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东权益范文10篇

股东权益范文篇1

关键词：新会计准则；股东权益；交叉持股

互联网上的“新会计准则下股东权益变化较大的公司一览表”列出了90家上市公司首次执行新《企业会计准则》后股东权益的变化情况。从表中可以得到这样的结论：新会计准则实施后。上市公司股东权益最高增幅达到了359.34％；影响上市公司股东权益变化的主要因素有长期股权投资差额、金融资产以及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所得税、少数股东权益等。表中所列的90家上市公司中，股东权益变化受到长期股权投资差额影响的上市公司有47家，股东权益变化受到金融资产以及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影响的上市公司有23家，股东权益变化受到所得税影响的上市公司有84家，股东权益变化受到少数股东权益影响的上市公司有62家；有56家上市公司的股东权益变化只受到这四个因素的影响。与其他因素无关；有52家上市公司的股东权益变化受到少数股东权益的影响最大，股东权益受到其他三个因素影响最大的上市公司都只有6家。

其他影响因素可能包括交叉持股、会计处理方法的变更、长期股权投资准则、投资性房地产准则等。

一、长期股权投资差额的影响

在“新会计准则下股东权益变化较大的公司一览表”中可以看到，股东权益受到长期股权投资差额影响的47家上市公司中，有35家受到长期股权投资差额负的影响，另外12家受到长期股权投资差额正的影响。这些影响主要来源于新《企业会计准则》中对长期股权投资计量方法的变动所带来的长期股权投资差额的调整。根据新《企业会计准则第38号——首次执行企业会计准则》，属于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产生的长期股权投资，尚未摊销完毕的股权投资差额应全额冲销，并调整留存收益，以冲销股权投资差额后的长期股权投资账面余额作为首次执行日的认定成本；除此之外的其他采用权益法核算的长期股权投资，存在股权投资贷方差额的，应冲销贷方差额，调整留存收益，并以冲销贷方差额后的长期股权投资账面余额作为首次执行日的认定成本；存在股权投资借方差额的，应当将长期股权投资的账面余额作为首次执行日的认定成本。根据国投电力2006年年报摘要，公司根据新会计准则规定，将属于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形成的长期股权投资借方差额摊余价值调减期初留存收益。使股东权益减少58735.72万元，是表中股东权益受长期股权投资差额影响最大的上市公司。

长期股权投资差额调整只在首次执行新会计准则时对股东权益产生一次性影响，以后不再有影响。

二、金融资产以及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的影响

在表中可以看到。股东权益受金融资产以及可供出售的金融资产影响最大的上市公司是岁宝热电。根据岁宝热电2006年年报摘要，公司按原会计准则规定，对股权投资及股票投资在长期投资和短期投资中核算；但是根据新会计准则要求，应将该等投资转入可供出售的金融资产和交易性金融资产中核算，由此增加2007年1月1日的公司所有者权益，147676871.15元。很显然，金融资产以及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对上市公司股东权益的影响是由于新会计准则中引入了金融资产的概念，将原准则中“短期投资”科目重新划分为“交易性金融资产”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科目，并要求划分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或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的，应当在首次执行日按照公允价值计量，并将账面价值与公允价值的差额调整留存收益。在首次执行日，新会计准则的这一规定会对上市公司股东权益产生影响。

与此同时，新《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中规定，持有至到期投资不再适合划分为持有至到期投资的，当将该投资的剩余部分重分类为可供出售金融资产，该投资剩余部分的账面价值与其公允价值之间的差额计入所有者权益。这一规定将在金融资产后续计量中对所有者权益产生影响。

三、所得税的影响

在表中可以看到。股东权益受所得税影响最大的上市公司也是岁宝热电。根据岁宝热电2006年年报摘要。所得税对股东权益的影响来自于三个方面：1.公司按原会计准则的规定，依据会计政策，计提了应收款项的坏账准备。根据新会计准则的要求，应将资产账面价值小于资产计税基础的差额计算递延所得税资产，由此增加2007年1月1日的母公司所有者权益7072392.02元；2.可供出售的金融资产根据新会计准则。按公允价值变化计算递延所得税负债709050552.25元，由此减少所有者权益709050552.25元；3.公司新增合并子公司按原会计准则规定计提折旧，按新会计准则的要求，应将资产账面价值大干计税基础的差额计算递延所得税负债24291340.15元，由此减少所有者权益24291340.15元。

显然，所得税的影响来自于新《企业会计准则第18号——所得税》的规定，在首次执行日对资产、负债的账面价值与计税基础不同形成的暂时性差异的所得税影响进行追溯调整，并将影响金额调整留存收益。这一规定体现了新旧会计准则在所得税处理上的差异。原准则所得税处理强调损益表观，而新准则所得税处理强调资产负债表观，这决定了新所得税准则在首次执行日后也会对上市公司股东权益产生影响。四、少数股东权益的影响

在表中可以看到，股东权益受到少数股东权益变化影响最大的上市公司是华菱管线。根据华菱管线2006年年度报告，华菱管线2007年1月1日根据新《企业会计准则》的要求将少数股东权益310768万元列于股东权益，使股东权益增加310768万元。少数股东权益对上市公司股东权益的影响来源于《企业会计准则第30号——财务报表列报》对少数股东权益的列示方式的改变。原准则要求，合并资产负债表中将少数股东权益作为单独项目列示在负债和权益之间；新准则要求，在合并资产负债表中，应当在所有者权益类单独列示少数股东权益。

五、交叉持股的影响

交叉持股是指在不同的企业之间互相参股，交叉持股使参股企业受益的原因有两个，一是大量过剩资金滞留资产市场，使得房地产、股票等资产价格出现了大幅上涨。从而使参股企业受益；二是被参股企业由于经营环境的改善使得利润或资产大幅增值，使得参股企业间接受益。姜国华认为，随着股市的不断上涨，即使上市公司的经营没有任何变化，只要存在交叉持股，上市公司的业绩就会随着股市上涨而不断上涨。根据张凡的看法，在新《企业会计准则》下，交叉持股在参股公司应计入“交易性金融资产”、“可供出售金融资产”两个新的会计科目中，在被参股公司计入股本或负债。由于交易性金融资产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必须以公允价值入账，这就意味着这些交叉持股公司面临价值重估机遇。即，只要交易性金融资产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的公允价值发生变动，就意味着交叉持股公司股东权益的变化。>

六、会计处理方法变更的影响

由于新会计准则中会计处理方法的变更，在首次执行日股东权益的变化会很明显。例如，《企业会计准则第38号——首次执行企业会计准则》规定，对于有确凿证据表明可以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在首次执行日可以按照公允价值进行计量。并将账面价值与公允价值的差额调整留存收益。新会计准则中像这样将资产或负债的账面价值与公允价值之差调整留存收益的情况还有很多，如预计负债、企业年金基金、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商誉的摊余价值等等。

七、长期股权投资准则的影响

新会计准则中关于长期投资股权投资初始计量与原准则存在的差异会影响到上市公司的股东权益。新长期股权投资准则规定，同一控制下以合并方式取得长期股权投资的，在合并日按照取得被合并方所有者权益账面价值的份额作为长期股权投资的初始投资成本。长期股权投资初始投资成本与支付的现金、转让的非现金资产以及所承担债务账面价值之间的差额，或者与所发行股份面值总额之间的差额，应当调整资本公积；资本公积不足冲减的，调整留存收益。这一计量方法与原准则不同，使得在新会计准则下上市公司进行长期股权投资时股东权益发生了变化。同时，该准则第十三条规定，投资企业对于被投资单位除净损益以外所有者权益的其他变动。应当调整长期股权投资的账面价值并计入所有者权益。这一条规定也会使得股东权益变动。

八、投资性房地产准则的影响

新《企业会计准则第3号——投资性房地产》中规定，自用房地产或存货转换为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时，投资性房地产按照转换当日的公允价值计价，转换当日的公允价值大于原账面价值的。其差额计入所有者权益。这一规定使得上市公司将自用房地产或存货转换为投资性房地产时可能会增加股东权益。

股东权益范文篇2

中小股东权益保护问题，论者实多，却一般仅凭主观感情就认为中小股东权益应该受到保护而囿于保护措施的完善与提出，没有分析应受保护的更深层原因，导致在论述过程中或时有漏洞，或以偏概全，或矫枉过正，故本文首先探讨中小股东权益保护的伦理基础。

(一)控股股东侵犯中小股东权益的表现

从理论上讲，所有股东对公司财产都无直接控制或支配的权利，他们只能期待着通过公司经营机构出色的经营活动给其带来投资利益，从这个意义上讲，公司股东应是利益一致的整体，大股东与中小股东有共同利益；而且依照一股一权、股东平等原则，中小股东应该同大股东享有同样的权利。然而，由于股东之间对公司的影响能力存在差别，尤其是在“内部人控制"十分显著的现代公司，若不能保证公司的大多数董事是独立的、高度中立的，股东之间的利益冲突就是不可避免的，特别是当股东对公司的影响能力差别过于悬殊时。这一点在世界各国的司法实务中都能找到例证。从中国目前的实际情况来看，要求所有董事或者大部分董事独立或高度中立是不大可能的(即使引入独立董事制度也不可能改变这一事实)。这种利益冲突最具典型意义的就是大股东与中小股东之间的冲突。当大股东对公司具有实质上的支配地位的时候，在资本多数决定原则啪作用下，控股股东能将其自身的意思表示以公司意思表示的面目表现出来，从而产生了控股股东以其自身利益取代公司利益而置公司利益和其他股东利益于不顾的可能性，若没有相应的制度加以保障，中小股东权益受损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公司大股东利用其控股优势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主要有：①利用法人治理结构不规范侵害中小股东的权益：相当一部分公司大股东交叉任职，权力难以制衡，即使设立独立董事，由于产权不明，高层管理人员与独立董事很容易形成高层共谋，造成公司决策缺乏公正性保障，给大股东侵害公司和中小股东权益提供了便利条件；②利用股份畸形(如果股东违反公开、公正、公平的“三公”原则和同股、同价、同权“三同”原则所取得的股份)大肆侵害中小股东权益；③利用资本多数决定原则侵害中小股东权益，资本多数决定原则是股东平等原则的必然要求，每个股东都是平等的，但并非每个股东对公司的权力都是一样的，大股东由于拥有较多的股份，而拥有较大的表决权，按照这一原则，持股最多股东的意思就是公司的意思，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没有另外一个权力对抗制约大股东的权力，那么这个权力极有可能通过公司而被滥用，其结果必然会侵害中小股东权益；。④利用关联企业转移公司资产，从而侵害中小股东权益，例如，大股东利用其在股份有限公司中的支配地位，通过高价收购或低价销售的方式，将公司的利益转移到与自己有关联的企业，从而导致对其他股东利盖的侵害；⑤股份有限公司，尤其是上市公司，由于其规模的巨大及股权的分散，公司的控制权往往掌握在由大股东控制的董事会手中，公司董事往往基于大股东利益或自身利益长期从事利益输送行为。这些行为使大股东本身或董事本身获取暴利，但却损害了公司大部分中小股东的权益。

(二)发挥股份公司的作用要求保护中小股东权益

股份及股份公司是人类文明长期发展的产物，是人类的伟大创造，假如对中小股东保护不力使他们的投资难以收到回报而不敢不愿去投资，不仅股份公司作为一种制度文明难以发挥作用，也使公司难以在短时间内融得大量资金，最终会损害公司的利益和大股东的利益。即使某个或某些大股东会从中获益，但由于整个社会丧失了投资获益的诚信环境，使投资安全受到威胁，这会严重妨碍社会事业的进行进而不利于社会的发展进步。一方面造成大量社会闲散资金不能投入生产环节，另一方面公司发展急需的资金难以获得。这是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法规之所以保护中小股东权益的主要原因。另外，中小股东为获取股息、红利等收益而投资，使股票市场得以产生、活跃，产生了期货、期权、投资基金等一系列金融衍生工具，使得现代金融市场得以完善发展；投资收益除供日常生活支出外，还可刺激消费，促进消费市场的发展。因此，中小股东的投资使公司获得了资金促进了生产的发展，投资者将收益用于消费既有利于人民收入水平、生活水平的提高、改善，又促进了消费，还为社会的闲散资金与对资金的需求搭建了沟通的桥梁，推动了社会更快更好的发展。如果有效维护中小股东的权利和利益，中小股东就很可能积极参与公司管理，献计献策，有利于公司竞争力的提高。如果一个股份公司拥有数量巨大的中小股东，有利于提高公司的社会影响，是一种无形的宣传。．

(三)捍卫实质正义要求保护中小股东

在某种统一的标准或原则下，只能达到形式公平，实现形式正义，而从20世纪以来，透过形式正义，谋求实质正义日益成为人们注重的一个基本价值取向，实质正义要求我们在传统法律制度以外建立新的法律制度，对弱势群体给予倾斜性的保护。社会是一个有机整体，弱势群体是社会有机体的一部分。按照有机体各部分功能互补、相互依存的观念来看，如果不保障社会弱势群体的权利或在社会权利分配中出现不公，损害或忽视弱势群体的利益，那么整个社会的公平也将受到损害①。同样，公司是股东共同利益的有机载体，只有作为弱势群体的中小股东权益得到了保障，公司整体利益和大股东的利益才能最终得到实现。古典公司法在严格的资本多数决定原则和形式的股东平等原则下，达到了形式正义，却导致公司控股股东滥用其控股权和支配地位，损害了中小股东的权益，破坏了实质正义。因此，实质正义要求中小股东的权益受到保护。

(四)公司法在公平和效率之间的选择

中小股东权益的确应予保护，但我们不该忽视问题的另一面。公司主要由大股东设立并根据资本多数决定原则在大股东操纵卞运行，大股东的利益与公司的利益往往是相同的，也就是说，大股东一般不会主动追求公司利益受损的结果，进而损害中小股东的利益。公司主要因为大股东而存在，中小股东不对公司产生决定性影响，大股东只有在个别情况下才会为实现某秤目的而损害公司利益，从而对中小股东权益构成侵害。而中小股东自身的特点决定了他们更希望采用‘‘搭便车’’方式参与公司的内部事务。根竭股东购买股票的动机，可以将中小股东分为投资股东和投机股东两类。对于投资股东来说，他们所关心的是能否定期从公司分配到固定的红利，只要满足了这个要求，他们便会对出席股东大会、参与、监督公司经营等事项漠不关心。对于投机股东来说，公司经营的好坏对他们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股票的涨跌，以使他们从中获取投机利益。另外，股东参加股东大会行使表决权，或是行使查阅权、诉讼权，需要支付一定的交通费、伙食费等各种费用。这些支出显然与中小股东个人实际获得的利益不成比例。因此，对中小股东的保护仅限于极少数的情形(相对于不对之予以特殊照顾的情形)，且保证控股股东控股权的实现比中小股东权益更应受到立法者的关注。只不过目前公司法对中小股东权益之保护相当薄弱而使这一问题突显。

对弱势群体保护过多将不利于国之昌盛，社会之发展，北欧福利国家的现状可资佐证，故维护了公平正义则必失之于效率。同样，保护中小股东权益是从公平的角度考虑的，大股东不应当滥用其控股地位影响公司的运作及前景并进而损害中小股东权益；但当我们维护了公平，捍卫了实质正义的时候，效率不得不被牺牲掉了，毕竟一般情况下大股东更关心公司竞争力的提高、公司的发展壮大，会为公司殚精竭虑，大股东获取公司控制权直接控制公司的经营管理活动还可以节约监督费用，减少成本，有利于公司的经营激励。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我国上市公司的业绩与股权集中度呈正相关，即股权集中有利于我国上市公司的业绩②。相反，中小股东对公司的感情没有大股东深，利益相关性也没有大股东紧密，为了保护他们的利益使大股东、董事、经理等高级管理人员处处受制，难以及时有效地做出决策并贯彻实施而最终使公司在激烈的竞争中占据有利地位，但作为商法的公司法是更注重营利，更注重效率的。以股东诉讼制度为例，中小股东在一定条件下可提起公司解散之诉以维护其利益，但公司解散与营业维持原则相违背，不利于公司整体利益及大股东利益之维护，还给公司所在社区和所在地政府财政带来损失。故而一方面要防止资本多数决定原则下的大股东的专横，保护中小股东权益，实现社会公平和股东间的实质平等，另一方面还要防止单独股东权起诉的情形下个别股东的滥用，危及其他广大股东和公司的整体利益，损害了公司的存续和发展，不利于公司和社会进步的效率。所以，在公平和效率妥协的基础上，我国的公司解散请求权应限定为持股在一定比例以上且有一定时限的股东，并应明确被告的资格，规范股东解散请求权的法定事由。总之，在中小股东权益保护问题上，我们应当在公平与效率之间达到某种平衡，在此基础上去探讨对中小股东的保护才不会矫枉过正，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才会更有利于我国公司法的改革与完善，更有利于我国公司竞争力的提高以在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占据制度优势，更有利于在一种综合考量各种利益的基础上提出完善切实有效的、合理的中小股东权益的保护措施。

(五)公司法在自由与强制之间的选择

法的理念是自由，作为私法的公司法，就更强调公司自治，公司自由了。在保护中小股东权益的众多措施中，有不少是限制，至少是不利于公司决定自己意思的，这难免使公司自由受到限制，破坏公司自治，与公司法的私法性质相龃龉。况且我国目前公司法由于立法时间较早、国有企业改制的需要及计划经济体制没有完全转轨，导致其中强制性规范过多，授权性规范少之又少，而这次修改公司法应注重增加任意性规范、推定性规范，给公司一种权利，一种选择，一种自治的空间，还公司法以本来面目，进而推动公平、高效、自由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所以，对中小股东权益的保护应在自由与强制之间达到某种平衡。另外，虽然对中小股东利益保护应从整个法律体系的角度去审视，即不仅仅在民商法上，还要在行政法、刑法及诉讼法上配置种种措施以实现对之的全方位保护，但是，还应尽量从私法的角度去保护，只有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才可考虑公法手段，要尽可能通过赋予中小股东更多权利，赋予控股股东更多义务的方式而不是政府公权力直接介入的方式来保护，以在尽可能广阔的范围内保障公司的自由、自治。

二、构建中小股东权益保护的体系

在分析保护中小股东权益的原因、伦理基础及综合平衡各公司参与主体利益的基础上，着眼于公司法的完善与改进，以实现中小股东权益的全方位保护为目的来研究保护措施，从公司治理结构、公司资本制度、公司的合并、分离、收购等方面梳理这些措施以实现体系化、全面化，而不致挂一漏万。

(一)在公司治理结构视角下

在公司治理结构视角下中小股东权益保护措施可从股东及股东会、董事及董事会、监事及监事会、经理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四个方面来论述。

(1)从股东及股东会来看

我国公司法应完善中小股东权利的体系：我国公司法除应继续维护股东的表决权、查阅权、监督权、选举权、被选举权、股利分配请求权、剩余财产分配请求权、利息分配请求权、新股认股优先权、股份买取请求权、转换股份转换请求权、股份转让或质押权、股票交付请求权、股东名义变换请求权外，还要完善股东的知情权，对董事、监事的质询权：强制控股股东披露其与公司的关联交易的相关信息，使中小股东能对其进行监督。现行公司法110条规定了股东对公司经营质询的权利，但为有效实施之，公司法应将其规则具体化，一方面，应将质询事项限于股东大会的目的事项，并规定董事、监事的相应说明义务；另一方面，也要防止股东滥用质询权，规定在何种情形下董事、监事可以拒绝说明；②完善中小股东的股东大会召集权②：应降低行使股东召集权的持股比例，股东若遭董事会无礼拒绝，股东有权自行召集，费用由公司承担；③确立异议股东股份收买请求权：在股东大会就特别事项如公司收购、合并、营业转让、解散或修改章程等做出决议时，若股东对之持反对意见不能达成一致时退出公司要求公司或大股东以合理价格购买其持有的股份。

(2)从董事及董事会来看

我国公司法除了要加强董事会对执行董事、经理的监督，改革董事会的结构，增添反映中小股东利益的董事，增加董事会会议的法定次数外，还要强化董事的义务与责任，规定董事不履行义务的救济措施，董事执行职务过程中故意、重大过失损害中小股东权益应对中小股东承担赔偿责任，尤其是要建立两项重要的制度。一是建立独立董事制度巳我国证监会公布的《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和《上市公司治理准则》中均有所规定，其虽然有这样那样的不足，与我国现行制度也有很多不协调之处，并出现独立董事花瓶化、荣誉化、顾问化等问题，但我们仍应以宽容开放的态度对待之，力求尽可能使之与我国现行法协调，并在实践中改进发展，趋于完善。首先应解决好独立董事与监事会权利冲突的问题巴独立董事与普通董事的关系问题，还要确定独立董事在董事会中的构成比例，建立独立董事的能力建设机制和选拔机制(可采用公开招聘，大股东、股东大会、董事会或其专门委员会、上级主管部门推荐等方式)，明确独立董事的问责机制(对公司和全体股东负诚信义务、忠实义务、勤勉义务，不应屈服于大股东、内部董事，违反之要对公司、股东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建立独立董事的利益激励机制(规定适当的报酬并规定是否可持有公司的股份等)。二是采纳累积投票制④a当董事会面l临股东集团之间的严重利益冲突时，倘若小股东集团在董事会没有一席之地，就会在公司的各项政策中没有充分的发言权，该制度使中小股东将其代言人选入董事会或监事会，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平衡大股东与中小股东间的利益关系。股东累积投票权是指股东在股东大会选举董事或监事时，按照累积投票方式参加选举董事或监事的权利。所谓累积投票是指股东所持的每一股份都拥有与股东大会拟选举的董事或监事数量相等的投票权，股东既可以把全部投票权集中选举一人，也可分散选举数人，最后按得票数决定当选董事或监事。鉴于我国股份有限公司制度开始运作的时间不长，中小股东权益保护十分脆弱，．公司法对之应采取强制主义(公司必须实施之)态度。另外，不得刁难少数派董事，缩小董事会规模。

(3)从经理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来看

我国公司法应强化经理等高级管理人员的义务和责任，规定经理不履行维护中小股东权益义务的救济措施。

(二)在公司资本制度视角下

我国公司法在公司资本制度视角下完善保护中小股东权益之保护应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努力。

(1)实行折中授权资本制

我国的公司资本制以强制性规则为主，其主导思路是倾向债权人利益的保障，其制度模式可归结为以事先形式安排为特色的严格的法定资本制。这种资本制未能平衡公司参与人之间的利益，在防弊心态压倒兴利目标的既定框架内，偏重对债权人利益的保护，忽视甚至阻却股东的投资回报与投资退出的内在需要，从而在保障公司参与人方面出现规制上的失横；这种资本制模式欠缺合理控股股东滥用权限的机制，对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权限的法律限制弱化，尤其是受托人义务与责任规制的弱化，无法切实保障中小股东的权益。公司的资本制度模式主要有三种，法定资本制、折中资本制和授权资本制。就投资回报的管制宽严而言，法定资本制模式下，强制性的投资回报安排与不具有正当性的严格的分配标尺，过度地限制公司对股东利益的回报；折中资本制模式下，投资回报以资产负债表标尺为准绳，其中股利分配是一种立法的允许；授权资本制模式下，投资回报是一个流行的商业判断，现金股利回报是市场主流，公司分配的底线是公司是否具备偿债能力。就投资退出的渠道畅阻而言，法定资本制模式下，减资程序的繁琐、股份回购的严格禁止、股份回赎机制的缺失、异议股东评估请求权的空白，阻却了投资退出的空间与可能；折中资本制模式下，有条件地允许减资、股份回购、股份回赎异议股东评估请求权的运作，为投资退出开辟了附有条件的空间；授权资本制模式下，只要满足与公司分配同样的财务底线的要求，立法者给予闭锁公司股东以自我安排回赎与回购的空间，给予公开公司以自由回购、回赎股份的机会。所以，根据我国公司法实施的经验教训和我国公司运作的状况仅仅为保护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权益(还为吸引外资、提高我国公司的国际竞争力等)就应当在公司法修改中采纳折中授权资本制。

(2)有效遏制公司资本的空洞化，贯彻资本维持原则

首先要关注公司的注册资本进行事先约束；其次要防止公司资本的不当流失进行过程监控，须遵循股东不得退股或抽回出资、亏损或无利润不得分红、．公司一般不得回购自己股份等原则，对变相抽回公司资本或掏空公司资产的行为需特别防范，如严格控制关联交易或自我交易等；。第三要构筑保护公司资本充实的安全网以进行事后救济，当公司股东利用各种手段掏空公司资本或公司董事为牟私利而致公司资产受损，股东或董事需承担相应的责任，如通过“揭开公司面纱”对低资本化实施阻却，通过责任保险对公司信用进行扩张，以诚信义务约束高级管理人员侵吞公司资产，采用衡平次位原则恢复以借款形式进行的投资等。

(3)完善股权退出机制

中小股东除可在股票市场上转让股份外，当其认为股东会决议对自己的利益构成或可能构成侵害时，应享有收买请求权，公司或控股股东应当以合理的价格购买，并赋予中小股东通过诉讼手段最终实现该权利的权利。

(三)在公司收购中

我国公司、证券等法律法规中要加强中小股东权益的保护应从以下几方面来完善。

(1)完善信息披露制度

根据各国上市公司收购的立法实践，我国证券法应对自愿的要约收购也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建议将证券法第82条中的“”这一表述删去，对资源的要约收购与强制的要约收购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应明确大量持股及其变动的信息披露之内容，比如，收购中使用的资金或其他对价的数量、来源、购买的目的及公司的发展计划；应规定一致行动共同持股的信息披露制度。

(2)规制目标公司经营管理层在收购中的权利义务及反收购措施

规定中小股东有知悉权、建议权、合理阻扰权等，经营管理层的通知义务、评价及公告义务、禁止阻扰义务等，未经股东大会同意，目标公司管理层不得采取反收购措施。

①明确规定强制收购豁免的条件

这些条件主要是股份为无偿取得，行使新股认购权，公司分离等原因而取得目标公司股份，因持股人的过失而持股的。

②明确对收购后续行为之规制

对于收购完成后的后续行为，建议在修改证券法时借鉴国外通行的做法，即如果收购人持有的被收购公司的股份达到75％以上，可以由证券交易所安排其超过75％的部分陆续售出，以维持其上市价格。

另外，还应加强公司合并、分离、破产、解散等过程中的中小股东权益保护。

参考文献：

1、王保树崔勤之．中国公司法原理．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

2、石少侠．公司法教程．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

3、王保树．中国商事法．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01。

股东权益范文篇3

论文摘要：公司治理的核心问题就是保护投资者的利益，特别是在股权高度分散的上市公司中，对中小股东权益的保护显得尤为重要。

一、上市公司中小股东权益保护的现状

上市公司的中小股东由于其投资额在总股本中所占份额有限，使其作用亦受到很大的限制。相反，大股东却恰恰处于绝对优势的控制地位。而也正是由于我国上市公司基本都采用资本多数决定原则，大股东“一股独大”的形式使得中小股东的权益只能是任人摆布。在我国现状中，中小股东权益受侵害的情况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资本多数决原则的滥用

资本多数决原则规定了股东所拥有的表决权(无表决权股东除外)与其所持有的股份数成正比。这样，持有公司多数股份的股东就在公司处于支配地位，包括他对股东大会作出决议的影响力，他所推荐的候选人容易当选等。所谓“多数股份支配”，并不必然需要超过半数的股份。有时，持有股份不足半数，几个股东共同进行控制或者一个股东拥有相当多数的股份，也能对公司进行控制。因此，大股东便利用持股比例优势，限制中小股东的经营管理权，将其意志上升为公司的意志，从而损害了中小股东的权益。

(二)大股东非法占用资金

大股东经常无偿占用上市公司资金，直接向本公司借款且拖欠往来的账目款项。上市公司融资而来的资金成了大股东的“免费午餐”，被长期的占用着，有些公司也因此面临着流动资金短缺，正常经营受损，财务状况恶化等情形。

(三)董事等违背诚信义务

董事、监事、经理等公司管理层成员不履行善管和诚信义务损害了公司的利益，同时也间接损害了中小股东的权益。此外，承销商、会所、律所等中介机构未能很好履行其职责，也会损害中小股东的权益。大股东、公司管理层和中介机构联手侵害公司或中小股东的利益也屡见不鲜。如内幕交易、关联交易等，从而使中小股东处于更为不利的地位。

二、我国上市公司中小股东权益保护的完善建议

(一)完善股东大会制度

1.完善累积投票制度

资本多数决原则导致大股东以其持有股份的优势操纵股东会，控制公司，通过形式上的平等掩盖实质上的不平等。该制度最核心的作用在于平衡力量悬殊的股东之间的利益关系，以保障股东在表决权上的实质公平。累积投票制度赋予股东在股东大会选举董事和监事时，可以选择将自己的投票权集中于一人，也可以分散选举数人，最后以总得票数确定董事或监事的人选。尽管我国《上市公司治理准则》中鼓励上市公司采取累计投票制，但笔者建议应在《公司法》的完善中，通过法律规定该制度并明确其救济途径，以防权利的纸面化，使权利的实现沦为空谈。

2.规定股东的法定人数

我国《公司法》只规定了股东大会通过决议事项的法定多数决制度，但没有规定股东大会的法定最低人数。目前我国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出席率过低，其实际就是大股东的会议。而公司决议根据多数决原则一旦形成，就与股东的个人意思无关，所有股东均受决议的约束。故要完善对中小股东权益的保护，应建立股东大会的股东法定最低人数制度，规定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应占全体股东人数的二分之一以上。

(二)调整大股东的权利义务

1.设立股东表决权排除制度

股东表决权排除制度，是当股东大会表决的事项与公司中的股东存在切身利害关系时，这部分关联股东以及其人不能对该事项行使其表决权的制度。股东表决权排除制度从本质上说就是通过限制关联股东在关联事项上的表决权以实现扩大中小股东权益的目的。目前在我国，上市公司关联交易的现象屡见不鲜，但公司法并没有股东表决权排除制度的法律规范。在实务中，对于股东大会决议的事项，公司大小股东都按照“一股一权”原则而享有相同的投票权，但在我国上市公司“一股独大”的股权结构中，以分散的公众股为主体的少数股东与控制股东的力量悬殊，表面民主的“一股一权”原则使得中小股东在股东大会上根本无力抗衡控股股东的绝对控制地位，因而对于自己的权益的保护也只能是心有余而力不足。面对现况，我国应当借鉴并引进表决权排除制度。

2.规定大股东的诚信义务

诚信义务的两个内容分别是注意义务和忠实义务。大股东的注意义务说的是大股东在处理公司事务时的谨慎义务，其程度要求要尽到处于相同情况下同样一个谨慎的人对自己经营的事项所会给予的谨慎程度一样。大股东的忠实义务则指大股东必须忠实于自己的公司，不从事会损害本公司和侵害公司中其他股东利益的行为。股东的诚信义务对限制多数决和对中小股东权益的保护至关重要，并且，它也被认为是“对多数股东权力监督的一个合适的出发点。”我国《公司法》中只有一百二十三条条规定了董事、经理对公司的忠实义务，但是对大股东的诚信义务却是立法空白。反之，在证券市场发达的美国、英国以及日本等国家的法律中，均规定了大股东应承担的诚信义务。因此，我国在《公司法》中也应要求大股东承担相应的诚信义务，更好的保护中小股东的利益。

股东权益范文篇4

关键词：IPO；定价；权益定价法

IPO(InitialPublicOfferings)即股票的初始发行定价，是指发行上市公司将股票发售给特定或非特定的投资者所采取的价格。一般来说，理论上的定价只是作为一种参考标准，在实际操作中，股票的定价往往与定价方式息息相关。现在在国际上通行的发行方式主要有以下三种：（1）固定价格方式：是指承销商和发行人在公开发行前商定一个固定价格并据此价格进行公开募集。以这种方式发行股票的企业可以准确预知收益率，因此，在一些新兴市场国家往往采取这种发行方式。（2）累积定单方式：主要是事先不确定发行价格和发行股份，而是有机会让投资者在新股发行定价完成之前表现出对股份的需求，并根据投资者的需求信息确定发行价格和发行数量。用这种发行方式对理论上的定价往往只作参考，很大程度上要依赖于投资者对股份的需求。（3）招标竞价方式：是指投资者之间的公开竞价，挖掘公司股票的投资价值，促使发行价格贴近公司股票的市场价值，并按照投资者竞价高低分配股票。这种方式其实比理论上的定价更准确一些，因为以这种方式所确定的发行价格不仅表现了公司的市场价值，还表现了人们对公司价值的一种期望，相当于投资者对公司无形价值的一种承认。

一、对以往的定价方式的回顾

现行理论上对IPO的定价方法很多，但概括起来不外乎三大类：一类是可比公司定价法，即对可比较的或者代表性公司进行分析，尤其注意有着相似业务的公司的新近发行以及相似规模的其他新近的首次公开发行以获得定价基础。在运用可比公司定价法时，可以采用比率指标进行比较，比率指标包括市盈率、市净率、市销率、企业价值（EV）与利息、所得税、折旧、摊销前收益（EBITDA）的比率等等。一类是采用现金流量贴现法，即根据发行公司可预计的现金流量进行贴现，得出公司价值，而后计算每股价值，从而确定发行价。还有一类是内含报酬法：即认为是用未来红利的现值来确定发行价格。在实际运用中，市盈率、现金流贴现法和股息贴现法较常用，下面先简要介绍一下这三种定价方法，然后提出我们这里所要讨论的从股东权益看IPO定价。

市盈率的确定主要是根据二级市场的平均市盈率，发行人的行业情况，发行人的经营状况及其成长性等拟订发行市盈率，然后决定发行价格。

2．现金流贴现法。

运用现金流贴现法主要按如下步骤进行：首先，预测公司未来的现金流量。预测的前提是本次发行成功地筹到了现金并将该现金运用到了公司的项目投资上，预测的期限一般是5~10年。其次，是预测公司的残值。残值是公司预测时的市场价值，可以参照公司的资产负债表。然后选择贴现率计算公司的净现值。

最后，确认发行公司的股本、需要募集的资金和发行的股份计算发行价。

3．内含价值法（DCF）。

这种方法主要是根据未来红利的现值来确定发行价格。这种方法是理论界最常用的方法，也是最被承认的方法。内含价值法要根据不同公司的不同特点来确定。

（1）若公司是每年分配固定的股息，则：

这种模型适用于增长率不稳定的公司，T通常取为5~10年，而在我国，有实证研究表明我国企业上市2~3年内财务包装将会释放殆尽，财务数据将比较真实地反映实际经营结果。因此，我国T可以取2~3年。

二、从股东权益来看IPO定价

我们以上只大致介绍了一下很多定价方法中的常用的三种。从以上三种方法我们不难看出，这些定价主要是从公司价值的角度来考虑的。其实我们也可以从股东权益的角度来考虑，我们可以将整个市场看成一个对该上市公司拟发行股票的唯一的一个买家。市场为什么会出钱来买这些股票？原因是它可以得到收益，这些收益来自两个部分：一部分是每年的股息收入，另一部分是企业的留存利润，这两部分都是属于股东权益。考虑留存收益是因为如果不考虑企业的扩大投资，这部分也应发给股东，但股东为了能在以后年度能拿更多的股息，因此同意作为企业的留存利润进行企业的再生产投资。同时也是相当于股东借钱给了上市企业，因此，在考虑市场会出钱来购买股票时，应从这两部分来考虑。

但我们这里同样存在一个问题：企业每年的股息是怎样变动的？在这里我们先给出一个总的公式，然后再分情况进行讨论。

设公司拟发行n股，每股价格为P，每股股息为D，则：

nP=nD+留存收益

又：留存收益=n×留存收益成本

则：P=D+留存收益成本

从以上公式可以看出，我们只需确定每股股息和留存收益成本即可。

1．每股股息。

我们在确定每股股息前首先要明确留存收益成本。留存收益是企业缴纳所得税后形成的，其所有权属于股东。股东将这一部分未分配的税后利润留存于企业，实质是对企业追加投资。如果将这笔留存收益用于再投资所获得的收益率低于股东自己进行另一项风险相似的投资的收益率，企业就不应保留留存收益。因此，留存收益成本就是企业放弃将这笔钱用于风险相似的投资而留存下来所要付出的代价。

明确了留存收益成本之后，我们就明白其实股东每年的股息收益就是来自于企业前一年的留存收益，相当于一个无限递推的过程。因此，我们在使用股东权益法时，所用的股息选最近一年的股息即可，因为以后年度的股息收入可以体现在现在的留存收益当中。

股息收益同样可以用两种方法来确定：一是以同行业上市企业最近一年的平均股息为参照标准；二是以与企业有相似资本结构与规模的同行业企业的股息为参照标准。

2．留存收益成本。

（1）资本资产定价模型法。因为留存收益的假设是没有把这笔钱投资于风险资产所付出的代价，因此，我们可以用风险的资本资产定价模型来算留存收益成本。

Ks＝Rf＋β（Rm－Rf）

Ks—留存收益成本，Rf—无风险报酬率，β－股票的风险系数

Rm—市场股票的报酬率

无风险报酬率可以选国债利率或银行固定存款利率，股票的风险β系数可以查行业β系数，通过一些网站如国泰君安等可以查到。

（2）风险溢价法。主要原理是风险越大，要求的报酬率也越高。普通股东对企业的投资风险大于债券投资者，因此，会在债券的收益率上加上一定的风险溢价。

Ks＝Kb＋RPc

Kb—债务成本，RPc—股东所要求的风险溢价

债务成本可以通过企业的资产负债表来计算。而股东所要求的风险溢价则主要用经验值来求得，具体如下：

市场利率达到历史最高点时，RPc≈3%

市场利率处于历史最低点时，RPc≈5%

通常情况下，RPc≈（3%～5%），一般取RPc≈4%

三、总结

权益报酬率法与内含价值法其实有异曲同工之处。内含价值法是把以后各年的股息折现为现值，而权益报酬法是把以后各年的股息看成是前一年的留存收益所创造的。而笔者认为我国的股票市场并不规范，用理论上的未来各年预计股息收入其实并不代表了企业潜在的价值，很多企业为了在股市上圈钱，不惜假造财务报表，结果上市前两年因有主承销商的支撑，比较正常，但过了3~5年或许更短时间之后，就显示出了其虚假财务的真面目。而这时企业亏损严重，更别说给股东以股息了。因此，此时与理论上应有的股息相差甚远。因此，用这种方法我认为误差较大，尤其对于象我国这样的新兴股票市场。

而权益报酬法就克服了这种缺陷：将未来的股息纳入留存收益里考虑，因此，在对企业定价时，就只需考虑最近一年的股息收益和当年的留存收益成本，而避免了企业上市时间长之后收益的不确定性给IPO定价所造成的误差，权益报酬法比较能反映企业的真实情况。这只是我个人意见，希望大学共同探讨。

参考文献：

股东权益范文篇5

关键词：创新创业；创始股东；公司章程；宝万之争

一、问题的提出

2016年8月26日，宝能系旗下公司通知万科，截至当天，增持了万科5.04%的股份。加上此前的两次举牌，宝能系合计持有万科15.04%股份，成为万科第一大股东。这是自2000年万科创始人王石引入华润集团作为万科第一大股东后，万科第一大股东的首次易主。这也是作为创始股东的王石始料未及的，更被王石形容为野蛮人的入侵。面对宝能系的收购行为，王石作为创始股东，与其高层管理团队持股总数仅为1%，无法得到应有的创始股东合法权益保护，万科陷入控制权之争。后因安邦保险对万科管理团队的支持，该事件没有进一步升级，这一结果得益于万科在其行业中的龙头地位，以及王石管理团队的优秀业绩，万科和王石是幸运的。与万科这类大公司相比，每年都有很多中小规模公司的创始股东因为控制权之争而遭受经济损失或者人身伤害。惠州雷士照明有限公司创始股东吴长江1998年创立该公司，之后因在资本市场中违规经营多次出现控制权之争，以及恶意收购等侵害创始股东权益的问题，时至今日，三名创始股东均已离开公司，吴长江作为公司任职时间最长的董事长，也因在公司并购过程中的违法行为而招至刑罚。当前政府鼓励创新创业，但是如果创始股东的权益及经营成果缺乏完善机制的有效保护，历尽艰难创业成功，最终因为法律和制度的原因，而被他人恶意侵害权益，无疑是对双创行为的打击，势必阻碍双创行为的发展壮大。通过上文分析的两个典型案例，在双创背景下，如何有效保护创始股东的合法权益是本文所要探讨的问题。

二、创始股东权益被侵害的不利后果

1.创始股东权益被侵害不利于公司文化的传承

每一家经营成功的公司，都有其独具特色的企业文化，企业文化对于公司的创立、持续发展、改革创新等各个方面都发挥着重要的影响。企业文化的内涵和外延不是一天或者某个时段制定出来的，通常是从创业初期开始积累和总结而形成的，并且在发展的过程中不断丰富和补充。公司在实际运营中形成了自己的企业文化，这种文化会成为一种正能量，指引着员工在工作中积极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为公司稳健持续的运营贡献力量，优秀的企业文化与经营业绩之间会形成良性互动。创始股东在公司文化形成和发展的作用不可忽视，以万科为例，如果创始股东的权益被侵害则意味着公司经营风格理念的彻底改变，将会面临巨大的商业风险，不利于投资人利益的保护。

2.创始股东权益被侵害不利于公司的稳定和持续发展

公司存续重要价值在于持续不断地创造财富，增加利润，从而回馈投资人。此外，公司也承担着为社会提供产品和服务，为员工创造就业机会的社会责任。但是公司目标的实现取决于管理层有效地发挥决策、组织、领导、控制和创新职能，如果创始股东的合法权益遭受侵害，公司的管理职能将不能有效行使，公司的价值目标也将无法顺利实现。雷士照明在控制权之争中，创始股东为了维护其地位，其主要精力没有放在公司的经营管理上，而是在斗争中内耗着各种资源，公司的经营业绩直线下滑。设想在宝能系和万科之争中，宝能系如顺利成为万科第一大股东，宝能的管控能力与万科是否匹配？2014年，宝能系旗下宝能地产完成销售额90亿元，与其之前200亿元的销售目标相去甚远。另外，因管理上的不足，地区项目部存在着严重的财务问题。万科作为中国房地产行业的标杆企业，其业绩有目共睹，拥有业界最受认可的管理团队。如真是易主成功，对于万科未来能否可持续发展是否要画上一个大问号？

3.创始股东权益被侵害不利于创新机制的发展

创新作为管理的重要职能，对于公司的发展至关重要，是公司获取经济增长的源泉，是公司谋取竞争优势的利器，是公司摆脱发展危机的途径。创新作为一个过程，不是一种偶然性的行为，创始股东作为公司的设立者、决策者，对于公司创新机制的制定和完善起着重要作用，创新过程中包含的目标创新、技术创新、制度创新、环境创新等环节都会受到创始股东管理理念的影响。中外成功的企业，无不是在创始股东带领下走创新之路的楷模，美国的微软、中国的淘宝、格力电器等。创始股东权益被侵害，公司的正常经营秩序都难以维持，何谈技术创新、制度创新。唯有创新，公司才能立于不败之地。丧失创新机制，公司各系统的运行将难以维持，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优胜劣汰，投资者的盈利目标无法实现，最终难以摆脱经营失败的结局。

三、保护创始股东合法权益的对策

1.培育创始股东的保护机制

培育创始股东保护机制是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面临的一个重大挑战，事关一个国家经济生活的健康发展。首先，在文化与制度方面，目前中国的资本市场没有形成相应的商业文化氛围和制度保障体系，从国家到监管部门到企业，都应该建构起这样一种保护创始股东的机制。创始股东通过自己的智慧与勤奋创建了公司，不仅为社会提供了产品和服务，而且为投资人增加了财富，只有在全社会形成保护创始股东的氛围，才能鼓励人们积极贡献才智，参与创新创业。例如，在美国当上市公司一旦发生恶意收购事件，证监会往往会调查恶意收购者的资金来源，是否能真正保护投资人利益等等，因为保护创始人才能创造最大效益，这是一种文化上的共识。一家企业在美国上市之时，专业律师就会告诉他如何建构创始人的权利保护机制。其次，在公司法体系方面，目前我国公司法缺乏针对创始股东的特别保护，由于体现公权力的公司立法一直缺少创始股东保护条款，体现私权利的公司章程也就难免忽视创始股东保护问题。公司章程属于自治性规则，股东可根据意思自治原则制订、修改公司章程来完善公司法规则。如对于《公司法》第71条“具体比例由公司章程规定”，公司章程内容就是对《公司法》规定的细化；对于第101条“公司章程规定的其他情形”，公司章程内容就是对《公司法》规定的补充；对于第43条“但是，公司章程另有规定的除外”，公司章程内容就是对《公司法》规定的替代，而且排除了《公司法》规定的适用。因此，创始股东在学会运用《公司法》保护自己的同时，也要认真总结和运用公司章程来保护自己的各种权益。

2.加强立法规制恶意收购行为

在现代市场经济背景下，企业之间的收购重组行为对于促进经济活力、优化资源配置起着积极作用，但前提条件是必须有健全的规则来指引这类行为。从宝万事件中我们看出，万科并不欢迎宝能的收购，虽然从历史上看，因为收购者提供的价格一般都在原股票价格的50%到一倍以上，对于原有股东来说都是获利的，但是，这种股东短期获利行为，往往是和企业的长期发展相违背的。公司在长期的运营中，已经建立起一系列的人力资源、供销渠道等，这些安排如果任意被股东短期获利动机所打断，必将影响到企业的长期战略。这类明知公司董事会、管理层反对，仍通过在股票市场收购进而达到控制公司目的的行为，就是恶意收购行为。恶意收购的后果会有两种情况，一是炒高股价后，卖掉股票获利；二是获得资产雄厚但市值不大的公司后分拆卖出后获利，用以弥补在收购过程中加杠杆所付出的代价。被收购公司的未来充满风险。在宝能系举牌的8家上市公司中，持股超过25%的南玻A已经有多名高管及董事离职。目前我国《证券法》和《公司法》均没有明确规制这类恶意收购行为的条款。

3.发挥公司章程对创始股东权益保护的作用

公司在从创设到逐步发展壮大的过程中，公司治理的要求不断提高，公司所有者和实际管理者逐步分离，而当公司上市公众化之后，股权日渐分散，创始股东股权必然逐渐被各类投资入股所稀释进而失去控股权。公司章程作为对《公司法》法定规则的重要补充，应当在保护创始股东权益方面发挥重要作用。首先，在公司股东表决权方面，中国《公司法》分别规定于第43条“股东会会议由股东按照出资比例行使表决权；但是，公司章程另有规定的除外”，以及第104条“股东出席股东大会会议，所持每一股份有一表决权”。以此为据，当所有权与管理权两权分离后，创始股东既可按照出资比例行使表决权，即通过控股来控制公司，也可通过特定章程安排来控制公司。例如，美国公司治理的惯例是在公司章程大纲中预留创始股东保护条款，约定其股权不论被稀释到什么程度都要占有董事会特定席位，或者由其提名的董事占据董事会多数席位。因此，我国公司创始股东可在公司章程中约定其特别保护条款。其次，在公司重大事项决策权方面，也可以充分发挥公司章程对创始股东的保护作用，创始股东可以在公司章程中增加一票否决权，从而保护自己对于公司发展中出现重大事项时对于公司的控制权。

作者:刘颖 单位:广东东软学院

参考文献:

[1]时建中.公司法与公司章程在公司治理中的协调[J].中国发展观察，2006（，2）：56-58.

[2]周志轶.创始股东保护问题研究——国美股权与控制权之争对中国公司治理的启示[J].战略决策研究，2014（，5）：81-92.

股东权益范文篇6

关键词：IPO；定价；权益定价法

IPO(InitialPublicOfferings)即股票的初始发行定价，是指发行上市公司将股票发售给特定或非特定的投资者所采取的价格。一般来说，理论上的定价只是作为一种参考标准，在实际操作中，股票的定价往往与定价方式息息相关。现在在国际上通行的发行方式主要有以下三种：（1）固定价格方式：是指承销商和发行人在公开发行前商定一个固定价格并据此价格进行公开募集。以这种方式发行股票的企业可以准确预知收益率，因此，在一些新兴市场国家往往采取这种发行方式。（2）累积定单方式：主要是事先不确定发行价格和发行股份，而是有机会让投资者在新股发行定价完成之前表现出对股份的需求，并根据投资者的需求信息确定发行价格和发行数量。用这种发行方式对理论上的定价往往只作参考，很大程度上要依赖于投资者对股份的需求。（3）招标竞价方式：是指投资者之间的公开竞价，挖掘公司股票的投资价值，促使发行价格贴近公司股票的市场价值，并按照投资者竞价高低分配股票。这种方式其实比理论上的定价更准确一些，因为以这种方式所确定的发行价格不仅表现了公司的市场价值，还表现了人们对公司价值的一种期望，相当于投资者对公司无形价值的一种承认。

一、对以往的定价方式的回顾

现行理论上对IPO的定价方法很多，但概括起来不外乎三大类：一类是可比公司定价法，即对可比较的或者代表性公司进行分析，尤其注意有着相似业务的公司的新近发行以及相似规模的其他新近的首次公开发行以获得定价基础。在运用可比公司定价法时，可以采用比率指标进行比较，比率指标包括市盈率、市净率、市销率、企业价值（EV）与利息、所得税、折旧、摊销前收益（EBITDA）的比率等等。一类是采用现金流量贴现法，即根据发行公司可预计的现金流量进行贴现，得出公司价值，而后计算每股价值，从而确定发行价。还有一类是内含报酬法：即认为是用未来红利的现值来确定发行价格。在实际运用中，市盈率、现金流贴现法和股息贴现法较常用，下面先简要介绍一下这三种定价方法，然后提出我们这里所要讨论的从股东权益看IPO定价。

市盈率的确定主要是根据二级市场的平均市盈率，发行人的行业情况，发行人的经营状况及其成长性等拟订发行市盈率，然后决定发行价格。

2．现金流贴现法。

运用现金流贴现法主要按如下步骤进行：首先，预测公司未来的现金流量。预测的前提是本次发行成功地筹到了现金并将该现金运用到了公司的项目投资上，预测的期限一般是5~10年。其次，是预测公司的残值。残值是公司预测时的市场价值，可以参照公司的资产负债表。然后选择贴现率计算公司的净现值。

最后，确认发行公司的股本、需要募集的资金和发行的股份计算发行价。

3．内含价值法（DCF）。

这种方法主要是根据未来红利的现值来确定发行价格。这种方法是理论界最常用的方法，也是最被承认的方法。内含价值法要根据不同公司的不同特点来确定。

（1）若公司是每年分配固定的股息，则：

这种模型适用于增长率不稳定的公司，T通常取为5~10年，而在我国，有实证研究表明我国企业上市2~3年内财务包装将会释放殆尽，财务数据将比较真实地反映实际经营结果。因此，我国T可以取2~3年。

二、从股东权益来看IPO定价

我们以上只大致介绍了一下很多定价方法中的常用的三种。从以上三种方法我们不难看出，这些定价主要是从公司价值的角度来考虑的。其实我们也可以从股东权益的角度来考虑，我们可以将整个市场看成一个对该上市公司拟发行股票的唯一的一个买家。市场为什么会出钱来买这些股票？原因是它可以得到收益，这些收益来自两个部分：一部分是每年的股息收入，另一部分是企业的留存利润，这两部分都是属于股东权益。考虑留存收益是因为如果不考虑企业的扩大投资，这部分也应发给股东，但股东为了能在以后年度能拿更多的股息，因此同意作为企业的留存利润进行企业的再生产投资。同时也是相当于股东借钱给了上市企业，因此，在考虑市场会出钱来购买股票时，应从这两部分来考虑。

但我们这里同样存在一个问题：企业每年的股息是怎样变动的？在这里我们先给出一个总的公式，然后再分情况进行讨论。

设公司拟发行n股，每股价格为P，每股股息为D，则：

nP=nD+留存收益

又：留存收益=n×留存收益成本

则：P=D+留存收益成本

从以上公式可以看出，我们只需确定每股股息和留存收益成本即可。

1．每股股息。

我们在确定每股股息前首先要明确留存收益成本。留存收益是企业缴纳所得税后形成的，其所有权属于股东。股东将这一部分未分配的税后利润留存于企业，实质是对企业追加投资。如果将这笔留存收益用于再投资所获得的收益率低于股东自己进行另一项风险相似的投资的收益率，企业就不应保留留存收益。因此，留存收益成本就是企业放弃将这笔钱用于风险相似的投资而留存下来所要付出的代价。

明确了留存收益成本之后，我们就明白其实股东每年的股息收益就是来自于企业前一年的留存收益，相当于一个无限递推的过程。因此，我们在使用股东权益法时，所用的股息选最近一年的股息即可，因为以后年度的股息收入可以体现在现在的留存收益当中。

股息收益同样可以用两种方法来确定：一是以同行业上市企业最近一年的平均股息为参照标准；二是以与企业有相似资本结构与规模的同行业企业的股息为参照标准。

2．留存收益成本。

（1）资本资产定价模型法。因为留存收益的假设是没有把这笔钱投资于风险资产所付出的代价，因此，我们可以用风险的资本资产定价模型来算留存收益成本。

Ks＝Rf＋β（Rm－Rf）

Ks—留存收益成本，Rf—无风险报酬率，β－股票的风险系数

Rm—市场股票的报酬率

无风险报酬率可以选国债利率或银行固定存款利率，股票的风险β系数可以查行业β系数，通过一些网站如国泰君安等可以查到。

（2）风险溢价法。主要原理是风险越大，要求的报酬率也越高。普通股东对企业的投资风险大于债券投资者，因此，会在债券的收益率上加上一定的风险溢价。

Ks＝Kb＋RPc

Kb—债务成本，RPc—股东所要求的风险溢价

债务成本可以通过企业的资产负债表来计算。而股东所要求的风险溢价则主要用经验值来求得，具体如下：

市场利率达到历史最高点时，RPc≈3%

市场利率处于历史最低点时，RPc≈5%

通常情况下，RPc≈（3%～5%），一般取RPc≈4%

三、总结

权益报酬率法与内含价值法其实有异曲同工之处。内含价值法是把以后各年的股息折现为现值，而权益报酬法是把以后各年的股息看成是前一年的留存收益所创造的。而笔者认为我国的股票市场并不规范，用理论上的未来各年预计股息收入其实并不代表了企业潜在的价值，很多企业为了在股市上圈钱，不惜假造财务报表，结果上市前两年因有主承销商的支撑，比较正常，但过了3~5年或许更短时间之后，就显示出了其虚假财务的真面目。而这时企业亏损严重，更别说给股东以股息了。因此，此时与理论上应有的股息相差甚远。因此，用这种方法我认为误差较大，尤其对于象我国这样的新兴股票市场。

而权益报酬法就克服了这种缺陷：将未来的股息纳入留存收益里考虑，因此，在对企业定价时，就只需考虑最近一年的股息收益和当年的留存收益成本，而避免了企业上市时间长之后收益的不确定性给IPO定价所造成的误差，权益报酬法比较能反映企业的真实情况。这只是我个人意见，希望大学共同探讨。

参考文献：

股东权益范文篇7

关键词：股权分置改革；大股东承诺；民事赔偿；公司监管

在股权分置改革（以下简称股改）中，非流通股股东为了促进股改方案的通过，除支付对价之外，还向流通股股东作了大量不同类型的承诺。这些承诺构成了流通股股东对股票价格和公司业绩的某种预期，承诺的履行与否和履行效果，与流通股股东的利益休戚相关。因此，加强对股改承诺的履行监管，惩戒和制裁违反股改承诺的行为，对保护后股改时期流通股股东的权益具有重要的意义。

股改承诺的法律界定

承诺（commitment）在布莱克法律辞典（Black’sLawDictionary）中有三种涵义：（1）在协议中许诺将来完成某事，尤其是承担金融上的义务；（2）将权利让渡或信托给某人；（3）表达道义上的支持或许诺，如国际金融实践中常见的承诺函（commitmentletter）。

我国法律与实践中的承诺也有多种形式，既有具有法律效力的承诺（如符合《合同法》规定的要约、承诺），也有不具有法律效力的承诺（如非法承诺和各种各样的意向承诺），还有效力不确定的承诺（如超越承诺有效期的承诺、越权承诺等等）。那么，在林林总总、眼花缭乱的承诺中，股改承诺的法律性质究竟为何？理论与实务界对此问题也认识不一，概括起来，有以下几种代表性的观点。[1]

1．要约说。该种观点认为，股改承诺非但没有“承诺”之实，而且没有“承诺”之名，充其量是非流通股股东向流通股股东发出的“要约”。一经相关股东会议通过该要约，即视为流通股股东已对此要约作了承诺，方具备法律效力。否则，股改承诺的法律效力就处于不确定状态。

2．法律文件说。该种观点认为，判定这些承诺是否具有法律效力，主要看其是否形成了有约束力的法律文件。在理论上，如果这些承诺形成了法律文件，比如是包含在股东大会通过的议案中，则应具有法律效力，必须得到遵守，如果违约，作为合约另一方的流通股东可以启动一定的法律程序，包括起诉等。如果仅是大股东单方面的承诺，未经过股东大会决议或签署协议等具有法律效力的程序，则不具有法律约束力，亦即在未形成所谓的法律文件前，单方承诺是不具有法律拘束力。这类观点还认为，由于股改文件对“锁一爬二”的爬行流通制度有强制性规定，这类承诺已形成了法律文件，具有刚性效力。

3．合同说。这种观点认为，承诺具有合同性质，上市公司以及非流通股股东对流通股股东实施补偿以及股份禁售、限售设定、维持股价稳定等承诺应当定性为具有法律效力的合同。

4．道义承诺说。这种观点认为，股改承诺本质上是一种自律承诺，非流通股股东是否信守承诺，本质上是诚信问题。虽然对于违背承诺，监管机构可能会给予制裁，但那主要是从维护市场秩序的角度考虑的，而非承诺本身衍生的法律责任。

5．单方法律行为说。该种观点认为，承诺实际上是非流通股股东对自己民事义务的一种设定，是为了获取流通权采取支付对价之外的一种单独的允诺，属于一种单方民事行为。非流通股股东作出正式承诺以后，未经流通股股东同意，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

上述观点虽主张各异，从不同角度对股改承诺的法律性质进行了解读，但实际上可大别为三类：一是效力待定论，如要约说和法律文件说均主张股改承诺需满足一定的条件（如受要人作出承诺或具备法定形式）才产生法律效力；二是不具法律效力论，如道义承诺说认为承诺只有道德约束力，没有法律效力；三是合法有效说，如合同说与单方法律行为说均认为承诺合法有效，自作出之日就具有法律效力，不能随意变更或撤销。

将股改承诺界定为道义承诺，实际意味着股改承诺只是非流通股的自律范畴，可以随意撤销、更改乃至毁诺，将承诺的履行寄托于非流通股股东的诚信与自律是不现实的，因此道义承诺不符合股改的实际需要和承诺需要切实履行的特质要求。

效力待定论有一定的法理依据，从形式上看，股改承诺的确与对价安排一起构成股改方案的主要内容，股改方案一定要经过相关股东会议的通过才能生效。但是否意味着，股改承诺在股东会议表决之前就不具备法律效力，可以随意更改和撤销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其实，就股改承诺的事项而言，本身就是对股改完成后股份出售、股价稳定、业绩增长等重要事项的承诺，其生效期自然是从股改完成之后开始，而股改的完成必然离不开相关股东会议的表决通过，以要约或法律文件的性质界定来为股改承诺的生效附条件，无异于画蛇添足。非流通股股东的承诺本质上是其对自身权利的处分，不属于公司事项，无须以股东会决议等法律文件作为其生效的条件。此外，要约说还存在一个难以解答的问题，如果部分流通股股东拒绝接受股改承诺，则是否相当于合同法规定的受要人拒绝要约，此时，非流通股股东是否要对异议股东发出新要约？如果是，岂不出现在一个股改方案里有两类不同内容承诺的荒诞景象？如果否，是否意味着股改承诺对异议流通股股东没有法律效力？

因此，我们认为，应该明确股改承诺的法律性质为单方民事法律行为，应该强调其单方性、有效性和无条件性，无论是要约说、合同说还是法律文件说都偏离了股改承诺的真实性质。[2]确定股改承诺的法律性质为单方法律行为，主要有以下四个理由：

首先，股改承诺的作出属于非流通股股东的单方行为，这一点与合同说、要约说存在本质的区别。股改承诺是非流通股股东对自己民事权利的一种处分或者是对民事义务的一种设定，这种处分或者设定无论是作出还是执行，均无须流通股股东的同意。所谓单方法律行为，是基于一方的意思表示无须他方同意或接受即可成立的法律行为，股改承诺的单方性和自助性符合单方法律行为的特征。

其次，股改承诺自作出之日起即发生法律效力，但由于其承诺的内容是股改后的事项，其具体执行要待股改完成之后，因此可以将股改承诺理解为附生效条件的法律行为。根据《民法通则》第55条的规定，民事法律行为应具备三个条件：行为人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意思表示真实；不违反法律或者社会公共利益，毫无疑问，股改承诺符合这三个法定条件，属于合法有效的民事法律行为。

第三，股改承诺不是非流通股股东整体统一的行为，而是其个体的行为。在同一个股改方案中，有些非流通股股东作出了股改承诺，有些非流通股股东未作出股改承诺，在作出承诺的非流通股股东中，其承诺也不尽相同。这都反映了股改承诺是股东对自身权利的一种个体处分，不具备划一性，是一种单方和自愿的法律行为，其目的是为了表示对维护股价稳定和改善公司运营环境的善意和对股权分置改革的诚意。

第四，股改承诺作出后，不能随意地变更和撤销。股改承诺多以公司公告形式对外公布，形成了社会公众尤其是流通股股东对该承诺的合理信赖，根据“禁止反言”（estoppel）原则，如果对该承诺进行任意地修改或不履行该承诺，会使流通股股东的预期落空。承诺不得任意变更或解除，这也符合单方民事法律行为的特征。根据《民法通则》第57条的规定，民事法律行为从成立时起具有法律约束力。行为人非依法律规定或者取得对方同意，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

违反股改承诺的可能情形

尽管非流通股股东作出股改承诺大多数系出于真实意思表示，并得到担保和监管等履行保证，但仍不排除出于主观和客观原因而导致非流通股股东违反股改承诺的情形。尽管由于股改承诺履行期未届或未履行条件未满足，明显违反股改承诺的情形尚未发生，但从股改承诺的内容及证券市场的特质考察，可能出现的违反股改承诺情形有：

一、不履行承诺

不履行承诺是非流通股股东完全不履行承诺的行为，有两种情形：一是大股东明确表示将不履行股改承诺；二是大股东以自己的行动表示不履行股改承诺。[3]前者是以公示的形式出现，为市场投资者和监管层所周知，大股东承受的舆论压力和监管压力都很大，因此出现的概率较小；后者较为隐蔽，大股东不明确表示不履行承诺，但客观上未履行承诺，判断和监管上存在一定难度。

在各类承诺中均可能存在不履行承诺的情形：非流通股股东过度减持股票，可能超出最低持股比例限制；违反承诺，在禁售期内销售股票；违反最低减持价承诺，在减持价之下销售股票；违反增持承诺，拒不增持股份；在符合追送条件的情况下拒不追送股份或现金；不按承诺提出分红提案或在表决时投反对票，等等。

对于内容明晰的承诺，在判断是否履行的问题不会存在疑点，但若承诺本身是附条件或含有歧义，则判断其是否构成不履行上则会出现问题。如在非流通股股东作出择机增持承诺的情况下，就难以判断其是否构成不履行，因为非流通股股东可以以增持机会不适合为由暂不履行承诺，因此承诺内容的清晰与否对承诺的实际履行具有重要的意义；又如在分红提案承诺的履行环节，若非流通股股东只承诺提出分红提案而未承诺对提案投赞成票，则也可能导致分红提案未获通过，在道义上尽管该股东的行为属于缺乏诚信的行为，但从法律上却难以追究其不履行承诺的法律责任。

不履行承诺是一种较为极端的违反承诺措施，由于证券市场的透明度较高，完全不履行承诺的情况承受的市场压力和监管压力都很大，在择取违反承诺方式时，非流通股股东会倾向于采用比较隐蔽的不适当履行或迟延履行方式，而不会轻易冒天下之大不韪，完全不履行股改承诺。

二、不适当履行承诺

不适当履行是指承诺人虽然履行，但其履行有瑕疵，即履行不符合规定或约定的条件，致减少或丧失履行的价值或效用的情形。相对于不履行承诺而言，不适当履行中承诺人已有积极的履行行为，但由于主观或客观的原因，其履行不符合其承诺规定的条件，因而达不到完全履行的效果，致使流通股股东的利益因此遭受损害。因此，又可将不适当履行称为瑕疵履行。从危害性而言，一般不适当履行的危害性要低于不履行行为。

不适当履行主要特征是其履行的要素不符合承诺的规定，如履行时间、履行的金额、履行的质量等存在不符合预先承诺的瑕疵。在大多数界定明晰的承诺中，不履行与不适当履行是很容易区分的，比如凡是有最低持股比例、最低减持价格、禁售期等“红线”的，只要越雷池一步，就视为不履行承诺，但在许多存在弹性空间的承诺中，不履行与不适当履行却难以明确区分开来。例如在增持承诺中，某公司非流通股股东承诺投入20亿元在4.53元价位以下增持股票，但由于缺乏审计和监管，在判断其是否履行及是否恰当履行的问题上可能面临一系列的技术问题：某公司非流通股股东是否真实投入了20亿元进行增持？是否在4.53元的价位以下切实进行了增持操作？增持后的股票如何处理，若卖出其资金是否仍然作为增持资金？因此，对于存在这些认定难点的承诺履行，不宜认定为不履行，而应定性为不恰当履行为宜。

三、迟延履行

迟延履行实际上是不恰当履行的特殊形式，是从时间要件上对该类不恰当履行行为的剥离。迟延履行是指未在法定或承诺的期间内履行相关承诺义务，而延期履行相关义务的行为。许多股改承诺均有时间或期间的限制，迟延履行相关承诺会使投资者的意愿落空，从而侵犯其合法权益。

在许多有明确期间规定的股改承诺中，迟延履行的认定比较清晰。如在附时间的增持承诺中，在规定时间（一般是股价低于某一水平的数个交易日内）不投入资金加以增持，而在期间之后才增持股票的，就视为迟延履行。但是，如果承诺本身规定的时间条件就非常模糊，则认定迟延履行就有一定难度。例如，对大多数追送承诺中均没有明确期间的限制，在年度报告公布之后即可以判断非流通股股东是否符合承诺的追送条件，但实际追送的现金或股份到帐则可能被拖延很久。那么，在没有时间标准的情况下如何判断非流通股股东是否构成迟延履行呢？

对此，有必要借用《合同法》关于合同履行时间约定不明的规定。根据《合同法》第62条的规定，履行期限不明确的，债务人可以随时履行，债权人也可以随时要求履行，但应当给对方必要的准备时间。这个“必要的准备时间”，也可以理解为一段“合理的期间”，在具体的履行过程中，要结合履行的程序、履行的难度进行个案分析。以前面所说的追送为例，如果追送的股份或现金已交由第三方托管（如伊利股份），则追送的准备时间就要短一些，履行程序要相对便捷；如果追送涉及国有股或外资股的处分（如黄河旋风），则应相应履行报批手续，追送的准备时间就要长一些。

违反股改承诺具体情形的认定和民事法律责任

由于股改承诺类型的多样性，为了更清晰地解剖违反承诺的民事责任问题，我们针对各种不同类型的股改承诺来探讨其具体的民事责任问题。

一、违反最低持股比例承诺的认定与法律责任

最低持股比例是一个泾渭分明的界限，非流通股股东减持的比例只要超越这一界限，即可被认定为违反最低持股比例承诺。但在实践中，情况未必如此简单。由于公司可能进行股本再融资、战略配售等行为，在难以精细衡量的情况下，某些非流通股股东的持股比例可能会低于最低持股比例，即不是由于非流通股股东的主动行为致其违反承诺，对此情况应如何处理？根据“信诺必守”的法理，只要非流通股股东在其特别承诺中未对例外情况加以说明，其最低持股比例即视为绝对性承诺，如有违反，应承担相应法律责任。至于是主动减持还是被动导致减持结果，法律在所不问。因此，为了明晰法律责任，非流通股股东最好在股改承诺中对违反承诺的例外情况作一免责说明，例如宁波海运的非流通股股东就说明“以大宗交易和战略配售方式减持并且受让人同意并有能力承担承诺责任，或者由于股本融资导致原股东持有比例降低的情形除外”。

对于违反最低持股比例限制减持股票的行为，无法适用实际履行等法律责任，只能采取公司法上的“归入返还”的民事责任方式。非流通股股东必须将超限出售的部分股份所得的资金，划入上市公司账户，归全体股东所有。如果违反最低持股比例承诺给流通股股东造成现实损害的，还必须承担相应的损害赔偿责任。[4]

二、违反限售期承诺的认定与法律责任

非流通股股东在法定限售期内转让股份，并不一定必然构成违反限售期承诺。这要看其承诺的具体内容，股份的转让有多种方式：交易所集中交易、交易所大宗交易、协议转让、划拨、司法判决、继承、赠与等。如果非流通股东只承诺不通过交易所系统转让，则其可能可以通过协议转让或其他方式转让股份，并不构成对股改承诺的违反。

如违反限售期承诺出售股份，则可能引起两种法律后果：一是非流通股股东对股改承诺的违反，实质是违背了其对公司的诚信义务，损害了上市公司的信誉和利益，对此可比照《证券法》第47条关于短线交易的规定，将其超限出售股份所得的收益收归公司所有；二是非流通股股东的违反承诺行为，可能对持有股票的流通股股东利益造成损害，因为在限售期内流通股股东有限售流通股不能流通的预期，违规流通的限售股也增加了市场的股票供给，对股价造成了影响，如果从因果关系上确认非流通股股东的违反限售承诺行为给流通股股东权益造成了损害，则非流通股股东应承担相应的损害赔偿责任。

三、违反限售价格承诺的认定与法律责任

违反限售价格承诺的认定较为简单，一般非流通股股东承诺的都是在交易所挂牌交易的限售价格，只要低于此价格出售，即可认定违反承诺。但在没有明确承诺的情况下，非流通股股东可以通过场外交易或大宗交易以低于限售价的价格转让其股份。

违反限售价承诺的法律后果与违反限售期承诺的法律后果类似，也面临着利益归入和赔偿损失的民事责任。在某些非流通股明确承诺定额违约赔偿金的情况下，其承担的损失赔偿额就是承诺中所确定的数额。例如，登海种业非流通股股东承诺，如违反规定的禁售和限售条件，非流通股股东将以出售股票价值30%的金额作为违约金；美欣达公司控股股东单建明及其控制的美欣达控股承诺，如果违反限售条件，则出售股票所得金额的50％将作为违约金。

在利益归入的问题上，会遇到一些操作层面的问题。首先是利益归入的法定性问题，我国目前关于利益归入的法律规定主要是《证券法》第47条规定的短线交易，违反股改承诺的利益归入问题没有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其次，是利益归入的具体金额，对于违反限售价承诺出售股份所得的收益，是全部归入公司呢，还是归入其超过限售价的差额部分？从归入权的立法宗旨来说，其惩戒的是股份出卖者违背诚信和信用义务的行为，而不在于精细考量出卖者的成本和收益。从《证券法》第47条的规定来看，在买入六个月内卖出股票的行为中，归入的金融应是其出卖股票的全部收益，而非卖价扣除买入成本之后的收益，亦即归入的是“毛收入”，而非“纯收入”。从增强对违反股改承诺行为的惩戒力度的角度出发，对违反限售承诺行使归入权的范围也应当是其出售股份的全部收入，而非扣减限售价之后的差价部分。

四、违反增持承诺的认定与法律责任

增持承诺分有条件增持和无条件增持两类。对于做出“择机增持”的无条件增持承诺，其机会的抉择与增持与否，完全取决于非流通股股东的自我判断，对这类行为难以从法律上认定其违背增持承诺。因为大股东可以以增持机会不适宜等理由作为抗辩。对于附条件的增持行为，其认定则相对明确一些，因为其违反的都是明确承诺的要素条件，如时间条件、增持价格条件、投入资金条件等。

对于违反增持承诺，如果还有实际履行的必要，则应适用“实际履行”的相关规则，要求非流通股股东尽速依承诺条件实际履行增持承诺。但由于增持承诺的本意在于稳定股价，非流通股股东不履行或不恰当履行增持承诺后，股价可能远远超跌于增持价，已经给流通股股东造成了难以弥补的损害。在这种情况下，实际履行就没有必要，而应追究非流通股股东违反承诺的损害赔偿责任。鉴于损害赔偿的数额难以确定，笔者建议以非流通股股东承诺的增持资金作为对全体流通股股东的赔偿金额。

五、违反追送承诺的认定与法律责任

违反追送承诺的认定与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审计报告具有重要的关联，追送承诺的履行条件一般与公司的业绩增长相挂钩，而公司业绩增长的权威判断依据就是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因此，是否符合追送条件完全取决于会计师的专业判断。在符合追送条件后的一个合理期间内，如果不涉及特殊股份（如国有股和外资股）的报批程序，非流通股股东应及时按追送条件向流通股股东送出股份和现金，否则即视为违反承诺。

对于违反承诺拒不履行追送义务的非流通股股东，应要求其实际履行，并承担迟延履行的赔偿责任。如果非流通股股东和会计师事务所相勾结，出具虚假的审计报告，隐瞒公司业绩增长不达标的事实，则应比照《证券法》第173条的规定，对流通股股东因此造成的损失承担连带责任。因此，会计师事务所在出具审计报告时，应当勤勉尽责，对所依据的文件资料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进行核查和验证。其制作、出具的报告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给他人造成损失的，应当与非流通股股东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但是能够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除外。[5]

六、违反分红提案承诺的认定与法律责任

此类违反承诺行为的认定较为简单，在公司具备分红能力和条件的情况下，只要大股东在股东大会召开时未提出分红提案，即视为违反分红提案承诺，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违反分红提案承诺的法律责任应以实际履行为主，损害赔偿为辅，具体操作上可以另行召开临时股东大会，由非流通股股东重新提出分红提案，并应赔偿在此期间流通股股东应得权益的利息损失。

七、违反资产重组承诺的认定与法律责任

根据其承诺内容的精确与否，资产重组承诺可区分为弹性承诺和刚性承诺两种：在弹性承诺中，非流通股股东一般不具体承诺资产的具体类型、具体数额、注入时间，也不承诺注入资产后公司的绩效指标，这与资产重组的特点有关，由于资产重组事宜涉及面广，程序复杂，失败的可能性很大，因此非流通股股东的资产重组承诺多为“软性”的意愿性承诺。在刚性承诺中，非流通股股东多明确了资产类型、资产重组方式、资产重组目标、资产重组后公司绩效等重要指标，从而使承诺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例如，ST湖科的非流通股股东承诺向公司注入优质资产，并确保每股净资产不低于1元，同时承诺其所注入资产的年净资产回报率不低于6%。

在法律责任的承担上，也因承诺的内容是否确定而有很大区别：对于弹性承诺，由于其承诺的内容带有不确定性，有些承诺仅仅是承诺注入注册资产的提案权，而非实际注入资产，有些承诺附加了免责说明，有些承诺仅仅表达了重组的意愿，对于这些内容暧昧的承诺，很难从法律上追究承诺人的民事责任。对于刚性承诺，由于其承诺的内容明确具体，构成了确定的权利义务关系，并且其承诺的时间、资产质量、绩效等指标都有助于司法判断其承诺的履行情况。因此，对于不履行或不完全履行刚性承诺的非流通股股东，流通股股东可以提起民事诉讼，要求其实际履行并且（或者）承担相应的损害赔偿责任。

建立违反承诺的民事赔偿机制

尽管在诉讼法律依据上有《民法通则》的原则性规定，但其规定过于简单，缺乏可操作性，为了避免因没有明确法律依据而“不予受理”的情况发生，最高人民法院应就违反股改承诺民事诉讼相关事宜，制定相关的民事诉讼规则。据悉，最高人民法院正在着手制定证券民事侵权案件审理的相关司法解释，应在其中设置专节，对违反股改承诺而导致的民事侵权案件的诉讼问题做出规定。司法解释中应包括原告、被告、起诉条件、受理管辖、诉讼方式、举证责任、免责事由、损失认定等具体事项。

一、原告与被告

违反股改承诺民事诉讼（以下简称违诺诉讼）的原告确定有一定难度，根据权利义务特定化的原则，关键是要考察非流通股股东所作的承诺对象是谁，谁是非流通股股东的承诺权利人？由于非流通股股东作的承诺是股改方案必不可分的一部分，目的是为了换取流通股股东对股改方案的认同，因此可以肯定股改完成之后再购入股票的流通股股东不是违诺诉讼的原告。由此，以时间节点来确定原告资格较为合理，具体时间应以股改程序中相关股东会议停牌时间（二次停牌）为节点，在停牌时间之前购入和持有股票的流通股股东，有权依据承诺内容就非流通股不履行承诺对自己造成的损害提起民事诉讼。

违诺诉讼被告的确定较为明确，即为作股改承诺的非流通股股东。如果存在共同侵权行为的，可以将共同侵权人和非流通股股东列为共同被告，提起诉讼。

二、起诉条件

除了《民事诉讼法》第108条规定的起诉条件外，大家最关心的就是起诉是否需要设置前置程序的问题。

证券欺诈诉讼中的“前置程序”，是指投资者提起有关证券纠纷的民事赔偿诉讼时，必须依据证监会或其他行政部门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或者是人民法院的刑事裁判文书。这样规定有三个考虑：（1）证券违法行为是一个专业性很强的问题，由行政主管机关进行审查和认定可以充分发挥专业人员的优势；（2）行政机关对虚假陈述的认定具有专业性和权威性，可以为原告方提供有力的证据，免却投资者作为弱势群体的举证责任；（3）避免滥诉行为的发生，稳定证券市场秩序。

我们认为，在违诺民事诉讼中没有必要设立行政处罚或刑事裁判前置程序，主要有以下理由：

首先，违诺民事诉讼相对于内幕交易、市场操纵和虚假陈述等一般证券民事侵权诉讼而言，事实更为清楚，证据更为充分，不存在举证上的困难，即使在个别案件中有需要公力介入取证的问题，也可以通过民事诉讼的法院调查环节完成，没有必要设置行政或刑事程序的前置。

其次，违诺事件并不必然导致行政处罚或刑事制裁，大多数的违诺行为，其性质和后果均不足以招致行政处罚，且行政处罚需要法定事由和法定程序，对于属于新兴违法行为的违诺行为而言，最多只能施予有限的行政监管措施，能否按《行政处罚法》进行行政处罚都存在不确定的因素。

再次，从既往的行政执法和司法实践来看，行政处罚和刑事制裁前置程序不仅未能减轻投资者的举证责任，而且加剧了投资者的损失。由于法律对证监会的执法权限和实践中执法效率的低下，行政处罚案件旷日持久，刑事案件由于犯罪构成的严格要求，几年下来也没有几宗，如果将前置程序设为起诉的法定要求，将使大多数受损害投资者的权益无法得到有效维护。

最后，从法理角度而言，以司法解释的法律层级，是不能限制投资者的诉权的。而前置程序无疑变相限制了投资者的起诉权，涉嫌违法，并且国内外也没有其他类似的立法例。

三、受理管辖

根据原告就被告的一般民事诉讼原则，以承诺人违反承诺提起的民事索赔诉讼，应以被告所在地法院作为管辖法院。同时考虑到法院的证券案件审理能力，审级不宜过低，参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虚假陈述司法解释）的规定，应由被告所在地中级法院管辖为宜。

四、诉讼方式

在我国现行的诉讼模式下，允许流通股股东以单独诉讼或共同诉讼方式提起违诺诉讼，不允许集团诉讼。多个原告因同一违诺事实对相同被告提起的诉讼，既有单独诉讼也有共同诉讼的，人民法院可以通知提起单独诉讼的原告参加共同诉讼。多个原告因同一违诺事实对相同被告同时提起两个以上共同诉讼的，人民法院可以将其合并为一个共同诉讼。

共同诉讼的原告人数应当在开庭审理前确定。原告人数众多的可以推选二至五名诉讼代表人，每名诉讼代表人可以委托一至二名诉讼人。诉讼代表人应当经过其所代表的原告特别授权，代表原告参加开庭审理，变更或者放弃诉讼请求、与被告进行和解或者达成调解协议。

诉讼方式其实并不存在优劣问题，而应依个案而定，不同的案件适宜采取不同的诉讼方式。如果一个案件证据充足，受害投资者人数不多，适宜采用单独诉讼，因为单独诉讼较为便捷、效率较高。如果涉案人数众多，证据收集难度大，则适合采用共同诉讼，这时可以聚合各自的社会资源，形成较为强大的取证力量。和解方式的选择与案件的难度和诉讼目的的达成具有一定的关系。如果案件较为复杂，耗时耗力，和解对双方都是一个较好的选择；如果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凿，胜诉把握大，可能原告方就不愿意选择以和解方式结案。不过，从我国的法律和审判实践考察，人民法院审理证券民事赔偿案件时,重视调解,鼓励当事人和解。[6]

五、举证责任与免责事由

违诺诉讼的举证责任分为两大方面：一是对违诺行为与损害结果因果关系的举证责任；二是对违诺行为主观过错的举证责任。

对于前者即因果关系的举证，应比照虚假陈述司法解释，实行“因果关系推定”，这主要是考虑到由因果关系的举证，技术性较强，在存在“一因多果”或“一果多因”的情况下，量化的技术性问题难以解决。如果纠缠于这些技术性问题，可能使违法行为人得不到法律有效的追究，同时对于大多数中小投资者而言，因果关系的举证超出了他们的能力范围。因此，“因果关系推定”应作为证券违法行为民事诉讼的一项基本原则。“因果关系推定”对原告是有利，原告只需证明他是适格原告，被告从事违诺行为，其遭受了现实损失，就可以推定违诺行为与损害结果间存在着因果关系。但对被告来讲，他的举证责任就要大一些，他必须举出一定的反证来推翻因果关系的存在。这些反证可能包括：（1）原告不是承诺人的承诺对象，即不是适格原告；（2）原告在股改之后才购入证券；（3）原告在违诺行为发生前即卖出证券；（4）明知承诺人违诺而买入证券；（5）损失或部分损失是由系统性风险造成的；（5）属于恶意投资、操纵证券价格的，等等。

对于后者即行为人过错的证明责任，应比照《合同法》关于违约行为的规范处理。众所周知，对于违约责任实行的是无过错责任，因为“约定必须信守”，除非不可抗力等极为特殊的原因下，只要违约就必须承担违约责任。违反承诺也是如此，承诺人在制定和作出承诺时应充分考虑自身的履行能力、可能的履行环境以及替代性的履行措施，可以推定承诺是在仔细斟酌之后审慎研究制定出来的，对于承诺非流通股股东必须无条件恪守，只要违反承诺，不问其主观是否有过错，均应承担违诺责任。因此，我们主张对违诺行为适用无过错责任。

六、损失认定

证券市场的损失认定是一个技术性很强的课题，与其他证券违法行为的损失认定一样，违诺行为的损失认定也面临着难以精细考量和量化的问题。在承诺方定有违诺金的情况下，其损失可以推定为违诺金数额，但在承诺方没有承诺违诺金的情况下如何计算投资者的损失？虚假陈述司法解释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有益的损失计算思路，即不再精细的考究哪些损失是由违诺行为造成的，哪些损失不是由违诺行为造成的，而是直接估算投资者的证券差价损失，再在其间进行必要的扣减。

具体计算方法为：确定一个违诺行为影响期，在违诺行为影响期内卖出证券的投资者，其投资损失为以买入证券平均价格与实际卖出证券平均价格之差，乘以投资人所持证券数量计算；在违诺行为影响期之后卖出证券或仍持有证券的，其投资差额损失，以买入证券平均价格与违诺行为影响期每个交易日收盘价的平均价格之差，乘以投资人所持证券数量计算。其计算的关键在于违诺行为影响期的确定，违诺行为的影响期要结合承诺自身的性质、特点、对市场的不同影响以及当时市场的状况个案确定。

在计算出上述差额后必须根据被告的反证情况进行酌量的扣减，例如应扣除因大盘同期下跌而造成的损失，等等。

股东权益范文篇8

[摘要]新修订的《公司法》增加了对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保护机制，但因为制度设计上的缺陷，导致股东权益纠纷仍层出不穷。本文阐述了股东权益纠纷及其救济机制，并指出了我国公司法的不足之处。[关键词]有限责任公司股东权益股东权益纠纷救济机制公司制度建立后，大量的企业按照公司制度设立，其中有很多企业受股东之间不和谐关系的困扰，小股东权益受到侵害的情况比比皆是。新修订的《公司法》针对上述弊端，增加了对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保护机制，不仅在股东的实体权利上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进，而且在程序上保证股东权的真正落实。2006年,新公司法的修订在对中小股东的保护的立法设计上,有了十分显著而全面的变化,基本上实现了限制大股东权利、保护中小股东权益的制度设计。但是，实践中，因为法律制度设计上的缺陷，导致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权益纠纷仍层出不穷。有限责任股东之间的权益纠纷，导致公司的经营活动陷于僵局，使得相当多的公司短命夭寿。在此，主要探讨有限责任公司股东权益纠纷以及其救济机制。一、股东权益的内容及其依据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是指向公司出资、持有公司股权，享有股东权利和承担股东义务的人。股东是公司的出资人，同时以出资享受权益承担责任。在出资后股东就不再对相关资产享有所有权，其所有权归属于公司，股东所享有的是股权。按照我国新《公司法》的规定，股东的权益主要有三项，即资产收益权、参与重大决策权和选择管理者等权利。除了该条以外，公司法在很多条文中都规定了股东的具体权利。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十二类：1.发给股票和其他股权证明请求权；2.股份转让权；3.股息红利分配请求权，及资产收益权；4.股东会临时召集请求权或自行召集权；5.出席股东会并行使表决权，即参与重大决策和选择管理者的权利;6.对公司财务的监督检查权和会计帐薄的查阅权;7.公司章程和股东会会议记录、董事会会议决议、监事会会议决议的查阅权和复制权；8.优先认购新股权；9.公司剩余财产分配权；10.权益损害救济权和股东代表诉讼权;11.公司重整申请权;12.对公司经营的建议与质询权。其中（1）（2）（3）（8）（9）项为股东权中财产权；第（4）（5）（6）（7）（10）（11）（12）项为股东权中的管理参与权。股东行使权利的依据是新《公司法》等相关法规，和公司的章程。关于股东权益，我国新《公司法》充分体现了“意思自治”的民法原则，尊重股东自己的意愿，在有约定的情况下，公司法仅仅起到补充作用。但是，对个人约定的尊重，章程的优先，并不能够彻底改变公司法的强行性。所以，对于股东权益的来源，大多数人还是认为来源于公司法。根据公司法的规定，股东行使权利的方式主要是通过股东会，而且股东会的权利主要是公司重大事项的决议权，而不是具体的经营管理权。二、股东权益纠纷及其救济机制我国有限责任公司虽然在制度设计上为典型的资合公司，但是，在管理上却具有典型的与合伙相同的人合特征。因此，各个股东之间的合作，相当程度上依赖于各合伙人之间的相互信赖。有限责任公司在管理上，更多的是股东亲自支配管理权，同时，在管理上的规范化程度较差。这种股东非规范化的管理，在股东之间的信任度较高时，不会存在问题，但是一旦股东之间产生了信任危机，往往会产生严重的纠纷，甚至是损害公司的利益，使企业陷于僵局，乃至破产、解散。新修订的《公司法》针对上述弊端，增加了对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保护机制，不仅在股东的实体权利上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进，而且在程序上保证股东权的真正落实。具体体现在：1.知情权纠纷及其救济股东知情权是股东其他权利的基础和前提。新《公司法》在第34条明确规定：“股东有权查阅、复制公司章程、股东会会议记录、董事会会议决议、监事会会议决议和财务会计报告。股东可以要求查阅公司会计账簿。”并且规定，如果公司拒绝提供查阅的，股东可以请求人民法院要求公司提供查阅，这为确保股东的知情权，行使其他权利奠定了良好的基础。2.异议股东的股权回购请求权，以及诉讼保证措施退出机制一直是我国公司法的空白之处，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一旦进来，就很难出去。中国许多有限责任公司中的小股东遭受大股东折磨的痛苦程度远远大于股份公司，股份公司的小股东可以通过资本市场“用脚投票”，而有限责任公司的大股东利用其对公司的控制权，长期不向股东分配利润，权益受损害的中小股东又无法像股份有限公司股东那样可以通过转让股份退出公司。有限责任公司的人合性，决定了股东之间的信任与合作对公司的经营管理和发展非常重要。如果某一或某些股东对继续发展失去信心或不愿意与其他股东继续合作，又无第三人愿意受让其股权，或其不愿意对外转让其股权，在此情形下，新《公司法》第75条规定了在公司连续五年盈利但不分配红利、股东对公司的合并、分立、转让主要财产以及不解散公司的决定投反对票的情况下，股东可以请求公司按照合理的价格收购其股权。而且，如果“股东与公司不能达成股权收购协议的，股东可以自股东会会议决议通过之日起九十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1][2][][]3.股东解散公司请求权以及诉讼解决纠纷机制在公司经营严重困难，财务状况恶化的情况下，解散公司是避免破产，减少股东损失的最好选择。但在股东之间分歧严重，股东会、董事会又不能做出公司解散清算的决议的情况下，新《公司法》第183条规定：“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继续存续会使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通过其他途径不能解决的，持有公司全部股东表决权百分之十以上的股东，可以请求人民法院解散公司。”4.股东代位诉讼维权机制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侵害公司权益时，股东可以书面请求监事会或者不设监事会的有限责任公司的监事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监事侵害公司权益时，股东可以书面请求董事会或者不设董事会的有限责任公司的执行董事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前述监事会、监事或者董事会、执行董事收到股东书面请求后拒绝提起诉讼，或者自收到请求之日起三十日内未提起诉讼，或者情况紧急、不立即提起诉讼将会使公司利益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害的，股东有权为了公司的利益以自己的名义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5.股东直接起诉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救济途径新《公司法》不仅规定股东可以为了公司利益代位诉讼，而且规定在自己的利益受到侵害的情况下可以直接起诉的权利。新《公司法》第153条规定，在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的规定，损害股东利益的，股东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的。这是小股东维护自己利益，改变控股股东与中小股东的力量悬殊对比和博弈的有效途径。6.对股东会、董事会决议的请求撤销权及其救济途径在股东会、董事会的决议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情况下，新《公司法》第22条规定：“公司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董事会的决议内容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无效。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董事会的会议召集程序、表决方式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或者决议内容违反公司章程的，股东可以自决议作出之日起六十日内，请求人民法院撤销。”三、权益纠纷救济途径的不足虽然新《公司法》在许多地方有了很显著的突破，增加了许多有利于公司发展的内容，但是，仍有不尽人意之处。特别是对于股东权益的保护以及其救济方面的缺陷，致使实践中的企业在治理上缺乏灵活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意思自治不够彻底我国新《公司法》中“……法律的规定，但是公司章程另有规定的除外”，这种条文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多，说明我国公司法尊重意思自治。但是章程的约定也必须受公司法的制约，如果章程的内容有缺陷，公司法也不允许以协议的方式修改。在股东人数较少、股东会、董事会等不健全时，如不符合举行股东会、董事会的条件，以及通过表决程序无法作出决议时，纠纷处理缺乏依据和程序机制。2.有限责任公司股东权益纠纷的特殊解决机制的缺失(1)新《公司法》中，虽然规定了异议股东的股权回购请求权，但遗憾的是，《公司法》没有对收购以后股权如何处理，是减资还是其他股东受让，是否会影响资本充实原则等内容没有做出规定，给实践留下了空白。同时，对于股权的价格如何确定也没有相关的规定，导致实践中，缺乏可操作性。(2)公司章程修改的程序决定了章程修改的艰难。根据新《公司法》第44条第2款的规定，有限责任公司修改公司章程的决议，必须经代表三分之二以上表决权的股东通过。如果有限责任公司股东的出资额达不到三分之二以上，即使占到60%以上，仍然无法修改公司章程。参考文献：[1]史际春等主编:《企业和公司法》[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8月版[2]殷召良著:《公司控制权的法律问题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1年6月版[3]吴越:《完善投资者合法权益自我保护的法律机制》.载于,2003年6月《河北法学》[4]梁宇贤:《公司法论》[M].三民书局股份有限公司,1981年版，第321页[5]施天涛:《公司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5年8月版[][][1][2]

股东权益范文篇9

关键词：经济法；上市茶企；中小股东；权益保护

目前政府所颁布的经济制度对管理这些已经上市的公司显得有些局限性，执行起来也有很多的弊端存在，一些相对比较大的股东因为政策的一些疏漏借助现有的职权，对一些相对比较小的股东进行权力的剥削、权益的侵犯，而小股东由于自己势单力薄在面对这些大股东的贪婪侵犯的时候不得以放弃挣扎，将沉默进行到底，甚至在一些大股东的持续性贪婪状下，中小股东甚至会将自己的股份拱手让出，这在中小型上市公司中实在是太为常见。上市公司在自己融资的过程中，会面向社会面向大众进行一个股权的募集，随着公司经营一步步地走向正规，并且趋势良好，社会上的大众所持有的股票的整个价值也是在不断的增值。但是，此时此刻，对于社会上的大众投资者来说并不是一个好消息，已经上市的公司并不会给自己投资过的大众进行一个理所当然的付出汇报，相反，上市公司为了能够使自己的企业的发展能够进行得更加好，企业能获取更多的经济效益，进而使公司里面的一些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受到一定程度的损伤。现在国内已经上市的茶企是寥寥无几的，但是，这些已经上市的茶叶企业中的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保护，仍旧是相关法律从业者研究与分析的核心问题。市场经济的发展趋势整体上是变化莫测的，而在茶叶龙头企业中的一些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的保护，依旧是我们需要深思的一个问题。

1经济法与股东权益

21世纪，整个社会的发展是突飞猛进的，尤其是整个社会的文明程度正在发生令人惊讶的改变，人们在酒饱饭足之后更注重人文情怀，大众的法律观念也在不断的提升，在这种情况之下，中小股东合法权益保护成了社会的关注的重点，这是因为在茶叶企业的上市公司里面，大股东所拥有的股份权益相对来说远远高于中小股东所拥有的股份，因此，根据股份的持有比例，这些中小股东则被归之于弱势群体里面。世界应该是公平的，尽管许多人没有决策的权力，但是任何人都不可以以任何理由将其说话的权力进行剥夺，中小股东亦是如此，其在整个企业的发展过程中也应该持有一定的发言权，它们的合法权益也不应该被无端的剥夺，一旦出现被剥夺的情况于情于理都是不为合适的。因此，这些事件基于经济法视角之上，制度的合理性就显得十分的重要，一个国家的富强不应该只是富人的富强，而是整个国民的贫富差距处于一个正常的区间，这世间不应该只针对富人是温柔的，对于绝大部分的弱势群体也应该是亲切友善的，并且对于弱势群体应该更加的重视，加大保护力度。只有将这些弱势群体的利益也能够进行一个很好的保护，那么政府所颁布的经济法才能体现其意义。1.1经济法的价值。经济法作为政府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宏观调控手段，能够将整个市场的经济情况做一个大致的调控。这也就是其存在的必然性意义所在。政府所颁布的经济法其目的是为了及时的将现有的市场经济中所存在的不足进行一个修证，最终使整个市场的经济能够处于一种正常的动态平衡的过程。在整个发展过程中，经济法的初衷都是为了将自由竞争的理念更加好地开展起来，在整个开展过程中，各种各样的市场主体也开始进行良性的竞争。1.2股东权益内容。尽管相关的法律政策对各个股东所拥有持有的法律权利以及义务有明文规定，但是，这个过程中，由于各个地区的差异性，股东权益依旧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性。

2国内上市茶企中小股东权益保护现状

2.1中小股东权益保护意识淡薄。上市茶叶企业中的一些股东常常处于一种被剥削的状态就是因为自己本身的法律意识过于浅薄，不知道该如何用政府所颁布的相关政策对自身的权益进行一个合情合理的维护。并且这些中小股东往往不能够及时的对公司的现有制度进行及时的掌握更新，这就致使中小股东在进行维权的时候，往往都会处于一种极其被动的状态。当自身的合法权益受到侵犯的时候，只能选择默默接受这一切。2.2缺乏有效的监督管理机制。能够对已经上市的茶叶企业进行监督管理的便是中国银监会，政府机关对其投入的精力以及物力是非常大的。但是，证券市场也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众多的上市茶叶企业公司的中小股东的力量显得微不足道，当然在实际的工作过程中，证监会对茶叶企业中的中小股东进行的一些保护还是非常有用的，中小股东的法律权益。

3经济法视角下国内上市茶企中小股东的权益保护措施

3.1建立健全的茶企上市公司中小股东权益保护制度。目前政府颁布的新公司法，对于一些已经上市的中小型企业来说，新公司法的颁布对上市公司茶企中小股东的权益保护做了进一步的完善。在过去的许多年，国内大多数的上市中小企业都是处于一个被忽视的状态，而面对波涛暗涌的茶叶市场,要想将国家的作用给发挥出来，那就需要充分分析经济法之后，对已经上市的茶叶行业进行严格的监管，使得整个市场能够处于一个良性正常的发展状态。并且，在整个后期公司的运转过程中，相关部门要对已经上市的茶叶企业的不法行为进行打击，并且惩罚措施一定要够严格，这样对于那些上市公司里面为非作歹的大股东来说才能够起到一个警示的作用，这样能够提前对上市茶叶企业里面的小股东的合法权益进行保护。3.2积极引入国外的管理经验完善市场竞争机制。公司法有着严格的规定，已经上市的茶叶企业公司在设置相关的管理机构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合情合法。根据政府机关所颁布的经济法显示可知，股东大会中的任何大股东都不能够用自拥有的股份而胡乱使用权力致使其他的一些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总的来说，已经上市的茶叶企业的最好选择就是，认真的研读经济法，在经济法基础之上本着以人为本、友好相处的发展理念来跟各位股东相处。

4结语

社会的发展是极其快速的，在整个发展过程中，无论是企业还是个人都希望可以为整个国家的繁荣富强做出一定的贡献，那么就需要知法守法，用法律武器来对自身的合法权益进行一个很好的维护，确保我们每个人的自身权益不受侵害。

参考文献

[1]陈宁,李智试论完善上市公司收购中中小股东权益保护的法律措施[J].东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2002,2(2):1-4.

[2]李晓春,林瑞青.论上市公司中小股东权益保护的立法完善[J].唐山学院学报,2005,18(1):25-27.

股东权益范文篇10

致×××：

我，×××（姓名等），就我所购买的×××公司普通股票的×××一笔利益

在此声明：

根据加利福尼亚州股票发行免税规定，我有资格购买这些股票，原因为：

我是公司的经理、高级管理官员中发起人，或我在公司任职，职责和权力几乎

等同公司的负责官员。

我过去与公司、公司的一个或多个经理、高级管理官员或负责人员有过个人或

业务关系，其性质和期限使我了解了与我有关系的个人（包括公司）的名声、业务

能力以及商务和金融的总状况。

鉴于我在业务和／或金融领域的经验，我有能力保护自己与购买上述股票有关

的权益。

我符合《加利福尼亚法规全书》第10篇第260，102，13（E）条和

第260，102，13（G）条所规定的有关投资、资本净值或个人所得的一个

要件要求，还符合该篇第260，102，13（E）（1）－（3）条附加要件

中的一条规定。

鉴于在此被我指定作为我购买股票业务顾问的×××所具有的业务和／或金融

经验，我有能力保护自己与购买上述股票有关的权益。

业务顾问声明

×××特此声明：

我被×××聘为业务顾问，且就在×××购买×××普通股票一事向他或她提

供过有关投资的建议。

充当×××是我通常业务的一部分，我常常替他人提供投资建议或帮助他人决

策，且经常因此种服务而接受特别或按相关服务而支付的报酬。

我独立于公司，且不接受公司或公司任何子公司或销售人的报酬，不论是

直接或间接的。我现在没有，将来也不会（A）与公司有雇佣关系，不论是以雇员、

雇主、独立经营承包商或委托人身份；（B）有超过公司证券1％的公司、其子

公司或销售人的证券的实际所有权；或（C）与公司有诸如我控制公司，我受

公司控制，或与公司共同受控制之类的关系，及更为具体地说，具有诸如我有权直

接或间接指导或导致指导公司的管理、政策或行为的关系。

日期：业务顾问（签字）

我是其它股票购买人的配偶、亲属、或配偶的亲属，与该购买人具有同一居所。

我声明，我买股票是为了自己投资，而不是为了出售这些股票。我知道这些股

票没有按任何州或联邦证券法取得资格或登记，也知道如不按法规取得资格或登记，

或法律顾问没有令公司相信可以不取得此种资格或进行登记，这些股票便可能不

能转让或不能以其它方式予以处置。

我未曾收到任何有关出售上述公司股票的广告或一般的兜售宣传品。

在签署此文件前我声明，我已经获得，或被给予有关购买股票的所有重要情况，

包括公司的所有财政和书面资料，及股票销售的条件规定，我已经得到机会，就

股票销售的额外条件或其它我和我的业务顾问（如果我任命有顾问）为保护我在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