个或一些具体国家的声明赋予法律效力，但在本案中，美国声明有明确所指，并且是在具体的争端解决程序中作出的。

美国在第一次提交的材料中，强烈坚持第304节根本要求USTR在DSU程序用尽前作出“不一致的决定”。在第二次提交的材料中，美国进而说明，对第304节的正确解释是，USTR在法律上被禁止作出这种决定。

在日本汽车部件案中，美国不是寻求对与WTO不一致行为进行补救，而是审查日本的立法或政策按照第301节（b）是否合理。专家组认为，即使发生了与第23条第2款（a）不一致的行为，这种不一致也不属于本专家组的职责范围，因为它涉及欧共体没有向本专家组提出的事项。

美国在第三次香蕉案中是否违反第23条，是另一个专家组正在审理的问题。本案专家组认为，即使美国实施DSB裁决的行为不符合第23条，但美国的决定是依据第306节作出的，即是否已经实施了DSB裁决，而不是本案审理的第304节决定，即不是在实施问题发生前美国权利是否遭到否定的问题。尽管也应考虑第306节的决定，但这并不能改变专家组的结论。

在阿根廷纺织品服装案中，USTR的决定是在第304节所指的18个月期限和DSB裁决之后作出的。该决定明确说明，它依据的是DSB裁决。该决定被追溯至18个月期限和DSB裁决前，在国际方面并不相关。在审查第23条时，决定的实际时间，尤其是决定的依据，是关键因素。就美国对其他WTO成员的义务而言，美国一直等到DSU程序结束才公开宣布其决定，并且USTR是有效地以DSU程序的结果为基础的。DSU程序的结果限定了USTR决定的内容。

专家组承认，有一点仍然是不清楚的，即是象美国所主张的那样，美国为了维护其在第22条中的权利，即使在第21条第5款程序正在进行的情况下，也可以依据第306节作出“不一致的决定”，还是象欧共体所主张的那样，根据第23条第2款（a），在第21条第5款程序结束前，禁止作出这种决定。专家组认为，其职责是审查美国的法律是否相符，而不是审查其在具体案件中的适用，即是否在具体案件中，允许USTR作出这样或那样的决定。在两种假定的情况下，都已发现第306节并非不符第23条第2款（a）。这一点已经很清楚了。只是第306节在具体案件中适用的方式没有得到审查，而这不属于本专家组的职责范围。

国贸范文篇4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历了从贸易逆差向持续顺差转变的一个过程，从中国统计年鉴中收集到自1978—2012年进出口差额数据，利用Excel制作出条形图和线形图，横坐标表示年份，纵坐标为进出口差额。如图：大致可以把我国贸易状况分为以下五个阶段：

（一）1978年—1989年，此时的中国经济刚处于起步阶段，贸易逆差为主阶段。

在这个阶段的12年中有10年处于逆差状态，累计逆差46840百万美元，年均逆差3900百万美元。

（二）1990年—1994年，贸易顺差逐步发展阶段。

随着改革开放，中国对外贸易逐步增加，在这个阶段，除1993年出现12220百万美元的逆差外，均为贸易顺差，累计顺差14380百万美元，年均顺差2876百万美元。

（三）1995年—2006年，贸易顺差高速增长阶段。

该阶段，贸易顺差持续增长，1995年—2006年的12年间累计顺差高达495900百万美元，年均顺差41325百万美元。显然，自改革开放以来，巨额的出口贸易顺差，大大的拉动了我国经济的发展。

（四）2007年—2009年，贸易顺差缓冲阶段。

在这一阶段里，我国处于贸易顺差的环境中，但是受到金融危机的影响进出口贸易差额在2011年相对有所下滑。在这三年里累计顺差达到758145百万美元，年均顺差252718百万美元。虽然受金融危机的影响，但是我国的累计顺差以及年均顺差仍在增长。

（五）2010年以来，贸易顺差继续高额增长。

走出了金融危机的影响后，我国贸易顺差继续快速整张。在2011年—2012年，贸易顺差额达到了148.68%的增幅。纵观我国自改革开放35年来贸易平衡状况，我国贸易顺差呈现出波动增长的情况，每年的贸易顺差增幅大致为向上增长的趋势，这也表明了我国国际收支不平衡程度的加大。

2中国贸易失衡的原因分析

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进出口贸易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逆差到顺差。并且从1995年后，呈现出高速增长的情况。针对这一现象，并结合我国的国情，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分析了我国贸易失衡的原因。

2.1生产要素禀赋的差异

从我国的贸易产品上来看，我国主要出口钢铁﹑服装等劳动密集型产品，而进口主要以农产品﹑高科技产品等技术密集型产品，我国的这种贸易格局是由于各个国家的生产要素禀赋的差异导致的。生产要素是一个国家﹑一个企业或一个经济活动组织从事生产活动时的各种投入。根据赫克歇尔—俄林的资源禀赋理论，一个国家或地区应该出口那些在生产中密集使用该国最丰富生产要素（资源）的产品（即使用廉价要素比例大的产品），而进口那些在生产中密集使用该国最稀缺资源的产品。我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相对于其他国家来说，我国的劳动力资源相对比较丰富而且廉价，在劳动密集型产品方面具有比较优势。而欧盟核心成员国和美国均属发达国家，人口相对稀少，但是资本和技术相对丰裕。因此需要进口大量的劳动密集型产品。据商务部统计，2006年我国对美国出口的商品主要集中在锅炉零件﹑光盘驱动器等技术含量较低的机电产品和玩具鞋靴﹑服装等生活消费品，而美国向中国出口的商品主要为航空器﹑光学仪器﹑大规模集成电路﹑高级晶体管等高技术产品。当然，我们也可以从这样一个例子来分析这样一点，美国苹果手机零部件的生产大都设置在发展中国家，例如中国和印度，因为相比较来说，我国的劳动力资源很丰富，而且付给工人的工资相对也较低，所以发达国家将工厂设在发展中国家以获取利润。显然，中美﹑中欧贸易的商品结构符合国际分工及资源禀赋理论，各自在相对资源比较丰富的产业上形成顺差。

2.2国际产业转移

随着世界范围内的产业结构的调整，发达国家的产业结构升级，第三产业占到GDP70%以上，使其制造业加速向劳动力市场资源丰富的发展中国家转移。因此在改革开放后，我国的产业结构中制造业占了相当大的比例，而第三产业所占比例相对较少。世界经济出现“美欧消费，亚洲加工”的格局。纵观国际产业转移的发展概况，国际产业转移主要呈现出一下几个特点：（1）把产业革命发展起来的以传统机械技术为主的劳动密集型或资源密集型产业从发达国家转移到发展中国家；（2）发达国家将一些技术密集型的重工业转移到经济基础较好的发展中国家，例如：石油﹑化工等。这也造成发展中国家环境污染较重的现象；（3）当代最发达的国家，将一些高科技产品生产的下游产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例如电子产品的组装业，富士康就是这样一个很典型的例子；（4）发达国家之间形成联盟，为了提高高科技技术水平和扩大国际贸易的需要，将相对较弱的环节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形成比较优势，促进专业化分工和技术合作。国际产业的转移潮流下，对我国的进出口贸易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我国在国际分工占比较优势的主要在于低附加值得劳动密集型产品，在我国投资建厂的多为出口导向型的中小跨国公司，主要投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和加工贸易的方式出口产品。结合我国的资源优势和国外的资本和技术，使得我国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大大增加，FDI和加工贸易成为我国主要的贸易顺差来源。第二，我国处于东亚加工制造基地的位置，我国的贸易顺差大部分为周边国家和地区的顺差转移。中国处于东亚国际生产网络的最末端——加工组装阶段，很多周边国家和地区的出口要经过中国的组装得以实现。据专家估计，在我国对美国和欧盟的出口贸易额中，至少有一半是由日本﹑韩国﹑东盟和台湾地区的(绕路出口)而产生的。因此，我国对美国和欧盟的出口增加，涵盖了我国从日本﹑韩国﹑东盟和台湾地区的进口增加值，我国的贸易顺差中包含了这些国家对美国和欧盟的贸易顺差转移。

2.3国内产能过剩

产能过剩是指生产能力的过剩，是指人们通过投资建设所形成的生产能力所能提供的产品和服务超过了人们正常的使用能力和购买能力的的状态。随着技术的进步，机械化生产代替了手工业生产，企业的单位生产能力增加，使得产品的生产周期大大缩短。而且随着外资企业的大量进入，以及多方投资的崛起。形成过度投资，给我国的钢铁﹑电解铝﹑焦炭﹑黑色金属等行业带来大量的生产资金，形成了过大的生产力，众多的企业堆积大量的库存，在我国对这些商品的内需不足的情况下，为了给商品找出路，只能不断对外出口产品，这也就造成了近几年来，我国出口资源性﹑高耗能﹑高污染产品大量增加。出口的大量增加也就带来了贸易的顺差。

3加快我国贸易平衡的几点思考

3.1协调内部结构性

根据支出法核算国民收入，包括投资﹑消费﹑政府支出和净出口，我国在以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为导向的经济增长模式下，投资和净出口的大量增加，虽然带动了国民内生产总值的增长，但是也使得国内经济结构的不协调，要做到协调内部经济结构，首先就得扩大内需，刺激国内消费，提高消费率，增加政府对于基础设施的建设，发展公共事业﹑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使人们敢于消费，提高居民消费倾向和消费能力，改善我国的储蓄投资结构失衡问题。再次就是调整产业结构，优化我国的产业体系，大力发展服务业，扩大第三产业的比重，同时逐步优化第二产业，特别是降低高耗能，高资源性以及高污染行业的比重，大力发展科学技术水平，改善发达国家将重工业向我国转移的情况。最后就是建立一个公平竞争的市场，打破行业垄断，发展民营企业，并给与政策上的鼓励与支持，以弱化我国出口加工型的角色，加强自身发展，以平衡国际收支。

3.2优化出口产品结构

根据中国统计年鉴资料显示，我国出口商品以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而且在重工业产品的出口比重也较大，要想改善我国的贸易收支顺差，就要优化出口产品的结构，转变贸易增长的方式。近几十年来，我国出口产品主要依靠数量优势和价格优势，这使得其他国家认为我国是以倾销的方式掠夺市场，加大了国际贸易间的摩擦，并且高能源产品的出口，也进一步加重了我国能源紧张的局面，不利于我国的经济可持续发展。所以我国应该从政策上给予高技术﹑高附加值的企业更多的出口优惠政策，相反地，增加高能源产品出口压力。大力发展我国科学技术，提高出口产品的技术水平，向高科技﹑高性能产品的出口迈进。以促进贸易增长方式的转变，从而实现国际收支平衡。

3.3调整外资政策

长期的贸易顺差积累，造就了中国高额的外汇储备。为了稳定汇率，我国不得不加大基础货币的投放，使得人民币的压力持续增大，同时也蕴藏了对中国宏观经济稳定性的威胁。长期外向型的经济政策，也使得国内的资源配置向对外经济集中，尤其是在我国的能源﹑矿产资源﹑环境﹑土地﹑廉价的劳动力和政策资源上。虽然我国在这类产品的生产上占有比较优势，而且资源丰富，但这并不利于我国的长期可持续发展。特别是在我国加入WTO后，外国加大了对我国各个行业的投资，形成了一定的垄断和控制力，加重了对我国资源开采利用的局势。所以我国应该加快“走出去”的步伐，加大对外投资，开拓海外市场，发展跨国公司，鼓励我国有竞争优势的企业走出去，也可以并购外国的一些企业，把国内过剩的生产能力以及零部件等的生产转移到国外，有效地降低我国的出口，改善我国贸易失衡的现状。

4结束语

国贸范文篇5

1.近年来，以反倾销措施为主流的贸易救济措施，在世界经济舞台上愈演愈烈。(1)使用贸易救济措施的国家越来越多。过去主要是美国、欧盟、澳大利亚和加拿大等发达国家使用贸易救济措施，现在一些发展中国家也纷纷拿起贸易救济措施来保护国内产业，比如印度、墨西哥、阿根廷、南非等国。(2)贸易救济措施的使用频率不断增加。1995年～2003年世界贸易组织成员共发起2416起反倾销调查，其中前十位的国家和地区是印度379起;美国329起;欧盟274起;阿根廷180起;南非166起;澳大利亚163起;加拿大122起;巴西109起;墨西哥73起;我国72起（按WTO统计口径）。前十位的国家和地区发起的反倾销案件数占总数的77%。(3)贸易救济措施涉及的商品品种越来越多。产品涉及钢材、化工、机械、电子产品、纺织品、食品、矿产品等多个品种。

2.我国出口步入竞争扩张期的必然结果。出口增长取决于需求（主要是世界经济形势）和供给(主要是本国产品的竞争力)两方面,在一国出口产品结构与竞争力不发生大的变动之际,需求是决定出口的主要因素。回顾20多年我国出口的发展情况，我国出口的年际变动与国际市场需求变动存在着较强相关性，说明我国出口一直受国际市场需求变动的影响。近年来频繁遭遇各种形式的贸易限制，反倾销尤为突出，但这些并没有影响到我国出口贸易的高速增长，特别是入世以来，我国出口贸易保持了30%以上的年增长率。出口的快速增长:(1)表明贸易摩擦的增多对总体贸易增长并没有显著的影响，同时也表明我国产品具有了越来越强的国际竞争力，因此就更容易受到进口国竞争产业的抵制;(2)贸易规模与贸易摩擦本身就存在一定的相关性，如欧盟、美国、日本、韩国等都是对我国反倾销调查的主要对象。(3)我国经济和贸易规模的不断增长也使国际政治经济格局产生了深刻的变化，我国日益被某些国家视为潜在和现实的竞争对手，于是贸易摩擦也被作为一种手段，用以达到一定的非经济的战略目的。

3.我国的外贸依存度过高。(1)表现为国内经济增长对外需的依赖太大，而且集中度也太高，贸易风险过于集中。据统计仅2004年就超过了70%，超过发达国家平均水平的3倍以上。我国贸易进出口主要集中于少数国家及地区，对美、日、欧盟三大贸易伙伴的进出口占进出口总额的一半左右。这些贸易大国的经济增长直接影响到我国对该国的进出口，尤其是美国，其经济的繁荣与否不仅对我国出口产生直接影响，也将会影响到我国对其他国家的进出口，进而影响到整个经济增长;(2)我国一些重要产业产品依存度极高。部分大宗轻纺产品在某些市场的占有率已经超过临界点。如我国轻纺和家电等产业对外依存度普遍较高，特别是服装和鞋类的出口依存度都在70%以上，一些加工贸易“拳头”产品对某个具体目标市场也存在依存度过高的风险。一旦出口受阻，国内生产和相关企业将会受到严重打击。

4.出口秩序和出口产品的结构因素。(1)我国的出口企业缺乏对特定市场的长远打算，一发现新的市场就会蜂拥而入，而政府有关部门和行业协会缺乏有效的协调机制，最终结果往往是将出口商品的价格杀到无利可图，直至导致“假冒伪劣”产品出境，从而引起被进口国的反倾销，如俄罗斯、越南等国的深刻教训。(2)贸易保护要么是保护本国的新兴产业，这些产业尚未成熟且不具备国际竞争能力;要么是保护夕阳工业，夕阳工业优势已经衰减且面临产业调整。我国目前仍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主要的比较优势集中在劳动密集型产业或者是某些劳动密集的产业环节上，如纺织服装业、玩具、机电产品、高新技术产品的加工装配等。而这些产业正是发达国家的夕阳工业，竞争优势已经削弱，但在各种贸易保护和政府补贴政策的支持下，仍有一部分资本和劳动力滞留在这些产业中，同时由于这些产业具有相对较高的就业敏感性，因此欧美国家便将贸易政策作为一种社会政策(保护就业)来保护这些夕阳产业。

(3)从现实的角度看，针对我国的贸易限制措施，绝大多数都集中在纺织品、服装、鞋、玩具、轻工产品、家用电器等领域，这正反映了我国目前在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巨大竞争优势。目前我国参与国际市场的身份主要是商品的输出者，而非资本的输出者，而普遍来看，资本的输出者远较商品的输出者受欢迎。以20世纪70年代、80年代日美贸易摩擦为例:上世纪70年代以后，日美产业结构逐渐趋同，加强了它们之间产品的竞争性;两次石油危机，使得石油进口国的贸易收支恶化，促使日美为弥补逆差而扩大出口，这些因素导致了美日之间贸易摩擦越来越多。

5.我国在技术、环境保护、质量控制和认证等方面远远落后于欧美等发达国家，与国际标准有一定差距。迄今为止，由我国主导起草的国际标准（大部分是非关键性标准）也不过寥寥13项。我国的国家标准在至2001年底共有19744项，但近40％的标准制定时间超过10年，与国外3到5年就修订相差甚远，且标准基本上属于“无法作为”的标准，因而不能快速满足市场和技术发展的需要。针对中欧动物源性食品贸易中抗菌素残留问题，欧委会发言人在布鲁塞尔环境宣称“不能相信我国的食品检验!”显然，欧日食品检测的标准极其苛刻，对待问题的方式也甚是片面，而我国低效地食品检测对于出口的发展却在一定程度上产生了消极影响。

环境标志制度的确立和实施,使得出口产品只要取得绿色环境标志,也就取得了通向国际市场的通行证。有些国家便借此大行贸易保护行为,严格限制非环境标志产品进口。由于各国技术水平的差异,其环境标志所依据的环境标准不一致,对产品的评价方法也有差异,加之对外国产品的歧视态度,发展中国家往往很难获得发达国家的环境标志认证,即使有幸获得,代价往往也太大,最终总会影响其产品的出口竞争能力。

6．我国企业对国外倾销指控的应诉不力。我国出口企业不愿或无力支付高额的律师费用、不懂反倾销的运行机制和法规，以及企业财务制度不健全等原因,导致我国被提起反倾销诉讼的企业大多只是消极等待,而不愿意积极应诉。从而带来的结果是以”不合作条款”为由单方判输,不战自败。二、应对贸易摩擦的战略思考

1.从近期来看：预警与协调战略并举。（1）加快建立有效的贸易摩擦应对机制和预警机制。要借鉴国外成熟的贸易机制经验，加快相关的产业损害预警机制的建设，健全应对摩擦的快速反应机制，完善我国政府实施“三反一保”措施以及技术性贸易壁垒的法规体系，建立以企业和工业行业协会为主体的新机制。该监测预警机制应力求：管理手段先进，信息渠道广泛，资料传递迅速，调查研究充分，立案反应及时。不仅可以把有关工作的重点由事后处理转向事先预防，亦能把可能出现的问题解决在萌芽状态。形成一套纵向指挥管理，横向密切配合的组织机构，使产业、商协会、和政府部门之间能够建立有效的渠道，遇有问题，能快速反映，快速行动，切实维护国家和产业的利益。

(2)充分利用WTO的规则，积极参与国际公约的协调机制。要解决摩擦，单靠外交途径的谈判是不够的，还要讲道理，靠法律。因此需要注重加强国际经贸规则的研究，并敢于和善于运用法律规则，通过双边和多边机制解决贸易摩擦，积极维护国家和企业的权益。政府积极参与国际谈判，在贸易壁垒制定的标准和规则方面，我国要争取有一席之地。①积极运用WTO规则，就世贸组织主要成员国对我国出口产品实施的不公正待遇开展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包括磋商谈判和利用争端解决机制，以争取我国应有的贸易利益。②要用足用尽世贸规则给予发展中国家的差别和特别待遇，打好发展中国家这张牌。③在参与国际公约、规则的讨论、制定和完善时，一方面要和发达国家增加沟通，另一方面要积极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加强协调合作，在维护发展中国家利益的同时，真正最大限度地使各种多边经贸和环境机制能够反映我国的正当利益和要求。

2.从中期看：调整产业结构，提升产品质量，大力实施企业出口多元化战略，降低贸易集中度。(1)以国际市场需求为导向,加速出口产品结构的调整。①对于某些自然资源型的出口商品,要尽量提高其出口加工程度,以避免某些国家为保护资源和环境对自然资源密集型产品的征税和其他限制。②对于一般工业制成品,要通过深加工和精加工的过程,增加其出口附加值,提高产品本身的技术、安全、卫生和环保标准。一般说来,出口加工程度浅,附加价值低的商品比较容易引起进口方的反对和制裁。③产品结构调整要以国际市场需求为导向。通过对市场需求的开发，以国内市场为依托，取得国际市场上的局部竞争优势，逐步过渡升级到国家竞争优势，是我国企业走向国际舞台的必由之路。

(2)建立引导企业积极主动采用国际标准的运行机制。要使企业认识到标准认证工作对入世后自身生存、发展的特殊意义，并且借助认证手段大幅度提高企业产品和服务的质量。贸易摩擦虽然有着阻碍国际贸易发展的负面效应，但也具有积极推动贸易发展的机理。特别是ISO推出的ISO9000族标准已成为认可度、接受度最广泛的国际标准之一，有力地推动了世界范围内的企业、组织利用认证手段提高竞争实力的进程。企业只有通过贯彻实施这样的标准，才能为更好地走向国际市场创造良好的条件。

(3)外贸企业应实施出口市场多元化战略，调整出口市场格局。欧盟、美国和日本是我国最大的三个贸易伙伴，也是我国出口集中地和技术壁垒发源地，我国要形成合理的、有层次的多元化出口格局，加快实施“走出去”战略，鼓励企业积极参与国际竞争，推动出口市场多元化，抵消贸易壁垒的不良影响。一方面提高产品质量和品质，巩固发展现有主要出口市场，同时积极开拓潜在市场和新兴市场，针对不同的市场需求细分市场，开发适销产品，以产品差别化应对市场多元化，完善提升营销渠道;另一方面鼓励支持企业以多种手段开拓国际市场，将投资政策和贸易政策有机结合。当前国际投资、国际服务贸易的发展对一般货物贸易的影响越来越大，已成为各国占领市场的重要手段。支持国内企业进行海外直接投资，采用世界普遍采用的跨国经营方式可以改变我国目前出口依存度高潜伏的一些风险。

国贸范文篇6

1韩国贸易政策的演变综述

1.150年代的进口替代内向型战略

这一时期，韩国的贸易基本上是对美国的双边贸易，主要实行的是以高关税壁垒和严格的进口限额而实现非耐用消费品和中间产品的进口替代策略。该策略在当时具有明显的保护性色彩。这样政策的实施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国内产业的发展，内向型的进口替代策略虽然使得国内一些企业获得了保护，但这些企业生产所需要的原材料等严重依赖外国企业，国内购买力低下，出口不振最终导致进口大量增加，赤字扩大。因此，进口替代内向型的经济在50年代末60年代初造成了很多经济问题。为了改善当时的经济状况，60年代初特别是朴正熙军人政府上台始，韩国经济政策经历了进口替代内向型经济到出口导向外向型经济政策的转变。

1.260年代至今的出口导向外向型政策

1.2.1朴正熙时期的贸易政策（1961～1979年）：出口增长第一的理念朴正熙时期，制订了四个五年计划。针对韩国60年代初的经济现状，确立了贸易立国、出口第一的方针。以下根据韩国加入关贸总协定为分水岭分为两个阶段进行描述：①1961~1967年入关前的贸易政策。这一时期主要是韩国实施第一、二个五年计划的阶段，韩国正式确立了“贸易立国”、“经济增长第一”、“输出立国”的策略，其实质就是发展“出口导向型”外贸发展策略。②1967年入关至1979年的贸易政策。入关之前，韩国因地制宜发挥比较优势，致力于发展劳动密集型企业；入关之后，在坚持贸易立国的基础上，最突出的特点在于第三个五年计划中关于大力发展重化工业的策略，也预示着韩国要经历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密集型产业的转变。

1.2.2全斗焕时期的贸易政策（1980～1988年）：大力改善出口结构由于韩国一味的追求出口高增长，经济的发展已经趋于畸形。主要表现为经济基础薄弱，资本、技术、原材料及中间产品严重依赖国外；侧重于发展出口加工区、重化工业导致国内经济比例失调，国内市场萎缩等等。政局的不稳、经济的恶化是的韩国急于寻求经济发展的转机。全斗焕总统时期，注重改善出口结构，不再一味追求出口贸易额的单一增长，逐步转变为以民间为主导、鼓励市场竞争机制，力争实现经济的稳定化、效率化和开放化。这一时期，逐步改变出口商品结构，实现资本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产品的转变。这一阶段，出口贸易额继续增长，1981年出口贸易额为212.5亿美元，进口为261.3亿美元；而到了1986年出口贸易增长到了347.1亿美元，进口贸易额为315.8亿，并首次实现了贸易顺差。

1.2.3卢泰愚时期及以后的贸易政策（1989年至今）：政府主导性相对弱化90年代初，由于世界经济不景气、国际市场竞争惨烈、贸易保护主义抬头、资本利率提高、原材料价格上涨、劳动力价格上升等因素存在，韩国出现了明显的经济下滑。表现在贸易上是连续出现贸易黑字。为改变这种状况，韩国主要是继续强调出口贸易，但是重点转为优化出口商品结构，扩大进口自由化范围，改善国际收支。大力发展技术密集型企业，出口商品逐步由资本密集型转型为技术密集型产品。2008年韩国出口额达4220亿美元，比上一年增长13.6%，进口为4533亿美元，是世界第11大贸易国。

2韩国贸易政策演变特点及原因探析

综上所述，韩国贸易政策的演变大致可以概括为进口替代时期，出口增长立国时期，进口自由化时期和出口创汇时期四个阶段。根据国际贸易理论，国家制定并实施贸易政策的目的是能够极大的获得贸易利，增加本国经济福利，改善贸易收支。事实证明，韩国在各个阶段所实行的贸易政策效果是明显的，在一定时期是有效的。韩国每一阶段贸易政策的演变的背后都隐藏着理论的和现实的根据和原由。

2.1出口立国阶段———出口贸易额增长

朴正熙总统上任之后，韩国确定了出口导向经济模式。50年代是西方国家经济发展的黄金时期，美国对国内劳动密集型进口市场是开放的，并且这一时期美国采取的是牺牲部分经济利益的政策。韩国主要利用西方国家不断转移本国劳动密集型产业，而且国际市场对劳动密集型产品的需求量增强的机遇，主动实施出口导向发展战略。承接发达国家的产业转移，大力发展面向国际市场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可以说“，汉江奇迹”的成功与美国这一时期倡导的贸易秩序有很大关系。我们可以看出，此时韩国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大部分出口到美国市场。因此，特定的国际经济关系和韩国适时抓住机遇造就了韩国出口导向经济发展的成功。另外，在出口导向发展初期，韩国经济基础薄弱，进口仍然受到严格限制。

2.2出口富国阶段———出口导向工业化

70年代以后，美、日等发达国家处于黄金发展阶段末期。此时，日本处于跻身于世界经济强国的重要时期，欧盟自由化程度进一步加快。与此同时，东亚其他国家经济得到发展，更为廉价的劳动力和优惠的引资政策给韩国劳动密集型产品的输出构成压力。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大力出口加工工业，越来越多的劳动密集型产品输往美国，而美国劳动密集型产品进口市场规模有限，韩国就面临着巨大的竞争压力，轻工业产品出口规模增长潜力减弱。韩国单纯依靠出口的增长模式受到了极大地制约，表现在韩国在90年代初期，国际贸易收支严重恶化，贸易赤字加大。因此，单纯依靠出口增长的模式已经不适应经济的发展了。

2.3出口强国阶段———政府主导弱化阶段

国贸范文篇7

关键词:货币政策;贸易收支;贸易顺差;最优跨时贸易

一、引言

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贸易收支一直保持顺差。中国贸易顺差问题成为国内乃至全球关注的焦点。巨额的贸易顺差不仅对我国经济发展产生负面影响,而且会引起越来越多的贸易纠纷,成为我国对外贸易发展的绊脚石。在世界经济陷入困境的2009年度,贸易保护更是集中爆发,仅美国和欧盟涉嫌中国制造的“双反”案件就高达101起,这在世界贸易史上实属罕见。

国内外学者对中国贸易顺差问题进行了大量研究,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从Keynes的宏观经济模型出发,提出内需不足是中国贸易持续顺差的根本原因,认为中国应该放弃“出口导向”的发展战略,通过刺激内需改变经济发展对国外需求的过分依赖;二是遵循国际收支调节的弹性理论,提出人民币低估是中国长期保持顺差的主要原因,建议通过人民币升值调节贸易顺差。这两种观点都有合理性,但与现实似乎不太吻合。如果内需不足相对于外需充足,那么在全球经济危机背景下,为何外需不足我国贸易仍保持顺差?如果人民币升值可以调节,为何我国自2005年7月汇改以来,人民币适度升值后,对外贸易仍然是顺差?本文认为,中国贸易顺差短期内是国际货币政策造成的输入性顺差,长期是最优跨时贸易的结果。

近年来,作为世界货币符号的美元供给量超常增长,可能是短期中国贸易顺差的重要原因。长期,中国贸易顺差是平衡前期贸易逆差的跨时贸易结果,体现了国与国之间跨时贸易的互利性和互补性。

基于此,本文从消费者最优跨时条件出发,建立国际货币政策对贸易收支影响的短期和长期模型,在理论上说明国际货币政策对一国贸易收支可能产生的影响。然后使用该理论模型,从实证角度分析美国相对于中国的货币供给量变化对中国贸易顺差产生的影响。

二、文献综述

货币政策对贸易收支影响的传导机制一直是货币经济学研究的重要问题。西方经济学经典理论一般是将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分为三类:利率渠道、信贷渠道和汇率渠道。由于汇率渠道从理论上直接解释了货币供给影响贸易收支的途径,因此,大多研究文献是从汇率渠道出发,研究货币供给影响贸易收支。

Obstfeld等(1995)将汇率因素纳入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研究中,分析货币政策通过汇率变化对贸易收支的影响;Faust等(2002)研究了货币政策变动对汇率的影响问题。对于我国货币政策对贸易收支的研究,盛朝晖(2006)认为我国的货币政策汇率传导机制具有一定的被动性,贸易收支变化是汇率变动的格兰杰原因,而汇率变动不是贸易收支变动的格兰杰原因;赵进文等(2004)认为我国货币供给量对进出口影响显著,货币供应量直接作用于贸易收支平衡。Zhang等(2007)认为中国贸易失衡是实体冲击的结果,货币手段难以有效解决中国贸易失衡问题。Groenewold等(2007)、Zheng等(2006)都表明人民币币值调整对中美贸易失衡的作用不大。

从非货币因素考察中国贸易顺差成因的研究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1)加工贸易和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卢锋(2006)认为贸易顺差的直接原因来自于加工贸易和外商直接投资的“结盟效应”,深刻根源则是产品内分工时代背景与改革开放进程的互动关系。余永定等(2006)强调中国的贸易顺差是中国长期推行吸引FDI的优惠政策,特别是加工贸易型FDI优惠政策的结果,并认为贸易顺差已经成为结构性问题,无法通过宏观政策在短期内加以纠正。张二震等(2009)认为产品内分工的快速发展是我国贸易顺差的重要背景,我国快速融入国际生产网络是贸易顺差快速增长的内在原因。(2)中国廉价资源和贸易政策共同作用的结果。王晋斌等(2007)指出中国贸易顺差是中国经济的资源禀赋和对外投资、贸易政策共同作用的结果,认为贸易顺差扩大是未来相当长时期内的基本态势,不存在任何低成本快速降低贸易顺差的短期措施。余芸春(2007)认为相对较低的资源价格是形成我国贸易顺差的主要原因,积极推动金融体制改革、完善要素市场是解决顺差的重要途径。(3)产能过剩和有效需求不足。张家胜等(2007)认为国内有效需求不足和国内投资过度扩张、贸易生产相对过剩与公共品供给不足以及国民储蓄超过国内投资是中国贸易收支顺差的直接原因,而人口红利、大规模的工业化与城市化、地方政府行为扭曲、金融抑制等因素决定了中国贸易顺差将在较长时期内存在。(4)从跨时贸易分析我国贸易顺差的成因。赵文军等(2008)认为中国实际资本存量高速增长和居民实际财富缓慢爬升是贸易顺差快速增加的主要原因。张碧琼(2009)认为中国与美国存在互利的跨期交易,美国逆差和中国顺差,表明中美之间存在顺逆差转换关系,体现了两国的跨期消费模式的互补性。

三、理论模型

本文的理论分析是基于Obstfeld等(1995)的理论模型。他们的分析是建立了一个价格事先确定的完全预期的两国一般均衡的货币模型,指出在价格完全弹性条件下,永久性的货币冲击不存在动态变化过程,世界经济立即调整到现存财富分配下的稳定状态。以中国贸易收支为研究对象,我们着重分析了两国货币政策、汇率、世界实际利率、产品价格等因素对贸易收支的短期影响过程。

假设世界上只存在两个国家:本国和外国,每个国家的人口假定为1。这个代表性的人口既是生产者也是消费者。作为消费者消费两国的所有商品,作为生产者均为垄断厂商。两国都只生产贸易品,不存在非贸易品,每种产品被指数化为z(z∈[0,1])。假定本国垄断厂商只生产[0,n](0

1.基于消费的购买力平价

假定不存在贸易障碍,每种商品的一价定律都是成立的。若使用ε表示名义汇率(以本币表示外币的价格),商品z的本币价格为p(z),外币价格为p*(z),则由一价定律知,p(z)=εp*(z),p*(z)=p(z)ε。本国和外国货币价格指数也满足一价定律,即P=εP*,P*=Pε。

2.生产者的行为

由于商品z只能由垄断厂商提供,所以生产者对于商品z面临的需求就是所有消费者对于商品z的需求之和。假定本国代表性消费者对于任意商品z的需求为c(z),总消费指数为C,收入约束为Z,代表性消费者的最优化行为满足下列条件:maxC=∫10c(z)θ-1θdzθθ-1s..t∫10p(z)c(z)dz=Z求解这一最优化过程可知,本国和外国(外国同理,下同)代表性消费者对于商品z的需求分别为:c(z)=p(z)P-θC,c*(z)=p*(z)P*-θC*。商品z的需求曲线yd(z)为:yd(z)=p(z)P-θ×[C+C*]=p(z)P-θ×Cw(∵Cw=C+C*,ε=p(z)p*(z)=PP*)用y(z)和y*(z)表示本国生产者生产商品z的产出量,本国和外国总产出为:Y=∫n0y(z)dz,Y*=∫1ny*(z)dz3.消费者的预算约束假定两国唯一可以交易的资产是用复合消费品表示的无风险的Arrow-Debreu债券,那么本国代表性消费者在时期t的预算约束用实际项表示为:Bt+1+MtPt=(1+rt)Bt+Mt-1Pt+1Pt∫n0pt(z)yt(z)dz-Ct-τt其中,rt为t-1期到t期的债券实际利率;Bt为国内代表性消费者从t-1期到t期持有的债券,Bt+1为t期到t+1期持有的债券;Mt-1、Mt为t期初和t期末持有的货币余额;Pt为t期的货币价格指数;pt(z)为代表性生产者生产商品z在时期t的国内价格;yt(z)为商品z在时期t的产出量；∫n0pt(z)yt(z)dz表示生产者在时期t的生产性收入;Ct为代表性消费者在t期的综合消费额;τt表示政府在时期t的累进税(负的累进税表示转移性收入,本文的分析均假定τt<0)。

4.消费者跨时最优决策

假定本国代表性消费者在时期s的消费指数为Cs,实际货币余额为MsPs,生产中付出的劳动的偏好为k2Y2s,主观贴现率为β。国内消费者的跨期消费函数贴现到t期为Ut=∞s=tβs-tlogCs+χlogMsPs-k2Y2s。

那么,消费者跨时最优决策为:maxy(z),M,BUt=∞s=tβs-tlogCs+χlogMsPs-k2∫n0ys(z)dz2s..tBt+1+MtPt=(1+rt)Bt+Mt-1Pt+1Pt∫n0pt(z)yt(z)dz-Ct-τt其中:C=∫10c(z)θ-1θdzθθ-1(θ>1),P=∫10p(z)1-θdz11-θ,χ、k为常数。

Bt+1,Mt,yt(z)的一阶条件分别为:Ct+1=β(1+rt+1)Ct,MtPt=χCt1+it+1it+1,y1θt=1k(Cwt)1θ1Ct。定义为1+it+1=Pt+1Pt(1+rt+1),it+1为t期到t+1期本币的名义利率。均衡的横截性条件为limT→∞R,tt+TBt+T+1+Mt+TPt+T=0。同样,对于外国消费者能得到类似的条件。

5.约束条件的动态化

令^Xt=dXtXt,使用Aoki(1981)的方法可以求出约束条件的动态化方程为:^Bt+1=c1^Mt-^M*t-^et+1δ[^et+1-^et]+c2^Mt+1-^M*t+1-^et+1+1δ[^et+2-^et+1]+c3^Mt+c4^Mt-1+c5^pt(h)+c6^pt+1(h)+c7^rt+c8^rt+1+c9(-^τt)+c10^Bt假定a3γ1θ1-γ1>a4时,c1=-γ1(1-θγ1-γ2a2+a3(1-1δ×γ1θ1-γ1)+a4(1+1δ)<0c2=1δ×γ1(1-θ)γ1-γ2(a3γ1θ1-γ1-a4)>0,c3=-a2(1-b1)+a3γ1θ1-γ1-a4>0c4=a2b1>0,c5=[a2+a3+(a3+a4)(1+1δ)]>0,c6=-(a3γ1θ1-γ1+a4)1δ<0c7=a1δ1+δ>0,c8=-(a3γ1θ1-γ1+a4)11+δ<0,c9=(1-a1-a2-a3-a4)>0,c10=a1>0其中:γ1、γ2表示本国和外国产品在总产出中的比重(假定γ1<γ2);δ=r为长期不变的均衡世界实际利率;ai(i=1,2,3,4)、bi(i=1,2)分别表示各分量在总量中所占比重。

6.贸易收支动态化

(1)短期贸易收支动态化模型令Bt+1表示本国在第t期末的外汇资产净值,第t期的贸易收支余额定义为CAt=Bt+1-Bt。贸易收支的逐期变化率为CAt^=d^Bt+1-(d-1)^Bt。

令Et{^mt+1}=^Mt+1-^M*t+1-^et+1,^mt=^Mt-^M*t-^et,Et{^et+2}=^et+2,Et{^et+1}=^et+1,Et{^pt+1(h)}=^pt+1(h),Et{^rt+1}=^rt+1,则:CAt^=1Et{^mt+1}+2^mt+3^mt-1+1δEt{^et+2}+2δ-1δEt{^et+1}+3δ-2δ^et-3δ^et-1+4^Mt+5^Mt-1+6^Mt-2+7Et{^pt+1(h)}+8^pt(h)+9^pt-1(h)+10Et{^rt+1}+11^rt+12^rt-1+13c9(-^τt)+14(-^τt-1)+15^Bt+16^Bt-1(1)其中:1=dc2>0,2=dc1+(d-1)c2>0,3=-(d-1)c1<0,4=dc3<0,5=dc4+(d-1)c3>0,6=-(d-1)c4<0,7=dc6<0,8=dc5+(d-1)c6不能确定,9=-(d-1)c5<0,10=dc8<0,11=dc7+(d-1)c8不能确定,12=-(d-1)c7<0,13=dc9>0,14=-(d-1)c9<0,15=dc10>0,16=-(d-1)c10<0(2)长期贸易收支动态化模型在两个国家中,长期一国的消费应该等于其长期的实际收入;在不存在政府支出的条件下,一国的铸币税收入完全以转移支付的形式返还给公众,Ricardian等价定理恒成立。本国代表性的消费者的约束条件变为:B=(1+r)B+YP-C长期贸易收支动态化模型:^CAt=φ1^Ct+(1-φ1)(^Yt-^Pt)(2)综合上述影响贸易收支的短期和长期模型,可以得出如下主要性质性质Ⅰ:短期内,国际货币政策对本国贸易收支的影响取决于两国货币的相对供给量、相对供给量的预期以及前期的相对供给量,本国贸易顺差随着外国货币供给量相对增加而增加,随着预期本国货币供给量相对增加而增加,随着前期外国货币供给量的相对增加而减小。其最终作用的大小取决于这三种作用的总和,即1-2-3。当满足1-2-3>0时,,本国的贸易顺差是输入性的,它完全是外国货币供给量的相对扩张和本国消费者最优跨时消费的结果。

性质Ⅱ:短期内,如果仅考虑本国货币供给量的绝对扩张,那么本国货币供给量的增加将会减少贸易顺差,这与货币主义分析方法相同。

性质Ⅲ:短期内,汇率对本国贸易顺差的影响不很明确。虽然当期汇率下降(本币升值)会出现逆差,但预期的汇率下降却能导致贸易顺差。汇率对贸易收支影响的结果取决于它们之间作用的大小。

性质Ⅳ:一国的货币政策在长期内只会影响该国的消费价格指数,对贸易收支不会产生直接的影响,货币政策长期内无效。

四、对中国贸易顺差的实证研究

1.模型的选择和数据来源

根据短期贸易收支动态化模型(1),考虑计量分析的可行性,我们设定的短期模型为:^CAt=φ1Et{^mt+1}+φ2^mt+φ3^mt-1+φ4Et{^et+2}+φ5Et{^et+1}+φ6^et+φ7^Mt+φ8^Mt-1+φ9^Mt-2+φ10Et{^pt+1(h)}+φ11^pt(h)+φ12^rt+φ13(-^τt)+φ14^Bt+μt(μt~ⅡD(0,σ2))(3)由上述短期模型的分析,模型(3)的参数应该满足下列条件:φ1>0,φ2>0,φ3<0,φ4>0,φ5>0,φ6<0,φ7<0,φ8>0,φ9<0,φ10<0,φ13>0,φ14>0,φ11,φ12的符号不确定。

根据长期贸易收支动态方程(2),考虑到我国从1994年开始的持续贸易顺差,我们设定的长期模型为:^CAt=0+1(^Ct+^Pt-^Yt)+2D*(^Ct+^Pt-^Yt)+vt(vt~ⅡD(0,σ2))(4)其中:D为虚拟变量且D=0,1979—19931,1994—2008。当^Ct+^Pt>^Yt时,国内实际消费大于国内实际产出,贸易收支应该为逆差。针对中国贸易收支的实际情况,模型(4)的回归系数满足1>0,2<0。

由于贸易收支余额定义为CAt=Bt+1-Bt,而Bt+1表示本国在第t期末的外汇资产净值,所以我们选择进出口差额和国家外汇储备代替我国持有的外汇资产净值。中国货币供给量使用历年的M2,外国表1序列ADF检验结果变量名检验类型t-统计值5%临界值结论^Mt-^M*t-^et(c,0,4)-5.52957***-2.99806平稳^et(c,0,4)-3.99318***-2.97626平稳^Mt(c,0,5)-3.19786**-2.99806平稳^pt(h)(c,0,6)-4.73328***-2.99806平稳^rt(c,0,4)-4.45179***-2.99806平稳^τt(c,0,4)-4.74934***-2.99806平稳^Bt(c,0,4)-4.39488***-2.99806平稳^Ct+^Pt-^Yt(c,0,7)-5.12943***-2.97185平稳注:***、**、*分别表示在1%、5%、10%水平上通过检验。

货币供给量使用美国的同期货币供给量(M2)。本国产品价格指数使用我国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中国货币价格指数使用消费者价格指数CPI。由于模型假定τt为政府的铸币税收入,使用中国政府的财政赤字近似代替。数据分别来源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美联储网站和EIU数据库。

2.变量的平稳性检验

用非平稳的时间序列建立回归模型会带来伪回归问题,导致用非平稳的时间序列建立的估计结果毫无意义,在进行时间序列回归分析前须对数据做平稳性检验。检验结果显示,这些变量都是平稳的(如表1所示)。

3.短期模型的回归分析

对于模型(3)的回归,本文采用逐步回归方法。考虑到我国自1994年以后贸易收支持续顺差的事实和模型(3)本身具有滞后项的特点,回归分析中使用的数据是1994—2008年的年度样本数据。短期模型的实证结果、显著性检验和变量的样本期均在表2中得以体现。

表2影响中国贸易收支顺差短期模型的回归结果(1994—2008)^CAt模型Ⅰ仅考虑中美两国相对货币供给量对中国贸易顺差的影响。当期美国货币供给量相对增加1%时,中国贸易顺差增加0.17个百分点;预期未来中国货币供给量相对增加1%,促进中国贸易顺差进一步扩大到0.58个百分点;前期美国货币供给量相对增加1%,本期中国贸易顺差将减少0.44个百分点,起到平衡中国贸易收支的作用。但这种缩小贸易顺差的作用小于扩大顺差的作用。

模型Ⅱ仅考虑汇率因素对中国贸易收支的影响。当期汇率下降1%,中国贸易顺差减少0.40个百分点,人民币升值在一定程度上缩减我国的贸易顺差。

模型Ⅲ仅考虑中国货币供给量的绝对变化对贸易收支的影响。当期中国货币供给量的绝对变化,对贸易收支的影响不显著;前期和前两期中国货币供给量绝对增加1%,中国贸易收支分别增加0.93个百分点和降低0.61个百分点。两者的共同作用是使得中国贸易收支增加0.32个百分点。

如果单独选用中国产品的价格因素、世界实际利率、中国财政赤字以及中国持有的无风险外汇债券进行回归,结果均不显著,说明当其它因素保持不变时,这些变量不能单独解释中国贸易顺差的问题。

因此,本文把它们加入到货币供给的相对变化上,形成模型Ⅳ、Ⅴ、Ⅵ和Ⅶ。

模型Ⅳ考虑中美两国货币供给的相对变化和预期本国产品价格变化对中国贸易顺差的影响,模型Ⅴ是在模型Ⅳ的基础上再加上世界实际利率的影响,模型Ⅵ将中美货币政策与中国财政政策结合起来分析中国的贸易顺差,模型Ⅶ分析加入了中国持有的无风险债券对贸易顺差的影响。通过表2可以观测到,加入这些因素后并没有改变货币供给量相对变化对贸易顺差影响的符号,国际货币政策是中国贸易顺差形成的一个重要原因。

此外,我们还尝试了将其余变量加入到回归中来,结果均不显著。综合看来,中国贸易顺差受美国货币相对供给量的影响显著,在短期内难以实现贸易收支平衡。

4.长期模型的回归分析

模型(4)的变量通过了平稳性检验(具体见表1),对模型(4)进行回归,可以得到1979—1993年的方程:^CAt=-0.05+1.84×(^Ct+^Pt-^Yt)(1.93)和1994—2008年方程:^Ct=-0.02-2.79×(^Ct+^Pt-^Yt)(14.49)(1.93)R2=0.96F=327.24DW=1.95通过上述两个方程可以发现,1994—2008年的贸易顺差恰巧可以由消费不足说明,但这种消费不足却无法说明我国1979—1993年的大多数年份的贸易逆差问题。两个阶段符号相反的回归系数表现出跨时消费的特点,前期的逆差和现在的顺差体现了我国为平滑消费进行的最优跨时贸易特点,说明了我国与他国跨时贸易的互补性、互利性。

五、结论

本文从消费者效用最大化条件出发,构建了一个基于最优跨时贸易的两国货币政策影响贸易收支的短期和长期一般模型。使用该模型对中国贸易收支进行实证分析,得出以下结论:

(1)理论上,国际货币政策传导贸易收支只在短期内有效,长期内无效。短期内,国际货币政策对本国贸易收支影响受两国货币的相对供给量(2),相对供给量的预期(1)以及前期的相对供给量(3)影响。其最终作用取决于这三种因素的总和,即1-2-3。当满足1-2-3>0时,本国的贸易顺差是输入性的,它是外国货币供给量相对扩张和本国消费者最优跨时消费的结果。当外国货币供给量不变时,本国货币供给量的绝对扩张会导致本国产品价格上涨,出现贸易逆差。汇率对本国贸易顺差的影响不很明确,取决于当期汇率和预期的汇率之间作用的大小。

(2)长期内,一国贸易收支的变化取决于该国实际消费和实际产出的相对变化,一国的货币政策只会影响该国的消费价格指数,对贸易收支不会产生直接的影响。货币政策长期内无效。

(3)通过对中国贸易收支的实证研究,短期内中国贸易顺差表现出输入性的特征,它与美国扩张性货币政策密切相关。将所有可能因素都考虑到短期模型中去,那些起显著相反作用的变量也难以消除美国扩张性货币政策对中国贸易顺差的影响。

(4)本文的实证结论显示,使用人民币升值的办法来降低中国贸易顺差的作用较小。同时,实证分析也说明消费不足只能解释我国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的贸易顺差,却不能解释在这之前的贸易逆差。使用长期模型对此进行的实证分析表明,前期的逆差和现在的顺差是最优跨时贸易的结果,体现出我国和其它国家跨时贸易往来的互利性、互补性。至于为什么会选择20世纪90年代中期作为我国跨时贸易顺逆差的分水岭,是需要进一步研究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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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贸范文篇8

改革开放以来对外贸易一直是我国经济发展的“推助器”据海关统计自2002年我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对外贸易增长速度连续6年保持在20％以上，进出口规模翻了两翻，特别是近四年贸易顺差急剧增长2004年贸易顺差321亿美儿，2005年贸易顺差达到1020亿美元。出口额7620亿美元，比上年增长28.4％；进出口额6601.2亿美儿，比上年增长17.6％。2006年贸易顺差进一步增加到l775亿美元，外贸出口9690.8亿美。增长27.2％比上年下降1.2个百分点；进口7916.1亿美元，增长19.9％，比上年上升2.3个百分点。2007年我国外贸顺差达到2622亿美元，同比增长47.7％，后8个月单月顺差规模均保持在200亿美元以上同时2007年我国外贸进出口总额首次超过2万亿美元，达21738亿美元，比上年增长23.5％，净增加4134亿美元。其中出口12180亿美元，增长25.7％，比上年下降1，5个百分点；进口9558亿美元，增长20.8％，比上年上升0.9个百分点。2008年1至8月，我国累计贸易顺差1519.9亿美元，同比下降6.2％，净减少100.8亿美元；出口额9376.9亿美元，增长22.4％，比上年下降3，3个百分点；进口7856.9亿美元，增长30％，比上年上升9.2个百分点；外贸进出口总额17233.8亿美元，同比增长25.7％。从绕计的数据可以看出我国对外贸易顺差有以下特点：增长速度连续保持20％以上，2005年至2007年增长迅猛，2008年上升势头回落。

2我国贸易顺差形成原因

2.1国际间产业转移是我国高额贸顺差产生根本原因。

首先，在这种国际产业转移的大背景下，外资把中国作为制造基地进行加工贸易，使加工贸易占据了我国贸易的50％以上，从而推动了贸易顺差的急剧扩大。其次，这种产业转移的另个结果是，使得企业大规模进口生产所需的中间产品，导致我国对周边经济体形成巨额的贸易逆差。而这些产品在大陆组装后输往这些企业原有的传统市场，主要是欧美市场，导致我国对欧美市场出现较大贸易顺差。再次，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第一次国际产业，促进了我国贸加工产业的升级。相应地，出口产品仍然以加工类型产品为主，并在一定程上推动我国部分产品层次和附加值的提高。促成了部分资本、技术密集型的高新技术产品尤其是机电产品出口比重增加。

2.2发达国家对中国技术出口的限制扩入了贸易顺差。

按照建立在比较优势基础上的自由贸易原则，中国主要对海外原材料产品和技术密集型产品进口需求较大。但一些发达国家以国家安全等为借口，对本国企业向中国出口高新技术设备施加种种限制。巴黎统筹委员会解散后，某些国家对华出的管制政策不但没有放松，反而加强，这自然会加大双边贸易不平衡。以美国为例，美国对中国实行歧视性出口管制已是导致中美逆差形成的重要原因。美国的出口许可证从递交申请到批准的平均时间一般为3个到12个月，而日本、德国对向中国高科技出口发放许可证的时间最多为1个月。所以。如果美国对华高科技出口要等半年才能获得许可证，出口机会就会转向德国或日本公司。正由于此，美国对华高科技出口比例持续下降。由于美国歧视性的出口管制，近几年美国每年都要丧失对中国出口几十亿美元的贸易机会。

3如何对待贸易顺差

国贸范文篇9

（一）国贸专业课程教学方法老套滞后

国际贸易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会随着国际经济环境和参与贸易各国政策的变化而变化，而目前我国民办院校所使用的国际贸易教材内容相对国际贸易发展的新规则来说都比较滞后。许多院校在具体教学中主要是让学生接触一些典型的案例，而忽视了国贸的多样化、差异化及不同贸易条件下的变化，在培养学生处理实际业务能力方面有所欠缺。

此外，由于受教学条件及传统的考核标准的制约，多数院校教师大多采用课堂讲授法教授国际贸易课程上课缺乏互动性；学生学习课程的目的基本上都是为了考试得到更好的分数。这种教学模式与当前国贸市场所需人才的培养要求是相悖的。

（二）国贸课程教学成果缺乏实践检验

目前我国民办院校国际贸易专业严重缺少教学实习基地，普遍存在实践教学环节欠缺的弊端。由于受限于办学经费不足、师资力量不足等原因，许多民办院校只重视书本知识的教学，不重视实践教学课程的建设，没有建立模拟实训实验室，在企业实习基地建设方面也比较滞后，学生所学的国贸课程理论与实际操作不能有效对应，没有能给学生提供实际操作的岗位与机会，不能很好地满足社会的真正需要。

二、民办院校国际贸易专业课程改革构想

(一)进行市场需求定位，加强课程设置改革

课程设置是人才培养的核心。因此，目前民办院校国贸课程改革要结合国际贸易的特征和外贸市场对人才的需求来设置与国贸专业理论知识、专业操作技能相一致的课程体系，加强核心技能课程的设置。根据目前国贸就业情况，适当增加一些经济学技能的培训，以培养出具有较高经济理论水平和实务知识、能从事国际经济、国际贸易、国际投资等方面的实际工作的专门人才，提高国贸毕业生的专业对口就业率。此外，根据民办院校学生的特点，从引导学生兴趣、满足学生就业需求的角度去考虑课程设置改革，增加学生学习的知识性、操作性与实践性。教师要相互交流与学习，强调经济学的教学重点，避免基础课程内容的交叉重复。

（二）加强师资建设，创新教学方式

由于国际贸易相关规则与法律随着全球经济发展的进程不断更新，因此，校方应建立强大的教学平台和教学课程网络系统，全而推行多媒体教学；对于实践性较强的课程，可聘请企业资深专家授课。教师在教授知识时要不断创新国贸专业课程的教学方式，采用模块化教学方式来完善实践性教学环节，建立相应的案例讨论、沙盘推演等授课模式，实施双向互动的授课形式，加大最新的外贸案例教学力度，吸引学生学习国际贸易的兴趣。

（三）促进校企合作，加大实训基地建设

国贸范文篇10

REACH法规并不是一个单独的法令或法规，而是一个涵盖化学品生产、贸易和使用安全的综合性法规。它对出口到欧盟的化学品提出更严格的环保、安全要求，以规范欧盟市场上化学品的制造、使用和流通。主要包括注册、评估、许可、限制及数据共享。

(一)注册。对现有广泛使用和新发明的化学物(包括部分可分离中间体)，生产商或进口商在生产或进口时，需通知政府主管机构，说明生产或进口该物质的用途，并提交相关文件。文件应包括对该化学物质毒性和生态毒性等特性的介绍、生产或进口的用途、对人类和环境的暴露量、预计产量、对该物质的分类及标识建议、安全数据单、对使用方法等进行的初步风险评估报告，以及建议采取的风险管理措施等。政府主管部门将把上述信息输入中央电子数据库进行注册，颁发一个注册号并对已注册物质中需给予特别关注的事项和特性进行实地考察和自动筛选。

(二)评估。由主管机构对所有产量超过100吨的化学品注册信息进行审查和信息核对；对降解速度慢并可能在自然环境中累积的或具有基因诱变或剧毒等危险特性的或其分子结构易引起关注的化学物质，即使其生产量或进口量低于100吨，生产商也应测试产品对人体和环境的长期影响。

(三)许可。对可能引起极大关注的物质或其成份，如CMR(致癌、诱导基因突变或对生殖有害的)物质和POPS(低降解有机污染物)物质，政府主管机构应对其按某一用途的使用方式给予具体授权。

(四)限制及数据共享。对部分化学品或配制品进行限制，除非在遵守限制条件下，才能被制造、投放市场或使用。必须对注册产品进行多种检测试验，检测费用全部由企业承担，对首先完成注册而产生的产品数据信息向潜在注册人共享，但潜在注册人必须向前期注册人支付百分之五十的费用才能共享数据和完成注册。

REACH法规一改过去仅由政府承担化学品安全的责任，要求化工产业承担与其产品安全相关的责任，化工产业应负责收集相关化学品的数据进行评估，并保证只生产或销售按指定方式使用对用户及环境均属安全的化学品，还应进行成本——效益分析，证明使用有关化学物质的效益大于为消除该物质对人类健康和环境造成的危害而引发的成本。

二、欧盟REACH法规对我国化学品贸易的影响

与欧盟之前的同类指令相比，REACH法规影响的范围更广。从表面上看，REACH法规是个化学品法案，影响的是化工产品，但由于几乎所有商品都使用化工产品作为原料，因此，它的影响几乎波及到我国所有出口商品。仅从目前看，直接或间接影响到我国出口到欧盟的商品，主要包括化学原料及制品、化纤、橡胶、塑料、纺织、轻工、电子、汽车、家电、制药、涂料等十多个产业，涉及904个税则号，其中出口量超过1000吨以上的有215种产品，超过100吨以上的有474种产品，超过10吨的有230多种，有500万种现今在欧盟市场上销售的商品受到影响。另外，REACH法规所涉及的不仅是化学品的生产商，还将这一责任进一步延伸到整个生产链，包括生产商和进口商在内的化学品下游用户、3万多种化工产品以及使用化工产品的下游产品都将受到影响。REACH法规的出发点是保护人体健康和环境安全，但在保护环境的意愿下，确实对我国化学工业及相关产业造成一定的负面影响。

(一)阻碍我国化学品的出口。欧盟是我国化学品的主要出口市场之一，2004年，我国对欧盟出口石油化工产品1728万吨，出口额140亿美元。其中，单个品种出口量在1000吨以上的产品出口总量1094万吨，出口额22.2亿美元；100-1000吨的出口量322万吨，出口额31.6亿美元；10-100吨的出口量260万吨，出口额55.4亿美元。从对欧盟出口化工产品的结构看，我国生产的化学品中危险化学品量大面广，种类繁多，多数为大宗、低值、原材料性的、生产过程污染较严重的产品(如农药制剂中高毒农药占30％)。根据REACH法规的要求，中国向欧盟出口这些化学品和几千种化工下游产品将面临注册、评估、许可的问题，且必须通过欧盟境内的生产商或进口商进行注册。而且REACH法规规定了严格的检测标准和高昂的检测费用，这些费用全部由企业承担。我国一些中小型企业根本无法支付如此昂贵的检测费用，难免导致化学品出口受阻，甚至退出欧盟市场。

(二)进口产品成本增加，影响下游相关产业发展。欧盟是我国重要的石油化工产品来源地，特别是高科技含量、高附加值的产品。据海关统计资料显示，2004年我国从欧盟进口石油化工产品991万吨，进口额159.2亿美元。其中，单品种进口量在1000吨以上的进口总量645万吨，进口额20亿美元；100-1000吨的进口量219万吨，进口额23.7亿美元；10-100吨的进口量111万吨，进口额29.3亿美元，涉及1066个税则号。REACH法规实施后，欧盟的化学品生产商或出口企业必将把其高额的注册、评估费用打人产品成本，因而提高出口价格，这无疑增加了中国企业进口化工产品的成本。这不仅影响中国化工产业的发展，而且将导致相关下游产品成本增加，效益下降，影响纺织、医药、轻工、电子、汽车等相关产业的发展。

(三)打破国际化学品贸易平衡，导致化学品国际贸易市场的大转移。中国与欧盟化学品贸易具有很强的互补性，欧盟是我国化学品出口的主要市场，也是我国化学品进口的主要来源地。从与欧盟的化学品贸易结构分析，我国从欧盟进口的主要是精细、深加工的化学物质，如染料、合成橡胶、合成纤维等，且多数为依赖程度较高的不可替代产品。而我国出口的主要是低附加值的化工原材料和中间体。REACH法规实施后，欧盟较高的注册评估一、我国贸易差额变化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