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资股东与内部控制关系研究

【摘要】混合所有制改革是中央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领域，也是理论界所关注的焦点。在混合所有制改革背景下，以2012—2017年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的国有企业为研究样本，探究了外资股东比例对混合所有制企业内部控制质量的影响。研究发现：外资股东持股有利于提升企业的内部控制质量；外资股东对内部控制质量的提升作用在制度环境较完善的地区较为显著，在制度环境较差的地区则不显著。文章丰富了外资股东和内部控制的相关文献，为国有企业在混合所有制改革的进程中引进外资股东提供了一些理论参考。

【关键词】混合所有制；外资股东；制度环境；内部控制

一、引言

自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以来，混合所有制改革成为理论界和实务界关注的焦点。随着改革进入深水区，对混合所有制企业进行的改革已不能再停留于为了“混改”而改的层面[1]。然而，在引进非国有资本进入国有企业或者国有资本入股非国有企业的过程中，难免会面临国有资产流失和如何提高企业经营效率等问题（刘泉红，2018）。企业内部控制的目标之一是保证资产安全以提高企业运营效率进而促进企业战略目标的实现（李连华，2012），这与国企改革的目标不谋而合。因此，完善企业的内部控制制度、强化内部控制流程、提高内部控制质量是国有企业改革中刻不容缓的任务。自美国颁布《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简称SOX法案）以及我国颁布《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来加强组织的内部控制以来，国内外学者对内部控制做了大量研究。国外学者采用大量实证研究主要从SOX法案302条款与SOX法案404条款的对比中总结内部控制的作用以及内部控制的影响因素。在内部控制的作用方面，Ash-baugh-Skaife（2007）发现内部控制质量的变化同时会改变应计制盈余管理的程度；SingerandYou（2010）发现SOX法案的颁布降低了可操纵盈余，投资者对财务信息的反应更加强烈，提高了资本市场的流动性；Feng（2014）研究表明内部控制质量会影响存货周转率、销售利润率等进而影响企业的经营效率。在内部控制的影响因素方面，Ashbaugh-Skaife（2007）、Doyeletal.[2]发现会计应用风险、财务状况、经营复杂性以及经营范围会影响内部控制。Khlif（2016）发现“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加强了审计委员会会议的有效性进而提升了内部控制质量。还有文献研究了审计委员会和管理层变更（Johnstone，2011）、CEO权力（Lisic，2016）、外部审计师的任期和地理位置（Chen，2016）、监管机构的管理评估[3]等对内部控制质量的影响。国内学者对内部控制的研究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内部控制与公司治理之间的关系，基于产权性质视角，中央企业的内控质量显著高于地方国企[4]；基于高层治理视角，仅引进非国有股东并不能显著提高内部控制质量，需要通过委派董事或者高管来取得话语权从而对内部控制施加影响[5]。另一方面是内部控制与会计信息质量之间的关系，基于编制会计报告视角，有效内部控制可以降低利用会计准则的漏洞粉饰财务报告的概率（董望，2011），但是高管权力集中则会削弱该抑制作用（刘启亮，2013）；基于盈余管理视角，未披露内控缺陷的公司较少进行应计制盈余管理（方红星，2011），但是会存在真实盈余管理（范经华，2013）。上述文献对内部控制的研究已涉及各个方面和领域，但是目前对我国特有的混合所有制企业内部控制的研究文献仍然比较缺乏。国内学者对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研究大多处于规范化研究阶段，主要从混改历程（刘泉红，2018）、动力[6]、实现路径（黄速建，2014）等角度阐述混合所有制改革路途中可能面临的问题。少量实证研究用经验数据考察了混合所有制企业应如何进行股权结构配置，政府适当放权能加速非国有资本进入国有企业[7]，仅仅引进多种混合所有制主体并不能提高企业绩效[1]，但可以提高混合所有制企业的创新效率[8]和全要素生产率（郭于玮，2016）。许多学者通过测度托宾Q（李广子，2010）、利润率（白重恩，2005）、资产收益率（刘小玄，2005）等来检验混改之后非国有资本对企业绩效所造成的变化。另一部分学者研究发现非国有资本FRIENDSOFACCOUNTING参与混改可以提高其内控质量[5]，增强会计信息披露透明度（曾诗韵，2017），降低企业高管的道德风险[7]。然而，上述研究大多只是将混合所有制主体简单地分为国有资本和非国有资本，没有研究某一具体资本主体对混合所有制改革所带来的影响。本文将从微观视角单独研究外资股东对混改后国企内部控制质量所发挥的作用。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新出台的《外商投资法》为国外资本进入我国市场营造了更为公平的竞争环境，为本文探索外资股东在混合所有制改革中所扮演的角色提供了研究契机。本文的贡献在于：第一，发现外资股东在提升混合所有制企业的内部控制质量方面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这为我国混合所有制企业的公司治理和内部控制建设提供了理论依据。第二，重点研究外资股东在公司治理和内部控制中的作用途径，丰富了股权结构的研究视角。第三，为我国当前推进的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实现途径提供理论支持。混改的基本思路是国有和非国有资本交叉持股，那么国有资本与外资资本交叉持股对混改后的企业会产生促进作用还是抑制作用呢？本文通过经验数据的研究为外资股东参与混改开辟了理论道路。本文剩余部分的结构安排为：第二部分为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第三部分为研究设计；第四部分为实证分析；第五部分为稳健性检验；第六部分为结论与建议。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外资股东与内部控制质量。国有企业先天所有者缺位[8]，产权不清晰，从而投资者对企业缺乏监督的积极性，产生较高的成本。国有企业的混合所有制改革通过引进外资股东，界定了所有权份额，提高其参与公司治理的积极性。同时，外资股东不受中国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的束缚，与其他股东相比具有更为独立的地位（Gillan，2000），不易受与高管私人关系的约束从而会实施更加严密的监督和激励机制以惩罚其不作为行为，提高建设内部控制制度的效率。此外，外资股东在遵守中国法律制度的前提下会受外国市场规则和制度的影响（黄文青，2017），依照国外更加完善的内部控制法规来弥补投资公司所设计的内部控制制度中存在的瑕疵。综上，外资股东在维护其产权利益、基于自身的独立性和更为严格的法律制度下会促进高管勤勉尽责，控制偷懒行为，完善企业内部控制制度。国企高管的人事变动主要是由国家进行行政任免，大多数国企高管来源于政府干部[9]，熟悉并习惯于原国有企业的管理制度和模式。然而，在新兴市场转轨经济背景下高管需要学习新的知识，培养新型能力，原国企的组织惯例会抑制其学习能力（武常岐，2011）。相比之下，企业引进外资股东与之建立战略联盟或者形成控股关系会增加企业学习国外管理方法的机会，有利于拓展企业高管获取显性知识的渠道，提高对隐性知识的理解能力（Lane，1998），从而改变高管的经营风格和管理哲学，提高风险意识，影响公司企业文化[10]，进而作用于公司内控环境，推动控制活动的实施，提高企业的内部控制质量。我国自古就推崇孔孟思想，儒家文化所提倡的“仁、义、礼、智、信”浸透在个人、集体、社会行为中的方方面面。国有企业作为国家掌控经济的工具，体现着国家和民族的价值观，深受中华传统文化的影响和熏陶。由于儒家文化的包容性和隐忍性等特点，在发生违规行为甚至出现高管凌驾于内控之上的现象时，企业的其他员工可能有较强的包容度而对上述现象熟视无睹（郑石桥，2013）。与之不同的是，外国文化强调经济人特性，更倾向于理性文化而非容忍文化。外资股东深受国外文化的影响，从而会主动要求国有企业实施规范化、标准化的操作流程来实施内部控制，而不是国有企业中常见的“对人不对事”的内控机制。此外，中国传统文化强调人际关系和道德规范，我国企业的内部控制建设多将价值观和道德伦理观等文化约束作为一项非正式制度（程博，2016），规范企业员工执行内控时的行为，从而我国的内部控制趋向于“人治”型制度。而外国企业更加重视专业化程度而非人际之间的交流沟通作用，更加注重标准化和制度化。因此外国企业的内部控制趋向于“法治”型制度。外资股东参与国有企业的混合所有制改革有利于推动国企的内部控制从“人治”型向“法治”型转变（李志斌，2012），改善国有企业的官僚作风，抑制“一言堂”现象，提高企业内控质量。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设1：外资股东参与混合所有制改革能提高国有企业的内部控制质量。（二）外资股东、制度环境与内部控制质量。虽然外资股东能够利用其独立的地位、先进的显隐性知识、标准的制度化流程来抑制高管的偷懒行为，促进高管勤勉尽责，但是已有研究表明制度差异会影响外国资本进入陌生市场之后的适应能力（潘镇，2008），进而影响其发挥自身先天优势来提升内控质量。此外，孙铮等认为制度环境还会影响公司财务、战略等方面的决策行为，而内部控制服务于公司的经营效率和战略目标的实现，也会受制度环境的影响。我国在逐步进行市场化经济改革的过程中，由于各地区的历史背景、地理位置、政策法规、道德传统、资源禀赋等方面的不同，不同地区的市场化进程存在巨大差别（樊纲，2011）。市场化进程作为外部制度环境的主要衡量标准，对外资股东与混合所有制企业的内部控制之间的关系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呢？一方面，制度环境较好的地区（如率先进行改革开放混合所有制改革研究系列文章的沿海一带）与外资接触时间较早，交流往来更为频繁。当地的市场体系、法律政策、文化传统更为外资股东所熟悉，同时其信息透明度较高，投资者保护机制更为健全[1]。因此，制度环境较好的地区与外资股东所在国家的制度差异较小，有利于减少外资股东理解两国制度差异的难度（潘镇，2008），便于其推动内部控制的建设和完善。同时，外资股东所特有的显隐性专业文化知识需要经过传递、转化、理解、接收并运用到企业的内部控制建设中去，完善的制度环境会减少专业知识在传递、理解中出现偏差。与之相反，不够完善的制度环境会增加外资股东理解制度差异的难度，阻碍专业知识的传递，使得外资股东所特有的先进文化和管理经验不能为企业的内部控制建设提供服务。另一方面，在制度环境相对完善的地区市场化进程较快，政府对市场的干预较少，产品市场竞争更为激烈，企业会面临各种经营风险和不确定性（张传财，2017），甚至会加大企业被收购的可能性。外资股东为确保企业做出恰当的财务决策和战略选择以提高企业竞争力，会有更大动机和积极性来敦促管理层及经理加强内控建设，落实内控活动，降低经营风险，提高经营效率。相比之下，制度环境相对不完善的地区市场化进程较慢，政府会过多的干预市场，产品市场竞争不够充分甚至会产生垄断行业。国有企业面临风险较小，处于较为“舒服”的经营状态，还可能会享受垄断收益[5]。因此，外资股东往往没有参与企业公司治理的积极性，更缺乏监督高管完善内部控制制度的动机[4]。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设2：外资股东对内部控制质量的提升在制度环境较为完善的地区更为显著，在制度环境不完善的地区则不显著。

三、研究设计

本文选取2012—2017年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的国有企业为研究样本。选取国有上市公司作为样本是因为我国混合所有制的改革主要在国有企业中进行，并且上市公司的数据更加真实，容易获取。以2012年为研究起点是因为国有控股上市公司根据证监会的要求于该年强制执行内部控制规范体系的内容，从而使内控指标更加全面、真实、可靠。参照马连福等[1]的做法，所选取的国有上市公司均为在2011年底已经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的公司以体现混合所有制改革的进程。此外，本文剔除了金融行业的上市公司，被ST、*ST、PT以及样本数据缺失的公司，最终获得2062个观察值。内部控制指标来自迪博内部控制数据库，其他指标和数据来自CSMAR数据库和RESSET数据库。为了降低异常值的影响，本文对主要连续变量在1％水平上进行了Winsorize缩尾处理。参照刘启亮等[4]、Doyeletal.[2]的做法，本文构建以下模型来检验文中假设：ICi，t=α0+α1FSHAREi，t+α2SIZEi，t+α3LEVi，t+α4ISi，t+α5RECOMBINATIONi，t+α6GROWTHi，t+α7INDEPENDENCEi，t+α8DUALi，t+α9BIG4i，t+α10STANDARDi，t+α11AGEi，t+α12BOARDi，t+εi，t内生变量IC为内部控制指数，代表本文研究对象内部控制质量，取自迪博数据库。该指数是根据内部控制的五要素并结合其他从内外部获取的与内控质量有关的信息计算而成，具有科学性和权威性。外生变量FSHARE代表企业中外资股东持股比例，本文采用企业前十大中外资股东持股比例（FOREIGN）、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QFII）来度量。由于外资股东在国有企业中所占比例一般较少，并且难以相互联合，因此本文认为以企业中前十大股东中的外资比例和具有专业背景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来衡量外资股东在国企中所能发挥的治理效应比较合理。控制变量主要包括公司规模（SIZE）、会计应用风险（IS）、企业成长性（GROWTH）、公司已上市时间（AGE）、资产负债率（LEV）、是否经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审计（BIG4）、是否被出具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STANDARD）、是否两职合一（DUAL）、独立董事比例（INDEPEN-DENCE）、公司当年是否发生并购重组业务（RECOMBI-NATION）、董事会规模（BOARD）等。根据国有企业的实际控制人为中央政府还是地方政府设置了产权性质虚拟变量（CENTER）。根据王小鲁等编制的《中国分省份市场化指数报告（2016）》一书中市场化指数来测度制度环境，由于本书只计算至2014年各省份市场化总指数评分，参照马连福等[1]的做法，采用其平均增长率来估算2015—2017年度的市场化指数值。各个变量的具体定义参见表1。

四、实证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表2是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深交所上市的国有企业的内部控制质量（IC）最大值为8.306，中位数为6.703，均值略小于中位数为6.633，由此可见国有企业的内部控制质量平均水平较好，这与2012年我国强制实施内部控制规范体系有着一定的关系。前十大股东中外资股东持股比例（FOREIGN）最大值为0.305，均值为0.018，说明国有企业中外资股东比例较低，国有企业的混合所有制改革中外资股东还有很大的进入空间。此外，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QFII）最大值为0.139，平均值仅为0.001，说明我国对外资的监督管理还比较严格，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很难进入国有企业中。表3是在不同制度环境下的国有企业内部控制质量统计。制度环境完善地区内控质量的均值为6.668，中位数为6.756；制度环境较差地区的内部控制质量的均值为6.544，中位数为6.613。可见在制度环境较为完整、市场化程度更高的地区企业内部控制质量较高。（二）相关性分析。表4为各变量Pearson相关系数，企业前十大股东中外资股东持股比例、QFII持股比例与企业内部控制质量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初步验证了外资股东可以提高企业的内部控制质量。此外，各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均未超过0.5，并且绝大多数相关系数小于0.3，由此可见该模型几乎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的可能性。（三）回归分析。1.外资股东与内部控制质量。表5报告了外资股东比例与国有企业内部控制质量之间的回归结果。由模型（1）可知，FOREIGN在1%水平上与IC显著正相关，说明外资股东虽然在国有企业中所占比例平均不高，但可以以其独立的地位在企业的内部控制建设中拥有话语权，提高企业的内部控制质量。由模型（2）可知，QFII与IC在1%水平上显著正相关，说明QFII凭借其先进的管理经验和专业知识背景提高了企业的内部控制质量。表5的研究结果说明，推动国有企业的混合所有制改革过程中应关注外资在提升企业内部控制质量、提高经营效率和实现战略目标等方面的作用，扩大对外资开放的行业，让其有更多的途径进入中国市场。在控制变量上，资产规模、企业成长性、独立董事比例、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以及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与企业内部控制质量显著正相关，资产负债率与企业内部控制质量显著负相关。2.外资股东、制度环境与内部控制质量。本文以市场化指数的平均值为标准，根据公司所在地区指数的大小手工分类为制度环境较完善和不完善两组进行多元回归，结果如表6。由模型（3）和模型（5）可见，在制度环境较好的地区，FOREIGN和QFII在1%水平上与企业内部控制质量显著正相关。由模型（4）和模型（6）可见，在制度环境较差的地区，FOREIGN和QFII与内部控制质量之间的关系并不显著。从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外资股东在制度环境好的地区对内部控制质量的提升作用高于在制度环境较差的地区。导致该现象的原因可能是在制度环境较完善的地区，外资股东对当地文化和法律环境更为认可，能够更加迅速地融入当地的环境中，将其所带来的先进管理经验、技术水平以及母国严格的制度要求与投资企业相融合，提高企业的内部控制建设水平。另外因为在制度环境完善的地区，投资者保护机制健全，市场竞争更为激烈，外资股东自身权益能够受到保护，并且有动机和能力监督管理者完善内部控制、控制风险以应对市场激烈的竞争。

五、稳健性检验

虽然上述实证分析验证了外资股东对国有企业内部控制质量的提升作用，但是为了进一步验证结论的可靠性，本文检验了模型的内生性问题。一方面，外资股东的参股使得国有企业的内部控制质量得以提升；另一方面，也可能是因为该企业内控建设较为完善，所以外资股东才会选择进入该国有企业。本文以企业前十大股东中外资股东持股比例的滞后一期（FOREIGN1）为工具变量，进行两阶段最小二乘回归，回归结果见表7。由表7可见F值为1229.54大于10，P值为0，通过了弱工具变量检验，并且FOREIGN1在1%水平上与FOREIGN显著正相关，表明FOREIGN1可以作为FOREIGN的工具变量。第二阶段回归中FOREIGN与IC在5%水平上正相关，表明在控制内生性后外资股东持股比例仍然对内部控制质量具有正向促进作用，本文结论得到进一步验证。

六、结论与建议

本文以2012—2017年深交所国有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以迪博数据库中内部控制指数来测度企业的内部控制质量，研究了外资股东与企业内部控制质量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外资股东对企业内部控制质量具有显著提升作用，制度环境越完善，外资股东提升内部控制质量的作用越明显。本文丰富了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理论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混改企业中外资股东方面研究的不足。在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有序推进中，不应仅仅关注国企混改之后企业绩效的变化，也应注重企业的内控建设。本文提出如下建议：一是国有企业进行混改的过程中应加大引进外资股东的比例，充分运用其在内部控制和公司治理中所发挥的独特作用，提高企业的竞争力。二是监管部门应该完善监管体系，营造更加完善的制度环境，保护不同所有制性质的产权，使市场竞争更加充分。

作者:刘 彬 靳秀丽 李淑元 单位:天津财经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