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污染论文十篇

时间:2023-04-04 21:40:27

工业污染论文

工业污染论文篇1

从环境质量的新观点出发,任何物质若以不恰当的种类(如自然界原来没有的各种人工合成的新物质、农药等)、数量(大大超过自然容量)、浓度(超过本底很多倍)、形态(如有机汞比无机汞的毒性大得多)、价态(如铬、砷等不同价态的毒性相差很大)、途径(如酚、氰等易生物自净的物质,进入大气比进入水、土的危害就大得多,进入地下水就比进入地表水危害大得多)、速率(超过自净极限能力很多)、运动方式(如噪音、振动等)进入或作用于环境系统,打破环境物质的正常循环和平衡,干扰和破坏生态系统的正常循环和平衡,影响和威胁到人体和子孙后代的健康,造成国民经济的巨大损失的,就都可能成为“污染物”或“污染因子”,这些污染物或污染因子的来源便称为“污染源”。

按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资料《有广泛国际意义污染物的控制与鉴定》规定的污染物有物理的、化学的、生物的及综合的共二十八类(1),实际上按照我们前面建立的观点,污染物的种类还要多得多,几乎一切自然界的物质及全部人工合成物质都有可能成为污染物。例如,我们人人每天都要吃“盐”,一般并不认为它也会是一种污染物。而在北京东南郊二百多平方公里的范围内,每年从化工区排放废水中的酸、碱、盐高达三万多吨,酸、碱最后也中和成盐,占废水总排污染物的76%(2)。盐,也成了北京东南郊一项重要污染物。它污染了河道,在北京淡水河道中发现了咸水藻(初步鉴定)(3);它污染了地下水,使地下水化学类型变异(4),硬度迅速上升(5,6),每年造成的经济损失粗估达一亿元以上(6)。

人类通过工农业生产、城建、交通、生活、科学活动、军事活动等各种方式,向环境系统排放各种污染物,而从总体及发展观点看,则以工业废气、废水、废渣(“三废”)占有最重要的地位。工业“三废”中所含的污染物种类多、成分杂、数量大、毒性强、浓度高、速率快、难自然降解、连续排放,加上复杂的综合作用、累积作用、富集作用,通过各种方式和途径进入环境系统,参加了大气环流、水循环、元素的循环,进入或作用于生态系统及人体,危及生态正常平衡、人体健康以至遗传因子,造成了当代众所周知的环境污染问题、环境公害事件及环境污染疾病和潜在的所谓“文明病”,引起了全人类的关注。为此召开了人类环境会议,各国都形成了环境保护科学技术管理的庞大体系。因此,环境污染源的调查、评价及控制,是环境保护科学、技术、管理的最基础性工作,首先,又要抓住工业污染源的调查、评价和控制。

二、

工业污染源的评价,是污染源工作三步曲的中间环节,它是在调查基础上的提高,是为控制服务的。它的主要任务是为了从千百万种复杂的污染物中查明主要污染物、主要污染源、主要排放方式、途径、特点和规律。所谓“主要污染物”,显然是那些数量大、毒性强、难生物分解、易生物富集、易进入或作用于人体的污染物。根据我国各地污染源调查评价工作的经验和我们自己的体会,无论哪个地区,不管污染物的种类多么复杂,经过科学评价后,总是只有上十种主要污染物,它们在总的污染物比重上却占百分之九十左右,这就为污染源的控制、环境监测、环境质量研究、环境区域规划、环境管理、环境治理、环境医学等环境保护各个方面提供了科学依据,避免了盲目性。

工业污染源的种类繁多,成分复杂,排放方式各异,人们是无法直接比较它们的关系,必需经过“标准化”处理,进行相对的间接的比较,就好象商品之间难于直接交换,但可以通过钱来进行彼此的交换一样。

所谓“标准化”,就是运用抽象思维,进行科学的抽象,实现指数化,建立指数化系统,有利于运用数学方法定量表达,也有利于应用电子计算机来解决复杂的污染源评价问题。同理,还可推广于整个环境保护科学研究及管理系统之中(如环境质量评价、环境管理、环境质量与健康相关研究等)。

马克思在研究商品价值时指出:“我们应当有可能把一切商品化为一种它们所共有的表现形式,只是按照它们所含有的同一尺度的比例去区别它们”(7)。根据这一思想原理,我们应当有可能将一切环境因子化为“某种第三种东西”(7)的统一尺度,比如无量纲指数、体积、钱等。这样就可以使看来似乎无关的环境因素、似乎无法比较的环境因子,都可以按照新的统一尺度进行衡量比较,进而进行综合评价,用它们的比例去区别它们各占的比重大小,从而指出轻重缓急,指出优先控制的重点、方向和途径。

三、

标准化的通式:

指数=实测值/标准值

由于评价的目标、因子、标准不同,不可能找到一种适用于一切的标准化方法,我们通过污染源的评价及环境质量评价研究,逐步形成了如下污染源标准化评价系列:

M=CI/C0;N=CiQI/C0=qI/C0=MQi;

O=nqI/C0=nMQj=nN;

P=mnqI/C0=mnMQI=mnN=mO

上述系列指数的名称和物理含义如下:

M棗等标指数(无量纲),系实测因子的浓度值Ci(浓度单位)与该因子的标准浓度值C0(浓度单位)之比值。其值大小表示等于标准的倍数。

N----等标排放量(介质的量的因次),系实测因子的浓度值Cj乘以包含该因子的载体流量Qi(量的单位)与该因子的标准浓度值C0之比值,或为该因子绝对排放量qi(绝对量单位)与C0之比值,或为M与Qi之乘积。其值大小表示将评价因子用介质(气或水)稀释或浓缩至标准浓度时的体积;亦可理解为评价因子进入环境系统后使被污染介质(气或水)达到标准浓度时的污染体积。N指数比M多包含了Qi因子,反映了绝对量qi的作用,所以比M的作用更进了一步。

O棗累计等标排放量(量的因次),系评价因子累积排放时间n(时间单位)与等标排放量N的乘积。其值大小反映了累计等标排放量的大小。O指数比N多包含了n因子,所以比N的作用更进了一步。事实上环境污染危害往往是长期累计量起作用的,如致水俣病的有机汞、致骨痛病的镉、致癌因子及农药等。

P棗累计等标排放摄入量(量的因次),系评价因子进入人体的摄入量系数m与累计等标排放量O的乘积。其值大小可以进一步反映污染物的排放与人体健康相关关系的大小。

在开展环境保护工作之前,卫生、市政、地质等部门评价单因子污染水平时多采用等标(或超标)指数值;环保工作开展之后,考虑了绝对量,在官厅污染源评价中首次采用了等标排放量值(8);之后在北京西郊污染源评价中改用毒性标准,采用了排毒指数值(9);在污水渗坑评价中采用了累计等标排放量值(10);国外在车间大气致癌物摄入危害评价方面,采用了累计等标排放摄入量值(11);我们在1977年成都环境质量评价学术讨论会上提出了这种方法,但尚未实际应用,因实际摄入量因子测定较难。

工业污染论文篇2

Industrial pollution is the industrial production process of the formation of gas, waste water and solid emissions on the environment pollution. Industrial pollution is mainly concentrated in a few industries. Paper, chemical, steel, electricity, food, mining, textile and other seven sectors accounted for the total wastewater discharge 4 / 5. Paper and food industry accounts for COD emissions of COD emissions 2 / 3, non-ferrous metallurgical industry, heavy metal emissions of heavy metals emissions account for nearly 1 / 2. Industrial pollution is the industrial enterprises in the production process, including human biological survival and reproduction of the natural environment against. Pollution is mainly from the production of the "three wastes" (waste water, waste gas, waste) and all kinds of noise caused can be divided into water pollution, air pollution, waste pollution, noise pollution.

Industrial pollution hazard. First, a large number of industrial production in the discharge of untreated water, gas, slag and other hazardous waste, it will seriously damage the ecological balance of agriculture and natural resources on the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caused great harm; Second, industrial "three wastes" of the industry production itself is also very serious hazards, toxic pollutants can corrode pipes, damaged equipment, affecting plant life, etc.; Third,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rampant pollution, directly endangering the health of the masses; also some contamination is not easy to find, After the damage that has very serious

工业污染英语作文二:Industrial pollution

It was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that gave birth to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as we know it today. The emergence of great factories and consumption of immense quantities of coal and other fossil fuels gave rise to unprecedented air pollution and the large volume of industrial chemical discharges added to the growing load of untreated human waste. Chicago and Cincinnati were the first two American cities to enact laws ensuring cleaner air in 1881. Other cities followed around the country until early in the 20th century, when the short lived Office of Air Pollution was created under the Department of the Interior. Extreme smog events were experienced by the cities of Los Angeles and Donora, Pennsylvania in the late 1940s, serving as another public reminder.

工业污染英语作文三:Industrial Pollution Causes Land Pollution

Industrial pollution is clearly one of the biggest contributors to our polluted landscapes, at least here in the west. There are plenty of causes of land pollution, from urban and industrial ones, to rural and agricultural sources.

But which kinds of land pollution are the most important? And what can we realistically do to help prevent more pollution?

This part of the site gives an overview of some of the most important causes of land pollution, including industrial pollution.

工业污染论文篇3

关键词企业出口污染排放强度制造业企业

一、 问题提出

中国经济已进入转型的关键时期,环境问题的日趋严重加剧了中国经济健康转型的压力。世界银行数据显示,中国环境污染造成的经济损失至少占年均GDP的8%~10%。环境污染问题也引起了中国政府的重视,国家发改委等部门印发的《关于调整排污费征收标准等有关问题的通知》,将当前中国污水、废气等主要污染物排污征费标准分别增加一倍。与此同时,出口作为中国经济奇迹的重要动力之一, 2014年中国企业的货物出口总额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2.61%。随着当前中国经济增速放缓、内需疲软,短期内出口仍是安置就业、解决产能过剩、支撑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的关键动力

陈勇兵、李梦珊、赵羊、李冬阳:《中国企业的出口市场选择:事实与解释》,载《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15年第10期,第20-37页。,依靠出口拉动经济增长从而为中国经济转型提供动力在一定时期内仍将为政府所倚重。“污染天堂假说”、“逐底竞争假说”等传统热点研究,以及叶继革和余道先等基于中国样本的研究普遍认为,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生产和出口了较高污染密集度的产品,产品输出国外、污染留在国内的状况较为严重。那么,企业出口真的带来了更为严重的环境污染吗?相较于非出口企业,出口企业的污染排放强度更高吗?企业出口与污染治理之间的矛盾真的不可调和吗?这些问题的厘清,关系中国经济转型动力与环境污染治理的双层因素。

企业出口如何影响其污染排放的相关研究方面,研究者普遍关注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在进出口过程中,污染排放以及能源消耗是处于逆差还是顺差?例如Mukhopadhya对印度进出口贸易中能耗和碳排放的研究、沈利生和唐志对中国进出口贸易中二氧化硫排放的研究、谢建国和姜珊对中国进出口贸易中能耗的研究等。另有学者从要素禀赋的角度研究了出口企业的污染排放问题,叶继革和余道先基于中国工业行业出口与“工业三废”排放数据的定量分析,发现中国出口优势行业多为污染密集型行业。上述文献多基于不同视角对进出口贸易中企业的污染附加量进行对比研究,然而,较为遗憾的是,现有研究罕有涉及企业出口与其污染排放强度之间关系的直接探讨。

中国制造业企业的实际情景表明,不管出口企业的污染排放强度是否高于进口,出口企业的产品生产过程都或多或少存在污染排放的可能,而当中国制造业企业仅仅在国内市场销售时,其生产过程中的污染排放同样也在所难免。立足中国制造业现实,本文在厘清企业出口影响其污染排放强度的内在机理的基础上,采用中国制造业企业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在采用工具变量法、倾向得分匹配等方法有效处理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的基础上,从企业层面考察了企业出口对其污染排放强度的影响,以及出口企业与非出口企业两者污染排放强度的差异,本文研究为中国企业出口与污染治理等问题协调发展以及中国绿色经济的发展提供启示。

二、 中国制造业企业出口污染减排效应的内在机理

中国制造业企业出口的前提是企业必须克服其出口面临的障碍,随着当前中国环境污染到达一个“忍无可忍”也“无须再忍”的境遇,排污费缴纳将是污染排放企业出口过程中一个必须克服的阻力。排污费缴纳提高了污染排放企业出口面临的成本,而为了降低企业出口的成本压力和价格劣势,意图出口的中国制造业企业出口前后应对这一问题的方法也无外乎“治理污染降低成本”的策略。从中国制造业出口与企业污染排放治理现状作为研究内在机理的出发点,本文梳理了企业在出口前后可能对自身污染排放构成影响的渠道,进一步归纳出中国制造业企业出口可能对其污染排放产生影响的三个关键效应。

(1) 出口中学习效应。“干中学”理论已证明企业生产过程中具有向其他优质企业学习的倾向,企业出口过程中应对污染排放问题也可能存在“干中学”渠道的清洁技术出口学习效应。一方面,企业在出口过程中可以通过向出口目的国厂商学习主动采用清洁生产技术或先进污染治理技术,也可能在与出口竞争对手的出口竞争中被动为之。出口企业为了获得行业内出口竞争过程中的成本优势,将可能被迫提升企业自身生产工艺的清洁水平,进而降低了自身污染排放强度。值得注意的是,当前中国企业出口中广泛存在加工贸易这种“两头在外”的特殊类型出口贸易方式,而这些企业多集中在能源消耗较大、技术含量过低的高能耗低附加值产业,这一情景下中国制造业企业改进生产工艺和污染治理水平实现清洁生产的急迫度更高。因而,此类企业更有可能通过出口学习效应学习竞争对手的先进技术和工艺来提升其产品的清洁程度。另一方面,企业出口过程中同样存在生产率的出口学习效应,出口贸易在国际技术扩散中通过“外溢效应”促进了出口国企业的生产率,当然更为直接的影响表现在企业出口对自身生产率水平的促进。通过出口学习效应这一途径,中国制造业企业的出口行为不仅可以提升自身的生产率水平,而且可以为其应对污染治理提供便利,Hettige等的研究也已经证明企业生产率的提升有利于其污染排放强度的降低。结合中国制造业的实际情况,制造业企业通过出口学习效应这一途径,在提升了自身生产率水平的同时,将很可能有效降低企业的污染排放强度。

(2) 融资约束缓解效应。融资约束是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发展的主要阻力之一,Claessens和Tzioumis发现在其所有调查样本中这一问题在中国最为突出,而在中国制造业企业的污染治理以及清洁生产技术应用过程中,融资约束显然是阻碍这些企业实现工艺提升和清洁生产的重要障碍。研究者普遍认为,高生产率企业可以通过克服出口障碍在海外市场获取额外利润,生产率低的企业只能在国内市场销售,

韩剑、陈艳:《金融发展与企业出口的二元边际》,载《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14年第1期,第124-141页。企业出口将有助于企业通过获取海外利润从而降低其融资约束程度。周世民等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的研究表明民营企业的出口行为显著降低了其自身的融资约束程度,罗长远和李姝醒的研究也证明企业出口通过提升其流动性获取等渠道对企业融资产生了积极影响。中国制造业企业通过出口对融资约束的缓解作用可以大幅降低企业所面临的资金瓶颈,进而使其拥有更为充裕的资金投入到企业清洁生产技术的研发和技术引进中,进而提升了出口企业生产的清洁度,降低了企业污染排放强度。当前中国国内消费需求动力不足,中国制造业企业亟须海外市场消化部分过剩产能,“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下,中国制造业企业将有更大机会通过出口海外市场来缓解其资金压力,从而通过污染治理技术和清洁生产技术的使用有效降低出口企业的污染排放强度。

(3) 政策“倒逼”效应。企业的出口行为无疑将面临国内外政府政策的影响。一方面,中国政府降低出口企业污染排放强度的意志已经得到展现,财政部以及国家税务总局2007年6月下发的《关于调低部分商品出口退税率的通知》甚至已对“高耗能、高污染、资源性”产品的出口实施限制措施,决意宁可牺牲出口也要获得环境治理改善。当前中国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的“中国制造2025”战略,也将坚持绿色发展的要求列为其重要核心内容之一。显然上述一系列针对出口企业污染排放的政府政策将有效“倒逼”意图出口以及正在出口的企业降低其污染排放。另一方面,出口目的国政府的贸易政策显然也影响了中国制造业出口企业的污染排放,1992年欧盟即已出台生态标签制度,允许厂商自愿为自身商品申请生态标签,获得标签产品不仅要符合质量标准,同时其生产过程均需要符合环保要求,这一行为显著影响了出口企业的排污排放,一定程度上“倒逼”了出口欧盟的中国企业不断提升其生产工艺的清洁度。李昭华和蒋冰冰研究发现欧盟有关纺织品与服装、玩具的一揽子环境规制措施阻碍了中国此类产品的出口,这也证明了欧盟政策的有效性。

进一步梳理上述中国制造业企业出口影响其污染减排的内在机理,本文发现,企业出口对其污染排放强度的影响,不论是基于企业出口的自然门槛,还是政策门槛抑或竞争效应,企业出口对其污染减排的影响多为正向效应。中国制造业的实际也显示,中国制造业处于全球产业价值链底端的现状并未有较大的改观,实现中国制造到中国智造的转变依然任重道远。污染治理情景下,不论是企业出口学习效应,还是融资约束缓解效应抑或政策“倒逼”效应,在未来相当一段时间内仍将发挥重要作用。此外,由于企业出口的污染减排效应由企业出口行为所产生,企业的资金来源以及竞争策略制定也更依赖于其出口,而企业出口比例越高,企业受出口影响做出决策的可能性也就越大,因而这里可能存在这样一种内在影响机理,也就是说企业出口强度越大,企业出口比例越高,其污染减排效应将越显著。据此,本文发现存在这样一种可能,中国制造业企业出口具有显著的污染减排效应,也就是说,企业出口降低其污染排放强度,相较于非出口企业,出口企业的污染排放强度更低。当然,这一论断是否正确仍需通过接下来一系列设计严格的计量检验进行验证。

(二) 数据处理

本文样本源于国家统计局统计的2003-2004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样本选择过程中,本文选取了以GB/T4754-2002(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为标准的2位数行业代码中13-41的所有制造业企业样本(未包含代码为38的行业)。样本处理方面,本文采用与Cai和Liu类似的标准程序对样本数据进行处理,剔除了年平均员工人数、企业固定资产净值等重要信息缺失以及企业员工人数少于10等不符合会计准则的样本。由于排污费为0的企业中,部分企业可能因政策性优惠而得以免征排污费,当企业排污费为0时,采用排污费替代的企业污染排放可能与实际排放当量不相符,严谨起见,与张艳磊等对企业环境污染水平的衡量相类似,本文采用排污费缴纳额大于0的企业作为样本来研究企业污染强度。为消除可能存在的异常值对本文研究结论的影响,本文对位于样本污染排放强度值前后1%的样本进行截尾处理。表1中报告了本文样本中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值。

四、 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 基准回归结果

为确保研究结果的稳定性,基准回归分析中,本文首先通过逐步添加控制变量,观察主要解释变量的系数变化,在对中国制造业企业的出口污染减排效应进行实证检验的同时,考察本文模型设定准确与否。表2中报告了中国制造业企业出口对其污染排放强度影响的检验结果。表2中模型(1)-(6)显示,在逐步添加变量回归过程中企业出口的系数均在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为负,企业出口显著降低了其污染排放强度,这说明企业出口的确存在污染减排效应。同时,这一结果也证明本文计量模型的设定是十分准确和合理的。

表2中其他控制变量回归结果显示;企业生产率有效降低了企业的污染排放强度,这与Hettige等研究结论是相一致。企业规模与其污染排放强度成倒U型关系。企业利润降低了其污染排放强度,这与本文内生机理中的分析是一致的,企业利润越高对其融资约束的缓解作用越大,更有助于降低企业的污染排放强度。企业人力资本降低了污染排放强度,显然,这一结果证明了企业通过研发等可以有效降低企业污染排放。企业年龄增加了其污染排放强度,这说明企业年龄越大,生产设备的老化加剧,其生产工艺的清洁程度越低。

为了对本文研究结论的稳定性进行检验,同时,对本文理论分析中的内在机理进行尝试验证,本文进一步使用不同出口强度的分样本企业进行回归。具体来说,通过对企业出口强度进行排序,按照其数值由低到高划分为四个组,即1/4分位、2/4分位、3/4分位、4/4分位,分别进行样本回归。表3中显示了分出口强度样本的检验结果。可以发现,表3模型(1)-(4)中企业出口的回归系数均为负,再次证明了本文研究结论的稳健性,并且随着企业出口强度的提升,企业出口回归系数的绝对值逐渐增大,t值也越来越显著,这一现象证明,企业出口强度越大,出口企业的污染减排效应越显著,这一结果验证了企业出口的污染减排效应的确是由企业出口所导致。值得注意的是,模型(1)中企业出口的回归系数并不显著,可能的原因在于虽然企业出口存在污染减排效应,但由于此时企业出口强度较低,企业依据出口的影响而做出决策的可能性较小,因而此时企业出口污染减排效应并不显著。其他变量回归结果与表2无显著差异。

接下来,本文采用了企业出口的替代变量企业出口强度对本文研究结论的可靠性再次进行检验,同时间接检验本文内生机理的可靠性。具体来说,本文在使用企业出口强度进行回归的同时,通过逐步加入控制变量来考察研究结论的稳定性。特别的,为了控制企业出口与企业污染排放强度之间可能存在的互为因果等导致的内生性问题,本文使用工具变量法对其进行控制。企业出口强度的工具变量选择过程中,通过反复筛选和检验,本文最终选择了企业出口强度的城市均值作为企业出口强度的工具变量。同时为考察研究结论的稳定性,我们采用逐步添加控制变量的方式来考察研究假定是否稳定。工具变量回归结果见表4。

说明:括号内为Z统计值;***、**、*分别表示在1%、5%和10%水平上显著;为了排除可能存在异方差对研究结果的影响,各模型均稳健的标准误进行回归。Kleibergen-Paap rk LM检验的原假设“H0:工具变量识别不足”,相应括号中数值为相应检验统计值的P值;Kleibergen-Paap rk Wald F检验的原假设“H0:工具变量弱识别”,相应括号中数值为Stock-Yogo检验的临界值。

表4模型(1)-(6)中Kleibergen-Paap rk LM统计量的P值均为0,有效拒绝了工具变量识别不足的假定,Kleibergen-Paap rk Wald F检验中最小特征统计值均大于Stock-Yogo检验的临界值,排除了存在弱工具变量的可能性,因此,本文工具变量的选择是合理的。

由表4可以发现,表4模型(1)-(6)的回归系数均显著为负,这一回归结果一方面说明,企业出口强度越高其对污染排放的抑制作用越强,中国制造业企业出口的确存在显著的污染减排效应;另一方面,这一结果也验证了本文内生机理的可靠性,企业出口的污染减排效应的确是由企业出口所导致,这一结论进一步证明表3结果的可靠性。此外,表4模型(1)-(6)逐步添加其余控制变量后,各模型中企业出口强度的回归系数基本保持稳定,再次证明了本文模型设定的准确性。其他控制变量回归结果及内在机理与表2、表3并无显著差异。

(二) 稳健性检验

为确保本文研究结论的稳健性,根据本文稳健性检验的研究设计,在倾向得分匹配方法分析中,本文首先估计企业出口的Logit概率模型,表5报告了样本数据Logit概率模型的回归结果。可以发现,企业员工人数的回归系数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这说明企业规模扩大有助于企业出口的实现。企业生产率水平的回归系数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这一结果表明企业生产效率越高,企业出口概率越高,这与一般预期是一致的。企业利润的回归系数在1%统计水平上显著为正,这表明企业利润水平越高其越可能克服出口成本等障碍实现出口。资本劳动比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这是因为资本强度越高企业越可能是污染密集型企业,过高的污染密集度显然不利于企业出口的实现。人力资本强度的回归系数在1%水平上显著为负,这说明人力资本强度较高的中国制造业企业并不倾向于出口。

在企业估算了出口概率的基础上,本文通过最近邻匹配方法对样本数据进行1∶1匹配,以获得出口企业的对照组样本。数据匹配后,本文得到处理组企业3326家,对照组企业6015家。在此基础上,本文进一步估算了处理组企业与对照组企业之间的平均污染排放强度差异(ATT)。表6中显示了匹配后的出口企业与非出口企业的平均污染排放强度差异。从表6中可以发现,相对于非出口企业,出口企业的污染排放强度更低,且这一研究结论在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样本数据显示,出口企业具有更低的污染排放强度,相较于与其匹配的非出口企业,出口企业的平均污染排放强度降低了约25.06%,这一结果进一步证明了中国制造业企业出口污染排放效应的存在。值得注意的是,数据匹配前后,处理组企业均值均显著小于控制组,匹配后控制组企业的污染排放强度显著降低,这也证明了使用倾向得分匹配方法的必要性。

为了进一步检验上述研究的可靠性,本文对匹配的平衡性进行检验。具体来说,如果匹配结果满足平衡性假定,那么,匹配后处理组样本与控制组样本的控制特征将不存在显著的差异。本文采用与Smith和Todd一致的方法,主要采用两个检验确保样本匹配的平衡性,一是匹配后变量的标准偏差越小,则匹配效果越好,匹配后的标准偏差小于5%时,可以说明这一匹配方式是有效的;另一个是匹配后处理组与控制组各变量的均值是否相近,具体来说如果匹配后t检验不显著则可以认定为较好的匹配。表7显示了研究样本匹配平衡性检验的结果,可以发现匹配后各变量标准偏差均在5%以下,证明本文匹配结果是合理的;同时,匹配后t检验中各变量t统计值均不显著,拒绝了匹配后变量存在差异的假定,通过了样本匹配的平衡性检验。据此可以证明,本文匹配变量和匹配方法的选取是合理的,匹配后处理组样本与控制组样本的基本特征保持一致,进一步证明了本文研究结论的可靠性。

五、 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首先梳理了中国制造业企业出口影响其污染排放的关键效应,在此基础上,进一步采用2003―2004年中国制造业企业微观数据实证检验了企业出口对其污染排放强度的影响。通过一系列设计严格的计量检验,研究发现:① 中国制造业企业出口显著降低了其污染排放强度,相较于非出口企业,出口企业的污染排放强度更低,并且这一结论是十分稳健的,中国制造业企业出口的确存在显著的污染减排效应。② 企业出口的替代变量回归结果同时表明,企业出口强度越大越有助于企业降低其污染排放强度,一定程度上证明本文所梳理的企业出口减排效应的内在机理是十分可靠的。③ 本文倾向得分匹配结果表明,出口企业的污染排放强度相较于非出口企业要低约25.06%。根据上述研究结论,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1) 在企业环境污染监管过程中,政府在对出口企业污染排放进行控制的同时,应进一步加强对非出口企业污染排放的监管。当前中国经济增速放缓,内需疲软,经济转型刻不容缓,短期内出口对中国经济的驱动作用仍不可替代,而环境污染日趋严重、环境问题亟须治理的背景下,政府对企业的监管势将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依据本文的发现,中国制造业企业中出口企业的污染排放强度小于非出口企业,当企业不出口而仅仅在国内市场销售,环境污染问题也同样存在,并且更为严重,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企业出口与环境污染治理是相辅相成的。未来污染治理和经济转型过程中,政府不应一味只强调企业出口将会导致环境污染,应将更多监管力量专注于对非出口企业污染排放的控制。也应该注意到,虽然中国出口企业污染排放强度小于非出口企业,但是,这里仅仅涉及单位出口与非出口企业产品的污染均值,并未涉及其总量问题的对比,中国制造业企业出口的总体规模仍然巨大,因此未来发展中,政府应在污染监管过程中加强对企业所选择行业的监管和引导。

(2) 中国经济转型和污染治理过程中,应加大政府监管职责的贯彻,预防“政企合谋”问题的出现,降低“两高一资”企业出口所占比例。部分地方政府出于晋升激励等因素的考虑,可能放松本地企业污染排放监管,默许甚至纵容污染企业超标排放导致的“政企合谋”是当前需要考虑的关键问题之一。一系列污染事件也表明,几乎已曝光的每一件污染事故背后,都有明显的或者政企合谋因素

聂辉华、张雨潇:《分权、集权与政企合谋》,载《世界经济》,2015年第6期,第3-21页。。显然,政府监管职能的有效贯彻才能避免此类问题的出现。此外,实施“中国制造2025”战略,企业出口结构绿色化的过程中,应严格控制“两高一资”企业的数量,促使此类靠政府补贴等国家扶持政策存活的“僵尸企业”尽快重组或退出市场,进而实现本地产业转型升级和生态环境改善。

(3) 为有效提升企业污染治理效率,应加速本地配套金融的发展,拓展企业污染治理中融资渠道,有效缓解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问题,并且从“事前”“事中”“事后”三个阶段切实监管企业污染治理专项资金的使用。依据本文研究以及现有文献,企业污染治理中一个关键阻碍即其所面临的融资约束问题,出口企业比非出口企业污染排放强度更低一定程度上缘于企业出口的融资约束缓解效应。因此,应该积极解决企业污染治理中的资金短缺问题,建立切实有效的资金筹措渠道,完善企业的投融资机制,为企业的转型和污染治理提供助力。在上述努力的基础上,实现企业污染排放降低的另一个关键,还取决于获得资金的企业是否将专项资金用于生产工艺清洁化以及技术进步等污染治理投资中。为了有效避免将本该用于生产工艺清洁化和污染治理投资的资金被一些“僵尸企业”挪作他用,相关部门应该从企业污染治理专项资金的事前审批、事中监管和事后核查等途径落实到底,确保资金被用于企业的生产工艺清洁化等污染治理投资中,进而有效降低企业的污染排放强度,改善本地生态环境。

参考文献:

[1]李昭华,蒋冰冰. 欧盟环境规制对我国纺织品与服装出口的绿色壁垒效应――基于我国四种纺织品与服装出口欧盟11国的面板数据分析:1990―2006[J]. 中国工业经济,2009(6): 130-140.

[2]李昭华,蒋冰冰. 欧盟玩具业环境规制对我国玩具出口的绿色壁垒效应――基于我国四类玩具出口欧盟十国的面板数据分析:1990―2006[J]. 经济学(季刊), 2009(3): 813-828.

[3]罗长远,李姝醒. 出口是否有助于缓解企业的融资约束?――基于世界银行中国企业调查数据的研究[J]. 金融研究,2014(9): 1-17.

[4]毛其淋,盛斌. 对外经济开放、区域市场整合与全要素生产率[J]. 经济学(季刊),2011(1): 181-210.

[5]邱斌,刘修岩,赵伟. 出口学习抑或自选择: 基于中国制造业微观企业的倍差匹配检验[J]. 世界经济,2012(4): 23-40.

[6]沈利生,唐志. 对外贸易对我国污染排放的影响――以二氧化硫排放为例[J]. 管理世界,2008(6): 21-29.

[7]谢建国,姜珊. 中国进出口贸易隐含能源消耗的测算与分解――基于投入产出模型的分析[J]. 经济学(季刊), 2014 (4): 1365-1392.

[8]叶继革,余道先. 我国出口贸易与环境污染的实证分析[J]. 国际贸易问题,2007(5): 72-77.

[9]张杰. 进口对中国制造业企业专利活动的抑制效应研究[J]. 中国工业经济. 2015(7): 68-83.

[10]张艳磊,秦芳,吴昱. “可持续发展”还是“以污染换增长”――基于中国工业企业销售增长模式的分析[J]. 中国工业经济. 2015(2): 89-101.

[11]周世民,王书飞,陈勇兵. 出口能缓解民营企业融资约束吗?――基于匹配的倍差法之经验分析[J]. 南开经济研究. 2013(03): 95-109.

[12]Arrow K J. The Economic Implications of Learning by Doing[J]. The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1962, 29(3): 155-173.

[13]Baier S L, Bergstrand J H. Estimating the effects of free trade agreements on international trade flows using matching econometrics[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2009, 77(1): 63-76.

[14]Cai H, Liu Q. Competition and Corporate Tax Avoidance: Evidence from Chinese Industrial Firms[J]. The Economic Journal. 2009, 119(537): 764-795.

[15]Claessens S, Tzioumis K. Measuring Firms' Access to Finance. Mimeo, World Bank and Brooking Conference Paper. 2006.

[16]Hettige H, Huq M, Pargal S, et al. Determinants of Pollution Abatement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Evidence from South and Southeast Asia[J]. World Development. 1996, 24(12): 1891-1904.

[17] Mukhopadhyay K. Impact of Trade on Energy Use and Environment in India: An Input-output analysis: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Input-output and General Equilibrium: Data, Modeling and Policy Analysis”[Z]. Brussels: the Free University of Brussels, 2004.

工业污染论文篇4

 

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一些工业企业也随之不断发展,它所产生的有害气体越来越多。在很多工业企业的生产过程中,势必会排放很多工业气体,而这些气体因为多含有的有害物质且不易在空气中消散,对我们的生活环境造成了严重危害。所以,文章对于如何治理现今的工业技术污染问题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在一定程度上对工业污染问题的治理提供良好的借鉴意义。

 

1 工业废气污染的种类及成因

 

社会上的工业生产种类繁多,对空气污染较为严重的是石油及与之相似的工业品种,这些工业行业在生产过程中会排出大量的有害气体,这些气体的有害物质在空气中无法分解,对空气造成了非常大的危害。而其中污染物主要包括两种:第一、固体颗粒污染物;第二、气体污染物。

 

1.1 固体颗粒粉尘污染物

 

固体污染物是空气污染物中比较常见的一种,除了被称为固体颗粒污染物外,它还有另外一种名称叫溶胶性污染物。顾名思义,颗粒污染物一般指的是大气中的固体或液体颗粒状的污染物。这些污染物主要来自化工厂、水泥厂及锅炉厂等这些地方所产生的废气污染。大部分是因为在这些工业企业的生产过程中,都需要烧煤等矿物质来完成生产,而在燃烧过程中,在很多时候燃烧物燃烧的并不彻底,随后被排放到空气中,其中所存有的不溶于大气的颗粒物就对空气造成了非常大的污染。

 

1.2 气体污染物

 

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推动着工业企业的不断发展,在现今工业企业的生产过程中,所排出的大气污染物对环境造成的大气污染问题越来越突出。其中主要包括以下几种污染物:

 

(1)含氮有机气体污染物。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和汽车相类似的一些机械产品燃料的燃烧也会对空气造成污染。现代社会经济发展的越来越好,汽车作为一种新型、便利的交通工具被广泛使用,但同时也对环境造成了一定的污染,现今,绝大多数的汽车仍需要燃料的燃烧,才能进行工作。但在汽车燃料的燃烧过程中,会产生大量含氮有机气体污染物,对这些气体在燃料燃烧过程中被排放进大气中,使得空气中的含氮有机污染物不断增多,不利于空气的循环,对空气的正常循环结构造成了严重破坏。

 

(2)含硫气体污染物。含硫污染物是大气污染物中并不经常见得一种。它主要是由工业企业冶炼金属所产生的,是由有金属气体在冶炼的高温环境下产生的。这种污染物还能与空气中的水汽相结合,发生反应后所产生的物质就是我们所说的酸雨。酸雨除了对物体具有腐蚀作用外,同时也对人的身体健康有所危害,使人在酸雨的环境下产生呼吸系统的疾病。

 

(3)碳氢有机气体污染物。碳氢化合物统称烃类,是指由碳和氢两种原子组成的各种有机化合物,碳氢化合物主要来自天然源。其中主要包括四种污染:烷烃、烯烃、芳香烃、含氧烃。日常生活中,虽然人们还没有感受到它对人们生活的不良影响,但是它在不知不觉中已经对人们造成了危害,这一气体的排放,对空气中的臭氧层造成了严重的破坏,使太阳所发出的紫外线强度大大增加。不仅对社会环境造成了破坏,同时也严重危害人们的身体健康,增加了皮肤癌的患病几率。之前有研究表明,氟物质的使用过量对环境造成了很多的不良影响,因此,我们应该减少氟物质的使用量,对自己负责,对环境负责。

 

2 促进工业废气污染治理技术的应用和发展的策略

 

2.1 突出大气污染治理的重点

 

应该加大对空气污染的治理问题,这要从空气污染的主要源头工业行业抓起。对于工业污染问题的治理,只靠个人是不够的,政府必须加大对污染企业的管理力度,制定有效、合理的整治措施,对空气污染比较严重的非法型企业,政府应该予以取缔,空气污染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对人们的日常生活产生了严重的不良影响,所以这就要求政府相关部门把治理好空气污染问题当成重中之重。对于空气污染治理的问题已经迫在眉睫,对于如何治理的策略性建议,每一个公民都应该参与进来,出谋划策,为空气污染的有效治理出一份力,同时结合政府的有效政策,使人民对保护环境的认识上升到一个新层面。团结统一,使空气的治理问题能够高效完成。

 

2.2 不断革新工业废气污染治理技术

 

对于工业废气的治理,为了减少排放气体的污染物质,相关部门已经推出了多种污染气体排放之前所能进行的有效处理方法,其中主要包括活性炭吸附法、催化燃烧法、催化氧化法、酸碱中和法、等离子法等多种处理方法。除以上方法之外,废气处理塔采用多重废气吸附过滤净化系统,工业废气处理设计周密、层层净化过滤废气,效果较好。但是相关的治理技术在在治理空气的过程中,还存在比较大的缺陷,这就要求我们在空气的治理的过新程中,不断实践、不断改良,不断推动着治理技术的革新,是全社会人民团结起来,钻研治理空气污染的新技术,从而使空气污染的治理上升到一个新高度。

 

2.3 注重政策的引导和环保宣传力度

 

对于空气的污染,很多都是传统的工业企业造成的,对于空气污染的治理,需要耗费大量的生产资金,有很多小企业因为资金不足,为了节约成本,对于空气造成污染的问题企业给予了置之不理得态度。在这问题上,政府应该加强对这一问题的宣传,使群众的环保意识得以有效提高,在今后环境的保护的实践中增加人民的自主意识。由于一些企业资金不足,无法完成本企业对所排放的污染气体的治理,这就要求政府对这样的企业给予一些资金上的支持,有了充足的资金,企业的污染治理才能有效进行。同时,政府还应该建立健全相应的法律法规,运用法律的手段强制企业进行气体污染物的处理。对于对空气治理问题置之不理的企业,政府应该进行通报批评,且根据企业所存在的问题,提出合理的治理方案,同时要求企业必须按照要求完成,否则就会得到更加严厉的惩处。

 

3 结束语

 

文章主要论述了工业废气污染严重的主要原因,并通过详细的分析提出了相应的治理建议,在文章的论述中,我们不难发现,空气污染的主要源头就是工业企业,所以工业企业在治理废气污染的问题上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企业必须要履行对于保护环境应尽的义务。另外,个人在也要加强自己的环保意识,监督好自己的同时也能对别人实行监督,团结一致,为保护环境出一份力,共同构建和谐、健康、美好的社会环境。

 

作者:杨伟鹏 来源:科技创新与应用 2016年20期

工业污染论文篇5

摘 要:产业的转移必然包含着污染产业的转移。如何在保持经济健康平稳发展、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升级的同时保持生态环境的清洁、实现可持续发展,成为了国内外学者研究的热点。综观国内外的研究成果,由于关注的角度不同,学者们的观点既有共通又有分歧,且尚以理论探索和宏观分析居多,仍有很大的研究空间。现将国内外关于污染产业转移的相关理论研究成果进行整理及评述。

关键词:污染产业;产业转移;污染天堂;污染避难所

随着中国经济的转型发展,区域间产业转移在当前以及今后中国经济深化改革的进程中扮演了重要且不可替代的角色,是中国缩小区域经济差距、提升产业水平和优化产业结构的一项重要措施。因此,对于我国污染产业转移的动因与特点进行分析有助于我国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走上良性互动的轨道。

一、国内外污染产业转移理论评述

(一)国外研究评述

污染产业转移的现象很早就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但是直到上世纪80年代国外学者才开始系统地对这一问题进行理论研究。

Walter和Ugelow最早提出了“污染天堂假说”,该假说也称“污染避难所假说”或“产业区位重置假说”。该假说认为由于不同地区存在环境规制力度的差异,污染密集型企业倾向于向环境规制力度较弱的地区转移,进而使得后者的环境受到污染,成为“污染天堂”。Mani和Wheeler利用1960-1995年OECD国家相关数据,为产业转移理论提供了经验证据并发现经济发达国家严格的环境保护标准使得污染产业向环境规制力度较弱的发展中国家转移。

然而,对于环境规制力度的差异是否会影响污染产业转移,学者们意见不一。与之前的学者持相反观点的有如:Duerksen通过研究发现环境规制力度较高的发达国家会引入诸如石化、造纸和化工等重污染型企业,以优化其产业结构,促进了经济的健康发展。Eliste通过建立利益集团游说政府的模型论证了环境规制导致的生产成本的升高可以由生产补贴来弥补。因此,环境规制力度并不会影响污染产业的转移。

在相同的外部条件下,环境规制力度的差异显然是会影响污染产业的转移,但现实中,环境规制力度较高的地区或许会有其他的因素对冲掉环境规制的力度,从而使污染企业仍然存在于那些环境规制力度较高的地区。因此,对于环境规制力度差异对污染产业转移的影响分析应综合其他因素来判断。

(二)国内研究评述

由于国内相对于污染产业转移的动因研究起步较晚,但是仍有不少学者对污染产业转移的各种驱动力因素研究做了总结,相关观点总结如下:

张孝锋基于两区域总效用最大化的模型研究了自给自足、区域专业分工和产业空心化三种分工模式,研究发现在特定条件下产业区域转移提高了两区域的总效用。陈刚等人研究发现区域间产业竞争优势的此消彼长是衰退产业进行转移的根本原因,在此过程中,经济发达地区的衰退产业是主体。李小建研究了区域基础、国家政策、发展战略等后认为,中国经济发展水平由东至西是从高到低的,存在明显的梯度性。在东部地区产业升级的过程中,一些传统产业将转移至中西部地区。

二、我国区域污染产业转移理论评述

国内大部分污染产业在未来的发展中更倾向于向环境规制力度低的中西部地区转移,而中西部地区生态环境脆弱、承载能力低下,污染产业的大量转入势必会进一步恶化这些地区的生态环境。

傅帅雄、张可云认为目前,中西部大多数省份仍处于经济发展的初期和中期,发展经济的愿望强烈,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相比,对前者的需求更为迫切,从而导致其环境规制力度及环境规制的主动性相对较弱,使得中西部地区成为东部污染密集型产业规避高环境规制的“污染天堂”。

魏玮,毕超采用2004年到2008年中西部地区18个省(市)已经发生了显著区际转移的产业中新建企业数据,检验环境规制是否会影响产业转移中的企业区位决策。研究发现,环境规制强度对产业转移中新建企业的区位决策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规避东部地区相对严格的环境规制,是产业向中西部地区转移的动因之一。

豆建民、沈艳兵利用我国中部六个省份2000-2010年的面板数据分析了污染密集型产业的转入情况,实证检验了污染产业转入的同时相应的污染转移情况。研究发现,2004年中部崛起战略实施后,污染密集型产业向中部地区转移的现象日趋显著,污染密集型行业向中部地区的转入,造成了工业三废出现向中部转移的趋势。

由于国家地区之间经济发展不平衡,欠发达地区在发展的过程中,会选择捷径式发展,即承接发达地区的产业转移,从而忽视环境保护的重要性,最终成为“污染天堂”。要解决这些问题,就要从根本上改变观念,切实落实好环境保护政策,提高破坏环境的成本,使政府、企业及居民自觉形成环境保护的意识。

三、总结

在基础理论研究方面,国外学者的研究成果相对较成熟且覆盖面较广。但随着中国经济的转型发展和一系列重大战略举措的实施,国内外学者对于中国经济持续健康地发展给予了高度关注,特别是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方面的研究在当前成为了理论界研究的热点和重点。现有文献为污染产业的转移研究提供了非常有价值的理论基础和分析方法,也为中国的污染产业转移提供了思路。但是,相关的理论研究仍存在一些不足:

(1)从国际的角度研究国家层面的污染产业转移较多,对于区域的污染产业转移,如中国东部地区向中西部地区转移污染产业的研究相对较少。在东部沿海向内陆转移污染产业的过程中,污染企业由于成本效益的驱使会大量转移到中西部地区,而中西部地区由于强烈的发展愿望会降低环境标准而承接大量的污染企业。但是,我国中西部地区生态环境较为脆弱,在没有强有力的环境规制力度和污染控制能力的情况下,这些地区的生态环境将遭到严重地破坏。

(2)对于影响污染产业转移过程中经济因素研究较多,其他因素考虑较少。污染产业的转移不能单纯地看作是一种经济现象,在一定程度上讲,其影响力和范围超出了经济学的范畴。因此,在研究污染产业的转移时,应当从其对社会和环境影响的角度,将制度改革、行为决策、企业文化、社会风俗、环境保护等因素纳入考虑范围。

(3)现有的研究中,对于单一污染产业的转移关注较多,而从不同污染产业之间的关联性研究较少,且将污染产业作为整体产业结构的一部分进行的研究还不深入。如何实现污染产业的可持续发展、污染产业所在地和承接地环境不受影响以及整体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将是研究污染产业转移的重点。

(作者单位:湘潭大学)

参考文献:

[1] 傅帅雄,张可云,张文彬.污染型行业布局及减排技术对中国污染转移的影响研究[N].河北经贸大学学报(宏观经济).2011.9(32).5:29-34.

工业污染论文篇6

环境与污染问题开始成为中国普通民众最热切关注的话题,这不仅是因为收入水平提高后人们对高品质生活的追求,也因为在多媒体和互联网技术的普及下,社会舆论对中国各类污染事件报道的透明度不断增加。当人们对环境诉求得不到很好解决时,会积压并引起群体性冲突事件,如2007年福建厦门PX项目引发的“集体散步事件”、2011年浙江海宁丽晶能源公司污染环境引发的群众“堵路事件”、2012年的“什邡事件”和“启东事件”。根据相关统计数据,在中国由污染问题引发的各种大规模群体性事件每年以29%的速度增长(Tong,2013)。无论是普通民众对环境污染的关注度还是社会舆论对环境污染披露的透明度,都在无形中给政府和排污企业带来了巨大的压力,这种压力正演变成一股影响越来越大的“非正式性”环境规制。Shimshack和Ward(2005)在研究美国造纸工业的违规排污行为时,将社会信誉作为一项非正式环境规制变量,发现了其在控制污染和监管企业过程中的积极作用。Kathuria(2007)认为,印度存在着许多无序的生产者,这些污染源更多的是受到非正式环境规制的影响,并且验证了将报刊上关于污染的新闻作为非正式环境规制变量时对当地污染控制的作用。Langpap和Shimshack(2010同样将环境规制变量延伸到对私人活动的影响,他们调查了公众对环境污染的诉讼案件,指出公众监督和公共执法作为一种非正式性环境规制在美国水污染治理中发挥了显著的作用。Cole等(2013)以日本为例,说明即便是在发达国家,非正式性环境规制同样存在并且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力。

中国自1979年开始环境保护工作以来,建立了主要基于命令控制型的各类环境规制,如各项环保法律法规、排污许可证、污染企业“关停并转”、排污费制度等,这些正式性环境规制并没有解决日益严重的污染问题。许多研究都将原因归结为体制上的缺陷和监管的不得力。中国现行的环保体制赋予地方政府享有地方性环境规制的权利,因此企业面临的排污成本不仅存在区域性差异,而且取决于地方经济的发展程度(Wheeler,2000)。李猛(2009)就指出地方政府的环境监管行为具有显著的竞争性策略,并在整体上呈现“向底线赛跑”的趋势。地方官员并不会因为当地环境质量的改善而获得职务上的升迁,相反,他们会通过吸引污染行业来达到刺激经济增长的目的(Wu,et al,2013)。除了体制性的原因外,大量散落型、小规模、不易监管的微小型工业企业也是隐形污染源,它们缺乏技术、资金和设备,不可能按照环境规制的要求进行减排活动。

Tietenberg(1998)发现,当正式性环境规制缺失或执行不利时,就会出现“信息披露”、“社会公众评级”等能够控制污染的工具,这些被看作是“非正式性环境规制”。正式性环境规制在控制工业污染上的不成功使得非正式性环境规制显得更加重要(Afsah and Wheeler,1996;Pargal and Wheeler,1996;Sternet,2002)。关于非正式性环境规制在中国工业污染治理过程中的作用还鲜有文献研究,但我们已经可以观察到这种源于社会压力的非正式性规制正在发挥着一定的影响,尤其是当正式性规制作用不完全时,其影响的重要性越来越明显,这也使得本研究更加有实际意义。本文通过控制行业的异质性特征,实证检验了非正式性环境规制对中国工业部门污染物排放的影响机制与总体效应。

二、计量模型与变量说明

(一)计量模型构建

根据Pargal和Wheeler(1996)、Cole等(2005,2008)的思路,如果将污染物排放量当作是对“环境服务”的使用,那么污染就成为了除资本、劳动、能源和原材料以外的另一个生产要素。而污染供给被定义为生产部门在固定的区域内允许排放的最大量污染物,这就隐含着“污染价格”是对被污染地区的补偿或受到的惩罚。这样我们可以在一个环境服务的“供给—需求”框架下分析均衡的社会污染行为。行业的各种异质性特征决定着对环境服务的需求,政府通过正式的环境规制、社会通过非正式的环境规制提供环境服务的供给。

(二)变量说明

1.被解释变量

各行业污染物排放强度()。即单位产值的污染物排放量,它反映了新创造的单位经济价值对环境负荷的大小,也是衡量减排力度和技术效应的重要指标。

2.“环境服务供给”变量

环境服务供给()。即决定i行业“环境服务”的标准“供给”变量,由政府通过正式的环境规制、社会通过非正式的环境规制来提供。

非正式的环境政策变量(INFORER)。以往的文献一般都假设非正式性环境规制取决于普通民众对环境问题的态度(Cole,et al,2008;Dasrrupta and Wheeler,1997)。Pargal等(1997)认为,非正式的环境规制包括许多不同的类型,如社会公众对损害其自身或者社会环境权益行为的揭露、诉讼和索赔,对污染企业的社会排斥,新闻舆论对职能部门的压力等。

本文主要构建两个指标来反映中国各地区非正式环境规制的强度。(1)互联网上公众对环境问题的关注度(IRPI)。谷歌趋势①(Google Trends)以网页搜索和新闻搜索为基础,可以得到某个关键词在过去一段时间里的用户关注度,从而直接和客观地反映出社会热点和趋势。我们以“环境污染”作为关键词进行谷歌趋势搜索,并进行地区分类,可以得到所有省份的指数值。2012年云南曲靖铬渣污染事件受到了公众的强烈关注,因此当年云南省的环境污染关注度是中国大陆31个省份中最高的。其次是重庆市、天津市、江西省、安徽省、湖南省和北京市(见下页图1)。(2)公开媒体上关于环境污染新闻的报导量(IRPO)。我们同样以“环境污染”作为关键词进行百度新闻搜索,但将新闻源限定在各专业新闻网站、地方信息港和报纸杂志及广播电视媒体,然后将所得到的搜索结果进行筛选,保留关于实际污染问题报导的新闻,并进行地区分类统计(见图2)。

正式的环境规制变量(政府的环境治理FORER、政府的环境监管FORGOV)。由于缺乏反映政府环境规制的直接指标,一般文献都采用代替数据的方法(Busse,2004)。本文以各地区的单位产值工业污染治理完成投资额(PCI)作为政府正式环境规制 的指标。污染治理的投资体现了政府对本地环境的重视程度,以及对污染问题整治的决心,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代表当地环境规制的强度。然而该指标具有明显的缺陷,即投资额与该地区的实际污染状况高度相关,也就是说,高PCI,一方面是由于当地环境规制较为严格,企业为达到规定的排污标准,从而进行相关的治污投资,但另一个方面也有可能是因为该地区的污染问题较为严重,需要投入更多以进行治理。为了克服这一缺陷,我们用各地区实际单位产值污染物排放量PEI②对PCI进行平减,定义为正式的环境规制变量FORER。这么做隐含的内在逻辑是:在排污总量相同的情况下,工业污染治理投资越多的地区,环境规制越严格。或者,当工业污染治理投资一样时,环境质量越好的地区,环境规制越严格。

环境规制作为一种制度安排,是以书面法律的形式存在,其实施和执行的实际效果在很大程度上要取决于政府的环境监管力度。因此,环境监管力度FORGOV是正式的环境政策的另一方面。同样,也没有直接的数据来反映政府对环境规制的监管力度,我们用各地区历年单位产值环境污染立案数EVCN作为变量。该指标与工业污染治理完成投资额(PCI)有着同样的缺陷,即高EVCN,既可能是因为较为严格的监管力度,也可能是因为当地企业排污违法行为较为普遍,因此我们做相似的修正,用各地区实际单位产值污染物排放量PEI对EVCN进行平减,定义为正式的环境规制变量FORGOV:

3.“环境服务需求”变量

是决定i行业“环境服务”的标准“需求”变量,企业出于最小化成本的考虑,当面临非无限供给曲线时会沿着污染需求曲线调整排放量。这样环境需求曲线反映了企业的边际减排成本,企业减排的越多,它对“环境服务”的需求就越少。潜在的显著决定环境需求曲线的因素由各行业的异质性特征决定,主要包括:

要素投入(KL)。Antweiler等(1999)、Cole等(2005)证实了行业的资本密集度与其单位产值的减排成本存在显著相关性。因此,通常认为严重依赖机器设备的行业比起劳动密集型行业有更多的污染,也就是说,可以假设随着资本劳动比增加,生产的污染强度变大。

能源消耗强度(ENERGY)。高能耗行业,往往就是重污染行业。中国的能源消费结构极其不平衡,主要依赖煤炭(2010年占总能源消费的70.4%)。Fisher-Vanden等(2004)指出,中国能源消费强度的显著下降主要得益于工业部门煤炭消费的减少。煤相比于其他清洁能源,将产生更多的污染③,因此作为中间投入品的能源消费将是影响中国工业污染物排放的重要因素之一。

企业规模(SIZE)。人们普遍认为,污染物排放可以看作是企业生产的附属品,当企业面临减排要求时,会将生产要素进行重新配置,这样减排活动就成为生产过程的一种投入。由于最有效的减排手段是污染治理设备的投入,所以可能存在规模经济效应,也就是说产出—污染的弹性小于1。

生产率(TFP)。预期生产率水平越高的行业,资源的使用效率和管理水平越高,单位产值的污染物排放越低。而且高生产率的行业面对减排要求时,会有更多的能力和资源去完成。

企业所有权性质(国有企业份额SOZs、外商直接投资企业份额FDI)。在中国现行的环境规制政策下,相比较于中小型私人企业,国有大中型企业更容易被监督和管理,但同时国有企业一般与政府的关系更加“密切”,这可能使企业在接受环境监督时有讨价还价的余地。外商投资企业对中国的环境影响也是不确定的。一方面,中国作为环境管制较为宽松的国家很有可能成为欧美等国转移国内污染行业的目的地国;另一方面,外资企业在生产时会参照其国内环保标准,使用比内资企业更加环保和清洁的技术,并且通过某种途径将这些技术在行业内外溢和被吸收,从而使整个行业的污染强度降低。

创新能力(RD)。具有创新能力的企业会不断提高自身的生产效率,减少单位产出的投入需求(包括对能源使用的需求和污染物排放的需求)。预期越是注重R&D投入的企业,对“环境服务”的需求越少,污染物排放强度就越低。

产能利用率(CU)。中国宏观经济一直存在着产能过剩的问题,耿强等(2011)指出环境保护体制上的缺陷是导致系统性产能过剩的原因之一。作为环境规制执行主体的地方政府很有可能为了竞争项目而降低管制标准,导致高污染行业“扎堆”,进而出现产能利用率不足的现象。同时,产能过剩的行业往往又会成为政府环保监管的重点对象。中国每年都公布的“重点行业淘汰落后产能的具体任务”中一个主要的淘汰标准就是环境污染指标。预期产能利用率越高的行业,越有可能是“清洁”行业。

(三)样本选择及数据来源

鉴于相关原始数据的可得性,本文使用的样本数据为2001-2011年。地区数据为除西藏之外的中国大陆30个省、市、自治区。对《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环境统计年鉴》④中各工业行业进行分类匹配,重新归类了19个工业部门为研究对象。本文所有数据根据《中国环境统计年鉴》、《中国环境年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中国劳动统计年鉴》和各地方统计年鉴整理和计算得来。工业产值数据以2000年为基期,用各行业的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进行平减。TFP变量的计算采用Levinsohn-Petrin非参数方法⑤。计算不变价格的物质资本存量时参照李小平、朱钟棣(2005)的方法,选取固定资产净值年均余额作为物质资本的投入,以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进行平减。劳动投入用各行业在职职工人数表示。R&D资本存量的计算采用永续盘存法,折旧率假设为10%,借鉴Coe和Helpman(1995)的方法对R&D资本存量进行指数平减⑥。

正式和非正式环境规制变量都是以地区为单位,但我们的研究对象是行业。为了将地区数据转变为行业数据,参照Cole等(2008),。其中:i、r、t分别代表行业、地区和年份;s表示在地区r中i行业占总工业产值的比重;RV代表地区r各环境规制变量值。

三、计量结果及分析

我们的实证模型以式(1)为基准。首先,只考虑工业污染物排放强度与正式性环境规制(FOREV、FORGOV)与非正式性环境规制(IRPI、IRPO)的关系。然后加入行业特征变量,包括能源消耗强度(ENERGY)、资本劳动比(KL)、企业规模(SIZE)、 生产率(TFP)、外商直接投资(FDI)、国有企业份额(SOZs)、产能利用率(CU)、研发投入(RD)。前三列中的解释变量只放入了正式与非正式性环境规制变量,在此基础上,后三列控制了反映“环境服务需求”的行业特征变量,分别用固定效应(FE)、随机效应(RE)和OLS混合估计模型。根据F统计量检验、LM统计量和Hausman统计量检验的检验结果选择最合适的方法。为了克服异方差,我们给出了经过怀特(White)稳健标准差纠正的t统计值⑦。

空气污染和水污染对普通民众日常生活的影响最易察觉,也是人们关注的焦点和新闻媒体报道的重点。其它的一些污染物,如碳排放等温室气体和固定废物排放,并不容易被普通百姓切身感受,因此进行Google关注度搜索以及公开媒体污染新闻报导统计时,只有空气污染和水污染能够得到按地区分类的可用数据。所以式(1)的被解释变量分别选用工业废水排放强度和空气主要污染物的工业排放强度。结果见下页表2和58页表3。

在中国环境问题变得格外“敏感”后,普通民众对自身健康与污染之间关系的关注度持续高涨。信息透明度的提升使得舆论可以向公众告知更多的关于环境和污染的信息。这些无形的非正式性环境规制对中国的环境质量改善起到了显著的积极作用。首先,以谷歌趋势搜索“环境污染”得到的关注度指数来衡量的非正式性环境规制有效地减少了工业排放强度,关注度每提高1%,工业的排放强度将减少0.0379%~0.0135%。普通民众对环境污染关注度的提高并没有显著地减少工业废水的排放强度,这可能是因为水污染更不易被大众所感知,但空气质量的好坏是所有人每天都可以了解和感觉到的,所以普通民众会对空气质量造成更大的非正式性环境规制压力。媒体上所披露和报导的环境污染新闻,对工业废水和工业排放强度都起到了很好的抑制作用。普通民众有可能并不知晓的污染问题能够被媒体调查得知并公开,从而引起更多人的关注和形成更大的影响力。回归结果证实,在工业废水排放强度的减少中,媒体舆论压力的作用更加显著和强烈。

在正式的环境规制变量中,污染治理投资显示出与工业污染物排放强度显著负相关,回归系数值说明污染治理投资每提高1%,工业废水和工业排放强度将分别减少0.194%~0.445%和0.279%~0.402%。在加入非正式性环境规制后,污染治理投资的环境产出效应有所提升,这表明在普通民众的较大压力之下,政府的治污行为具有更好的效率和反响。以环境污染立案数衡量的环境监管强度的系数符号与预期一致,但在回归中并没有表现出显著性。这可能是因为,政府的环境治理投资是地方财政预算中的经常性项目,体现了政府保护环境的意愿以及政府主要领导人对环境工作的投入,但环境监管的强度并没有成为官员晋升的考核项目,也无法进行量化比较。所以,环境监管的强度虽然对环境改善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还不明显和强烈。

最后,分析代表着“环境服务需求”的行业异质性变量对工业污染排放强度的可能影响。在以工业废水和工业排放强度作为研究对象的情况中,能耗强度越大的行业,排放强度也越大,这与我们的预期相一致。然而在环境规制的作用下,我们发现这种影响的程度有所降低,并且正式的环境规制比非正式的环境规制的作用要更明显。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严格的环境规制不仅可以减少污染物的排放,也能有效地降低单位产出的能耗。人们通常认为污染行业的资本密集度更高,但也有文献指出资本密集型行业因为拥有更加清洁的技术,反而产出并不是那么高排放(Dinda,2005)。表2的回归结果证实,人均资本量越高的行业,工业废水的排放强度越大,并且在1%水平上显著,但对工业的排放强度并没有起到显著性作用。变量SIZE在所有模型回归中的符号都为负且系数绝对值均小于1,表明规模企业更有能力投资治污设备和进行环境技术创新,对环境的投入存在着规模效应。FDI的环境效应并不确定,存在着“污染光环”和“污染避难所”两个相反的理论,表2和表3的结果显示,FDI表现出了与中国工业污染物排放强度稳定的显著负相关性,并且在环境规制的作用下,系数值变得更大。这体现出FDI的流入对中国的环境改善起到了正面的作用,其中的原因可能是FDI带来了较为先进的环保技术,也可能是外资引导当地产业结构向低耗能、低污染方向转移。同时,在华投资的跨国公司对当地的环境控制标准的遵守更加严格。变量SOZs并没有得到显著性的回归结果,但就系数符号而言证实了国有企业在环境产出中起到了不确定的作用。虽然国有企业因“引人注目”而更易受到监管,但与政府的“良好”关系和在地区经济中的重要地位,反而容易“讨价还价”。生产率更高的企业,越有能力和动机进行节能减排的生产活动,然而如果在放任污染情况下,这种生产率的优势中并不能表现出对环境的积极作用,回归结果表明,当存在正式和非正式的环境规制后,TFP变量的系数会大大增加,这说明地方政府严格环境管制会激发那些生产率高的企业采用更为先进的环境友好型技术和更有效地利用能源。工业行业的R&D投入对该产业的污染物排放强度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这与理论预期相一致。研发强度大的行业,具有较高的生产率,单位产值的能耗也较低,同时这些行业因为对R&D比较重视,也会在政府严格环境规制后,迅速地进行相关环境技术的研发活动和技术创新。产能利用率变量CU在所有的结果中并没有表现出显著性,不过表3的结果显示出产能利用率越高的行业,单位产值的工业废水排放量越低,表明我国产能过剩的行业具有较高的污染密集度,但在政府较为严格的环境规制下,经过“关停并转”等一系列措施使其得到了一定的控制。

四、主要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在环境服务的“需求—供给”分析框架中,考虑行业的异质性特征,分析了以普通民众对环境污染的关注度和新闻媒体对环境污染事件报道的透明度为代表的非正式性环境规制对中国工业污染的影响机制和总体效应,得到一些基本结论:首先,非正式性环境规制对中国工业污染排放强度的下降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作用还远低于正式性环境规制。其中,普通民众对环境污染的关注度有利于降低工业的减排,而新闻媒体因为具有更充分的信息来源而 对工业废水的减排起到积极作用。其次,对行业异质性与工业污染关系的检验表明,企业对环境的投入存在着规模效应,规模越大的企业减排积极性越高。除此以外,高生产率和高R&D投入的行业也具有低排放特征。国有企业并没有因为其特殊的身份,而成为推动环境改善的积极因素,同时在中国存在着产能越是过剩的行业,污染强度越高。

本研究所蕴含的政策含义也是非常明显的。非正式性的环境规制作为中国环境污染治理中一股积极的力量,如何才能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关键在于普通民众对环境信息的知情权。这就需要政府拓宽环境信息的公开渠道,增强信息公开的广度和深度,建立环境信息公开制度,并且完善公众参与环境决策的机制,将公益诉讼、环境权益、排污许可等制度纳入法律文本中来。通过环境信息公开促进公众参与环保,从而建立一种政府、企业、公众协力保护环境的管理体制,这将是一项有效且成本较低的环境管理制度。

注释:

①“百度指数”也具有类似的搜索功能,但其提供的历史数据只从2006年开始,因此本文采用“谷歌趋势”的搜索指数结果。

工业污染论文篇7

关键词:辽宁省;直排海污染源;入海量

中图分类号:S506 文献标识码:A DOI:10.11974/nyyjs.20160732027

前言

辽宁沿海横跨黄海、渤海2个海域。海岸线东起鸭绿江口,西至绥中县万家镇红石礁,岸线长约2110km,占全国海岸线长度的12%。辽宁省海域面积(大陆架面积)约1.5×105km2。辽宁省海域有30多条较大河流分别注入黄海和渤海。由于河流多,带来大量有机质及泥沙,水质肥沃,是各种海洋生物繁殖、生长的良好场所。同时也将大量的工业、农业和城市污水带入海区[1]。陆源污染物通过入海排污管道、沟渠及河流等途径直接进入海洋,对近岸海域环境影响较大[2]。本文通过对2010―2015年辽宁直排海污染源监测数据进行统计分析,掌握辽宁省直排海污染源入海情况,为辽宁省入海污染物总量控制提供基础数据,为海洋环境保护治理提供科学依据。

1 监测概况

1.1 监测范围

直排海污染源的监测范围为通过辽宁省大陆岸线和岛屿岸线直接向海域排放污染物的日排水大于或等于100t的污水排放单位,包括工业源、畜牧业源、生活源和集中式污染治理设施、市政污水排放口等。

1.2 监测频次与项目

不少于每季度1次。列入国家、省、市(县)重点污染源监测,监测频次大于每季度1次的,按照相关规定执行。各类直排入海的排污单位(或单元)监测项目按照《水污染物排放总量监测技术规范》(HJ/T 92-2002)[3]的规定执行。

2 监测结果与评价

2.1 污水排放达标率

2011―2015年,辽宁省直排海污染源污水排放达标率分别为33.3%、68.8%、50.0%、53.3%、74.2%,总体呈上升趋势,2011年达标率最低,为33.3%,2015年达标率最高,为74.2%。超标项目主要为化学需氧量、五日生化需氧量、悬浮物、氨氮和总氮。

2.2 入海污水量

2011―2015年,辽宁省直排入海污水总量呈先增后降的趋势,见图1。2012年和2013年直排入海污水量略有增加,2014年和2015年有所下降。2013年直排入海污水量最高,为58737.6227万t,2011年最低,为41620.54万t。

直排海工业污染源、直排海生活污染源和直排海污水综合排放口占辽宁省直排海污染源污水排放总量比例如图2,由图可见,工业和综合污染源废水排放量所占比例较大,2011年2014年工业源废水排放量所占比例最大,2012年、2013年和2015年综合源废水排放量所占比例最大。

2.3 入海污染物总量

辽宁省直排海污染源入海主要污染物为化学需氧量、五日生化需氧量、悬浮物、石油类、氨氮、总氮和总磷。2011―2015年,主要污染物入海总量表现出“N”形变化趋势,2013年达到最高值,2014年为最低。各主要污染物中,化学需氧量、悬浮物入海排放量所占比例较大。辽宁省2011―2015年直排海主要污染物入海总量见图3。

3 结论与建议

3.1 结论

辽宁省2011―2015年直排海污染源污水排放达标率总体呈上升趋势,污水总量呈先增后降的趋势,工业和综合污染源废水排放量所占比例较大,主要污染物入海总量表现出“N”形变化趋势,各主要污染物中,化学需氧量、悬浮物入海排放量所占比例较大。

3.2 建议

根据以上分析结果并结合辽宁省实际情况,提出以下几点对策措施与建议:加强对沿海地区直排海污染源的监督管理,对超标排放企业和单位加大处罚力度,并彻底清查,全面整顿,直至污染物排放浓度全部达标;推广清洁生产和废水循环利用工艺,减少污水排放,保证企业治污设施的配套建设和正常运行,确保直排入海的工业废水和生活污水达标排放;加强直排海污染源主要污染物总量控制,依据科学、系统的分析,进一步为直排海污染物总量的削减提供理论依据。

参考文献

[1]严登华,何岩,王浩,等.辽宁近岸海域水质演化及对近海陆域生态水文格局的响应[J].海洋通报,2004,23(3):54-60.

工业污染论文篇8

关键词:新型干法立窑,对比,结构调整

 

历时近两年的鄂州市第一次污染源普查工作已圆满结束,总结普查工作的组织、方法、技术方面的经验是开发普查成果的具体体现,普查的目的在于应用,本文试图在有限的篇幅内探讨我市工业源的某一行业小类,通过对普查数据进行认真梳理、全面分析、深入研究,从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高度,提出有针对性的建议,以期对解决我市较为突出的环境问题、逐步改善我市城乡环境质量有所裨益。

一、论题的选择与意义

从《鄂州市第一次污染源普查技术报告》可知,我市的大气污染主要来源于工业源,工业源大气污染主要来自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火力发电业)这三个行业,其中非金属矿物制品业废气排放量、烟尘、粉尘排放量仅次于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居行业第二,SO2、NOx排放量居行业第三。我市水泥制造业的废气、烟尘、粉尘、SO2、NOx排放量占非金属矿物制品业的废气、烟尘、粉尘、SO2、NOx排放量的比例分别为70.1%、49.1%、89.4%、22.2%、82.0%,由这些百分比数据可知,水泥制造业是我市非金属矿物制品业中的主要排污者。这说明水泥制造业的废气污染具有充分的行业代表性,以普查数据为主分析水泥制造业主要企业的工艺、能耗、排污差异等情况对深入研究我市工业大气污染具有一定促进作用。

二、鄂州市水泥生产的环境污染概况

我市水泥年总产量为400万吨,有新型干法生产线2条,即湖北世纪新峰雷山水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世纪新峰)的2500t熟料/d、2000t熟料/d生产线,年产水泥240万吨,我市立窑水泥企业年产量合计85万吨,粉磨站年产量合计75万吨,粉磨站无熟料焙烧工艺,其环境监管重点为粉尘排放,污染因子单一,本文讨论的重点为有熟料焙烧工艺的水泥企业。

1、水泥制造业环境污染的表现形式

我市水泥制造业对环境的污染表现形式为大气污染、水污染和噪声污染。水泥制造业的水污染主要为生产设备外排的冷却水、化验室废水,我市水泥企业普遍建立了循环水系统,水的循环利用率在95%左右,产生的主要水污染物COD平均去除率为95%,化验室废水经酸碱中和处理后外排,水泥制造业对水环境的污染已不再是污染的主体。论文参考网。水泥制造业使用的高噪声设备较多,如球磨机、空压机、风机,通过对靠近厂界的设备加装消声器,再利用建筑和绿化隔声带降噪,我市水泥企业都远离市区,其噪声的社会危害一般不大。水泥制造业产生的固废为收尘装置捕集的粉尘,这些粉尘回收后又重新用于生产,所以水泥制造业基本不存在固废污染问题。水泥制造业对环境的主要污染是大气污染,其特点为废气量大、产生大量的烟尘、粉尘、SO2、NOx。

2、对立窑水泥企业的环境污染投诉较多

近年来,我市12369环保举报热线投诉件的统计显示,平均每年有6至9件群众投诉,反映立窑水泥企业烟尘、粉尘扰民,污染周边环境,被投诉的企业集中在我市西山街办的塘角头村、七里界村、梁新屋村,这里属我市大气环境质量3类区即工业区,面积约8平方公里内有鄂州市华石水泥有限责任公司、鄂州市建材水泥厂、鄂州市晶牌水泥有限责任公司共3家水泥企业,均采用立窑工艺生产,共有立窑5个,窑径为2.0-2.8米。相对立窑水泥企业,为什么新型干法水泥企业基本无环境污染投诉?我们将就新型干法和立窑这两种工艺的多个指标进行分析。

三、新型干法与立窑工艺的能耗、排污对比

我市新型干法和主要立窑水泥企业的各项普查数据明细情况见表1(第13页),表中的5家立窑水泥企业是我市立窑水泥的代表,水泥产量合计占我市立窑水泥产量的87%,在普查年工况负荷均在75%以上。

1、用煤量

世纪新峰吨熟料耗标煤量为113kg,鄂州市晶牌水泥有限责任公司吨熟料耗标煤159kg,各企业吨熟料用煤量见图1,两种工艺煤耗对比见图2。经统计普查数据,新型干法吨熟料用煤量较立窑少29.8%,节能优势非常明显。

2、电耗

世纪新峰电耗为100kwh/t·水泥,各企业吨水泥电耗见表2,立窑企业平均电耗为98kwh/t·水泥,新型干法综合电耗和立窑基本持平甚至稍偏高,但这并不表明立窑工艺优于新型干法,4000t熟料/d的主流新型干法生产线吨水泥电耗并不比立窑高,水泥企业电耗与环保投入、环保设备正常运行率、运行效率密切相关,立窑水泥单位产品电耗低是因为小型企业环保投入少,环保设施正常运行率低。

表2 各企业吨水泥电耗

 

 

工业污染论文篇9

环境保护论文2200字(一):在高中地理教学中进行环境保护教育的探讨论文

摘要:基于分析在高中地理教学中进行环境保护教育。首先分析出通过地理教师挖掘环保因素,渗透环保知识;组织课外活动,强化环保意识;抓住教育时机,合理设置问题三种教学策略,来实现环境保护教育的渗透。最后分析出高中地理教学中的环境保护教育,能够增强学生的环保意识,促使学生养成良好的环境保护行为习惯,树立正确的社会价值观,促进学生的健康发展。

关键词:地理教学;环境保护教育;环保意识

根据素质教育和实施和课改的要求,在高中地理教学中,不仅要让学生掌握相关的环境知识,还需要培养学生的环境保护意识。因此,地理教师要加强对学生的环境保护教育,让学生认识到人类生活与大自然的紧密联系,以及环境问题的重要性。同时,地理教师需要为学生渗透环保和节约资源方面的知识,促使学生树立正确的社会价值观,肩负起保护环境的重担,自觉养成良好的环保行为和习惯,塑造学生高尚的情操和道德品质。从而,实现学生的全面发展,为我国培养出高素质的优秀人才。

一、挖掘环保因素,渗透环保知识

对于高中的地理教材,其环境保护资料都是隐性存在其中。因此,需要地理教师全面了解每一部分的教学内容,为学生充分的挖掘环保因素,并结合实际教学的内容,为学生渗透环境保护教育[1]。同时,教师要不断创新教学的手段和形式,以学生的兴趣点入手,根据学生的环保意识和学习情况,拟定合理的教学计划,围绕环境保护为目标,为学生创造出良好的保护环境的氛围,让学生能够产生浓厚的兴趣去深入的学习,从而不断增强学生的环保意识,促使学生养成良好的环保习惯,确保学生在地理课堂学习效果的提升。

例如在湘教版《海洋与人类》教学中。地理教师要让学生认识海洋生物资源、海洋矿产资源,掌握人类现阶段对海洋空间的利用,了解人类活动对海洋的影响,协调好人类社会与海洋发展的关系。因此,地理教师就可以借助多媒体的教学设备,为学生呈现出相关的视频和图片,比如:8万吨塑料垃圾,在美国加利福利尼亚和夏威夷之间的太平洋水域堆积,形成大太平洋垃圾带,数以万计的塑料微粒,被浮游生物摄入,通过大鱼吃小鱼的食物链传到,最终在导致很多海洋动物的死亡,在其肚里发现大量的垃圾,甚至一些进入到人类的身体里。从而,让学生直观的看到垃圾的危害,以及不合理的海洋开发方式,导致海洋生态环境面临着威胁,促使学生自觉树立起环境保护的意识。

二、组织课外活动,强化环保意识

在高中地理教学中的环境保护教育,就让学生关注环境的问题,能够参与到解决之中,树立社会环境保护的责任感。因此,地理教师可以将相关的教育,转化为实际行动,组织课外活动,来强化学生的环保意识,让学生进一步认识到保护环境的重要性。首先,地理教师可以带领学生,参加一些有意义的环境保护活动,开展环境的保护宣传,让环境保护进入到每一个家庭之中,鼓舞全社会的人共同保护环境[2]。其次,地理教师可以组织学生,以小组为单位,去展开环境保护行动,比如学生可以捡垃圾,并将垃圾正确分类;或者检查学校内所有水龙头是否关闭;以及到超市进行宣传,尽量不使用塑料袋等等。

比如,地理教师为学生布置实践作业,让学生在小区中发放环境保护的宣传材料,呼吁更多的人保护环境。同时,当学生看到有人随手乱扔垃圾,可以给予其一个环节保护的宣传单,让人们意识自身的不良行为所导致的危害。另外,地理教师可以为学生布置一个变废为宝的作业,让学生将身边的一些废纸、废纸盒等材料,制作成一个实用的物品。从而,通过学生身心力行的活动,能够进一步发扬环境的保护美德。

三、抓住教育时机,合理设置问题

由于高中阶段的学生,已经具备良好的认知能力和生活经验。所以,地理教师在实际教学中进行环境保护教育,要寻找适当的时机,结合具体的地理知识,为学生设置合理的问题,并鼓励学生尝试解决,逐渐加强学生对环境的情感,让学生产生强烈的环境保护思想和动机,能够从自身做起,不断改正以往不良的行为和习惯,逐渐成正确的环保观念[3]。从而,学生开始以身作则,实施光盘行动;在超市中不购买塑料袋;对日常垃圾合理分类,将可回收垃圾进行收回再利用,在任何时间和任何地点都能完成对环境的保护任务。

例如在湘教版《人类面临的主要环境问题》教学中。地理教师要让学生理解环境问题的概念和类型,能够分析人类面临的主要环境问题,并对自己身边的环境提出解决措施,培养学生的分析和解决问题能力,树立保护环境人人有责的公民意识。因此,地理教师就可以让学生以小组为单位,去收集危害环境的现象、环境问题产生的原因等,比如:环境污染包括几种形式?环境问题主要包括那三个大问题等等,同时,鼓励学生尝试列出一些解决方法和措施。从而,通过学生对问题的探讨和解答,在很大程度上增强了学生的环境保护意识。

结束语:综上所述,高中地理教学中的环境保护教育,能够增强学生的环保意识,形成良好的环保行为,树立正确的社会价值观,促进学生的健康发展。通过地理教师精心设计的教学方案,将教学内容与环境保护充分的融合,让学生在掌握具体的地理知识同时,受到环境保护的思想教育,有助于学生自觉养成良好的保护环境习惯,从而肩负起保护环境的重任,投身到环境污染防治之中,在日常生活中完成对环境的保护任务,让未来的世界更加干净美好。

环境保护毕业论文范文模板(二):新形势下大气环境保护及防治对策论文

摘要:大气环境是人类赖以生存的重要因素,大气环境质量的优劣很大程度上影响社会经济的发展。然而我国较多城市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忽略了对大气环境的保护,严重破坏了生态环境,导致生态失衡问题日益严峻,这种问题的长期存在不利于我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顺利实施。为此,必须重视大气环境保护。本文在全面了解大气污染危害的前提下,主要分析了造成大气污染的原因,并对新形势下大气环境保护与防治措施进行了探究,以供参考。

关键词:大气污染;环境保护;防治对策

1大气污染的危害

大气污染是常见的一种环境污染问题,是指由于人类活动或自然过程引起某些物质进入大气,呈现出足够的浓度,待达到一定时间后,危害人体健康,或产生更为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

1)对人体健康的危害。当大气被污染后,因污染物质来源、性质、浓度等存有差别,或污染地区所处地理环境等不同,均会对人体产生不同程度的危害,甚至引发支气管疾病等。

2)对工农业生产的危害。于工农业而言,大气污染危害严重,甚至会影响经济发展,甚至造成大量人力、财力、物力损失。于工业危害来讲,大气污染物中的大气酸性污染物、二氧化硫、二氧化氮等。或腐蚀工业材料、设备等。

3)对大气和气候的影响。大气污染为产生大量颗粒物,导致大气能见度下降,减少太阳光到达地面的辐射量。

2造成大气环境污染的主要原因

城市的快速发展,带来了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其中大气污染最为严峻,甚至已对人们的生产生活造成了直接影响,并对社会的可持续发展造成一定威胁。所以,必须重视大气环境污染问题,找出原因,采取行之有效的措施进行治理。

1)大气污染监管不足。大气污染治理涉及多个部门、多个领域,加之人员素质参差不齐,人员数量少等因素,导致现实环境监管中,极易产生监管漏洞,以至于无法满足环境保护和污染防治工作需要。此外,由于监管不足,导致企业违法排污现象屡禁不止,仍很严重。

2)废气排放量大。现阶段我国经济还处于工业化发展阶段,各种工业企业在生产过程中向大气中排放大量的生产废气,其排放量约占整个大气污染總量的五分之一左右,是最严重的污染源头。针对工矿区而言其排放点相对比较集中,有害气体成分浓度较高,是环境工程大气治理的重点。此外,近年来,日益增多的私家车、货运车等各种大中小型车辆穿梭在城市中,给人们的出行提供了便利,使人们的物质水平得到了提升,但车辆排出的汽车尾气对大气环境造成的污染却少有人关注,现在人们在出行时很少会选择步行,目前每年出现的雾霾天气很大原因都是由于机动车尾气污染造成的。

3)研究资金投入不够。近年来,国家加大了财政投入力度,支持大气污染治理,在大气污染防治攻坚战中已取得了明显成效。大气污染治理是一个高投入、见效慢的项目,若研究资金不到位,很难达到精准治污的目标。目前,总体来讲,在大气污染防治方面,存在支出规模小、预算执行进度慢、资金使用不规范等问题,若不及时处理,必将产生更为严重的后果,不利于后期各项治理工作的开展。

3新形势下大气环境保护及防治对策

1)提高监测与控制大气污染力度。对于环境工程中的大气污染而言,开展的治理工作需要耗费较长的时间,所以在实际治理过程中我国环保单位应肩负好自身职责,应进一步提高对大气环境污染治理的认知,更新传统治理理念,在思想层面上重视环保工作。就现存的大气污染问题,我国有关部分应积极采取有关措施处理与治理,严格分析大气污染具体情况与有关数据,加强和其他单位之间的联合协作,提高治理举措的综合性。在开展工作时应严格控制与监测大气环境质量,及时排查其中的超标污染物,结合实际情况制定污染治理方案。

2)合理规划城市工业,调整工业产业结构。对于主要污染大气环境的工业产业,优化其生产方式、控制气体排放已经成为急需解决的问题。各城区都需要加强工业管理,因地制宜的开展合理有效措施,找出污染源、制定解决污染方案,控制好污染物的持续排放,并引进先进科技设备,对产生的污染物进行处理,做到循环再利用,节约了资源,也消减了对大气的污染程度。相关部门还要及时派出人员对各个工业企业进行排查和检验,合理规划城市工业,做好大气数据的汇整工作,实施科学布局,对大气污染做好预防,制定好及时的解决措施,积极发挥相关部门功效。

除了合理规划城市工业,还需要调整工业产业结构,将工业运转中的不合理之处及时做到调整并取缔,将消耗大、污染严重的生产环节做到有效控制和管制,或是换取生产方式,将环保放到首位,增加环保力度,增强设备支出。当下,工业产业需要紧跟时展需求,调整发展路线,满足社会发展要求,将产业结构做到从低度化向高度化转变,促工业生产与大气环境保护方针的融合。此外,还需要加强工业企业间的宣传工作,将保护大气环境作为发展方向,提升相关企业领导的意识高度。

3)增加设备更新资金投入。在环境工程中要想更好地治理大气污染问题,一方面相关人员应进一步提高环保意识,对治理大气污染计划与方案加以完善,以此加大投入大气污染工作治理力度,并引进先进的机械设备减少工业生产与企业中,因为设备落伍而引发的大气污染问题,从技术方面提高大气环境保护能力。我国有关部门与单位应该将环境保护政策严格落实,针对违反该方面条例的单位与行为需要予以应有的惩罚,防止加剧污染环境程度。不仅大气污染会限制地区经济发展,更会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人们的生活质量,若大气环境长时间得不到有效治理,则会严重威胁人们的身体健康,由此可见,提高治理意识并加大资金投入,在提高环境工程质量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4)控制污染源,推广清洁能源。想要控制大气污染排放,做好大气污染工作,就需要从污染源头抓起,减少和杜绝污染源头继续向空中排放污染物,这是解决大气污染必须做到的工作。污染源头类型多样,可能是灰尘,也可能是汽车尾气,还可能是家庭油烟,还有不可忽略的工业气体,相关部门要抓好各行各业的发展细节,充分发挥职能,管理好各种气体的排放,切实加强市区、城区、农村的污染源管控,积极排查不达标的企业、产业,查封或处罚不按照相关规定办事的企业单位,从源头上杜绝污染物的产出。

除了做到严格管控污染源头外,还需要大范围的进行清洁能源宣传,鼓励支持各类产业引进清洁能源,改变传统能源的消费结构,加快清洁能源的推进速度。清洁能源覆盖面广,如风力、水力等,都是无污染的好能源,能较大程度上取代传统污染能源,对于企业发展、大气环境保护都是极好的。清洁能源的推进需要企业的努力,也同样需要政府的政策支持,引进先进能源设备,为企业创造良好发展空间,为企业发展提出合理化建议,为环保事业做出更多的努力。

工业污染论文篇10

关键词:社会经济发展;环境污染;环境库兹涅茨曲线

作者简介:罗洎(1977-),四川理工学院经济与管理学院讲师,经济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环境与灾害经济、经济与金融计量分析。

中图分类号:F127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672-3309(x).2013.07.03 文章编号:1672-3309(2013)07-06-03

历史发展经验表明,经济发展与客观环境存在相互制约又相互促进的关系。一方面,经济发展必然会产生大规模的经济活动和大量消耗物资能源,由此会导致环境污染和破坏生态环境,随之环境恶化又会反过来影响经济发展的速度和质量。另一方面,经济发展会促进科技进步和社会环保意识的提高,进而有利于改善环境。近年我国一直提倡发展绿色GDP,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的两型社会,可见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关系是值得人们关注的探究议题。

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模型是对经济发展过程中环境污染水平进行定量分析的重要工具,它是由美国环境经济学家Grossman 和Krueger等人于20世纪90年代初根据经验数据研究而提出的。该理论假定,环境污染水平会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和国民收入增加而提高,当经济发展达到一定程度后,随着国民收入增加,环境污染水平会下降。如果在二维坐标系中,横轴表示经济增长指标,纵轴表示环境污染指标,那么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水平之间的关系曲线呈“倒U”形,即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然而国内外许多学者的研究结果表明并不是任何国家或地区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都呈“倒U”形,由于不同国家和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状况的差异也会导致其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存在一定的差异性,还可能存在U、N、W、水平、上升或下降等形状特征。四川省作为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受益者,在经济发展方面取得巨大成功的同时也加剧了环境污染问题,经济增长与环境质量关系备受社会关注,但目前对两者关系的实证研究甚少,因此本文将基于相关理论通过计量分析软件进一步阐述探究它们之间的关系及其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特征,同时结合研究结论提出一些宏观政策建议。

一、四川省社会经济发展与环境污染状况

自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以来,四川省社会经济发展迅速,从1999年到2011年,名义GDP增长5.76倍,年均增加36.63%,1999年人均GDP仅为4540元,到2011年已上升至26133元,年均增加36.5%。三次产业结构不断调整优化,三种产业产值比由1999年的25.4:41.9:32.7调整为2011年的14.1:52.5:33.4。依据钱纳里的工业化阶段划分理论,从城镇化水平、人均GDP、三次产业产值比、工业增加值占GDP比重等方面来综合判断,可以看出四川省产业结构调整取得较大成功,已经步入工业化中级阶段,但目前第三产业比重偏低,仍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工业化中级阶段主要依赖于制造业尤其是重型工业的高速增长。目前,四川省已形成矿产金属开采洗选加工制造业、食品加工制造业、化学原料及制品制造业、纺织业、造纸及纸制品业等几大支柱产业的工业体系。2011年四川省共有工业企业单位13706个,其中重工业就有8942个,总产值为15613.92亿元,占工业总产值的67.45%。

产业结构重型化也导致了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在西部大开发战略发展前期,四川省工业废水排放量上升趋势明显,直到2005年达到122590万吨的排放量最高峰后才得到有效遏制。2011年工业废水排放量虽然比2010年下降了0.9%,但仍有80428.6万吨。从1999-2011年四川省环境统计数据来看,工业废气排放量和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随着经济发展而逐年增长,工业废气排放量由1999年的4671亿标立方米上升至2011年的23171.85亿标立方米,增长了4.96倍,比2010年增加了14.7%;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由1999年的4396万吨上升至2011年的12684.47万吨,增长了2.89倍。在工业化加速发展进程中,环境污染物排放是不可避免的,但只有对环境污染问题加以重视,加大对防污治污的投资力度,走环境友好型的工业化发展道路,才能实现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二、四川省社会经济发展与环境污染关系的定量分析

(一)研究指标选择

为了探析四川省社会经济发展与环境污染水平之间的相互关系,本文选取四川省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人均GDP)作为社会经济发展指标(X),工业废水排放量(Y1)、工业废气排放量(Y2)、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Y3)和工业固体废物排放量(Y4)作为表达四川省环境污染状况的指标。其中人均GDP的数据来源于《四川省统计年鉴2012》,2000-2002年、2011年的环境污染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2001-2003)》和《2011年四川省环境统计公报》,1999、2003-2010年的环境污染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官方网上公布的环保统计专题数据。

(二)四川省社会经济发展与环境污染的关系曲线模型

根据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理论,以四川省人均GDP人均(X)为自变量,环境污染指标(Y)为因变量,利用EVIEWS5.0软件建立1999-2011年四川省的环境经济计量模型。一般形式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方程表达式为:,式中y为环境污染指标,x为经济增长指标,模型参数,ε为随机误差项。但对上述变量分别进行二次和三次曲线方程拟合,结果表明三次曲线方程拟合效果更佳,所以在上述方程中加入一个三次项:,式中β3为三次项系数,其他参数含义不变。由表1可知,在1%显著性水平下,各曲线方程均通过R2、F值检验,说明曲线模型拟合效果很好。

图1-4分别是1999-2011年四川省人均GDP与工业废水排放量、工业废气排放量、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和工业固体废物排放量关系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图。由图1可知,工业废水排放量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与理论上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一样成“倒U”形,其中2005年是转折点,此前的工业废水排放量与人均GDP成正相关,随着经济增长而增加,此后则与人均GDP成负相关,随着经济增长而下降。造成这种曲线特征的主要原因在于西部大开发前期四川省过分追求工业发展而忽视了环境环保,走先污染后治理的经济发展道路。2003-2005年四川省加大了环境保护的治理投资力度,各年环境污染治理投资总额分别占当年GDP的1.09%、1.17%、1.06%,同时工业废水排放达标率的显著提高也促使了排放量的明显下降。由图2和图3可知,工业废气排放量和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并没有出现先上升后下降的“倒U”形变化轨迹,反而是随着经济增长略有波动,这说明四川省曾一度在工业废气排放和固体废物产生方面加大投资治理力度,措施较为得当有效,但就所研究年份来看两者仍呈明显的上升趋势。随着环保生产科技发展,2011年四川省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已提高至57.5%,工业固体废物的贮存量和处置量也明显增加,因此,从图4可以看出工业固体废物排放量随着经济增长呈现明显的下降趋势。

三、结论与建议

综合上述可知,在四川省社会经济发展进程中,只有工业废水排放量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呈“倒U”形特征,四川省经济增长与工业废水排放量和工业固体废物排放量成显著的负相关,与工业废气排放量和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成显著的正相关。西部生态环境较为脆弱,所以要实现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四川省应该从宏观上采取以下措施来促进经济增长与环境关系的协调发展:

第一,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继续调整优化产业结构和区域布局。不能延续过去“高消耗、高增长、高污染”的社会经济发展路径,摒弃“先污染后治理”的发展思想,把社会经济发展方式由粗放型转变为集约型,走环境友好型的社会经济发展道路。逐步淘汰和取缔高耗能、高污染、工艺落后的企业,对污染源企业进行规划选址布局,重点发挥区域优势逐步建立以旅游服务业和知识技术密集型企业为主导的产业体系。

第二,发挥市场机制对环境污染治理的调节作用,推动环保科技发展,走新型工业化道路。把排污权交易及收费制度引入到环保工作来,强化排污申报和征费工作,坚持“污染者付费、利用者补偿、开发者保护和破坏者恢复”的原则,让社会经济主体成为环保投资的主体。先进的生产技术不但可以降低污染物的排放量,还可以提高废弃物的综合利用率,所以应继续加大对环保人才的培养和技术设备的开发研究,走循环经济工业化发展道路。(下转第46页)

第三,加大对环境污染治理的投资力度,进一步完善环保监管体系,加强环境监管和执法力度。根据发达国家经验,在经济快速发展时期,环保投资要占到 GDP 的1%-1.5%,才能有效控制环境污染,达到3%才能使环境质量得到明显改善。虽然近年四川省环境污染治理投资总额增加明显,但环保投资占GDP的比重都在1%以下,且呈下降趋势。政府是环保监管的主体,但也要发挥社会公众与舆论的监督作用。应加强对矿产金属、化工纺织、造纸印染等重点污染行业企业的排污监管,监管要做到公开透明、严格高效,防止出现监管真空。

参考文献:

[1] 沈满红、许云华.一种新型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 浙江省工业化进程中经济增长与环境变迁的关系研究[J].浙江社会科学,2000,(04):53-57.

[2] 吴开亚、陈晓剑.安徽省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水平的关系研究[J].重庆环境科学,2003,(06):9-11.

[3] 陈华文、刘康兵.经济增长与环境质量:关于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经验分析[J]. 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02):87-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