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知识分子范文10篇

公共知识分子范文篇1

从90年代至今，“知识分子”这个称呼在急剧的社会变革中已尽失其光环——尽管这个光环存在的时间并没有多长。今天，年轻一代的知识分子常常喜欢以“知道分子”来自我调侃。我想，这之中既有对自身所属群体的无法认同，也有无奈之中的自我保护。知识分子在大众媒体上乃至不少人的心目中，表现为一种并不惹人喜爱的刻板印象：他们喜欢“忧国忧民”，喜欢“愤世嫉俗”，但他们也仅仅停留在“高谈阔论”阶段；他们往往表现出道德卫士的样子，但最终不是失之迂腐，便是失之虚伪。另外，在一个以实用为核心价值的社会中，知识分子惯常的“批判”立场也显得不合时宜，“建设性”才是正确的做法。

说知识分子群体集体死亡也许有点过分，但当代中国的知识分子群体确实处于严重的分裂之境况，当然我们可以先不急于对这一境况进行评判。在80年代形成短暂的社会改革和思想启蒙统一战线之后，90年代之后的知识分子群体内部发生了难以逆转的分化。以价值取向和自我身份认同而论，广义上的知识分子群体至少呈现出四种典型的样态：（1）传统知识分子。这在年龄较大的知识人中比较常见，他们仍然抱有较为强烈的“忧国忧民”意识，在道德上颇具保守主义色彩，但社会变迁的复杂程度已经大大超越了他们所拥有的话语资源。因而，近年来他们在大众媒体上已近乎失声，反而变成了媒介有关“知识分子”的刻板印象的主要现实来源。（2）名利知识分子。对于此类知识分子而言，知识分子的身份和地位主要是带来声望、金钱或权力的工具。因此，他们或者与大众文化市场结合起来，成为畅销书作家、媒介上的“学术明星”；或者与体制结合起来，学而优则仕，成为政府智囊团成员或直接成为官员。（3）专家知识分子。这类知识分子往往栖生于学科壁垒较高的专业领域，有较为精深的专业素养。相对于关怀社会普世价值，他们对专业的价值理念和知识进展有更积极的追求。在认同上，他们倾向于将自己看作是一个专业人士，以解决学术问题和专业问题为目标，而不是“以天下为己任”的“社会良心”。（4）公共知识分子。这是最近几年才被中国知识界和传媒界频繁使用的字眼。从字面意思来看，它主要强调了一种与“专家”不同的精神气质。与专家知识分子相反，得以形成公共知识分子之自我认同的，并非其专业知识，尽管在学科分化的今天，他们在职业上也体现为某个专业领域的“专家”，但对社会普世价值和公共问题的关注才是其为学之本，专业只不过是具体的思想路径和影响方式。换言之，对公共领域而非专业领域的批判性参与，才是成为公共知识分子的关键。[1]这样说，是否已是未经省察地将某种光环赋予了“公共知识分子”？事实上，若论及“知识分子”的本义，便一定是包含了“公共”的含义在其中。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起源于19法国与俄国，特指那些以独立的身份，借助知识和精神的力量，对社会表现出强烈的公共关怀，体现出一种公共良知，有社会参与意识的一群文化人。但是，晚近几十年国际知识界对“公共”两字的刻意强调以及有关“公共知识分子”（或“普遍知识分子”）的争论，恰恰反映出知识分子群体“公共性”光环的危机，它成为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

在我看来，如今每一个试图成为公共知识分子的人，或为公共知识分子而欢欣鼓舞的人，都必须面对两个问题的拷问：其一，作为对复杂的社会问题进行批判的知识分子，如何看待因学科精细化而带来的专业性增强的事实，以及与此相伴生的高度分化了的社会诸领域需要更为专业的知识去“打理”这一事实？举个简单的例子，当一个非经济学专业的知识分子涉及到经济-社会现象的时候，他是否有足够的知识去理解和评判那种经济现实？他的意见是否就因为他的公共知识分子身份而更为重要？换言之，难道仅仅道义立场就可以弥补专业上的不足？其二，作为强调“公共”的知识分子，又如何看待公共利益界定的困难？当某人自认为公共知识分子的时候，或多或少认为他的意见代表了“公共利益”，但谁能保证这不是假公共利益之名行集团利益之实？又或者这只是某种“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哲人王心态使然？即便我们不认同自由-多元主义者全然否定公共利益存在的观点，但是，在一个利益高度分化的社会中，公共利益究竟存在于什么地方、由谁来定义却大有争论。事实上，任何人，任何机构或任何群体恐怕都难有将自己称为公共利益一贯代表的根据。

那么，我是否取消了公共知识分子的存在的依据？并不然。事实上，面对利益分化和知识分化的社会现实，公共性的重建是极其重要的问题。我所质疑的只是这种公共性的内涵。大众传媒对权力的依附以及媚俗的性格使我们不得不去深思由它所赋予的光环是否掩盖了深层的事实[2]——学者的“名流化”，“演播室专家”、“电视知识分子”的大量涌现或许就是一个典型的表征。或许我们应该将目光从公共知识分子身上移向公共领域本身。将公共性建基于公共知识分子的道义力量上，不若强调建构真正的公共领域。毫无疑问，公共领域的建构和完善依靠知识分子的努力，但公共知识分子的存在却绝对无法代替一个健康的公共领域本身。强调公共领域让我们能把握住最关键的环节，同时也使公共知识分子群体卸下既不必要的也无力承受的重担。公共知识分子大可不必将自己看作是“社会良心”的代表，他代表的只是个人的良心，而这种良心来自于他对知识和道德的诚实；他也不必言之凿凿地称自己的观点代表的就是“公共利益”（我认为这是一种虚妄），而只将自己的观点看作是诸多平等观点中的一种——换言之，他承认社会的多元性，承认利益冲突的存在，承认不同社会处境的人们对同一事物可以有不同的观点。但他与一般意义上的自由-多元主义者不同在于：他同时也承认不同利益集团的社会成员在对话的基础上达成相互理解和普遍共识的可能性，而不仅仅是一种利益集团之间完全诉诸权力的宰制和妥协，无论这种权力来自于政治、经济抑或是文化资本。

不管这种看法是否带有过多的理想主义色彩，在我看来，这样个人本位的理想主义，远远好过宣称自己为公共利益代表者的“哲人王”式的理想主义。恰恰是这种心态才是公共领域得以形成的心理基础和道德基础。真正的知识分子理应会认同哈贝马斯对交流中“诚意”的强调，并且以此作为自己在公共领域中发言的原则——值得指出的是，在“诚意”和“公共性”之间，有着非常微妙，但非常关键的联系，正如荀子“以仁心说，以学心听，以公心辩”一语所包含的深刻的心理洞见。这样看来，公共知识分子在公共领域中的角色，不是支配者，不是利益集团的代表者，但同样也不宣称是普遍利益的代表，他是公共领域中“对话”的倡导者、参与者、推动者、反思者和批判者。对于公共领域而言，公共知识分子们要做的，除了就具体公共事务积极发言，更重要的是推动建立一种有助于推动理性对话的“发言方式”。在这个意义上，我想将我所说的这种公共知识分子称为“最低限度的公共知识分子”，他们的身份所内涵的“公共性”，乃指捍卫公共领域对话之根基，以及在此基础上对社会公共性的不断参与重构。而这是一个远远没有达成的目标。今天知识分子群体面临的窘境是，许多人要么无法发出声音，从而无法“公共”；要么他所发出声音，在商业和政治场域中被主流化，从而失去其批判的锋芒，不再是独立的“知识分子”。这种情况正反映出，我们的问题首先不在于没有“公共知识分子”，而在于没有“公共领域”。

[注释]

公共知识分子范文篇2

出现是诸多力量登台的入口：出现就是这些力量的爆发，从幕后跃到台前，每种力量都充满了青春的活力。——福柯*

在一篇关于美国的公共知识分子的书评中，我这样谈及了中国当代的公共知识分子问题：

“这里不仅有民众对名人的更强好奇心，各级政府的某些”重视人才“的政策导向和措施（往往是让他们担任行政或社会职务），而且有社会专业化不够本身对专业知识分子的不理解和缺乏支持，以及社会名声（文化资本）对于获得研究经费（经济资本）和社会支持（社会资本）的重要。此外，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界缺乏测度的硬指标，或有些专业本来就没有多少学术的传统、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问题的专业化研究与非专业化评论之间的边界比较模糊、讨论社会问题容易产生轰动效应、许多中壮年知识分子大都有”“中自学经历并兴趣广泛、许多学者人过中年后专业竞争能力已明显下降、近年来对跨学科研究或交叉学科的强调以及急剧膨胀的媒体与名人的相互需求和合谋关系等等，所有这些因素都很容易在当代中国造就一批公共知识分子。对专业能力不足或正在下降的知识分子，这里确实有很大的诱惑。”[1]

我的基本观点没有改变，但这样的讨论实在是太粗略了，尽管是由于主题和篇幅的限制。

因此有必要在此专门讨论一下中国当代的公共知识分子的问题。本文将借助福柯的思路，将“出现”视为诸多力量登台的入口，同时基本延续我的那篇文章中借用的由波斯纳提供的分析美国公共知识分子的制度框架。[2]

延续就不是重复或照搬。在本文中，我将集中讨论一个可能更具中国的问题：即除了其他因素外，有哪些中国特定的社会因素影响了当代中国公共知识分子的发生和发展。但是说社会因素其实并不能准确表达我想说的。因为社会因素是很多的，例如我提到的这些因素都促成了公共知识分子的发生。其中有些当然是社会因素，但是这些社会因素可能相对容易改变，只要一两个激励因素变了，就可能在数年内发生变化。而我在本文讨论的社会因素是相对长期的，只要这个社会处在这一发展时期就很难改变有些甚至是无法改变的。例如，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这些社会因素都渗透在这些知识分子的身上了，往往是知识分子愿意接受的，或者即使意识到了也很难改变的。例如，这一代公共知识分子的学术经历和他们心目中的知识分子形象等等。我很难把这些因素同其他的社会因素区分开来。也许可以称那些因素为政策性激励因素，因此将之同这里的社会因素分开？但词也许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知道我用这个词时说的是什么。最后，我这里辨析的社会性因素也并不全面，因为我没有追求全面，而只追求对这一可能的研究领域的进入。

要分析公共知识分子，特别是当代的活着的公共知识分子，在中国这个环境中，其实很难。最主要的制约，在我看来，倒不是政治的，而是社会的。讨论公共知识分子不可能不涉及个人，而在中国任何涉及个人的分析都可能被视为某种人身赞美或攻击，而且人总是愿意听赞美的话的，也往往容易高估自己，因此哪怕是自己看来平和、中肯、公允的分析也会遭到被分析者以及对其持不同态度的读者的误解，惹出被评者的不快，以及许多其他人的不快，并进而惹出很多麻烦。针对这种可能，我在此声明，我尽管可能借助于分析个别人，但我的分析主要是作为一种社会现象的公共知识分子这个群体，强调的是公共知识分子的一般特点，而不是他们个人的特点和禀赋。分析难免有些不当之处，都是一孔之见，涉及到对一些具体学者的分析，我希望尽力避免贬褒，而且不考察动机，仅考察经验上可以观察到的行为。这并不是说，为了避免麻烦，就不作评价，我只是希望用一种相对客观的语言表达我的看法。

我希望学者们能够冷静地从社会科学的角度看待这篇文章，避免闹意气，自寻烦恼。而且我必须说，随着时代变迁，这种研究将不可避免地在中国出现，难听的话可能是难免的；也许我们知识分子过于敏感的神经必须变得稍微粗糙一些。再说，谁让我们的职业使得我们成了公共知识分子呢？

一、界定与特点

这一节将主要界定公共知识分子以及中国当代公共知识分子的一些主要特点。

首先，什么是公共知识分子，依据波斯纳的分析并加以限定，我将之界定为越出其专业领域经常在公共媒体或论坛上就社会公众关心的热点问题发表自己的分析和评论的知识分子，或是由于在特定时期自己专业是社会的热点问题而把自己专业的知识予以大众化的并且获得了一定的社会关注的知识分子。鉴于这是一个价值中性的经验的界定，因此，与国内目前流行的具有褒义的用法不同，我说的公共知识分子是中性的。在我的分析框架中，说一个人是或不是公共知识分子，并不一定意味着这个人高尚或渺小，并不隐含对其人格乃至学术成就的评价，尽管我会指出能够成为公共知识分子的一般都相对说来有一定的成就。所谓经验的，我是指，我不考虑其行为的动机。因为我们实际上无法考察一个知识分子这样行为时的动机，而仅仅考虑行为者是否经常发表评论和分析，其所讨论的问题是否社会公众关心的热点问题，是否超出了其专业领域，是否在将专业知识大众化，以及是否在公共媒体（主要是公共媒体，也包括一些“白领”读物或非严格专业学术性的杂志）上讨论。因此，尽管有些学者希望成为公共知识分子——希望并且确实就广泛的社会问题指点江山激扬文字了——但如果他或她未能获得足够的关注，他或她就不是我要研究的公共知识分子。同样的道理，相反，有些学者哪怕一直或如今不希望自己成为公共知识分子，但如果由于他的专业或非专业的活动引发了社会对他的足够关注，那么根据我的这个定义，就是公共知识分子。

然而具体操作化却是个问题。我选择了一个比较个人化的做法。我根据自己的阅读和网上浏览的印象，专断的作出了一些选择。我的大致做法是，一看一些主要网站是否设置有他或她的个人网页；二是过去20年里是否经常在《读书》、《东方》、《天涯》、《南方周末》等报纸杂志经常发表学术随笔或就社会热点问题发表短文；三他或她的文章引发的社会的“学术”关注程度；以及最重要的是一般说来社会是否认同他或她是学者。当然，这并不是严格的标准，我并没有进行细致的统计，学术关注程度也是很难测度，并且我们在后面将看到，是否学者也往往是很难说的。尽管如此，由于本文关心的并不是公共知识分子的精确定义和测度，而是公共知识分子的社会建构，因此这一缺陷可以暂时保留，只要我选择的分析对象大致可以被认同为使公共知识分子，那么我就可以开始下一步的分析了。尽管这样的分析也许会错失一些人物，因此可能分析也就有问题。但是本文其实并不试图成为一个全面的研究，更多只是希望开拓这个领域，初步提出一些问题，因此，这样的做法也许可以原谅。

如果这个辩解基本可以成立，那么，我们可以大致说，目前中国社会的一些比较活跃的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的学者，大多都可以说是公共知识分子。例如经济学界的厉以宁、吴敬琏、张曙光、茅于轼、汪丁丁、张维迎、樊纲、梁小民、盛洪、张宇燕等都比较明显是，林毅夫、周其仁、温铁军等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在社会学界例如郑也夫、李强、王铭铭、李银河、黄平以及已故的王小波；在法学界中，在过去的大约五年里比较突出的公共知识分子可能是贺卫方，处于两可之间的则有梁治平、冯象、季卫东以及我本人；在文史哲学界，在不同时期比较典型的公共知识分子有汪晖、秦晖、徐友渔、雷颐、甘阳、许纪霖、葛剑雄、朱学勤、张汝伦、钱理群、王焱、王晓明、韩少功等，此前还有一度很出名的刘晓波，比较两可的有刘小枫、陈嘉映、何怀宏、周国平、陈来、陈平原等。此外，一度还有一些著名作家。政治学领域的公共知识分子比较少，在我感觉中，大约只有刘军宁可以算得上。

如果这些人的身份大致可以得到承认，那么概括说来，他们全都是大学教授或中国社科院的研究员。因此，可以说，中国当代公共知识分子基本都来自教学科研机构，都是有比较系统学术训练的学者。

但并不完全如此，其实还有一部分公共知识分子来自非学术部门。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何清莲。她并不在任何一个学术部门任职，没有正规系统的学术训练，尽管她曾经上过研究生班，她的《现代化的陷阱》很难说是一部经济学著作，同时也很难说是一部社会学著作或政治学著作，尽管其中涉及到这些学科的问题；但是她的这部著作以及其他著述的确在社会上引起了一定的轰动，多次重印，曾一度在市场上脱销，她也被相当一部分人认为是学者。

由于这些当代中国公共知识分子大都在政府、企业之外，在这个意义上都可以说他们是在体制外。但这其实并不准确。例如厉以宁是全国人大常委、北大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吴敬琏原先是国务院发展中心常务干事，如今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方案研讨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樊纲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基金会的秘书长、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林毅夫是全国政协委员，同时是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张维迎是北大光华管理学院副院长；李强原来是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主任，现在是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院常务副院长、社会学系主任；而我本人现在是北大法学院院长，黄平、张宇燕、葛剑雄等也都在学术机构中担任了一定的行政职务。而且，由于中国的大学和科研机构都有比较强的政府机构色彩（尽管正在淡化），因此很难说这些公共知识分子是体制内还是体制外。当然除了这些因素之外，还有一个认同的问题。当然，由于这个因素更为隐蔽，则更难分析。

其次，除了在经济学界还有少数老学者根据国家相关规定已经或应当从其学术“公职”上退休但事实上在学界还相当活跃外，其他学界的公共知识分子年龄大多在50—40岁之间（钱理群是一个例外）。

第三，由于年龄的原因，这些人实际上基本都是中国改革开放的获益者，尽管他们对改革开放之力度和方向的态度持有不同的态度。此外，尽管获益者这个词容易让人误解甚至令人厌恶，但其实是更准确的。获益者的意义的另一面是，这些人在改革开放之前，除了因为年龄很小的一些人外，大都经受了某种社会的磨练，有过各种经历，甚至受过苦。他们当中很多人当过知青、农民、工人、军人、中小学教员，下过乡，上过山，有的当过红卫兵，有的受过某种政治上的压制，他们有比较广泛的社会经历。如果没有改革开放，可以说，他们中的大多数甚至绝大多数可能都会走上另外一条生活之路，几乎都不可能获得今天他们实际享有的学术地位（但不是成就——因为他们究竟有没有成就以及有多大成就可能还需要历史在证明）；并因此，也不大可能有他们今天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尽管他们之间今天的经济状况也有比较大的差别。

第四，这些公共知识分子绝大多留过洋（主要是英美），许多人是在国外获得博士学位（例如林毅夫、张维迎、汪丁丁、周其仁、黄平、王铭铭、冯象、苏力（均为英美）以及季卫东（日本）等，或者作过比较长期的访问研究或学习（例如，茅于轼、樊纲、盛洪、张宇燕、汪晖、甘阳、许纪霖、徐友渔、陈来、梁治平、李强、郑也夫、李银河、贺卫方等，有些人现在仍然在大陆以外的国家和地区作全职的或半职的教学研究（例如汪丁丁、甘阳、冯象、季卫东）。而且这还只限于我自己的不完全的了解。

第五，在这些公共知识分子中，专业以经济学与人文学科的学者居多，其他社会科学的较少。

而这些特点就隐含了中国当代公共知识分子构成的一些特别的（相对于美国来说）社会因素。我将在下面几节予以分析。

二、社会转型与社会热点

在中国，当代公众知识分子的形成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和社会转型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因此就不仅仅是社会转型问题）有很密切的关系。这一点，最典型的反映在经济学界。由于过去20多年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许多经济学家都自觉不自觉地加入了有关中国经济问题的一系列辩论。尽管这些经济问题往往非常专业化，操作起来也往往比较精细，许多问题本来并不适合作为公共话题或社会话题。但是由于经济建设是社会关注的中心，许多经济话题在中国过去20年里实际上成了中国社会最关心的“政治”话题和公共话题，因此，许多本来旨在参加学术专业争论的经济学学者因此自然而然地甚至是不经意地就从专业知识分子转化为公共知识分子了。当然，在这个过程中，也确实有一些经济学家利用社会舆论（例如关于股市的争论）来强化和推进自己的“学术”主张，或者是社会上的一些利益群体会利用大大简化了的某个或某些经济学家的观点来支持自己的各种利益诉求。在这种情势下，许多经济学问题都变成了政策问题，许多经济学分析被简化为一个词。所谓“历（以宁）股份”、“吴（敬琏）市场”的说法就是一个明证；产权明晰、企业改制等观点变成了90年代中国社会的流行话语。因此，成为不成为公共知识分子，尽管大多与个人的意愿有关，但也确有被迫的，即关键不在于你是否想关心社会热点问题，而在于你研究和关心的问题是否变成了社会的热点问题。

也因此，我们会理解为什么经济学界的公共知识分子似乎比较齐整，从年迈长者到中青年都齐备。这固然与在社会科学中，经济学中学术传统比较好（但显然并不是最好的）有关，但最重要的是，在过去20多年里，经济问题一直是社会的中心。而政府的重视，媒体的关注——最终说来由于与中国民众的个人利益相关因此是民众的关注，可以说造就和促成了一茬又一茬经济学的公共知识分子。

仔细考察起来，甚至许多其它专业的公共知识分子在一定程度上也都可以说是“寄生”在这个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学术发展上的。

首先，这表现为，经济改革带来了一系列社会、文化、政治、法律问题。因此许多看起来是某个专业领域的问题，其实都与经济社会发展的问题分不开。例如法律问题。在90年代前期之前，可以说在经常在公共知识分子论坛发表作品并引起了一定程度的社会关注的只有梁治平一位。但90年代中期之后，法学家借着“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的口号以及由于社会转型中出现的严重腐败问题纷纷先后进入公共知识分子的场域。事实上，号召司法改革的一个最主要的正当化理由就是司法不公或司法腐败，尽管真正的推动力并不一定如此。[3]

社会学的研究事实上也与经济改革带来的社会变化分不开。例如流动人口问题，农民工的问题（黄平），中国当代社会的分层问题（李强），下岗和再就业问题，收入差别问题、小城镇建设、农村社区和宗族问题（王铭铭）、城乡两元化问题以及犯罪、腐败与色情业等问题。其中很多也都与法律有关。

由于这一点，甚至就学科和知识类型上与经济学距离最大的人文学者也都进入了一些有关经济问题，实际是政治经济学问题的讨论。最突出的两位学者可能是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的汪晖，他曾就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与汪丁丁展开了学术辩论，[4]以及秦晖，一位历史学家，他曾对许多中国经济学家的研究表示了不满，并对科斯定理进行了某种学术的“批判”。[5]此外，关于徐友渔，一位在英国接受过语言哲学训练的任职于社科院哲学所的但如今已很难界定其专业的学者，对弗兰克的《白银资本》以及介绍此书来到中国的学者的批评，[6]也都属于这种现象。

也由于这一点，甚至一些并不以专业知识贡献为指向的、分析评论中国社会经济现象和问题的记者性（journalistic）文字，在世人中甚至在一般的文科大学生中，也都引起了一定程度的轰动，其作者虽然并非专业学者也因此成为了公共知识分子。近年来，最典型的就是何清莲和她的《现代化的陷阱》；[7]以及最近曹锦清的《黄河边上的中国》。[8]

其次，即使并不直接讨论经济问题或现象的、发生在某个或某些远离经济学的学科内的学术论争，虽然有门户和学派之争的因素，但引发争论的社会原因仍然是中国的经济改革。

最典型的就是90年代初的关于人文精神的讨论。[9]虽然参加这场大论战的几乎全都是人文学者，特别是文学和哲学的学者，还涉及到“躲避崇高”和“抵抗文学”的一些作家诸如王朔、[10]王蒙、张承志等。[11]但是细想起来，他们争论的问题其实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人文精神的失落，而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人文精神的失落。尽管这场争论并没有结果，中国90年代的人文精神似乎也没有因为这场争论有明显的上升或下降，甚至我们不知道人文学科有什么变化与这场争论有任何关系，甚至这场争论的两派一些核心人物到了90年代后期都在一定程度上“边缘化”了，[12]但是这场争论却实实在在地与中国的市场经济导向的改革有关。

这场争论——如今回头看来——却反映了市场经济发展带来了中国知识界的知识权力结构的重大变化，这种变化大大强化了社会科学特别是经济学知识分子在当代中国社会和知识话语体制中的话语权力，同时也反映了特别是当时的中青年人文知识分子包括作家对由于社会现代化带来的这种对知识类型的需求以及话语权力之转变或即将到来的转变感到了失落，感到了某种不安。并且历史表明，他们这种失落感并不是没有理由的。也正是在这种失落中，许多人文学科知识分子——在一定意义上，他们也可以说是专业知识分子，尽管人文专业知识分子几乎是一种矛盾修辞[13]——至少在一段时期或之后的一段时间内，成为了公共知识分子。

第三，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甚至出现了以经济学为中心的知识话语转型的——经济学帝国主义——现象。在那些讨论“经济学帝国主义”的论文中，[14]作者基本上都不是经济学学者，且无论作者的态度如何，其实都表明他们无法忽视这种帝国主义的扩张。而这种状况也促成了公共知识分子的出现。当历史学家秦晖以他的方式解说科斯定理时，[15]我们发现，秦晖作为人文学者事实上已经放弃了自己的阵地，他是要进入一块对他来说相对陌生的阵地作战。尽管可能被人误解为我的这种描述可能有嘲讽意味，但我其实并不反对这种“出国打仗”，因为任何学科都不可能独立发展。只是问题并不在于出国，而在于他在论争中讨论的基本上不是他擅长历史学的问题，而更多是经济学的理论问题；因此这种出国打仗的结果就很难或者很容易预料了。而另一方面，经济学家不仅全面侵入了其他学科领域（《经济学家茶座》可为一个典型）；而且其他学科领域的学者也主动引进（与秦晖的出国抵抗不同）经济学的一系列假定和方法。社会学家、法学家、政治学家、人类学家事实上都在不同程度上明确地或默示地引入了经济学的概念和进路。典型的，如政治学中的刘军宁，他的政治学观点和思路，号称是自由主义（因此是政治学的），其实主要是哈耶克经济学思想的延展或演绎。[16]而这种学科交叉的现象自然导致了更多的公共知识分子，因为他们的基本话语体系和概念体系是相近的，如果不是等同的话，他们之间的交流就有了更多的便利；他们的读者群也必然超越了本学科，甚至有很大重叠，他们往往是面对一般的有文化的人写作。

三、天时与社会经历

我在前面提到当代中国的公共知识分子的一个特点是年龄大多在40—50之间。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特点呢？如果时代或社会的因素——中国的经济改革和社会变迁——是通过人起作用的，那么我们一般应当预期这种社会因素将同时对处于这一时代的所有知识分子发挥作用；即使由于学术盛年的因素，我们应当估计到不同年龄段的公共知识分子人数有差别，但是这种差别不应当太大。而就目前来看，40—50岁的学者中公共知识分子显然多于其他年龄段的。我必须解说这一点。而且我必须用社会的因素来解说，而不是用个人性的因素，例如偏好来解释。

但是，当代中国公共知识分子中40—50岁的人居多，这个断言是否成立呢？因为也许40—50岁的学者恰恰是比较成熟的年代，精力还比较充沛，也是其学术巅峰或学术巅峰即将过去的时代，因此他们有意转向公共知识分子；也许是这些学者基本都当了教授，因此学术著作和论文的撰写不再是一个压迫的力量，因此，他们有空闲成为公共知识分子；或者是由于他们当中的许多人都在学术机构中担任了一定的职务，或者干脆是媒体（公众）感到这些人的各方面的背景都相对比较好，人比较成熟、一般都有留学经历、博士、教授、研究员的身份，因此具有较高的可信度？也许每一代的公共知识分子的主流都会是40—50岁的人？也许只是时间还太短暂，我们目前还无法确认这一基本态势？

这种因素显然是存在的；尽管还需要时间来验证。但是，这些因素究竟有多大，是值得考察的；而且即使考虑了这个因素，也未必能够完全消除这个年龄段中公共知识分子特别突出的特征。细致回顾一下过去的20多年的历史，我们首先可以发现，比他们年长一辈的学者中的公共知识分子明显少于他们这一代人，即使是厉以宁、吴敬琏、茅于轼以及张曙光、钱理群等比较年长的学者，作为公共知识分子出现在公共论坛上也并不比这一代中的一些人更早，有的甚至更晚一些。而这一代人中有许多作为公共知识分子最长的已经持续了15年。例如林毅夫、周其仁、张维迎、甘阳、葛剑雄、梁治平、雷颐等人早在80年代中后期已经是小有名气，有的甚至是大有名气（例如甘阳），其他人到目前也大都在公共知识分子论坛上驰骋了大约10年了。而在这一期间，下一代公共知识分子的产生似乎不那么明显，而且其社会影响力似乎也不如上面提到的这些学者10年前在中国公共知识分子论坛上的影响。甚至，我估计，这些40—50岁的学者的公共影响力似乎至少还会持续5—10年。

也许，这与这些知识分子的话语霸权有关？确实有可能如此，这些学者如今大多是学界的重要人物，发表观点是相对容易，大受媒体欢迎甚或是媒体求之不得的。他们的学术或社会地位使他们有收益递增的马太效用？由于公共媒体的有限，也许他们的存在本身就事实上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了新人出现的阻碍？但是，这似乎也还不能说明问题。因为就在这一批学者出山的时候，社会政治环境并不比今天更有利，公共论坛的开放度和数量都相当有限，而且他们也同样面对着老一代学者；他们当年几乎无法想象今天的宽松的言论管制以及如此大量的媒体邀请。而今天的年轻一代的公共知识分子也有，但似乎不如这一代人那么齐整。

因此，我们也许必须承认这一代学者中之所以出现如此大量的公共知识分子可能于这一代人的特殊经历或特征以及时机有关，当然，这里说的有关，只是指他们的经历或特征也许比前一代人或下一代人更适于成为公共知识分子。因此，我在此对这些个人因素做一个猜测。

首先仍然是时代的因素。这些学者在出道之际大多在20多岁—30多岁之间，因此，年轻气盛，比较敢于挑战，而这个时代又恰恰是一个改革开放的年代。相比而言，他们之前一代学者，当时已经40岁左右的学者，绝大多数都由于78年以前的中国的极左政治以及诸如反右和的经验，学的相对比较乖一些，他们胆子不敢那么大，生怕政治运动的反复。而这些年轻学者，20多岁时尽管刚刚迈出大学校门，也许学术上还比较弱，却比较大胆——由于各种积淀成本少，包袱少，因此而大胆。

与此同时，我们还必须看到，此前毕竟有一个十年的大学人才培养的空白；许多前的大学毕业生大多由于长期的运动而荒疏了学术，甚至他们在大学学习期间已经受到了运动的影响。等到结束时，他们尽管往往是作为下一代的教师出现在大学校园和研究所内，但从学术上来看，他们几乎是同他们的学生同时开始学术之路，而这时他们的精力、时间以及由此而来的在一定程度上的智力，就总体而言，都无法同积攒了十年之后，能够进入大学学习的这些学生相比。在一定意义上，这一批学生和他们的老师、甚至是老师的老师几乎同时进入学术舞台甚至是公共知识分子论坛。他们的前一辈一般说来显然不如他们这一辈人更有天时。

而下一代的的学者也同样无法享有这一代学者的天时。只要想一想，在80年代初，许多刚从大学毕业的20多岁不到30岁的学生一毕业很快就成为学术机构的研究骨干，或者进入政府的决策部门之后然后重新回到学校和科研机构成为骨干。而他们的下一代人则大多得按部就班地等到博士毕业之后才可能进入学术机构任教或搞科研，或进入政府决策部门。这一代人如果出国留学归来，或者获得博士学位，也大都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由于这一时期的稀缺，相对说来更容易获得社会瞩目；尽管社会瞩目并不一定标志着成就，但毕竟要比下一代学者更容易成名，也更容易、更早成为公共知识分子。这个时间差因此使下一代的学者必定较晚——相对于这一代学者而言——才能成为学术精英，之后也才能成为公共知识分子。

我们还必须注意到，比起他们之前或之后的一代学者来说，这一代学者的学习经历也很有特点。之前一代学者（主要上是前的大学生）和之后一代的学者基本上是从中学门到大学门（研究生门）的学生，他们的学习基本没有中断，他们对社会的感受、理解和判断基本是在大学中获得的，并且相对专业化。而如今40—50岁这一代学者大在中由于种种原因耽搁了正常的学业，不仅上大学晚了，而且许多人的中学教育也不完整，有的甚至根本就没有上过中学。他们早早就离开了学校，当过知青、工人、兵团战士、士兵、中小学代课教师、生产队长等，他们又相对说来比较丰富的社会经历。也许是出于天生对知识的爱好，在中，他们其实并没有如同人们通常所说的那样荒废了青春，他们其实还是思考的，[17]也是学习的。他们往往会利用各种机会读书，并且往往读得非常“杂”，他们也常常有一些相对说来有知识兴趣的朋友，讨论一些社会的、知识的或理论的问题。[18]他们基本上都有自学的经验。他们或者爱好文学写作，或者爱好哲学思辩，或者对历史感兴趣。他们往往利用了中一些具有强烈政治意识形态的读书运动，例如“读马列毛选，”批林批孔“，”读一点历史“、”读红楼梦“、”批水浒“等，杂七杂八地读了一些书，尽管不系统，但在他们的生活中在他们的思考中，这些杂七杂八的知识糅合起来了。一方面，他们的读书受到了时代的严格管束，但另一方面，他们的阅读又不受大学校园的学科和专业考试的管束；在这个非常有限的意义上，他们甚至是自由阅读的。他们没有导师，也许不利于他们的阅读和理解，但由于是他们自己阅读或集体阅读，没有现成的答案，在一定程度上又促进了他们的思考和阅读能力，甚至想象力。他们无需死记硬背应付考试，但是由于兴趣，甚至由于书籍的稀少，而强化了他们的记忆。他们许多人在当时当地都是有点”反骨“的。尽管这种经验在一定意义上对于年轻学者的发展可能具有悲剧性，甚至许多人成了”思想史上的失踪者“，但是也磨砺了这一代学者的思想。他们的许多基础知识也许不如之后经过完整中小学训练的大学新生的系统，但是他们的知识面一般说来要比之后的大学新生特别是文科新生要宽广，并且理解要深一些。加之他们的社会生活经验，也促使了他们对大学老师的教学有更多的经验验证和反思，促使他们下意识地也比较能够”理论联系实际“。他们也因为赶上了改革开放显然比前一代学者接触了更多的学术资源，更有条件和可能出国留学；而由于他们的生活经历和自学经历，又比下一代学生知识面更开阔。

这一代学人的这一特别经验对于解释为什么他们比他们之前或之后的知识分子更容易成为公共知识分子特别有意义。正因为这一代学者几乎都是自学的杂家，知识广泛，因此，他们关心的问题和知识储备都为后来成为公共知识分子讨论更广泛的社会问题作了铺垫。很难想象，今天的中文系毕业生能够有汪晖那样的能力和兴趣关心和讨论世界经济和社会发展问题，且不管汪晖的具体结论的对错。也很难想象，今天的历史学博士能够有秦晖那样的广度来讨论苏联东欧问题、古代社会问题、当代的几乎所有热点的社会问题以及几乎所有学科的理论问题，同样也不管他的观点和结论是否正确。我们可以看到，汪丁丁是数学的本科和硕士生，经济学博士，但是大量的论文或短文却是关于社会道德伦理理论、哲学、社会学和政治学的。[19]我们也看到冯象是法律博士，是知识产权问题专家，但他同时有英国中世纪文学博士的学位，并且也发表过文学作品。[20]而在文史哲学界，这种现象甚至更为普遍，如今70年代末—80年代初进入大学校园的人文公共知识分子大多以部分时间从事了思想史、学术史和社会史的研究，他们几乎都不大发表纯粹有关文学的论文了，无论是传统的文学欣赏还是现代的文学批评理论。[21]而且要知道，70年代末80年代初进入大学文史哲院系的学生就总体而言都是当时最优秀的文科考生，而到了80年代后期之后，这种基本风向就发生了变化。至少考分最高的学生大都选择了经济、法律专业。

应当说，上述的这种现象作为偶发的现象其实在任何一代人中都有，但是作为一代人就只能存在于社会变动时期。社会变动时期会迫使一代人突如其来地改变他们的人生轨迹，在一定程度上给了他们大量的重新选择的机会。而这种人生轨迹的急促变化也使得他们一般说来比那种在一个正常年代里的知识分工更为专业化的体制中培养出来的并且职业变动更少可能的社会中生活的专业知识分子有更为博学（尽管未必更专业），因此也就更有意愿、更有可能、也更有能力对社会公众关心的问题发言。换言之，他们更容易成为公共知识分子。

其实，这一代人的这种经历还隐含了另外一个容易被忽视的因素，即表达能力。可以想象，如果这一代人中当初有过更多的社会经历，那么他们就总体来说，就更可能要比一直在学校生活的人更了解普通人的语言和思维习惯，也就是表达上更善于深入浅出；此外，由于这些人当中很多人是在中自学的，往往接触更多的是文史哲的知识，甚至往往都有一点文学的爱好（记得70年代末的文学青年热吗？），因此他们即使是学习其他专业的，但就总体来说，也可能比如今的专业知识分子更多一些文字的表达能力。这也是他们更容易成为公共知识分子的一个重要因素。

但是，我必须强调，更容易成为公共知识分子，意味着在社会中更为显赫，更受人关注，但这并不意味着公共知识分子的学术成就一定就更高。相反，就这一代学者整体而言，他们的擅长可能更多的是以牺牲专业化为代价的。因此，就对社会转型和改革的贡献而言，也许他们的这种牺牲是值得的，是必要的，甚至是更有效率的；但是就知识的贡献而言，可能则构成了一个缺憾。如果韦伯关于现代的社会的知识分工与知识增长的判断[22]是对的，那么就总体来说，我的预测是，这一代学人中出现有重大学术贡献的学者的几率可能要低于下一代学人，如果下一代学人的训练更为专业化的话。

甚至，我还必须指出，也正是这一点，甚至可能迫使一些学人很早就走上了公共知识分子的道路，而只走了很短的一段专业学者的道路，甚至可能从来就没有作为专业知识分子出现在其领域。因为兴趣广泛，由于关心时事和社会热点问题，事实上，这一批人中的有些人几乎从其进入学界开始之际就对其专业不感兴趣，基本上没有撰写过真正专业化的论文和著作，尽管其社会知名度较高，但是在其专业领域中，并不能得到很多的学术认同。还有一些人，尽管从事了一阵子专业研究，但随着年龄增长，专业的巅峰时期已经过去，也不得不放弃原来的专业，从而转向与其专业相近或有相对容易进入的公共热点问题讨论或专业知识的大众化工作。前者如雷颐；后者如90年代后期从语言哲学转向政治哲学的徐友渔。

概括起来，成为不成为公共知识分子并不完全是社会的因素决定的，确实与个人的选择是相关的。但必须注意的是，这种选择其实也并不是完全脱离社会的。社会需求和他们所处的时代会在相当程度影响他们的选择，影响他们的可选择的范围。

四、自我认同和社会期待

以同样的方式，在这一节，我还想讨论另一个强烈受社会因素影响的个人选择，学者对传统的认同——特别是对中国传统中关于理想的知识分子位置和定位的认同——以及社会对知识分子的预期。而且，我要从一开始就强调，许多当代公共知识分子并不认同中国传统文化，甚至公开拒绝传统文化，主张“全盘西化”，尽管如此，他们实际上不可能脱离他们心目中的理想知识分子的楷模，他们也很难拒绝社会对知识分子的传统预期。而这两个因素的相互作用和强化，会下意识地影响知识分子的自我定位，即使在其它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也会促成他们选择成为或逐步转向公共知识分子，而不是现代社会的专业知识分子。

事实上，在中国这一代公共知识分子身上都带着相当深的中国传统中理想知识分子的印记。无论他们如何的激进、反讽或后现代，他们实际上在更大程度上认同的是中国传统的知识分子。这种认同至少在两个方面影响了他们的公共知识分子人格的形成和定位。

一是“达则兼济天下”的古代士人的理想和人格，并且这种理想人格同近代西方启蒙时代的知识分子有兼容之处，而与现代西方的知识分子并不完全兼容。我们可以看到，我所说的这一代40—50岁的公共知识分子都有比较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当然这种责任感也是改革开放的时代甚至是他们的地位塑造的，或许还有他们的年龄的因素，但这里不细致分析因果关系），比起他们的下一代学者来说，似乎他们更少一点反讽，少一点幽默，少一点“酷”。

他们一般说来，要比下一代人更认真，甚至较真，他们不喜欢周星驰，也不喜欢王朔。哪怕是他们讨论后现代，其实却很少后现代；他们研究尼采，赞赏尼采的重估一切价值；但是他们基本上只是重估某些价值，而不是追求重估一切价值的态度。他们心目中还是有许多神圣的东西，在下一代知识分子看来很“小资”的东西。他们大多表现得很“愤青”，其实很“小资”；甚至无论小资还是愤青都与他们关系不大。他们厌恶极左政治的意识形态，哪怕是被人称为“新左派”的一些公共学者，其实也同自称继承了自由派的公共知识分子一样对中国的许多问题持批判态度。所谓新左派与自由派之争，在我看来，其实更多是学术传统之争（社会科学或者说经济学与人文学科或社会宏大理论之争），也许100年之后，这一点会看得更加清楚一点。他们公开宣称厌恶意识形态，往往指责对方搞意识形态，但是他们其实都还有比较强的意识形态（并不重估一切价值）。他们尽管对社会往往持批评态度，同现行体制保持一定距离，但是认真看来，这些学者就总体而言还是持建设性态度的。其实，他们都对改革开放的总政策予以肯定，他们的分歧或如果有分歧，仅仅在于改革是否可以再快一点，以及在一些相对细节问题上的改革方向有分歧。他们之间的争论并不是如同他们之中的一些学者想象的那样或是如同在一些事件（例如“长江《读书》奖”）中表现的那样是生死之争。他们的争论似乎有阶级斗争的影子（代表下岗工人还是代表既得利益者），但拉开距离来看，在我看来，虽然不能说是杯中的波浪，但最多也就是盆中的波浪。一些所谓的惊世骇俗的言词，例如刘晓波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的批判，例如王朔作品在20世纪90年代初引发的争议，如今看来，都不过尔尔。请想想除了当事人之外，如今还有几个人记得当年大轰大嗡的“抵抗文学”？！

促成这一点的最主要的就是中国的公共知识分子骨子里还是中国的。他们大都想兼济天下，甚至由于智力上比较优越而好为天下师，他们希望把自己的才华献给这块土地，尽管他们不像艾青那样“眼里常含着泪水”。甚至他们最激烈的争论中也隐含着这样的因素。例如《读书》奖的风波，[23]尽管在一些细节问题上双方的观点对立，甚至也有夸大，但是双方都承认一个前提，不能搞学术腐败。尽管对王朔的小说以及大众文化有种种争议，有学者要“以笔为旗”，[24]要防止人文精神的失落，而另一派要“躲避崇高”，[25]认为平凡其实就是人文精神；但这场争论无论是什么其实都没有谁主张文学应当堕落，应当腐蚀社会。分歧也许仅仅在于一派认为文学不应当以无批判的甚至是调侃的态度对待社会丑恶，而另一派则认为调侃本身也许就是一种多元社会中必须有的人文精神；一派主张文学应当有理想，并迷信语言的创造世界的能力，而另一派主张文学反映现实，语言不过是一种描述的工具。他们的争论都是边际性的震荡或波动。这就表明，中国当代的公共知识分子基本上是传统的，是关心社会的。甚至，在主张“躲避崇高”的背后也体现了一种对社会的深厚关切，而并不是要摒弃社会，摒弃理想。[26]

也正是这种实际上对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理想的认同和坚持，这一代公共知识分子才跨入了公共知识分子的论坛，无论他们是同时坚守自己的专业领域或是基本跃出了自己的专业领域。被许多从事其他专业公共知识分子甚至某些经济学公共知识分子认为不讲道德的甚至为了反击也自称“不讲道德”的经济学家们其实几乎每个人都在讲道德，并且不仅在讲市场经济的道德，讲职业道德，而且也在讲一般的道德。例如，张维迎运用信息经济学的理论在分析并隐含或公开倡导诚实和信用；[27]汪丁丁早几年就提出了“市场经济的道德基础”问题。[28]茅于轼关心着“中国人的道德前景”。[29]所谓的效率与公正之争，在一定程度上，仅仅是在做大蛋糕的基础上增加每个人的分配还是分配上更多考虑某些因素来促进做大蛋糕，以及哪一条进路更能改善人民的生活水平的争论，而这个争论也许并不是理论争论可以解决的问题，至少需要实践来验证和证明。

也正是从这一角度来看，如果抛除了个人恩怨，其实公共知识分子之间的许多争论又都是中国人说的“打嘴仗”。例如，汪晖同汪丁丁的争论在一定程度上是意识形态的，但在一定程度上又都是实用主义的。因为他们讨论的问题都不是从原则出发的，他们背后的关切都是实用主义的，即都在关切中国的改革路径将导致什么结果，尽管这个问题同样不是可以通过争论解决的。甚至人文精神的讨论也不是为了纯粹的“精神”，而是反映了对社会发展的某种有理由的尽管也许过分也许不过分的担忧。争论的双方其实在一定意义上都是忧国忧民者。

他们是忧国忧民者，因此，他们就都不是只关注自己研究成果的高度专业化的专业知识分子。他们不可能是维特根斯坦，[30]因此留学英国研究语言哲学的徐友渔放弃了语言哲学，更多搞起了政治哲学，尽管由于年龄增加学术能力的自然衰减也可能是一个放弃的因素。他们也不是伽德默尔，[31]因此研究阐释学的张汝伦也参加了人文精神的讨论，而这场讨论尽管是人文的，却与阐释学没有多大关系。他们也不是科斯，[32]因此最喜欢科斯的盛洪讨论了国际政治，并想“为天地立心”、“为万世开太平”。[33]也因此，研究鲁迅和文学为主的专家汪晖、研究农民史为主的秦晖都参与了经济社会问题的论战。所有那些以后现代文学批评理论或社会理论参与各种争论的公共知识分子，其实关心的都不是后现代的理论问题，而是用了这些理论来阐发他们的社会理想和对社会问题的关注。他们其实并不关心新历史主义、形式主义批评理论、叙事学、读者接受理论或新批评，他们都成了社会评论家，尽管都在某种程度上运用了自己熟悉的学术知识资源，但更多的是借助了自己已有的学术声誉来“推销”自己对某些中国社会问题的看法。

即使如同林毅夫、张维迎、周其仁等经济学家似乎还基本坚守着自己的专业，许多法学家也似乎在坚持讨论自己的专业问题，但是他们用自己专业回答的却还是社会的问题。并且他们之所以大致坚守着自己的专业也并不是因为他们坚持专业知识分子的立场，相信韦伯的天职，而是他们的专业本身就是公共知识分子的热门话题，是经世济民的问题。而且仔细观察一下，他们讨论的许多问题在中国的语境中都可以甚至也实际被认为与他们的专业定位有所偏离。例如，农业经济学家林毅夫谈论了中国经济学的未来，以及“中国的奇迹”、[34]“展望新千年的中国经济”。又比如，贺卫方近年最大力倡导司法改革也与他的专业（西方法制史）相去甚远。尽管他们似乎都没有背离专业。

中国的公共知识分子其实还是传统的，他们渴望经世济民，希望兼济天下，尽管他们似乎很接受个人主义，强调独立的学术品格，他们的自由之精神受制于他们的理想，但是他们骨子里还有很强的社会责任感，因此，他们的下一代学者认为他们太传统，给学术和学者生涯增加了太多的社会责任，缺乏“以学术为业”的精神，太社会化，也并不完全是不实之词，尽管未必公道。而且他们的这种人格也并不是矛盾的，因为人并不是概念逻辑构成的，或必须按逻辑生活的。

中国公共知识分子对传统中国知识分子人格楷模的认同同时也是这个社会剧场的效应。

因为在中国社会，人们对知识分子也是这样认同和要求的。当吴敬琏在2000年10月30日中央电视台《对话》节目谈论“基金黑幕”之际，[35]当何清莲谈论“现代化的陷阱”之际，社会公众也认定这样的人——哪怕他的这一行为并不是一个知识的行动——和行动才是知识分子的行为，才体现了知识分子的人格。尽管在中国当代的社会科学中，经济学其实是最科学化的、最学术化的，因此在这个意义上其研究者是最知识分子的，但是也恰恰是经济学界，特别是专业化的知识分子，被更多的人称之为不像知识分子，认为他们出卖了知识分子的人格，因为据说他们没有关心下岗工人、城乡差别和东西部差别、官员腐败。其实，他们并没有出卖，而只是中国社会中的传统的理想知识分子的影响太强大；社会要求知识分子跳出专业槽，讨论社会热点问题。也因此，知名的学者们哪怕为了证明自己的知识分子品格都要表示一下自己的人文关怀、社会关怀。毕竟有几个知识分子能公开说“经济学家不讲道德”（樊纲）呢——尽管樊纲是利用了汉语中的双关。而具有反讽意味的是樊纲在说这话的时候其实正是在参与一场关于经济学的道德的争论，[36]并且很快另一位公共知识分子经济学张曙光又出来论证了经济学家如何讲道德。[37]

中国公共知识分子毕竟是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生长的。

但是，中国当代公共知识分子之形成与知识分子对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理想的另一个认同也同样相关，这就是知识分子应当博学多才，文笔优秀，要文质彬彬；要有一点文人气，要像李白、杜甫，而不是萧何、曹参；要像苏东坡，至少也要像王安石。[38]而且这一形象可能也与西方的文艺复兴或启蒙运动的前专业化时期的知识分子形象相兼容。这一知识分子的角色也同样受到社会预期这个剧场效应的影响。不仅在传统中国，知识分子的典型应当是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出将入相，既出世又入世，博古通今，博闻强记，他们的文章必须有文采，其作品应当有广泛的读者群；而且这种理想型在当代中国社会也有很深的根基，甚至更甚——如今往往还要求他们兼通中外。尽管时代已经使这些要求非常不现实了，但社会的大众文化总是与时代有滞差；因此，这一点仍然不仅是社会的要求，而且也是这些知识分子的自我要求。因此他们常常徘徊“在经济学与哲学之间”或其他学科之间。在我们社会，最得到社会赞赏的实际上并不是专业知识分子，尽管专业知识分子就总体而言对学术发展的贡献更大。在中国社会，我们不会欣赏维特根斯坦这样的比较纯粹的哲学家的，我们更欣赏的是罗素那样的有哲学家声望的社会活动家和评论家，或他这样的前哲学家。甚至当我们欣赏尼采时，也往往带着这样的色彩，事实上，在一些当代知识分子的著作中，文采斐然、思想卓绝的尼采往往也只是另一位“狂飙突进”的启蒙主义思想家（其实他不是，至少在他活着的时代不是）。[39]

由于这种主观认同和对社会预期的认同，因此，许多中国知识分子一旦小有成就，就不大安分守己了，都希望更多的关心其他领域的问题，或多或少的都有一点治国平天下的追求，这不仅是因为他们智力上相对优越，一般说来都有能力初步分析一些他们专业领域之外的问题，更重要的是这才是他和社会都认同的知识分子形象。而且，他们也至少会将自己的专业大众化，以某种讲究文采随笔、评论的形式向公众传达。如果不这样做，在他们心目中的自己就总似乎有些欠缺。近年来之所以学术随笔出版比较多，之所以比许多学术专著更为畅销，一方面印证了生产者的自我期待，另一方面则印证了消费者的需求和期待，印证了社会预期。

而这两者又互相在强化和支持。同时，也必须看到，有些学术随笔的文笔确实比较好，文字深入浅出，论证也翔实周密，事实上也是学术著作。在这个意义上，当其他变量相当时，有文采的文章肯定要比没有文采的文章更容易获得读者群，因此在这个意义上，前一类文字的作者更具有公共知识分子性质。

但是，这种追求同样是有问题的。有不少这种学术随笔，不仅学术水平较低，缺少学术性，而且有些文辞或行文也很矫揉造作，明显是有意为之，甚至有以词害义的现象。例如，一些著作的序言或译著的序言作者硬是要使用其实并不地道的文言，不仅影响阅读，而且很容易误解（特别是在翻译中）。由于这些作者显然是白话文要优于其文言文，而且其读者基本上都不大习惯文言文，因此，我推定，至少在其下意识中，一定是认为文言文更具有知识分子的气质。因此，他们是试图通过文言文这个屏障来区分和界定自己的知识分子身份。

我的这些话似乎是在批判这种博学和文采的追求，但其实我并不反对，甚至我自己也在一定程度上参加了这种自我大众化的活动。因为，在一定程度上，中国目前确实也还是需要这样的作品；甚至学术水准不高也不是一个问题，因为有不同的消费者群体；我并不认为所有的学者都一定只能是提高，而不能普及。但我想指出的是，这是另一塑造中国公共知识分子的因素。中国传统的缺少专业分工的知识分子形象——文人——仍然在追逐着我们。

而且，我还想指出，这种情况也自然会反过来影响社会对知识分子的学术评价。我们也许会在这种社会预期和自我认同中忽视了真正有学术贡献的专业化的知识分子，而把过分的关注甚至赞美甚至太高的学术评价给予了那些也许并不值得这种待遇的公共知识分子。我们可能事实上不是在强调“文质彬彬”，而是在强调“文胜于质”。而进一步，这也会影响下一代学者的自我学术追求和自我定位，他们会把更多的精力放在文采和博学上，而不是放在真实世界和专精上，不是在研究真实世界中的问题。事实上，在我的周围，我就看到了这样的现象和追求。因此中国的学术可能陷在或更多挣扎在一种前现代的学术制度中。甚至这还不无可能影响到社会科学的发展。[40]

同样，这个因素也是通过个人选择展示出来的社会的塑造公共知识分子的力量，并且这相比起来，也更多是中国的。

五、结语

我不打算继续分析下去了，因此我的上述关于中国公共知识分子形成的社会分析注定是不完整的。事实上，我并没有追求完整，如前所说，本文只是试图解剖一下当代中国公共知识分子形成的某些社会因素和特征。如果能给人以某些启发，便于自己或他人今后的进一步深入的研究，那也就行了。并且在一定的意义上，我的这篇文章也是一种公共知识分子的作品，尽管不完全是。

我知道许多读者，即使完全不关心本文涉及的具体学者，也会感到从我的分析中无法得到一个结论：该如何评价公共知识分子，他们是好还是坏。我想评价其实不是我的追求。我是在以一种同情理解的，同时也是批判的态度在解析中国当代公共知识分子这种社会现象。

其实几乎每一种分析都同时具有理解和批判的。尽管也许我的文笔还不能准确传达我想传达的（其实根据读者反映理论，这是不可能的），但我还是希望读者不要因自己的前见掩盖了对中国当代公共知识分子的理解和批判。重要的其实是理解，而不是给一个判断。我也不希望我的分析影响了一些读者自己对公共知识分子的评价或他自己的追求。如果就总的态度来说，我对中国当代公共知识分子的态度是持理解态度，但是展望未来，我却希望中国公共知识分子的数量将随着社会的知识分工、专业化以及文化普及化而减少。

我的基本理由仍然是韦伯的分析，也是经济学的分工创造财富，才能获得比较优势的理论。因此，我本应当对中国当代公共知识分子有更多的批判，特别是提醒其对中国社会发展和社会人文学科发展的弊端。但是这只能属于另一篇论文。但是，也许我的这个判断本身就是有问题的，我判断的基础韦伯的理论和分工的理论也许就是有问题的，也许我还没有保持知识分子对任何前提或前人结论都要问一个为什么的态度。也许，甚或由于我自己就是一个公共知识分子，我无法对自己下狠手。

但是，这些都算是对读者的提醒吧。每个人都只能走一段路，剩下的路都得其他人自己走。

[注释]

*“尼采•谱系学•历史学”，苏力译，载于《尼采的幽灵》，汪民安、陈永国［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页124—125.

[1]“遭遇哈姆雷特”，《读书》，2002年5期。

[2]波斯纳：《公共知识分子》，徐昕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

[3]关于中国司法改革的动力，尽管其中有司法不公的问题，然而最大的动力却是中国社会的变迁要求新的有效率的司法服务，而先前的司法制度显然不适应这一需要。可参看，苏力：“关于抗辩制改革”，《法治及其本土资源》，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特别是最后一节。

[4]汪晖：“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天涯》，1997年第5期；汪丁丁：“启蒙死了，启蒙万岁——评汪晖关于”中国问题“的叙说”，《战略与管理》1999年第3期。

[5]文章主要集于，秦晖：《经济转轨与社会公正》，河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

[6]徐友渔：“质疑《白银资本》”《南方周末》2000.06.16.可参看，刘禾：“欧洲路灯光影以外的世界——再谈西方学术新近的重大变革”，《读书》2000年5期：“《白银资本》究竟犯了谁的忌？”《南方周末》2000.7.27.

[7]何清涟：《现代化的陷阱——-当代中国的经济社会问题》，今日中国出版社，1998年。

[8]曹锦清：《黄河边上的中国》，上海文艺出版社，2000年。

[9]请参看，张汝伦等：“人文精神：是否可能和如何可能，”《读书》，1994年3期；高瑞泉等：“人文精神寻踪”，《读书》，1994年4期；许纪霖等：“道统、学统与政统，”《读书》，1994年5期；吴炫等：“我们需要怎样的人文精神”，《读书》，1994年6期，以及其他相关的文章。

[10]主要体现在其小说和随笔中，王朔：《王朔文集》（4卷本），华艺出版社，1992年；以及《无知者无畏》，春风文艺出版社，2000年。

[11]例如张承志，主要文字集于，《荒芜英雄路》，上海东方出版中心，1994年；《无援的思想——思想随笔卷》，湖南文艺出版社，1999年以及其他著作。

[12]例如，论战的核心人物，作家王朔、王蒙、张承志、张炜等都基本淡出了，尽管王蒙、韩少功等还常常在《读书》、《天涯》等杂志上发表随笔，尽管王朔2000年的《无知者无畏》仍然引发了某种轰动。其他的一些论战参加者，例如张汝伦、陈思和、王晓明等人的话题也逐渐不那么公共化了。

[13]在中文中似乎这种反讽还不明显，一旦翻译成英文，liberalartsspecialists，就可以感受到这种讥刺了。

[14]有关经济学帝国主义的讨论，可参看，郑也夫：“社会品德与经济繁荣”，《读书》，1997年第11期；何怀宏：“在经济学与伦理学之间”《读书》，1998年第12期；蔡昉：“经济学家为什么倾向于奉行‘经济学帝国主义’？”，《读书》，1999年第6期；苏力：“经济学帝国主义”，《读书》，1999年第6期；陈明明：“政治学在中国的命运──从‘经济学帝国主义’谈起”，《天津社会科学》2001年第2期。

[15]秦晖：“有了真问题，才有真学问”，《读书》，1998年6期。

[16]刘军宁：《共和•民主•宪政——自由主义思想研究》，上海三联书店，1999年，以及他在众多报刊杂志上发表的一系列随笔。

[17]盛洪就曾提到他当年当工人时一直无法改掉自己工作时爱“走神”的“毛病”。盛洪：“经济学精神”，《经济学精神》，广东经济出版社，1999年，页273.我自己也有类似的毛病。

[18]有关前期和后期的学习情况，可分别参看，朱学勤：“思想史上的失踪者”，《读书》，1995年10期；梁治平：“在边缘处思考”，《学术思想评论》第三期，辽宁教育出版社。

[19]汪丁丁：《在经济学与哲学之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我思考的经济学》，三联书店，1997年；《回家的路：经济学家的思想轨迹》，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自由与秩序：中国学者的观点》，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以及其他著作。

[20]冯象：《木腿正义》，中山大学出版社，1999年。

[21]例如，文学中最典型的是汪晖，但其他文学研究者身上也可以看到这种转向，例如陈平原：《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文学史的形成与建构》，广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触摸历史——五四人物与现代中国》（与夏晓虹合作），广州出版社，1999年；《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这些著作虽然还与文学有关，但更多是一种学术史和思想史的关怀。复旦大学的陈思和也有这样的转向，例如90年代初他参与了人文精神的讨论；而他目前正在研究的课题之一则是《文学史理论创新和当代文学》。史学界最典型的也许是秦晖，但也并是一种偶然的现象，其他如雷颐、朱学勤（他的最新的研究项目之一是《民初制宪历程与制度选择》（1912-1923年））。

[22]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于晓、陈维纲等译，三联书店，1987年，页143.

[23]可参看，中华读书网［编］：《学术权力与民主：“长江〈读书〉奖”论争备忘》，鹭江出版社，2000年。

[24]张承志：《以笔为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

[25]王蒙：“躲避崇高”《读书》，1993年第1期。

[26]同上注。

[27]张维迎：“法律制度的信誉基础”，《21世纪：人文与社会——首届“北大论坛”论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页42—61.

[28]可参看，汪丁丁：“谈谈市场经济的道德基础”，《东方》，1996年5、7期。

[29]茅于轼：《中国人的道德前景》，暨南大学出版社，1997年；又见，《道德、经济、制度》，河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又请看，张曙光：“走向市场经济的制度结构：市场、政府和道德”，《天津社会科学》，1998年第3期，

[30]维特根斯坦早年因逻辑实证主义确立了其学术名声之后，就辞去了剑桥的教授职务，到乡间去做小学教师，直到他重新提出了后期的反图像说，才重新回到剑桥任教。他一直回避公共的关注。当然这也许与他是同性恋，当时受到社会歧视有关。关于维特根斯坦的学术经历，可参看任何一本维特根斯坦的传记或简介。

[31]伽达默尔是很甘于寂寞的。据洪汉鼎（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的中译者）说，当年洪汉鼎告知伽达默尔自己要翻译《真理与方法》时，伽达默尔并不感兴趣。见，洪汉鼎：《理解的真理》，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页369.当然，伽达默尔的这一态度与他坚信阐释学原理——不可译性——有关。

[32]关于科斯的学术上坚持己见，可参看波斯纳：“罗纳德•科斯与方法论”《超越法律》，苏力译，2001年，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特别是页486—487.

[33]盛洪：“什么是文明”，《战略与管理》1995年第5期：“为万世开太平”，《北京青年报》1996.1-2：“从民族主义到天下主义”，《战略与管理》1996第1期，以及“为天地立心”，《读书》2002年第3期等论文。

[34]林毅夫、蔡昉、李周：《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上海三联书店与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1999年修订版。

[35]《基金黑幕——关于基金行为的研究报告解析》，《财经》2000年10月号。

[36]樊纲：“‘不道德’的经济学”《读书》，1998年6期；张宇燕：“来自经济学的关怀”，《读书》，1997年1期。相反的观点，请看，姚新勇：“‘不道德’的经济学的道德误区，”《读书》，1998年11期。

[37]张曙光：“经济学（家）如何讲道德？──评《中国人的道德前景》”，《读书》，1999年第1期；以及“《批评规则、交往理性和自由精神》（之一）”《读书》1999年第10期：“《批评规则、交往理性和自由精神》（之二）”《读书》2000年第3期。

[38]其实，这一点也许是由于历史断裂或者是中国20世纪上半叶剧烈社会变革中的知识分子给我们这代人留下的一个错觉。其实，钱钟书早就尖锐地指出，“所谓文人也者，照理应该指一切投稿、著书、写文章的人说。但是，在事实上，文人一个名词的应用只限于诗歌、散文、小说、戏曲之类的作者，古人所谓‘词章家’、‘无用文人’、‘一为文人，便无足观’的就是。”见，钱钟书：“论文人”，《写在人生边上》，三联书店，2001年。

公共知识分子范文篇3

表达来自所有社会阶层——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声音，应属媒体的天然般本性，但是在官方话语“增益饱和”的媒介政治环境下，却成为了当代中国媒体一种独特的、近乎乌托邦的追求。“媒介的知识分子角色”和“知识分子的媒介角色”两种提法虽有差异，但都体现了上述的表达愿望，即知识分子在媒介上说话的权力，或深而论之，知识分子在以媒介为标志的公共领域中的社会作为和社会责任。

然而，考察中国媒体十年之现象便会发现，上述两个命题的提出，包括引发本次讨论的杜维明先生在杭州的感言，其直接起因却并非是喋喋不休的官方言说，而是商业之声在媒体“放大器”上的啸叫。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媒介改革的显著成果之一便是所谓“媒介知识分子”的登台亮相。大大小小、形形色色的知识分子在各种媒体——尤其是电视——上频频露脸发言，其声响的分贝值之高与信噪比之低，都达到了史无前例的地步。从中国知识分子的整体中突颖而出的媒介知识分子或公共知识分子，似乎已经标志性地和历史性地走出了“沉默的螺旋”。

实际上，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中国社会改革，已经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知识分子的集体命运。中国与改革中国之知识分子的差别，在于它从统治阶级的依附阶层（“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转变成为今天的“嵌入”阶层甚或中坚阶层，从被剥夺、被批判、被同情的对象转变成为被供奉、被尊重的对象，甚至在相当程度上成为了社会底层敌视的对象。现代化中国的进程正在步入西方启蒙理性的框架，“专家治国”成为社会共识，知识阶层逐渐分化、融合、演变成为社会政治、科技、法律、教育、文化体制中的专业人士。知识分子以其在专业领域对知识的掌控而获得权威。作为这种权威的显现，我们既看到前所未有的媒介力量，也看到了专业知识分子在媒介上的全面出击：在几乎所有的议题上——尖端武器、历史遗产、金融股票、饮食男女等——和盘开讲、传道解惑。拉扯知识分子和媒介联姻的是“专业主义”这个媒婆，这是一场现代性的明媒正娶。只是由于中国知识分子和媒介所共有的先天缺陷或后天不足，导致知识分子集体的媒介形象或公共形象蒙上一层经营的、媚俗的色彩、妄自尊大与唯唯诺诺兼而有之。

媒介知识分子是一个悖论：一方面，当代中国知识分子，似乎只有通过大众媒介才能搭建和进入自由讨论的公共领域；另一方面，一旦以大众媒介作为自己的意见工具，知识分子的自行表达和自由讨论将不可避免的受到制约。在“媒介知识分子”这一偏正结构的称谓中，“媒介”既是修饰，也是限制。哈贝马斯已经充分讨论了以大众媒介出现为标志的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大众传媒影响了公共领域的结构，同时又统领了公共领域”。其结果是，自我形成的、以批判为特征的公共领域转变为机构型的、体制化的和操纵性的公共领域。大众媒介“在一种无限扩展的公共领域中削弱了公共性原则的批判功能。”(哈贝马斯,1999)从词源学的角度看，“公共”（public）一词本身包含着“公开”与“公众展示”的含义(王翰东,2003)。在很大程度上，大众传媒的公共性，是由现存政治与商业制度所决定的公开展示的方式或体制，用哈贝马斯的话说，是一个“超级广告”。因此，知识分子如果无条件的借助于大众媒介，热衷于在媒体上的抛头露面，并沾沾自喜地把“媒介知识分子”看作是自己“公共”身份的认同标记，对其群体而言将是既危险又可悲的现象。中国的知识分子、尤其是加冕为“电视知识分子”的那批人，应该像布尔迪厄或利奥塔那样，与（电视）媒介的表现形式保持必要的间距。为了“使本应成为民主的非凡工具的电视不蜕变为象征的压迫工具”，布尔迪厄(2000)“不得已而为之”地用电视演讲来批判电视。作为其妥协的补救举措，他要求制片人“避免任何形式上的追求，放弃任何说明性的图像”，以避免干扰演讲的论辩性与论证性。利奥塔(1997)则走得更远，他在上法国电视3台的“自由论坛”节目时，要求自己不出图像，仅保留画外音；或者出图像而蓄意让声画不同步。中国的知识分子没有必要像他们那样极端从事，但是我们有必要对媒介“公共性”的悖论，对媒介知识分子“公共表达”的悖论保持高度的警觉。

媒介知识分子是一个悖论，更重要的还在于：从知识分子集体中分化出来的这一特殊群体，将不可避免地伴随某种“染色体”的变异。媒介知识分子一旦形成，能否保持其知识分子的“物种”特征将成悬疑。如果说，批判精神是知识分子最重要特征之一，那是来自于知识分子历史形成的“全无居所”（萨义德语）的社会地位。萨义德把法兰克福批判学派成员阿多诺称为“行而上的流亡者”，“对于知识分子而言，流离失所意味着从寻常生涯中解放出来”。因此，流亡就不仅是中外众多知识分子的实际生活状况的写照，是一种“真实的情境”，而且也是“隐喻的情境”，是知识分子精神生活状态的描述。“把知识分子设定为圈外人的模式，最能以流亡的情形加以解说——永远处于不能完全适应的状态，总是觉得仿佛处于当地人居住的亲切、熟悉的世界之外，倾向于避免、甚至厌恶适应和民族利益的虚饰。对这个隐喻意义的知识分子而言，流亡就是无休无止、东奔西走，一直未能定下来，而且也使其他人定不下来。”(爱德华•萨义德,2006,2007)反观今日在大众媒介进进出出的中国知识分子，俨然以“圈内人”的身份自居，以专业知识与社会地位为资源，营造着更为稳定和舒适的未来居所。大众媒介成为接纳“流亡”知识分子的寓所，它在造就“安居乐业”精神景象的同时，也满足了知识分子济世救国的公共情怀。媒介知识分子的这一特殊分化与中国知识界在教育领域的专业化趋势紧密相关。打着福柯“特殊知识分子”的旗号，希冀通过在自己专业领地“修身齐家”，从而涉入“治国平天下”的公共领域，一度成为“公共知识分子”大讨论的一个时尚话题(许纪霖,2006)。大众媒介与知识分子某些特殊群体合谋的一个结果是：百家讲坛成为几家讲坛；媒介知识分子——或公共知识分子、“圈内”知识分子——在公共领域的过度表达，映衬着知识分子总体上的表达不足，也映衬着其他社会边缘阶层的无所表达。

曼海姆(2003)使用“相对不受束缚的知识阶层”来描述知识分子。他的本意是说，知识分子不是天马行空、超越一切的高贵阶层，它没有“参与上天的启示”。知识分子的怀疑精神、批判意识和他们彻底的觉醒是“面包中的酵母”，不过他们“并不提供面团”。知识分子一贯反映着社会的趋向，但问题是“人们能够期待风信鸡去控制风吗？”在政治和商业的双重挤压下，中国知识分子既不能满足于用别人的声音说话，也不能满足用虚假的自我发言，更不能只在意自己一个阶层的声音。公共领域并不等同于大众媒介的领域，知识分子进入公共领域、参与公共事务也并非仅仅是知识分子在媒介的呈现。与“媒介知识分子”的不同凡响相比，我们更需要全社会通过媒介对公共事务的正常参与。

[参考文献]

[1]哈贝马斯(1999).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曹卫东等).南京:学林出版社.

[2]王翰东(2003).细读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中英译本比较.载于新闻与传播评论(2002年卷).武汉:武汉出版社.

[3]布尔迪厄(2000).关于电视(许钧).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

[4]利奥塔(1997).后现代性与公正游戏：利奥塔访谈书信录(谈瀛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5]爱德华•萨义德(2007).知识分子论(单德光).北京:三联书店.爱德华•萨义德(2006).权力、政治与文化：萨义德访谈录.(单德兴).北京:三联书店.

公共知识分子范文篇4

自1894年德福雷斯事件以来，关于知识分子的研究在社会学、政治学、历史学、传播学等学科受到普遍重视，提出了大量的理论观点。但从目前的情况看，在知识分子的内涵、外延、地位、社会作用等方面，学界的观点歧异，互相抵牾，并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知识体系。根据吉登斯的“双重解释说”，社会科学家们观点的歧异无疑也影响到了作为常人的一般知识分子在日常实践中的表现，使他们在现实生活中进退失据，难以有所作为，我国现代知识分子即是如此，他们“角色模糊，命运多舛”，在现代化进程中没有明确的社会定位，难以找到自己的归宿。究其根源，造成这种理论与实践困惑与冲突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理论界对知识分子社会角色研究方法论本身的关注较少，各种研究范式之间缺乏足够的对话和融合。本文将总结几种主要的知识分子社会角色研究范式，比较其优缺点，以期厘清知识分子社会角色研究中观点歧异的方法论原因，探索解决的路径。笔者认为目前在知识分子社会角色研究方面主要有以下三种研究范式：单一社会角色的知识分子研究、知识分子的角色集研究、知识分子的场域观研究。

一、单一社会角色的知识分子研究

郑杭生等给社会角色的定义是：“与人们某种社会地位、身份相一致的一整套权利、义务的规范与行为模式，它是人们对具有特定身份的人的行为期望”，“单一社会角色的知识分子研究”者们则片面地执信这类定义，把视域局限于知识分子扮演的某一特定社会角色，只将一种行为期望在知识分子身上，忽视他们作为社会人扮演的其他社会角色，仿佛知识分子是一个天生的知识人(bornintellectual)，生来就是为了扮演这一种社会角色的，而且各种不同的论者对知识分子所应该扮演的这一社会角色为何的看法也不尽相同，对知识分子角色期待的混乱也造成了知识分子对自己的角色认识和理解的模糊不清，从而导致知识分子角色实践的差异和混乱。关于知识分子所扮演的这个“唯一”的社会角色应该是什么，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

(一)神圣的社会批判者

信奉知识分子精英论的研究者往往从道德主义出发，赋予知识分子神圣的使命，认为知识分子的社会角色是社会的良心，从事社会批判是他们的天职，他们将知识分子作为潜在的或实际的反对者、改革者和革命者、社会和文化方向的开拓者和反传统的开拓者。如萨义德将知识分子的公共角色定位为局外人、“业余者”、扰乱现状的人(outsider,amateur,anddis—turberofthestatusquo)；福柯从知识和权力的关系人手，主张知识分子的社会角色不在于为民众代言，而是与身临其境的权力形式做斗争，揭示知识分子话语与权力统治之间的隐蔽关系；戈德法布把知识分子描绘为“某些特殊类型的陌生人”，认为他们特别注重自身的批判能力，独立于权力中心自主行动，其听众和读者是广大民众，在民主社会中能起到专业性质的作用。促进对迫切的社会问题进行开明的讨论。对于持这种观点的学者来说，若问知识分子何以能够成为社会批判者，曼海姆的答案较具代表性：这是因为他们是一个自由漂移(free-floating)的阶层，允许其他社会群体的个体进入其中，正是因其没有归属，所以他们具有批判性和超越性。

(二)无产阶级的革命先驱

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宣称“资产阶级抹去了一切向来受人尊崇和令人敬畏的职业的灵光，它把医生、律师、教士和学者变成了它出钱招雇的雇佣劳动者”，由此，他们认为知识分子是脑力劳动者，与从事体力劳动的工人一样是作为普遍阶级的总体工人的一部分，解放全人类是他们光荣的历史使命，他们应该而且能够在革命和建设中发挥巨大的作用。极具俄罗斯知识分子批判性传统的列宁，更是进一步主张知识分子应该勇当革命的先驱，用理论将无产阶级武装起来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

(三)占统治地位的新阶级

泽拉尼将知识分子的新阶级理论分为三个流派：一是“无政府主义”者(anarchist)的知识分子阶级论；二是以考茨基和吉拉斯为代表的技术官僚一行政官僚的新阶级论；三是古尔德纳的文化资本的新阶级论。但这三种新阶级论都认为现代知识分子的社会角色是居于统治地位的优势阶级，是自私自利的，根本不像他们所宣称的那样是工人阶级的代表。古尔德纳甚至预言，“现代社会高等教育的普及和专业化(proles-sionalism)浪潮使得具备文化资本使用权的知识分子将最终取代旧阶级的权威”，现代知识分子的基本目标已是：增加自身在国民生产中的份额(share)；生产和再生产特殊的社会条件，使其能够私下占有由他们的特殊文化所创造的收入中的更大份额。

(四)专家

许多学者看到随着知识分子的学院化和专业化。知识分子不断成为学有专长、专注于研究和解决某一方面问题的特殊知识分子——专家，而非过去那种在广泛范围发表意见的普通知识分子。他们认为现代社会中无论是人文知识分子还是科技知识分子都已经专家化了，失去了批判性，指导其工作的是科学理性和工具理性，即他们是价值中立的，只对求真或探索奥秘、归纳规律感兴趣，而对为什么要求这个真或为什么要探索这个奥秘却不感兴趣了。

吉登斯则十分重视高度发达的现代性晚期(high／radicalizedmodernity)中作为专家的知识分子在化解社会风险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他认为现代性晚期充满着风险，而专家系统与符号系统作为脱域机制可以把社会关系从具体情境中直接分离出来，给人们带来一定的安全感。在日常生活中，常人对专家系统信任的体验来源于交汇口，即“专业性个人或团体与抽象体系的人之间的连接点”，可见正是每个具体的知识分子在使抽离机制变为可信的，但吉登斯同时指出，没有任何一种专家系统能够称为全能的专家系统，专家系统化解风险的能力也是有限的。

(五)大学生——受过高等教育的人

知识分子泛化论者倾向于把知识分子定位为那些从事知识的生产、解释、传播、消费的人，他们常常用受过高等教育(大学、大专)以及具有同等学力的人来操作这一概念。这样在现代化的当下，就使知识分子成为一个似乎人人皆可为之的角色，这种观点的结果是使知识分子的社会角色泡沫化了。

综上所述，“单一的知识分子社会角色”的研究范式只注意到了知识分子在社会上所扮演的某一社会角色，然后就把人们对这个角色的行为期望作为唯一的行为期望，将此社会角色作为知识分子的本质内容，导致人们在知识分子这一概念的内涵与外延上存在着分歧，因此对知识分子得出迥然不同的评价，知识分子丰富多彩的多面向也因此变得僵硬和单调，与社会现实不符，知识分子们也难免在这些杂乱的“单一社会角色”说辞中变得不知所向了。

二、从角色到角色集

角色集是指“一组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相互补充的角色”，涵括两种情况，一种是多种角色集于一人之身，另一种则是指一组相互依存的角色。知识分子角色集的理论范式就属意前者，即将知识分子视为一个同时承担着多种社会角色的活生生的社会人，而非仅仅是专门出演某一固定角色的特型演员来研究。

知识分子角色集的理论肇始于兹纳涅茨基，他在《知识人的社会角色》中建立了知识人所扮演的各种社会角色的类型学，分析了支配知识人行为的各种规范模式，认为每一个或每一类知识人都可身兼几种类型的角色，可将知识人的社会角色纳入以下的社会系统中加以研究：1知识人的社会圈子：一群与知识分子发生互动并评价知识分子成绩的人；2知识人的自我：由于知识分子的地位而赋予其身体与心理特征；3知识人的社会地位：知识分子因其地位而被赋予的特许权和免疫权；4知识人的社会功能：知识分子对其社会圈子所能做出的贡献。兹纳涅茨基相信知识分子并非对整个社会发表言论，而只是对经过选择的部分公众即特定的社会圈子发表言论，社会圈子要求知识分子符合他们的期望，作为回报，社会圈子则会授予知识分子一定的地位和权力，当他扮演不同类型的社会角色时，其社会圈子、社会期望、评价标准不同，社会地位也各异，相应的自我认同也不一。他将整个知识分子的社会角色分为四大类，即：技术顾问、圣哲、学者、知识创造者”。

兹纳涅茨基从社会结构—行为规范的角度对知识分子进行的类型学研究，超出了此前仅仅把知识分子作为社会批判者、社会良心这一神圣角色的视界，开启了将知识分子作为一个角色集，而非某一单一的社会角色进行研究的传统。但是他未能廓清知识人所扮演的各种角色之间的角色冲突，因而难以逃脱功能论的牢笼。另外最为可悲的是，自兹纳涅茨基以后，这种角色集的研究方法并未能得到足够的重视和发展，人们依然执迷于现代知识分子专业性与公共性、公共性与阶级性、自利性与公共性之类的二元对立之中，而诸种对立的根源实际上就是只把知识分子视为某一单一的社会角色，没能从知识分子角色集这一视角出发来探查知识分子扮演的各种社会角色之间统一的可能性。但无论是单一社会角色的研究方法还是角色集的研究方法，对知识分子所肩负的文化使命与现实的社会结构之间的互动都关注不多，使知识分子社会学停留在偏重文化的学统中，布迪厄的场域理论则试图打破这种二元对立。

三、基于场域观的知识分子社会角色研究

布迪厄对知识分子社会学的理论贡献很大，他将知识分子定义为从事文化生产的人，将其作为行动者放进学术场域中加以研究，以图克服行动与结构、宏观与微观之间的对立，也实现了对以往偏重文化忽视结构的研究范式的超越。他的场域概念是一个关系性的概念，不是指实体的一个场所或一个机构，而是“在各种位置之间存在的客观关系的一个网络(network)，或一个构型(configuration)”。布迪厄认为现代社会是一个高度分化的社会，整个社会世界由大量具有相对自主性的社会小世界组成，这些社会小世界就是场域，每个场域都有属于自己的运作逻辑，一个场域的逻辑不能化约成支配其他场域的那些逻辑。学术场域即是这些具有自主性逻辑的场域之一，是进行文化产品生产的场域，尽管学术场域“从更大的范围的社会世界中普遍流行的利害关系看可能算是超功利的了”，但同样是个争斗的场域，学者们争夺对学术世界和一般社会世界的真理的掌握权，他们并非是没有自身利益的自由漂移的阶层，他们争斗不休以确定他们中哪些人是在这个领域中受到社会委托与授权来讲述社会世界的真理的。他认为学术场域中的行动者的知识生产更多地反映的是他们在学术场域中斗争时统治与被统治的位置关系，而非消费者的需求，知识分子作为文化资本家，在学术场域也是受“追求差别”的动力法则支配的，“图书合同、评论、引用、获奖、专业机构中的领导地位、学术地位以及通往终身职位的艰苦道路”，对于学术人来说是具有决定意义的。知识分子在学术界中也是为了实现自己利益最大化的“策略家”，在这个抵抗商业和政治标准的“为学术而学术”的领域中，人们争夺着同行的认可。

布迪厄将知识分子的社会角色放进学术场域的架构下进行研究，摆脱了以往单纯把知识分子当作自由漂移的社会批判者形象来研究的自我束缚，消解了知识分子社会角色研究史上长期以来文化与结构的紧张对立，使知识分子从“天上”落到了“地上”，揭示出了社会结构与心态结构、学术场域与知识人的惯习之间的紧密勾连。那么，布迪厄笔下在学术场域中自私逐利的知识分子还愿不愿、能不能继续扮演公共知识分子的角色呢?知识分子的社会角色难道就是老死于象牙塔的自得其乐的“文化产品的生产者”。知识分子是否能够又是如何扮演多重社会角色的呢?

四、从场域到场域丛：多元角色扮演分析的有益尝试

为了解决知识分子愿不愿意、能不能扮演社会批判者的角色的问题，与一贯具有左派知识分子立场的法国学界对话，布迪厄不得不把目光同时在学术场域和公共领域的政治场域两个场域上，不自觉地在为自己将知识分子作为局限于一个场域中进行分析所带来的片面性解套，为解释知识分子如何从场域迈向场域丛，扮演多面的社会角色做了一个很好的理论尝试。他认为不同场域的共同点在于它们都是一个个斗争的场所，行动者在其中的追逐和争斗都是为了获取利益，但这里的利益不是纯然的经济利益，场域不同，其中的“力比多”形式、利益形式和“幻象”形式也各异，在一个场域中受到尊崇的利益也许在另一场域中的行动者看来是微不足道和不屑一顾的，利益本身就是由“力比多”驱使的幻象(illusion)，特定的利益与幻象对于特定场域中的行动者的价值都是不言而喻的，由此造成了各种不同的场域的行动逻辑不同。他未言明的预设是，自利的个人因受不同的“力比多”驱使，为了竞逐不同的利益和“幻象”，可能进入不同的场域，开展不同的游戏，扮演多重的社会角色。

那么沉醉于学术场域中学术游戏的知识分子愿不愿意、会不会进入政治场域，扮演公共知识分子的角色呢?布迪厄的回答是，政治场域中符号性的报酬和政治利益，同样会吸引知识分子投身其中。“赋予知识分子而不是其他团体这种普遍主义抱负的历史因素，是知识分子通过拒绝特殊主义，自己给自己加上了这种抱负。他们宣称自己是普遍主义的捍卫者，或者如胡塞尔所说的那样，哲学家是‘人性的承担者’，通过这种集体宣誓，他们把自己投身到那种普遍主义取向的知识分子的典范之中”，而“对普遍事业的捍卫(如请愿)从来都会得到报偿，这样一种表象便产生了这样一种状况：就是拿与这些行动相联系的符号利润，也可以动员知识分子支持普遍事业”，恰如汉娜·阿伦特所言，公共领域是专供个人施展个性的，是一个人证明自己的真实和不可替代的价值的唯一的场所。为了证实自己，攫取政治利益和符号利益，对于这样重要的竞技场，布迪厄认为知识分子当然不愿和不会缺席。

知识分子怎样来参与政治场域的斗争，建设公共领域?如何扮演公共知识分子的角色呢?布迪厄认为，知识分子介入公共领域的前提是取得学术场域的自主性，他们首先应该“追求自己的集体利益，然后才作为知识分子而不是作为被统治阶级的代言人介入政治，通过捍卫、保护自己的批判性研究的那种利益，知识分子才能确立解构占统治地位的权力关系的合法性，并因此实际上发展被统治阶级的利益的基础”，在捍卫学术自主性的基础上同统治阶级的“符号暴力”做斗争。但是布迪厄认为知识分子进入公共领域，既不是以大公无私的社会精英的身份下指导棋，也非以哈贝马斯笔下的理性沟通者的方式参与商谈，他提出用一种普遍的政治学来取代哈贝马斯的普遍语用学，主张在公共领域的政治场域中用竞争的方式行动，在这里，知识分子如同在其他场域一样，他们也是公共领域中的竞争者，没有人能胜过他人，除非他有更好的论点、推理和证明，这样就推进了理性和真理。如此一来，就使政治场域中的知识分子通过对符号利益与政治利益的竞争与角逐，客观上推进了公共领域的建设，为被统治阶级提供了从“符号暴力”下获得解放的可能性，使知识分子从自利走向了公共，实现了专家角色与公共知识分子角色的统一。

正如以上分析所示，通过对利益、幻觉、“力比多”多元性和场域行动逻辑的多元性的分析，布迪厄的知识分子社会角色研究实现了从场域到场域丛的转换。笔者认为这种分析具有很强的解释力，它既解决了将知识分子作为单一社会角色研究所带来的偏执与不切实际，又解决了角色集研究范式造成的各种角色之间的冲突问题；既化解了文化与结构之间的对立，又消解了单一场域行动逻辑下知识分子刻板孤独的书呆子的形象。在布迪厄看来，知识分子并非天生的英才和救世主，作为“文化生产者”主要栖身于学术场域中，但这并不妨碍他们不时地进入公共领域的政治场域，履行一个公民应尽的义务。通过场域的转换，知识分子从学术场域到公共领域的政治场域的角色转换，布迪厄勾勒出了一个“既是学院内部自主的、自律的、对专业有独特爱好的知识者，又能够介入社会公共生活、承担公共责任的知识分子”的鲜明形象旧，同时这种研究范式也为分析知识分子扮演其他多元社会角色提供了很好的路径。

五、结语

知识分子研究是非常晚近的事情，“作为一个有自我意识的群体，知识分子是在17世纪才产生的”，知识分子社会角色的研究亦然。但在知识分子的社会角色研究中，长期以来，从“单一的社会角色”这一视角一支独大，而这一单一角色是什么，又是众说纷纭，由此造成了种种纷争，“谁在知识分子场域内部占据支配地位，谁就能够把自己关于知识分子的定义强加为普遍的标准”，使知识分子社会角色的研究充满了混乱和歧异，知识分子的形象变得单薄而混乱。兹纳涅茨基的角色集理论虽然试图纠正这一偏差，但并有得到很好的重视和传承。而布迪厄的场域观的知识分子社会角色的研究则克服了“单一社会角色”视角的局限，较好地解决了知识分子研究中结构与文化之间的紧张，特别是其从场域到场域丛的跨越克服了单一角色和多元角色之间的对立，具有很强的解释力，极具理论价值。在实践中，场域丛的知识分子社会角色研究视角尤其提醒我们知识分子不要自甘寂寞于象牙塔中皓首穷经，不时走出学术领域，步入公共领域，依然是我们应该和能够扮演的社会角色之一，知识分子具有着丰富的扮演多元社会角色的潜能，对单一社会角色的知识分子理论的批判并非是对知识分子社会批判性的背弃。

参考文献：

[1]赵宝煦，知识分子与社会发展[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3，35

[2]郑杭生，社会学概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139

[3]郑也夫，知识分子研究[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4，170

[4][美]爱德华·萨义德，知识分子论[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2

[5][美]杰弗里·戈德法布，“民主”社会中的知识分子[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2，35

公共知识分子范文篇5

何谓“公共情怀”？目前学术界内对此的专门研究不多，现有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公共社会参与、对公共生活的关心以及由此所产生的公共精神。如有学者这样界定公共情怀：“公共情怀是公民的精神实质，是对公共生活的萦怀，对民族大事的关心，对社会活动的参与，是现代公民精神风貌的基本素质。我们生活在现代化大生产的时代，而这个时代创造的共同生活的模式，反应在思想文化上就是鲜明和强烈的公共关怀，对集体、民族、国家,即对公共生活的关心”[1]。无论学界对公共情怀的界定有何区别，有一点是确定的，公共情怀首先关乎公共领域。哈贝马斯指出：“公共领域是介于公共权力领域与私人领域之间的一块相对独立的中间地带，公众借以自由地发表公共意见，对公共权力予以批判。”[2]可见，公共情怀展示的内容是“公共”的，其感情是深厚的。本文在行文的过程中，力主公共情怀是在相对于个人情怀的意义上存在的，可解为“公共”和“情怀”两个层面，一方面，“公共”在数量上表现为对他者和社会的关注，其中他者作为一个集体概念而存在，并成为构成社会机体的基础，即公共情怀是以公共领域的存在为基本前提，表现为对公共领域的关注、思考和批判，另一方面，“情怀”在通常意义上解为“含有某种感情的心境”，即表征为一种相对稳定的心理状态。因此，“公共情怀”在公共活动中形成的对于“公共”意识的把握，以及公共活动的参与情结；在内容上表现为对他者和社会等相对宏大的机体的关注，同时表现为对关乎长远发展的方面。由此，“公共情怀”表现为对他者和社会的感情中表现出来的公共意识和公共实践情结。高职教师的公共情怀展示的是高职教师在对待学生、对待社会中表现出来的公共意识和公共实践。在主体上，关乎高职教师对高职学生群体、对于高职专业与社会的关联度以及对于高职院校发展的所思所虑。由此可以看出，高职教师的公共情怀主要包含三个层面：一是高职教师对于高职学生群体的公共情怀；二是高职教师对于高职专业建设与市场相联系的公共情怀；三是高职教师对于高职院校与社会契合的公共情怀。由于“高等职业教育具有高等教育与职业教育的双重属性”，这就决定了高职教师身份的双重性，其首先是教师，要有联系学生将来、关注大学生群体的情怀，同时，高职教师作为“培养生产、服务、管理第一线的高端技能型专门人才”的一线工作者，作为高职院校发展的中坚力量，要有关乎就业、职业、市场与社会的公共情怀，热心关注市场、社会发展，并将职业教育视为推动市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推手来重视和推进。最后，高职教师作为一个特殊的教师群体，要有心系社会，并着力将对于社会生活的关注转化公共实践，真正实现“公共人”的转化和蜕变。

二、透析高职教师的公共情怀现状

高职教师的公共情怀作为一个不陌生的概念，伴随着教师职业的起始，并随着社会现代性公共场域的拓宽、公共生活的丰富多彩而被逐渐推近到人们的视线范围之内。现实中高职教师的公共情怀是否存在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存在，是我们面临的第一个问题。纵观现阶段高职教师的公共情怀现状，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高职教师的公共情怀处于蛰伏状态。正如知名学者晏辉指出的一样，现代社会“使植根于心灵深处的善良、正义、友爱等优良品质处于拔根状态，要么使原本清晰的实践法则变得模糊不清，总之使人们的精神公共性处在自我解构之中。”[3]而高职教师公共情怀的蛰伏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高职教师的公共情怀意识是存在的，但是基于“公共情怀”的特点，其必须通过有效的形式表现出来，针对高职教师主要面对的高职大学生主体，其首要的也是最为基本的，即高职教师的课堂教学要有饱含公共情怀的因素和环节。事实上，现今高职教师对高职学生的公共情怀教育普遍处于欠缺状态。主要表现为：高职教师的课堂教学内容缺乏公共精神的方面，同时，高职教师的教学方式留恋于传统的课堂说教状态，而缺乏鲜活的校园文化生活实践，甚至未将高职课堂有效的引入到社会大课堂中。其二是高职教师的公共行动处于停滞不前状态。现阶段的高职教师在大众传媒的林林总总环境中，基本具备贴近学生、符合市场以及社会需要的高职发展的公共态度和意识，但是基于对高职专业、高职院校了解的缺乏，而不能很好的将这种公共意识和态度运用到有利于高职教育发展的实践中，因此，在行为上表现为消极作为，由此使得高职教师的公共行动处于停滞不前状态。二是高职教师的公共情怀出现异化现象。高职教师的公共情怀事关“公共”群体和“公共”领域，因此其表现必然通过这些来展示。目前，高职教师对高职大学生的关注应体现在群体性上，但是在实际过程中，高职教师对学生的关注主要集中在“个体性”上，这恰恰是对高职教师应有的公共情怀的异化。首先是高职教师注重关注高职学生的个别性，而消弭了对高职学生群体性的关注。其一是关注个别成绩优异学生而忽略其他学生。诚然，关注高职院校中成绩优异的学生没有什么不好，问题的关键是作为高职教育建设的主力军，高职教师要做的是关注整个学生群体。其二是在教师所关注的个别优秀学生中，教师对学生的关注倚重于该生的文化课表现，甚至是文艺才能的发掘，而忽视了学生的心理健康、职业道德等公共性教育；同时，教师对成绩优异学生的关注只局限于在校期间表现的重视，而忽视了学生未来职业发展的引导与规划，对于学生未来走上职业岗位对学生的跟踪管理及引导更显得空缺。其三，现实中缺乏对高职大学生这个区别于普通大学生的特殊性群体的研究和关注。群体性研究的缺乏和缺失必然带来对高职学生群体了解的片面性和不完整性。其次是高职教师过多注重教师个体，客观上亵渎了公共情怀。一方面，青年高职教师借“高校教师”这一角色作为谋求物质利益、诸如其他兼职甚至是社会地位的一个筹码，由此造成其本身的职业发展谋划模糊；同时，中老年高职教师基本上在高职院校属于发展动力不足的状态，这主要表现为教师的职业倦怠现象凸显。另一方面，高职教师群体之间的专业交流显得微不足道。显而易见，现时代，高职教师之间的学术交流基本上处于空白的状态。这种忽视教师群体交流、融通的交往方式，往往对高职教育的发展起到负作用。最后表现为高职教师对高职院校关注的消极和缺乏。其一是高职教师对本身所在高职院校的消极关注，即较少将高职院校的发展纳入自身的发展规划与日常思考中，对高职院校整体规划的关注只是局限于院校层面教育教学会议的灌输，而缺乏主动性关注；其二是对其他高职院校关注的缺乏。高职院校作为高职教师赖以生存的单位，有着适用于本校、本地区的专业定位和学校发展目标，而这些定位和目标有待于在校的高职教师积极投入。高职教师长期对其所在高职院校宏观规划的关注缺失，造成了高职院校发展只是院校领导层单方面主动思考的问题。

三、反思：高职教师的公共情怀现状

高职教师的公共情怀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社会议题被多方面关注，缘于其发展好坏直接关系着高职教育及高职院校本身的发展。从宏观上看，高职教师的公共情怀之所以会出现不同程度的蛰伏与异化，与现今我们所处的环境密不可分。

1.现代性的负面影响不可忽视

现代意义上的公共领域形成是以现代城市的兴起、发展为起点的，由此形成了基于公共空间存在的公共规则和习惯；随着现代社会发展的深入，市场经济包裹了整个社会肌体，知识分子对自身物质利益的追逐使其逐渐丧失了对公共性的关注；而世俗化生活方式的深入，也使得知识分子对超越现实的精神层面追求显得微不足道，正如有学者一针见血指出，“在生物科学和知识论的诠释视角下人的‘存在’意义被遗忘，正沦落为知识论把握的经验事实，成为普通的‘在者’，或者在经验论的视野中成为私利的追求者，或者在市场逻辑中因自我异化而遭遇‘物化’和‘客体化’的命运。”[4]在此情况下，作为联系高校与社会最紧密的高职教师基于其公共知识分子的特性，也难免受到现代性的这种负面影响，并在一定程度上扩张了这种影响的消极性。

2.主要根源在于高职院校的特殊性

在过去的很长一段时间内，高职院校的定位较为模糊。作为高等教育的一部分，受市场经济发展和高等教育扩招的影响，高职院校无论从规模还是从生源上都有了一定程度上的突破，这也形成了高职院校的发展，但由于高职院校处于高等教育的最低层次（主要从准入门槛上看），由此造成了高职生整体素质的偏低以及就业难度的加大，高职教师在面对高职生的这些问题时，难免表现出动力不足、价值目标混乱等；同时，高职教师与职业、市场和社会的紧密联系，决定了其本身身份的多元化，这影响了高职教师的角色定位呈现模糊化，由此降低了职业认同感，主要是表现为不能深入理解和正确适应每个角色，并形成自己较为深厚的角色认同；而高职教师对各种角色担当的失衡，表现为对各种高职教师角色转换存在着不同程度的障碍，即不能自如地转化角色。

3.高职院校本身存在着对高职教师公共情怀教育的忽视

从目前的现状看，高职院校对高职教师公共情怀培育存在着忽视。其一表现为高职院校疏于对高职教师公共情怀的培育。高职院校对高职教师的培养主要集中在教育教学方法的重视上，随着高职院校发展的成熟，高职教师的物质待遇有了较大的提高，但是这与高职教师的精神发展需求相去甚远，而饱含教师精神发展重要方面的公共情怀更多的被忽视。其二，高职教师公共情怀培育方式单一。高职教师公共情怀的养料供给主要局限于散漫的社会实践，高职教师较少有意识将这种蕴涵于散漫的社会实践中的公共情怀提炼和概括出来，同时，集结于高职院校校园内的文化对高职教师公共情怀的培养作用甚微。总体上看，高职教师的公共情怀出现不同程度的蛰伏与异化是客观存在的，分析其现状并不是最终目的，建立在现实需要的基础之上的高职教师公共情怀的构建和重塑才是当务之急。

四、重塑高职教师的公共情怀

从理论上讲，教师的公共情怀主要缘于教师作为知识分子，其身上担负的义不容辞的社会责任。知识分子一词最早出现在十九世纪的俄文中，当时有一批受西方教育影响的社会上层人士，通过“知识分子”的姿态和觉悟来观察和批判俄国落后的封建专制制度。可见，知识分子最根本的特点在于站在社会、历史发展的前沿，思考基于“公共”的社会良知。但随着社会发展的进行，知识分子的公共良知在一定程度上被抹杀和忽视。从我国近现代知识分子发展的轨迹来看，20世纪初，以北大为主体的新文化宣传阵地中，彰显出了一批类似于陈独秀、在内的高校知识分子，这一时期高校知识分子与政治、社会紧密相连，也正是这样的公共情怀有力促使了社会的急剧变化和适时变化，这对中国社会的推动作用不可小觑。其次是20世纪80年代高校教师这个重要的公共知识分子群体较为活跃，涌现了一批社会知名度极高拥有大量公众读者的公共知识分子，他们中有作家、科学家、哲学家、历史学家和文学家，其中高校教师构成了他们中的主体，这也成为高校教师公共情怀发展繁荣的一个标志。因此，从理论和历史的意义上，高职教师作为高校教师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作为公共知识分子的一个群体，其公共情怀是可以重塑和构建的。而“高职教师”与职业的紧密联系、与市场的直接关联性决定了高职教师应具备更为深厚、专业的公共情怀，并将这种公共情怀运用于教育教学以及学校的发展中来，由此构成了高职教师公共情怀构建的逻辑动因。具体来看，高职教师的公共情怀的重塑与构建不是空洞的言辞，增强高职教师公共情怀的养成，构建现实的增强高职教师公共情怀的可循之路，表现在以下方面。

1.以高职教师的德性发展为主轴，通过外在的灌输，培养高职教师必要的公共态度公共态度作为公共情怀的一个重要支撑点和基本内容，其有必要通过培育高职教师的德性来进行。高职教师的德性以其关注学生群体，关心社会、心系高职院校发展为要点，以高职教师的责任心、公共心为切入点。灌输是理论武装的基本原则，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列宁在《怎么办？》一书中，提出了“从外面灌输”的思想。主要包含两层含义，即“从经济斗争范围外边”向工人灌输他们原来不了解和不掌握的先进思想、先进意识；和“从工人同厂主的关系范围外面灌输给工人”阶级意识、远大理想，指导工人明确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值得注意的是，如果把“灌输”思想简单地理解为灌输方法，就严重偏离了革命导师的原义，而且从这种认识所指导的实践，也必然会走向误区。坚持科学的“灌输”，并不是强制性的、“填鸭式”的硬灌，而是创造合适的学习条件和学习环境，采用科学的方法，启发人民群众的政治觉悟。启发和引导是灌输的题中之意。在现代条件下，要使高职教师的公共情怀深入人心，就应该正确运用“灌输”思想，广泛运用多种方法，克服“单向硬灌”的弊端，增强高职教师公共情怀“灌输”的合理性和有效性。而对于高职教师本人来说，教师具备良好的公共情怀是教师本身职业道德发展的一个标志，也成为教师能否合理、长远发展自身的关键。

2.课堂教学中公共情怀的渗透式教学，主要缘于教师的公共知识分子角色课堂教学中公共情怀的渗透式教学，以课堂为主渠道，而“21世纪初至今教育公共性的合理性、正当性正日渐成为教育理论的时代主题，亟待审视和解答。”[5]因此，高职教学课堂中要注重教师与学生的积极、良性互动。课堂首先是一个沟通场域，在现代社会日益发达的公共空间中，人际交往的第一个秘籍在于有效沟通，哈贝马斯也曾经在其“沟通行动理论”[6]中极好地介绍了沟通的好处，教学相长促进的不仅是一个教学环节和内容的转换，更是一个公共情怀的最好锻炼和养成。另一方面，在形式上，重视大众传媒对高职教师公共情怀的积极宣传和弘扬。高职院校对高职教师公共情怀的培育要以公共的大众传媒为主要媒介，在增强公共情怀宣传的形象性和及时性上，也在客观上带领着高职教师对于公共传媒环境的关注、交流和批判，以此达到高职教师主体与公共传媒环境的“公共性”互动。

公共知识分子范文篇6

(论文摘要)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大众文化和消费文化的兴起，当代文学创作出现了急遽转型，呈现出从经典写作向消费写作转化和从公共写作向私人写作转型的特征。

zo世纪so年代至今，当代中国正经历着深刻的社会转型。这神社会转型对文学创作也带来了深刻的影响。虽然，对这种文学转型，人们的评价还不尽相同，但是在基本问题的判断上，学界还是取得了一致的共识，那就是“无论是中国文学本身，还是我们对于文学的态度，在20世纪90年代都在发生‘分化’或‘分裂’。与20世纪80年代中国文学那种一往无前、坚定不移的气势相比，20世纪90年代的文学正在变得暖昧、犹疑、矛盾重重，没有了20世纪80年代的那种明确的方向感。”本文试图从经典写作向消费写作转化和从公共写作向私人写作转型两个角度，概括和阐述发生在世纪之交的这场文学转型现象。

从经典写作向消费写作转型

传统的写作方式，追求的是经典写作。这种写作模式为人类历史留下了许多熠熠发光的伟大的文学作品。从《诗经》到《荷马史诗》，从《离骚》到《巨人传》，从唐诗宋词到《人间喜剧》、《安娜?卡列尼娜》，这些伟大的文学作品，要么以瑰丽的想象向俗世的人们描摹一个美好的世界，要么以深厚的人文理想启蒙愚昧时代的人们，要么以高超的艺术手法震撼孤独的人类灵魂。文学经典的写作带给人类的意义是深刻的，“文学经典是历史的回声，是审美记忆的延伸，而文学经典也是后代作家超越自我的精神刻度。作家只有在与经典大师的竞争中，才能使作品获得原创性，拓展文学的想象空间，超越艺术的极限，为未来提供崭新的、艺术化的记忆。”〔’〕一句话，这些文学作品之所以成为经典，之所以能彪炳史册，就是因为它们创造了一个独特的文学世界，并为它那个时代的人们带来了对未来的信心和勇气。

但是，时至今日，这种经典写作模式渐渐式微了，以读者为中心的消费写作模式，完全抛弃了传统写作的那些案臼。作家们不再追求作品传至万世，他们只求文学作品在当下快速消费。作家把自己变成了码字工和搬运工，他们源源不断生产出文字，至于这些“快速消费品”到底有多少营养，里面蕴含多少深厚的思想，是否给人类提供瑰丽的想象，是否能给人类的存在带来希望，这些都不是他们考虑的问题。大致而言，1卯0年代之后的文学生产、传播在以下几个方面呈现出与经典写作完全不同的样式。

第一，文学创作商品化、流水线化。世纪之交，市场经济体制己经确立，文化的产业化使得一向被认为精英文化的文学写作和出版逐渐地失去其神秘性和神圣性，而由庙堂式的精雕细刻逐渐转向集市型的复制生产，作家和出版商对利益和物质的追求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取得了合法性。〔’〕消费写作模式已经使得文学创作成为一种产业，作家退化为码字工人。大量的文学作品按照文化工业的程序，经过精心的策划设计、包装宣传，在流水线上无限复制。在消费写作的模式下，商业化市场、出版社(编辑)、作家、媒体、受众只不过是文化生产流水线的某一环节。而文学生产的策划和包装，就显得特别重要。于是，传统写作时代无关紧要的出版社(编辑)，被提到了至关重要的位置。这是因为市场嗅觉敏锐的编辑能够及时把握市场的动向，引导读者的趣味，并谙熟一系列眼花缭乱的出版运作。而相反，编辑经纪人的出现，使得计划经济时代头上套着神圣光环的作家，沦落为出版社赚取利润的工具—。正如谢刚认为的那样，“一个文学制作和策划的时代已经来临，文学将像商品一样，投人到一个有组织、有目的、有秩序的系统运转中，批量地生产给读者。在这样的运作系统中，有些时候，甚至有没有作家都是无关宏旨的，只需要技巧娴熟的“写字人”就行了，关键是要有一个好的编辑，有好的策划。

文学作品在畅销情结的驱使下导致的商业化媚俗化，使得某些畅销作品表现出一定的畸态性质。舒也指出，“这种畸态之一便是轻内容重包装:文学不再以内容的丰富取胜，而是强调封面装帧的花哨和内文标题的刺激诱人，‘艳’、‘欲’、‘裸’等颇具煽情挑逗意味的字眼，开始频频现诸小说标题。这种畸态的表现之二则是重制作轻创作。许多畅销作品只是在商业目的的驱使下，成了性暴力和粗鄙的简单拼凑，没有任何创作可言。”〔’〕这种畸态的表现之三就是，文学创作的潮流化。今天中国文坛流行的是，纪实文学、追踪报道、历史题材、名人艳史，读者迷恋的是驻颜术、古装戏，于是很多作家一窝蜂从事这样的快餐化写作。而真正能够反映这个时代人们生存状态，展现当代社会全貌与生活整体性，挖掘生活真相与反映现实复杂性，描摹文化现状与人性现状的文学经典却集体缺失了。今天的文学生态正如黄发有所指出的那样—文学创作流行的是反经典写作，“十年磨一剑”的苦吟之作几乎绝迹。在废话横行的年代，不甘寂寞的作家“语不惊人死不休”，为了不被浩如烟海的文字垃圾所淹没，只能加人到垃圾制造的文化狂欢之中。

第二，文学传播影视化和事件化。周宪认为，从文化史的角度来考察，人类文化经历了三种不同的形态:口传文化、印刷文化和视觉文化。川随着文化形态从传统的文字文化时代向视觉文化时代的转型。视觉消费成为当今文化的第一要素，“最大限度地吸引观众的眼球”也已成为当代文化的价值追求。[s〕为了吸引眼球，文学必然要借助影视化和传播的事件化。这种传播方式已经深深影响了文学的创作。一是通过对六十年代作家群、七十年代作家群、八十年代作家群以及晚生代、新生代、“”后一代等眼花缭乱的命名，吸引读者的眼球，制造文坛的虚假繁荣，以掩盖文学创作的真正的屏弱。二是不断制造文化事件，提高作家和作品的知名度。在文学传播中引发的话题往往超越了单纯的文学领域，而演化为文化事件。如2000年开始的“下半身写作”，就不是一个单纯的文学问题，有学者就认为，是“诗歌内部争夺话语权的策略和工具”，对于“解剖我们时代的身体观念、文学观念以及文化观念存在的问题，无疑具有案例型意义。a[9)黄发有指出，随着九十年代以来关注文学外部空间甚至脱离具体的文学创作的文化批评的兴盛，加上媒体对文学中的“趣味”资源的开掘，作家们开始不务正业，通过明星路线和通过一些诸如“断裂”、“身体写作”、“美女作家”、“韩白事件”的“行为艺术”来炒作自己，真可谓“功夫在诗外”，文学的内在品质在内外交困中逐渐地走向媚俗。〔’”〕三是借助影视娱乐化提高作品的销量。今天，作品靠网络或者影视改编而走红的现象已经屡见不鲜。从《仙株》系列小说到《明朝那些事儿》，从海岩作品到《武林外传》，我们可以从中看出大众传媒对文学创作的巨大影响力。与此同时，很多传统写作的作家，也热衷于将自己的文学作品，改编为电影、电视剧本，改写成手机小说、网络小说，以获得更多的阅读量，赚取更多的稿酬。尽管作家们影视情结之后隐藏的金钱和名利意识，一直为人们所垢病，但与影视结合，已经成为今天畅销书运作的最便捷途径。

从公共写作向私人写作转型

一直以来，中国的作家的身上都有一种为天地立言、为苍生请命的知识分子批判现实的气质。从孔子到屈原、从杜甫到鲁迅，无论是传统的士大夫，还是现代知识分子，莫不如此。我们不妨把这种干预现实生活，深怀忧患意识，践行知识分子责任的写作称为公共写作。近代以来，这种公共写作占据了文学创作的主流，从“五四”以下，无论是鲁迅开创的乡土写作，还是30年代流行的革命浪漫主义小说，他们对国民性的批判，对民族存亡的忧虑，都显示了知识分子的风骨。虽然历经，这种知识分子公共写作模式受到前所未有的打击，但是，1980年代以后，随着朦胧诗的名噪一时，以及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知青文学以及寻根文学等文学思潮的高潮迭起，作家积极介人当下生活，批评极左思潮、呼唤社会改革的到来，这些文学创作赓继了自“五四”以来的知识分子文化启蒙的传统，再次确立了公共写作的意义和价值。

但是1990年代之后，作家阵营发生了分化。出于对文学高度政治化时代的厌恶和逃避，相当一部分作家的创作“远离崇高”，陷人了谢有顺所说的“闺房写作”的怪圈中—何谓闺房写作?它喻指的是作家的观察尺度是有限的，内向的，细碎的，它书写的是以个人经验为中心的人世和生活，代表的是一种私人的、自我的眼界。

闺房写作，实际上就是个人化和私人化的写作。这种私人化写作，认为写作的初衷只为宣泄或娱乐，他们把文学的娱乐性、消遣性和通俗性，放到了比政治性更高的位置。他们不再关心政治事件，也不再关心宇宙世界和人类未来，他们只关心家长里短、柴米油盐以及性和欲望。从公共写作转向私人化写作和欲望叙事，具体表现为作家身份的转化、写作立场的游离和审美意识的更迭三个相互关联的方面。

第一，作家身份:从知识分子向文学转化

文学创作从公共写作向私人写作转型的根源之一，在于作家身份的变化。

陶东风把这种身份的转化现象，戏称为“作家倒下去，站起来”。他认为，大众文化的崛起，尤其是网络的普及，造成的最戏剧性的去精英化效果，就是“作家”、“文人”这个身份、符号和职业大面积通胀和贬值，这是对于由浪漫主义所创造、并在中国的20世纪80年代占据主流地位的关于作家、艺术家神话的一个极大冲击。作家不再是什么神秘的、具有特殊才能的精英群体。文学被“祛魅”了，作家被“祛魅”了。笼罩在“作家”这个名称上的神秘光环消失了，作家也非职业化了。

与此同时，作为知识分子的作家内部也在分化。赵勇认为，世纪之交的社会转型，从文化层面考察，存在着知识分子文化到知道分子文化的转型模式。1980年代的知识界人士常常身兼二任:他们既具有专业关怀，又具有社会关怀和政治关怀;学者、作家的身份保证了他们的声音可以在学术场、文学场内有效传播，而知识分子的诉求又使他们的声音越过场域的边界，延伸于社会，成为一种公共话题。陈平原也认为，“八十年代没有所谓的公共知识分子;因为，几乎每个学者都有明显的公共关怀。独立的思考，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超越学科背景的表述，这三者，乃八十年代几乎所有著名学者的共同特点。;(ia〕从1990年代中后期开始，知识分子分化为专业知识分子、公共知识分子和赵勇所论述的“知道知识分子”。知道分子彻底改变了人们对传统知识分子的既有认识。赵勇认为，如果说在1990年代，知识分子文化还不时以种种方式幽灵般地显山露水，那么，如今这种文化已真气涣散。或者也可以说，强大的知道分子文化已对知识分于文化形成了一种覆盖。

第二，价值立场:从启蒙辩证法向欲望辩证法转化

在写作立场上，陶东风从“精英化”和“去精英化”角度概括世纪之交的文学转型。他认为，1980年代的“启蒙文学”和“纯文学”都属于精英文学，它们的核心价值是一致的，即捍卫文学艺术的所谓“自主性”，反对文学的功利性(包括政治的、经济的)。启蒙文学的自主性侧重在精神的独立性和批判性，而纯文学的自主性侧重语言形式的自主性，强调艺术和日常生活的距离。而到了1990年代，中国文学进人去精英化时期。去精英化的矛头同时指向了“启蒙文学”与“纯文学”，直接威胁到了文学的自主性。去精英化否定和消解的是关于启蒙、自主性和自律性的神话，以及由这种神话赋予文学的那种高高在上的崇高性、神秘性和稀有性。(16〕舒也也认为，1990年代以来，随着精英意识的衰微，作家的立场逐渐从1980年代的道德理想化，转向1990年代初的道德迷茫和疑惑，最终滑向世纪之交的道德虚无。当昔日被祭起的启蒙和理想沦落为被自动放逐的言辞，道德感的旁落便差不多成了文化转型时期某些精神萎缩的集体表现。

事实上，1990年代的文学转型也不是铁板一块，其过渡性特征非常明显。张光芒用“启蒙辩证法”和“欲望辩证法”来指称从1990年代到21世纪初的中国文化转型的价值轨迹，亦可谓非常有见地。他认为，20世纪90年代的文学与文化思潮在深层哲学精神上表现为对启蒙理性的批判性反思，揭示从神话中解放出来但最终又回归神话的“启蒙辩证法”成为这一文化/审美思潮的现代性动力;而世纪之交21世纪初的文学思潮则将这种对启蒙的矫治及对理性的反拨，再度推向了从解放到神话的自我异化之途，演绎出一种可称为“欲望辩证法”的文f沙审美逻辑。从“启蒙辩证法”到“欲望辩证法”，既反映了90年代以来文学转型与文化动力的复杂性与逻辑必然性，也体现出这一时期文化精神式微的内在症结。

第三，审美体验:从人化审美向物化审美转化

新时期以来，随着个体生命意识的苏醒，人成为文学审美的中心。在“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等文学思潮中，“文学是人学”的命题再次得到了确认，文学对人的主体地位、尊严和价值的表达具有了合法性。但是，1990年代的“身体写作”、“欲望写作”等等又使“个人解放”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当人过度关注自我，关注内心，关注身体而不再关注自己所处的社会现实的时候，实际上就会在纷繁复杂的社会关系中迷失方向，迷失自我。因此，李建磊认为，新时期以来，中国文学和文艺学展开了对时期人性禁锢的批判性反思，个体生命意识开始走向历史的前台;1990年代以后的个性发展在经历了群体意识的退场之后则再度走向了从解放到迷失的自我异化之途，演绎出了苏醒一发展一迷失的文化/审美逻辑。

公共知识分子范文篇7

时下，“知识分子”成了一个很值得玩味的概念，有的人以“知识分子”自居，有的人却别出心裁地自称“知道分子”。那么，

在我国的社会环境中，究竟该怎么界定“知识分子”呢？

对于“知识分子”，历来有各种不同的理解与对待方式。迄今我们看到的最典型的界定主要有两种。一种是政治社会学的界定。如《辞海》1989年版对知识分子的界定是：“有一定文化科学知识的脑力劳动者。如科技工作者、文艺工作者、教师、医生、编辑、记者等。在社会出现剩余产品和阶级划分的基础上产生，……知识分子不是一个独立的阶级，而分属不同的阶级。”这种界定有几个理论上的问题：

第一，它对概念内涵的表述，除了“一定文化科学知识”和“脑力劳动者”外，并没有其他特殊的规定。就是说，凡是“有一定文化科学知识的脑力劳动者”都应该属于“知识分子”。但是，在接下来的外延表述中，却又做了特殊的限定，小心地略去了像有相当学历的官员、职业政治家、管理者、企业家和商人等。他们算不算“脑力劳动者”？算不算“知识分子”？如果就这个问题追问下去，我们就会从下一点得到启示。

第二，这种界定的最终落脚点，显然在于确定知识分子的“政治对象”性质。它是从社会管理者的角度，来说明“知识分子”是一个怎样的对象群体。正因为如此，它才不需要把这些管理者本身包括在内；而且在以阶级和阶级斗争为经纬的思维框架内，这种划分也必然最终归结为关于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问题。显然，这种界定具有很强的实际意义和实践可操作性。

但这样一来，概念的外延与内涵之间不对应就显得很突出，关于知识分子的理解也就更复杂了。例如，对于“一定科学文化知识”应该掌握何种标准？我国上世纪五十年代，具有初高中文化程度的人便可被称之为“知识分子”；到了九十年代，一般人们心中的“知识分子”至少要有大专以上学历。显然，如果不这样“水涨船高”，那么在教育不断普及提高的情况下，“知识分子”将因其队伍不断扩大，或因其概念泛化，而逐渐失去特殊意义。但是，如果“水涨船高”仅仅为了保持“知识分子”永远只占少数，那么这种人为保持的根据和意义何在？再如，划分的标准究竟是根据学历还是根据职业，也必然出现矛盾。多年来，我国大批有一定学历的人长年从事(科技、文艺等之外的)非专业技术职业，有的甚至在工厂农村成了直接的体力劳动者，但他们仍然被以各种方式单独看待，继续被称作“知识分子”、甚至“知识分子干部”等。这时“知识分子”概念虽然只剩下学历出身的含义，但在心理和政策上，却往往带有某种特殊的政治歧视意味。

凡此种种都说明，这种界定方式的科学可靠性有待于检验和反思。

对“知识分子”的文化社会学界定的不足

近年来，一些媒体把“知识分子”称为“社会的良心”，还有媒体评选出“公共知识分子”。但从您刚才所讲的界定中，显然看不出这一种涵义来。那么，这种界定又是怎样的一种来历呢？

这就是我说的第二种界定方式，其涵义属于文化社会学的界定。它主要是来自西方、特别是欧洲的一种理解方式。《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指出：“‘知识分子’一词最早是指十九世纪俄国中产阶级的一个阶层。这样一些人受现代教育及西方思潮的影响，对国家的落后状况、沙皇的专制独裁产生不满，并在法律界、医务界、教育界、工程技术界建立了自己的核心，也包括了一些官僚、地主和军官。”“西方人常常称知识分子为‘社会的良心’，认为他们是人类基本价值(如理性、自由、公平等)的维护者。知识分子一方面根据这些基本价值来批判社会上一切不合理的现象。另一方面则努力推动这些价值的充分实现。……这种涵义的‘知识分子’首先也必须是以某种知识技能为专业的人，……但是如果他的全部兴趣始终限于职业范围之内，那么他仍然没有具备‘知识分子’的充分条件。根据西方学术界的一般理解，所谓‘知识分子’除了献身专业工作以外，同时还必须深切地关怀着国家、社会乃至世界上一切有关公共利害之事，而且这种关怀又必须是超越个人(包括个人所属的小团体)的私利之上的。”

这种界定把知识分子理解为社会的“良知分子”，突破了“学历加职业”的外在模式，而着眼于一部分人在文化和道德方面的特殊功能。它强调了知识分子作为社会理性阶层和道义“良知”的积极作用。这种理解方式有些像我国过去的“社会贤达”和“革命知识分子”，以及时下流行的“社会精英”、“文化精英”等概念。这种界定虽然涵义很清晰，特征很明显，但它和我们要讨论的概念已经不是一回事了。因为它就像是对“劳模”下定义而不是对“劳动者”下定义一样，用一个比较特殊的概念取代了一个比较一般的概念。

关于“知识分子”概念的界定，还是应该回到对“知识生产”的理解上来

那么依你看，我们今天应该怎样实事求是地理解“知识分子”呢？

理解知识分子的关键，在于深入揭示这一社会群体及其社会功能产生和存在的根本基础。这就是“知识”本身的社会性质和社会功能。知识分子的本质恰恰在于“知识”(即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知识、理性)，在于其创造活动的过程和结果。知识分子只是作为知识的主要社会承载者，才有其特殊的存在基础。否则他们只是一些同所有人一样的现实的、社会的个人，有和其他人一样的民族和阶级归属、一样的生活和情感，一样的个性和弱点。一般说来，是知识本身的状况、现实社会对知识的需要和依赖情况，决定了知识在社会生活实际中所占的地位和应发挥的作用，进而决定了各个时期知识分子的地位和命运。一个社会如果缺少对知识，包括知识的存在方式、知识产生和发展的特殊规律、知识的社会功能的正确认识，就是说离开了对知识的充分理解和尊重，那么无论把知识分子当作“政治人”、“道德人”，还是“经济人”，无论是把知识分子看作楷模精英还是看作简单工具，都不可能真正了解知识分子的本来面目，至多只能是对某些现象的肤浅描述。

作为长期研究价值论的学者，您本人是怎么界定“知识分子”的？

我认为，关于知识分子概念的界定，还是应该回到对“知识生产”的理解上来。不妨这样说：“知识分子是掌握并运用人类已有的精神文化成果从事精神生产的人”。这个简单定义包含以下几方面：

首先是对“知识”概念的广义解释。在这里用“精神文化成果”来表述“知识”，意味着不再把知识仅仅等同于对外部对象的认识，如自然科学的成果；而且把人类关于自身生活的精神成果，如道德、艺术、哲学等人文科学的成果和文化精神本身也包括在内。

其次是用“精神生产”取代“脑力劳动”。仅仅用脑并不是知识分子的特殊标志，致力于(广义)知识的发展、积累和传播，即从事精神生产活动，才是其本质。这种理解一方面有助于把知识分子与同样进行脑力劳动、但仅限于应用知识成果从事实际事务的人区别开来；另一方面也可以把那些虽无一定学历和专业身份，但却为社会提供着精神产品，从而推进精神文化发展的人，计入知识分子行列。

公共知识分子范文篇8

根据中央《干部教育培训工作条例(试行)》和《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的要求,按照中央提出的"加强领导,强化培训,严格管理,注重实效"的原则,现提出本年度全区干部教育培训计划.全区局级领导干部进修班1,培训对象,名额与学制:培训对象为街道,乡镇和区直部门处(局)级领导干部和非领导职务干部,新提任的领导干部和未调训的领导干部优先安排参加学习.举办2期,每期70人,学制3个月.2,培训内容:围绕学习贯彻十七大精神,建设省会新区,进行科学发展观,现代领导科学,法律法规,计划生育,党性教育等方面的教育培训,研讨重大理论和全区的现实问题,进一步提高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能力.3,时间安排:第一期,3月下旬开学;第二期,5月上旬开学.4,培训地点:区委党校.5,学员选调及管理:区委组织部,区委党校负责.二,全区新任村党支部书记,村主任培训班1,培训对象,名额与学制:培训对象为新任农村党支部书记,村主任.举办1期,共100人,学制7天.2,培训内容:以党的十七大精神为指导,结合我区农村改革发展稳定的实际,着眼于农村干部的接受能力,坚持突出重点,灵活多样,注重实效的原则,开设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构建和谐农村,加强农村财务管理,计划生育,反腐倡廉等课程,并进行警示教育.3,时间安排:3月份.4,培训地点:待定.5,学员选调及管理:区委组织部负责.三,全区组工干部培训班1,培训对象,名额与学制:培训对象为乡镇(街道)党(工)委组织委员,区直各部门组织人事科长.举办1期,共50人,学制3周.2,培训内容:以全国,全省,全市组织工作会议精神和《干部教育培训工作条例(试行)》为重点,围绕组织工作的基本原则,基本要求,基本程序和基本方法,就组织工作,人事工作,人才工作进行学习研讨,进一步熟悉掌握组织工作方式方法,提高组工干部业务能力和工作水平.3,时间安排:9月.4,培训地点:待定.5,学员选调及管理:区委组织部负责.四,全区拔尖人才政治理论进修班1,培训对象,名额与学制:培训对象为长清区第六批专业技术拔尖人才.举办1期,共46人,学制2周.2,培训内容:以党的十七大精神和全国人才工作会议精神为基本内容,围绕实施"人才强区",重点研讨如何更好地发挥拔尖人才在落实科学发展观,促进长清发展中的作用等问题.3,时间安排:9月.4,

培训地点:待定.5,学员选调及管理:区委组织部负责.五,全区党外知识分子培训班1,培训对象,名额与学制:培训对象为部分党外知识分子.举办1期,共50人,学制5天.2,培训内容:以党的十七大精神为重点,党的统一战线理论,党外知识分子的有关方针政策等.3,时间安排:10月份.4,培训地点:区委党校.5,学员选调及管理:区委统战部,区委党校负责.六,全区女中青年干部培训班1,培训对象,名额与学制:培训对象为区直部门,乡镇(街道)科级女干部,大专以上学历,年龄在45岁以下.举办1期,共50人,学制45天.2,培训内容:以党的十七大精神为重点,系统学习政治理论,公共知识,市场经济知识,行政机关礼仪知识,计划生育政策等.3,时间安排:9月份.4,培训地点:区委党校.5,学员选调及管理:区委组织部,区妇联,区委党校负责.七,其他干部培训工作各部门,各单位要结合本单位实际,抓好在职工作人员的岗位培训.公务员培训和各类专业技术人员的继续教育培训,由区人事局具体组织实施

公共知识分子范文篇9

一、全区局级领导干部进修班

1、培训对象、名额与学制：培训对象为街道、乡镇和区直部门处（局）级领导干部和非领导职务干部，新提任的领导干部和未调训的领导干部优先安排参加学习。举办2期，每期70人，学制3个月。

2、培训内容：围绕学习贯彻十七大精神，建设省会新区，进行科学发展观、现代领导科学、法律法规、计划生育、党性教育等方面的教育培训，研讨重大理论和全区的现实问题，进一步提高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能力。

3、时间安排：第一期，3月下旬开学；第二期，5月上旬开学。

4、培训地点：区委党校。

5、学员选调及管理：区委组织部、区委党校负责。

二、全区新任村党支部书记、村主任培训班

1、培训对象、名额与学制：培训对象为新任农村党支部书记、村主任。举办1期，共100人，学制7天。

2、培训内容：以党的十七大精神为指导,结合我区农村改革发展稳定的实际,着眼于农村干部的接受能力,坚持突出重点,灵活多样,注重实效的原则，开设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构建和谐农村、加强农村财务管理、计划生育、反腐倡廉等课程，并进行警示教育。

3、时间安排：3月份。

4、培训地点：待定。

5、学员选调及管理：区委组织部负责。

三、全区组工干部培训班

1、培训对象、名额与学制：培训对象为乡镇（街道）党（工）委组织委员，区直各部门组织人事科长。举办1期，共50人，学制3周。

2、培训内容：以全国、全省、全市组织工作会议精神和《干部教育培训工作条例（试行）》为重点，围绕组织工作的基本原则、基本要求、基本程序和基本方法，就组织工作、人事工作、人才工作进行学习研讨，进一步熟悉掌握组织工作方式方法，提高组工干部业务能力和工作水平。

3、时间安排：9月。

4、培训地点：待定。

5、学员选调及管理：区委组织部负责。

四、全区拔尖人才政治理论进修班

1、培训对象、名额与学制：培训对象为**区第六批专业技术拔尖人才。举办1期，共46人，学制2周。

2、培训内容：以党的十七大精神和全国人才工作会议精神为基本内容，围绕实施“人才强区”，重点研讨如何更好地发挥拔尖人才在落实科学发展观、促进**发展中的作用等问题。

3、时间安排：9月。

4、培训地点：待定。

5、学员选调及管理：区委组织部负责。

五、全区党外知识分子培训班

1、培训对象、名额与学制：培训对象为部分党外知识分子。举办1期，共50人，学制5天。

2、培训内容：以党的十七大精神为重点，党的统一战线理论，党外知识分子的有关方针政策等。

3、时间安排：10月份。

4、培训地点：区委党校。

5、学员选调及管理：区委统战部、区委党校负责。

六、全区女中青年干部培训班

1、培训对象、名额与学制：培训对象为区直部门、乡镇（街道）科级女干部,大专以上学历,年龄在45岁以下。举办1期，共50人，学制45天。

2、培训内容：以党的十七大精神为重点，系统学习政治理论、公共知识、市场经济知识、行政机关礼仪知识、计划生育政策等。

3、时间安排：9月份。

4、培训地点：区委党校。

5、学员选调及管理：区委组织部、区妇联、区委党校负责。

公共知识分子范文篇10

关键词宪法司法化宪政法律政策学法律解释学公共知识分子

2001年，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在“齐玉苓诉陈晓琪等侵犯姓名权受教育权”案（以下称“齐玉苓案”）中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批复”，直接援引《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1982年）（以下简称“宪法”）中公民享有受教育的基本权利，判决原告胜诉，由此引发“宪法司法化”的讨论。尽管这样的讨论集中在话语层面，但是，如果不是将话语理解为一个反应性的社会表达，而是理解为一种建构性的实践，一种与“非话语实践”相对应的“话语实践”，那么，这个案件的讨论不仅有助于深化我们对宪法的理解，培养整个社会的宪法意识，而且随着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入和宪法时代的到来，这样的讨论有助于我们思考宪法确立的国家权力结构，尤其是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与最高人民法院之间在宪法解释和违宪审查问题上复杂的关系[1].一句话，案引发讨论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必须在中国的宪政理论和宪政运动的背景上来理解[2].

然而，正是在这个背景上，我们会发现在宪法司法化的讨论中存在着内在隐蔽的话语悖论或者紧张。这种紧张不仅体现在人们对“宪法司法化”这个概念的不同理解，更重要的是体现在话语内容与话语策略之间的悖论。这种悖论已经使宪法司法化的讨论陷入理论和方法上的误区。如果对于这种话语悖论缺乏清醒的认识，那么这种讨论就可能无法进一步深入下去，最终只能是一种凑热闹赶时髦的“泡沫学术”。

一、“违宪审查”还是“司法判断”

“宪法司法化”这个概念是由王磊博士最先提出的[3].正是齐玉苓案所引发的讨论将这个还躺在书本里的概念变成公共话语。如果我们除去公共话语赋予这个概念的种种想象和感情色彩，从一个法律概念的角度来分析，那么这个概念含义究竟指什么——是指将宪法作为法律渊源并由法官在司法审判中直接援引宪法条款的“法律适用”或“司法判断”（judicialjudgment）问题，还是由法院对与宪法相抵触的法律法规进行“违宪审查”（constitutionalreview）问题。这两种不同的理解会把宪政引入不同的政治制度的建构之中。

（一）“违宪审查”与“司法判断”

在宪法司法化的讨论中，齐玉苓案往往被附会为中国的“马伯里诉麦迪逊”案，后者确立了最高法院依据宪法来宣布立法机构或行政机关制定的法律或法规因为与宪法相抵触而无效的原则，这就是人们所说的“司法审查”，即“违宪审查”。司法审查不仅意味着宪法在司法判决中的运用，而且要解决法律与宪法相冲突的违宪审查问题，是一个涉及宪政中确立国家权力结构的根本问题。它是树立宪法权威的一种重要手段。司法审查作为一种违宪审查不是简单的法理学说，而是一个涉及基本宪政结构和宪政原则的政治学说。

而司法判断仅仅是法官适用法律的司法学说。司法判断在我们的法理学中常常被认为是一个简单的法律适用问题。其实二者不尽相同。在那段名言中，柯克主张国王不能审理案件，案件必须由经过专业训练的法官来审理，因为“陛下并没有学过王国的法律，那些涉及到臣民们生活、继承、财产、不动产方面的法律不是由自然理性所决定的，而是由技艺理性和法律的判断所决定的，法律是一门艺术，一个人只有经过长期的学习和经验才能获得对法律的认知”[4].柯克区分了两个概念，“自然理性”和“技艺理性”（或者“法律的判断”）。前者是每一个人都具有的一种认识事物的能力，而后者却是经过长期的学习研究，尤其是在社会实践之中获得的一种智慧。这意味着法官在案件判决中运用的不是三段论式的逻辑推理，而是在后天特殊训练和实践中获得的如何在具体个案的处理中体现普遍原则的能力，这种特殊能力就是“司法判断”。因此，司法过程是运用实践理性酌情考量的判断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所谓的“审慎”、“均衡”和“中庸”都成了法官在司法判断中的重要美德[5].司法判断意味着在司法过程中必须考虑社会的、政治的、道德的各种因素，而不是仅仅考虑法律规则的三段论推理[6].

在具体的司法判断过程中，法官究竟根据什么样的规则来解决案件，取决于不同法律制度中对法律渊源的具体规定。这里的关键在于：法院能不能使用宪法作为司法判断的依据，由此涉及的问题就是宪法是不是普通的法律？如果宪法不是立法机构制定的法律，那么就不能由普通法院来适用宪法。这就是为什么成文法传统的国家中（比如法国和德国）总是要设立特别的法院或者其他机构来解决违宪审查的原因。而对于普通法的国家，即便司法过程中可以将宪法作为援引的依据，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法官可以根据宪法而对其他法律进行违宪审查。在这方面，英国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也许正是因为这个，尽管美国早期的司法判决受到柯克学说的巨大影响，但是马歇尔在阐述司法审查的原则的时候，对于美国法律传统中所熟悉的这个柯克传统只字不提。因为马歇尔将法院理解为一个权力制约平衡的宪政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不仅仅是法官援引一般法律规则的普通法传统问题[7].

（二）宪法司法化：宪政的特洛伊木马

如果我们将司法审查与司法判断作为话语分析的参照系，那么学者和法官们在使用宪法司法化这个概念的时候，究竟是指司法审查还是仅仅指司法判断呢？无疑，就齐玉苓案而言，该案以及最高法院的批复仅仅涉及司法判断问题，与违宪审查意义上的司法审查没有任何关系。但是，在这个案件所触发的争论中，司法审查问题已经和宪法司法化的问题纠缠在一起了。

黄松有法官就明确将这个案件所引发的问题归结为：“公民在宪法上所享有的受教育的基本权利能否通过诉讼程序获得保障和救济？或者说宪法是否可以作为法院裁判案件的法律依据而在裁判文书中直接援引？”“所谓宪法司法化，就是指宪法可以像其他法律法规一样进入司法程序，直接作为裁判案件的法律依据。”实现宪法司法化就是“在司法实践中可以逐步将宪法引入诉讼程序，直接作为法院审理案件的法律依据而在裁判文书中援引”[8].宋春雨法官更是从司法判断中的法律推理角度出发，细致地分析了在齐玉苓案中援引宪法完善侵权法体系的法理依据[9].这两位法官的论述从一般理论到具体的法理，从原理到技术相互呼应，形成了从司法判断中援引宪法的角度来理解宪法司法化的

最直接的、最核心的话语。在这样的话语中，并没有宪政意义上的违宪审查问题。王磊博士也坚持这种主张。在他看来，宪法司法化的基本含义就是宪法和普通法律一样应当被法官适用于具体的审判活动中，其法理依据就在于“宪法首先是法”，否则，“我们感觉不到宪法的存在。”[10]由此，问题的关键就在于是不是所有的宪法条款可以在司法判断中加以考虑和援引[11]但是，司法判断意义上的宪法司法化概念受到质疑。乔新生教授提出：“这种直接依据宪法进行裁判的司法行为能否被称为‘宪法司法化’？假如在现实生活中确实遇到了法律或行政法规没有明确规定，或者虽有规定但不能适用，而不得不援用宪法作出裁决的情形，我们能否将此称为‘宪法司法化’呢？”[12]在他看来，所谓的宪法司法化应当是指法院根据宪法来审查法律是否违宪的违宪审查问题，而最高法院在这个案子中涉及的不过是对宪法的司法解释。这种对宪法司法化的理解与上述将宪法司法化看作是司法判断中援引宪法的观点截然相对立。

正是从违宪审查的角度，许多学者认为齐玉苓案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宪法司法化的案件。这个案件仅仅具有符号或者象征的意义[13].我们只能从这个案件出发思考如何建立中国的违宪审查制度问题[14].尽管如此，宪法司法化在实际上却是一个话语圈套，因为一旦主张司法判断意义上的宪法司法化，也就自然地隐含了违宪审查的意涵。黄松有法官在一句不经意的话中透露出这个秘密，他认为：“1803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审理治安法官马伯里诉麦迪逊一案时，首法官马歇尔在该案的判决中宣布：‘立法机关制定的与宪法相抵触的法律无效。’由此开创了宪法司法化的先河。”[15]从他前面对“宪法司法化”概念的定义看，这仿佛是一种自相矛盾的表述。但这种矛盾仅仅是表面上的，他可能有意地借助这种概念本身的歧义将违宪审查潜藏在宪法司法化的概念之中。因此，宪法司法化就成了法官和法学家们的特洛伊木马，通过一个司法审判概念将国家权力分配的宪政概念偷运进来。宪法司法化表面上是一套关于司法判断的法理学说，而实际上是一种涉及国家权力结构的政治学说。因为人们都清楚，由于中国法律的金字塔等级体系，只要宪法进入司法判断领域，就意味着法官可以根据宪法来否定其他法律在司法判决中的效力。在这一点上，中国的法官并没有马歇尔当年所面临的理论挑战，因为，宪法序言中明确规定：“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

（三）话语共识：表面的与实质的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围绕宪法司法化的话语，已经从司法判断和违宪审查这两个不同的角度形成了基本的概念分歧[16].这些概念分歧可能有助于人们驱除概念上的迷雾而形成实际上的共识。但是，人们在使用宪法司法化的时候往往含糊地同时包括这两种不同的内容，无论是支持还是反对宪法司法化，往往因为概念的误区而陷入混战之中。

正是在这种混战中，特洛伊木马缓缓进城了。人们在这种概念分歧下最终形成了三个基本共识：第一，尽管齐玉苓案本身可能不是一个真正的宪法诉讼案件，更不是一个违宪审查案件，但是作为一种符号象征意义，它可以促使人们关注中国的宪法问题，引发整个社会对用宪法保护公民权利的重要性的关注。第二，宪法不应当仅仅理解为一种政治纲领，而同时必须被理解为法律，如果不是全部，至少一部分应当可以被法官加以解释；如果这种解释不能进行违宪审查，至少在法律、法规没有规定的情况下可以援引，以保护公民的基本权利。第三，必须考虑建立中国的违宪审查制度，能否采用司法审查是涉及政治结构的重大课题，需要认真对待。

一句话，宪法必须加以法律化，宪法必须和民法、刑法等这些部门法一样，看作是法律的一种而不仅仅是政治纲领性文件，必须和普通的法律一样成为司法机关在司法判断中认真考虑的对象。可以说，宪法司法化的话语所形成的真正的实质性的共识，就是“从法律的角度来认真对待宪法”。

二、“宪法缺场”的话语悖论

既然在宪法司法化话语中形成了“从法律的角度来认真对待宪法”的基本共识，那么无论在哪一种意义上坚持或者反对宪法司法化都必须面对一个问题：我们的宪法是如何思考和规定宪法司法化或违宪审查制度的呢？正是在这一点上，我们看到在宪法司法化的话语中，即使是“认真对待宪法”这种实质性共识其实也不过是一个表面共识，因为对于“如何认真对待”的问题，可以有两种不同的态度：一种就是把宪法看作是需要解释的法律权威加以认真对待，通过对宪法规则的法律解释来思考宪法司法化的问题；另一种就是把宪法作为社会规范来对待，从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的角度来思考宪法司法化的问题。也就是说，在宪法司法化的话语中，究竟是采用“法律政策学”还是采取“法律解释学”的立场？

（一）法律政策学与法律解释学

需要说明的是，这里所说的法律政策学和法律解释学不是关于法律内容的具体主张的实质性区分，而是一种法律方法、视角和立场的区分。一般说来，法律政策学采用“法律的外在视角”[17]，也就是从法律的外部来看待法律。这种视角关注的与其说是法律本身，不如说是法律与其他社会现象的关系，而且更主要的是将法律现象和法律规则还原为其他的社会现象。这种“法律索引论”从法律入手索引到法律背后更大的支配法律的力量。与这种法学方法相一致，法律政策学有意识无意识地将法律看作是一种特殊的工具，而采取了一种工具主义的立场。法律要么是一种反映性力量，要么是一种建构性力量。法律如果不是反映普遍自然法的原则，作为实现普遍价值追求的工具，就是反映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工具；如果不是反映历史文化意识形态，成为捍卫民族文化的工具，就是反映统治阶级的意志，成为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的工具。因此，法律政策学的理论主张一般都会诉诸哲学、历史、社会学、政治学或者经济学的宏大话语的叙述策略。

相反，法律解释学采取了法律的内在视角，将法律规范或者规则看作是惟一关注的对象。在注释法学的视野里，整个世界就是一个法律的世界，任何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等等的要素只有转化为法律才是可以理解的。这种方法不仅将吵嘴打架的日常小事理解为“侵权之债”，而且将国家本身都理解为一种法律规范。在这个意义上，法律就是一门独立的科学，与其他学科没有直接的关联，研究法律尽管要了解法律赖以存在的社会经济状况或者文化意识形态，但是这些东西只有在法律规则的理解中才是有意义的。法律尽管要服务于某种道德、政治、经济或社会文化的目的，但是，这种服务是通过法律规则的内在解释完成的。因此，法律解释学采取的不是宏大话语，而是小心翼翼的法律解释和法律推理。

从这两种不同的立场来看待宪法，关键在于，宪法是工具还是教义？从法律政策学的角度来说，宪法作为法律依然不过是社会政治经济力量的反映，因此宪法不是至高无上的，有更高的政治理想；宪法也不是最具有权威的，因为还有更高的主权意志或者说人民意志。在这个意义上，宪法虽然在法律体系中可能是最高的法律，但依然是某种工具，是实现政治理想或者阶级意志的工具。但是，从法律解释学的角度看，宪法就是最高法律规范，是一切法律规范的渊源，

其他法律规范都是从宪法这个“基本规范”中引申出来的[18]，任何其他的法律规则只有在获得宪法这个规则的认可之后，才能具有法律规则的效力。[19]在这个意义上，宪法就可以理解为一种教义，和最高的权力源泉是同一的。就像上帝的意志体现在《圣经》中，真主的意志体现在《古兰经》中，人民意志就体现在宪法之中。如果说在宪法之外还有什么人民的意志，那么至少在法律解释学看来，这显然是一种自相矛盾的说法。

（二）宪法司法化的政策依据与难题

在宪法司法化的讨论中，为宪法司法化提供合法性依据的话语策略主要采取了法律政策学的立场，即从党的政策、领导人的讲话和整个社会上流行的意识形态话语来论证宪法司法化的合理性。坚持宪法司法化的黄松有法官就采用这种法律政策学的宏大话语策略，创造性地理解中共中央领导人的讲话和“三个代表”的思想来论证宪法司法化的合理性[20].

在这种法律政策学的话语策略中，尽管反复强调宪法对于时代的重要性或者说与时俱进落实宪法的重要性，但是，这种宪法是抽象的宪法，而不是具体的宪法，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这个具体的宪法文本，而是抽象的宪法理念。如果以宪法文本为依据的话，由此而来的问题就是：如果要落实宪法实施，就要看宪法中是不是规定了宪法司法化。如果宪法中没有规定宪法司法化，那么，是不是意味着根据社会政策的需要和改革发展的需要，可以采取违宪的方式实现宪法的司法化？看来，宪法司法化的叙说遇到了一个宪法上的难题。

这个难题被童之伟教授抓住了。他认为许多论者在这个问题上实际奉行的是双重标准——现实的和理想的宪法在同一语境中交替使用，不仅违宪审查意义上的宪法司法化与现行宪法是矛盾的，而且司法判断意义上的宪法司法化也与宪法中规定的法院的职权是不相符合的[21].那些比童教授温和的反对意见尽管在原则上支持司法判断意义上的宪法司法化，也依然反对违宪审查意义上的宪法司法化，也认为这种制度与我们现行的宪法制度是不一致的，甚至有违宪的嫌疑[22].

与他们所反对的宪法司法化主张一样，这些论者也同样采用法律政策学的论证策略。童之伟教授对宪法司法化主张的批评不是集中在对宪法条款的解释上，而主要是从法律社会学的角度来分析中国社会转型中的“司法抢滩”问题，并从政治立场来批评这种现象，认为宪法司法化“意味着主张将现在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掌握的宪法监督实施权和全国人大常委会掌握的宪法解释权都转移到最高法院手中，意味着可以对全国人大或其常委会的立法进行合宪性审查，意味着最高国家审判机关取得与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相同或平等的宪法地位。一句话，意味着根本改变我国的政权组织体制”[23].

（三）宪法的缺场

无论是赞同还是反对宪法司法化，这些话语叙述都采取了法律政策学的论证策略，都关注与时俱进的问题、政治正当性的问题，因此，在这场关于宪法司法化的讨论中，真正的宪法“缺场”了。很少有人从法理上追问人民法院进行宪法司法化的宪法依据是什么？是不是任何一级法院，包括派出法庭，都可以在司法判决中援引宪法作为判决依据呢？宪法规定人大常委会“解释宪法”的职权是不是已经排除了司法机构对宪法的解释？宪法中明确规定人民法院“行使审判权”是不是隐含着法院就可以解释宪法呢？

正是由于宪法的缺场，使得上述问题并没有在宪法司法化的讨论中得以阐明，我们依然不清楚宪法是如何来规定与宪法司法化相关的种种问题的。一句话，我们仅仅知道一些抽象的概念，而不知道可以操作的法律规则的具体规定。正是由于法律解释学方法的缺失，使得坚持宪法司法化的主张暴露出宪法上的弱点，从而被戴上违宪的帽子；同样，反对宪法司法化的主张也显得表面上振振有词，但是缺乏宪法上的充分证据，给人留下扣政治帽子的嫌疑。这种法律解释学方法的缺失，意味着“从法律角度认真对待宪法”这种共识陷入到话语悖论中。

尽管我们说“从法律角度认真对待宪法”是宪法司法化的话语中所形成的共识，这个共识的目的是为了将宪法从“束之高阁”的政治纲领降低到法律操作的层面上，但是，从我们上面分析的话语策略来看，所谓降到“法律层面上”仅仅降到了法律政策学的政治意识形态的话语层面上，并没有降到法律解释学的规则操作层面上。所谓“认真对待宪法”不过是在认真对待宪法观念或宪法原则，而不是认真对待具体的宪法条款，认真对待西方的（尤其是美国的）宪法，而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由此宪法司法化的实质性主张与话语层面上的“宪法政策化”形成了明显的悖论。前者要在法律层面上认真对待宪法，而后者恰恰在法律解释的层面上忽略了宪法，前者要将宪法从政治纲领的地位上拉下来，而后者又将宪法重新放在政治纲领和社会政策的层面上加以叙述。

三、法学家公共知识分子的难题

此场讨论中，为什么真正的宪法缺场了呢？为什么那些宪法司法化的主张者对宪法中白黑字明文规定的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宪法解释权保持沉默呢？为什么法官在坚持宪法司法化的时候不是从宪法中寻找依据，而要在政治意识形态的宏大话语中寻找合法性呢？宪法司法化中表现出来的这些话语悖论绝不是某个法学家或者某个法官个人的问题，而是整个法学界所面临的问题，这些问题展示了公共知识分子在推动当代中国宪政进程中所面临的两个难题。

（一）变法心态与文人政治

在20世纪90年代市场经济和依法治国的背景下，法学家（当然最主要的还是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以社会科学的名义取代了80年代人文知识分子而扮演了“立法者”的角色。他们不断地给政府、法官和民众提供各种专家意见，建议如何进行立法，如何进行审判，不断地为改革鼓与呼。从刘燕文诉北大案中隐含的“法律正当程序”到齐玉苓案中隐含的违宪审查的“宪法司法化”，法学家在司法改革的洪流中高唱“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该出手时就出手”。人民大众、媒体、法学家和法官这种心照不宣的默契其实和这20多年来的“变法”背景是联系在一起的，由此也养成了一种普遍的“变法”心态。

而正是在这种变法背景和变法心态中，法学界容易流行的是公共知识分子的法律政策学，而不是强化法律共同体的法律解释学。不仅法学家如此，连法官也是如此；不仅法理学如此，连民法、刑法和行政法等部门法也往往如此。我们对待无论重大的宪法问题还是细微的法律案件，往往喜欢从领导人的讲话、神圣化了的西方宏大理论、抽离历史的西方成功经验出发来论证“应当”如何进行改革，法律政策学已经构成了法学家们思考问题的方式。我们仅仅知道如何不断地改革、变法，但是不知道如何尊重已经建立起来的法律秩序和法律传统。我们习惯于修改宪法，而不习惯于解释宪法，不知道如何从已经确立的法律秩序中生长出新的规则，由此形成了“有法律而无法制”、“有宪法而无宪政”的局面。

正是这种不自觉中养成的变法心态导致宪法的缺席。这种心态使得法学家们的思考处于悖论之中。一方面不断地推动社会变革，另一方面惊呼大规模的移植法律造成了法律条文与法律实践之间的巨大差距，由此导致了“制度断裂”[24

].一方面惊呼人民对法律丧失了信仰，希望建立稳定的法律秩序和信仰法律的心态，可另一方面却将目光盯在未来可能建立的那个完美的法律制度，而忘却当下已经存在的法律制度。一方面为了推动宪政改革，法学家必须采取法律政策学的话语策略，借助各种强势话语来论证其必要性，但另一方面，这种论证有可能将宪法问题意识形态化，由此是否坚持“宪法司法化”不再是一个如何理解宪法规则的宪法解释问题，而是一个正确与错误、法治与人治、开放与保守、学习西方与固步自封的问题，说到底宪法问题变成了一个政治正确性的问题。一旦宪法司法化变成了政治正确性的问题，而不是基于宪法至上的如何理解宪法规则的问题，是不是宪法司法化就不是由宪法说了算，而是由政治意识形态说了算。如果大家的政治意识形态彼此不同，那么最后只能是谁的话语权力大就由谁说了算，其结果要么导致宪法的崩溃和瓦解，要么就只能采取宪法问题不争论的鸵鸟政策。

更为严重的是，当法学家将法律大众化的时候，尤其是将宪法大众化的时候，一个可能的危险就是将宪政问题转变为一个浮夸的、诉诸情感而不是理智、只有抽象理念而没有操作基础的“文人政治”[25]，将宪政理解为简单的修改宪法，仿佛设计一套完美的宪法就实现了宪政。这种“法治浪漫主义”[26]如果和普遍的变法心态联系起来的话，就更能看出公共知识分子在宪政建设中所面临的困难。一方面，我们之所以追求宪政，不仅是因为宪政保护公民权利，而且是因为宪政保持了一个稳定的政治秩序，避免了暴力和革命。“宪法至上”的宪政原则就是希望在宪法所维持的法律框架内来解决各种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然而，另一方面，变法心态使得人们不是在宪法框架和法律规则的内部来寻找解决问题的出路，而是在宪法和法律之外通过“变法”甚至“革命”来解决问题，由此构成了宪政建设中的变法／革命与宪政之间的紧张[27].

（二）宪法：司法化与政治化

整个社会变法心态的养成其实和中国现代化的进程息息相关。作为一个后发达国家，现代性在中国的展开从一开始就处于西方压迫下而成为“命定的现代化”。作为这种现代性的一部分，宪政建设在中国一直处于西方宪政理论和历史经验的影响之下。一方面，西方宪政理论和历史为我们提供了许多可供学习借鉴的经验，但是，另一方面宪政建设不同于科学技术，也不同于市场秩序的建设，它和一个国家的历史、现实和民族特性之间有着密切的关联。如果说我们可以全面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可以照搬市场经济体制以及与此相适应的私法体系，可以在WTO规则下修改我们的法律制度，那这是不是意味着我们也可以照搬西方的宪政模式呢？在宪法司法化或者法律化的背景下，这个问题变得尤为复杂。

在此，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所说的宪法究竟是什么？宪法究竟是“法律”还是“法”。法和法律的基本区别是：法律由专门的立法机构所制定，它就是立法；而法则可能是历史形成的，是上帝植入一个民族的灵魂中的，因之，法不是人为的建构，而是对这种根本法则的发现[28].按照这种区分，法律是我们可以照搬照抄的，法是不可能照搬照抄的，因为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民族精神，都有自己独特的心灵习性，都有自己不同的政治使命。

在宪法司法化的理论背景下，宪法被理解为一种法律，甚至是可以在司法诉讼中适用的法律，从保护公民权利的角度讲，宪法司法化在中国与司法审查在美国没有什么根本的差别。中国的宪法诉讼应当学习美国，通过司法诉讼来保护公民权利就成了顺理成章的思路。但是，这种理解很快就遇上了法理上的困难。首先，并不是所有的宪法条款都可以司法化。其次，我们的宪法序言甚至总则并不符合法律规则的要求。由此可见，宪法并不能简单地理解为法律。

在法理上，法律是由立法机构制定的，但是，它的合法性何在？为什么不由司法机构来制定法律？这是因为立法机构制定法律的合法性本身是由比法律更高的法所规定的，这个“高级法”就是宪法。因此，宪法从来不是由普通的立法机构所制定的，而是在关键时刻由特殊的制宪会议来创立的。在这个意义上的“立法者”绝不是普通的“法律制定者”，而往往是一个民族命运的缔造者，也可以被看作是“半神的人”，由此他们才会获得克里斯马的宗教魅力。

由此，宪法就是建国之法，是关乎一个民族生存的根本大法。宪法必须与创建国家联系起来才能加以理解。而国家的创建不仅与人性有关、与命运有关、与民族精神有关，而且与民族的政治理想有关。因此，宪法不能仅仅在保护公民权利的法律意义上来理解，还必须在国家政治理想的意义上来理解。这取决于这个民族究竟是不是一个政治民族。

所谓政治民族是追求政治领导权的民族，是主宰其他小国命运的民族大国，是由此为人类的普遍命运承担责任的民族。因此，一个成熟的政治民族除了坚定地捍卫本民族的利益，还必须清楚地意识到自己对人类文明所担负的责任，清楚地认识到为人类建立怎样的文明秩序[29].这样的秩序就是通过“法”或“宪法”来体现的。因此，一个政治民族的问题就是要面对人类历史回答：“什么是你的贡献？”在这个意义上，一个政治民族的宪法是不可能简单地模仿其他民族的宪法，它必须从本民族的精神出发，对人类文明的普遍秩序有所贡献。正是从政治民族的角度，我们才能理解我们的宪法序言所表达的政治理想，我们的宪法也决不能从保护公民权利的社会契约学说来理解[30].

由此，在司法化或者法律化的同时，宪法还必须政治化，即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个政治立场上理解我们的宪法。我们必须要警惕“只顾埋头拉车，不顾抬头看路”这种单纯的法制主义的危险，必须从政治民族和国家利益的高度来理解我们正在进行的宪政建设。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既要将宪法从政治纲领位置下降为可操作性的法律规则，同时又要将宪法上升为至高无上的政治权威。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要回到法律政策学的立场上，相反，必须将宪法政治化建立在法律解释学的立场上，也就是说，有必要将宪法解释学与普通的法律解释技术区分开来，因为宪法解释从来都是对政治原则的理解。宪法政治化说到底是要将法律政策学的主张通过宪法解释的技术吸收和纳入到宪法中来，变成宪法的一部分，而不仅仅是宪法学说的一部分。也就说是，法律政策学的主张不仅应当通过修宪的方式变成宪法的一部分，而且要通过司法解释的方式变成宪法的一部分。这意味着我们的宪法学家既要有政治哲学家的思想和眼光，又要具有法学家的专业解释技术，在宪法的司法化与宪法的政治化之间保持张力和平衡。

四、结论

宪政就是人们在共同遵守宪法原则和规则下所进行的政治活动。因此，宪政的核心就是树立宪法至上的权威地位。这种宪法不是观念上的宪法，而是在政治生活作为规则生效的宪法。尽管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采用法律政策学的立场对于推动宪政的发展，尤其是对于建立合理的宪政制度具有重要的意义，但是，从长远来看，由于法律政策学对现行宪法本身的合法性提出了质疑，甚至贬低或漠视现行宪法文本的具体规定，这种宪政诉求不利于确立稳定的宪政秩序。近代以来法国和德国宪政的历史大体如此，中国近代的宪政运动也说明了这一点。

无

疑，任何宪法只要是由人制定的，那么就必然具有缺陷，从来就没有完美的宪法。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如何对待这种宪法上的缺陷。我们是在尊重宪法最高权威的基础上，通过宪法解释技术来弥补这种缺陷，还是采取蔑视和批判现行宪法的立场，主张制定完美的新宪法？换句话说，究竟是采取法律解释学的立场，还是法律政策学的立场？这不仅是两种不同的学术进路和主张，而且是两种不同的政治态度或政治德性。

一方面，采取法律解释学进路无疑对法学家的智力提出了更大的挑战，因为他要运用高超的法律解释的技艺，对宪法进行全面充分的理解，由此将社会变迁导致的新要求纳入宪法的框架中，从而消弭宪法文本的稳定性与社会生活的巨大变化之间的冲突和紧张，就像马歇尔通过对美国宪法的充分解释来弥补宪法中没有规定违宪审查问题的缺陷一样。正是通过法律解释学才能真正展现一个法学家专业知识分析的法律智慧和独特贡献，法学正是在这种地方获得了自己的自主性，法律才成为任何公共知识分子和其他领域的知识分子所无法企及的一门艺术，这是法律人特有的技艺。因此在宪法问题上，法律人应当避开公共知识分子肤浅的启蒙话语，而应当向社会大众展现真正的法律智慧和法律逻辑的魅力。如果说美国宪政的历史有什么值得我们学习的话，那首先就是学习宪法解释的智慧，但更重要的是，我们必须学习美国的法学家和大法官们那种相信宪法已经提供解决所有问题答案的强烈“信念”，他们对宪法本身的完美无缺持一种信仰的态度[31].正是在这种信念的基础上，他们不断地采取法律解释学的立场，通过解释宪法来确立宪法的神圣地位，从而用一部宪法来囊括二百多年巨大的社会变迁[32].

另一方面，法律解释学将宪法看作是神圣的教义。采取这种方法的法学家们对宪法权威的捍卫不是采取“脱口秀”式的说教，而是通过艰苦的宪法解释来展现宪法本身的丰富内涵，从而将捍卫宪法的神圣地位落实在具体的案件或者具体的问题之中。这种身体力行的努力，以及法律解释学本身所固有的遵从权威、仔细辨析和审慎节制的保守特征恰恰成了一种政治上的美德。这种政治上的美德不仅有助于抵制无根据的理论空谈，避免落入缺乏现实基础的抽象原则辩论，将政治原则落实到对法律规则的理解当中，而且有助于抵制消极等待的心态，因此，宪法解释学就可以成为法学家专业知识分子抵制文人政治的有效手段。与此同时，由于宪法作为法律规则本身在结构上具有开放性，对宪法的解释又可以避免因循守旧的保守主义，而通过法则本身的演进来在改革与稳定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和平衡。如果说这种中庸的渐进改革曾经是经济改革取得成功的重要经验，那么，它也可以有效地运用到围绕宪政展开的政治体制改革中。以稳定来保证变革，以变革来促进稳定，无疑是成熟的政治改革所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

因此，如果我们希望宪法司法化的讨论能够成为宪政运动的一部分，那么就应当从法律解释学的立场出发，考虑宪法司法化的主张本身是不是具有宪法上的依据。这意味着我们必须采取宪法解释学的方法对宪法及其修正案进行解释，通过对宪法文本的解释来寻求最高人民法院解释宪法甚至实行违宪审查的宪法依据[33]，从宪法上来理解什么是宪法上所说的“受教育权”[34].只有采取这种宪法解释的技艺，我们才能避免各种宪法意识形态的影响。法律解释学的立场和方法，是法学家摆脱被某种政治力量操纵从而获得自主性的惟一有效的知识方法。正是利用这样的方法，我们要从解释宪法规则的角度来问一个问题：宪法中规定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宪法解释权是不是就排斥了人民法院在司法过程中解释宪法的权力？为什么“受教育权”要作为基本权利规定在宪法之中？由此我们才能为宪法司法化提供宪法解释学上的依据。正是对这类问题的细致分析和解答，法学家才能摆脱公共知识分子的意识形态立场，他们既不是人民法院的同谋者，也不是全国人大常委会的代言人，而是一个真正独立的知识群体。法学家服务的不是每个政治机构的利益，而是服务于法律的真理，服务于建立良好政体的普遍政治原则。在这个意义上，法学家甚至不是人民的代言人，也不是简单的权利捍卫者，法学家就是理想国中的城邦护卫者。倘若如此，思考宪法问题，除了法律的维度，还必须增加政治哲学的维度，宪法在法律化或司法化的同时，还必须政治化。

「注释」

[1]随着法治的进展，中国的改革将会迎来一个“宪政的时代”。在这个时代中，宪法解释权的运用将涉及国家政治权力资源在改革中的重新配置。参见强世功《中国距判例法有多远》（《21世纪经济报道》2001年2月12日）；强世功《WTO与中国的司法改革》（《最高人民法院报》2001年3月16日）。宪法司法化的呼声无疑可以看作是最高人民法院有意识或无意识地触及宪法解释权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被一些学者看作是司法权自我扩张的所谓“司法抢滩”，参见童之伟《宪法司法适用研究中的几个问题》，信春鹰编《公法》第三卷，法律出版社，2001年。

[2]概略地说，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的宪政运动主要集中在政治民主化方面。90年代以来，尤其是“依法治国”写入宪法之后，通过法治来促进民主的宪政方略被学者和社会所普遍接受，参见季卫东《中国：通过法制迈向民主》，载《战略与管理》1998年第4期。事实上，在关于宪法司法化的讨论中，许多人都意识到其中的宪政意涵，参见江平等《宪法司法化四人谈》（《南方周末》2001年9月13日）。有人认为“宪法与宪政的一个重要发展趋势”，“就是宪法权利司法化势头的形成与发展”，参见陈云生《宪法权利司法化及司法保护》（《法制日报》2001年8月19日）。尽管如此，许多学者对通过宪法司法化的制度构造来推动宪法发展在理论上和制度操作上表示怀疑，参见童之伟《宪法司法适用研究中的几个问题》；沈岿《宪法统治时代的开始？——“宪法第一案”存疑》（htpp:///research/academy/details.asp？lid：2599）。

[3]参见王磊《宪法司法化》（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页以下。

[4]参见爱德华·考文《美国宪法的“高级法”背景》（强世功译，三联书店，1998年）第35页。

[5]波斯纳：《法理学问题》第二章，苏力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

[6]卡多佐：《司法过程的性质》，苏力译，商务印书馆，1998年，第1页以下。

[7]尽管在司法判断的法律技术问题上，美国沿袭了英国的普通法传统，但是美国将这种传统运用在全新的政治基础之上，即美国坚持“人民至上”或者“宪法至上”，而不是“议会至上”。作为宪法审查的司法审查制度就是将普通法的法律技术运用到解决国家权力分配的宪政问题上。参见LarryD.Kramer，TheSupremeCourt，2000Term—Foreword：WetheCourt，115Harv.L.Rev.4（2002）。

[8]黄松有：《宪法司法化及其意义》，《人民法院报》2001年8月13日。

[9]

宋春雨：《齐玉苓案宪法适用的法理思考》，《人民法院报》2001年8月13日。

[10]王磊：《感觉宪法的存在》，/research/lgyd/details.asp？lid=632.

[11]李忠、章忱：《司法机关与宪法适用》，信春鹰编《公法》第三卷。

[12]乔新生：《评一则改变中国宪政的司法解释》，/qiaoxsxianfasifahua.htm.

[13]张志铭：《也谈宪法的司法化》（/zhangzmxianfasifahua.btm）；江平等：《宪法司法化四人谈》。

[14]李步云：《建立违宪审查制度刻不容缓》（www·/libyweixianshencha.htm）；袁骁乐：《试论我国违宪审查制度的建构》（/yuanxlweixianshencha.htm）；费善诚：《试论我国违宪审查制度的模式选择》（/weixianshenchamoshifei.htm）；季卫东：《合宪性审查与司法权的强化》，《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2期；王禹：《齐玉苓案所引发的宪法思考》（/wangyuqiyuling.htm）。

[15]黄松有：《宪法司法化及其意义》。

[16]比如王磊和王禹就在司法判断的含义上来用宪法司法化这个概念，同时分别用司法审查和宪法诉讼或违宪审查这些概念来称呼违宪审查；而乔新生则在违宪审查意义上使用宪法司法化，而将司法判断问题称之为宪法解释，季卫东也称之为宪法解释，而童之伟则称之为宪法（司法）适用。

[17]关于法律的“内在视角”和“外在视角”的区分，参见哈特《法律的概念》（张文显等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导言部分。

[18]凯尔森：《法与国家的一般理论》，沈宗灵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第124—126页。

[19]哈特：《法律的概念》，第102—103页。

[20]黄松有：《宪法司法化及其意义》。

[21]童之伟：《宪法司法适用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22]沈岿博士就已经提到宪法司法化在宪法上的困难，那就是中国采取的类似“议会至上”原则的“人民代表大会制”。他认为化解这种困难的方式是通过强化行政诉讼来解决。“在具体的普通法律缺位或者含糊而当事人提出行政行为违宪时，可尝试用宪法直接规范行政机关的行为。”参见沈岿《宪法统治时代的开始？——“宪法第一案”存疑》。

[23]童之伟：《宪法司法适用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24]强世功：《法律移植、公共领域与合法性——国家转型中的法律（1840—1981）》，苏力、贺卫方编《20世纪的中国：学术与社会》（法学卷），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

[25]托克维尔曾经用“文人政治”这个概念来描述并批评法国大革命前夕文人知识分子从抽象的理念出发来讨论政治的状况。参见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冯棠译，商务印书馆，1992年）第174—183页。相比之下，托克维尔把美国的法律人（1awyers）看作是抵制文人政治和“多数人暴政”的力量，参见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上（董果良译，商务印书馆，1988年）第302—310页。

[26]郝铁川：《依法治国需要防止法律装潢主义和法治浪漫主义》，《法苑》2002年第1期。

[27]参见袁伟时《从孙袁妥协到“二次革命”：政治策略与民初宪政的历史经验》，载《战略与管理》2000年第6期；袁伟时《民初“护法”与法治的历史经验》（）。

[28]哈耶克：《法、立法与自由》，邓正来、张守东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1年，第1页以下。

[29]韦伯：《民族国家与经济政策》，甘阳译，三联书店，1997年，第93—96页；同时参见MaxWeber，PoliticalWritings，ed.byPeterLassmanRonaldSpeirs，CambridgeUniversityPress，pp.16，75——79.

[30]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序言”的细致解读，参见强世功《基本权利的宪法解释：以齐玉苓案中的受教育权为例》，《思想与社会》第4期，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

[31]在现代社会中，我们不会相信宪法是完美无缺的，但是，宪政本身对宪法权威的强调又要求我们对宪法采取一种信仰的态度。因此，对宪政的信仰就成了法律共同体必须具备的与法律虚无主义作斗争的伦理品质。这种伦理的开始可能就是季卫东先生所谓的“假戏真唱”，明知宪法可能是不完善的，但是还必须坚信宪法本身是完善的。参见季卫东《宪政的复兴》，载《二十一世纪》1998年第3期。

[32]GeorgeP.Fletcher认为美国宪法就被看作是一种宗教教义般神圣的文本。这不仅体现在一个权威的法律文本，而且主要体现在美国法律人对宪法不断的解释以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他认为西方法律中除此之外还有《法国民法典》和《德国民法典》也具有类似的神圣地位。参见GeorgeP.Fletcher，ThreeNearlySacredBooksinWesternLaw，54ArkansasLawReview，1—18（2001）。