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东利益范文10篇

股东利益范文篇1

关键词创业管理利益博弈守弱成功

创业团队的聚散，始终是创业者、想创业者关注却又在遗憾当中无可奈何的事，似乎也只能慨叹一句“共苦易，同甘难”的千古名言而已。然而在大家对着数不胜数的案例出神，在进一步分析之后拿出药方——尽管谁都希望能有这样一个药方？笔者开不出药方，但想通过对创业团队的根本利益进行博弈分析，提出现实创业过程创业团队在利益博弈过程中守弱成功的观点及在这种理念支撑下在由内而外的“二把手”创业实践。这个观点也是笔者多年创业的点滴体会、认识。

创业团队聚散的背后到底有什么深层的原因呢？在2004年6月对200多位在职工商管理研修班的学员组织了《创业管理调查》活动，其中设计了这样一个问题：请您列出中国现阶段创业团队散伙的3个主要原因？统计分析后，排在前三位的原因是团队矛盾（26%）、利益分配（15%）、有效沟通（12%）。团队矛盾的背后或多或少的有利益的成份在，如果把这两项合计占41%，而被竞争对手打败的只有1%。读着这样的数字，我们很自然的想到了《阿房宫》里的名句：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

在创业团队中，一种最直接的利益表现形式是创业团队成员以法律的形式确认下来。实际上在我国目前阶段，还有一部分的股东形式是用一种潜规则的形式或隐藏的方式表现的或者说无法用文字来描述的。无论是前者明确表达的方式还是后者隐藏的方式，在创业企业的管理、决策、运营、利益分配等方面均会有强势、弱势的表现。现代经济学在分析经济问题时，都假定人是经济人，是理性的经济人，人的自利行为是理性的。因此，创业团队在创业利益分配时会有不同的行为动机、表现。

假设企业现有100万元的可分配利润，企业有两个股东分别是强势股东A，弱势股东B。股东A占公司60%的股份，股东B占企业40%的股份。如果按照各方所占公司股份分配的情况，是很好计算的，A分配60万，B分配40万（见附图）。在日常运营中股东A管理公司的财务与市场，当公司有现金流困难的时候股东A常常能为公司提供现金支持，股东B是技术入股的，负责公司研发与工程服务工作的。

如果强势股东A想独占所有可分配的利润100万，无论弱势股东采用分配什么方案，均会出现可分配利润数“超支”的现象。这样的情况下，强势股东A独占的分配方案就会出现战争或阻力。强势股东会想，如何通过规则的制定得益更多同时能激励股东B呢？从股东B的角度分析，如果采用分配1的方案收益最大，股东A可能不会内心接受，而财务是由股东A管理的，最后可能出现的情况是股东A同意了，但是股东B拿不到分配利润的现金，分配方案成为一个利润分配的纸上“标本”。“时间就是金钱”，时间同时对股东B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如果股东B最后可以分配到现金的时间越长对股东B的影响会越大的，股东B会变得越来越脆弱。从企业经营的不确定性来说，时间越长可分配的利润不确定性增大。在现实生活中可分配利润缩水的方式非常微妙，不同的情况有不同的速度不同的表现形式，值得创业者用心分析。在综合分析多种可能的情况后，股东B想到了在公司多次出现现金流困难的时候，在公司出现经营困难的时候是股东A用现金对公司进行支持的，所以需要给股东A进行激励以换取分配的速度、效果，体现时间的价值。股东B在方案沟通中就是提出分配方案2，对股东A进行激励。股东A开始想独占但是也不得不考虑对股东B的激励。所以双方都会接受分配方案2的现实，股东A分配80万，股东B分配20万。弱势股东B的方案的特点可以用一句流行的话讲就是多得不如现得。

在现实生活中股东B提出的分配方案2实施难点是，弱势股东B是否认清自己处于弱势，提出对股东A的激励方案，也就是站在强势股东A的出发点上守弱成功。中国5000年的历史，给了我们许多同类的启示，发现弱势能否守弱是其能否生存的根本。公元前100年汉武帝出重兵进军匈奴，统一边疆。汉武帝最后逼着匈奴西迁，也是因为匈奴没有认清自己在资源、战争的动员能力、财力后勤保障与汉朝的不相称或与自己选择进攻汉朝的战略思想的错误，最后的结果是守弱也没能守住。同样的例子还有公元1696年康熙亲率兵8万出塞，与蒙古领袖喀尔丹之间的战争，最后喀尔丹战败服毒自杀。中国现阶段创业一种基于生存需要“推”的方式，另一种是基于创业机会“拉”的方式。这两种创业的方式，均需要对创业的过程进行动态的管理。特别是前一种创业的方式是中国目前主要的创业动力，正所谓“穷则思变”。根据提摩（Timmon）在他所著《开创新企业》一书中提出的创业管理理模式，他认为成功的创业活动，必须要能将机会、创业团队和资源三者做出最适当的搭配，并且也要能随着事业发展而做出动态的平衡。创业流程由机会所启动，在取得必要的资源与组成创业团队之后，创业计划方得顺利推展。当今的社会，要创业单凭一个人的力量是不行的，一般都是几个挚友、莫逆之交者抱着共同的理想和目标，选定一个项目开始艰苦卓绝的战斗，奏响创业的乐章。创业团队要有共同的理想而组织起来才可能长期合作发展，是一个寻找共同理想的过程，创业团队的组建过程中也是一个资源整合的过程，比如基于未来企业价值链的人际关系、技术人才、现金流的支撑。问题或潜在的问题就在这个地方，有的创业团队成员是技术专家型的，有的是营销型的，有的是综合性的，有的是资源整合性的，不同的背景不同的角度，视角总有不同，问题可能就出来了？调查中，有78%的人认为创业团队的知识结构是综合性成员的领导专业型的成员。无论如何组合，新创业只有一个总经理，谁做总经理是一个问题，是一个大大的问题？在中国现实的创业环境下，我们选择合格的还是合适的总经理带领企业前进？采用动态的分析可以发现，企业不同阶段主要的矛盾不一样，所以解决矛盾的方法不能一样。企业构想与启步阶段，企业核心价值的资源（技术、资金）的需求是首位的；创业企业的起步运营期间营销的执行力、产品服务的效率与效果及低成本的运营来获取创业企业寿命的延长；快速成长期的创业企业的专业化的管理是否与企业的现实相匹配有效......企业成长有许多非对称性的问题与现实矛盾。在企业起步初期，为了生存企业以客户和市场（项目）为中心，这样做的本质是单纯以获取资金为中心，并不是以本质上的市场导向。企业经营过程中重视结果，而不重视或轻视过程，时间稍长企业出现销售量和售量收入快速增长，但利润却没有增长反而可能下降甚至亏损，企业红红火火却不赚钱。这个时候，另外的声音出现了，第三种声音也开始出现了，最后在组织内部曼延，迅速的曼延。员工、创业团队均关注在总经理行还是不行的讨论上，而非寻找问题的本质与问题的解决方案。这是一种年青的代价，这是一种创业成员向成熟股东转型可能需要付出的的代价。弱势创业成员，这个时候由内而外的理性、成熟均深深地影响、表现出二把手的智慧。做弱势的“二把手”需要用心真心的用行动来描述，辅助的艺术、行动，解决创业过程中的困难，而非出现另外一种声音，成为OneVoice的坚定执行者。创业合作是一种态度，也是一种能力。

从创业强势股东，弱势股东之间的利益博弈分析及弱势股东守弱成功的策略，创业者在实践过程建立一种由内而外的二把手的心态、行为与智慧，可以为创业成功提供许多有益的支撑，更加有助于创业团队之间的有效沟通，相互理解。牛顿的名言：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成功！今天借其意祝天下创业者：与强势股东同行，站上创业收获的领奖台。

参考文献

1JohnW.Mullins.创业测试[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2刘常勇.创业管理的12堂课[M].北京：中信出版社，2002

3王则柯.新编博弈论平话[M].北京：中信出版社，2003

股东利益范文篇2

关键词：控制权收益超控制权收益大股东侵害公司治理

一、引言

早期的公司治理理论关注的重点，是在股权高度分散下股东与经理之间的利益冲突问题，目的在于寻找一套激励兼容的制度安排，以实现股东利益最大化。20世纪90年代以来兴起的“法经济学”，则试图揭示大股东与小股东的利益冲突，这一冲突主要表现为大股东对小股东利益的侵害。

在相关的研究中，大股东对小股东侵害的产生，基于两个前提，一是大股东为谋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具有侵害小股东的天性(李增泉等，2005)，二是大股东因掌握控股权而对公司具有控制权。大股东侵害小股东利益的方式是利用对公司的控制权谋求收益(GrossmanandHart，1988)。Johnson，LAPortaetal(2000)将控股股东获取控制权收益的行为比喻为“隧道效应”(tunneling)，意即以隐蔽的方式掏空公司。LaPorta，Lopez-de-Silanes，Shleifer和Vishny(2000a，以下简称LLSV)发现，这种现象在许多国家非常普遍。LLSV(1999)，Claessensetal(2002)发现，在控股股东的控制权与其现金流权发生分离且分离程度越高时，大股东侵害小股东利益的欲望就越强，侵害程度就更加严重。

LLSV(1997，199g，1999，2000a，2000b，2002)的一系列研究从法律保护的角度，解释不同国家资本市场发展和大股东侵害小股东状况的差异，认为在法律保护相对完备的国家(如英美法系国家)，大股东对小股东的侵害相对较弱；反之，在法律保护缺失或较弱的国家(如大陆法系国家及其他国家)，这类现象就相当普遍且严重。之所以如此，原因在于法律制度可以约束大股东的剥削手段并给外部投资者提供保护。同时，在法律保护较弱的国家，如果股权高度分散，外部投资者的权益则更容易为内部人所侵害从而更没有保障。

按照现有研究对控制权收益的定性及其与大股东侵害的关系的界定，就必然导致一系列无法解释的理论与现实的问题：(1)如果控制权收益就是大股东对小股东利益的侵舌，则辽柙收益就只能是一种“状态依存收益”，因为它会随法律对小股东利益保护的强弱而消长。当法律保护很完善时，控制权收益就难以存在。但为何像美国这样法律保护较完善的国家，其控制权市场的争夺如此激烈?(2)如果控制权收益表现为对公司外部投资者的剥夺，势必会损害公司长期发展的根基，最终使公司走向衰败并使控制权收益的获取难以为继。既然如此，大股东为什么要以“杀鸡取卵”这种损害其获得更多收益的方式谋取控制权收益?同时，从现实的情况看，大股东谋求控制权收益的行为为什么并未导致这类公司大量走向衰败?(3)既然控制权收益就是大股东对中小股东的侵害，它就只能是一种超额收益，但在一个均衡的市场上，超额收益的存在是不可能具有长期性和系统性的，为什么会在均衡状态下长期存在超额收益?(4)如果控制权收益是掌握控制权的大股东应当获得的收益，为什么这一过程会给大股东带来很大的风险，甚至难免遭受法律诉讼?

所有这些问题的存在，意味着现有文献对控制权收益及其与大股东侵害的关系，可能存在定性不当或错误。如果对此不加以澄清和修正，既会导致理论上的一系列混乱，也不利于我国现实中公司控制权市场的生成和发展，并可能导致资本市场的监管建立在错误的理论依据上。本文的目的就在于对现有文献中的控制权收益与大股东侵害的相关理论作出修正，并建立一个新的理论框架来解释大股东侵害问题。

二、大股东的控制权收益及其悖论

(一)大股东的利益结构与控制权收益的现有界定

按照股份公司的基本原则，现代股份公司是一种典型的资合公司，股东的人身性质没有任何实际意义，公司资本划分为等额股份，且同股同权同责同利。因此，任何一个股东(不论其身份如何及持股量多少)，其获得利益的性质都是相同的，区别只在于数量的多寡，而这又取决于持股的数量。一般地说，股东的经济收益来自于公司的剩余收益和市场的资本利得两个方面。前者指公司总收益扣除合同收益后的余额即利润，是股东对公司剩余索取权的体现；后者指公司以股价上升体现的资本增值，但它的现实获得是以股份的转让为前提的，因而可以视为股票流通权价值的体现。一般情况下，股东不可能同时兼得这两种收益。

现实中的情况则比上述原理要复杂得多，原因在于拥有控股权的股东是否满足于上述“共享利益”。一般认为，经济人的本性必然驱使大股东谋求自身收益的最大化，而对控制权的拥有则使这一动机的实现具有了可能。因此，拥有控制权的大股东显然不会屈就于以自己的股份与其他中小股东一样仅获得公司的利润分配，否则，一方面这不符合经济人假设这一经济学的基本范式，另一方面控制权会因此变得毫无意义；而且，现金股利具有一定的外在性，对于大股东来说，这种获利方式具有较高的成本(李志文、宋衍蘅，2003)。在这样的结构中，只要存在其他可能获利的方式，大股东就会优先选择之。控制权收益或许就是大股东最主要的其他获利方式。

控制权收益又称控制权私人收益(privatebenefitsofcontrol)，这一概念的始作俑者是GrossmanandHart(1988)，它指的是控制性股东(controllingshareholder)利用控制权谋得的利益。控制权收益在GrossmanandHart(1988)之前就已被许多实证所发现(FamaandJensen，1983；DeAngelo，1985)，只是在此之前，这种现象并未获得一个严谨的被广为接受的学术称谓，也未完全将其集中于大股东的控制权收益这一特指涵义。但不论对之如何称谓，重要的是控制权收益究竟是一种什么性质的收益。

现有文献在涉及控制权收益的性质时，给出的几乎都是两个相关联的价值判断：一为控制权收益是一种额外收益或超额回报，是大股东得到的与它所持股份比例不对称的，比一般股东多的收益(FamaandJensen，1983；DeAngelo，1985)；二为控制权收益是大股东对小股东利益的直接侵害，是大股东以牺牲中小股东利益为前提的自利行为，是一种掏空(tunneling)公司的行为(GrossmanandHart，1988；Johnsonetal，2000)。在这种价值判断的思维逻辑中，大股东与中小股东的利益本质上是对立的，两者的利益具有此长彼消的关系，大股东会不择手段地去谋取控制权收益最大化，甚至不惜一切地掏空公司，使公司的生存和发展难以为继，并最终走向衰亡。以此而论，大股东的控制权收益不啻是一种“竭泽而渔”、“杀鸡取卵”的利益最大化行为。既然如此，控制权收益就只能是一种短期收益，因为大股东为使控制权收益最大化而掏空公司，同时就意味着控制权收益获取的不可持续性。

(二)控股权与控制权的分离及控制权与现金流权的分离

控制权收益主要受控制权(controlrights)和现金流权(cashflowrights)这两个因素的影响。何谓控制权，这是一个众说纷纭的问题。这里首先涉及到它与剩余控制权(residualrightsofcontrol)的关系。许多学者包括张维迎(1996)都将两者等价使用，并沿用Grossman和Hart(1988)的定义，把剩余控制权理解为在契约中没有特别规定的活动的决策权。我们认为，这一定义用以界定剩余控制权是比较恰当的，但它并不能涵盖控制权的全部。因为仅就“剩余”这一概念而论，它就意味着除此之外，还有别的“存在”，此“存在”只是别的“存在”的“剩余”，并且没有别的“存在”的存在，此“存在”也就不可能“存在”。以此而论，控制权的涵义耍大于剩余控制权，它包括了契约中规定的决策权和没有规定的决策权两部分。杨瑞龙、周业安(2000)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并给控制权予以另外的定义，但他们又试图去扩充剩余控制权的内涵，并基于避免因概念内涵的含糊性所引起的理论上的混乱，而把剩余控制权定义为企业的重要决策权。这反而使相关概念的内涵更为混乱。事实上，我们认为以“对企业的重要事项和主要活动的决策权”来定义控制权，反而是比较恰当的，它既避免了控制权与剩余控制权的混淆，又对控制权的权能具有较清晰的界定。

对控制权作了讨论后，再来看它与控股权的关系。一般地说，控股权是指股东达到控股程度时的持股比例。控股权与控制权既有联系又相分离。一方面，通常情况下控制权以控股权为前提，没有控股权就没有控制权；另一方面，两者大多数情况下是分离的，除极端的情况(如100%的控股权等于100%的控制权)外，控股权总是小于控制权，因为理论上说，单个股东只要拥有51%的控股权，就可拥有对公司100%的控制权，从而对公司重要事项和重要活动具有决策权。现金流权是指股东能从公司正常的经营利润即剩余收益中分得的份额，这里通行的是同股同利的原则。因而任何一个股东的现金流权均与其持股权相等，即若某股东的持股权(比)为10%，则其现金流权亦为10%，依此类推。

由此可见，除100%控股权这一极端情况外，大股东只要拥有51%的控股权，其控制权就必然与其现金流权相分离，具体而言，其控制权必然大于现金流权。既然如此，理论上说控制性股东基于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考虑，就应当谋求现金流权的增加直至其获得的现金流权与其控制权相等。如果这样，控股股东将不会考虑或较少考虑通过其他渠道谋求控制权利益最大化(刘峰等，2004)。然而，通常意义上的现金流权是依据股东所持股份应获得的权益，它属于契约中已经确定的事项，因而大股东很难通过现金流权的增大实现控制权收益最大化。即使控制性股东在一定的意义上可以强制地为自己谋取更多的现金流权，但它可能付出的声誉损失甚至法律诉讼(DyckandZingale，2004)等成本，也可能使这种行为得不偿失。因此，控制性股东要实现控制权收益的最大化无非是两种选择，一是以隐蔽的手段和方式谋取更多的现金流权，二是另谋他途。由于再隐蔽的手段都有可能面临败露的风险，因而另谋他途可能更为理性。

控制权与现金流权的分离或者说现金流权小于控制权这一现象的存在，意味着控制权并未为它的拥有者带来任何收益。如果这样的话，控制权就变得没有任何实际意义，从而没有人会愿意拥有控制权，因为获得控制权也需要成本(这一问题将在下文讨论)。如果控制权收益的获取是一个必须的前提，而现金流权因属契约规定的事项且强行获取的成本过高，因而难以从中实现控制性股东的控制权收益的话，那么，大股东通过其他方式实现控制权收益从而侵害中小股东的利益就是一种必然。而且，控制权与现金流权的分离程度越高，大股东谋求控制权收益的欲望就越强，对中小股东的侵害程度就越高。这表明，控制权与现金流权的分离会加剧大股东侵害的激励(Claessensetal，2002)。

(三)控制权的成本与控制权收益的成本

许多研究已涉及或指出了控制权成本的某些具体形式，但并未以控制权成本之名来概括控制权成本之实。我们认为，控制权成本应由两部分构成，一是控制权形成或获取过程中控制者的成本，二是控制权形成后控制者的责任和风险，即控制权的维护或维持成本。前者可称为事前成本，后者可称为事后成本，两者之和构成控制权的总成本。

控制权的事前成本主要指获得控制权所需的控股权而为股份集中过程支付的各类成本。股份集中通常又有两种方式，一是在公司设立时就存在具有控股权的股东(如我国的国有上市公司)，二是在公司设立并上市后，通过股权的收购形成控股股东。在前一种方式中，控股股东的成本主要包括为认购其所持股份而支付的成本和为公司设立并上市所支付的相关成本；在后一种方式中，主要包括为收购股份所支付的股权价格和收购过程中的交易费用。由于控制权是有价值的(ShleiferandVishny，1997)，因而大宗股权交易价格与少量股份的事后交易价格相比有巨大的溢价(BarclayandHolderness，1989，1992)，而且在争夺企业控制权的情况下，溢价会快速上升(Zingales，1994)。这就意味着为获得控制权而收购股份要支付更高的成本。

控制权的事后成本主要包括：第一，控制性股东的风险。由于投资集中于一个公司而非小股东式的分散投资，大股东因此要承受更多的风险(DemsetzandLehn，1985)，同时也会失去多样化投资可能获得的利益(Hart，1995)；第二，大股东的监督成本。由于大股东的利益与公司利益具有一定程度的“协同效应”，因而其有动力去收集信息并监督经理行为(ShleiferandVishny，1986)，但大股东在这个过程中必须支付相应的成本；第三，大股东的社会责任。现代公司越来越凸现利益相关者的利益最大化这一治理理念及在这一过程中公司的社会责任，正如OECD(1998)所指出，现代公司应当对于环境保护和社会道德水准，以及他们所经营于其中的社区的期望作出积极反应。公司社会责任的主要承担者即是大股东，这一点在我国国有上市公司表现得尤为突出；第四，控制权转移的“防御”成本。在资本市场较发达的国家如美国，控制权市场也相对成熟，控制权转移的事件层出不穷，其中的一个主要机制是敌意接管(JensenandRuback，1983；FranksandMayer，1990)。为防止因可能的敌意接管而丧失控制权，控制性股东需要支付相应的防御成本包括“反接管”过程中的各类费用等。

可见，控制权的获取和维持都是需要成本的，由此提示我们：控制权收益是否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当我们继续沿着“控制权收益二大股东侵害”这一逻辑展开分析时，另一个关于成本的问题又不可避免地展现出来，即控制权收益的获得也是有成本(风险)的或如LLSV(2002)所指出的那样，大股东侵害小股东的行为是要付出成本的。那么，控制权收益的成本是什么呢?Dyck和Zingales(2004)指出了其中的声誉损失和法律诉讼风险。Fan和Wong(2002)指出小股东会通过“退出”策略以拉低股价来惩罚大股东。Gremer(1995)，Schmidt(1996)认为，大股东对经理和员工的侵害可能导致他们对企业投入的人力资本减少；与此相关的另一些观点，大股东的侵害会导致公司绩效的损失(Baeetal，2002)，最终也会因此使大股东的现金流权收益减少。Shleifer和Vishny(1997)，LLSV(1997)指出，大股东对小股东的侵害会导致潜在的投资者失去资金供给意愿，从而使公司的外部融资下降。外部融资的下降意味着可供大股东侵占的资金来源减少，进而影响其控制权收益。国内学者唐宗明、蒋位(2002)提出了另外一种成本，即侵害过程中的资源耗费，指金字塔、交叉持股的家族控制公司中的组织成本和税负增加。除此之外，我们认为，控制权收益的成本还应包括以下内容：(1)控制权收益的不可持续性。如果大股东过度侵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则必然导致公司发展的不可持续性，使控制权收益“断流”。因为公司被掏空后，大股东的进一步掏空行为就无法持续。(2)利益相关者的抛弃，如银行不再贷款、员工的离心倾向、供应商的退出、消费者的远离等。

所有这些便构成了大股东控制权收益的成本。由于可能面临这一系列成本及风险，理论上说，即使在法律保护不甚完善的情况下，大股东也许并不可能随心所欲地侵害小股东的利益和毫无顾忌地从他人那里重新分配财富，即使他确有这种能力。如果这一推论成立的话，那么，大股东对小股东的侵害程度就应取决于控制权的边际收益与其侵害行为的边际成本的权衡(tradeoff)。但是，控制权收益的成本这一概念，很容易让人联想到“窃贼要为所窃支付成本”这一问题，因而逻辑上并不必然成立。

(四)控制权收益的若干悖论

1.控制权收益与小股东法律保护的悖论

几乎所有国家证券市场立法的一个核心，都旨在保护投资者尤其是中小投资者的利益。原因在于，证券是一种私人合约，它内涵的权利请求要弱于正式而详细地列明权利与义务的一般合约，因而证券所隐含的许多权利实际上依赖于法律体系和政府监管条例来完成。从这个意义上说，证券的价值由它们所隐含的法律权利和保障这些权利的司法体系共同决定，在某种情况下可能更多地是依赖于法律体系对投资者权利的保护程度和这种保护的有效性(易宪容，2003)。在投资者中，中小投资者由于处于信息弱势和产权弱势，而公司治理是将公平原则内嵌于基于产权的强势原则中(陈汉文等，2005)，因而证券立法通常更关注和重视对中小投资者利益的保护，目的在于其利益免遭具有信息优势和产权优势的大股东的侵害和剥削。因此，对中小投资者利益的保护成为各国证券立法和监管的一个基本出发点，换言之，保护中小投资者利益是天经地义的。

另一方面，从大股东的角度来看，之所以愿意支付成本去谋取对公司的控制权，其目的除获得现金流权收益外，更重要的是谋取控制权私人收益，即随控制权而来的其他股东不能共享的利益，或者说是现金流权之外的其他利益。由于现金流权的增加在控股权(持股比例)既定的情况下必然受到公司剩余收益增长的制约，因此，大股东的利益最大化在很大程度上就表现为控制权收益的最大化。于是，在经济人这一普遍性假设下，大股东谋求控制权收益的最大化当无可厚非。

然而，问题在于如前所述，大股东的控制权收益本质上来源于对其他股东利益的侵害，是“以有效和无效的方式从他人那里重新分配财富”(ShleiferandVishny，1997)。在这里，大股东与中小股东利益冲突的背后，实际隐含的是控制权收益与中小股东权益法律保护的冲突。因为既然控制权收益建立在对中小股东权益的损害，则为防范这一侵害所施行的法律保护就必然会抑制和减轻这一侵害，从而导致控制权收益的减少甚至消失。因此，如果法律保护完善会导致控制权收益的减少甚至消失，那么控制权就不可能为它的拥有者带来任何实际意义。进一步地，如果谋求控制权收益最大化是大股东作为经济人的本性使然，则控制权收益与中小投资者法律保护的冲突，实际上意味着古老的经济人范式与现代法律范式的冲突。对这一冲突可能的解决方法有三：一是重新定义经济人或抛弃经济人范式，这一点看来很难。二是抛弃证券立法对中小投资者保护的理念。这一点显然更不可能，因为它直接损害了证券市场的根基。三是重新阐释控制权收益的性质(这正是下文将要做的工作)。

2.控制权收益与其可持续性实现的悖论

控制权收益是大股东最大化自身价值的利益载体，理论上说，控制权收益的最大化行为应当是一个可重复的过程，而不是一次性行为，或者说它是一个多期模型而非单期模型。只有每期的控制权收益最大化并使之可重复进行，控制权总收益才可能实现最大化。如果控制权收益仅表现为单期或少期的最大化，则与多期最大化的情况相比，前者显然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最大化。这就如同杀鸡取卵与养鸡下蛋的道理一样。因此，控制权收益实际上内涵着这样的规定，即它是一种长期收益。然而，如果控制权收益本质上又是对中小股东及其他利益相关者的侵害和掠夺并最终“掏空”(tunneling)公司的话，则公司的衰败和其他利益相关者的众叛亲离将无可避免。如果公司因大股东的过度索取而最终走向破产，控制权收益就将不复存在，因为“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在此，我们看到了这样一个悖论，即控制权总收益的最大化必须以控制权收益的可持续性为前提和基础，但由对中小股东及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剥夺进而对公司的掏空而来的控制权收益最大化的过程本身，又在毫不留情地毁灭着这一前提和基础。由此而论，控制权收益很可能是一把“双刃剑”：既伤人，亦伤己。

面对控制权收益这一悖论，从大股东的角度来说，可能的选择有二：第一，将控制权收益作为一种短期收益，大股东作为典型的经济人行为具有短期利益偏好。但短期偏好是否是经济人行为的唯一价值选择是值得探讨的。山第二，使控制权收益具有可持续性，即使之长期化，为此必须在获取控制权收益与实现公司的可持续发展从而使之能够可持续提供控制权收益的实现基础之间取得平衡，这又可有两种选择，一是给上市公司以支持，这就是我们在一些文献(Friedmanetal，2003；刘峰等，2004；李增泉等，2005；田利辉，2005)中看到的大股东的两面性；另一种办法是重新审视控制权收益的性质并界定其合理的范围。

3.控制权收益与市场均衡的悖论

新古典经济学的一个重要成就是从形式逻辑上证明了市场均衡的存在性、唯一性、稳定性及其与帕累托最优的一致性。市场均衡意味着任何投资主体都不可能获得超额收益，由于超额收益产生于套利(arbitrage)，因而这是一种无风险收益。因此，在市场均衡的情况下，任一经济主体都只可能获取与其风险相对应的收益，而不可能获得无风险收益。在现代经济学与金融学研究中，均衡分析或者说无套利均衡分析是公认的基本范式之一，市场均衡是研究问题的逻辑起点。

依此而论，作为超额收益的控制权收益是均衡范式中不应存在的一种收益，因为任何一个股东不论其持股多少，其收益和风险便由其投入公司的股份做出了界定，也就是说公司的所有利益和风险都等额分摊到了每一股份上，对每一股东来说其收益的多少完全由其持股的多寡所决定。从这个意义上说，作为“法律假设”的现代公司(JensenandMekling，1976)并不存在可被控制性股东获取的其他收益，这也是市场均衡在公司利益机制中的一种体现。然而，如果控制权不能为它的拥有者带来任何收益的话，拥有控制权就没有什么实际意义，而拥有控制权便不再是经济人的一种理性选择。就此而论，控制权收益的存在和获取也就成为了控制权运作的逻辑起点。在此我们可以看到控制权收益的另一个悖论，即它与市场均衡情况下控制权收益的不可存在性矛盾，因为市场均衡就意味着不存在和获取超额收益的可能，反之，超额收益的存在和获取就意味着均衡状态受到了扰动。如果这种收益具有系统性和长期性特征，则均衡分析范式就值得怀疑。

三、控制权收益的重新界定与超控制权收益

按照前文所述，现有文献将控制权收益定性为超额收益和大股东对中小股东的侵害。这一定性看起来似乎可以解释现代公司中控制性股东滥用控制权以谋私利的一些现象，但它将控制权收益推至毫无合理的存在依据且必欲除之的境地，无疑也体现了这一思维逻辑极端性的一面，而且它至少无法解释以下这三个问题：一是控制性股东获取和维持控制权的成本及这些成本(责任、风险)是否需要得到合理的补偿和如何补偿问题，二是上文所分析的控制权收益的三个悖论，三是控制权收益所潜在的风险对谋求控制权收益行为的约束问题。

(一)作为控制权成本补偿的控制权收益

要比较好地解释上述三个问题，我认为必须对控制权收益的性质做出新的界定。由于控制性股东获取和维持控制权存在着成本，按照经济学的一般原理，这些成本是需要补偿的或者说要求为它的支付者带来相应的收益。根据前面的分析，在股东的利益结构中，大股东毫无疑问可获得现金流权这类收益，但同样毫无疑问的是现金流权收益是所有股东都可依持股比例获得的共享收益，从性质上说它与股东的持股比例无关。控股股东因持股比例相对较多，无疑可获得比中小股东更多的现金流权益，但这只是他正常的投资收益而与其控制权无关。也就是说，现金流权这类收益并未为控制权留下收益的空间。因此，如果现金流权是所有股东唯一可获取的收益的话，控制权成本的补偿就无从谈起。于是，客观上需要控制权收益的存在。在这个意义上说，控制权收益应定性为对控制权成本的合理补偿，也可以说是大股东投资于控制权所获得的正常投资收益，是控制权的风险溢价。如果我们这样去定义控制权收益及其性质的话，就意味着它是一种合理的而非悖理的收益，是大股东正常的而非超额性收益，是对控制权成本的回报而非对其他股东的侵害。

如果这样定义控制权收益的话，一方面，可以使控制权成本的补偿问题具有合理的形式，并因此使控制权的获得和维护对其拥有者具有实际意义，从而可以进一步解释为什么现实中控制权的争夺如此激烈；另一方面，可以较好地解释上文述及的控制权收益的三个悖论：由于控制权收益是对控制权成本的补偿而非对中小股东的剥夺，因而保护中小投资者的法律规范并不同时意味着对控制权收益的排斥和剥夺；由于这是一种合理的收益，因而控制权收益的获取和存在并不同时意味着对公司的“掏空”而使公司走向衰败、进而从根本上毁灭控制权收益所依以存在的根基，从而使控制权收益的存在具有可持续性的可能，这同时也可解释现代公司中大股东谋求控制权收益并未导致这些公司因此走向衰败这一客观事实；由于控制权收益并非对控制权正常收益之外的超额回报(因为如果没有正常收益的话又何来的超额收益)，因而控制权收益的存在并不同时意味着对市场均衡的破坏；再一方面，既然控制权收益是这样性质的一种收益，理论上说其获取者就不应再承受控制权成本以外的其他风险及成本，从而有助于解释控制权收益的成本这一概念内含的逻辑矛盾，进而有助于解释为何“控制权收益的成本”对谋取这一收益者的约束作用，即前文所述的那些所谓的控制权收益的成本，实际上并非是此处我们所定性的控制权收益所具有的成本，而应是超出这一正常控制权收益之外的其他收益所面临的风险或成本，而这种收益的风险才真正是“窃贼的风险”，所以这种风险才对它的行为者具有约束或威慑作用。

当我们对控制权收益做出这样的定性后，随之而来的问题是，既然控制权收益不再是来自大股东对中小股东的剥削，那么它的载体是什么，或者说它的具体存在形式是什么?根据控制权收益是控制权获取和维护成本的合理补偿，是控制权的风险溢价这一规定，可以设想将因大股东控制权的存在导致公司绩效的改进进而使公司价值增加的部分，视为大股东控制权收益的基本实现载体。具体而言，我们假设一公司的初始股权结构为股权高度分散，任一股东都没有对公司的控制权，此时公司实际上为经营者控制。由于没有控制性股东对经营者实施有效的监督，则公司经营者的努力程度不变。假定公司的收益(r)取决于要素投入(包括各种要素投入)和经营者的努力程度，并将初始股权结构时的收益、要素投入和经营者的努力程度分别设为r0、x0和y0，则有

r0=f(x0，y0)(1)

此后，如果公司的初始股权结构不变，x0和y0也保持不变，则r0亦不变。此时，如果公司的剩余收益全部在股东之间按持股比例进行分配，则所有股东的收益均表现为股权现金流权收益。

随着初始股权结构的改变，公司出现了控制性股东。控制性股东因持股较多，即使完全按持股比例分配公司剩余收益，其所得总量也相对较多。于是，大股东有动力去收集信息并监督经营者的行为，也有足够的投票控制权对经理施加压力(ShleiferandVishny，1986)。在这种情况下，经营者的努力程度就有可能因此提升，于是公司收益就不仅取决于x0和y0，同时还取决于控制权的作用(z)。假定控制权的作用主要通过改善经营者的努力程度来体现，则叫将控制权对提升经理努力程度的作用定义为y1且y1=g(z)，此时公司收益定义为r1，则有

r1=f(x0，y1)(2)

随着公司控制权作用的体现及在此基础上经营者努力程度的增加，公司收益因此形成了一个增量△r，且△r=r1-r0。假定在这个过程中x0不变，即公司的要素投入没有增加，其对△r未产生贡献，则实现r0向r1转换的因素就是丁的改变，即y这一因素由y0变为y1，表明经营者努力程度的增加。由于y1=g(z)，因此，△r实际上就是控制权介入公司治理的作用结果。很显然，这一结果也未体现中小股东的任何边际贡献。

既然如此，且从前文的分析已知，控制权的获取和维护都需要支付成本，大股东对经营者的监督也需要成本。因此，理论上说，△r的索取权应归属于控制性股东，作为其控制权成本的补偿。如果我们进一步将r1定义为现金流权收益，则r1可分解为股权现金流权收益(s)和控制权现金流权收益(c)，即

r1=s+c(3)

其中s部分又分为控制性股东的股权现金流权收益(sk)和中小股东的股权现金流权收益(sm)。由于△r并未体现中小股东的贡献，故其收益仅为sm，且

sm=s-sk(4)

而此时大股东的总收益(T)则包括股权现金流权收益和控制权现金流权收益这两部分，即

T=sk+c(5)

经过这样的理论处理，控制权成本便有可能得到合理的补偿，控制权的收益亦有了合理的载体，而这个载体并非来自大股东对中小股东的剥削，因为中小股东并未遭到任何损失，充其量只是使其不再具有“搭便车”的可能，使其不再享受“搭便车”的好处。但是，由此则形成了对控制性股东监督行为的激励性制度安排。就此而论，本文对控制权收益的修正和重新界定，具有激励大股东监督行为和抑制中小股东搭便车行为的双重效应。因此，总体上说这是一种帕累托改进。

当然，控制权收益除上述货币性收益外，也包括“非货币收益”，如大股东通过控制权实现自身的战略目标，因拥有某一公司的控制权而给大股东带来的地位、声誉及心理上的满足感，在公司管理层安插自己的亲信，等等。

(二)作为大股东侵害的超控制权收益

当大股东通过股权获得股权现金流权收益和通过控制权获取控制权现金流权收益及相关的非货币收益后，其是否满足于以此为限的个人收益最大化?从经济人本性的角度来说，答案显然是否定的。于是，大股东仍会利用自己的控制权以各种方式进一步谋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这就是现有文献中的控制权收益，其实质就是对中小股东及其他利益相关者的侵害，是对公司的一种“掏空”行为。很显然，当我们对控制权收益做出重新界定后，大股东的这类收益就已不再属于控制权收益的范畴。对此我们提出另外一个概念，即超控制权收益或称控制权超额收益。这是一种基于大股东利益最大化的动机、依托控制权的行为能力、与控制权成本补偿无关而为大股东强制获取的超过控制权收益以上的收益。如果说基于控制权成本补偿或控制权风险溢价意义上的控制权收益，表现为对公司增量现金流权的配置取向，那么，超控制权收益则表现为对公司存量财富的再分配，即大股东以各种方式“从他人那里重新分配财富”(ShleiferandVishny，1997)。因此，超控制权收益总体上可视为是大股东的“道德风险”(moralhazard)，其中的一些行为则明显具有触犯法律的特征，因而难免遭受法律诉讼的风险(DyckandZingales，2004)。

当我们提出超控制权收益或称控制权超额收益概念后，此时，控制性股东的总收益便由股权现金流权收益、控制权现金流权收益和超控制权收益(w)三部分构成，式(5)便变为

T=sk+c++w(6)

由于超控制权收益来自对中小股东的剥削，则w与式(4)中的sm具有此长彼消的关系，这时，中小股东的收益便不再如(4)式所示，而是sm-w后的剩余部分。这部分的大小就取决于大股东对中小股东的剥削程度，而这个剥削程度如何则取决于大股东最大化自身利益的追求行为和法律对中小股东利益的保护程度这两个因素。在经济人总是尽可能谋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这一普适性假设下，实际上就取决于法律保护的完善程度。于是，超控制权收益才是真正依法律保护状况而消长的一种“状态依存收益”。当法律保护很完备时，这种收益就将消失，但这种状况完全不影响控制权收益的存在，进而不会影响控制权市场的正常运行，也不会影响大股东对公司经营者的监督努力。当然，这里尚需讨论的另一个问题是，如果大股东的监督努力并未改进公司绩效，从而并未形成△r这一增量收益时，大股东的控制权成本又如何实现补偿呢?这时就很有可能出现这种情况，即大股东的控制权成本补偿一开始就进入超控制权收益这一补偿通道，通过超控制权收益来补偿其控制权成本，其结果就是加剧了大股东对中小股东的侵害程度。

为了进一步说明超控制权收益的性质，我们再具体讨论一下控制权收益与超控制权收益的异同。两者的相同之处是，它们都是基于控制权而来的收益，都是大股东依托对控制权运用过程所实现的收益，都是控制权的行为能力所产生的结果。但是，两者具有本质的区别。首先，控制权收益是对控制权成本的补偿，是控制权的风险溢价，因而是一种补偿性收益；而超控制权收益是大股东基于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运用控制权的行为能力获取的超过控制权成本补偿的收益，因而是一种超额收益。其次，在控制权能够正常作用于改进公司绩效进而能够产生控制权现金流时，控制权收益具有合理的载体，能够得到正常的保障；而超控制权收益缺乏合理的载体和保障。第三，控制权收益来源于公司绩效改进所产生的增量收益，因而它的实现并非以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利益损失为代价和前提；而超控制权收益是对公司存量利益的再分配，是对他人财富的转移，因而它必然表现为对小股东利益的侵害和剥夺。第四，控制权收益是应当受到法律保护的一种收益，因而在控制权正常作用于公司绩效改进的情况下，这种收益具有相对稳定性；而作为对他人财富掠夺的超控制权收益，其损人利己的特质是法律必须约束和惩戒的，也是道义所不齿的，因此，这类收益具有“状态依存”的特征，即它依法律对中小股东的保护状态而消长，法律保护越弱这类收益就大，反之就越小甚至消失。第五，控制权收益的获取过程通常不再需要支付成本和承担风险；而超控制权收益的获取过程则充满了风险，对此，本文在对现有文献所定义的控制权收益的成本的分析中，已作出讨论。第六，控制权收益对控制者具有激励作用，因而有助于改进公司的绩效；而超控制权收益带来的是负激励，最终可能导致公司的衰败。

由此可见，超控制权收益在性质和载体上都与控制权收益具有本质的差异。现有文献由于忽略了大股东的控制权成本补偿问题，也没有超控制权收益的概念，因而将大股东超过股权现金流权收益以外的其他收益，一律视为大股东对小股东的侵害，这无疑混淆了控制权收益与超控制权收益的本质差异，并因此导致一系列自相矛盾的问题。事实上，除性质和载体不同外，超控制权收益在形式上也与控制权收益完全不同，前者的具体形式大致包括：(1)大股东占用上市公司资金并为其旗下的其他公司所用；(2)大股东强制要求上市公司为其旗下的其他公司提供担保；(3)通过关联交易将上市公司利益转移至大股东属下的其他公司；(4)大股东通过各种隐秘方式攫取上市公司利润；(5)基于大股东的利益而随意变更上市公司资金投向；(6)通过其他方式向大股东进行利益输送。

参考文献

刘峰、贺建刚、魏明海，2004：《控制权、业绩与利益输送——基于五粮液的案例研究》，《管理世界》第8期。

田国强，2005：《现代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框架与研究方法》，《经济研究》第2期。

唐宗明、蒋位，2002：《中国上市公司大股东侵害度实证分析》，《经济研究》第4期。

杨瑞龙、周业安，2000：《企业的利益相关者理论及其应用》，经济科学出版社。

股东利益范文篇3

论文关键词：公司治理结构；公司法；中小股东利益保护

鼓励投资兴业和完善公司治理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举措，公司治理结构的理想模式，实质上旨在寻求公司内外各方利益的协调。公司治理结构设计的重心便是利益制衡，在此基础上，如何限制大股东或经营者利用其优势地位侵害中小股东的利益成为了公司治理中不得不关注的课题。

一、中小股东利益保护的必要性

既然公司要以保障股东利益为根本，那么对待公司股东就要一视同仁，不能因为所占股份的差别而区别对待。相对于大股东而言，中小股东是弱势群体，公司法律制度应该为其提供内部法律救济手段和外部法律救济手段，如果相应救济机制没有建立，那么中小股东的利益就会受到损害。近几十年的实践表明，我国的公司治理结构由于缺乏培育还很不完全，股东会由于消极参与和制度欠缺等原因出现了股东会的形骸化。股东会的作用不能有效发挥，公司事务的决策权几乎完全被董事长、总裁或大股东所控制，中小股东的表决权仅仪在理论上存在，大股东实际上操纵了股东会，这一切都使中小股东的利益保护无从谈起。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发展迅猛。但是，由于制度本身和实践中的“缺位”，作为市场上众多的中小股东的利益却难以得到有效保护。究其原因，主要有：

(一)大股东与中小股东间的信息严重不对称

大股东往往掌控公司多方面的信息，在公司决策过程中往往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因而公司的运作更多的反映出大股东的利益诉求。中小股东虽然同为公司的所有者，但由于其力量单薄，了解信息的渠道狭窄，对信息的综合把控能力明显欠缺。在“一股一票”的形式平等下，中小股东对未来信息的预测决断更难以确定。

(二)资本市场的投资者结构不合理

证券市场上80％的投资者为自然人投资者，缺乏成熟的机构投资者，也就是说制约控股股东违规和侵害行为的专业投资机构不多，这就使控股股东有机可乘，中小股东的利益易被剥夺。

(三)大股东采用各种手段侵害中小股东利益的现实状况

现实中大股东侵害中小股东的利益方式多种多样，故意披露虚假信息、操纵利润、故意掏空上市公司资产、操纵股价等都时有发生，中小股东投资公司的期待利益不仅无法实现，反而遭受更大的利益损失。

此外，资本市场法律法规不完善、执法不力、监督难以到位等因素，也是中小股东利益需要保护的重要原因。以上这些制度和现实因素共同要求巾小股东利益保护机制的构建，呼唤完善的法律体系的出现。

二、公司法中的中小股东利益保护制度

(一)异议股东股份回购请求权制度

公司法第75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对股东会该项决议投反对票的股东可以请求公司按照合理的价格收购其股权：公司连续五年不向股东分配利润，而公司该五年连续盈利，并且符合本法规定的分配利润条件的；公司合并、分立、转让主要财产的；公司章程规定的营业期限届满或者章程规定的其他解散事由出现，股东会会议通过决议章程使公司存续的。

(二)累积投票制度

累积投票制度的引进是公司法修改中的一大亮点。累积投票制为美国公司法为增强小股东对公司的控制力而创设的表决制度，即在选举董事或监事场合，每一股拥有与待选董事或监事数目相当的多个表决权时，允许股东把其表决票集中投于一人名下。我国公司法第106条第1款规定：股东大会选举董事、监事，可以依照公司章程的规定或股东大会的决议，实行累积投票制。这就在法律层面上明确了累积投票制的适用范围。采用累积投票方法，当中小股东将其表决票集中使用，就能形成足够的影响力，选出自己中意的董事。

(三)增强股东的知情权

股东的知情权作为股权的内容，是股东参与公司运作的基本权利，是股东利益的屏障。虽然在1993年《公司法》中已经规定了股东有权查阅股东会会议记录和公司的会计报告，但在实践中，股东查阅股东会决议、了解公司运行状况的权利常常由于缺乏制度保障而得不到实施，并且查阅的文件范围过窄，以虚假信息欺骗中小股东的事件不断涌现。因此在修订后的公司法中，增强股东的知情权成了中小股东利益保护措施的重要一环。

(四)对利害关系股东表决权的限制排除

股东表决权排除，是指当某一股东与股东火会讨论的决议事项有特别的利害关系时，该股东或其人均不得就其持有的股份行使表决的制度。这项制度的设立促使公司的决议更加公正，防止资本被滥用，对公司整体利益的保护是有利的。由于我国一股独大的现象非常严重，因此这一制度对我国上市公司治理及中小股东的保护具有重要意义。

(五)股东直接诉讼和派生诉讼制度

公司法第153条规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的规定，损害股东利益的，股东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这便是股东直接诉讼制度在法律中的体现。特别是对于中小股东来说，当公司的经营者通过其多数决对公司决议施加影响，直接侵犯中小股东利益时，该制度便赋予了中小股东的诉讼权利，成了中小股东寻求法律救济其利益的方式。修订后的公司法扩展了既有的股东直接诉讼制度，扩大了诉讼的范围，有利于改变中小股东与大股东博弈悬殊的局面。

我国公司法对股东派生诉讼制度的主要内容是：一是股东派生诉讼的原告资格，对于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其提起股东派生诉讼没有资格上的限制；对于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只有连续180日以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1％以上股份的股东才有提起股东派生诉讼的资格；二是股东派生诉讼的被告：我国股东派生诉讼的适格被告不仅包括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大股东等公司内部人员，也包括任何侵犯公司利益的公司以外的第三人；三是股东派生诉讼的条件：为了防止个别股东滥用诉权，发挥股东派生诉讼的真正价值，股东在提起股东派生诉讼之前必须先寻求公司的内部救济，只有公司机关拒绝或怠于提起诉讼后，原告股东才可以提起派生诉讼。此前置程序能够减少不必要的诉讼，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

三、以股东为中心的利益机制的构建

现代企业制度的核心便是公司的治理结构。公司治理结构(CorporateGovernance)，是指适应公司的产权结构，以出资者(股东)与经营者分离、分立和整合为基础，连接并规范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经理相互之间权利、利益、责任关系的制度安排。它包括公司的组织结构及其运行机制两方面。

公司治理结构与宪政理论中的国家治理形式有很大相似性，权力的分立与制衡原则同样贯穿于公司治理结构中。公司的经营管理呈现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三权分立，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三会并存的基本架构。股东类似于国家的选民，公司类似于国家的政府，股东大会类似于议会，董事会类似于执政者，公司章程被视为公司宪章，”执政者”必须接受股东大会的监督制约。

股东大会是公司的最高权力机关，股东是公司的所有者，这是传统的公司法理论所普遍奉行的两大理念。在此基础上，股东会中心主义应运而生。另外，公司的董事必须经由股东会选举产生；公司经营的重大事项由股东会决定。这种股东会至高无上、董事会完全依附于股东会的公司权力分配格局被称为股东会中心主义。

现代公司的发展，理论上强调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在我国到底应该强调股东利益的保护，还是董事会至上成为了激烈争论的话题。笔者认为，构建以股东为中心的利益机制仍是我国公司治理模式中应当坚持的方向。这是因为，公司自出现以来，营利性便是公司的本质属性，股东利用股权实现其利益也是其投资于公司的根本目的。按照股东为公司所有者的理论，以股东为中心，促进股东利益最大化，强调投资回报最大化仍是现代公司治理的核心。股东把公司交由董事会经营管理应理解为现代经济体制下为股东服务的新举措，真正的利益核心仍是股东。同时，大力进行经济建设仍是我国当前的中心工作，为了促进投资者的积极性，促进市场的信心，调动全社会的经济活力也要求我们必须坚持以股东为中心的利益机制。因此，我国公司法仍然规定股东会为公司的权力机关和最高权力机构，关系到公司经营方面的一切重大事项都要由其最终决策，董事会要对股东会负责，这就从公司治理结构上保障了股东利益优先。

股东利益范文篇4

【关键词】控股股东;小股东;股利分配政策

一、引言

股利分配政策是上市公司处理利益关系的焦点之一,直接影响到公司股东的切身利益。定期进行的股利分配是公司借助资本市场进行调整的重要手段。它以公司发展为目标,以股价稳定为核心,在平衡企业内外相关主体利益的基础上,对于净利润在提取了各种公积金后,如何在给股东发放股利或者留存于公司再投资这二者之间进行选择而采取的基本态度和方针政策。由于我国上市公司的特殊股权结构,即控股股东和小股东并存的现状,导致上市公司的股利分配政策主要是在控股股东的主宰下,从自己的利益最大化为出发点而制定的,是为控股股东的利益服务的,从而严重侵害了小股东的利益。

所谓控股股东,是指掌握公司控制权达到一定比例,能够左右股东会和董事会的决议,从而可以控制公司局面的股东。小股东,就是股市中主要由一般居民构成的中小散户。在我国,其具有如下几个特征:一是很大一部分是由层次比较低的居民构成,缺乏投资能力和自我保护意识。二是其主要目的是投机,通过在二级市场买卖股票来获取价差,因此持股时间相对较短,造成无固定的小群体和缺乏共同保护的组织机制。三是相对于大股东、管理层和其他相关机构来说,小股东处于信息不对称的信息最弱势方。

二、我国上市公司股利分配政策对小股东利益的侵害

在我国的市场经济中,以现金股利、股票股利以及股票回购等形式体现的股利,特别是现金股利,不仅是广大投资者获取投资回报最基本、最主要的渠道之一,而且作为股东权利的现实体现,也是股份公司制度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并得以维持、发展的一个重要基石。但无论是与西方股利理论,还是与发达国家、甚至与很多发展中国家的股利实践相比,我国上市公司股利分配政策的实践近年来却表现出许多独特之处。无论上市公司奉行何种股利分配政策,持有流通股股份的广大小股东与控股股东相比,都处于一种被忽视、被掠夺的不公平地位。具体表现如下:

(一)股利分配政策缺乏长远规划和相对稳定性

股利作为对公司投资者的一种补偿,是上市公司的责任之一。为了维持公司形象,国外上市公司一般都倾向于对股利分配政策进行阶段性规划,保持相对稳定的股利分配政策,均衡某一阶段的股利水平。然而,我国大多数上市公司没有按照企业发展的生命周期规律对股利分配进行中长期规划,而是各年决策临时制定,股利分配政策缺乏战略性方针的指导。有的公司直接根据再融资行为来决定当年是分派现金股利还是送股或配股,有的公司甚至随意更改分配方案。所以我国上市公司股利分配形式均频繁多变,缺乏连续性,未形成相对稳定的股利分配政策。上市公司股利分配的这种行为,限制了金融市场对投资者的信息传递作用,减弱了市场的有效性,可能引起二级市场的混乱和股价的异常波动,严重侵害了广大小股东的利益。

(二)股利支付率较低且送股配股盛行

我国上市公司股利分配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总体支付率较低,不分配的现象带有普遍性。虽然派现公司的股利支付率水平尚可,但平均支付率约为30%,且呈不断下降的趋势。股利不分配现象盛行,甚至有些有能力分配的公司也倾向于不分配股利。另外,我国上市公司高度关注的是实现股本扩张,很多上市公司选择以“送股”为主,而较少派现的分配方式,而且往往伴随着配股行为。这一股利分配特点虽然是我国上市公司在利润分配方面富有创造性的表现,但是却容易给投资者造成一种分配方案良好的假象,导致股市鱼龙混杂,影响投资者作出理性的投资决策,干扰市场秩序。从公司本身来讲,过分反复送股将不可避免地引起每股净资产和每股盈余的下降,很难达到高价位股票购买者的预期,使广大小股东的收益偏离预期水平。

(三)滥用股利信号传递作用

上市公司管理层通过发放股利向股东发送相关信息就是股利的信号传递作用。特别是股利分配政策的变化对股票价格和投资者行为有影响。国内一些学者的研究表明,我国确实存在股利信号传递效应,而且送股有明显效应,但现金股利却不太明显。然而,我国上市公司表现出滥用股利信号的倾向。国外上市公司在利用股利信号时往往比较慎重,大多采用相对稳定的股利分配政策,只有当公司的持久盈利受到非暂时性冲击时才改变股利分配政策,以向公众表明这种持久性的变化。如果变化是暂时性的,多采用额外股利等价值信号较小的方式来反映短期变化。而我国多数上市公司采用非稳定的股利分配政策,在公司持久盈利能力没有多大变化或出现暂时性冲击时,就频繁变动股利发放形式和数量来向市场传递信息。很多公司纷纷推出送股的分配方案,而研究表明我国送股具有显著的信号作用,这二者的相符也说明上市公司企图利用送股来传送信号以促使股价上涨,但这种股价的上涨却不代表公司价值的真正提升。上市公司滥用股利信号的行为会误导小股东投资者产生某种错觉,影响其决策的合理性,降低市场资源配置效率。

(四)部分股利分配行为不规范

我国上市公司的股利分配还存在一些很不规范的行为,主要表现在同股不同利方面。“同股同权、同股同利”是股份公司应遵循的基本原则,而我国特殊的体制决定上市公司存在国有股、法人股、内部职工股和公众股等多种股票种类。考虑到不同投资主体的特点,有些公司的股利分配方案中对国有股和其他股区别对待。通常对国有股份派现金股利,对其他非国有股送股或配股;或不同投资主体的股利形式相同但金额不同;甚至提供多种方案供股东自主选择,严重损害小股东的利益。

股利分配政策的制定过程就是各相关利益主体为使各自的收益最大化而进行博弈的过程。小股东处于竞争中的劣势,所以,必须采取相应措施遏制控股股东侵害小股东利益的行为。

三、规范股利分配政策,保护小股东的利益

今后,完善上市公司股利分配政策,加强对小股东利益的保护,制定实施合理有效的股利分派政策,不但可以使股东投资得到回报,进而提高其投资热情,促进证券市场的健康有序发展,而且对公司的成长壮大,不无裨益。

(一)引导上市公司制定长期的股利分配政策

我国上市公司大多没有清晰的长期股利分配政策。通过具有约束力的制度对上市公司的股利分配进行规范,可以改变上市公司股利分配中存在的很多问题,逐步实现其股利分配行为的合理化,保护小股东投资者的利益。在这方面监管部门可以要求上市公司对利润情况作出预测,以此为依据,制定符合公司发展状况的长期稳定的股利分配政策,并予以公开披露,接受投资者监督。

(二)引导公司提高股利分配决策的科学性

公司要充分认识股利分配政策在整个财务管理中的重要地位,以企业理财目标为基础对股利分配政策进行中长期规划,使股利分配政策与企业发展的生命周期相适应。决策者进行股利分配决策时,应结合我国证券市场和本公司的具体情况,全面分析股利分配政策的影响因素,提高股利决策的科学性和合理性。只有这样才能实施既利于公司又利于证券市场长远发展的相对稳定的股利分配政策。具体可以按照以下办法。

1.对于大量送股、转增和配股的股本扩张倾向应因势利导。支付股票股利将扩大股本,在上市公司现金股利支付稳定的前提下,下一年的现金股利支付必将增加,要求上市公司有一定的利润做后盾。公司决定送股而留存收益用于未来发展,一方面证明了经营者对以后盈利的信心;另一方面说明公司确实拥有具有投资价值的项目。但是,我国目前现金股利支付极不稳定,公司由于内部人控制有将留存收益用以扩大供经营者支配的资源和资金浪费的现象。因此,可以把送红股视同新股发行,要求公司在年报中公布资金用途、投资方向和收益预测,这样可以减少信息不对称,有利于小股东投资者对公司进行评价。

2.完善分红与再融资的“挂钩”政策,避免非良性分红

上市公司为了配合再融资计划、迎合政府监管部门制定的分红与再融资的“挂钩政策”由原先的现金分红“不足”到现金分红“过渡”,也就是出现了超能力分配的现象,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上市公司的可持续发展。因此,应进一步细化和完善再融资监管政策的相关指标,尤其是容易被上市公司人为调节账面价值的净资产收益率指标,可以考虑有关监管指标的引进。

3.对于习惯性不分配的上市公司,可以借鉴国外的做法。在国外,有禁止机构投资者投资于长期不支付股利的公司的规定,还可以通过对公司每股未分配利润达到一定金额而不分配现金股利时对其课以一定税负的方法对上市公司进行惩罚。为了保护小投资者的利益,真正做到让上市公司及时分配,证券监督部门也可以借鉴国外这一做法。

(三)尝试改变会计处理方法,引导公司树立正确的股利分配观念

股票股利的会计处理是借记“未分配利润”,贷记“股本”,它既不影响资产、负债,也不影响股东权益总额,仅仅是股东权益内部构成的一个调整。股票股利会计处理的关键问题是应当将多少数额的“未分配利润”转作“股本”。现行会计制度规定,送股和转增股本时,按照股票的面值进行计价;国外的会计制度规定,当股票股利的发放率低于25%时,股票股利的每股价格应按公允的价格来计算,通常以市价作为其公允价格。可见,按股票市价实施送股的方式对上市公司提出了较高的要求,只有上市公司的盈利很高时才能进行高比例的送股,而这样高的盈利往往是很难达到的。所以,国外上市公司较少采用送股这一形式,更不用说高比例送股了。但是,按照我国会计制度对股利分配会计处理方法的规定,我国上市公司高比例送股是很容易实现的。为了遏制上市公司高比例送股这一现象,真正让投资者得到投资回报,可以考虑调整会计处理方法,如将股票股利的每股价格按照当期的股票市价(即公允价值)进行计算,这种处理方法也适用于转增股本的情形。

有理由相信,随着我国证券市场的逐步规范和不断完善,上市公司必将逐渐在企业内部建立完善的利润分配机制,把广大控股股东和小股东的利益一视同仁,真正从企业发展的战略角度制定股利分配政策。届时,政府就不必再对上市公司的股利分配政策进行干预,而是由上市公司根据所处行业特征、自身发展阶段和当时市场状况而选择合适的股利分配政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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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利益范文篇5

1.1“一股独大”,国有股东成为实际控制人

据统计,在我国上市公司中有54%的股权属于国家所有和国家法人所有,而且在上市公司的全部董事中,有73.3%的董事有国有股(27.9%)和国有法人股(45.4%)的背景;另外,2005年4月的调查显示,我国1102家上市公司中,第一大股东的持股比例平均高达44.86%,其中超过50%以上的达890家,由此可知,我国上市公司中“一股独大”和国有非流通股比例很高的现象十分严重。王菁(2003)认为:从剩余收益的分配过程来看,政府股东可以获取的非共享收益为直接的税收收益,但是政府还是银行的所有者,同事也是很多固定合约支付利益方的股东;而保证雇员的收入以及就业率是社会安定的保证,同样是政府追求的目标。于是,政府股东在分享任何一方非共享收益的同时,也分担了任何一方受到的利益侵害。相对而言,其他性质的控制性股东所获取的非共享收益更直接。因此与其他性质的控制性股东相比,政府股东具有不同的控制动力”这段话也恰好说明了再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现状中,国有股和其他性质的股东利益冲突的独特之处。随着股权分置改革的进行,上述情形虽有所缓解,但由于政策实施效应的滞后性,并未从根本上铲除“一股独大”。

1.2公司治理结构存在的缺陷

由于我国股权结构的特殊性形成了上市公司“一股独大”的现象,上市公司的大股东在控制股东大会的基础上,进一步掌握着董事会和监事会的“话语权”。具体说来:由于控股大股东以自身母公司的利益最大化为目标,必然会介入上市公司的日常生产经营管理活动中。为了减少介入成本,大股东就会利用股东大会的聘任制度,在上市公司的经营层安插符合自己意向的董事会、监事会成员。

此外,公司外部治理的缺陷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我国,上市公司的中小股东“用脚投票”功能的丧失。所谓“用脚投票”是指假如上市公司的股东对经营者的管理状况和策略不满时,可以采取抛出股票的行为,使股价下跌,从而股东可以联合起来导致管理层下台的一种手段,这种机制在理论上有利于保证上市公司股东意志的实现,确保股东的资源安全。然而,我国上市公司的管理层是控股大股东选出的,所以管理层在经营的策略方面必然站在大股东利益的一方。由于大股东的股权是非流通的,比例也很高,所以其经济利益不受股价下跌的影响,也无法使中小股东形成可以与之抗衡的股权力量。这样,中小股东“用脚投票”就无法改变上市公司的管理层。二是无效的上市公司退出机制。我国很多亏损严重的上市公司仍然在持续经营,究其原因主要是存在上市额度管理现象,使得公司上市的成本很大,所以很多公司会通过购买壳资源,间接取得上市的资格。同时,那些严重亏损的上市公司同样需要资金,只能出售壳资源。在这种交易的过程中,大股东会继续利用所谓“利好”消息蒙蔽中小投资者,以达到自己圈钱的目的。

1.3股东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上市公司会计信息披露制度不完善

股东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主要表现为道德风险。在我国,关于上市公司会计信息披露制度和证券管理信息规则之于证券市场的发展相对滞后,而且大股东控制下的上市公司也不会真正地为中小股东的利益着想,所以也就不会为其提供真实可靠、全面准确的投资信息。其中,最为中小股东关心的关联方交易披露制度极不完善,很多公司对其关联方交易的政策以及交易后对公司财务状况的影响没有做出相应的披露说明,这样中小股东就无法通过有效途径了解上市公司真实的财务情况,而且很容易被大股东提供的虚假财务信息所欺骗,继续盲目向上市公司投入资源。

我国的《公司法》和《证券法》存在以下不足:一是对上市公司的强制审计未予以规定,审计的程度也仅限于年度审计报告;二是对于非法信息披露行为在处罚方面未予以规定。以上两个方面就给大股东编制虚假财务信息,隐瞒财务报告和重要信息的不披露行为创造了制度上的条件。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质量低下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资本市场发展不完善,因为资本市场是市场经济运作的中心,但是在资本市运行体系不规范不健全的情况下,中小股东的利益自然难以得到保护。

2股东之间利益冲突的现实手段

2.1大股东利用业务往来、资产重组、关联交易转移资源和利润操纵

理论上讲,上市公司的资产是由所有股东共同拥有,并且都有尽力保护的责任,然而我国的现实状况却不是这样,在控制了上市公司“话语权”的基础上,大股东很容易将上市公司作为他们的“提款机”,通过低价购买上市公司资产和高价出售资产给上市公司的方式,利用关联交易的价差以达到自身利润最大化的目的。同时,由于我国在会计信息披露制度和法规体系建设方面存在缺陷,使得中小股东无法了解上市公司真实的财务运行状况,无法及时意识到利益的受损,难以通过证券市场制度和法律的手段维护自身的权益。

2.2大股东强迫上市公司为其进行担保或质押

上市公司的违规担保主要有两种类型,关联担保和相互担保。大股东通常利用其控股股权的优势地位,强迫上市公司为其母公司提供高风险的违规担保,这一类型的担保数额巨大,使得上市公司成为其控股大股东的“提款机”。面对此现象,我国证监会已经了《关于上市公司为他人提供担保相关问题的通知》,但是现在看来执行情况不是很理想。第二种类型的相互担保则是和大股东存在相关性的上市公司与大股东控股的上市公司之间的债务担保关系,在这种担保模式中,大股东将上市公司扯入并不相关的行业中去,大大增加了控股股东所在上市公司的财务风险,严重损害了中小流通股股东的权益。

2.3通过股利分配,掠夺中小股东的既得利益

上市公司的利润分配极不规范,分红派息率很低。大股东控制下的上市公司更喜欢高价配股,因为这可以进一步攫取中小股东的资金。另一方面,大股东不分红既可以保证上市公司拥有很多的现金,而且更重要的原因是未分配的利润会在下一年度摊入资本公积,增加上市公司的每股净资产,并不断转增股本,以提高非流通股在总股权中的比重。

3解决股东之间利益冲突的对策建议

3.1积极优化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

对于维护中小股东的权益,最直接的方式莫过于优化股权结构。笔者认为,对于我国的上市公司来说,要优化股权结构必须实现产权的多元化,避免“一股独大”局面的出现。优化股权结构可以通过国有股回购、国有股转换为优先股、国有股权协议转让、发行可转换债券、定向转让和资产重组等手段,降低国有非流通股权的比例,在国有股减持的过程中引入机构投资者和战略投资者,形成相对控股的股权结构,以股东利益为中心,以达到维护中小股东权益的目的。

3.2完善上市公司的内外部治理

中小股东“搭便车”行为导致大股东利用治理制度的缺陷滥用股权,为此上市公司应该利用社会分工和集约经营的原则,引入高效的商务管理信托机制,由受托机构代表中小股东出席股东大会,增加参与审查和投票表决的专业性,使中小股东的权益得到维护。同时,商务管理信托在两方面影响着上市公司的外部治理结构:一是引入专业化的管理,促使公司资产的优化组合,改善经营,增加和维护中小股东的利益;二是商务管理信托将股东的收益权和表决权分离,由信托机构代表中小股东行使表决权,这样信托机构的专业性和外部性可以保证中小股东的利益不受侵害。

3.3完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制度,强化信息披露的监管力度

完整性是指所有影响投资者做出进入或退出决定的信息均应得到披露;真实性是指公开的信息应该如实反映上市公司运营的客观状况;及时性是指公开的信息传递速度要尽可能的快,以利于投资者能够迅速做出决策。同时,还要完善会计准则体系和信息披露规则,加大对信息披露违规行为的处罚力度,对信息披露的监管也要有所加强。

参考文献

股东利益范文篇6

[关键词]股东；公司财产；保险利益

一、引言

保险利益是保险法的核心原则之一，是保险合同的基础效力要件，要求投保人或被保险人对保险标的必须存在利害关系或法律上承认的利益。股东因出资行为获得公司股权，公司财产基于股东的出资行为所集成，保险法谚曰“无保险利益则无保险”。在股东对公司财产是否有保险利益这一问题上，各国和地区的观点不尽相同，我国《保险法》则采取了回避的态度。英国法院认为，股东对公司财产，无论是法律上还是衡平上都不具利害关系，对公司，股东只有分红权和剩余财产分配权。允许股东对公司财产进行投保，也只能对其占有的股份所对应的财产分配份额有保险利益，但这种份额在发生保险事故时实际上是很难计算的。美国的判例则坚持了与英国法院相反的观点，认为股东对公司财产是有保险利益的，公司财产遭受损害，定会导致股东受损，基于股东个人利益形成的保险合同，并不是保险法上的行为，相反正是合法的损害补偿合同。我国学界的观点存在分歧。李玉泉认为：“理论上，股东对公司财产当然具有保险利益，在实践中却不适宜。”[1]施文森认为：“股东对公司财产是否有保险利益，应当根据公司性质判断。无限责任股东与公司联系紧密，是有保险利益的；有限责任股东及股份有限责任股东的实际利益难以判断，故无保险利益。”[2]任以顺等则反对：“确认股东对公司财产具有保险利益，符合保险利益的要件，在理论上和实际操作中都是可行的。”[3]持反面观点的学者认为，承认股东对公司财产有保险利益会导致公司法人人格独立的否认，其保险利益也难以估计，并且在拥有众多大中小股东的情况下，难以避免引发其道德风险或行为，从而损害公司利益。相反，持正面观点的学者认为，股东对公司财产有保险利益是大势所趋，该观点也为大多数学者所支持。从保险法之保险利益与损害补偿原则看，承认股东有保险利益是符合其设立初衷和立法精神的，公司财产由股东出资形成，股东财产在公司财产中表现为股权，在实践中并非不可操作。

二、股东对公司财产有保险利益的理论分析

1.股东与公司财产之间存在利害关系。明确股东与公司财产在本质上是否存在利害关系，为界定股东对公司财产是否有保险利益的前提与关键，弄清该问题之关键在于厘清股东财产及公司财产的性质与关联。实质上，股东与公司之间是利益交换的关系，股东通过出资获得股权，公司基于股东的出资开展营利活动。而股东与公司财产究竟是怎样的关联，理论界有如下学说：一是股东所有权说：股东通过股权来支配财产，行使所有权人的权利，股东对投入公司的财产的所有表现为股份，其财产所有权是没有转移的，法人所有权只是观念上存在，公司财产实为股东共有。还认为，“股东对出资财产应当享有所有权，设立公司的目的在于实现所有权而非让渡所有权，公司法人是没有所有权的。”[4]二是法人财产所有权说：股东通过出资将出资财产转移到公司，股东对其出资财产不再有所有权，所有权在公司[5]；三是双重所有权说：转移至公司的财产，有两个所有权，即股东与公司法人都享有所有权，谓之“所有权二重结构”。有学者反对认为，若按“所有权二重结构”的观点，公司财产的使用、受益和处分，公司和股东各自都可单独处理，并不需要对方同意，而实际上，财产的受益和处分都必须依据股东大会的决议，这种观点不符合“一物一权”的物权法原则。杨紫烜提出“公司财产为公司法人所有，全体股东按份共有”的观点[6]，也就是说，在公司内部关系中，各股东对公司财产按份共有；对外，则公司是财产的权利主体，是从两个角度分析财产法人所有和股东共有的问题，不涉及双重所有权的疑问，也没有违背“一物一权”的物权法原则。综观学界观点，股东所有权说更合理，公司财产为全体股东所有，股东对其各自的出资财产享有所有权及以此为基础而享有其他股东权益。有人担心，该种观点会导致法人人格的否认，其实是不会的，虽公司法赋予公司独立的法人人格，但其仅为法律拟制的一种人格，本质上的权利所有者还是股东，其通过出资享有股权，依法行使在公司中的合法权利。公司财产之最初构成源于股东出资，股东也因出资获得股权。《公司法》第四条明确了股东有收益、决策和管理的权利，第一百八十七条规定，股东可根据出资比例或持股比例来分配清偿公司债务后的剩余财产。所以，股东权利可归纳为资产收益权、经营管理权、剩余财产分配权。可知，公司财产的实际享有者是股东，只是其不能个别地行使权利。有观点认为这是不承认法人人格独立的表现。然而，尽管立法赋予独立法人人格，也只是一种法律拟制人格。市场接受公司是其财产的所有权主体，使交易主体都默认似乎真的有“法人所有权”，但法人所有权只是理论上的构建，没有新的所有制为基础，也不可能产生出一种新的所有权类型——法人所有权。因此，股东将公司作为营利工具，投资的目的是为了获取更大利益，其原有的财产所有权在其中具化为对公司现有利益及期待利益的利润分配请求权等权利，公司财产的毁损灭失，必定导致股东遭受损失，股东是公司财产的实际控制者，存在本质上的利害关系，当然对公司财产有保险利益。2.股东对公司财产符合保险利益三要件。作为保险法的核心原则之一，保险利益也是构成保险合同效力的基础要件，有合法性、经济性和可确定性三要件，股东对公司财产的保险利益符合前述三要件。（1）符合合法性利益保险利益是指投保人（或被保险人）对保险标的具有被法律认可并能主张的利益，可以法定和约定两种方式获得。股东与公司之间，实际上是一种投资合同关系，股东以约定方式取得对公司财产的利益，股东的合法利益具体分别表现在《公司法》第四条确认的股东的收益权及管理权，第三十五条赋予的分红权及第一百八十七条赋予的剩余资产分配权。合法性要求权利之获取、行使不得违反国家法律强行性规定，不得损害国家、社会及第三人合法权益。股东基于投资行为，以公司为载体，行使股东权利获得利润并不违反法律强行性规定。将公司财产作为保险标的的投保行为只是一种转移、分散危险的行为，意图在于维护公司财产的稳定。基于此，股东对公司财产有保险利益是符合合法性要求的。（2）符合经济性利益经济利益指投保人（或被保险人）对保险标的所具有的保险利益，须具有金钱价值并能加以计算的，才构成保险利益。保险经济利益的计算性作用于财产保险，旨在填补损失，若是不能以金钱计算，则无法填补损失，也不能判断财产保险合同是否构成超额保险。从《公司法》第二十七条对股东出资形式的规定及第三十五条关于股东的分红权的规定可知，股东出资时的财产经过估价后，在公司财产中的份额是可确定的，也就是说，股东对公司的现有财产（即现有利益）是可计算的；股东因股权份额而享有的因公司预期利益而获得的分取红利权与剩余财产分配权即期待利益也是可衡量的。如前所述，股东出资行为的性质，并不是转移财产所有权，所有权核心在于支配权，而是转变了股东直接支配、行使所有权的方式，股东以实缴出资比例享有权利承担责任，不管是公司的现有利益还是期待利益遭受损毁灭失，股东都会因此受损，两者存在利害关系，因此，股东对公司财产的保险利益是经济性利益。（3）符合可确定性利益确定性利益，指投保人对保险标的所具有的利害关系已确定或是可确定的，才能构成保险利益。意味着投保人（或被保险人）对保险标的物的现有利益及期待利益在根本上能确定。股东对公司财产享有的利益包括现有利益和期待利益，现有利益是对公司现有财产能确定的利益，股东基于出资行为而享有公司财产份额，表现为股权占有份额，这是股东在出资时就可以确定的，所以，投保时要确定股东对公司财产的现有利益，是易行的。期待利益往往引发争议，似乎很难确定，其实并不然。期待利益基于现有利益产生，表现为股东的分红权和剩余财产分配权，随着当今保险技术的快速发展，衡量股东对公司财产的期待利益，在保险技术的支持下稍有难度，但并非不能确定。因此，股东对公司财产的保险利益是可以确定的。综上，股东基于投资合同关系向公司履行出资义务，并获得公司财产的，由现有利益与期待利益两部分构成的利益能够得到法律的承认并以此来主张，是完全符合保险利益合法性、经济性及可确定要件的，赋予股东对公司财产有保险利益合法合理。3.股东对公司财产有保险利益符合保险利益之规范目的。英国1746年的《海商法》规定：“无可保利益的，或除保险单以外没有其他可保利益证明的，或通过方式订立的海上保险合同无效。”该条款正式确立了保险利益原则。保险利益原则设立前，投保人图谋钱财而损害财产甚至谋害生命之道德风险频频发生，与保险之危险分散的法则相背而行。我国《保险法》第十二条第六款也正式确立了保险利益原则，旨在规范制止违法行为、预防道德风险的发生、控制赔偿额度，起到保险的根本作用——分散风险，填补损失。“处理保险合同纠纷，涉及到保险利益原则适用的，应从保险利益的评价作用（保险合同的效力要件）及强调保险利益的目的（防止不法投机或者，从根本上不给道德危险的诱发提供机会）出发，坚持保险利益的公益性。”[7]有观点认为，在股东众多、投资额大小差异明显的公司中，这更容易引发道德危险及行为。然而，行为与保险同样具有射幸性，根本区别在于通过，行为人有获利的可能且主观上希望事件的发生；而保险仅具有补偿性，并不能从中获得额外利益，主观上也不会期待保险事故发生。股东通过公司这种途径，进行营利活动赚取利润，股东的出资是公司开展营利活动的前提与关键，以公司财产为保险标的投保，旨在转移风险，使出资财产处在有效的风险管理下，纵使发生保险事故，股东利益也免遭损害，享有向保险人补偿保险金的请求权，填补损失，也能够更好地持续经营公司。

三、承认股东对公司财产有保险利益的作用

1.推进保险业创新，发展保险市场的客观需要。传统保险法理论上，保险之旨在于分散风险、填补损失。保险自身是伴随商业经济发展而产生，服务于市场经济，在现代商品经济市场快速发展过程中，保险的另一作用——投资经营——逐渐被激发出来。保险在发挥风险分担作用的同时，保险业者鼓励创新，开发新产品，吸引更多投资者购买新型保险产品，满足消费者投资需求的同时拥有一定的风险保障。确定股东对公司财产有保险利益，除了股东及公司利益得到风险保障，还能吸引更多中小投资者投资，利于公司融资，开展经营业务活动，提升公司竞争力；还能鼓励保险经营者创新保险经营活动，吸引更多消费者投资保险产品的同时，保险经营者基于投资基金的汇集能够开展更大规模投资活动，促进保险业发展，迎合了保险市场发展的客观需要。2.协同有限责任制度，鼓励市场投资综观国内外公司治理结构，公司组织形式主要为无限责任与有限责任公司两种，我国公司形式采用后者。其中，无限责任股东因财产与公司财产联系紧密，而负有无限责任；有限责任股东则只须以出资额大小承担股东责任。有限责任制度的设立鼓励了市场投资，在此基础上，若在立法上承认股东对公司财产有保险利益，股东在有限责任制度的保障下，其投资财产享有保险风险保障，愈发能够刺激市场投资行为，对于其中公司法保障利益程度不足的众多中小股东，在对公司财产享有保险利益后，能够以公司财产为保险标的进行投保，为自己的投资财产获得一份规避风险的保障，改善当前我国公司法对中小股东利益保障不足的局面。四、股东对公司财产的保险利益之实践操作方式1.以公司章程的私法形式来规定我国保险法未作出明确规定的情况下，为了股东能更好保障财产、分散风险，有必要借助私法行为赋予股东以合理合法的权利给公司财产进行投保，那么通过公司章程予以约定则是一种合理选择。有关公司章程性质的学说，存在契约说与自治法说两种。前者以为，章程是发起人的共同意思表示，拟定后便对发起人具有约束力，故章程有契约性质；后者认为，章程在约束发起人的同时，对公司机构和后加入的股东也具有约束力，故章程具有自治法规之性质。当前学界通说观点认为，公司章程为公司自治规章，是公司自治的根本行为准则。后者观点更具可采性，公司章程是公司法规定的，允许股东自行拟制且约束公司、股东行为的协议，是发起人与后参与股东所应遵守的协议，本质上讲，公司章程是法律赋予股东进行私法自治的工具，通过公司章程来约定股东对公司财产有保险利益的做法是合理合法的。公司法从宏观上规定了股东权利义务，在实践中，这些权利义务在公司章程里予以细化确定，不论是发起人或是后参与的股东，同意公司章程内容、受章程约束是成为股东的必要前提。在公司章程中约定，股东根据出资财产额及以该财产在公司中所享有的分红权和剩余财产权为基础对公司财产享有保险利益，股东有权以此为依据以公司财产为保险标的进行投保，是公司法给予股东该权利以法律保护外，还使股东以保险方式最大程度内保障公司财产免遭正常市场交易及波动影响外的其他保险事故造成财产损失时，股东能有所救济。以公司章程规定的方式，是除立法规定外，股东取得该权利的最为正当的基础。2.结合定值保险与不定值保险的方式承保。股东对公司财产是否有保险利益，持反对观点的学者基于股东对公司财产的保险利益很难确定而予以否认。首先要明确，股东对公司财产的保险利益难以确定的问题，并不能否认是否有保险利益这个问题，两者并不相同。同时，这种观点也难免有默认股东有保险利益观点的嫌疑。这里的关键问题是保险人在实践中应如何操作该类保险。如前所述，股东对公司财产的保险利益分为现有利益及期待利益两个方面，公司经营运转过程中，股东将公司财产为保险标的进行投保，是可操作的。根据股东对公司财产的保险利益价值之评判方式的不同，可运用定值保险与不定值保险两种方式结合操作。股东对公司财产的现有利益以股东出资额计算是能明确的，保险人可采不定值保险方式承保。不定值保险是指合同订立时，对保险标的之保险价值先不确定，只约定在保险事故发生后，再估计其价值从而确定损失的保险。也就是说，签订保险合同时，保险人有权对股东的股权份额进行审查，并据此要求股东缴纳相应保费。在保险事故发生后，确定公司财产总损失，再确定股东实际损失占比，以此确定保险赔偿金额。相比于现有利益，期待利益是以出资财产份额或股权份额为依据而应取得的红利分配或剩余财产分配额为准，在保险合同订立时没确定，不意味着不能确定，辅之以保险技术即可明确。运用定值保险的方式，双方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就确定保险标的价值，并在合同中予以明确的保险。也就是说，股东投保时，便在保险合同中就保险价值协商一致，事故发生后，不用再勘定保险事故造成的实损，而以当事人事先明确的保险价值来衡量股东的损失，确定保险金额。定值保险降低了合同当事人的理赔成本，又便捷高效。不足点在于，保险价值事先约定，股东的实损价值或大于或小于事先约定额，且投保人股东有欺诈风险产生，这便需要借助保险监管制度或赋予保险人审查股东财产份额之保险技术，是能够降低欺诈风险的。以此两种方式结合对保险人在面对股东以公司财产为保险标的进行投保的活动时，是可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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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利益范文篇7

内容提要:一、保护股东的知情权，是全面保护股东权益的首要环节，也可有效遏制和及时发现和公司内的职务违法和犯罪行为。股东知情权的核心是股东的财务信息知情权。二、新《公司法》第34条在实现股东知情权的问题上陷入一个两难境地，于是采取回避问题的保守做法：不明确查阅账簿是否包括原始凭证。三、因股东知情权产生纠纷时，司法审计是实现股东知情权同时又兼顾公司利益，限制股东滥用或恶意行使知情权的最佳选择。四、在制定《公司章程》时，可对股东行使司法审计请求权的具体程序作出规定并给予适当限制，使公司利益与股东知情权取得平衡。

佛山大兴工程有限公司（化名）原系某行政部门属下的集体企业，1999年6月底转制后，原职员邓某和吴某等14人成为股东。《公司章程》第9条第（四）项规定股东有权对公司的业务、经营和财务管理工作进行监督，提出建议或质询。邓某为最大股东，持股从19％增至49％，并一直任执行董事兼法定代表人。原告吴某一直持8％的股权。

根据《公司章程》第20条的规定，执行董事兼法定代表人，享有原《公司法》第46条、第50条规定的职权。但邓某并未全面履行其职责，其既不制定公司的年度财务预决算方案和利润分配方案，也不按公司章程定期召开股东大会，公司管理混乱，在邓某的操控下，被告自1999年7月完成转制以来，一直未对公司的财务会计账簿、财务会计凭证委托独立的具有法定资质的审计机构进行全面审计，以至部分股东无从知道公司真实的资产状况，公司不管盈亏，到年终时随意提一笔款作红利分配了事，严重侵害了股东的知情权和公司盈余分配权。而邓某等则利用职务之便，随意用各种借口耗用公司的资产，报销名目繁多的费用，成为最大的获利者。

2004年8月前后，邓某等人提出对公司资产和股东进行二次重组并收购原告吴某和其他部分股东的股份。吴某对公司的内部经营管理提出疑问并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要求对公司自转制以来至2004年8月的资产和账目委托独立审计机构进行全面审计后才能谈股权转让的事，但遭到断然拒绝。

2004年10月，原告吴某根据《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以股东知情权受侵害为由，状告大兴公司，请求法院委托独立审计机构对被告自1999年7月1日起至2004年9月31日止的全部财务会计账簿、凭证进行的审计。

2005年5月，法院以原告吴某没有证据证明其曾正当地提出查阅账簿之要求且被公司无理拒绝，而是直接请求法院在诉讼过程中委托审计中介机构对公司的财务状况进行审计，该项请求违背了权利用尽原则，且不属于待诉讼终了时裁决的实体权利主张，于法于理无据为由，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一、股东知情权的法理与法律依据

什么是股东的知情权？简言之就是股东享有知悉公司的真实情况的权利。《公司法》对此问题没有作正面的规定。这或许是常识问题，尽人皆知，用不着再作正面的规定，或许是涉及的问题太多太深太宽，难以从正面给出统一的规定。对股东知情权，原《公司法》第4条第一款只是就资产受益、重大决策、选择管理者，及第32条、第110条、第175条、第176条就查阅会议记录和财务会计报告等两方面作了规定。修订后的《公司法》第4条、第34条、第97条、第98条、第165条、第166条和第171条也从这两方面作了规定。

“商场如战场”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竞争惨烈的生动写照。中国有“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的古训，如果股东对自己公司的真实情况不知、迟知或知而不全，在商场上必然惨败。资产受益、重大决策、选择管理者、对公司业务进行监督和纠正以及分取红利等权利的行使都必须以知道公司的真实情况为基础。如果股东不知道公司的真实状况，则无法对公司的人、财、物等事项作出决定，难以行使表决权，难以实现其盈余分配权这一最终的权益。从这点上讲，股东知情权是股东固有的基础性权利。离开知情权，股东的其他权益都将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特别是近年来，公司内的职务犯罪愈演愈烈，董事、经理或实际控制人侵害公司或股东利益的行为五花八门，因此从立法上充分有效地保障股东的知情权显得十分重要。保护股东的知情权，是全面保护股东权益的首要环节，从另一角度讲也是有效遏制和及时发现和公司内的职务违法和犯罪行为不可或缺的手段。因此，最高人民法院《民事案件案由规定（试行）》中明确设置了“股东知情权”这样一个二级案由。

公司的真实情况不必也不可能事无巨细都告知股东，股东关心的是那些与其利益息息相关的公司资产受益、重大决策、选择管理者、对公司业务进行监督和纠正以及分取红利等信息，以财务信息为核心。换言之，股东知情权所指向的对象主要是公司的财务信息，股东知情权的核心是股东的财务信息知情权。这在新旧《公司法》的上述条文里有充分体现。

二、以往真实案例对股东知情权的保护及由此引发的思考

在广东省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省高院二审的珠海真科感光材料制作有限公司与香港富光国际投资有限公司股东权益纠纷一案中，富光公司作为真科公司的股东，因股东知情权问题起诉真科公司，其一审的诉讼请求之一是“请求法院委派审计人员审计真科公司的财务报告、公司账簿等经营状况的信息资料，保护富光公司的股东知情权”，一审判决真科公司5日内向富光公司或者其指定的审计事务所提交财务报告、公司账簿等反映公司经营状况的资料。真科公司认为一审的此项判决超出原告的诉讼请求，原告取得账簿凭证之后拒不返还，或泄露公司的商业秘密，会严重危害真科公司的利益，遂提出上诉，二审认为一审的此项判决没有超出富光公司的诉讼请求，遂判决驳回真科公司的上诉，维持原判①。

在某集团有限公司诉某工贸有限公司股东知情权纠纷一案中，集团公司是工贸公司的股东，但自工贸公司成立以来，工贸公司既未向原告提交财务会计报告，也不让原告查阅被告的财务会计账簿等财务资料，严重侵害了原告作为股东的知情权，集团公司诉至法院，要求被告提供自1999年5月至2002年7月的财务会计报告并要求查阅此期间的财务会计账簿、财务会计凭证等。一审及二审法院均支持某集团公司的诉讼请求②。

在该两案例中，法院均判公司向股东提供财务会计报告、账簿和凭证，具体表现为保护股东的账簿查阅权，以实现股东的知情权。本人认为，此种判决充分保护了股东的知情权，但也似有考虑不周全之嫌。真科公司的上诉并非没道理。如胜诉的股东取得公司账簿及凭证之后，以需审计为由，长时间不返还给公司，甚至拒不返还，公司岂不是要提起返还账簿凭证之诉？如此一拖就可能二、三年甚至更长时间，公司的经营必受影响。另外，如胜诉的股东怀有不当目的，将公司的商业秘密泄露或据为已有，公司更会遭至毁灭性的打击。

新《公司法》第34条第二款规定，“公司有合理根据认为股东查阅会计账簿有不当目的，可能损害公司合法利益的，可以拒绝提供查阅。”这一规定将举证责任划给公司，有利于保障股东的账簿查阅权，因为账簿掌握在公司一方。但何为目的不当？我国公司法未作规定。日本《公司法》第433条规定，股东有下列情形为目的不正当：1、为损害公司的运营业务或其他股东的利益请求查阅；2、成为与公司进行竞业的人，或与公司进行竞业的公司的股东、董事或执行经理；3、通过查阅公司会计账簿及资料，将所获知的事实向他人通报获利，或之前2年内，曾有该种行为；4、在不适当的时间提出将会计账簿带离公司指定的地点查阅③。公司要证明股东有第1至第3种情形之一，并非易事。

所以，与其在出现不良后果之后再反过来追究股东的责任，不如从制度设计上堵塞漏洞。

三、因股东知情权产生纠纷时，通过诉讼程序来委托具有审计资质的机构对公司的账簿、凭证进行审计，即司法审计，是实现股东知情权同时又兼顾公司利益的最佳选择。

股东知情权指向的对象包括哪些内容？如何实现？受到侵害时如何进行救济？《公司法》修订前争论颇多，修订后仍然未能作出全面规定。刘俊海先生认为股东的知情权具体可分为财务会计报告查阅权、账簿查阅权和检查人选任请求权，这三者虽然内容各异，但都服务于股东采集信息的宗旨，且其重要程度依次序增强④。刘俊海先生对这三种权利的行使要件及程序作了论述。有学者提出股东的知情权还包括询问权。

新《公司法》第34条第一款和第166条规定的股东的财务会计报告查阅权较易理解和操作，本文不作累述。目前我国《公司法》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中未见任何有关检查人选任请求权的规定，不具备可操作性，在司法实践中尚未见先例，故本文暂不作讨论。在此本人着重分析账簿查阅权在实现股东知情权方面存在的问题。

账簿查阅权是指股东查阅公司制作财务会计报告所需的基础资料的权利⑤，是检验财务会计报告的真实性与合法性的保障，因为财务会计报告不是原始的账簿凭证类，股东仅凭查阅财务会计报告很难判断财务会计报告本身是否属实，很难判断董事、高管是否有不正当经营行为，因此新《公司法》第34条第二款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可以要求查阅公司的会计账簿。刘俊海先生认为，凡是能够反映公司财务与经营管理现状的会计账簿以及制作会计账簿所依赖的各种会计资料即会计文件（含会计原始凭证、传票、合同书、纳税申报书、电传书信、电话记录、电文等），股东均有权查阅⑥。新《公司法》第34条第二款虽然规定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可以查阅会计账簿，并规定了相应的救济途径，但仍未明确是否包括会计凭证，对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尤其是非上市的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是否可以要求查阅公司的会计账簿和凭证，更是只字未提，为账簿查阅权纠纷留下不少隐患。

有论者认为，有限责任公司股东查阅的范围不包括原始凭证，因为会计账簿并不包括原始凭证。我国《刑法》、《审计法》《会计法》等相关法律已对做假账、明暗两本账的非法行为的刑事责任、行政责任进行了规范和救济，不宜将会计账簿查阅权扩大到原始凭证⑦。笔者不敢苟同此论。

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如果只可以查阅会计账簿，而不能查阅原始的会计凭证，那么他对会计账簿和财务报告中的疑问无从核查析疑，无从判断会计账簿和财务报告是否有假，更难以发现做假账等非法行为，追究刑事责任、行政责任也就无从谈起。2010年6月国家审计署公布的《关于2009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披露，56个中央部门已报销的29363张可疑发票中，有5170张为虚假发票，列支金额为1.42亿元。其中利用虚假发票套取资金9784.14万元，另因审核把关不严，接受虚假发票报账4456.66万元。在人民心中拥有崇高地位的中央部门尚且如此，对于普通公民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和经营管理者，更不可能提出更高的道德要求。近年来，愈演愈烈的公司内职务犯罪行为也证明了这一点。如果不允许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查阅原始凭证，则难以掌握公司的真实情况，对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和经营管理者也难以形成有效的约束。单从保障股东行使知情权的角度考虑，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查阅会计账簿权应当包含查阅原始会计凭证。

新《公司法》第34条第二款规定，股东行使账簿查阅权被公司拒绝的，可以请求法院要求公司提供查阅。刘俊海先生认为，在遇有重大问题、紧急事由时，股东可申请法院对公司的账簿采取诉讼保全措施，法院在权衡股东的账簿查阅权与公司在诉讼保全中所蒙受的不利益之后，若认为有必要，则应认许股东之请求⑧。法院为何要权衡利弊？何为必要？何为无必要？刘俊海未作进一步探讨。新《公司法》虽然规定股东可以查阅会计账簿，但未明确是否包括原始会计凭证，因为不管包括还是不包括，均有利弊。新《公司法》在实现股东知情权的问题上陷入一个两难境地，于是采取回避问题的保守做法：不作规定。如果包括查阅原始凭证，那么公司的利益就受到潜在的威胁。股东通过法院判决、裁定，取得公司账簿及凭证之后，或拒不返还，或泄漏商业秘密等，是法院必须考虑的问题。如法院因此不同意诉讼保全，或不支持股东的请求，那么股东的账簿查阅权就成了天方夜谈，新《公司法》第34条第二款规定就成了一张空头支票。如果不包括原始凭证，股东仅能查阅账簿也难以掌握实情，不管是公司提供还是通过法院的判决查阅账簿，这都与实质的知情权有天壤之别。

查阅会计账簿和会计凭证需要专业会计知识，这是众所周知的常理。股东的知情权实现并不在于由股东本人查阅公司的财务会计报告和账簿凭证，而是在于知道公司全面真实的财务信息。因此，在股东本人不是专业会计师、审计师的情况下，股东自己查阅账簿和凭证的作用不大，如果只能在公司内查阅，则公司在操作中可以设置许多障碍，把股东的知情权架空，如允许股东把账簿和凭证带出公司，则公司会面临巨大风险。只有允许股东聘请专业的审计机构来对公司的账簿和原始会计凭证进行审计，才能保障股东知道公司的真实情况。如果仅仅允许审计机构股东到公司查阅会计账簿和原始凭证，也会面临公司设置的许多障碍。因此，与其由法院责令公司将特定的公司账簿凭证提供给股东委托会计师查阅，不如直接由法院委托审计机构对公司的账簿和会计凭证进行审计。

有观点认为，在公司未作出股东会决议的情况下，单独提出对公司的财务进行审计的主张已超越了股东行使知情权的范围⑨。在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2004）东民初字第6204号案中，法院认为，原告股东张某要求聘请审计部门对被告昭明普瑞经贸有限公司2000年至2004年的财务账目进行审计，由于庭审中被告不同意，而公司法和被告的《公司章程》均未规定股东享有上述权利，股东不能超越公司法和《公司章程》行使权利，故对原告要求审计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⑩。在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2006）成民终字第2232号民事判决书二审更是认为，原告股东李某并没有证据证明被告春北实业公司的会计账簿不实，其要求查阅原始凭证的上诉主张超出公司法第34条规定的股东行使知情权的范围，“可能损害公司合法权益，影响公司的正常经营”，故不支持其上诉主张⑾。会计账簿和凭证都掌握在公司手中，要股东证明账簿不实才能查阅原始凭证，这显然不合理。“可能损害公司合法权益，影响公司的正常经营”的推论有道理，但公司须有证据证明有此种可能，这样的认定才能让人信服。

笔者认为，对公司的财务进行审计只是实现股东知情权的一种方式，并没有超出股东知情权的范围。况且由专业的具有审计资质的机构进行，更能保护公司的商业秘密等利益。

因此，因股东知情权产生纠纷时，最能兼顾两方利益并减少累讼的方法是通过诉讼程序来委托审计机构进行审计。审计完毕，即应将账簿凭证交还公司。经过法定程序得出的审计结果，各方应予接受。

通过诉讼程序委托审计机构来审计公司的财务会计报告、账簿和凭证，是基于股东知情权而产生的权利，并为股东知情权服务，属于股东知情权的范畴，笔者认为把这种权利叫做司法审计请求权较为贴切，它是实现股东知情权并同时限制股东滥用或恶意行使知情权的有效措施。

四、司法审计的法律依据和举证责任划分

《注册会计师法》第14条第一项规定注册会计师的职责之一是审查企业会计报表，出具审计报告。现行《公司法》第165条第一款规定“公司应当在每一会计年度终了时编制财务会计报告，并依法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第171条规定“公司应当向聘用的会计师事务所提供真实、完整的会计凭证、会计账簿、财务会计报告及其他会计资料，不得拒绝、隐匿、谎报。”因此，审计必须以会计账簿和凭证为基础依据。这也是股东请求司法审计的法律依据。如公司己依据这两条法律规定委托会计师事务所依法审计，并将审计报告交股东查阅，股东对审计报告无异议的，自无进行司法审计之必要。如公司没有委托会计师事务所依法审计公司的财务，或公司提供的会计凭证、会计账簿不真实、完整，或股东对审计报告有异议，且股东与公司之间不能协商解决知情权问题时，通过诉讼程序来委托审计机构依法审计是最为文明理性的解决方法。

只要公司无证据证明其按现行《公司法》第165条、166条、171条规定的进行了财务审计并送交股东，那么即可视为侵害了股东的知情权。因此，在股东与公司的知情权纠纷中，举证责任首先在公司一方。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须依现行《公司法》第34条第二款规定首先向公司提出查阅公司账簿的书面申请，非上市的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证明自己享有真实合法的股东身份即可，而无需提出自己曾要求查阅或审计公司财务却遭拒绝的证据。即使公司履行了制作财务会计报告、经审计、将财务会计报告送交股东等义务，但股东有证据证明原来审计的程序违法，账簿或财务会计报告的内容不实的，仍可请求司法审计。

新《公司法》在165条和171条对公司的财务审计作了规定，但未规定公司违反该两条规定时的审计救济程序，则是一大漏洞。

五、司法审计请求权在民事诉讼中的具体处理

司法审计请求权如何提出？在法院的裁判文书中如何进行处理？这是诉讼程序上的实务问题，是具体操作中必须解决的问题。在吴某诉佛山大兴工程有限公司股东知情权纠纷一案中，即遇到这一问题。笔者对法院的观点不敢苟同。我们不妨从诉的角度对这一问题略作分析。

民事诉讼中的诉，是当事人的请求，既包括可以在实体判决中处理的请求，也包括可以在程序上进行处理的请求。

财产保全、证据保全属于纯程序上的请求。当诉讼过程中某一方面的事实需要借助特定的专业技术来查明或确定时，也会产生程序上的请求，即请求法院允许或委托专门的机构来查明或确定，比如各种各样的鉴定、评估和审计。还有程序与实体相结合的请求，如先予执行、督促程序、公示催告、破产还债等请求。

当一项程序性请求可以与实体性请求完全分离时，那么这项程序性请求就可以在诉讼请求之外用申请书的形式来单独提出。当一项程序性请求无法与实体性请求完全分离时，就宜在诉状中以诉讼请求的形式提出。两种形式并无优劣之分，全由法律定之。在目前《民事诉讼法》对此未作规定的情况下，如果股东单就知情权受侵害而请求司法审计，就宜在诉状中以诉讼请求的形式提出。如果股东同时就知情权与决议权、盈余分配权或其他股东权益受侵害而起诉时，既可在诉状中的诉讼请求里一并提出司法审计，也可以在诉状之外另用申请书的形式提出。

对司法审计请求权可以用三种方式进行处理：

其一是设定一个类似民事诉讼中的督促程序的申请司法审计令程序。股东在申请书中申明司法审计的理由，法院经审查后向公司发出审计令，公司在异议期内未提出异议的，审计令生效。公司在异议期内提出异议的，审计令程序终止，股东可另行提起司法审计之诉。也有司法人士建议，设定一个申请调查令程序。公司在异议期内未提出异议的，调查令生效，股东即可查阅公司的会计账簿⑿。申请调查令程序由股东自行查阅账簿和凭证，其不足之处如上述，不如进一步设计为申请司法审计令程序。

第二种是以裁定书的方式，裁定对被告公司某一期间的财务会计账簿、财务会计凭证进行审计，并由法院委托会计师事务所具体进行⒀。

第三种方式是判决对被告某一期间的的会计凭证和账簿进行审计。判决生效后，如股东与公司之间无就如何履行判决达成一致意见的，可由原告向法院申请执行，由法院委托审计机构进行审计。

司法审计的大致操作步骤可如下设计：

1、如双方可商定审计机构的，由双方商定。如不能商定的，由法院在数个有合法资质的审计机构中公开抽签决定；

2、将需要审计的会计账簿和原始凭证全部交给审计机构，审计机构出具清单和保守商业秘密的保证函。会计账簿和原始凭证等由审计机构保管，股东不可单方取走；

3、审计地点在审计机构办公室；

4、公司和股东得接受审计机构的询问。股东对可疑单据可提出质询，公司必须予以解释，公司不作解释或不到场的，视为公司放弃解释权。必要时可由法院主持质询会；

5、以双方认可的单据作为审计的依据。对符合法律规定但股东不认可的单据，由审计机构单列，是否采信由法院决定。对不符合法律规定且股东不认可的单据，不予采纳；

6、审计的期限从1个月至6个月，根据审计工作量决定，因客观原因可依法延长；

7、审计中发现公司有人涉嫌职务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处理，可根据情况决定是否中止审计；

8、审计完毕，编制审计报告送达各方。账簿凭证全部交还公司；

9、对审计结果有异议的，可申请复查或补充鉴定，或者由另外的具有更高资质的审计机构重新审计。一案的审计以两次为限。由法院认定最终的审计结果。

结束语：

修订后的《公司法》规定了有限责任公司股东的会计账簿查阅权及救济途径，保护了股东一方的利益但对公司的利益却造成潜在的威胁，失之偏颇。对不上市的股份有限公司股东的会计账簿查阅权却未作规定。对这两类公司的股东查阅原始会计凭证的请求，司法实践中如不予支持，这对股东行使知情权非常不利。如支持，则“可能损害公司合法权益，影响公司的正常经营”。新《公司法》第34条第二款并不能有效地落实股东的知情权。相比之下，通过司法审计来解决股东与公司之间的知情权纠纷不失为一种更好的方法，可以兼顾股东与公司的利益。从这点来讲，在落实股东知情权的问题上，司法审计制度比账簿凭证查阅制度周全，比检查人选任制度可行，更为适合中国目前的国情和社会现实。

因《公司法》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对股东行使司法审计请求权未设置限制，为防止股东滥用此权，公司在制定《公司章程》时，可对股东行使司法审计请求权的具体程序作出规定并给予适当限制，以弥补立法上的不足。

在今后修改《公司法》和《民事诉讼法》的时候，或在制定有关的司法解释时，应进一步确立公司的司法审计制度，对股东的司法审计请求权及其行使程序作出更具体明确的规定，使公司利益与股东知情权取得平衡。

【参考文献】

①吕伯涛主编：《涉外商事案例精选精析》，法律出版社2004年7月第1版，第226-232页。

②王信芳主编：《公司纠纷案例精选》，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4月第1版，第202-205页。

③吴红霞：《试论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会计账簿查阅权》，刘兰芳主编《公司法前沿理论与实践》，法律出版社2009年5月第1版，第349页。

④刘俊海：《股份有限公司股东权的保护》，法律出版社2004年1月第2版，第362页。

⑤同上，第365页。

⑥同上，第367页。

股东利益范文篇8

公司法上的股东知情权是一个权利体系，其分别由财务会计报告查阅权、账簿查阅权和检查人选任请求权三项权利所组成。上述三项权利的内容虽然各异，但中心是股东对公司事务知晓的权利，都是为了能使股东获得充分的信息。而股东知情权的行使，不仅直接涉及到股东自身权益的实现，而且与公司管理是否规范化紧密相连。因而，世界各国在制定公司法时都对股东的知情权做出一定的规范。我国修订后的公司法中，关于股东知情权立法上作了完善。

一、我国公司法中股东知情权行使范围的法律界定公司股东在什么范围内享有知情权是各国公司立法所关注的一个核心问题。修订前的公司法第三十二条规定了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行使知情权的范围，而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知情权则被规定在第一百一十条。根据旧公司法，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能够行使知情权的范围主要表现为“股东有权查阅股东会会议记录和公司财务会计报告”，而对于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则限于“查阅公司章程、股东大会会议记录和财务会计报告”。可见，股东知情权的行使范围被限定在一个非常狭小的范围内。修订后的公司法分别在第三十四条和第九十八条对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股东的知情权做了规定。第三十四条规定：“股东有权查阅、复制公司章程、股东会会议记录、董事会会议决议、监事会会议决议和财务会计报告。股东可以要求查阅公司会计账簿。股东要求查阅公司会计账簿的，应当向公司提出书面请求，说明目的。公司有合理根据认为股东查阅会计账簿有不正当目的，可能损害公司合法利益的，可以拒绝提供查阅，并应当自股东提出书面请求之日起十五日内书面答复股东并说明理由。公司拒绝提供查阅的，股东可以请求人民法院要求公司提供查阅。”第九十八条规定：“股东有权查阅公司章程、股东名册、公司债券存根、股东大会会议记录、董事会会议决议、监事会会议决议、财务会计报告，对公司的经营提出建议或者质询。”公司股东的知情权在更大程度上获得了法律的尊重和承认，修订前后的公司法在股东知情权问题上的变化主要是：1、股东行使知情权的范围与修订前的公司法相比较，将有限责任公司股东知情权的行使范围扩张到“有权查阅公司章程、股东会会议记录、董事会会议决议、监事会会议决议和财务会计报告”以及公司的会计账簿；而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行使知情权的范围则扩张到“有权查阅公司章程、股东名册、公司债券存根、股东大会会议记录、董事会会议决议、监事会会议决议、财务会计报告”。修改后的公司法能够使股东更广泛地了解公司经营信息，更切实地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更有效地加强对公司事务的监督。2、在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可以查阅公司上述文件的同时，还规定了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有权复制公司章程、股东会会议记录、董事会会议决议、监事会会议决议和财务会计报告。这样有利于克服仅仅允许股东查阅公司相关文件所带来的诸如不能更全面、精确地了解、掌握公司经营及财务状况的弊端，从而为股东知情权的行使提供更充分的法律保障。3、对有限责任公司股东账簿查阅权的行使程序和条件有了较为明确的规定。即“股东要求查阅公司会计账簿的，应当向公司提出书面请求，说明目的。公司有合理根据认为股东查阅会计账簿有不正当目的，可能损害公司合法利益的，可以拒绝提供查阅，并应当自股东提出书面请求之日起十五日内书面答复股东并说明理由。公司拒绝提供查阅的，股东可以请求人民法院要求公司提供查阅。

二、股东知情权制度中的利益冲突及其平衡公司是一个多元利益汇聚的组织体。在是否给予股东知情权以及给予其多大程度的知情权的问题上，主要涉及到股东与公司之间利益的平衡。如果过于限制股东的知情权，将有可能严重地影响股东权利的行使，对股东合法权益造成侵害；同时，也不利于公司经营管理机制的形成。而过于扩张股东的知情权范围，则在一定程度上对公司应有的商业隐私以及秘密构成极大地威胁，最终害及公司的合法权益。因而，在制订股东知情权制度时一方面，立法者在对待股东的知情权问题上，持一种积极的肯定态度：不仅从总体上吸收了原来法律的既有内容，同时还将其范围做了较大扩展；另一方面，为维护公司的合法权益，公司法对股东知情权的行使又做了一定的限制。这种限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1、虽然在赋予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对某些公司文件享有查阅、复制权，但是对于诸如公司账簿等公司文件则没有赋予股东复制权。2、在对待有限责任公司股东所享有的账簿查阅权问题上，法律持一种十分谨慎的态度。在以法律形式认可股东可以对公司会计账簿查阅的同时，对于股东查阅权的行使设定了一定的约束性条件：一方面，在提出查阅的要求时，股东必须向公司递交书面的请求；另一方面，则要求股东在查阅公司账簿时有合法的目的，并且要向公司说明其目的。如果公司有合理的根据认为股东查阅公司账簿有不正当目的、可能损害公司合法利益时，可以拒绝提供查阅。但是，需要指出的是，为限制公司动辄以股东目的不合法为借口拒绝股东查阅账簿，法律则又赋予了股东在此种情形下享有一定的救济权利。在公司拒绝查阅时，股东有权要求公司在其提出请求后15日内给予答复并说明理由；同时，如果股东认为拒绝查阅存在不当，还可以请求人民法院要求公司提供查阅。3、对于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法律仅赋予其对公司相关文件的查阅权，而没有赋予其相应的复制权。这些规定，有效地协调了公司与股东之间的利益冲突，在一定程度上防止了公司或者股东任何一方利益的失衡，充分体现了法律对法律关系的平衡与调节功能。三、新公司法框架下股东知情权的诉讼救济根据新修订的公司法的规定，无论是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还是股份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在行使股东知情权受到侵害时都有权利诉诸法院寻求司法救济。唯一需要区别的就是：修订后的公司法对有限责任公司股东行使账簿查阅权的程序和条件作了要求，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在采取诉讼手段行使知情权时需要首先满足公司法的要求，即股东应先向公司提出书面申请，并说明目的，公司如有合理根据认为股东查阅帐簿的行为有不不正当目的的，且存在可能存在损害公司合法利益的可能，公司可以在股东书面请求之日起十五日书面答复股东，并说明拒绝查阅的理由。股东如认为公司拒绝查阅的理由不合理，有不当之处，则可以请求人民法院要求公司提供查阅。

综上所述，新公司法的修订既为股东知情权的行使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也做了一些相应的限制，但是对于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运用知情权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股东利益范文篇9

关键词:中小股东;利益受侵;公司法

就当前我国大部分股份制公司管理现状来看，中小股东在其中的合法权益经常会受到侵害影响，根本原因就在于这部分群体在公司中的持有股份相对比较少，对公司运营管理不会造成过大影响，在这种情况下，公司中大股东为追求自身的利益，采取某种不法方式侵害了中小股东在公司中的合法权益，出现上述问题主要在于当前现有的公司法没有起到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保护作用，因此本文对基于中小股东利益受侵的公司法保护进行详细探讨，具有一定现实研究意义。

一、当前我国中小股东利益受侵的体现

（一）知情权。就当前我国现有的《公司法》而言，并没有将企业中的中小股东知情权这一项内容做出明确的规范标准，只是在其中简单说明，若中小股东在某种具有特殊性情况，应通过当前公司的相关规章制度要求才能对公司中的会计账本等具有查阅申请权。从根本上来讲，企业中大股东经常会通过自身来起到对整个股东大会的控制、支配以及震慑等能力，然后从中获取到相应的利益，而这也就对中小股东的知情权带来一定的侵害影响，具体来讲：其一，对当前企业中财务实际进行故意性的隐瞒，然后对企业制造一些给人经营不善的感觉，从而导致中小股东或者社会中的投资人士做出错误的公司决策等。其二，在进行实务审判时，或多或少存在一定的漏洞问题，而这些漏洞也就经常被心怀不轨的大股东利用，如果中小股东进行公司账目查阅申请，这时候大股东就会以不符合当前公司规章制度或者是不符合法律标准来拒绝他们进行查阅，从表面上来看符合法律规范，但实际上就是对中小股东的知情权带来了侵害影响，导致中小股东对当前公司经营现状无法切实掌握，对公司未来投资方向也不知该如何进行判断。（二）参与权。对于公司大股东而言，其经常使用的经济手段就是其本身具有的股权优势，通过以此来对中小股东在公司中的管理事务参与权造成一定侵害。一般来讲，公司股东会通常是由大股东进行相应控制，甚至会对董事会成员人选进行控制，这种情况下也就使得很多中小股东不能进入董事会形式自身的参与权。对于公司经营管理岗位任命这一方面，中小股东在其中也没有参与权和话语权，也就无法对公司日常经营管理起到作用[1]。从整体上来看，大股东对当前公司管理上面的控制，通常体现在对董事会的操作控制，这种管理状态下，使得公司成为大股东在获取公司利润、非法经营等方面的道具，从而引发常态性的关联性、内部交易等。除以上之外，有些公司中的不法大股东还会通过自己的名义向外进行借债行为，担保主体就是公司，出现上述情况的主要原因就是大股东对股东决策权的全部控制，从中对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带来侵害影响。（三）利润分配权。就当前的公司法而言，对中小股东的利润分配权也没有提出良好的保障条款，不论是在进行董事会还是进行股东大会，整个操作流程都是大股东在其中进行把控，而这也就从侧面体现出在进行企业利润分配方面，控股股东会基于自身利润作为着手点进行相应分配[2]。举例来讲，为获取利益时对公司管理决策上独断专行，要求董事对公司中事务进行相应处置。通过对当前公司中的利润分配方案等进行制定和修改，大股东对董事会进行把控，将原本公司利益转为自身名下。除以上之外，某些公司中的大股东还会在公积金方面进行操作，没有严格根据股息进行合理分配，通过非法手段获取利益。（四）退出机制。就当前现有的公司法来看，其中关于中小股东退出机制方面的程序相对比较繁杂，存在很多不完善的需要进一步解决。如果公司在运营期间，大股东在其中滥用自身的股东职权，使得公司中中小股东会逐渐对当前公司经营管理降低信任度，这时候很多中小股东就想要退出公司管理，但是在公司法中针对股权回购方面的条件以及流程相对来说很繁琐，因此就算中小股东从中顺利退出股东管理，但其所投入的资金也很难抽回，另外，公司中的董事、管理层、大股东等等没有严格遵循法律履行自身应尽的职责，在公司管理过程中随意使用职权，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对中小股东退出权限带来侵害影响。

二、基于中小股东利益受侵的公司法完善策略和建议

（一）强化中小股东的知情权。其一，对当前公司中的规章制度进一步完善，特别是对中小股东的知情权，应该结合公司实际发展进行细化，主要是对《公司法》中的第33、97两个条款进行相应的细化，对中小股东在公司中的查阅方式、查阅内容等方面进行完善，举例来讲，公司可以委派专门的工作人员进行财务账目巡查，可采取按季、月等为单位进行查账，通过以上起到对公司中某些股东滥用查账权的行为杜绝，最大化对公司中小股东在经营管理中合法权益的保障作用。其二，进一步扩展公司中小股东的知情权行使范围。根据《公司法司法解释4》中明确针对公司拒绝权边界进行相应制定：若公司股东在经营管理过程中存在某种不合法的行为情况下，可有权拒绝查阅全以及对公司中的财务会计账本的复制，相反，若股东目的合理情况下，应赋予股东一定的查阅权利，其中也包括中小股东的权益。其三，站在科学合理的角度对公司中的认定标准进行界定审查。在进行实务考量过程中应将正当目的行为涵盖其中，例如没有对公司利益带来实质性损害影响，应将这种行为作为正当行为，相反则是不正当行为。（二）强化中小股东的参与权。其一，对当前公司中的规范标准章程加大完善力度，特别是对中小股东在公司经营管理过程中的参与权完善，对此，可从对公司管理层、董事会进行约束，对当前公司中的内部组织关系进行相应调整，通过以上两个角度着手进行完善，以此来强化当前公司在经营管理过程中的制度化管理模式，除此之外，还应该将此列入公司章程中，其中对公司中的管理层、股东等应该尽到的权责和义务进行明确[3]。其二，对当前公司开展股东大会的召集程序进行细化和完善，例如，通过开设公司微信公众号的方式，要求凡是公司股东都应该进行公众号关注，公司可通过公众号来下发召开股东大会等信息，公司还可以在公众号中设置股东是否接收到相关通知信息的查询功能，也可迎合时展，推行使用当前比较普遍的钉钉会议、腾讯会议等一些办公软件。其三，对公司中小股东提案权进一步完善，对此，当前应用比较有效方式就是通过扩大持股比例时间限制来实现，一方面有效保证当前公司经营程序的正常，以此来防止股东滥用提案权，另一方面对公司和股东两者之间的利益起到平衡作用，特别是对中小股东权益的保护作用。（三）完善公司中小股东的利润分配权。其一，加大对公司中章程标准的完善力度，对中小股东在公司经营管理中的利润分配权起到保障性作用。通过构建具有一定个性、专业以及规范的公司章程标准制度，以此对公司中小股东的权益、公司自治依据和措施起到保障性作用，更好的对中小股东在公司经营中的利润分配权进行保护。其二，结合公司经营性质等方面制定完善的股东利润强制分配制度，通过构建一套更为快捷、直接的救济方式，以此起到对利润强制分配制度的进一步完善[4]。其三，对当前公司的司法救济方式进行完善，健全利润分配体系。如果公司在经营管理过程中，公司不分配利润或者是利润分配存在不均，使得公司中中小股东在其中的利益受到一定的损害影响情况下，中小股东有权利将公司告上法庭，通过法院进行裁判，以此决定公司行为是否有超额报酬、职权滥用等一些利润分配不均方面的问题。（四）完善公司中小股东的退出机制。其一，强化对公司经营治理的力度，在进行公司规章标准制定前，应将中小股东退出方案也要明确列入规章标准中，这样做的目的在于避免根据法律规定的方式进行解决，对于非公司规章标准，其中应对中小股东的股份回购方式、退出方式、退出条件、资金支付方式、股权价值认定等等内容加以明确[5]。其二，构建中小股东在公司中的股权回购制度，在制度中应对中小股东股权的适用条件、主体范围等进行扩大化，对中小股东的请求权行使程序进一步健全暖和完善，进行异议中小股东的回购制度的构建，最大化保障中小股东的权益。其三，加大对公司司法解散制度的完善力度，尽可能采取自行协商方式对股东之间存在的矛盾进行解决和处理，若股东之间矛盾无法采取自行解决或者解决存在困难的情况下，可通过申请司法解散制度来最大化对中小股东能够顺利退出公司起到保障性作用。

三、总结

综上所述，当前我国现有的《公司法》中针对中小股东权益方面的内容还存在一定的局限性问题，因此需要相关部门对此加大完善力度，多从中小股东在公司中的合法权益进行着手分析，通过《公司法》来进一步强化其对中小股东合法权益的保护作用，促使公司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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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利益范文篇10

关键词：控制权收益超控制权收益大股东侵害公司治理

一、引言

早期的公司治理理论关注的重点，是在股权高度分散下股东与经理之间的利益冲突问题，目的在于寻找一套激励兼容的制度安排，以实现股东利益最大化。20世纪90年代以来兴起的“法经济学”，则试图揭示大股东与小股东的利益冲突，这一冲突主要表现为大股东对小股东利益的侵害。

在相关的研究中，大股东对小股东侵害的产生，基于两个前提，一是大股东为谋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具有侵害小股东的天性(李增泉等，2005)，二是大股东因掌握控股权而对公司具有控制权。大股东侵害小股东利益的方式是利用对公司的控制权谋求收益(GrossmanandHart，1988)。Johnson，LAPortaetal(2000)将控股股东获取控制权收益的行为比喻为“隧道效应”(tunneling)，意即以隐蔽的方式掏空公司。LaPorta，Lopez-de-Silanes，Shleifer和Vishny(2000a，以下简称LLSV)发现，这种现象在许多国家非常普遍。LLSV(1999)，Claessensetal(2002)发现，在控股股东的控制权与其现金流权发生分离且分离程度越高时，大股东侵害小股东利益的欲望就越强，侵害程度就更加严重。

LLSV(1997，199g，1999，2000a，2000b，2002)的一系列研究从法律保护的角度，解释不同国家资本市场发展和大股东侵害小股东状况的差异，认为在法律保护相对完备的国家(如英美法系国家)，大股东对小股东的侵害相对较弱；反之，在法律保护缺失或较弱的国家(如大陆法系国家及其他国家)，这类现象就相当普遍且严重。之所以如此，原因在于法律制度可以约束大股东的剥削手段并给外部投资者提供保护。同时，在法律保护较弱的国家，如果股权高度分散，外部投资者的权益则更容易为内部人所侵害从而更没有保障。

按照现有研究对控制权收益的定性及其与大股东侵害的关系的界定，就必然导致一系列无法解释的理论与现实的问题：(1)如果控制权收益就是大股东对小股东利益的侵舌，则辽柙收益就只能是一种“状态依存收益”，因为它会随法律对小股东利益保护的强弱而消长。当法律保护很完善时，控制权收益就难以存在。但为何像美国这样法律保护较完善的国家，其控制权市场的争夺如此激烈?(2)如果控制权收益表现为对公司外部投资者的剥夺，势必会损害公司长期发展的根基，最终使公司走向衰败并使控制权收益的获取难以为继。既然如此，大股东为什么要以“杀鸡取卵”这种损害其获得更多收益的方式谋取控制权收益?同时，从现实的情况看，大股东谋求控制权收益的行为为什么并未导致这类公司大量走向衰败?(3)既然控制权收益就是大股东对中小股东的侵害，它就只能是一种超额收益，但在一个均衡的市场上，超额收益的存在是不可能具有长期性和系统性的，为什么会在均衡状态下长期存在超额收益?(4)如果控制权收益是掌握控制权的大股东应当获得的收益，为什么这一过程会给大股东带来很大的风险，甚至难免遭受法律诉讼?

所有这些问题的存在，意味着现有文献对控制权收益及其与大股东侵害的关系，可能存在定性不当或错误。如果对此不加以澄清和修正，既会导致理论上的一系列混乱，也不利于我国现实中公司控制权市场的生成和发展，并可能导致资本市场的监管建立在错误的理论依据上。本文的目的就在于对现有文献中的控制权收益与大股东侵害的相关理论作出修正，并建立一个新的理论框架来解释大股东侵害问题。

二、大股东的控制权收益及其悖论

(一)大股东的利益结构与控制权收益的现有界定

按照股份公司的基本原则，现代股份公司是一种典型的资合公司，股东的人身性质没有任何实际意义，公司资本划分为等额股份，且同股同权同责同利。因此，任何一个股东(不论其身份如何及持股量多少)，其获得利益的性质都是相同的，区别只在于数量的多寡，而这又取决于持股的数量。一般地说，股东的经济收益来自于公司的剩余收益和市场的资本利得两个方面。前者指公司总收益扣除合同收益后的余额即利润，是股东对公司剩余索取权的体现；后者指公司以股价上升体现的资本增值，但它的现实获得是以股份的转让为前提的，因而可以视为股票流通权价值的体现。一般情况下，股东不可能同时兼得这两种收益。

现实中的情况则比上述原理要复杂得多，原因在于拥有控股权的股东是否满足于上述“共享利益”。一般认为，经济人的本性必然驱使大股东谋求自身收益的最大化，而对控制权的拥有则使这一动机的实现具有了可能。因此，拥有控制权的大股东显然不会屈就于以自己的股份与其他中小股东一样仅获得公司的利润分配，否则，一方面这不符合经济人假设这一经济学的基本范式，另一方面控制权会因此变得毫无意义；而且，现金股利具有一定的外在性，对于大股东来说，这种获利方式具有较高的成本(李志文、宋衍蘅，2003)。在这样的结构中，只要存在其他可能获利的方式，大股东就会优先选择之。控制权收益或许就是大股东最主要的其他获利方式。

控制权收益又称控制权私人收益(privatebenefitsofcontrol)，这一概念的始作俑者是GrossmanandHart(1988)，它指的是控制性股东(controllingshareholder)利用控制权谋得的利益。控制权收益在GrossmanandHart(1988)之前就已被许多实证所发现(FamaandJensen，1983；DeAngelo，1985)，只是在此之前，这种现象并未获得一个严谨的被广为接受的学术称谓，也未完全将其集中于大股东的控制权收益这一特指涵义。但不论对之如何称谓，重要的是控制权收益究竟是一种什么性质的收益。

现有文献在涉及控制权收益的性质时，给出的几乎都是两个相关联的价值判断：一为控制权收益是一种额外收益或超额回报，是大股东得到的与它所持股份比例不对称的，比一般股东多的收益(FamaandJensen，1983；DeAngelo，1985)；二为控制权收益是大股东对小股东利益的直接侵害，是大股东以牺牲中小股东利益为前提的自利行为，是一种掏空(tunneling)公司的行为(GrossmanandHart，1988；Johnsonetal，2000)。在这种价值判断的思维逻辑中，大股东与中小股东的利益本质上是对立的，两者的利益具有此长彼消的关系，大股东会不择手段地去谋取控制权收益最大化，甚至不惜一切地掏空公司，使公司的生存和发展难以为继，并最终走向衰亡。以此而论，大股东的控制权收益不啻是一种“竭泽而渔”、“杀鸡取卵”的利益最大化行为。既然如此，控制权收益就只能是一种短期收益，因为大股东为使控制权收益最大化而掏空公司，同时就意味着控制权收益获取的不可持续性。

(二)控股权与控制权的分离及控制权与现金流权的分离

控制权收益主要受控制权(controlrights)和现金流权(cashflowrights)这两个因素的影响。何谓控制权，这是一个众说纷纭的问题。这里首先涉及到它与剩余控制权(residualrightsofcontrol)的关系。许多学者包括张维迎(1996)都将两者等价使用，并沿用Grossman和Hart(1988)的定义，把剩余控制权理解为在契约中没有特别规定的活动的决策权。我们认为，这一定义用以界定剩余控制权是比较恰当的，但它并不能涵盖控制权的全部。因为仅就“剩余”这一概念而论，它就意味着除此之外，还有别的“存在”，此“存在”只是别的“存在”的“剩余”，并且没有别的“存在”的存在，此“存在”也就不可能“存在”。以此而论，控制权的涵义耍大于剩余控制权，它包括了契约中规定的决策权和没有规定的决策权两部分。杨瑞龙、周业安(2000)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并给控制权予以另外的定义，但他们又试图去扩充剩余控制权的内涵，并基于避免因概念内涵的含糊性所引起的理论上的混乱，而把剩余控制权定义为企业的重要决策权。这反而使相关概念的内涵更为混乱。事实上，我们认为以“对企业的重要事项和主要活动的决策权”来定义控制权，反而是比较恰当的，它既避免了控制权与剩余控制权的混淆，又对控制权的权能具有较清晰的界定。

对控制权作了讨论后，再来看它与控股权的关系。一般地说，控股权是指股东达到控股程度时的持股比例。控股权与控制权既有联系又相分离。一方面，通常情况下控制权以控股权为前提，没有控股权就没有控制权；另一方面，两者大多数情况下是分离的，除极端的情况(如100%的控股权等于100%的控制权)外，控股权总是小于控制权，因为理论上说，单个股东只要拥有51%的控股权，就可拥有对公司100%的控制权，从而对公司重要事项和重要活动具有决策权。现金流权是指股东能从公司正常的经营利润即剩余收益中分得的份额，这里通行的是同股同利的原则。因而任何一个股东的现金流权均与其持股权相等，即若某股东的持股权(比)为10%，则其现金流权亦为10%，依此类推。

由此可见，除100%控股权这一极端情况外，大股东只要拥有51%的控股权，其控制权就必然与其现金流权相分离，具体而言，其控制权必然大于现金流权。既然如此，理论上说控制性股东基于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考虑，就应当谋求现金流权的增加直至其获得的现金流权与其控制权相等。如果这样，控股股东将不会考虑或较少考虑通过其他渠道谋求控制权利益最大化(刘峰等，2004)。然而，通常意义上的现金流权是依据股东所持股份应获得的权益，它属于契约中已经确定的事项，因而大股东很难通过现金流权的增大实现控制权收益最大化。即使控制性股东在一定的意义上可以强制地为自己谋取更多的现金流权，但它可能付出的声誉损失甚至法律诉讼(DyckandZingale，2004)等成本，也可能使这种行为得不偿失。因此，控制性股东要实现控制权收益的最大化无非是两种选择，一是以隐蔽的手段和方式谋取更多的现金流权，二是另谋他途。由于再隐蔽的手段都有可能面临败露的风险，因而另谋他途可能更为理性。

控制权与现金流权的分离或者说现金流权小于控制权这一现象的存在，意味着控制权并未为它的拥有者带来任何收益。如果这样的话，控制权就变得没有任何实际意义，从而没有人会愿意拥有控制权，因为获得控制权也需要成本(这一问题将在下文讨论)。如果控制权收益的获取是一个必须的前提，而现金流权因属契约规定的事项且强行获取的成本过高，因而难以从中实现控制性股东的控制权收益的话，那么，大股东通过其他方式实现控制权收益从而侵害中小股东的利益就是一种必然。而且，控制权与现金流权的分离程度越高，大股东谋求控制权收益的欲望就越强，对中小股东的侵害程度就越高。这表明，控制权与现金流权的分离会加剧大股东侵害的激励(Claessensetal，2002)。

(三)控制权的成本与控制权收益的成本

许多研究已涉及或指出了控制权成本的某些具体形式，但并未以控制权成本之名来概括控制权成本之实。我们认为，控制权成本应由两部分构成，一是控制权形成或获取过程中控制者的成本，二是控制权形成后控制者的责任和风险，即控制权的维护或维持成本。前者可称为事前成本，后者可称为事后成本，两者之和构成控制权的总成本。

控制权的事前成本主要指获得控制权所需的控股权而为股份集中过程支付的各类成本。股份集中通常又有两种方式，一是在公司设立时就存在具有控股权的股东(如我国的国有上市公司)，二是在公司设立并上市后，通过股权的收购形成控股股东。在前一种方式中，控股股东的成本主要包括为认购其所持股份而支付的成本和为公司设立并上市所支付的相关成本；在后一种方式中，主要包括为收购股份所支付的股权价格和收购过程中的交易费用。由于控制权是有价值的(ShleiferandVishny，1997)，因而大宗股权交易价格与少量股份的事后交易价格相比有巨大的溢价(BarclayandHolderness，1989，1992)，而且在争夺企业控制权的情况下，溢价会快速上升(Zingales，1994)。这就意味着为获得控制权而收购股份要支付更高的成本。

控制权的事后成本主要包括：第一，控制性股东的风险。由于投资集中于一个公司而非小股东式的分散投资，大股东因此要承受更多的风险(DemsetzandLehn，1985)，同时也会失去多样化投资可能获得的利益(Hart，1995)；第二，大股东的监督成本。由于大股东的利益与公司利益具有一定程度的“协同效应”，因而其有动力去收集信息并监督经理行为(ShleiferandVishny，1986)，但大股东在这个过程中必须支付相应的成本；第三，大股东的社会责任。现代公司越来越凸现利益相关者的利益最大化这一治理理念及在这一过程中公司的社会责任，正如OECD(1998)所指出，现代公司应当对于环境保护和社会道德水准，以及他们所经营于其中的社区的期望作出积极反应。公司社会责任的主要承担者即是大股东，这一点在我国国有上市公司表现得尤为突出；第四，控制权转移的“防御”成本。在资本市场较发达的国家如美国，控制权市场也相对成熟，控制权转移的事件层出不穷，其中的一个主要机制是敌意接管(JensenandRuback，1983；FranksandMayer，1990)。为防止因可能的敌意接管而丧失控制权，控制性股东需要支付相应的防御成本包括“反接管”过程中的各类费用等。

可见，控制权的获取和维持都是需要成本的，由此提示我们：控制权收益是否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当我们继续沿着“控制权收益二大股东侵害”这一逻辑展开分析时，另一个关于成本的问题又不可避免地展现出来，即控制权收益的获得也是有成本(风险)的或如LLSV(2002)所指出的那样，大股东侵害小股东的行为是要付出成本的。那么，控制权收益的成本是什么呢?Dyck和Zingales(2004)指出了其中的声誉损失和法律诉讼风险。Fan和Wong(2002)指出小股东会通过“退出”策略以拉低股价来惩罚大股东。Gremer(1995)，Schmidt(1996)认为，大股东对经理和员工的侵害可能导致他们对企业投入的人力资本减少；与此相关的另一些观点，大股东的侵害会导致公司绩效的损失(Baeetal，2002)，最终也会因此使大股东的现金流权收益减少。Shleifer和Vishny(1997)，LLSV(1997)指出，大股东对小股东的侵害会导致潜在的投资者失去资金供给意愿，从而使公司的外部融资下降。外部融资的下降意味着可供大股东侵占的资金来源减少，进而影响其控制权收益。国内学者唐宗明、蒋位(2002)提出了另外一种成本，即侵害过程中的资源耗费，指金字塔、交叉持股的家族控制公司中的组织成本和税负增加。除此之外，我们认为，控制权收益的成本还应包括以下内容：(1)控制权收益的不可持续性。如果大股东过度侵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则必然导致公司发展的不可持续性，使控制权收益“断流”。因为公司被掏空后，大股东的进一步掏空行为就无法持续。(2)利益相关者的抛弃，如银行不再贷款、员工的离心倾向、供应商的退出、消费者的远离等。

所有这些便构成了大股东控制权收益的成本。由于可能面临这一系列成本及风险，理论上说，即使在法律保护不甚完善的情况下，大股东也许并不可能随心所欲地侵害小股东的利益和毫无顾忌地从他人那里重新分配财富，即使他确有这种能力。如果这一推论成立的话，那么，大股东对小股东的侵害程度就应取决于控制权的边际收益与其侵害行为的边际成本的权衡(tradeoff)。但是，控制权收益的成本这一概念，很容易让人联想到“窃贼要为所窃支付成本”这一问题，因而逻辑上并不必然成立。

(四)控制权收益的若干悖论

1.控制权收益与小股东法律保护的悖论

几乎所有国家证券市场立法的一个核心，都旨在保护投资者尤其是中小投资者的利益。原因在于，证券是一种私人合约，它内涵的权利请求要弱于正式而详细地列明权利与义务的一般合约，因而证券所隐含的许多权利实际上依赖于法律体系和政府监管条例来完成。从这个意义上说，证券的价值由它们所隐含的法律权利和保障这些权利的司法体系共同决定，在某种情况下可能更多地是依赖于法律体系对投资者权利的保护程度和这种保护的有效性(易宪容，2003)。在投资者中，中小投资者由于处于信息弱势和产权弱势，而公司治理是将公平原则内嵌于基于产权的强势原则中(陈汉文等，2005)，因而证券立法通常更关注和重视对中小投资者利益的保护，目的在于其利益免遭具有信息优势和产权优势的大股东的侵害和剥削。因此，对中小投资者利益的保护成为各国证券立法和监管的一个基本出发点，换言之，保护中小投资者利益是天经地义的。

另一方面，从大股东的角度来看，之所以愿意支付成本去谋取对公司的控制权，其目的除获得现金流权收益外，更重要的是谋取控制权私人收益，即随控制权而来的其他股东不能共享的利益，或者说是现金流权之外的其他利益。由于现金流权的增加在控股权(持股比例)既定的情况下必然受到公司剩余收益增长的制约，因此，大股东的利益最大化在很大程度上就表现为控制权收益的最大化。于是，在经济人这一普遍性假设下，大股东谋求控制权收益的最大化当无可厚非。

然而，问题在于如前所述，大股东的控制权收益本质上来源于对其他股东利益的侵害，是“以有效和无效的方式从他人那里重新分配财富”(ShleiferandVishny，1997)。在这里，大股东与中小股东利益冲突的背后，实际隐含的是控制权收益与中小股东权益法律保护的冲突。因为既然控制权收益建立在对中小股东权益的损害，则为防范这一侵害所施行的法律保护就必然会抑制和减轻这一侵害，从而导致控制权收益的减少甚至消失。因此，如果法律保护完善会导致控制权收益的减少甚至消失，那么控制权就不可能为它的拥有者带来任何实际意义。进一步地，如果谋求控制权收益最大化是大股东作为经济人的本性使然，则控制权收益与中小投资者法律保护的冲突，实际上意味着古老的经济人范式与现代法律范式的冲突。对这一冲突可能的解决方法有三：一是重新定义经济人或抛弃经济人范式，这一点看来很难。二是抛弃证券立法对中小投资者保护的理念。这一点显然更不可能，因为它直接损害了证券市场的根基。三是重新阐释控制权收益的性质(这正是下文将要做的工作)。

2.控制权收益与其可持续性实现的悖论

控制权收益是大股东最大化自身价值的利益载体，理论上说，控制权收益的最大化行为应当是一个可重复的过程，而不是一次性行为，或者说它是一个多期模型而非单期模型。只有每期的控制权收益最大化并使之可重复进行，控制权总收益才可能实现最大化。如果控制权收益仅表现为单期或少期的最大化，则与多期最大化的情况相比，前者显然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最大化。这就如同杀鸡取卵与养鸡下蛋的道理一样。因此，控制权收益实际上内涵着这样的规定，即它是一种长期收益。然而，如果控制权收益本质上又是对中小股东及其他利益相关者的侵害和掠夺并最终“掏空”(tunneling)公司的话，则公司的衰败和其他利益相关者的众叛亲离将无可避免。如果公司因大股东的过度索取而最终走向破产，控制权收益就将不复存在，因为“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在此，我们看到了这样一个悖论，即控制权总收益的最大化必须以控制权收益的可持续性为前提和基础，但由对中小股东及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剥夺进而对公司的掏空而来的控制权收益最大化的过程本身，又在毫不留情地毁灭着这一前提和基础。由此而论，控制权收益很可能是一把“双刃剑”：既伤人，亦伤己。

面对控制权收益这一悖论，从大股东的角度来说，可能的选择有二：第一，将控制权收益作为一种短期收益，大股东作为典型的经济人行为具有短期利益偏好。但短期偏好是否是经济人行为的唯一价值选择是值得探讨的。山第二，使控制权收益具有可持续性，即使之长期化，为此必须在获取控制权收益与实现公司的可持续发展从而使之能够可持续提供控制权收益的实现基础之间取得平衡，这又可有两种选择，一是给上市公司以支持，这就是我们在一些文献(Friedmanetal，2003；刘峰等，2004；李增泉等，2005；田利辉，2005)中看到的大股东的两面性；另一种办法是重新审视控制权收益的性质并界定其合理的范围。

3.控制权收益与市场均衡的悖论

新古典经济学的一个重要成就是从形式逻辑上证明了市场均衡的存在性、唯一性、稳定性及其与帕累托最优的一致性。市场均衡意味着任何投资主体都不可能获得超额收益，由于超额收益产生于套利(arbitrage)，因而这是一种无风险收益。因此，在市场均衡的情况下，任一经济主体都只可能获取与其风险相对应的收益，而不可能获得无风险收益。在现代经济学与金融学研究中，均衡分析或者说无套利均衡分析是公认的基本范式之一，市场均衡是研究问题的逻辑起点。

依此而论，作为超额收益的控制权收益是均衡范式中不应存在的一种收益，因为任何一个股东不论其持股多少，其收益和风险便由其投入公司的股份做出了界定，也就是说公司的所有利益和风险都等额分摊到了每一股份上，对每一股东来说其收益的多少完全由其持股的多寡所决定。从这个意义上说，作为“法律假设”的现代公司(JensenandMekling，1976)并不存在可被控制性股东获取的其他收益，这也是市场均衡在公司利益机制中的一种体现。然而，如果控制权不能为它的拥有者带来任何收益的话，拥有控制权就没有什么实际意义，而拥有控制权便不再是经济人的一种理性选择。就此而论，控制权收益的存在和获取也就成为了控制权运作的逻辑起点。在此我们可以看到控制权收益的另一个悖论，即它与市场均衡情况下控制权收益的不可存在性矛盾，因为市场均衡就意味着不存在和获取超额收益的可能，反之，超额收益的存在和获取就意味着均衡状态受到了扰动。如果这种收益具有系统性和长期性特征，则均衡分析范式就值得怀疑。

三、控制权收益的重新界定与超控制权收益

按照前文所述，现有文献将控制权收益定性为超额收益和大股东对中小股东的侵害。这一定性看起来似乎可以解释现代公司中控制性股东滥用控制权以谋私利的一些现象，但它将控制权收益推至毫无合理的存在依据且必欲除之的境地，无疑也体现了这一思维逻辑极端性的一面，而且它至少无法解释以下这三个问题：一是控制性股东获取和维持控制权的成本及这些成本(责任、风险)是否需要得到合理的补偿和如何补偿问题，二是上文所分析的控制权收益的三个悖论，三是控制权收益所潜在的风险对谋求控制权收益行为的约束问题。

(一)作为控制权成本补偿的控制权收益

要比较好地解释上述三个问题，我认为必须对控制权收益的性质做出新的界定。由于控制性股东获取和维持控制权存在着成本，按照经济学的一般原理，这些成本是需要补偿的或者说要求为它的支付者带来相应的收益。根据前面的分析，在股东的利益结构中，大股东毫无疑问可获得现金流权这类收益，但同样毫无疑问的是现金流权收益是所有股东都可依持股比例获得的共享收益，从性质上说它与股东的持股比例无关。控股股东因持股比例相对较多，无疑可获得比中小股东更多的现金流权益，但这只是他正常的投资收益而与其控制权无关。也就是说，现金流权这类收益并未为控制权留下收益的空间。因此，如果现金流权是所有股东唯一可获取的收益的话，控制权成本的补偿就无从谈起。于是，客观上需要控制权收益的存在。在这个意义上说，控制权收益应定性为对控制权成本的合理补偿，也可以说是大股东投资于控制权所获得的正常投资收益，是控制权的风险溢价。如果我们这样去定义控制权收益及其性质的话，就意味着它是一种合理的而非悖理的收益，是大股东正常的而非超额性收益，是对控制权成本的回报而非对其他股东的侵害。

如果这样定义控制权收益的话，一方面，可以使控制权成本的补偿问题具有合理的形式，并因此使控制权的获得和维护对其拥有者具有实际意义，从而可以进一步解释为什么现实中控制权的争夺如此激烈；另一方面，可以较好地解释上文述及的控制权收益的三个悖论：由于控制权收益是对控制权成本的补偿而非对中小股东的剥夺，因而保护中小投资者的法律规范并不同时意味着对控制权收益的排斥和剥夺；由于这是一种合理的收益，因而控制权收益的获取和存在并不同时意味着对公司的“掏空”而使公司走向衰败、进而从根本上毁灭控制权收益所依以存在的根基，从而使控制权收益的存在具有可持续性的可能，这同时也可解释现代公司中大股东谋求控制权收益并未导致这些公司因此走向衰败这一客观事实；由于控制权收益并非对控制权正常收益之外的超额回报(因为如果没有正常收益的话又何来的超额收益)，因而控制权收益的存在并不同时意味着对市场均衡的破坏；再一方面，既然控制权收益是这样性质的一种收益，理论上说其获取者就不应再承受控制权成本以外的其他风险及成本，从而有助于解释控制权收益的成本这一概念内含的逻辑矛盾，进而有助于解释为何“控制权收益的成本”对谋取这一收益者的约束作用，即前文所述的那些所谓的控制权收益的成本，实际上并非是此处我们所定性的控制权收益所具有的成本，而应是超出这一正常控制权收益之外的其他收益所面临的风险或成本，而这种收益的风险才真正是“窃贼的风险”，所以这种风险才对它的行为者具有约束或威慑作用。

当我们对控制权收益做出这样的定性后，随之而来的问题是，既然控制权收益不再是来自大股东对中小股东的剥削，那么它的载体是什么，或者说它的具体存在形式是什么?根据控制权收益是控制权获取和维护成本的合理补偿，是控制权的风险溢价这一规定，可以设想将因大股东控制权的存在导致公司绩效的改进进而使公司价值增加的部分，视为大股东控制权收益的基本实现载体。具体而言，我们假设一公司的初始股权结构为股权高度分散，任一股东都没有对公司的控制权，此时公司实际上为经营者控制。由于没有控制性股东对经营者实施有效的监督，则公司经营者的努力程度不变。假定公司的收益(r)取决于要素投入(包括各种要素投入)和经营者的努力程度，并将初始股权结构时的收益、要素投入和经营者的努力程度分别设为r0、x0和y0，则有

r0=f(x0，y0)(1)

此后，如果公司的初始股权结构不变，x0和y0也保持不变，则r0亦不变。此时，如果公司的剩余收益全部在股东之间按持股比例进行分配，则所有股东的收益均表现为股权现金流权收益。

随着初始股权结构的改变，公司出现了控制性股东。控制性股东因持股较多，即使完全按持股比例分配公司剩余收益，其所得总量也相对较多。于是，大股东有动力去收集信息并监督经营者的行为，也有足够的投票控制权对经理施加压力(ShleiferandVishny，1986)。在这种情况下，经营者的努力程度就有可能因此提升，于是公司收益就不仅取决于x0和y0，同时还取决于控制权的作用(z)。假定控制权的作用主要通过改善经营者的努力程度来体现，则叫将控制权对提升经理努力程度的作用定义为y1且y1=g(z)，此时公司收益定义为r1，则有

r1=f(x0，y1)(2)

随着公司控制权作用的体现及在此基础上经营者努力程度的增加，公司收益因此形成了一个增量△r，且△r=r1-r0。假定在这个过程中x0不变，即公司的要素投入没有增加，其对△r未产生贡献，则实现r0向r1转换的因素就是丁的改变，即y这一因素由y0变为y1，表明经营者努力程度的增加。由于y1=g(z)，因此，△r实际上就是控制权介入公司治理的作用结果。很显然，这一结果也未体现中小股东的任何边际贡献。

既然如此，且从前文的分析已知，控制权的获取和维护都需要支付成本，大股东对经营者的监督也需要成本。因此，理论上说，△r的索取权应归属于控制性股东，作为其控制权成本的补偿。如果我们进一步将r1定义为现金流权收益，则r1可分解为股权现金流权收益(s)和控制权现金流权收益(c)，即

r1=s+c(3)

其中s部分又分为控制性股东的股权现金流权收益(sk)和中小股东的股权现金流权收益(sm)。由于△r并未体现中小股东的贡献，故其收益仅为sm，且

sm=s-sk(4)

而此时大股东的总收益(T)则包括股权现金流权收益和控制权现金流权收益这两部分，即

T=sk+c(5)

经过这样的理论处理，控制权成本便有可能得到合理的补偿，控制权的收益亦有了合理的载体，而这个载体并非来自大股东对中小股东的剥削，因为中小股东并未遭到任何损失，充其量只是使其不再具有“搭便车”的可能，使其不再享受“搭便车”的好处。但是，由此则形成了对控制性股东监督行为的激励性制度安排。就此而论，本文对控制权收益的修正和重新界定，具有激励大股东监督行为和抑制中小股东搭便车行为的双重效应。因此，总体上说这是一种帕累托改进。

当然，控制权收益除上述货币性收益外，也包括“非货币收益”，如大股东通过控制权实现自身的战略目标，因拥有某一公司的控制权而给大股东带来的地位、声誉及心理上的满足感，在公司管理层安插自己的亲信，等等。

(二)作为大股东侵害的超控制权收益

当大股东通过股权获得股权现金流权收益和通过控制权获取控制权现金流权收益及相关的非货币收益后，其是否满足于以此为限的个人收益最大化?从经济人本性的角度来说，答案显然是否定的。于是，大股东仍会利用自己的控制权以各种方式进一步谋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这就是现有文献中的控制权收益，其实质就是对中小股东及其他利益相关者的侵害，是对公司的一种“掏空”行为。很显然，当我们对控制权收益做出重新界定后，大股东的这类收益就已不再属于控制权收益的范畴。对此我们提出另外一个概念，即超控制权收益或称控制权超额收益。这是一种基于大股东利益最大化的动机、依托控制权的行为能力、与控制权成本补偿无关而为大股东强制获取的超过控制权收益以上的收益。如果说基于控制权成本补偿或控制权风险溢价意义上的控制权收益，表现为对公司增量现金流权的配置取向，那么，超控制权收益则表现为对公司存量财富的再分配，即大股东以各种方式“从他人那里重新分配财富”(ShleiferandVishny，1997)。因此，超控制权收益总体上可视为是大股东的“道德风险”(moralhazard)，其中的一些行为则明显具有触犯法律的特征，因而难免遭受法律诉讼的风险(DyckandZingales，2004)。

当我们提出超控制权收益或称控制权超额收益概念后，此时，控制性股东的总收益便由股权现金流权收益、控制权现金流权收益和超控制权收益(w)三部分构成，式(5)便变为

T=sk+c++w(6)

由于超控制权收益来自对中小股东的剥削，则w与式(4)中的sm具有此长彼消的关系，这时，中小股东的收益便不再如(4)式所示，而是sm-w后的剩余部分。这部分的大小就取决于大股东对中小股东的剥削程度，而这个剥削程度如何则取决于大股东最大化自身利益的追求行为和法律对中小股东利益的保护程度这两个因素。在经济人总是尽可能谋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这一普适性假设下，实际上就取决于法律保护的完善程度。于是，超控制权收益才是真正依法律保护状况而消长的一种“状态依存收益”。当法律保护很完备时，这种收益就将消失，但这种状况完全不影响控制权收益的存在，进而不会影响控制权市场的正常运行，也不会影响大股东对公司经营者的监督努力。当然，这里尚需讨论的另一个问题是，如果大股东的监督努力并未改进公司绩效，从而并未形成△r这一增量收益时，大股东的控制权成本又如何实现补偿呢?这时就很有可能出现这种情况，即大股东的控制权成本补偿一开始就进入超控制权收益这一补偿通道，通过超控制权收益来补偿其控制权成本，其结果就是加剧了大股东对中小股东的侵害程度。

为了进一步说明超控制权收益的性质，我们再具体讨论一下控制权收益与超控制权收益的异同。两者的相同之处是，它们都是基于控制权而来的收益，都是大股东依托对控制权运用过程所实现的收益，都是控制权的行为能力所产生的结果。但是，两者具有本质的区别。首先，控制权收益是对控制权成本的补偿，是控制权的风险溢价，因而是一种补偿性收益；而超控制权收益是大股东基于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运用控制权的行为能力获取的超过控制权成本补偿的收益，因而是一种超额收益。其次，在控制权能够正常作用于改进公司绩效进而能够产生控制权现金流时，控制权收益具有合理的载体，能够得到正常的保障；而超控制权收益缺乏合理的载体和保障。第三，控制权收益来源于公司绩效改进所产生的增量收益，因而它的实现并非以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利益损失为代价和前提；而超控制权收益是对公司存量利益的再分配，是对他人财富的转移，因而它必然表现为对小股东利益的侵害和剥夺。第四，控制权收益是应当受到法律保护的一种收益，因而在控制权正常作用于公司绩效改进的情况下，这种收益具有相对稳定性；而作为对他人财富掠夺的超控制权收益，其损人利己的特质是法律必须约束和惩戒的，也是道义所不齿的，因此，这类收益具有“状态依存”的特征，即它依法律对中小股东的保护状态而消长，法律保护越弱这类收益就大，反之就越小甚至消失。第五，控制权收益的获取过程通常不再需要支付成本和承担风险；而超控制权收益的获取过程则充满了风险，对此，本文在对现有文献所定义的控制权收益的成本的分析中，已作出讨论。第六，控制权收益对控制者具有激励作用，因而有助于改进公司的绩效；而超控制权收益带来的是负激励，最终可能导致公司的衰败。

由此可见，超控制权收益在性质和载体上都与控制权收益具有本质的差异。现有文献由于忽略了大股东的控制权成本补偿问题，也没有超控制权收益的概念，因而将大股东超过股权现金流权收益以外的其他收益，一律视为大股东对小股东的侵害，这无疑混淆了控制权收益与超控制权收益的本质差异，并因此导致一系列自相矛盾的问题。事实上，除性质和载体不同外，超控制权收益在形式上也与控制权收益完全不同，前者的具体形式大致包括：(1)大股东占用上市公司资金并为其旗下的其他公司所用；(2)大股东强制要求上市公司为其旗下的其他公司提供担保；(3)通过关联交易将上市公司利益转移至大股东属下的其他公司；(4)大股东通过各种隐秘方式攫取上市公司利润；(5)基于大股东的利益而随意变更上市公司资金投向；(6)通过其他方式向大股东进行利益输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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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国强，2005：《现代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框架与研究方法》，《经济研究》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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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瑞龙、周业安，2000：《企业的利益相关者理论及其应用》，经济科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