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东合同十篇

股东合同篇1

一、股东投票合同是股东争夺控制权的有力武器

控制权是指对公司所有可供支配和利用的资源的控制和管理的权力。作为一种经济性权力，控制权的权能主要包括公司事务决策权、公司经营权、财务权、人事权、监督权、参与权等。表决权是一种控制权，具有工具性质，在公司内部的整个权利体系中居于核心地位。其控制性质体现在股东与股东之间的关系中。在公司中，由于股东所持有的股份数量的不同，根据一股一权和资本多数决原则，产生了控制股东阶层，其在公司中处于主导地位。控制股东凭借其优势地位从两个方面达到对公司的全面控制：其一，利用资本多数决原则，在法律和公司章程规定范围内将自己的意志贯穿到公司发展的总体战略与各项经营政策中，对公司的经营管理方式或方针政策施加决定性的影响；其二，通过直接决定一个公司董事的选任乃至董事会的组成，操纵公司的财务和具体运作。由于控制权具有收益功能，控制股东可以以少量成本合法调动公司其他资源，从而达到个人资本对公司资本的支配，进而在实现自我价值最大化的同时获得更多的收益。由此可见，滥用表决权可以使公司完全沦为其谋取个人私利的工具，从而严重侵害公司和小股东的权益，违背公司应承担的社会责任，破坏市场经济所必需的经济秩序和道德秩序。

在公司实践中，控制股东阶层的构成有两种模式：一种为仅有一个股东握有公司的绝对控制权，其他小股东若欲与其争夺控制权较为困难，此多体现在有限责任公司及国有控股公司中；另一种为公司的控制权掌握在少数股东手中，其共同构成控制股东阶层，多体现在股份有限公司中。若控制股东阶层各股东利益一致，小股东权益受侵害的几率会明显增加。但在此阶层内部，经常会出现各股东意见不一致的情况，故在其内部为了实现各自的利益，会展开一场激烈的控制权争夺战，而股东投票合同便成为获得胜利的有力武器。对于已经占有优势控制地位的股东来说，股东投票合同可以成为其保持控制权的一种重要手段。而对处于相对劣势地位的股东而言，其可以通过与中小股东缔结投票合同转败为胜，夺取公司的控制权。此外，对于小股东而言，通过形成表决权集合体，亦可以达到夺取公司控制权的目的。尽管单个股东持有的股权比例极低，但将分散的表决权集中起来，其所占比例也不可小觑。从而，从根本上改变其在公司所处于的“人微言轻”的不利地位，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二、股东投票合同是使非控制股东意志得以体现的有效工具

表决权作为股东权的一种，是基于其股东地位而享有的，是与公司经营的联结点。有人认为，表决权为所有权中的支配权能之变形物。股东作为出资者享有对公司的重大决策和管理者选任等事项作出一定意思表示的权利，它是股东权的核心内容，是实现股东自益权的有力保障。由于控制股东在取得公司的经营权之后，滥用其优势地位，侵害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的现象较为普遍，形式多种多样。如，大股东占有上市公司的各种资源，随意改变募集资金投向，挤占、挪用上市公司募股资金以及利用股权上的优势地位，做出高价配股、增发或发行可转换债券等再融资决策，侵害小股东利益的案例频频发生。由此可见，非控制股东迫切需要一种能与控制股东相抗衡的武器来捍卫自己的权益。

股东投票合同作为一种当事人之间就表决权如何行使的合意，不但充分地体现了契约自由原则，符合现代公司法私法自治的发展趋势，更加有效地通过汇集中小股东手中持有的表决权，对公司的某一项决策问题投赞成或反对票，改变控制股东“一言堂”的现状，使其意志在公司决议中得以充分体现，影响股东大会重大决策的表决结果，或分散的选票集中起来投给共同提名的、其信任的、可以代表其利益的候选人，以决定公司董事、监事的人选，维护其根本权益。

三、股东投票合同是实现公司收购的新型手段

公司收购是为了获取目标公司的控制权而购买该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的行为。在公司收购中，一公司为取得另一公司的控制权，传统的公司实践中往往通过吸纳、受让或者公开收购目标公司的股份达到一定的比例，然后通过控制目标公司的股东大会并改组其管理层的方法来实现。也就是说，股份收购中，购买者可以通过股份上所具有的表决权的行使实现对目标公司的控制。这种直接购买公司股份的方式，会大大增加收购的资金投入，加大收购成本，对于收购者而言，具有极大的风险性。一旦收购行动失败，其损失巨大。而对于反对收购者而言，反收购同样会要求其投入大量的资金，增加控制股东管理公司的成本。在这场收购与反收购的过程中，由于股份的争夺，上市公司的股价也往往会出现异常的波动，会对证券市场产生不利的影响。更有甚者，会影响其他利害关系人的利益。

股东合同篇2

股东借款合同优秀范本一

借款方：

身份证号码：

贷款方：

法定代表人：

借款方为进行经营活动，向贷款方申请借款，经双方协商，为明确责任，恪守信用，特签订本合同，共同信守。

第一条、借款金额和用途

借款方向贷款方申请借款人民币(大写)【 】万元。

第二条、借款期限和利息

借款期限共【 】个月，自201x年【 】月【 】日起，至【 】年【 】月【 】日止。利率按借款合同期限确定年息为【 】‰，按季收取利息。贷款逾期除限期追收外，按规定从逾期之日起加收利息【 】%，并按逾期后的利率档次重新确定借款利率。

第三条、还款期限

借款方应于借款期限届满之日起【 】日内一次性向贷款方偿还本金及利息。

第四条、争议解决办法

各方同意，因本协议发生任何争议，应通过友好协商的方式予以解决;如协商不成，任何一方均可向本合同签订地所在地人民法院。

第五条、其他

1、本合同自各方或者其授权代表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贷款本息全部清偿后自动失效。

2、本合同一式俩份，各方各执一份，各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借款方： 贷款方：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股东借款合同优秀范本二

甲方：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身份证号码：__________________

乙方：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身份证号码：__________________

甲、乙双方经充分协商，订定以下借款合同：

一、甲方因经营活动需要，向乙方借款人民币__________万元(￥____________)，乙方于______年______月______日之前将该笔款项汇入甲方或者其指定帐户，由甲方向乙方出具收到借款的确认书。

二、借款期限为______ 年，从甲方出具上述确认书之日起计;利率以五年期银行贷款利率计，即为每年______%;如遇国家调整同期银行贷款利率的，则双方之间的借款利率亦作相应的调整;

借款期满之次日，本金随同所有的利息一次性归还给乙方;

上述本息若逾期支付，则以每日千分之一的比例计算违约金。

三、为上述条款的履行，甲方以其在____________股份有限公司(下称__________公司)的所有股份(占____________公司注册资本的 _____%)向乙方提供质押担保，并由甲方于借款收款确认书日签署之日负责落实办理将上述股份出质事项记载于___________公司的股东名册，由__________公司向乙方出具上述登记完成的确认书。

四、双方确认，如果甲方与__________________公司之间的劳动关系结束，则本合同于该结束之日同时解除，此等情况下甲方应于该解除之日起的______________日内归还所有借款本息。

五、如因本合同发生争议的，双方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提交乙方户籍所在地的I仲裁机构解决。

股东合同篇3

【论文关键词】有限责任公司优先购买权合同效力法律保护

【论文摘要】通过对2005年新忪司法’))第72条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制度的阐释，明确了股东同意权的重新设置避免了股东会召开难的问题，股东优先购买权的行使程序，以及不同意转让的强制购买权与视为同意权。违反该条而签订的合同效力，法律没有明文规定，对于违反股东优先购买权的合同应当根据实践中的具体情况应区分对待。

一、股东向第三人转让股权的特殊限制规则

1．其余股东的同意权与否决权。1993年《公司法》第35条第2款规定了股东向第三人转让股权的前置程序：“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其出资时，必须经全体股东过半数同意；不同意转让的股东应购买该转让的出资，如果不购买该转让的出资，视为同意转让”。该法第38条又规定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会的职权之一是“对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出资作出决议”。股东向第三人转让股权以股东会集中决策为前提。从正面看，其余股东对股东向外转让股权享有同意权；从反面看，同意权也是否决权。在股东迫切需要出让股权时，一些股东会拒绝或怠于召集股东会，致使股东迟迟不能获得股东会是否同意股东转让的意思表示。实践操作中，出卖股权的股东为启动股东会召集程序，不得不通过耗时费力的诉讼程序才能获得救济。

股东向第三人转让股权时，不需履行股东会决议程序，只需书面征求其他股东的意见即可，绕开了股东会召开难这一问题。新《公司法》第38条删除了股东会“对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出资作出决议”的条款，股东会享有的集中统一决策权由此转变为股东个别同意权。新《公司法》第72条第2款建立了出让股东向其他股东个别发函征求意见的制度，以及其他股东默示同意的推定制度：“股东应就其股权转让事项书面通知其他股东征求意见，其他股东自接到书面通知之日起满三十日未答复的，视为同意转让。其他股东半数以上不同意转让的，不同意的股东应购买该转让的股权；不购买的，视为同意转让”。

2．其他股东的优先购买权。为维系有限责任公司股东间的人合性，即投资人有选择投资对象、确定目标公司股东成员的权力。1993年《公司法》第35条第2款规定了老股东的优先购买权：“经股东同意转让的出资，在同等条件下，其他股东对该出资有优先购买权”。该规定的疏漏之处在于：如果股东甲向第三人转让股权时，其他股东竞相主张行使优先购买权，都反对股东甲向第三人转让股权，股东甲究竟应将其股权转让给谁。新《公司法》第72条第3款明确优先购买权的行使办法：“经股东同意转让的股权，在同等条件下，其他股东有优先购买权。两个以上股东主张行使优先购买权的，协商确定各自的购买比例；协商不成时，按照转让时各自的出资比例行使优先购买权”。

二、股东优先购买权的“同等条件”

(一)何谓“同等条件”

其他股东优先购买权“在同等条件下”有效。倘若交易条件不同，老股东不得主张此权。如何认定“同等条件”在实务中是十分复杂而细化的工作，既包括同等价格条件，也包括价格因素外的其他对价。“同等条件”在现实具体操作中会表现出多种显性或隐形的差异，以上指标不论在现实商谈还是法院或仲裁机构的裁判中都应予以重点对比和参照的透明指标。

(二)“同等条件”的强制性与意思自治的协调

反对股东可否将第三人的报价置于一旁，另行与出让股东确定价格，亦即在确定了“同等条件”后，还是否尊重双方的意思自治。倘若出让股东与老股东达成协议，根据契约自由精神，出让股东可与反对股东另行协商更高或更低的价格，自不必受股东优先购买权的限制；倘若无法达成协议，出让股东有权要求反对股东以第三人提供的对价购买股权。

(三)优先购买权适用情形的狭义论

有学者认为，股东优先购买权适用于股权赠与的场合。理由：从文义解释看，新《公司法》第72条第2款规定的“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股权”中的“转让”二字，没有明文排除无偿转让，应当解释为包括有偿和无偿转让。反对股东行使优先购买权既有助于维持股东间的人合性，也未必伤害受赠人利益，赠与股东获得反对股东的等额对价后，可将对价转手赠与受赠人。无论有限责任公司还是股份有限公司的股权转让都是指股权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权利主体的变更，不论该种转让行为的原因行为之所在。广义的股权转让则包括买卖、赠与、继承、夫妻离婚分割共同财产、法院强制执行以及互易等特殊情形。新《公司法》第72条旨在规制股东的任意向第三人转让的买卖行为，应采狭义解释仅指买卖转让行为，排除赠与、继承、夫妻离婚分割共同财产、法院强制执行以及互易等特殊情形。

三、侵害老股东优先购买权的股权转让合同的效力

(一)两种观点的争鸣

一种意见认为：股权自由转让原则是现代公司制度的核心，现代公司的生命力就在于公司资本的自由流动。各国公司法都无一例外地明确宣示股东享有转让股权的权利和自由，只在例外的情况下对股权转让作出限制。侵犯股东优先购买权并不必然导致股权转让合同无效。另一种意见认为，从保护有限责任公司股东权利，尤其是从保护中小股东权利的角度出发，应认定股权转让合同无效。结合合同法具体理由概括分析如下：

首先，《合同法》第52条第(5)项规定，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合同无效。法律规范分为任意性法规和强行性法规两种，强行性规范又分为强制性规定和禁止性规定。《公司法》第72条“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对外转让股权，应当经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按照学者的通说，法条中的“应当”，意即“必须”，是一种强制性规定。从判断效力规范的两个标准来看，符合第二个标准。其次，在现行法律框架下，将未经其他股东同意的股权转让合同认定为可撤销合同或效力待定的合同缺乏法律依据。最后，无论公司还是股东个人、以及受让人，基于无效股权转让合同所遭受的损失，可以通过损害赔偿损失的办法弥补将此类合同认定为无效合同的不足。

上述观点，第一种固守股权转让的绝对自由，未充分考虑有限责任公司与股份公司在股权转让问题上的不同要求，也未论述到效力的最终结论上；第二种偏执于股东权利的保护，忽略了公司资本利益，将其他股东的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简单等同、不周延的反证法、将损害赔偿救济与定性直接混同，难免有偏颇之处。

(二)股东优先购买权的法律效力的实证性分析

首先，通观公司制度的发展历程不难发现有限责任公司实为股份有限责任公司的特殊形式，这一特殊性就体现在股东优先购买权的规定上。从股东优先购买权的立法目的来看，是为适应有限责任公司特殊的需要，就其性质来看，实际上是一国法律对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对外转让股权的限制，是股权自由转让原则的例外。应当对优先购买权人的合法权益给予保护，这种规定不属于强执性法律规范的范畴。当优先购买权的行使与《公司法》的强行性规定发生冲突时，应认定股东对外转让股权的行为无效。

股东合同篇4

公司股东借款合同范文一

借款方： 身份证号码：

贷款方： 法定代表人： 地址：

借款方为进行经营活动，向贷款方申请借款，经双方协商，为明确责任，恪守信用，特签订本合同，共同信守。

第一条、借款金额和用途

借款方向贷款方申请借款人民币(大写)【 】万元。

第二条、借款期限和利息

借款期限共【 】个月，自2010年【 】月【 】日起，至【 】年【 】月【 】日止。利率按借款合同期限确定年息为【 】，按季收取利息。贷款逾期除限期追收外，按规定从逾期之日起加收利息【 】%，并按逾期后的利率档次重新确定借款利率。

第三条、还款期限

借款方应于借款期限届满之日起【 】日内一次性向贷款方偿还本金及利息。

第四条、争议解决办法

各方同意，因本协议发生任何争议，应通过友好协商的方式予以解决;如协商不成，任何一方均可向本合同签订地所在地人民法院。

第五条、其他

1、本合同自各方或者其授权代表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贷款本息全部清偿后自动失效。

2、本合同一式俩份，各方各执一份，各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借款方： 贷款方：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本合同签订地：北京市【 】区

公司股东借款合同范文二

借款单位： 地址： 贷款银行： 地址： 签订日期： 年 月 日 立合同单位：借款单位 (简称甲方)

贷款银行 (简称乙方)

甲方为适应生产发展需要，依据 ，特向乙方申请贷款，经乙方审查同意发放。为明确双方责任，恪守信用，特签订本合同，共同遵守。

1.甲方向乙方借款人民币(大写) 万元，规定用于

2.借款期限约定为 年 个月，即从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乙方保证按计划和下达的贷款指标额度供应资金，甲方保证按规定的用途用款。预计分次用款计划为：

年 月 万元; 年 月 万元; 年 月 万元; 年 月 万元。

3.贷款利息，自支用贷款之日起，以支用额按月息 计算，按季(或月)结息。甲方不按期归还贷款，逾期部分加收利息 %;不按规定用途使用贷款，挪用部门罚收利息 %;超储、积压设备、材料占用的贷款，加收利息 %。

在本合同有效期内，如国家调整利率，从调整之日起，乙方即按调整后的贷款利率计(结)算贷款利息，同时书面通知甲方和担保单位。

4.甲方保证按还款计划归还贷款本金。还款计划为：

年 月 万元; 年 月 万元;

年 月 万元; 年 月 万元。

甲方保证按下述方式按时付息：

甲方不能按时付息的，乙方有权从甲方帐户中扣收或暂时停止支付贷款。

5.借款到期，甲方如不能按期偿还，由担保单位代为偿还。担保单位在收到乙方还款通知一个月后仍未归还，乙方有权从甲方(或担保方)的各项投资和存款户中扣收，或变卖甲方抵押的财产归还其借款。

6.乙方有权检查贷款使用情况，了解甲方的经营管理、计划执行、财务活动、物资库存等情况。甲方保证按季提供有关统计、会计、财务等方面的报表和资料。

7.在本合同有效期内，甲方因实行承包、租赁、兼并等而变更经营方式的，必须通知乙方参与清产核资和承包、租赁、兼并合同(协议)的研究、签订的全过程，并根据国家有关规定落实债务、债权关系。

8.需要变更合同条款的，经甲乙双方协商一致，应签订借款合同补充文本。

9.甲方需向乙方填送借款申请书，并对偿还借款本息，以抵押或(和)第三方保证的方式提供担保，并签订抵押、担保协议书。甲方填送的申请书和各方签订的协议书，均为本合同的组成部分。

10.(甲方双方商定的其它条款)

11.本合同自签订之日起生效，贷款本息全部偿清后失效。

12.本合同正本三份，甲乙方、保证方各执一份，副本 份，送乙方财会部门和有关部门。

借款单位：(公章) 贷款银行：(公章)

法定代表：(签字) 法定代表：(签字) 或负责人：(签字) 担保单位：(公章) 法定代表人：(签字)

公司股东借款合同范文三

借款方：贷款方：

借款方因生产经营活动，流动资金出现短缺，向贷款方借款，双方本着互惠互利的原则，经双方友好协商，特订立本合同，以便共同遵守。

第一条 借款种类：流动资金借款。

第二条 借款用途：货款流动资。

第三条 借款金额： 万元。

第四条 借款利率：借款利率为月息2%;付息时间：按季支付 。利息按借款方收到贷款方

借款到帐之日起计算。

第五条 借款和还款期限：

1. 借款时间共1年，自 月日止。

2. 若提前还款则根据实际借款天数计算利息， 每天按2% /30天计算。

第六条 还款资金来源：公司的货款回笼资金。

第七条 保证条款

1. 借款人必须按照借款合同规定的用途使用借款，不得挪作他用，不得用借款进行违法活动。

2. 借款方必须按照合同的期限还本付息。

3. 由于经营管理不善而关闭、破产，确实无法履行合同的，在处理财产时，除了按国家规定用于发放工资、交纳税款等必要的税费外，应优先偿还贷款。

本合同非因《借款合同条例》规定允许解除合同的情况发生，任何一方当事人不得擅自变更或解除合同，当事人一方按照《借款合同条例》要求变更或解除本借款合同时，应及时采用书面形式通知其他当事人，并达成书面协议。本合同变更或解除之后，借款人已占用的借款和应付利息，仍按本合同的规定偿付。

本合同未尽事宜，经双方当事人共同协商作出补充规定，补充规定与本合同具有共同效力。本合同一式二份，借款方及贷款方各一份。

借款方： 贷款方：

股东合同篇5

公司为股东担保，并不是一个新鲜的话题。“董事、经理不得以公司资产为本公司的股东或者其他个人债务提供担保”。这样的表述，早在1993年《公司法》颁布时，第六十条第三款就已经写明，只是当时并没有引起太大的关注。直到2000年，最高人民法院出台《关于适用〈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条明确指出：“董事、经理违反《公司法》第六十条的规定，以公司资产为本公司的股东或者其他个人债务提供担保的，担保合同无效”，才令人吃惊；而且，最高人民法院在2001年中国工商银行诉中福实业公司借款担保纠纷一案，把这一条款进一步演化成现实的案例后，就对债权人、尤其是商业银行业界产生了巨大的冲击。

2002年冬，银行界曾对此问题发出“严肃质疑”。中国工商银行等大型国有银行向最高人民法院呈递紧急专函，招商银行行长马蔚华，更是以全国人大代表的身份提交议案：“如果判决此类担保合同无效，将有2700亿元巨额银行信贷资产会暴露在‘脱保’的风险下”。媒体则声称，“几家银行联名向最高人民法院递交报告，请求最高法对《担保法司法解释》的第四条谨慎使用、并对其内容和适用范围进一步明确和限制的做法是不可取的。基于法律的公平和尊严，相信法律不会向银行妥协”。

30个汉字，一个简短的法律条款，在试图裁决一个经济行为的同时，也引发了旷日持久的博弈和纷争，一直延续到今天，似乎都还没有最终结束。

两个“中福实业担保案”引发争议

2001年，最高人民法院改变了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的工商银行诉中福实业公司借款担保案“担保有效”的判决结果，改判“担保合同无效”。但是，2003年，最高人民法院又改变了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的建设银行诉中福实业公司借款担保案“担保无效”的判决结果，改判“担保合同有效”。两次案审、四种结果，曲折反复已极。

这两个指导性判例，均涉及到中福实业公司，均有担保公司的董事会决议，但2001年的案例认定担保无效。

时隔两年，最高法院对几乎相同的借款担保案，作出了截然相反的终审判决。人们开始研究这两个案件的不同之处。2001年判决中，董事会决议未经公司章程、股东会授权；2003年判决中，董事会决议经过股东大会通过。正如2001年判词中所指：“在法律对董事会对外提供担保上无授权性规定、公司章程或股东大会对董事会无授权时，董事会也必然因法律对各个董事的禁止性规定而无权作出以公司财产对股东提供担保的决定”。但是，2003年的判词却出人意料，非常明确地指出：“担保行为符合公司章程规定的，经过董事会批准的，以公司名义为其他单位和个人出具的担保应当认定为有效”。最高审判机关在认识上的摇摆不定，直接导致地方司法实践的混乱，也引发了学界更加激烈的争论。

“公司为股东担保”，由于表述含混，从来就是中国法律界的争论焦点之一，在学界向来有颇多争议，观点纷纭：

观点一，绝对无效。《公司法》第六十条第三款是一条强制性法律规定，不容股东大会、董事会或公司章程予以变更。

观点二，董事会或股东会决议通过后有效。该条款仅在于防止董事、经理滥用个人权力，只要公司为其股东的担保行为得到董事会或股东会的批准，就不受《公司法》该条规定的限制，其担保行为是有效的。

观点三，股东大会决议通过后有效。《公司法》第六十条第三款的禁止性规定既针对公司董事，也针对公司董事会，董事会因法律对各个董事的禁止性规定而无权作出以公司财产对股东提供担保的决定。因此，董事会决定的担保事项应视为无效；只有在股东会作出决议的情况下方为有效。

学界的分歧，也屡屡见诸于法院判词，同类纠纷司法裁决版本截然不同，法律预期递归于零。最高人民法院有关人士也公开承认，“该规定引起了理论与实务上的较大争议，确需在思路上进行一下梳理”。

担保无效情况下的赔偿与举证

另外，公司为其股东提供的担保行为一旦被认定无效，担保人能否逃之夭夭，躲避所有民事责任呢？《担保法司法解释》第四条规定，“董事、经理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六十条的规定，以公司资产为本公司的股东或者其他个人债务提供担保的，担保合同无效。除债权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外，债务人、担保人应当对债权人的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第七条规定，“主合同有效而担保合同无效，债权人无过错的，担保人与债务人对主合同债权人的经济损失，承担连带责任；债权人、担保人有过错的，担保人承担民事责任的部分，不应超过债务人不能清偿部分的二分之一”。

可见，公司为股东担保被认定无效后，公司赔偿责任的大小，关键在于债权人有无过错。债权人无过错的，公司应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债权人有过错的，公司承担责任的范围不超过债务人不能清偿部分的二分之一。如债权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担保人与被担保人间的投资关系而接受该担保，则视为债权人有过错；如果债权人不知道该投资关系且已尽必要注意，则视为债权人无过错。

债权人是否尽到注意义务，由债权人、担保人、债务人谁来举证？法律没有明确。实践中，如果担保人或被担保人向债权人提供公司章程、财务报表等记载投资关系的资料，应认为债权人知道或应当知道该投资关系，此种情况下接受担保应认定债权人有过错。其中，由于上市公司系公众公司，根据有关规定应该向社会公开其股东、子公司等投资关系，诉讼中担保公司可能以此为由主张债权人应当知道其与被担保人的投资关系，从而增加债权人的困难。

《公司法》修订与银行债权保护

事实上，《公司法》自诞生以来，业内人士就有过评价：“对于大多数法官而言，《公司法》是令人头痛的法律”。1999年、2004年两次修正，在争议的焦点“公司为股东担保”问题上，并没有任何实质性突破。

2005年10月27日，全面修订后的《公司法》获得审议通过。令债权人眼前一亮的是，其中第十六条规定，“公司向其他企业投资或者为他人提供担保，按照公司章程的规定由董事会或者股东会、股东大会决议；公司章程对投资或者担保的总额及单项投资或者担保的数额有限额规定的，不得超过规定的限额。公司为公司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的，必须经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前款规定的股东或者受前款规定的实际控制人支配的股东，不得参加前款规定事项的表决。该项表决由出席会议的其他股东所持表决权的过半数通过”。这个条文至少包含几个层次的含义：

第一，所有公司对外担保需均履行批准程序；第二，对外担保区分两种情况，对实际控制人、股东提供担保的审核批准权须由股东会或股东大会决定，且实行回避表决，对其他对外担保的审核批准权，公司可在章程中自行作出规定；第三，公司可在章程中根据担保总额及单项担保的数额大小不同而具体规定不同。

2006年1月1日，新《公司法》正式施行。公司为股东担保，经过多年的纷争，债权人的利益似乎最终赢得了法律的尊重。2006年5月，最高人民法院公告了新《公司法》颁行后的第一个公司担保纠纷案，其审判要旨是：“关于光彩集团提出的根据该公司章程，董事会至少8名董事参加方能召开，而上述两次董事会决议只分别有5名和2名董事签字，故董事会会议召开无效，董事会决议亦无效问题，本院认为：分别有5名和2名董事在董事会决议上签字，并不能证明只有5名或2名董事参加董事会会议。光彩集团应对该公司董事会的召开是否符合章程规定的董事出席人数负有举证责任，但该公司始终未提供两次董事会的纪要或原始记录，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且即使董事会决议有瑕疵，也属其公司内部行为，不能对公司的对外担保行为效力产生影响。故光彩集团在本案诉讼中提出的董事会决议无效，公司为其股东担保无效的主张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且违反民事诉讼中的禁止反言规则，本院不予支持。进出口银行关于光彩集团为四通集团提供担保不违反法律的禁止性规定，是有效担保，光彩集团应对四通集团的本案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上诉理由成立，本院予以支持。”

其言下之意是，公司对外担保实质上属于担保人与债权人之间的合同行为，不因担保人是否提供股东会或董事会决议，以及董事会或股东会决议效力而发生任何影响；担保人对债权人承担担保责任后，可以要求违反法律或公司章程的董事或高级管理人员承担民事责任。“从价值取向的角度考量，在平衡公司债权人与公司股东利益冲突时，应优先保护公司债权人的利益”。法律的天平明显地向债权人倾斜。

股东合同篇6

法定代表人：仰融，董事长。

委托人：宋芦生，男，汉族，1955年4月21日出生，住安徽省合肥市中市区红星路135号15幢302号，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人：李默，北京市创世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江苏汇鸿国际集团土产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南京市白下路91号汇鸿大厦15楼。

法定代表人：马驰，董事长。

委托人：倪同木，江苏天豪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人：倪明，江苏天豪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合肥华侨经济开发公司，住所地安徽省合肥市天长路70号。

法定代表人：丁华荣，总经理。

原审被告：合肥华华丰畜禽经济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安徽省合肥市合六路291号西郊井岗铺。

法定代表人：崔建望，董事长。

委托人：丁华荣，男，汉族，1956年8月24日出生，住安徽省合肥市西市区芜湖路31号515室，该公司董事。

上诉人合肥东方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方公司）为与被上诉人江苏汇鸿国际集团土产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汇鸿公司）、原审被告合肥华侨经济开发公司（以下简称华侨公司）和合肥华丰畜禽经济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丰公司）债务转让、商品房预售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2001）皖民一初字第0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经审理查明：1997年6月6日，东方公司与合肥合利物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合利公司）签订《翠竹园小区整体转让协议书》，约定东方公司将小区以1.5亿元人民币转让给合利公司。合利公司根据东方公司的全权委托书组建经营、管理、销售、财务机构，保证翠竹园项目的交接。移交后小区项目所发生的债权债务由合利公司负责。协议书签订之日起，东方公司向合利公司移交土地证、规划许可证、建筑执照、施工图纸及相关技术资料、东方公司总经理给合利公司的全权委托书，此外还有东方公司的公章、财务专用章、合同专用章及有关法律文件等。

1997年6月24日，东方公司总经理宋芦生出具《委托书》一份，内容是：根据东方公司业务发展需要，即日起授权丁华荣全权负责经营有关公司业务。该《委托书》上有宋芦生的签名和东方公司章。丁华荣时任合利公司副总经理、华侨公司副总经理、华丰公司董事。

1997年6月25日，华侨公司向江苏省土产进出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土产公司）出具盖有公司章和法定代表人名章的文件一份，内容是：经97年6月25日土产公司与华侨公司核对往来帐项，截止1996年12月31日华侨公司尚欠土产公司48743616.8元，华侨公司确认上述债务无误。

1997年7月2日，丁华荣用华侨公司的信函纸出具“收条”一张，内容是：今收到东方公司公章、财务专用章、营业执照副本、贷款证。“即日起如发生有关一切问题由我负责全权处理并承担一切法律责任。”

同年7月15日，东方公司致函给合利公司、华侨公司、华丰公司法定代表人丁华俊和合利公司副总经理丁华荣，称因合利公司没有履行完毕《翠竹园小区整体转让协议书》中约定的有关付款的协议内容，同时获如合利公司用东方公司印章和土地证在银行签订贷款抵押担保合同书，因此东方公司决定收回其公司印章并取消对丁华荣的《委托书》。7月19日，华侨公司致函东方公司总经理宋芦生，称15日来函收悉，“我方所拿贵公司印章仅为输土地变更之用，在办理完土地变更手续后印章完好交还贵司”。但直至1998年10月，东方公司印章仍未收回。

1997年12月11日，丁华荣代表东方公司与土产公司、华侨公司签订《<翠竹园小区>商品房预售（购）合同》一份，合同约定：土产公司向东方公司预购工程编号为A114、B110、B111、B113、B114、B116栋，建筑面积20155.28平方米的住宅房屋，售价每平方米2425元，购房款合计48876550元。第3条约定，土产公司以华侨公司出具的“债务确认书”载明的债权中相当于购房款的部分全额充抵其应付的购房款，1元债权充抵1元购房款。合同一经签订，土产公司对华侨公司的债权中相当于购房款的部分即转让给东方公司。对剩余部分债权土产公司保留对华侨公司的追索权，但此时应视同土产公司已向东方公司全额支付购房款，工方公司应立即向土产公司开具已收到全额购房款的收款收据。东方公司向华侨公司主张债权的时间和方式由双方另行协商，但不影响东方公司和土产公司双方的权利义务。东方公司应于1998年7月31日前将房屋交付土产公司，否则除非土产公司同意，土产公司有权随时解除合同，东方公司向土产公司支付购房款总额10%的违约金。合同解除后，三方的债权债务转让关系随之解除，土产公司有权依华侨公司出具的债务确认书向华侨公司主张债权。该合同盖有东方公司、华侨公司、土产公司的印章，丁华荣代表东方公司签名，丁华俊代表华侨公司签章，张云龙代表土产公司签名。

合同签订当天，丁华荣向土产公司出具了其为经办人并签字的总计48876549.93元的购房款收据，加盖了东方公司的财务专用章，但财务主管、记帐、出纳、审核各项皆为空白。东方公司没有收到汇鸿公司实际的购房款。

另查明，土产公司于1998年1月更名为江苏汇鸿国际集团土产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翠竹园小区B区房屋没有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证》。

1998年10月19日，东方公司、华侨公司、华丰公司与汇鸿公司签订《协议书》一份，载明：东方公司要求延迟交付汇鸿公司购买的翠竹园住宅小区6栋房屋。由于东方公司不能按期交房构成违约，应于1999年2月28日前支付给汇鸿公司购房款10%的违约金。汇鸿公司同意东方公司在1999年2月28日前向汇鸿公司交付房屋。华侨公司、华丰公司为东方公司延迟履行交房义务提供保证并愿意对东方公司交付房屋及支付违约金承担连带责任。合同盖有东方公司、华侨公司、华丰公司的印章，丁华荣代表东方公司、华侨公司、华丰公司三家在合同上签字。

再查明，东方公司与合利公司签订的《翠竹园小区整体转让协议书》，因合利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丁华俊被举被涉嫌诈骗被捕，合同没有得到全部履行。

2001年2月28日，汇鸿公司向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起诉，请求被告东方公司、华侨公司、华丰公司履行交付房屋的义务并支付违约金8455643元。

一审法院认为：东方公司出具委托书、公章及翠竹园小区的开发资料的真实意思是为办理翠竹园小区转让手续。丁华荣以东方公司名义与汇鸿公司签订商品房预售合同，没有东方公司的追认，丁华荣的行为应属无权行为。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的规定，行为人没有权、超越权或权终止后以被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权的，该行为有效。丁华荣以东方公司名义签订商品房预售合同时，出具了东方公司的授权委托书、公司公章、财务专用章、营业执照副本和翠竹园小区的相关开发资料，客观上形成了丁华荣有签订商品房预售合同的权的表象。尽管东方公司曾函告丁华俊和丁华荣收回其授权委托，丁华俊也回函称东方公司印章仅为办理土地使用权变更手续之用，但此函件没有对外公示，东方公司未能收回其公章，因此汇鸿公司有理由相信丁华荣有权。丁华荣代表东方公司与汇鸿公司签订商品房预售合同所产生的法律后果应由东方公司承担。在1998年10月9日的《协议书》中，丁华荣虽然代表东方公司、华侨公司、华丰公司三家签字，但系代表合同一方为保证汇鸿公司债权实现所为，不符合双方的特征。华侨公司对其1997年6月25日向汇鸿公司出具的债务确认书当庭表示对其真实性不持异议，因此对华侨公司要求汇鸿公司举证说明债务形成过程的答辩意见不予支持。由于翠竹园小区B区没有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证，因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房地产管理法》的规定，汇鸿 公司与东方公司签订的商品房预售合同中关于B区五幢房屋的预售部分无效。东方公司应履行向汇鸿公司交付A114幢房屋的义务并支付延迟交付的违约金。翠竹园小区A114幢房屋已经出售36套，绝大部分购房户已经入住，因此东方公司还应向汇鸿公司交付与A114幢已出售房屋面积和楼层相同的房屋。由于合同双方对不能交付合同约定的房屋的违约责任未作约定，因此对东方公司不能全部交付A114幢房屋的责任问题不予处理。东方公司虽然没有收到汇鸿公司的购房款，但根据合同约定，汇鸿公司对华侨公司的债权转移给东方公司并以此购买商品房，东方公司出具了收款收据，证明东方公司同意代华侨公司承担对汇鸿公司的债务。翠竹园B区五幢房屋的预售被确认无效后，东方公司应按合同约定的价格向汇鸿公司返还购房款。华侨公司、华丰公司应对东方公司未履行交付房屋的义务及东方公司逾期交房的违约金承担连带责任。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房地产管理法》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第（四）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一条、《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之规定，该院判决：一、汇鸿公司与东方公司、华侨公司签订的《<翠竹园小区>商品房预售（购）合同》及《协议书》中关于B110、B111、B113、B114、B116五幢房屋的预售部分无效，其余部分有效；二、东方公司于判决生效后30日内向汇鸿公司交付翠竹园小区A114幢203、204、206、403、405、406、504、505、603、604、605、608室共12套房屋及翠竹园小区内面积为1124平方米的房屋（与A114幢已经出售的36套房屋面积相同、楼层相同）；三、东方公司于判决生效后30日内向汇鸿公司交付延迟交房违约金1040116.4元，华侨公司、华丰公司承担连带责任；四、东方公司于判决生效后30日内返还汇鸿公司购房款38475386元；五、驳回汇鸿公司其它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252288元，由东方公司负担176601.6元，汇鸿公司负担50457.6元，华侨公司、华丰公司负担25228.8元。财产保全费211030元，由东方公司负担147721元，汇鸿公司负担42206元，华侨公司、华丰公司负担21103元。

东方公司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驳回汇鸿公司的诉讼请求。理由是：1、一审法院关于表见的认定是错误的。汇鸿公司对丁华荣的权未尽必要的审查义务，不能仅凭东方公司总经理开具的授权范围为“经营”的委托书就认定丁华荣享有权。本案名为商品房预售，实为债务转让，即由东方公司承担华侨公司对汇鸿公司的全部近5000万元的债务，而东方公司营业执照的注册资金仅为2000万元，对此公司总经理宋芦生无权决定。丁华荣的无权行为不具有代东方公司承担华侨公司债务的权客观表象，汇鸿公司完全能够推断出丁华荣所获授权为有限授权，汇鸿公司认定丁华荣为有权，在主观上存在恶意或重大过失。2、合同签订过程中存在双方甚至三方的行为，违反相关的法律规定。3、B区房屋没有取得预售许可证，本案合同标的在法律上明显履行不能，汇鸿公司对此明显疏忽。4、《<翠竹园小区>商品房预售（购）合同》及《协议书》中俣同当事人之间不平等，东方公司的利益没有得到保护。东方公司没有收到预售房款，汇鸿公司与丁华荣竟合谋开具收款收据，其目的就是让东方公司为华侨公司承担债务。汇鸿公司长期以来也一直没有要求东方公司将收款收据更换为正式发票。购房款收据没有相应的基础关系支持，不能适用票据无因性理论。丁华荣以东方公司名义对华侨公司承诺担债务属自己和双方。对此，汇鸿公司应为明知。5、按照房地产管理法第44条和建设部《城市商品房预售管理方法》第十条的规定，商品房预售所得款项必须用于有关的工程建设，预售合同应报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房地产主管部门和土地管理部门登记备案。汇鸿公司回避并违反了法律规定。6、自预售合同签订后，即使合同已经延迟履行，汇鸿公司也没有向东方公司主张过债权。7、对于合同无效，东方公司没有主观过错，亦未因该合同无效造成任何经济损失，因此东方公司不应承担任何责任。8、东方公司对于消除丁华荣非法权的不良影响已尽勤勉义务，包括去函取消对丁华荣的委托并请求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在1998年8月当庭收缴合利公司持有的东方公司印章。9、《协议书》中载明，华侨公司和华丰公司对东方公司交付房屋及支付违约金承担连带责任，一审法院仅让华侨公司、华丰公司就违约金承担连带责任，一审法院仅让华侨公司、华丰公司就违约金承担连带责任不妥。10、一审法院认定B区房屋的预售行为无效，同时却判令东方公司返还38475386元的购房款，是将无效合同按有效处理，没有法律和合同依据。房屋预售合同中约定，如东方公司不能履行交房义务，合同解除后，汇鸿公司仍向华侨公司主张债权。丁华荣开具收款收据时欠缺相应的权和民事行为能力。国家税务局《关于对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发票管理的暂行规定》第十四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未经税务机关批准不得用白条或其他收款凭证代替发票。东方公司是中外合资企业，丁华荣开具收款收据的行为无效。

汇鸿公司答辩称：签订合同时，汇鸿公司尽到了合理的审查义务，聘请了律师参与订立合同。汇鸿公司没有见过合利公司与东方公司之间的《翠竹园小区整体转让协议书》。东方公司的委托书中没有限定丁华荣的权限，也没有及时对外公示撤销授权或向善意第三方通知情况。认为丁华荣在汇鸿公司签订商品房预售合同时是有权。请求维持一审判决。

丁华荣华丰公司、华侨公司发表意见称：华侨公司与土产公司之间债务的形成是十几年的交易中产生的。华侨公司提出以合利公司收购的翠竹园小区在建房屋以预售的方式冲抵该笔债务，土产公司对合利公民事与东方公司之间的《翠竹园小区整体转让协议书》是明知的，在签订商品房预售合同时丁华荣向汇鸿公司提供了这份合利公司与东方公司之间的《翠竹园小区整体转让协议书》。合利公司与东方公司之间的账目已经进行清理。丁华荣应土产公司要求开具的收款收据时汇鸿公司实际上并未付款。

本院认为：丁华荣作为合利公司和华侨公司的副总经理，在1997年12月11日代表东方公司与土产公司、华侨公司签订《<翠竹园小区>商品房预售（购）合同》时明知东方公司总经理《委托书》的授权目的和范围，在东方公司已取消对其的委托授权的情况下，却仍代表东方公司与汇鸿公司签订与《翠竹园小区整体转让协议书》无关的商品房预售合同，是没有权的行为。《<翠竹园小区>商品房预售（购）合同》的内容本身不是单纯的商品房预售，该合同的目的就是为了使汇鸿公司实现其对华侨公司的债权，其实质是华侨公司以东方公司的房屋向汇鸿公司抵偿其债务，商品房预售只是以上目的的表现形式。对于以东方公司的房屋抵偿华侨公司的债务，丁华荣没有东方公司任何形式上的授权，汇鸿公司也没有理由相信丁华荣有权。一审法院认定本案中表现成立不当。丁华荣身为华侨公司副总经理东方公司表示以其房产为华侨公司偿债，属于自己的行为，该行为不发生法律效力。因此，《<翠竹园小区>商品房预售（购）合同》第3条关于汇鸿公司付款行为的约定是无效的。一审法院认为丁华荣开具的收款收据表明东方公司同意代华侨公司承担对汇鸿公司的债务的认定是没有依据的。丁华荣的签订该合同时东方公司的行为明显损害东方公司的权益，汇鸿公司明知丁华荣的身份，在签订《<翠竹园小区>商品房预售（购）合同》时未尽合理的审查义务，存在疏忽和懈怠，对该行为无效负有过错。丁华荣以东方公司名义向汇鸿公司开具收款收据的行为，也是不发生法律效力的。汇鸿公司未支付购房款，一审法院认定翠竹园小区B区预售合同因未取得预售许可证而无效，却判决东方公司向汇鸿公司返还购房款，系适用法律错误。综上，本院对汇鸿公司起诉要求东方公司、华侨公司、华丰公司交付房屋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八条、第四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和第（三）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2001）皖民一初字第02号民事判决；

二、驳回汇鸿公司的诉讼请求。

股东合同篇7

一、公司合并中董事（及大股东）的信义义务

公司合并，必须由董事会做出(提出)合并计划或合并方案或合并合同(草案)。对此各国公司法几乎无例外地做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46条、第212条，也将拟定公司合并方案作为董事会的一项重要职权予以规定。WWW.133229.CoM董事在决定公司合并时，同样适用信义义务，即同样要对公司和股东负信义义务，信义义务包括注意义务和忠诚义务。

1、董事在合并中的注意义务

董事在合并中的注意义务是指董事应当以理智、谨慎的态度有根据地决定是否同意合并协议或合并计划，然后向股东会提出合并建议。在公司合并中，当董事没有做到一个普通谨慎之人在同等情况下的注意程度时，董事应对其过失引起的损害承担责任。董事会对同意合并的判断是否明智、有根据，董事是否履行了注意义务，取决于具体合并案的事实和情况。但是可以从以下方面判断：(1)董事会是否合理了解关于合并，特别是合并价格的相关信息。(2)董事应当尽可能考虑与可供选择之交易相关的所有因素，对各种可供选择的交易形式进行比较，以对股东会提出合理的建议。(3)董事在同交易相对人进行合并谈判时，应勤勉尽职，争取最有利于公司的合并价格。(4)在合并谈判或条款起草时，董事有义务诚实公正地做出判断，诚实公正地在股东间分配合并的对价。公司合并中董事的注意义务的判断，适用商业判断原则。在董事未尽合理注意，因重大过失造成公司及股东损失时，应当赔偿承担责任。

2、董事在合并中的忠诚义务

董事在公司合并中的忠诚义务是指董事应当从公司的最大利益出发．决定是否同意合并协议或合并计划，在自己利益和公司利益冲突时．要以公司利益为重，不能将自身利益置于公司利益之上。董事在合并中的忠诚义务，因其合并是否为利益冲突交易而不同。在无利益冲突的合并中，董事缔约合并协议的决定通过商业判断原则而受到保护，即推定合并协议是善意形成，董事会是诚实信用地为公司利益做出合并决议的。股东要对这种合并提出异议，必须证明董事违反诚实信用原则．在利益冲突的合并中，董事同公司或股东相冲突的利益、董事缔结合并协议的决定将不受商业原则的保护，而受公正交易原则的调整。法院适用交易完全公正原则对该合并的公正性进行审查，完全公正原则包含两个方面：公正的交易和公正的价格。法院在整体考虑这两个方面的情况下判断股东的利益是否受到损害。

3、公司合并中控股股东的信义义务

在公司制度中股东大会作为公司的权力机构享有对公司重大事项的最终决定权。股东大会决议公司事务实行资本多数决议原则，即股东依其持有的股份数额享有表决权，股东会决议由多数表决权通过。这种多数股东同意的决议将对全体股东产生拘束力。这就说明，有控制权的多数股东(大股东)在公司中处于优于少数股东(小股东)的实际地位，其行为对小股东的权益产生重大影响。为了防止多数股东利用其优势地位，侵犯小数股东利益，应当强化多数股东对小数股东的责任。控股股东不论是以股东身份行使表决权，还是基于股东资格通过公司执行机关对公司业务执行施加影响，都应当履行注意和忠诚义务，不能侵犯公司及其他小股东的利益。违反这一义务，给小股东造成损害，受侵犯的股东有权对其提起诉讼。

在公司合并中，控股股东信义义务的核心问题是在利益冲突交易(合并)中．如何履行忠诚义务，在这种利益冲突合并中，有利害关系的多数股东的行为和董事的行为一样不受经营判断原则的保护，而受完全公正交易原则的调整。例如，控股股东在安排合并的支付方式时采用了对不同股东区别对待，控股股东就要证明这种安排是完全公正的。完全公正的举证责任原则上由控股股东承担，控股股东不能证明该合并是完全公正的，就要承担相应的责任，包括解除合并或相应的补偿。

二、异议股东的股份回购请求权

1、股份回购请求权的立法例

异议股东的股份回购请求权，是指公司合并中，对合并持有异议的股东有权请求公司以公正价格购回自己所持有的股份。美，日，德等国家的公司法都对异议股东的股份回购请求权做了规定。特别是美国的《示范公司法》更是设专章对股份回购请求权做了详细规定，并得到了美国各州公司法的积极反应。

在经股东会同意的一般公司合并中，对股份回购请求权的适用范围有两种情况：一种适用于合并各方的股东，其立法出发点是合并给双方公司股东均带来影响，应对双力异议股东赋予平等、充分保护，这种立法以美国，日本等国为代表，这种立法好处在于对股东范围的保护范围较广泛，不利之处在于这样可能会使合并效率的受影响；另一种仅适用于消灭公司的股东，其立法出发点是合并中利益受到影响最大的是消灭公司股东，存续公司所受影响更少得多。这种以德国为代表，这种立法最主要是保护了受影响最大的股东的利益，同时又有利于合并的有效进行。

2、股份回购请求权的效力

股份回购请求权成立的条件是，异议股东在股东合并决议大会召开前向公司提出评估回购其股份的请求，并在合并决议大会上行使否决权。股份回购请求权具有排他性，异议股东选择回购作为救济手段后，一般不能再提起合并无效诉讼。股东的股份回购请求权是一种形成权，因此，异议股东提出股份买回请求，只要该请求满足法律要件，即自动成立该股东与公司之间的股份买卖合同，公司承诺与否与股份买卖合同的成立没有任何关系。当然，即使股份买卖合同成立，提出购回请求的股东也并不立即丧失股东资格，在向公司提交提出买回请求的股份以换取公司支付的对价之前，该异议股东继续保持股东地位，股份的转移于股价交付时生效。在提出买回请求后，异议股东对其股票仍享有并可行使物上代为权利。但是，自合并生效日开始．要求股份回购权的股东将无权享有对该股份的表决权利生效后公司股利的获取权。

股份回购请求权的效力在一定情形、原因下将丧失：股东的回购请求即使具备法定要件而提出，在公司因一定事由终止合并时；股东在法定时期内没有提出回购请求等

3、股份回购请求权制度在我国的立法与完善

我国现行公司合并的立法中没有关于股份回购请求权的规定，“这种法律规定使得合并决议的结果必然由合并各方的全体股东（包括同意股东和反对股东）共同承担，合并各方的股东当然成为合并后存续公司的股东。”[3]这种立法漏洞显然不利于公司合并中对股东特别小股东利益的保护。我国立法应当借鉴国外的经验，适应我国公司合并实务需要，建立异议股东的股份回购请求权制度，以保护异议股东的利益，使其既不享受他不同意之合并产生的利益，也不承担他不同意之合并所致的风险，符合公平的原理。

如上所述，股份回购请求权的适用范围有两种做法，一种是适用于合并各方公司股东，一种是只适于消灭公司的股东，我国属于大陆法系，应采用德国的立法体例，即应当规定股份回购请求权只适于消灭公司的股东，当然，由于我国的一些特殊国情，如公司的多样性，作为例外可以规定特定条件下的存续公司股东的回购请求权。

我国公司的立法应当明确股份回购请求权的适用范围，股份回购请求权的条件，对股份回购请求权的程序包括对司法评估程序做出规定，对股份回购请求权的效力(包括效力的内容、效力的丧失等)做出规定，对异议股东股份回购请求权制度的设计，应遵循公平与效率结合、平衡大小股东利益、适度保护小股东利益的原则。

三、公司合并中的股东决议制度

公司合并是剥夺当事公司独立性而将企业结合在一起的最极端的企业结合形态，涉及到公司的生存发展，对公司股东具有直接重大利益关系。因此，公司合并属股东会决议事项，公司合并应实行股东决议制度。对于这种股东决议制度美国、日本、德国、法等国的公司法几乎都做了详细的规定。

我国《公司法》38、39、103、106条规定，公同合并，应当由公司的股东会做出决议，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会对公司合并做出决议，必须经代表2／3以上表决权的股东通过。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大会对公司合并做出决议，必须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也就是说，合并的股东决议制度适用资本多数决议原则，这也是国内外的通例。我国公司法虽然规定了资本多数决议原则，但是对出席股东会的人数未做明确的规定，因此，基于对小股东利益的考虑，有必要在《公司法》中对股东大会股东最低出席比例做出明确规定，“规定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只有在出席会议的股东人数达到股东总人数的一定比例时才能召开。股东会决议必须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一定比例以上通过。这样，才能有效地防止少数大股东操纵股东大会决议的行为,保证股东大会决议充分反映大部分股东的意志,保护股东的合法权益。”[4]

另外，我国《公司法》规定，公司合并要由股东会做出特别决议。这里并未区别存续公司和消灭公司。虽然存续公司股东会对合并做出决议，有利于股东利益的保护，但是不加区别地一律适用股东会决议制度也存在问题，比如有些合并存续公司股东利益未发生实质变化，要求股东决议没多大实际意义，并且会使合并程序复杂、成本加大、时间延长。

股东合同篇8

论文关键词：股权转让股东名册工商登记合同效力

论文摘要：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合同效力，不仅仅涉及股权能否顺利转让，而且关系着着转让人、受让人的利益及公司其他股东、公司的利益。股东名册和工商登记的效力分析是解决股权转让合同效力的关键。本文在论述股东名册、工商登记效力的基础上，进一步论述了特殊情形下股权转让的问题。

1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合同概述

1.1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合同的效力

一般情况下，公司股东作为股权出让人与股权受让人就股权的转让达成意思表示一致，股权转让合同即为成立，这一点在学术界已无可争议，但股权转让合同的生效问题则众说纷芸，有学者将股权转让合同的生效问题归纳为三种标准。即协议标准、公司登记标准和工商登记标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一款明确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第四十四条第二款明确规定：“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生效的，依照其规定。”由于并无法律、行政法规规定股权转让合同须经登记程序方始生效，因此，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合同自成立时起即发生法律效力，股权受让人向股权出让人支付对价，公司变更股东名册，以及工商登记机关变更工商登记，都是属于对股权转让合同的履行。也就是说，只要公司股东作为股权出让人与股权受让人就股权的转让达成意思表示一致，股权转让合同即为成立且生效，双方或一方应当进行公司变更登记和工商变更登记，但股权转让合同成立且生效并不意味着出让人就丧失股东资格、丧失股权，受让人就取得股东资格、取得股权。

1.2股东名册变更登记的效力

我国现行公司法基本上没有关于股东名册效力的规定。其中公司法第33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应当置备股东名册，记载下列事项：……记载于股东名册的股东，可以依股东名册主张行使股东权利。……”，但是没有明确指出股东名册的效力。笔者认为，依据各国公司法的规定及公司法的一般原理，认为我国公司法中股东名册应具有如下法律效力。

1.2.1在与公司的关系上，只有在股东名册上记载的人，才能成为公司股东，才可以向公司主张股东权利。此即股东名册的权利推定效力。

在有限责任公司股东转让股权中，由于股权转让合同的相对性，股权转让合同只在转让人和受让人中产生效力。《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33条规定：“……记载于股东名册的股东，可以依股东名册主张行使股东权利。……”由此可见，股东名册具有可推定的设权性效力。在股权转让合同成立之后，其仅在合同当事人即原股东和受让人之间生效，但受让人的名字（名称）未记载于股东名册之前，并不能取得股权，只有在公司股东名册变更之后，新老股东的交替方才在法律上真正完成。在股权转让合同生效后，应该由转让人和受让人同时请求公司办理股东名册变更登记。当转让人和受让人同时请求公司办理股东名册登记，而公司不同意做变更登记时，由于公司这种行为损害了转让人的利益（因为转让人要履行和受让人签订的合同，否则受让人可以追求其违约责任），因此转让人可以依据股东直接诉讼制度寻求救济。当受让人自己请求公司办理公司股东名册变更登记时，公司应该根据受让人有效的股东转让协议办理变更登记，认定受让人的股东资格。当受让人怠于行使自己的请求权，公司仍然向转让人分发红利等行为时，受让人不能直接向公司行使股东直接诉讼权利，而应该先办理股东名册变更登记。

1.2.2股东名册具有对抗效力。即使具备适法的原因及方法而受让股份，如果未进行名义更换，就不可以对公司行使股东权。各国公司法一般都明确规定股东名册的对抗效力。

1.2.3股东名册具有免责效力。由于股东名册具有权利推定效力，股东名册上记载的股东具有形式上的股东资格。因此公司向形式上的股东发出会议通知、分配红利、分配剩余财产、确认表决权、确认新股认购权，即使该形式上的股东并非实质上的股东，公司也是被免责的。1.3工商变更登记的效力

在股权转让合同自成立时起即发生法律效力后，应先进行股东名册的变更登记，然后由公司进行工商变更登记。公司将其确认的股东向工商管理部门办理登记，公司的确认既已在先，则股东的身份已经确定，股东的权利亦已产生，股东的工商登记仅仅是一种宣示而已。因此可以认为，股东权利的获得与行使并不以工商变更登记程序的完成为条件。在公司尚未根据该条规定办理股东变更的工商登记，或公司已经申请但工商管理部门尚未办理完毕的时候，变更后的新股东向公司主张权利的，如查阅公司财务文件、参加股东会议等等，公司不得拒绝。股东工商登记的宣示意义在于，与公司进行交易的不特定人可以通过查阅股东的工商登记内容，了解公司的股东构成情况，以其作为判断公司的能力和信誉的参考因素；在公司的债权人需要追索股东承担责任的时候，其可根据工商登记的内容追究责任人。因此，公司股东名册的登记确定股权的归属，工商登记将其登录在案；公司股东名册的登记发生变动，工商登记的内容亦作相应的更改。两者之间的这种关系决定了在发生差异的时候，即工商登记的内容与公司股东名册登记内容不一致的时候，作为一般原则，公司股东名册的登记内容应作为确认股权归属的根据；在股权转让合同的当事人之间、股东之间、股东与公司之间因为股权归属问题发生纠纷时，当事人不得以工商登记的内容对抗公司股东名册的记录，除非有直接、明确的相反证据。当然，当股权转让合同自成立且完成股东名册变更登记后，公司有义务为股东进行工商变更登记。

2几种特殊情形下的股权转让问题

2.1股东不足额出资或抽逃出资后的股权转让问题

在我国的公司实践中，股东不足额出资和抽逃出资是一个较为常见的现象。由于这两种现象通常是以比较隐蔽的方式进行，不为众人所知，因此，该股东仍可以正常行使股权。有的股东利用这一点将股权转让给第三人，自己溜之大吉。等到股权受让人进入公司行使股权时才发现，公司资本根本没有足额到位或已被原股东抽走。由于股权出让方在未足额出资或抽逃出资的情况下仍然具有股东资格，有权转让自己的股权。若受让方不知道出让方未足额出资或抽逃出资，受让人可以以欺诈为由主张撤消该合同，受让人不愿意撤消的，法院应当确认该合同有效；若受让方明知或应知出让方未足额出资或抽逃出资仍然受让股权，股权转让合同确定地有效。受让后的股东则要承受出让股东出资瑕疵的责任。

2.2名义股东的股权转让问题

名义股东是指虽未实际出资，但在公司章程、股东名册和工商登记中却记载自己姓名或名称的人。从商法的外观主义原则出发，登记在股东名册上的股东，具有股东资格，理所当然地享有股权转让的权利。受让人也完全可以根据股东名册登记的股东及出资而与名义出资人签订股权转让合同，不问名义出资人与实际出资人之间如何约定。既使受让人知道转让人是名义出资人，股权转让合同仍然有效。名义出资人与实际出资人之间的约定与受让人无关。

股东合同篇9

1.1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合同的效力

一般情况下，公司股东作为股权出让人与股权受让人就股权的转让达成意思表示一致，股权转让合同即为成立，这一点在学术界已无可争议，但股权转让合同的生效问题则众说纷芸，有学者将股权转让合同的生效问题归纳为三种标准。即协议标准、公司登记标准和工商登记标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一款明确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第四十四条第二款明确规定：“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生效的，依照其规定。”由于并无法律、行政法规规定股权转让合同须经登记程序方始生效，因此，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合同自成立时起即发生法律效力，股权受让人向股权出让人支付对价，公司变更股东名册，以及工商登记机关变更工商登记，都是属于对股权转让合同的履行。也就是说，只要公司股东作为股权出让人与股权受让人就股权的转让达成意思表示一致，股权转让合同即为成立且生效，双方或一方应当进行公司变更登记和工商变更登记，但股权转让合同成立且生效并不意味着出让人就丧失股东资格、丧失股权，受让人就取得股东资格、取得股权。

1.2股东名册变更登记的效力

我国现行公司法基本上没有关于股东名册效力的规定。其中公司法第33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应当置备股东名册，记载下列事项：……记载于股东名册的股东，可以依股东名册主张行使股东权利。……”，但是没有明确指出股东名册的效力。笔者认为，依据各国公司法的规定及公司法的一般原理，认为我国公司法中股东名册应具有如下法律效力。

1.2.1在与公司的关系上，只有在股东名册上记载的人，才能成为公司股东，才可以向公司主张股东权利。此即股东名册的权利推定效力。

在有限责任公司股东转让股权中，由于股权转让合同的相对性，股权转让合同只在转让人和受让人中产生效力。《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33条规定：“……记载于股东名册的股东，可以依股东名册主张行使股东权利。……”由此可见，股东名册具有可推定的设权性效力。在股权转让合同成立之后，其仅在合同当事人即原股东和受让人之间生效，但受让人的名字（名称）未记载于股东名册之前，并不能取得股权，只有在公司股东名册变更之后，新老股东的交替方才在法律上真正完成。在股权转让合同生效后，应该由转让人和受让人同时请求公司办理股东名册变更登记。当转让人和受让人同时请求公司办理股东名册登记，而公司不同意做变更登记时，由于公司这种行为损害了转让人的利益（因为转让人要履行和受让人签订的合同，否则受让人可以追求其违约责任），因此转让人可以依据股东直接诉讼制度寻求救济。当受让人自己请求公司办理公司股东名册变更登记时，公司应该根据受让人有效的股东转让协议办理变更登记，认定受让人的股东资格。当受让人怠于行使自己的请求权，公司仍然向转让人分发红利等行为时，受让人不能直接向公司行使股东直接诉讼权利，而应该先办理股东名册变更登记。

1.2.2股东名册具有对抗效力。即使具备适法的原因及方法而受让股份，如果未进行名义更换，就不可以对公司行使股东权。各国公司法一般都明确规定股东名册的对抗效力。

1.2.3股东名册具有免责效力。由于股东名册具有权利推定效力，股东名册上记载的股东具有形式上的股东资格。因此公司向形式上的股东发出会议通知、分配红利、分配剩余财产、确认表决权、确认新股认购权，即使该形式上的股东并非实质上的股东，公司也是被免责的。1.3工商变更登记的效力

在股权转让合同自成立时起即发生法律效力后，应先进行股东名册的变更登记，然后由公司进行工商变更登记。公司将其确认的股东向工商管理部门办理登记，公司的确认既已在先，则股东的身份已经确定，股东的权利亦已产生，股东的工商登记仅仅是一种宣示而已。因此可以认为，股东权利的获得与行使并不以工商变更登记程序的完成为条件。在公司尚未根据该条规定办理股东变更的工商登记，或公司已经申请但工商管理部门尚未办理完毕的时候，变更后的新股东向公司主张权利的，如查阅公司财务文件、参加股东会议等等，公司不得拒绝。股东工商登记的宣示意义在于，与公司进行交易的不特定人可以通过查阅股东的工商登记内容，了解公司的股东构成情况，以其作为判断公司的能力和信誉的参考因素；在公司的债权人需要追索股东承担责任的时候，其可根据工商登记的内容追究责任人。因此，公司股东名册的登记确定股权的归属，工商登记将其登录在案；公司股东名册的登记发生变动，工商登记的内容亦作相应的更改。两者之间的这种关系决定了在发生差异的时候，即工商登记的内容与公司股东名册登记内容不一致的时候，作为一般原则，公司股东名册的登记内容应作为确认股权归属的根据；在股权转让合同的当事人之间、股东之间、股东与公司之间因为股权归属问题发生纠纷时，当事人不得以工商登记的内容对抗公司股东名册的记录，除非有直接、明确的相反证据。当然，当股权转让合同自成立且完成股东名册变更登记后，公司有义务为股东进行工商变更登记。

2几种特殊情形下的股权转让问题

2.1股东不足额出资或抽逃出资后的股权转让问题

在我国的公司实践中，股东不足额出资和抽逃出资是一个较为常见的现象。由于这两种现象通常是以比较隐蔽的方式进行，不为众人所知，因此，该股东仍可以正常行使股权。有的股东利用这一点将股权转让给第三人，自己溜之大吉。等到股权受让人进入公司行使股权时才发现，公司资本根本没有足额到位或已被原股东抽走。由于股权出让方在未足额出资或抽逃出资的情况下仍然具有股东资格，有权转让自己的股权。若受让方不知道出让方未足额出资或抽逃出资，受让人可以以欺诈为由主张撤消该合同，受让人不愿意撤消的，法院应当确认该合同有效；若受让方明知或应知出让方未足额出资或抽逃出资仍然受让股权，股权转让合同确定地有效。受让后的股东则要承受出让股东出资瑕疵的责任。

2.2名义股东的股权转让问题

名义股东是指虽未实际出资，但在公司章程、股东名册和工商登记中却记载自己姓名或名称的人。从商法的外观主义原则出发，登记在股东名册上的股东，具有股东资格，理所当然地享有股权转让的权利。受让人也完全可以根据股东名册登记的股东及出资而与名义出资人签订股权转让合同，不问名义出资人与实际出资人之间如何约定。既使受让人知道转让人是名义出资人，股权转让合同仍然有效。名义出资人与实际出资人之间的约定与受让人无关。

2.3侵害其他股东的优先购买权时的股权转让问题

新《公司法》第72条2、3款规定了公司股权对外转让时，其他股东在“同等条件”下对转让股权的优先购买权，但实践中常常存在侵害其他股东优先购买权的情形，而且基于股权转让合同变更了工商登记。针对这一问题，笔者认为，当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向第三人转让股权时，在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的情况下，交易双方必须为其他股东行使优先权提供可能性，比如告知同等条件，给予合理期限等。如果交易双方的行为导致了其他股东根本没有可能行使优先购买权，就可以认定这一股权转让合同侵害了其他股东的法定权利，其他股东可以要求撤销该合同。由于工商登记基于股权转让合同办理，合同撤销后，工商登记也应当予以撤销。但是，基于股权转让的特殊性，股权转让合同的撤销和工商登记的撤销不具有溯及既往的效力。参考文献：

[1]赵旭东.新公司法实务精答.人民法院出版社，2005.

[2]蔡福华.公司解散的法律责任.人民法院出版社，2005.

[3]雷兴虎.公司法新论.中国法制出版社，2003.

[4]蒋大兴.公司法的展开与评判.法律出版社，2002.

股东合同篇10

关键词:股东优先购买权;立法缺陷;司法保护;股东

中图分类号:DF41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2374(2009)23-0085-02

一、股东优先购买权概念和创设的必要性

股东优先购买权,依照我国《公司法》第七十二条的规定,是指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对于欲行转让股份的股东对外转让股份之行为,享有事先决定是否许可的权利。对于经其同意转让之股份,在同等的交易条件下,享有优先于股东以外的第三人购买的权利。

我国自经济体制改革以来,大量企业先后进行了改组改制,各种类型的公司随之相继涌现。其中,绝大多数企业都是以有限责任公司的组织形式出现。在我国公司立法和司法实践中,涉及股权转让限制和股东优先购买权利的主要为有限责任公司。现实中,由于我国立法技术的粗疏和公民守法意识的淡薄,加之司法保护的不力,股东的优先购买权往往被忽视甚至遭侵害。譬如,有的公司股东在意欲转让自己的出资时,只注意其他股东是否过半数同意;对于已经同意其转让出资的股东,便不再征询他们是否愿意在同等条件下优先购买的意见。有的股东故意隐瞒其与股东以外的人进行股权转让交易的条件,背着其他股东与他人恶意串通、暗箱操作直至变更登记;导致其他股东始终无从得知何为同等条件,即便有意购买该出资也难以实现优先购买权。

二、股东优先购买权的起源与发展

追根溯源,有限公司抑或封闭公司的设立之初,通常是由数个志同道合的亲朋好友,乃至全是由一脉相承的家族成员为共同创业而自由组合。其资本成分自不待言,人和色彩也相当浓厚。遵循企业维持的理念,公司自设立后非法定事由将会长久存续;而股东的感情却变幻莫测,谁都难保我心永恒。经历一段时期之后,利益的冲突、权力的争斗、策略的分岐乃至婚姻的不和,都有可能导致其中某个股东决定退出公司。而按照公司登记之后股东出资不能抽回的法律舰定,股东可以退出公司却不能退回股金,惟一收回投资的变现办法就是转让股份。

在理想的条件下,由于此类公司的股份不像上市公司的股份那样拥有公开交易的市场,留下的其他股东便是最佳的受让人选。而其他股东对于公司部分股权的旁落也存有戒心,自己买下该名股东转让的股份则可打消顾虑。因此各国立法对与股东之间自由转让股份多无限制。如日本《有限公司法》规定:股东可将其全部或者部分出资份额,转让给其他股东。韩国《商法》也规定:社员(股东)之间相互转让持份(出资份额)依意思表示来进行。

诚然,就各国公司立法普遍遵循的基本原则而言,股东的股权无论对谁都可以自由转让,这是公司制度的灵魂所在。但正如所有的权利一祥,股权的自由转让原则也犹如一柄双刃剑,一旦某个股东滥用往往就会给其他股东带来不利后果。不但会破坏公司内部原有的平衡与和谐,并可能危及他们投资公司时所保持的期望和目的。假如部分股权旁落外人之手,受让者又将参与公司管理,尤其是引入了难以合作的商业伙伴甚至是竞争对手,后果是不难预料的。正是由于预见到这些可能性,股东住往希望限制股份的可转让性,以阻止这种情况的发生。可是,拥有大多数股份的股东可能又会毫不犹豫地利用自己的优势,以有利于自己的方式行事。这时,处于弱势地位的中小股东的优先购买权如何得到有效保护便成为一个难题。故此,各国通行的做法是在公司章程、章程细则、股东之间签订的协议或者股东与公司之同签订的协议中规定相应条欲,为股东或公司创设了股份优先购买权。

三、我国股东优先购买权的立法缺陷

纵观我国的公司立法,是过于简单化的权能定位显然解决不了公司运作中的实际问题。譬如,公司对自身股份能否享受权利?公司对股权转让应否承担义务?虽然我国《公司法》股权转让限制的法条包含了股东的转让同意权和优先购买权,但因其本身尚欠完备,又缺少公司章程及其细则或股东协议等形式的补充,操作起来比较困难,这给股东权利的保护带来先天缺陷。如《公司法》策七十二条第二款规定,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股权,应当经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股东应就其股权转让事项书面通知其他股东征求同意,其他股东自接到书面通知之日起满三十日未答复的,视为同意转让。其他股东半数以上不同意转让的,不同意的股东应当购买该转让的股权;不购买的,视为同意转让。此款明文规定了股东的股份转让同意权,作为保护股东优先购买权的第一道防线,遗憾的是该规定过于粗浅,不够周密,导致在执行时无所适从。

首先,这一规定意在限制欲行转让股份的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出资,但并未要求该名股东明确告知将向股东以外的谁转让出资,这对于其他股东行使转让同意权极有妨碍。

其次,全体股东过半数同意的方式和程序语焉不详。此款这一规定与该法第二十四条的规定存在冲突。前者只求满足股东人数的比例,不问股份的大小;后者则规定对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出资的事项,应经股东会作出决议。而股东会若要作出决议,又须依本法由股东按照出资比例行使表决权。这种立法冲突导致在股权转让操作中,难免会发生理解分歧。例如实践中如果某个出资比例不足公司资本总额一半的其他股东不同意转让,而股东会议又依资本多数表决的原则作出了同意转让的决议,此时股份是应当由不同意转让的股东购买,还是由股东以外的人购买?

同时,该条第三款规定,经股东同意转让的出资,在同等条件下,其他股东对该出资享有优先购买权。该款虽然看似简单,但在实际操作中,由于交易信息何时披露没有限定,导致出现有些股东的优先购买权难以实现。其他股东连股东以外的受让人姓甚名谁尚且不知晓,欲行转让的股东与他人交易的同等条件又从何得知?司法实践中,在一起股权转让合同侵权纠纷案件中,就曾有被告故意隐瞒股份转让价款却以原告不能举证证明是否处于同等条件相抗辩,结果导致法院判决无法认定被告侵权。

四、股东优先购买权的司法保护

谈到公司法案件的司法保护,我国的审判理念显得相对陈旧而保守。譬如在诉讼中,如果发现公司章程中出现了限制股东权利的条款,法官们也许会以其与法律法规相抵触而判定其无效。这与国际公认的将公司的章程奉为“公司宪法”的观念大异其趣。就股东优先购买权被侵害所提起的诉讼而言,案件审理的核心应当是对于股权转让合同效力的认定。笔者认为只要当事人的意思表示真实、程序合法公正,就应当确认有效。如果实体有失公平,则属于合同瑕疵,一般不宜确认无效。可以采取补救措施,对某些条款加以变更。下面笔者就司法实践中的

常见问题发表几点浅见:

(一)关于股东主体的合法性

当事人对于股权转让合同合法性的争议焦点,首当其冲的便是受让股东的主体资格问题。一般应当注意把握以下要点:

一是尊重登记,即主要根据工商登记文件的记载确定受让人的股东资格,无论该名股东的股权取得方式属于原始取得还是继受取得。

二是兼顾事实,如对虽未经过登记但已实际出资并以股东身份行使股东权利的受让人,在不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有关股东身价的禁止性规定的前提下,亦应认定其具有股东资格。

三是定格历史,坚持以股权转让合同成立为基准点来确定股东资格,不受时空变化左右。

(二)关于对国有资产流失为由要求确认合同无效的认定

国有资产流失,是最近几年股权转让纠纷中,当事人提出确认转让合同无效之诉讼请求的经典理由之一。这类案件的基本事实,就是涉案国有企业的股权转让在签约时未经国有资产管理部门批准并对转让股权进行评估。由于法院对于这一理由的分量不敢轻视,往往不顾股权转让合同早已实际履行的既成事实仍然判定转让合同无效,使得股东的优先购买权一朝付诸东流。

笔者认为,国资转让批准和国有资产评估的目的在于限制股权的流向、防止价格的偏低。前者对于公司内都的股东应当并无过多的约束,后者也只不过涉及交易是否公平。就后者而言,股权转让的对价并不要求等价。在国外只要双方自愿甚至可以出现象征价格,在我国近年召商引资中也不乏将企业股权无偿划拨者。转让双方依据公司账面资产或注册资本商定股份价格。

(三)同等条件下对优先购买权的认定

依照法律规定,股东的优先购买权应当是在与非股东同等条件下行使。所谓同等条件,一般认为主要是指转让股份的出售价格、转让价款的付款方式及期限等相同。我国公司立法对于其中最重要的股权价格的确定方法未作规定。值得注意的是,欲行转让的股东与股东以外的受让人应当事先向其他股东披露转让合同或交易信息,使之得以行使同等条件下的优先购买权。对其故意隐瞒条件订立的股权转让合同,其他股东有权要求法院依法确认无效。股东以外的受让人也负有了解其他股东是否愿意优先购买的义务,并无股权善意取得之法律依据或法律基础。

司法实践中应当注意防止合同欺诈和限制权利的滥用。譬如欲行转让的股东与股东以外的受让人故意抬高股价,迫使其他股东退出竞买,之后再私下变更协议条款实际履行。对此虚拟条件迂回侵权股东优先购买权的行为,笔者认为其他股东发现后仍可以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利益为由要求法院判令无效。

(四)要对股东优先购买权进行多重保护

除了公司法之外,公司还受诸多法律辖制。如合同法、证券法、破产法、刑法及行政法规、司法解释、部门规章等等。所以在处理侵犯股东优先购买权案件时,应当结合适用各种法律法规,全方位地保护股东的合法权益。司法实践中已经出现过享有优先购买权的股东先依据《公司法》的规定,提出了保护股东优先购买权的主张,以达到使出让方意欲转让的出资“不得卖与他人”。之后再依据《合同法》的规定提出了按照要约和承诺履行合同的主张,以达到使出让方意欲转让的出资“只能卖给自己”的诉讼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