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务活动范文10篇

公务活动范文篇1

今年以来，县为深入贯彻落实省、市党代会精神，全力以赴打好“三大战役”，建设“四个”，进一步规范全县领导干部公务活动，坚持勤俭办一切事业。

在严格规范领导干部公务活动中，一是简化规范公务接待程序；二是从严控制各种纪念活动；三是严格控制检查评比活动；四是严格规范领导下基层活动；五是切实改进会风文风；六是完善重大事项报告制度；七是坚持领导来报告制度；八是抓好重要工作落实；九是严格执行请销假制度；十是改进公务活动新闻报道。

在坚持勤俭办一切事业中，一是严格执行接待标准；二是严肃单位财政纪律；三是严禁公款外出旅游；四是严格单位公车管理；五是严禁公款挥霍浪费；六是严禁违规操办各种婚丧喜庆事宜；七是严禁参与打牌；八是强化廉洁自律意识；九是注重节能降耗减排；十是大力倡导节约风尚。

为进一步推动工作落实，县纪委、县监察局、县财政局、县审计局等部门正逐步建立和完善各项督促、检查、考核制度，在全县范围内进行监督检查，同时加强信息反馈，定期进行公布。此外，县纪委、县监察局将加大对违纪违规行为的查处力度，对违反要求，在群众中造成不良影响的单位和有关人员，将按照党纪政纪的有关规定从严处理。

公务活动范文篇2

一、精简公务活动

（一）市政府领导重要公务活动安排要认真贯彻中央、省委和市委关于全面加强新形势下领导干部作风建设的要求，坚持勤政、廉政、善政，提倡“少开会、开短会，少发文、发短文，少讲话、讲短话”的务实作风，做到会议精简、活动务实、效能提高，使市政府领导从不必要的事务性活动中解脱出来，集中精力调查研究，抓大事，谋全局，处理重大问题。

（二）市政府领导原则上出席下列重要公务活动：

1、上级组织的会议、活动；

2、市委、市政府组织的会议、活动；

3、市人大及其常委会组织的、需要市政府领导出席的会议、活动；

4、市政协组织的、需要市政府领导出席的会议、活动；

5、**军分区、市武警支队及在荆驻军组织的、需要市政府领导出席的重要会议、活动；

6、各派市委、工商联等组织的、需要市政府领导出席的重要会议、活动；

7、与其他市（州、区）政府交往的活动；

8、重要的涉外、涉港澳台活动；

9、其他重要活动。

（三）市政府领导一般不出席部门和地方组织的会议、论坛、庆典、剪彩、奠基、挂牌、揭幕、首发首映、地方节日、周年纪念、颁奖、演出等活动。但具有重大政治、经济和社会影响的会议、庆典、签约等活动和具有重大影响的工程、项目建设活动，可视情安排市政府领导出席。

（四）市政府领导原则上不为部门和地方的会议、活动等发贺信、贺电，不题词、不撰文。因特殊需要发贺信、贺电和题词、撰文，一般不公开发表。

（五）对来访的重要外宾、海外华侨华人和知名人士、港澳台政要及其他各界要人，遵照党中央、国务院外事工作有关规定，安排市政府领导出席会见等外事活动。对重要来宾可视情安排会谈、宴请或出席有关活动。来荆考察、投资的重要客商，可视情安排会见和宴请。

（六）对来我市的国务院及国家各部门、各单位领导，省政府及省政府各部门副厅级以上领导，国内大型企业负责人和担任过上述职务的老同志，以及各方面的重要人士，根据有关规定，本着热情、务实的原则，确定出席会见、陪餐、迎送和陪同领导。

（七）对来访的外省（区、市）、外市（州）副厅级以上领导和担任过上述职务的老同志，本着热情、对等的原则，安排市政府领导会见、陪餐，视情况可安排陪同出席有关活动。

二、严格报批程序

（一）拟请市政府领导出席的重要公务活动，主办部门一般要提前2至5个工作日上报市政府办公室，由市政府办公室按程序统筹协调安排。

拟请市政府领导出席的重要涉外、涉港澳台活动，分别由市外侨办、市台办提出审核意见后，报市政府办公室按程序统筹协调安排。

除特殊、紧急情况外，各地、各部门及各有关方面不得直接向市政府领导呈送邀请出席公务活动的公文。未经市政府办公室协调安排的活动，市政府领导可不出席。

（二）邀请市长出席的重要公务活动，由市政府办公室秘书一科提出建议，经市政府秘书长审核后，报市长审定。

邀请副市长出席的重要公务活动，由市政府办公室对口科室提出建议，经分管副秘书长审核后，报市政府秘书长、相关副市长审定。

未指明邀请对象、确需请市长出席的重要公务活动，根据来文单位和活动内容，由市政府办公室秘书一科提出意见，并报市政府秘书长审核后，报市长审定。未指明邀请对象、确需请副市长出席的重要公务活动，根据来文单位和活动内容，由市政府办公室对口科室提出建议，经分管副秘书长审核后，报市政府秘书长、相关副市长审定。

（三）同时邀请市委、市人大、市政府、市政协领导出席的重要公务活动，由市政府办公室相关科室根据市委办公室意见，提出市政府出席领导建议，经分管副秘书长审签，报秘书长审核，并报常务副市长或市长审定。

（四）市政府领导离荆出席国家或中央有关部门、本省及外省（区、市）、外市（州）举办的重要公务活动，按活动内容，由市政府办公室相关科室（或协调有关职能部门）提出活动安排意见，按程序报分管副秘书长、秘书长、出席活动的领导审定后，由市政府办公室相关科室（或有关职能部门）具体落实。

三、加强沟通协调

（一）各地、各部门及有关方面要严格执行市委、市政府的有关规定，尽量减少市政府领导公务活动。属于各地各部门自身职责范围的工作和活动，不得邀请市政府领导出席。

（二）对各地、各部门报请市政府领导出席的活动，市政府办公室要严格审核把关，一般性活动可不安排市政府领导出席。

（三）副市长之间实行AB角工作制度，AB角之间互为。副市长离荆出访、出差、学习、开会和休假，原则上由与其对应的副市长代为出席有关会议、参加有关公务接待和信访维稳等公务活动，承担临时性的工作任务。因特殊情况，互为AB角的副市长均不能出席有关公务活动时，由市政府办公室报经市长同意后，统一协调安排。市政府副秘书长之间也实行AB角工作制度。

（四）市政府办公室要加强与市委办公室、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市政协办公室的沟通，必要时请市委办公室协调市委常委、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市政协主席、副主席出席重要公务活动。

四、提高服务水平

（一）对确需市政府领导出席的公务活动，相关部门要高度重视，认真准备，及时提供相关材料，切实做好重要公务活动的落实工作。市政府办公室经办科室要认真研究，提出公务活动方案，及时主动准备背景资料、讲话稿等材料送审，周密细致安排好各项活动。

公务活动范文篇3

一、行政执法机关中的事业编制人员。由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编制有限，加之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尚未完全到位，实践中普遍存在这样两种情况：一是有的行政执法单位本身属于事业编制，法律、法规赋予其行政执法权力；二是同一国家机关中，有一部分从事行政执法活动的人员属于事业编制。他们在依法进行行政执法活动时，受到暴力、威胁方法侵害，能否成为妨害公务罪的侵害对象，换句话说，能否以妨害公务罪追究侵害人的刑事责任。“身份说”认为妨害公务罪侵害的对象必须是具有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人大代表、红十字会会员身份的人员，除此之外的其他人员不能成为妨害公务罪的侵害对象，否则有悖“罪刑法定”原则的规定。笔者认为，研究某种犯罪，应当坚持全面、客观、实事求是的原则，上述人员从形式上看虽然不具有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身份，但由于其依法从事行政执法活动，行使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并无本质区别的管理职权和职责，其行为实质上是代表国家从事公务活动，而国家公务活动是受法律的强制力所保证，当公务活动受到妨害而无法进行时，对于侵害人予以相应的法律制裁，而保障公务活动的正常进行是立法本意之所在。如果将上述人员排除在妨害公务罪侵害对象之外，将不利于国家公务活动的正常进行，是有百害而无一利。那么，将上述人员纳入妨害公务罪侵害对象，是否有悖“罪刑法定”原则，笔者认为，根据《刑法》第九十三条规定的精神，上述人员应视为国家工作人员，将他们纳入妨害公务罪侵害对象，并不有悖“罪刑法定”原则。对此，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以暴力威胁方法阻碍事业编制人员依法执行行政执法职务是否可对侵害人以妨害公务罪论处的批复》明确指出，对于以暴力、威胁方法阻碍国有事业单位人员依法执行行政执法职务的，或者以暴力、威胁方法阻碍国家机关中受委托从事行政执法活动的事业编制人员执行行政执法职务的，可以对侵害人以妨害公务罪定罪处罚。

二、行政执法机关中聘用的非在编人员。实践中一些行政执法机关由于担负的行政执法任务比较繁重，编制内人员难以适应行政执法任务的需要，因而大多采取合同的方式聘用一部分人员充实到行政执法队伍中，他们既不属于行政编制人员，也不属于事业编制人员。他们在参与行政执法活动中，或者单独进行行政执法活动，受到暴力、威胁的方法阻碍其公务的正常进行，对侵害人能否以妨害公务罪追究其刑事责任？问题的关键在于上述人员是否属于刑法意义上的国家工作人员。从现行刑法的规定和有关司法解释对国家工作人员范围的界定，我们不难看出，刑法意义上的国家工作人员注重的是否是“从事公务”的人员，是则属于国家工作人员，否则反之。所谓“从事公务”是指依照法律规定，从事组织、领导、监督、管理国家事务和公共社会事务的活动，其本质是行使国家权力，活动内容具有广泛性、职能性。上述人员受聘于行政执法机关，完成聘用单位指派的工作，当他们所从事的工作属于公务性质而受到暴力、威胁的方法侵害，致使公务活动无法进行时，应当承认他们具有刑法意义上的国家工作人员身份，可以对侵害人以妨害公务罪定罪处罚。只有这样才能有效地维护国家机关正常的工作秩序，树立法制的权威。

三、行政执法机关在执行公务活动中临时雇佣的人员。行政执法机关在执行公务活动中时常会遇到比较繁重的劳务性工作，为了保证行政执法活动及时、有效、顺利地进行，行政执法机关经常会临时雇佣一些劳务人员参与到行政执法活动中，如扣押违法物品的搬运工，拆除违法建筑的建筑工人。他们在具体的劳务工作中受到暴力、威胁的方法侵害，致使工作无法进行，对于侵害人能否以妨害公务罪追究其刑事责任？从现象上看似乎他们不能成为妨害公务罪侵害的对象，但只要我们透过现象看本质就不难得出结论。首先他们的权力来源于行政执法机关，是受行政执法机关雇佣完成其指派的工作；其次他们所从事的工作从现象上看虽然仅是劳务性质，但在具体的行政执法活动中，应当是公务活动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本质上更具鲜明的公务性；最后从危害结果来看，它不仅使具体的劳务工作不能进行，更重要的是使国家的公务活动无法正常、有序的开展。刑法设定的妨害公务罪所保护的客体正是国家公务活动的不可侵犯。在这种特定的条件和环境下，虽然上述人员不具有国家工作人员身份，但由于他们受雇参与到具体的行政执法活动中，与整个活动融为一体不可分割，我们没有理由否认其具有刑法意义上的国家工作人员身份。因此，上述人员也可以成为妨害公务罪的侵害对象，当他们参与到具体的公务活动中受到暴力、威胁的方法侵害，对于侵害人可以追究其妨害公务罪的刑事责任。

公务活动范文篇4

根据《刑法》第93条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即国家机关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可以把国家工作人员分为两类:一类是在国家机关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另一类是准国家工作人员。如何界定国家工作人员的身份，文章从以下几方面谈谈看法：

（一）从事公务活动

从事公务活动是国家工作人员的本质属性也是区分国家工作人员与国家作人员的基本标准。“从事公务”的定义，个人认为从事公务首先是一种国家职能活动，其次是依照法律规定，从事组织、领导、监督、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公共事务的活动。而依笔者之见，从事公务首先是一种国家职能活动，从事组织、领导、监督、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公共事务的活动。它应该与从事劳务相比较来说，与从事公务主要有以下几点区别:（1）公务活动只存在于国家机关或国有单位等管辖或管理的范围内，而不存在于个体经济或者私人企业中；（2）从事公务活动的行为人，都是以其具有一定的职务身份为条件，这种职务，是由法律规定所负有职责和所享有职权的一种法律身份；（3）公务活动的内容广泛，即对各种公共事务的管理，涉及到各个领域，包括人事、经济、政治、行政、司法、军事、体育、文化、教育等等；（4）公务活动的范围受到一定的限制，仅限于国家事务和社会公共事务性质的活动，而劳务活动可以存在于任何性质的活动中；（5）从事公务活动的目的是在于维护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而劳务活动是从事生产劳动和服务劳动活动，目的在于营利；（6）公务活动的类型是从事事务管理，可以说是智力上的，即脑力的，体现在对国家公务和公共事物的管理上，而劳务活动是从事个体劳动，可以说是体力劳动。

（二）受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委派与委托

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委派到非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从事公务的人员与受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委托的经营、管理国有财产的人员，其中委派与委托容易搞混。个人认为，委派是一个单位（国有单位）任命到另一个单位（非国有单位）担任一定的职务，它不是向本单位的任命，而是向外单位任命，被委派者担任一定的职务，获得一定的授权在职权范围内独立从事公务，受委派者不一定要原来就具备国家工作人员，或者也可以是从社会上招聘的，这都没有多大关系。至于受委托管理、经营国有财产的人员，个人认为，首先受委托的主体必须是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其次，经营、管理国有财产是从事公务的具体化，即可视为从事公务。委托是一个单位将一定的事务交给某人管理，被委托者需要以委托者的名义在委托的权限内进行活动，而且其活动的结果山委托者承担。

（三）其他依法从事公务的人员

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是指除上述机关单位之外的根据一定的法律、选举或者任命而从事公务的人员。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解释明确规定，村民委员会等村基层组织人员从事刑法第93条第2款规定的公务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非法占有公共财物，构成犯罪的以贪污罪论处。对村民委员会等基层组织人员，不是协助政府从事公共管理工作，不是依照法律从事公务，不能以国家工作人员论。

对于这类人员的范围没有明确指明，在一定程度上会带来一定的困难。有人认为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应该是除了国家工作人员当中前面提过的两种情况外的所有情况，如果真是这样，那么无疑把国家工作人员的范围扩大化，这与立法本意不符。依个人之见，这类人员依照法律、法规的规定被选举、被任命担任一定的职务，从事某项公共事务的管理时，可以认定国家工作人员。如果这类人员在非履行职务期间，不存在法律赋予的各项权利，不管理公共事务，故不能认定为国家工作人员。

二、不同身份主体的共同贪污犯罪

（一）定罪问题

非国家工作人员参与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之便，共同非法占有公共财物的行为，应如何认定其行为的犯罪性质?对于上述问题，个人认为应区别对待。特定的身份一般只有与特定的行为联系起来才能称之为特殊的主体，特殊的主体与其相称的行为联系在一起就可以认定由特殊主体构成的共同犯罪。如果有特定身份的行为虽然与其职务有联系，但该种行为并非是某种罪构成要件之行为，起的作用仅仅帮助犯罪，则不宜认定由特殊主体构成的共同犯罪。对于共同贪污犯罪要有共同故意和共同行为，这就要求特殊主体和一般主体都有犯罪的故意，且特殊主体和一般主体都利用了特殊主体职务上的便利，进行了非法侵占国有财物。

（二）非国家工作人员可否成为共同贪污犯罪的实行犯

非国家工作人员可否成为贪污罪的共同实行犯，在实践中有较大的分歧。一种观点认为:贪污罪犯罪只有国家工作人员才可构成，非国家工作人员不可能实施国家工作人员的行为，因而不能构成贪污犯罪的实行犯。另一种观点认为:非国家工作人员可以成为共同贪污犯的实行犯。因为非国家工作人员与国家工作人员相勾结，利用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的便利，采用侵吞、窃取或是骗取等手段非法占有公共财物，非国家工作人员往往起一定的、相当分量的作用，不能说非国家工作人员的这种直接侵吞、窃取或骗取等行为不属于贪污罪的侵吞、窃取或骗取行为，而是帮助国家工作人员实行犯罪的行为。因此，个人赞成非国家工作人员也可以和国家工作人员一样构成贪污罪的共同实行犯。个人认为，立法机关应将贪污罪的主体范围缩小，在国家实行公务员制度后，将犯罪主体限定在公务员的范围内。结合司法实践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有关立法机关应适时作出立法解释，从而使贪污罪的适用更加科学、合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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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务活动范文篇5

一、不准索取、接受或者以借为名占用管理和服务对象以及其他与行使职权有关系的单位或者个人的财物

开栏的话：日前，中央出台了《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用“52个不准”规范党员干部行为。为方便广大党员干部进一步理解“52个不准”的具体涵义，本报从今天开始推出“学习贯彻《廉政准则》”栏目。

本项是关于禁止党员领导干部通过索取、接受或者以借为名占用的方式非法获取财物的行为的规定。这里所称“索取”，强调获取财物的主动性。既包括主观上明示有关单位或者个人提供财物，如直接提出要求；也包括主观上暗示有关单位或者个人提供财物，如间接地进行意思表示。“接受”是指被动地收受财物的行为。“以借为名占用”，是指以借的名义长期占有或者使用财物的行为。“管理和服务对象”，是指行政机关的工作对象、司法机关和执纪机关查处案件的当事人、组织（人事）部门的工作对象以及党员领导干部所在部门和单位法定职责范围内的其他管理和服务对象。“财物”，既包括动产，也包括房屋等不动产；既包括现金、有价证券、支付凭证等钱财，也包括手机、电脑等物品。

修订后形成的《廉政准则》对《廉政准则（试行）》第一条第一项作了两处重要修订。一是增加了“其他与行使职权有关系的单位或者个人”。这样规定对党员领导干部利用职权和职务上的影响通过索取、接受等方式获取财物的对象作了更加全面的规定，使其不仅限于管理和服务对象。二是增加了“以借为名占用”。这样规定是因为有的地方和部门出现了党员领导干部利用手中职权和职务上的影响以借用的名义来变相索取、接受他人的财物的现象。这种不廉洁行为不仅损害了党员领导干部职务行为的廉洁性，而且破坏了党员领导干部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和威信。

二、不准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礼品、宴请以及旅游、健身、娱乐等活动安排

本项是关于禁止党员领导干部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礼品、宴请和其他服务的行为的规定。这里所称“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是指提供礼品、宴请以及旅游、健身、娱乐等活动安排的对方当事人与执行公务的党员领导干部在特定条件下存在管理与被管理、服务与被服务的关系，党员领导干部的职权和职务上的影响所形成的权力和地位会对对方当事人的某些利益造成影响。如某税务局的领导干部接受纳税人安排的宴请活动，就属于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情形。判断这种情况是否属于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情形不以党员领导干部的主观意愿和主观想法作为依据，而以客观上党员领导干部的职权和职务所形成的影响可以给对方当事人的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利益造成影响为依据。这里所说的“礼品、宴请以及旅游、健身、娱乐等活动安排”，都具有一定的目的性和交易性，其实质上是一些单位和个人企图通过这种形式，对党员领导干部公正地执行公务的行为施加影响，从而使得党员领导干部为其获得某种利益提供支持和帮助。

相比于《廉政准则（试行）》，修订后形成的《廉政准则》在第一条第二项增加了“旅游、健身、娱乐等活动安排”。这主要是因为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可能影响党员领导干部公正地执行公务的行为已经不再限于礼品馈赠和宴请。从实践来看，一些新的形式，比如旅游、健身、娱乐等活动安排已经成为某些单位和个人，用来对党员领导干部公正地执行公务施加影响，从而为其谋取利益的重要手段。三、不准在公务活动中接受礼金和各种有价证券、支付凭证

三、本项是关于禁止党员领导干部在公务活动中接受礼金和各种有价证券、支付凭证行为的规定。

公务活动范文篇6

一、本办法适用于现任正、副职院级领导及巡视员、助理巡视员。

二、院级领导公务用车是指，学校购买用于以下公务活动，由党委办公室、院长办公室治理的车辆或适用于发放车改补贴的用车方式。

1.院级领导上、下班用车；

2.院级领导一般公务活动用车；

3.院级领导一般公务接待用车。

三、院级领导在上述公务活动中，可以从以下三种用车类别中自愿选择一项。

1.党委办公室、院长办公室派车接送；

2.院级领导本人驾驶公车；

3.发放车改补贴，不使用公车。

四、本办法规定的院级领导自驾车公务行车范围为，除东川区以外的昆明四区八县。

五、院级领导选择第三条第2、3项用车方式的具体规定。

1.属于第二条范围内的公务活动，党委办公室、院长办公室不再派车接送；

2.集体参加省级以上会议、大型活动、接待外宾及接待省级以上党政、部门领导等重要公务活动和超出规定行车范围的长途出差，由党委办公室、院长办公室派车，本人不再驾车。

3.院级领导离开昆明出差10天以上，应将公车交回党委办公室、院长办公室治理。

4.车改补贴逐月发放，其标准为，正职：xx/人%26bull;月；副职：xx元/人%26bull;月；巡视员：xx元/人%26bull;月；助理巡视员：xx元/人%26bull;月。享受车改补贴后，车辆的其它费用一律自理。

六、院级领导使用的公车的调配、维护、建档、费用和车改补贴的发放，由党委办公室、院长办公室统一治理。

七、党委办公室、院长办公室要加强公务用车治理。院级领导本人驾车，要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和《中国共产党领导干部廉洁从政的若干准则（试行）》的规定，禁止公车私用，禁止将公车借给他人和其它单位使用。

公务活动范文篇7

我乡按办法要求建立接待制度，特别对外出审批、审批控制、接待清单、对口接待、信息公开和一事一结等制度、公务接待公开等方面严格执行。

二、公务接待范围及标准执行情况

严格按照《办法》规定的公务活动范围和接待标准执行公务接待。

公务接待按照《办法》规定的公务接待范围实施、并按要求做好公务接待与其他公务活动（出差、会议、培训等）的分类统计和管理。严格执行本级公务接待工作餐开支标准，接待对象按规定标准自行用餐并支付费用，陪餐人数按规定执行，接待工作餐无使用高档白酒、香烟和高档菜肴。

接待住宿严格遵守相关规定。严格执行差旅、会议管理有关规定，在定点招待所安排，执行协议价格。不存在超接待对象住宿费标准安排接待住房。

接待车做到轻车简从、统一调配。坚持勤俭节约的公务接待礼仪。

三、公务接待经费管理及监督管理情况

我乡对接待预算管理与经费执行总额控制，无超标、超额支出情况。

接待费用支付严格按照国库集中支付制度有关规定执行。不具备条件确需以现金方式支付的，由经办人书面说明原因，并经相关负责人审核，计入“三单”内容。

公务活动范文篇8

【论文摘要】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进程中，社会冲突的增加导致犯罪事件不断增多，贪污犯罪危害尤其严重。贪污罪主体，应包括国家工作人员及准工作人员以及其他依法从事公务的人员，且不同身份主体共同犯罪定罪应区别对待。

贪污罪，是指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侵吞、窃取、骗取或者以其他手段非法占有公共财物的行为。根据《刑法》第382条规定，贪污罪的主体包括两大类:第一类是国家工作人员，包括在国家机关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和以国家工作人员论的，也就是准国家工作人员，具体包括：（1）在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中从事公务的人员；（2）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委派到非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从事公务的人员；（3）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第二类是受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委托管理、经营国有财产的人员。

一、国家工作人员的定义

根据《刑法》第93条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即国家机关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可以把国家工作人员分为两类:一类是在国家机关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另一类是准国家工作人员。如何界定国家工作人员的身份，文章从以下几方面谈谈看法：

（一）从事公务活动

从事公务活动是国家工作人员的本质属性也是区分国家工作人员与国家作人员的基本标准。“从事公务”的定义，个人认为从事公务首先是一种国家职能活动，其次是依照法律规定，从事组织、领导、监督、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公共事务的活动。而依笔者之见，从事公务首先是一种国家职能活动，从事组织、领导、监督、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公共事务的活动。它应该与从事劳务相比较来说，与从事公务主要有以下几点区别:（1）公务活动只存在于国家机关或国有单位等管辖或管理的范围内，而不存在于个体经济或者私人企业中；（2）从事公务活动的行为人，都是以其具有一定的职务身份为条件，这种职务，是由法律规定所负有职责和所享有职权的一种法律身份；（3）公务活动的内容广泛，即对各种公共事务的管理，涉及到各个领域，包括人事、经济、政治、行政、司法、军事、体育、文化、教育等等；（4）公务活动的范围受到一定的限制，仅限于国家事务和社会公共事务性质的活动，而劳务活动可以存在于任何性质的活动中；（5）从事公务活动的目的是在于维护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而劳务活动是从事生产劳动和服务劳动活动，目的在于营利；（6）公务活动的类型是从事事务管理，可以说是智力上的，即脑力的，体现在对国家公务和公共事物的管理上，而劳务活动是从事个体劳动，可以说是体力劳动。

（二）受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委派与委托

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委派到非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从事公务的人员与受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委托的经营、管理国有财产的人员，其中委派与委托容易搞混。个人认为，委派是一个单位（国有单位）任命到另一个单位（非国有单位）担任一定的职务，它不是向本单位的任命，而是向外单位任命，被委派者担任一定的职务，获得一定的授权在职权范围内独立从事公务，受委派者不一定要原来就具备国家工作人员，或者也可以是从社会上招聘的，这都没有多大关系。至于受委托管理、经营国有财产的人员，个人认为，首先受委托的主体必须是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其次，经营、管理国有财产是从事公务的具体化，即可视为从事公务。委托是一个单位将一定的事务交给某人管理，被委托者需要以委托者的名义在委托的权限内进行活动，而且其活动的结果山委托者承担。

（三）其他依法从事公务的人员

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是指除上述机关单位之外的根据一定的法律、选举或者任命而从事公务的人员。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解释明确规定，村民委员会等村基层组织人员从事刑法第93条第2款规定的公务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非法占有公共财物，构成犯罪的以贪污罪论处。对村民委员会等基层组织人员，不是协助政府从事公共管理工作，不是依照法律从事公务，不能以国家工作人员论。

对于这类人员的范围没有明确指明，在一定程度上会带来一定的困难。有人认为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应该是除了国家工作人员当中前面提过的两种情况外的所有情况，如果真是这样，那么无疑把国家工作人员的范围扩大化，这与立法本意不符。依个人之见，这类人员依照法律、法规的规定被选举、被任命担任一定的职务，从事某项公共事务的管理时，可以认定国家工作人员。如果这类人员在非履行职务期间，不存在法律赋予的各项权利，不管理公共事务，故不能认定为国家工作人员。

二、不同身份主体的共同贪污犯罪

（一）定罪问题

非国家工作人员参与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之便，共同非法占有公共财物的行为，应如何认定其行为的犯罪性质?对于上述问题，个人认为应区别对待。特定的身份一般只有与特定的行为联系起来才能称之为特殊的主体，特殊的主体与其相称的行为联系在一起就可以认定由特殊主体构成的共同犯罪。如果有特定身份的行为虽然与其职务有联系，但该种行为并非是某种罪构成要件之行为，起的作用仅仅帮助犯罪，则不宜认定由特殊主体构成的共同犯罪。对于共同贪污犯罪要有共同故意和共同行为，这就要求特殊主体和一般主体都有犯罪的故意，且特殊主体和一般主体都利用了特殊主体职务上的便利，进行了非法侵占国有财物。

（二）非国家工作人员可否成为共同贪污犯罪的实行犯

非国家工作人员可否成为贪污罪的共同实行犯，在实践中有较大的分歧。一种观点认为:贪污罪犯罪只有国家工作人员才可构成，非国家工作人员不可能实施国家工作人员的行为，因而不能构成贪污犯罪的实行犯。另一种观点认为:非国家工作人员可以成为共同贪污犯的实行犯。因为非国家工作人员与国家工作人员相勾结，利用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的便利，采用侵吞、窃取或是骗取等手段非法占有公共财物，非国家工作人员往往起一定的、相当分量的作用，不能说非国家工作人员的这种直接侵吞、窃取或骗取等行为不属于贪污罪的侵吞、窃取或骗取行为，而是帮助国家工作人员实行犯罪的行为。因此，个人赞成非国家工作人员也可以和国家工作人员一样构成贪污罪的共同实行犯。

个人认为，立法机关应将贪污罪的主体范围缩小，在国家实行公务员制度后，将犯罪主体限定在公务员的范围内。结合司法实践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有关立法机关应适时作出立法解释，从而使贪污罪的适用更加科学、合理。

【参考文献】

[1]齐远天．刑法学[M]．法律出版社，1999．

[2]刘家踩．新刑法条文释义[M]．人民法院出版社，1997．

[3]孙力．公务活动中犯罪界限的司法认定[M]．中国检察出版社，2000．

[4]朱丽欣．奄办贪污贿赂案件执法手册[M]．中国检察出版社，2001．

[5]张弯．修订刑法条文实朋概说[M]．中国检察出版社，1997．

公务活动范文篇9

一、调查基本情况

（一）主要做法

为切实贯彻落实好中央“八项规定”，我局结合工作实际，进一步健全和完善工作制度，具体措施如下。

一是坚持一切从简，精简各类会议、文件。组织召开的各类会议大大压缩会议时间，机关发文也精简文件数量，严格控制文件篇幅，文件、简报等尽量通过网上办公平台办理，减少纸质文件和简报资料，降低运行成本。

二是大力推进节约型机关建设。要求机关所有干部职工下班外出办公时，关闭或切断电源，减少机关水、电等能源消耗；压缩办公经费，严格控制办公耗材，千方百计降低办公成本。

三是强化监督，确保规定落实。为把中央对审计部门的有关要求落到实处，我局财监部门加大对“三公经费”、公务接待、机关办公日常开支等各项公务活动经费使用情况的监督力度，及时发现总结节俭经费的做法和经验，及时遏制铺张浪费、超标准范围使用经费问题。促进厉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促进高效用好财政资金。

四是加强权力运行的监督和制约。严格执行各项财经纪律和财务管理，严格控制公务支出，削减一切不必要开支，重点加强对领导干部在公共资源配置中的权力运行过程和结果的监督，促进领导干部依法、守规、尽职、尽责，促进反腐倡廉建设，在财政系统营造风清气正的发展氛围和环境。

五是加强政风行风建设，切实转变工作作风。深入开展厉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专项行动等活动，从改进调研工作、提高会议实效、精简文件简报、规范外事活动、改进宣传报道、加强督促检查等方面规定了具体的办法措施。实行干部职工改进作风个人承诺，认真查找并切实解决干部作风、机关效能和发展环境中存在的突出问题，提高了办事效能和服务水平。

（二）主要成效

中央“八项规定”以来，我局高度重视，贯彻及时主动，对部门会议费和“三公经费”管理、使用和支出合理、有效、增长情况进行特别关注，取得了显著效果。

一是加强了公务用车管理。严格执行公车使用有关规定，严禁公车私用、用公车接送子女、参加婚宴、探访亲友等非公务活动。对在县城参加会议或其他公务活动，严禁使用公车，对到乡镇和上级部门参加会议或其他公务活动，人数在3人以下，原则不派公车，实行实报实销；从修车企业与保险公司入手，严格执行定点保险、定点维修和定点加油制度，严禁乱报修、乱开支等现象。去年，我局公车消费14.9万元，比2012年下降14%。

二是简化了公务接待。利用中心组学习会议，全局职工大会，学习《国内公务接待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严格按照规定标准及限额执行，严禁超标准，超规模、超范围接待，坚决反对奢靡之风和铺展浪费。去年，我局公务接待消费18.2万元，比2012年下降3%。

三是规范外出办公等公务活动。严格控制外出培训考察学习活动，对到中央、省、市参加会议或其他公务活动，实行审批制度，并对外出人员所使用经费严格按规定核销，杜绝违反规定报销有安排食住的住宿费、会议费支出等。没有出现公务出国和外出公务考察学习的情况。

四是控制了会议活动经费。落实上级会议预算和审批相关制度，严格控制会议召开场次，落实会议签到制度，严格控制会议规模，不以任何名义发放会议纪念品等。

通过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工作措施，自中央“八项规定”实行以来，我局干部职工未出现因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被举报或通报的情况。

二、存在的问题、原因和对策建议

我县财政系统认真贯彻执行中央八条规定，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但还存在一些问题，需要不断改进和完善。

（一）存在的问题和原因

一是思想认识还不够不到位。部分单位干部职工的思想认识还不高，没有认识到改进工作作风的严肃性和重要性，也没有真正看到中央出台“八项规定”并从政治局常委带头执行的深刻政治背景和时代背景，以为只是作秀走过场，个别干部职工已经形成了习惯思维方式，在落实中抱着侥幸心理，等待观望，使“八项规定”的实际效果打了折扣。

二是文山会海的问题依然没有根本解决。涉及全县资金使用、安排和检查的会议明显减少，但工作部署、协调方面的会议又明显增多，各种领导小组多、各种指挥部、项目部多，需要研究讨论的问题多，个别领导干部特别是涉及项目多的甚至谈到开会就头疼。由于没有实效的公文改革措施，所以，公文冗长的问题始终得不到有效解决，哪些该发哪些不该发也没有一个明确的界定，所以，公文减少的效果不是十分明显。

三是深入基层调研解决突出问题的力度仍然不够。虽然从上之下已经形成了一套领导干部深入基层调研制度，但是财政干部职工因为自身业务繁重等原因，真正深入基层、深入实际开展调研，特别是真正沉下心来深入基层切切实实为群众解决几件突出问题的问题仍然存在。很多情况下到乡镇、到农村都是和当地政府联系，或者是简单到农户慰问等，解决群众实际问题成效不明显。

四是执行上级相关政策方面不够严格。虽然当前，中央、省、市和县上关于“八项规定”的制度措施很多，比如《廉政准则》、《国内公务接待管理办法》等，但在基层一级，具体操作还存在实际困难，如：公务接待中，陪同人员、就餐标准也还在存在超标等现象。

五是监督检查务实程度不够。当前纪检监察部门开展的各类检查很多，但大多数局限于表面，还没有真正达到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目的。同时，缺乏一个完善的监督处罚机制。

（二）对策建议

一是强化干部职工思想教育。当前干部作风中存在的种种问题，归根结底是由于思想素质不高，党性修养不强造成的，必须进一步强化和改进领导干部的思想政治教育，开展经常性的学习教育，真正做到思想上再纯洁、政治上再坚定、工作上再务实、生活上再朴素，使作风建设的要求在党员干部的思想上真正扎根。同时，以当前深入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为契机，以整治“四风”问题为重点，以密切联系群众的宗旨观念为着力点，深入入开展实践活动，使干部职工牢固树立群众观点、密切党群干群关系、推进中心工作完成、着力解决突出问题。

公务活动范文篇10

据检察机关指控，余斌在任教育局长、副市长期间，先后9次收受贿赂22.5万元。

与大多数受贿案不同的是，在该案审理过程中，被告及其辩护人提出，从2002年开始，被告私自

收受的钱财大部分在案发前已全部以单位名义用于帮助下岗工人过年、支援贫困乡镇水利建设等。

自去年余斌被起诉至今，控辩双方就“余斌将私受钱财用于公务是否属于受贿”争议激烈。

检察院指控建栋楼就受贿11.5万元

今年45岁的余斌1977年8月参加工作。曾任临湘市城南乡党委书记，临湘市纪委副书记、监察局长，临湘市教育局长，临湘市人民政府副市长，临湘市人大代表等职。

根据指控，余斌在建一栋办公楼时就受贿了11.5万元。2001年4月，被告人余斌调任临湘市教育局局长。临湘市建筑安装总公司经理钟某在得知该局将新建一栋办公楼后，为获得该项工程的建筑权，2001年6月的一天与临湘市电力局长姚某等人到余斌家吃饭，钟请余在招标过程中多加关照，余斌答应帮忙。次日，钟送给余现金1万元。2001年8月，临湘市建筑安装总公司获得该项工程的建筑权。随即，钟又来到余斌家中表示感谢，送上现金5万元。

2001年底，余在春节前资金相当紧张的情况下，共分两次付给钟工程款50万元。其后，钟来到余的办公室，从包里拿出现金4万元送给余。2002年4月，余斌、钟某以及临湘市教育局副局长谌某等人去厦门考察，在深圳的一家宾馆，钟又送给余现金1万元。

2003年春节前，钟提了一些烟、酒到余家拜年，送给余斌一个5000元的红包。就这样，钟先后共送给余11.5万元现金。

2004年7月11日至15日，余斌被岳阳市纪委“双规”，同月16日被岳阳市人民检察院以涉嫌受贿罪刑事拘留。2004年7月30日，余斌因涉嫌受贿，被岳阳市人民检察院逮捕。同年10月22日，岳阳市君山区人民检察院指控余斌收受贿赂共计人民币22.5万元，对他以受贿罪向君山区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被告辩称“曾掏出15万元用于公务”

针对检察院的指控，被告提出，他所收受的财物中近15万元已被用于扶贫帮困、社会赞助和公务活动，可不做受贿数额认定。另外，收受钟某现金应为8.5万元而非11.5万元；收受其他人的10万元人民币是接受朋友正常的资助且并未为其谋利，不构成受贿罪。

根据被告人提交的一相关单位和证人提供的证据显示，2002年12月26日，时近年关，临湘市特困乡文白乡党政机关放了假却没人回家，因为没发工资无钱过年，乡党委书记胡卫平与乡长陈国祥只好找到时任副市长的余斌请求援助。余当时从公文包里拿了1万元钱给他们，文白乡财政所开了收据给余。余斌是以市教育局扶贫的名义给的这1万元。

2003年6月23日，临湘市贺畈乡西冲村因一条水渠淤塞，影响泄洪和灌溉，村民为此发生了冲突。无奈之下，西冲村党支部书记沈造圣和妇女主任李家龙在贺畈乡人大一位负责人的带领下，去市政府找市长请求拨款解决问题。在市政府，市长没找到，却碰上了副市长余斌。余考虑他们急需要钱，而靠财政拨款一时难以到位，就以市政府的名义，又从自己的包里拿出5000元钱给了他们。村委会出具了收据给余。

据余斌提交的相关证据称，在任几年副市长期间，余斌共以单位名义从自己私人掌握的钱财中掏出了近15万元用于扶贫等公务活动。

在3月10日的二审中，法庭对被告提出的这些情况进行了调查，被告方提交了相关证据。

一审认定受贿罪成立

“赃款用于何处，不影响受贿罪构成”

一审判决后，岳阳市君山区检察院提出抗诉，余斌也提出了上诉。

2004年12月23日，岳阳市君山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此案，并作出一审判决：余斌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5年，并处没收财产6万元。君山区人民法院一审认为，被告人余斌身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收受他人贿赂9.5万元，为他人谋取利益，其行为已触犯刑律，构成受贿罪。

针对辩护人提供的被告收受的钱财中用于公务活动的证据，一审判决书中认为，因余斌收受贿赂的行为已实施完毕，其赃款去向不影响受贿罪的构成，故余斌提出其所受财物中用于公务部分不应认作受贿数额的观点法院不予采纳，但可作量刑情节予以考虑。

君山区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人余斌有自首情节，犯罪主观恶性不大，没有造成严重社会危害，且积极退赃，有较强悔罪表现，遂依法判处其缓刑。

二审争论焦点：“私受钱财用于公务是否属受贿”

今年3月10日，岳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开庭审理该案。双方言辞犀利，争论的焦点仍然在于余斌是否构成受贿及受贿数目。

二审中，辩护人再次提出，余斌在担任临湘市教育局长、副市长期间，曾以教育局或政府名义，将收受钱财中的15.47万元用于帮助下属乡镇、企业、学校，解决了很多实际问题。还当庭出示了所有的票据、凭据和证词。

余斌承认自己私自收受他人财物，但他认为自己只是违反了党纪政纪，并没有违法犯罪，他所收受的财物全部用于了公务活动，主观上没有将其据为己有的故意。他之所以私受财物后又将其用于公务，是因为作为一个副市长，每年的公务经费根本不够解决大量实际问题，而如果将收受的钱财上缴单位，自己又失去了支配权，故采取了这种“高风险”的方式。

该案审判长陈勇说，因为案情较为复杂，他们将会对证言、证词、证人再次进行调查，合议后择日作出判决。

律师说法：“在法律上是个崭新课题”

即使余斌私自收受的钱财全部或者部分用于了公务活动，但由于是个人行为，他很难凭借这一点得以脱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