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社会范文10篇

工业社会范文篇1

[关键词]知识经济工业社会企业文化功能反功能特征创新

企业是人的集合体。而企业活动的复杂性决定了并非所有的关系或行为的范围和形式都是可以事先预测的。企业文化会引导企业成员自觉地作出符合企业价值观的行为选择；特定的价值观会激励员工在特定的环境中表现出符合企业需要的行为；受同一价值观的影响，企业员工在不同时空的行为准则必然会趋向相互协调一致。

知识经济正向我们悄然走来。知识在企业生产制造、市场营销、人事管理、财务制度等经营活动中的作用正日显重要。知识及其运用的产品化、产品及其生产过程的知识化是我们在愈来愈多的企业中可观察到的、正在发生的客观现象。不管人们是否已经认识到，也不管人们是否或愿意，知识经济正逐渐取代工业经济成为现代社会的主要特征。

一、企业文化的基本功能与反攻能

企业文化最简单的定义为“企业成员广泛接受的价值观念以及由这种价值观念所决定的行为准则和行为方式”。这种价值观与行为准则可能未被明确宣布，但他们通常隐含于企业成员作为其行为前提的思维模式的假设中，是已经被企业成员无意识地普遍认可的。他们的行为会自觉地，甚至是会不自觉地受到这些价值观和行为准则的影响。

企业文化对企业成员的行为影响具体表现在行为导向、行为激励以及行为协调等三个方面。因此，企业文化具有也具有行为导向功能、行为激励功能和行为协调功能。

企业文化的反功能与企业文化的功能相对应的：当文化所倡导的价值观与企业的战略选择相适应时，企业文化便表现出上述的行为导向、激励以及协调的作用。然而，当企业战略随外部环境的变化而需要进行调整时，企业文化也必须进行相应的改造，否则人们所熟悉的价值观和行为准则就可能导致人们在行为准则上惯性，从而严重阻滞的战略调整，企业文化因此而表现出制约企业发展的反攻能或负功能。

从这个意义上讲，企业文化是一柄双刃剑，其功能和反攻能可能表现得同样出色。因此。我们既要注意充分利用文化引导这个低成本的管理、特别是战略管理的工具；同时，又更应关注在战略调整时的文化改造，以避免文化对企业发展可能产生的制约作用。

二、工业社会中企业文化的特征

在迄今为止的工业社会中，企业文化通常是事后总结的结果，主要与历史和传统有关，因此主要表现出如下特征：

1.企业文化是作为企业经营的一种副产品而出现的

企业文化的概念在管理研究中大概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在对日美企业经营方式以及美国不同企业经营方式进行比较研究的基础上，美日的一些学者的出了“凡成功的企业都有一个强有力的企业文化起支持作用”的结论，但这些成功的企业文化都不是企业可以追求的结果，而是企业经营者，甚至十几代经营者在企业实践中通过自己的领导风格与行为方式对企业员工的行为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从而促成了一种价值观念和行为准则被企业员工广泛认同的结果。

2.企业文化基本上反映了企业组织的记忆

文化是一个历史的概念，是在企业经营的过程中，经过岁月流逝逐渐积累而成的。在历史上形成的企业文化反映在企业经营过程中被实践证明是成功的行为方式以及行为方式所体现的行为准则和价值观念。所以用企业文化来引导员工的行为，实际上是用过去的经验来指导员工今天的行动。

3.企业文化是作为一种辅助手段而发挥作用的

在工业社会中，企业通过制度结构规范不同参与者类群间的权利关系，通过统一指挥、分层授权的层级结构来规范制约员工在企业经营中的正式关系，通过设计赏罚分明的奖惩机制来制约和诱导员工的行为。而企业文化则是作为一种补充，主要在制度结构和层级结构不能触及的地方发挥作用。

4.企业文化是一元的

在历史上形成的企业文化倡导一种被共同认可的价值观以及由这种价值观所决定的行为准则。具有异种价值观的员工是难以融入企业文化氛围的，其行为通常难以被企业的其他员工所接受。工业社会的企业文化，根据定义排斥异种价值观和行为准则的。企业文化的这种一元性与工业社会中层级组织的等级指挥、标准作业、规则一致的特点以及影响这些特点的早期工业社会的消费需求的无差异性是互相呼应的。三、知识经济与企业文化创新

正在到来的知识经济将改变工业社会企业文化的基础，从而将对企业文化带来以下四个方面的调整。

1.企业文化将成为知识经济条件下企业管理的重要的甚至是主要的手段

文化手段重要性的这种变化是与层级结构的网络化改造相关的。在层级结构中，管理中枢利用严格的等级制度统一指挥和控制着整个企业的活动，而在实行分权化管理的网络化层级结构中，各工作单元也是决策中心。管理中枢主要通过信息的提供去影响、引导和协调这些单元的决策以及决策的组织实施。在这些情况下，用被企业员工广泛认同的价值观和行为准则去影响各工作单元在不同时空的行为方向，内容及方式的选择就变得至关重要了。“文化”将成为保证和促进网络化层级结构条件下企业组织活动一体化的粘合剂。

2.企业文化将是人们自觉创造的结果，而不是企业生产经营中的一种副产品

文化一旦成为企业管理重要的甚至主要的手段，共同认可的价值观一旦成为协调和统一人们行为的主要工具，人们便不能再消极地等待，让文化在经过漫长的岁月流逝后再缓慢形成。实际上，在网络化的层级结构中，当管理中枢无需直接利用权力去分配和协调下属单位的活动后，其重要的工作内容就不仅是组织信息的收集、处理与传播，而是要通过基本政策的制定，借助各种沟通渠道，去倡导某种适合企业特点的文化，大张旗鼓地宣传这种文化，总结和介绍这种文化影响下成功工作单元的事例，以促进这种文化所包含的价值观和行为准则被各工作单元迅速普遍地接受，并使之成为影响他们行为选择的基本规范。

3.作为人们自觉行为结果的企业文化不仅是记忆型的，而且是学习型的或者更准确说，主要不是记忆型的，而是学习型的

传统工业社会的企业文化体现的主要是企业的“组织记忆”。这种记忆记录了企业过去成功的经验。假使环境参数不发生重要变化，人们依据昨天的经验和惯例还可以应对未来的变化。然而，知识经济条件下的市场环境是急剧变化的，过去的，过去成功的经验在今天崭新的现实面前往往显得无力。知识经济条件下的企业在客观上需要行为准则和行为方式的不断创新。这种创新要求企业文化必须是学习型的。

实际上，在知识经济条件下，人们也没有足够的时间去等待组织记忆的形成。在管理中枢的倡导和推动下，人们必须迅速学习新的行为准则和行为方式。因此，网络化层级结构中的企业文化首先是自觉学习的结果，网络化的层级结构也将有利于组织文化的学习：各工作单元与外界的广泛接触将会使组织不断习得新的知识。而组织内纵横交错的沟通网络则会使得各单元习得的知识与经验在组织内迅速传播。知识的迅速习得与经验的迅速交流将促使网络化层级组织不断创新并推广新的行为准则和行为方式。

4.企业文化将在强调主导价值观与行为准则的同时，允许异质价值观和行为准则的存在

工业社会范文篇2

关键词:异化；理性化；工业社会；马克思；韦伯

任何欧洲现代文明之子，身陷工业社会冰冷的运作逻辑之中，都无法回避一个充满悖论的现实:似乎被日益强烈的理性与技术光芒所照耀的人类，在蜿蜒前行的路上也投下了日益拉长而孤独的身影。凭着敏锐的洞察力与深切的人文关怀，马克思将这一现实的悖论引入到异化的分析之中。而比马克思晚了近半个世纪的韦伯，毕生关切的理性化无疑也从另一方面触及到工业社会的困境。作为“资本主义的马克思”(曼海姆语)，韦伯更多地从维系资本主义的理性化体系内部予以考察，他对文化合理性的批判与马克思从外部对资本主义异化的批判在更普遍层面上的社会理论领域互相呼应，互为补充与支撑。“韦伯合理化理论中这种批判向度的一个历史效果，就是后来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从卢卡奇到霍克海默和阿多诺，都是通过韦伯理论的中介去重新理解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异化的批判。”

一、马克思异化观:外在超越与自我超越

1.外在超越——从唯心主义、宗教神学回到社会本身

本文期待在对马克思异化理论的理论源头、新的内涵和逐步完善的阶段进行梳理后，能够寻求到韦伯语境阐释与充实的空间及其两种理论对话的平台。马克思引入的异化概念其实是近代欧洲哲学的概念。它主要指这样一种现象:人作为有自我意识和能动性的主体亲手创造出来的力量外在于人，独立于人，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与人疏远或隔膜，甚至转过来支配人，奴役人。马克思的异化观是一种从唯心主义、宗教神学回到社会本身的异化观，是一种超越前人的同时也实现自我超越的异化观。它源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超越于《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德意志意识形态》，最终完善于《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借助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异化观批判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异化观，又通过赫斯的金钱异化观摆脱了费尔巴哈宗教异化观的束缚，从而回到了社会本身。马克思的异化劳动包含了以下四个方面。第一是工人与自己的劳动产品相异化。第二是工人同自己的劳动相异化。马克思认为，异化劳动使自然界，使人本身，使人的活动机能与生命活动同人相异化，于是由第一、二层面的异化可以推出第三个层面的异化，即“类同人的异化”，把类生活变成维持个人生活的手段，使人的类本质变成对人来说是异己的本质，变成维持他个人生存的手段。这样的结果，也造成了“人同自己的劳动产品，自己的生命活动，自己的类本质相异化的直接结果就是人同人相异化”。也就是第四个层面的异化。至此，马克思第一次系统地对异化劳动进行了论述，在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理论基础上实现了超越。然而，正如《回到马克思》一书的论述:“马克思这里肯定的是费尔巴哈的对象性的客观活动，并且是人的客观活动(劳动)。请一定注意的是，这个客观活动再前进一步就是实践。但这里还不是，因为这里还是人本主义的非历史的逻辑规定”。

可以这么说，马克思的异化劳动虽然将“异化”从纯粹思辨和宗教人本主义中拉回到社会本身，然而，“这种劳动并不是在具体历史过程中现实存在的感性劳动活动，而是一种具有人本主义逻辑含义的主体价值悬设”。因此，这种对经济异化的总体逻辑的哲学批判，也不可能为韦伯理性化语境提供介入与阐释的空间。但是，当马克思将批判的矛头指向了人与他人的关系，指向了私有财产制度，就为两种理论提供了对话交融的平台。在马克思看来，人的异化以及人对自身的任何关系，只有通过人对他人的关系才得到实现和表现。而“人对他人的关系”，无疑构成了社会学理论的基本元素。在韦伯的理性化语境中，这种基本元素起源于社会行为。韦伯认为，社会学应该是一门想解释性地理解社会行为，并且通过这种办法在社会行为的过程和影响上说明其原因的科学。他认为社会行为包含两个方面，一是有目的的，二是行为指向他人。由行动者出发可以建构制度和社会。这种从微观到宏观的连续统的观点，在随后的霍曼斯与布劳的交换论以及舒茨的约定互动论中都有所体现。然而，并不是所有行动的结果都能与目的相符，在行动的过程中，会出现两者之间存在较大偏差甚至完全相悖的现象，在1844年的马克思看来，这种现象出现的原因在于异化，而结果则是私有财产。

2.自我超越——从人本主义异化观到历史唯物主义异化观

其实，马克思的异化观不但是对前人理论的扬弃和超越，也是对自身理论的扬弃与超越，是从人本主义异化观到历史唯物主义异化观的超越。从《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到《德意志意识形态》再到《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可以清晰地看出马克思的异化观超越与完善的轨迹。1845年以后，马克思的“异化”更多的是指一种历史现象，一种“经验的事实”，而这种现象和事实受一定社会关系的控制。因此，异化现象必须与一定历史条件、社会关系背景结合起来才能更好地理解。同时，马克思认为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从社会关系的总和去理解人的本质，人的本质就是具体的、历史的，不仅不同历史时代的人们有不同的本质，而且同一时代之中处于不同关系的人们也有不同的本质。这也是说，马克思对异化理论的研究不再从抽象的人的本质出发，而是从人的现实存在即他们的物质生产条件出发进行历史的唯物的分析。

马克思异化观从人本主义向历史唯物主义转化的同时，他的研究视域也逐渐从哲学领域转向社会学领域，作为社会学语境中的马克思，似乎更多的是从这一时期才开始的。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异化观认为，不是异化导致了私有制和分工，而是相反。在韦伯的视域中，这种私有制和分工到了工业社会就变成了官僚科层制的庞大机器，在官僚化趋势下，人们失去了积极创新的活力，沦为顺服适应现状的小螺丝钉般的秩序人，他们表面上看来都拥有传统社会无法想象的自由选择机会，但实际上在资本主义大机器的压榨下，在官僚科层体制中毫无选择自由，只能循规蹈矩地运转，“理性”逐渐沦为“非理性”，成为一个悖论(paradox)。韦伯无疑绕开了阶级对立这一领域，但是，他对资本主义科层制的分析还是可以从另一角度来支撑马克思的异化观，他在体制内的分析补充完善了马克思的阶级分析。

二、韦伯的理性化:马克思异化理论的支撑与充实

乔治·瑞泽尔认为，虽然马克思不是社会学家，也不认为自己是社会学家，尽管他的著作过于广博以至于不能全部放进社会学领域内，但一种社会学理论却是在他的著作基础上建立的。韦伯所开创的理性化路径无疑是其中最为响亮的回音。韦伯谈及的“理性化”，似乎是社会各个行为领域逐渐分化的一个发展过程，其中，宗教、政治、经济、法律等领域逐步廓清界限，依据自身的运动规律发挥作用。但是，这种“理性化”从一开始便包含着一种悖论，它不仅意味着不同价值的冲突，也蕴含着价值与结果的背离。

工业社会范文篇3

（一）国家政策的指导和推动我市作为全省乃至全国的重要能源基地，在煤炭资源整合中取得了丰硕成果：煤炭经济效益、安全生产水平、环境治理水平、资源利用效率、员工权益保障等均得到了大幅提升，这些累累硕果首先是受益于党中央、国务院对煤炭行业的高度重视以及国家出台的相关煤炭产业重大政策的指导和推动。

（二）遵循了“优进劣退”、“大进小退”的经济规律兼并整合是企业发展的必然规律，通常是大的整合小的，优的整合劣的，把劣带优。经过兼并重组，我市地方煤矿由“十五”末的608座压减到129座，减少479座，压减比例为78.79%，整体上改变了整合前“多、小、散、乱”的发展格局，构建起了以兰花集团、科兴能源、阳泰煤业等为主要依托的机械化、现代化、规模化、集约化、集团化的新格局，煤炭产业结构实现了明显优化。

（三）煤矿职工以及利益相关方等多方面的切身利益，为了照顾到相关各方的利益，尽量使他们的利益不受损，我市在资源整合中，遵循已有的合法的“存量资产”和“既得利益”要受到保护，使其不受损失，已有的惠民政策和合法权益要得以延续等原则，充分考虑各种利益关系，正确处理好短期利益和长期利益、个人利益和国家利益、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的复杂关系，实现互利共赢。

二、晋城市煤炭企业履行社会责任中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一）整体生产力水平较低资源整合虽然实现了煤炭行业的机械化、现代化，但采煤机械化程度仍与先进产煤国家有较大差距。煤炭采掘技术、瓦斯治理技术、污染防治技术、塌陷区治理技术以及生态环境保护和恢复技术比较落后，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社会责任不能很好履行。

（二）企业领导社会责任意识淡化部分煤炭企业领导，尤其是小企业领导，未从思想上真正重视企业社会责任，甚至对企业社会责任毫无意识，即使意识到应该承担社会责任，也不付诸于实际行动。

（三）员工素质整体有待提高随着煤炭资源整合的深入推进，煤矿开采规模、开采技术和装备水平发展明显变化，新技术、新工艺、新装备大量上马，从业人员准入门槛进一步提高。原来手工作业、操作技能简单的井下作业人员、安全管理人员以及行业监管人员的知识、技能已不能再满足现有生产水平之需，且煤矿高管人员的管理能力及发展理念也急需更新、提高，煤矿人才紧缺问题突出，员工素质整体有待提高。

工业社会范文篇4

中国体育的困惑与人文精神

“体育”一词产生于西方的工业社会。中世纪之后的宗教改革、文艺复兴、启蒙运动为体育的产生奠定了思想基础。以科学－理性主义为核心的工业革命催生了现代体育。体育自身形成体系并成为人类社会生活的独立领域。我国的体育要远晚于西方体育。最初是一些西方传教士将体育带入中国。直到1905年，清政府的癸卯学制才第1次将体育列为学校教育的一门科目。由于当时的时代背景以及“中体西用”的工具理性，我们对西方体育的引进更多地局限于外在的表现形式，而对于其文化渊源以及哲学根基却较少涉及。这也为后来的中国体育的发展定了调子，埋下了隐患。体育是社会文化现象的一个组成部分，我们反思体育的人文精神需要将体育置于整个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中去。20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学术界展开了一场盛况空前的“人文精神问题”大讨论。不少学者针对我国人文学科教育中存在的问题和市场经济条件下的道德建设中出现的新情况，满怀着深沉的忧患意识，鲜明地提出了“人文精神危机”或“人文精神失落”问题，热切地呼唤人文精神的“回归”，“重建”与“高扬”。人文精神的问题是一个社会问题。它渗透于社会的方方面面，体育也概莫能外。而且，在中国这样一个社会转型期，中西方文化的碰撞使得体育更为淋漓尽致地反映着社会的变革。中国体育正面临着一个前所未有的发展契机，可以说是机遇与挑战并存。中国体育从解放前的“强国强种”“保家卫国”到解放后的“乒乓外交”“奥运争光”，它一直作为实现其他文化形态目的的工具和手段，一直没有回归体育的文化本位。面对2008年北京奥运会以及后工业时代的到来，中国体育自身的社会功能必将发生改变，它将从生产到生活、从群体到个体、从工具到玩具。它将以美统真善，用美实现对人生命意义的终极关怀，推动体育事业健康有序的发展。

后工业社会体育的审美诉求

工业社会范文篇5

关键词：国际贸易主导生产要素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后工业社会

一、生产要素理论的发展

自从有了经济学以后，对生产要素问题的研究不乏其人。各派经济学者对生产要素的用语不一，且概念的表述各种各样，但它是探讨经济学和贸易理论的前提。

古典经济学大多没有清晰的生产要素的概念，甚至于没有明确的生产要素用语。威廉·配第认为“所有物品都是由两种自然单位—即土地和劳动—来评定价值，换句话说，我们应该说一艘船或一件上衣值若干面积的土地和若干数量的劳动。理由是，船和上衣都是土地和投在土地上的人类劳动所创造的。”“土地是财富之母，而劳动则为财富之父和能动要素”。其后，法国经济学家理查德·坎蒂隆提出“土地是所有财富由以产生的源泉或质料。人的劳动是它的形式”。据此可以推断，配第和坎蒂隆虽然没有明确提出生产要素的概念，但两人都认为生产要素包括土地和劳动，这就是所谓的生产要素二元论。法国经济学家萨伊将生产要素理论推进了一步，明确使用了生产要素用语，提出了生产要素三元论，认为“产品是由人类所能掌握的生产手段创造出来的，即由人的劳动、资本和自然力创造出来。”效用是通过生产要素的协同活动和协力作用生产出来的。无论何时何地生产都不能缺少这三个要素。西尼尔原则上同意萨伊关于生产要素分类的观点，但与萨伊不同，他用“节欲”取代了资本。约翰·穆勒追随萨伊，把资本主义生产条件归结为生产的三要素，即劳动、资本、自然要素（土地）。与萨伊不同的是，他认为惟一的生产力是劳动生产力，并实际上把资本生产力归结为特定生产方式下的劳动生产力。

与古典经济学不同的是，新古典经济学有了清晰的生产要素概念，对生产要素的分类也更为准确。对生产要素理论进行专门研究的当推马歇尔，他用几乎一本书的篇幅专门论述生产要素，认为“生产要素通常分为土地、劳动和资本三类。土地是指大自然为了赐予人类的在陆地、海上、空气、光和热各方面的物质及力量。劳动是指人类的经济工作，不论是体力方面的还是脑力方面的。资本是指为了生产物质产品以及为了获得通常被算做一部分收入的利益而储备的一切资源。”在此基础上，马歇尔认为资本大部分是由知识和组织构成的，主张把组织从资本要素中独立出来当作第四生产要素。由此可，马歇尔作为新古典经济学的集大成者，实际上提出了生产四要素论，进一步发展了生产要素理论，丰富了生产要素理论的内容。

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对生产要素理论的分析始终局限于生产要素概念的内涵、分类、性质及其在生产活动中的地位和作用的考察。现代经济学关于生产要素理论的研究出现了一个大的视角转换，把生产要素与国际分工、国际贸易联系起来，考察了一国要素禀赋状况与一国参与国际分工方式的选择和贸易模式的决定二者之间的关系，开辟了生产要素理论研究的新方向。

1933年瑞典经济学家奥林出版《地区间贸易和国际贸易》，提出了其国际贸易的要素禀赋理论，认为“每一地区在生产某些产品上具有优势，即该产品含有该地区拥有丰裕而便宜的相当大量的生产要素。”现代国际经济学的教科书把它叫做H－O定理，即一国应当出口该国相对充裕和便宜的要素密集型的商品，进口该国相对稀缺和昂贵的要素密集型的商品。然而，要素禀赋理论仍然没有脱离比较优势理论的基本框架，只不过将劳动成本比较优势变成了生产要素上的比较优势而已。正因此，迈克尔·波特在1990年出版《国家竞争优势》一书，提出著名的国家竞争优势理论，在其打造国家竞争优势的钻石体系中，放在第一位的就是生产要素，波特将生产要素分为人力资源、天然资源、知识资源、资本资源和基础设施五类，并将这些要素分成初级生产要素和高级生产要素两大类。与奥林不同的是，波特关于生产要素与国际贸易、国际竞争的分析已不再是静态的，而是具有动态性质。

二、主导生产要素的涵义

综观生产要素理论的发展过程，关于生产要素的分析尤其是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存在两大问题：一是没有阐述生产要素的主次、优劣问题。二是对生产要素的分析基本都是静态的，实际上生产要素形式是发展变化的且成一个序列。这两个问题正是本文提出国际贸易的主导生产要素概念的基本出发点。

所谓国际贸易中的主导生产要素是指整体经济活动和贸易商品生产中所必须的并在生产要素序列中居于主导地位、对外贸易中具有比较优势的物质或非物质要素。首先，商品生产中包含的生产要素多种多样，且成一个序列，随着人类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生产要素序列也在不断延长，到目前为止，这个生产要素序列为土地（或自然要素）－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知识。

其次，一国生产要素序列中的生产要素有主次之分，本文区分为主导要素和非主导要素。顾元勋提出生产力主导性要素，并阐述了生产力主导性要素与制造模式分工发展之间的相互关联。刘国武、李卫星提出知识企业的主导生产要素就是知识资本，并基于“概念格”理论进行了数学推论。但这些都不是本文基于国际贸易分析所提出的主导生产要素概念。就生产要素与国际贸易之间的关系而言，波特将生产要素分为初级生产要素和高级生产要素，他已观察到并论述了不同形式的生产要素在商品生产和产业竞争力形成中的不同作用，但划分过于粗犷，没有提炼出最重要的主导生产要素。国内经济学者洪银兴认为我国单纯根据资源禀赋确定国际贸易结构，企图以劳动密集型产品作为出口导向，可能跌入“比较优势陷阱”。显然，这已充分认识到以不同生产要素为主导的经济之间的重大区别。

每个国家在生产力发展的一定阶段，都有一个生产要素序列，这个序列中都有一个最多两个主导生产要素。美国从工业社会走向信息社会和知识经济社会，其主导生产要素是技术和知识；日本虽然没有美国的领先优势，但其工业化水平远在其他发达国家之上，其主导生产要素是资本和技术；中国经过三十年的改革开放，资本和技术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和地位日益突出，但在现在和今后相当长的时间内，主导生产要素依然是劳动。

再次，从世界范围来看，一国生产要素序列中的主导生产要素应是该国对外贸易中具有比较优势的生产要素。主导生产要素可以区分为国家主导生产要素和世界主导生产要素，国家主导生产要素必须是一国要素序列中要素密集度最高且在对外贸易中具有比较优势的生产要素，但不一定是世界主导生产要素，世界主导生产要素代表了世界生产要素序列发展的最高或次高阶段。我们通过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的分析会发现，每个国家都是以其主导生产要素参与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总是把其理论分析严格限定在两个国家之间，它分析两国之间的贸易基础是有效的，但在多国模型中要确定一国究竟以何种模式参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却变得十分困难。如果以主导生产要素确定一国在多国模型的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中的位置将变得十分容易。

最后，一国生产要素序列中的生产要素分为物质要素和非物质要素两类，与之相对应，主导生产要素也有物质要素和非物质要素之分。叶文虎等认为，社会经济发展要素分为物质和非物质的元素，但哪些是物质元素，哪些又是非物质元素没有说明。于刃刚、戴宏伟将生产要素分为传统性生产要素和知识性生产要素。本文将生产要素分为物质要素或实体要素和非物质要素，物质要素主要包括土地、劳动和资本。而非物质要素主要包括技术、管理和知识。从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过程考察，无论是物质要素还非物质要素，都曾经充当过主导生产要素。

三、世界主导生产要素演进的历史考察

主导生产要素的历史演进要以地理大发现之后真正意义上的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的开始作为时间起点，本文将这一时间起点定为1700年。从1700年至今，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历史发展可以划分为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后工业社会三个时代。各个时代的主导生产要素是不同的，但它依世界生产要素变化的序列进行历史演进。

（1）农业社会（1700－1850年）是指以农业、矿业、渔业、林业为产业的社会。这些经济部门，以消耗自然资源为主，可将其归类为第一产业，很明显这些产业受自然环境的影响；例如天气变化、土壤肥力下降、森林资源与矿山资源采伐、挖掘过多而储量减少等等对第一产业都会产生影响。丹尼尔·贝尔将其称为“对自然的博奕”。这一时期对应的是农业技术，人类已完全进入农业文明，虽然从18世纪中叶英国开始了工业革命，但此时的工业革命仅限于英国，其影响还未波及到全世界。因此，这一阶段的主导生产要素是土地和劳动，一国在对外贸易中之所能取得对别国的比较优势，在于该国拥有较多的土地财富和劳动要素，增加土地和劳动要素的投入成为产出增长的动力机制。

（2）工业社会（1850－1950年）是指以加工业、制造业、建筑业等部门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依靠机器大批量生产产品的社会。与农业社会相比，工业社会对应的是物理技术，占据的地域较少。例如，欧洲与北美洲、前苏联、日本等国家已经经历过工业社会这一发展阶段。工业社会的工作主要是设计“人对付人造自然的策略”，工业社会人被机器牵着鼻子走，劳动高度紧张，注意力需要高度集中。这一时期，从英国开始的第一次工业革命到波及欧美的第二次工业革命，使机器大工业彻底占领了资本主义世界。“在工业经济的国家里，发展经济的目标是生产商品，其制约因素往往是资本。”因此，这一阶段的主导生产要素是资本，一国在对外贸易中之所以能取得对别国的比较优势，在于该国拥有充裕的资本要素，生产越来越多的资本设备。

（3）后工业社会（1950年至今）是一种新的社会形态。它不是现在西方社会延长线上的东西，而是在社会、技术组织及生活方式等方面都形成了新的原则的一种社会发展阶段。W．E．哈拉尔认为，后工业时代包括两个相继出现的、与社会技术和信息技术的进步相适应的阶段。这两个阶段是非常独特的，所以每一个阶段又产生一个“服务社会”和一个“知识社会”。

后工业社会的第一个阶段是服务社会，社会经济结构的重大变化就是从以商品生产为基础转向以服务行业为基础。上世纪八十年代，汤姆·斯托尼尔认为，当时美国出现的经济重点从制造业转向服务业的变化与两个世纪前经济重点从农业转向制造业是类似的。丹尼尔·贝尔认为，在后工业社会的“服务社会”阶段：第一，工业社会发展所带来的辅助性服务—运输、公用事业、销售等引起非制造业蓝领工人的增加；第二，白领工人在金融、不动产以及保险等行业中增加；第三，由于物质的丰富和收入的增加，人们对耐用消费品（衣着、住房、汽车等）、奢侈品和娱乐消费的不断增长，第三产业部门如饭店、旅馆、汽车服务、旅游、娱乐、运动等开始发展；第四，保健和教育成为人们普遍的要求；第五，人们对社会服务行业的更多要求，导致某些政府部门的增加和发展，等等。与这一阶段对应的主导生产要素是技术和管理，此时的技术主要表现在产品工艺的改进、新产品的研发、标准的制定，等等；同时，随着后工业社会已转变为“人与人之间的博弈”，管理成为一个生产要素，科斯指出：“我们有一个生产要素—管理，它的功能是协调。”但这仅仅是从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相结合的角度出发的企业微观协调管理，从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的角度出发，作为主导生产要素的管理的内涵已大大扩展，既包括企业微观协调管理，也包括跨国公司的全球资本运作、营销网络组织管理和资源整合，更包括国家政府为打造本国产业竞争优势而进行的宏观管理。公务员之家:

后工业社会的第二个阶段是信息社会，人们的活动都与信息的搜集、传递、过滤、使用有关联。在这个时代，信息技术不仅对经济结构和劳动力构成带来了变化，而且正在越来越深入地影响到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日常生活的一切领域。从而使得社会的劳动者的绝大多数从事创造、处理和分配信息的工作。新社会的战略资源是信息，“在信息经济的国家里，发展经济的目标是创造和使用信息，以提高各种生产的效率，并创造新的财富。这时的制约因素是所掌握的知识。”因此，这一阶段的主导生产要素是信息技术或知识。谁拥有信息技术知识并系统化地生产知识，谁就能取得对外贸易的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

总之，世界主导生产要素的历史演进规律与世界生产要素序列的发展变化规律是一致的。我们可以将其以图表形式表述如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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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马歇尔．经济学原理[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5．121．

工业社会范文篇6

改革开放30年之际，我国的经济实力有了极大的提高。当我们以他者即西方发达国家作为参照的时候，我们比较顺利地实现了经济增长的预期。然而，依凭这种“落后—进步”现代化的发展模式，我们不得不应对另外一个与经济发展相伴而生的问题：环境问题，甚至有时是风险问题。由于西方发达国家和中国在发展时段上的不同，也就出现了中国自身的难题，这一难题的解决是没有他者经验可以借鉴的。西方发达国家是依次进入工业社会与风险社会，然而，中国必须同时面临工业社会与风险社会之难题。正如邓正来所指出的，“中国自1978年以来在如下几个方面的发展进程，在制度和结构及其后果方面为当下的“世界结构”对中国发生影响提供了可能的“通道”：一是中国在发展主义意识形态的支配下一直在追求经济的高速发展，以期进入“工业社会”；二是中国在西方价值的“裹挟”下正在进行着一场社会转型和制度变革的运动，尽管它的展开极其艰难；三是中国发展所形成的贫富差距结构导致了环境危险与科技——工业危险并存，而这一情形与近年来所建设的众多核电站叠加在一起，则标示着中国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进入了第二现代世界的风险社会。”也就是说，中国社会在向前发展之际，要解决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悖论。工业社会的逻辑与风险社会的逻辑是不同的，正如贝克在《风险社会》一书中所指出的，在古典工业社会中，财富生产的“逻辑”统治着风险生产的“逻辑”，而在风险社会中，这种关系就颠倒了过来。他又指出，“阶级社会的驱动力可以概括为这样一句话：我饿！另一方面，风险社会的驱动力则可以表达为：我害怕！焦虑的共性代替了需求的共性。”

中国的未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当下中国对这两难问题的处理。由于作为后发的国家，同时又没有可以借鉴的经验，中国在其发展道路上很大程度上是以一种“试错”的方式前进的。同时又由于中国人口众多、地区经济发展不均衡、城乡二元结构的存在等诸多问题又增添了这一两难——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亦或风险防控——问题的复杂性。二、企业效益与农村环境保护

在这一大背景之下，中国农村环境污染已不容忽视。正如前述，中国需要在世界格局之下，处理好工业社会与风险社会不同的挑战。而在应对这一挑战之中，政府、企业和民众的行为及其结果将会与每一位中国人的利益相关，也与企业的效益相关。一般来讲，处于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村居民同城市居民比较而言，在这一挑战之中却处于弱势地位。在此，需要指出的是，在我们国家由于地域性差异和经济发展的不均衡性，使得农村居民在维护自身环境权益方面表现出不同的特征。而无疑的是，某些地区在发展工业经济的时候，由于缺乏相应的防治污染的技术手段、法规及相关制度，使得该地区的环境处于受破坏状态或是危险状态，农村居民的生活环境乃至生产环境质量变得越来越糟。农村居民这种弱势地位可能来自内在和外在两方面的原因：一是，国家用于农村环保建设的基金投入不够，工业生产的特点使得污染性企业集中于市郊或偏远乡村，民间缺乏非政府环保组织，等等；二是，源于农民自身的原因，环保维权意识不充实、农业生产劳动量大用于维权的时间和经历少等，这些因素都有可能妨碍农村居民对于自身正当的环境权益的保护。因此，有必要加大力度对农村环境进行保护和改善。

对农村环境进行保护和改善，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工业化发展方式的改变。在笔者看来，企业的效益不仅仅包括经济效益，而且也包括社会效益。经济效益的长久获取很大程度上要依赖于社会效益，如果企业在生产过程中，影响了当地居民，特别是农村居民的生产和生活的话，那么企业的声誉很难被社会认可，企业也难以获得长期的经济效益。企业要想获得长期的经济效益，必须走可持续发展道路，企业在生产的过程中要提高技术含量，节约不可再生资源，积极开发可再生资源，减少排污量。同时，政府要给于大力支持，制定可行性办法和标准，为企业走可持续发展道路提供良好的外部空间。简言之，改变工业化发展的方式，必将增进企业的长远效益并为有效地保护农村居民环境权提供了可能。

工业社会范文篇7

关键词：治理模式；公共管理；德治；德制；启蒙

20世纪中期，第三次浪潮悄然兴起，后工业时代来临了。这一变革对工业社会的价值观念、社会结构以及社会关系都产生了巨大的冲击，使人类又一次面临着社会治理模式解构与重构的重大考验，社会转型造成的混乱与迷茫以及新时代治理模式的重构亟待新的启蒙。张康之教授在其著作《公共管理伦理学》中以其独特的视角、宏观的视野运用现实历史主义的方法从社会制度的更替、治理模式的变迁、社会关系的发展、社会价值的变化、社会领域的发展等多个方面系统地阐述了社会的治理发展趋势，并建构性的提出了“公共管理”的社会治理模式，指出公共管理治理模式的实质是德治，其实现的关键是德制的确立，其思想对后工业社会治理模式的建构具有十分重大的启蒙意义。

一、“公共管理”治理模式的内涵

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的以“新公共管理”为旗帜的政府再造运动使公共管理的概念得到了广泛传播。但是张康之教授提出的“公共管理”模式的概念与前者有着本质的不同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新公共管理运动是“在政府实施干预市场失灵的政策却又出现政府失灵时寻求的新出路”。它在研究方法上存在许多观点、技术、理论的“生硬拼凑”，在思维方式又陷入了“政府——市场”两极思维的陷阱，[1]在价值上更多是效率取向的；在技术手段上则是广泛的市场化。然而“当我们逐渐加强政府活动的民营化的时候，我们事实上是在增加腐败和不道德行为的倾向”。“政府企业化（市场化）运作的改革让我们付出了相当大的道德代价。”[2]（P156，158）可见新公共管理运动忽视了公共价值这一“公共行政”的灵魂。片面强调了社会关系的权力和法律向度而忽视了伦理向度，因此可以说它仍是囿于工业社会的治理模式的建构。

张康之教授所提出的公共管理模式是对“后工业社会治理模式”的全新建构。总体而言,可将“公共管理”理解为后工业社会会中的多元管理主体对以伦理关系为核心的公共管理社会关系的治理，是基于社会道德制度的德治模式；它倡导服务精神以及“合作型”的信任关系，是一种服务型的治理模式；同时又是一种基于合作理性的合作治理。公共管理治理模式的本质是德治。具体而言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理解公共管理的治理模式：

首先，管理主体多元化。传统公共行政模式的一个基本命题是：公共物品只能由公共部门（政府）来提供。[3]（P23）也就是说政府是公共事务管理的唯一主体，其对公共物品的供给是垄断性的。随着后工业社会的到来，市民社会日益壮大，社会自治的程度愈来愈高，打破了原来的行政主体一元化和公共物品供给的垄断性。许多社会自治组织和非营利组织也承担起了公共物品的供给职能，政府的许多管理职能转移给社会，可以从繁杂的日常公共事务管理中解脱出来更多的负责公共政策的制定、执行以及监督。随着公共组织的迅速膨胀，“在政府与社会组织的竞争伙伴关系中，原先国家与社会的分离开始重新走上了一体化的进程。”[4]（P36）国家权力日益回归社会，政府逐渐成为一种与众多其它公共组织平等竞争的权威，整个社会在公共管理方面形成了多中心的局面，管理主体呈现多元化。

其次，客体中心主义。传统的行政管理模式是“主体中心主义”的。因为传统行政的组织体制是官僚制，权力的配置呈金字塔型，权力的运行是自上而下的支配过程。这决定了管理主体必然处于中心地位，而管理客体被置于边缘性的和受支配的地位。公共管理的社会关系基础是开放、平等的伦理关系，是服务导向的，其组织形式是网络化的任务型组织。公共管理治理模式下公共政策的制定源于社会成员的服务需求，即以社会成员的满意为目标。公共管理的服务模式不是把社会和公共管理客体的服务期望当作压力，而是动力。客体的服务期望越强，越能强化伦理关系，推动管理的改善。

第三，服务型的治理模式。后工业社会公共权力日益社会化，众多的非政府公共管理组织都成为公共权力的主体。这实际上也意味“管理”的服务化，即公共管理已成为一种为公众服务的活动。因此“服务”是公共管理的核心价值，公共管理的体系已经不再是以权力为中心，而是以服务为中心。“在公共管理中，控制关系日渐式微，代之而起的是一种日益生成的服务关系，管理主体是服务者，而管理客体是服务的接受者。所以，这是一种完全新型的管理关系，在这种管理关系的基础上，必然造就出一种新型的社会治理模式，即一种服务型的社会治理模式。

第四，注重伦理向度的治理模式。完整的社会关系应该是权力关系、法律关系和伦理关系的统一体。然而在农业社会中权力关系处于主导地位。进入工业社会后，法律关系又成为社会关系的中心。后工业社会中的公共管理模式的核心意向是服务与合作，它通过治理主体的自我约束、自我限制来保证提供优质高效的服务,在这种意向支配下的社会关系首先必然是伦理关系。伦理关系成为社会关系的核心，这决定了一切治理形式手段都要围绕“伦理”这一主题来构建。公共管理模式就是伦理关系的制度化，其目标是实现德制，是德治与法制相统一的治理模式。由于公共管理模式具有对工业社会治理模式批判继承的一面，所以公共管理模式下的公共管理者具有较高的管理素质，因此新的治理模式更重视公共管理者的道德能力而非管理能力。后工业时代人们之间是高度的合作型信任关系，德治是公共管理模式的本质特征。

张康之教授用一系列规范化的术语为我们界定了一种全新的“公共管理”治理模式。它使“公共管理”这一全球性的运动有了新的诠释，这一概念的界定，是从历史发展的实际出发的，也是革命性的。它使我们有理由相信：一切关于社会治理问题的思考，都会在不远的将来归宗于张康之教授对公共管理这一概念的界定。[5]

二、公共管理模式产生的历史必然性

公共管理模式的出现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张康之教授运用历史现实主义的方法，从社会形态演进的角度给我们阐述了公共管理产生的历史必然性。《公共管理伦理学》所描绘的社会治理模式的演进及其相关因素的变化可以用下面的图表予以简单的概括。

社会治理模式及其相关因素的历史变迁比较

社会形态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后工业社会

治理制度权制法制德制

治理模式权治

（统治型模式）法治

（管理型模式）德治

（服务型模式）

社会角色身份契约合作

社会关系权力关系为中心法律关系为中心伦理关系为中心

社会领域一体化（同质性）公共领域、私人领域、生活领域总体性

信任关系习俗型信任

（感性）契约型信任

（工具理性）合作型信任

（实质性）

>核心价值秩序效率、公平服务

权威类型权力权威法律权威道德权威

主导精神权力意志法律精神、科学精神服务精神

总体上看，人类社会的治理模式经历了一个从“权治”到“法治”再到“德治”的历史演进过程。权治是农业社会的基本治理模式，即用权力去治理社会，属于统治型的社会治理模式。该模式下法治和德制处于边缘地位。就人们的社会角色而言，此时人们之间是身份关系；“法治”是工业社会的基本治理模式，即人们用法律治理社会，属于管理型的社会治理模式，该模式也有权治的内容，然而德治是受到排斥的，此时人们的角色是由契约关系决定的；到了后工业社会社会治理模式发展到了“德治”，即人们用道德治理。这是一种服务型的社会治理模式。这种模式是德治与法治的统一，当然也有着权治的内容，但是权治已经被边缘化了，此时人们之间是实质性的合作关系。

社会治理模式从“权治”到“法治”再“德治”的变革，是一个客观的逻辑序列和历史进程，公共管理模式的出现具有历史和逻辑的必然性。公共管理作为一种新型的社会治理方式，是德治与法治的统一，其本质是德治的，并且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在伦理精神、理念和原则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社会治理模式。

三、公共管理治理模式的实现途径：德制

1.公共管理模式下制度设计的基石：人的道德存在

面对人类面临的向前的时代，托夫勒坚信：第三次浪潮“将凭借着我们理性的帮助，成为有史以来第一次具有真正人性的文明。”[6]（P3）这也意味着“公共管理”的治理模式要实现人性的全面发展。那么人都包括哪些方面呢？纵观人类的思想史，人们大都徘徊在从人的物质存在和精神存在这种二元分立和同构的立场上来认识人。而张康之教授认为：人不仅是物质存在和精神存在的同构体，而且人还具有道德存在，即人是物理存在（自然方面）、精神存在（心理和精神方面，如思想、意志、情感）和道德存在的三位一体。人的三个存在之间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缺一不可。道德存在是人的道德潜能通过直觉的方式与社会理性、群体理性或职业理性的契合。道德存在是人的社会性本质所在，它是人的最深层和最本质的存在，道德存在决定了人的道德行为。

人的存在或本质是决定制度设计和制度安排的重要依据。在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人们基于人的物理存在和精神存在所设计的“权制”和“法治”被历史证明是不完善的，无法实现人的自由而充分的发展。根据历史的发展逻辑，后工业社会，人们将从人的道德存在出发进行制度设计和制度安排。因此，对人的道德存在的认识和把握就构成了全部社会生活和活动的基础。

2.“德治”实现的关键：德制

德治思想古已有之，例如孔子有云：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位而众星拱之。但在统治型和管理型的治理模式中德治只能作为一种可望而不可及的理想。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德治绝不可能是一种单单通过道德教化的途径来实现的社会治理方式。历史上所有的建立在个人道德修养基础上的所谓“德治”都最终都只能是“虚幻的德治”。德治的实现最终是人们道德存在的自觉。人的道德存在是客观的，是不可以教的，只能通过道德潜能与社会理性、群体理性或职业理性的相契合而觉醒。德治的实现不是靠公共管理主体的道德修养的提升，而是根源于管理客体的服务需求的刺激和约束。德治是通过认识人们之间的伦理关系并在伦理关系的基础上而做出制度设计和制度安排的结果。[4]（P108）因此，德治首要的、直接的目标是建立起道德化了的制度。这一制度框架能够对人起到激励和惩治作用，从而给人们以客观的约束，人们会得到一种客观化的必然的教育。由于有了道德化的制度，人的行为都会在潜移默化中具有道德的特征。只有制度和体制的道德才是广泛的，才具有稳定的引导功能的行为规范，在这一点上，是任何个体道德都无法达到的。[7]（P210）“以制度为师“而非道德说教才是德治实现的根本途径。只有谋求制度的道德化才能建立稳定的德治。

公共管理的治理模式是服务导向的，其核心价值是服务。德制建设是公共管理服务精神的物化过程[4]（P8），服务精神催生了德制，反之，公共管理的道德制度也要保证公共管理者忠诚的去贯彻服务精神，为服务精神的实现提供保障。

公共管理模式是德治与法治的统一体，新的社会治理模式下，德治与法治实现了真正的统一，二者不仅仅作为社会治理的手段而存在，不再从属于工具理性，而成为人的本质的一部分。因此，德制既是法律的道德化也是道德的法律化。

据此德制的建设应该至少包括以下几个原则：其一，在制度安排中有着道德化的合理规范，包含着道德实现的保障机制；并且已经确立的制度应当是有利于道德因素生成和成长的；[7]（P212）其二，德制要有成为服务精神贯彻实施的保障；其三，德制应该是同时在德治与法治两种理念指导之下进行的制度设计和制度安排。

德制的确立是实现德治的前提，而不是终极目标。德治的确立遵循一个循序渐进的逻辑过程。其起点是的道德的制度化。然后通过治理者及其行为的道德化影响整个治理体系中的全体成员，实现一切人的道德化。德制作为整个进程的起点具有关键性的作用，是整个社会治理体系道德化能够稳定持续发展的保障。

第三次浪潮的冲击，意味着人类社会的历史又在经历一场巨大的变革。回顾历史，我们会发现每一次重大的社会变革都有一次的宏大的启蒙运动与之相伴随。后工业时代变革呼唤一场建构性的启蒙，如果说工业社会的启蒙运动确立了法的精神的话，那么它将确立起一种伦理精神；如果说工业社会确立了分工—协作的社会体系的话，那么它将根据合作理念去进行社会建构。[8]《公共管理伦理学》一书描述了公共管理作为一种新型社会治理模式的基本特征和本质，并在服务理念下提出制度设计的构想。《公共管理伦理学》本身就是一本关于第三次浪潮的启蒙性著作，其所蕴含的思想对社会的成功转型以及新时代治理模式的构建有着的重大启蒙意义。

参考文献：

[1]王丽莉.新公共管理理论的内在矛盾分析[J].社会科学研究.2004-6.

[2][美]乔治·弗雷德里克森.公共行政的精神[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3][澳]欧文·E·休斯.公共管理导论[M].彭和平,周明德,金竹青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

[4]张康之.公共管理伦理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5]刘祖云.历史与逻辑视野中的“服务型政府”[J].公共行政,2004-12.

[6][美]阿尔文·托夫勒.第三次浪潮[M].朱志焱,潘琪,张焱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96.

工业社会范文篇8

关键词：国际贸易；主导生产要素；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后工业社会

一、生产要素理论的发展

自从有了经济学以后，对生产要素问题的研究不乏其人。各派经济学者对生产要素的用语不一，且概念的表述各种各样，但它是探讨经济学和贸易理论的前提[1]。

古典经济学大多没有清晰的生产要素的概念，甚至于没有明确的生产要素用语。威廉·配第认为“所有物品都是由两种自然单位—即土地和劳动—来评定价值，换句话说，我们应该说一艘船或一件上衣值若干面积的土地和若干数量的劳动。理由是，船和上衣都是土地和投在土地上的人类劳动所创造的。”[2]“土地是财富之母，而劳动则为财富之父和能动要素”[3]。其后，法国经济学家理查德·坎蒂隆提出“土地是所有财富由以产生的源泉或质料。人的劳动是它的形式”[4]。据此可以推断，配第和坎蒂隆虽然没有明确提出生产要素的概念，但两人都认为生产要素包括土地和劳动，这就是所谓的生产要素二元论。法国经济学家萨伊将生产要素理论推进了一步，明确使用了生产要素用语，提出了生产要素三元论，认为“产品是由人类所能掌握的生产手段创造出来的，即由人的劳动、资本和自然力创造出来。”[5]效用是通过生产要素的协同活动和协力作用生产出来的。无论何时何地生产都不能缺少这三个要素。西尼尔原则上同意萨伊关于生产要素分类的观点，但与萨伊不同，他用“节欲”取代了资本。约翰·穆勒追随萨伊，把资本主义生产条件归结为生产的三要素，即劳动、资本、自然要素（土地）。与萨伊不同的是，他认为惟一的生产力是劳动生产力，并实际上把资本生产力归结为特定生产方式下的劳动生产力。

与古典经济学不同的是，新古典经济学有了清晰的生产要素概念，对生产要素的分类也更为准确。对生产要素理论进行专门研究的当推马歇尔，他用几乎一本书的篇幅专门论述生产要素，认为“生产要素通常分为土地、劳动和资本三类。土地是指大自然为了赐予人类的在陆地、海上、空气、光和热各方面的物质及力量。劳动是指人类的经济工作，不论是体力方面的还是脑力方面的。资本是指为了生产物质产品以及为了获得通常被算做一部分收入的利益而储备的一切资源。”[6]在此基础上，马歇尔认为资本大部分是由知识和组织构成的，主张把组织从资本要素中独立出来当作第四生产要素。由此可，马歇尔作为新古典经济学的集大成者，实际上提出了生产四要素论，进一步发展了生产要素理论，丰富了生产要素理论的内容。

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对生产要素理论的分析始终局限于生产要素概念的内涵、分类、性质及其在生产活动中的地位和作用的考察。现代经济学关于生产要素理论的研究出现了一个大的视角转换，把生产要素与国际分工、国际贸易联系起来，考察了一国要素禀赋状况与一国参与国际分工方式的选择和贸易模式的决定二者之间的关系，开辟了生产要素理论研究的新方向。

1933年瑞典经济学家奥林出版《地区间贸易和国际贸易》，提出了其国际贸易的要素禀赋理论，认为“每一地区在生产某些产品上具有优势，即该产品含有该地区拥有丰裕而便宜的相当大量的生产要素。”[7]现代国际经济学的教科书把它叫做H－O定理，即一国应当出口该国相对充裕和便宜的要素密集型的商品，进口该国相对稀缺和昂贵的要素密集型的商品。然而，要素禀赋理论仍然没有脱离比较优势理论的基本框架，只不过将劳动成本比较优势变成了生产要素上的比较优势而已。正因此，迈克尔·波特在1990年出版《国家竞争优势》一书，提出著名的国家竞争优势理论，在其打造国家竞争优势的钻石体系中，放在第一位的就是生产要素，波特将生产要素分为人力资源、天然资源、知识资源、资本资源和基础设施五类，并将这些要素分成初级生产要素和高级生产要素两大类。[8]与奥林不同的是，波特关于生产要素与国际贸易、国际竞争的分析已不再是静态的，而是具有动态性质。

二、主导生产要素的涵义

综观生产要素理论的发展过程，关于生产要素的分析尤其是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存在两大问题：一是没有阐述生产要素的主次、优劣问题。二是对生产要素的分析基本都是静态的，实际上生产要素形式是发展变化的且成一个序列。这两个问题正是本文提出国际贸易的主导生产要素概念的基本出发点。

所谓国际贸易中的主导生产要素是指整体经济活动和贸易商品生产中所必须的并在生产要素序列中居于主导地位、对外贸易中具有比较优势的物质或非物质要素。首先，商品生产中包含的生产要素多种多样，且成一个序列，随着人类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生产要素序列也在不断延长，到目前为止，这个生产要素序列为土地（或自然要素）－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知识。

其次，一国生产要素序列中的生产要素有主次之分，本文区分为主导要素和非主导要素。顾元勋提出生产力主导性要素，并阐述了生产力主导性要素与制造模式分工发展之间的相互关联。[9]刘国武、李卫星提出知识企业的主导生产要素就是知识资本，并基于“概念格”理论进行了数学推论。[10]但这些都不是本文基于国际贸易分析所提出的主导生产要素概念。就生产要素与国际贸易之间的关系而言，波特将生产要素分为初级生产要素和高级生产要素，他已观察到并论述了不同形式的生产要素在商品生产和产业竞争力形成中的不同作用，但划分过于粗犷，没有提炼出最重要的主导生产要素。国内经济学者洪银兴认为我国单纯根据资源禀赋确定国际贸易结构，企图以劳动密集型产品作为出口导向，可能跌入“比较优势陷阱”。[11]显然，这已充分认识到以不同生产要素为主导的经济之间的重大区别。

每个国家在生产力发展的一定阶段，都有一个生产要素序列，这个序列中都有一个最多两个主导生产要素。美国从工业社会走向信息社会和知识经济社会，其主导生产要素是技术和知识；日本虽然没有美国的领先优势，但其工业化水平远在其他发达国家之上，其主导生产要素是资本和技术；中国经过三十年的改革开放，资本和技术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和地位日益突出，但在现在和今后相当长的时间内，主导生产要素依然是劳动。

再次，从世界范围来看，一国生产要素序列中的主导生产要素应是该国对外贸易中具有比较优势的生产要素。主导生产要素可以区分为国家主导生产要素和世界主导生产要素，国家主导生产要素必须是一国要素序列中要素密集度最高且在对外贸易中具有比较优势的生产要素，但不一定是世界主导生产要素，世界主导生产要素代表了世界生产要素序列发展的最高或次高阶段。我们通过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的分析会发现，每个国家都是以其主导生产要素参与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总是把其理论分析严格限定在两个国家之间，它分析两国之间的贸易基础是有效的，但在多国模型中要确定一国究竟以何种模式参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却变得十分困难。如果以主导生产要素确定一国在多国模型的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中的位置将变得十分容易。

最后，一国生产要素序列中的生产要素分为物质要素和非物质要素两类，与之相对应，主导生产要素也有物质要素和非物质要素之分。叶文虎等认为，社会经济发展要素分为物质和非物质的元素，[12]但哪些是物质元素，哪些又是非物质元素没有说明。于刃刚、戴宏伟将生产要素分为传统性生产要素和知识性生产要素。[13]本文将生产要素分为物质要素或实体要素和非物质要素，物质要素主要包括土地、劳动和资本。而非物质要素主要包括技术、管理和知识。从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过程考察，无论是物质要素还非物质要素，都曾经充当过主导生产要素。

三、世界主导生产要素演进的历史考察

主导生产要素的历史演进要以地理大发现之后真正意义上的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的开始作为时间起点，本文将这一时间起点定为1700年。从1700年至今，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历史发展可以划分为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后工业社会三个时代。各个时代的主导生产要素是不同的，但它依世界生产要素变化的序列进行历史演进。

（1）农业社会（1700－1850年）是指以农业、矿业、渔业、林业为产业的社会。这些经济部门，以消耗自然资源为主，可将其归类为第一产业，很明显这些产业受自然环境的影响；例如天气变化、土壤肥力下降、森林资源与矿山资源采伐、挖掘过多而储量减少等等对第一产业都会产生影响。丹尼尔·贝尔将其称为“对自然的博奕”。这一时期对应的是农业技术，人类已完全进入农业文明，虽然从18世纪中叶英国开始了工业革命，但此时的工业革命仅限于英国，其影响还未波及到全世界。因此，这一阶段的主导生产要素是土地和劳动，一国在对外贸易中之所能取得对别国的比较优势，在于该国拥有较多的土地财富和劳动要素，增加土地和劳动要素的投入成为产出增长的动力机制。

（2）工业社会（1850－1950年）是指以加工业、制造业、建筑业等部门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依靠机器大批量生产产品的社会。与农业社会相比，工业社会对应的是物理技术，占据的地域较少。例如，欧洲与北美洲、前苏联、日本等国家已经经历过工业社会这一发展阶段。工业社会的工作主要是设计“人对付人造自然的策略”，工业社会人被机器牵着鼻子走，劳动高度紧张，注意力需要高度集中。这一时期，从英国开始的第一次工业革命到波及欧美的第二次工业革命，使机器大工业彻底占领了资本主义世界。“在工业经济的国家里，发展经济的目标是生产商品，其制约因素往往是资本。”[14]因此，这一阶段的主导生产要素是资本，一国在对外贸易中之所以能取得对别国的比较优势，在于该国拥有充裕的资本要素，生产越来越多的资本设备。

（3）后工业社会（1950年至今）是一种新的社会形态。它不是现在西方社会延长线上的东西，而是在社会、技术组织及生活方式等方面都形成了新的原则的一种社会发展阶段。W．E．哈拉尔认为，后工业时代包括两个相继出现的、与社会技术和信息技术的进步相适应的阶段。这两个阶段是非常独特的，所以每一个阶段又产生一个“服务社会”和一个“知识社会”。[15]公务员之家

后工业社会的第一个阶段是服务社会，社会经济结构的重大变化就是从以商品生产为基础转向以服务行业为基础。上世纪八十年代，汤姆·斯托尼尔认为，当时美国出现的经济重点从制造业转向服务业的变化与两个世纪前经济重点从农业转向制造业是类似的。[16]丹尼尔·贝尔认为，在后工业社会的“服务社会”阶段：第一，工业社会发展所带来的辅助性服务—运输、公用事业、销售等引起非制造业蓝领工人的增加；第二，白领工人在金融、不动产以及保险等行业中增加；第三，由于物质的丰富和收入的增加，人们对耐用消费品（衣着、住房、汽车等）、奢侈品和娱乐消费的不断增长，第三产业部门如饭店、旅馆、汽车服务、旅游、娱乐、运动等开始发展；第四，保健和教育成为人们普遍的要求；第五，人们对社会服务行业的更多要求，导致某些政府部门的增加和发展，等等。与这一阶段对应的主导生产要素是技术和管理，此时的技术主要表现在产品工艺的改进、新产品的研发、标准的制定，等等；同时，随着后工业社会已转变为“人与人之间的博弈”，管理成为一个生产要素，科斯指出：“我们有一个生产要素—管理，它的功能是协调。”[17]但这仅仅是从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相结合的角度出发的企业微观协调管理，从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的角度出发，作为主导生产要素的管理的内涵已大大扩展，既包括企业微观协调管理，也包括跨国公司的全球资本运作、营销网络组织管理和资源整合，更包括国家政府为打造本国产业竞争优势而进行的宏观管理。公务员之家

后工业社会的第二个阶段是信息社会，人们的活动都与信息的搜集、传递、过滤、使用有关联。在这个时代，信息技术不仅对经济结构和劳动力构成带来了变化，而且正在越来越深入地影响到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日常生活的一切领域。从而使得社会的劳动者的绝大多数从事创造、处理和分配信息的工作。新社会的战略资源是信息，“在信息经济的国家里，发展经济的目标是创造和使用信息，以提高各种生产的效率，并创造新的财富。这时的制约因素是所掌握的知识。”[18]因此，这一阶段的主导生产要素是信息技术或知识。谁拥有信息技术知识并系统化地生产知识，谁就能取得对外贸易的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

总之，世界主导生产要素的历史演进规律与世界生产要素序列的发展变化规律是一致的。我们可以将其以图表形式表述如下：

参考文献：

[1]迈克尔·波特．国家竞争优势[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1．70．

[2]威廉·配第．配第经济著作选集[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42．

[3]威廉·配第．配第经济著作选集[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66．

[4]理查德·坎蒂隆．商业性质概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3．

[5]萨伊．政治经济学概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328．

[6]马歇尔．经济学原理[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5．121．

工业社会范文篇9

我国现阶段正处于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过程中。由社会转型时期特定的属性决定，笔者认为，现在大众媒介同时存在三种不同性质的受众：群体型受众、大众型受众和新群体型受众。受众的差异其实是整个传播模式的差异的反映。在利用实证性的研究方法研究大众媒介的时候，需要根据不同的受众类型设计不同的研究模式和研究重点。应该使研究模式根据研究对象而改变，而不是让研究对象去适应研究模式。以前使用的适合每一类受众的“万能型”研究模式有必要进一步细化；以促使实证性研究从“广度”向“深度”发展；促进适应中国的大众传播理论体系和研究方法体系的建立和完善。

【关键词】

受众；传统社会；群体；现代社会；大众；后工业社会；新群体；理论模式和研究重点；实证性研究

我国现阶段处于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过程中，社会的异质程度很大。部分地区和人群已经基本上和发达国家接轨，可以感受到信息化浪潮带来的快感和方便，并且也在逐渐接受这种生活方式，接近丹尼尔·贝尔所谓的后工业社会状态；有些地区和人群则符合工业社会的标准，大众社会的特点很明显；但是相当多数的人群还处于前工业社会状态，传统社会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仍然在延续。这三种社会形态缠绕在一起，形成特有的社会转型时期的特色。在社会转型时期，这种情况还会长时间延续。

社会的差异主要体现在构成社会的因素——人的差异上。人组成了社会，社会又在涵化着生活于其中的人。人和社会存在某种对应关系：社会的发展阶段和生活在其中的人的属性保持一致，两者中的任何一个都不会独自超过对方向前发展。所以，社会转型时期的人可能具有前工业社会和工业社会根本不同的属性。现在我国大众传播面对的就是特定社会时期的人。传播学产生于上个世纪的美国。那个时候，美国已经是成熟的工业社会。到现在为止，主要的传播理论和受众研究模式也都来源于西方社会。西方媒体的受众的特点相对比较接近，和我们的社会转型时期的受众有很大差别。所以流行的大众传播理论，特别是它的受众理论和研究模式，与我们的受众现实可能存在着本质上的不匹配。要了解我国现在的受众状况就必须从我国特定阶段的人的构成入手。

我们的大众传播学面对的是生活在这三种社会形态当中的受众。以前的受众划分一般是一种横向的划分：在同一个社会阶段里面，根据受众的“社会经济地位、性别、年龄或生活形态”来划分。比如可以分成“上班族、银发族、大学教师、儿童等各社会阶层①”的受众。根据大众媒介来划分的“读者、听众、观众”②。实证研究一般是根据这些划分来指导研究中的理论模型、理论假设和问卷设计。在实践当中，广播电视的专业频道设置是这种受众分类的另外一种表现。

但是，现阶段我国的受众之间最大的差别体现在他们的“纵向”的差别上，尽管表面上他们存在于同一个时代，但是实际上他们所处的社会发展阶段根本不一样，因此受众的属性也就可能会不同。横向的划分只有在纵向的基础上才有意义。例如，我们可以把处于工业社会的受众按经济收入来划分，但是同样的经济收入对处于传统社会阶段的受众来说，意义可能根本不一样。这种划分方法对处于同一发展阶段的受众来说是有意义的，对不同发展阶段的受众来说，就没有什么价值了。因此应该考虑在纵向划分的基础上，再对每一类受众做横向的划分。笔者认为，现阶段我国的受众可以“纵向地”划分为三大类：传统的“群体型”受众、工业社会的“大众型”受众和后工业社会的“新群体型”受众。

一、传统的“群体型”受众

传统社会是相对于现代社会而言的，凡现代社会以前的社会形态，都可以称作传统社会。这个概念是在人类社会发展到现代社会以后，回顾自身的发展历程，反思人类社会的变迁时，给前工业社会赋予的总体命名。“它将现代社会以前的阶段统和在一起，称之为传统社会”。③客观地说，现代社会和传统社会之间并没有完全的断层，但是它们二者之间在社会的运行机制、组织方式、成员属性上确实有很大的差异。

在所有形式的传统社会中，人和自然之间的张力始终威胁着人类的生存。在巨大的生存不确定性面前，单个人根本没有办法应对生存危机。个人必须依靠群体力量才能够生存下去。群体在给个人提供生存和安全的同时，必须保证群体的凝聚力。所以，在传统社会的群体中，根本不允许个性的自由发展。群体正是通过群体内的严格要求来保证群体中个人的生存。这种群体的有机化程度和严格秩序协调下的有机协作丝毫不亚于现代意义上的组织。虽然群体内的成员都严格地过着群体生活，没有自己的个性空间，但是群体和群体之间却有很大的差异。这种差异来源于群体之间缺乏交流，并且群体的文化主要来自于群体的传统。有历史渊源的独立往往是独特性的来源。比如家族中代代相传的祖先故事，村社中流传的村社神话，这种各有特色的群体文化塑造了各有特色的群体。在稳定的农业社会中，这种群体特色可以很长时间保存下来。家庭、家族、村社等群体身份结合在一起，构成个人的特征。在很大程度上，认识了一个人的各种群体身份也就认清了这个人。这些多维的群体身份往往是不可选择的：有些是先天的，个人从出生时候起，就获得了一些群体身份，这些群体身份将会伴随他们一生；另有一些群体身份是个人后天逐渐获得的，这种群体身份虽然有一定的可选择性，但是选择的空间很校选定之后的二次选择机会就更加微小了。所以传统社会里面群体内部的个人没有个性，但是群体却各有差别。它是“只有群体，没有个人”的社会。

现在我国的农业人口占很大的比例，这些人口的多数仍没有能够融进现代的市场机制里面，仍然保持着传统社会的特质。因而，大众媒体的这部分受众很有特点。换句话说，在很大程度上，大众媒体的这部分受众不是个人，而是群体。

受众从大众媒介接受的信息一般有两类：满足型的信息和手段型的信息。满足型信息的主要作用是给接受者提供社会——情感的认同，给接受者提供审美的满足和情感的家园；手段型的信息是那些能够给受众提供事务性帮助和参考的信息。

决定个人是否接受大众媒介提供的信息的因素是个人的审美情趣和信息需求。在传统社会状态的群体生活中，群体内的传播同化着群体成员的审美情趣。个人如果想要获得群体认同从而获得归属感，就必须和群体的多数成员保持基本一致的话语方式和谈话主题。在实践中，我们也可以发现，农村中的居民经常在一起谈论电视、广播节目。这种谈论几乎是在规范着他们收看或收听的行为。比如，一群女性村民在谈论某个电视剧的时候，那些没有收看的人就会感觉被排除在群体之外，和这个群体有疏离感。这种情感危机会影响（有时甚至是强迫）她们的收视行为。这种审美情趣可能是“群体暴政”强加的，但是它确实在前现代化的社会中存在并发挥作用。群体的审美情趣征服了个人的审美情趣，因此也就代表了个人的审美情趣。

在传统社会中，个人往往代表他所处的群体进行活动：他代表了他的家庭、家族或社区。外界也常把他当作他所在的某个群体的一员来对待。可以说，传统社会中的交往主要是群体和群体之间的交往。这种交往活动的特征也就决定了手段型信息被接受的程度：对成员的群体生活没有帮助的信息自然是没有多大用处的。“社会犹如一个生物有机体，必须时刻监视周围的环境以保证其种族的生存需要”。④传统社会中的群体环境决定了他们信息需求上的特点。

总之，从传播学的角度来看，传统社会的群体对媒介受众的属性构建有决定性的影响。在研究这部分受众的时候，首先要了解他们所隶属的群体、这些群体对他们接收媒介有什么样的影响。

二、工业社会的“大众型”受众

决定传统社会进入现代社会的因素是具有扩张本能的市场的形成。与传统社会的“交换场所”意义上的市场不同，现代市场是一种社会组织方式。它可以把社会生活的所有方面都归到自己的门下，去除和市场规则相违背的一切。全世界所有不想被淘汰的地区都逐渐融进了市场化的浪潮中。正是这种具有扩张本能的市场打碎了传统社会的群体联系，导致了大众传播中“群体型受众”向工业社会的“大众型受众”的转变。这并不是说，现代社会里面没有群体，而是说，从传播学里面受众的角度来看，现代社会的群体已经不能决定受众的性质了。

在传统社会中，工作当中包含着娱乐。工匠在制作他们的产品的时候，他们可以享受手工制作过程中艺术家一样的成就感。每件手工制品都是独特的，都融进了工匠的技艺和灵感。而工业社会把人的工作和娱乐完全分离开来，劳动中的成就感和满足感都被规范的流水线所取代，工作纯粹为了谋生。人是理性设计的、分工明确的生产过程的因子。人设计了更加有效率的工业生产体制，并且逐渐合理化其中的每一个细节。但是，当人类制造了理性化的生产机制的时候，不可避免地遇到这样一个问题：人本身也必须适应这个自己制造出来的生产机制。于是，从农业中分流出来的劳动力经过为适合这些机制而设立的教育的整合，被打散后附加到了生产的各个专门环节。进入现代社会的必要代价就是必须接受现代社会的行为规范，遵照工业社会的纪律和市场法则。

为了追求生产效率，商品也向标准化发展。整齐划一的商品制作成本是最低的，在同样销售价格的条件下，它更加符合市场社会的“利益最大化原则”。所以，标准化商品逐渐淘汰了传统社会产品中的人性因素。具有独特创造力的产品已经变得不是普通人能够享受的奢侈品了，比如时装、原创绘画、现场交响乐等。留给大多数人的是快餐、方便食品、超市、好莱坞电影等规格化的商品。

教育精神的转型也是现代社会的一个明显特点。传统社会的教育只有少数人才能够接受，教育的内容无论是中国的“御、射、礼、艺、书、术”，还是西方的哲学、论辩、逻辑等，都明显带有个人修养的成分。现代学校教育的重心是技艺教育：为入学者提供在社会上谋生的能力。学校也变得像流水线：输入的是未定型的孩童，输出的是符合社会生产需要的劳力（无论这种劳力是体力劳动者还是智力机器）。

工业社会需要大众化的人，工业社会也为自己制造了大众化的人。它的教育、工作、日常消费当中都力图把人改装成适合工业社会要求的类型。这些人的特征应该服从工业流水线一样的工作需要。这些人也有自己的家庭、朋友圈子、社区等群体。但是，这些群体对他们既没有强制的约束力，又不能够对他们接受信息提供过滤，不能影响他们接受特定的信息，所以在进行大众传播受众研究的时候，可以忽略这些“虚无群体”的存在。

工业社会的产生也伴随着大众社会的来临。大众社会的受众有如下特点：

1.易感性

在传统社会里，群体能够指导个人接受什么样的信息。群体成员对大众媒介的信息有怀疑的时候，他可以根据群体经验来进行判断和决定取舍。大众社会失去了传统社会中可以依托的群体，在大众媒介和受众之间没有了能规范受众信息的东西。个人像一个个容器一样接收大众媒介的内容，几乎没有批判能力。受众非常容易受媒介的感染。

和传统社会的受众相比较，工业社会里面的受众更容易受到媒介的影响。媒介和受众之间几乎是面对面的关系。影响受众行为的，很大程度上是他们的习惯。

2.同质性

同质性是指受众的信息接触习惯和审美情趣差别很校工业社会打碎了传统社会的群体，把个人从群体压力下解放出来。但是，获得自由的代价是失去依托，个人和社会之间的缓冲地带——传统的群体已经失去了实际的价值。个人不得不直接面对社会。所以，市场化的工业体制很容易就可以把人塑造成了同质的大众。表面上，现代社会的个人非常有个性，但是作为集合体来说，他们是同质化的大众。

大众社会的受众因为其社会属性上的同质性，所以在媒介接受方面，没有质上的差别，只有欣赏习惯的差异。失去了个人和媒介之间的群体这个“信息把门人”，媒介对受众的影响可能就更直接、更明显。大众媒介完全可以打破差异，改变受众的欣赏习惯。而在传统社会里面，这些几乎是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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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菱形结构

大众社会是菱形结构的，处于两头的是社会少数文化精英和少数的文化边缘人，中间的是多数的文化大众。文化精英有自己的信息品味，这种相对“高雅”的品位经常是下一个时期的大众品位，也就是说精英品位可以引领大众品位，但是在精英品味和大众品味之间仍然存在无法消解的差异。少数边缘人群一般有反社会主流甚至反精英的信息品位，这种品味和拥有它们的主人一样，也同样处于社会的边缘地带。除了这两部分少数以外，大众的审美情趣和欣赏口味已经严重同化了。一部《泰坦尼克》就可以让地球上的多数人唏嘘不己。

总之，现代社会的受众和媒介之间几乎是面对面的关系，隔在两者之间的只有力量薄弱的个人信息消费习惯。媒介研究的重点应该放在受众的个人信息消费习惯和形成这些习惯的背景上。

三、后工业社会的“新群体型”受众

后工业社会是在工业社会基础上的超越。当工业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制造业已经可以满足人们的物质需要的时候，传统产业就变成了“夕阳产业”，社会的发展重点就向信息和服务领域转移了。不同的工作方式可以造就不同的人格特征，后现代社会人们工作内容的转变也给大众传播塑造了新型的受众。现在，我国还处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过程中，还没有完全进入现代社会。但是，我国的部分高技术、高信息含量领域已经基本和国际接轨，从而在这些领域产生了全新的工作方式和生活方式，也就产生了全新的、有特点的大众媒介受众。这部分受众的独特性已经显现出来：大众化的节目对他们的吸引力很小，他们需要符合自己需要和口味的、更加个性化的信息。虽然这些人群的相对数量比较少，但是他们在许多方面都有较强的影响力，并且有很强的购买能力，是很多经营高档消费品广告客户的目标群体。随着这部分人的数量的增加，媒介为他们量身定做的节目也一定会增加。他们在未来的大众媒介受众中的地位会继续上升。所以，很有必要分析他们作为媒介受众的特点。

在后工业社会中，个人可以接收信息的渠道呈现多样化。传统的媒介不仅没有衰减的迹象，反而还可能会继续上升。此外，网络媒介正在以我们无法估量的速度走进日常生活。受众可以从多种渠道获得自己感兴趣的信息。信息渠道的多样化也增加了媒介能够承载的信息容量。发达的信息传送手段真正将地球变成麦克卢汉所谓的“地球村”，人们与那些不能亲自体验的地方的联系越来越多。“蝴蝶效应”越来越明显，遥远的地方的一个微小的变动都可能激起连锁反映，引起身边的巨大变动。很多自身经验之外的变动和人的切身利益之间的联系越来越紧密。比如美国的“9·11”事件造成了世界性的股价下跌，就会影响万里之外的股民的利益。一方面，人类越来越需要来自远方的信息；另一方面，人类又越来越没有可能亲身体验这些信息。于是在人类和事物之间就更加需要媒介的连接。人类感受的环境是经过媒介加工的“信息环境”。如博德里拉所言“符号正在以迅猛的速度剧增，它们已经主宰了社会生活。”⑤电脑、媒体创造了另外一个符号的世界。

丹尼尔·贝尔认为，后工业社会的“中心是服务，因而它的首要目标是处理人际关系［Gamebetweenperson］……一言以蔽之，它的模式就是科学知识、高等教育和团体组织合成的世界——其中的原则是合作和互惠，而不是协调和等级。”⑥他认为后工业社会也是一种群体社会，但是这种群体和传统社会的群体有本质的差异。

传统社会的群体有血缘群体、地缘群体和身份群体三种。人当然没有办法选择他的血缘关系。因为社会的水平流动和上下流动都很少，所以地缘群体和身份群体也几乎是固定的。个人几乎没有权利选择所处的群体，出生以后，他一生所隶属的群体就基本上已经规定好了。这种群体是先在的，建立在强迫基础上的。但是后工业社会的地域流动性和身份流动性改变了群体的性质。个人能够选择所处的群体（血缘仍然不可选择，但是它已经变得不那么重要了），这种“新群体”建立在个人自由选择的基础上，是“松散”的群体。传统群体对待违规者（即使违反的规定是道德性的，不是法制性的）通常给予暴力打击。而后工业社会的“新群体”就不具有暴力性质，这种群体通过比较隐晦的方式来规范成员，例如提倡自律等。当群体成员违规时，通常也不会用暴力惩罚。

在后工业时期，受众和大众媒介之间又有了可以起到过滤作用的群体。新的群体虽然不能够强制规定人们接受信息的内容，但是群体生活同样可以“影响”（而不是传统社会的“规定”）群体成员利用大众媒介的方式。一般来说，这些群体都和文化、信息和工作有很大联系。所以在工作当中，群体就培养了成员的信息消费习惯。成员能够从他们的社交群体中得到需要的那些深刻的、有文化品位的“满足型信息”，受众不再那么依赖大众传播获得这些信息了。大众传播的碎片化信息表达方式在传播这些东西时没有优势，大众社会里面庸俗的文化节目和他们的需要相差很远；同时成员可以通过他们的工作群体获得“手段型信息”来满足他们的实际需要，也没有必要求助于大众媒介的那些零散的信息了。这类受众的信息需求很有特点。相对于工业社会的受众来说，他们对大众媒介的依赖程度和相信程度就比较低。但是，大众媒介虽然不是主流，但是它仍然是一种很重要的信息获得方式。

四、三种受众类型理论对实证研究的意义

三种受众理论是根据我国现在社会发展阶段而提炼出来的受众划分。我国和西方在社会形态方面有根本的差异。从社会发展阶段上考虑，西方的受众类型比较一致，所以大多数情况下都可以根据一些传统的社会研究指标（性别、年龄、文化程度、职业、收入等）对受众进行划分；但是在我国，受众的差异可能更多地体现在他们所处的社会发展阶段的根本差异上。因此，在这种划分的基础上做进一步的划分，可能更有意义。

在我国的社会转型时期，这三类受众同时存在。他们受不同的社会生活和环境的影响，有不同的媒介接触行为。大众媒介很少能够同时讨好属性不同的三类受众，媒介研究也很难作出同时适用这三类受众的理论。因此，大众媒介不但应该利用事后的实证研究手段去了解受众；而且，在制定传播策略之前，更应该事先对受众的类型有理性的认识。首先，这种理性认识有助于为实证研究提供理论框架和方法上的指导。其次，这种理性认识还有助于对实证研究得到的结果进行更加合理和深入的解释。

我们利用简单的模型来表示大众媒介对三种类型的受众产生作用的途径：

从下图中可以看到，信息从大众媒介到达三种不同类型的受众有不同的模式。不同类型的受众体现在大众传播研究当中，就不仅仅是受众类型的差别，而是整个传播模式的差别。针对这三种类型受众的不同特点，大众媒介研究应该考虑不同的研究重点：针对传统社会的受众，重点可以考虑放在群体的特点、群体对个人接受媒介信息的规范上；针对工业社会的受众，媒介的研究重点可以考虑放在个人信息消费习惯以及它产生的原因和影响上；针对后工业社会的受众，媒介的研究重点则可以考虑放在新群体的性质、新群体的信息提供能力、媒介和群体之间的关系、以及个人选择群体的准则上。

实证性研究的局限性之一是深度不够，以往有关大众媒介的实证研究的一般模式是：利用问卷调查、内容分析、或实验测试，收集相关的数据，结合统计分析的方法，分析大众媒介对个人的传播效果以及产生这种效果的原因：对于一些难于探讨的传播的“中间过程”，则可能归结为“环境影响”或“外来因素影响”。

这种基本模式本身并没有错误，在这种研究模式的指导下，实证性的大众媒介研究也确实得出了很多重要的理论。但是，随着理论研究的进步深入和传播实践对理论的更高要求，这种模式已经明显不能满足需要。理论和实践同时向实证性研究提出要求：1、不能再满足于“万能型模式”，那种几乎可以用到所有的大众媒介实证研究中的模式（特别体现在问卷设计上）很难适合不断深入的需要。大众媒介研究必须根据不同的受众特征和传播模式，设计相应的研究模式，才能有突破性的发现。2、以前的模式能够从总体上把握整个大众传播的状况，但是它的局限性同样很明显：难于深入地了解传播的中间过程，所以对结论的解释往往要凭借个人的经验和已有的传播学知识。也就是说实证性研究往往“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如果把握了受众的划分，根据不同的受众类型设计不同的研究模式，改变研究的重点，从“广度”向“深度”发展，在不增加调查负担的情况下，有可能提高实证性研究的效能，使其在深度挖掘方面有所突破。3、实证性研究的理论来自西方发达国家，针对大众媒介的受众来说，中国和西方的受众特点有非常大的差异。应该使研究模式根据研究对象来改变，而不是让研究对象来适合研究模式。如何实现研究模式上的创新，是我国媒介实证研究者需要面对的挑战。

五、总结和讨论

传播学本身是在吸取各个学科精华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只有理性的方法和实证的方法结合起来才能够同时促进传播研究的发展。社会转型时期的三种受众理论是对中国现在的媒介受众的一种理性把握，它可以指导实证研究的理论模式。特别是涉及其中两种或三种受众的时候，就更应该考虑设计不同的研究模式。比方在进行问卷研究的时候，需要根据每一种受众类型设计一套对应的问卷，才能深入地研究大众媒介的各种问题。当然，用理性建立的理论模式最好也要经过实证方法的验证，在实践当中逐渐修正理论。

本文从社会转型的理论出发，提出了现阶段我国大众传播面对着三种类型受众的观点，但是有关的理论研究和方法研究还有待进一步完善。首先，如何从理论上明确地定义这三种类型的受众；第二，如何从应用的角度，提出划分这三种类型受众的指标体系，并使之可操作化；第三，如何通过实证性研究，验证这种“纵向”划分受众类型的理论的合理性；第四，如何在今后的大众传播研究中，将“纵向”划分与“横向”划分有机地结合起来，这需要在研究方法上有所创新；第五，在具体的研究设计和分析方法方面，还需要解决针对“群体”的设计分析和针对“个人”的设计分析的有机结合问题。希望在不久的将来，能够出现回答上述问题的研究成果。

注释：

①《传播与社会》台湾世新大学出版社1999年出版，第127页。

②《人际交流与传播》周晓明著，上海文艺出版社1990年出版，第365-367页。

③《发展社会学》张琢、马云福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出版，第75页。

④《权利的媒介》赫伯特·阿特休尔著，华夏出版社，1989年出版，第6页。

工业社会范文篇10

自从有了经济学往后，对出产要素问题的研究不胜列举。各派经济学者对出产要素的用语纷歧，且概念的表述各类各样，但它是切磋经济学和商业理论的前提。

古典经济学年夜多没有清楚的出产要素的概念，甚至于没有明晰的出产要素用语。威廉·配第认为“所有物品都是由两种自然单元—即土地和劳动—来评定价值，换句话说，我们应该说一艘船或一件上衣值若干面积的土地和若干数目的劳动。理由是，船和上衣都是土地和投在土地上的人类劳动所缔造的。”“土地是财富之母，而劳动则为财富之父和能动要素”。厥后，法国经济学家理查德·坎蒂隆提出“土地是所有财富由以发生的源泉或材料。人的劳动是它的形式”。据此可以揣度，配第和坎蒂隆虽然没有明晰提出出产要素的概念，但两人都认为出产要素搜罗土地和劳动，这就是所谓的出产要素二元论。法国经济学家萨伊将出产要素理论推进了一步，明晰使用了出产要素用语，提出了出产要素三元论，认为“产物是由人类所能把握的出产手段缔造出来的，即由人的劳动、成本和自然力缔造出来。”效用是经由过程出产要素的协同勾当和合力浸染出产出来的。无论何时何地出产都不能贫窭这三个要素。西尼尔原则上赞成萨伊关于出产要素分类的不雅概念，但与萨伊分歧，他用“节欲”庖代了成本。约翰·穆勒追随萨伊，把成本主义出产前提归结为出产的三要素，即劳动、成本、自然要素（土地）。与萨伊分歧的是，他认为惟一的出产力是劳动出产力，并现实上把成本出产力归结为特定出产体例下的劳动出产力。

与古典经济学分歧的是，新古典经济学有了清楚的出产要素概念，对出产要素的分类也更为切确。对出产要素理论进行专门研究的当推马歇尔，他用几乎一本书的篇幅专门阐述出产要素，认为“出产要素凡是分为土地、劳动和成本三类。土地是指年夜自然为了赐赉人类的在陆地、海上、空气、光和热各方面的物质及力量。劳动是指人类的经济工作，非论是体力方面的仍是脑力方面的。成本是指为了出产物质产物以及为了获得凡是被行为算作一部门收入的益处而储蓄的一切资本。”在此基本上，马歇尔认为成本年夜部门是由常识和组织组成的，主张把组织从成本要素中自力出来算作第四出产要素。由此可，马歇尔作为新古典经济学的集年夜成者，现实上提出了出产四要素论，进一步成长了出产要素理论，丰硕了出产要素理论的内容。

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对出产要素理论的剖析始终局限于出产要素概念的内在、分类、性质及其在出产勾当中的地位和浸染的考查。现代经济学关于出产要素理论的研究呈现了一个年夜的视角转换，把出产要素与国际分工、国际商业联系起来，考查了一国要素禀赋状况与一国介入国际分工体例的选择和商业模式的抉择二者之间的关系，斥地了出产要素理论研究的新标的目的。

1933年瑞典经济学家奥林出书《地域间商业和国际商业》，提出了其国际商业的要素禀赋理论，认为“每一地域在出产某些产物上具有优势，即该产物含有该地域拥有充盈而廉价的相昔时夜量的出产要素。”现代国际经济学的教科书把它叫做H－O定理，即一国理当出口该国相对丰裕和廉价的要素密集型的商品，进口该国相对稀缺和昂贵的要素密集型的商品。然而，要素禀赋理论仍然没有脱离斗劲优势理论的根基框架，只不外将劳动成本斗劲优势酿成了出产要素上的斗劲优势而已。正是以，迈克尔·波特在1990年出书《国家竞争优势》一书，提出闻名的国家竞争优势理论，在其打造国家竞争优势的钻石系统中，放在第一位的就是出产要素，波特将出产要素分为人力资本、自然资本、常识资本、成本资本和基本行动措施五类，并将这些要素分成初级出产要素和高级出产要素两年夜类。与奥林分歧的是，波特关于出产要素与国际商业、国际竞争的剖析已不再是静态的，而是具有动态性质。

二、主导出产要素的涵义

综不美观出产要素理论的成长过程，关于出产要素的剖析尤其是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的剖析存在两年夜问题：一是没有阐述出产要素的主次、口角问题。二是对出产要素的剖析根基都是静态的，现实上出产要素形式是成长转变的且成一个序列。这两个问题恰是本文提出国际商业的主导出产要素概念的根基起点。

所谓国际商业中的主导出产要素是指整体经济勾当和商业商品出产中所必需的并在出产要素序列中居于主导地位、对外商业中具有斗劲优势的物质或非物质要素。首先，商品出产中包含的出产要素多种多样，且成一个序列，跟着人类社会经济的不竭成长，出产要素序列也在不竭延迟，到今朝为止，这个出产要素序列为土地（或自然要素）－劳动－成本－手艺―打点―常识。

其次，一国出产要素序列中的出产要素有主次之分，本文区分为主导要素和非主导要素。顾功臣提出出产力主导性要素，并阐述了出产力主导性要素与制造模式分工成长之间的彼此联系关系。刘国武、李卫星提出常识企业的主导出产要素就是常识成本，并基于“概念格”理论进行了数学推论。但这些都不是本文基于国际商业剖析所提出的主导出产要素概念。就出产要素与国际商业之间的关系而言，波特将出产要素分为初级出产要素和高级出产要素，他已不雅察看到并阐述了分歧形式的出产要素在商品出产和财富竞争力形成中的分歧浸染，但划分过于粗犷，没有提炼出最主要的主导出产要素。国内经济学者洪银兴认为我国纯挚按照资本禀赋确定国际商业结构，狡计以劳动密集型产物作为出口导向，可能跌入“斗劲优势陷阱”。显然，这已充实熟悉到以分歧出产要素为主导的经济之间的重年夜区别。

每个国家在出产力成长的必然阶段，都有一个出产要素序列，这个序列中都有一个最多两个主导出产要素。美国从工业社会走向信息社会和常识经济社会，其主导出产要素是手艺和常识；日本虽然没有美国的领先优势，但其工业化水平远在其他发家国家之上，其主导出产要素是成本和手艺；中国经由三十年的更始开放，成本和手艺在经济增添中的浸染和地位日益凸起，但在此刻和此后相当长的时刻内，主导出产要素依然是劳动。

再次，从世界规模来看，一国出产要素序列中的主导出产要素应是该国对外商业中具有斗劲优势的出产要素。主导出产要素可以区分为国家主导出产要素和世界主导出产要素，国家主导出产要素必需是一国要素序列中要素密集度最高且在对外商业中具有斗劲优势的出产要素，但不必然是世界主导出产要素，世界主导出产要素代表了世界出产要素序列成长的最高或次高阶段。我们经由过程国际分工和国际商业的剖析会发现，每个国家都是以其主导出产要素介入国际分工和国际商业。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老是把其理论剖析严酷限制在两个国家之间，它剖析两国之间的商业基本是有用的，但在多国模子中要确定一国事实以何种模式参国际分工和国际商业却变得十分困难。若是以主导出产要素确定一国在多国模子的国际分工和国际商业中的位置将变得十分轻易。

最后，一国出产要素序列中的出产要素分为物质要素和非物质要素两类，与之相对应，主导出产要素也有物质要素和非物质要素之分。叶文虎等认为，社会经济成长要素分为物质和非物质的元素，但哪些是物质元素，哪些又长短物质元素没有声名。于刃刚、戴宏伟将出产要素分为传统性出产要素和常识性出产要素。本文将出产要素分为物质要素或实体要素和非物质要素，物质要素首要搜罗土地、劳动和成本。而非物质要素首要搜罗手艺、打点和常识。从人类社会经济成长的历史过程考查，无论是物质要素还非物质要素，都曾经充任过主导出产要素。

三、世界主导出产要素演进的历史考查

主导出产要素的历史演进要以地舆年夜发现之后真正意义上的国际分工和国际商业的起头作为时刻起点，本文将这一时刻起点定为1700年。从1700年至今，首要成本主义国家的历史成长可以划分为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后工业社会三个时代。各个时代的主导出产要素是分歧的，但它依世界出产要素转变的序列进行历史演进。

（1）农业社会（1700－1850年）是指以农业、矿业、渔业、林业为财富的社会。这些经济部门，以耗损自然资本为主，可将其归类为第一财富，很较着这些财富受自然情形的影响；例如天色转变、土壤肥力下降、森林资本与矿山资本采伐、挖掘过多而储量削减等等对第一财富城市发生影响。丹尼尔·贝尔将其称为“对自然的博奕”。这一时代对应的是农业手艺，人类已完全进入农业文明，虽然从18世纪中叶英国起头了工业革命，但此时的工业革命仅限于英国，其影响还未波及到全世界。是以，这一阶段的主导出产要素是土地和劳动，一国在对外商业中之所能取得对别国的斗劲优势，在于该国拥有较多的土地财富和劳动要素，增添土地和劳动要素的投入成为产出增添的动力机制。

（2）工业社会（1850－1950年）是指以加工业、制造业、建筑业等部门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依靠机械多量量出产产物的社会。与农业社会对比，工业社会对应的是物理手艺，占有的地域较少。例如，欧洲与北美洲、前苏联、日本等国家已经履历过工业社会这一成长阶段。工业社会的工作主若是设计“人对于人造自然的策略”，工业社会人被机械牵着鼻子走，劳动高度严重，注重力需要高度集中。这一时代，从英国起头的第一次工业革命到波及欧美的第二次工业革命，使机械年夜工业彻底占领了成本主义世界。“在工业经济的国家里，成长经济的方针是出产商品，其制约身分往往是成本。”[14]是以，这一阶段的主导出产要素是成本，一国在对外商业中之所以能取得对别国的斗劲优势，在于该国拥有丰裕的成本要素，出产越来越多的成本设备。

（3）后工业社会（1950年至今）是一种新的社会形态。它不是此刻西方社会延迟线上的工具，而是在社会、手艺组织及糊口体例等方面都形成了新的原则的一种社会成长阶段。W．E．哈拉尔认为，后工业时代搜罗两个接踵呈现的、与社会手艺和信息手艺的前进相顺应的阶段。这两个阶段长短常怪异的，所以每一个阶段又发生一个“处事社会”和一个“常识社会”。

后工业社会的第一个阶段是处事社会，社会经济结构的重年夜转变就是从以商品出产为基本转向以处事行业为基本。上世纪八十年月，汤姆·斯托尼尔认为，那时美国呈现的经济重点从制造业转向处事业的转变与两个世纪前经济重点从农业转向制造业是近似的。丹尼尔·贝尔认为，在后工业社会的“处事社会”阶段：第一，工业社会成长所带来的辅助性处事—运输、公用事业、发卖等引起非制造业蓝领工人的增添；第二，白领工人在金融、不动产以及保险等行业中增添；第三，因为物质的丰硕和收入的增添，人们对耐用消费品（衣着、住房、汽车等）、豪侈品和娱乐消费的不竭增添，第三财富部门如饭馆、旅馆、汽车处事、旅游、娱乐、行为等起头成长；第四，保健和教育成为人们普遍的要求；第五，人们对社会处事行业的更多要求，导致某些政府部门的增添和成长，等等。与这一阶段对应的主导出产要素是手艺和打点，此时的手艺首要默示在产物工艺的改良、新产物的研发、尺度的拟定，等等；同时，跟着后工业社会已改变为“人与人之间的博弈”，打点成为一个出产要素，科斯指出：“我们有一个出产要素—打点，它的功能是协调。”但这仅仅是从劳动者和出产资料相连系的角度出发的企业微不美观协调打点，从国际分工和国际商业的角度出发，作为主导出产要素的打点的内在已年夜年夜扩展，既搜罗企业微不美观协调打点，也搜罗跨国公司的全球成本运作、营销收集组织打点和资本整合，更搜罗国家政府为打造本国财富竞争优势而进行的宏不美观打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