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益诉讼范文10篇

公益诉讼范文篇1

公益之诉起源于罗马法，是相对于私益之诉而言的。吴文翰先生曾论及：“古代罗马法学家把法分为公法和私法，诉讼也被分为‘公诉’和‘私诉’两种。‘公诉’是对有关国家利益案件的审查，‘私诉’是根据个人的申诉对有关案件的审查。但这种区分和近代‘公诉’和‘私诉’并非同一的概念，按今日所谓的‘公诉’是由代表国家的检察机关向法院提起追究被告人刑事责任直接向法院提起的诉讼。罗马法则以涉及国家和政府的诉讼为‘公诉’，涉及私人利害关系的为‘私诉’，凡个人受到不法的侵害致使个人的权利遭受损失的，纵然是刑事诉讼，也只能是私诉。”由此分析6罗马法的诉讼种类时，可知其诉讼制度是相应于公法、私法的划分而建立的，将其分为私益诉讼和公益诉讼。吴先生说：“以私人资格发生的诉讼，以保护私人权益为目的的，叫私益诉讼；以保护公益为目的的，就叫做公益诉讼。”7另周楠先生对此曾信得过重要的论述：“前者（私益诉讼）乃保护个人所有权益的诉讼仅特定人可提；后者乃保护社会公共利益为目的的诉讼，除法律有特别规定者外，凡市民均可提起。”8由此我们可以得出古罗马的公益之诉至少包含两点”1、公益之诉以保护公共利益为目的；2、凡市民均可提起公益之诉，无论其自身利益是否受损。

周楠先生还对公益之诉存在的原因作出阐释：“现代法关于公共利益的保护，由公务员代表国家履行之。罗马当时的政权机构远没有近代这样健全和周密，仅依靠官吏的力量来维护公共利益是不够的，故授权市民代表社会集体直接起诉，以补救其不足。“可见，公益之诉的产生是与维护公共利益力量不足相联系的，当公共权力机构不足以维护社会公益时，市民据法律授权能够起诉违反公益的行为。

国外的公益之诉发展到今天已日趋完善，尤以美国为甚，谷口安平先生曾就此谈到：“在当代，社会的发展不断地产生出新的纠纷，其中相当一部分被提交给法院要求得到解决。这样的现象首先大量发生于美国。……（这样一种）新型诉讼被区别于所谓‘纠纷解决模式’的一般民事诉讼，而被称之为‘行为调查模式’或‘公共诉讼’、‘制度改革诉讼’等，其特征简单说来就是涉及到大量利害关系者的公共政策问题发生争议并要求法院对此作出法律判断……”9在美国当代诉讼中，《反欺骗政府法》、《反垄断法》及环境保护法中的公民诉讼都是这样一种新型的诉讼方式，即以解决公共政策问题为目的而扩大诉讼功能，尤其以公民诉讼为甚，在这种诉讼机制下，“公民被视为‘私人检察官’与政府的职能相对应而存在”10，公民据法律对违法排放污染者或未履行法定义务的联邦环保局提起诉讼，要求尉排污者消除污染，赔偿遭受污染损害公民的损失；敦促联邦环保局和各州执行其法定义务，加强环境管理。

我们一旦转入公益之诉的讨论，就发现一直以来囿于私益之诉，我们对个案的分析已陷入了困境。在私益诉讼下，我们一方面为王海们的义兴趣而欢欣鼓舞，另一方面又对王海是否适用消法心存疑虑；一方面我们认为“王英的遭遇和处境令人同情”，另一方面我们又表示王英据现行法律制度无法获得赔偿。或许在此，我们不能简单地将其视作情理与法律的较量，更应看到的是我国法律对公共利益的保障机制不够完善，对于法律活动来说，也许重要的不是承认权利，而在于如何恰当地配制权利，并因此给予恰当的救济。11

二、现象与问题

首先请读者与我共同关注自1995年发展至今的“王海现象”此潮彼落的衍变以及轰动一时的“奇女子”王英诉全国白酒案的始末。

1995年自王海决定进京打假以来，这一路可谓风云变幻、忧喜参半。起初两年由于有关方面的积极表态，新闻媒体的舆论导向，即使与此同时，甚至法律界仍对购假索赔提出诸多质疑，王海却似乎渐入诉无不胜的佳境。1997年形势有了转机，王海等对水货手机的索赔一一败诉，在此之后甚至同一法院对同一原告、同一标的物、同一……

客观地说，王海、王英们为消费者权益所作的努力是值得称道的，虽然所引发的有关法律适用、法律解释、法律与道德评价尚无定论。就王海购假索赔案,中国消费者协会等有关部门和人士已呼吁最高人民法院作出司法解释,或由全国人大对消法作出修改和补充;而王英"白酒标鉴案＂的合理选择是：在立法领域寻求改进，即说服人大代表和由他们组成的立法机关，修改目前的法律。5以上情形表明我国司法领域对于消费者权益的制度保障方面仍处于滞后状态。

本文尝试引入公益之诉的讨论，对其渊源与发展作概要介绍，并希望通过对公益之诉的经济分析为这一新型诉讼制度的建立作一抛砖引玉的序言。

三、公益之诉的经济分析

1、公益之诉：保护公益的有效资源配置方式

经济分析法学的核心思想是：效率，即追求价值的最大化，并假设人在其生活目的、满足方面是一个理性最大化者，对于法律活动与法律制度而言，都是为了有效地利用资源从而使社会财富达到最化，因而波斯纳认为诉讼判决的终极问题是，什么样的资源配置才能使效率最大化。通常情况下，市场是实现资源配置最优化的基本方式：但在市场决定成本高于法律决定成本时，这一问题就给法律制度来解决了。说市场让位于法律程序来实现资源配置的条件是：资源的法律配置成本低于市场配置的成本。

通过本文一、二部分的论述，我们可以发现对于侵犯公益的违法者而言，其经济或社会地位都属于处优势一方，而受害一方一般人数众多，从这一点讨论是不易于市场配置的，一则侵权者的优势地位往往使其在与对方进行协商的时候居于主导地位，垄断交易价格，由此造成双方当事人想独占尽可能多的利润而引起高额的交易成本是一种社会浪费：另一方面，在众多的被侵权者中存在一部分“搭便车”的想法，即比如个别消费者认为总存在其他利益受损更严重的人，让这部分人先去参与交涉，视其协商结果再考虑如何行事。这样的情况下的交易成本往往很高，我们知道，如果交易成本过高，尤其当它超过交易价值时，交易就不会发生了；因为理智的当事人会因放弃交易而获得更多效益。这时的社会损失就不等同于交易成本，而等于被放弃的交易的价值。

可见，对于这样一种侵犯公益的行为，市场并非是资源配置的最佳方式，于是人们求诸于——法律程序，或者说在这样一种情形下，法律程序成为一种更完美的财富分配机制，12法律制度下，侵权者往往凭其优势地位，对其侵权行为或不履行法定义务的行为须付出机会成本，或者其所支付的违法机会成本低于他从不法行为中所获取的利润，那么自利的侵权者会认为侵权公益的行为能使其效益最大化，实际上，我们的法律制度也正是鼓励他这公做的。因而我们得出的结论是：公益之诉能够提供保护公益的有效资源配置方式，有利于效益最大化。

2、公益之诉实现诉讼的规模经济13

事实上，我们知道并非所有的纠纷都通过法定诉讼程序加以解决，有理智的潜在原告通常不会提起诉讼是在为样五种情形下：即某类案件的预期判决价值低于审判的费用——这样的成本比较方法同样适合于公益之诉。

在此我们首先假设某项争议价值为2000元，如果法院判决原告胜诉的几率为50％，那么原告对该诉讼的预期价值为1000元（2000＊50％＝1000元）。若原告预期的审判费用为750元，那么原告因其可获预期收益为250元而认为是有效率的，并采用了诉讼的途径。显然还存在另外一种情形，即原告预期诉讼成本（假设为1200元）可能高于预期判决价值，则原告因为参与诉讼将损失200元而不再起诉。由此可见潜在原告是否提起诉讼取决于预期诉讼成本。

然而，对于侵犯公益的案件来说对于单个利益受侵犯者而言，其诉讼成本往往高于其预期价值。波斯纳在其《法律的经济分析》中所提及的集团诉讼公益诉讼的形式之一，书中假设牙刷制造商们已合谋实行价格垄断，数以百万计的消费者因此受到利益损害。累计成本可能是巨大的；而每个消费者所受的损失可能只有几分钱。这样以来，就单个消费者而言，提起诉讼的预期成本远远高于预期判决价值，在一般情况下，消费者可能会放弃诉讼请示，但是如果将这些权利请示聚合成一个集团诉讼，集团诉讼的标的是足以支付诉讼成本的14

在公益诉讼中正是“通过若干小的权利请示聚合成一个足以使诉讼成本合理大的权利请示的方法－－换句话说，即以实现诉讼的规模经济。”15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发觉王海购假索赔过程中大批量进假货索赔，并非是在“聚合权利请求”，而是提高预期诉讼价值的行为，使之超乎于相应较少的诉讼成本，使其效益最大化。

3、公益之诉的诉讼运行成本分析

法律成本指的是在立法、司法、执法、守法各环节中，法律系统为实现权利与义务配置所耗费的费用，如何合理地利用法律资源，法律成本，实现法律的高效率，是我们法律运行过程中重点讨论的问题。

在探讨公益诉讼成本时，我们不得不谈及错误的司法判决的影响。在此假设某一公益诉讼的预期成本是100元，而潜在加害人避免事故的成本是90元（此时受害人避免事故的成本高于100元，否则诉讼程序不可能开始），这种情况下侵权人会花费90元避免事故的发生而避免在诉讼判决结果的赔偿（100元）。但是，我们还要考虑的另一种情况是，司法机关出于某种原因而造成的错误判决导致的侵权人预期事故成本的降低，当侵权人预期事故成本过低，甚至低于其避免事故的费用时，此时侵权事故就不能够防止，其必然造成社会损失。

本文在此对错误判决成本的讨论，希望能引起大家对公益诉讼的关注。法律主体在行使权利或改造义务的过程中，类似于市场中的消费者－－自利的消费者，他们关注的是法律资源的投入产出比，因而不良的法律机制可能使侵权者放纵自己的加豁行为，从而给社会造成负面影响。

四、结语

长期以来，在我们社会中一直强调个人利益服从整体利益，并且总以国个的利益作为公益，然而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国有企业的利益不过是普通的市场主体的利益；相反，市场中消费者的整体利益才是社会公益。16而在我们目前的诉讼机制下，对于权利配置的判决结果往往与权利的主体联系在一起，因而具有不科学性。

公益诉讼范文篇2

在立案时，法院对当事人的起诉适当与否的判断，首先是当事人是否适格的问题。所谓当事人适格，又称正当当事人，是指有要求法院对作为本案诉讼标的权利义务关系做出判决，并取得该案诉讼程序上主体地位的资格，即对于具体诉讼有作为当事人起诉或应诉的资格。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第108条：“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这一规定要求当事人必须与案件有“直接利害关系”，从而排除了非实体权利义务主体对特定的诉讼标的提起诉讼的可能性，缩小了原告主体的范围。实际上原告或者被告是不是民事法律关系的主体，属于实体问题，必须通过诉讼程序，进行诉讼、调查和研究才能解决的。我国的这种传统民事诉讼理论，是有悖于时代，也不利于保护消费者的公共利益和整个商业秩序。因此在平衡利益冲突，矫正和预防违法行为理念指导下，运用诉讼担当理论，扩大消费者公益诉讼原告主体范围，才能更好的保护消费者公共利益。

第一，消费者保护组织。我国现有的全国性消费者保护组织是1984年成立的中国消费者协会和1989年成立的中国保护消费者基金会。我国目前立法只承认消费者协会有支持起诉的职权，没有为起诉的权利。鉴于我国支持起诉制度收效甚微的状况，笔者认为不妨改良目前形同虚设的支持起诉原则，让消费者保护组织获得真正意义上的原告资格，代表公共利益追究不法经营者，从而起到有效保护消费者利益，加大对违法者的追究力度。2006年3月15日，中消协通过了《消费者协会法律支持办法》，明确了向消费者提供与案情相关的法律咨询服务、协助消费者调查取证等六种法律支持方法，无疑在支持起诉方面迈出了一大步。鉴于消费者协会在公众消费领域所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典型，受害人利益、社团利益及社会公益的一致性逐渐明显，将诉权直接赋予消费者保护组织，不但可以保障受害者的实体权益，而且可以减少诉讼环节和诉讼浪费。消费者协会要想真正履行好为消费者服务的职责，必须进行改革。应该逐步改变目前消费者协会这种半官方性质。任何消费者都可以申请成为会员，由会员选举理事会直接参与治理；不得进行任何有偿的商品和服务推荐活动，彻底杜绝经济利益驱动；保证消费者协会完全的民间性质，保证独立运行；消费者协会的经费应该取之于会员、服务于会员，在消费者协会及其成员违法时要追究其法律责任。只有这样，才能为引进消费者公益诉讼制度创造一个良好的背景。

第二，任何个人，这里特指受害人。受害人是指作为消费者其利益受到不法侵害的个人。一方面，作为消费者个人其利益受到了不法侵害，另一方面从宏观角度看，经营者的侵害行为又同时损害或威胁到大多数消费者的公众利益。这时法律除了允许受害人提起含有保护私益的诉讼外，还可以同时提起保护公益内容的公益诉讼。

在我国的实践中，许多发现了经营者有损害消费者利益行为的人，为了能维护消费者利益，不得不先主动接受经营者的侵害，然后再以消费者的名义提起诉讼，如著名打假英雄王海必须先买假然后再打假。这种救济不仅代价高昂，而且也没有什么效果，因为消费者只能就自己的损害请求赔偿，而不能制止不法经营行为。

二、改革诉讼费用制度

消费者公益诉讼由于涉及的人数多，涉案面广，标的额比较大、程序复杂并且耗时长，诉讼费用的来源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所以如何解决诉讼经费就成了引进消费者公益诉讼的重要问题。应该考虑设置特别的制度，通过免除这些费用的全部或一部分，以推动公益诉讼的提出。诉讼费用可通过以下方式解决：一是政府财政拨款。消费者协会接受政府的拨款目前还有一些争议，很多人认为既然消费者协会拿着政府的钱，就难免影响其独立性，消费者协会能否真正代表消费者的利益就又是一个问题。如何既能解决消费者协会经费不足的问题又能消除政府对消费者协会的不良影响呢？我们可以借鉴香港、韩国、日本等国的做法，通过完善预算立法，将政府向消费者协会拨款的制度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下来，在对消费者协会开展职责需要的经费进行认定的基础上，明确每年政府向消费者协会进行多少拨款，有多少经费是用于代表消费者提起诉讼的，专款专用。二是成立公益诉讼基金会。从每件胜诉的消费者公益诉讼案件的惩罚性赔偿金中提留一定比例作为消费者公益诉讼基金，同时，基金会还可以接纳社会捐款作为基金来源；普通公众提起的公益诉讼可以从基金会得到援助。三是引进胜诉收费制，政府财力毕竟是有限的，考虑到世界发展的趋势，我国在引进公益诉讼制度时可以采用某种形式的胜诉酬金制度，这样可以促使律师主动协助提起公益诉讼。

三、举证责任的分配

证据制度历来是一切诉讼的灵魂，而举证责任则是证据制度的核心。传统民事诉讼法认为“谁主张，谁举证”，原告必须承担举证责任，否则就有可能败诉。但是，在消费者与经营者之间的关系中，经营者在信息和技术的掌握上处于绝对优势地位，所以在消费者公益诉讼中，如果也要求原告方承担严格的举证责任，就有可能达不到公益诉讼的目的。比如在产品责任案件中，一是由于专有技术和生产工艺的保密性，使原告难以对加害人有无过错举证；二也由于欺诈故意作为一种主观状态，隐藏在行为人的内心，他人很难了解，更难以就此举证。所以在消费者诉讼案件中，原告方往往只能证明自己受到了损害，而对侵权人在侵权中的主观过错、行为违法性、因果关系方面的事实很难或者根本不可能举证。所以可在消费者公益诉讼案件中实行无过错责任和举证责任倒置原则，规定主要证据由被告提供。消费者公益诉讼的原告只需提出加害经营者有侵害消费者公众利益行为的初步证据，即可以支持其请求，至于侵害事实是否确实存在，侵害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是否有因果关系等举证责任则倒置给被告承担。若被告否认其有该不法经营行为，或否认其行为会造成那样的损害结果则必须提供反证。实行举证责任倒置，使起诉方的举证责任得到缓和，有利于公益诉讼的提起。

四、激励机制与滥诉控制机制

公益诉讼在避免大众消费者受害、维护公共利益上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在无任何回报机制的激励下，如何维持公益诉讼原告特别是单个消费者的维权“热情”呢?获得惩罚性赔偿金无疑是一个激励办法，但现行《消法》关于惩罚性赔偿金的适用范围单一——仅限欺诈，而且数额过少——仅为1倍，无法满足激励需要。因此，笔者建议，我们在建立消费者公益诉讼制度的同时应扩展惩罚性赔偿金的适用范围，提高赔偿数额，赋予法官裁决违法经营者多倍赔偿的自由裁量权，其标准可选择足以使经营者付出因其不法行为已经得到或者可能得到的所有利益为限。滥诉控制机制与激励机制实际上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一方面诉讼成本的降低和激励机制的建立能极大鼓励原告积极起诉，再加上某些原告提起消费者公益诉讼的个人动机的复杂性，并不排除功利及追求新闻炒作及追求奖励的初始动机，这也加大了滥诉的可能性。另一方面无度的滥诉又势必增加法院负担，浪费有限的司法资源，且对社会发展从成长远意义上看是不利的。因此，如果不控制滥诉，实际上是在维护以原告为代表的一种公共利益的同时，有意无意牺牲了另一种公共利益。此外，滥诉也容易造成社会道德风险的增加。因此，有必要在建立激励机制的同时建立滥诉控制机制。

第一，建立先置程序。包括行政先置程序和诉前预审程序。根据司法最终解决原则，司法介入公共利益诉讼应当尽可能以穷尽其他公益救济手段为前提，因此应规定除不涉及国家机关行政执法权外，原告提起消费公益诉讼前，应当首先通过揭发、检举、控告请求行政机关保护公共利益，只有当行政机关逾期不拒履行职责时，公益诉讼才得进行。在行政手段穷尽之后，还应该设立公益诉讼的诉前程序，由法院对公益诉讼进行审理前的预审或者举行听证，使真正具有公益诉讼价值的案件得以进入正式审理程序。这一预审或者是听证程序可以对案件起到过滤的作用，预防滥诉。

第二，加强对公益诉讼的司法管理。根据美国集团诉讼的经验，集团诉讼很容易被利用成为律师谋利益的舞台。在损害赔偿诉讼场合，原告律师很容易和被告串通损害原告利益，美国的对策之一就是诉讼公开，对此，我们也应加以借鉴。诉讼的过程及结果、原告、被告和律师在诉讼中的得失，最后的判决结果，等等内容，都要向社会公开。为了更好的公开，法院和立法者应该设计更为方便的获取信息的途径，这种内容翔实的信息公开将给公众一个没有偏见的信息来源。这种信息公开还可以使社会对诉讼给予高度的关注和重视，可以有效的预防滥诉，也促使法官更好的管理公益诉讼，以实现消费者公益诉讼的目的。

第三，实行诉讼侵权责任制。在美国，滥用诉讼构成一种独立的民事侵权行为责任。这种滥诉侵权责任制的建立可以有效地制止滥诉的发生。我国建立消费者公益诉讼的同时应该明确规定起诉人如没有合理理由故意或过失地实施消费者公益诉讼行为，因此导致被告人遭受损害的后果，起诉人应为此损害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通过侵权责任制的建立，可以在鼓励民众提起消费者公益诉讼的同时，防止某些人利用公益诉讼达到个人目的，也可避免草率地提起公益诉讼，从而真正实现公益诉讼的功能。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消费者公益诉讼制度不是孤立于民事诉讼之外的一个制度，它的有效运行必须具备一定的前提条件和其他相关制度的配合。大力发展市场经济，完善自律的私人领域，鼓励真正自治的消费者保护组织，建立市民社会，才能形成消费者公益诉讼引进后发育成长的环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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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韩志红．新型诉讼——经济公益诉讼的理论与实践．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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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章武生，杨严炎．论群体诉讼的价值与功能．法学评论．2007．

[6]肖建国．现代型民事诉讼的结构和功能．政法论坛．2008(1)．

公益诉讼范文篇3

蒋石林的勇气可嘉，表明了公民意识的逐渐觉醒，并为探索行政公益诉讼迈出了可喜的一步，这些都得到公认。然而现在媒体对于这一事件的讨论焦点，已经转向为对于财政支出这种行为能否以诉讼的方式提出并且是否可以纳入行政公益诉讼的范畴。

从实然角度也就是从现行法律规定上讲，根据行政诉讼法规定，原告是认为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也就是说原告与行政机关具体的行政行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人，所以说我们国家并没有建立为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而对行政机关起诉的行政公益诉讼制度，因此，法院驳回蒋石林是合法的。但存在并不见得是合理的，从世界各国的法律制度来看，行政公益诉讼是一种通例，西方法治国家中的大多数国家如英国、美国、德国、日本都建立了行政公益制度，在英国行政公益诉讼在英国被称为“以公法名义保护私权之诉”，指检察总长在别人要求禁止令或宣告令或同时请求这两种救济时，为阻止某种违法而提起的诉讼；德国于1960年颁布的《德国法院法》专门确立了公益代表人制度，即由联邦最高检察官作为联邦公益的代表人，州高等检察官和地方检察官分别作为州和地方的公益代表人并由他们以参加人的身份参与联邦最高行政法院、州高等行政法院以及地方行政法院的行政诉讼，并享有上诉权和变更权。因此，从应然的角度也就是从合理性上讲，行政公益诉讼是有先例可循的，是可行的。现在的问题是，公民个人提起国家机关违规使用财政资金此类的行政公益诉讼合理吗？在笔者看来，提起这种行政公益诉讼值得商榷。

从诉讼经济的角度上讲，是不支持公民个人提起国家机关违规使用财政资金此类的行政公益诉讼。司法是需要成本的，而司法资源总是有限的，因此，在诉讼中必须讲究成本与效率，讲究诉讼经济，司法资源要尽可能地运用到最需要保护的地方。从这个意义上讲，行政公益诉讼应当主要运用于那些对社会公共利益、国家利益有直接而迫切的危害的行政机关的行为，并且往往是公民穷尽其他形式无法得到救济的诉讼中。比如：一是行政机关的行为危害社会公共利益、国家利益而公民无任何救济手段，这时可以直接对该行政机关提起诉讼；二是公民针对行政机关本身或者其的监督者提出了建议，该行政机关或者监督者不作为，公民可以针对该行政机关或作为监督者的行政机关提起诉讼。比如前些年浙江省余杭农民陈法庆为了让家门口的河水免遭污染，让矿区居民摆脱粉尘、噪声的困扰，在向有关部门提出建议无效的情形下，两次把当地政府和环保部门告上法庭，这种行政公益诉讼值得期待。而国家机关违规使用财政资金的此类行为，是一种对国家利益不是有直接而迫切的危害的行为，不是不马上纠正就无法挽回损失的行为，并且针对这种行为有相应的监督者---如审计机关，那么公民完全可以向审计机关提出要求审计的要求，当审计机关不作为或者公民认为审计行为违法时，可以针对该审计机关提起行政公益诉讼。

从公民监督政府的形式上讲，现代民主国家基本都是代议制民主国家，就是人民选举人民代表，由人民代表产生政府和监督政府，人民对于监督政府的形式主要依靠议会来进行监督。政府的财政开支行为是否合理、行政行为是否合法都要受到议会的监督，这也是一种强有力的监督，公民正常的监督政府形式往往应当通过人民的代表来进行，通过舆论来进行。公民对于行政机关的诉讼通常是要在维护一种自身权利或者社会公共利益下进行，“无权利就无救济”，在救济权利的同时达到监督政府的附带作用。所以，提起行政公益诉讼的前提通常应当是行政机关的外部行政行为，是直接损害公共利益与国家利益的法律行为，因此，任何公民都可以针对行政机关的有损于包括公民个人权利在内的公共利益的外部行政行为提起公益诉讼，而不宜直接针对国家机关违规使用财政资金这种内部事实行为提起行政公益诉讼，这些国家机关的内部管理行为、施政行为，留给人大与人大代表以及专门的监督机关进行审查、评议和监督更为妥当。否则，任何公民都可以对政府任何行为提起诉讼，无异于直接民主、“广场民主”的现代翻版，人人都可以一不高兴就起诉政府，法院必将陷入于公民诉讼的大海。所以，我们看到，尽管在美国早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联邦最高法院就开始承认了纳税人的诉讼原告资格，日本也在1962年制定的《行政案件诉讼法》中确立了民众诉讼制度，但纳税人一般不能仅以监督者的身份起诉，其在起诉时，应多少证明自己的利益比其他纳税人的利益更多地受到了不利影响，其性质主要是救济性的，其监督性是第二位的。

公益诉讼范文篇4

随着现代经济的快速持续发展，整个社会生活结构与人文地理环境——都会不可避免地发生重大变化。近些年来，世界范围内的各种有关公害、灾难、及消费者、投资者权益保护问题所引发的群体性纷争不断产生，不论是直接对人侵害，例如生命、人体健康、财产的伤害毁损，或是间接对人侵害，例如居住环境的污染，都会因为生产技术的不断更新及规模庞大，使受害范围及程度扩大。著名的案例如：美国三哩岛核子污染事件、印度农药厂毒气外泄事件、日本森永奶粉中毒案、多氯联苯中毒案、大阪机场噪音案、我国的矽肺案、康泰克药案、银广夏和亿安科技等上市公司虚假陈述欺骗股民案等等，不胜枚举。上述案件，其受害者人数由数十人至数十万人，造成了严重的社会问题，亦使传统的民事诉讼制度受到莫大的冲击与挑战。它们的共同特点是：即违法行为具有单一和重复性，争点具有共通性。如何合理地解决上述群体性争议，并将此确定为今后我国司法审判制度改革的一个方向，——这就涉及到一种新型的诉讼类型，——即公益诉讼。这种诉讼并非只有一个原告存在利害关系，而是以多数人的共同利害关系为背景，没有这个前提，公益诉讼也就无从谈起。[1]

包括集团诉讼制度的现代公益诉讼有两个特色:

(1)此前的诉讼都是二当事人间发生争议的二极性诉讼，而公益诉讼则是多数当事人参与形成的多极性诉讼。

(2)公益诉讼的判决并不仅仅是一种对过去事实的认定，而且是面向将来，从一种如何处理才能合乎正义的观点出发作出的判决。

早期的公益诉讼虽大多运用于具有历史背景的人权案件、种族和性别歧视案件、反托拉斯案件及社会福利案件等，由于现代宪政制度的推行，社会民众的权利意识日渐觉醒，加上因大规模工业化发展和资本投资市场的发达所引发的侵害消费者、投资者权益的事件日渐增多，环境纠纷也不断涌现，而且具有群体性纷争的特点。在这些诉讼中，都包含着许多因立法之时预料不到的多数当事人参加，致使出现了以原告一人，被告一人为基本型的现行民事诉讼法所不能规制的问题。从而使公益诉讼制度成为解决这类社会及法律问题的良方。今日，大量具有相同事实及法律问题的群体性侵权损害案件，皆有赖于公益诉讼制度的运作，以期使受害者能花费最少的时间、金钱、人力等而获得最有效的法律救济。

在传统的民事诉讼制度上，为解决多数当事人之群体争端所设计之救济方式有二：一为共同诉讼，另一为代表人诉讼。前者规定于我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三条（必要的共同诉讼和普通的共同诉讼），后者规定于我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四条。

我国有学者认为，现行民事诉讼立法关于共同诉讼的规定并不科学，其缺陷主要表现在它没有分清共同诉讼与代表人诉讼。共同诉讼与代表人诉讼虽然有共性（如至少有一方当事人为复数），但是它们在复数当事人是否共同进行诉讼这一点上应当有根本的不同。[2]

按照传统的民事诉讼理论，民事诉讼当事人主要是由利益相互冲突对立的原被告构成。一般情况下，原告和被告之间是一对一的状态。因为，在许多情况下，实体权利义务关系的主体就是单一主体对单一主体的双方。一旦实体权利义务发生争执，并酿成诉讼时，就形成了一对一的诉讼状态。然而，复杂的社会关系决定了权利义务关系的一方或双方并不是简单的单一主体，即使是同一权利义务关系也往往涉及一方或双方为多数的复合主体。这种涉及多数主体的权利义务关系发生纠纷，并进一步转化为诉讼时，也就形成了诉讼一方或双方为二人以上的多数人诉讼，即共同诉讼。[3]因而，共同诉讼，是指在同一诉讼程序中，为复数的一方或者多方当事人共同进行的诉讼。原告是两人以上的诉讼，称谓积极的共同诉讼；被告是两人以上的诉讼，称为消极的共同诉讼；原告和被告均为两人以上的诉讼，称为混合的共同诉讼。按照《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三条的规定，以共同诉讼人之间对诉讼标的关系为标准，可分为必要的共同诉讼和普通的共同诉讼。共同诉讼是诉的合并的一种形式，它的意义在于：人民法院通过共同诉讼可以一并彻底解决与本案有关的人所发生的纠纷，从而简化诉讼程序，节省时间和费用，避免人民法院在同一事件上作出互相矛盾的判决。

我国传统理论认为，二人以上的一方或双方当事人称为共同诉讼人。原告为二人以上的称为共同原告；被告为二人以上的，称为共同被告。新的观点认为，共同诉讼人是指在同一诉讼程序中处于相同诉讼地位、共同进行诉讼的为二人以上的当事人。不能将共同诉讼人理解为共同诉讼的当事人。共同诉讼中，为复数或者单数的当事人均可被称为共同诉讼当事人。简言之，共同诉讼人就是共同诉讼中为二人以上的当事人。共同诉讼人并不是与原告（包括上诉人）、被告（包括被上诉人）和诉讼第三人之中的一种。与共同诉讼分为必要的共同诉讼和普通的共同诉讼相对应，共同诉讼人也分为必要的共同诉讼人和普通的共同诉讼人。

普通共同诉讼实质上乃独立之数诉，仅形式上合并提起于同一法院，以图便于当事人辩论和法院裁判而已。按照我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三条所确定的原则，普通共同诉讼是指当事人一方或双方为二人以上，其诉讼标的是同一种类的，人民法院将其合并审理的诉讼。正因为普通共同诉讼人之间诉讼标的是同种类的，所以，共同诉讼人之间就没有共同的权利义务，对其中一个诉讼标的作出的判决，其效力也不及于普通共同诉讼人之间另外的诉讼标的。严格论之，普通共同诉讼实际上提供法院便利之处较当事人为多。惟普通共同诉讼仍有其实益，亦即在同一诉讼程序所生之利益，例如（1）共同诉讼人中一人在诉讼上之行为及不行为，得作为全辩论意旨之内容，而为他共同诉讼人主张事实之认定资料。（2）依证据共通原则，共同诉讼人中一人所提出之证据，得作为他共同诉讼人主张事实之认定资料。（3）共同诉讼人中一人所为之抗辩，足以否认他方主张之权利者，与他共同诉讼人之关系，得加以斟酌。（4）共同诉讼人中之一人，无为他共同诉讼人之证人之能力。

按照诉讼标的的权利义务本身是共同的，还是形成诉讼的权利义务的原因是共同的，可以将必要共同诉讼分为两种基本类型：权利义务共同型必要共同诉讼和原因共同型必要共同诉讼。必要共同诉讼与普通共同诉讼的差异，在于（1）普通共同诉讼的诉讼标的是同种类的，必要共同诉讼的诉讼标的是同一的；（2）普通共同诉讼的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诉讼请求合成，必要共同诉讼只有一个诉讼请求；（3）普通共同诉讼是一种可分之诉，必要共同诉讼则是不可分之诉。普通共同诉讼可分别起诉或应诉，判决时应分别判决。必要共同诉讼要求一同起诉或应诉，判决时应合一判决。在外国民事诉讼法中，处理必要的共同诉讼人内部关系的原则是，共同诉讼人中一人的行为有利于共同诉讼人的，对全体共同诉讼人有效；不利于共同诉讼人的，对全体无效。我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三条第二款规定：“共同诉讼的一方当事人对诉讼标的有共同权利义务的，其中一人的诉讼行为经其他共同诉讼人承认，对其他共同诉讼人发生法律效力。”

依共同诉讼之方式，对于具有共通争点之诉讼事件，虽亦具诉讼经济及判决一致之功能，惟共同诉讼仍须所有当事人出庭为诉讼行为，于人数众多时，其无力感即显现无余。因此，对于公害、灾难、及消费者诉讼、公司股东诉讼等具有大量被害人之事件，共同诉讼制度不仅力有不及，而且是不切实际的。因为每一个请求者皆须为同一个事件实施诉讼行为，由法院一一审理，必然造成大量时间、金钱、人力的浪费。

另外，对于那种损害不大的情形，受害者实施权利之意愿亦随之降低，使加害者逍遥法外，难以维系社会大众的道德意识。因此，籍共同诉讼制度解决大量受害人这类现代型诉讼，其功能及范围终属有限。

面对上述被害人人数众多的现代型诉讼，我国民事诉讼法还规定了代表人诉讼制度(从诉的角度看为代表人诉讼；从当事人的角度为诉讼代表人)。诉讼代表人，是指为了便于诉讼，由人数众多的一方当事人推举出来，代表其利益实施诉讼行为的人。

诉讼代表人制度是我国民事诉讼法为适应民事纠纷群体化这一现实所建立的一种新的制度。随着社会发展的日益现代化，人们之间的社会联系比过去更加广泛，冲突的点和面也在增加和拓展，纠纷形态也呈现出新的特点。所谓纠纷的大型化就是特点之一。纠纷的大型化，是指纠纷所涉及的利害关系人人数众多，争议的数额大。这些纠纷主要发生在消费服务领域、资本投资领域、环境污染领域以及标准合同等领域。这些纠纷一旦纳入诉讼解决程序，就会形成共同诉讼。但所有的利害关系人都在诉讼中直接实施诉讼行为，将大大提高诉讼成本，耗费更多的时间和人力。为了适应民事纠纷的现实，我国在借鉴了美国的集团诉讼、德国、日本的选定当事人制度的基础上，于新民事诉讼法中设立了具有我国特点的诉讼代表人制度，从而进一步发展和完善了我国的共同诉讼制度。[4]

诉讼代表人制度以共同诉讼制度为基础，吸收了诉讼制度的机能。以共同诉讼制度为基础，是指诉讼代表人所进行的诉讼应当符合共同诉讼的基本条件，如果所代表的当事人不能作为共同诉讼人，也就不能在诉讼中推选代表人代为实施诉讼行为。按照民事诉讼法规定的精神，被代表的众多利害关系人之间具有共同的利害关系或者其诉讼标的是同种类的。如果利害关系人之间没有共同的利害关系，其诉讼标的不是同种类的，那么，就不能使用诉讼代表人制度。

诉讼代表人制度吸收了诉讼制度的机能，使众多诉讼主体的诉讼行为通过诉讼代表人集中实施，扩大了诉讼的容量，避免了因众多当事人直接参与诉讼所带来的诸多问题。但诉讼代表人又不同于诉讼人:

其一，诉讼代表人本身是本案的利害关系人，与本案的诉讼结果有直接的利害关系。诉讼人与本案则没有直接的利害关系。

其二，代表人实施诉讼行为不仅是为了被代表的当事人，同时也是为了自己的利益。

其三，诉讼人实施诉讼必须有被人的特别授权。诉讼代表人实施诉讼行为时，在当事人人数不确定的情况下，可由部分当事人推选，即部分当事人的授权。但其代表人诉讼行为的效力仍及于全体利害关系人。

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四条和第五十五条的规定，诉讼代表人分为人数确定的诉讼代表人和人数不确定的诉讼代表人两种情形。

人数确定的诉讼代表人，代表人的诉讼行为对其所代表的当事人发生效力，但代表人变更、放弃诉讼请求或者承认对方当事人的诉讼请求，进行和解，必须经被代表的当事人同意。

人数不确定的诉讼代表人，其诉讼标的是同一种类、当事人一方人数众多在起诉时人数尚未确定。人们法院可以发出公告，说明案件情况和诉讼请求，通知权利人在一定期间向人们法院登记。

向人们法院登记的权利人可以推选代表人进行诉讼；推选不出代表人的，人们法院可以与参加登记的权利人商定代表人。

代表人的诉讼行为对其所代表的当事人发生效力，但代表人变更、放弃诉讼请求或者承认对方当事人的诉讼请求，进行和解，必须经被代表的当事人同意。人民法院作出的判决、裁定，对参加登记的全体权利人发生效力。未参加登记的权利人在诉讼时效期间提起诉讼的，适用该判决、裁定。

诉讼代表人制度在处理和解决现代型公益性诉讼方面仍有其不足和局限性。例如推选代表人的行为通常是指起诉以后，因为权利人只能在知道法院的公告后，才可能到法院进行登记，而法院发出公告必须以某些权利人的起诉为前提，起诉时的起诉人也不是当然的诉讼代表人。代表人诉讼以权利人积极的明示授权作为代表行为约束自己的前提。还有，让权利人到法院登记并选任诉讼代表人会增加诉讼的复杂性，特别是“少额多数”的情况下更是如此。

事实上，对于现代型的公益诉讼案件，共同诉讼和代表人诉讼这两种现有的诉讼制度并不能恰如其分地加以规制，也不能根本地体现便利、公正、经济及效益最大化等诉讼原则。公益诉讼事件带动了一些国家民事诉讼制度的改革，美国因此而设置了作为其解决方策的集团诉讼（Classaction）制度，日本则选择了选定当事人制度，尽管其法学界一直都在为是否引进集团诉讼制度而争论不休。

公益诉讼制度已倍受世人瞩目，有人甚至认为，公益诉讼代表了民事诉讼制度今后发展的主要方向。

我国目前在对公益诉讼制度的理论研究和司法实践两方面都是明显滞后的，在审判领域，人民法院对公益诉讼案件尚未真正开放。尽管这些年来，我国在环境保护和消费者权益保护等立法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进步，但在对违反公共利益的民事和行政救济手段上却显得与我国社会发展的步伐不能合拍。公益诉讼在实体和程序立法上都不能回应时展的迫切需要。

2001年下半年，股民对“亿安科技”因虚假陈述而遭受损害提起的证券民事赔偿诉讼案件，曾一度被炒得沸沸扬扬，这是中小投资者状告上市公司因民事欺诈要求赔偿的典型案例。这次诉讼采用了原告人数固定的共同诉讼形式，因此，在起诉后，没有办理委托手续的其他受害投资者不能加入此案的诉讼。此次原告人数为363人，其中在北京参与起诉的人数为187人，索赔金额为1151万元；在广州参与起诉的人数为187人，索赔金额为1281万元。索赔金额最高的投资者来自河北，索赔金额为200万元。南方某机构投资者索赔13万元。此次诉讼共有7个被告，除欣盛、中百、百源、金易、四家投资顾问公司外，还有亿安集团、亿安科技、罗成（曾经担任亿安集团和上市公司亿安科技的法人代表）。此案最后以北京、广州两地法院“暂不受理”而告一段落。法院方面没有阐述“暂不受理”的具体理由。但当时的舆论普遍认为，与《证券法》相配套的证券民事赔偿司法解释尚未出台，一些可适用的条款又明显缺乏可操作性是促使法院作出“暂不受理”的主要原因。无独有偶，就在此事发生的两年前，上海的投资者曾愤而起诉“PT红光”包装上市圈钱、任意挪用募集资金，要求其赔偿投资损失。但令人遗憾的是，地方法院最终没有受理此案。我们的司法审判体系未能给予投资者以充分的支持和信心。

民事审判制度不应是法治国家的装饰品，而应当成为完成权利救济、法的实现这一文化大国的重大使命而存在的制度。[5]当人们对审判制度报以绝望和法院采取逃避态度之时，审判制度就会悄然毁灭。

“PT红光”事件与“亿安科技”民事赔偿案等因成为“悬案”而引发我们对民事赔偿实体立法投入更多关注与思考的同时，也应当成为我们重视程序立法的一个重要契机，尤其是隐藏在类似案件背后的公益诉讼的法理：理念、机构、形式和实现的手段等。诉讼不仅仅是一种解决关于单纯的私人间的权利纷争的手段，它逐步也会成为一种客观公共规范制度的手段得以利用，会在民事裁判的性质和机能转变上产生重要的影响。对各国促进公益诉讼策略进行比较研究，可以为法制改革者提供有用的已经多次试验的模型和想法，作为提出在自己国家法制下进行同类改革方案的基础。自觉地关注并对公益诉讼投以更多的热情，这既是时代法制发展的需要，同时也是以诉讼程序设计为己任的诉讼制度研究者们的一项义不容辞的神圣使命。二、古代公益诉讼的内涵及其基本特征

公益诉讼源自古罗马的法律制度，是相对私益诉讼而言的。在古罗马法中，私益诉讼是为保护个人所有权而设定的诉讼，仅特定人才可提起；它是以私人资格发生的诉讼，以保护私人利益为目的；公益诉讼乃是保护社会公共利益的诉讼，除法律有特别规定者外，凡罗马市民均可提起。[6]

在古罗马法中，公益诉讼的实质含义是，“原告代表社会集体利益而非个人利益而起诉”。[7]

现代法关于公共利益的保护，由公务员代表国家履行之。罗马当时的政权机构，远没有近代这样健全和周密，仅依靠官吏的力量来维护公共利益是不够的，故授权市民代表社会集体直接起诉，以弥补其不足。公诉又分为市民法公诉和大法官公诉。前者是由市民法所规定，被告所付的罚金归国库，但起诉者可得一定的奖金。后者为大法官等谕令所规定，被告所付的罚金，归起诉者所得。如果对同一案件有数人起诉，则由法官选择一人为原告。[8]

在罗马法时期，实体法和程序法不分，因而请求权与诉权也尚未分化，诉包含着现代法意义上的请求权和诉权的双重性质。这种诉的表现形式就是依据具体的事实所作出的法的规定（事实和规范尚未分离）。因此，当已发案件符合法所规定的诉时就可以接受救济（有诉才有救济，ubiius,ibiremedium）,没有诉就不能接受救济。

罗马法曾经历过三种诉讼程序过程，即法律（法定）诉讼程序时期，程式诉讼程序时期和非常诉讼程序时期。公益诉讼则产生于程式诉讼程序时期。要了解古罗马公益诉讼的形成与发展，就必须对上述三种诉讼程序的演变进行认真地考察。

按照法定诉讼程序制度，原告必须根据法律规定的诉权起诉，当事人在诉讼中必须使用法定的言语、和动作，稍有出入，即致败诉。故称其为法定诉讼。法律诉讼程序分为在法务官面前进行的法庭（iniure）程序和在审判人面前（aprdiudicem）进行的程序这两个阶段。原告应首先在法务官面前进行的法庭程序中依据法律规定，主张对被告享有某诉，并申请依该诉接受审判的许可。该诉的范围仅限于《十二铜表法》及其之后制定的市民法的规定；同时还要求原告在法务官面前按照及其严格的形式，运用公式化语言和象征性行为提出主张，稍有失误即有可能招致败诉。在盖尤斯的《法学阶梯》中有一段名言，即“某人就砍葡萄树一事提起诉讼，因在其诉（指诉状-原作注）中使用的是‘葡萄树’(vites)这个名词，结果遭到了败诉。因为作为其诉（请求）之根据的《十二铜表法》仅仅笼统地规定了‘砍树’，故而他在诉状中应当使用‘树’（arbores）这个名词。”这是关于法律诉讼特征的贴切表述。[9]

原告必须按照法定程序提出请求，而法务官则对原告的主张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的诉进行审查。法务官若认定原告的诉不具备法定要件，就宣布拒绝诉讼（denegatioactionis）,以切断诉讼；若认定具备法定要件，就开始争讼程序（litiscontestatio,日译“争点决定”）。据此，案件从法务官的手中分离，随后进入当事人选择的在审判人面前进行的程序。审判人在审判诉的成立要件事实存在与否的基础上作出判决。若认定诉的成立要件事实为存在，将作出肯定该诉的判决；反之，将作出原告败诉的判决。

法律诉讼程序使我们对罗马法的诉讼形态及其内涵本质有了一个基本认识和把握：在古罗马民事诉讼中，当案件已发生时，首先将审查该案件是否符合法所规定的诉的要件事实，从法律出发考察诉讼。

依照法律诉讼程序，罗马法院只对《十二铜表法》及其后来制定的若干法律所规定的案件，给予裁判上的救济。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以及生活关系日趋复杂化，这种仅对法律规定的案件进行救济的模式将难以适应社会变化的需求。另外，法律诉讼程序受严格的形式主义支配，当事人常因误及该形式而导致败诉，所以为世人所恶。因此，到了罗马共和国中期，与法律诉讼程序并存，罗马法院开始采用程式书（formula）方式,即一种承认相当自由的诉讼的程式书诉讼程序。

程式书诉讼程序（formularverfahren）也分为在法务官面前的法庭程序和在审判人面前的审判程序两个阶段。首先在法庭程序中，原告不是通过法定的公式语言，而是以程式书形式，向法务官提示依市民法及依法类推认为自己所具有的诉，并请求给予依照程式书在审判人面前进行审判程序的许可（诉的申请Postnlatioactionis）。程式书上首先必须记载请求原因（cauasactionis）和原告主张。其次是一种以“如果上述事实清楚，审判人就进行A审判；如果不清楚，则进行B审判”形式记载的审判次序书。法务官在审查后，若认定原告存在诉时，就允许依该程式引起审判程序。接着诉就进入争讼程序（争点决定）阶段，并与法务官相分离。此后是开始审判人面前的程序，审判人通过审理程式书上记载的事实存在与否之后，依程式书宣告判决。

程式书诉讼程序是法律诉讼程序发展的产物，在该程序中固然不须像法律诉讼程序那样严格地、形式地适用法律，但诉讼在这里也是从既存的法律出发来加以考察的，而诉就是其出发点。

其后进入元首制时代。一种从统治者（元首及其人的官吏）的立场对被统治者之间的纠纷进行裁判的程序（非常诉讼程序Kognitionsver-fahnen）异常地发达起来。此种程序废止了法律诉讼程序和程式书诉讼程序（这两者统称为通常诉讼程序）中那种在审判人面前的程序，而采取了由法务官全面进行裁判的方式。整个程式书诉讼程序时代中，法务官受理过何种案件，并许可何种程式书，都通过每个法务官就任年度开始的告示得以明确化、公开化。而对这些告示进行体系化形成的永久告示录（edictumperpetum），其后来具有了制定法的效力。就来源于法务官告示这一意义而言，这个制定法就具有强烈的裁判规范色彩。然而，法务官是原有市民法的适用者，而且这个告示录也是以市民法为基础的，故告示录应当被看作是市民法的延伸。告示录既是一种裁判规范，同时也作为一种社会规范被通用。在非常诉讼程序时代，人们通过主张该规范上的权利而提起诉讼。法务官对于一个案件，首先审理规范上的权利存在与否，然后宣告判决。现代民事诉讼程序中通用的程序在此时就得以诞生了。[10]

此前的通常诉讼程序并未因非常诉讼程序的产生而被全面废止，而是仍然作为普通程序继续存在。这种新程序是作为通常诉讼程序以外的某种特别审理程序（cognitioextnaondinem）而形成的。但是，随着后来的中央权利的强化而逐渐发达起来，到了专制时代这种程序就成了民事诉讼中唯一的程序。

罗马法的诉制度随着时代变化而发展，初期和后来的就变化了若干种形式。但是，上述针对具体案件所规定的请求权加诉权的模式即以诉为基准来考虑诉讼的态度却是贯彻始终的。即开始的法律诉讼时代以十二铜表法及其后制定的市民法规定的诉为基准而起诉，并依此进行裁判；在后来的程式书程序中，为了满足社会的需要对从来的法律进行类推、扩张解释，以在比以前更广的范围内认可的诉（程式书）作为基准，再后来的非常诉讼程序主要是以具有制定法性质的永久告示录所认可的诉为裁判的基准。诉是由法律所规定的，故可以说罗马的民事诉讼法的出发点是由诉的规范所构成的。[11]三、现代公益诉讼的形成与发展

在现代社会里，大规模生产不断地将商品输入市场，而伴随的服务数量、种类也骤然巨增，商品生产导致环境破坏，使很多人遭受损害。通过市场作用机制，在消费的共给过程中，会使大量消费者受害。另外，飞机、火车等运营量大的交通工具以及关于民众健康、生命的药品等，一旦发生事故或副作用，将危及很多人的生命和健康安全。上述活动所涉及的危害面较大，受害人数较多。这些事件（纠纷）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违法行为的具有单一性，争点具有共通性。何如合理地解决上述纠纷，并将此确定为今后司法审判制度改革的一个方向？——这就涉及到一种新型的诉讼类型，即公益诉讼问题。这种诉讼“并非只有一个原告存在利害关系，而是以多数人的共同利害关系为背景，没有这个前提，‘公共诉讼’也就无从谈起。”[12]

现代科学技术造成的变化表现出无限的智慧、创造力和巨大的革命性，它改变物质环境，重构人际关系。与人类历史相伴而生的一些古老而又传统的交易习惯、交易手段，在人类社会前进的脚步声中，正在不断地被新出现的、能够满足人类与社会发展需要的更高层次的交易规则、交易形式所更新、替换。从原始人类一对一的交易方式到现代社会多方位、多层次组织型的团体交易、跨国、跨地区交易形式，从人类沿袭了几千年的以物易物的实物交易到货币交易到虚拟的、立体交叉——可跨越时空的、由电子媒介所联接起来的网络交易系统，——我们所处的凡尘俗世正给人以千变万化、眼花缭乱的感觉。——地球正变得越来越小，国与国之间的距离正变得越来越近，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人与企业乃至整个社会之间的接触与交往也正变得日益频繁、日益密切。我们就生活在这么一个人类历史发展的时空位置上，我们就生活在这么一个历史环境中——一个新生事物层出不穷、各种权利与义务不断涌现，各项规则与制度不断灭亡——新生——再灭亡——再新生的时代。各种利益之间在不断地碰撞、冲突——交汇、融合——和谐，又再从和谐——分化——分解——碰撞、冲突。——从失衡到平衡，又再从平衡到失衡。人类生命和生活的内涵与外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丰富、更广阔。人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关注自身存在的意义、关注赖以生存的地球环境、关注生命与生活的价值、质量以及与之相关的各种责任与利益、权利与义务、规则与制度等。

四、现代公益诉讼的性质及特点

（一）现代公益诉讼的性质

现代公益诉讼所涉及的纠纷，带有传统型诉讼模式抑或解决纠纷模式不能容纳的新要素，故对于这类的诉讼法律关系，传统的诉讼机制无法对其进行规制和调整。在日本，处理这类案件采用通常所说的公共诉讼模式或结构改革诉讼模式。[13]

这种新型诉讼涉及到大量利害关系者的公共政策问题发生争议并要求法院对此作出法律判断。相对于以调整个人之间利害冲突为基本对象的传统民事诉讼来说，这种以处理牵涉多数人或集团间错综复杂的利害关系为特征的新型案件大大拓展了诉讼的功能，从而具有在社会上发生更广泛和更直接影响的效应。这种可称之为“多极化纠纷”的案件，其解决的方式区别于传统的所谓“非黑即白”的判定，而不得不更多地采取调整式或和解式的方式。[14]

（二）现代公益诉讼的特点

通过对国外公益诉讼理论和司法实践的考察与比较分析，我们可以将现代公益诉讼的性质和特点归纳如下：

1.在诉讼的目的上，强调对社会公共利益的维护，并以追求公共利益的全面化和最大化作为诉讼的宗旨。这是现代公益诉讼不同于普通民事诉讼和一般行政诉讼的本质特征。

2.在诉讼当事人方面，作为公益诉讼案件当事人的原告一方，大多数是因被告方的不法活动而受到加害或加害危险的市民（消费者、普通居民），而且在多数情况下表现为人数众多，具有集团性和扩散性。与此相反，作为被告的一方当事人，则主要为国家行政机关、共同团体或大型企业，等等。必须特别强调的是，如果按照传统的民事诉讼当事人理论来进行衡量的话，公益诉讼中的原告则有可能存在不适格的情形。所以，对传统的当事人适格理论提出挑战并进而扩大当事人适格的范围，是这类诉讼的重要形式特征。

3.在诉讼请求的事项上，这类诉讼案件，原告对被告的实质性请求内容，有时不仅是要求损害赔偿，还包括预防性停止，这两项诉讼请求都涉及到评价被告方行为之公共意义的问题。以前绝大多数传统型的诉讼都属于损害赔偿类的侵权之诉，随着公益诉讼案件的逐渐增多，与之相伴的预防性停止诉讼请求也呈现出不断上升的趋势。这说明，公益诉讼旨在预防侵害的诉讼动机开始日渐明朗化。如果一项不法行为是以向人数众多的市民支付巨额赔偿金为实施条件，那么该项不法行为实际上从一开始，就有停止执行的可能。因为损害赔偿这项法律制度本身就内含着抑制侵权行为发生的功能。美国的惩罚性赔偿（制裁性赔偿）法理就是对这种抑制功能最直接的认可。在美国司法实践中，预防性停止诉讼和损害赔偿请求合并提出的情形很多，甚至有学者认为，可以将损害赔偿请求这一部分，视为用来发挥给予原告以经济性刺激和资助律师费用等的作用。对于损害赔偿转向预防性停止这句口号而言，如果缺乏实效性回报，那将会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15]

4.公益诉讼案件的争点具有共通性。传统的民事诉讼，其争执的焦点主要是围绕着作为平等主体的当事人之间个别的权利义务关系，没有脱离私的范畴。而现代公益诉讼的争点则表现在社会化方面。在这种诉讼中，公的机会和私的机会处于紧张、交错的状态，诉讼的意义随着这种双重型发生动摇。因此，时常出现因过分强调公共性而模糊了问题的实质性情况。[16]

5.公益诉讼生效判决所产生的诉讼结果，对公共政策的调整、修正及其今后的走向、包括目标定位、价值取舍等都会产生一定的影响。从维护公共利益角度来看，它对公共政策具有判断是非、规制其合法的效能。除此之外，公益诉讼的诉讼结果，还具有广域效力。

6.公益诉讼案件，由于在多数情况下存在着原告人数众多，具有集团性和扩散性等特征，而且较多涉及到环境公害、消费者权益保护、不正当竞争、股东权益纠纷、重复性违法交易行为、政府采购、大型公共资金支出等诉讼，而且，作为被告的一方，大多数都是实力雄厚的大企业和行使国家公权力的政府机关。无论在诉讼成本支出，还是在聘请优秀律师接受法律服务与帮助方面，他们相对于法律和专业技术知识欠缺、财力微薄的众多弱小的原告们来说，都具有更大的优势。对于这些案件，原告的诉讼请求要想得到法院的认可，将会在权利主张和立证方面遇到巨大的困难。就像有的学者所指出的那样，在诸如环境公害造成的人身伤害之损害赔偿诉讼中，存在着证据偏在和新颖的科学证明等难以克服的障碍；在机场噪音和新干线噪音诉讼中，还必须围绕着轻微得难以捕捉的侵害或微妙的精神损害来展开主张和立证；而对于果汁含量表示不当诉讼或因避免吸烟引起的嫌烟权诉讼而言，这种困难则显得格外突出五、两大法系公益诉讼比较研究

（一）两大法系在公益诉讼上的相同点

1.法律本质和建立公益诉讼制度所藉以实现的根本目的相同

两大法系国家在公益诉讼制度上，其法律本质和藉以实现的根本目的相同是相同的，即都被作为处理现代型群体纷争的一种法律手段，对因社会结构变化而不断相伴而生的社会新型权利的一种司法程序性救济。

2.有相互借鉴和融合的趋势

两种体系的区别并不能模糊二者的相似；事实上，它们正变得愈来愈相似。随着成文法数量在英语语言国家的增加，普通法的重要性和意义在降低。越来越多的立法法案的内容由行政机构概括提出，行政机构的管理规范已成为法律制度整体的一部分。在两种法律体系中，法律在应用上相对统一，范围上基本一致，并不断接纳各种变化。两大法系的这种发展趋势也影响了公益诉讼制度的走向。本质上的差异正在日间缩小，形式上的一些差异更甚于本质上的不同。

（二）两大法系在公益诉讼上的不同点

大陆法系民事诉讼发源于罗马法，而英美法系民事诉讼则追随于日尔曼法的渊源。

罗马早在公元前五世纪就制定了《十二铜表法》这样的成文法，当符合成文法规定的事件发生后，人们为实现法律所规定的效果而向法院提起诉讼。而法院对原告主张的权利存在与否进行审理，当确认其权利存在时，就宣告原告为胜诉的判决。在此，裁判的定义是，对当事人间存在争议的事实进行认定并对此适用法律的活动。如同该定义所示，诉讼或是裁判包含着“事实”与“规范”（法）这两个要素。罗马民事诉讼的特征就是从规范出发来把握诉讼（规范出发型诉讼）。这种构造，在其后随着德意志法对罗马法的继承而流传至德国。德国有着完备的成文实体法体系，而德国诉讼的构造就是以该实体法为出发点并以实现实体为目的。

在古代日尔曼社会里并不存在像古代罗马一样的成文法。但是，人人都必须遵守存在于他们信念之中的最高道义、道德与正义规范，当发生侵害社会正义的事件时，人们就要为之叹息、愤怒，并向法院提起要求恢复社会正义的诉讼（德语中“诉”[Kiage]之一词本来就是叹息、悲愤的意思）。在法院由裁判者听取事件相关人的不满与主张，并去发现事件中应有的法（damihifactumtibiius,汝给吾事实，吾赐汝法律）。

首先存在事件，裁判者从中发现法，这就是日尔曼的裁判。与罗马民事诉讼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日尔曼民事诉讼的思维方式是从事实出发来把握诉讼（事实出发型诉讼），这就是日尔曼民事诉讼的构造，其后伴随着民族大迁移流传至英国，进而影响至美国，并形成了今天英美法系民事诉讼的构造。

1.对公共利益存在认识上的差异

两大法系国家对公益诉讼中公共利益的认识存在观念上的差异。以属于大陆法系国家的法国为例，法国人的思想中一直存在对于普遍的、可知的公共利益观念的坚持，这种公共利益与任何特殊利益相比都是截然不同的。而英美法系中的英美人则正好与之相反，在对公共利益的认识上他们属于多元论者，即即使承认公共利益确实存在于柏拉图式的理性中，它也是不可知的，因为毕竟任何人都不可避免地被固定为社会中的一个特定角色，这就使他只能产生特殊的观点，局限于特定的利益。在英美人看来，我们不可能将社会当作一个纯客体，以科学家的眼光，透过显微镜来观察它，因为我们本身就处在镜片上。因此，在他们看来，所谓公共利益只能被看作是在特殊利益中进行讨价还价所产生出来的非个人化的结果。根本不存在与构成社会的各种特殊利益泾渭分明的客观的公共利益。[18]

2.公益诉讼所赖以产生的社会政治文化背景有差异。

由于政治文化是一个民族关于政治生活的心理学，因此各国法律制度上的差异，与其固有的社会政治文化背景有着内在的必然联系，作为程序法内容的公益诉讼制度也概莫能外。两大法系国家各自有差异化的社会政治文化内涵，直接影响着其公益诉讼理念与制度的孕育、形成与发展。

较早的对政治信仰、象征符号和价值观的跨国研究，是由阿尔蒙德和维巴做出的。1959年和1960年，在调查了五个国家的大约五千人后，他们试图通过检测三个重要变数来衡量一国的政治态度：政府对人们的生活产生哪些影响？公民应对政府履行那些义务？他们希望从政府那里得到什么？据此，两人区分出三种类型的政治文化：参与型（participant）、臣属型（subject）和地区型（parochial）。[19]

(1)参与型。在参与型政治文化中，人们知道他们是国家的“公民”，对政治非常关心。他们对自己国家的政治体制感到自豪，通常也愿意讨论它。他们相信，自己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影响政治，并声称可以组织一个团体来防止不公正的发生。因此，这些人显示出较高的“政治能力”（知道如何以政治方式达成自己的意愿）和“政治功效”（感到他们至少还有一点政治权力）。他们对选举感到自豪，相信人们有参与政治生活的权力。他们活跃于各种政治共同体之中，通常是一个或多个志愿组织的成员。他们易于相信别人，时常回忆起儿时参与家庭讨论的情景。一个参与型的政治文化自然是保持民主制的理想土壤。[20]

(2)臣属型。比参与型政治文化稍低一点的是臣属型政治文化。这个文化中的人们也知道他们是“公民”，并关注于政治，但是他们是以一种被动的方式来卷入政治的。他们听从政治舆论的宣传，对自己国家的政治体制并无自豪感，感到没有什么激情来表示忠诚。他们觉得，谈论政治是不舒服的，那并不是一个好话题。他们感到，自己对政治的影响力仅限于谈论当地的官员。组织团队的现象并不普遍。他们关于政治能力与政治功效的感觉是低层次的；有时感到没有什么权力。他们虽然参加选举，但是没有激情。较少相信别人，孩提时代的观点已经忘却了。当人们习惯于把自己视为驯服的客体而非积极的参与者时，民主即难以扎根。[21]

(3)地区性。更低一层的是地区性的政治文化，这里的人们从来没有感到自己是一个国家的公民。他们只认同于身边的事物，所以有了“地区性”（英文词根意为牧区行政堂区）这一名称。他们对国家的政治体制没有什么自豪感，也没有什么尊敬之意。不关心政治，没有什么政治知识，极少谈论政治事务。他们也没有参与政治生活的激情或可能性。他们对政治能力和政治功效毫无感觉，在既定的政治制度面前感到没有权力。在地区性政治文化中发展民主是非常困难的，不仅需要新的制度，而且也需要一种新的公民情感。[22]

阿尔蒙德和维巴告诉我们，没有一个国家是纯粹的参与型、臣属型或地区性政治文化，所有国家都是三种类型不同程度的混合体。地区性关注于家庭、教会、个人的工作；臣属型给予政治体系以服从和支持；参与型则使领袖倍加小心，时刻关注着人民的态度。[23]作为英美法系国家的美国，其政治文化的一大问题是较为微弱的臣属成分，它使美国人不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参与政治。而英国属于一种参与型和臣属型的愉快平衡：足够的参与使之成为民主国家，足够的服从又使之遵从权威。在大陆法系国家的德国，服从的文化占主导地位；人们遵从权威，但并不想卷入政治。意大利也同样，更多的是冷漠态度。日本人也有着对官员权威顺从的传统，倾向于把基本政策决定权交给领导。[24]

由于受上述政治文化因素的影响和作用，英美法系国家的公益诉讼较之大陆法系国家而言，其诉讼理念的发育与程序制度的建立，一般要显得更为活跃和更富于创新。

3.因遵行不同的司法原则造成对公益诉讼审判机制上的差异

在现代大陆法系各国，审判被理解为一种单纯系统——法官作为纯粹中立的第三者公正审理两造纠纷案件，必须要受到“专业合理性”和“行为超然性”这两方面的限制。“专业合理性”要求法官应用专业知识、推理技术以及证据规则来确认事实并严格适用成文法的条文，在此基础上做出妥当的判决；虽然在很多场合作为准据规范的法律需要解释，但这种解释不得受到法官个人的信念和价值取向的影响。换言之，各个判决必须根据现有的法律规范合理地推导出来并正当化，否则不能被认为是妥当的结果。为了保证做到这一点，需要采取法官的职业终身制、身份保障制、审判权独立制、回避·忌避制，并禁止法官直接参加或者间接介入政党政治活动以及经济经营活动，这即是对法官行为超然性的限制性要求。当然法官也可以有自己的政治见解、主观爱好以及日常生活中的喜怒哀乐，但必须把“作为个人的精神世界”与“作为法官的精神世界”严格区别开来。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法官不得不具备两重人格，以保证审判案件时处于忘我、非我的境界，仅凭良心和法律做出客观判断。概括为一句话，就是法官必须独立于社会之外，只接受宪法和法律的任何可能性。

但是，现代英美法系与此不同，实证性法律规范的起源主要是法院令状（writ），这些令状却并没有可以与神圣法典（Holy）的观念灵犀相通的所谓“神圣经典（HolyWrit）”那样的含意。基本是法院审判活动本身构成法律体系不断发展的活水源头。在英国，法官实际上一直扮演着立法者的角色，即使是确立了“议会优越”原则之后这种大格局并没有真正改变。在美国，虽然大体上也是由法官来决定法律的造型，但由于联邦与州之间的关系十分复杂，加上杰克逊式大众民主主义（JacksonianDemocracy）时期之后在大多数州法官需要经过某种民选程序（例如公选制、立法机关选举、州民审查制）才能得到任命，并且兴起了法典编纂运动，因此司法权也难免或多或少受到政治因素的影响并试图制约立法活动。法官与政治之间的紧张关系在“新政”时期尤其明显地凸现出来。虽然自20世纪30年代末起，司法消极主义成为法院地主流思想，在二战结束后流行的法律过程学派也强调中立性原则以及法与政治的分离，但到了60年代，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再次转向司法积极主义。从70年代骤增的“公共诉讼（publiclawlitigation）”一直到2000年美国总统选举的人工计票诉讼都可以看到，各个法院在政治以及立法方面的作用日益得到加强。[25]法院不仅是主要的解决纠纷的方式，还是涉及公共政策的主要组成部分。诉讼也不仅是解决纠纷的方式，还是以公共政策的再形成为目标的政治行为的主要方式。这一行为过程是指通向政治权利的手段的道路，司法也并非通过解决纠纷而得到个人性的正义，而是通过创立新法而得到社会性的正义。[26]

4.在当事人适格制度上的差异

大陆法系是从规范出发来对待诉讼，而英美法是从事实出发来把握诉讼，正是两者思维出发点的不同，导致了两者在当事人适格制度方面的一些差异。[27]

在大陆法的规范出发型诉讼下，法院对原告主张的权利是否存在进行裁判。因此，能够成为适格当事人的，只能是实体法上的权利人与义务人，这就决定了诉讼采用两当事人对立主义的构造。

在英美法的事实出发型诉讼之下，从事件中发现法就成为其诉讼的基础，因而，诉讼当事人就是所有的事件相关人，故英美法系也不存在大陆法系那般基于权利人与义务人产生的两当事人对立主义，对于某些事件还存在三方当事人的诉讼。虽然英国与美国的民事诉讼中也存在着原告和被告，但这只不过是为了促使双方当事人在论争中发现真实的一项诉讼技术而已，与大陆法系的两当事人对立主义具有不同的意味。

5.公益诉讼范围的差异

在美国，民事赔偿案件基本上都是损失和所得保持平衡，无论是药品危害还是消费者受害，都不被特别理解为公益诉讼。美国有关公益诉讼的理论和司法实践，之所以将上述类型的案件归入公益诉讼的范围，是从一般的法律形式意义上而言的，是以该类诉讼所要维护和实现的利益以及行为效果为标准所作的划分。其主要出发点，是想利用当事人和律师对私益的关心，寄希望于在法律援引的结果上具有公益的效果。[28]

而在大陆法系国家的日本，上述类型的案件无疑都属于现代型诉讼案件，从形式和实质上说，都应当纳入公益诉讼的范围。在日本，因环境诉讼和消费者权益保护问题而引发的诉讼，既是推动公益诉讼向前发展的强大原动力，又是影响公益诉讼制度本质与特征的深刻内涵。

6.司法救济途径的差异

在大陆法系国家，对于公益诉讼是通过民事诉讼（法院内）加以解决好呢，还是民事诉讼外（法院外），如象日本的行政厅加以解决较为妥当呢？一直存有较大的争议。

由于两大法系其法律和司法制度所遵循的基础不同，从而导致了对公益诉讼司法救济途径上的制度性差异。

英美法系建立在“人当受法而非人的统治”的原则或意识形态之上。这里不能将法仅仅理解为制定法，否则，法的价值将会减损到仅指代议机关通过之成文法案和法规的地步。（在普通法系中）法更应当被视为包含了法院据以判案的各种原则、规范的一整套司法制度，它以法院所作出全部判例为基础。

此外，我们还应当看到：对所谓的公法和私法，英美法并未作出明确划分，这与大陆法系国家不同。

大陆法国家深受法国大革命的影响。法国有关“公民大会”的学说认为，法律来源于公民的制宪权，以及代表“公意”的立法机关。法国革命导致一切法律只能来源于单一的立法机构，法仅指立法机关通过的法律。因此，在大陆法系国家，司法须以立法机关通过的法律为依据。法官必须适用立法机关通过的法律，并从成文法案和法规的抽象规则中推导出结论。在这一点上，我们甚至可以认为，在谈到大陆法系国家的法治时,实际上谈的是“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之治”，而非一般意义上的法治。法国大革命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的法律观和国家观。

人们认为国家是将封建社会转变为自由社会的工具。正因为如此，拿破仑想要建立强有力的、起执行作用的公共行政机关。并且不愿将这一机关置于保守的传统法官的控制之下。为此，他引入了一套新的法律规则，并将它们称之为“公法”。根据这套新的法律规则，国家与其国民之间的一切关系皆由公法规则调整，而与司法规则无关。

结果，国家行政只能由公法调整，负责裁决司法案件的传统法院对公共行政机关与国民之间的纠纷没有管辖权，公共行政机关对私法及适用私法的传统法院享有“豁免权”。因而，自法国大革命至今，人们始终为争取使公民在免受行政权力滥用之害方面获得更好的保护而不断努力。与英美法体系引入有效的救济手段使公民得以受到传统法院保护不同，实行公法制度的大陆法系国家首先创设了独立的行政法院，然后提供种种救济手段使公民得以向行政法院起诉各种行政措施。

在英美法制度下，对滥用行政权力的行为寻求法律保护的每一种手段都有其独特的发展历史。

英国的公务员过去是现在一定程度上仍然是国王的仆人。法官同样也是国王的仆人。司法权过去被认为现在仍然在某种程度上继续被认为是来源于国王。那句“国王不能为非”的名言被解释为任何法院都不能对国王享有管辖权。国王不能被置于任何诉讼案件之中，任何人不能向英国的任何一个法院起诉国王。由于公务员是国王的仆人，因而原则上他们也不能被告到任何一个传统的法院。然而，早在中世纪初期，国王就可以通过特许令状起诉公务员，后来这类特许令状可授于私人，使之得以以国王的名义起诉公务员。负责将此种令状授予私人的机关是英国的大法官。

大法官作为国王级别最高的大臣有权在特定案件中向私人令状，使得私人能够以国王的名义向法院起诉行政机关。其中最重要的令状是人身保护令。这是唯一一个后来不依赖于大法官自由裁量权的令状。该令状授予那些被拘捕的公民。他们可以利用人身保护令状去挑战针对他们的拘捕行为的合法性。根据人身保护令，法院有权命令监狱的官员将被告送到法院，在法院，他或她可对拘捕行为提出申辩。如果法院命令释放被拘捕者，法院可依据其认定藐视法庭罪的权力强制政府公务员执行其决定。由于藐视法庭罪的存在，公务员必须服从法院的决定，如果他们拒绝服从，他们将被投入监狱。

人身保护令保护的是最重要的个人自由，它可被视为英国法治保障的基本要素。值得一体的是，与大陆法系国家相比，英美法系国家诸如人身保护令一类的程序保障远比实体规则——如保护人身自由的实体规则——重要的多。在抗辩式的诉讼制度下，纠纷的每一方当事人都有权向法院提出他的主张，法官必须在听完所有各方当事人的证词后方能作出裁决。法官必须具有经验和常识，对正义和公正理解深刻，他或她必须考虑相关的先例，以与先例一致的方式解决手头的纠纷。人们的基本信念是：公正的程序保障公平的结果，法院判决应根据法律，而非人的主观意志来决定。

除了人身保护令以外，大法官还引入了其他一些重要的令状。如果行政当局根据法律有义务实施某些重要的原则，法院可向行政机关发出训令，责令行政机关采取积极的行政措施。法官还有权在公民起诉行政机关、请求禁止行政机关实施没有法律依据的行为的案件中，向行政机关发出禁止令。通过调卷令，法院有

权审查行政决定，并撤销被判定为“越权”的决定。[29]

大陆法系国家对行政法院的管辖权有完全不同的思路。早在法国参事院成立之初，它就必须回答一个问题，即在何种情形下可以允许个人就行政机关的行为向其提出申诉？为此，法国国家参事院提出了行政行为理论。所谓行政行为是指行政机关在具体情形下赋予个人权利或义务的决定（在法国该决定可以是一般性的，也可以是具体的；在德国，它只能是将具体权利义务赋予特定个人的决定）。行政行为尽管由行政机关发出，但它具有与法院判决相同的法律性质。因此，行政行为是可以被诉到国家参事院（法国）或行政法院（德国）的唯一对象。个人有权要求国家参事院审查或行政机关复议乃至撤销该行为。对可诉行政行为范围的限制使得可诉行政行为仅限于那些具有行政行为性质的行政决定。因此，个人只能向行政法院起诉那些已经发生的、可被撤销的行政决定。他们无权要求法院判令行政机关采取行动去执行某个法令，也不能要求法院禁止行政机关作出一定的行政行为。

因而，在大陆法系国家的行政法中，行政行为就成了最重要的工具。它可以通过追究“藐视行政机关”的责任而得到强制执行。它对行政机关也有强制力，只有在为保护重要的公共利益而必要时，行政行为才能被行政机关所撤回。一般而言，行政机关无权撤回已发出的行政行为（在大陆法系国家基于“公信”原则，在英美法系国家基于“禁止出尔反尔”原则）。人民对于行政行为如无合法理由不得被撤回的信赖，受到法院的保护。在法治之下，公众的安全感及其对当局的信赖常常比形式上的合法性更为重要。一项起初也许违法的行政行为，如未被及时诉于法院或行政机关，那么，该行为仍然具有强制力。如违法的行政行为没有在一定期限内被起诉到法院，则该行为最初的违法性将被“治愈”。如果行政行为被起诉到法院，但其违法性得不到确证，存有疑问，则行政行为总是可以从这种疑问中获益（thebenefitofthedoubt），即被推定为“无辜”。对行政行为起诉的公民在行政诉讼中的地位不大像是原告，而更像是被告！

在大陆法系国家的法国，最重要的救济方式是“越权之诉”，德国则是“撤销之诉”。根据这类救济方式，当事人只能要求法院撤销行政行为。在大陆法系国家，执行令、禁止令、人身保护令等救济方式是不存在的，只有在德国，在极少数情况下公民可以请求法院命令行政机关作出一定的行政行为，但实际上这种救济方式很少采用。由于法院没有手段去强制执行其裁决（无藐视法庭一说），如果行政机关拒绝服从法院的裁决，该裁决得到执行的可能性很小。[30]

在美国，法院对行政行为实施司法审查的法律依据，是司法审查的取得途径。法律依据不同，法院实施司法审查所采取的诉讼方式也不同。普通令状是法院实施司法审查的主要法律依据之一，其具体包括调卷令、制止令、执行令、人身保护令、追查令、禁止令等多种救济方式。[31]

7.诉讼实现形式上的差异

——以美国集团诉讼与日本选定当事人制度和德国的团体诉讼相互比较为视角

现代型的群体性纠纷的存在并不是一国的“专利”，作为一种社会发展的伴生现象，是世界各国所共同面临的，只是发生的频率、规模大小、具体表现、发生原因有所不同而已。一般地讲，经济越发达的国家，群体性纠纷的发生频率就越高，规模也越大。正因为群体性纠纷是各国所共同面临的现象，因此，各国也都有自己土生土长的，或引进的解决群体性纠纷的诉讼制度。世界各国无论称谓如何不同，都有类似于共同诉讼这种最基本的多数人诉讼制度。

自不待言，英美法系与大陆法系的诉讼法律制度在设定公益诉讼案件的实现形式上也是存有差异的。即使在同一法系国家中，对待公益诉讼案件其诉讼形式也不是整齐划一的。如前所述，英国实行的是检举人诉讼形式。同其他许多普通法国家一样，在英国，只有法务长官（AttorneyGeneral）能够代表公众提起诉讼以倡导公众权利，阻止公共性不正当行为。私人没有提起诉讼的权利。只有在不正当行为已直接使自己的利益受损或很有可能受损的情况下，私人才可能寻求救助。但是，如果该问题能够引起司法长官的注意而他又拒绝行使其职权，个人就可以请求司法长官让他自己去督促诉讼。如果司法长官允许，就可以由他提起诉讼，但目的不是为其自身，而是为一般公众的利益。于是，其诉讼就是基于其个人的通报并通过司法长官提起的。严格说来，司法长官就是该诉讼中名义上的原告，理论上享有督促施行的支配权。但实际上“检举者”还是被全面委以督促诉讼的责任，如果“检举者诉讼（Relationaction）”败诉，其费用就要由该个人负担。而美国采用的却是集团诉讼，集团诉讼作为一种解决多数人争议的法律技术手段，颇具有代表性，是一种适应解决“现代型”纠纷的“现代型”诉讼形式，也是目前世界各国诉讼制度中解决多数人诉讼最有效率的一种诉讼形式；大陆法系国家中的法国和德国，适用的则是团体诉讼形式。日本民事诉讼法基本上是以德国法为范本制定的，但作为其解决多数人争议主要诉讼形式的选定当事人制度，却是在大正十五年（1926年）的法律修改之际，受英国法信托理论的影响而创设的，因而和美国的集团诉讼一样，是日本一项独特的民事诉讼制度。在处理多数人诉讼争议问题上，美国的集团诉讼制度与日本的选定当事人制度具有同样的功能，都是解决群体性纠纷的一种手段。无论集团诉讼制度还是选定当事人制度，都是共同诉讼制度与诉讼制度的结果。选定当事人制度“可以说是根据英国法中的理论、以代表诉讼为模式的”。另外，选定当事人的被选定当事人即是本案的利害关系人，也同时是其他利害关系人的人，这也是与集团诉讼中诉讼代表人的性质地位相同之处。难怪有的人把选定当事人制度与集团诉讼制度混为一谈。

(1)美国集团诉讼与日本选定当事人制度的主要差异

A.集团诉讼在一般情况下，是由集团成员（即利害关系人）选出代表人进行诉讼，但法律也允许在利害关系人没有特别授权时，具有共同利害关系的一人或数人可代表其他集团成员进行诉讼。在诉讼中如果集团成员没有向法院声明退出集团，则视为默认授予代表人以代表权，判决对其有拘束力。选定当事人制度则要求选定的当事人起诉或进行诉讼时，必须由其他共同利益人选出能够代表他们的当事人，没有全部共同利益人的特别授权，任何共同利益人都不得代表其他共同利益人起诉或进行诉讼。在选定当事人时，其他利害关系人对被选定当事人的委托授权，还必须以严格书面的形式加以明确。正如日本京都大学教授、多数人诉讼研究方面的专家谷口安平所指出的：“集团诉讼制度虽然类似于我国的选定当事人制度，但它不仅无须特别授权就可以提起诉讼，并且在判决时无须明确集团全体成员，这一点两者有着根本的区别。”[32]

B.诚如谷口教授上述所言，集团诉讼的判决中往往无须明确判决拘束的主体范围。这一点是集团诉讼与选定当事人制度显著区别之一。例如，在消费者保护诉讼中，凡是受某厂某种产品损害的消费者都是有权得到赔偿的权利人，作为集团诉讼在这种情况下，无须在判决中一一指明权利人，只需要在判决中抽象指出享有该权利的权利人范围，如凡购买该产品的消费者均可依靠判决得到退赔。现代型诉讼往往难以在一定的时间内和财力允许的情况下，具体明确利害关系主体。集团诉讼只要求相对明确，作出抽象的判决，正体现了集团诉讼的灵活性、实用性。选定当事人制度则要求法院在作出判决时，必须在判决中明确每一个当事人的权利义务。

C.选定当事人虽然也是共同诉讼制度与制度相结合的产物，也是以共同诉讼制度为基础，但选定当事人制度应当说是共同诉讼的直接延伸，而且是必要共同诉讼的延伸，其他利害关系人与被人之间的关系相当于必要共同诉讼人之间的关系，即当事人之间对诉讼标的具有共同的权利义务的关系。按照日本法学界的通说，选定当事人制度只是适用于必要共同诉讼和类似必要共同诉讼。从日本法理来讲，没有这种共同利害关系，被选定的当事人就难以代表其他当事人进行诉讼。因为，如果所实施的行为有损于其它当事人时，也将同时损害自己的利益。集团诉讼中各利害关系人之间的关系不要求必须是相当于必要共同诉讼人之间的关系，即共有或连带关系。只要系同一事实问题或法律问题所涉及的人都可以视为集团成员，而适用集团诉讼。

D.集团诉讼和选定当事人适用的范围不同。集团诉讼的适用范围相当广泛，不仅适用民事案件的诉讼，也适用行政案件的诉讼。选定当事人却严格地限制在民事案件的诉讼领域。除此之外，集团诉讼与选定当事人在诉讼程序上还有诸多不同，但非主要区别，故不再细述。

正因为选定当事人制度没有跳出必要共同诉讼的框框，在解决现代型多数人纠纷方面，就不能像集团诉讼那样更能充分发挥作用。在现代型纠纷中，以共有和连带为基础的人际关系毕竟极少，更多地是因同一法律问题或事实问题为联系基础的人际联系。因此，日本法学家也不满足于已有的选定当事人制度，开始探求新的途径，并十分关注美国的集团诉讼制度。成立了以著名法学家竹内昭夫教授为首的集团诉讼研究会，开展了对集团诉讼的大规模研究，还进一步提出了以美国集团诉讼为模式的《代表当事人诉讼法案》。总之，美国的集团诉讼制度具体而言，是在遭受同一损害的关联者为多数人且提起共同诉讼较为困难的场合，当所有关联者在法律上和事实上的问题点具有共同性，且当事人代表的主张及抗辩具有典型性时，可以由一人以上的关联者作为全体的代表实施诉讼，法院对其作出的判决的效力及于所有成员的一项诉讼制度（美国联邦民事诉讼规则23条）。在集团诉讼中，诉讼的提起并不必须要有关联者的选定行为或授权，因而可以说是一项便利于当事人的制度。尽管日本屡屡进行了有关引进该制度的探讨，但至今尚未成功，因为集团诉讼是一项着眼于解决原发性纠纷的事实出发型制度，并不能与规范出发型的日本民事诉讼制度相融合。

当发生一起由于不良商品而使多数消费者的利益受损事件时，集团诉讼是以事实为其出发点，来寻求对其的救济，这是一种典型的日尔曼型诉讼。在出发点上，这与以一个当事人的权利、义务为出发点来考虑诉讼的罗马型诉讼是截然不同的。通过扩大从罗马法系规范出发的当事人适格理论引进集团诉讼制度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集团诉讼制度是典型的事实出发型诉讼。它是事实出发型的美国民事诉讼制度下的产物，所以，日本有的学者指出，在规范出发型的民事诉讼制度下是很难原封不动地导入这种制度。

在罗马法系的民事诉讼制度下，如果要引进像美国的集团诉讼一样的制度时，除了制定特别法之外别无他策，例如，德国就设立了相对应的团体诉讼（Verbandsklage）制度。[33]

(2)美国集团诉讼与德国团体诉讼的主要差异

在解决多数人纠纷的诉讼制度的大家族里还有一个名声很大的成员——德国的团体诉讼（Verbandsklage）。从字面上看，它容易被误认为与集团诉讼是一回事，但实际上是两种不同的制度。虽然两者均属于为救济“易腐权利”而设置的诉讼制度。团体诉讼是指，为了使某一团体组织成员的利益能够得到司法保护，法律规定该团体组织有权代表其成员起诉或应诉，其判决对团体组织的成员有拘束力的一种诉讼制度。其实，像团体诉讼这样的制度除德国外，其他国家也有，例如英国。英国的“平等机会委员会”和“种族平等委员会”等就是有权代表某一部分人进行诉讼的团体，只不过这些团体所进行的诉讼按大陆法系的观念属于民事诉讼。德国的团体诉讼与美国集团诉讼相比较有以下不同点：

A.与美国集团诉讼不同，德国的团体诉讼适用的范围相对集团诉讼来讲要狭小许多，不仅在行政纠纷领域中排斥适用团体诉讼，就是在民事争议领域也受到严格限制。团体诉讼只是在下列重要保护领域才有存在的价值：(a)针对不正当竞争以及违法垄断以保护自由竞争的经济秩序。团体诉讼常常被作为一种反垄断的武器加以运用。（b）针对有危险瑕疵的制造产品、不正当表示、不正当标准契约条款以及不适当涨价损害消费者利益。在上述两个领域里适用团体诉讼的根据是：《不正当竞争防止法》、《限制营业竞争防止法》、《标准契约条款法》。与此相比，集团诉讼适用的领域就要广泛许多。1976年原西德在制定自然保护法时，曾有人主张在环境保护领域也应适用团体诉讼以有效解决这类纠纷，并将团体诉讼规定在自然保护法中，但遭到否决。近年来因受世界性反核运动的影响，团体诉讼应否在环境保护争议领域适用的问题又重新提到立法日程上来了。

B.团体诉讼中团体起诉和进行诉讼并不是为了该团体整体的利益，而是为了团体成员的利益。对团体诉讼作出的实体判决只对团体成员发生法律效力。在英美等国家，消费者有代表其他消费者提起诉讼的权利，这一点在集团诉讼中可以反映出来。但在德国，国家否定个人有代表其他人进行诉讼的权利，除了诉讼之外，为群体利益所进行的公益诉讼只能由特定的团体进行。具体在消费者保护领域，消费者不能以其他消费者的代言人自居而进行诉讼，所以，消费者个人没有代表消费者全体的资格。像许多国家一样，这样的权利被赋予给团体，有的直接赋予保护消费者利益的消费者团体。

团体诉讼中的团体也与集团诉讼的集团是完全不同的概念，团体诉讼中的团体系指相对稳定的，有一定组织形式、章程的社会团体，例如，消费者保护协会以及其他福利性社团。团体和团员的关系一般不是行政隶属关系。团员通过对团体章程的认可，使自己依赖于该团体，甚至也不需要认可团体章程，就可以接受团体的保护，因为这些团体纯粹是为某种公益目的成立的团体。团体诉讼是在团体成员中多数人的共同利益受到侵害或争议时才适用，只是个别成员的利益受损不能适用团体诉讼，也是由团体诉讼设置的目的所决定的。按照德国的有关法律的规定，团体组织所欲保护的利益还须在该团体章程中明确加以规定。根据德国《不正当竞争防止法》第13条的规定，消费者团体为了维护消费者的利益可享有团体诉权。但消费者团体也不是在消费者保护的所有领域里都享有诉权，在《限制营业竞争防止法》第35条第2项就不承认消费者团体享有团体诉权。

C.团体诉讼的主要功能是预防保护功能。这种预防保护功能是通过团体提起不作为之诉来实现的，在实体法上以不作为请求权为基础，通过司法制裁起到一般预防和特殊预防作用。团体诉讼对于损害赔偿的纠纷显得无能为力。在德国不法侵害领域，请求赔偿只是基于民法上不法行为请求损害赔偿，然而这对团体来说，举证责任是个难以逾越的障碍，不管在民事程序法上，还是在具体的实体法规中都还没有如何减轻受害人举证责任的规定，当诉讼涉及单个团体成员具体的损害事实时，团体难以完成举证责任。名义上消费者团体可以提起团体诉讼为团体成员向加害人请求赔偿，但实际上这种权利难以实现。集团诉讼在这方面略胜团体诉讼一筹，对于损害赔偿的举证责任问题，因有实体法的配合，即实现严格的产品责任和程序法上举证责任的倒置，使集团诉讼能轻松地跨过这个障碍，在一定程度上使赔偿请求权通过集团形式也能够实现。

8.在鼓励和推动私人积极参与公益诉讼上，两大法系国家存有一定的差异。

我们不妨以美国和日本为例进行对比。与美国的历史发展和独特的文化个性有关，“美国的法律传统中深深蕴含着对私人在法之实现中的作用的尊重。”[34]为了实现私人以法为武器保护自身的权利并与邪恶作斗争，美国法在制度设计上十分重视便捷性、实效性和经济上所能产生的激励效应，并作为一种运行机制与法律制度联为一体，使之对私人具有实践的魅力。“所谓法，其中也包括能够促使私人积极利用法律的法制度。”[35]以私人对利益的一种预期心理，推动其通过诉讼手段积极地主张权利，从而实现法律所追求的目的。例如，美国在其反垄断法、专利法和消费信用法等法律制度中对于两倍、三倍损害赔偿额和最低赔偿额的规定等，从立法角度反映了对私人在法之目的的实现当中承担着的重要作用的肯定与认同。在日本，无论是在法的基本原则上还是在法的实际运用中，有一个很明显的倾向，即，与基于国家机关主导权的刑罚或行政手段相比，基于私人主导权的可利用的其他强制性手段被严重忽视。相比之下，在日本，大多数人至今仍认为法的行使者是作为治者的行政官厅，很少有人为促进私人积极运用法律而对制度提出改革倡议，……。[36]

两大法系在公益诉讼上的相同点和差异之处，通过以上的考察与分析我们可以大致地有所了解。然而，必须指出的是：即使是属于同一法系的国家之间，尽管他们在公益诉讼上存在诸多的相同点，但差异之处也不乏见。以美国和英国为例，最好的例证就是有关不安全或危险产品的许多保护消费者的立法。在普通法里，如果有危险或缺陷的产品（不负责任地）投放市场并给个人造成伤害的话，个人是有权起诉生产厂家的。英国1987年《消费者保护法》还将这一权利扩展到产品有缺陷的许多情况（即使不能证明生产厂商有过失）。而在当今，这一权利则是通过对不同类型产品的大量控制而得到加强。根据通常由行使法令赋予的权力的部长们制订的条例，这些控制办法一般并不（有时偶尔的情况除外）赋予受害的消费者以起诉权。它们所做的是宣布生产或销售违背规定标准的产品为犯罪。这样，这种违背就成为可通过刑法加以处罚的行为，提出起诉的行为便转移到公共机构。美国恰与之相反，其对危险品的控制仍然主要是普通诉讼或普通法院的事，主动权完全操纵在个人手中。此外，这些差异既是观念形态上的，也是实际存在的。现代英国的方法不仅仅取决于这样的信息，即通过刑法机构的共同执行比通过民事诉讼执行更有效，更经济；它还部分地起源于现代福利法的家长式传统，这种传统似乎假定大多数人都无力保护自身的利益。对比之下，美国的传统仍然依赖这样一种坚定的信念，即个人正是应该被赋予执行法律任务的人，因为个人有权也有责任采取向法院起诉的主动行动。同样，英国的传统产生于这样的前提，即部长代表着政府，而政府是得到选举出来的下议院的支持的，因此，部长正是确定制成品必须遵守的安全标准的人。另一方面，美国的传统产生于这样的前提，即陪审团（即使是民事案件中的陪审团）代表了随机的公众典型，正是作出这一性质裁决的机构。这并不是否认其他因素也可能对美国传统起作用，例如，商业财团阻碍具有规范性质立法的强大影响力以及对维持诉讼过程感兴趣的法律工作者的力量。但意识形态的差异同样重要。[37][1]《程序的正义与诉讼》，[日]谷口安平/著，王亚新等/译，第138页，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2]《民事诉讼法学》，王国征/主编，第74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7月第1版。

[3]《民事诉讼法教程》，张卫平/主编，第139页，法律出版社，1998年1月第1版。

[4]《民事诉讼法教程》，张卫平/主编，第148页～第149页，法律出版社，1998年9月第1版。

[5]《诉讼制度改革的法理与实证》，[日]小岛武司/著，陈刚、郭美松等/译，第61页～62页，法律出版社，2001年4月第1版。

[6]《罗马法原论》下册，周枏/著，第958页，商务印书馆出版，2001年版。

[7]《罗马法》，高等学校法学试用教材，周枏、吴文翰、谢邦宇/编写，第354页，群众出版社，1983年12月第1版。

[8]《罗马法原论》下册，周枏著，第958页，商务印书馆出版，2001年版。

[9]《比较民事诉讼法》第一卷，陈刚主编，第4页，西南政法大学比较民事诉讼法研究所出版，1999年12月第1版，准印证：沙（内）准99－80。

[10]《比较民事诉讼法》第一卷，陈刚主编，第5页～第6页，西南政法大学比较民事诉讼法研究所出版，1999年12月第1版，准印证：沙（内）准99－80。

[11]《比较民事诉讼法》第一卷，陈刚主编，第6页，西南政法大学比较民事诉讼法研究所出版，1999年12月第1版，准印证：沙（内）准99－80。

[12]《程序的正义与诉讼》，[日]谷口安平/著，王亚新等/译，第138页，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13]《诉讼制度改革的法理与实证》，[日]小岛武司/著，陈刚、郭美松等/译，第176页，法律出版社，2001年4月第1版。

[14]《程序的正义与诉讼》，[日]谷口安平/著，王亚新等/译，第20页～第21页，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15]《诉讼制度改革的法理与实证》，[日]小岛武司/著，陈刚、郭美松等/译，第169页，法律出版社，2001年4月第1版。

[16]《诉讼制度改革的法理与实证》，[日]小岛武司/著，陈刚、郭美松等/译，第170页，法律出版社，2001年4月第1版。

[17]《诉讼制度改革的法理与实证》，[日]小岛武司/著，陈刚、郭美松等/译，第170页，法律出版社，2001年4月第1版。

[18]《比较政治学——变化世界中的国家和理论》，[美]劳伦斯·迈耶等/著，罗飞等/译，第193页，华夏出版社，2001年5月第1版。

[19]《政治科学（第6版）》，[美]麦克尔·罗斯金等著，林震等译，宁骚校，第132页～第133页，华夏出版社，2001年1月第1版。

[20]《政治科学（第6版）》，[美]麦克尔·罗斯金等著，林震等译，宁骚校，第133页，华夏出版社，2001年1月第1版。

[21]《政治科学（第6版）》，[美]麦克尔·罗斯金等著，林震等译，宁骚校，第133页，华夏出版社，2001年1月第1版。

[22]《政治科学（第6版）》，[美]麦克尔·罗斯金等著，林震等译，宁骚校，第133页，华夏出版社，2001年1月第1版。

[23]《政治科学（第6版）》，[美]麦克尔·罗斯金等著，林震等译，宁骚校，第133页～第134页，华夏出版社，2001年1月第1版。

[24]《政治科学（第6版）》，[美]麦克尔·罗斯金等著，林震等译，宁骚校，第133页～第134页，第131页，华夏出版社，2001年1月第1版。

[25]《宪政新论——全球化时代的法与社会变迁》，季卫东/著，第40页～41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8月第1版。

[26]《福利国家与接近正义》，[意]莫诺·卡佩莱蒂/编，刘俊祥等/译，第265页，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

[27]《新民事诉讼法讲义》，[日]中村英郎/著，陈刚、林剑锋、郭美松/译，常怡审校，第20页，法律出版社，2001年4月第1版。

[28]《现代日本的法和秩序》，[日]棚濑孝雄/著，易平/译，季卫东/审校，第201页脚注[15]，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6月第1版。

[29][瑞士]托马斯·弗莱纳：《两大法系中的行政法治与司法的作用》，冯军/译，载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主办《环球法律评论》季刊，2002年/春季号（总第24卷），第19页。

[30][瑞士]托马斯·弗莱纳：《两大法系中的行政法治与司法的作用》，冯军/译，载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主办《环球法律评论》季刊，2002年/春季号（总第24卷），第17页～第18页，第20页。

[31]《当代美国法律》，何家弘主编，第154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2月第1版。

[32]《程序公正实现中的冲突与衡平》，张卫平著，158页，成都出版社，1993年版。

[33]《比较民事诉讼法》第一卷，陈刚主编，第29页，西南政法大学比较民事诉讼法研究所出版，1999年12月第1版，准印证：沙（内）准99－80。

[34][日]田中英夫、竹内昭夫：《个人在法实现中的作用》，载《为权利而斗争——梁慧星先生主编之现代世界法学名著集》，梁慧星/主编，第384页——385页，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年10月第1版。

[35][日]田中英夫、竹内昭夫：《个人在法实现中的作用》，载《为权利而斗争——梁慧星先生主编之现代世界法学名著集》，梁慧星/主编，第379页，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年10月第1版。

公益诉讼范文篇5

(一)消费领域的主要市场主体企业与一般市场主体消费者形成明显的强弱对比

利益是人生存的现实需要，它构成了人的生命的驱动力。人人都讲利益，利益冲突不可避免，尤其是在市场经济中更是如此。本来就处于对立地位的消费者与生产者、经营者之间的利益冲突就更加激烈。在这种利益博弈的格局中，由于消费者与生产经营者信息极不对称，且多以个体身份进人消费领域，很难与实力强大的生产经营者相抗衡，从而造成两者之间实质上是一种主宰与被主宰的关系。因此，处于强势地位的生产经营者垄断市场，频繁侵犯消费者群体权益。

(二)现阶段我国经济特点加剧了消费领域的利益冲突

我国目前正处在经济转轨过程中，原来计划经济体制下单一的利益格局已被打破，同时，由于还没有形成有效的市场竞争机制，致使在新的利益格局形成中，不同利益主体发育程度不相同，争取利益的能力也不同。这种差异，突出地表现在强势群体和弱势群体之间。在消费领域，原有计划体制下的经济基础，造就了一批如铁路、银行、电力电信等具有强大市场垄断能力的国有企业，它们从自身利益出发，利用其优势地位垄断市场，损害消费者群体利益。这一特殊的国情使得本来就处于弱势的消费者权益受侵害的情况尤其严重，消费领域的矛盾冲突激烈。

(三)保护消费者群体权益的公益诉讼制度不健全

在消费领域，相当一部分侵权行为所侵害的不只是某个特定主体的合法权益，而是涉及整个消费者群体的利益，许多侵害对于未来的潜在消费者来说也是普遍存在的。我国现有的法律虽然对消费者权益的保护在很多方面作出了规定，但从诉讼维权角度来看，依照传统的诉讼理念和司法制度，案件原被告都是特定的，权利受到被告违法行为侵害的主体也是特定的，这使得现实生活中的消费者群体权益受侵害的案件，很难通过司法救济的途径加以解决，从而在纠纷解决的社会机制方面形成了相当大的真空地带，使得消费者群体利益得不到有效的司法保护。

造成以上状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也是非常复杂的。问题的解决是一项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目前，保护消费者群体权益最直接最有效的途径就是在我国建立适合国情的公益诉讼制度。

二、公益诉讼的起源与现状分析

(一)公益诉讼的起源

公共利益是指全社会或某一领域的共同利益。各个国家历来都非常重视对社会公共利益的保护。在古罗马时期，由于当时的政权机构不像现代这样健全，仅依靠官吏的力量来维护公共利益是不够的，所以，就授权市民在法律没有特别规定的情况下，可以代表社会集体直接起诉，以补救维护公益力量的不足，这种以维护公共利益为目的诉讼即是公益诉讼的最早起源。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关系日益复杂化，个私行为很容易损害公共利益，这种利益的损害单靠政府加强管理不能从根本上得到救济。作为有助于实现公共利益的诉讼机制，公益诉讼已在世界许多国家得到了广泛的关注和采用。近些年来，伴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在很多的领域尤其是消费领域，出现了一些典型的侵害社会公共利益的案件，这使得公益诉讼制度的引入和构建成为我国法学界研究的热点问题。

(二)国外立法和司法制度现状

19世纪末西方国家的立法由个人本位向社会本位转变，公共利益的保护受到了特别的重视。于是公益诉讼被赋予了现代意义并引起广泛关注。在现代司法史上，美国是最先重拾罗马公益诉讼制度的国家。从19世纪末开始，美国先后制定了《谢尔曼法》、《克莱顿法》等一系列反托拉斯法，对可能破坏社会经济秩序，损害消费者权益的行为明确规定，除了受害人有权起诉外，检察官也可以提起诉讼，要求法院追究违法者的责任；而月，任何组织和个人都可以诉请禁止性裁决。二战后，美国在利：会变革中又出现了许多专门保护女性、儿童、消费者等弱势群体权益的公益机构，公益诉讼制度获得了进一步发展。现在，世界其他发达国家也陆续建立了自己的公益诉讼制度。

世界许多国家为了更好地维护公共利益都建立了公益诉讼制度，赋予诸多主体对侵害公益行为的诉讼权利，这些制度和经验将为我国在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保护消费者群体权益的公益诉讼制度过程中提供重要借鉴。

三、我国消费领域公益诉讼的制度构建

公益诉讼与我国传统的诉讼制度存在冲突，所以，必须转变观念，构建符合实际国情的公益诉讼制度。

(一)赋予原告主体资格

根据诉讼法的规定，在传统诉讼中，原告必须符合两个条件：法定的主体，包括公民、法人、其他组织；与案件有直接利害关系。二者缺一不可。而公益诉讼权利主体是不特定的，具有分散性和不确定性，所以，在公益诉讼中，不应要求原告是直接利害关系人，而应当突破传统诉讼理论中原告主体“一元化”的框架，允许更多主体提起诉讼，实现诉讼主体的多元化。就保护消费者群体权益的公益诉讼而言，根据我国的实际同情，应将原告资格赋予以下主体：

1、国家检察机关。我国宪法规定，检察机关是国家的专门法律监督机关，有权对一切国家机关、人民团体、企事业单位及公民是否遵守法律进行监督。作为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代表，检察机关负有义不容辞的保护职责。从现实生活来看，在消费领域中，侵害消费者群体权益的行为多表现为行业性的垄断，消费者处于明显弱势。在这种情况下，检察机关作为国家公益权力适时地介入其中，以公益诉讼的方式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就显得更加必要。

2、消费者协会和其他消费者组织。在我国，消费者协会作为专门维护消费者权益的社会团体，代表着消费领域内众多消费者的共同利益，这种利益虽不同于全社会的普遍利益，但也具有公共性质。当消费者的普遍利益受到侵害时，消协和其他消费者组织应有资格以自己的名义提起公益诉讼，而且作为固定的组织，它们有专职工作人员，有一定的资产和经费来源，具有较强的诉讼能力。然而，目前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规定，消费者协会仅能以社会团体身份支持消费者起诉，这对于消费者群体权益的有效维护来说是远远不够的。因此，在维护消费者群体权益的公益诉讼中，应当赋予其原告主体资格。

3、消费者。目前，公民的法律专业水平比较低，而且作为个体来讲财力有限，这种诉讼力量的弱小会导致诉讼效果不佳。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人民文化水平的不断提高，在现实生活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具备了一定的法律专业知识和相当财力并且具有较高社会责任感的公民。人是理性人，赋予公民公益诉讼的原告资格。并不等于每个普通公民都会去随意行使这项权利，导致滥诉。另外，在消费领域的侵权案件中，消费者毕竟是直接遭受人身或财产侵害的受害人，作为侵权行为的被影响者，他对案件事实的了解更为清楚，往往能够及时发现违法行为，作为个体，他在诉讼意志上也较少受到干扰，维权时积极性主动性更高。所以，应当赋予消费者以公益诉讼的起诉权，当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后，消费者不仅有权利为了维护自身利益提起私益诉讼，有权利为了维护消费者群体权益和社会公共利益而在私益诉讼中提出公益诉讼请求的权利。

(二)建立胜诉奖励制度

公益诉讼与私益诉讼的一个重要区别是以维护公益为目的，鉴于目前社会公益维护不力的现实，建立公益诉讼的激励机制是非常必要的。对此，我们可以效仿英美等国的法律实践，设立原告胜诉奖励制度。人是经济人，理性人，行事多以利益最大化为其出发点，正如马克思所说：“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对于那些为了维护社会公益起诉并胜诉的原告进行奖励，可以提高消费者的诉讼积极性，对损害社会公益的行为进行广泛监督，这不仅有利于维护消费者的群体权益，而且也利于惩罚不法经营者，维护公平竞争，促进经济发展。

(三)诉讼判决的适用问题

在消费领域中，受到公益侵权行为侵害的消费者往往是不特定的多数人，所以，在相应的公益诉讼中，享有原告资格的主体通常都会有不特定多数人，而向法院提起诉讼的可能只是其中的某个人或某些人，其他诉权主体则均有可能在其后针对同一侵权行为提起相同的诉讼。因此，应当建立涉及公益侵权案件的判决适用制度，使法院所作判决的效力不仅仅只局限于诉讼当事人，而是遍及所有享有原告主体资格的人，使判决效力具有辐射性。这样不仅符合传统的一事不再理原则，而且还可以大量减少司法资源的耗费，降低当事人的诉讼成本。

公益诉讼范文篇6

公益诉讼是指对违反法律、法规，侵犯社会公共利益和不特定多数人利益的行为，任何公民、法人或者其它组织都有根据法律的授权，向人民法院起诉，要求违法者承担法律责任的制度。作为对传统法律理论与传统诉讼法律体系进行更新与突破的新型诉讼方式和手段，公益诉讼正在变得日益重要，已经成为与传统的诉讼制度并驾齐驱的新的权利救济方式。与传统的普通诉讼相比，该制度具有如下特征：

1.公益诉讼的目的是维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公益诉讼的目的不是对特定的法人、公民及其它组织的合法权益进行保护，而是为维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主持社会正义。

2.提起公益诉讼的原告是与本案无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其它组织。传统的诉讼法理论要求起诉人必须是与案件有直接利害关系的人，“无利益即无诉权”。而公益诉讼中，任何关注自身长远利益以及自身利益与社会利益辩证关系的人，都有提起公益诉讼的权利。正是“原告申诉的基础并不在于自己的某种利益受到侵害或胁迫，而在于希望保护因个人或政府机关的违法行为而受损的公众或一部分公众的利益。”因此，提起公益诉讼的主体具有广泛性。

3.公益诉讼的判决具有扩张性。公益诉讼判决的扩张性，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对一般公众的效力：一般公众的诉权及于消灭。由于任何人都可以提起公益诉讼，而由于地域、时间、通讯等等的局限，可能会出现诉讼冲突，这样就会造成一种无端的资源浪费和司法成本支出。法的效益价值要求“社会性或人们以较少或者较小的投入获得较大的产出，以满足人们对效益的需要。”因此，终结其他有公益诉讼心的人的诉权，是法效益价值的体现。二是对全社会范围内其他诉讼案件的肇事者也产生效力。由于环境污染、经济垄断、国有资产流失在全国范围内在某种程度上具有广泛的相似性，因此，从减少司法成本，追求司法效益最大化的原则出发，赋予判决书对全社会的效力，直接要求有关当局作为或不作为，既可以减少诉累，又能够增加法院判决的权威性。

二、对设立我国公益诉讼制度的分析

由于公益诉讼是不同于传统诉讼法理论的制度，因此，在建立公益诉讼制度时应应着重处理好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1.完善相关法律规定。宪法是我国的根本大法，目前我国宪法对公民权利的救济只是原则性的规定，而其它法律又没有对公益诉讼作出明确的具体规定。因此，应从宪法和实体法两个层面上赋予公民和其它社会成员普遍的的监督权力，并使这种权利具有司法上的保障。这样就要求对现行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进行相应的修改，引入公益诉讼的概念，并做出相应的具体规定。

2.扩张原告资格。一般认为，提起公益诉讼的原告分为三种：①检察机关；②任何组织；③个人。检察机关是我国的监督机关，由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既可以发挥检察机关作为监督机关的优势，也是其履行法律监督权的最佳途径。同时，赋予普通公民公益诉讼权不但能鼓励公民的法律意识，提高法制观念，增强主人翁的责任感，而且符合当今立法趋势。另外，赋予法人、一般社会团体公益诉讼的诉权，一方面，某些团体深入行业内部，了解情况，易于操作如消费者保护协会；另一方面，团体的力量比起个人更为强大，在一定程度上也能起到对抗相应的被告的作用。

3.受案范围。现在一般认为，公益诉讼的案件应包括以下几种：国有资产流失的案件、扰乱市场经济秩序的案件、破坏环境资源与公共设施的案件、雇用劳动和社会保障的案件以及其它可以界定为公益诉讼的案件。对于这些案件，情形不太严重，尚不构成刑事犯罪，但又不能忽视其损害的，都可以适用公益诉讼。

4.不同于一般程序的前置程序。英美法系国家的公益诉讼制度普遍设置了前置程序。如美国《环境法》规定，公民提起诉讼前60天必须将起诉通知通告联邦局，违法行为所在州和违法者本人。如果公民没有履行60天诉讼通告期制度，则禁止起诉。因此，所谓前置程序，即对公益诉讼案件，原告在起诉前，都应当履行告知程序。首先通知被告其行为违法，要求其给予纠正，必要时可以要求赔偿，被告在一定期间不答复或答复不满意才可以向法院起诉。设置前置程序，可以减轻诉累，减少成本，依据司法最终裁决原则，在对被子告的答复不满时，才可以请求法院做出最终裁决。因此，我国可仿效美国由司法局承担接受相关起诉通知的责任。

5.有关诉讼费用的负担。公益诉讼的目的在于使更多的人能够接近法院，通过司法途径维护社会公益。因此，在诉讼费用的征收方面，可以让原告预交一定费用，通常比较低，作为担保，待诉讼结束后再由败诉方负担，预交的费用返还给原告。同时，可将诉讼标的额的一部分作为奖励给胜诉的原告。如果原告败诉则可以少收取费用或者免收。这样，才可以调动人们的积极性，发挥公益诉讼的最大价值。

公益诉讼制度作为一项重要的权利救济方式，该制度对于社会的发展和民主化进程无疑具有重大意义。当然，我们也应当认识到，我国目前尚未确立该制度，各种实际操作还不完善。作为一项优越的制度，何时以及如何引入我国，理论和实务界正在拭目以待!

参考文献：

[1]卓泽渊.法理学.法律出版社，2004.58.

[2]万学忠.举报当然有奖依法请求奖励——王日忠状告杭州地税务局.法制日报，1998.5.

[3][意]莫诺•卡佩莱蒂.福利国家与接近正义.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

[4]卓泽渊.法理学.法律出版社，2004.144.

公益诉讼范文篇7

公益诉讼法律制度最早可追溯到古罗马时代，乃与私益诉讼区分而言。私益诉讼是保护个人所有权利的诉讼，仅特定人才可提起，而公益诉讼是保护社会公共利益的诉讼，除法律有特别规定外，凡市民均可提起。随着资本主义大工业经济的发展，一些政府部门、大的公司集团有能力从自身利益出发挑战公共利益，使得保护公共利益成为公众的实际要求，为公共利益而进行诉讼的案例不断增多，从而促进了公益诉讼制度的发展和完善。20世纪中期以来，日益严重的环境问题和逐渐高涨的环保运动使环境权作为人身权的一种受到重视。环境公益诉讼日益增加并不断得到公众的关注。

环境公益诉讼是指社会成员，包括公民、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依据法律的特别规定，在环境受到或可能受到污染和破坏的情形下，为维护环境公共利益不受损害，针对有关民事主体或行政机关而向法院提起诉讼的制度。环境公益诉讼并不是独立于民事、行政、刑事诉讼之外的一种独立的诉讼类型，它只是一种与诉讼目的及原告资格有关的诉讼方式。在三大诉讼中，都存在着相应的公益诉讼。实践证明，这项制度对于保护公共环境和公民环境权益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相对于传统的诉讼方式，环境公益诉讼具有自身的特点：1、环境公益诉讼的提起者与传统的诉讼方式相比具有特殊性。传统诉讼方式的提起者必须是与本案有厉害关系的当事人，而环境公益诉讼的提起者范围较广，既可以是直接的受害人，也可以是无直接利害关系的人。包括社会成员，如公民、企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等。

2、环境公益诉讼的对象既包括一般的民事主体，也包括国家行政机关。一般的民事主体，如企事业单位和个人，当其行为侵害了环境公共利益，而环境行政机构无力或不能干预时，即可成为环境公益诉讼的对象。国家行政机关未履行法定职责，构成了对环境公共利益损害的行政不作为时，也是环境公益诉讼的对象。

3、环境公益诉讼的目的是维护环境公共利益。环境公益诉讼是与环境私益诉讼相对而言的。环境私益诉讼是为了私人利益提起的诉讼，即某种损害环境的行为直接损害到私人利益时，受害人针对加害人向法院提起诉讼的制度。而环境公益诉讼的起诉人不是因为自己的切身环境权益遭受侵害，而是因为环境公益受到损害或有遭受损害的威胁时，向法院提起诉讼，从而达到维护环境公益的目的。

4、环境公益诉讼的功能具有明显的预防性质，同时兼具补救功能。环境公益诉讼的提起不以发生实质的损害为要件，只要根据有关的情况合理地判断其具有发生侵害的可能性即可提起诉讼。这就改变了传统诉讼事后的被动性，可以将危害公共利益的行为扼杀于萌芽之中。另外，对于已发生的环境公共利益损害，环境公益诉讼又通过民事赔偿和国家赔偿以补救被损害的环境公共利益。

二、国外环境公益诉讼的立法状况

在美国，20世纪70年代以来通过的涉及环境保护的联邦法律都通过“公民诉讼”条款明文规定公民的诉讼资格。《清洁空气法》首创了著名的“公民诉讼条款”，以此建立了公民诉讼制度。根据“公民诉讼”制度，原则上利害关系人乃至任何人均可对违反法定或主管机关核定的污染防治义务的，包括私人企业、美国政府或其他各级政府机关在内的污染源提起民事诉讼；以环保行政机关对非属其自由裁量范围的行为或义务的不作为为由，对疏于行使其法定职权的行政官员提起行政诉讼。美国针对环境公益诉讼制度进行了一系列专门立法的规定，所以环境公益诉讼得到了充分发展。

在意大利，团体诉讼最初仅适用于不正当竞争诉讼，后来被扩大到劳动诉讼中，最后又被扩大至环境法的范围。1986年7月8日的第349号法令规定，如果行政行为的许可、拒绝或者不作为违反了对自然的保护及对自然景观的维护，那么某些被认可的团体，即便其权利并未受到侵害，也有权对该行政行为提起诉讼。[1]法国、德国、日本等国都在民事诉讼制度中都规定了检察官可以以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保护者对某些案件提起民事诉讼。英国在认识到传统法律不足以阻止环境侵害之后，也修改了相应的法律规定，认可对于公益妨害受害者本人或通过检察官都可提起诉讼。

以上对国外公益诉讼的情况介绍，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启示：

1、应当通过立法明确规定环境公益诉讼制度。

2、在立法价值取向上，应当体现环境公益诉讼的激励机制。

3、体现环境公益诉讼的特殊性即诉讼主体的多元化。

三、我国环境公益诉讼立法的现状及不足

虽然近几年，我国在环境公益诉讼领域进行了许多有益的探索。例如，贵州省贵阳市中级法院设立了环境保护审判庭；江苏省无锡市两级法院相继成立环境保护审判庭和环境保护合议庭，无锡市中级法院和市检察院联合了中国首个关于环境公益诉讼的地方规定——《关于办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的试行规定》引入了一些颇具创新性的程序设计；云南省昆明市中级法院、市检察院、市公安局、市环保局联合了《关于建立环境保护执法协调机制的实施意见》，规定环境公益诉讼的案件由检察机关、环保部门和有关社会团体向法院提起诉讼。

但是，我国在推动环境公益诉讼制度中还存在一系列障碍。主要包括：

（一）实体法上的缺陷

《宪法》第12条规定：“国家保护社会主义的公共财产，禁止任何组织或个人用任何手段侵占或破坏国家或集体的财产”。《民法通则》第5条规定：“公民、法人的合法民事权益受法律保护，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侵犯”。《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第4条规定：“人民检察院通过行使检察权，保护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的财产和劳动群众集体的财产，保护公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其他权利”。我国《环境保护法》第41条规定：“造成环境污染危害的，有责任排除危害，并对直接受到损害的单位或者个人赔偿损失。赔偿责任和赔偿金额的纠纷，可以根据当事人的请求，由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他依照法律规定行使环境监督管理权的部门处理；当事人对处理决定不服的，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当事人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虽然这些法律规定涉及到环境公益诉讼，但是由于过于概括和笼统，在实践中缺乏可操作性。

（二）诉讼法上的缺陷

1、原告起诉条件的限定。现行《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八条规定的起诉条件是：“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即提起民事诉讼的条件之一是原告与本案有直接的利害关系；《行政诉讼法》第二条规定：“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或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有权依照本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即原告起诉应当符合的第一个条件就是认为该具体行政行为侵害了其自身的合法权益。这样，只有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因自己的民事权利受到行政行为的侵犯或者与其他人发生民事权益争议才能以原告的资格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排除了其他人或组织为他人利益或公共利益提起诉讼的可能性。

2、举证责任的限制。现行环境民事诉讼中的举证责任倒置应进一步明确。在环境民事诉讼中，污染者和侵害公益的违法者一般拥有着信息、资金和技术优势，而原告相对来说处于劣势地位，不易收集证据。

3、环境团体作用的限制。国外法律规定凡环保或其他团体或某一集团中的某成员受到或可能受到污染或生态破坏之害，该团体或集团及其中的其他人都具有了提起团体诉讼的资格，他们都可作为原告出庭。[2]我国《民事诉讼法》虽然规定社会团体可以支持受损害的单位或个人起诉，但对环境团体能否代表其成员起诉，法律存在欠缺。这样，如果一个得到环境行政机关行政许可的区域性开发行为可能危及该区域的生态安全时，如果所有潜在的受害者不敢起诉，而环境团体由于不具有原告资格又无法起诉，那么该侵权行为不能得到及时有效地排除。[3]

4、诉讼费和律师费的减免缺乏规定。国务院的《诉讼费交纳办法》没有把公益性的诉讼案件明确纳入其中，这对大额索赔的环境公益诉讼案件的起诉和提高律师参与环境公益诉讼的积极性来说都是不利的。

四、建立我国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几点设想

在我国，构建环境公益诉讼制度具有迫切性和必要性，是学术界和法律实务界已经达成的共识。从立法及法律实践来看，我国现已具备构建这一制度的可行性。以下是几点制度设想：

（一）在立法上明确规定环境公益诉讼

应当通过立法明确规定环境公益诉讼制度。“无救济即无权利”，这一理论要求对所有的合法权利都应当提供充分和合理的救济途径。从我国现行立法情况来看，虽然一些法律有相类似的规定，但未有一部法律做出过明确规定，这就使我国的环境公益诉讼缺少法律制度上的支撑。因此，应当借鉴国外的做法，在立法上对环境公益诉讼加以明确规定。首先应该在宪法中增加关于公民环境权的规定；其次在环境行政诉讼类的公益诉讼立法中，要立足于用司法审查来对抗行政权的滥用，使行政机关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实现预防环境问题的目的[4]第三对于环境民事诉讼类的公益诉讼，应当扩展环境民事损害的范围，扩大环境和其他社会团体行使环境民事起诉权的案件范围；第四在环境单行法中，设立专门的环境公益诉讼条款。只有以法律形式建构环境公益诉讼制度，才能给环境公益诉讼提供强有力的制度支持，以保护环境公共利益免受侵害。

（二）适当放宽起诉资格

对于环境公益诉讼的原告，应当体现环境公益诉讼的特殊性即诉讼主体的多元化。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关键是原告资格的确立，即谁有权向法院提起诉讼。传统的“直接利害关系原则”将与案件没有直接利害关系的社会公众及组织排除在诉讼主体的范围之外，因此，建立环境公益诉讼制度首先要突破传统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关于原告必须是与案件有直接利害关系的限制。只要具有“事实上的损害”，不论被损害的是个人利益还是公共利益就可以认定原告具有起诉资格。[5]具体包括公民、社会团体和检查机关。尤其是社会团体例如环保组织，由于其组织严密，在科技和法律问题上具备专业知识，应是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核心所在。还应该充分发挥检察机关作为国家机关的优势，以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并与行政机关及污染企业相抗衡。

（三）举证责任的合理分担

1、民事环境公益诉讼的举证责任。

民事诉讼中一般的举证责任规则是：“谁主张，谁举证”。因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74条规定，因环境污染引起的损害赔偿诉讼，被告对原告提出的侵权事实予以否认的，由被告负责举证。这种规定对保护环境污染受害人具有积极作用，但同时也存在着明显的不足，原告是否需要承担举证责任以及被告举证的具体范围等需要在立法中加以明确规定。在民众和检察机关提起的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由于环境问题的特殊性而不易收集证据，举证责任倒置的规则应得到坚持。

2、行政环境公益诉讼的举证责任

在环境行政公益诉讼中，被告仍是行政机关或法律、法规授权组织，应遵循行政诉讼的一般规则，由被告负举证责任，即由被告对其所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的事实和依据的规范性文件承担举证责任，至于其他方面的事实，仍应遵循“谁主张，谁学证”的原则。

（四）诉讼费用承担上的适当改进

环境公益诉讼的诉讼费用数目巨大，加之证据的搜集、鉴定等费用，因而对于普通民众来说很难承担。而且环境诉讼是为了维护环境公共利益而提起的，收益人是不特定的多数人，因而，要求诉讼的提起者来承担如此高昂的费用，会挫伤民众提起环境公益诉讼的积极性。因而笔者赞同以下主张，“公益诉讼基金说”主张建立专门的公益诉讼基金会，公益诉讼基金来源可由国家财政拨款、社会捐助以及被告败诉后支付的无人认领的赔偿金或补偿金组成，公益诉讼的原告在提起公益诉讼之前可以向公益诉讼基金会申请公益诉讼费用或在败诉后申请由基金会支付一定数额的补偿金。[6]据此，可以打消原告怕承担败诉费用的顾虑，同时又不增加诉讼法院的公益成本，公益诉讼费用申请的审核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防止滥诉。

（五）原告奖励制度的建立

环境公益诉讼是一种公益性质的诉讼，起诉人提起诉讼的目的是为了维护环境公共利益，而不是为了获取私利。因此，在立法设计上，应当体现一种激励机制，鼓励原告方向法院起诉，并使之能够胜诉。一是在诉讼费用的负担方面，原告因为提起环境公益诉讼，必须支付一定的费用。对于我国传统观念来讲，个人出钱为公共利益打官司存在很大的限制，非经济能力微薄的公民所能承受，而且也不是长久之计。因此。为充分鼓励民众参与，应考虑对于胜诉或不完全胜诉但对公益促进有贡献的原告的合理的律师费用判由被告承担，并对胜诉的原告进行必要的奖励。[7]

（六）防止滥用环境公益诉讼的规定

环境公益诉讼中，原告范围的扩大，举证责任的倒置，再加上诉讼费用的收取上有优惠措施，这些都为滥诉开启了方便之门。所以对于环境公益诉讼立法的最大担心就是滥用诉讼。因此有必要对滥用环境公益诉讼的行为进行防治。

首先，设立行政先置程序。可以借鉴美国的做法，让起诉人在提起诉讼前一定期限内通知行政机关及相关当事人，如果行政机关不采取相应的措施，起诉人才可以选择以直接侵权人为被告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或以行政机关为被告提起环境行政公益诉讼。这种行政先置程序对滥诉能够起到一定的预防作用。

其次，实行滥用环境公益诉讼侵权责任制。在美国，滥用诉讼构成一种独立的民事侵权行为责任。其基本含义是：被告恶意地、没有合理和合适的理由，使原告陷入一种刑事的诉讼或者民事诉讼，诉讼的结果有利于原告，即被告造成的诉讼失败，原告因此受到损害，在这种情况下，原告可以提起滥用法律诉讼的侵权行为诉讼。[8]这种滥诉侵权责任制的建立可以有效地制止滥诉的发生。我们可以在立法中借鉴之。

【参考文献】

[1]胡靓。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公众环境权的程序法保障[C].中国法学会环境资源法学研究会年会论文集，2003，9，16.

[2]黄霞、常纪文：《环境法学》，机械工业出版社2003年版，第276页。

[3]常纪文、杨金柱：《国外环境民事起诉权的发展及对我国的启示》，载别涛：《环境公益诉讼》，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105页。

[4]SeeAlanMurdie，EnvironmentalLawandCitizenAction，London，EarthscanPublicationsLtd.，1993，P83.；

[5]李艳芳：《美国的公民诉讼制度及其启示》，载别涛：《环境公益诉讼》，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119页

[6]张晓玲：《论行政公益诉讼权》，中国法律信息网，

公益诉讼范文篇8

关键字：行政公益诉讼直接利害关系公共利益

一、建立行政公益诉讼的现实必要性

在我国建立行政公益诉讼，不仅具有可行性，而且具有紧迫的现实必要性。具体来说，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保护环境公益的需要。环境公益主要包括各种自然环境利益、人文环境利益、教书环境利益、消费环境利益等，该类公益受到侵害的事件已屡见不鲜。关于市场环境利益的案件更是层出不穷，有不服电信局纵容电信企业乱收费不作为的，也有不服铁路、民航主管部门违法提高票价的等。这些争议有的提起行政诉讼，有的提起民事诉讼，结果几乎都是“无果而终”。其根本原因在于，我们没有可靠的公益诉讼制度。

第二，保护资源公共利益的需要。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一个重要目标是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但是在发展过程中，各地发生了不少掠夺性、杀鸡取卵式的开发行为，对水、土地、矿藏资源造成了极大破坏。群众多方寻求帮助，但苦于投诉无门。有关部门皆以该开发行为没有直接侵害个人利益为由，不予受理。如果有公益诉讼制度的存在，事关如此众多人民重大利益的事情，必定不会陷入像今天这样尴尬的局面。

第三，保护公共设施等公共财产利益的需要。有些行政机关的首长出于追求政绩的需要，不惜重金大搞“形象工程”、“政绩工程”，而对年久失修的桥梁、道路、历史文物不及时进行修缮维护，酿成一幕幕桥梁倒塌、道路废弃、历史文物毁灭的惨剧。要保护上述公共利益，没有一套行之有效的健全的法律制度，是不现实的。为此，应尽快建立公益诉讼制度。

二、行政公益诉讼之法理基础

任何一种制度的建立和发展都必须有其自身的理论基础作为支撑，否则它就会成为空中楼阁。行政公诉的法理基础如下：

（一）社会公共性权利的司法保护

社会公共性权利是公民权利的延伸。公民权利以及社会公共性权利受到尊重和保护的程度，是一国法治状况和人权发展水平的反映。公民的各项权利，根本上是通过法律来确认和规范的，法律的制定和实施，实际上是法律使公民权利从应然权利演变为法定权利，再发展成为现实权利的过程。因而公民权利的主要内容是法律权利，这也是权利获得法律保障的必然要求。

法律要保障公民权利，首先要为公民权利设立相应的权利制度，为保障公民权利提供制度根据，包括宪法和普通法律两个层面的根据。但是，仅有制度根据没有制度保障是不够的，社会公共性权利必须以切实有效的诉讼手段为依托。就我国而言，立法者往往局限于创制的层面，关注法律规范自身在逻辑结构上的完整性，而忽视从将来法律实施的前瞻性视角关注法律的可诉性问题。虽然我国宪法和法律对公民的社会公共性权利设置了初步的实体权利体系，但由于这些权利往往由多数人共同享有，因而公民个人一般不被认为具有直接的诉的利益，其原告资格不被认可。

无救济即无权利，权利受侵害者都应享有申请救济的资格；司法救济是保护公民的最后一道防线，任何一种法律权利要获得实在性，就必须赋予权利人获得司法上救济的权利。概言之，公民的基本权利，包括社会公共性权利，除了通过法律的普遍性实体赋予外，还要获得可诉性，这是行政公益诉讼确立的法理基础之一。

（二）私人力量对行政权的制约

依我国行政诉讼法之规定，只有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认为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自身合法权益时，方有提请司法审查的权利；而如果政府行为侵害了社会公共利益，因这种侵害与私人没有直接利害关系，则被排除在司法审查的范围之外。此种观念和制度之所以存在，其理论根据就在于：行政权本身就是为维护公益而设的，它的行使原则上不受司法审查。私人无权为公益提起诉讼，当法院认定公民个人与案件不存在直接利害关系，则不认可其具有诉的利益，也即不认可其原告资格。

按照这样的传统理论，公权的行使如侵害了公共利益，是由另一种公权来纠正，以公权控制公权。依此，行政权在其固有范围内运作，即使其行为危及或害及社会公益，只要没有直接损害私人利益，普通公民就无权干预，无权借助司法手段对之进行审查；而只能靠公权系统内部解决，即以分权和制衡的机制加以解决！其结果是：封闭的权力分立与制衡之设计一方面使得公权系统无限扩张，运作效率愈发低下，造成社会资源极度浪费；另一方面也使得各种权力日益聚合为一个拥有自身利益的庞大系统，堵塞了公民管理国家事务、主张各种权益的途径，违背了人民主权的根本法理。

可见，我们需要从权力和权利资源的整体配置和互动上进行深刻反省，运用公权以外的力量——私人力量，通过司法审查的手段，对行政权力进行制约。司法审查的精髓不只是法院通过司法程序来审查行政行为，实质上，其意义在于动用私权的力量来制约行政权之行使，来保护各种私益和公益。

（三）诉的利益观之更新与公益救济

在“无利益即无诉权”的原则下，一般认为，作为诉权要件的“诉的利益”是法院进行裁判的前提。传统理论上，诉的利益是指当一人之权益受到侵害或与他人存在纠纷时，需要借助诉讼程序予以救济的必要性；诉的利益与原告资格直接相联系。因此，笔者认为，要研究诉讼资格扩大的问题，其认识基础应在于诉的利益观之更新。

在大量的公害性案件涌现之前，权益之纠纷主要发生于平等主体之间，按照传统的“法律权利观”，是否具有诉的利益容易识别。而随着新型纠纷（环境诉讼、公害诉讼、消费者诉讼等）的出现，往往无从将这些纠纷的事实纳入现行法律所承认的权利体系或框架之中。然而，事实上又必须对这些纠纷予以解决。因为其权利义务的内容及权利主体的外延未必清楚，若依传统的诉的利益的观念和标准进行审查，可能会不承认其具有诉的利益。因此，基于增加公民运用诉讼的机会或途径，扩大诉讼手段解决纷争和保护权益的功能，应当是尽量扩大诉的利益的范围。对于诉的利益的衡量，不仅应从其消极功能，也应从其积极功能的角度来进行。显然，在行政诉讼中对利害关系作简单化、线条化的理解和把握，在现代社会已不合时宜。细想之下，认为政府的公权力行为与公民个人毫无利害关系，难免显得绝对。

三、行政公益诉讼之内涵

行政公益诉讼是一种新型的诉讼制度，我国的行政公诉制度应该与我国的国情以及整个行政诉讼制度相适应，具有中国特色。在我国，行政公益诉讼应具有其独特的具体内涵。

要明确行政公益诉讼的含义，首先应了解作为属概念的“公益诉讼”。公益诉讼，顾名思义，就是指允许直接利害关系人以外的公民或组织，根据法律的授权，对违反法律侵犯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向法院起诉，并由法院追究违法者责任的诉讼。公益诉讼有以下两个主要特征：第一，公益诉讼的直接目的是主持社会正义，实现社会公平，以维护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第二，公益诉讼的起诉人可以是与案件无直接利害关系的人。

何谓“行政公益诉讼”，笔者认为，在我国，行政公益诉讼（又简称为行政公诉），是指公民认为行政主体行使职权的行为违法，侵害了公共利益或有侵害之虞时，虽与自己无直接利害关系，但为维护公益，而向特定机关提出起诉请求，并由特定机关依法向法院提起的行政诉讼。这是我国应建立之行政公诉的应有之义。

对此含义，我们主要应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把握：

（一）行政公益诉讼的对象范围包括在普通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之内，应属于“法律、法规规定可以起诉的其他案件”一类。

行政公益诉讼作为行政诉讼的种概念，其诉讼理念和价值与其他行政诉讼并无二致，这也就决定了他所针对的对象不能超过《行政诉讼法》中规定的受案范围。在当今司法实践中，随着控权意识和公民权利保障意识的不断加强，所有行政主体行使职权的行为，除了法律明确规定不可诉的以外，只要侵害了公民个人的合法权益，一般都可被依法起诉。而行政公益诉讼则将把侵害公共利益的行为纳入司法审查的范围之下。也就是说，只要不是法律明文排除的，所有侵害合法权益的不法行政行为都将具有被司法审查的可能性。

应当特别指出的是，笔者认为，在行政公益诉讼中，对于《行政诉讼法》专门规定的不予受理的“抽象行政行为”应当作严格解释。可以理解，抽象行政行为与公共利益之间存在着特殊的联系。因为抽象行政行为的性质决定了只要其一旦违反法律（宪法或法律）或正当程序，就将必然损害公共利益。但我国的立法者却“依据国情”通过立法将该类行政行为排除在司法审查之外，而交由国家权力机关或上级行政机关对其进行审查或监督。这有其合理的一面，但随着民主化和法治化趋势的不断加强，相信抽象行政行为终将会接受司法的制约而具有可诉性，这也是国际上诉讼制度发展的必然规律，并已为西方法治国家的诉讼制度演变的过程所证实。所谓对其进行严格解释，即“抽象行政行为”的行为主体必须是国务院及其各部或直属机构，各级人民政府，或省级政府各部门行政机关；其表现形式必须是行政法规，部门规章，政府规章或自治条例。因此，只要不符合以上两条件的具有普遍约束力的规范性文件便不属于法律规定的不予受理的“抽象行政行为”。

（二）被诉行政行为违法，并侵害了公共利益或有侵害之危险。

首先，行政公益诉讼的原告只要认为公共利益受到或将要受到行政主体行政行为的侵害即可提起诉讼，而至于公众利益实际上是否受到侵害或有侵害之危险，则由法院通过审理进行判定。

其次，违法行政行为包括作为和不作为。不作为的违法行政行为一般是指具有法定职责的行政主体，在其职责范围内，对侵害公共利益的违法行为置之不理，或放纵该行为。在实践中，可能出现不作为行政机关互相推诿的情况，即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行政机关对某一违法行为都具有管理职责，但都不实施制止行为，而是互相推托。在这种情况下，原告可选择任何一个、几个或所有负有职责的行政机关作为被告而提起诉讼。

再次，违法包括违反实体法和程序法。实体法指广义的法律，包括宪法、法律、法规、规章、自治条例、单行条例以及其他各类规范性文件。“程序违法”是指行政主体实施行政行为的程序违反了行政程序法或特定法律关于特定行政行为的程序规定。行政程序的合法性审查是保证行政公正、公平和防止幕后交易的重要手段。

最后，违法行政行为损害了公共利益或者有损害公共利益之危险。所谓公共利益，是指不特定的多数人所共同享有的利益。在当今文明法治社会，公共利益不仅指物质利益，还涵括人身利益、环境利益、消费利益甚至审美利益等。就行政公益诉讼的特点而言，它是指被诉行政行为侵害了或危及到社会性的公共利益，而并非直接损害公民私人的利益。当然，请求救济的公共利益在受到侵害的同时，某些私人利益也可能同时受到损害，但行政公益诉讼的主要目的乃在于维护社会公益，其诉讼基础并不在于某种私人利益受到侵害或危险，而在于希望保护因行政主体违法行为而受到损害的社会公益；而且，即便受到侵害或威胁的公共利益中包含有原告私人的直接利益，法律一般也不排除他选择通过公益诉讼程序一并获得救济。

行政公益诉讼的功能具有明显的预防性质，即对公益的损害不需要现实的发生，社会公众利益虽没有受到现实侵害，但只要根据一般理性人的判断，某行政行为在经过一定时间或某条件成就后，就将给社会公益造成实际损害的，受害人就可对该不法行为提起公益诉讼。之所以这样规定是因为，公共利益一般关系到多数人的利益，一旦造成实际损害，其损失将难以或很难弥补。因而，为最大限度的保护公益，应允许原告人在公益有受侵害之虞但尚未实际发生时对侵害行政行为提起诉讼。

（三）不以诉讼“发起人”即公民与被诉行政行为有直接利害关系为要件。公民为维护公益，可以就无关自己权利及法律上利益的事项，对行政主体的行为“发起”行政公诉。

根据传统的“诉的利益”理论，原告起诉只能就与自己权利或法律上利益有直接关系为限。但在现实中，仅仅依靠直接利害关系人来解决社会所面临的个人利益的自我保护问题有时是不充分的，特别是在社会公共利益遭受侵害的情况下，与行政行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人往往是行为的受益者。受益者对致使其受益的行政行为起诉的积极性能有多大可想而知。而且，在某一特定问题上，有直接利害关系的人并不一定代表全社会的利益。所以，为了维护社会公益，应允许与自己无直接法律利害关系的公民，可就违法行政行为而发起诉讼。

笔者认为，在行政公益诉讼中，公共利益的直接侵害主体可分为两类：一类是行政主体，此种情况下行政主体的侵害行为一般表现为作为。另一类是非行政主体，包括自然人、法人和其他性质的组织。如某企业排放超标污水，当地环保局却置之不理，以致大片农田受损，地下水变质。公益的直接侵害主体是污染企业，但该企业的侵害行为却以环保局不履行监督职责为前提。这里的行政主体是公益侵害行为的间接主体，其不法行为表现为作为和不作为两种形式。做出此种分类的意义在于：

首先，有无“直接利害关系”应是指普通公民相对于行政主体的违法行为而言，而非相对于公共利益的直接侵害主体。因为两者有时并不一致。例如上述所举案件中，遭受损失的农民相对于环保局的不作为而言不具有直接利害关系，但其相对于直接侵害主体——污染企业却是直接利害关系人。

其次，在公共利益的直接侵害主体为行政主体时，无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只能发起行政公诉，而不能以自己的名义提起诉讼。当公益的直接侵害主体是非行政主体时，又有两种情况：一是虽相对于行政行为无直接利害关系，但与直接侵害行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可选择直接以直接侵害主体为被告向法院提起诉讼，此时的诉讼虽在效果上保护了公共利益，但因诉讼目的非公益而不是真正的行政公益诉讼。但该种情况下违法行为的行政主体可与直接侵害行为主体一起，成为案件的共同被告。二是普通公民对行政主体（间接侵害主体）的不法行政行为发起行政公益诉讼。也就是说，与直接公益侵害行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有其他诉讼和行政公益诉讼两种选择。一般说来，当只有侵害之危险或者侵害比较微小时，他们会选择前者；当侵害已经发生或侵害比较严重时，则大多选择后者。

（四）行政公益诉讼的“启动权”由公民享有，而特定机关享有起诉权，具有原告资格。

所谓“启动权”，是指公民针对侵害公共利益的行政行为，不能直接向法院起诉，而只能向特定机关“告发”，由特定机关依法决定是否起诉。

不赋予普通公民行政公益诉讼的原告资格，是因为这涉及到法律价值的衡量问题。在法律水平（包括法律制度、法律体系、法律文化以及公民的法律素质和意识等）较高的情况下，普通公民享有起诉权，确实有利于在广泛范围内更高效率地保障公民权益，制约政府权力，而不必担心引起滥诉。但在法律水平较差的情况下，则很可能出现滥诉，降低行政效率。我们两千多年的封建传统，较低的经济发展水平，整个法律体制的不完善，以及公民法律素质和意识的相对欠缺，决定我们暂时不能赋予普通公民行政公益诉讼的原告资格。因此，依我国现状，为了诉讼经济和防止滥诉，应将行政公益诉讼的起诉权交由具有专门知识的特定机关。

享有行政公诉起诉权的特定机关主要指检察机关，其以公益代表人的身份为维护公益而提起公诉。根据宪法规定，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有权对一切违反法律的行为进行监督。从检察院的实际功能也可看出，其主要职能保护国家和公共利益。因此，检察机关享有行政公诉的起诉权符合宪法规定，并充分了检察机关的应有职能。

在某些情况下，也可允许公益性社会团体或自治性组织对行政机关侵害社会公益的行为提起诉讼。现实生活中，某些社会团体的成员在社会上往往处于弱者的地位，如消费者，残疾人等，他们的利益由于自身的弱势而只能依赖其所属团体的维护。该类团体或组织的主要作用就是维护其成员利益，并且在工作过程中积累了大量经验，因此可以达到更好的维护公益而又防止滥诉的目的。此外，行业协会对行政机关明显损害该行业职业人员的利益的行为也可以直接向法院提起行政公诉。

检察机关是否提起行政公诉的决定，应依照法律的规定做出。因此，行政公益诉讼必须以法律有特别规定为前提，明确规定行政公诉的原告资格、受案范围和受理条件，防止特定机关滥用诉权，影响行政行为的效率。笔者建议，立法者应首先制定专门的《行政公益诉讼法》单行法律，以做到有法可依。检察机关必须依照法律和法定程序对公民的起诉请求进行审查，而不能专断独行。其审查范围主要包括行政主体的行政行为是否违法，社会公益是否遭受了行政行为的侵害或有侵害之危险，以及是否超过一般行政诉讼的范围等。检察机关对以上事项只进行初步审查，以衡量判断是否达到诉的标准。经审查后，拒绝起诉请求的，应书面通知请求人，并告知理由。被拒绝请求人不服可以向上一级检察机关复议一次。检察机关决定起诉后，并不当然导致诉讼开始。与其他诉讼一样，由法院最终决定受理与否。起诉一旦受理，检察机关便与普通行政诉讼的原告一样，享有相同的诉讼权利，履行相同的诉讼义务。同时为了行政效率考虑，即使是检察机关提起的公诉，仍应贯彻“诉讼不停止执行”的原则。

检察机关一般是应“告发人”公民的请求而提起行政公益诉讼，其也可以直接依职权而主动向法院提起此类诉讼。由于中国传统的明哲保身的处世哲学，以及现实中与政府打官司“赢了官司，输了一辈子”的不合理现状，公民在面对行政机关侵害社会公共利益的作为或不作为时往往敢怒不敢言，或是出于“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考虑，无人问津，更不会发起行政公诉。因此，当检察机关认为某行政行为侵害或可能有害社会公益时，可依法主动向法院提起行政公益诉讼。但此项职权的行使，必须受到法律的严格限制，以免造成司法权对行政权的过分干预，而降低行政效率。另外，为鼓励公民与不法行政行为作斗争，维护公益，对原告胜诉的行政公诉的“告发人”应给给予适当的物质奖励。

公益诉讼范文篇9

我国目前的三大诉讼法(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刑事诉讼法)对公共利益的司法保护存在真空：民事诉讼对公共利益的保护也只能通过代表人诉讼的方式实现；行政诉讼只能通过对具体的行政行为进行司法审查来保护公共利益；刑事诉讼只能对被侵害、且侵害行为构成犯罪的危害公共利益的行为，通过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予以救济。并且均规定，原告必须是与案件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普通公民无权起诉。

在司法实践中，存在大量侵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违法行为，有些无直接利害关系人，有些直接利害关系人因不知、不愿、不敢而未提起诉讼，所以形成违法行为出现而无人起诉的局面。如目前在我国发生较多的环境污染案。长期以来，由于我国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缺失，使环境保护问题日益严峻，仅西部地区每年因环境破坏造成的损失竟然达1500亿元，占当地同期国内生产总值的13%。国有资产的流失也是比较普通的损害公共利益和国家利益的现象。据国有资产管理局的统计和测算，目前平均每天都有近亿元的国有资产流失，许多国有资产流失案件令人触目惊心，却因种种原因无人主张权利，无法进入司法的管辖和监督范围。此外，还有严重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垄断经营、造假售假坑害消费者等违法行为。由于我国三大诉讼法理论和立法发展的滞后，导致受害人无法通过诉讼途径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或社会公共利益。而一些“打抱不平”者在为不特定的多数人赢得权益的诉讼多以败诉而告终。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社会公共利益与人民生活日益密切相关，但这种公共利益同时又不是明确地与某个具体的人有利害关系，因而，通过法律途径寻求救济异常困难。现在我国是依法治国的社会，面对不公平、不合法的事情，任何一个有社会责任心的人，都应有权通过法律程序解决问题。赋予人民公益诉权，使人民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的权力通过司法途径得以实现，在一定程度上弥补法治漏洞，完善诉讼制度，从而扩大司法监督体系的覆盖面，更好地维护社会秩序和社会公共利益。

二、构建公益诉讼制度的理论根据

公共利益并非是空泛的东西，它是具体存在的，公共利益的实现意味着对权力的监督和制约。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是权力的所有者。权力的所有都把具体的权力按一定的组织体制委托给权力的使用者——国家机关和公职人员去具体运用。国家机关及公职人员只是受人民的委托来管理、使用公共权力，他们必须向权力的主体——人民负责。当权力的使用者不依法查处违反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违法行为时，人民应该有权直接将侵犯国家利益及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提交司法审判，由人民法院依法作出判决，制裁违法行为。

三、构建公益诉讼制度的实践依据

随着改革开放步伐的加大，一些不法分子，钻我国市场经济法制不健全的空子，大肆掠夺国有资产，损公肥私，进行不正当竞争，扰乱社会经济秩序，极大地损害了国家、社会和消费者的利益。另一方面，一些企业为了获取大规模利润，不惜牺牲很多长远利益，导致环境被破坏、产品质量出现瑕疵、消费者权益受损等大量公益性纠纷。带有政策意义的垄断行业，为获取巨额垄断利润而居高不下的服务价格，随意的收费机制等极大的损害了广大消费者的利益。针对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受侵害问题，全国各地已经进行了积极有益的探索，为公益诉讼制度的确立提供了实践基础。在实践中，仅自1997年5月河南方城人民检察院，提起一例房屋买卖契约无效之诉，追回流失的国有资产，才开创了国内民事公益诉讼之先河。之后，公民个人为维护社会公共利益而进行的公益诉讼日趋增多。四、建立公益诉讼制度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手段自古以来，实现社会和谐，建设美好社会，是人类孜孜以求的理想；热爱和平，崇尚和美，追求和谐，更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和高尚品德。然而，和谐社会绝不会自发生成，也不会自然实现。和谐社会的构建必须依赖于法律制度的推动，必须借助于法治的践行。在法治社会，诉讼是人们保护自己权利的最基本形式和最后保障。公益诉讼为人民参与国家事务的管理提供了新的途径，从而推进法治的完善与和谐社会的建构。

当前，我国社会正处在转型时期，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日益多样化，各种社会矛盾随之产生。在这种情况下，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一个协调社会各阶层利益关系、整合社会资源、协调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的过程。由于公共利益具有广泛的社会连带性，一旦遭受损害，极易引致社会混乱。由于公益诉讼的特点，它可将复杂的社会问题、政治问题转化为法律问题，防止纠纷和冲突升级为更剧烈的对抗性活动，达到解决利益矛盾、维护安全团结、社会和谐稳定的目的。

五、公益诉讼制度是保障公共利益实现的需要

在中国社会转型的过程中，随着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社会一体化的程度日益加深，对公共利益的维护变得更加迫切。在公权力的行使过程中，许多违法行为就是以维护公共利益之名，行牟取个人利益、部门利益和地方利益之实，导致普通公民的合法利益和社会利益受到损害。在这方面公益诉讼制度就是一种有效的监督方式，它有利于保障法律真正得以实施。任何一部法律的实施都需要有效的监督。对于与社会成员利益息息相关的法律实施，人人都有参与权的公益诉讼制度不失为一种有效的监督方式，这实际上是将涉及社会整体利益的法律的施行置于全社会的监督之下，能够有效地制止违法行为的发生，保证相关法律发挥最大的效能。因此，构建公益诉讼制度是有效维护公共利益的需要。

六、公众的期望

2006年6月中旬，人民日报与人民网在网上开展了对“公益诉讼，你了解多少？”的调查，共有376名网友参与各个单项调查。对于公益诉讼的重要性，网友表示出高度一致，83.9％的单项被调查者认为公益诉讼对我们十分重要，因为它维护了大多数人的合法利益。96.3%的网友认为应当修改我国的相关法律，建立公益诉讼制度。由此可见，公益诉讼也日渐被人们所认识并接受，在我国构建公益诉讼制度是人心所向。而且在实践中，越来越多的法律工作者、律师等自愿承担公益诉讼的责任。

2006年11月25日至26日，由中国民事诉讼法学研究会名誉会长、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江伟主持修订的“民事诉讼法修订专家建议稿”进行第四稿论证时，就有专家建议在民事诉讼法中设立公益诉讼程序。由此可见，在我国构建民事公益诉讼制度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

综上所述，在我国构建民事公益诉讼制度是必然的，也是受人欢迎的，正如杨立新教授所言，在我国，现在建立公益诉讼制度是可行的，也是正逢其时的。

参考文献

[1]佟丽华，白羽.和谐社会与公益法[M].法律出版社，2005

[2]扬冰，张少林.民事公诉正在进行时[N].法制日报，2003-01-07

[3]张文迪.论我国公益诉讼制度的构建[D].对外经济贸易大学，2005-4-1

[4]张清杰，郑春乃.建立我国公益诉讼制度的初步构想[J].中国律师，2006；(4)

[5]肖潘潘.96.3%的网友支持建立公益诉讼制度[N].人民日报，2006-06-23

[6]专家建议公益诉讼写进民事诉讼法.正义网检察日报，2007-1-9

公益诉讼范文篇10

1、美国

美国在罗马法的基础上，结合本国国情，继承和发展了罗马法的内容，并在1890年通过了《谢尔曼反托拉斯法案》，以限制联合限制竞争行为和垄断行为，成为现代公益诉讼的创始国。在其后又颁布了《克莱顿法》限制价格歧视等一系列法律，在健全本国法律的同时，也促进了其他国家民事公益诉讼制度的发展。

美国作为现代民事公益诉讼的创始国，在《谢尔曼法》和《克莱顿法》之后，又制定了保护环境的《清洁水法》。从此，“公民的诉权在美国被视为一项禁止权或强制措施：公民则被视为私人检察官，与政府的职能相对应而存在，在实施环境法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1]

目前，美国的民事公益诉讼在环境保护、反垄断、消费者权益保护、中小股东权益保护等方面运用的十分广泛。提起公益诉讼的主体也具有广泛性:首先，检察官大量参与很多涉及公益的民事诉讼；其次，告发人诉讼是在英美法系国家比较流行的一种诉讼形式；最后，值得一提的是，集团诉讼在美国民事公益诉讼体系中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2]大到检察院，小到社会的个人，均可以就侵害社会公共利益行为提起诉讼。公益诉讼中诉的利益也由个人利益扩展至国家利益。至此，美国的民事公益诉讼制度达到了相对完善的程度。

2、英国

在英国，通常是检察官代表公众提起诉讼，以倡导公众权利，阻止公共性不正当行为。而个人因公共利益提起的公益诉讼，法院一般不予受理，只有在不正当的社会行为直接损害到了自己的利益，个人才可以向检察长提出申请，在检察长同意的情况下以检察长的名义提起诉讼。

此外，地方政府机关可以以自己的名义直接提起关系到辖区内社会公共利益的有关诉讼，英国政府也赋予了地方政府和公务员以特别诉权。政府提起的公益诉讼具有如下的特点：政府机关可以不经过检察院直接向法院提起民事公益诉讼；地方政府机关提起的民事公益诉讼标的只能是辖区内的社会公共利益；一些特殊部门的负责人可以直接以自己的名义提起民事公益诉讼。

英国的民事公益诉讼形式较美国而言相对保守，但其标志性的代表人诉讼制度也是民事公益诉讼制度中的一大进步。

3、德国

德国对待民事公益诉讼采取了比较保守的做法，他们对社会公共利益和不特定多数人利益的保护主要是通过团体诉讼形式表现出来。德国立法把团体诉讼定义为有权利能力的公益团体，基于团体法人自己的实体权利，依照法律规定就他人违反特定禁止性规定的行为或无效行为请求法院命令该他人终止或撤回其行为的特别诉讼制度。这种诉权的方式在理论上成为“诉讼信托”。

德国团体诉讼的主要特点有：诉讼的主体由于集体权益受到侵害而组成的一个诉讼法人；该团体经法律授权后，可以以自己的名义独立进行诉讼；由于该团体是众多受侵害者所组成的团体，所以对于该团体判决所产生的既判力适用于该团体所有成员；由受侵害方所组成的团体只能在诉讼中作为原告，而不能充当被告。

（二）我国民事公益诉讼的现状

在我国，立法上还没有明确规定民事公益诉讼制度，《民事诉讼法》108条规定，“原告必须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它组织。”这就表明：公民、法人或者其它社会组织提起的诉讼必须是与自己的合法权益有直接利害关系的民事诉讼。而公益诉讼的特点恰恰就是主体的不特定性，原告与案件的事实并没有直接关联。因此，公民、法人、其他社会团体发起保护公共利益和不特定多数人利益的诉讼找不到相应的法律依据作为支撑，甚至连检察机关作为国家和公共利益的代表提起民事公益诉讼同样于法无据，当公共利益和不特定多数人的利益受到损害时，他们原则上不能作为公益诉讼的代表人提起诉讼。

虽然民事公益诉讼在我国的立法中没有明确的规定，但是在一些法条当中却隐有体现，如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中规定的选民资格案件，当选举委员会剥夺当事人的选民资格，当事人向选举委员会申诉，当事人对申诉的处理不服，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这类案件中的原告可以是公民本人，也可以是其它公民；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农村承包合同的解释第二条规定，发包方所属的村民半数以上，以签订承包合同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等法律规定的民主议定原则，或者所签订的合同违背多数村民意志，损害集体和村民利益为由，以发包方为被告，要求确认承包合同效力的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并通知承包方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以上两种法律我们可以认为具有民事公益诉讼的性质。

由于民事公益诉讼在我国的立法上没有明确的规定，致使该类案件在司法实践中存在了很大的争议，虽然有一部分检察机关就社会公共利益和不特定多数人的利益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但是检察机关的起诉并不合法，这违背了司法机关要依法办事的原则，司法机关的行事一定要经过法律的授权或者认可，这是法律对公权力的基本要求。

相比较而言，公民、法人、社会团体就公共利益和不特定多数人的利益提起诉讼的限制少了许多，但是对于一些社会敏感问题相关的案件，最高人民法院曾一度发文要求基层人民法院不予受理或者采取冷静的处理方式予以搁置。由于最高人民法院的态度，导致基层法院对民事公益诉讼案件的受理和判决产生了极大的偏颇，制度的瑕疵使我们的社会公共利益和不特定多数人的利益受到损失。对此，学界人士强烈要求建立、健全我国的民事公益诉讼机制。关于民事公益诉讼的原告被我国法学界所支持的有以下几种：

1、个人申请经过授权后提起民事公益诉讼。因为判决的效力会扩及到所有的当事人，所以承担诉讼实施的代表人适格与否，关乎全体当事人的利益。正因为选定当事人或代表人的诉讼行为对多数当事人一方具有代表性，判决效力的扩张才获得正当性，运用代表人诉讼扩大司法解决纠纷的功能才有可能。[1]当事人经申请得到授权后，他就具备了法律所赋予的代表不特定多数人提起诉讼的权利，故经授权人诉讼所产生的判决会对其所代表的所有当事人产生法律效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